记 忆 2009年9月15日第23期 REMEMBRANCE 总第三十三期 2008年9月13日创刊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革研究 —————————————————————————————————— 本期目录
周年寄语 本刊编辑部 为《记忆》一周年作
本刊特稿 沈迈克(瑞典) 评《记忆》
昨日心迹 王林、王端阳 父子文革日记(1966.8.1—9.30) —————————————————————————————————— 【周年寄语】
为《记忆》一周年作
本刊编辑部
适值《记忆》问世一周年之际,有幸躬逢中共开国一甲子。且仿六十大庆之宣传方针,为鄙刊总结成就如次:一年之中,《记忆》出刊三十三期。发表文字170万有余。“国史笔谈”系《记忆》独创,若干佳构由《记忆》首发。本刊读者自耄耋耆宿至少年新锐,五洲四海星罗;本刊作者从国史专家及民间学人,宇内寰中棋布。英国伦敦大学《中国季刊》发表著名汉学家热情推介之文,俾《记忆》名满欧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恳请打印装订之权,便师生查阅典藏。况有海外出版公司垂询《记忆》之版权,国内网站恭候《记忆》之续期。 但歌功颂德,钻皮出羽,非《记忆》之长。陈败述难,洗垢求瘢,乃拙文之旨:独创者,因书贵稿缺,中途而止;首发也,缘刊多文稀,继而维艰。然则作者铁肩辣手,无名无利,坚守良史之职志,不求闻达;编者曲意低调,如履如临,苟全性命于盛世,唯恐早夭。 倘天假以年,延喘来日,将继往开来,拾遗补阙:增设专栏,绍介译著,借他山之石,研华夏之玉;并延揽才俊,登辟入泮,启青衿之笔,补国史空白。 区区此愿,诸君谅察。 2009-9-13 —————————————————————————————————— 【本刊特稿】
评《记忆》*
沈迈克(瑞典) 微尘译 启之校
时至2008年,研究文革的学者们又多了一个理由去铭记9月13日这个特殊的日子。理由之一是广为人知的:1971年的这一天,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林彪,乘坐三叉戟飞机在蒙古草原上坠毁,从这个世界出发去见另一个世界的卡尔•马克思了。理由之二,第一代中国文革研究中的首席学者王年一教授在2007年的这一天去世。现在,有了第三个理由——文革研究的学者们可以将2008年的这一天,作为《记忆》创刊号的日子来庆祝。这是第一个专门针对文革进行学术研究的刊物。至2008年年底,该刊已出版了九期,每期将近70页。 《记忆》是一份由中国的文革史学家编写的电子刊物。它昭续了五四时代知识分子携手探索的传统,既不以观点一致为重,亦不与同派政见为伍。其愿望仅仅是摒除偏见,追寻史实。它的部分撰稿人记述了毛泽东时代政治金字塔尖上的个人经历,其中包括中共九大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成员的政治秘书及其退休的助理。其他的撰稿人则重在历史探索和档案研究。它的主办者是中国现代史学家中的佼佼者,他们参加了民间发起的2006年首届非官方纪念文革四十周年北京研讨会(关于该研讨会的评论,请见《中国季刊》,2007年6月第190期,P492-93)。在《记忆》的目录中,欧洲和北美学者也不时地出现在上面。该刊虽是中国人一个冒险性的尝试,但时至21世纪的今天,已经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文革研究的全球化。 该刊的主办者在“发刊词”中,慨叹了文革发生在中国,“文革研究成果在国外”的可悲事实。并告诉人们,此刊之出版就是“为了改变这一现状的微薄努力。”因此,他们把“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革研究”作为创办此刊之目的。 从已经问世的九期的内容来看,主办者在这些方面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功。曾经有不少人提到在中国互联网为推动研究和交流所带来的革命,以及实际或潜在的影响。显然,如果没有无纸发行和网络即时多方供稿这些渠道,《记忆》可能永远不见天日。……(此处有删节) 《记忆》提供的是低成本、高质量、拒绝花架子的研究。可以说,这是一个有实在内容,无花俏外表的刊物。从第九期开始采用的超级链接——点击目录即可直达其Word格式的文章,就是它使用到的全部“高科技”。该刊每期包含几篇较长的研究文章:如第九期是与毛泽东“武装左派”政策有关的“抢枪专题”。撰稿人之一,是前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另一位撰稿人,是一位参加过红卫兵的文革史学者。该专题还收录了两份珍贵的“抢枪”的原始资料以及一篇个人经历的“抢枪”事件。所有这些文字都对这一特殊难题做了有益的探索。(请比较《中国季刊》2005年6月第182期P277-300) 《记忆》的主办者致力于推动对研究方法、叙述模式、史料引用等问题的探讨。为此,他们早就呼吁对特别有影响力的文革文本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评论。读者首次被邀“笔谈”的是香港中文大学2008年出版的十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第八卷(1972-1976)——此书的两位作者史云、李丹慧,是资深的共和国史学者。此书得到了清华大学教授唐少杰先生的积极评价。唐认为,该书令他“愈益坚信,中国大陆学者反思和研究文革已从整体上远离甚至‘告别’了官方‘钦定’的文革论说模式。”(《记忆》第九期P3)一位旅居国外的、化名的历史学者则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来研究史、李的这一著作。他对其文字逐句剖析推敲,质疑这个形容词或那个副词的使用是否妥帖允当,质疑某页某行所描述的周恩来的动机甲、念头乙是否可信,质疑作者对故事整体的讲述方式是否带有某种倾向性等等。 《记忆》的主办者已宣布,下一轮笔谈将把目标指向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与我合著的《毛最后的革命》。此书的中文版将于2009年夏季在台湾、香港两地面世。 正如主办者在其办刊宗旨中所宣布的那样,《记忆》负担着“提供学术资讯”的使命。为此,该刊每期都为历史学者刊发一些原始资料。自第三期开始,连续五期按照时间顺序刊发的一注解丰赡的日记原稿,记叙了1967年6至10月间重庆发生的血腥内战。“小资料”栏目还搜集了文革中首届省级革命委员会名单,这种名单不仅为读者提供了委员们的姓名,还包括了年龄、性别、民族、职位、工作单位等详细情况。“故纸堆”栏目通常刊登一些社会历史的残存档案,例如1976年7月复旦大学的中国学生揭发一位外籍学生的大字报;1967年上海市革委会按月份和主题统计的关于民众请愿的材料(即上海革委会内部刊物《接待通讯》——译者);此外,还刊载了文革时期杂技艺术如何创新的冷门资料(关于此主题,详见欧洲学者李塞(Daniel Leese)载于Klöpsch, Lämmer与Tokarski所编《Sport in China(中国的体育): Beiträge aus interdisziplinärer Sicht》Köln: Sportverlag Strauß,2008年,pp.65–88 的近期著作)。《记忆》中也有一些风格略微轻松的文章,如11月28日号发表了创作于40年前的一篇手稿: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红卫兵穿越时空,与文学巨匠鲁迅(1881–1936)谈论如何进行教育改革的“访问记”。 此前,抱有与《记忆》类似雄心的学术刊物也曾昙花一现——1988年,在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前,曾有一份跨国交流的小型期刊出现在中国境外【参见《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9年第九期,p.65】。然而,那份名为《中国共产党研究通讯》的小报在出版了11期之后悄然消失。我们非常希望《记忆》能存在得更长久,看来这并非奢望。45年前,中共宣称,有了修正主义,列宁主义才能万岁。而这一最高指示也一定意味着,只有在其否定物久存于人们记忆之中的时候,一个和谐社会才能万岁。 2008年12月21日
* 此文发表于《中国季刊》第197期。《中国季刊》于1960年3月创刊,编辑部设在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是海外中国研究领域内的权威学术期刊。其内容涵盖现代中国(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个方面。其学科研究的主题极为广泛,包括人类学、社会学、文学、艺术;商业、经济;地理、历史;国际事务、法律、政治。此刊历任编辑都为享有很高声誉的学者担任。它所发表的高质量、权威性的学术论文,使读者能追踪到中国的最新时事。此刊的编撰有着国际性的学者阵容,使其读者可以从历史、学术等方面对中国和中国文化有着更深刻的理解。除了主要文章和研究报告,此刊每期还包含一个非常全面的书评部分,每季度有一份大事季度表,知会读者中国的大事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中国季刊》编委会的成员中,有西方研究文革史的著名学者,如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中国季刊》1960年首任主编)、 魏昂德(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裴宜理(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泰伟斯(悉尼大学教授)等,以及中国学界熟悉的沈迈克(瑞典隆德大学教授)。 请点击http://journals.cambridge.org/action/displayMoreInfo?jid=CQY&type=eb 即可看到中国季刊的编委会(Editorial Board) —————————————————————————————————— 【昨日心迹】
父子文革日记 (1966.8.1—9.30)
王 林、王端阳
按:王林、王端阳父子各自在日记中记下了他们在文革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行,是珍贵的民间历史文献。2008年,王端阳将他父亲的《文革日记》(1966.6.1—1968.5.19)和他自己的《红卫兵日记》(1966.5.30—1968.9.16)整理出来,自印成书,分赠亲友。本刊认为,这两部书对研究文革史具有重要价值,特将二人写于同一时间的日记摘录若干,编在一起,辑为“父子日记”,以飨读者。为便于理解,本刊在原注(《红卫兵日记》一书有部分简注)的基础上酌加了一些注释。 作者简介: 王林(1909—1984),河北衡水人。1930年参加共青团,1931年转为共产党员。文革爆发时是天津市文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副主席。王林自三十年代初即参加左翼文艺活动。在抗日战争中写成长篇小说《腹地》(1949年《腹地》刚一出版就受到批判)。以后又陆续出版了长篇小说《站起来的人民》、《一二•九进行曲》和反映西安事变的长篇小说《叱咤风云》等。2007年在纪念抗日战争七十周年之际,解放军出版社重新出版了1949年版《腹地》。2009年5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王林文集》(七卷)。 王端阳,1947年生,文革爆发时是天津一中高中毕业生。1968年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970年从云南入伍。1971年调昆明军区国防文工团创作组。1979年调铁道兵文工团创作组。1986年调中国文联,曾任《中国摄影报》新闻部主任、《民间文学》副主编。写过电影《红象》、《索命逍遥楼》,电视连续剧《京都神探》及一些小说、剧本、散文等 。2007年退休。
王林《文革日记》前言(节录) 王端阳
我父亲1930年参加革命,1931年加入共产党,也算一个老布尔什维克了。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有他独特的经历,我不加掩盖,也不加粉饰,就这么原汁原味地呈现在读者面前,目的就是让人们在反思文化大革命时有一个真实的“个例”。 我曾经出过一本《红卫兵日记》,我父亲的视角和我完全不一样。正如我在《红卫兵日记》前言中所说:文革对我们整个民族来说是一场灾难……因为每个人的经历不同,看法也会不同。中国有个古老的成语叫“瞎子摸象”,是讽刺看问题不全面,带有贬义。我却有相反的看法:一个人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其实是很难看到“全象”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但是只要他看到了“一部分”,并把“这部分”如实地描述出来,比如像“一堵墙”,像根“柱子”,那就行了,不可求全责备。几个“瞎子”凑起来,就接近一个完整的象了。 这本日记开始于1966年6月1日,这是人们公认的文革开始的日子。结束在1968年5月19日,因为日记到此突然中断,日记本也没用完。再续写为9月25日,而且换了日记本,其间断了四个多月,原因不明。估计是进了“牛棚”,在“牛棚”集体住宿是无法写私人日记的。 2008年4月4日 清明
王端阳《红卫兵日记》前言(节录)
2006年5月我在北京大山子文化创意产业区办了一个摄影展,内容是天津红卫兵砸教堂的全部经过。因当时不许搞纪念文革四十周年的活动,影展就改了个名字《教堂•1966》。其实1966已经成了一个特定的符号,稍有点历史知识的都明白。 影展引起了一些人的关注,这启发了我,随后我在博客上发表了我的《一个红卫兵的日记》,也引起了不少海内外人士的兴趣。 文革对我们整个民族来说是一场灾难,但如何来具体评价文革,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每个人的经历不同,看法也会不同。 我当时是红卫兵,还是很活跃的,干了很多现在看来非常荒唐、疯狂的事。可在当时却是有其思想脉络的,很多事的发生也是有其必然性的。我发表我的日记,就是要让人看到当时一个红卫兵的思想轨迹,这样可以更好地进行反思,也为研究文革的人提供一点真实的史料。 当然很多人和我的处境不一样,比如直接受到冲击的人,那些“走资派”、“狗崽子”等等,肯定和我的感受不一样,我也很希望看到他们的回忆。 这都是四十年前的事了,当时我肯定是站在自己那一派红卫兵的立场上,所以看法肯定带有“派性”,也不一定完全符合事实,而且也会涉及一些人,但为了保持“原汁原味”,也只好这样了。 我再次对我曾经伤害过的人表示道歉!特别是天津市的老领导万晓塘、张淮三、胡昭衡,天津一中的老校长韦力、黄健及各位老师,以及曾经被我抄过家的人和教堂的神职人员。 在编辑过程中,我只对个别错字和不规范的标点符号进行了改正。
(以下内容分别节选自两本日记)
8月1日(父亲日记) 毛主席给林彪同志的信(注:即所谓“五七指示”),在建军节用社论形式公布了(注:指《人民日报》当天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九周年》)。 八时到河北宾馆(注:出席市委工作会议,会期初定一月)。全日仍是看文件,十时传达万书记(注:指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指示如何学习文件。中央五月十六日通知,毛主席亲自修改了八遍,有的段落,完全是主席重写的。 晚上露天放映影片《球迷》(注:日记未写明是作为“批判电影”放映。1966年4月2日,中宣部向中央呈送《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一批坏影片的请示报告》,从近几年拍摄的影片中,又挑选出《舞台姐妹》、《逆风千里》、《兵临城下》、《两家人》、《桃花扇》、《阿诗玛》、《球迷》等7部,准备公开放映或重新放映,同时在报刊上组织批判。4月11日中共中央批准这个报告。此后这些影片即在各地作为“批判电影”放映)。 八一建军节(儿子日记) 真快啊,又是一年。 上午学习,准备游泳。主要是紧紧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 下午游西湖,晚去青年宫联欢。今后我们也一定好好组织一下,把宣传毛泽东思想放于首位。 听说北京撤掉了工作队。北大把张承先(注:中共中央华北局和北京新市委派驻北京大学的工作组组长)赶走。江青说:学毛主席著作,有了“红本本”就不算脱离党的领导。天津不知怎样。 主席又发出指示,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很好,很英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这就是我奋斗方向,一定把学校变成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决不容许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再统治学校了。 8月2日(父亲日记) 继续学习文件。 8月2日(儿子日记) 下午,尹群英(注:天津一中不同班的同学)传达了在北京听的报告(李雪峰、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的报告),听了之后真是万分激动,浑身火辣辣的,真想马上飞到北京去。中共中央已同意北京市委撤出各大中学校工作队的决定。在学校不适合派工作队,有框框,束缚同学手脚。工作组用老办法指导新运动是不行的,真是“老革命碰到新问题”,广大革命师生是主人,中央相信把工作组撤销后,广大革命师生一定能把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党中央和毛主席对我们是多么信任啊,我们的担子、责任更重了,完全让我们自己到大风大浪中去闯。天津也应如此。党和国家领导人非常谦虚,要当革命师生的小学生,让我们给他自由,去学校看大字报,谈论情况。学校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就是一斗、二批、三改。一斗就是斗倒那些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代表人物。二批就是批判反动的学术“权威”。三改就是进行教育革命和教学改革。任重而道远,一定要在斗争中活学活用主席著作,这是关键的关键。刘少奇提出个建议,在运动中要保护“少数”。提得很好,“少数”有革命派,也有反革命派,总之,都有好处,更利于辩明是非。总之,听了报告后,浑身是力量,真想好好大干一场,真正做一个主人,在革命风暴中成长!我是文革小组的成员,一定要好好干,要发扬“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精神。过去我很多事做对了,可没敢坚持下来,原因就是有私心杂念,主席思想没学好,今后可不能这样了。对的就坚持,哪怕是“少数”。 明天传达中央重要指示。上午我去参加大会。 这两天又热伤风了,很难受。 明天传达后,有时间准备马上骑车去北京,宗旨有两个,一是取经,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二是参观抗大展览(注:抗大,即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延安创办的以林彪为校长的抗日军政大学,8月1日,抗大校史展览在军事博物馆正式展出。抗大被认为是完全贯彻执行毛泽东教育路线,最全面生动体现毛泽东教育思想的无产阶级革命化学校。在文革刚发动时进行这样的宣传显然有特别的用意)。 我上了十二年学,受迫害、专政十二年,但是我深深体会到旧教学制度的罪恶,看到抗大精神真打心眼里兴奋,热泪盈眶,毛主席的每一句话全都说到我心眼里,可恨那些教育“权威”们一笔抹杀抗大,实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专了我们几十年政,不知道害了多少人啊!如今,我们在毛主席的号召下站起来了,我们要把一切枷锁砸烂。 抗大精神万岁! 毛主席万岁!毛泽东思想万岁! 8月3日(父亲日记) 上午听万书记报告,下午分组讨论。 声讨王金鼎(注:中共天津市委文教部长,由中共天津市委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公开点名批判)报道已上报。 8月3日(儿子日记) 上午,市委召开天津市大专学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会上传达了北京那次革命师生代表大会的发言录音。之后赵武成(注:中共天津市委第二书记)讲话,并宣布天津各大、中学校也撤掉工作队。党和国家领导人都讲了话,毛主席还接见北京师生代表,对我们多么信任啊!我一定要紧跟毛主席,到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去闯,自己做自己的主人。今后一定要坚持原则,决不能随大流。过去很多提对的也没敢坚持下去,就是因为有私心,怕扣上反党帽子。现在一切框框都被打破了。 下午,戴学咸讲了北京的情况,很激动人心。我决定星期五就去北京。现北大也叫进了。 下午,去市委表示决心。天津先后揪出了娄平(注:南开大学校长)、吴大任(注:南开大学副校长)等,今又揪出了天津市委文教政治部主任王金鼎,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是天津无产阶级文化的新胜利。他是黄健(注:女,天津一中党支部书记)、韦力(注:天津一中校长)之流的靠山,但他上面必定还有头头,一定要揪出来。 我个人觉得,文化革命的第一个框框就是马瑞华(注:中共天津市委组织部长)报告中的划分三类支部的事,不管他主观是怎样,但这点被黄健利用,谁反支部谁就是反党。结论只能在运动后期定,还未炮轰司令部时先给划上框框,还叫人怎么炮轰呢?有很多东西都是表面的,好像能领导运动,实质上是转移矛头,压制打击左派学生。这是一个大错误。我准备明天拿到班上让大家辩论,之后写大字报或直接上市委去提。还有陈力(注:共青团天津市委学校部部长,中共天津市委派驻一中的工作组组长)。 天津好像总是清一色,要揭黄健就都揭黄健,没有不同意见,这是没有充分发动起群众,有的人有顾虑,没能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天津大辩论没有开展起来,总有点冷冷清清之感。我一定要再去北京学习学习。北大是全国的先锋、模范。当然,主要还是靠自己去闯,去有所创造,摸索经验。这对祖国将来、世界革命都有极深远的意义。 怎么才能充分发动群众呢? 8月4日(父亲日记) 分组讨论,因为脑子不管用,写了个较详细提纲,略谈了谈自己对《通知》和运动的认识。 8月4日(儿子日记) 上午,全校传达昨上午大会情况。 下午,让大家要破除一切框框,给工作组提意见,给市委宣传部提意见。大家谈了不少问题,很有价值。我、戴、刘明源给工作组写了大字报,提出十几点错误。我现看,陈力没有一点主席思想,光是嘴上喊。市委有些人主席思想学得也很差劲。这次中央提出撤销工作组,准有些人傻了眼,马上执行,这也不错。 陈力有路线错误:1、不发动群众,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2、对主席思想学习根本不抓,也没兴趣,对刘英俊(注:当时宣传的一个解放军舍己救人英雄)也没过问。真成问题。 我觉得十六中事件(注:指6月中旬天津十六中一些学生写信给市委,指责市委是“黑线”,引起许多学校对十六中这些学生进行批判)不是反革命事件,这是非常复杂的。广大同学的革命热情要首先肯定,当然他们有的受了骗,上了当,写了反动信件。但对广大革命师生革命要求是可以理解的。他们说市委是黑线这是完全错误的,但是怀疑市委其他部门和个人有黑线这是完全正确的。如四项指示(不准写大字报等等),天津历年来上演了大量外国反动电影和香港电影,坏剧,还特邀过我母亲(注:刘燕瑾,时为中央实验话剧院演员,电影《昆仑山上一棵草》女主角惠嫂饰演者)来津演《蠢货》(注:俄国作家契诃夫的著名独幕话剧)等等。自由市场问题,市委宣传部准有问题。王金鼎背着市委干了许多坏事。十六中事出后,各校马上声讨十六中(就同学来说,这是革命行动),恐怕里面有人捣鬼。八中最厉害,八中工作组是坏的,他做没做坏事还不清楚。十八中起来“保市委”的是王铁英,已被斗倒的牛鬼蛇神,给同学加上很多反党帽子。(拿)一中来说吧,黄健、吕英(在十八中已被揭出大量问题)(注:吕英,天津一中党支部副书记,文革初才从十八中调来)、杨福东(注:天津一中老师)之流坚决保护市委,他们是保护吗?绝不是,而是利用此来压制同学给党支部提意见,打击左派学生。黄健保护市委,也就是保护她的后台老板王金鼎。事情是相当复杂的,一反,一保,这里有阴谋,这只是个线索,还要发动广大同学,发表各种意见,把十六中事件彻底搞清楚,不能不了了之。这就是我的看法,经过大辩论后我错了那我就改正,吸取教训。现在我是坚持自己看法的。 晚去廖晓淇(注:同班同学,班团支部书记)家。他学主席著作很深,比我强多了。他讲的话有时一般同学都不能理解。他现学《矛盾论》,对我启发很大。他对今日《人民日报》一篇报道《坚决按照毛泽东思想办学的一面红旗》提出批评。我没看,中午时只看了一小段,也感(觉)出了问题。 现在我就希望学校里乱了,打破一切常规,望各种意见都出来,要形成对立面,这才叫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不这样,左中右谁也看不出来。主席在《矛盾论》中就对此做了深刻分析。我对一切都没框框,对革委会也是这样。选的人我不同意,实际上运动刚开始,也选不出人来,只有到运动深入,谁能领导那就能看出来了,那时才能真正建立。真正能领导的就是主席思想学得好的,真正能充分发动群众的同学。 (右图:红卫兵装束的王端阳) 现我一定好好深刻领会一下主席思想。他们怎样议论都行,我一点也不怕了。对安、胡他们,不能过急,事实会教育他们。今后,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一发生效果,安、胡、尹怕一时转不过来,跟不上形势。跟上了好,但跟不上更好,可以教育他们一下。 今《人民日报》报道《坚决按照毛泽东思想办校的一面红旗》有问题。说这个班好,因为“考不倒”。黑帮分子出题,完全是修一套,考好了倒是同流合污了,考坏了才说明做得对,做得好。检验真理的标准只有工农兵的实践,工农兵出的考题考不倒那才是对了的。还有一些其他问题。本班是好的,这新华社记者有问题。 8月5日(父亲日记) 分组开会,发下批判一九六二年市宣编写的《文艺学习材料》的打印稿,征求意见。 上午王亢之(注: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文教、卫生、统战。1967年12月6日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时是前市委书记中唯一得到“结合”担任常委的“革命干部代表”。1968年2月21日中央首长接见天津代表的讲话批判所谓“黑会”、“黑戏”后,被撤销市革委常委职务,于3月2日晚服药自杀)同志参加组会,下午未参加。我准备了发言提纲,要从天津解放初期说到今天,探讨天津反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又黑又长又粗的黑线。因为王亢之书记未参加,留在他参加时再说。 艾文会(注: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秘书长)同志要求把周扬某些发言稿找出供大家参考。我提议把方纪(注: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天津市文联党组书记,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主席,天津市文学研究所所长,《新港》文学杂志主编)同志给阿垅(陈亦门)(注:阿垅,作家,“七月”派诗人,原天津市作协编辑部主任,1955年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重要成员逮捕,1967年瘐死狱中)的那封黑信照片,及其它谈到利用方纪在天津发展胡风阴谋的信照片,还有一九五九年方纪给周而复的两封信(发表在上海内部刊物上),如果再能把香港某反共报纸转载《来访者》(注:方纪发表于1958年《收获》第三期上的短篇小说,当时因被香港报纸作为“揭露阴暗面”的作品转载而受过批判)所加的按语找来参考更好。 8月6日(父亲日记) 上午分组发言。下午听七月三十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在北京大中学积极分子大会上的发言录音。这是毛主席到京后亲自对某些典型院校做了调查以后,对文化大革命的新的创造性的指示。毛主席最后到了会场,虽没有发言,可是撤销各院校的工作组的决定,同意革命师生罢北大工作组长张承先等人的“官”等伟大革命措施,以及刘、周、邓等同志的发言精神,都令人感到毛主席思想的光芒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彻底唯物论者的大无畏精神!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真正体现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马克思主义原则。 刘少奇同志几次强调说文化大革命如何做,要由革命师生员工,主要由革命学生从实践中创造。 刘少奇主席又强调对少数不同意见,允许保留,不要轮流斗争,使他不能休息,不能吃饭。保护少数不同意见,可能也会保护上坏人,那也不要紧,坏人刚一活动,情况不具体,不好定案,活动具体了,更容易定案。只要不是杀人、放火、放毒等现行反革命者,先不要拘留,当反面教员也好。 晚上听万书记在天津学生积极分子大会上的报告。万书记在以十六中学师生员工为中心的全市万人大会上,检讨了市委过去在领导文化大革命上有缺点。马瑞华主持工作时,发现了十六中学生对他的大会发言提了意见发了传单,马即发动其他学校的学生声讨十六中,并派公安人员三十多人去维持秩序——实际效果是镇压等事,万书记也做了检讨,并宣布市委的决定:撤销马瑞华组织部长之职。 万也根据党中央的决定,撤销天津各学校的工作组。 从此,“工作组”制会有新的发展。 8月5日、8月6日(儿子日记) 上午,写了张大字报,严厉批评了马瑞华、李定(注:中共天津市委副秘书长)、王仁(注:共青团天津市委副书记)等人对十六中事件的极端错误的作法。他们根本不相信群众,更谈不上依靠群众,广大革命师生说错了几句话,就给扣上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一棒子给打死。十六中事件之后,全市各校马上冷冷清清,王铁英、黄健、吕英之流得意洋洋,这是一个极严重的事件。 下午,准备一下就准备去北京。 7点多钟离开贾廷雁家。8点钟上得京津公路(注:骑自行车去北京)。3点半进京。腿也够累的,尤其是屁股很疼。开始以每小时15公里速度,可越往后越快,达每小时24公里。我们有个共同的理想、志愿,我们去北京是学习革命去的,是学习“造反有理”去的,我们无所畏惧。到京后睡觉是个问题,先到路边,后去车站地上睡,但没一个小时,天就亮了,后到小胖(注:范瑾大女儿。其母范瑾原为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北京市副市长、北京日报社社长,已被定为“彭真黑帮”成员打倒)家,洗了澡,睡了觉。 下午去看抗大(展览),没让进。之后去二十五中、灯(市)口男中、女中、女十二中,看了周恩来8月4日在清华的讲话,康生在北大讲话等等,真激荡人心,再回想天津,觉得很成问题。回津后,先抓住十六中事件,进行造反,引起全市大辩论。北京学生敢斗争,敢辩论,敢坚持,这很好。天津总是清一色。北京领导全下来,可天津领导发号施令后就见不着面了。…… 晚回来,和俞敏声(注:范瑾之子)谈了会。我看在这里不方便,准备另找地方去住。 8月7日(父亲日记) …… 上午分组发言。下午亢之同志莅会,我就把我要发的言,全部说了出来。晚上闲遛时,遇见亢之同志,又遛着谈了会儿。 给家里打电话,端阳已去北京串联。克平(注:端阳之弟)接的电话,也准备去北京串联。克平又说河大(注:即河北大学)昨天斗争戴副校长。杨循也被押上台了。河大学生有两派,一派拥护李泽民(注:河北大学党委书记,校文革委员会主任),一派反对。 庆友(注:王端阳的妹妹)接电话,说学校这两天声讨王金鼎和马瑞华。克平却说不应撤马的职务。 8月7日(儿子日记) 上午和俞敏生去工业学院,没找到。之后去了北京经济学院,机械学院。 下午去中央音乐学院。这个学院只有百分之十几的出身无产阶级。比较乱。 8月8日 立秋(父亲日记) 收音机坏了,晨学习一段主席语录:“学习……”在抗日战争年代,是署名“新阶段”的一段。抗日战争年代不知读过多少遍,今天看来更觉得是高峰。 听了一天传达,赵武成同志传达李雪峰同志在华北局传达的中央负责同志的讲话和他的讲话。是尚未见诸文字的毛泽东思想。 8月8日(儿子日记) 上午冒大雨来到北大,全身都湿透了。在京很多事都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这里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造反,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造谁的反。我真想马上到天津,大造市委的反。 下午,到北大附中,听了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心中火更大了,准备马上坐车到津,先打听情况,好好造反一下。 8月9日(父亲日记) 晨读《毛泽东论文艺》,主席在“神话与现实”里用了“形象化”名词。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里提出了“战斗的风格”。写文章要有毛主席号召的战斗的风格。 全日讨论昨日的传达报告。 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公布了,这是用决定形式公布的毛泽东思想! 8月9日(儿子日记) 上午写好《我们要造市委的反》,印了40份。下午已寄回天津,叫吴云给散发到各校。 天津市委真成问题,根本不敢发动群众,不相信群众,老是“包办代替”。 上午,六十五中找彭小蒙(注:当时著名的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负责人)辩论,可能是骂了她(外面有很多流言蜚语,说她自高自大,盛气凌人),把她气得够受。我觉得她心胸窄了些。干革命嘛,有点流言蜚语也是必然的,那也没什么,只要自己行得正就行。如果是同志、同学因不明真相这么说,这是个误会,从整个革命大局考虑这也没什么,如果是坏人捣乱破坏,那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适当的机会把他揪出来,把事实讲清、辟谣。 晚去清华大学听关于工作组叶林问题的辩论,很好,启发很大。由此而想到天津市委和工作组,回去一定要好好反反。这里给天津大学苏庄(注:中共天津大学代理党委书记)贴了张大字报,要求声援,也有不同意见的。 晚住清华附中。 8月10日(父亲日记) 分组讨论赵传达的其余部分和《决定》(注:指《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又把《决定》看了两遍。 8月11日(父亲日记) 刘、周、邓等讲话和公布《决定》以后,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又有新的高潮。昨天有市卫生局给市委贴大字报,说罢马瑞华的官是牺牲车马,保护将帅。全局一百多人,来了八十多人。学生对此也有新的反应:十六中那封信如果是革命的(万宣布的),那么当时声讨十六中的学生就成反革命了。上市委机关请愿的很多,没有负责人接见,有学生从后院跳墙找负责人。估计学生还可能来河北宾馆找市负责人。 克平那天也说不应罢马的官。我却没有详细问其原因。 今晨五时半一醒就听见前楼有群众行动,下楼前往看,是天津大学的几个学生,举着横幅标语:罢苏庄的官! 现在革命学生游行请愿的特点:高举毛主席的像,高举毛主席语录,秩序极其严肃。 据学生代表说:苏庄是代理党委书记,原党委书记李树森因病休息。运动一起来,苏庄就想牺牲李保护自己。把李要回学校以后,苏庄主张一来就斗,有部分学生主张先辩论后斗。学生发生分化(苏掌握一批学生)。 刘、周、邓讲话和《决定》之后,有一姓杨的学生给苏庄贴一张大字报,又有学生给杨贴了几张大字报。并有少数学生斗杨,给杨戴高帽子,杨不戴,捆起来(用铁丝)打,并囚禁起来。杨逃出后去北京清华、北大求援。苏庄闻之,说放走杨是一大失计!这更激起学生的愤怒。 《决定》前,北京有两学生来天大串联,被学校当局扣押起来,不许见学生。后该学校派人来保,才释放回京。 我五点半到前楼门前时,天大学生已秩序井然地包围了宾馆门脸,并席地而坐。唱《大海航行》等歌颂毛主席的歌。 省委以阎达开书记为首的工作组住在前楼里。先派两个普通工作人员应付,不行,又派齐斌等厅局长级干部应付。又说:阎不在宾馆内,又说还没有起床。 据说阎昨夜在天大给部分学生代表开过座谈会,苏庄没有参加。事后宣布时,苏庄说的跟阎原意不同,这又引起学生的怀疑和愤怒。 学生从九日夜就辩论,通宵未眠,昨夜又未眠。 艾文会说,天大后来又有一部分同学,主张不罢苏庄的官。两派已在宾馆前开始辩论。 鼓锣声续增,可能又来了新的群众队伍。秩序都很好。 注:被斗被打的杨某学生,是全市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之一。 反对罢苏庄的官的天大学生来到后,互争“制高点”,在二层楼顶上陈列标语。用扩音器相持一会儿后,前来的宣布回学校,下午再继续辩论,乃整队回校。后来的也坚持一会,回校了。 上午学《决定》,下午开始揭。 8月10日 、11日(儿子日记) 下午4点多钟去人民日报社,把情况反映了。他叫我们最好写一写。时间太紧。 6∶20离京,路上遇到五组谭峰他们。晚,在京津公路上遇到大批去北大的同学,约有4、500人,大家互相支持,高呼口号。还有很多女的也骑车子去。92中同学送水很热情。3点钟到学校。我们准备成立天津革命造反队。这次回来就是要造市委的反。 原准备上午在体育馆召集大会,介绍北京情况,讨论工作组、市委问题,点起大火。但因又组织斗韦力大会,现还没商量好怎么搞。 上午十点钟,给万晓塘打电话要求借体育馆。秘书处一位姓孙的百般刁难,你们自己去体育馆借,这是国家的,你们得出租金等等。当时我们问他:“你对广大革命学生的革命行动,管不管?”他说不管!我说到时把群众叫到体育馆如不给,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他说由召集者负责。还说市委不管此事,不敢说出自己的名字。当时我们就召集各校学生去体育馆开会。后因故改到一中。我们提出我们要造天津市委的反,讲了很多事实,介绍了北京经验。其他代表纷纷发言。大会这是头一次召开,经验不多,很仓促,但形势很好。大家还要求再开。我们把火点完了,就完成任务了,究竟以后怎么搞,由各校派代表讨论,我们三人不再包办了。这倒不是说不敢,我们敢点火,就敢把火一直点下去。现在让大家讨论、辩论,到时机再开大会,如需要出头那再出头。 会后晚上,又有三中几十人找到我,要我讲讲北京情况和对市委的态度。我大略讲了讲,直到11点。我一再说,这只是我们三人的观点,要求开展大辩论,要自己做主人。有人要求把讲话印出来,我们觉得没有什么可印的,最好自己去北京一趟,市委要给车。我们还提了几点建议,同学反映热烈,有人还要求散会后去天津市委游行,把市委扣下的信交出来。 8月12日(父亲日记) 晨跟端阳、克平打电话,叫两个儿子教训了半天。 昨日一中发起,开学生群众大会,拥护《决定》,讨论对市委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意见。端阳说发起是一中三人,其中就有他。 端阳、克平都批评我们大会脱离群众,是“世外桃源”。 全日分组揭发。 8月12日(儿子日记) 上午在家写材料,廖、贾来了。把观点摆明。 下午刻印公开信,刘大偶(现叫韩然)、马雪花(注:王端阳小学同学)来找我问一些情况。韩在南开女中很受排挤,十四小时辩论会她参加了。 晚去市委、团市委。火已经点起来了,两处大字报全满了。搞得很好。 8月13日(父亲日记) 《华北四清通讯》上材料,山西太钢大盗窃犯赵石头的供词:“我做过买卖,学得了经验,人与人的关系是人情,和人共事要靠感情。感情从哪儿来?不论谁,你给他些好处就行。我常以先吃亏为原则,先吃亏了,后就是便宜。还得看别人需要什么,不需要的给了也白废。给了需要的,就能打动人心。要给东西,不能给钱。给钱他们不敢要,既要把干部拉过来,又不要叫干部犯错误,这才可以长期占便宜。或者给他东西时少要几个钱,领导上知道了,他也好办。拉关系,得慢慢来。买卖不成话不到,要骗他们也得实在些,太滑了,人家不干了。” 这真是一套资产阶级和盗窃犯的生意经。该犯曾盗窃太钢数万元钢材。 晨重读《红旗》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 孙振(注:作家,笔名雪克,长篇小说《战斗的青春》作者,天津市文联党组副书记)同志来说:“你对机关那一段运动,有什么意见?”我答:“还没有考虑。”他说:“沈毅(注:中共天津市委驻文联工作组组长)说背后调查王树人,在那次会指摘申文钟不信任市委领导,围攻申、王,什么意思?有阴谋!几次请示对方纪是否可以批评,不答复,什么意思?”我答:“考虑考虑再说,我对党的政策还没有认真学习。”他悻悻然走了。 今日分组揭发。 下午听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 晚饭后,克平来宾馆贴大字报,批评大会脱离群众。我到大门口跟他谈了会儿,他才回去。 克平说:张承先在北大干了些陆平所不敢干的事,已经留在北大校内劳动改造,学生何时愿意斗他就斗他。蒋南翔也交给群众了。不知确否? 8月13日(儿子日记) 昨晚廖晓淇去河西区区委,受到围攻,直到早上6点钟。这里有黑线,一定要深挖。不彻底根除,决不罢休。 上午去十六中,找李罗力(注:十六中学生,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兼市长胡昭衡之子。胡昭衡在文革前以原名李欣所写的杂文集《老生常谈》已于1966年5月华北局会议天津组会议上遭到批判。5月30日中共中央华北局下发批判《老生常谈》的简报。此后胡即遭到批判)谈了谈,之后去市委看大字报。下午十六中组织辟谣大会,但未开成,王仁没到。听同学说讲得没意思。一中组织批判黄健的大会,还不错。 会后今后怎么搞,心里还没底。 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发表,大快人心。 给江青写了信。晚给小胖写信叫她来津。 8月14日 星期日(父亲日记) 再读主席在宣传会议上的讲话。 全日继续揭发。 开会的同志传说,劝业场出现大幅标语:舍得身一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打倒刘子厚省长。 8月14日 星期日(儿子日记) 上午仔细学习了十六条,方向更明,勇气更大,只要是不符合十六条的我就要反,反,反!一反到底!之后,批判了万晓塘的报告(检讨),天津市委执行的是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对此万晓塘并没认识,只说是犯了方向性错误,究竟是什么方向性错误,根本没说。 下午,廖、贾来找我,一起去了南大、天大。 上午,给聂元梓写了信,让她介绍“六一八”事件经过,以便和马瑞华问题对照。 8月15日(父亲日记) 昨夜大雨,今日仍阴雨。 全日继续揭发。 8月15日(儿子日记) 上午,安、尹、杨、王新锦、韩等人召集全校红五类(不多)开会,决定晚十点开会正式成立红卫兵。 晚谷亮(注:天津一中同学,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谷云亭之子)二人找我们,谈了会,同我们观点有相同之处。晚去开会,外校来人很多,对这个会我感觉不太好,又有点像前直属排了。只选了二三十个红卫兵。斗争矛头指向资产阶级小崽子,他们的宣言只谈了阶级路线,对红卫兵的任务、目的、纲领等没有明确出来。这个红卫兵还没有一个良好的基础,不能由少数人包办,要进行巴黎公社那样的全面选举,领袖在斗争中才能产生。宗派主义是绝对不能团结大多数人一道革命的。真正的领导不是以组织形式去领导,而是用思想(大字报等)去领导。这些人老是落后,“保皇”,思想老不能走到前面,最后,组织只能陷于瘫痪。现在既然组织起来了,就应使之走上正轨,这里重要的是选出真正的领导核心,好好学习十六条。 8月16日(父亲日记) 仍阴雨。 全日继续揭发。 购精装四卷本毛选一部。 早饭前,听说昨夜大雨如注的时候(约在十点以后)来了一批学生,在前后院里大闹。读完三段《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后到前楼去看,见二三十个青年学生,有的坐在招待来宾的椅子上,有的坐在洋灰地板上打盹。胸前挂有“清华大学”的校徽。到饭厅吃早点时,提起此事,就有一位年约三十上下岁的人(不像参加市委扩大会议的)非常肯定地说:“别理他们,是一帮流氓学生!” 晚饭后送新购得的精装毛选回住处,听于雁军(注:作协天津分会专业创作员,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该会议于6月27日至7月9日在北京召开)同志谈了会儿亚非拉作家紧急会上的趣闻美谈,就同艾文会、史如北同志到前楼去看清华那帮学生走了没有。在道上听说农械展览馆的讲解员跟他们辩论了。又听参加会的同志一边走一边嘟念道:“吃饭前唱造反歌,不像话!” 到前楼正看见他们在吃“请愿式”的晚饭。我们出前楼看大字报。天大拥护苏庄的学生给他们贴了一张大字报,批评他们无理取闹,到处骂人。有些工作人员也说他们不讲理。 天大反对苏庄的一派学生据说有两三千人已经到北京请愿。艾文会说:“这些青年们弄得骑虎难下啦,咱们劝劝,给个台阶叫他们回去吧!”我还有点儿犹疑,老艾首先跟学生们谈。后来我就插进话去。我劝他们对天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有意见,应当回北京给中央五人小组反映,有党中央和毛主席那样热烈支持文化大革命,还怕什么问题不能解决。不要性急,不要希图把所有的好事一天办完。如果文化大革命的问题那么容易办完,毛主席和党中央还下那么大决心干什么?还发动你们和全国工农兵干什么?又劝告他们说:“毛主席时时刻刻要我们调查研究,了解情况,这并不容易办到。很多人犯错误,一是思想有问题,二是偏听偏信,听了一面之词,就急忙下断言。八月十三日《人民日报》社论,号召‘每个学校每个单位的革命群众,都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搞好本学校、本单位的文化革命上面。’你们看了没有?”一提是社论,学生们立刻赞成,并且表示愿意遵照《人民日报》的社论行事,只是说:“河北省的负责人太官气了,这么难见!我们在北京……”于是大谈中央首长如何到他们学校里去,江青同志如何在开大会时自己下手接扩音器的电线,王光美同志如何跟同学们同吃同开会,吃饭时给同学们盛饭。越说越对河北省的“官”气不满。誓言不论经过多少曲折,也要跟这种官气作斗争。 他们跟我讲了很多具体问题,我说我了解不全面,不加可否,只劝他们回北京,有问题向中央反映好了。最后又劝他们这几天够疲倦的了,当领导人的不要把同学们搞得生病,在洋灰地板上睡觉可能得关节炎(连日夜大雨,气温骤降,我们把带来的长裤、长袖褂子都穿上了,有的人还告假回家取衣服,学生们还穿着背心短裤)。他们立刻说原来在前楼大厅里还有给来宾用的椅子和铺在洋灰地板上的胶皮地毡。借口下雨怕湿,也都撤去了。学生们宣布这些困难吓不倒他们,他们要在大风大浪里经受锻炼。 他们要集合,一个个同学立刻去站队。我想看看他们站队干什么。这时有一个三十上下岁的便衣工作人员模样的人把我拉到一边,劝告我道:“别理他们!越理他们,他们越觉得怎么样了!” 这个人,这些话,并不简单,赶快从前楼退出。跟老艾回后楼时,老艾说:前楼大厅里的服务人员都换了。意即都换成公安人员(便衣)监视这帮学生了。艾又说:大门外还有天大拥护苏庄的学生把守着,他们说他们派人回北京请求支援去了。恐怕办不到。 艾又说:这些学生并非自己来的,是本校派出来的。 据他们自己说:清华的以外,还有北京钢铁学院、人大附中和女四中的同学。 总之,从那天两派天大学生来向省委请愿到今天的情况看来,天津和北京,对学生的态度有不小的差距。青年学生当然有片面和其它某些缺点,但是驻在此地的省委工作组也不是按《十六条》和毛主席的精神和态度对待青年学生群众。习惯于用过去的旧的方法“统治”群众,总想用拖、压、挤的办法把群众制服,总希望群众对自己当俯首贴耳的驯服工具。 在后楼外打拳遛达良久,回屋时,周骥良(注:作家,长篇小说《我们在地下作战》作者,作协天津分会副秘书长)同志说清华学生集合起来喊口号说:“感谢首长对我们的关怀!”是朝我说的,劝我找省委负责人说说,不要叫学生睡在洋灰地板上闹关节病。我精神上很痛苦,但估计白去,所以未去。一夜不安,睡着了还做梦研究《十六条》和省市对待学生群众的问题。 补:昨夜大雨如注,学生来了服务人员不叫进楼,说找省委工作组。回答说在尖山,不走就不叫进楼,大雨淋了一夜。 8月16日(儿子日记) 连日阴雨,没出去,在家学习,想问题。 晚廖来把写好的材料给我。我整理后给江青同志寄去。旧的教育制度,旧的考试扼杀了我们多少阶级兄弟(工农革干子弟),他们有的被留级,有的被勒令退学,有的被开除,这一笔笔血债我们都刻在骨头上了!如今,我们大造其反了,谁要是胆敢出来阻挡,我们就地把它脊骨砸断,把他脑袋揪下来!说什么一场黑试“关系到试验班生死存亡的问题”,“三次考试,考垮了黑帮们的阴谋,考出了试验班的优越性”,这全是他妈的扯淡! 晚上宋平分(注:高三同学,天津市副市长宋景毅之子)、关晨平找我,互谈了一些观点看法,和我们有近似之处。他们也不知道红卫兵的宗旨是什么,他们的意思是把它转到正确的方向上去。 8月17日(父亲日记) 一早就听说那些学生,进入几间房过的夜。在地板上总比洋灰地上好一些。这也许是旁观者提了意见,才过意不去给了几间房。这样,我的心才比较不再激动。 西北风起,天晴。 为了回本机关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新形势新高潮,大会开不下去了,准备今天就结束。今上午又宣布省在开会传达十一中全会的精神。叫我们等两天,听了传达再下去。否则这样贸然下去怎样做,心中无数。 北京来津“造反”的学生还真顽强,就是不走,服务人员和司机、家属们跟他们辩论,驱逐他们走,他们就是不走。宾馆群众给他们念《人民日报》八月十三日的社论,他们就念《十六条》。 市里怕卷入“漩涡”,不叫我们看热闹。 8月17日(儿子日记) 上午把给江青的信寄去。 11点去南开女中找韩然谈了谈,她校也正在准备成立红卫兵。我谈了我的看法:矛头不应是对资产阶级小崽子,而是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是一斗、二批、三改。那些坚决反革命的小崽子必定是极少数,有几个也不足为奇,说老实话,我根本看不起他们,他们也兴不起大风浪,等时机一成熟,马上把他们镇压下去。现在就是坚决按十六条办事,不符合的就造反,不能自己瞎干。 下午去市委、十六中、团市委看了看大字报,辩论开始了,对立面产生。十六中成立了不少红卫兵,这可不好了,要以大局为重,不要搞宗派。 晚去河大附中造反队看了看,谈了谈。他们遭到攻击,说他们暴露了机密……市委书记们怎么那么怕革命群众呢?这有什么可怕的? 8月18日(父亲日记) 继续重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文化大革命运动里反复精读《关于少数人闹事问题》和《坏事能否变成好事?》是非常必要的。有的干部只站在“当权”的一方面,骂学生不听话、胡闹,(有的剧院负责人就骂演员也上北京去串联——越剧团党委书记赵枫昨晚在前楼看着北京学生,就这样愤愤然说。)讽刺学生、群众到北京去串联是为了逛逛北京……自己成了“统治阶级”就光用统治者的眼光看待群众运动,是不合《十六条》的! 晚饭时听中央广播:北京开百万人大会,毛主席出席了大会。林彪、周总理、陶铸、陈伯达等负责同志都讲了话。周总理号召北京的学生好好招待客人。会后举行盛大游行。 周骥良同志从前楼回来说,北京学生来了七十多,很多跟着天大去北京的同学返京,这几十个也要走,有一个被打(被拥护苏庄派的学生打),派四个人来河北宾馆向省委反映情况。天大拥苏派给省委工作组打来电话,所以省委工作组立即派人封锁,并把来的四个代表的徽章夺了去,据说还有扭打行为。又有说扣起了两个。因此其余三十多人都来宾馆。因有省委工作组的布置,虽大雨如注,也不叫他们进楼里。在这种情况下,大概有青年学生把服务人员骂了几句。 省委用汽车接天大拥苏学生跟北京学生辩论,被北京学生记住了号码,知道是省委的汽车。 袁静(注:女,作家,长篇小说《新儿女英雄传》作者之一,天津市文联副主席)同志倡议支援政法口林夏等揭发问题的大字报,于雁军同志因情况不明,没有签字。袁静就用“前怕狼后怕虎”讽刺于,于非常激动地来诉苦,我们劝了劝她。 8月18日(儿子日记) 上午五点,主席就在天安门城楼下接见来参加大会的群众。今天,毛主席穿上了军装,带上了“红卫兵”的红箍,毛主席是我们红卫兵的最高统帅。今天,红卫兵上了天安门城楼,主持了会场,观礼台上也全是红卫兵,这真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我的心一下就飞到北京,飞到毛主席身边!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毛主席呀毛主席,你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太阳,毛主席,祝你万寿无疆! 上午和谭峰(注:高三5班同学)谈起红卫兵的事,他也对红卫兵的某些人很有意见。现红卫兵有些人,像赵学健等人就是个政治投机贩,不安心学习十六条,不安心搞学校文革,一天光往外跑,什么女一中呀,女四中呀,真无聊,一去党支部就看见一帮一帮的女的。现在得制定正确的纲领,选举出真正的核心。上午把《对目前运动的几点看法》贴出。 下午去十六中,遇到李罗力、朱强(注:十六中学生,天津警备区司令员朱彪之子)等人,谈了谈。我还是建议两派红卫兵能统一起来,成为一个,这样对大局来说好。可看意思朱强不同意,他说在革委会统一领导下,这也好,以后群众必然会要求统一的。在大的方向一致下,不要在枝节上闹矛盾。之后去市委看大字报,现只要给市委提意见,要炮轰市委就给扣上反党帽子,实际上有人不懂什么是真正的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工人也出场了。天津市真像个独立王国,造反精神太差。 晚去贾廷雁家开会。 爸爸说河北宾馆的会不开了,万晓塘又做了检讨。给我买了套精装毛选四卷。 8月19日(父亲日记) 读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北京百万群众庆祝文化大革命的报道,今天登出报来了。有两幅照片都是毛主席同林彪同志并肩站立着。林彪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讲话。出席人名单的排列方法引起读报者的注意。 上午宣布大会继续开下去,晚上万书记又广播宣布,经与省委和华北局李雪峰书记商定,先分散到各学校、街道宣传《十六条》。五天后再回来继续开会。我因健康问题,不叫参加。 8月19日(儿子日记) 下午,去河北宾馆遇到郭小英(注:王端阳小学同学,后转学去了北京101中学,其父是原天津副市长)。他们北京红卫兵来了不少人,各校都有,组织很好。还遇到北京女一中的四人,过去见过面。他们来到一中,我给他们买饭,革委会不管。今晚,在党支部突然遇到万晓塘、赵武成、谷云亭、张淮三(注: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工业、经济、科技。后与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一起被中央定为“万、张反党集团”)等人,说要参加红卫兵大会,也带上了红箍,那几个人马上去买胶卷,好不热闹。我们问万晓塘几个问题,回答很含糊,对十六中事件他不肯定是革命的,对马瑞华性质不提…… 晚我同北京红卫兵谈了谈,他们明天还来。一个100中的刘索(初三)很有意思,是个活宝。 天津市委的问题还很大,我们要彻底扫除余毒,就是给戴上“反党”帽子也不退缩。我们誓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造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反,不达此目的,死不瞑目!市委的反我们是造定了。 我父亲是什么问题现还不知道,如是反党反社会主义那一定坚决斗争,绝不留情! 8月20日(父亲日记) 艾文会、史如北等同志出发了,留下我们学习。 《天津日报》转载了《解放军报》昨日的社论《我们永远忠于伟大统帅毛主席》,简直是一首雄壮的散文诗,用“毛主席穿上军装”做主调,反复吟咏,气壮山河,有如千军万马在受毛主席检阅,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红旗下冲锋陷阵。 应当用“毛主席穿上军装”写一首诗,画一幅画,谱一首歌曲,作为文化大革命的进行曲。 艾、史走后,我正在欣赏精装本毛选,(约在十时左右)孙振同志来,说:“王曼恬(注:女,毛泽东姨表侄女,时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天津分会秘书长)回机关布置工作去了。”我问:“你怎么知道?”孙答:“孙克纲走前给老杨说的。”我以为是大会领导布置的,但从孙振说话的神态看来,孙对王回机关的布置工作,很不放心。我也暗中感觉王这次布置工作,如发生对孙不利的现象,孙就会咬定是王布置造成的。孙当时还说要想法了解了解王回机关干了一些啥事,我也有此要求。 下午四时一刻左右,史如北突然回来。我问口长(注:口,指宣教口,即宣教系统)李守真同志是怎么回事,李说明天开几十万群众大会,召回宣教和政法口回来布置工作。 袁静同志说于雁军同志回机关取三联单看病,说大字报很多,主要是陈因(注:天津市文化局党委书记、天津市文联副主席)的。因为机关正开会,她也没有敢仔细看大字报。 袁走后,我想找于仔细问问机关的情况,看见王曼恬同志端着水缸走来。我召唤进我屋,问她回机关怎么布置工作的。王说:“我根本没有回机关,中午饭还在宾馆吃的。吃过午饭,一直到民主剧场集合的,到了就听说叫回来……” 我把上午孙振同志说的话一说,王很吃惊,说:“中午饭我还是跟孙振在一张桌子上吃的呢!我根本没有回机关!” 我立刻叫史如北同志把孙克纲同志召唤来,问他上午出发前向杨润身(注:作家,电影故事片《白毛女》编导,《探亲记》编剧)同志说过王曼恬同志要回机关布置工作吗?孙立刻否认道:“根本没有这回事!” 我要立刻去找杨润身同志,孙说杨回家了,不在。这事我要趁当天“记忆犹新”对查清楚! 北京的红卫兵撤走了,结果不详。 晚上回家,正好赶上一阵暴风雨。 8月20日(儿子日记) 上午写了张大字报,勒令立即解散学校团组织。团中央已改组。共青团在“三胡一王”(注:指当时共青团中央领导人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和王伟。此前已由李富春代表中共中央宣布改组共青团中央,“三胡一王”停职反省)领导下,打着彭真“重在表现”的黑旗,把无产阶级的阶级队伍共青团办成了修正主义的青年团,办成了“全民团”。在文化大革命中充分暴露了出来,它已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成了绊脚石,必须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重新考验人,重新组织阶级队伍,使共青团真正成为革命青年的阶级队伍,成为左派青年的革命组织。真正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党的助手。刚把大字报贴在团市委,就遭到二个人的斥责,我们反驳了他们,叫他们去一中去辩论,没理他们就走了。 下午和谭祝节、谭峰、宋平分等人谈了谈,对现红卫兵的领导人很不满意,有方向性错误,有的搞政治投机,达私人之目的……现决定我们把《红旗》打出去,重新组织《红旗》战士。二谭在红卫兵中把那伙拱下去。使红卫兵真正在十六条的轨道上前进。 晚爸爸回来,妈妈也返津,带来军装,给了克平,还买了几顶军帽。 明举行大会,游行。 8月21日 星期日(父亲日记) 今天全市开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端阳、克平,早四时半就出发了。这时,街上的锣鼓声已经阵阵传来。 到人民大楼(渤海大楼)对面广告牌(最初“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字报就贴在其上)看大字报,拥护革命左派刘子厚、阎达开等的大字报已糊住旧的反对刘子厚的大字报。广告牌已不够贴,裙墙上已经贴满。有一张大字报说有一天一个小学教员(有名有姓,刚从北京取经回来。)说天津市委是黑帮,路过的工人群众就跟他辩论起来,有个南大的学生自动当主席。后来又因争当主席而争执得很激烈。 反对和拥护李泽民的大字报在国民饭店裙墙上很多。 游行的群众队伍川流不息地行动起来了。我想到市委大楼看看克平的大字报,民警不叫通行。绕到人民礼堂,游行队伍正涌向市委大楼。我到文联机关,想看看文联内部大字报。昨夜张学新说有一张大字报是快板,批评我的。到时,石英(注:青年作家,文革前出版的控诉天津资本家剥削工人罪恶的中篇小说《文明地狱》作者)同志说市委宣传部有通知,不叫外人和我们出外参加会的看,因此未看。 午间,孩子们参加游行回来,端阳说只刘子厚、万晓塘二人讲话,也不叫学生代表讲话,弄得冷冷清清,很有意见。 庆友昨未归,因为大辩论。 三个孩子都把我抗日战争期间的皮挎包背上了。他们都迷着穿旧的草绿军装,打扮成“红卫兵”装束,胳膊上也都扎上红袖章。他们给妈妈写信要军帽军装,她也给他们带来了。昨晚就赶着缝补,为了赶今天游行穿上。 克平穿上旧军装,越破旧越以此为荣,表示老子是老八路军、老红军,背上我那皮挎包,扎上妈妈那条皮带,简直像抗日战争时期的指挥员的警卫员。 庆友没有旧军装,就穿上一身蓝。也挎上我那黑皮包,扎上皮带。 端阳跟廖、贾给青年团市委出了张大字报,题目就叫《立即勒令解散学校团组织》。有第一机械局的职工来信批评他们,反对他们。原大字报我看了看,说沙小泉、王仁是吃定息的资产阶级子弟,骂天津团市委是“混蛋,王八蛋窝”。我认为不是摆事实、讲道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批评他,他还不接受。读者来信批评他们,端阳也骂。我对端阳的革命干劲还是肯定的,可是科学态度太不够,加以批评。态度有些操之过急,端阳接受不了,争吵甚。大刘(注:即端阳的母亲刘燕瑾)态度温和,端阳才不那么对抗。后又把贾庭雁和廖晓淇叫来,加以分析,说他们对团市委的批评,动机和效果有矛盾,容易引起误会。最后他们也同意词不达意,准备再重新写一写贴出。 下午五时我到市委大楼看大字报,克平等四人是用“广告”的形式,宣传省、市领导人都在河北宾馆。因此有个工人说是泄密,愤而撕去,另有工人反对这种行为。双方辩论起来。市委工作人员当然支持和偏袒撕大字报的人。要求当“现行反革命犯”处理,市委工作人员不同意,说是非本机关人员,无权如此处理。辩论到深夜。第二天就有工人、机关干部写大字报声讨“泄密”。 克平大约是在往河北宾馆贴了那张大字报以后第二天,在市委大楼对面墙壁上贴的。撕下后又重新贴上的,旁边就有反对的大字报。 拥护市委和刘子厚、万晓塘等负责人的大字报也很多,跟人民大楼对面差不多。昨天拥护省市领导的比反对的多。 在我出去看大字报的时候,大刘跟贾庭雁和端阳辩论,他俩已同意重写。廖晓淇在七时多才来到,他接受的比端阳快。 我出发看大字报时,克平也出去了,吃饭时还没有回来。七点半多克平一边嚼大饼一边说:“不准备回来了!”我问他出去干什么去了,他不回答。我说他是无事忙。过一会儿,又走了。一夜没有回来睡觉。 我从市委大楼回来,顺便到文联机关取《参考消息》,正碰见王曼恬同志也去文联,坐在门口收发室外跟石英同志谈天,说是回家取自行车。 市委大楼南汽车入口处的墙上有个大字报批评今天的大会开得冷冷清清,并质问为什么没有群众代表发言。端阳的感觉还对。这也是一种怕群众的表现。 市一中成立了“红卫兵”,端阳等三人不参加,另组织所谓“红旗造反队”。队员只有他们三个人。我和大刘都劝他们参加。端阳说他校组织红卫兵的几个人不好,为的出风头,选举不民主。我们问他:你们不参加,站在外边就能对他们起作用吗?他们又说红卫兵里有听他们的话的人,观点一样的人。 克平也在校外学生宿舍里成立了“红卫兵造反队”办公室。只是热心于在校外寻找“造反”对象。我们也劝他按十三日《人民日报》社论和周总理在十八日群众大会上的讲话,把精力用在解决本单位、本学校的问题上,脱离了本学校、本班的群众,还有什么力量,还能起什么作用? 8月21日(儿子日记) 上午开60万人大会。5点集合,8点一刻开的会。会上刘子厚、万晓塘做了报告,很空,反应不热烈。虽主席台上也有红卫兵,但是竟没有一个红卫兵发言,这究竟捣的什么鬼。为了表示联系群众,首长大人们还绕场走一周,真有意思。 上午,把《红旗宣言》写好。 晚上去市委,遇到郭小英。市委百般刁难北京红卫兵,只叫诽谤红卫兵的人发言,而不叫红卫兵消毒。把话筒塞进口袋,不让红卫兵进去,一些群众对此极为不满。下午已派人去北京请文革小组人来,准备大辩论。天津市委根本不支持文化大革命,天津像个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现在就得造反,给他来个大翻个。 下午,同妈妈、爸爸争了解散团组织问题。在学校就得彻底改组共青团,在文化大革命中先解散,运动中考验人,运动后重整阶级队伍,使共青团真正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 暴风雨就要来了! 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8月22日(父亲日记) 昨夜通宵听到附近有扩音器说话的声音,好似附近某学校、某机关通宵开辩论会。传说第一中心医院,北京来的造反队,要求见院长,正院长出外四清,副院长(女)出来接见,造反队就立刻给戴高帽斗争。本单位的职工出来把北京造反队赶走了。忘记是谁说的了,以后应调查一下。 大刘乘早五时二十分车返京。 七时张学新同志起来说市委楼前,昨夜从六时半(六时我还在此看大字报)自发地辩论,有红卫兵,有工人报喜队。红卫兵指摘市委今天大会的缺点,工人上台批驳,为抢扩音器发生争斗。工人代表呐喊红卫兵打人,红卫兵就说工人造谣诬蔑。 从大字报的表面看来,学生批评省、市领导多,工人拥护多。 端阳昨夜也参加这场辩论了,他当然同情红卫兵对市委的指摘。我说克平写那广告不对,端阳说泄密有什么关系?不要怕群众!我不同意他的主张,又吵起来。多日来我就劝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可是他从十六中一事断定天津市委是黑线,处分马瑞华,实际上是保护马,牺牲车马,保护将帅。应把马交群众处理,“北京为什么把张承先交北大群众处理呢?”看来这问题还要争。 省、市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表现领导无力,怕乱,是事实。对毛主席的思想跟得不紧,习惯于用旧的方法领导运动、包办运动也是事实。但是,我看因此就说整个省、市领导都是黑线,也是片面的看法。青年学生难免片面,可是省、市对此处理不善,被动局面要越陷越深。 小孟说他们四清的春和电器厂的半工半读学校新招的青年学工,主张不做工了,闹运动,要求上北京去,劲头最大。老的学工认为不做工了,影响工序很大,对上北京去也主张派代表。工作组不敢言语。文革组提意见,他们就指摘文革组不革命。结果带动全体半工半读学生去北京了。从北京回津,又主张全日闹运动。后发动大辩论,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老工人质问他们:生产上不去,谁高兴?是不是叫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看哈哈笑?我们搞好生产,就是对世界革命的最大最好支援,生产不好还怎么支援世界革命? 坚决不做工而专搞运动的学工是少数人,坚决主张运动和生产两不误的(按《十六条》办事的)也是少数。经过群众教育群众,中间态度的人认识提高转向坚持生产的态度,因而使全体学工也照常劳动了。少数不赞成劳动的陷于孤立,也不敢不上班劳动了。(如果他们少数人再不劳动,就会产生转化,为多数坚持生产和运动两不误的群众所唾弃。)这个例子很成功。 端阳片面强调“要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这一点,我过去感触最多。可是当父母的总怕孩子走了弯路,成为运动中的反面教员。(每个运动都会有正反两种经验教训。)于是对孩子的首创精神,五敢(注:指当时宣扬的敢想、敢说、敢干、敢革命、敢造反)态度,担心多,顾虑多,怕字多,支持少,劝阻多。对其他青年学生却未必这样多顾虑,这也许是当父母者的私心杂念! 八时半返河北宾馆,到时开始下小雨,越下越大。北风阴凉。 昨天群众大会刘、万检阅后本来准备好了工、农、学代表讲话,有一部分学生(端阳、克平在电话中说可能是北京来的红卫兵造反队和河北大学、天津大学的造反队)抢扩音器讲话,维持秩序的天津红卫兵阻拦,因此造成争执。北京红卫兵等喊口号,天津的敲鼓敲锣,后又念主席语录维持秩序。秩序不能恢复正常,乃开始游行。 克平说他们正忙于在本校成立红卫兵。 《天津日报》记者鹿占云同志在报社里听说昨天群众大会上要抢扩音器的故事,可是他称这部分学生叫“右派学生”。这称法大概代表报社和领导方面的看法。 晚饭后闲谈,袁静同志说南开大学的学生不像天大,分为两派。但有少数三百多人组织了“卫东队”,政委是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的女儿。队员还有一部分准备做外交工作的学生(出身成分都好),徐克同志的儿子都在内。这个队跟天大的“八一三红卫兵”一样要造反,声言非把臧伯平党委书记拉下马不可。 《人民日报》登出了天大“八一三红卫兵”代表在天安门上参加了会见毛主席。可是袁静同志说登错了,上天安门的是苏庄派的“红卫兵”学生,而不是反对苏庄的学生代表。大伙都认为《人民日报》不会那样粗心,连上天安门毛主席接见的学生代表都弄错了。问袁何所据而云然,袁又回答不上了。 袁真是活像契诃夫的小说Dasling的主人公。前几天她对前楼北京红卫兵造反队那样同情,跟他们谈话时激动得流下泪来,回后楼后还愤慨得浑身颤抖。可是回家跟丈夫过一夜,就前后判若两人了! 《天津日报》转载了《红旗》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道路上胜利前进》。社论中说:“在一九六四年,党内又出现了形‘左’而实右的错误,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下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就是同这种错误作斗争取得胜利的产物。”大伙对此推测不已。再跟十八日北京百万人大会的出席人名的排列法,(首席当然是毛主席了,下边却是林、周、陶、邓、康、刘……)对照看来就可不言而喻了。热情,但是不稳、不准,是其特征。 一九四八年在平山召开的“土地会议”,是刘主持的。毛主席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八日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和同年二月十一日《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都是批评平山“土地会议”所推行的“搬石头”和“贫雇农路线”的。 补:袁静同志说今天跟一九五七年反右前一样,有意叫人们“放”,好把一切反党分子和反党思想放出来,而后再整。本来思想很成问题的教授、讲师,却有了一九五七年的经验,就是不肯“放”。 袁这种说法,也是代表某一部分现在站在“领导地位”的心情。未免太世故、太经验主义了!这些人口头上也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却并不理解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十六条》(《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实质的!当然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四类分子也会在这次运动中放出来,可是这次运动的主流是放手发动群众,依靠和信任群众……如果像袁静同志推测的那样,那么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等中央同志这般热情地支持革命学生的革命行动,就成了“钓鱼”的手段了!岂有此理! 8月22日(儿子日记) 上午把《红旗宣言》贴出,下雨被淋坏。 北大附中来两人,造天津市委的反。 下午,陈小放(注:高二同学,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长白桦之子)等二人来找我们谈红卫兵事,他们对现红卫兵有不同意见。真正的左派必须经革命暴风雨中的考验。 8月23日(父亲日记) 晨广播《人民日报》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反对各地党委领导把本单位的领导跟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等同起来,号召工农兵不要“群众斗群众”,这对前楼的省委工作组的对待北京红卫兵造反小组的态度,是一个非常针锋相对的态度的批评。 《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又有社论支持北京红卫兵的革命创举,特别表扬了北京二中红卫兵冲击北京封建、资产、修正主义的商号名称和街道名称。 吃早点回来路遇郭老、柳心等同志,谈到前天群众大会上“造反队”要抢扩音器事,柳心说他们抢扩音器为了反对省委,郭老就骂他们是反动学生。我说今天的《人民日报》社论应当好好看看,他们强问是什么。我略说了说,他们哑然无声。 今天《人民日报》的社论,今天《天津日报》刊登出来了。“党中央就是党中央,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就是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任何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如果违背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违背了毛泽东思想,为什么批评不得?为什么反对不得?为什么人家一批评,就叫做‘反党’、‘反党中央’、‘反革命’?广大工农兵群众,决不要听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老爷们的胡说。” 好,这个社论好!这又是毛泽东思想的新体现!从写《腹地》(注:王林在抗日战争时期写成的长篇小说,1949年刚出版即遭批判)到今天,这个思想一直得不到解决,一直担心着新写的《风展红旗》,也会因此而遭到打击,不得出版见世。有了这个社论,我感到《风展红旗》有保障了! 那天到前楼看宾馆的服务人员斗北京的红卫兵,遇见去吕玉兰处写剧本的省文联同志。他说他们起初按真事改名字写的,后来刘子厚省长说不能正面写支部书记和公社党委副书记蜕化变质,反对、压制吕玉兰。因而改成地主富农暗中掌握着一个会计,反对、陷害吕玉兰。我当时就想,这样一改还有什么劲呢?吕玉兰的特点还怎么体现出来呢?因而想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也把创作列于议程时,我给江青同志写封信问问这些事。不料不等到那时候,这个社论就解决了我多年得不到解决的问题。好,这个思想才是毛泽东思想! 但是也不会完全没有问题。以前在道理上也这样说:某一党员,某一单位的领导人在实际生活里不能代表整个党。可是典型化在艺术作品里,一个领导岗位上的党员,就代表整个党。把某一个单位的支书写成修正主义者,或蜕化变质者,或投机分子等,就是把整个共产党丑化了。因此在文艺创作上如何表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如何表现《二十三条》、《十六条》,尚需向文革领导请教。 上午方纪同志来谈了很久。先是对证周扬在解放战争时期到冀中的年月日和是否讲过话。后来就乱扯起来。他说他在《天津日报》发表胡风的《欢乐颂》,记得似乎是在《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吧》受批评以前,不是以后(简报是如此)。也扯到他在市委扩大会议上说两年前就发觉阿垅是特务的问题,而被一党员(指我)保护住的事。他说他不记得了,我说我记得。我也说明不在解放初期没有看出胡风、阿垅等人是反革命,而在后来不承认当时思想错误,拿不是当理讲。 谈到“中国文艺界怎么能够没有周扬呢!”这句话,方纪说是刘白羽的语言,在三四年前周扬闹严重心脏病时刘发的感慨。方说在延安时刘对周也不怎么样,而是在一九五八年反丁、陈胜利后,刘才跟周拉得紧了。方又说在给中央写反丁、陈斗争胜利的汇报时,刘争功甚突出,给他的印象不佳。 文联机关送来大字报,反对王曼恬、史如北、高介云参加宣讲《十六条》工作,要求把万力(注:《新港》文学杂志主编)放回本机关去斗。万力下楼正好碰上。 补:上午方纪同志还说:在延安时,文抗和鲁艺是两派,互相看不起。又说: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他当时没有听出是针对周扬的(注:此前的7月1日,《红旗》第9期重新发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南针》的编者按中,称此讲话“针对以周扬为代表的三十年代资产阶级文艺路线作了系统的批判”)。 8月23日(儿子日记) 上午,听了人民日报社论,大快人心,党中央和毛主席在支持我们,工农兵在支持我们,更加坚定造市委反的决心。工农兵一段不了解学校情况,他们不再参加学校辩论了。有的人还被市委利用,压制我们造市委反的人。这次人民日报特别明确指出,任何一个党组织都不能代表党中央,党中央就是党中央。还广播了北京向四旧进军开火,造反的报道。社论完全支持红卫兵革命行动。 (上图:天津红卫兵捣毁教堂) 今天,法国教堂被彻底砸毁了,主教也被揪出来,跪在台前,低头认罪,他们也承认,没有什么天堂、上帝,就是为了迷惑人。我们一直爬上教堂顶。 其他一些不适用的名称也完全砸掉,资本家也给抄了……天津市改为卫东市…… 8月24日(父亲日记) 重读毛主席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给东北局的指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这是东北致胜,因而推动全国解放的一个伟大决策。林彪同志光辉地执行毛主席这一指示,而彭真则抗拒毛主席指示。 早点后给家里通电话,克平接的,说昨天把所有的教堂都砸了。克平带人去砸的郑州道教堂,他亲手把耶稣像拉倒的。一中砸的法国教堂。克平说只是把迷信雕塑和迷信摆设砸了,其它没砸。又说把神父弄出来斗,问他哪里来的“上帝”?他回答说:那是骗人的! 天津革命学生砸教堂,比北京红卫兵还“五敢”,但是这个问题对国际震动要大。 (右图:天津红卫兵占领教堂) 王曼恬、史如北等同志回来了,他们说街上热闹极了,北京二中红卫兵来天津不少。天津学校因文革领导中心尚未形成,一时一个意见,一伙人一个意见,正在乱。有的宣讲《十六条》,学生质问刘子厚、万晓塘二同志是否革命的?为什么二十一日群众大会还叫他们讲话? 辽宁省委陈宝善持介绍信来调查吴方同志的问题,他们传说周扬在津召见过吴方,又说周扬指示天津文联支持吴、刘写小说《女童工》,都不是事实。但既沾连上黑线,就得弄清真相。为此我要写个材料证明。 二十三日《参考消息》译载美国《纽约时报》文《俄国的新资产阶级越来越肥了》。作者是艾伯特•帕里。对于苏联和平演变和资本主义的描写,真是惊心怵目的! 上一批北京红卫兵“不欢而去”后,今天又来了第二批。周骥良同志说上午就在会议楼谈判,刘子厚、万晓塘、阎达开、杜心波等都出席了。晚饭后听说文联群众来到,要求把万力揪出来。我们从前楼侧面去看,回来正遇见从会议楼方向走来一群北京红卫兵。走近一看,红卫兵簇拥着刘子厚省长过来。刘的护卫人员较多,红卫兵生气地说:“我们五个,你们来那么多干什么!”护卫人员于是只留下了五个。 刘大概是去前楼小灶饭厅吃饭。红卫兵大概是怕他走了,一溜又找不到了,所以一步也不放。 杜心波同志随后走过来,从前楼旁门进入前楼。 听说跃进剧团也斗争了一天,我们遛达着去看,走回后楼,文联群众已经冲进后楼后门前,叫万力戴上高帽斗呢。斗的中心是毒草《张黑七上西天》和后记压制批评事。斗争后游街,在会议楼前游了一遭。万力手持高帽,一脸黑墨而归。 宋宁说白桦(注: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长,不是曾被打成右派的部队作家白桦)派《支部生活》的邵同志到文联替白桦搜集情报,今天给他戴上高帽送回去了。宋又说他们还要来揪沈毅和白桦。王树人同志向群众讲演,说市委工作团沈毅压制批评,骂左派反市委(即指那一次沈毅批评申文钟对市委不够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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