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記　憶　　　　　　　　　　　　　　　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２日第４期
ＲＥＭＥＭＢＲＡＮＣＥ　　　　　　　第十四期
　　　　　　　　　　　　　　　　　　２００８年９月１３日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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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国史笔谈
余汝信、曾 鸣 “砸烂旧世界”的真实写照——读卜伟华《 “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

他山之石
Joel Andreas(安舟) 体制化的造反——中国文化大革命晚期清华大学的领导体制（下）

史林一叶
王广宇 清华大学造反派污辱性批斗王光美内幕
李 逊 《朝霞》事件

风云人物
陈益南 湖南省革委会中的几位造反派代表

蓦然回首
赵文滔 1976清明：我曾奉命当“打手”
杨耀健 一个小学生的“保皇”与“造反”

文摘
鲁 丁 樊立勤谈毛泽东与江青的关系

故纸堆
新华社 卡翁达总统到京受到数十万群众欢迎
工农兵学员学什么——1971年清华大学三个专业课程设置及学时比例分配表

简讯
周东澎 成都部分当年风云人物座谈文革史

小资料
何 蜀 四川省与重庆市革命委员会中的重庆两派群众组织代表名单

编读往来
一、余汝信关于编辑工作的建议 二、孟久余谈十三期史云文
三、哈佛大学教授Roderick MacFarquhar（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
与瑞典隆德大学教授Michael Schoenhals（沈迈克）关于本刊的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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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笔谈】

“砸烂旧世界”的真实写照
——读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

余汝信 曾 鸣

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 -1968年分卷（第六卷《“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以下简称为《“砸烂”》）由卜伟华执笔，多少算是找对了人。理由起码有二：其一，卜本人是红卫兵及红卫兵运动的始创者——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员，文革以后受过专业的历史学训练且也是最早从事文革研究的学人。他发表过的文章表明，他对文革前期尤其是北京地区的红卫兵运动不仅了如指掌，同时对自己亲历的这场浩劫也有着深刻的反思；其二，卜是“三年文革”论的服膺者。他认为，“从1966年5月到1969年4月这三年的历史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绝无仅有的特殊时期，国内一般称为文革的第一阶段，其实，这三年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在1966年到1976年的这十年中，有许多共同的东西，例如：都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始终都是在宣称进行文化大革命；左倾思潮始终居于统治地位。后七年基本上延续了前三年所确立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毫无疑问，前三年和后七年也有许多重大的区别。例如：前三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是暴发式的，最为混乱、无序，而后七年的运动则基本上是在有序的框架内运行；前三年全国的党政领导体系基本上都经历了从被砸烂或瘫痪到重建的过程，而后七年党政领导体系始终都比较健全；前三年社会运行的基本形态是群众运动，后七年则基本恢复到文革以前的一切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模式”。（《“砸烂”》后记，页793-794）实际上，本书是基本上完成了客观地反映1966-1968三年间全国文革概貌这一并不轻松的任务的。

一、秉笔直书，不为尊者讳
卜伟华在《“砸烂”》后记中论及而笔者又深有同感的是——为尊者讳，是大陆文革研究中普遍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
所谓“尊者”，既主要指毛泽东，又包括大陆党史上的“正面人物”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叶剑英等。卜伟华称：“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但他又是文化大革命的最主要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有些人虽然也抽象地承认毛泽东应对文革负主要责任，但在论述中常常强调他发动文革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常把文革中的许多坏事说成是‘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有意无意地掩饰了毛泽东的主导作用。例如在文革中的外交问题上，许多著作都把林彪、江青，甚至王、关、戚，当成了文革时期外交上极左思潮的代表人物，而毛泽东则成为了纠正极左思潮的人物，这就根本颠倒了事情的本来面目。周恩来、陶铸、陈毅、叶剑英、谭震林等人在文革的进程中，他们在很多时候也是看不清形势，他们都曾努力紧跟毛泽东，也说过许多错话，干过许多错事，也整过许多好人。对文革造成的民族灾难，他们也应负有一定的历史责任”。（《“砸烂”》后记，页794）
对于一位身在大陆且又是“体制内”的学者来说，能有这样突破文革研究领域中为尊者讳的思维定势的深刻认识，确为不易。笔者感觉到，在《“砸烂”》一书中，作者表面上往往“述而不作”，重叙述事件经过而不作或少作评论，惟叙述事件经过的字里行间本身，其实是倾注了作者的立场的，是力求不为尊者讳的。
如关于1965年11月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砸烂”》的作者指出：“在一些比较权威的官方正式出版物中，流行着这样一种说法：对于批判《海瑞罢官》，毛泽东开始时不同意，但后来被江青说服了。也就是说，在批判《海瑞罢官》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是被动的。这一说法很可怀疑”。在引述了毛1967年2月3日与阿尔巴尼亚卡博、巴卢库谈话后作者又称：“毛的这个讲话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即他是在明知批《海瑞罢官》的文章会遭到其他中央领导人反对的情况下批准组织这篇文章的。但他所说的‘开头写我也不知道’的话是不能当真的。江青已经说了，没有毛的允许，她是不敢动手的”。“在点名批吴晗的《海瑞罢官》这件事上，毛泽东是主动的，江青不过是毛的一个‘卒子’”。（《“砸烂”》页11-13）
又如在述及1966年3月批判罗瑞卿的京西宾馆会议时，作者指出，是“毛泽东指定邓小平、彭真、叶剑英主持会议”。会议结束时，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致信毛泽东：“关于罗瑞卿同志的问题，4月8日已经结束小组会议，工作小组起草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征求了会议各同志的意见，没有采取会议通过的方式。现将这个报告和中央批语草稿送上，请你看看是否可以。我们已在会议上宣布，这个报告须经主席、常委和林彪同志审阅后定稿”。而到了4月24日，“叶剑英、萧华、杨成武、刘志坚四人联名向毛泽东和中央报告，揭发彭真在批判罗瑞卿会议过程中的恶劣表现”。（《“砸烂”》页36-38）
即使是刘少奇、邓小平这样的文革受害者，作者通过掌握的相关资料，阐明了文革开始时他们并非是消极的，而是想方设法要把这场运动按毛泽东的要求进行下去。特别是在处理一些干部的问题上，刘、邓也是上纲上线的。如作者在叙述1966年5月华北局会议批判乌兰夫以后，写道：“7月2日，刘少奇、邓小平代表中央与乌兰夫谈话，严厉批评了乌兰夫，一是说他搞地方民族主义，二是说他不搞阶级斗争。邓小平说‘老党员乌兰夫变成了牧主、富牧的代表。’”“刘、邓还指责乌兰夫‘玩小名堂，耍手腕，搞两面派，积累那么一大堆问题，相当恶劣了。’”（《“砸烂”》页104）此外，刘少奇1966年5月26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彭真进行了批判，并批评了陈云在1962年提出的包产到户的主张（《“砸烂”》页93），所有这些，使读者看到了文革初期刘、邓的另一面。

二、不让“坏人”代毛泽东受过
此一命题与前一命题其实是紧密相连的。
官方文革史上的“坏人”，就是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王关戚等等。为此，作者在《“砸烂”》后记中论及“为尊者讳”时又指出：“同样，对这一时期的江青、林彪、陈伯达等人，也应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不夸大，不丑化，力求反映他们的本来面目。例如江青，她遇事易冲动，说起话来口无遮拦，常常信口开河。但细究起来，她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并不都是她个人的行为。毛泽东确实有许多批评、挖苦她的话，但不容否认，江青还是文革时期毛泽东所最信任的人。毛泽东在1966年7月8日、1967年8月4日的两封信就是明证。江青的一些言行，实际上反映了毛泽东的思想。明乎此，我们就可以从江青关于文革的种种议论中，从她攻击刘少奇、林彪、周恩来的许多话语中，摸到毛泽东的一些思想脉搏。又例如林彪，他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革时所主要依靠的对象，但他在很多问题上与毛泽东并不一致，而且在他与毛泽东发生分歧的问题上，有些是林彪比毛泽东更正确一些，或者相对来说更有道理一些，例如在起草‘九大’报告问题上，在关于设国家主席问题上”。（《“砸烂”》后记，页794-795）
如关于《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官方文革史往往根据此标题就把《纪要》定性为林彪与江青勾结的产物。《“砸烂”》的作者则敏锐地批评了此“定论”，称：“在谈到《纪要》时，许多人都称这是林、江勾结的结果，这几乎已经成为定论。实际上，当时江青的步入政坛，仅仅是刚开始，林彪虽然近年来声誉日隆，毛泽东‘接班人’的形象呼之欲出，但也还没有正式出山，说是他们勾结的结果，非常勉强。江青不过是‘小荷才露尖尖角’，还远未形成自己的势力。无视起决定作用的毛泽东的存在，只提江青、林彪，回避毛泽东，虽然出于一些人维护毛泽东的良苦用心，但却是违反历史真实的，因而也只能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说法”。（《“砸烂”》页52）
又如打倒陶铸，官方文革史一般指陈伯达、江青所为。《“砸烂”》的作者则持不同意见，指出：“江青等人未经毛泽东同意，就擅自公开在群众中点名打倒身为政治局常委的陶铸，此事令毛泽东大为不快，几次批评了江青、陈伯达。但毛泽东批评的主要是江青等人事先未向他报告，批评的是程序问题而不是实质问题。对陶铸，毛泽东是早就不满意了。1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说：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这个人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我起初就说，陶铸这个人不老实。邓小平说，陶铸还可以。陶铸领导下的几个部都垮了。陶铸问题，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砸烂”》页365）
官方文革史往往将“揪军内一小撮”的责任归咎于王力、关锋等人，《“砸烂”》则持不同意见，称：“所谓‘揪军内一小撮’，是‘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简略说法。现有许多论著将这一口号的提出归咎于1967年1月关锋等人所拟定《解放军报》的宣传要点，是很不准确的”。在引述了王力关于此事的回忆后，作者又指出：“王力的这个说法值得注意：即这个宣传要点‘是根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决定写的’。当时军委常委包括几位老帅在内，军委常委会议一般由军委秘书长叶剑英主持，而林彪一般是不出席这样的会议的。如果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常委扩大会议确实作出了‘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决定，那显然就不应说成是‘关锋、王力等四人’、‘江青等人’或‘林彪、江青等人’的责任”。“其实，‘揪军内一小撮’本来就是文化大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就是要揪党内、军内、政府内和各种文化界的‘一小撮’。这在《五一六通知》中就由毛泽东亲自明确宣布了。所谓‘军内一小撮’，就是‘党内一小撮’的组成部分。只要‘揪党内一小撮’是合理的，那就没有理由说‘揪军内一小撮’有什么问题”。（《“砸烂”》页535-536）
再如有关谁是1967年中全国武斗升级、“武装左派”的始作俑者问题，大陆研究文革的著作大都异口同声地指江青为罪魁祸首。惟《“砸烂”》的作者指出：“7月18日晚，毛泽东在与周恩来、王力、谢富治、陈再道、钟汉华等人谈话时说：‘为什么不能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8月4日，毛泽东从上海给江青写了一封信，其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提出了武装左派的问题，二是提出了群众专政的问题。毛泽东认为，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部队干部是支持右派的，因此当前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武装左派。此前林彪曾给毛泽东写过一封信，说当前最严重的问题是夺枪问题，并且起草了一个制止夺枪的指示。毛泽东对此不以为然，他在信中说‘夺枪问题并不严重’。毛泽东在信中还说到：另一个主要的问题是群众专政，说‘北京过去大体上就是这样做的’。毛泽东认为当务之急是‘武装左派’和‘群众专政’，称‘如此左派声威大振，右派气焰就压下去了。’” “国内许多有关文革的著作中都强调指出：1967年7月22日，江青在接见河南代表团时公开提倡‘文攻武卫’的口号，次日，‘文攻武卫’的口号在《文汇报》公开发表。从此，全国武斗急剧升级。江青当时在全国的影响力、号召力确实了得，但真正对全国局势造成根本性影响的还是毛泽东。毛泽东提出的‘武装左派’和‘群众专政’两大口号对全国动乱局面的加剧所起到的巨大影响，现在还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甚至还不太为人所知”。（《“砸烂”》页576-577）
以上所举例的数条议论，恰如《“砸烂”》整书的风格，行文简捷，要言不烦。议论在本书中所占篇幅甚少，惟寥寥数语，已直中要害。

三、大胆揭示文革的残酷性
作者在《“砸烂”》后记中论及过往大陆的文革研究存在的问题时，认为其中之一是对文革的残酷性反映得不够。作者称：“文革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的人权——人的生命权、思想和言论的权利、个人的尊严、个人财产权，被践踏无遗。社会动荡，人民遭难，人性扭曲，出现了许多罕见的丑恶现象。在广西，出现了大规模的杀害人民群众和剖腹、挖心肝、吃人肉的现象。堪称文革中最为丑恶的典型事例。在所谓‘斗争哲学’的指导下，全社会混战一场，冤假错案遍于国中。据我估计，文革时期，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当以百万计”。“我认为文革中这些最黑暗、最丑恶的部分，不应该被掩盖，应该作为深刻的教训留给后人”。（《“砸烂”》后记，页795）
作者认为，对文革的研究应重于定量分析和个案分析，而不要浮于泛泛而谈，对文革中具体的重要事件、重要人物、重要组织，要有认真细緻的具体研究和分析。“如果没有对当时的事件、人物、组织的具体分析，那么一切宏观评论都会成为沙滩上的建筑，经不起时间的检验。例如讲文革中出现了夺枪事件，但如果不把在这一时期全国各个地区到底出现了多少起夺枪事件，总共夺了多少枪这些数字讲清楚，那么人们是不会对夺枪事件有什么深刻印象的。整个文革的历史，就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事件、人物、组织汇集而成的历史，如果没有相当数量的具体事件、人物、组织，这样的历史就成为空洞无物的说教了”。（《“砸烂”》后记，页795）
有鉴于此，虽受全书体例、篇幅所限，《“砸烂”》还是通过不少典型事例揭示了文革的残酷性。如北京市大兴县残杀“四类分子”事件，广西大规模残杀民众并剖腹、挖心肝、吃人肉的典型案例，湖南道县事件，内蒙古深挖“内人党”运动，云南“滇挺”事件等等。至于文革中受迫害的非正常死亡情况和数字，作者也多有披露：“一个云南赵健民特务假案，审查了138万多人，其中立案审查17万多人，打死逼死17269人，打伤致残的61000多人。一个‘内人党’的错案就有34万多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16222人被迫害致死”（《“砸烂”》后记，页795）。至于在“破四旧”、“红色恐怖”、夺权、二月镇反、武斗、清队、清查五一六、一打三反等运动中非正常死亡情况，作者也一一作了揭露。
本书第九章“波澜再起”中专门有一节述及“广西事件”。作者明确地指出了广西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央、广西革筹和广西军区的决策错误：“1968年夏，广西派性斗争激烈，武斗不止，中央为解决广西问题，发布了‘七三’布告，并以此为契机，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要求各地制止武斗、推动大联合、三结合。但广西问题十分复杂，中央的果断决策过于草率，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七三’布告发布后，广西革筹和广西军区支持‘联指’派武力镇压了‘四二二’派，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更为严重的是，以后又在广西各地‘刮十二级台风’，向各种所谓‘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造成了数以万计的死亡悲剧”。（《“砸烂”》页706-707）
如1968年7、8月间广西南宁镇压“四二二”的所谓战斗，“据不完全统计，围攻解放路和展览馆的战斗共造成1490人死亡，其中绝大多数为‘四二二’据点中的人，各县民兵在进攻中被打死60人，参战的解放军被打死26人。被抓获的‘四二二’俘虏9845人，其中有7012名俘虏交各县领回，其中有2324人被打死。攻打解放路时，共烧毁33条街巷，其中烧毁机关、学校、工厂、商店和民房共2820多间，建筑面积达46万平方米，使1万多户、5万多居民无家可归，国家财产损失6000万元以上，群众私人财产损失无法统计”。（《“砸烂”》页718）
如“宾阳县在贯彻执行‘七三’布告中，全县每个公社都成批杀了人。从7月26日至8月6日的十一天里，全县被打死3681人（其中：国家干部51人，教师87人，工人27人，集体工75人，农民居民3441人，使176户全家灭绝），占全县在文革中死亡人数总数3951人的93%”。（《“砸烂”》页722）
更令人发指的是，“在无数残酷的事实中，最突出的是广西境内发生了多起吃人的野蛮事件。在历史上，原始社会生产力极不发达的情况下，存在着奴隶及战俘被杀吃肉的现象，而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精神文明、社会道德的发展，人吃人的野蛮行为早已在全世界绝大多数地区绝迹。然而，在二十世纪60年代的中国，在广西却发生了数百起这种丧失人性、愚昧无知的人吃人惨剧”。“在广西发生吃人肉、挖人肝等野蛮事件的有武宜县、上思县、灵山县、天等县、贵县、横县、武鸣县、隆安县、都安县、大新县、浦北县、崇左县、容县、钦州县等县。仅在武宜县就有75人的心肝和肌肉先后被野蛮者吃掉。……其中吃肉后砍头的1人，挖心肝的56人，割生殖器的13人。全部吃光（连脚底板肉都被吃光）的18人，活剖生割的7人。灵山县檀墟、新墟两公社就有剖腹食肝22例，合浦县石康公社有18例，浦北县北道公社定更大队有19例，钦州县小董茶场有3例”。（《“砸烂”》页724）

四、对史料准确的判读和利用
正如本书作者所论及的，对于文革研究者来说，最大困难在于史料的缺乏。虽然已事隔四十年，大陆对文革档案基本上还是处于未解密、不开放状态。
又正如王年一在本书序言中所提及的，卜伟华多年来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二部（研究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党史的部门）做研究工作，可以接触到中共中央的档案。（《“砸烂”》序言，页ⅩⅩⅠⅠ）惟由于党的纪律的严格限制，他在本书中不仅不能使用，甚至不能提及这些档案材料。但是多年的接触、阅读，无疑可以帮助他对史料形成较为正确的认识和较为准确的辨别能力。
由于上述原因，本书使用的，全部只能是公开的出版物。据作者自己所说，“本书的写作，尽量利用国内现有的各种资料，如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的《‘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中、下三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十三册）、《周恩来年谱》、《刘少奇年谱》、各种传记、回忆录等。文革期间各级组织编印了一些资料集，如1966至1968年间，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文化革命联合接待室编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关文件汇集》共七集、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于1968年到1969年间编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共三集。只要下功夫去找，散落在民间的此类材料各地还有不少。至于各群众组织自行编印的形形色色的首长讲话集、中央文件集就更多了。尽管这些资料远非规范、可靠，而且不系统、不全面，但在现有条件下总还算给研究者提供了进行研究的可能性。近年来，全国各地的党史研究室、史志办公室出版了许多有关党史、地方史的资料，如大事记、大事年表、地方志、部门志等，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具体的材料”。（《“砸烂“》页797）
作者也援引了美国和香港等地出版的有关文革的书刊与光盘资料，但他不盲从，不照搬照抄，而是经过细緻的考证和研究来决定取舍。如作者谈及，“2002年，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了一张汇集文革资料的光盘——《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其中有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文件，毛泽东、林彪等中央领导人在文革中的讲话，有文革期间的重要报刊社论文章，有红卫兵、群众运动的重要文献，以及文革时间异端思潮的重要文献等。这张光盘内容丰富，总字数达三千万。这张光盘远非完美。因为信息量太大，而参与光盘制作的人力有限，时间也短，错漏当然不少。我在仔细浏览过这张光盘后，感觉它编排还不够理想，材料有些不实，核对方面的问题较多，有些重要的资料没有收入，收入的资料中存在虚假或伪造的成分。例如其中有一份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中央支左部队进驻各大军区、省军区的若干指示》（1968年6月10日），经过考证，可以断定是一份伪造的文件，尽管伪造的技巧相当出色，几可乱真。《文库》中第四部分是‘中央首长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讲话和指示’，其中有一件《戚本禹对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代表的讲话》（1966年11月12日），明显应该是戚对首都‘二司’的讲话；另外有一件《关锋、戚本禹对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代表及师生的讲话》，标注的时间居然是‘1966年9月31日’，其编辑之仓促草率可见一斑。但总的来说，还是瑕不掩瑜，其大部分内容是比较可靠、准确的”。（《“砸烂”》页797-798）
据统计，《“砸烂”》全书共有注释1181条。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作者是力求做到言必有据，基本上做到对每一事件的叙述都说明了资料来源出处，而且这些资料作者都经过自己的查验认为是准确、可靠的（事实上绝大部分也如此，但不排除也有极个别看走眼的）。作者在充分援引这些资料的时候，无意中为其他研究者及后来者提供了不少专题性研究的资料线索。如研究红卫兵运动，目前已经披露的资料有什么，其出处在什么地方；研究武斗已公开出版的书刊有哪些；研究夺权的资料有些什么，如此等等。由于本书的篇幅关系，大部分事件只能述及简略经过，如其他研究者或后来者有意深入为之，本书其实已为他们提供了较为清晰的探索路向。

五、为本书挑一些刺
以上所说，都是《“砸烂”》一书的长处。惟一部书，不可能十全十美。按照惯例，末了，笔者也不得不为本书挑一些刺，以下数项，不一定对，提出来与作者商榷。
1、《“砸烂”》大体上是以政治事件发生的先后为纵线相连贯成书。以一部国史的全面要求来衡量，《“砸烂”》似乎称之为国家政治史更为恰当。诚然，1966-1968年的中国是以政治斗争为中心的，惟剧烈的政治斗争对国家经济、文化、外交、军事诸领域的重大影响，本书并未能分门别类地加以详细的描述及更为深入的探究。同样是作为中国断代史，著名的美国学者R•麦克法夸尔与费正清编纂的《剑桥中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即有专章论及“中国的经济政策及其贯彻情况”，在谈到文革前期的四年时，作者以数据表明经济混乱的状况“只限于1967、1968和1969年三年。而工业和运输业也只是在1967和1968年才面临巨大的困难。到1969年，很多工业已达到并超过1966年的最高水平。而且，即使在混乱的年度中，工业产量与‘正常的’1965年相比，水平往往也没有下降得很厉害，何况还远远超过1962年萧条时期的数字”。《剑桥中国史》的作者将大跃进时期与文革时期的经济数据作了比较后称：“整个1958-1965年的国民收入增长率还不到1966-1978年的一半，而在前一时期的投资水平高出后一时期的一倍。简言之，大跃进是一场代价极高的灾难。而文化大革命在其高峰期（1967-1968年）的干扰虽是严重的，但基本上是短暂的，是大多数国家都不时经过的”。“文化大革命最具破坏性的后果，并不是红卫兵年代的无秩序造成的，而是长期追求一个独特的发展战略并由此战略而产生的计划和管理的质量所致”。（《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8月第一版，页501、507）事实是否如此？如是，原因又何在？我们在《“砸烂”》一书中未能见到相关论述。
2、本书在个别章节的个别事件叙述上仍存在着颇深的因循旧说的痕迹。如笔者所认为表现得最为严重的第一章第三节“批罗瑞卿”中“上海会议”一小节：
① 作者称，“会议开得突然而又神秘。事前，除毛泽东、林彪外，其他的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以及被扩大进来的与会者，都不知道会议的内容”。（《“砸烂”》页28）作者该论断未免有些绝对化。据会议进行过程的实际情况分析，起码周恩来、叶剑英、萧华、杨成武等人是事先知道会议目的的。
② 作者引用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的“私下”谈话称：“定罗瑞卿总长为反党分子，我实在想不通，罗瑞卿会有什么问题呢？还不是林彪向毛主席告状，说罗总长有意夺他的权。”（《“砸烂”》页29）这与王尚荣本人在批罗中的表现并不相符。以后作为中央正式文件下发的王尚荣与杨成武、雷英夫在批罗时期的主要发言《坚决捍卫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彻底粉碎罗瑞卿同志篡军反党的阴谋》即为最好的证明。
③ 作者称：“上海会议后，罗瑞卿请求辞去军队内的一切职务及与军事有关的职务，如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人民防空委员会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中共中央很快批准，并向县以上党委通报”。（《“砸烂”》页30）这是作者轻信了罗瑞卿本人回忆的说法，事实上并没有这么一个通报，因为罗的问题在上海会议后仅向部一级以上的高级干部通报，此其时对部级以下的干部还是严格保密的。
④ 更重要的是，作者在这一节中并没有说清楚，上海会议整个是毛泽东领导的，没有毛的首肯和主导，谁动得了罗这么个大人物？
3、本书篇幅浩繁，虽著述严谨，在个别史实上偶有小误，也在所难免。仅举三例：
① 作者称，1966年5-7月间华北局即在北京前门饭店召开了华北局会议，“在前门饭店会议上，天津市委书记、市长胡昭衡和山西省委书记袁振也都受到了批判”。（《“砸烂”》页105）其实袁振在前门饭店期间的情况远比这么简短一句话复杂得多。事实上先是袁振在会议上散发材料揭发批判了山西省委和太原市委的其他负责人，这些负责人作了检讨后反过来对袁又作了反批判。
② 作者在述及山西问题时称，1969年7月23日，“中共中央下发文件，调刘格平、张日清回京，参加中央学习班，任命谢振华为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组长、省革委会主任，主持山西工作”。（《“砸烂”》页783）作者所指，当为中发[69]42号文件即中共中央批转《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关于解决山西问题具体措施的报告》，但该文件并未任命谢为核心小组组长和省革委会主任。周恩来在同年7月解决山西问题的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宣布，谢振华“主持省核心小组和省革命委员会的工作”。谢直至1971年4月山西新省委成立前，一直是核心小组的第一副组长和省革委会副主任，1971年4月，方被任命为省革委会主任。
③ 本书页484内称“山西人委参事室主任王学南”，姓名、职务均误。应为王定南，山西省人委参事室副主任。
200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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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之石】

体制化的造反：中国文化大革命晚期清华大学的领导体制（下）

Joel Andreas(安舟)
Pingping Chi 译

消除阶级和特权
　　组织下层监督领导，以及将基层员工和学生引入管理层，都属于范围更广的一系列措施中的一部分——这套措施旨在缩小领导者与被领导者，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差距。领导们按照要求与下级同吃同住同劳动，其中还包括强制限定的体力劳动。“一周里有一天要参加生产，在周五或者周六。”洪承谦回忆道，“我有指定的任务——在指定时间操作指定的机器。要是有脏活儿累活儿，我也得带头干。你看——我可不是个大块头，可是也要做辛苦的重活儿。”
　　福利待遇的分配也与以前不同，目标是减小收入最高者和收入最低者之间的差距。尽管1949年以来共产党政府的分派方式较之过去平均得多，可是相对而言仍有一部分人获得更多的利益。在五十年代，所有国家工作人员根据工龄和专业水平评了级，岗位工资和包括住房在内的其他物资福利都是基于这个级别分配的。教师分为四个基本级别（助教、讲师、副教授和正教授），工人分为八级，每级又有细分的等级。在六十年代中期，工人的月工资从16元到107元不等，教师的工资则从46元（刚参加工作的助教的月薪）到360元（最资深的教授的月薪）不等。
　　在文革十年间，这套评级制度被看作是违反了共产主义原则，共产主义革命中朴素和平等的道德观重新盛行。洪承谦回忆说：“那时的看法就是人人都要和工人农民处在同一生活水平上。”1971年是自文革前以来第一次涨工资，不过这次只针对低工资的人。月工资在55元以上的人被排除在外，这意味着1966年以前参加工作的大部分教师和许多老工人都没涨工资。另一方面，大部分工人都提了一级工资，主要的受益者是那些工龄不足十年的年轻工人，他们之中许多人孩子还小，迫切需要增加收入。1971年以后，职工们开始按常规升职并相应地提工资，不过也只限于低工资者。至此，文化大革命的工资改革仍遗留了巨大的收入差距，然而改革是明确地朝着平均主义的方向进行的。高工资并没有降低，但似乎以后涨工资都不会超过55元了。由于大部分工人在刚参加工作的头几年都拿二级工资（每月42元），年轻一代的工资差异就很小了。
　　在教师当中，专业级别成了活生生的幽灵。文革以前，定位个人身份，确定生活目标、建立社会地位和决定物质待遇的关键要素就是在这套等级中所处的位置——由助教开始，向上经过讲师，再到几个不同级别的教授。这一整套级别都被一个统称——“老师”——取代了，这个词原来是指所有教职员工。文革十年期间，关于教师专业级别的提法会招致批评，说到这些特定级别的专有名词都用过去时，只是为了表明某人在文革前曾是什么级别。然而级别的影响力依旧存在，它不仅仅是过去的提法，也决定着实际的工资——过去评的级别现在固定不动了。
　　基于级别的就诊的特权也因为文革而告终。和许多大单位一样，清华有一个学校诊所为员工和学生提供医疗保健服务，要是有病情复杂的患者，就送到北京医院。大学在五十年代制订了一套特别规定，允许级别最高的教授和学校高层领导在就诊时不必排队等候，在需要的情况下可以到市里最好的医院就诊。1966年以后，这套特别规定被废止，他们和其他人一样排队看病。
　　然而，最戏剧性的变化发生在住房分配上。清华是一个资金雄厚而且占地广大的学校，目标是为所有员工提供住房。可是在文革前，学校宿舍总是短缺，房子是按级别分配的。工人们住的五个“工区”都是狭窄老旧的平房，而教师和领导住在新盖的楼房里，根据住户的级别不同，每栋楼在面积大小和舒适程度上都有不同规格。1966年以后，这种和岗位、级别挂钩的差别待遇不再为人接受。激进派学生借用了一句土改的口号“打倒土豪分田地”，他们主持了大学里住房的重新分配。高层领导和教授原先住在比较高级的公寓和别墅里，现在或者被迫搬到面积较小、设备较差的单元房里，或者和别人同住。空出来的房子则让工人和年轻教师的家庭住进来。1968年，工宣队认可了这次重新分配，并组织抓紧建造新宿舍。工人和教师分一样的房子，不是根据级别，而是根据家庭人口来决定分配住房的优先权。由于工人一般比教师结婚早，所以他们分新房子的时候经常排在前面。
　　工宣队的监督职能有利于在清华推行提倡艰苦朴素和平均主义的政策。组成这个队伍的工人和士兵仍旧从自己的工厂和部队（他们结束在清华的工作后还要返回原来的工作单位）拿着普通工资——工资通常是十分菲薄的。宣传队许多成员在原来的工厂和部队有过更加艰苦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在这项主要针对体力劳动者以及住房困难者的计划中，他们热切地担负起领导职责，尤其在进一步视察乡村、建筑工地和工厂时，他们更是热情高涨。这些人的热情、耐心和此类领域内的工作能力使他们在大学中的威信得以提高，帮助弥补了相对领导和教师而言在教育水平上的不足。
　　
政治庇护与附庸心态重现
　　工宣队管理清华的几年间，大学领导和教师确实受到来自上层和下层的监督。工宣队本身则不是这样。原则上说，宣传队并不应当免于下级批评。工宣队领导曾就这一点严厉批评过原来的大学领导班子，同时他们为自己制订了高标准。
　　“我们必须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虚心向广大群众学习，听取他们的意见，接受他们的监督……由于我们在领导位子上，绝对不可以高高在上、官气十足。有些人只会批评别人，不能解剖自己，只听顺耳的话，听不进逆耳的话，把自己当作是摸不得的老虎屁股……我们必须自觉地把自己置于广大群众的监督之下，宣传队里肩负主要领导工作的同志尤其应当如此。”（1）
　　话虽这样说，可是在接受来自下层的批评方面，工宣队实际并不比蒋原来的机构更加积极主动。清华大学里敢于公开批评工宣队领导的人寥寥无几，有些敢于这样做的人，他们的下场也令人望而却步。据清华工厂的工人陈金水回忆，“工宣队怎么说就怎么做。”这样一来，文革前学校党组织中滋生出的政治庇护与附庸心态在工宣队驻校期间又复活了，只不过形式不同而已。
　　
“造反精神”的阴暗面
　　自1969年党组织重新恢复以来，激进派的领袖开始大规模招收新成员，希望借此来改善自己在党内的弱势地位。举例来说，在清华，工宣队从1969年到1976年新招募了3271人，学校党组织的规模在此期间扩大了一倍多。（2）不过，对于激进派来说，关键并不在于单纯地扩大党的队伍，而在于充实赞同自己主张的新成员。因而他们坚持吸收党员的主要标准应当是有“造反精神”。在文革初期，造反派们充满反抗精神的政治文化曾一度盛行，他们试图通过这种做法把自己的这种精神注入到长久以来重视服从权威、高度官僚化的党组织中。这项事业遭到了抵触。
　　1973年8月中共第十届党代会后，激进派紧跟着开展了新一轮的政治进攻，与此同时他们的新生力量也进入共产党的顶层。在这次进攻中，激进派强调了振兴文化大革命“造反精神”的必要性，鼓励他们的支持者“反潮流”，即抵制过去几年来人们在坚持文革方针上打退堂鼓的做法。激进派在官方报纸上呼吁党支部不要吸收惟命是从的“驯服工具”，要发掘年轻的积极分子，这些人应当表现出造反精神，具有独立思想，“头上长角，身上长刺”，敢于向领导提出批评。他们尖锐地指出，要警惕党内的保守主义倾向，并且引用了两个贬义词以说明这种倾向，即“好人党”和“业务党”。“好人”是从“老好人”的形象中抽象出来的，意为循规蹈矩、唯命是从的人。“业务”是指经济和技术工作（相对的是政治工作），“业务党”这个词是用来批评关心管理社会胜过改造社会的趋向。在他们看来，共产党的任务是领导继续革命，而非巩固现有秩序。因此，共产党员不应该畏惧革命，不应该成为驯顺的专业人员。
　　地方党领导通常不乐于招收“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新人，这是不足为奇的。为了敦促他们改正方向，官方报纸上登满了党支部的模范经验——有些人以前被认为是“找麻烦”、“好争辩”、“不能担任领导”，在认识到他们具有与党内走资派斗争的战斗精神后，这些党支部吸收他们成为新党员。不难想象，对于大部分党支部来说，这真是强人所难。别说党的领导了，就连大部分基层党员无疑还是更中意服从规矩，关心业务的“老好人”。清华工厂的领导洪承谦说，党内是讨厌那些提出批评意见的人的。
　　“入党的人一向都有好品质——他们忠厚老实，工作做得好。但在文革期间，有些新入党的人喜欢批评别人。我们叫他们‘口头革命派’。他们话说得漂亮，可工作干不好……不过造反派很难入党。要投票决定——党员得同意才行。大部分党员是文革前入党的，他们看不起造反派。”
　　在洪看来，优秀的党员工作努力，品行端正，而造反派不好好工作，只喜欢批评别人。两相比较下，造反派就几乎不可能是优秀党员。以“造反”为政治上的判断标准，这是在文革早期放任自流的派系斗争阶段发展出来的，而党的风气却是遵循一套等级分明的组织原则，把这种判断标准加诸于党，显然是件困难的事。

清华的“拍马屁造反”
　　在某些工作单位中，激进派的一伙人站在反对当局的立场上，他们要振兴“造反精神”的努力兴许还保留着这个词表示叛逆的本来意义。然而清华最重要的权力正是掌握在激进派手里，在这所大学中，“造反精神”的含义被现实的权力关系扭曲。工宣队发动学生和工人批评文革前当权派的代表人物。这些老领导负责组织教学、研究和生产，批评他们的主要内容是提倡知识精英主义，重视业务水平而忽视政治积极性。用于批评官僚权威的措辞手到拈来，（反对共产党干部官僚作风的长篇社论是官方报纸的主旋律），然而这种批评意见在大学中并不常见，即便有也十分空洞，这是因为实质性的政治权力集中在宣传队手里，而他们基本上是免于受非议的。在这样的前提下，清华“来自上层和下层的监督”的政治动力衍生出一种我称之为“拍马屁革命”的政治激进主义，其内涵就是批判老领导，巴结新领导。
　　在文化大革命早期，工宣队的领袖致力于描绘造反斗士的英雄形象，他们鼓励那些热血沸腾的积极分子争相表现自己的“造反精神”。可是在工宣队的领导下，这个词的意思已经变得面目全非，看看一个学生对于她的党支部讨论入党申请的描述，我们就会明白“造反精神”在当时的含义了。“形式上，[入党的]程序和现在一样，但当时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方学英回忆道，“在文革期间，他们要看你是否有造反精神，……[就是说，]你有没有批评老师，关不关心政治——你批评别人是不是积极。”我问方批评工宣队是不是也算有“造反精神”。“领导们确实总说希望大家有‘造反精神’，”她回答，“可实际上他们想让大家听他们的，去批评别人——批评那些老领导。不管谁当领导都喜欢那些听话的。”
　　如此一来，当时在清华表现“造反精神”就意味着服从于工宣队的权威。这显然和文革初期宣扬的“造反精神”大相径庭，那时候的“造反精神”是以积极大胆的挑战共产党干部的权威为主要标志的。（3）拍马屁造反的激进主义其实和文革前党员及共青团员（及积极分子）的激进主义更为类似，正如魏斐德（Andrew Walder）所说，激进主义分子需要表现对党的忠诚，这有助于以忠于直接上级为基础的一套依附体系的发展。（4）不过在文革前，清华一直由党组织统一管理，服从上级也相对简单直接。现在工宣队介入大学，而且坚持让学生和工人批评他们的直接上级，这使学校里的权力关系大大复杂化了。
　　拍马屁造反的做法并没有大行其道，起码在方学英班级的党员中是这样。有一名学生被认为是过分热衷于批评人，以便讨好工宣队代表，她讲了自己所在的党支部是如何拒绝此人的入党申请的。
　　“实际上，和其他同学处好关系也很重要。大家对这一点心照不宣。比如说有个同学，有造反精神，积极提出批评意见，可我们拒绝了他的入党申请。他和军代表[一名工宣队成员]关系很好，那个军代表推荐他——让我们批准他入党。可学生们不喜欢他，所以不投他的票……我们觉得他想拍马屁，为了讨好领导什么都干。”
　　这种奴性与反叛的奇异结合可能使得许多人出于不同的原因而对彼此心生龃龉。很多学生和工人不喜欢奉承领导的人。同时，党的风气在很大程度上是保守的，与任何一种造反派相比，还是顺服的老好人更吃香。
　　有些人对那些认同文革前秩序的人员和现象进行批评，要说他们都是拍工宣队的马屁倒也不尽然。许多人是真诚的投身于推进文化大革命教育改革的事业。尽管如此，在来自上层与下层的监督营造的氛围中，所有这一类批评都可能被当成是拍马屁，而且要那些提出批评意见的人搞清楚自己的动机无疑都是困难的。

清华激进的群众动员具有的官僚主义特征
　　在文革晚期，激进派寻求每一个机会来发起新的运动，反对保守的共产党官员，1974年和1976年两次主要的群众运动显然也赢得了毛的支持。这两次运动都是自清华发起的。1973年下半年，迟、谢动员学生和教师批判何东昌实行的较为传统的教学方法，这次运动为1974年全国范围“批林批孔”的重要运动铺平了道路。接着，在1975年秋天，清华又发起了一场“教育革命大论战”，刘冰是主要目标。接着，这场论战在下一年中转变为全国范围内批判邓小平，反击“（颠覆文革正确路线的）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在两场运动中，一开始的焦点都集中在教育方针上，后来争论就扩大到了激进派和保守派意见相左的所有重要问题。
　　至此，激进派对于共产党领导的政治集权提出的尖锐批评已逐步升级，他们宣称这些领导正演变为官僚资产阶级。在所有那些最为详尽的论述中，一部分文章是由清华以及与之相邻的北大的作者执笔的。举例来说，清华报纸上的一篇文章提出，共产党干部的社会地位必然使得其中一部分人想要“走资本主义道路”：
　　“走资派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产物。其产生环境必然长期存在。无产阶级掌权后，结果是没有资产阶级的国家资本主义……[走资派]想要扩大……人民赋予他们的权力，并将其转变为统治压迫人民的特权。他们把自己占据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位置转化为利益，享受物质上的特权。”（5）
　　这篇文章得到了北京大学学报的响应。
　　“[资产阶级分子]必然试图将他们的权力转化为资本，把他们的管理和服务职能转化为压迫剥削人民的权力。他们借自己的权力无所不用其极地把劳动人民排斥在管理规划工作之外，对于管理生产方法及使用劳动产品的权利紧抓不放，从而使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的体制变成一纸空文。”（6）
　　在批邓运动中，处于激进派控制之下的官方报纸登载出越来越具煽动性的言论，抨击共产党官员的调子甚至比文革早期还要高。接着，非官方的造反派报纸把他们的敌人称为“特权阶级”；国家最具影响力的几家报纸现在都在呼吁人民与危害群众的“剥削阶级”作斗争。不过，采用的动员方法与文革早期放任自流的派系斗争则大异其趣。激进派反而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官僚体系由上至下的动员机制，而这套方法是掌权的共产党惯于使用的。1966年，毛曾鼓励学生、工人和农民组成自己的“战斗队”并和其他战斗队串联；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学生和工人在1976年接到指示，要在党的领导下有组织地开展斗争。1975至76年运动的焦点还对准教育问题的时候，清华土木工程系党委就讲了如何在系内组织运动：
　　“目前对教育革命的大辩论已经在党委的领导和统一安排下逐步展开。我们在系内系外和校内校外都没有搞串联。我们也没有组织战斗队。我们没有建立据点，没有停止工作或中断上课。‘一切行动听指挥’。这就确保了运动健康顺利地开展。”（7）
　　开展运动的方法及其目标之间的对照令人印象无比深刻：目的是号召人民起来反对干部官僚主义的统治，方法却是在地方党委的领导下参与运动。
　　尽管当时的报纸报道这场运动是充满了“生机”与“活力”，据清华经历了这场运动的学生回忆，情况却与此相去甚远。工农兵学员左春山强调说参加运动是带有强迫性的。他回忆道：“上面命令我们去开会。必须积极参加，不然人家就指责你只对学习业务感兴趣，所以一定得在会上积极发言，要紧跟路线。”龙江澄是一名外地学生，1976年就读于清华，他记得政治会议很乏味。“就像是诵经班——开始先唱首歌，然后读恩格斯或是列宁，讨论如何应用他们的思想，接着再唱首歌就结束了。”他说，“大家没什么热情。”1976年春，迟群和谢静宜在清华电子工程系的一次学习会上讲话，甚至他们也承认在一些单位士气低落，大家“显得疲于战斗，垂头丧气”（8）
毛曾在1966年发起了对党的官僚作风的猛烈抨击，尽管1976年的运动在很多方面都是那次攻击的延续，但是这次缺少了文革头几年造反的干劲——那时党组织陷入瘫痪，学生、教师和工人组成了自己的战斗队，数以万计的群众涌入清华校园读最新的大字报，他们挤在大会堂里一字不漏地听着激烈的辩论。到了1976年，同样有几千人来到清华大学看大字报，可这次他们是由工作单位用公共汽车或卡车送来的，大字报的内容也是由工宣队预先协调安排的。运动不仅缺少文革初期那种狂风暴雨般的能量，而且党组织基本是由不抱同情态度的干部把持，所以也不可能期望他们对运动提供什么支持。这场有气无力的运动注定走向穷途末路。

体制化造反的局限
　　工宣队介入清华大学开创了一套权力分割的新体制，在这套体制中，工宣队与激进阵营联合，学校老领导大多与保守阵营立场一致，而前者有权对后者实行审查监督。这种权力分割为组织自上及自下的监督领导创造了条件，宣传队进而将其拓展为一套详尽的管理模式。就文革反对官僚主义的目的而言，这套模式有其可取之处。群众监督、团体联合以及更为平均的分配方式，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大大缩小了领导与非领导之间的差距，同时也改变了两个阵营之间的权力分布。
　　这套管理模式阻止了当权者重新走回到官僚主义老路上。在文革以前，大学的干部、教师及领导通过统一的党组织单方面对学生和工人实行监督。现在干部、领导、教师和学生、工人拥有同等的监督职责，而且后者参与决策的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下级批评上级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被期许的。
　　然而，不能批评工宣队领导这个事实却从根本上削弱了群众监督的意义。这样一来，群众监督的主要对象就是文化权威，而非政治权威。由于工宣队领导实际是免于受下层批评的，所以历时已久的政治依附风气大体上继续存留。清华实行的这种自上及自下的监督仅仅是加强了由来已久的政治庇护与附庸主义的格局——不过是以一种扭曲的形式而已。在工宣队的铁腕统治下改造大学的努力以制造出“拍马屁造反”激进主义和一批黯然无光的政治运动而告终。
　　当激进派对共产党领导集权的理论性批判愈形清晰之际，自身也与其批评的这种风气纠缠不清。至少在清华，激进派采取的领导模式最终也显现出政治依附风气的主要特征——而这正是他们所批判的。

体制化派系斗争更为一般的模式
　　在毛的迟暮之年，两派的人都想赢得他的支持，而他则先支持这派再支持那派。这种矛盾态度长期以来使学者们困惑不已。在研究那些年的政治纷争的时候，我发现有一种模式可以解释这个矛盾。情况显示，各级的派系斗争都正在被纳入党政机构的体系内。被打倒的共产党干部官复原职，不过文革早期激增的造反团体的成员也掌了权。而且，任命的格局显示这两类人分别被委以不同的工作：老干部负责管理政治和经济部门，维持国家的正常运转，而造反派则被授予组织手段发动政治运动来反对这些干部，强力推行毛的激进纲领。这种分工看来显示着一套精心建构的领导体制，在该体制中造反派与当权者针锋相对。当时支配了中国政治生活的派系斗争曾被看作是对继承权的争夺，这一局面赋予我们看待此事的不同认识。也许斗争并不单纯是通往终点的手段，而是终点本身。
　　我考察了清华小范围内的这种政治构架——纳入体制的造反派对阵当权者。不过整个教育系统似乎都是同样的模式（教育领域之外，这类例子也比比皆是）。
　　1970年，国务院（中国的最高管理机构）召集科学与教育小组开会修订教育政策。清华工宣队领导人迟群被任命为小组副主任，由于得到了副总理张春桥（他负责国务院统管的教育工作）的支持，迟迅速成为小组中最具影响力的成员。他的导向是拥护激进政策，避免精英教育，将重心放在针对工人农民的实践教育上。推广模范学校就是其中一项尝试——模范学校包括附属于上海机床厂的“七二一”大学，以及辽宁省的朝阳农业大学。不过科学与教育小组对学校机构没有领导权，只能劝勉学校干部实行他们的主张。
　　教育部最终于1974年重新成立，以正规的管理机构取代了非正式的教育与科学小组，毛拒绝了江青和张春桥任命迟群为教育部长的请求，转而支持周恩来提名的较为保守的人选周荣鑫。（9）周荣鑫在教育部和正规的教育机构推行较为传统的教育政策，而迟群和谢静宜则在中央激进派的支持下推行比以往更加激进的政策，继续把处于他们控制之下的清华和其他学校作为实验模型。
　　在省、地区及学校各级都可以看到被纳入体制的造反派和当权者之间的这种分裂。在各级管理机构中，复职的老干部占了大多数，不过激进派作为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的“群众代表”，名义上具有监督管理机构工作的职权。由于各级党委业已恢复（并再次成为实际的权力核心），一些激进派也被选进党委，并且许多地方激进派被提名为1973年第十届党代会的代表。然而，正如罗德明（Lowell Dittmer）和M•迈斯纳（Maurice Meisner）所指出，激进派很少被赋予常规的管理职责。（10）许多激进派完全没有任何职责，被排斥在革委会的实权位置以外，而革委会作为一个规模庞大的审议机构，通常并不行使行政权力。不过这些激进派常被授权组织学习与批判运动。（11）
　　在各个学校，随着工人、士兵和农民的宣传队介入，权力进一步被分割。一般而言，这些宣传队的威信远远比不上迟、谢及其下属在清华的威信，小学里相应的位置通常分派给一名工人或农民代表，他们实际的职责是巡视调查和社团联络。（12）不过宣传队在名义上还负责监督学校干部。学校干部接受正规教育部门下达的命令，执行较为传统的教育方针，因此激进派努力鼓动宣传队支持他们的主张，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
　　这个时期的教育政策左右摇摆不定。毛坚持让保守派的官员管理教育部门，支持他们教育“正规化”的工作，可是接着他又鼓动了一系列激进的政治运动，反对教育官员和他们的政策。（13）结果是保守派的权力牢牢建筑在行政部门的基础上，而激进派的权力则严重依赖毛的领袖权威。激进派的社团联合与正规党组织之间是一种非正式的，但又实际存在的平行关系，彼此常处于正式对抗状态。因此，尽管激进派安坐于权力中心周围，但他们的显赫势力却并非依靠官僚权力，而是更多有赖于毛的支持以及这样一种认知——即他们是传承领袖使命的人。他们的宣言广为传播，也得到了“伟大舵手”的认可，可是由于几乎没有直接的行政权力，贯彻他们的主张多是依靠在政治运动中取得胜利。
　　这样的机构配置中暗藏着政治冲突，文革晚期教育领域的这种局面兆示着一种更为一般化模式的存在，而我在清华看到的派系斗争只是这种模式的一个例证。一些学者提出了类似的看法，认为毛是在派系之间寻求一种权力平衡。举例来说，David Zweig就土地均分政策方面的派系冲突做出了深刻的论述，他提出：“毛是个玩平衡的高手，他乐于让现代化主义者和理论家交战，只有当一方的优势产生威胁，使得国家的发展方向过于一边倒的时候，他才插手干预。”（14）其他人则认为毛在中共党内一直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这个时期的派系冲突是该策略的一种延续，（15）或者是毛的个人领袖权威与党组织之间关系日益紧张的一种反映。（16）
　　基于以上论述，我在此提出两条并行不悖的观点：第一，毛在此期间的政治策略是要创建一套基于体制化派系斗争的独特的统治系统；第二，派系斗争依赖于工作职能的分割，而这种分割意在挑动造反派反对当权者。
　　若要证明这个观点并进一步将其展开，则有必要认真检视其他基层单位以及高层政治圈的情况。（在此我已体察到精心设计的架构，而其他学者也许只是看到一系列急就章的行为，权力斗争、妥协和解，这些无疑是属于这段混乱历史的一部分。）
　　清华的情况远远算不上典型，这限制了我们直接将此个案推广至一般。无论在地理还是政治的意义上，大学的位置都紧邻国家权力中心。清华工宣队的领导与中央激进派领袖联系紧密，大学的老领导则与保守阵营的实权人物关系密切，因此比起那些较为偏远的地区，清华的政治格局更加直接地受到中央激进派与保守派斗争的影响。不仅如此，迟、谢在全国性政治活动中的显赫声名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权力，他们可以借此与学校的老领导对抗。其他宣传队没有这样的权力（而且他们也未必执行激进纲领）。因此不能把清华的权力态势当作典型情况。对此阶段其他学校、工厂和地方政府记录在案的斗争进行研究，就会发现这些斗争千差万别，情况迥异：有罢工、抗议、反对共产党领导人的大字报运动、小规模武装冲突、拘捕扣押、局部政治突袭与反突袭。（17）研究揭示了这样的现象：在许多工作单位，激进派被委以反对当局的角色，负责自下层发动对领导干部的批判。比起清华的拍马屁造反，这项事业可是危险得多了（而且还需要那种革命中的反抗精神和大无畏品质）。
　　如果说毛是精心设计，安排下让造反派反对当权者的局面，那么这个布局最终是脆弱不堪，随着毛1976年去世而不复存在（此后激进派被有计划地从各级权力位置上彻底清除出去）。尽管如此，这种旨在抑制官僚权力的特别努力所得到的结果是值得我们认真检视的。基于本文提供的材料以及其他一些对该时期局部冲突的研究，我得出以下判断：如果反对当局的造反派是从下面组织起来的，那么凡是在这样的地方，他们就缺乏权威，地位不稳；若造反派是从上面组织起来的，那么他们所在之处则会出现逢迎谄媚的迹象——这在清华就很明显。

注释：
1. 人民日报，1975年7月27日。
2. 学校里党员的数量从1965年的3287人增加到1976年的7021人，激进派1976年底下台后，这个数字急剧下降，到1982年低至3414人。参看方惠坚和张思敬（主编），清华大学志（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p. 819。
3. Helen Siu指出，既然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派们誓死忠于毛主席，他们反对权威的热忱态度就显得尤为荒谬 (Agents and Victims in South China: Accomplics in Rural Revolution[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240) 。造反派把对毛的忠诚当作能够合法挑战地方共产党干部的手段。
4. Andrew Walder,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Berk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5. 清华战报，1976年5月10日，p. 27，该文大致出自系列的评“走资派还在走”的论文中，该文的作者属于安舟采访对象。
6. 马延文《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专政：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的一些体会（第四部分）》，北京大学学报，第四版（1976年9月1日），由Survey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gazines翻译，895期（1976年10月28日），pp. 18-30。
7. 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党委《我们如何开展教育革命的大辩论》，《红旗》1976年1月1日，由Survey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gazines翻译，（1976年1月23日-30日），p. 73。
8. 迟群和谢静宜《迟群、谢静宜在清华大学机械系学员和干部学习1976年5月16日两报一刊社论座谈会上的讲话》（原件），北京，1976年，p. 3。
9. 严家其和高皋《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由D. W. Y. Kwok翻译）(Ha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6), p. 459。
10. Maurice Meisner, Mao’s China and After: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6), pp. 418-419, 以及Lowell Dittmer, “Bases of Power in Chinese Politics: A Theory and an Analysis of the Fall of the ‘Gang of Four’”, World Politics, Vol. 31, No.1(1978), pp. 26-60。
11. 在群众宣传方面以及包括上海、辽宁在内的一些省市政府中，激进派也赢得了重要的领导权。参看Lowell Dittmer, “Bases of Power in Chinese Politics”，以及Parris Chang, “Who Gets What, When and How in Chinese Politics-A Case Study of the Strategies of Conflict of the ‘Gang of Four’”,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2(July, 1979), pp. 21-42。
12. 参看Dongping Han, The Unknown Cultural Revolution(New York: Garland, 2000)。
13. 70年代早期对教育政策的争论，详细情况可参看Theodore Chen, Chinese Education Since 1949: Academic and Revolutionary Models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1981); John Cleverly, The Schooling of China(London: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85); 崔相录（主编）《东方教育的崛起：毛泽东教育思想与中国教育70年》，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3；Suzanne Pepper, Radicalism and Education Reform in 20th Century China: The Search for an Ideal Development Mode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Jonathan Unger, Education Under Mao: Class and Competition in Canton Schools, 1960-198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以及周全华《“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
14. David Zweig, Agrarian Radicalism in China, 1968-1981(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9。
15.参看Fredrick Teiwes, Leadership, Legitimacy, and Conflict in China: From a Charismatic Mao to the Politics of Succession (Armonk:M. E. Sharpe, 1984); Fredrick Teiwes, Politics at Mao’s Court: Gao Gang and Party Factionalism in the Early 1950s (Armonk:M. E. Sharpe, 1990); Tang Tsou, “Prolegomenon to Study Informal Groups in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olitics”, The China Quartly, No. 45(1976), pp.98-114; Tang Tsou, “Chinese Politics at the Top: Factionalism or Informal Politics? Balamce-of-Power Politics or a Game to Win All?” The China Journal, No. 34(1995), pp.95-156; 以及Avery Goldstein, From Bandwagon to Balance-of-Power Politics: Structural Constraints and Politics in China, 1974-1978(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16.参看Byung-joon Ah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China’s Search for Political Order”, The China Quartly, No. 58(April-June, 1974), pp. 249-285; Jiwei Ci, Dialectic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From Utopianism to Hedonis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Lowell Dittmer, China’s Continuous Revolution: The Post-Liberation Epoch, 1949-1981 (Berk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Maurice Meisner, Maxism, Maoism, and Utopianism: Eight Essay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2); Martin King Whyte, “Iron Law Versus Mass Democracy: Weber, Michels, and the Maoist Vision”, in James Hsiung (ed.), The Logic of “Maoism”: Critiques and Explication (New York: Praeger, 1974), pp. 37-61。
17.参看Anita Chan, Stanley Rosen和 Jonathan Unger(eds.), On Socialist Democracy and the Chinese Legal System: The Li Yizhe Debates (Armonk:M. E. Sharpe, 1985); Keith Forster, Rebellion and Factionalism in a Chinese Province: Zhejiang, 1966-1976 (Armonk:M. E. Sharpe, 1990); Keith Forster, “Spontaneous and Instutional Rebellion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Extraordinary Case of Weng Senhe”,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27(January 1992),pp. 39-75; Goran Leijonhufvud, Going Against the Tide: On Dissent and Big Character Posters in China (London: Cuzon Press, 1990); Elizabeth Perry 和 Li Xun, Proletarian Power: Shangh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7); Jackie Sheehan, Chinese Workers: A New History(London: Routledge, 1998); 以及 Shaoguan Wang, Failure of Chrism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Wuh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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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清华大学造反派污辱性批斗王光美内幕

王广宇

1967年4月10日，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在清华园召开有30万人参加的批斗王光美和彭真、陆定一、罗瑞卿、薄一波等人的大会。当王光美被押着出场时，她套着紧箍着身子的旗袍，头戴一顶洋草帽，脖颈挂着一串乒乓球制的“项链”，这身打扮很不合时宜，当时还是春天，却身着夏装。显然，这是对王光美的丑化和污辱。
这个丑化和污辱王光美的穿戴是江青亲手制造的。笔者作为见证人，把这场对王光美人身丑化和污辱的内幕告诉国人。
王光美以国家主席夫人的身份，于1963年夏天第一次陪同国家主席刘少奇访问东南亚几国，这作为国家外事活动，是很正常的。出国要路过上海，在离京前的一次舞会上，王光美见到毛泽东，问他要不要给在上海的江青带信。毛泽东就托她给江青带了一封信。在上海，江青几次约见王光美，除了谈文艺界的情况外，还就她出国着装提出建议。王光美没有接受江青的意见，出国访问时还是按自己的意愿和国际礼仪变换服装。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江青对此很有些耿耿于怀。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以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的身份呼风唤雨，对她过去的“仇人”或不满的人一一实行报复，王光美的遭遇就是江青报复的一例。
1967年4月初，我在中央文革办事组工作，对清华大学策划批斗王光美等人的大会，事前毫无所知。就在这个会召开前两、三天的一个深夜，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刚刚开完，江青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叫到钓鱼台11楼她的住处。不一会儿，王力和关锋回到16楼办事组住地，把我叫到小会议室，向我布置一项紧急任务，并要我立即执行——而这时已经是午夜了。
关锋向我交代说：听说，最近几天，清华要召开批斗王光美的大会，清华的造反派学生要在批斗会上给王光美戴什么木制的一串项链，这样不太好，要讲政策嘛！你现在马上去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部传达我们的意见：王光美前几年出国访问时，不是穿着漂亮服装吗？为什么不可以叫她穿上出国时穿的旗袍，戴上草帽和珍珠项链参加批斗会呢？这正好还她以本来面目！你去传达这个意见，尽量说服他们不要给她戴木头制的项链，叫王光美穿上出国时的那套行头参加批斗会。关锋强调：跟他们传达这个意见时，不要说这是谁的意见，我们只是给他们提出建议，叫他们以自己的名义提出来。关锋接着说：这件事不能叫蒯大富来办，他不大听招呼，办事也不牢靠。他对王力说，清华井冈山勤务组的潘某某，这个女青年很注意掌握政策。办事又认真负责，通过她向井冈山总部提出来比较好。王力点头。关锋对我说，你马上就去清华找小潘，这件事要注意保密。
关锋急如星火，叫我马上去清华，这时已经是凌晨两点左右了。我只能照办，立即要车去了清华。深夜的清华大学校园一片寂静，空无一人，学生都在宿舍熟睡，去哪儿找小潘？我又不知道宿舍在何处？为难时正好发现了一间亮着灯的屋子，找到几个学生，让他们把我带到井冈山总部办公室，又由办公室值班的同学到女生宿舍找来了小潘，我告诉她有紧急事对她讲。小潘把我带到另一个小办公室，我原原本本地向她传达了关锋的话，但我没说关锋的名字，当时也没有别人在场。小潘认识我，知道我是中央文革办事组的。她一再向我解释：我们总部并没有主张给王光美戴木制项链，我们是把乒乓球串起来做成的“项链”，这并不重，不会伤着她。我再三叮嘱她向总部勤务组提出让王光美穿出国服装问题，千万不要说这是中央文革的意见，就以她个人的名义提出。小潘表示一定照办，并答应保密。
第二天上午，小潘给我打来电话，她说井冈山兵团总部同意了她的提议，但王光美的衣服在她家里，怎么才能取出来呢？我去问关锋，关锋说，王光美家里的东西需要周总理批准才能取，他让小潘直接去请示周总理。
就在当天晚上，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开会，接见某省两派代表。会前，周总理和部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已经先到，在安徽厅旁边的休息室等候开会。事先我与小潘约好，叫她当晚到人民大会堂找周总理。小潘按时到后，我叫办事组会务组的周占凯把小潘带到休息厅。
小潘到休息室找到周总理，提出要在清华大学开的批斗会上给王光美穿出国的服装和配饰，当然也说了几条理由，如群众的要求，不算武斗，“还她本来面目”之类。周总理开始时不赞成这么做，认为用这种方式让她参加批斗会不好。小潘一再申明这是群众的“要求”，坚持要给王光美穿出国的衣服。在场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纷纷表示支持这个“要求”，周总理无奈，只好同意让小潘等人去王光美家取她出国穿的衣服和行头。周总理最后说：“你们一定要坚持给她穿，能给她穿上就穿吧！”
江青的这一手十分阴险，把她的报复行动经过周总理同意合法化了。江青对她自己的小儿科把戏很得意，开批斗会那天一大早她的女儿肖力（李讷）就出现在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部；江青还指使新闻电影制片厂派人去现场拍摄批斗王光美等人的新闻记录片。同时，在批斗会那天江青还要她身边的工作人员去看看。我们办事组只好派车把她的警卫员、护士和服务员等四五个人送到清华去看热闹。我随着江青工作人员一起去了清华，也想看看给王光美穿出国服装落实的情况。
当我们到达清华时，批斗大会已经开始，30多万人的会场我们这些人也进不去，只能在会场后边的空场，看了一会。果然，王光美出场时，两个红卫兵扭着她的双臂，她穿着紧身的旗袍，戴着洋草帽，挂着乒乓球做的项链，并被强迫做“喷气式”接受群众批斗。
关锋叫我找小潘传达这个“主意”时，没有提到江青，只强调说：“不要说这是谁的意见。”但我推测这是江青的主意，大概不会错，理由是：
一、王力、关锋是从江青那里回来后马上向我交代任务的，而且急如星火，不能隔夜，要连夜办妥。
二、据我的观察和了解，以王力、关锋在中央文革小组中的地位，他们没有这个胆量干这种事，因为这是对国家主席夫人采取丑化和污辱行动；如果顶头上司江青或陈伯达有不同意见，他们承担不了；别说王力、关锋，就是陈伯达当时也不敢独自出这个主意。不言而喻，王力、关锋是奉命传达江青的指示。
三、肖力在批斗会召开那天一大早就去了清华，这时她已经从中央文革办事组调回解放军报社工作了，她去清华显然是领受了她妈妈江青的旨意。
四、江青指示她身边的工作人员去清华大学看批斗王光美的热闹，这不正反映出她的阴暗心理吗！？
五、江青没去参加批斗会，可在当天晚上就迫不及待地在钓鱼台17楼放映厅看了现场记录片。
基于以上几个理由，我断定丑化和污辱王光美的阴谋出自江青。最近看到的王光美的访谈录等书籍和文章里也谈到这件事的历史背景：1963年夏王光美随刘少奇出访前，曾在上海见江青时谈到了出国着装问题，王光美没有采纳江青的意见，这就种下了江青忌恨王光美的种子。
还有一个旁证，这就是1967年给江青担任机要秘书的阎长贵，在关锋生前，曾就这件事问过关锋。阎长贵问：“批斗王光美时给她穿上出国服装是不是江青的主意？”关锋不好意思而又含含糊糊地说：“可能吧！”关锋虽然闪烁其辞，隐去了他布置的环节，但他实际上承认了这是江青的主意。
这里顺便说一下，同我一样，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勤务员小潘是这件事情的执行者。小潘当时仅是个二十岁左右的学生，文革开始时，曾和蒯大富等一起造过工作组的反，后来被选为勤务组成员。小潘多次受到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接见，在会上的发言很“得体”，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特别是关锋很欣赏她，认为她讲道理，处理问题踏实，关锋之所以把这件事交给小潘去办，而不交给蒯大富，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小潘在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勤务组会上就是以她个人名义提出给王光美穿出国服装的，一直没有透露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授意，甚至连蒯大富也蒙在鼓里——据说，不久前蒯大富还认为这是小潘的主意。在这件事情上小潘没有什么责任，她不过和我一样是那个疯狂、邪恶年代的受蒙蔽者而已。

附记：这件事，我作为江青、关锋旨意的传达者，应当说是“罪责难逃”，说句良心话，就在我传达指示的当时，也并不认为江青用这个办法报复王光美，是正当的，至少是不符合“对敌斗争”的政策；在那种形势下，我所处的地位，只能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正因为我认为江青的这个作为“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所以，当我在农场劳改的时候，听到河北省衡水地委传达粉碎“四人帮”的文件后，一个星期内我就写了揭发江青通过关锋丑化王光美的内幕，当时只能揭发江青违反毛泽东的“对敌斗争”政策对王光美人身丑化。因为当时王光美仍在秦城监狱关押，刘少奇“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还戴着。这封揭发信是通过冀衡农场的总支送到衡水地委组织部转交当时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的。时间大概是1976年10月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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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朝霞》事件*

李 逊

最近连续两期《记忆》都刊登了有关“《朝霞》事件”的文章。当事人陈冀德的回忆尤其使我们更为深入地了解到这场风波的真相。20年前，我和肖关鸿曾合著《大崩溃——上海工人造反派兴亡史》一书（1996年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出版公司出版），在此书中，我们曾详述了“《朝霞》事件”的过程。如今旧事重提，我也旧文重提，希望能让大家再多了解一些细节。
　　《朝霞》是上海市委主办的文艺刊物，由肖木和陈冀德负责。1973年肖木调到北京任王洪文的秘书，《朝霞》杂志就由陈冀德全面负责。1973年5月，《朝霞》丛刊第一辑出版，上海市委写作组召开大型座谈会以示庆祝，扩大影响。
　　1974年1月，《朝霞》月刊创刊。创刊号送到姚文元处，姚文元很欣赏，在会见外宾时，把《朝霞》杂志吹捧为全国文艺刊物的“样板”。
　　《朝霞》的编辑和作者队伍一律由写作组自己培养，上海原有的文艺编辑和作者队伍几乎全部排斥在外，其中包括50年代和60年代上海涌现出来的一批工人作者。这引起文学界大多数人的不满。但《朝霞》编辑部有恃无恐，依然我行我素。
　　《朝霞》月刊出到第三期，一场轩然大波骤然而降。
　　1974年2月13日，上海市总工会召开区县（局）工会负责人会议，还邀请了犯过错误已经下台的老造反派头头，动员批林批孔。徐景贤在会上作报告，主题叫“一月革命精神”，还谈到“老造反正确对待自己”。第二天，这篇讲话的内容被《文汇报》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
　　总工会头头们看了这篇评论员文章很不以为然，把文章给了王秀珍。王秀珍看过文章，说，文章有问题，对一月革命的评价不对。一月革命最根本的经验是夺权，文章却没有讲。
　　于是，王秀珍要总工会整理一份材料批评徐景贤。材料整理出来后，王秀珍觉得还不够尖锐，又让他们修改补充。然后，王秀珍以“群众来信”的名义报送张春桥。张春桥看后在材料上写了批语，是批评徐景贤的。为此，徐景贤在市委常委会上作了检查，大家都批评他，说他好出风头。总工会的头头们觉得整了徐景贤很解气，也算报了写作组不重视工人作者的仇，于是他们继续找写作组的岔子，想更狠地整整他们。
　　这时，正逢《朝霞》月刊第三期出版。这期杂志的头条小说题为《红卫兵战旗》，讲红卫兵打破山头主义，搞大联合的故事，其中有个细节讲到一派红卫兵张罗成立半周年纪念活动。
　　总工会的头头们看了这期杂志后说，这篇小说有问题！里面重提半周年这件事。
　　有的人拍着桌子大骂：这是影射攻击我们总工会。
　　原来，1967年工总司成立半周年时，王洪文搞半周年纪念活动，被徐景贤报告张春桥。张春桥讽刺道：“难道连一周年都等不及了吗？”王洪文为此与徐景贤大吵了一场。当时张春桥立足未稳，还需要工人造反派的支持，所以，他反而批评了徐景贤，这件事便不了了之。
　　总工会的头头们拿着《朝霞》杂志去找主持上海工作的马天水，说要批判《朝霞》。他们又打电话给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要廖向王洪文汇报这件事。这一切都在秘密地进行中。
　　《朝霞》编辑部还蒙在鼓里。他们正在忙着第四期杂志的定稿工作。
　　第四期的稿件中有一篇文艺短评，作者是工人文化宫文艺评论组头头，他在校阅文章清样之后，加上了一段话，说上海近来有些作品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红卫兵运动和工人运动，为林彪路线翻案。
　　陈冀德审读清样时提出要删掉这段话，作者一反平时谦和的态度，坚持己见，寸步不让。陈冀德感觉奇怪。
　　这是写作组得到的第一个信号。
　　总工会那边则早已准备好对付写作组的办法。他们从三期《朝霞》杂志上找出三篇“大毒草”。《红卫兵战旗》是“影射讽刺工人造反派”;《初试锋芒》是“污蔑工人民兵”。《闪光的军号》是“为林彪路线招魂”。当然，“半周纪念活动”的事只能意会，不必言传。
　　首先发难的是总工会的戴立清，在他掌管的后方基地工厂里召开了批判《朝霞》大会。紧接着，团市委，妇女联合会，民兵指挥部这些工人造反派掌权的单位闻风而动，纷纷召开批判会。工人文化宫团结的一批工人作者这下找到了宣泄不满的机会，又是开会又是写大字报，十分起劲。
　　《朝霞》编辑部借住在上海人民出版社院子里，他们平时盛气凌人，独来独往，群众敢怒不敢言，现在批判《朝霞》的大字报一下子覆盖了出版社的大字报栏。一时间出版社的院子成了全市文艺界关注的中心。
　　这时总工会也出面召开批判会。写作组得到消息后派人去会场探听，结果被人认出而赶出会场。此后，总工会正式给中共上海市委打报告，要求对《朝霞》进行全面清查。
　　作为市委书记的王秀珍首先批示：“《朝霞》问题很严重，要好好清查。”
　　马天水见王秀珍态度如此强硬，还摸不着底，但知道工人造反派这一头不能得罪，便批了两个字：“同意。”
　　对此事，徐景贤颇感为难，他和陈冀德关系密切，工人造反派人所共知。他心里明白工人造反派整《朝霞》，实际是冲着他来的。况且他与王秀珍争权夺利，由来已久。但王秀珍的态度从来没有如此强硬，工人造反派更是全线出动，气势汹汹，连稳健老练的马天水也站到王秀珍一边，在市委书记的三票中他们已占多数，形势对他极其不利。此刻，他如果站出来保护《朝霞》，承担责任，矛盾的焦点势必立即转到他身上来。弄不好他就会垮台。他左右为难。这时他只能自保，无法保写作组了。他在王秀珍和马天水的批示下面写道：“同意秀珍同志意见。”
　　徐景贤的批示既出乎王秀珍的意料，也出乎写作组的意料。写作组的人没想到徐景贤在关键时刻把老朋友们都出卖了，他不仅没有保护他们，反而把他们抛了出去，自己溜了。
　　三位市委书记的指示使写作组和《朝霞》所有的人都怔住了。就连朱永嘉也十分紧张，一时没了主意。
　　朱永嘉跑到王秀珍那里去打招呼，表示愿意检查错误。王秀珍却毫不客气地对他说：“你不用检查，我不要听你检查，你们知识分子要写检讨还不容易吗？”
　　显然，这一次工人造反派不肯善罢甘休了。而在上海，已经没有能够制约工人造反派的力量。朱永嘉把惟一的希望寄托在张春桥、姚文元身上。他指定人每天写一份简报，向张、姚报告事件进展情况，他又要王知常出面，每天给姚文元写信，反映写作组成员的看法。
　　但是，接连几天，发往北京的简报和信件都没有反应。
　　这一下，写作组惊慌失措了，以为张春桥、姚文元在工人造反派的压力下也要抛弃他们了。
　　朱永嘉已经稳不住阵脚，他想到自己苦心经营的这支队伍将毁于一旦，几次黯然流泪。他强迫陈冀德向工人造反派让步，争取妥协。王知常更是顶不住，在总工会头头的追逼下，把肖木抛了出来，说这三篇有问题的小说从主题到构思都是肖木的主意。《朝霞》编辑部的编辑开始清理抽屉，准备关门。而写作组的秀才唇亡齿寒，不免惶惶然。只有陈冀德一个人态度强硬，不肯向工人造反派低头。
　　工人造反派见写作组和《朝霞》内部已分化瓦解，更是乘胜追击，准备以胜利者姿态接管《朝霞》杂志。据说，他们已经拟出了夺权后的领导班子名单。他们心里很清楚，这次他们如果能够压倒写作组，上海就是工人造反派的一统天下了。
　　4月9日清晨。朱永嘉突然通知写作组一个年轻人去上海人民出版社门口等候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让他陪同何在出版社看大字报。
　　何秀文按时来到出版社。看了大字报后匆匆走了。
　　当天半夜，肖木从北京打电话给朱永嘉，说张春桥要他打电话告诉朱：“我是上海的第一书记，《朝霞》是上海的刊物，《朝霞》有问题，我应该负主要责任，而且，据我看没有什么问题，陈冀德不用检查。”肖木还告诉朱，过几天，张春桥会有批示给上海市委。
　　朱永嘉接电话时，陈冀德也在场。以后陈冀德给张春桥写信时曾这样描写他们当时的心情：“当时我和朱永嘉一边听电话，一边热泪直流，我们又一次感到‘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倍觉主席亲’。”
　　陈冀德对《红卫兵战旗》的作者说过：“没有张春桥，你我都完了！”
　　第二天早上，朱永嘉立即召集写作组所属文艺组成员，传达肖木的电话精神。他情绪激动，流着眼泪，边哭边讲。
　　此时，总工会还不知道形势的变化，还在起劲批判《朝霞》。市工人文化宫组织了一次工人作者批判《朝霞》座谈会。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这个会议的通知，被写作组窃去了一张，作为总工会整写作组的“罪证”。
　　过了两天，马天水来电话请朱永嘉去，给他看一封张春桥的信，就是肖木电话中提到张春桥要给上海市委的批示。
　　张春桥在给马天水的信中，还附了一张字条:

天水同志：
　　此件本来是想答复朱永嘉同志，现在考虑还是寄给你，请你约秀珍、景贤、朱永嘉三同志一谈，不要再扩大范围了。

春桥
一九七四年四月九日

　　张春桥的信是在谈工作，也不提《朝霞》事件，但信中第四条给这个事件下了结论:——

天水同志：
　　请市委考虑：
　　1、朝霞、学习与批判、文汇报、解放日报，都不要发表批评外地报刊的文章。
　　2、如果要批，需请示市委。
　　3、这期朝霞准备批解放军文艺的文章，不要发表。
　　4、这些报刊的领导责任在市委，市委应负责，不要推给写作组。
　　如同意，请告朱永嘉同志。
张春桥
一九七四年四月九日

　　张春桥在信和纸条上签的日期是4月9日，实际上是4月12日才发出的。他让秘书何秀文转告马天水。他还给何秀文写了一张条子：

何秀文同志：
　　材料收到。请你把总工会的刊物从创刊号寄给我一份。团市委的那个简报也找一份。如果你能够找到有关批《朝霞》的其他材料，我都要。事情来得突然，事先我一点也不知道。希望你能把来龙去脉打听一下。老马在电话里吞吞吐吐，说不清楚。当然，你要谨慎。只听不说。
张春桥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二日

又是这个日子!

　　“又是这个日子”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张春桥最忌讳“四一二”。1967年4月12日，上海发生过第二次炮打张春桥事件，他对此记忆犹新。他认为总工会批《朝霞》是又一次“炮打”他。上海的造反派最忌讳“炮打”的罪名，过去两次“炮打”，凡有牵连者都遭到了毫不留情的清洗。
　　王秀珍看到张春桥的信后，立即下令总工会停止一切批判《朝霞》的活动。总工会的头头听到“炮打”的传闻，哪里还敢轻举妄动。
　　现在是王秀珍去找朱永嘉打招呼了，她说总工会一帮人不是对写作组有意见，而是对徐景贤不满，想不到徐耍滑头，一个批示把矛头转向了写作组，自己溜了。
　　过去一个月里，写作组秀才们担惊受怕，现在可以扬眉吐气了，他们也不轻易饶过工人造反派，指责他们搞写作组是假，其实是炮打张春桥。
　　王秀珍也慌了，在一次工人造反派的聚会中，王秀珍说着说着哭了起来：“我们怎么会炮打张春桥呢？”
　　一向霸道逞强的工人造反派这次栽了大跟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些人过去动辄对别人上纲上线，小题大做，妄加罪名，现在轮到他们自己被别人揪住小辫子不放了。
　　今天我上你的纲，明天你上我的纲；今天我斗你，明天你斗我。谁一朝得势，大权在手，便重复别人整自己时的方法和手段。这成了历次运动乃至十年文化大革命中任何一派也跳不出的政治怪圈。
在张春桥的干预下，《朝霞》事件总算平息了下来。

* 作者声明：2006年第2期《炎黄春秋》“春秋笔”专栏曾刊登过《“罗思鼎”和“朝霞”事件》一文（第25页至30页，作者史义军），其中关于“《朝霞》事件”的内容是一字不改地照抄我的《大崩溃——上海工人造反派兴亡史》（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出版公司出版，1996年）第18章的有关内容。我曾要求该刊申明更正，未果。特此说明，以正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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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人物】

湖南省革委会中的几位造反派代表

陈益南

（一）
在“三结合”（即军队代表、革命领导干部代表与革命群众代表三方面人员组成）的“新生红色政权”——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机构中，起初，造反派方面的代表曾占有相当大的优势。
1968年4月8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共有委员141人（拟定160人），其中常委29人（拟定35人）。
省革委会常委29人之中，军队代表9人，原省、地级领导干部7人，造反派代表11人，农村劳模与民兵代表各1人。因此，造反派代表在常委人数中超过三分之一。
在这11 名造反派代表中，工人（含基层企事业单位中的小干部）有8人，教师1人，学生1人，处级机关干部1人。从而，在造反派代表中，又以工人为多。
湖南文革中的造反派组织，虽然也多如牛毛（毕竟文革中有那么短暂一段可以在拥护毛泽东的旗帜下“自由结社”的时期），但当时能影响能左右湖南文革局势的造反派力量，却主要是“长沙工联”与“湘江风雷”这两大组织。其他造反组织，不论从成员数量，还是影响力度，都远不可及“长沙工联”与“湘江风雷”。因此，省革委会成立时，这两大组织的主要负责人胡勇与叶卫东，便同时作为造反派代表被中央任命为省革委会副主任。由此，胡勇、叶卫东二位也成了湖南造反派公认的旗帜性头头。
在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一年之后，中共“九大”召开，省革委会常委、造反派工人代表唐忠富突然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并且，在几年之后的中共“十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这一来，湖南造反派的首领便有了三位，而且唐忠富一跃而成了湖南造反派的“第一把手”。

（二）
唐忠富在“九大”上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的确是一件很突然的事。这不仅是因为其造反派工人的身份，而且还因为一直到临近正式选举之前，唐忠富都还根本与中央委员候选人无缘。
因为，在中共“九大”会议中，中央委员候选人最初的名单，湖南省提出的由造反派工人代表出任中央委员的人选，原来是省革委会副主任胡勇，但后来，事情发生变化，胡勇被换成了只是省革委常委的唐忠富。当时（4月23日中午）毛泽东在一个小范围的会上，曾说到此事：“如湖南长沙提了个工人，但大产业基地在株洲，我不关心我这个家乡。”毛泽东接着特别问了：“胡勇呢？”当即就有人向毛插话解释：“（胡）刚加入党。”（《毛泽东在中共“九大”期间的讲话》）
据胡勇对笔者说，这个插话向毛泽东做解释的人是黄永胜。
在包括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在内的很多文革历史资料中，毛泽东在中共“九大”上的这一段讲话文字中，毛泽东问的都是：“胡康呢？”
笔者认为，这是一个误记或误传。
因为笔者当年曾阅读过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下发的关于毛泽东在“九大”中讲话的传达报告资料，上面记载的明明确确是毛泽东问：“胡勇呢？”
当时，对于造反派能参加中共的全国代表大会，特别是毛泽东在会上说到了湖南的人和事，笔者和所有的造反派成员一样，都是极为关注的，所以有此强烈印象。实际上，不论湖南的工人代表中，还是所有出席“九大”的湖南代表中，都没有一个叫“胡康”的人。联系这一段内容的指向，也毫无疑问，毛泽东问的是胡勇，而不是什么胡康。
胡勇，1936年生，湖南湘潭县人，技工学校毕业，文革时是长沙汽车电器厂工人，是湖南省最有影响的造反派组织“长沙工联”（长沙革命造反派工人联合委员会）及后来短暂存在的“湖南省工联”的主要负责人。“长沙工联”下属包括了长沙几乎所有工商企业的工人造反派组织，并且，长沙的主要大中型厂矿企业均已由其控制。
文革初1966年9月，因同情湖南大学红卫兵对长沙市委的造反活动，胡勇曾被所在工厂党委认定为“右派嫌疑”而遭隔离审查，同年10月获自由后，组织并领导了该厂“造反有理总队”，1967年3月，当时湖南最大的造反组织“湘江风雷”被省军区镇压后，他即联合长沙各大厂矿造反派组织，成立了“长沙工联”，反对省军区镇压造反派的做法。
1968年4月8日，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32岁的胡勇被中共中央任命为省革委会副主任。
1968年国庆节，胡勇作为湖南的工人代表也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观礼，并且被周恩来亲自安排，坐于观礼台第一排座位中间左向，距离正中毛泽东的座位，仅横隔六个位置。当时四位同坐第一排的工、农代表（其他三位是：尉凤英、王洪文、陈永贵）中，胡是最靠近毛泽东者。而且，当时毛泽东听说胡勇也是他的家乡（湘潭）人，故在城楼上的休息厅内特地召见了胡勇，问起湖南的文革问题，也问了胡勇个人的情况。全国的造反派工人能有此特殊经历者，除了后来的王洪文外，恐再无第二人。　
1968年10月，作为特别情况，经时为省革委会副主任的华国锋与解放军四十七军副政委李振军介绍，胡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本来，当时中共地方党组织在文革中早已停止活动，入党的事是根本无从谈起的。但由于胡勇是一个当时能左右湖南局势的特殊人物，中央便采取了这样一个特别措施，让胡勇这个特别人物，做了中共党员。
1969年4月，胡勇作为中共“九大”代表，参加“九大”。
对于将中央委员人选换成唐忠富一事，胡勇说：“是黄永胜搞的鬼！”
胡勇认为，黄永胜的理由只是借口。因为，在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讨论确定湖南推荐的中央委员人选名单的过程中，从没有人以胡勇入党不久而不能作为中央委员人选提出什么异议，相反，都是一致同意了的。因为，党章中对担任党的中央领导机构成员，从来就没有党龄长短的限定。直到“九大”会议上，起初大会发下的中央委员人选酝酿名单中，都还是胡勇的名字在榜，而无唐忠富。但是，后来却风云突变，负责指导湖南省代表团的原广州军区司令员、时为总参谋长的黄永胜，却突然决定将胡勇的名额换了唐忠富。为此，黄永胜还亲自找胡勇解释，理由便是这个“刚入党”，并说：唐忠富也是你一个造反组织的，但他党龄长一点，当选中央委员会顺利些。
胡勇却坚持认为，是因为他在对待湖南军区前段镇压造反派问题一事上，曾与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黄永胜有过很激烈的对抗，胡曾指责过黄永胜是“湖南军区镇压造反派的黑后台”。因此，黄永胜是不看好他的。
但毛泽东对胡勇的印象，显然很深。所以，当他知道湖南提拔做中央委员的工人不是胡勇时，便提出了疑问。不过，在有人解释了更换胡勇的理由后，毛也没有再说什么。
35岁的唐忠富便由此而做了中共中央委员，而且，在1973年中共“十大”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
这一来，原本是湖南省第一号造反派头头的胡勇，就只能在名义上屈居唐忠富之后了。虽然，在“长沙工联”时、在省革委会中，以及在对湖南造反派的影响上，胡勇的地位与作用，都要强于唐忠富，但唐有中共中央委员的身份，所以，中共“九大”后湖南造反派头头的身份排序，唐便位在第一。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湖南日报》曾发表的三篇社论性文章《三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作者以“富勇忠”署名；这之中，“富勇”即唐忠富、胡勇。
唐忠富，1934年生，河南汝州人，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初中文化，长沙曙光电子管厂工人，文革中担任工人造反派组织“长沙工联”核心领导人之一、长沙曙光电子管厂“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主要负责人。
1973年唐忠富被任命为中共湖南省委常委、省总工会主任。
1976年“四人帮”垮台后，唐忠富与胡勇均于1977年3月被隔离审查，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并于1982年以所谓“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伤人罪”（唐）和“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杀人伤人罪”（胡）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唐）、15年（胡），剥夺政治权利3年。
获释后，唐忠富、胡勇也均曾被推下商海，与朋友合办私营工厂，自谋生计。
唐忠富后因身体患病，于1997年8月3日在长沙去世，终年63岁。
胡勇现年73岁，如今是自我退休、颐养天年。
胡勇是一个进入了中国历史画页的人物，因为，他与华国锋有过的一段不寻常的关系。华国锋在文革中崛起的过程中，胡勇不仅是一个参与者，更是一个促成者。华国锋从地方进入中央的第一步起飞，就是于1967年6月21日的乘飞机进京。而在此前一天，就是胡勇作为当时最强的造反派主要负责人，与在“走资派”边缘上的华国锋谈话做工作，让华国锋遵照中央指示“站过来”、并写出支持“工联”造反派的“亮相声明”，而且，第二天，又是胡勇陪送华国锋一道登机赴京。1968年省革委会成立后，胡勇与华国锋同为副主任，成了同僚。后在当年6月省委机关造反派与部分工人造反派发动欲重新打倒华国锋的活动中，胡勇又挺身而出坚决做了华国锋的保护神，旗帜鲜明地支持了华国锋，并最终击退平息了反华国锋的浪潮。
顺便说一下，上文所说到的“富勇忠”，“富勇”即唐忠富、胡勇，而“忠”，则是另一位造反派负责人雷志忠。
雷志忠，1936年生，湖南澧县人，复员军人，先后在省汽车运输公司与省公路管理局任保卫干事。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文革中参加造反派，系“长沙工联”第三号领导人。
1968年4月，被任命为省革委会常委；
1969年4月，作为中共“九大”代表，参加了“九大”；
1973年5月，被任命为中共长沙市委副书记；
1977年3月，被隔离审查，1978年12月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逮捕入狱。后免于刑事处分，获释。1986年4月29日因肝硬化重病去世，终年51岁。

（三）
叶卫东在湖南文革中是一个传奇人物。
他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却居然组织并一度领导了一个在全省有百万之众、工人为主体的造反派组织“湘江风雷”；尔后，他又因中央文革的一个批示，被湖南省军区以“反革命头子”的罪名，关进了大狱；但入狱五个多月后，竟又奇迹般直接被中央批示平反、以英雄般待遇出狱进京面见中央领导人；再后，被中央任命成为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
叶卫东，1939年生，原名叶冬初，湖南宁远县人，1961年由湖南师范学院本科毕业，分配到长沙市一中任语文教员，时为共青团员，校团委委员。
文革初的1966年8月，在教师中，他公开支持本校高中学生谢若冰等人造反的大字报。随后，9月串连到北京，在北京各高校受到红卫兵造反活动的感染。10月中旬，在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支持下，叶卫东在因被打成“新右派”、“新黑鬼”而到京上访的湖南工人、教师、基层干部中，参与发起组织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湘江风雷挺进纵队”（简称“湘江风雷”），担任政治部主任，“湘江风雷”成立时的各种重要文告，均出自其手，由此而成为“湘江风雷”主要负责人。
11月初，在北京成立的“湘江风雷”回到湖南长沙，即将造反矛头对着了时为省委第一书记的张平化。同时，“湘江风雷”很快发展成为有百万之众的全省性最大造反组织。
但是，湖南军区却不看好“湘江风雷”，而支持大学生红卫兵造反派组织“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简称“高司”），并且，在获得中央文革1967年2月4日的一个批示后，在全省对“湘江风雷”进行了镇压，并抓捕了该组织支队长以上骨干人员近万人，予以拘押。叶卫东由此入狱，坐牢五个月，直至同年7月中央决定为“湘江风雷”平反之际，才获释赴京。
湖南省军区整理的抓捕叶卫东之理由的材料中，除了说叶是“反革命头子”外，还有一项很奇特、罪名也很重的指控：叶卫东曾说过，对毛泽东思想也可以一分为二。
在考虑为叶卫东平反的过程中，叶卫东的这个说法，显然让中央文革都有些头痛：在毛泽东思想神圣无比之际，一个对毛泽东思想居然有过如此不敬之言的造反派头头，应不应该平反？至少，能不能重用呢？
中央文革负责此案的戚本禹，为此向毛泽东谈了他对此事的看法：“如果说毛泽东思想有好的，有坏的，这是反毛泽东思想。但他（叶卫东）说的意思是毛泽东思想是不断发展的，这是正确地阐述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不断发展的，不断发展就是一分为二。”
戚本禹说：“那天我问主席，我这样理解行不行？”
对此，毛泽东回答：“我同意这样理解，我的思想为什么不能一分为二呢？”（《1967年8月4日戚本禹接见湖南造反派代表谈话纪要》）
叶卫东获平反后，继续担任恢复重建的“湘江风雷”主要负责人，并在同年8月被中央任命为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1968年4月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即被任命为副主任。
但，叶卫东在出任省革委会副主任一职后不久，即在当年6、7月间湖南开展的一场反“三右一风”（在“杨余傅事件”后中央提出的反对右倾保守、右倾分裂、右倾投降，粉碎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被省革委会领导层中的军方与工人造反派代表指控为“炮打新生的红色政权”，接着又是姚文元《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发表，由此，身为知识分子、教师的叶卫东从高位跌落，被离职审查数年，直至1973年批林批孔前夕，才重新获准参加省革委会的会议。
1976年“四人帮”垮台后，1977年3月叶卫东被隔离审查，撤销一切职务，1982年被以所谓“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杀人伤人罪”判处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获释出狱后，叶卫东即被分配到一所中专学校工作，后该校被并入他读大学时的母校，由此，他得以最后在其母校退休。叶卫东今年71岁，多年风雨之后，得以在家安享晚年。

2009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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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蓦然回首】

1976清明：我曾奉命当“打手”

赵文滔

1976年，周恩来去世了。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花圈、小字报、诗词汇成了海洋。还有人聚众演讲。我工作的单位离广场很近，骑车6、7分钟可到，我去匆匆看了一下，觉得气氛不对，显然那气氛是捧周抑毛，我预感到又要出事。作为“摘帽右派”，最好不要参与这类事情，特别是“四人帮”当政的时候。赶快回来呆在我的木工房。
我正在做一件工具，办公室主任吴士孝来了，吴是解放前夕辅仁大学社会系毕业参加工作的。他一进门就说：“走，别干啦，到天安门广场看看去。”
我心里直嘀咕，含糊应道：“我不去，你叫别人去好吧。”
他笑着说：“你说，我找谁去？”
“公司人多啦，随便找一个。”
“哎——你就走吧。”他还一个劲儿叫我走。
“我，我这些事一般不参与。”我给他说实话了。
“老赵，咱们处了有四、五年了。我知道你是好人，你那点儿事我也知道，我从来没把你当给你扣的帽子那样看（这公司的头头也愿意和我接近，但又有点顾虑，我常常被当作一种‘中性人’，既不当工人看，又不当干部看），你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老吴绝不是害人的人。走吧！”
他这一说，我有些不好意思，但我还是不打算去：“公司那么多人，你就随便找一个好了。”
“嗨，你还不相信我，我给你说吧，我找你是为了咱们一边看，一边还可以议论议论，哪个诗好啦，哪个词合不合词牌啦，有兴致。别人能聊这个吗？”
“实在说，我也不是学文学的，我也不懂那些。公司那么多人找谁不行？”我还是不想去。
“这么着吧，有了任何事我负责，顶多开除我党籍，绝不给你带来麻烦。这行吧？”
我实在不好再推了，就和他一道去了天安门。我们在那花圈和诗的海洋里看了三个多小时，对一些诗也作了一些谨慎的评论，但我心中有数，说话还是有分寸的。绝对不能忘却自己的“摘帽右派”身份。
几天之后，上边就传达下来（当时正是四人帮当政），天安门的悼念活动已经定性成“反革命事件“。去过天安门的由各科室登记上报公司。我心里直埋怨老吴，作为“摘帽右派”，我实在不想招来任何麻烦。我只想就做一个体力劳动的木工，现在有了“铁饭碗”，就无声无息地过我的后半生，不要再出政治问题也就完了。
那一天在办公室开学习会。老吴作为办公室主任，对大家宣布：
“大家注意了，咱们办公室这些人，前两天谁去天安门看那些花圈、诗词，听演讲的，来登个记。这是上边布置的。我反正去了，咱们这儿也就老赵没去。你们去的就登记。”
哎呀，没想到这老吴居然来了这么一手。他这一来，打消了我的顾虑。
紧接着天安门被清了场，“四人帮”下令：天安门左近的每个单位都抽出若干人，每人发几个面包，一根木棍，埋伏在中山公园和泰庙，一旦有人再献花圈，就立即出去阻止。这拿棍子阻止，分明是去做“四人帮”的“打手”，要去打那些再献花圈的群众。
总务科的党小组长梁桂秋来到木工房，他说：“老赵，走，领一份面包，到劳动人民文化宫。”
他不会糊涂了吧？这种事怎么能找“摘帽右派”去呢？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说好，嗫嚅了一阵才说：“我，我不能去。”
“不干了！有什么活儿也不干了，走！”他还直摧我。
我干脆给他挑明了：“这种事你不该叫一个‘摘帽右派’去，再说我也不能参加这类政治活动。”
“摘了帽子就不是右派了，摘了还算右派，那还给人家摘帽干什么？再说啦，你现在是正式工作人员，你怕什么？”
看来这位老梁虽是党员，政治上也有些糊涂，他全然不考虑“阶级立场”。我进一步给他说：“这种事应该是党员积极分子才能去的，你怎么能让我去呢？你不要忘了我是‘摘帽右派’。”
“既然给人家摘了帽子，就不能再说人家是什么‘摘帽右派’，我既然叫你去，一切我负责。有任何责任由我来承担，走，我负责，走……”
我实在不好再推，只好跟着他，领了一份面包，还有一根木棍，和一帮人去了泰庙（劳动人民文化宫）。
从早上去，一直蹲到下午，我一直心里犯嘀咕：“真要有群众来献花圈，这帮人拿着棍子出去，我绝对不能干‘武斗’的蠢事，这……”多亏再没人来献花圈，也没发生其他问题。唉，这也叫做：做人难，做“摘帽右派”更难。

摘自作者长篇回忆录《伤害》，题目是本刊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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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蓦然回首】

一个小学生的“保皇”与“造反”

杨耀健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时，我13岁，是重庆市市中区两路口小学六年级学生。大约4、5月份，在市三十中参加了初中考试，满怀憧憬，想跨入中学校门。不料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9月初，重庆由官方支持和部署建立的红卫兵纷纷成立。这时，以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为首的造反派（时称八一五派）已经开始出现。中共重庆市委全力支持由他们控制的重庆市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力图使运动在其主导之下“健康发展”。后来这一派被造反派称为“保皇派”或“思想兵”，又因为据说市委曾给“思想兵”总部发放过夜宵麻饼，故此这一派被“八一五”派讽刺为“麻子兵”。初期，其组织成员都必须是“红五类”，要求根正苗红。后来为了与造反派争夺群众才有所松动。
我的父母都是医生，按成分划分为“自由职业者”，不算“红五类”，也不是“黑五类”，不知该叫什么，人们开玩笑就称为“花五类”或“麻五类”。那时能有一个红袖章戴在胳膊上，是很荣耀的事，这成为我梦寐以求的“理想”，如果说那时的人有啥失落感，那就是生怕自己被排除在政治运动之外。所以，当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下属的小学生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小兵成立，并同意将我吸收入内时，我欣喜若狂，连想也不想就投身进去。
记忆中那是当年的秋天，我去凯旋路中学（“破四旧”时改名为红岩三中）报到，毛泽东思想红小兵总部设在那里。因为我能写短小的文章，又会刻蜡纸，被分配去政治部工作。一去就发红袖章，但我觉得红小兵的名称不如红卫兵强，不爱佩戴。
毛泽东思想红小兵总部隶属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总部工作人员大约有十多人，分为政治部、组织部、宣传部三摊。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专门派两位大红卫兵来领导，一男一女，男的姓卢，女的忘记姓氏，我们都称他们为指导员。对于他们基本上是唯命是从，绝对照办，因为红小兵都是毛孩子，稀里糊涂的。
我们每天要干的事，就是自己动手刻传单，写标语。传单的主要内容是外地红卫兵带来的小道消息，有中央领导讲话，有哪些“走资派”又被揪了出来，以及本派别组织的消息。标语的内容，则是配合上述消息而制作。制作完成后就到街上去散发和张贴。有一天轮到我去散发传单，我和小伙伴登上解放碑旁边美术公司的二楼阳台，从上往下撒。那里位于解放碑中心区，群众特别多，一见传单自天而降，潮水般涌来争抢。我们恶作剧，一次只扔几张，还吐口水下去，觉得挺好玩的。
参加组织并没有啥实惠，伙食费是各自从家中拿来的，在凯旋路中学食堂搭伙，晚上就在学校的教室里睡觉。一天早上我醒来，发现自己放在裤兜里的菜饭票全部被窃，异常愤怒和震惊。我怀疑是一位姓于的小伙伴偷去的，次日夜里，我想偷回来，手已伸进他的口袋里，但一看他熟睡的脸，又不忍心下手，终于未拿人家的东西。
国庆节后，重庆的造反派组织接连成立。由于市委被批判、“炮轰”，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日子就难过了。总部派出去贴标语、散发传单者，有的遭到纠缠和威胁，有的甚至被围攻。在此情况下，我们红小兵总部也被迫转移，搬迁到江北区，先后在江北嘴的一所学校和十六中、十八中落脚。那时大家开始怀疑自身在这次运动中站错了位置，不该去当“保皇派”。
不久，我又被派去执行新的任务：到“红卫兵造反战果展览”执勤。
重庆市大规模的抄家行动结束后，受市委支持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抄获的物资最多。总部决定学习北京的样子，办一个“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战果展览”，大搞阶级教育，场地征用枇杷山上的市博物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调集了几十人执勤和担任解说，并吸收部分红小兵参加，我因在红小兵总部得到卢指导员的赏识，也被选中执行这一光荣任务。
记得我到展览会场时，只见每间展室的桌子、椅子和地板上，到处堆满各种抄家物资。大件的有钢琴、红木家具、浴盆、屏风；小件的有牙雕、鼻烟壶、签筒、银筷和象牙筷。还有蒋介石签署的委任状、国民党党证、国民党军校毕业文凭、国民党军政大员的亲笔信；黑色的烟土、鸦片烟枪；各种首饰、古玩、古籍、字画；还有少量锈迹斑斑的驳壳枪、小手枪、子弹和手榴弹。不管这些东西的主人是出于怀旧或留恋，在“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年代，都足以构成反革命罪状。
由于没有保险柜，抄获的大笔现金盛放在几个铁皮水桶里，上面加贴一张盖有总部公章的封条就算完事。毕竟，守卫者都是十多岁的中、小学生，对财产管理的事一窍不通。登记簿是有的，大约是日记账形式，哪天收到啥就登上，由头头保管。在展览期间，还有中学生红卫兵送来东西，我亲眼见到一位队长从手腕上抹下三只手表交公，口里还说去晚了点，有几家查抄对象被其他组织抢了先。
领导我们的卢指导员是一位高中生。他出身于工人家庭，为人忠厚勤勉，不苟言笑，平日总是很严肃。他几乎老穿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整天跑来跑去布置工作，自己也动手做，片刻不闲着。他对我们几个小学生格外关心，嘘寒问暖，还常常启发我们的觉悟。守着如山的金银财宝，现金又由他清点登记，他却洁身自爱，一个铜板不沾，与大家同甘共苦啃干馒头度日。他很有政治头脑，讲话有条有理，显得十分成熟，受到大家的尊重，有什么事都主动向他汇报，他则耐心听取予以解决。有他在，大家便觉得有了主心骨。
几十个执勤者住在底楼，分组各自看管一个房间的物资，除吃饭轮流上街外，平日寸步不离。晚上就睡在屋内地板上，有的人带有草席，有的人家中连草席也没有，就找几张报纸铺在地上对付着过夜。开水到附近茶馆去打，洗脸洗脚都用自来水，入秋后水冰凉，大家喊“一二三”同时把脚伸进盆里，还乐得哈哈笑。
我们当时手头拮据，每天主要靠烧饼、馒头、小面、凉粉充饥，难得吃一次肉。闲来无事，大家就吹自己过去吃过什么好东西，越吹越饥饿，暗暗咽口水。但说来也怪，明明守着一桶桶现金，晚上瞌睡都大，谁都可以乘人不备从铁皮桶里抽一张钞票，起码能管一周的好伙食，然而自始至终没人这么做。过去所受的传统教育在无形中约束着中、小学生，如今讲来令人难以置信。
布置展厅的时候，我去给大红卫兵打下手，帮忙递工具、搬板凳、准备颜料、牵扯横幅。我正在求知期，对那些查抄来的“毒草”书很着迷，如《施公案》、《青城十三剑侠》等，得暇就赶紧翻一翻。有些画片也很吸引我的注意力，因为上面有我熟悉的《封神榜》中的人物，还有充满异国情调的宗教画，栩栩如生。搬东西时，我抚摸过各种各样的砚台，有的上面还有墨香，使我回想起过去在学校填九宫格的往事。至于金条和骨牌，我们拿来排成间隔不远的队列，碰倒第一快，其它的便逐一倒下，多年后才听说洋人管这个叫“多米诺骨牌效应”。
“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战果展览”最初很热闹，尚未被夺权的市委、区委通知各单位组织参观，工人、农民、解放军是首先观展的，接着是机关干部和其他公教人员。那时国家实行低工资制，二级工每月30多元、大学毕业生40多元、科级干部50多元，维持着最低生活水平，他们一看满屋的珍宝和绫罗绸缎，巨大的反差感油然而生，跟着讲解员一遍又一遍高呼：“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当然有的也只是为了表明革命立场的政治表态。
但是，随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的开展，重庆造反派（当时统称八一五派）力量逐渐壮大，他们把这个展览视为“保皇派转移斗争大方向”的阴谋，准备来造反了。
一天午后，我正迷迷糊糊地打瞌睡，突然听见卢指导员大声吆喝道：“有情况，紧急集合，快到大门口去，八一五来冲展览馆了！”
我不知天高地厚，一翻身从地铺爬起来，跟着中学生就往门口跑。只见展览馆的院坝里有近百名八一五派的人，身着军装或劳保服，气势汹汹，一股蛮劲往台阶上冲。我方的中学男生手挽手肩并肩排成一排，站在最前列，抵挡着最强烈的冲击波。女生站在第二排，也是手挽手肩并肩，尽力支撑前面的男战友。我们这些小学生照样站在最后排，一副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的样子。
与后来真枪真炮的武斗相比，这场冲突相对来说实在有点温柔：冲击者并不动手打人，只是竭力往台阶上钻，当他们被守卫者挤下台阶时，方才怒气冲冲地去抓扯守卫者的衣服，口里乱骂乱嚷。守卫者也腾不出手还击，仅仅在冲击者试图钻进空隙时齐心协力把对方挤出去。最激动的是双方的女生，头发蓬乱脸色通红，不停地指责对方是“暴徒”，不停地背诵毛主席语录，为自己的男同学打气鼓劲。殊不知正因为有她们在场，小伙子们才斗得更凶。有好几次，造反派的一群人已把我方站在头排的人推倒了一片，并试图从人堆中踩过去，哪知后面的我方女生立即挺胸堵住他们，使他们不敢越雷池一步，因为毛主席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有那么一条：不准调戏妇女。造反派顾忌与女生有了身体接触而违犯这条规定。
冲击者见正面进攻无效，又采用侧面进攻。在紧张的搏斗中，谁也没有注意到，有两个造反派的人悄悄溜到展览馆后面，企图翻窗闯入。幸亏我方早有防备，已将窗户用木板钉死，他们未能得逞，但他们砸碎玻璃的“哗啦”声，的确吓了我们一大跳，赶紧从前面抽调人员过去察看，并再三打电话告急。
总部得到报告，立即派出三四十人乘车前来支援，全是初生牛犊般的中学生，天不怕地不怕。当援兵乘坐的大卡车飞快开到展览馆前停住，跳下来一大帮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时，八一五派的人顿时泄气停止了冲击。但他们仍三三两两在院坝里游动，喊叫挑衅，直闹到腹内空空要去进餐方才散去。这时，我们像凯旋的战士一样，唱着毛主席语录歌，兴高采烈地得胜回营，好几天都有牛皮可吹。
然而好景不长，1966年12月初，造反派制造了“一二•四事件”，诬陷“老保”打死了人，还抢来殡仪馆的几具病人尸体说是他们的“死难烈士”，对我方造成极大压力，加上造反派报复性的打砸抢抄抓，“老保”组织纷纷土崩瓦解。
是年末，毛泽东思想红小兵总部随一部分残存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搬迁到青年路的市中区体育馆。我在那里才住了几天，父母就一同找上门来，强行将我拉回家中。“保皇派”此后的结局，我便不清楚了。我在红小兵总部大约呆了两个多月时间，印象深刻的就是老不停地搬家。
1967年初春，好友蒋建突然来找我，他当时在八一五下属的小学生造反组织“小闯将”总部工作。他明明知道我曾参加“保皇派”，但因为从小就是好朋友，也并不忌讳，硬拉我入伙。
那时八一五派已是占据重庆政治舞台的主流革命造反组织，“八一五好得很”的口号喊得震天响，所以我的父母未加阻拦，反正我呆在家里也无所事事，学校均已停课。
就这样，我又进入了小闯将总部，其全称为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小闯将总部。
由于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设在市少年宫，小闯将总部也在那里，在原国民党重庆市市长杨森的公馆内办公。与“保皇派”一样，八一五也指派男女高中生、初中生各一名来做小闯将的领导，记得女的指导员姓熊，胖胖的，爱唱歌跳舞。小闯将的一举一动，都听命于指导员。与红小兵不同的是，小闯将发展的成员更多，遍布7区3县。记得有次开大会，最先来报到的是长寿县分部的两个小男孩，蒋建疑心他们是假冒者，晚上居然把他们反锁在房内，早上才放出来。
小闯将总部做的工作，主要是发动小学生回校去造反，把各区县分部的头头召来开会，指示他们向大红卫兵学习，到各校去揪斗“走资派”，更重要的是要理直气壮去找校方给经费，把宣传工作搞起来。同时，要坚决“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与“保皇派”作斗争，撕毁他们的大字报、标语，在他们开会时前去捣乱。小学生涉世不深，参加造反主要是觉得好玩，恶作剧的成分多。于是小学里也出现了给老师贴大字报、戴高帽、挂高跟鞋批斗的现象。与“保皇派”的摩擦，就是缠着对方辩论，措辞越刻薄越好。
万万没有想到，我却因此暴露了有“老保”前科的身份。
少年宫离我母校两路口小学很近，不到半站地。一天，两路口小学的小闯将要开批判会，邀请我“到会指导”。我那时已弄到大红卫兵的袖章，佩戴在左臂上，洋洋得意回到母校，那天的会是批判校长江某，无非是指责他长期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要他交代自己的“罪行”。我代表小闯将总部在会上发言，坚决支持母校小闯将的革命行动，号召同学们“与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斗争到底”云云。
殊不知，我的同班同学、女生石世荣（时已改名为石世红），在会场上见到我，连会也不开，马上跑到小闯将总部去揭发我是“保皇派”。那时人们的派性大抵如此，对立派是水火不相容的，连夫妻也要反目。
会后，我兴致勃勃步行回少年宫，老友蒋建在半道上截住我，急匆匆地说：“有人来揭发了你的底细，总部准备把你抓起来，你千万别回去了！”
我在文革时期的政治生涯，就此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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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按：樊立勤，文革时为北京大学生物系学生。最早反对工作组的学生之一。1966年底开始反对聂元梓，并将康生视为聂的“后台”。因发起16所高校（包括中央党校）“炮打康生”的运动，被打成“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黑后台的反革命小集团”的头子。1968年3月被聂元梓一派绑架，受到严刑逼供，被定为包括邓朴方在内的“反动集团”的首犯。2007年，他撰写的三卷本的《我和邓朴方暨中国政争》一书，由香港繁荣出版社出版。下面的文字即摘自此书。

樊立勤谈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

鲁 丁

是毛泽东决定江青的态度而不是也不可能是江青决定他的态度；是江青听他的，而不是他听江青的。（中卷页94）
其实包括文革时期，也是江青听毛泽东的，或至少主要是听毛泽东的，而不是毛泽东听江青的。是毛泽东决定江青，而不是江青决定毛泽东。毛泽东是以改造中国为己任的大英雄，志向高远，志在中华，他会受女人的影响，但他不会受女人的摆布。这是认识毛、江关系的根本点。（中卷页95）
江青是一个坏女人，一个狂妄的，不知天高地厚的、浅薄无知的近乎歇斯底里的女人。但是仅有这一个认识还不全面，还必须永远记住，她是毛泽东的夫人。只要没有离婚，只要没有公开向国人宣布离婚，江青就有这一无可争议的令人不能不承认的地位，江青当然可以利用这一地位进行活动。不承认这一点是不行的，因为这是无法否定的事实。实际上，毛泽东对江青始终是袒护的、宽容的，甚至是放纵的、支持的。即使批评也是轻描淡写的，不痛不痒的，可以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江青是按照毛泽东的意旨行事的，是体现了毛泽东的另一面，是毛泽东政治路线的贯彻者。（中卷页239）
邓小平的估计是错误的。他忽视了毛泽东对他的信任是有限度的，而路线的冲突是根本的；同时，他低估了毛泽东与江青的一致性。他对江青不放在眼里，这是不行的。
在周恩来和邓小平之间，毛泽东更信任邓小平，他认为邓小平是自己人；但在邓小平与江青之间，毛泽东更信任江青，他认为江青是忠于他的，是贯彻他的意志的，是执行他的革命路线的，是按照他的路线办事的。（中卷页244）
至于说周恩来保了江青，没让把江青拿下，这是因为毛泽东从来没想打倒江青。毛泽东真有此意，一句话就解决问题，所以根子完全在毛泽东，而不在周恩来。周恩来知道毛的本意，当然不会强制执行。（中卷页251-252）
极左路线的根子在毛泽东不在江青。（中卷页252）
对江青的态度成了一个敏感的话题，也是一个热门话题，认为只有拍案而起与江青争吵才是敢于斗争，才是正确的，才应被肯定。任何对江青的容忍和退让都是错误的，是一种软弱屈服，是一种罪行。但是所有的宣传都回避了一个最重要的事实，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江青是毛泽东抬出来的。
事实上，如果江青不是毛泽东的夫人，她在中国的革命队伍中，在中国的政坛上算什么呢？狗屁都不是。但是江青一出山，她的所有头衔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她是毛泽东的夫人，这是永远要记住的。
江青出面是错误的，这要由毛泽东负责，但一出来身份就是毛泽东夫人，这是谁也不能不承认的。而且毛泽东抬出江青在后，刘少奇抬出王光美在先。如果否定，那么这种做法都应该一律被否定。……
通过周恩来对夫人邓颖超的安排，邓小平对卓琳的安排，就知道他们对这种作法的态度。他们的夫人都是老资格了，但一到北京，基本就处理回家了，……绝对不许干政。……
今天一切人都洗刷了自己的清白，划清了界限，把一切都推到康生身上。康生也真不是一个好东西，他后来与江青勾结害国害民，让人咬牙切齿，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也不解心头之恨。但是康生在清华的侄子……说：“说康生别的什么，我也不替他辩护，但是江青与主席结婚康生是反对的，可是在开会的时候，贺龙突然一下把手枪拔出来了往桌子上一拍，说：‘这么大个主席，个把女人算什么！’大家都愣住了谁也不说话了。会议到此结束。贺龙成了最后的胜利者。”
……
今天在宣传中，把毛泽东与江青完全对立，甚至是完全割裂开来，是不顾起码的事实，是完全不实事求是，是缺乏起码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
毛泽东与江青是一而二，二而一，两位一体的事情。（中卷页324-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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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堆】

卡翁达总统到京受到数十万群众欢迎

新华社

按：《人民日报》的这则通讯透露了如下的历史消息：曾几何时，红卫兵是国家拿得出手的，与三军仪仗队并列的“招牌菜”。革命群众组织经过官方的改造，其代表人物也具有了管理国家的资格。尽管其主要功能是摆设。这则通讯还告诉我们，走火入魔的个人崇拜已经成为国家对外政策的指南。“一队红卫兵小将跑上去，向卡翁达总统和全体赞比亚朋友，献了《毛主席语录》，并且高声背诵毛主席语录”。这一表明“同情与支持”的举动背后，是否还在暗示来宾：毛泽东是当之无愧的世界革命的伟大领袖，你的造访就是对这一事实的认可？时代进步了，想当初，英国使臣马尔戛尼觐见乾隆皇帝时被要求行臣子的跪拜大礼。174年后，外国总统只须接过红宝书，聆听毛语录，即可见到毛主席，并得到比清朝皇帝更加慷慨的馈赠——以国际共产主义的名义。

据新华社二十一日讯 赞比亚共和国总统肯尼思•戴维•卡翁达，在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应周恩来总理邀请前来我国进行访问，于今天下午乘专机到达北京，受到首都各界革命群众数十万人热烈的夹道欢迎。
周恩来总理以及李富春、陈毅、李先念、谢富治、邓颖超、郭沫若、刘宁一等领导同志，前往机场欢迎。
今天，北京城洋溢着一片亚非人民团结战斗的气氛。首都机场和市区东西长安街的上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赞比亚共和国国旗高高飘扬，无数面红旗迎风招展，口号声、革命歌曲声，响彻天空。首都各界革命群众手捧着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高举伟大领袖毛主席像，举着卡翁达总统画像，迎候来自中南非反帝反殖斗争前哨的赞比亚朋友们。
五时三十分，卡翁达总统和他的夫人，在一片锣鼓声中走下专机。周恩来总理、邓颖超和其他负责同志走上前去，向赞比亚朋友表示热烈的欢迎。一队红卫兵小将跑上去，向卡翁达总统和全体赞比亚朋友，献了《毛主席语录》，并且高声背诵毛主席语录：“中国人民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反帝国主义斗争的胜利看作是自己的胜利，并对他们的一切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斗争给以热烈的同情和支持。”
随同卡翁达总统前来我国访问的，有赞比亚农业部长穆登达，合作、青年和社会发展部长海顿•班达，驻中央省国务部长蒙加，驻西方省助理国务部长查利库利马，人事办公室常任秘书兼内阁副秘书西约蒙吉，外交部常任秘书乔纳，总统首席私人秘书恩戈马，合作、青年与社会发展部下秘书奇桑加等。卡翁达总统一行共三十四人。
乐队奏赞比亚国歌和中国国歌以后，卡翁达总统由周恩来总理等陪同，检阅了陆、海、空军和民兵、红卫兵组成的仪仗队。
卡翁达总统来到欢迎的群众面前，人群中发出热情的欢呼声，人们挥动着《毛主席语录》高呼：“欢迎卡翁达总统！”“中国、赞比亚两国人民的友谊万岁！”“坚决支持亚非拉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坚决支持非洲人民的反帝斗争！”“打倒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打倒现代修正主义！”“亚非人民团结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表现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锤炼的中国人民高昂的政治热情和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
卡翁达总统在机场上会见了我国政府有关部门、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和人民团体的负责人，他们当中有罗贵波、王树声、张奚若、林海云、聂元梓等。赞比亚朋友们同时还会见了各革命组织的代表：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代表夏义善，国家科委革命委员会代表张本，北京市工代会代表王老民，农代会代表邓万田，大专院校红代会代表韩爱晶，中学红代会代表李冬民等。在机场上欢迎卡翁达总统的还有各国驻中国使节。
卡翁达总统等赞比亚朋友在机场接受献花以后，由周恩来总理等陪同，乘车进入市区。市区内，红旗如林，数不清的红色毛主席语录牌和横街悬挂的红色巨幅标语，交织在一起，像一条宽阔的红色巨流，从东单一直延伸到西郊迎宾馆的近二十里长的街道上。
卡翁达总统由周恩来总理陪同乘敞篷汽车来到天安门广场时，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京陆海空三军文艺工作者和中学红代会以及其他文艺团体的革命群众组成的歌舞大军，在广场上为赞比亚朋友们表演了他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创作的崭新的革命歌舞。
卡翁达总统由周恩来总理陪同，在乘车前往迎宾馆的途中，走到那里，那里就响起欢呼声、口号声、锣鼓声。首都革命群众以满腔热忱向赞比亚朋友表达了中国人民对战斗的非洲人民的支持，表示了中国人民同赞比亚人民的战斗友情。
正在我国访问的由财政部长阿瑟• 维纳率领的赞比亚政府经济技术合作代表团也到机场迎接卡翁达总统。专程迎接卡翁达总统的我国驻赞比亚大使秦力真和我国外交部礼宾司负责人，今天陪同卡翁达总统到达北京。

原载1967年6月22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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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堆】

工农兵学员学什么
——1971年清华大学三个专业课程设置及学时比例分配表

按：文革中经过“教育革命”、招收“工农兵学员”进行“上（上大学）、管（管理大学）、改（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旧大学）”的大学，曾被称为“大学的牌子，中学的本子，小学的底子”。当时的大学到底学些什么？此表是1971年清华大学教务部门制定的三个专业“工农兵学员”（学制三年）课程设置及学时比例的安排，由此可见其时大学“教育”的某些方面。——唐少杰

课 程 汽车专业 计算机专业 房建专业
学 时 比 例 学 时 比 例 学 时 比 例
毛泽东
思想课 1354 20 ％ 1400 20 ％ 1218 20 ％
学军课 338 5 ％ 350 5 ％ 288 5 ％
学农课 338 5 ％ 350 5 ％ 192 3 ％
学工课 2378 35 ％ 2600 38 ％ 198 4 ％
基础课
（包括专业基础） 960 14 ％ 750 11 ％ 1140 18 ％
专业课 1400 21 ％ 1450 20 ％ 3100 50 ％
总 计 6768 100 ％ 6900 100 ％ 6136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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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成都部分当年风云人物座谈文革史
周东澎

2008年12月30日，成都部分当年造反派人士在望江公园进行座谈。参加者除了两位原红成派的负责人之外，主要是原八二六派的负责人和骨干成员约二十人。座谈还邀请了文革学者周伦佐、文化学者彭小华、历史学者东夫参加，另有三位大学青年教师和两位中学退休教师到场旁听。从四川出去的著名文革学者徐友渔，特别委托周伦佐向参加这次座谈的人表示问候。
此前，他们从朋友处借到一本周伦佐所著《文革造反派真相》一书，便复印了几份拿到座谈会上传阅。
座谈进行了一整天，虽然当日天气寒冷，会议室里却热气腾腾。
座谈由原川大八二六团长游寿星教授主持。主要围绕两个议题，一是交流文革研究信息，二是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先是请周伦佐介绍国内外文革研究现状，又以造反派问题研究现状为重点。他认为在三十年来知识界的文革研究话语中，对造反派的评价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完全否定，二是基本肯定，三是客观陈述；经过2005年以来海外一大批书籍的出版，包括知识界专门研究造反派问题的著作和当年造反派负责人回忆录的问世，造反派历史的真相已经比较清晰，几十年来文革研究界完全否定造反派的声浪基本平息。
其他人也相继谈了自己了解的信息。
对于第二个议题，周伦佐首先提示：今天，当年造反派对待文革和造反，基于现实处境和思想取向的不同而有多种态度。一种是站在自由民主角度来否定文革和肯定造反，一种是回到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来肯定文革和造反，还有一种是宁肯忘记也不愿提起。
在场者对此议题充满热情，每个人都作了发言。尽管他们在文革结束后的几十年间都受到极其不公正的对待，但大多能够理智地反思毛泽东发动的文革运动和自己的造反行为。各人的发言，虽有的偏重回忆，有的偏重认识，但都倾向于否定文革运动并揭示造反行为的合理意义。二十多个当年造反者中，只有一人坚持毛泽东继续革命观点。他感到比较孤立，情绪显得有些激动，几次提出要退场。其他人表示理解和尊重他的立场选择，鼓励他发言。他不仅表明了自己的看法，而且下午才高兴地离开。
参加座谈的人中有一对双胞胎姐妹，文革中属于中学八二六。她们谈到当年曾与中红成的徐友渔、中八二六的许金声进行过思想探索。周伦佐、彭小华鼓励她们把这段经历写出来。座谈中，大家还就如何写个人回忆进行了有益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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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资料】

四川省与重庆市革命委员会中的
重庆两派群众组织代表名单

何 蜀

文化大革命中成立的各级“新生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采取军队代表、革命干部代表和革命群众代表“三结合”的方式组成。其中的革命群众代表，主要是由两派（有的还有第三派）群众组织内部协商推选并征得实际主持当地工作的军队干部同意后呈报上级（省级革委会呈报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批准，个别人选按照中央的特殊要求物色（如需要一定数量的女代表或中共党员、劳动模范、老工人之类）。搜集和研究这些代表的情况，对于研究文革，研究文革中的群众组织和革命委员会，都会有很大帮助。
重庆市当时的两派群众组织（八一五和反到底）都是造反派，他们的负责人于1968年5月间（即中央领导人“四二七讲话”之后），在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四川班按“对等”原则推选出了各自进入四川省和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的代表。其中，四川省革委会各15人，重庆市革委会各40人。四川省革委会副主任本有重庆两派代表各一个名额，但因省革筹（偏向反到底派）与重庆市革筹（偏向八一五派）意见不能统一，这两名副主任暂缺。重庆市革委会的八一五派委员中，因省革筹坚持将已经在中央首长 “三一五指示”（批评成都红成派和重庆八一五派）之后从八一五派分化出来另立“忠于毛主席联络站”（倾向反到底派）的刘陵川指定为代表，使八一五派实际减少了一个名额。反到底派的市革委委员中，因市革筹坚决反对推选邱开全（反到底猛虎团团长，曾枪毙俘虏的八一五派武斗指挥为该团“烈士”“祭灵”），并明确表示一旦推选出来必定要被否决而且不能另换他人，等于自动放弃一个名额。反到底派为表明不能认同市革筹所加罪名的“原则立场”，执意推选邱开全，从而失去了一个名额。
几十年过去，当年到底有哪些“革命群众代表”曾经成为“新生红色政权”的委员？已经没有多少人了解。这份名单参照当年小报公布资料及亲历者回忆，并由原反到底派六大司令部总勤务组组长李木森和八一五派革联会常委班长陈万明热心帮助整理而成。为了还原历史的真相，核实人名及有关情况，他们跑了不少路，打了不少电话。由于年代已久，名单中有的人已经故去，有的人失去联系，而当年的档案资料又难以查阅，因此，此名单的疏漏和失误在所难免。例如，反到底派进入重庆市革委会的委员本应是40人，因执意推选邱开全被否决而算“自动放弃”一个名额后，也还应有39人，而目前只有38人，另缺一人到底是当时就没有选出还是已被遗忘？另外还有些委员的年龄、政治面貌、所在具体群众组织等情况未能了解到。总之，这类疑问还多，敬请知情者提出意见。

四川省革命委员会
（1968年5月31日成立）
常委——
邓长春：23岁，国营望江机器制造厂工人，反到底派工总司勤务组常委，共青团员
王兴国：23岁，重庆交通学院学生，反到底派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勤务组组长，共青团员
陈万明：27岁，重庆钢铁公司机修厂起重工，八一五派革联会常委班长，共青团员
周家喻（本名周家瑜，文革中一般写作周家喻）：23岁，重庆大学无线电系六八级学生，八一五派革联会常委副班长，红卫兵重庆警备区负责人，共青团员

委员——
八一五派
吕 炎：33岁，长江航运管理局重庆分局航道区测量队测量工，长航兵团勤务组组长
印仁祥：28岁，市物资回收公司干部，财贸工人八一五战斗团勤务组常委，共青团员
彭期远：22岁，重庆机器制造学校机修专业六七级学生，机校革命造反兵团主要负责人，共青团员
熊家南：20岁，六中学生，新六中32111战斗团主要负责人，八一五派革联会常委，共青团员
蔺习廉：26岁，重庆长江机床厂热处理工人，机械兵团勤务组组长，共青团员
彭道英：女，24岁，红港民办小学教师，教育兵团负责人，共青团员
杨大渝：25岁，重庆人交公司修理厂工人，工人造反军二分团勤务组组长，共青团员
甘炳惠：女，24岁，北碚区东阳公社社员，红农八一五战斗团及农联会勤务员，中共党员
石昌明：32岁，南岸区南坪公社社员，贫下中农造反军及农联会负责人，中共党员
罗文俊：21岁，国营望江机器制造厂技工校教师，八一兵团负责人，中共党员
王西尧：24岁，西南师范学院教育系学生，春雷造反兵团主要负责人，共青团员
张继棠：32岁，市中区人委干部，机关总部代表，中共党员
韩定志，女，49岁，重庆棉纺织一厂粗纱车间值车工，纺织兵团负责人，中共党员
反到底派
黄 廉：35岁，重庆市木材公司鱼鳅浩木材加工厂采购员，工总司勤务组副组长，转业军人
罗昭容：25岁，南桐矿区青年公社社员，农总司勤务组组长，中共党员
吴国民：33岁，江北区寸滩东方红公社社员，农总司勤务组常委
崔庆山：52岁，綦江齿轮厂工程师，机械兵团代表，劳动模范，中共党员
王文琴：女，28岁，新华印刷厂排字工，印刷工人红一方面军负责人，共青团员
李贵全：32岁，天府煤矿技术员，川煤兵团主要负责人
邓万禄：31岁，一○二钢厂退火工，冶金兵团负责人
沈旭蓉：女，24岁，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会计处干部，财贸井冈山总部勤务组常委，共青团员
段炳森：25岁，市体委运动员，机关司令部勤务组组长，共青团员
张 闯：24岁，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六七级学生，西师八三一战斗纵队勤务组常委，共青团员
张莉珍：女，38岁，重庆棉纺织五厂工人，一轻兵团代表，劳动模范，中共党员
钱世忠：23岁，重庆河运学校轮机15班二年级学生，航锋战斗团主要负责人
王朝富：22岁，二十九中学生，二十九中红一方面军负责人，共青团员

重庆市革命委员会
（1968年6月2日成立）
副主任——
黄 廉：35岁，重庆市木材公司鱼鳅浩木材加工厂采购员，反到底工总司勤务组副组长，转业军人
袁金梁：42岁，一○二钢厂工人，八一五派革联会常委副班长，中共党员
李木森：29岁，国营江陵机器厂助理技术员，反到底工总司勤务组组长，共青团员
熊代富：23岁，重庆大学冶金系六九级学生，重大八一五战斗团负责人，共青团员
常委——
方文正：27岁，国营重庆空气压缩机厂技术员，八一五派八一兵团负责人
汪友根：31岁，市供电公司修试场工人，反到底工总司勤务组副组长，中共党员
蒋良知：26岁，北碚区东方红公社农民，反到底农总司负责人，退伍军人，共青团员
韩荣华：女，26岁，市饮食服务公司江北城青春理发店理发员，八一五派江北捍红总部负责人，共青团员
赵行贵：24岁，巴县一品公社社员，八一五农联会负责人，八一五派革联会常委，共青团员
徐光明：23岁，重庆大学无线电系六八级学生，反到底井冈山红卫兵勤务组组长，共青团员
雷中伍：21岁，重庆电力学校学生，反到底电校东方红主要负责人，共青团员
段德昌：37岁，市经济委员会干部，八一五机关总部勤务组组长，八一五革联会常委，转业军人，中共党员

委员——
八一五派
周荣华：37岁，国营建设机床厂电工，八一兵团负责人，中共党员
刘德胜：21岁，国营江陵机器厂工人，八一兵团负责人，共青团员
黄荣华：女，22岁，国营长江电工厂工人，八一兵团长江厂八一五联合总部常委，共青团支部书记
许大寿：35岁，第十八冶金建筑公司二公司维修钳工，十八冶三一八战斗团主要负责人
白富坤：31岁，松藻煤矿工人，四川煤炭系统造反兵团代表
阙兴同：26岁，南桐矿务局洗选厂工人，四川煤炭系统造反兵团负责人，共青团员
丁盘兴：29岁，红岩机器厂工人，红岩八三一负责人，中共党员
吴本纯：27岁，重庆轮胎厂电工，化工联合兵团负责人，共青团员
萧平南：34岁，市机械工业局供销处干部，机械兵团勤务组副组长
张良清：32岁，供电公司工人，供电八三○负责人
欧正中：21岁，汽车修理总厂钳工，交通总部负责人，共青团员
萧天荣：30岁，市邮电局机务员，邮电总部负责人，中共党员
尚昌全：30岁，江北剪刀社钳工，二轻八一五负责人
王德明：21岁，沙坪坝区房产公司电工
王庭学：23岁，重庆造漆厂助理技术员，化工总部勤务组组长，八一五派革联会常委，共青团员
林德文：25岁，市食品公司物价员，财贸工人八一五战斗团勤务组常委
王绍川：32岁，市第二商业局干部，财贸工人八一五战斗团勤务组组长，转业军人，中共党员
郭安民：38岁，重庆木材综合工厂车间党支部书记，厂八一五战斗兵团负责人，中共党员
彭家玉：女，24岁，九龙坡区花溪公社社员，农联会常委，共青团员
石致祥：35岁，巴县界石区南坪公社社员，农联会代表，中共党员
罗地金：26岁，长寿回龙公社社员，农联会代表，共青团员
龚泽荣：24岁，綦江通惠公社社员，农联会代表，共青团员
张世孝：24岁，井口农场船工，农工八一五负责人，共青团员
邱文玉：女，31岁，市基建委员会技术员，市建委红卫战斗队主要负责人，中共党员
潘祖文：28岁，外语学校教师，教职工八一五总部勤务组组长，共青团员
何树槐：33岁，第一精神病院护士，卫生八一五负责人
甘邦举：23岁，西南农学院植保系学生，西农星火燎原纵队主要负责人，共青团员
沈志清：26岁，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学生，建院八一八战斗团主要负责人，共青团员
姜小玉：女，20岁，十八中学学生
赵文富：21岁，二十九中学学生，毛泽东主义战斗团主要负责人，共青团员
谢惠雄：22岁，三江高中学生，共青团员
沈贵才，20岁，重庆石油学校学生，石油校石油兵团主要负责人
张遵华：20岁，重庆市半工半读机械技工学校学生，技校六二五负责人，共青团员
刘陵川：27岁，四川省汽车运输公司22队保修工，汽车兵团负责人
反到底派
周应古：28岁，国营建设机床厂工具科工人，军工井冈山总部勤务组副组长
孙建国：26岁，国营嘉陵机器厂工人，军工井冈山嘉陵兵团负责人，中共党员
吴凤岭：35岁，国营长安机器制造厂钳工，军工井冈山长安兵团负责人，中共党员
蒋树明：37岁，重钢运输部钳工，重钢遵义兵团主要负责人，退伍军人
欧阳勋万：23岁，第十八冶金建筑公司工人，钢铁东方红主要负责人
袁生军：20岁，南桐矿务局土建队工人，川煤兵团负责人，共青团员
陈顺平：24岁，第二机床厂锻工，机械兵团负责人
韩树忠：37岁，第四建筑公司工人，工人造反军总部代表，中共党员
叶祖禄：22岁，工业设备安装公司二队工人，工人造反军总部负责人
黄成利：36岁，市公用局机运站工人，机运兵团负责人
孙世良：35岁，市公路养护总段三分段总务，交通兵团负责人，转业军人
叶戈颂：27岁，市邮电局机要通讯员，邮电兵团勤务组组长，转业军人，共青团员
汪永强：21岁，人民商店营业员，财贸井冈山总部勤务组副组长，中共党员
雷光荣：30岁，红卫食品厂机修工，财贸井冈山总部勤务组常委，五好工人
甘廷荣：22岁，工农兵服装厂工人，财贸井冈山总部勤务组组长
夏祥贵：24岁，钢材改制厂工人，二轻兵团勤务组组长
刘祖国：24岁，江北造船厂工人，二七战斗团总部主要负责人
李 政：女，24岁，红旗棉纺织厂学工，针织兵团负责人
傅 恒：43岁，南坪公社牛奶场副场长，农总司代表，退伍军人，中共党员
陈昌芬：女，21岁，沙坪坝区红岩公社社员，农总司代表，共青团员
陈善元：25岁，巴县虎溪区西永公社社员，农总司代表
陈国华：24岁，綦江永兴区升平公社社员，农总司代表，共青团员
邹先厚：25岁，长寿晏家公社社员，农总司长寿分部负责人
李天鑫：29岁，市歌舞剧团演员，文艺界延安兵团勤务组常委
韦明元：32岁，中共重庆市市中区监委干部，机关司令部负责人，中共党员
姜可中：30岁，重庆河运学校教师，航锋战斗团负责人
王兰英：女，21岁，西南农学院土化系学生，西农八二六战斗团负责人，共青团员
牟太安：24岁，西南政法学院学生，政法兵团负责人，共青团员
黄开华：24岁，重庆医学院学生，重医兵团勤务组组长，大专院校反到底司令部负责人，中共预备党员
萧星岷：22岁，三中学生，三中反到底兵团负责人，红中司代表，共青团员
聂元直：19岁，十三中学学生，十三中九八战斗团代表，共青团员
翟秋生：22岁，工业学校学生，工业校红岩兵团负责人，红中司代表，共青团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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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读往来】

1、余汝信致函本刊，对编辑工作提出建议：电子刊物虽无印刷之费，但也应为读者做节时之想。对某些冗长啰嗦之文，应做必要的删节。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应加强编辑工作。本刊接受余先生的批评。本刊编辑在对来稿做重大删节修改时，将知达作者，征得同意。

2、孟久余来信，点评第十三期史云之文——
我最喜欢史云的那篇，特别是他的这种“辩驳方式”，谦虚，理性，诚恳，没有任何情绪化的东西。尽管他的许多观点，我并不认同，这样的切磋方式，绝对值得赞扬。看到这样的文章，让我想起了胡适，如果当今的学者们，都能用这样的方式探讨问题和“主义”，绝对是件幸事。
但是，对于作者的某些观点，我不敢苟同——这篇文章中有一段话：“经过多年的研究思考，我至今仍然认为，毛和‘四人帮’发动文革的动机是不一样的，他是在进行一场冒险家式的破坏探索，探索如何走出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官僚领导层发生异化，脱离群众，最后与群众对立结局的道路（06年密云会议我即持此观点）。一个简单的问题——以毛文革前夕的绝对权威地位，如果仅仅是为了打倒政坛对手（是不是对手还值得怀疑），他本无须去发动亿万群众，搞这样一场使他自己地位实际上发生根本动摇的社会大动乱，本可以采取斯大林式的专政机器铁血清洗手段。试看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哪个敢号召群众起来‘反党’，炮轰从生产队长到国家主席的当权派？”作者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个人认为，很可能是没有把文革的问题放在中华民族的文化背景下来考虑。斯大林的苏联和毛泽东的中国，国情完全不同，社会基础是领袖们在选取领导方式，或者是清洗方式时，最重要的考量。不同的群众基础，导致了斗争方式的不同，所以，不能因为苏联和其他东欧小兄弟们无法发动文革来打倒异己，就说明毛的文革动机不是清洗对手（潜在的对手），这个结论太简单，太肤浅，不合中国的逻辑。在中国，由于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登上大宝的领导人，无论是哪种阶级的，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封建帝王意识。毛在这方面，更是突出。所以，当他感觉到，或者仅是怀疑，有人会威胁他的领导地位，他就会不加任何思索地采取行动，用彻底的方式，一劳永逸地加以解决。以毛的学识、背景、经历，文革是最好的，能够解决上，中，下各个层次相关问题的方法。从结果上看，的确，文革解决了毛在夺取政权后所面临的能不能真正当家的问题。他那些打天下时的小兄弟们，再也没有可能和他老人家站在同一级台阶上了。这就是文革的意义。
另外，史云对下面的观点：“历史学家阐述事实时应该有一点居高临下的姿态、旁观者的口气，不应显得是问题中人、是非中人。”进行了反驳和解释：“……提供几种可能留待大家讨论也是有益的……”。上面两个人的话，好像说的不是一个事？不知道我的感觉对不对。史云反驳时用的观点，似乎不能解释前面的质疑。提出问题，不下结论，留一些尾巴给读者去思考……和所说的“不在此山中”的写作方式不是一回事。有些文不对题，不知道我说得对不对？
再有，如何区别党史和国史的问题。我个人认为，以写作的角度来分比较合适。党史，是以党为主轴，按照党的活动来铺开，最后以党达到的目的，或党发展的状态来做结论。国史，方式同上，换成以国家为着眼点，各级政府，各阶层百姓都是对象。文革时，虽然党政不分，但是在研究者的眼中，不应该党国不分，按照我上面说的方式，应该不难区分。至于文革史，以党为对象，以政府为对象，或者以小老百姓为对象都应该可以。无需严格区分党、国、民。不知您认为如何？
你们这个记忆，真的很有品位，希望能够一直按照这样的思路办下去，在这样的平台上，各种观点交流融通，这样才是真正的百花齐放。

3、哈佛大学教授Roderick MacFarquhar（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与瑞典隆德大学教授Michael Schoenhals（沈迈克）有一关于本刊的通信，录译如下——
Rod，Hi!（罗德，你好：）
Here is some interesting reading… （传上一些有趣的读物……）
Cheers, （祝好）
Michael Schoenhals（沈迈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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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迈克：）
This is really an important pioneering venture. Thank you for sending me copies.（这一读物是真正重要而先锋性的冒险。谢谢传发。）
Roderick MacFarquhar（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
Harvard University（哈佛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