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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忆 ２００９年９月７日第２２期
ＲＥＭＥＭＢＲＡＮＣＥ 总第三十二期
２００８年９月１３日创刊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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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书评与序跋
王海光 着墨青史费端详————读阎长贵、王广宇先生的《问史求信集》
忆旧思亲
晓 明 悼念我的母亲（节录）
口述历史
向泽沛口述、文靖执笔 马思聪、父亲和我
文革使最肮脏的东西沉渣泛起——石征录先生访谈（节录）
乱世民情
谢声显 给造反派办小报
杜钧福 我参加的李洪山辩论会
史林一页
王 锐 “炮打司令部”提法的最早出处
博客文选
胡发云 在武汉大学讲文革
闲读偶记
阎长贵 关于两种文革资料集的比较和建议
故纸堆
顾训中 一组批判刘少奇的文艺节目
简讯
舟 人 陈丕显之子陈小津文革回忆录出版
编读往来
一、胡泊来信纠错 二、庄菁瑞来信谈民族劣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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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与序跋】
着墨青史费端详
——读阎长贵、王广宇先生的《问史求信集》
王海光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无疑是中国当代史中最重要的一段历史。它既是建国以来左倾路线发展到极致的一场祸国殃民的“十年浩劫”，又以全面“左”祸的极端形式为中国改革开放提供了物极必反的起始条件。但是，大陆的“文革史”研究却禁忌多多，举步维艰。在“宜粗不宜细”的框框下，文革档案不能解禁，严谨的学术研究开展不起来，严肃的史学著作寥寥无几；而各种不负责任胡编臆造的“纪实”作品却充斥于世，成为一般民众了解文革内情的重要信息来源。这真是一个巨大的讽刺。
还原文革历史的真相，比研究其它历史更有其难度。这不仅因为文革是一段痛史，与现实太近，政治的敏感度强，还因为文革中许多会议和事件是没有记录的，档案文献的记载很不完整，许多事情还需要依靠当事人的回忆佐证。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许多历史的知情人，或不愿谈，或不能谈。现在这些历史知情人都已进入生命的暮年，他们的辞世离去，就可能带走了一段历史。如果当代人不研究自己的历史，没有如实记录下自己在这场大变动中的所知所感所思，听任师东兵、林青山之流的著述谬种流传，由此造成我们历史记忆的空白和误记，这将是对后人极大的不负责。毕竟当代人在历史现场的切身感知，是后来人很难体会到的。我与阎长贵先生的交往，就是从我们对文革史研究的这些共识开始的。
阎先生在文革初期曾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直接服务于江青等人，能够在中枢机要行走，具有历史现场目击者的“证人”身份；同时他又是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的学者，把留存一段真实的历史视为“我们这一代人最后的责任”，努力推动文革研究的开展。近年来，他撰写了许多文革研究的文章，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情况，考辨厘清了一些重大史实，在国内外学界很有些反响。阎先生的文章恰如其人，朴实、平易、严谨、周密，言必有据，史识高远。我撰写《回忆录的写作和当代人的存史责任》一文时，就曾引用了阎先生与我谈论中国当代史研究的一些精辟论断。我和朋友们曾建议他把这些文章结集出版，便于学界引用，但深知难度很大，也就没抱太多希望。现在，他和当年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的同事王广宇两人合著的《问史求信集》一书终于由红旗出版社正式出版了，我们由衷地感到高兴。用时下流行的语言说，可称是学界的一件幸事。这是一部凝结了两位作者多年心血、取信历史的力作，提供了文革研究的一个范本，信息量很大，很值得我们反复细读。
《问史求信集》的立意，正如本书代前言所言，是出于“当代人应当修一部当代信史”的信诺。书中内容可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对历史史实的考辨和澄清；二是个人在文革中的经历；三是对文革的反思和认识。这部书既有现场经历，又有事后反思；既有往事追忆，又有查证核实；既有考据辨析，又有史论分析；其求“信”的份量，自然不同凡响，非一般的回忆类著述可比，是一部具有很高存史价值的重要文本。
首先，两位作者都是文革历史的亲历者和知情人。阎长贵曾是江青的第一任机要秘书，王广宇曾任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他们不仅得以窥见“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许多幕后内情，还曾亲自参与过文革初期一些著名事件的处理过程。在当年的红卫兵传单小报的“中央文革首长”讲话中，就有多篇阎长贵接见××红卫兵组织的讲话。王广宇也参与处理了许多事情，是还健在的“二月逆流”的怀仁堂会议记录稿的唯一见证人。
西谚有云：仆人眼里无君王。在亿万人民仰视这些“文革首长”，狂热地聆听来自“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时，作者作为“首长”身边的工作人员，是能够进入炫目的光环背后，看见这些“大人物”在台下的日常面目，了解他们真实人格性情的极少数人，亲眼目睹了江青、陈伯达这些叱咤风云人物平日里的言行举止。能够进入中央文革小组工作，这是作者的幸运，更是他们的不幸。他们虽然全心全意为“无产阶级司令部”服务，甘为“牛马走”，仍是先后被江青等人加之莫须有的罪名投入了监狱。在中央文革小组一年多的辛勤工作，却换来了七八年的牢狱之灾。仅就他们的个人命运而言，也足以反映文革高层政治生态的恶劣。
然而，作者在文革中大起大落的不幸境遇，在文革后又成为了研究文革历史的独家资源优势。文革是毛泽东个人专断发展到顶峰的一场政治运动。领袖以个人的“最高指示”号令亿万群众造反，由夫人江青掌管的中央文革小组成为中央日常工作机构，给国家高层政事带来了浓厚的宫廷政治色彩。在这种体制下，高层政治人物的个性因素，如兴趣好恶、性格特点、情绪变化，都会对国家政治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而要考察文革中的“圣意”高深莫测的内情、政坛风云的诡谲，离不开就近观察的历史视角。但这种观察视角，又是常人难以企及的。正因为如此，这些在中央核心圈工作过的人也就成为了一些“纪实”作家的编造对象。林青山写的《江青和她的机要秘书》，就是以阎长贵为对象的杜撰之作，情节虚假，谬误百出。现在，作者在书中将自己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的特殊经历公诸于世，这不仅仅是当事人的个人回忆，也是一份真实可靠的珍贵的现场观察记录，为我们提供了文革历史研究的第一手回忆史料。
第二，本书作者在记录和研究文革历史时，能够跳出个人的视域，以更广阔的人类文明视野去认识这段历史，具有难能可贵的客观和冷静的立场。
作者著史的立场是否客观，决定了其落墨的分寸和把握史实的能力。这对于当代史的研究，尤为重要。在当代人研究当代史中，往往会因为自己的人生境遇而带有强烈的情感因素，难以超然于物外。在回忆录写作中，这种情况更为普遍。时下坊间的许多回忆录，当事人还是陷入过去的历史思维之中，仍在纠缠个人恩怨是非。这样所记述的历史也就不能不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免不了文过饰非的遮遮掩掩，其历史的真实性是要大打折扣的。
文革回忆录的情况更是如此。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亿万人民卷入其中的内战，人们在阶级斗争的棍棒驱赶下相互撕咬，很难有全身而退者。多数情况是挨咬和咬人的多少而已。但是，时下文革回忆录的多数作者，总是喜欢把自己打扮成“落难英雄”，有意无意地回避自己在运动中的蠢事、错事，通常是诿过于林彪、“四人帮”的罪恶，有些甚至还移植到他人身上。可见，如果作者没有深刻的自我反省，无法超脱过去，是不能做到客观公正地对待历史的。能够直面自己，才能够直面历史。
本书作者是对自己有深刻反省的。如阎长贵在书中所说：他是抱着“夺取政权没赶上，保卫政权不能够落后”的思想动机，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这是他的由衷之言，也代表了当时多数运动积极分子相当普遍的心理。这种心理无疑是纯真的，但在这份纯真背后赫然显现的是时代打在他们身上的政治烙印。以当时的政治标准看，阎先生属于根红苗正的青年干部，文章曾得到伟大领袖的高度赞扬，是货真价实的时代骄子。所以，他当年信奉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真诚的，把江青看作“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执行者和代表者”是真诚的，为能成为“大批判”的枪手而自鸣得意，为能直接服务于“无产阶级司令部”而诚惶诚恐。事后，他反思自己也是真诚的，检讨当年的思想行为是“完全错误的”，把自己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公诸于众。正是由于本书作者具有的反思精神，能够坦然地面对过去，这就给他们带来了研究历史的严肃性和客观性，使他们所做的历史记录比其他人更为高明和真实。
在文革史的研究中，仅仅有自我反省精神是不够的，要做到客观、公正，还必须要跳出传统的政治化的历史研究思维。在中共党史学界，长期笼罩着一种“神鬼史观”的写作范式，对历史人物或是神圣化，或是妖魔化，把复杂的历史现象简单地图解为一部好人与坏人斗争的漫画。这种历史著作是不会给人们任何教益的。本书的写作，则是完全跳出了“神鬼史观”的窠臼。作者抱有还原历史的客观态度，努力做到“不溢美、不隐恶”，即使对林彪、江青、陈伯达这些负面人物，也俱是如实地记载，并不因他们是坏人而任意泼脏水。胡乔木对国外记者谈及江青为人的残忍，曾举例说：江青陪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夫人到小靳庄参观，他们的汽车在路上撞死人，江青车都不停，扬长而去。作者经过调查，证明这是记述有误的事情，澄清了事实。这是非常难得的。
对历史的负面人物也要实事求是，才能深化历史研究。如在《“旗手”风波》一文中，作者对文革运动中如何给江青冠以“无产阶级文艺旗手”名号的来由进行了考辨，披露了一段江青不赞成“旗手”提法的独家史料。在《林彪不让祝他“永远健康”内情》一文中，作者也考证了林彪不让喊“祝林副统帅永远健康”的史实。事实上，无论是“四个伟大”、 “永远健康”，还是“旗手”，都没有得到被祝颂者的首肯，但报刊上仍是铺天盖地的宣传，群众集会仍是山呼海啸般地叫喊。这是那个时代更为复杂的社会现象——领袖的个人崇拜、群众的宗教狂热、封闭社会下的夜郎自大、“大民主”的无理性激情。在这个意义上讲，对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的历史清理工作，我们不仅要看到上层，还要看到下层；看到他人，也要看到自身；看到文革权贵们轮番上阵的捉对厮杀，也要看到群体无意识的民众心理缺陷，这是需要我们全民族进行深刻反思的。
再者，本书作者兼有文革当事者和文革史研究者的双重身份，能够集两者所长，对若干史实进行了详细考证，将当事人的口述采访和文献资料相互印证，厘清了许多学界比较模糊的问题，显示了独到的史家功夫。这是本书一个鲜明的特点。
文革历史对我们来说，是既邻近又遥远的历史。虽然过去了才30多年，但在当代青年的印象中已经如同是三皇五帝的传说了。后人的研究固然会比当代人更具客观性，但也会失去了当代人生动鲜活的史感。另外，当事人回忆的经历见闻，也会有自己特定的局限性，反映的只是一个局部片段，还可能出现误记的问题。所以，文革研究的首要工作是存史。趁当事人还在，一些情况还可以核实印证。在这方面，作者是“问史求信”的有心人，做了大量有益的研究工作。
作者不仅学养深厚，具有实事求是的史家风范，而且由于在文革中的特殊经历，也比一般学者更有求证历史的征信条件。他们了解文革高层政治生活的情况，与江青等高层人士直接打过交道，熟悉他们的脾气秉性、语言特点、行事风格，有局外人不可企及的历史直感，对历史文献资料能有相当到位的把握。而且，他们还有着当年工作圈子的人脉关系，能够联系到相关事件的当事人，直接询问和核实有关情况。从书中可知，作者所写的情况都是经过认真核实的，曾采访了汪东兴、张耀祠、关锋、戚本禹、林杰、谢静宜、毛远新等当事人，遍访了其他工作人员，这就保证了所述事实的可靠性，信史的价值很高。
作者对文革的许多重大事件进行了重新梳理，澄清了一些重要史实，对一些因袭陈说的观点提出了有理有据的质疑，给学界提供了一些新史料和新认识。可以简单列举一下。
1、江青到上海组织写作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是经毛泽东首肯的，是毛泽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亲自放的“第一把火”。
2、1966年5月8日《解放军报》发表的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与江青无关。江青也没有参加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一些书籍对此多有误记。
3、首次披露了中央文革小组办事机构的成立、建制和工作情况，梳理了中央文革小组如何替代了中央书记处，成为有实权的政治实体的发展过程。
4、提供了中央文革小组内部复杂关系的实证。名义上陈伯达是组长，实际上一切听命江青，地位甚至不如资历甚浅的戚本禹。陈伯达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小小老百姓”，江青曾为此当面批他：你是常委，这样讲是推卸责任。江青在小组内称王称霸，飞扬跋扈，甚至把陈伯达逼得要自杀。许多为她服务的工作人员相继被她投入监狱。
5、陶铸进入中央成为“第四号人物”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商定的。后来毛泽东又不满陶铸力图限制文革范围的做法，开会批判陶铸，让他靠边站。中央文革小组借机利用群众造成“打倒陶铸”的既定事实。
6、毛泽东在1966年12月26日生日家宴上，向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部署了全国全面开展运动的决定。毛泽东当时讲的是“开展全国全面的内战”。1967年元旦社论以“开展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提法，透露了毛泽东要破釜沉舟全面夺权的意图。
7、上海“一月夺权”是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张春桥、姚文元是“奉命”回上海夺权的直接策划和领导者。新政权开始使用“上海人民公社”的名称，后废止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都是来自毛泽东的意思。
8、“四个伟大”的口号并不是林彪的发明专利，而是林彪、陈伯达和康生共同创造的。人民解放军是毛泽东“亲自缔造和领导”、林彪“直接指挥”的提法，有一个形成过程，林彪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参与，也没有起什么作用。
9、“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并非是王力、关锋首先提出来的，揪“军内走资派”的语言在《五一六通知》就有了。所以在报刊开始出现“揪军内一小撮”口号时，林彪、江青都是赞同的。只是在武汉“七二〇事件”后，报刊上大肆宣传“揪军内一小撮”，全国掀起了冲击军队的风潮，运动出现失控，毛泽东这才断然否定了这个口号。江青、康生、陈伯达极力推卸责任，王力、关锋成了替罪羊。
10、证伪了社会上广泛流传的毛泽东和江青结婚时政治局有“约法三章”的传闻。毛泽东当年清楚江青在上海的绯闻，并不在意。政治局限制江青从政的“约法三章”之说，没有确凿根据，不符合事实。
11、澄清了关于文革中毛泽东与江青关系的一些误读。文革初期毛、江关系是很密切的，江青几乎每天下午都要去看毛泽东。毛泽东亲自给江青改文章，委以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实际上是第一负责人）的重任，一些重大的决策首先告知江青。第一夫人的政治份量甚至超过常委，近乎于开夫妻档。如：1966年7月8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信中首先透露了他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文革设想；1967年武汉“七二〇事件”后，8月4日毛泽东给江青信，提出“武装左派”（发枪100万支）。这比“文攻武卫”的提法更严重多了。所以，江青在文革初期是能够以毛泽东的代表出现在各种场合的。至于说毛泽东对江青厌恶，不愿见她，是在1972以后的事情。
12、提供了中央文革小组以群众运动为名运动群众的一些亲历史实。作者参与处理了人民教育出版社造反派给陶铸贴大字报、地院和北航红卫兵到西南揪彭德怀回北京、聂元梓率北大造反派到上海串连造反、清华大学造反派侮辱性批斗王光美等等重大事件。这些都是中央文革小组或明或暗地操纵群众组织的一些实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67年名噪一时的“新时代狂人”陈里宁事件。戚本禹等企图把一个神经病患者塑造为反对刘少奇的造反英雄，结果反而把自己搞得十分狼狈。这些事例都说明了文革鼓吹的“大民主”的虚幻性，所谓的群众运动实则是权贵在运动群众。
作者还研究了江青与林彪、叶群的关系，江青与周恩来的关系，江青与陈伯达和中央文革小组其他成员的关系，江青与子女及亲属的关系等等，使我们看到了这些历史人物复杂的多面性。这种复杂的多面性，不仅在负面人物身上有，在正面人物身上也有，这就是历史。近年来，鉴于江青在文革中的重要性，实际上已成为文革的一个人格象征，学界有人提出了“江青学”的研究命题。如是，作者应是当之无愧的“江青学”的权威。
《问史求信集》的内容还有很多，限于篇幅，不能一一道来。对于作者的观点，我们未必都能接受。其中的一些论断，还有可以进一步商榷的地方。比如：作者把青少年学生作为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的依靠力量，实际上毛泽东只是为制造“天下大乱”利用了青少年学生而已。“老红卫兵”是毛泽东金口御封的“革命小将”，“革命造反”的急先锋，但只风光了几个月的光景，很快就被运动抛弃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真正的依靠力量是军队。这一点，林彪在1967年8月9日接见曾思玉、刘丰的讲话中说得很清楚。林彪讲：发动文化大革命靠两个条件，一是靠毛泽东的崇高威望；二是靠解放军的力量。另如：1965年9月23日，毛泽东约见彭德怀谈话，要他到西南三线，曾说“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这个话虽然流传很广，但出处缺乏根据，其真实性是很有些疑问的。再如：作者虽然对“按既定方针办”的来历进行了详细的考证，证明是当事人的误记，但仍沿袭陈说，还认为是“四人帮”伪造毛主席临终遗嘱的一条重大罪状。当然，这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无论如何，作者的研究填补了许多文革史的空白，无论是对于致力于文革史研究的学者，还是希望了解这段历史的百姓大众，这都是不可不读的一部好书。
最后要说的是，对于这样一部学术份量厚重的著作，出版很是仓促，还有一些明显的错讹，书籍的装帧设计也过于轻薄了。虽然相对该书的内容价值而言，这是大醇小疵，但毕竟是白玉有瑕，希望再版时能够订正过来。
2009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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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旧思亲】
悼念我的母亲（节录）
晓 明
母亲的一生经历了军阀混战，国共十年内战，八年抗战，第二次国共内战，毛泽东自封“万岁”的年代和文革浩劫，改革开放的年代。在95年的人生岁月中，可以说经历是颇多的。在她坎坷的一生中，我记忆深刻的，与文革有关的有这两件事。（右图：母亲在95岁生日宴上）
文革大屠杀中冒死搜寻父亲的尸体
1968年的广西，在执掌自治区党政军全部大权的韦国清的指挥下，从年初就陆续出现了屠杀事件，7、8、9三个月达到最高潮，是“史无前例”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但那时我在桂林市当教师，城市受到韦国清和“联指”派幕后指挥者调动农民的围攻，使我们对各地发生屠杀之事全然不知。1968年8月22日晚，我作为学校造反派“老多”（注：指桂林群众组织“造反大军”，因其在桂林市属于多数派，故称“老多”）的头头之一被非法抓捕了，随后遭到关押、游斗、批斗。
1968年的11月，全广西的屠杀、镇压稍平静后，母亲十分关心我，就离开平乐县金山村乡下，坐长途汽车到桂林城里来看我。由于我尚被关押着，母亲就与武装看管的人说，要求见我，得到允许后，我被安排在另一个小房间里与母亲单独会面交谈。
处在囚禁中的我，突然间能见到母亲，这是我梦寐以求的，非常高兴，也十分惊奇。母亲见到我，也十分高兴，因为她早些时听人说我是单位中“老多”派的头头，与父亲在同一天被打死了，所以急于赶到城里来打听我的下落。现在见到我人还在，怎能不叫她高兴呢？她仔细地端详着我，见我人消瘦了，就关切的问我“吃得饱吗，挨打了没有”。我安慰母亲说：“生活还是可以的，只是被抓的那个晚上被打了几下，以后没有挨打，我知道自己没有事的，你放心吧！”我又悄悄对母亲说：“这些都是韦国清和‘聅指’派的一小撮坏人对造反派的疯狂镇压与报复，我们的心里是很清楚的。我们三个被关在一起的‘老多’派头头，晩上都会在私下里议论，对韦国清及‘联指’派的胡作非为感到是既可恨又可笑。我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参加文化大革命，是根本沒有错的；现在迫于形势也只好表面上装着‘认错’罢了。”母亲听了忙说：“你们要小心点，许多人心里都是清楚的，都是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你们千万注意不要吃眼前亏。”母亲是多么的明白事理啊！接着母亲把父亲被非法杀害和农村中乱杀人的事情告诉了我。
（左图：父亲唯一的照片，摄于1957年。）
1968年9月11日傍晚时分，父亲外出诊病回到家里，吃过晚饭后天已经黑了，他还要回到诊所去，叫他不去，他还是去了，怕别人说他不回诊所会有闲话。第二天早上县卫生局的干部肖焦生（“联指”派的小头目）就带着两个民兵到诊所把他抓到马蹄井“剿匪部队”（注：当时广西地区的造反派“四二二”派，包括桂林“造反大军”在内，全被韦国清及其指挥下的“联指”派诬称为“匪”，部队与“联指”武斗人员联合围剿造反派的行动便被称为“剿匪”）驻地，关押了一天一夜，9月13日把他押到黑山脚河边枪杀了，杀人后还以“贫下中农人民法庭”的名义出了一张所谓“布告”， 胡说什么“老特务落网……，我代表贫下中农宣布其死刑……”
得知父亲被杀害的消息后，母亲就带着大弟到黑山脚河边来找尸体，没有找着，听好心人说尸体是推下河被水冲走了。第二天母亲就到生产大队找干部出证明（因为当时各地尚设有关卡，没有路条不给通过），开始大队干部不肯出证明，母亲据理力争，最后终于得到了证明。
第三天母亲就带大弟和几位堂兄堂侄沿河边一直往下游寻找，沿途他们看到了许多浮在水上的尸体，很多发臭了，气味难闻。走了十多里路，快到长滩时，在一个河道转弯处，他们终于发现了父亲的尸体，把他抬回来安葬了。
在找到父亲尸体的地方，还有数十具其他死难者的尸体，无人认领；只见父亲的双手被反手紧紧捆绑着，弟弟用刀把绳索割断，一边割一边骂，心头的愤恨到了极点，大骂那些杀人的狗杂种。母亲叫他不要骂了，以免给别人听见。见到尸体的所有人都痛苦地流下了眼泪。
母亲还说我们一个大队就有十多人被杀害，我们生产队就被杀了五人，洪家小养（一个15岁的未成年人）和他的母亲（富农）被杀害了；学校的两个年靑女教师温素杰、陈贵珍和一个男教师梁良忠都被杀了，他们就是因为参加了造反派而已；我过去的私塾老师郭嗣茂（五八年曾被划为右派）也被杀了，整个大队都处在恐怖之中。
突然听到父亲被非法杀害的噩耗，我顿时如五雷轰顶，天昏地暗，泪水不由自主地流出来了。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父亲是一个很有名望的中医，人际关系也很好，是谁在搞鬼枉害人命呢？父亲在抗日战争时，是地方抗日自卫队的特务长（即伙食管理员），怎么就成了“特务”呢？退一步来说，即使是“特务”，也应由司法机关处理，怎么平白无故地杀人呢？村上和学校被杀了那么多人，我还是第一次听到，顿时使我震惊了。我们“老多”派的人被抓，我原以为这仅仅是“派性”在作怪，是韦国清和“联指”派的报复罢了，绝对没有想到他们竟会随意乱杀人。母亲是旧时代过来的人，她说她从未见过如此乱杀人的，她完全不能理解。我也感到十分震惊，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呢？当地的政府是干什么的？这个社会怎么成这样了？这个国家怎么了？这绝非什么“派性”的问题，而是实实在在的凶杀案了。
父亲是家里的精神支柱，也是生活的支柱，父亲死了，母亲和弟妹们怎么办呢？母亲边说边流泪，我们母子二人都眼泪汪汪，内心里都悲伤到了极点。
母亲同时把父亲的一件大棉衣拿了来给我，这是父亲唯一的一件遗物，我后来穿了多年。许多年以后，我儿子上大学了，在南京那地方冬天冷，我又把这件棉衣给了他，并嘱咐他爱护珍惜。
会面大约一个小时，看守进来，我只有依依不舍地和母亲作别了，叫她多注意保重自己，照顾好弟妹们，母亲含着泪水轻轻地走了……
“处遗”中母亲大胆找法官论理
文革中的1968年广西非法杀害了近十万人，十多年来不但未作任何追究、处理，受难者家属们还受到种种压制和歧视。父亲的被害，我的家人曾被一些人称之为“反霸家属”，真是混账到了极点。
“四人帮”倒台后，开始了平反冤假错案，开始了追究文革中的杀人凶手。然而在广西，由于韦国清的阻挠，由于他的帮派势力还在控制着广西的各级大权，直到全国“处遗”（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工作结束多年之后，1983年在中央的过问下，在中央新领导人胡耀邦的领导下，广西才开始了真正的“处遗”工作。平反了冤假错案，查清了受难者的身份和人数，也查清了部分为非作歹的凶手，给受难者平反昭雪，每位受难者给予100元的丧葬费，120元的抚恤费，并追究了极少数凶手的刑事责任。虽然受难者家属都不满意，但这样处理显然也是一大进步了。
（右图：1969年初笔者被宣布“解放”后，母亲带着我的大女儿来看我时留影。）
大弟告诉我，在“处遗”中他曾带上几个堂兄堂侄去县城找到肖焦生论理，责问他凭什么去抓我们父亲，此时的肖焦生只有下跪认罪，没有了往日的威风，活像一条丧家之犬。弟弟揍了他几下，以解心头之恨，弟弟说他恨不得一刀捅死这个家伙。
在此期间，母亲也勇敢地到法院找到原来的法院院长曾冬梅。此人当年在“剿匪大队”中干事，曾亲自非法审问过我的父亲，母亲责问他凭什么审问她的丈夫，并加以杀害，这是哪一家的法律？曾冬梅无话可说，只是摇头，摆手，说不关他事，叫去找“处遗”办。曾冬梅身为共产党员，一个县级法院的院长，竟会支持凶手们的无法无天，残害人命，这究竟说明了什么呢？
当弟弟和母亲告诉我这些后，我对弟弟说，现在去打人也是不对的，也解决不了问题。我敬佩母亲的勇敢精神，一个农村妇女能去找法官理论，这是难能可贵的，说明母亲是非常明事理的。
我也曾为此事写过不少申诉材料给县里的有关部门，但都如泥牛入海，全无结果。我告诉母亲和弟弟们，找这些低能而又不懂民主和法治的官员是无用的，是这个社会制度的问题，只要这个社会制度不改变，法治未真正建立，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只有少之又少的凶手受到法律制裁，多数的凶手逍遥法外，对受难者只给予120元的怃恤，这太不可思议了，这不就说明一切了吗？面对如此的社会现实，作为老百姓，又能有什么办法呢？只有不断地申诉和等待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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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历史】
马思聪、父亲和我
向泽沛 口述
文 靖 执笔
我的父亲是庚款留学生，他非常喜欢音乐，吉他弹得不错，还写过电影剧本，但是爷爷坚决不让他搞文艺，所以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商学院学了经济。毕业以后，父亲在美国工作了一段时间，生活得很好，后来听说成立了新中国，他赶紧回来，把全家从香港接到了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聘他为系主任。
从美国回来的时候，父亲带了一箱子78转的粗纹唱片，很多乐谱，另外还带了一把1/4的小琴，大概花了五百美金。40年代，那个价钱都能买一把不错的成人琴了，但他不懂，其实那是一把真正的名琴，是有证书的。父亲先让我哥哥学，吱扭了两天，坚决不学，又让我姐试试，她是一拉就哭，最后把我叫过来，拉了两下，说：“好听不好听？”“好听。”“想不想学？”“想学。”
好，那就是你了。
1950年我5岁，起先我跟天津一个很老的老先生学了几个月，叫马道永，后来换了白俄老师古达迪耶夫。他在租界里教琴为生，每次都是父亲带着我去，古达迪耶夫会说英语，父亲就给我翻译。
当时我家和马思聪家非常近，就隔着一个结核病院，大概也就几十米的一段围墙，但并不认识。中共执政后，不断有外国人离开，1952年，古达迪耶夫也要走了，去巴西，但他特别喜欢我，说一定要给我介绍一个好老师。当时他在中苏友协里跟马先生认识，并且一起合过重奏，但是他说俄文、英文，马先生说法文，语言不通，所以也不是很熟。
那天正赶上父亲出差，古达迪耶夫一个人带着我去见马先生。听我拉了之后，他们俩各说各话聊了半天，知道马先生决定收我了，我们挺高兴的就走了。后来马先生说，那天他以为古达迪耶夫带了一个会拉琴的小娃娃来，是个没人要的孩子，问他们夫妇是不是可以收养。马先生觉得不错，想留下，但又觉得奇怪，怎么临了古达迪耶夫又把我给带走了？等父亲回来，又带着我到马先生家，他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所以从1952年起，我开始跟马先生学琴。那时候他刚40岁，我7岁。过了两年，马先生到北京定居，我就每个礼拜坐一趟火车到北京上课。开头父亲带着，后来就是我自己去，父亲怕我走丢了，还在琴盒里搁十块钱，写个纸条：“叔叔阿姨，我迷路了，请帮我买一张去天津的火车票。”1957年父亲被打成右派，我有半年多没去马先生那儿，他给我家打电话，说：“泽沛怎么不来上课？”父亲说自己这边出了政治问题，怕牵连他。马先生说：“你的事儿跟泽沛有什么关系？你叫他该来就来。”就这样，我跟马先生学了14年琴，一直到1966年他被关进牛棚，是他的弟子中跟他学琴时间最长的一个。一般别的学生，比如林耀基 ，他是马思聪1952年从广州选来的，当时15岁，他们一般只跟马先生学两三年。另外还有盛中国，比我大4岁，是我双料的师兄，他跟马思聪学过，我也跟他的父亲盛雪学过。因为马先生说，盛家的左手技术很好，所以让我跟他学了两年。马先生有这样的胸怀，并不把学生当成私有的，别人不许碰，但今天就不一样了。
我是中央音乐学院附小第一届的学生，不过那时候并不是专业附小，文化课还要到普通小学里上。的确，我是比较听话的那种小孩，虽然也挨过打，但在练琴上不含糊。每天早上先拉一个钟头琴，再去上学，下午两三点钟回家，那时候没有那么多的作业，玩一会儿又开始拉。除去吃饭，一直到晚上9点都在练琴，正是这样，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而且，因为我从小跟马先生学，从7岁一直弄到21岁，无论从持琴、运弓等等，都很像他，就跟一个模子里扣出来的一样。马先生对我也基本满意，有时候拉得不好，他也不说话，把脸一沉——本来他的脸就长，那样就更可怕了，对我简直就是大祸临头，绝对回去得玩儿了命地好好拉。
我跟古达迪耶夫学到Kreutzer（克莱采尔）的练习曲，但是马先生又重新打了一遍基础。比如《克莱采尔》第二课和第七课，一个分弓、一个大弓，他让我天天练、天天练，前后三年不断强化，所以我的基本功是比较好的。而且，马先生特别注重音乐，不像现在许多人“技、艺分离”，你去了只是学技术，完全就是肌肉练习，非常枯燥，也非常的无趣。但马先生不是这样。拉琴毕竟不是体操，不能只把响儿弄出来，你要表达生命里的什么东西，这才是目的。所以他的学生发音都非常漂亮，比如林耀基、杨宝智、刘育熙、余富华、王华益、常希峰等等。
马先生说，一个孩子在音乐方面有没有才能，主要就两点：一是他对声音是不是敏感，就像学美术的是不是对色彩敏感一样，只有你对声音敏感了，能够捕捉到不同的声音，才有可能塑造不同的声音。二是这个孩子有没有想象力。音乐没有具象的东西，比如你说“苍白”，那是没办法形容的，但是一拉你就知道，这个声音很苍白，这就是想象力。比如在拉Fiorillo（费奥里罗）第28课的时候，我11岁，马先生启发我说：“你把它想象成一条小溪。起先……接着……然后……”什么是“幽咽泉流水下滩”，马先生是作曲家，他在创作的时候有这个想象力，他在教琴的时候，就把这种想象力传授给学生。
马先生平时话特别少，课上也一样，但他会做示范，这一点他做得特别好。音乐本身就是一种语言，需要模仿，需要人“带”出来，就像小孩学说话一样。每个妈妈都会去示范，说你“慢——慢——来”，没见过哪个母亲说：“我听着，你说吧！”所以好的老师必然要做示范，而我最烦的就是那种“君子教学法”，上课连琴都不带，就凭嘴说。所以我那时候特别服马先生，他上课从来不用看谱。我跟他学了十几年，所有我拉的东西，从练习曲到大、小曲目，他坐在谱架后面都能拿起琴来就拉，而且全部是背奏。有时候他提醒你，说：“这儿是f（强）吧。”或者“这儿是cresc.（渐强）吧。”你仔细一看，哎，果然是这样。所以我现在教学生也是这样，从《开塞》到《帕格尼尼24首随想曲》等等，基本上都背得出来，那是从小训练出来的结果。
现在学琴的人很多，市场很大，一些人自己拉得不怎么样，甚至可能根本就不会拉琴，照样到外面教课。比如有个人在外自称是音乐学院的，但他只说了一半，其实他在音乐学院是烧锅炉的。现在就是这样鱼龙混杂。我们有一个学生，琴拉得不错，她爸爸是出租司机，不会拉琴，但也在外面教学生。还有一个学钢琴的孩子，每次上课他爸爸都拼命记，半年后竟然开班了。所以现在做学生也很难，要我说，挑好老师最简单的一条，就是看他上课带不带琴，一拉你就知道他的水平。要是他从来不示范，就凭一张嘴，然后摆出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把架子端得足足的，那可万不能信。
另外，马先生从始至终都没收过我学费。有一次父亲提起这事儿，他说：“国家给我的就够了。”他是一级教授，每个月工资大概三百块，当时来说的确不少，而且据我所知，包括林耀基、杨宝智等等这些学生，他都没要学费。但是现在的风气完全不同了，一堂课五百、六百，就我所知道的，最贵的是一堂课两千，那么可能一些非常有才能的孩子就学不起了。再比如有的老师，今天下午三点我跟你约了，你没来，那钱你得交，因为时间我给你留出来了，这样的人不在少数。再比如，有个老师买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住了十一个吹小号的外地孩子。你想想，三室一厅，都是吹小号的，住了十一个，怎么弄？每个人床费每月一千二，饭费每个月一千二，每个人上一节课是五百块钱，他一个上午能上八个：半个钟头一个，吹两下，行了行了，换下一个。最后考音乐学院，他就让一个考上了，别人问怎么回事，他说：“都考上了，谁住我那儿去？”就是这样赤裸裸的。如此下去，老师和学生之间就剩下买卖关系了，你来，好，交钱，上课，然后你走人。但马先生那时候的整个社会风气都和现在不一样，传业、授艺、培育人格，那才真叫教书育人。
马思聪早年留法，头一次是11岁去的，学小提琴，回来后没几年又去，这次专门学的作曲。所以他的基本功非常扎实，和声漂亮极了，那种精致、考究，虽然脱胎西洋，但又非常的中国味道，他是结合得最好的，无人出其右。而且，马先生平时话很少，很内秀，不会海阔天空跟你吹，但是他喜欢琢磨，肚子里的东西特别多。比如绘画，马先生自己不画，但是很懂，家里大大小小挂着很多，其中就有齐白石送他的。有时候他给我上课，忽然就指着墙上的画，让我去体会中国文化中的那种内涵和修养。有一回他带我到蒋兆和家，就是画《流民图》的那位老先生，那次马先生特意带上我，就是要让我去听。他们聊了差不多得有一两个钟头，他们聊天、我喝茶，在旁边学了很多东西。
有的人一辈子就会拉琴，但马先生不是这样。他是一个真正的文化人，一个非常儒雅的、中国知识分子，如果你和他接触，你就会知道。所以他的作品看似简单，但越品越有味道，有一种跟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似的娓娓道来。比如《思乡曲》，那是马思聪1937年写的《绥远组曲》（又称《内蒙组曲》）中的一首，旋律其实就是从“我在城墙跑马，眼泪流花花……”那首歌里抓过来的。马先生在给我拉的时候，不像现在人那样一板一眼，而是很自由的，虽然也在拍子里，但是一张一收、一张一收，表达出一种叹息，在一种半清醒、半沉迷的状态下，思绪冲出你的屋子，自由地飞到你遥远的家乡去。而且，马先生非常喜欢研究，他把绥远民歌都吃透了，在处理的时候借用了“缩腔”——这在民歌里很常见，但现在极少有人这么演奏了，还是按照西洋歌剧的理解，好比外国人唱《茉莉花》，在中国人听，还是太“洋”了。
另外，马先生一般不拉特难的东西。他17岁成名，技巧很好，但平时不显摆的，只有一次露了一回。1963年“上海之春”全国比赛时，东北的阎泰山也来了，那是“东北一霸”，拉得很棒的。他来找我，希望能跟马先生上一堂课。马先生说：“行啊，来吧。”那时候，大家水平都不高，那天阎泰山拉的是帕格尼尼的协奏曲，就算是最顶级了。阎泰山拉完以后，马先生没说话，拿出琴来，从头到尾哗啦哗啦又来一遍，而且是背奏。阎泰山佩服得不得了，说：“哎呀，厉害、厉害、厉害！”其实马先生平时很少拉这种炫技的作品，他是很儒雅的一个人，偏爱那些非常细腻的、有内涵的曲目，所以那也是我头一次听他拉这么难的东西，真是大开眼界。
马思聪是1949年周总理从香港招回来的，是中央音乐学院的首任院长，在天津住一个单独的小洋楼。当时吕骥是副院长，是延安系统的，后来还有一个赵沨，过去是地下党，他们主持工作多一些。而马先生除了开会，很少掺和外面那些乱七八糟事儿，他的生活非常静，心里也非常的静。有一次我问他：“您这个‘院长’怎么不管事儿啊？”他说：“管事儿？那我这院长就当不成了。”那时候正是运动最激烈的时候，他也挨过批。先是1956年讨论“音乐的方向”，他挨过批，后来是向党提意见，一定要他说，结果反右又挨批。后来四川的一个什么人，说马思聪独奏的那些曲目都是“封资修”的东西，是给老爷太太们听的，于是又挨批。
1957年，我父亲当了右派。过去他是天津民盟的负责人。“三反五反”的时候，他的一个学生，姓曽，非常聪明的一个女孩子，被冤枉致死，跳楼自杀了。后来让给党提意见的时候，本来他不说，但是学校党委书记让他一定带头发言，于是他就提起这件事，要求不要扩大化。父亲后来被打成右派，他不服，还抗辩，结果弄成“极右”，被《人民日报》点了名。因为这个问题，1958年没让我上附中，所以初中我是在普通中学念的。1962年形势变了，政治气氛缓和了一下，我才插班进了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高中部。
到了1965年，又不行了。那时候特别讲出身，我又是右派家庭，算是“黑五类”，加上琴又拉得好，全国比赛拿过名次，所以从1964年开始，老在班里挨批判，成了“只专不红”的典型。还有一个陈佐湟，他是我同班同学，当时是学钢琴的，也是出身不好——但比我好一点，所以后来把他分到了“全总”（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工团，把我分配到了平谷，在农村文化馆教舞蹈，顺便也作曲、打快板、组织表演队、画毛主席像，一直干到被革命群众“揪”出来、当了“反革命”为止。
我是1965年8月去的平谷。本来院务委员会通知我，让我到农村呆一年，然后回来继续上大学，但1966年6月文革开始了，我就一直呆在那儿。那时候马先生是“黑帮”，关在学校的牛棚里，红卫兵说他姓马，让他吃草，用军用皮带打他，有一次皮带扣打在脑门上，那血当时就流了下来。还有一个老教授叫章彦，据说是红卫兵抄家，翻出他过去上海音专的毕业证，上面有国民党党徽，因为这个把他们两口子都抓起来，后来章彦被打昏了过去。
当时音乐学院东门对面有个家属院，附近的“地富反坏右”都集中全关在那儿。有个叫“西纠”（西城纠察队）的红卫兵组织，打死里面很多人，后来都没法追究，其中就有中央音乐学院的红卫兵。比如我们有个吹长笛的同学，一个人就背负好几条人命。还有一个女孩子，以前我们同班，她爸爸是部队的领导，文革初她给自己剃了光头，叫做“光头党”，整天穿着马靴，拿皮带抽人。亏得当时我没在音乐学院，不然多半也是被打死，或者像刘诗昆那样。他家在天津是十大资本家之一，“封资修”典型，但这个人很聪明，转得得快，他的夫人又是叶剑英的女儿，大概跟这个有点关系，所以他在文革刚开始红过一阵，参与了文化部“一•一九”夺权，很风光的，但是后来又被打下去。因为他钢琴弹得好，在国际比赛上得过奖，红卫兵说：“让你弹！”啪，把他的手给打断了。
1967年马思聪“叛逃”，中央军委派专案组到平谷调查我，因为第一我父亲是右派，第二我跟他学了那么多年，第三我家是建国后从香港回来的。结果平谷一看是中央军委派人来，立刻当成一号案子来办，审了半天，什么都没查出来，而且的确也没有什么。文革开始以后，我基本就没见过马先生，一次他们让我去看他劳动，我说我不去。当然我也没办法救他，但我不愿意看到他们那样待他。
但这么大的案子轰轰烈烈地上马了，最后什么结果也没查出来，说不过去的，所以最后给我定了一个“反革命叛国分子”，开除公职五年，留用两年。我家本来有七把好琴，到平谷时，我带的是最次的那把，都是50年代初马思聪带着我父亲在天津挑的。过去天津有很多白俄、犹太人，离开时候留下一些好琴，几百块钱、或者一两千就能买把相当不错的了，放到今天大概得卖到一二十万（马先生用的那把兽头琴是他在东北买的，当时就一万二）。结果文革时候抄家，七把琴全没了，最后就剩下一个琴头。
当时受株连的人很多，马思聪的大哥（马思武）就是在这个时候跳楼自杀了。我哥哥原来在天津教书，文革开始以后把他开除了，准备弄到乡下去，他就拿着户口本跑到昆明，我嫂子一家帮他落了户口，又找了工作。结果天津大学专案组追到昆明，说：“他弟弟是反革命、叛国分子，他爸爸是右派，这样的人你们也敢用？！”我哥哥当场大吐血，后来昆明的医院诊断是侵润性肺结核晚期，给家里下了病危通知书。父亲跟我说：“你去看看吧，生离死别，也许就看不到了。”我到医院一看，他身上盖着白被单，就俩眼珠是黑的，整个脸跟被单一样白。结果打了一个月结核病针，再照片子，肺上连一个阴影都没有。那肯定是医院搞错了，大概是哪个肺结核来了，大夫当感冒给打发了，然后把他的片子搁在我哥头上。这就算是捡了一条命，但是身体垮了，很多年才养过来。
“反革命”的帽子一戴就是十年，1978年底，我平反了。第二年春天，我到北京交响乐团做了首席和独奏演员。
1985年，马思聪平反了。他托女儿马瑞雪从美国带来坦普尔大学的报名表，说连房子都替我找好了。那时候，团里很多人出国考学的录音带都是我拉的，但我觉得，既然已经是首席了，学历并不是很重要，何况马先生说，他很快就回来，所以我没去。
1987年，马先生动了一个心脏手术，据说成功率是百分之九十几，大家都以为没问题，但他就赶上那百分之一，没两天就去世了。消息传来的那天，我心里难受极了。跟马先生学了那么多年琴，可以说是情同父子，他也视我如己出。过去他住西城马勺胡同1号，国家给他配了专车，并且有专职司机，有时候他带我和马如龙到颐和园，他在知春亭那儿站一会儿，这就是休息了，然后我和马如龙两个人在外面推汽车玩儿。等大一点儿了，有一次他带我去佛香阁，看飞檐上的铃铛，他念起陆游的“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我问他什么是“画角哀”？他说，那里有音乐，你听：
叮当——
叮当——
我父亲是1983年去世的。1954年，他被调到天津大学经济系，当了右派以后，又调到化工系，但一直都在劳动，中间教过一段英文，文革开始以后又是劳动。父亲当了21年的右派，骨头很硬的。那时候批贝多芬、莫扎特，后来又批德彪西，他跟我说：“我始终相信，贝多芬和莫扎特永远都是人类的精神财富。”1978年父亲平反，天津大学请他筹建系统工程系，他拼命工作。那年，他发着烧到昆明开会，到医院一查，直肠癌晚期，住了一个月的院就去世了，累死在任上。
我很怀念我的父亲，如果没有他，我也同样走不到今天。50年代的时候，他常带我去剧院，梅兰芳，小白玉霜，还有河南的常香玉，这些我都听过现场。小提琴家奥伊斯特拉赫在北京、天津演出，两场我都听了。当时的票价不低，但父亲就是要培养我，而且几个孩子里他最喜欢我：因为，我是要去完成他的梦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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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历史】
文革使最肮脏的东西沉渣泛起
——石征录先生访谈（节录）
访谈人：董国强
访谈对象：石征录
时间：2006年4月25日下午
地点：南大中美文化中心d104办公室
[石征录：南京大学退休干部。文革爆发时担任地质系政治辅导员]
石征录：我觉得文化大革命使我们民族的劣根性暴露无遗，许多最肮脏的东西，许多恩怨、矛盾，在文革期间沉渣泛起，充分发酵，达到极致；而我们民族文化传统中那些好的东西，则在所谓“破四旧”的幌子下被丢到一边去了。现在依然坚持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必要的”的人恐怕不多。所以重新认识和评价文化大革命的时机已经来到了。
最初我是同情学生们起来造匡亚明的反的，哪知道后来事态的发展出乎我的意料。匡亚明被揪出来后，学生们马上上挂下连，揪所谓“反革命黑帮”，结果把我们这些政治辅导员也揪出来了，要从我们身上着手批“修正主义路线”。当时自己处在这个位置，感觉有些莫名其妙：我这样的人怎么会是“修正主义”呢？
后来到了6、7月份，省委工作队入驻南大。工作队来了以后我们的日子就好过了。不过这个时候我还以为文化大革命也会和过去的历次政治运动一样，热闹一阵很快会结束的。
哪知道到了8月份，学生们又和工作队闹起来了，我们这些受到工作队信任的人也受到波及。于是9月份我到北京去“串联”，一是为了出去避避风头，同时也想借此了解一下北京的情况。9月15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我也参加了。但是很奇怪，我参加毛主席接见的时候内心一点都不激动，精神也集中不起来。我看到周围的人都非常激动，一副如痴如醉的样子，但是我自己却激动不起来。
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之前我已经有一个很不好的印象：文化大革命到底要干什么呢？为什么要把“彭、罗、陆、杨”这些人都打倒呢？特别是说罗瑞卿要谋杀毛主席，对这个说法我当时就很反感：罗瑞卿是负责毛泽东的安全保卫工作的，毛泽东到哪里去视察都是他去打前站，他要谋杀你毛泽东不是易如反掌的事吗？所以当时就不大相信这个说法。
董国强：当时您有多大年龄？
石征录：我当时26岁，已经工作两年了。
而且我还有一个逻辑：过去一直说我们的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如果那么多党的领导人都是坏人，这个党“伟大、光荣、正确”在哪里呢？所以我对当时的一些说法和做法是相当反感的。我到北大后本想去“拜访”一下聂元梓那帮“革命派”。当时看到他们那付不可一世的样子，我就想：这些人究竟有什么根基啊？
因为当时思想很混乱，所以参加完毛主席接见以后，我就独自一人从天安门广场步行走回北大。我想冷静地思考一下，把自己的思想理出个头绪来。那段路很长，我走了两、三个小时。
我在北京逗留了几天，感到没有什么意思，9月底就返回南京了。这个时候省委工作队已经撤离南大了，学校里造反派与保守派斗得很厉害，“打、砸、抢”也搞起来了。所谓“保守派”就是“六二事件”中反对匡亚明的那些人，以他们为骨干组织了一个“红旗战斗队”起来保工作队、保省委；所谓“造反派”就是那些反对工作队和省委的人，他们先后组织了“红色造反队”和“八二七革命串联会”，与保守组织“红旗战斗队”对抗。我当时一方面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另一方面也意识到文化大革命势不可挡，所以就抱着一种观望态度，一直没有参加两派的组织。不过后来一个很偶然的事件使我和造反派发生了对立。
当时“红旗战斗队”经过造反派的几次“打、砸、抢”以后，在学校大门口附近搭了许多芦苇棚子，他们就住在那里。有一天我就跑到他们那里去了。为什么去呢？主要是想看看里头情况怎么样。当时我有一个想法，“红旗战斗队”中党团员多、学生干部多、积极分子多，其中包括我的许多学生，我知道他们各方面表现都是不错的；而“八二七”那边呢，说实话都是些我看不惯的人，家庭出身不好的啦，政治表现不好的啦，等等。可是“红旗战斗队”老是搞不过他们，老是被他们欺负。我看到这种情况就为“红旗战斗队”打抱不平。我对他们说：“你们这些人太没用！太窝囊了！”当时有个叫王钟元的中文系学生就问我：“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说：“我倒愿意帮你们出出主意。”我当时并不想加入保守派组织，只是觉得他们实在太窝囊了，替他们着急，就想替他们出出点子。我就这样卷到里头去了。我说：“我就不相信你们搞不过他们。他们批判‘修正主义’，批判工作队，你们不会也批吗？你把那个旗帜高高地举起来不就行了吗？你又不是‘资反路线’，工作队又不是你请来的，他们批工作队，你们也照样批工作队就是了。”然后我就帮他们策划，怎么批“资反路线”，批哪些东西。我当时的想法就是通过批评工作队和省委的某些错误，将斗争的主动权拿过来，并不是真正反对工作队和省委。我说：“我相信江苏省委是好的，是打不倒的。但是缺点错误总是有的，这个是可以揭批的，你硬要说一点错误都没有，所有东西都是正确的，那你不被动吗？人家只要弄出一条明显的错误，你不就没有话说了吗？”当时我的思想就是这样的。
就这样我帮他们策划了几件事情，果然取得了一定的主动。记得当时我们在南京工学院（现在的“东南大学”）开了一次大会，造反派来冲击会场。我们事先准备了几个预案，把批驳他们的发言稿都拟好了，结果把他们驳得哑口无言。这样保守派的气势一下子就上来了。而我也就越陷越深，七搞八搞很快就变成他们的核心了。“红旗战斗队”当时有个“大联合指挥部”，另外还有个所谓“五人指挥小组”，我是其中之一。而我实际上连红卫兵的袖章都没有，完全是在幕后的。
我之所以逐渐倾向于保守派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时省委工作队内部也发生分化，有一批人起来造反了，而海军学院来的一批人则比较保守。因为我们之间的私人关系比较好，他们还经常给我们透露一些信息，他们说：“现在出现这么一种混乱情况是暂时的，中央到年底肯定要反击的，一个国家哪能这样搞呢？这样搞共产党还不完蛋吗？”他们甚至还说：“到时机枪一响，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他们的这些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时我认为他们的这个判断是正确的。相当一批保守派在文革初期没有跟上当时的潮流，就是因为1957年“反右”运动的经验影响到他们对当时形势的判断。
我们就这样与造反派一直僵持到1967年1月初。进入1月份以后风云突变，造反派挑起了江苏饭店“一•三武斗”，对驻扎在江苏饭店的“赤卫队”进行围攻，还冲砸了设在金陵神学院内的“黑字兵”总部。
这个时候“红旗战斗队”的领导层就开会讨论当前的形势和我们的对策。我认为从目前的形势判断，中央是不支持我们的，他们支持造反派，我们现在已经沦为非主流了，如果一定要坚持下去，就要准备与造反派搞武斗。于是我问大家：我们“红旗战斗队”究竟准不准备打？如果准备打，队伍就能维持下去，反正武斗起来你也对着干就是了。如果大家不准备打，那就不如趁早解散，免得被动挨打。要武斗大家干不干？我认为这是不妥的，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怎么好去打架呢？最后大家统一了看法，一致认为不能搞武斗。这样就决定解散“红旗战斗队”。但是我们不能说解散就解散，置下面的群众于不顾啊，于是对外宣传还是强调“红旗要打到底”，但实际上暗地里就通知大家尽快退出“红旗战斗队”，去参加别的群众组织。当时我们还有个“红旗文艺宣传队”，最后组织了一场演出，场面十分感人。之后我们的活动就停止了。
“红旗战斗队”垮台以后，造反派要抓朱英才，他是我们这个组织的头头。我们就把他藏到东郊的汤山中学去，几天以后我又让他住到我叔叔家里。但后来造反派还是把他抓回来了，在学校里游街。因为我前面一直没有出头露面，是个幕后军师，因此一开始造反派没有找我的麻烦。但我在“红旗战斗队”里的情况还是有人知道呀，所以后来造反派把“红旗战斗队”的几个头头抓起来办“学习班”，就把我也“圈”进来了。
造反派要我们交待“红旗战斗队”是怎么在省委的操纵之下进行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阴谋活动的。实际上我们与省委没有什么联系，而且在解散组织之前大家已经商议过了要统一口径，不要乱交待，以免自讨苦吃。所以大家都不谈这个事情，只交待自己的情况。而我没有参加“打、砸、抢”，没有干什么坏事情，所以我记得自己连一份像样的“交待材料”都没有写过。刚开始造反派还比较认真，一天到晚地逼迫我们交待，不让回家。后来“一•二六夺权”了，他们也没心思管我们了。这样我又回到系里去了。
这之后我又经历了几件事情。1968年下半年，我带着地质系的20几个人到图书馆去“清理阶级队伍”。在我去之前，是外文系的在那里搞，当时图书馆共有53个人，据说只有3个半是好人，别的人都有问题。我当时就想怎么会有那么多坏人呢？不能这样搞！我就对一起去的学生们讲，先不要去张三、李四地乱戴帽子，要先把事实弄清楚再做结论。
图书馆有一位女职员当时在全校大会上被作为“特务”揪出来了，定案的依据是她的档案材料中有一份“中统局”让她去参加集训的通知。我们经过调查发现，她当时正怀孕生孩子，没有参加那个集训，于是就把她“解放”了。还有一位教授的夫人，当时说她是国民党区党部委员，还是“中统”特务。我们就去查，结果发现她连国民党员都不是，怎么去当区党部委员呢？就把她也“解放”了。另外还有一位年轻人，据说在上高中的时候和几个人组织了一个小团体，当年公安部门对此已有结论，“清队”的时候有人非要给他定为“反革命集团”，我认为证据不足就没有再立案。当时还有人揭发在图书馆发现了一个“打倒共产党”的反动标语。我们认为这很有可能是解放前留下的，就没有进行排查。
董国强：您到图书馆去“清队”，是工宣队派你去的吗？您的“老保”问题对你有没有什么影响？
石征录：是工宣队派我去的。工、军宣队中不少人对文化大革命也不理解。他们来了以后觉得我这个人根正苗红，为人也很实在，没有搞冤枉人的事情。
不过后来揪“地下黑司令部”的时候，我受到了一些影响。我对此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当时有学生要毕业，需要做政审，所以上面要我和另一位辅导员去安徽、河南、山东搞学生政审外调，搞了一个多月才回来。一回来就碰上南大搞“地下黑司令部”。
一开始是有人揭发周维高，说他是地质系的“地下黑司令部”头头。我和周维高等几个人关系比较好，文化大革命初期老在一起分析形势，私下里讲了一些东西。但是有一条，我一直没有参加过造反派的活动。保守派垮台以后，造反派认为我根红苗正，为人也比较正派，在学生中还比较有威信，他们就来动员我参加造反派。我当时笑笑，没有答应他们。我之所以不想参加造反派，就是思想感情转不过来，不想跟他们多啰嗦。到1967年6月以后武斗越来越厉害，我就离开南京回到无锡部队大院我父母那里去了，一直到武斗结束以后才回来。所以我和造反派完全扯不上干系。
后来有人想整我，就向工宣队揭发说我是如何参加造反派活动的，还说我是地质系“地下黑司令部”的高参，要我交待揭发“地下黑司令部”是怎么“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地向党进攻”的。我一听就恼火了，就同他们吵起来。我说：“你们不是成天把‘阶级分析’挂在嘴上吗？那你们来分析分析，我石征录这样的人为什么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共产党执政对我有什么坏处？共产党垮台对我有什么好处？”他们让我交待自己是怎么把工农学生培养成修正主义苗子的，我说：“你们不是说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吗？我作为学生辅导员，把一个学生培养成为党员，怎么能说成是‘培养修正主义苗子’呢？如果说我把学生培养成党员是培养了‘修正主义苗子’，那么我们的党伟大在哪里，光荣在哪里？逻辑上根本不通嘛！”另外还有人站出来批判我，说某某人早就要求入党，可是到现在还不是党员。我立刻就把他顶回去了：“入党要按党章办，是要有手续的。你想入党就入党啦？我这一票还没投呢！”就这样吵来吵去，始终没有把我制服。后来1968年12月我们到大桥工地去劳动，我的印象是工、军宣队想了结这一“莫须有”的案子，以便开展下一阶段的工作，所谓“地下黑司令部”的问题也就不了了之了。
当时之所以这样搞，实际上是“八二七”派想搞掉一部分干部，争夺到更多的权。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有一批干部已经被打倒了，包括什么“修正主义分子”啦、“反动学术权威”啦，但是另外还有一批干部没有被打倒，或者说还没有被搞臭，所以“八二七”就用所谓“地下黑司令部”的名义来搞他们。当时搞得七荤八素的，其实也没搞出个结果来。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不过到后来1969年“整党”的时候，这个问题又被翻出来了。由于我一直不承认参加过什么“地下黑司令部”，那些成心整我的人就指责我态度恶劣，负隅顽抗，所以我的党员资格“民主评议”始终过不了关。不过我们系的工宣队比较同情我，他们让我认个账，应付一下就可以过关了。我说：“这个事情怎么能认账啊？没有就是没有。要说我们几个人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经常在一起议论议论这个是有的，难道这就是‘黑司令部’吗？”他们就说：“哎，你就这样检讨。”后来我就这样作了检讨，结果也就顺利过关了。
说实话当时搞得那个样子，我很不服气啊，心里非常苦闷。我就想：“毛主席啊毛主席，你说说到底什么样的人才算是共产党员？像我这样的人你都不要，你到底要什么人呢？你要的那些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很多都坏得很啊！”当时心里就是这样，内心郁闷得很。特别是搞“地下黑司令部”的时候，我们系有个教授，平时和我接触并不多，但他居然像搞学术研究那样展开联想和推理，说我们这个“地下黑司令部”有哪几个据点，活动是怎么开展的，讲得有鼻子有眼，真像有那么一回事似的。我火得要死，我说：“你又没有成天跟我在一起，你怎么会对我每天的活动了解得那么清楚呢？”最后我骂了他一句很恶毒的话，我说：“你就像妓女！不对，你连妓女都不如！妓女只出卖肉体，你却出卖灵魂，你是政治妓女！”这个事情过后，大家给我起的一个绰号叫“石头”，就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哈哈……
1969年9月底恢复组织生活以后，我就回家结婚去了。10月中旬一声令下，全校都步行到溧阳去了。我因在家度婚假没有跟上，回校后就在学校里面劳动，挖防空洞。挖了一段时间后，11月份我们也步行去溧阳。我们地质系在东王庙劳动，我还被任命为连长。我在那里负责，就想办法把伙食办得好一点，生活改善得好一点，所以大家还是蛮愉快的。
接着就是抓“五一六”。当时我们从劳动的地方步行回到南京大学参加运动。在这个事情上我是很积极的。我一开始还真相信有“五一六”，甚至认为文化大革命搞成这样与他们有关。但是搞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开始怀疑了。我认为自己对于文化大革命不能说了解很深，但也算是耳听八方、眼观六路了，怎么过去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五一六”组织，现在一下子查出那么多人呢？又说“五一六”的组织非常机密，其成员“上不告诉父母，下不告诉妻子儿女”，但是再机密总归还是应该有些迹象啊，怎么文化大革命开始这么久了从来没听说过呢？要说机密，革命战争年代我们的地下党也是很机密的，被敌人知道是要杀头的，但是那些熟悉的老百姓还是知道谁是共产党，只不过国民党他们不知道而已。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什么“密”可保呀！所以搞到后来越搞越多，我就有点怀疑了。大概是1970年年底，在学校大礼堂批斗文凤来等一帮人，说他是“五一六”分子，斗到一半我就走了，我不大相信。
董国强：批斗文凤来是1970年年底的事情吗？
石征录：对，就在大礼堂。我当时不大相信，就问一个已交待了“五一六”问题的同事：“你是怎么回事？怎么能瞎说呢？”他说：“老石你不知道啊，当叛徒就要当到底啊！”听他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一切了。从此以后，我对搞“五一六”就比较冷静了。现在回过头来想想，多数人为什么到后来比较清醒的？就是因为清查“五一六”搞得太过火了。但是一开始大家不知道。我有个同学一天到晚搞“五一六”，搞得十分起劲，我就对他说：“你再这样搞，总有一天把你自己也搞进去！”他当时听不进去，他老婆已经被搞进去了，但他还是整天在那里搞，后来果然也怀疑到他。
后来也有人揭发我是“五一六”，我听了这话只朝他笑笑。我心想我是不是“五一六”，我自己当然很清楚。加入“五一六”总要履行个手续吧，不能凭你嘴巴上一讲就是“五一六”了。这也坚定了我对抓“五一六”问题的判断。但是我最终还是受到一些影响。后来组织上就分配我去搞“历史反革命”专案。这说明当时上面对我既不信任，但也给我点事情做做。
我们系里有一个叫×××的，四川人，他的父亲曾经担任过国民党特务头子×××的老师，因此当时就怀疑他也是个特务，就派我去搞他的专案。我去了以后就跟几个要好的人说，既然我们要搞专案组，那我们就要先熟悉材料，如果需要外调的话就去外调。当时专案组收集到的材料很多，但那些造反派却一点都不会整理材料。我们就把那些材料清理了一下，有用的就留下来，没有用的就放到旁边去。看完了材料就叫他交待问题。不过我们对他生活上也比较照顾，谈话时间长了，就叫他起来劳动劳动，拖拖地板啊什么的，有时候还陪他去洗澡。这就是所谓“政策攻心”。他后来很感激我，说他要交待自己的“五一六”问题。我说：“这个你不用找我交待，我对这个不感兴趣，你要写材料你就写，写完我就帮你送上去，我看都不看。”我心想你谈什么“五一六”问题呢？谈都不要谈！我就这样在专案组混到清查“五一六”运动高潮结束。
1972年春，第一批“工农兵学员”进校，我就去当72级的辅导员。尽管后来运动还是很多，但我有一种“远离”的感觉。我总是叫学生好好学习，别的事少管。对此我的学生们印象很深。
实际上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没受什么苦，也没受到什么大的冲击。1967年1月以后没有人管我的那段时候，我就在图书馆看书，一直到武斗开始。武斗很厉害时，我也只是在家看看书。当时看的书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比如列宁的《左派幼稚病》等等。当然我也扮演过跳梁小丑，也有过很肮脏的心理，特别是在清查“五一六”的时候，我也有狭隘的报复心理，心想你们这些造反派搞得人家死去活来，现在终于落在我手上了！现在该你们倒霉了！
文化大革命把那些人性当中最肮脏、最邪恶的东西都翻出来了，搞得师生之间、教师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甚至于学术上的分歧都被上纲上线，斗得你死我活的。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教训。再比如说那些干部，有些干部平时群众基础好一点的，可能受的苦要少一点；假如有的人平时对人的态度苛刻一点，要求严格一点，可能就会倒大霉。还有就是这个单位平时的气氛好一点，可能也会好一点；平时气氛要是冲一点，那就很糟糕。像南大文革前几年留校工作的一批学生，有些系比较强调个人的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结果这些单位的风气就比较好，文革中遭受的损失就比较小；有些系当时只考虑所谓的“政治挂帅”，留了一些喜欢整人的人，结果往往造成严重灾难，到现在都一蹶不振。
董国强：我不久前写过一篇关于“六二事件”的文章，我认为“六二事件”最能反映文革的复杂性。说实在话，那些起来造反的学生也好，匡亚明也好，江苏省委江渭清也好，当时哪个晓得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的意图啊？根本不晓得。但是这个事情又无疑是南京地区文革的起点。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石征录：江渭清他们当时的确心中无数。胡才基是江苏省委“解放”的，后来他到北京去，在天安门上接受毛主席接见，回过头来江渭清他们把他奉为神灵一样，还向他打听中央对江苏是个什么态度？胡才基就告诉他康老是怎么讲的……
董国强：您讲的是胡才基还是文凤来？
石征录：胡才基，最早起来反匡亚明的。从造反来讲，他比文凤来还早。
董国强：他是什么时候到北京去的？
石征录：应该是“八一八”，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注：此处记忆有误。有文献资料显示，胡才基等人是8月底参加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他跟文凤来他们去的时间差不多。文凤来是自己跑去的，胡才基他们等于是江苏省委派去的。
当时文化大革命运动刚刚起来，胡才基他们算是南大最早起来造反的，所以中央对他们还比较客气。他们从北京回来后，江渭清还要从他那儿打听消息。胡才基就告诉江渭清，说是康老说的，江苏要主动一点，要支持群众运动。后来他一直在北京，作为保守派组织“红旗战斗队”驻北京办事处的代表。
另外袁传荣你可以找一找。当时保守派组织要联合起来对抗造反派，他就出面把几个保守组织聚集在一起，成立了一个“掌握斗争大方向指挥部”，简称“大方向”，把工作队送走。我在保守派组织中的作用也就是那么一段时间。
当时“红旗战斗队”要解散，袁传荣不同意。他说：“我们干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解散呢？”我说：“不行啊，我判断大规模的武斗即将发生。”这个倒不是瞎说的，当时的斗争形势就是这样，已经到了不讲理的地步了，特别是在上海“安亭事件”以后。“安亭事件”对我的刺激很深，明明是没有道理的事情，但是中央支持，支持造反派在那里闹，支持“打、砸、抢”。在这种情况下，你还怎么“文斗”啊？所以我当时觉得“红旗战斗队”想通过“文斗”的方式继续存在下去是没有可能的。造反派“通天”，有人撑腰，我们不行！
文化大革命刚起来的时候，我是很高兴的，“反修防修、永不变色”嘛！现在想想确实是很愚蠢的，但当时很相信这个东西。后面我们晓得了，特别是搞“五一六”，当时流传着一个说法：“‘五一六’家家有，不是亲就是友，”搞得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到林彪垮台以后，大家基本上对文化大革命的是是非非都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了，包括对江青都看得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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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民情】
按：本文作者文革爆发时是四川省万县市（今重庆市万州区）临时工（其文革前经历及文革中坐牢见闻详见长篇自传《所谓草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因“家庭出身”（“资本家”）问题，他本来没有参加群众组织活动，是个冷眼旁观的“逍遥派”，但在当地赤旗派（造反派）与红色派（保守派）爆发大规模武斗后，他被红色派抓捕，严刑拷打，险遭枪毙。侥幸逃出后被“逼上梁山”，到赤旗派“根据地”参与办报。其后便有了如下经历——
给造反派办小报
谢声显
暂发临时工工资
1967年9月1日，赤旗派在支左部队的帮助下打过了长江（注：万县军分区本来支持保守派红色派，镇压造反派赤旗派，但在1967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即所谓“红十条”下达后，被强令转向支持造反派，此后即变成武装造反派，武力镇压保守派）。
在这场号称“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赤旗派在“武化”中打赢了，红色派输了。随着一车车俘虏从七曜山那边被押送回来，万县市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大规模武斗便宣告结束了。
被炮弹和炸药包造成的废墟很快被清理干净了，但许多楼房的墙壁上，还醒目地裸露着密密麻麻的弹孔，记录着不久前在这些地方发生的搏杀。工厂的机器又开始轰鸣，商品稀缺的店铺也开门营业，电影院里放映着全国人民已经不知看过多少遍的《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等寥寥几部“革命电影”及歌颂文革的《新闻简报》，剧场里偶尔有外地来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演出。社会生活逐步走向“革命”正轨。
战败的红色派已被彻底解除武装，获胜的造反派在武斗期间建立的各种军事组织因没有存在的必要也解散了。除了各大群众组织的司令部还保留着警卫排、班等武装编制外，一切跨行业、跨单位的武斗组织全部解散，武斗队员们都带着武器返回自己所在单位或学校“抓革命、促生产”去了。由于公、检、法等专政机器已完全瘫痪，各单位或学校的头头们便根据自己手下的人枪，分别以单位或学校名义成立了营、连、排的武装。就有了许多××厂武装民兵营，××学校武装民兵连等武装团体，承担着对内镇压不同派别的反抗，对外则听从各自所属总部的调遣，代替警察去完成维护社会治安等任务。
万县市大规模的武斗虽然结束了，但文化大革命并没有结束。由于精密而庞大的国家机器都被砸烂了，手握枪杆子的赤旗派各大群众组织就一边协力维持着社会生活的运转，一边按照中央的部署，紧锣密鼓地筹备着“大联合”。头头们的目标是进入“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因此，各个司令部里的“文斗”队伍得到了充实和加强。
武斗期间实行的“军事共产主义”也宣告结束了。国庆节后，留在各个司令部里“继续革命”的文职人员都没有了大锅饭。百货公司食堂的饭菜票也不再免费发放，而要求用人民币和粮票去购买。司令部内的大部分人员都是有工作单位的，根据当时的政策规定，不管是机关还是企事业单位的人员，因参加政治运动而不能回原单位正常上班的，都不准扣发工资。因此，司令部内大部分工作人员的工资都由原单位全额照发，他们没有半点后顾之忧。像我这样没单位领工资的人虽然是少数。但也绝非我一个人。就特事特办，你自已说一个沾得上边的单位，由司令部开一个证明，写上：“因革命工作需要，希暂时发给某某同志以你单位临时工的工资，解决他目前的生活问题。”然后盖上当时还挺管用的“毛泽东思想万县市工人造反军司令部”（简称“工造”）的大印。我和警卫排的一个班长（后来作了律师）朋友在武斗开始时都在木材公司拉大锯“解料”（亦作“改料”，即将原木改锯成板材），自然就只有赖上木材公司了。
我俩各自拿了一张这样的证明，心中多少还是有些忐忑地回到了木材公司，毕竟只是在那儿做计件活儿的“解匠”，算不上单位的临时工。也是运气。武斗结束后，木材公司是工造的一个分团在掌权，那分团的“勤务员”看到总部的大印，二话没说，就给我俩定了个一级工的标准，每月24元钱。我俩都很满意。因为头头们当众许诺：待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一定要将你们安排在机关里工作。
头头们的许诺真让我感觉前途一片光明，何况眼前每月又有了不算菲薄的24块钱过日子，我就心满意足热情饱满地投入了“革命”。
我在《前沿炮声》编辑部里没干多久，这期间大概也只出过两期报纸。这个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战团小报究竟有多少工作人员，我一直都没搞清楚。但我整天都认真负责地在岗位上忙碌，刻钢板、推油墨印报纸和传单、跑会议拿资料等等，虽然这两期油印小报上没有我写的一个字，但我的工作态度却受到了两位总编的好评。我15岁辍学走进社会，从事的都是打铁、搬运、开山放炮等又苦又累的重体力活儿。生平第一次，穿着整洁的衣服坐在窗明几净的办公室里人模人样地干这么轻松而文明的活儿，我能不卖力么？何况，也还要对得起那不流一滴汗就领到的24元钱呀！
参加办铅印报
大概是在10月中旬的某一个下午，前沿炮声编辑部里开了一个会。工造司令部的头头传达了支左领导小组召集各群众组织负责人开会的精神，说是中共中央指示，革命左派要实行大联合。具体到本地，就决定在宣传战线上先实行大联合。
共产党历来就重视枪杆子和笔杆子这夺取政权和维持政权的“两杆子”。造反派其实也是在党的领导下奉命“造反”的，现在既然已经靠枪杆子夺取了政权，就要用笔杆子来维持政权了。早在运动初期，中共万县地委的机关报《万县日报》便被压缩为8开小报，更名为《卫东报》，同全国各地、市的党报一样，只准发新华社的电讯稿，不得发一个字的本地新闻和稿件。为了工作方便，支左领导小组便决定，本地区最大的两个群众组织“主力军”（全称为“毛泽东思想主力军万县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和“工造”再加上最大的学生组织“赤旗”（全称为“万县市赤旗战斗团”），都带头停办各自的战团小报，而由这3方各派出5个人，组建一个新的《江城战报》编辑部，出版一张4开铅印报纸，每周两期，交邮局发行到各单位科室车间和农村生产队，权威地反映和指导本地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江城战报》本是“主力军”的油印小报，但经过这样一改头换面，就成了万县地区除《卫东报》之外的唯一公开发行的半官方报纸，由三大掌权的群众组织联合主办，就比《卫东报》更权威了。办报人的地位和前途，肯定也比留在老地方好，我和在座的人一样，都想被选中派过去。
还是用《江城战报》的旧名，说明这新创刊的报纸实际上是被主力军控制的。虽然当时造反派各组织还处在刚取得胜利不久的蜜月期，但工造的头头们还是说了些：派过去的同志们要随时记住自己是工造的战士，要维护本战团的权利等等。然后，当场就宣布了由黄斯义副总编率领去参加统战的4个“精兵强将”的名单，出人意料地竟有我在内。我混进工造不到3个月，进这编辑部不满两个月，在工造司令部里也没一个老熟人，上面却点了我这个来历不明资历不深的人的名，就证明我的工作态度受到了人们的充分肯定。从泥淖里自己挣扎出来的人，在平路上肯定要走得快些。除了陶瓷厂的技术员廖宏伦外，还有两个人与我们同时被选派过去，我现在已记不准确是谁了，只记得以工造身份先后进入《江城战报》的还有牟秀峰，夏虎，刘少龙等人。
第二天上午8点钟，我们准时到了二马路西头的外贸公司。那幢楼房是当时全市最巍峨的建筑之一，中共执政前是永达钱庄的产业，我父亲曾在里面作过襄理。现在，大门外已挂上了红底黄字《江城战报》的招牌。我们昂首走了进去。二楼有两间办公室，就成了我们的编辑部。
三个群众组织的主要头头和抽调出来的15个人都到齐了，就在二楼的大会议室里开了个很短的成立会。新成立的《江城战报》上面设了一个领导小组，由谭德禄（主力军常委，市广播站职工，后任市革命委员会常委），郭明生（工造司令，百货公司职工，后任地区革命委员会常委），印维忠（万二中学生，赤旗2号头头，后任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3人组成。但从成立之初起，《江城战报》的一切大事都由谭德禄掌控，郭、印二人都极少来编辑部。真正负责具体工作的有总编向成富（主力军），副总编黄斯义（工造）.派了5个教师和学生过来的赤旗很谦虚地没争副总编。两位总编下面设了编辑组，记者组，发行组。我被分在记者组，写报道跑材料。我现在还能回忆起，曾先后到编辑部来上过班的有主力军的林开信、万先培、宋明君、杨波，负责发行的小孔，小孔走后的农民主力军老魏。赤旗的先后来过教师袁顺楷、万久任、龚茂熙、李芳辉、李世伦，还有个万一中的高66级学生易茂华，财贸校有个女生小李也来管过一段时间的账，还有几位女生，但她们来的时间太短，连姓什么都记不清了。由于是文革期间群众组织办的报纸，虽然上下都说要办得正规化，但管理上实在避不开文革中那乱糟糟的现实，许多人都是一本正经地拿着介绍信来报到，但没过几天就突然找不到人了。能长期坚持到最后的，除了两位总编外，就只有袁顺楷、廖宏伦、易茂华、杨波和我了。
当年的风气还真有点“革命化”，成立会开得很简朴。一二三四五地讲完，头头们便起身走了。没有什么会餐、发纪念品等程序。头头们一走，新组建的编辑部便开始了工作。
那时的铅印报纸还是活字排版，编排很要点专业技术。由于大家以前都只搞过油印小报，对铅字的字体字号及如何画版都不甚了然。无奈之际，第一期的稿子收齐后，就只好到主力军宣传部去请了个内行杜之祥过来，教我们报纸排版的ABC,认字体字号,讲版面如何安排。老杜当年大约才30多岁，白皙清秀很温雅谦和的一个人。他在建国前读中学时，便参加了中共地下党。建国初， 20来岁的老杜便作了《万县日报》副总编，文章写得不错，当然是个办报的内行。但杜总却在“阳谋”期间被打成右派，发配到离市区几十公里外的一个乡村小学教书。他此时虽然已经“摘帽”，但“摘帽右派”也还是二等公民，老杜很想在这“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紧跟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改变自己的政治面貌，活儿干得就很认真负责。
在他的悉心指导下，铅印的《江城战报》一面世便很正规，听到了许多表扬。但不巧的是，由于我们是在万县日报印刷厂编排校对和印刷，这份报纸才出了两期，老杜便被印刷厂里的工人们认了出来。就有人提抗议：怎么能让一个“摘帽右派”来办报纸？当年，就是在造反派内部，极左思潮也还是很有基础的。无奈之下，老杜只得再回到山村小学里去。但他临走前，已完全教会了好几个编排画版的徒弟。我们已能够独立地出报了。直到后来改革开放，杜之祥才随大流落实了政策，在地区党史办副主任的岗位上工作了多年，写出了许多川东地下党的史料，出过好几本宣传革命传统的书。他离休十多年后都未停笔，就在2009年4月，杜老还送我一部他编著的记述川东地下党那些早已成为烈士的战友们的书。
《江城战报》每期校样出来当天，两位总编就率领编辑组、记者组全体人员去万县日报搞校对。小样、大样、清样，一个样起码要校3遍。再加上当年每篇文章都必须引用毛主席语录，凡语录必用黑体字以示突出，万万不能出现半点失误。若不幸出现了一个字的错误，就是非常严重的政治问题。只要在那年代生活过的人，都亲眼目睹过许多人因此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所以，即使完工后，对文章中的语录，众人也还得反复进行校对。那时的排字工人们都很认真敬业，也一次又一次地捡字，卡条。活字印刷时工序繁杂，不似如今电子排版这么轻松。
〔图为《江城战报》同仁合影。前坐者左起谭德禄（带小孩者，领导小组负责人），易茂华、李世伦。立者前排左起：李芳辉、万先培、小李（女）、杨波、黄斯义（副总编）、向成富（总编）、农民老魏、万久任。后立者左起：林开信、廖宏伦、袁顺楷、龚茂熙、本文作者、宋明君。〕
每逢出报那天，我们几个年青人经常主动帮小孔拉着架架车到万县日报印刷厂去取报。记得每期一般印5万份。若遇无产阶级司令部有什么重要指示，还得加印许多。当时省以下的各级政权都不存在了，我们这个一切按文件精神办事的国度，除了中央而外，再也无人能发红头文件，人们就只有靠报纸和传单来了解中央精神和各地发生的大事。报纸当然比传单又要权威得多，但地方党委原来的机关报又只能发新华社的电讯稿。当时万县专区辖9县1市，幅员29485.17平方公里，总人口700多万人，除了《卫东报》外，只有《江城战报》是通过邮局这正规渠道公开发行的。这份报纸就不光是造反派需要，连广大的逍遥派和被打败了的红色派，都只能从这张四开纸上了解形势，所以印数不少。
我们都学会了印刷工人们用指甲一刮便是5张那种快速数报纸的技巧。帮小孔在印刷厂一手一手地飞快点数验收后，搬上架架车就说说笑笑地拉回编辑部。我们将事先捆好准备赠阅、零售的几千份搬进二楼的办公室，小孔就一个人将其余几万张订阅的报纸送到邮局去。
几个月后，小孔在他那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屋里结了婚，就回单位去上班了。他好像是在哪个县的林场工作，很远。自那之后，我就再未见过这笑容可掬的年青人了。没过几天便来了个农民主力军，好像姓魏。回忆录写到这里时，去问过当时最年青的易茂华，连他也记不清了。反正名字是个代号，就姑且算是老魏吧。老魏接手了发行工作，他一直坚持到《江城战报》停刊。
没听说过有谁给编辑部拨过经费。但不用交房租水电费，工作人员的工资也都是各自回去领，我也从未见过《江城战报》给印刷厂付过纸张钱和任何排印费用。我还知道，印刷《江城战报》的纸也没花钱买过。开办之初，我们曾跟着两位总编到万源造纸厂去，找到该厂的主力军负责人，只打了个白条，便拉了一车纸回来。后来，主力军下属一个什么武斗队不知从外地那儿收缴了一大卡车新闻纸，主动送来给我们。向总编也让放在印刷厂的仓库里，慢慢用。
编辑部虽然没有经费，却还是有钱的。邮局收的订报费，一分不少地交给了编辑部。每期还有几千份零售，虽然每张报纸只卖两分钱，但在那鸡蛋只卖3分钱1个、小面（注：即不加佐餐肉食的光面条）8分钱1碗的时代，这笔卖报的钱加起来也还可观。又是三大组织共同管理，从理论上说，就没有任何一个组织有权向编辑部收缴那些钱。钱就全留在了管发行的人手里，除了买点纸、墨和付邮寄费用外，再没有花钱的地方。当时没有公款接待一说，不管因公因私，人们都不敢去馆子吃喝后拿发票回单位报销。就连领导小组的头头来检查布置工作，到点了都是各自回家吃饭。
靠补助吃饭的日子
大约半年后，中央政策发生了变化，要下面的人都回本单位去“斗、批、改”，许多单位就停发了在外面的“专职革命者”的工资。木材公司也毫不犹豫地断了我与警卫排那位班长的生活来源。没有收入了，心里便发慌，又不想离开这前途光明的编辑部。我便串联起没有收入的老魏和学生易茂华，一起向两位总编提出申请。
由于编辑部此时已积了些钱，而当时的总编是绝对不敢贪污的，这笔款子正愁没地方花。再加上我们3人不似那些有单位领工资的人，经常要被原单位叫回去办事，我们都是全身心地在编辑部上班，就显得有点不可或缺。经研究并上报批准，就给我们每人每月发18元钱的生活补助，解决了我们3人的吃饭问题。
除了每周两次的校对要搞一整天外，编辑部对大家的要求是上午集中，下午可自行安排。那段日子，我和袁顺楷、廖宏伦整天厮混在一起。他俩是高中同学，性情随和，虽然年龄比我大几岁，但我和他俩挺谈得来。又都是单身汉，我们就在外贸公司食堂买了饭菜票，中晚两餐都在那儿吃。只要下午没事儿，我们3人便经常结伴去西山公园的露天茶馆喝茶闲聊，悠闲地消磨一个半天。直到夕阳西下，才慢悠悠地踱回到外贸公司去吃饭。晚上的时光，我们也过得挺丰富。偶尔有外地的宣传队来演出，那是一场也不会放过的。虽然不同地方来的宣传队演出的节目大同小异。但在那种一片文化荒漠的时代，只要有人唱和跳，就能吸引许多人去看。
老万州人都应记得，当年每周六晚上，西山公园灯光球场的两场篮球赛，是全市人民最盛大的精神会餐。不管酷暑寒冬，每到周六晚上的7点钟以后，西山公园的露天球场边真是人山人海。武斗刚一结束，在体委掌了权的造反派便马上恢复了周六晚上的篮球赛——虽然都是本地各企事业单位的业余球队，每周进行的也只是当时流行的“友谊赛”。市糖酒公司、运输公司、港务局等等篮球强队和几位主力队员，都成了市民们心中的明星。我二弟声宏是各校学生组成的“红代会篮球队”（又称为万县市青年二队）的主力，也经常在灯光球场上奔跑。若逢外地有球队来访，就更热闹了，市体委便会将全市各单位的篮球明星组成一个市代表队来迎战，更引得球迷们兴奋激动。周六的深夜，每到球赛散场时，整个西山路，好一阵子都被散场出来的人挤得水泄不通。那时，全中国所有的体委机关都瘫痪了，唯有本市这个体委，每周还在组织比赛。这种情况，恐怕在各地也是少有的。因此，当时的市体委，就成了最受市民们欢迎的部门，体委的工作人员不管走到何处，都有人认识，都受人尊重，就连在商店排队买东西，也总有人让他往前面站。就不似现在，谁是体育局长、体育局在那儿？别说普通市民，连许多经常参加锻炼的人都不知道。
但那几年除了尚未在全国“普及”的8个样板戏，全中国没有任何文学艺术活动，男女老少都感兴趣的体育比赛也很少。大多数时间，我们在晚饭后还是无处可去，3个人就各自泡杯茶，搬几把椅子坐在大门边，看大街上来来往往的姑娘，招呼过路的熟人坐下来，天南地北地闲扯。由于我和老魏都在编辑部领生活补助，每逢这种时候，我都主动去他那儿取点报纸下来，在旁边摆个摊替他卖零售。
那些日子，有掌权的头头来视察时，经常诚心诚意地对我们许诺：“待新生的红色政权成立后，我们一定会优先考虑同志们的工作和待遇问题。”当时，我的经济虽然十分拮据，但工作愉快，前景光明，日子倒也过得轻松而潇洒。虽然，这些空头支票后来没有兑现，但也不能怪他们不想兑现。谁都没有料到，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紧跟最高层、越左越革命”的经验，在文革中第一次失了效。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唯有这一次的“紧跟派”受到了清算。不久，政治形势一变，“紧跟派”们大多数都倒了霉。
副刊趣事
大约是在冬季，《江城战报》开辟了副刊。刊登一些诗歌、散文之类的文学作品。
开始，我们还耽心过是否有稿源。因为文革开始后，全中国都废除了稿费和版税，说那是“资产阶级物质剌激”，无产阶级不允许它的存在。自那时起，中国大陆的任何报刊和出版部门发表、出版任何作品都不再付报酬了。当然，许多年后，我们都知道了一个不成秘密的秘密；即使是文革时期，中国还是有一个最革命的人在享受这种“资产阶级物质剌激”。话说回来，神州大陆上虽然除一人之外的所有人当时都不再能以创作来获取物质利益，但副刊一经创办，来稿却非常多。写东西的人就像吸毒一样有瘾，作品炮制出来了，就想找地方将自己的心血变成铅字。有些人还不惜倒贴钱来发表，现在不是还流行“交版面费”或“自费出书”么？那时的中国没人会计较稿酬，更不懂什么知识产权。当全国的文学期刊都已停办，报纸也都没有副刊，文学作者们找不到地方发表作品时，一听说《江城战报》办了副刊，不光本市，外地的稿件都如雪片般飞来，自然稿源就十分丰富。由于我当时在编副刊，后来在全国诗坛上也挣了点名气的几位诗人的稿子我都处理过，因此还成了朋友。
副刊上最引起轰动的作品，是连载那位66级高中学生刘谦郎创作的《三封信》。这篇作品是书信体，女主人公是一位情窦初开的赤旗女学生，暗恋着一位主力军青年工人，她前两封相思相恋的抒情散文真写得细腻优美。由于当时的社会视一切情爱为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连全中国仅存的8个样板戏中都没有一对情侣。在禁欲主义的大背景下，这位害羞的女生一直不敢将这两封长长的情书交给那位俊朗的心上人。后来，那位青年工人在“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武斗中“壮烈牺牲”了，姑娘悲伤欲绝，又写了最后一封凄婉的情书。作者借口女主人公已去遥远的乡村落户，才将这三封信公之于众。小刘的文笔本佳，在那长年打打杀杀的时代，这种情爱悲剧更能撩动人们心中最柔软的地方。但这种内容的文章要在文革期间的“战报”上刊登，大家还是有一定顾虑的。编辑部经过多次研究，最终两位总编拍板：全文照发，分3期连载。插图是3位挺有才气的青年美术爱好者所作，用现在的话形容，画面“很煽情”。20年后，那几位美术青年在省内的画坛上都成了颇有名气的画家。我不知道谦郎的这篇作品有多少创作的成份，但听说男女主人公的名字都有来历。此文一经发表，便在全地区引起了轰动，那几期的报纸真是洛阳纸贵。人们都把它当纪实文学看，安慰、探询的信件雪片般向编辑部飞来。那时候我们还没安电话，否则，说句现在流行的话“电话都要被打爆”。后来，为了满足许多没看到报纸的读者，还有热心人将这近万字的《三封信》用大字报的形式抄写出来，张贴在百货公司墙上，引无数的人围观、抄录。
文革期间，群众组织的战报上能办文学副刊，在全国大约也少有。
即使在那严酷摧残文化的特殊环境里，人类仍然通过对文学的热爱表明了自己与动物的区别。
也就是在《江城战报》期间，22岁的我与后来成为我妻子的姑娘谈起了恋爱，用四川话说叫“耍朋友”。当时她20岁，娘家只与我在三马路的家隔两个门面。她是1961年到重庆投奔同母亲生的大哥，3年后由重庆下乡的老知青，正在丰都县三元区培观公社反帝大队的“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初次见面，她便说早就认识我，我却无论如何也想不起在那儿见过她。她说与我是初中同学，只不过比我低一个年级。她还将自己念初中时的照片拿给我看，一个圆脸长辫子的小女孩。还是没有半点印象，我怎么会记住低一个年级又从未说过话的女生呢？
你是怎么认得我的？我问。她只好吞吞吐吐地说，是多次参加过批斗我的全校大会，还在老师的带领下与同学们一起振臂高呼过打倒我的口号。原来如此。我说，低头站在台上被批斗的人自然认不清台下喊口号的人啊。但这也足以证明，当时我那些“罪行”，并未在女同学们心中留下什么不良印象。真如白驹过隙！当我书写这段文字时，40多年已经过去了。我俩经历了多少坎坷，已携手走过了大半生命的历程。
新的武斗开始了
在部队支左小组的协调下，万县地区各县造反派进行了大联合，先后建立了由企业职工为主的战团联合成立的“工人代表大会”，简称工代会；由人民公社社员为主的战团联合成立的“贫下中农代表大会”，简称农代会；由学生教师为主的战团联合成立的“红卫兵代表大会”，简称红代会；这3个代表大会统一简称为“三代会”。唯万县市还多了一个由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干部为主的战团联合成立的“职工代表大会”，也就多了一个“职代会”，万县市里就简称为“四代会”。不管是各县的“三代会”或市里的“四代会”，都成了各县市的临时政府，掌了几个月的权。
进入1968年，四川省的造反派内部又分裂成了支持省革筹中两位领导人刘（结挺）、张（西挺）和反对刘、张的两派。此时成渝两地，两派已大打出手。万县地区也不是真空。在成渝两地的影响下，主力军站在了支持刘、张的一边，工造和工总站到了反对刘、张的一边。但万县市这新形成的两派还仅停留在只动口不动手的阶段，由于在去年残酷武斗中用鲜血结成的友谊太过深厚，双方都撕不下脸皮来动武。所以，工造、工总和一些与他们同观点的小组织在“四代会”和地、市革筹中虽然受到排挤，万县市表面上还是风平浪静。
就在这样的形势下，经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都军区党委（1968）127号文件批准，1968年5月28日，万县地区革命委员会和万县市革命委员会同时在东方红广场召开了盛大的成立大会。革命委员会当时被称为“新生的红色政权”，集文革前党委和政府的权力于一身，实行所谓“一元化领导”，其领导班子由军代表、革命干部代表、群众组织代表组成。地革委的主任是军分区政委高恩堂，主力军的熊道生和赤旗的钟嘉钰作了副主任。革命干部代表刘海青、李煜亭作了副主任，他俩好像是文革前的副专员。市革委的主任是武装部政委赵国瑞，主力军的冯天禄和赤旗的应维忠作了副主任。革命干部代表是原市委副书记王汝章。所谓革命干部代表当然是站在正确路线上的，但在迷信枪杆子的集团里，三方中只有革命干部这一方此时手中无枪，不受重视。
虽然革命委员会是合法政权机构，但许多群众仍暗中称其为“派委会”。这也不过份。初成立时，进入革委会的军队代表和革命干部代表都是支持造反派的，而在群众组织代表中，则是清一色的主力军和赤旗头头。地、市两级革委会是经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都军区党委联合审批的，省革筹还排在军区的前面，那些支持刘、张或反对刘、张的组织自然也受到了区别对待，地、市革委会的常委、副主任中虽然也有工造、工总的代表，但这些反对派进入革委会的好像都不是该组织在社会上有影响的头头，他们有能力有气魄的头头都被以各种理由排挤掉了，作为工造、工总这类组织的代表，真进入了革委会的都是些劳动模范之类的老好人，他们的名字，许多人都没记住。
当年，万县地区辖9县1市。地区革委会成立之时，除了一个云阳县外，几乎全都成了主力军的天下。云阳的11.27战团不卖主力军的账，公开加入了反对刘、张的一边，并凭借武力，将云阳县里与主力军、赤旗观点一致的“红云派”赶出了云阳县境。一大批“红云战友”便作为“难民”逃到万县市，住进了主力军的司令部真元堂和紧邻的市招待所。经常在街上游行，不停地在支左小组和主力军总部游说，要求帮助他们打回云阳去。
虽然编辑部内多数主力军和赤旗的成员与我们几个工造去的还是不分彼此，但我们毕竟是工造派过去的，有些会议就不便派我们去采访旁听。
只知道在地、市革委会成立后的第三天，也就是5月31号。以万县市“四代会”和除云阳县之外的8个县的“三代会”，再加上各县市的“文攻武卫指挥部”、野战民兵团等单位的名义联合签署的《就云阳问题的再次声明》就公开发表了。声明中杀气腾腾地宣布，将用武力护送“红云战友”返乡抓革命促生产。而云阳的11.27战团也毫不示弱，早已在县境内的险峻之地筑堡挖壕，厉兵秣马，准备迎战。
6月3日，全地区主力军派的武斗队组成的“野战民兵师”纠集了29个武斗连队4000余名武斗人员，打着“护送‘红云战友’返乡抓革命促生产”的旗号，分别从与云阳接壤的巫溪、开县和万县市出兵，向云阳县发动了大举进攻。由万县市进攻的队伍兵分两路，组成了江北和江南两个指挥部，沿长江南北两岸顺流而下，攻击云阳的11.27战团。而展开了文革期间全国罕见的两派在野外大打的攻防战。
在编辑部里，不光是我们工造过去的5个人，就连主力军和赤旗的同事们，都亲见过去年8月份11.27战团冒着酷暑沿江杀上来帮助打击红色派的情景。大家虽然对他们将云阳的主力军和“红云”赶出来也有指责，但一下子集中8县1市的武力去打他们，也觉得不太应该。都说是兄弟阋墙，不大热心。在编辑部内，大家对此都率意批评。就是在外面，也敢含沙射影地地乱说一通。不同看法归不同看法，但报纸还得按上面的意图出。几十年来，人们都被教育得任何时候都知道“民主集中”“顾全大局”了。由于民兵师政治部天天都给编辑部发来最新消息，我们那报纸上也每期都是最新战况。但我们编辑部与云阳《11.27战报》编辑部的联系却一直未曾中断。人手少，我除了编副刊外，每期出报后还一直填写赠阅，即使开打之后，我也从未中断给《11.27战报》编辑部的赠阅。他们的报纸出来了，也坚持给我们寄几份赠阅来，直到他们最后被打出云阳。虽然两张报纸上都杀气腾腾誓不两立，但两个编辑部之间却从未进行互相攻讦。办报人之间都还保持着冷静和一种风度。
未完成的战地采访
大概在7月上旬，一个酷热的中午。向、黄二位总编从民兵师开完会后回到外贸大楼，说头头们对本报当前的工作很不满意：开战这么久了，前线的战斗那么激烈，编辑部就从未派一个人上前线去采访过一次。报纸上刊登的材料都是二手货。还提到去年与红色派厮杀时，任何危险的地方都见得到各个战团的战报记者，迅速地将最生动的情况反映出来，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向总编说，上面决定马上要派出强有力的采访团到前线，就宣布，第一批由黄副总编亲自率领袁顺楷、廖宏伦和我去火线采访，下午就出发去云阳。
中饭后，我们就在办公室呆等，快到15点钟了，民兵师唯一的那辆敞蓬嘎斯吉普车才得空专程来送我们。由于事起仓促，没时间回家，我们4个人不但没带换洗衣服，连牙刷毛巾都没准备。好在那时的人生活简单，去年又都在据点里坚持过，就没将这个人卫生的小事看得太重。只用大信封装了些空白稿笺，便跳上汽车绝尘而去。
记得这民兵师唯一的小车驾驶员姓鲍，外号“包翻车”。灼灼烈日下，在汽车轮渡码头上等了1个多小时，渡船才将我们送到长江南岸，敞蓬的嘎斯吉普终于在通往云阳的公路上飞奔起来。天气很热，太阳烤得车上的金属处处都烫人，连我们吸进来的空气都是热辣辣的。那碎石黄泥公路许久没人维护过，到处都坑坑洼洼，嘶吼着前行的吉普车颠簸得我们坐都坐不稳，但前进的速度却并不快。
当“包翻车”的嘎斯吉普将我们送到邻近云阳的白羊镇时，太阳已经偏西了。白羊镇位于市区东部，距市区大约25公里。从万县市到云阳的公路，当时也就才通到这里，出镇子再顺山路前行，就是云阳的凤鸣区了。
那年头全中国不仅没1辆私家车，公车也不似现在遍地都是，文革前，地区级的党、政机关，公车绝对没上10辆。跨地区的民兵师，也就此1台小车。送罢我们，那位唯一的小车驾驶员连水都不敢停下来喝一口，便马上赶回去接受新任务。
打云阳的武斗开始时，从南岸进攻的指挥部就设在白羊镇。由于战线的推进，指挥部前移，这儿就只留下了负责后勤的“兵站”，管理的人是个戴眼镜的胖子，市里财贸赤旗的一个小头头。大家原本就面熟，也就很随便。没看什么证明介绍信之类的东西，坐在他办公室里喝茶闲聊了一会儿，便到吃晚饭的时间了。他带我们去下面的兵站食堂，就着农家香喷喷的干咸菜和白面馒头喝了一肚子绿豆稀饭。在酷暑季节，这可能是出行在外时最舒服的饮食了。当然没收钱和粮票，这儿又回到了我们去年经历的战时共产主义。
吃完饭，便见夕阳西沉，暮色苍茫。
胖子眼镜将我们领到镇外的白羊中学，又找了个什么人，领我们进了一间大寝室。有4位男教师当着我们的面，在床上收拾了一些随身东西，友好地让出了他们的床铺。我们去外面水塘边简单洗了一下脸脚，就在教师挂着蚊帐的木床上睡了一夜。喝了太多的绿豆稀饭，我半夜起来，见窗外月光如水，听静夜里蛙声如鼓。出得门外，也不知道厕所在那儿，就在墙边方便了。夜空下清风徐徐，独立于静静的校园内，真感受到古人描述的“蛙音乱阶草，帘月渡斜辉”的山村之夜的幽静。很难想象，就在前面不远处，就是为了什么正确路线，双方便血与火以命相搏的战场。
第二天一早，还是到兵站食堂去吃免费的早餐。这时我看见食堂内外，有许多不知从何而来的武装人员或蹲或坐也在吃饭。胖子眼镜说，前面要走山路了，你们没带枪，跟着这个连队一起走会安全些。
我们还没吃完早饭，那些武斗人员已经开始集合列队了。是一个县里某国营厂矿的工人连队，当时好像介绍过，现在怎么都回忆不起来了。100多黝黑劲健的中青年男子汉，在大热天也穿着清一色的劳动布工作服。工人们似乎不怕热，许多人胸前都成X形地挂着黄澄澄的子弹带。这个连队轻重机枪齐全，人人精神抖擞，士气高昂。我听见一阵粗重的报数声后面，突然响起两声清脆的女声。循声望去，队尾果然站着两个背急救箱的姑娘。
连队高唱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的语录歌出发了，我们4个没有武装的人便紧跟其后，离开白羊镇，踏上了那一条未曾完工的公路路基。
记得那天烈日杲杲，太阳毒热。路边一人多高的杂树上，蒙满灰尘的叶子一动也不动，山路上干巴巴地冒着热气。放眼望去，四处的田地里没一个人干活儿，远处农家附近也不见人影，连鸡犬之声也没有，真是田野静悄悄。我们紧跟在急行军的连队后面，不敢掉得太远，怕万一被11.27战团的游击队跳出来抓了俘虏。
沿途山岩上，还能清楚地看到许多用红油漆写成的：“杀上江城去，消灭铁杆保皇红色派”，“坚决与万县市赤旗、主力军团结战斗在一起”。 落款都是云阳11.27战团。这是他们去年夏天，沿这条道路西进时留下的大标语。我们几个就议论：当时11.27们肯定没想到，才不满1年，万县市的主力军又顺着这条路来打他们了！联想到政治斗争的多变，大家都不禁唏嘘。
经过云阳县院庄公社时，队伍没有停下休息，继续前进。毛坯路基在这儿便没有了，我们踏上了一条逶迤的青石板山路。行行复行行，真是又热又累。直到将近中午时分，我们尾随着队伍开进了凤鸣区政府所在的集镇，小地名叫“开莲寺”。镇子里只有一条狭窄的青石板小街，路边放着几桶早就凉了的浓浓酽酽的老荫茶。一声原地休息的口令声响起，队伍便在屋檐下散开。在烈日下负重急行了几十公里的武斗队员们个个都已汗流浃背，他们卸下了身上的武器弹药，坐在清凉的石阶上敞开衣服直喘粗气。还有的青工干脆脱下上衣，赤膊倒在清凉的石阶上散热。我们4个空着手走了半天的人也觉疲累，跟在后面席地而坐抽烟喝水。就连小街两头几个持枪的哨兵，也斜倚着晒不到太阳的墙壁站着，整支队伍都松懈下来了。只有那两位年青的女卫生员没有休息，她俩队前队尾地小跑着替人拿药送水，还蹲着身用针给脚板上打泡的臭脚挑泡，然后小心地涂上药水。那两个以常人眼光看来不过是相貌平平身材娇小的姑娘，此时却使在场的许多人感觉到，美丽和神圣在她俩身上放射着柔和的光辉。
在凤鸣镇上的“兵站”吃过大锅饭，那支武装连队又顶着烈日开拔了。听说对方死守前面不远处的凤凰山，联军久攻不下，便从各县调了许多生力军去支援。这支连队便是增援部队之一。我们几个拿笔的都不想钻进战火纷飞的阵地上去，便在凤鸣镇住了下来。
凤鸣区是一个典型的川东山区小镇，距县城35里。因后面山形似莲花盛开，明代嘉靖中叶，有士人在此地建了一座“开莲寺”。从那时起，镇子所在地便名开莲寺了。但我们没有见到什么寺庙，这古老小镇临街的房子都是那种下半截用砖石上半截用木料的结构，区公所、邮政所、供销社、缝纫店、铁匠铺和食店、旅馆、理发店等等，都排列在一条青石板铺成的窄街两边。晚饭后，家家关门闭户，只有从门窗缝中漏出的光线给没有路灯也少见行人的小街一丝光亮。当年，整个镇子可说是古风盎然。当如今社会上有些人开始讲究吃绿色食品时，凤鸣镇的野生黄蟮便远近闻名了。一个春日的下午，我陪文友善平逛到了云阳，他在县烟草公司的朋友盛情款待，开车带我们去凤鸣吃黄蟮汤锅。此时，距那场战事已过去41年了。饭前我在新镇子的街上转了半个小时，都是水泥楼房贴瓷砖，网吧夜总会洗脚城喧闹异常，我没找到半点当年的影子。
1968年那个夏日的中饭后，我们被安排住进了供销社楼上的招待所。我们休息了一会儿，在黄副总编的带领下，去凤鸣中学开了个短短的座谈会。吃过晚饭，我们在镇边的田地里转了一会儿，天色还未全黑之前，便回到了招待所。
这时，招待所里又来了一个从凤凰山前线下来的宣传队。我在那群活泼的少男少女中看到了李文炳的小妹妹，听她和同学们讲了些前方的见闻。由于大家都很累，时间还很早，便各自回房休息。
不料才睡到半夜，我们都被惶急地叫醒了。
凤鸣指挥部的人紧张地传达前线指挥部的通报，说有一支精悍的11.27小分队已化装渗透过战线，正进入我们后方来开展暗杀破坏活动。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上面命令：全部非武装人员一律连夜撒回万县市境内去。
此时外面已乱作一团，负责保护大家撤退的武装已在街上大声催促。我们根本弄不清什么情况，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撤退，有多少条枪在保护，就匆匆爬起身来跟着撤退的队伍离开了凤鸣镇。
在沉沉夜色之中，跌跌撞撞地顺着来时的山路一溜小跑。男男女女一大队，真是狼狈夜遁。
天黑路险，跑到院庄公社后，保护的人说是安全了。人们是又累又饿，就在粮库里休息，坐等天明。那粮库里蚊子特别地多。暗淡的灯光下，能看到成群的蚊子结成一团团似乌云一般滚动，发出的声音在静夜里真如雷鸣，大家脱下外衣包住头脸，还一样咬得我们坐立不安。一见东方发白，我们便逃出粮库，一溜小跑回到了白羊镇。装饱肚子，当天就搭车返回了万县市。
《江城战报》的所谓第一次战地采访就此结束。由于编辑部的同人们对这次武斗在精神上不认同，在两个多月攻打云阳的过程中，就再没派人上前线去过。
云阳11.27战团虽然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毕竟是以孤独的1县之力对抗四面围困的8县1市，力量太过悬殊。经过了激烈的战斗，11.27战团据险固守的朝阳、江口、祖师观等重要据点相继沦陷，保卫者伤亡惨重。在激战60多天后，云阳县城旁边的云安镇，长江对面的水磨阵地终于相继失守，县城即将被合围。无奈之下，11.27战团于8月6日被迫撤出了云阳县城，其残部取道无量、桑坪，经巫溪、城口。走小道翻越大巴山，逃往陕西省的安康地区。云阳县境内，11.27战团只剩下一个经历过多次惨烈激战，却顽强坚守的磨盘寨。此时，守军见大势已去，也丧失了斗志，于8月9日被缴械。事后，据地革委1971年9月14日的58号文件记载，在这次攻打云阳的武斗中，双方共死亡1021人。受伤的人必然是死亡人数的几倍，但没有记录，也不可能找得到记录。
赶快另找工作
1968年秋，也就在打下云阳不久，许多人还沉浸在造反派武力强大的梦幻之中时。但在消息灵通的编辑部里，我们已感觉到形势开始悄悄地发生了变化。
8月30日，地革委、地区“支左“领导小组分别发出《关于贯彻中央“七二四布告的决定》，开绐收缴武器，解散专业武斗队，撤除武斗据点。大概是在9月17日晚上，几乎所有持枪的人都将自己的子弹对空打了个精光。那阵仗，就像许多年后除夕夜放鞭炮一样，大街小巷噼哩叭啦地响个不停。人们都不敢出门，怕被流弹撞上。第二天，许多人都只交了一支空枪。缴枪后进行了清点，全地区收缴各种枪支6133支，子弹10多万发，手榴弹2666枚。据说有不少手枪被藏了下来，后来的几次运动中，都还在清缴。也不知缴尽没有，不过40多年弹指间，当年藏枪的人们，也死的死，老的老了。
许多被打倒的“走资派”开始进入各级革委会，红色派的头头们也从监狱里放了出来，在各级革委会里悄悄地“补台”。本已进入了各级革委会的造反派头头，或因武斗中杀过人、或因家庭政治面貌等问题，也在不声不响地被挤下政治舞台。此时，毛泽东主席又突然发出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最高指示，革命小将们都要被赶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赤旗的教师和学生都怨声载道，发些什么鸟尽弓藏之类的牢骚。一直与我关系很好的学生易茂华也不来上班了。《江城战报》虽然还在按时出版，但订户急剧减少。编辑部里除了两位总编外，经常就只有袁顺楷、廖宏伦和我，还有无家可归的那位搞发行的农民老魏在坚守岗位。
我知道，造反派的好日子快结束了。
头头们要负责为我们安排工作的承诺也不可能兑现了。今后的生活怎么办？不否认，我很热爱这份文字工作，但这小报眼看就要寿终正寝了。虽然我还未满23岁，但那时代的人都知道自己考虑自己的未来，从不指望父母和别人。经过一番思考，我决定了：得趁造反派尚未完全失势，尽快利用一切关系赶快找份工作。主意一定，我便有事没事地常往市革委会生产指挥组跑。计划经济时期，任何企业若因生产需要而新增劳动力，都无权自主招工，得打报告一级一级地申请，而最后的决定权，文革前后都在市劳动局，文革期间便在市革委会的生产指挥组。
由于办了这一年多的报，我同革委会里的群众组织代表几乎都熟悉。造反派的头头们都知道自己掌不了多久的权了，多栽花少栽剌，下台前多给别人帮点忙结些善缘的心便很普遍。只要我一开口，他们都热心地给相关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打招呼，让尽快替我安排个合适的工作。但那年头，虽然报刊电台上一直在叫“到处莺歌燕舞”、“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但国民经济频临崩溃却是不争的事实。机关和事业单位早已完全瘫痪，人人光拿工资不干事等待着运动后期进行“斗批改”。许多企业也半停半开地在“抓革命，促生产”。没有新的投资，没有新建项目，合适的工作还真不好安排。但我不气馁，天天到生产指挥组的几个办公室去晃，晃了将近1个月，也没见有那个企业打报告要劳动力。
1968年12月初的一天上午，我照例又晃到生产指挥组。谁知一进门，那位姓熊的工作人员就问我：“肥皂厂新增了一台锅炉，打报告要3个司炉工，到肥皂厂烧锅炉，你去不去？”
他脸上的神色很明显，我肯定不会接受这样一个又苦又累又脏的重体力活儿。当时的《江城战报》被称为造反派的翰林院，一个“翰林”怎么会去烧锅炉？
但出乎他意料之外，我毫不犹豫地答应去，并当场要他开了介绍信。
在我离开《江城战报》三、四个月后，这份当年万县地区影响最大的小报便正式停刊了。从1967年10月到1969年4月，它存在了一年半的时间，出了150多期报纸。我本来每期都保存了一份作为纪念，就连离开后的那几期，都专程去取，一张不少。但1974年，当我从看守所出来后，却发现那些报纸全被一位晚辈亲戚拿去糊了他新房的墙。再过了30多年，我在本市古旧市场的地摊上看到了十几份用塑料纸包着的《江城战报》。我想去翻看一下，摊主却不许，说：20块钱1张。
近几十年来，我们这个国度一直认为媒体是“喉舌”是“宣传工具”。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刚20出头的我就在造反派的喉舌里作了1年多的工具，为一派的利益和个人的利益热情地工作了1年多。前些时候，有位没经历过文革的后生在媒体上要一位与他同姓的某名人为文革中所写过的文章忏悔。我看了之后便有些感触。我对那位后生的锐气一向欣赏甚至钦佩，对某名人的作为也不大喜欢，但对没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后生提出的忏悔要求，我却并不认为有什么道理。当年发动文革、组织和领导文革的许多人都从未忏悔，他们的“后人”且还在千方百计地掩盖真相强制人们“遗忘”时，你为何不去要求那些人展露真相并进行忏悔，而揪住底层的被卷入者不放？我不知道，在知道了我在文革中的全部经历，知道了如我一样的许多人是怎么样被逼上梁山卷进文革后，还会不会有人也要我忏悔？
法兰西启蒙思想家狄德罗在《思想录》里有这样一句话：决不忏悔，决不斥责他人。这是迈向智慧的第一步。
我喜欢这句话。
2009-7-6
本文节录自作者正在撰写的第二部长篇回忆录的第四章《已凉天气未寒时》。标题和小标题是本刊另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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