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记　忆　　　　　　　　　　　　　　　２００９年８月２６日第２１期
ＲＥＭＥＭＢＲＡＮＣＥ　　　　　　　总第三十一期
　　　　　　　　　　　　　　　　　　２００８年９月１３日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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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蓦然回首
方子奋 老戴的“幸灾乐祸罪”

忆旧思亲
刘自立 羡君应召天上去——父亲刘克林罹难四十周年祭（修订版）

乱世民情
黄昌国 在动乱年月“走向生活”

口述历史
文革与民族的劣根性有关——王继志教授访谈（节录）
李 逊 马骥、李剑钰回忆文革中的上海工人赤卫队

编读往来
一、夏继波谈王广宇文 二、卜伟华谈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关于林彪的提法
三、尹慧珉更正照片说明 四，胡泊谈王广宇、冷卫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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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蓦然回首】

老戴的“幸灾乐祸罪”

方子奋

我一位难友老戴由于唱革命歌曲而遭殃，他倒霉是因为错唱——在一个不恰当的日子里唱了一句内容不恰当的歌。
给他带来不幸的那首歌名呌《大寨亚克西》，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一度很流行，如今五十岁以上的女士先生们谅必还有些印象。
1976年，本人正以“现行反革命”戴罪之身在南京第四机床厂（江苏省第十一劳改队）劳改，有段时间监区的广播喇叭中天天播放这首《大寨亚克西》。我这人愚顽已久，尽管此歌天天不绝于耳，可我却从来没搞清过它的歌词，只知道“亚克西”一词在新疆维族语言中是好的意思，这“亚克西”和“大寨”一联系，不用说是歌颂大寨如何如何好，希望它千秋鼎盛永不垮台之意。
虽然没搞清歌词，我对这歌却极为反感，特别是恶心它的曲调。也不知为什么，第一次入耳时就使我联想起西藏喇嘛坐在死人旁边超度亡灵时的嚎丧，再一细听，发现和江南一带流行的“小寡妇上坟”竟也有几分相似。
个人的感觉毕竟不能替代别人的感觉，其他犯人似乎并不像我如此“敏感”。他们不但不讨厌这“大寨亚克西”，好多人还将其当成了随口溜，时不时会哼几句。特别是那句“亚克西呀嘛亚克西”，一时居然成了有些人挂在嘴边的流行“金曲”，颇有点像前几年某些时髦青年爱哼“妹妹你坐船头，哥哥我岸上走”一样。
难友老戴，和我一样也因为患“大脑炎”判了十年。主要罪状是“思想一贯反动，多次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伟大领袖；长期收听敌台，四处扩散敌台反动宣传内容”。老戴到劳改队不久就和我分到一个中队，后来又同在一个组，前后同“窗”有七八年。他原在南京某机械厂工作，有一手不错的镗床技术，在我们汽车分厂里算得上顶尖高手，管教干部对他的劳动表现挺满意，经常会表扬他。在劳改队，“现行反革命”比杀人、放火、强奸、诈骗、偷窃的刑事犯要低一等，眼看老戴常受表扬，难免令刑事犯们眼红得要命。
好多人说我们这些“现行反革命”大都是些头脑聪明活络、只是不肯安分守己的傢伙，此言也许不无道理，我这难友老戴就属这类人。老戴不仅镗工技术出色，另外还有两手绝活，一是修钟表，二是针灸。劳改犯人一律不准戴表，因此他的修表技术毫无用武之地，倒是那针灸手艺经常能派上用场，遇到牙痛、胃痛、跌打损伤，找到他，一针下去，不出十分钟保证霍然而愈。我那时经常牙痛，每次总少不了请他救急。
上帝造人时，大概同社会主义国家对老百姓实行凭票计划供应生活品一样，好的总得搭点孬的，老戴情况也不例外。除了聪明能干、多才多艺这些长处外，他身上也有不少缺点，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爱“兴”（去声，南京话读做“信”。通俗解释是遇有高兴事沉不住气、按捺不住内心激动从而表面情绪失控）。但凡遇到某些开心事，比如某管教干部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被处分，某劳改积极分子由于勾心斗角落败而遭批斗，这时老戴绝对免不了要“兴”一阵。
老戴的原判罪行中“恶毒攻击伟大领袖”一条就是他硬“兴”出来的。
1968年12月26日这天是老戴小侄女的生日，老戴一早出去买面条，可骑车转了两个小时一根也没买到。一打听原来今天也是伟大领袖的诞辰，粮站和菜场的代销点一清早就有人排队买面条，不到一个小时全部卖得精光。扑空的老戴只得怏怏而归，谁知天无绝人之路，快到家时正巧附近一处面条代销点临时突然到货！一看有这等好事，老戴奋不顾身挤上前一下买了好几斤，兴冲冲吹着口哨回了家。稍后不久，忽有邻居两老大妈来串门，见老戴家桌上有一大摊面条，赶紧问他何处购得？老戴答就在前面不远拐弯处，老大妈说才从那里过来，早被人抢买一空。失望之余老大妈顺嘴夸了老戴几句，说他真有办法，一下买到这么多。一听有人夸奖，老戴兴头未免大增，连说不容易不容易，把如何如何转了两个多钟头才买到的经过源源本本道了一遍，想想觉得意犹未尽，跟着又加了一段即兴发挥：“中国人真他妈的邪门，平时哪一天不能吃这倒头的面条？一个个偏偏要挤到今天来赶时髦，也不知凑的哪门子热闹。这好，面条搞得比金条还难买，成了他妈的什么鬼世道！”
他这边说的痛快，那两个老太太中恰好有一位是居委会“小脚侦缉队”的成员，这位基层克格勃前脚刚出戴家，后脚就跨进了居委会。半个小时后，老戴“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恶毒攻击广大革命群众自发纪念伟大领袖生日，把大好革命形势下的社会主义污蔑成‘什么鬼世道’”等等罪行被居委会“革命群众专政小组”记录在案，日后成了老戴“恶毒攻击”的铁证。
老戴个子不高，一张瘦脸方方正正有模有样，怪的是却偏偏生了张大嘴，而且一旦说到兴头处嘴巴咧得特大，嘴角上时不时还会泛出一堆白沫。嘴大，爱说，遇事又爱“兴”，于是另两位难友曹治平和陈志琼先生就给他起了个极为贴切的外号——蛤蟆。
认识老戴不久我就看出他有这个毛病，平时少不了提醒他多加注意，千万别“兴”出麻烦来。他倒也听得进劝，几年来好歹没出过什么大问题。话说回来，从1970年到1975年，中国也没发生过什么值得我们反革命高兴的大事，老戴即使想“兴”，也难有机会。
说到机会，到了1976年9月9日这天，老戴还真的迎来了个大兴特兴的天赐良机。
9月9日下午3时许，我从厕所出来途经总调度室门口时，里面不知谁的半导体正在播一阵哀乐，我一听不由为之一动：今年上半年已经接连走了两个重量级人物，这次不知又是哪位赶往马克思那里报到去了？接着中央广播电台广播员念道：“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一听这一长串“来头”，紧接又是“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我心中不禁一阵狂跳，莫非……就在大脑飞转之际，下文紧接念了出来：“……患病后经过多方精心治疗，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于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零时十分在北京逝世。”
一听到这个从天而降的特大喜讯，我再没心思等下面内容了，现在我迫切需要找个地方平静一下，于是快步向自已的工作点走去。我的设计室在三道岗之外，环境僻静，同室只有三人，相互关系极好。
同室的老莫一见我进门，马上摇着手中那个老掉牙的半导体兴奋地迎了过来：“好消息好消息啊老方，广播侬听到了伐？”
我笑着点了下头。
见我已经知道，老莫更来了劲：“老B养的走啦，老B养的走啦，格愣一来阿拉出头的日脚快到啦！开心煞人啦，开心煞人啦！”说毕哈哈大笑，身体像跳“忠”字舞般扭了起来……
老莫是上海人，原是某研究所技术员，1959年下放农场时，因为饿得吃不消偷了公家三只兔子被判两年“劳教”，满期后又被强制留厂“就业”，前前后后在劳改队已待了十七年。按管教干部原意，为了监督我和我徒弟小孙，特地安排他这个“二劳改”和我们这两个犯人在一道，谁知刚认识不久就同我们臭味相投成了好朋友。这家伙平时表面蛮谨慎，想不到今天如此一反常态，这真应了“人逢喜事精神爽”那句老话。
我刚坐下不久，突然有人来通知全体犯人紧急集合。根据劳改队惯例，出了大事肯定要给我们劳改犯“上劲”，不过没想到这次来得如此之快。待我跑到大车间前面空地时，全体犯人已排好队形，所有大队和中队管教干部也都亲临现场，大队×教导员一脸戚然地站在队前正准备训话。走入队列后我瞥了一眼排在左后方的老戴，他也正盯着我看，那脸上分明布满了按捺不住的兴奋。我赶忙使了个眼色，他撇了撇嘴扮了个鬼脸。
我们这×教导员是个结巴子，口才极差却又偏偏爱训话，平时没少出洋相。今天大概气氛不同，没敢信口开河，只是照着事先准备的讲稿结结巴巴念了一通。前半段是从广播中抄下来的悼词，后面的大意是从现在起对全体劳改犯实行“严管”，只许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特别要警惕少数坏人乘广大革命人民沉痛悼念伟大领袖不幸逝世之机搞破坏，一旦发现这些坏家伙，有一个打击一个，有一双打击一双，有多少打击多少。最后×教导结结巴巴宣布了一长串“不准”：不准娱乐活动，不准嘻笑打闹，不准唱歌哼曲，不准大声喧哗，不准交头接耳，不准互送吃喝，不准……
结巴教导员念完后，另一位大队干部又补充了两点，一是劳改犯一律不准戴黑袖章、佩小白花搞任何悼念活动，二是不准借悼念为名乱嚎乱哭。特别强调“广大革命群众悲痛之日，正是反革命分子幸灾乐祸之时”，要求大家加强相互监督，一旦发现有人幸灾乐祸，必须立即报告，否则按同犯处理。
紧箍咒一念果然有效，当晚整个监房静得跟太平间差不多，个个像死了娘老子般哭丧着脸，连放屁都憋着三分，生怕沾上“幸灾乐祸”嫌疑。我们这些“现反”更是特别留神，相互照面招呼都不敢打，最多挤下眼、撇下嘴表示心照不宜。我记得自己直到上床钻进蚊帐后才敢用被单闷着头暗笑。
第二天早晨上班不久，我正在车间埋头检查一台磨床的运转情况，忽然听见两声响亮的咳嗽，抬头一看，只见老戴朝我走来。瞧他那一脸得意神情加上癫狂的步伐，我心中暗道不妙：这小子看来发病了，而且很可能是急性大发作。
果不其然，刚到身边他就一把将我拖到磨床身后隐蔽处。
“老方啊！老B养的终于翘辫子啦！我的乖乖，巴了这么多年终于让我们巴到啰！老天有眼哪！老天有眼哪！”还没等我站稳，那张泛着白沫的大嘴便像机关枪口向我喷出了一连串惊叹号。
大车间可是人多眼杂之地，瞧他这副颠狂样我哪敢搭腔，赶紧要他快走，叫他立即回到自己岗位上，千万别到处乱转、别与人交谈、别没事找事，一句话，这种时候千万不能犯老病！
“我有数我有数，我这马上就走。”经我如此一顿抢白，他总算没再继续往下发挥，临转身想想又笑着说：“我这是实在憋不住才找你聒两句的，昨晚上我兴奋得大半夜都没合眼，想想恨不得爬起来痛痛快快大笑一场才好……”说着说着又有些情不自禁，一条腿像四小天鹅舞步左右荡了起来。眼看又来了劲，我赶忙一掌将他推走了。
望着他的背影我心里涌过一阵不祥之感，这会儿劳改积极分子们一个个正在瞪大眼盯着我们这些反革命，弄得不好蛤蟆可能要出事。
下午4点刚过，忽然宣布收工集合。往常总要拖到5点半才下班，今天这么早收工，肯定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一个个提心吊胆地排好了队。
点名报数之后，脸色阴沉的指导员开始训话。他首先肯定全中队大部分犯人在“严管”第一天的表现还可以，基本上都能遵守昨天×教导员宣布的一系列“不准”，不少犯人还连夜写了思想汇报，对伟大领袖的不幸去世深感哀痛，表示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进一步加深认罪服法，努力生产劳动，以实际改造行动悼念伟大领袖，有的还写了决心书，保证痛改前非加快思想改造步伐，有的保证要出大力流大汗提前完成本月生产任务，等等等等。
我一听这都是些过门话。他们可不会为了表扬我们一番而这么早收工的！再瞧瞧他那一脸冰霜，后面肯定有好戏。
果然，紧接着话锋一转，说虽然大多数犯人能遵守政府的法令，但是也有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的反革命分子极不老实！这种人出于不可告人的阴暗心理，对伟大领袖的去世幸灾乐祸，公然违抗“严管”期间禁令，逢人喜笑颜开，走道连蹦带跳，更为恶劣的是竟然肆无忌惮地到处吹口哨哼小曲，扰乱改造坏境，影响极坏！
说到这里，指导员扫视众人后将目光釘在了老戴脸上：“在这极少数人中，戴××是最突出的一个！”
接着指导员扬了扬手中的笔记本：“从上午起我们就接到很多汇报，并且对汇报内容进行了查实，现在让大家看看反革命分子戴××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去世后干了些什么！”
说毕翻着笔记本念了起来。
“上午8点××分在厕所门口，一边系裤子，一边吹口哨，吹的曲子是印度尼西尼民歌‘哎哟妈妈’。”
“上午8点××分去工具房领刀头，一路走，一路哼，哼的是‘亚克西呀嘛亚克西’。”
“上午9点××分在金钢石镗床干活，嘴里反复不停哼‘亚克西呀嘛亚克西’。”
“上午收工前在洗手池旁，一边洗手一边哼‘亚克西呀嘛亚克西’。”
“下午2点××分在检验台，一只脚跷在工具箱上，一边抖一边吹口哨，吹的是‘大寨亚克西’。”
“下午2点××分到工具房还工具，趴在工具房小窗口吹口哨，吹的是‘大寨亚克西’，工具房吴××叫他别吹口哨，他说：‘关你什么屌事啊？’”
“……”
由于年代久远，我己记不全一共多少条了，只记得指导员每念一条，我心中就咯噔一下。
说实话，我们这指导员倒不是个没事找茬的人，也不怎么偏听偏信，短短的半天多接二连三收到这么多汇报，而且时间、地点、情节又如此具体，换成是我恐怕也不得不信。现在明摆着的问题是：伟人前脚刚走，老戴后脚唱歌，更要命的是什么歌不唱偏偏唱这“亚克西”，这不是“丧心病狂”地幸灾乐祸又是什么？！蛤蟆啊蛤蟆，你小子这次算是撞在枪口上了！
我越想越替老戴担心，以致指导员接下来的恶狠狠训斥都没怎么听进去，直到临尾才注意到他宣布的决定：从今晚起，戴××在小组内接受批斗。
我一听有点不敢相信自已耳朵！
在劳改队，小组批斗就像一日三餐般平常，只有鸡毛蒜皮小事才在小组会上解决。根据历史经验，老戴这种时候犯了这种大忌，最起码该大会批判斗争，进而戴铐戴镣关禁闭，最后是否会加刑那还得看运气，想不到现在仅仅安排小组批斗，这后面会不会隐藏着一种更为可怕的“安排”？我历来站在党和政府立场上考虑问题，在这种大是大非上还从来没弱智过！
谁知这次我却难得地犯了回“经验主义”错误！
没隔两天我从“老厂”那里打听到，就在老戴“幸灾乐祸”的当天，上面下来了个紧急通知：在伟大领袖治丧期间，除极个别有重大现行活动的阶级敌人应立即镇压外，各种揭发、批判、斗争之类的常规活动一律暂停。我估计有如老戴这种“幸灾乐祸”的，全国恐怕绝非少数，可不能让这些家伙干扰革命大吊丧。大约正由于此，老戴算是暂时逃过了一劫。
结果是老戴在本小组内只批斗了三个晚上，批斗方式也不算激烈，既没触及皮肉，更谈不上触及灵魂。
老戴当然还没“兴”到不知死活的地步，接下来总算安生了一段日子。他本非笨人，事过难免后怕。他明白自已的问题不是三个晚上的小组批斗就能解决的，晚娘打儿，迟早一顿。老戴为此很是忧心忡忡了好多天。
不知老天有眼还是气数使然，谁料万岁归天才不到一个月，忽然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宫廷政变，一夜之间英明领袖华主席坐上了龙椅，老公尸骨未寒的江皇后连带几个奴才则和我们一样成了阶下囚。
中国历来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朝廷这一变，从京畿大臣到地方诸侯再到下面各级大小头头，这一大班“公仆”们首要考虑的是自已脑袋上的乌纱，劳改部门当然也不例外！常言道“一心无二用”，既然主要心思集中在“新形势”下如何保住位子，其它事只能暂搁一旁，这样一来对我们劳改犯的日常关心未免大大打了个折扣，一个多月前×教导宣布的“严管”决定和那一大串“不准”，不知何时早被忘得一干二净。在此后的几个月里，我们劳改队过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日子，老戴的事也没再提起。
转眼到了1977年，随着靠文革发迹新权贵们的倒台，文革前老干部开始吃香，我们中队原来那位年轻的指导员调走，新来了位满头白发姓Z的指导员。这Z指导员文革前就已经是大队教导员，“落实政策”之后照理该官复原职或再升一级，怎奈一时僧多庙少实在塞不下，不得已屈尊降一级成了我们指导员。他刚来时我们从他那头白发估计年纪起码六十开外了，后来才知道他刚过五十，来了没几天，个个背后称他Z白头。
同所有东山再起后的老干部都急于找回掌权的感觉一样，Z白头一上任就来了个新官三把火。那段时间上面一直没布置什么新运动，他仔细翻阅原来指导员留下的犯人材料后，一眼相中了年前老戴的“幸灾乐祸”事件，决定先把这碗冷饭炒熟再说，于是老戴成了Z白头第一把火烧的对象。
Z白头立即组建了一个专门解决老戴问题的学习班。
利用刑事犯整政治犯是劳改队一贯的优良传统，老干部对此当然再熟悉不过，于是三个刑事犯被Z钦点为老戴学习班的“帮学”成员。他们的任务是共同帮助老戴“提高认识”。这“提高认识”的主要内容是“彻底交待实质问题”、“深挖幸灾乐祸的反动思想根源”。为了防止老戴心存侥幸，蒙混过关，Z特地关照首先要使老戴“端正态度”。在劳改队里，“端正态度”一词有极丰富的内涵，其必不可少的成份则是强大的“政策攻心”压力，以及形形色色的“必要手段”。这一点但凡上世纪七十年代坐过牢的朋友们无人不知。
出于老干部的谨慎，考虑到万一出事便于推卸责任，Z当然不会忘记告诫三个“帮学”的打手，要他们一定要“适当注意政策，适当注意影响。”言外之意是具体怎么搞你们看着办，只要别把人搞死就行。
学习班地点选在监房内的大值星办公室，那间小屋约十个平方，既紧凑又不影响施展身手。为避免夜间“学习”时响动过大惊动他人，还特地对门窗的密封性能进行了增补。
学习班集中学习的时间从晚七点开始，等我们大伙的例行学习结束后，他们再关门夜战，一直“学”到打手们自已精疲力尽为止。第二天他们可享受夜班待遇补休一个上午，老戴则要和我们一样一早就上班干活。
布置停当之后，这个被称之为“大寨亚克西”的学习班于1977年1月19日正式开张，老戴的恶梦也就由此开始。这开张日期我之所以能报得这么准，倒非我记忆力超强，而是老戴当时把有关学习班的经过偷偷记在了一个小本上，平反出狱时又把这本“变天账”带了出来并一直珍藏至今，前不久我去拜访时他特意找了出来。
关于老戴在为期24天的学习班中所经受的各种折磨，为了免使读到本文的朋友们精神受刺激，在此不一一细表了。这里仅仅介绍一下老戴每晚那两小时的“面壁思过”，即足窥一斑。
由于晚间7到9点学习班和其他犯人的学习时间重合，为了避免“干扰”他人，这两个小时特意不安排“互动”式学习，而由老戴独自考虑问题，打手们对此美其名曰“面壁思过”。这“面壁思过”可不是通常想象的面朝墙壁静心考虑问题，“面壁”者首先得双脚从墙根后退一个脚长距离，然后身体笔直前倾，一直到头顶墙壁为止。其中还有个特别规定：全身躯干不允许有任何弯曲，必须像一根撑门棍斜靠在墙上一样！其余三位坐在一旁负责监督，一旦发现姿势不规范，马上用特制的小木棍敲打变形部位。
按这种头顶墙姿势斜立，任何人也难以坚持半小时。老戴每晚难免要“变形”若干次，每“变形”一次就是一顿棒击。事后老戴给我看过他那最易弯曲的膝盖，那里一片紫黑，肿得像“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的黑馒头！
中国历来是人权最绚丽多采的国度之一，即便我不详细介绍那些丰富的“学习”内容，我想凡是亲历文革的过来人都明白当年的学习班会发生哪些事。三十多年后，老戴把那次学习班的感受浓缩为一句话：“那是一生中最能触及皮肉和触及灵魂的日子！”
当时有个犯人小董偷偷告诉我，他睡的铺位与学习班只一墙之隔，经常在夜里将耳朶贴在墙上偷听隔壁的动静，每次都能隐隐听到老戴的惨叫，从声音判断，老戴叫喊时肯定有人在拼命捂他的嘴。小董说那声音又凄惨又可怕，听过后往往好久难以入眠。
有天学习班中一个姓程的技术上有事求我，我套了番近乎后问他老戴经过学习“态度是否有了些转变？”，这小子一听气哼哼地说：“日妈妈的，这家伙真顽固！他一口咬定当时唱‘亚克西’是因为江西的妹妹正巧刚生了个胖儿子，由于心里高兴才哼了几句，其实内心深处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去世也无比悲痛。”
当我试着打听他们下一步准备怎么办时，这小子说：“现在还真有点麻烦，我们该用的办法都用了，可这家伙就是一口咬死不承认幸灾乐祸！我们去请示指导员，指导员却不作声。”
我一听心里既为老戴叫好，同时又担心他还能否挺得下去。
常言道“人算不如天算”，没隔两天果然出现了戏剧性的重大转机。
这天晚上我们正在学习，突然从学习班房间内传出一阵杀猪般的大声惨叫，那声音不仅惊动了我们中队整个监房，连紧邻我们的砖瓦二中队好多犯人也纷纷从窗户铁栏杆中伸出头察看，还有几个犯人在哄喊“又打人啰，又打人啰”！我们中队利用犯人打犯人是出了名的，周围几个中队个个知道。
我一听喊声马上明白是老戴，当即一下往学习班冲去，接着几位组长也跟了过来。只见小房间门半开，老戴正仰躺在地上，两手紧紧抠住门框，一个打手骑在老戴身上正在用一块脏抹布捂老戴的嘴，旁边两个家伙一边在用脚踢他，一边不停地恶狠狠骂：“叫你不老实！叫你不老实！……”我到近前一看，老戴半个脸都肿了，口鼻往外冒的血在那张绝望苍白的面孔上特别扎眼，我几乎认不出这张再熟悉不过的脸了。
那一刻我只感到自已全身的血一下冲上了大脑，耳朵在嗡嗡作响，立即大吼了一声：“住手！”同我一道赶来的张汝高在后面拉了下我衣襟，提醒我别过分冲动。那一刻我哪还顾得上别的，上前一把托起老戴问他到底怎么回事？
“我……我……我今天拉……拉肚子，刚……刚才实在忍……忍不住了，可他……他们硬……硬不让……让我上厕所……还……还说我耍……耍花招……”可怜的老戴，一面大口大口喘气，一面断断续续诉起了苦。
当我把他扶起站立后，忽然一阵恶臭在小屋内弥漫开来，这时我注意到老戴的裤脚管正在向下流淌黄色的粘液——由于憋不住加上激烈的挣扎，老戴的一大泡稀屎全拉在裤裆里了！
同我一道过来的组长中，有两位当即指出这样做太过分了，要打手们“注意影响，不能过分。”
打手们意想不到我们竟敢出面多管闲事，一脸不屑地扛出了后台：“Z指导员再三指示，对这家伙首先要整治他的态度，哪能由着他想大便就大便，想小便就小便？”其中那个领班的侯××朝外直挥手：“去去去，这是我们学习班的事，不用你们操心，到时别自找不痛快！”
这屌家伙的傲慢样子一下激怒了我，我当即指着他骂了起来：“放你妈的屁！你狗日的是在打着红旗反红旗！指导员什么时候说过不让人大小便的？你们这是故意挑起事端，故意制造丑闻，故意丑化党的劳改政策，以此来给政府脸上抹黑，从而达到你们内心不可告人的目的！”对付这些家伙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歪着斧子对砍，七年劳改下来，这种套路我早就烂熟于胸。
三个家伙看我这个平时的“老好人”今天居然也跳了出来，一时有些猝不及防。稍稍缓过神后，姓侯的冷笑着说：“行行行，算你会说，算你水平高，现在你们好走了，我们要接着学习了。”边讲边扳着门往外推我们。一看他如此撵我们走，我猛地用肩膀将门“呯”地一声撞在了墙上：“不行！今天这事不能这么了结，我马上去报告干部。你们要敢再这样搞，出了事你们得全兜着！”
其他几位组长早就看不惯这几个打手的恶行，平时只是敢怒不敢言，今晚见我跳出来和他们较起了真，立即同声附和我的意见，叫我快去报告，他们负责看住现场。
随即我赶紧走出监房到监区大院铁门前向岗哨大声报告，说我们中队有重大情况，请我们中队干部赶快来处理。那个站岗的小兵见夜晚有犯人到大门来喊报告，不免有些紧张，盯着我看了一会儿，一边拿枪对着我、一边抓起了报话器。
5分钟后×干事匆匆赶了过来。他刚跨进大铁门，我立即把刚才发生的事向他作了扼要汇报，重点强调学习班把戴××打得屎拉在裤裆里了，戴的惨叫惊动了隔壁几个中队，造成极坏影响。我说我们去制止时，他们一再声称是指导员要他们这样干的。我来劳改队已经七年，从没看见政府干部动过犯人一根手指头，也没听说过政府干部指示犯人打犯人，侯××等显然是在恶意攻击党的劳改政策，恶意诬蔑政府干部……
在劳改队绝对不能老实，要想“先声夺人”告倒对手，必要的“添油加醋”断断不可缺少。我明显看出×干事眉头越皱越紧，脸上布满了乌云。接着他把我带回了监房。
一见×干事来了，学习班几个家伙立即迎了上来，×干事丝毫没睬他们，直接跨进了小房间，我则回到了本组继续学习。事后听说×干事把那几个家伙狠狠熊了一通，姓侯的还挨了两脚。
当晚学习班没再“学”下去，下学习后我看见老戴可怜巴巴地蹲在自来水旁洗裤子，我发动同组弟兄们每人捐出一水瓶开水，让老戴痛痛快快洗了把澡。
第二天刚上班没一会，突然有人通知我到楼上办公室去，说Z指导员找我。
我一听，心想弄得不好昨晚的事惹出麻烦来了。×干事昨晚只是临时处置了一下，最终如何还得由指导员定夺，Z很可能会怪我多管闲事而问罪。我和老戴关系不错素为人知，倘若硬替我安一个“反革命包庇反革命”的罪名，那也并非不可能。
谁知事情大大出我意料之外。
Z见我后只是简单问了一下昨晚事情经过，不仅毫无怪罪之意，还微笑着表扬了我，说我昨晩到大门口报告“很必要，也很及时”，更令我想不到的是向我宣布了一个决定：“从今天起，戴××调入你们8组，在你们组接受批判帮助。”要我们“彻底批判他的反动思想，认真监督他的一言一行，别让他到处乱说乱动！”
听完他的指示，我盯着他那滿头白发看了半天：这个老家伙怎么会想起来把老戴调到我们组来的？我和张汝高这两个组长本身都是反革命（补充介绍一下：张汝高先生是文革期间苏州市大名鼎鼎的冤案受害人，1978年获平反。当时他和我都是8组组长，他负责生产，我负责学习），现在又把老戴这个重点批斗的反革命交给我们，莫非是怀疑老戴同我有什么勾结，故意把我们放在一道借此放线钓鱼，以便让我们“彻底暴露”，从而“一网打尽”？对这种经验丰富的白头前辈，不得不提防他来这一手！
见我盯着他看没吭声，Z似乎察觉到了什么，先是对我多年的“改造表现”夸了一番，接着笑了笑说：“把戴××调你们组没别的意思。这家伙自以为技术上有一套，一般人根本不在他眼里，听反映说他蛮服你的，我看就调你们8组吧，不过你们一定要把他管好。”
见Z如此说，我赶忙表示一定按指导员指示办，一定对老戴“狠批狠斗”，把他“管得服服帖帖”。
后来我才知道，就在办老戴“学习班”的同时，钳工组一个犯“投机倒把”罪姓刘的犯人由于不认罪老是申诉，也被办了“学习班”，结果在“学习”过程中耳膜被打穿，成了聋子。刘某在家属来接见时把耳聋的事捅了出去，这刘某在省政法口正好有个亲戚，那个亲戚知道后通过关系找了我们劳改队，一追就追到了Z白头的头上。最后虽然官官相护没对Z怎么样，但Z肯定受到了一定压力。就在这当口恰巧又发生老戴被打得屎拉在裤子里的事，Z当然不想再惹什么麻烦，于是老戴的专题学习班就这样不明不白散了伙。
充当打手的三个家伙也没落到好，就在老戴调我组当天，Z白头一下把学习班两个打手的组长职务全给擼了，罪名是“假传圣旨”、“给政府脸上抹黑”。
后来同Z白头接触时间长了，发现Z倒也不是那种一心要把人往死里整的心辣手狠之辈。他虽然整了老戴，毕竟只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做给人看看的，并未坚持他自已所说的非得“挖出戴××幸灾乐祸的反动思想根源”不可。其实如果真要朝深里“挖”，就凭老戴在伟大领袖翘辫子时大唱特唱“亚克西”，往上一报加个三年两载刑决不算稀罕亊。
我们这位白头指导员还有两件事给我印象很深：一是有个犯人偷公家铜卖给了周围农民，按律应该上报加刑，可Z白头始终压着没报，只是斗了几场了事；再就是在他当权的一年多时间里，从没给任何犯人上过手铐戴过脚镣，这在劳改队也算很难得的事。
另外有件事更有意思——
1978年某晚我在车间加班，一台自动设备突然发生故障，为此我赶紧上楼报告。在楼梯上我就听到办公室内有人在唱京戏，可登楼一看却见办公室门紧闭，我从窗外向里望去，只见Z白头正在跨着京剧台步来回踱，左手捧着几颗花生米，右手拈着往口中送，嘴里还在唱。我一听竟是马连良的《搜孤救孤》中程婴那段唱：“娘子，不（啊）必太烈性……”由于心思过于专注，我敲了好多下他才开了门。汇报完情况临走时我恭维了他两句：“指导员嗓子真不错，老远听以为是半导体里在唱哩。”他大概欺我不懂京剧，煞有介事地说：“这《智取威虎山》还真不大好唱，怎么也唱不出杨子荣那种味儿来。”我一听差点笑出声。
话说回来，接Z白头指示后，我随即同张汝高商量晚上学习时怎么批判老戴，谈着谈着不由共同想起了同组的无锡佬朱纪茂。
这老朱车工技术特棒，五十年代就是八级车工技师，大约是“破坏军婚”被判了两年，刑满后留在南京老虎桥监狱就业。文革期间，因多次恶毒污蔑“文化革命旗手”江青同志是“烂污货”、“送把我伲睏都弗要”，结果同我们一样成了“现行反革命”，一下被判了十年。这老朱文化不高却非常能侃，尤其擅长“忆苦思甜”，明明一件微不足道的日常小事，经他三言两语一转，马上就能把新旧社会的对比扯到“解放”前他在上海滩当学徒时那些花花绿绿的旧事。在劳改队谈论“旧社会”这些事往往会被认为是“宣扬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生活方式”，可这家伙由于技术棒、人缘好，干部对他印象也不错，倒也没人计较他这“忆苦思甜”的癖好。他一直是我们小组的一个宝，每当奉命批判谁时，只要有他在，绝不用担心冷场，有时他一个人能连包几个晚上，别人想发言都插不上嘴。
我把老戴调我组并接受批判的事告诉了老朱，请他再一次起个良好的“带头作用”，而且内容尽量要“全面一些”，“丰富一些”。老朱一听心领神会，笑着向我保证：“倷放心好了，老戴的事包在我格身上了！”
当晚的小组批判会上，老朱果然不负众望。我简单传达了Z白头关于深刻批判老戴的指示后，老朱紧接着一马当先开炮。
一上来是三分钟的“上纲上线”，从老戴的反动思想引出阶级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和必要性，由阶级斗争引出新旧社会对比，由新旧对比引出“解放”前工人阶级受压迫、受剥削的悲惨处境。到此，他的“主题”正式切入。
他详尽地回忆了“解放”前在上海当学徒时遭受的种种“非人待遇”，说老板一贯残酷地剥削他的劳动力，每天要干十几个小时活。一天劳累下来，晚上还得伺候老板到四马路去嫖娼，并且硬要老朱坐在妓院门口等到深夜。他耐不住寂寞就悄悄跟到里面去看老板究竟干什么，只听老板在房内大呼小叫，还有女人哎哟哎哟拚命叫唤，有好多次里面还不止一个女的……老板如此，那老板娘更不是东西，从不把老朱当人看。这不当人看的主要根据是洗澡时要老朱替她打洗澡水，要伺候她脱衣服，还要帮她擦背。由于天天看老板娘白花花的身子，连她下面几根毛都记得一清二楚，等等等等……在生动地详尽描述这些细节的过程中，老朱时不时还插入一些惟妙惟肖的模拟动作和音响效果，包括替老板娘擦背时的咯吱咯吱声，老板娘光屁股伸懒腰的神态……
就这样，接连几个晚上都由老朱独自一人包场，全组一个个听得如痴如醉，不亦乐乎，就连我们的主角老戴一时都忘了自已身份，同其他人一样笑得前仰后合。
多年后当我谈起这段趣闻时，往往有人不信文革期间在共产党的监狱里居然会有这种事，怀疑我是否又在编“黑色幽默”。这真是冤死我了。好在同组的难兄难弟们如今都健在，我想只要一提当年“大寨亚克西”学习班和老朱的“老板娘洗澡”，肯定个个都能津津有味地道出那段有趣的往事。
其实那时我们组也有两个劳改积极分子，他们肯定对这种批判闹剧有“看法”，只是碍于有我们这两个反革命组长罩着，谁也不愿出头唱反调做恶人，不如乐得跟在其中听热闹。另外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到了1977年时，中国的政治气候已出现了微妙的变化，换在伟大领袖还“万寿无疆”的年代，我和张汝高也没这么大胆子。
不久就是春节了。劳改队在节前照例都要搞些大干苦干迎节日之类的活动，我们8组都是些生产技术骨干，生产一忙，大部分人晚上都要加班，晚间参加学习的最多四、五个，这一来对老戴的批判无形中就名存实亡、不了了之。春节过后，我整理了一份小组批判老戴的记录交给了指导员。我这人文字功力虽不咋样，“创作”这种记录倒也游刃有余，洋洋洒洒写了好多张。Z白头大概翻了翻说：“不少嘛，发言还挺热烈嘛。”我说每人都发了言，气氛很热烈，通过批判后，戴对自已的罪行有了较深刻的认识，再三表示今后一定要老老实实，认罪服法，特别是不能再乱说乱动。Z说：“那就到此为止吧。不过你们一定要加强对他的监督，一旦发现他有什么反改造言行，一定要即时汇报。”我连口称是。
就这样，老戴的“大寨亚克西”风波终于告结。一番高空惊险，最后总算跌跌爬爬软着陆。
1978年冬，老戴一案经复查确定为冤案，彻底平反。三十年来我们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友谊，他的“大寨亚克西”故事，一直是我和其他难友们久谈不衰的经典“段子”，大家见面只要一共话当年，“大寨亚克西”肯定是绕不过去的传统“故”事。
如今老戴早已退休。为了发挥“余热”，他在南京建康路建康小区门口街道旁摆了一个钟表修理摊，由于技术精湛、收费低廉，更兼诚信待客，多年来生意一直不错。早些年刚出摊时，当地城管曾以“占道经营”为名撵他滚蛋，当老戴向几个大盖帽自报家门痛陈那段落难史、特别是讲述了“大寨亚克西”故事后，从此再无人找他麻烦。
上图为老戴退休后的在“岗”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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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旧思亲】

羡君应召天上去
——父亲刘克林罹难四十周年祭（修订版）

刘自立

墓木已拱。
这是父亲刘克林的一些老友怀念父亲时的一句老话。父亲的遗体已星散云逸，无“墓”可居。但是，他的灵魂是否确在，本来就成问题。所谓梦魂牵绕，对于我来说，是非常实在的，是一种沟通状态。
父亲走了。在1966年8月那个恐怖的日子里。
1977-1979年，在两次追悼会期间（一次是叫做“骨灰安放仪式”的，是所谓“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时隔几年，又有中宣部六位文革落难者的正式追悼会，耀邦同志莅临以悼），都有送悼诗、文的。李慎之先生的两首诗含批判于悼念中，是十分之所谓“热辣”的一种。
一首为：
莫论诗豪兼酒豪，昔日文坛抱旌旄。
羡君应召天上去，胜似屠门握杀刀。

“握杀刀”一句，出自廖仲恺的诗，“后事凭君独任劳，莫教辜负女中豪；我身虽去灵明年，胜似屠门握杀刀”。（1922年，廖仲恺遭陈炯明囚禁时写下《留廖内子》一诗，与何香凝别。）这里面储存的两大信息十分明确。一是父亲本为性情中人，有诗酒随情，豪迈爽朗的气质，也不可说没有恃才傲物之性格，所以是诗豪酒豪，既为尊誉之名，也是描写之状。“握杀刀”，则是慎之先生之尖锐的批判。其中缘故，十分深刻。
父亲一生为报人，为写文章人，但后半生一直做“御用”文人，写过大量文件，其中主要的是参与中央反修小组的《九评》写作。而慎之先生作为父亲燕大的同学，“战友”，都曾为学生自治会成员（父亲尚为一届主席），当然了解他年轻时代的理想或理想主义。但时隔半个多世纪，《九评》被定位为文革之理论基础，（见《环球时报》），却是父亲本不可能预料的。一个被文革夺走生命的人，其最后之精神与文革有一种怎么样的关系呢！
李诗第二首：
十年无处哭孤坟，面对空棂揾泪痕，
青山何处觅骸骨，可怜功狗党恩深。

“功狗”之谓，其实也深。为党的事业做了贡献的，党是要给予一定的精神或文字肯定的——当然含李慎之本人。几百万、几千万怨魂，或为“功狗”，或为无功之狗，却似乎都难以上升为“人”，这当然是一种封建色彩。此话出自汉高祖刘邦，也就不难理解了。
1979年，中宣部为六人举行追悼会，场面宏大，人头攒动，“八宝山礼堂为之不容”，许多人都站在礼堂外面。当致悼词及父亲时，念到他死时42岁，对其一生的“功”劳，全场发出一阵轻雷般的叹息，使追思之情凝固为一种戚戚之物。我全身颤抖，全力抑压自己的感情。弟后来有文章说，母亲瘦弱的肩膀在哀乐中剧烈抖动，但她也在压抑。（只是在后来父亲一友人的另一次追悼会上，母亲因抑力失控，忽大哭而晕倒。对于灵魂的哀诉，是无时日的选择吧！）
站在默立于追悼会场的人群里，我的眼睛已经模糊，但记得父亲的遗像亦显出郁郁之情。我们本来是选择了一张他在国外开会时的照片放大。他那时身在日内瓦，赴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团长是陈毅，时间是1962年。后换了一张可能是档案照。细看此照，已浮现出父亲忧郁的一面，与我在梦中所见相似。
从记忆看，我倒并未看出父亲生时有多豪爽，豁达，或有多少内向，郁闷。可能是我的年龄尚小之故。只是他去世后，他的同学、同事、老友在告知父亲生前事时，有这样两种判定。一种说法是，他从《大公报》转至中宣部后，人变得忧郁了。唐振常先生持这种见解。我寻此线索觅忆，似确乎如此。其实，父亲的工作地点多在钓鱼台，很少回中宣部国际处他的办公室。
1960年以来，社会极左思潮弥漫，渐成气候。在此思想核心地位的人，也并不能完全了解个中的波谲云诡的局面。父亲当然是“紧跟”这种形势的。我在中学生活之中，关心政治，阅读政治读物、看报纸、看杂志，已成习惯。但政治形势发展之快，本不是我们这些少年追得上的。连父亲本人，也有一时难以理解之处。记得有一次与我们容膝而谈。他问到我们几个，谁可以讲出林彪的“四个第一”。五兄妹中，只有大姐悉数以答。而我却贸然反问父亲，何以理解“四个第一”的内涵。父亲听后，却也一时语塞。
父亲本非“老革命”，以他当时的处境与“政策水平”而言，林彪到底要做什么，当然几一无所知。但是。对于我一向远骛马恩原著，懂不懂，都有崇拜之心，父亲对此是不甚满意的。又比如，那时，我从东安市场旧书店购回一本《震撼世界的十天》，喜形于色；但父亲看过亦无表态。想来，此书中对于托洛斯基的肯定与誉词，已难于使他做出表态与评析。从这种忧郁与疑惑，尽管无法探究出他到了中宣部就变得忧郁的原因，但是，亦可见出一点蛛丝马迹罢。其实，到中宣部这个地方，于父亲一介书生，党龄尚浅（他是在50年代“重新入党”的）的身份。实有陌生感。对比中宣部的老延安们，本是“格格不入”的。
大姑父在80年代与我交谈时，就回忆过。他说，他劝父亲，要干，就要“加入”，不然，就很尴尬。这是一种很大的压力。好在他是搞国际问题，有一定的独立性。但与他在《大公报》时期，以一介书生，“文人论政”时相比，已人“城府”，年龄也从青年转向中年，沉重的文化负担与政治负担，或许在情感与人格上开始了对他的扭曲。
以至他常常对我说，他愿意搬出这里，到北海邻近，购一小院住。他对我说，长大后不要当什么学者、知识分子，应该去学个木匠为生。住在中宣部的宿舍里，邻窗可见树木一片，他有时发议论，说：“看，我们像住在山上哩！”这都是他从事紧张的文字工作之后，在闲暇时对于超然之境遇的祈求，只是没有真的去躬身践行而已。
1949年以后，政治运动不断。父亲经历过1957年、1958年的政治运动，60年代的大饥荒，以至最终看到了文革的序幕。仅从少年时代与父亲“交往”的我们而言，直到今天，才见出在中国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心理上与政治上，面临过怎样艰难的选择！若非立场稳定，对大事件之厄运多少采取了片面与回避的态度，是不能遴选为思想核心班子的写作成员的。父亲到底如何看待这一切，我自无从得知了。当然，生活的演变与转折，多为渐进，少为突变。起码，在政治形势相对“宽松”的日子里，父亲也有过一些与一般年轻人一样大笑开杯，心无多虑的时日，那还是在我上小学的日子。
我的舅公唐汉三为侯德榜的助手，化工界元老。他在京时，逢其五、十生日，都要庆贺。记得50年代中初来北京，就在北京饭店聚餐为舅公过生日，以后每隔五年举办一次，60年代一次，是在四川饭店。记得父亲酒喝了不少，谈兴甚高，红光满面，留下他十分愉快的一个印记。以后，我又在王芝琛先生处（《大公报》社长王芸生的公子），见到40年代末期父亲与其他《大公报》人的合影，英姿健硕，爽爽自如，没有丝毫悲郁之情，也是十分愉快的一个印记。但这种愉快，在我们一家搬至中宣部后，确实并不多见。
父亲的工作使他有机会迈出国门。足迹遍布欧亚非几块大陆。抗美援朝期间，他奉《大公报》（上海版）之命，赴朝采访朝鲜停战谈判。涉及劝说志愿军战俘回国的报道。他被公认为当时中国记者团中，文章尤见精彩的。常常是晚餐酒后，于深夜将长篇报道一挥而就，传至编辑部发表。后著《东场里血案》一书，由《大公报》出版。从朝鲜返回上海后，他受邀在沪各界会上做报告，一句开场白“朝鲜战场形势十分严峻！”引来听众们的关注；以至几十年后，尚有人提及。
1962年的老挝问题日内瓦会议后，他以一篇《看！莱蒙湖这面镜子》名播于世。后与人合著日内瓦通讯集。1964年，又随周恩来总理赴亚非阿（阿尔巴尼亚）十四国访问。届时，他已调至中宣部国际处。
（右图为刘克林在日内瓦会议期间留影）
总理出访中事，我知之不多，仅从近年面世的一些书籍中见到少许记载。从十四国回来，毛亲赴机场迎接，也使父亲十分感动。他的情绪似被这个场面吸引，海外诸事，早已放在脑后。那时，弟妹有幸到机场迎接，要了一辆小车。这车子已不同于父亲用过的，《大公报》那辆王芸生老社长的老爷车了。（又，记得父亲从日内瓦归来，叫我到家附近的街上等待。不一会儿，一辆新华社的敞篷汽车飞驰而至。车里坐着几个年轻的记者。父亲从车上下来，神色轩昂。）
从机场回到家中，父亲尚未休整，旋即叫我们随他一起去北海公园。每次出国归来，他都有一种更加眷恋祖国之情。他还为我们吟唱陈老总（陈毅外长）在访问非洲期间所填的《满江红•黄金海岸》一词：“尽是黄金，这海岸，摩天壁立。任掠夺，大洋风雨，神号鬼泣。贩卖黑奴，过一亿，又教对岸红人绝。惊世间，残暴竟如此，两洲血。……”
反帝反修，自然是父亲出访的大使命。但那个时期的人们，如何能够冷静如现时。另眼看特“资本主义”世界呢！日内瓦湖的卢梭岛百年如旧，但对于父亲，对于我，在心理上已是两般景致了。
一如新中国的外交官与记者不可能造访美洲与西欧一样，父亲的足迹最西，恐怕就是到阿尔巴尼亚了。恩维尔•霍查的形象，在少年人如我一辈心目中十分高大。
另外还有在“古巴西，洋基诺”喊声中浮现眼前的卡斯特罗。石方禹先生那时著诗《古巴革命及其他》，是我十分喜欢的作品，常常朗读。父亲也表欣赏。他的心目中，反对美国帝国主义是十分令人激动的事。当美军在猪湾试行登陆时，父亲以严肃的面容，告知我这一消息。虽然，我那时不过是个小学生。
我当然不知道，父亲的家中，他的二姐在台湾，后去美国。生活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气氛中的我们，根本不会知道四十年后，对于这个问题产生的巨大转折。的确，父亲把身心托付给那样的一个“事业”，他也不可能有暇思考事物的另一面。然而，这个“另一面”，本是十分客观，十分严峻地存在着的。这个客观就是，毛的内政在历史中将其真相呈现的时候，却无人能够或者愿意将其外交联系之，加以呈现。这个现状现在正在改变着。
我们从零散的史料复原中可以看到，周恩来的外交本身，已经无法逃出毛的世界革命，而归于独善其身之局面。父亲同学李肇基死难于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近来，他的亲戚自费印刷了一本没有书号的“非正式出版物”，以寄托哀思。李肇基和万隆会议罹难者们提出了一个基本的疑问——何以在知道蒋介石方面的特务动作后，还是让李等前往香港启德机场登机，何以周等可以改赴昆明……！
这个事实许多作者提及；但是由李先生亲属提及，尚属首次。
具体的事情如此，大局的判断难道不是如此吗？毛的对外战略，一是人肉付出，几百万所谓志愿军弃骨朝鲜，换来的是什么！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带来格瓦拉和波尔布特一群屠夫！二是金钱付出。1957年，他就可以付出四十亿美元，买赫鲁晓夫的原子弹（见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开放出版社，2006）。当人们在毛的教导下已经以为反美是一种永恒真理时，毛由于内外交困，抓住时机，又把反美改为泛美、泛日了——而美国，正好是在这个集权政权最为危险的时候使之化险为夷——这个化险为夷的美国对华政策，对于中共而言，正在化为崛起。
诸如此类，我们是后知后觉，不去多说了。我们其实还是蒙在鼓里，父亲的反美，是怎样一种扭曲和冲动！
后来我才知道，父亲的姐夫曾劝告父亲去美留学，被他一句“我只对中国有兴趣”而冷拒绝。如此一来，父亲的远足，其基点，当是建立在“对中国的兴趣”之上。也许，超越意识形态的鸿沟，父亲和他的父亲，都是地道的民族主义者、爱国主义者，且都越洋出海，放眼世界。只是这种“爱国”之内涵，南辕北辙，天壤有别。
80年代中，据远在美国的我的姑母信中所述，我的爷爷刘光柱本为民国政府海军部少将司长，主持海军编译局（此局原为严复主持）。后又办《海事》、《四海》两本杂志，也都是因他留学日本，对海外之事有所了解。七七事变，日寇占领北平后，土肥原贤二邀爷爷与其共事，被拒。爷爷遂返回湖南新化老家。爷爷虽为刘步蟾之学生，但依父亲的话，“一生纸上谈兵”，没有真的率军打仗。但他的民族气节是赫然明在的，不可能与日寇为伍。父亲少年时代的学习，多是在他二姐的指导下进行，当时我家在香山有一处别墅，父亲的唐诗宋词，许是在那个“天方夜谭”般的环境里“派生”出来的。以后，他二姐以二十岁多一点的年龄，携他的表弟（或堂弟）等，如今已成为希腊文专家的水建馥等，同舟赴四川，一路坎坷波折。
父亲的藏书里就有《旅顺口》一著。当时的我，自然不谙国家——大家，与我小家之历史的缘故；他还带领我们全家去看电影《甲午海战》，我们一群小孩被邓世昌的英武殉难而感动，却也不谙其中大家与小家之历史的缘故。父亲有一次与我们大谈夏完淳，说他如何痛斥明奸洪承畴。忆及那次叙史，至今历历在目。我有时把史籍中夏完淳大骂洪承畴一节择出朗读，其时，父亲的影子似于云间重现而笑。为了追回父亲的表情，乃至他的谈吐、朗读之节奏、语气、神采，我反复诵读了下面的段落：
“吾闻亨九（注：洪承畴字亨九）先生本朝人杰，松山、杏山之战，血溅章渠。先皇帝震悼褒恤，感动华夷。吾常慕其忠烈，年虽少，杀身报国，岂可以让之！”洪承畴一时语塞，大汗淋漓。左右差役以为他不知道，皆说：“小子妄言，今洪大人即坐于堂上。”夏完淳大怒，声色俱厉：“亨九先生死王事已久，天下莫不闻之，曾经御祭七坛，天子亲临，泪满龙颜，群臣呜咽。汝何等逆徒，敢伪托其名，以污忠魄！”言毕，大骂洪承畴。洪承畴如丧家之犬，色沮气夺，无辞以对……

南明文化体现的“遗民”情结，在五六十年代的父亲身上绝不可见踪影。只是我以后细读了陈寅恪的晚年诗文，暨余英时先生80年中的析读，争鸣文章，方才了解陈寅恪大师何以要写钱牧斋与柳如是。父亲当然不会有“遗民”之感，他曾撰文大声疾呼，在革命岁月里，不当罗亭（注：俄国作家屠格涅夫小说中著名的“多余的人”典型），要当英沙罗夫（注：屠格涅夫小说中的革命者典型）！然而，他的理想，在他逝世前的岁月里，愈来愈逼近死亡。我记得文革初起，他从钓鱼台返回沙滩（中宣部所在地）。工作与生活似处在严重的失序状态中，一如他被派去参加“四清”所遭遇到的纠葛与困扰一样，失序的混乱与忧郁，为他带来险恶的预兆。这种“非延安出身”的情结，最与造反派之谓“阶级异己分子”挂上了钩。之所以说理想使父亲焕然、豁然；理想的挫折、挫败使父亲戚然，惶然，都因为他视理想为绝对。
一个理想主义者，本不是城府若深，一肚子“党文化”的营营苟苟之辈。他非但没有任何“厚黑”的分子，连“浅黑”、“微黑”也谈不上。生命终结于四十二岁的父亲，始终是一个“青年”。
父亲以叛逆之身于1939年他14岁时加入共产党，在赵世炎之侄赵一鹤先生之介绍下，在一国民党将军的宅邸后院，宣誓入党。但以后，党与之断掉了关系。“党文化”之压力一直在压迫他。固然，《大公报》或燕大时期，他尚有正面的追求，“文章报国”也好，“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也好，付诸行动，主持各界人士抗日集会，参加游行，编采文章，高涨政治热情也好，一如他的老同学所说，要“至上”，也好，都反映了父亲的理想主义者的襟怀。虽然，今天，中宣部已承认了他起自1939年的党龄，但从精神到肉体，这一追求已经灰飞烟灭了。
豪爽的父亲，应了苏曼殊和尚的诗，“纵有欢肠冷似冰”。我常想，若父亲生前一直以“冷似冰”的态度，处理任何事务，他也就会和许许多多曲直如常的人们一样，从牛棚马棚里走出来了，还可能官升一级半级的。但细细一想，这就不是我的父亲，不是那个狷介耿直、文坛旌旄的刘克林了！
1964年，在北京播出《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那一刻，父亲随着播音员齐越的声音一起朗读，“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父亲已去，确是无可奈何。理想主义的时代是否会相识而归呢？
文坛中人在讨论中国现状，评析文化衰亡，物欲嚣张而伦理堕落的今天，是否可以期待未来的信息时代，有一点点理想的、浪漫的、非实用主义的影子呢？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然而不管父亲当时如何写其九评，也不管当时的九评班子中人如何评价九评于今天，九评中的两大因子，一是社会理想说，一是爱国理想说，是生长在当时的“写手”们的脑袋里的，大致没有疑问。在批判了文革的本质以后，人们仍然难以分辨革命与假革命，宗教与伪宗教，文化与文化赝品之间的界线，断头台，大屠杀，烧毁书籍，告密揭发，当面是人，背后做鬼，为主而杀人，刑讯，如此等等，都是不分革命之真假的。当人们不了解这一层，他们就陷入了“目的论”中，而忽视了把“手段”当成了过程的全部劣行。九评中人，在当时就看透这类“革命”，恐怕几无一人。
我曾试图采访钓鱼台反修小组的成员，但这些老伯们都认为写出这段历史很难。一种就是，九评的评价问题。“上面”说是“一风吹”了……这种“一风吹”是个什么东西，与历史、政治和文化虚无论有何判别？
再就是，不好调当时之档案。据云，钓鱼台中人，是一张纸片也不能拿出来的。七老八十的人，空凭记忆，当然写出来也不准确。
《九评》自然不是个人的结果。康生管得不多（他是中央反修小组组长）。邓（小平）管得多，常来钓鱼台。文章修改主要是胡乔木。有时要改几十次，以至与初稿面目皆非。其中一老伯告我：我和你父亲是起草头稿的两个人。我听说王力自吹九评中的某几评是他写的，完全是胡说。
这样，我就大致放弃了通过采访九评中人而跟踪父亲的念头。尽管，我以后又获得了许多有关中苏关系的史料，然而如果我们真的可以通过灵媒与父亲对话的话，那么，他在1966年的最终选择，是投了他人生的弃权票的，其中包括对于《九评》！
再如果，我可以潜身于父亲的灵魂，在撇开了“或生或死”这一人类中心论的狭窄命题以后，我们可以旁观者的身份，来回顾发生在历史上的关于理想与现实之争。镜头要切换至1949年的香港。也如我二姑母时隔40多年在美国来信中所述，父亲与其二姐，在香港，在北平被大军所围时发生的一场争论。当时许多亲友俱在，如我大姑母，大姑父等等。父亲忽口出直言，谓李文（国民党兵团司令，当时蒋介石的嫡系，黄埔一期学员，北平卫戍区首长，我二姑父）应当放下武器，以免北平人民生灵涂炭。二姑复，我一个妇道人家，如何可以指示他这样做。随后泪下。众人都谓父亲无礼。
这是时代两极决斗中事在一个家庭中的反映。1949年后，李文事一直困扰着父亲。1954年万隆会议，本是邀父亲前往的，也因父亲在采访“抗美援朝”时报道有功。但因有李文这个“关系”，未能成行。有父亲老友当事人忆及此事，当时乔冠华说过，李文？有什么关系！文革中父亲也许又交待了他与李文、其二姐“划清界限”之事。
所有这些枝枝节节，为少年时期的我们所无知，所不解，但确是压在父亲身上的“大山”。《大公报》时期，从容不迫。1940年末，就有了自由主义之呼声。其中几篇社评大声疾呼，明辨于此。虽然作者每对此三缄其口。但父亲、唐振常等年轻的大公报人，还是希望《大公报》“新生”的。
40年代，父亲以“堂堂之鼓，正正之旗”为标题，鼓呼支持学生民主大游行。此题中“正正之旗”，是黄梨洲“始有堂堂正正旗”诗句衍化而成（见《南雷诗历•偶书》，1917年）。可见“左”的思潮已澎湃击岸，闻之有声。也许，这也是“新生”的海燕来了罢。虽然这种“新生”实发展到名存而实亡的地步。《大公报》左右两派名记者中，到了1957年、1966年，大多难逃厄运。都以无论左、右派身份归于“大同”了。其中自杀者不乏其人，范长江、杨刚、孟秋江……最后是刘克林，都是一个下场。
苟且活下来，也是伺之一隅，如朱启平，一篇《日落》，驰名天下，死时，却只有香港《大公报》发一短讯，几十字而已。
父亲在我眼中，是一位很单纯，甚至很单调的报人。他每每上夜班，写文章，后来屡屡出国，也是做文字匠。有传说，在非洲时，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的汽车上，受陈毅外长之命，他以膝为案，一次草就的文稿，使陈满意异常。遂有“刘克林是我们外交部的人”这一陈的说法，父亲为文也快，也精彩。是受了王芸生等一批“一支笔”写社评，写一纸会印一纸的倚马之风的影响吧！
在钓鱼台，他当然也是以“快”为优势。他说，钱大校（砥千）是绣花笔，虽慢，却文章打磨，十分漂亮。一次，他为我们子弟朗读关于朝鲜“千里马”运动的文章。读后，索问感评。我贸然以答，其中，“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还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此段最好。父亲听后朗声而笑，说，那是毛主席的话嘛。
不要否认，在他投身其中的，带有“左”的色彩的一系列宣传鼓噪之中，可见其文笔的影子。以至他在喝醉酒后，会忽而问我们：“你们，能不能革命到底啊？！”那时，我们都已惶然，如何革命到底? 学雷锋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吗？我从小即爱读书。对于列宁、罗伯斯庇尔，乃至涅克拉索夫，都感好奇。父亲藏书，尚有爱伦堡的《巴黎的陷落》，《暴风雨》。但他对我们的这种“西北”的苗头，每评以“好高骛远”，要读中国人的书。虽然，我亦记得他在早些时候的文章中，曾援引过爱伦堡，1964或1965年，父亲也购买了“内部读物”如萨特的《厌恶及其他》、哈恩、内夫编辑的《核时代的美国战略》、泰勒的《音调不协调的号角》。然而，“新思维”给父亲带来如何的影响，我也许永远不得而知了。
（右图为刘克林试问苏联时留影。）
在我生吞活剥阅读《厌恶》被搅混以后，大悲剧的序幕正在拉开。从1966年7月份中宣部副部长、父亲的顶头上司姚溱自杀以后，父亲的精神已开始变做游魂。他寝食不安，茫然四顾。记得家中常没人照顾他。母亲远在宁夏“四清”未归。小妹本来给他从食堂买饭，以后为“划清界限”也拒绝买饭了。父亲终日失眠，在屋里不断踱步，苦思以虑。
1966年8月6日午，暑雨如缕。父亲给我留下一摞薪水，忽对我说，“凄风苦雨啊……”
我自然不解其意，因为未成年。他何以把工资给我！（保姆自然已被遣走。）以后，至黄昏，事情终于发生了。父亲从中宣部国际处他的办公室坠楼而下，撒手人寰。
几天后，母亲从宁夏归。陡回家中，她一进门便问：“爸爸呢！”母亲那双眼睛的光，对我们而言，是永恒的！
虽然关于父亲“自杀”或“他杀”是一个谜，何况又是在康生手下工作……但是，理想之厦的倾覆，对他而言，已成铁案（更有不幸，妹妹识一高人云，父亲的亡魂未行超度，仍在大森林中游弋……）
也是二姑母信中，曾述爷爷在台北无疾而终的安详一幕。那时，爷爷向来早起在庭院中散步，继而促孙女（我表姐）上学。那天却未见人影，急去卧室探视，只见老人家安眠枕上，头略偏重，似有异样。呼唤把脉，全无反应了。当时枕被齐整，晨曦在照，满室祥和。那是1955年10月20日。
谁能知晓。十年以后，他的惟一的儿子，排名老八的父亲，却在怎样一个“凄风苦雨”中“应召天上去了”。
爷爷有诗词留下。是我在广州沙面大姑母宅中所见手迹。抄录如兹，供对中国海军史，继而对中国近代史有兴趣的人士欣赏——

梦里家山，病中岁月，一年容易中秋。暗影清云，嫦娥深锁琼楼。问天明月几时有？奈今宵，掩面遮羞。莫思量，世道茫茫，人事悠悠。
悲秋不尽骚人事，看西风萧瑟，总惹新愁。况属流亡，异乡风雨淹留。残躯未了终多幻，待年年，马角生头。最伤心，大嚼屠门，说返神州。

父亲是不会知道爷爷的“终多幻”的心思的；爷爷当然也是不会知道他儿子“终多幻”的心思的。大幻象今归同一，梦已圆缺吧！但愿其父子能在地下相见，相谈，消弥误会，爷爷有一句话，叫做“如若我回大陆，我就没有儿子；如若我不回大陆，我就没有家。”悲从中来！绝望之至！

原载《随笔》、《北京之春》、《红岩儿女•第三部（1949年以后）——一生都在波涛中》、《红岩儿女的罪与罚》等杂志、书籍、网络。原作写于1996年。2006年修订。此为修订版，补资料若许。本刊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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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民情】

在动乱年月“走向生活”

黄昌国

武斗结束，革命委员会成立，我们大学生也陆续毕业分配，离开校园“走向生活”了。
13军到重庆支左后，继承了54军支左人员的派性，把重庆搞得很糟糕。再由于我的另类（注：作者时为重庆大学学生，文革初期曾参加保守派的赤卫军，后来又曾写过炮打中央文革戚本禹的大字报，一度被在重庆大学掌权的八一五派视为“反革命”），毕业分配时，我如要想留四川，特别是留在成渝地区，肯定没有竞争力。于是我填了去河北唐山和苏州的志愿。毕业分配前，我在攀枝花铁十师劳动时，由于我的另类性格，遭二连长批判斗争，但一次“捡到手表上交”的好人好事被同学们反映到营教导员那里，领导又说我本质是好的，我又得到表扬，同学们无限感慨地说：“一个人做一件坏事幷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坏事，不做好事，那才是最难最难的啊！”更主要的是辅导员老师熟悉我，把我分配到冶金部属苏州一个机械厂，这算除成渝地区外比较好的地方了。

到厂后的“革命行动”
去苏州地区有13名重大学生。和我同厂有8名，4名参加过815，其中有两名301（注：指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专事校外武斗的301野战队，重大八一五死于文革武斗的二十余人中，绝大部分是301成员），更珍贵的是还有一名女301战士，三名参加过赤卫军，还有一名是既非保守派又非造反派的小组织“重大红卫兵”的司令张功宇。数十年来，我们之间像亲兄弟样亲密。
当时进出攀枝花都很困难。铁十师在我们离开攀枝花时还是很客气的，交通上提供方便，派出汽车队，把我们送出攀枝花，一队到成都，一队送到昆明的一平浪。滇西一路上树林密布，风光秀丽，当时根本没有“污染”一说。路途中歇姚安县城，那里是典型的滇西坝子，土地肥沃，但人民生活艰苦，我们身上带着学校办好的报到证、粮油户口、外加路费和一个月的粮票，晚上大量的姑娘涌来用布票向我们换粮票。汽车开了两天才到一平浪，正是秋天，我们到自由市场买梨，8分钱一斤，跟重庆比已经是很便宜的了，更没想到云南普遍用公斤制。
1970年9月14日，我到了苏州，第一印象是在火车上看到苏州狮子山时很兴奋，苏州火车站还是日本人占领时修的，我的行李是一卷破烂棉被，一个包装木箱，我把行李寄放在火车站，先打探去单位的路，很多苏州人听不懂普通话，我只好拿出报到证给他们看。出胥门，狭窄的劳动路两边都种着双季稻，稻花飘香，中午，连一个问路的人都没有。到工厂，已经有同学先期到达，告诉说，这是一个大工厂，国家投资20多万元，征地费稻田220元一亩，树林和荒地每亩40元，征了大片土地，厂后大运河边栖息几群野鸡。并介绍说，这儿的饭很好吃。原来我们在四川是吃的籼米，苏州这儿吃的才是真正的大米，我们这时才晓得米有大米和籼米之分。
到厂组织科报到后，行政科说宿舍没安排好，叫我们暂住旅馆，我们住在石路旅社，石路旅社就在现在苏州石路国际商城那个位置，当时苏州和全国其它中等城市一样，街道狭窄，房屋低矮破烂，好点的房屋是民国或日本人占领时代的。我们在石路旅社住下后，几个同学乘坐公共汽车赶到虎丘玩，门票5分钱，那时还没有听到“旅游”一词，公园里幽静漂亮，没有游人，就我们几个同学，我们真有来到仙境的感觉。苏州是太湖水网地区，现在的旅游热点如沙家浜，乌镇、同里、甪直等古镇那时都是交通十分闭塞的地方，不通公路，只能坐船进出。
单身宿舍里住着的大多是上海人，他们都不肯自己宿舍里再增添人。我们从住旅社回来又住京杭大运河边技工学校教室几天，实在忍无可忍，我们按总务科排好的宿舍，采取“革命行动”，强行进驻，他们惊呼：重大学生凶！

苏州印象
很多苏州人把凡是不说苏州话的都称北方人。我们面临语言问题，到食堂买饭，常和炊事员误会，炊事员多是厂周围征地进来的农民，他们更是一口土话，“二”他们说“呢”，“呢”与四川话“一”音相近，我们说一，他说是二，“说话”他说是“港eo”；重庆喊“老太婆”是尊敬，这儿是骂人；苏州话离不开“死”，好事、坏事、平常事都说是“要死快哉”！两条船靠近，还没撞上，大叫：不好哉，不好哉！真撞上了：那么好哉！…….
江苏和全国一样，正在挖“五一六”，在大礼堂召开群众大会，军代表在大会上说，你们哪个是“五一六”，我一看就晓得，坦白从宽。苏州人胆子小，但下面也会说俏皮话：你一看就看出来了，把你弄到全国去看一圈，“五一六”就抓完了。
到厂不久，军代表把太仓的顾阿桃（叶群四清时树的学毛著标兵）老太太接到厂里来，我们便见到了这位不识字的学习“标兵”。
许世友要扭转“北煤南运”，全厂每个车间都抽人到太湖里挖煤，我车间派了一个实习的中专毕业生去，他回来说，许世友来出席会战开工典礼，拿根棍子胡乱指下，吼道：就从我脚下开挖！江苏当时提出的口号是搞“工业省”，太湖挖出来的煤质量很差，水都烧不开，还能搞啥工业省？
当时在四川，吃的没得，用的没得，猪肉、食油、食糖匮乏，甚至牙膏，肥皂都没得。而我们到苏州后，看到市场上猪肉、食糖敞开供应，当地人不喜欢吃猪油，很便宜，四川粮票5角钱一斤，苏州黑市大米才3角钱一斤。食堂黑板上说卖元菜，1角8分一份，我们不懂什么叫元菜，好奇，买来才知是一小碗甲鱼。四川和江苏简直像两个国度。我们不得不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四川亲人伸出援助之手，寄粮票、猪油和糖，苏州师傅们为我们熬猪油提供方便，告诉我们早晨天未亮到河边看到点着灯的船，上去问就可找到大米黑市。我们现在还感谢这些师傅们。
1971年春节，我和一个老家在四川达县的同学联合过年，我们去买菜，生羊蹄1角2分一斤，生鸡爪1角多钱一斤，我们买了些鲢鱼，每斤2角8分，当地师傅们笑我们土气，说要买青鱼吃。当时大闸蟹6、7角一斤，鲥鱼最贵，2元多钱一斤。我们每人花了5元钱，车间里冬天取暖的无烟煤又好又多，一个中专毕业的美丽上海姑娘主动来为我们烧菜，真是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我们邀请她共餐，美食加美女，该多浪漫，遗憾的是她为我们烧好菜，婉言谢绝，悄然离开了。那些菜我们美美吃了三天。
也是春节，厂里革委会是北方帮掌权，他们组织我们单身职工到太湖东山雕刻楼，现在是苏州著名旅游热点，当时那里是一个招待所，厂革委会副主任在那里疗养过，招待所长自掏腰包用大前门香烟招待我们。
苏州农民很勤劳，为了积肥，城郊的人民公社把城里的厕所视为肥料厂，他们纷纷进城占领厕所，半夜他们常常为互相偷粪吵架；冬天他们用船到河里捞淤泥。河水清澈，船民喝河水，大运河鱼虾成群；下班后，职工们到厂围墙外稻田里捉黄鳝；晚上，我们打着手电到大运河边捉蟹，常有收获，大蟹甚至跑到车间里面来了，我在机床边也曾捉到蟹。
那时公社农民种的农产品应交给国家，自由卖不合法。一天我上中班，公社社员开了一船西瓜到里双桥河偷偷卖，4分半钱一斤，我们纷纷涌去，人多，社员来不及称重，要我们一个个上船买，职工们哪听？轰上船，故意摇摆，船翻了！满河漂浮西瓜，社员一边下水捞西瓜一边大哭着骂：冶金厂的土匪！
老实点的职工们无聊，把一切精力投入到生产中去，工厂搞“大战四季度”，“开门红”，“大战红五月”，“向党的生日献礼”，“向十一献礼”……有的老实人也当真，“比、学、赶、帮、超”，一天24小时吃在厂里、睡在机床边。
我开了两个月的铣床，工厂生产齿轮刀具插齿刀、修磨剃齿刀，它们实际上是精密齿轮，质量和效率不过关，这时对产品质量已经很重视，中央提出的口号是“质量问题是个路线问题”，动辄“阶级斗争新动向”，车间决定在实习大学生中物色人员进修解决生产中的关键问题，车间主任从三个人中选中了我。苏州机械工业很落后，遇到问题常去上海学习，那时各企业在计划经济体制内，提倡的是“共产主义思想”，根本没有技术保密的概念，没有任何关系，只凭介绍信就可进厂、进车间，主人还会热情教你技术，毫无保留，生怕你学不会，甚至送你图纸数据。三个月后，我掌握了齿轮磨技术诀窍，我在产品质量，效率上都大大超过师傅，领导大会小会表扬我，群众赞扬我，弄得师傅没面子。所以，直到现在我和师傅关系一般。除此以外，我也学会了操作坐标镗，螺纹磨等。厂领导在干部大会上说：大学生都像黄昌国这样就好了。

林彪是反革命
1971年10月中旬，一天下午，我们刚下班，张功宇跑进宿舍，气喘吁吁说：“林彪是反革命！”
众人大惊。良久，几个同学扑上去，抓住他反剪双手强按头：“外国祝贺国庆，报上登的贺电还有林彪，龟儿子造谣，反动，批斗！”
张大叫：“是真的！已经传达到县团级了，厂里革委会头头和苏宝山（军代表）刚去听了市里传达回来，他们正议论得起劲。”
大家放开了张功宇：“啊，毛主席脏班子！”（注：“脏班子”系当时重庆流行的俗话，“丢脸”之意。）
随后的批林批孔，没有多少有趣故事。批判《571工程纪要》，听乡下回来的知青们说：《纪要》中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失业，很对。工厂里，开初批林批孔秩序正常，到1974年说要结合实际，工厂就七上八下（职工早上七点上班，八点就下班）了；当时还揭发出：中层干部自行车上混；厂级干部吉普车上混；工人家里混。那时每个车间都配了自行车，说是公用车，实际上都被车间主任把持着，所以说中层干部自行车上混，厂里当时只有吉普车，所以说厂级干部吉普车上混，我们无家无权，就到山上混，苏州西部的山很美丽，现在的旅游热点：狮子山，天平山，上方山等，当时都是我们上班去混的地方，今天这山，明天那山，轮流爬。著名的寒山寺没开放，我们也常混进去。我们尽情地玩，预见到以后想玩也没机会的。
这样混到了年底，一阵“大战四季度”，生产任务也会完成的。
批林批孔中大搞忆苦思甜，请了一个贫下中农老太太来忆苦，她最后说：说齐天，说齐地，最苦的是六零年六一年，那才叫真正的苦。我们愕然！
革委会不时用些树叶、烂菜等做成忆苦饭，说是在共产党夺取政权前人民就吃那玩意儿，革委会还派人到食堂监管着，人人必须吃。“重大红卫兵”张司令张功宇坚决不吃，大家晓得张司令“叟”，重庆叫“二冲”，也没把他奈何，但他被列入厂保密的精神病名单，由医务室和派出所掌握控制，后来他晓得了，大闹一场。
中午吃了忆苦饭，晚餐必然吃思甜饭，一人发一份大鱼大肉，说是共产党夺取政权后人民就天天吃这玩意儿。

找对象
有工作了，春心荡漾有了经济基础。但我们找女朋友遇到了困难，适合我们年龄的姑娘上山下乡了，重庆那边的女生和这边也一样，少量因病留城的姑娘有个工作身价还高得不得了。不过在这事情上天没绝人，在苏州，70届初中毕业生全部面向工矿，一下进厂几百学徒，女生两三百，不久厂技校又招好多71届，女生也不少，她们年龄在16-17岁，像花蝴蝶般美丽。很快我们与一些女生混熟，但我们间年龄相差8、9岁，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又像牢头一样监管着这些姑娘，不准她们谈恋爱，好几个男青年因与她们恋爱，爱情故事虽极为美丽，感天地泣鬼神，却被抓住送苏州西山劳教。天下女人很多，我们虽对她们有“一闪念”，也犯不着去冒劳教的风险。
曾经与我走得很近的重庆女中学生周艳，这时与我已经中断联系，原因很复杂，周艳天生丽质，大概美丽姑娘都是在骚扰中成长的，叮周艳的苍蝿太多，我避而远之。我与重庆姑娘王凯碧、邓学英还保持着联系，重庆姑娘虽美丽又很可爱。毕竟隔得远，我不能去折磨她们的心灵，误人美丽的青春，虽不是说苏杭出绝色美女，但苏州姑娘确实也差不到哪里去。舍熊掌而取鱼吧。
苏州姑娘很勤劳，并不排外，但看重工资收入，我们每月从44元转正为55元，与我们年龄相当的工人不过36元，我们虽是“北方人”，工资上绝对占优势。到1973年，70届学徒转正，女生们都骚动疯狂了，我们几个男同学都遇到苏州姑娘来劝留苏州，间接地发出那个信号。我们像做贼、偷情一样躲着领导与苏州姑娘恋爱了，像地下工作者，隐蔽的恋爱非常浪漫，刺激。我们学会了反侦察，躲在女朋友家幽会，苏州七子山，观山那些远郊的野山则是我们谈情说爱的好地方，带着美姑娘，什么地方都是美丽的。
我们同学中创造故事最多，最浪漫的还算“重大红卫兵”司令张功宇。
文革中成立群众组织很容易，不要批准，一个人也可成立一个司令部。重庆大学文革初期除八一五、赤卫军两大派外，还有两个小的群众组织。一个是有名的“红岩公社”（后改名井冈山公社），社长徐光明；另一个是“重庆大学红卫兵”，也许重大校史上都没有记载，因这个组织太小，只有5个男女学生，他们的口号是“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没做什么实质性的事，对社会也没造成影响。
“重大红卫兵”司令张功宇，上海崇明人。大家叫他“张司令”，他很高兴。张的父亲曾是上海地下党搞工运的，共产党夺取政权后，曾任南京港务局长。毕业分配时，重大冶金系有很多江苏名额，“张司令”分到苏州，和我们同事数年，我们又呌他“二冲{读作“冲床”的“冲”音}”，即重庆话所称的“天棒”。他长得很帅气，用重庆话说长得很“伸抖”，他很有语言天赋，学什么话都像。张生性浪漫，追姑娘极其大胆，他说追求姑娘是在履行上帝赋予男人的义务，厂里分配来的上海冶金机械学校毕业生中一个女生，眼大鼻大，张向她马路求爱，贸然约到工厂后门京杭大运河边“谈心”，她感到突然，把这件事宣扬了出去；旋即张又和一个北京姑娘王某追来撵去，那北京王女是驻埃塞俄比亚一个参赞的女儿，行为前卫，插队陕西，招工进陕西华山冶金机电厂，是来苏州培训的；北京王女走后，张又缠上苏州漂亮的技校学生J姑娘，J真是造物主的杰作，正如俗话所说的漂亮得“尸还魂”、“肉白骨”——死人见了都要活过来，白骨都要长出肉来。J是小家碧玉，民间美女，幼时被全国鐡路文工团看中，母亲舍不得她离开苏州，离明星一步之遥，可惜！
J的祖母有1米85高，鞋要穿45码，J说她自己年轻时一顿能吃11碗大米干饭（碗口径约8cm），或一顿吃得完8根大油条，可见J个儿之高大。张司令就猛追J，J对张也是有好感的。旁人看来，张司令和J倒也匹配，不久，张声称和J发生了美丽故事“four times”（4次），说她每个细胞都充满诱人魅力，勾人魂魄……果然，J否认和张有肌肤之亲，J母还说张“叟”（sòu，思维反常）。其实“叟”点也没啥大不了的，上海、苏州又有俗话说：“十个男人九个叟，十个女人九个十三点（痴）”。可张司令大怒，愤而发出声讨。吴语吵架，满有意思的。张司令骂了J母，J的父亲出来骂张：“要死快哉（吴语动辄说死），勒个啊呜卵什捂拔嗦，勒昏特哉，嘎排皂，不怕勒砸墩，再佬勒只嘴，阿是要请勒吃生活哉。”骂的是苏州话：要死呀，你个屁巴虫莫明其妙的，你昏头了呀，如此下流，不怕你身体壮实，嘴巴再凶，找抽。
张司令回敬说：“今朝阿拉就列了个的，侬旁旁吴试试看诺。勿要看侬模子嘎度，丝古港侬只册佬吧吴萨了扈气上来，吴乃块纂豆尻伐色侬个啊呜卵！”骂的是上海话：今天老子们就站在这个地方，你碰碰我试试看，不要看你身坯那样大，如果说你个死鬼把我惹得火气上来，我拿块砖头敲死你个屁眼虫。
吴语骂人离不开“死”，“要死快哉”；重庆爱骂“日”，勃勃阳刚。“啊呜卵”是张司令翻译成重庆话“屁眼虫”的。其实还包含“又笨又拽”的意思。

“万岁”死了
文革中，苏州为了合理用电，各大工厂轮流厂休，我厂是星期四厂休，那时工厂住单身职工宿舍的人较多，主要有：外地分配来的大中专毕业生；上海支援外地的职工，回不了上海，有的就调到上海附近的苏州；当时苏州重工业很落后，我厂的技术骨干和管理干部都是从北方来的，他们大多也住单身宿舍。工厂离开城区2.5公里，那时算在郊外，每逢厂休日，工厂派客车中午12点从工厂门口发车到城区，要进城的职工可乘车进城，下午4点正，又从城区返回厂区。
1976年9月9日，星期四，下午4点，我们从苏州市区回厂。那时为了宣传毛泽东思想，到处装着高音喇叭，汽车准时开动。这时，听到外面高音喇叭放起了哀乐，车开了几百米后，听清是毛泽东死了，全车的人都一声不响，几分钟后，回到厂区，一下车，几个老同学聚集一起回宿舍，我悄悄说的第一句话是：
“他也会死么！不是说他要‘万岁’吗！”
一个深谙世情的同学说：“别说，走到宿舍再说。”
瞬间回到宿舍，张功宇“张司令”说：“老子去打酒！”说着就要往厂门口小卖店跑，另一个同学赶忙制止：“你龟儿子不要命了，小卖店那老太婆认得到你，你买几瓶橘子水吧。”我们其他同学就赶到食堂买了好些菜，端回宿舍来边吃菜边喝橘子水，咒骂毛泽东，大家说了许多够枪毙100遍的反动话。
吃了晚饭，我又步行7里路，赶到女朋友家里，当时我女朋友离法定结婚年龄还差几个月，我们正在等时间结婚。我在未婚妻家又说了些反动话。但苏州人胆小，远没有同学之间说的反动。
第二天，革委会规定，每人必须戴黑纱，并发下黑纱，中央规定不准娱乐，不准放音乐，高音喇叭天天开着，一天到晚播讣告，一两天后才插播有世界人民悼念毛主席，全国各族人民悼念毛主席，决心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毛的遗志，批邓等。但我们仍偷偷照常玩牌，玩重庆带来的“拱猪牵羊”，那时还没有“斗地主”，所以现在我也不会“斗地主”。我们不愿意为毛戴黑纱，在车间里借口开机床不戴黑纱，一天下了班，我和四川达县同学把黑纱揣在口袋里，乘坐下班厂车到城区故意去兜兜逛逛，苏州人虽胆小，大街上也能见没佩戴黑纱的人，但极少。我们没戴黑纱，居然没被干涉，我们像得胜的将军，回到厂里得意极了。
18日下午3点全国悼念，我们几千人站在大礼堂里，怕惹祸，我们也很规矩，低着头站着，只是眼睛滴溜溜转，心中暗笑众人的神经病，一会有人昏过去，倒地声很响。小小骚动后，派人抬走，会场又恢复平静。从没见有人哭，我们很多人充满恐惧是事实：一怕这几天说话做事不小心，被人抓住当反革命；二是怕前面走了虎，后面来了狼。

粉碎“四人帮”消息传开后
在江苏，打倒“四人帮”在社会上公开，应是1976年10月12，13日的事。12日下午，单位几个在文化大革命中“跳得高”（积极）但未掌到权的职工，在工厂办公楼前的围墙上刷写大标语“打倒王、张、江、姚四人帮”等，我们围上去，他们告诉说，从上海得到消息，然后迅速打电话到北京冶金部核实了情况。
苏州虽属江苏省，但政治经济受上海影响比受南京影响强，苏州人知道上海的事比知道南京的事多，我们听广播也不收江苏电台而收上海台，从上海和北京来的消息是可靠的。10月13日早上从市里来上班的工人说，苏州大街上也有了打倒四人帮的标语。
形势发展很快，我们立刻意识到厂革命委员会这帮人末日到了，我也参加冲击厂革命委员会，把矛头指向造反起家的革命委员会常委以上头头，贴他们大字报，他们开初也组织一帮人，反说我们反对他们就是四人帮。我们才不理睬他们贼喊捉贼那一套。厂革委会那帮人平时常在群众面前狐假虎威：自称是清（亲）华（十大中央候补委员华林森）大学的，华林森是苏州造反派头，直接与上海帮有联系。当时苏州各大厂都设立有专政群众的民兵小分队。我厂民兵小分队里关押着20余名职工，他们有的是不遵守劳动纪律，顶撞革委会，更多的是男女问题。我们冲进革委会的民兵小分队楼里，民兵们没有了底气，见我们冲击，早逃了，于是，我们就把关押的人全放了。进而，我们又冲革委会办公室，革委会头头躲在办公室，把门关上，我们从窗外看，他们躲在死角里，我们砸烂门，冲进去用木包装箱作的高帽往革委会主任头上狠狠套上去，头皮都砸破了，鲜血直流。我们把他们抓上汽车，开进城里游街，一边用高音喇叭宣布他们紧跟四人帮的罪状。
不几天，省里派来工作组，成立材料组，实际上就是专案组，我参加了专案组。我们从民兵小分队得到好多交待材料，特别是那些男嫖女娼交代材料很精彩，比黄色小说还描写得真实细腻，感情很丰富。别看那时的基层干部革命口号喊得震天响，却思想空虚无聊，对这方面特别感兴趣，越抓越多。而那些被关的男人女人平时都很像人，道貌岸然，谦谦君子，但在交待里面却像狗儿一样对双方下水又舔又爬。
忽然说厂里有“粉碎四人帮是政变”的谣言，居然追查到我这里。大概我说过是“顺乎民意的政变”，有人把定语去掉，就不好听了，但后来不了了之。

【口述历史】

文革与民族的劣根性有关
——王继志教授访谈（节录）

访谈者：董国强
访谈对象：王继志
时间：2007年2月27日上午
地点：南京大学历史系416办公室
[王继志：南京大学退休教授，江苏省写作学会常务理事，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文革爆发时是南京大学越南留学生班青年教师，文革中曾任南大造反派组织“红四联”核心组成员，南大革命委员会委员。]

董国强：王老师，我从一些资料中了解到文革的时候您是南大“红四联”核心组成员，后来校革委会成立的时候又被结合进去担任委员，所以今天我想请您谈谈您在文革中的个人经历和南大“红四联”的有关情况。
王继志：好的。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的家庭背景和文革前的主要经历。
我的老家在徐州铜山县柳泉乡象山村。我们王家是当地的大家族。我祖父和我父亲都有很多叔伯兄弟。我们王家原来有不少家产，不过我的祖父是一个典型的儒家知识分子，后来长期以教书为生，在当地很有名望，人称“大先生”。
我祖父那辈十叔伯兄弟大排行，因此一共有九个兄弟，其中我三爷爷是我祖父的后母所生，是个败家子，吃喝嫖赌抽（抽大烟）五毒俱全，很快把他名下的家产挥霍光了。后来他的儿子就去参加一个当地的地方武装。不久因内部矛盾，他携枪逃走。那伙地方武装就利用这个事情敲诈我们王家，当时俗称“吊肥羊”，其中又主要是敲诈我父亲，这样几次一弄，把我家的家产差不多搞光了。所以到土改的时候，我父亲他们兄弟几个把家产一分，就够不上“地主”了，最后被定为“中农”和“贫农”。
我为什么要强调我的家庭出身呢？主要想说明两个问题，第一，我们家是一个传统的书香门第，我从小受到过传统教育的灌输，“忠”、“孝”观念特别强，另外就是对老师非常尊重，“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嘛。所以文革时期我参加造反，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传统“忠孝”观念的影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要忠，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但是文革期间我没有批斗过我的老师，更没有参加过“打砸抢”。我的早期教育背景不允许我那样做。
再一个，虽然我们家在土改的时候被划为“贫农”，但是我家祖上是地主，祖父和父亲的一些叔伯兄弟也被划为“地主”，所以我自己觉得我这个“红五类”血统并不是那么纯正的。这个对我也有很大的影响。我在上学的时候想法非常简单，就是认认真真学习，老老实实做人，不太愿意抛头露面，更不敢对个人在政治上的发展抱太大奢望。要讲有什么奢望，那就是通过努力学习，争取有个好成绩来改变自己的命运。那些革命性比较强的、造反比较积极的，都是一些佃农家庭出身的人。比如你提纲里面提到的那个丁曰泗，他是我们学校“八二七”的骨干成员，他家上面几代都是要饭的。像我虽然算是贫农出身，但是亲戚中都是地主，思想上是有包袱的，不太敢轻举妄动。
董国强：您是哪一年进入南大的？
王继志：1960年。解放前后我因为家庭困难，中间辍学了两年，所以解放前只上到小学四年级，1951年又从四年级读起，一直到1960年上大学。那个时候大学是五年，我到1965年毕业。我毕业之前两个月，记得是5月份，领导上就通知我留校了，具体的工作是到当时学校刚组建的越南留学生班教汉语。这个越南留学生班就是现在南大海外教育学院的前身。
越南留学生班一共有60个学生。这批越南留学生到中国来的背景，是当时越南正在进行南北战争，双方死的人都非常多，所以胡志明就和中国政府商量，是不是可以派一些留学生到中国来，一方面是替他们保存一部分革命力量，另一方面也想让这些人学一些专业技能，以便战争结束后回国进行国家的建设。中国政府对这个事情很重视，很快就向全国一些有涉外条件的高校作出部署。当时我们南京可以接受越南留学生的学校有两个，一个是南京大学，一个是南京师范学院。南师也接受了60人。另外华东这一片还有上海的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浙江的杭州大学，他们也接受了数目大致相等的越南留学生。全国各高校加起来，那次接受的越南留学生总数大概在2000人左右。
当时从南大各系抽调到留学生班教书的，都是一些业务水平好、政治表现好、领导上认为可靠的人。比如我能够留下来，就是因为我的学习成绩一向比较好，另外还担任过副班长和学习委员，是老师们喜欢的学生。后来我还在越南留学生班担任团支部书记。
我们5月份决定留下来，6月份就参加培训，学习怎么教外国留学生。当时华东这一片的教师培训都集中在上海华师大，主持我们培训工作的是钱其琛，他当时是教育部留学生司的副司长。培训完了以后，7、8月份就忙着制作教具，备课试讲。9月份越南留学生到校了，我们就开始给他们上课。
我给你讲这些事情，就是想让你知道我能够留在南大教书，是因为领导上认为我一贯表现比较好，按照当时的说法，就是属于那种“又红又专”的类型。
政治运动来了，我们这些人当然也要表明自己的态度，也想通过这场运动向那些政治上的激进分子证明，你们这些人固然是热爱毛主席的，是要革命的，而我们这些家庭出身不太好的、平时比较注重钻研业务的人，也并不是不革命的。而且像我这样内心背着家庭出身包袱的人，尤其希望自己被看作革命的依靠力量，而不是被看作革命的异己分子，就连被看作“革命的同路人”都觉得不光彩！
这种特殊的矛盾心理是促成我参加造反的主要原因。
董国强：在学界关于文革造反派造反动机的研究当中，您刚才说到的这种情况被归类于“原罪”心理驱动下的造反，就是希望通过比别人更加积极的表现，把由家庭出身和其他一些外在因素赋予个人的一些“非革命”的东西彻底摆脱掉，以获得革命势力的认同。
王继志：是呀，土改的时候我们家被划为贫农，但是我的几个叔伯爷爷都是地主，这种天然的血缘关系是无法割断的。所以运动来了以后，我的内心就很紧张，生怕自己被看作革命的异己分子，总是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别人对我们的印象，认为我们也是好人。
董国强：南大造反派的领袖人物文凤来原来是越南留学班的教师，希望您能更具体地介绍一下当时留学生班的情况。
王继志：留学生班成立的时候，任课老师和工作人员大概接近20人。
当时60个留学生分成五个班，每个班需要配两名汉语教师，这样就有10人了。这当中有刚毕业留校的，比如我和我的3个同班同学，还有两位，一位是江苏师范学院刚毕业的，一位是北大研究生毕业后分来的。另外一些是从南大中文系、南京教师进修学院等处调来的中青年老师。
另外行政管理系统，除了党支部书记徐慧征，还有一位主管教学事务的主任叫徐缦华，他是刚解放就到南大来的老同志，业务水平也很好。他们手下还有几位办公室工作人员。
另外还有你提到的文凤来。他原来是部队上的政治教员，资格也比较老，转业以后调到我们越南留学生班教“中国情况介绍”课程。不过文凤来不是最早的，最早留下来教这门课的是我们学校哲学系刚毕业的两个学生，一个是蒋广学，他后来因为身体不好调离了；一个叫谢明，他后来因为爱人调去支援“三线建设”，为了照顾夫妻关系也调走了。他们走了以后文凤来才来的。另外还要配三位教“自然科学”的老师，这三个人是物理系分来教物理的万顺娣，化学系分来教化学的魏元勋，数学系分来教数学的徐国华。这个徐国华后来也是我们“红四联”的重要人物，后面我还会提到他。
按照原来的协议，这批越南留学生到中国来，第一年主要是学习汉语，然后再分到各个系或国内其他院校去学习各方面的专业知识。这样他们至少应该在中国呆6年时间。结果不到一年文化大革命就来了。很快地，我记得文革爆发以后一个月不到，越南留学生就全部撤走了。后来我们才知道，当时胡志明对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有看法，所以文革一爆发，胡志明就把那些越南留学生全部撤走了。不过尽管那批留学生走了，南大“越南留学生班”这个机构并没有撤销。一直到文革快结束的时候，我们这些人才被分配到各个系去，像我和我的3个同班同学就都回到中文系去了。
董国强：那您是在什么情况下参加造反的？
王继志：文革爆发以后，上面号召大家起来造反，要组织战斗队。我在前面讲到的那种矛盾心理的支配下，就动员我们留学生班的年轻同志组织了一个“星火燎原”战斗队。这个名字是我起的，因为毛泽东写过一篇文章，标题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哈哈……我们“星火燎原”战斗队本来是“八二七”的一个下属组织，等到1967年“一•二六夺权”以后，我们“星火燎原”战斗队和“八二七夺权大队”因与“八二七”总部观点不一致，于是便从“八二七”中独立出来，跟另外两个小的战斗队——“红色造反队”和“促进大联合”战斗队联合，成立了“红四联”……
董国强：据南大校史记载，“红四联”的构成单位是“红色造反队”、“八二七夺权大队”、“八二七兵团五一战联”和“兵团一月革命战斗师”。
王继志：我的印象不是这样的。我记得当年“红四联”的构成，一个就是文凤来、李太平他们搞起来的“红色造反队”；其次就是“八二七夺权大队”，领头的是数学系的徐开明，还有张建山、葛忠龙等人。这批人原来都是“八二七”派的，但是在关于“一•二六夺权”的争论中，他们这批人支持“夺权”，就独立出来成立了一个“八二七夺权大队”；第三个组织叫做“促进大联合”战斗队，简称“促联”，是天文系的朱灿生他们搞的；再一个就是我们“星火燎原”战斗队。
董国强：那您最初参加造反与文凤来他们不是一个系统？
王继志：不是。他们“红色造反队”的主体是外文系“法四22人”，就是你这里提到的耿昌贤、蔡福兴等人，另外还有文凤来、李太平他们。我们“星火燎原”的主体是越南留学生班的青年教师，加上图书馆和马列室的一些人。对了！我刚才忘记了，我们的组织里还有一些校部机关的中层干部和工作人员。另外由各系政治辅导员组成的“三三一”战斗队也倾向我们这一边。这一点很重要，后来我们“红四联”对校内干部的态度与这批人的加入有很大关系。
董国强：那么您后来成为“红四联”勤务组成员，“大联合”时又被结合进校革委会担任委员，与您在“星火燎原”的核心地位有关？
王继志：是的。“红四联”成立以后，我们在南大仍然是少数派。当时“红四联”和“八二七”两派的数量大致是1000比6000。“红四联”勤务组先在教学楼后面的丙字楼和所谓“匡亚明小楼”（即青岛路71号小楼）呆过一段时间。后来这些地方都被“八二七”占领了，我们连个立足的地方都没有了。
我们“红四联”为什么积极主张“解放”干部呢？上面我提到的徐国华在这里面起的作用非常重要。他这个人很聪明。有一次我们在一起闲聊，他就和我说：“老王，我告诉你，毛主席现在只是想利用‘革命小将’来冲击一下所谓的‘走资派’，运动过去以后掌权的一定还是原来的干部。你想想啊，这些干部都是党培养多年的，工作经验都很丰富，毛主席怎么会放着他们不用，让咱们这些年轻人来掌权呢？现在不过是要敲打敲打他们，等他们‘洗完澡’、‘下了楼’，掌权还得靠他们。”他的这个看法我很同意。所以“一•二六夺权”以后不久，我们就提出来要“解放”干部。当时我们第一个要“解放”的是陆子敏。他是原来党委书记中唯一的一个“工农干部”，历史上没有什么问题，运动中也没有发现他有其他什么问题。第二个要“解放”的是洪维邦和陈子英。他们原来分别是苏北农村的一个公社书记和扬中县的县长，1958年到南大来“掺沙子”，一直担任后勤部门领导，为人都比较朴实，也没有什么重大错误。第三个要“解放”的是组织部长欧磊。他在1957年差一点被打成“右派”，后来被学校领导保下来了。我们认为他这个人比较耿直。第四个要“解放”的是何平。这个人虽然比较软弱，但是担任过学校里的多种职务，又没有什么重大问题，所以也要“解放”。最后发展到连原来的第二把手胡畏，我们都准备“解放”他。总而言之，学校里面的干部，只要历史干净的，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我们都要“解放”。当然有些人我们不敢“解放”，比如匡亚明当时已经被中央定性为“三反分子”，而且是《人民日报》发了社论的，后来又说他是“叛徒”，那我们就不能提“解放”他了。
当时中文系的学生刘玉华——他是“红色造反队”的，也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人，他以“红四联”的名义开办了一个“解放干部讲习所”，就是模仿毛泽东当年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办法，哈哈……把那些我们打算“解放”的干部组织起来学习，还分了一期、二期、三期，实际上就是准备一批一批地解放他们。徐国华和我也到“讲习所”去给那些干部讲过话，大意就是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各级干部还是非常关心的，号召我们逐步落实干部政策，因此你们对文化大革命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对过去执行刘邓资反路线的错误行为要进行认真反省，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争取尽早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所以我们这些人当时的思想是很单纯的，完全是听上面的号召。上面号召造反，我们就起来造反。上面提出要“解放”干部，我们就准备“解放”干部。归根结底，我们这些人都是共产党培养的，一直受到正统观念的教育，所以就对毛泽东和共产党有一种绝对的“忠诚”，总认为毛泽东和共产党绝对不会犯错误的。因此对上面的号召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解放以后人为地将群众划分为“左、中、右”，到文革期间更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你只要家庭出身好，只要政治上表现得“左”，哪怕是见风使舵，不学无术，你也就拥有了“打倒一切”的资本。而一些家庭出身不太好、社会关系复杂的，走“白专道路”的人，一方面对那些天生的“左派”打内心里看不起，另一方面为了洗刷自己的“原罪”还要拼命地往“左”靠。这可以说是造成文革群众运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董国强：在“红四联”和“八二七”产生矛盾之前，南大校内存在着“保守派”和“造反派”之间的对立，“老保”组织“红旗战斗队”的胡才基就是你们中文系的，您能否谈谈他们的情况？
王继志：你提的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其实“红旗战斗队”的那批人是南大最早的造反派，他们在文革初期是带头起来造匡亚明的反的。
胡才基文革爆发时是中文系五年级的学生，不过他是个调干生，年龄比我们这些青年教师还大一些。除了他以外，“红旗战斗队”的头头还有哲学系的朱英才和数学系的窦长春等人。他们这些人都是“红五类”家庭出身，又都是党员或者预备党员，所以领导上一直对他们很看重，包括匡亚明对这批人也是很寄予希望的，本来是准备让他们来接革命的班，没有想到他们到头来会带头造匡亚明和学校党委的反。
董国强：您对省委工作队有什么看法？
王继志：派工作队是刘邓中央的决定。我印象中省委工作队负责人彭冲兼任南大党委书记，是由华东局任命的。当时《人民日报》已经发表了“打倒匡亚明黑帮”的社论，所以工作队进校以后自然就不会保护匡亚明，只表态说南大党委除了个别人，总体上还是好的。胡才基他们得到省委工作队的支持，就采取了保省委工作队的立场。而工作队呢，一方面支持“红旗战斗队”的那批人造匡亚明的反，另一方面又利用他们来压制那些反对工作组的老师和学生。这引起南大很多师生的不满。所以毛泽东对刘邓中央派工作组的做法提出批评以后，大家便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工作队。“红色造反队”和“八二七”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酝酿成立的。
当时文凤来率先贴出一张大字报，说南大不光存在匡亚明镇压溧阳分校学生的问题，在校本部主持工作的校党委第二书记胡畏也有镇压学生的情况，就是镇压“法四22人”等等，所以工作队定的那个调子是完全错误的，是“捂盖子”的，工作队执行了刘邓中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留学生部的绝大多数人都支持这个看法，所以大家都在这个大字报上签了名。
大字报贴出去以后，工作队到处放风说这个大字报是反党的，于是便组织群众对文凤来进行批判。在这个情况下，很多人——包括有些在大字报上签名的人——就发生了动摇，又反过来揭发、批判文凤来。文凤来没有办法，就跑到北京去向中央反映南大的情况。到了北京以后，中央文革负责人康生接见了他，肯定他写大字报是革命行动。接着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上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文凤来作为外地造反派的代表，不仅被邀请上了天安门，而且还拍了一张与毛泽东在一起的照片。第二天，他的名字又出现在《人民日报》的报道中。这下子文凤来就出名了，成为全国闻名的造反英雄。他回到南京以后“红色造反队”就起来了。到了8月27日，“八二七”也起来了。“八二七”的头头曾邦元原来是个政治辅导员，他可以说是在风云变幻之际从“保皇派”里面反戈一击杀出来的。
工作队来了以后，我个人也不存在什么明显的倾向性。至于在文凤来的大字报上签名，主要还是因为毛泽东当时对派工作队的做法提出批评，我唯恐自己因为家庭原因被划为“不革命”的范畴，所以需要表示自己是紧跟毛主席的。
董国强：您对“一•二六夺权”怎么看？
王继志：“一•二六夺权”是江苏和南大文革的一个转折点，文风来和曾邦元之间的公开决裂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后来两派对“军管会”的不同态度也与此有关。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其实“八二七”反对“红总”夺权，并不是说他们要维护省委，如果当时“红总”联合“八二七”一起夺权，那么两派就都是“好派”了。但是这个“一•二六夺权”搞得很匆忙，没有充分做好团结工作，结果“八二七”方面感到自己被排斥了，于是就拼命说“一•二六夺权好个屁！”这样就形成了江苏的所谓“好派”和“屁派”。
对于那场争论，我们这一派的看法是这样的：第一，“一•二六夺权”是有缺点的，主要是联合战线不够广泛，带有“关门主义”的倾向。但是既然夺权了，我们就不能轻易否定它，因为当时中央号召大家起来夺权！这是运动的大方向！结果这样一来我们这一派就被归类于“好派”。其次，我们认为夺权以后应该迅速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为建立“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作准备，把权力逐步过渡到原来的领导干部手中。这个主张的指导思想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徐国华的看法。当然这也是揣摩中央意图的结果。具体到南大校内，我们希望尽快“解放”陆子敏、洪维邦、欧磊等一批干部，慢慢地一直“解放”到胡畏。但是我们的上述主张遭到“八二七”的激烈反对。
他们当时的想法是什么呢？简单说来，他们认为自己一派在南大占绝对多数，因此南大的大权应该由他们这一派来掌控，南大的所有问题都应该由他们来决定。早在“一•二六夺权”之前，南大的“八二七”就率先将学校里面的领导权夺过去了，变成学校里的当权派了。因此当“红四联”提出要“解放”校内干部、并要逐步把权力重新交给干部时，必然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因此我们这边要“解放”干部，他们就不断寻找各种借口对这些干部进行批判，希望把他们都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
后来“揪地下黑司令部”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那完全就是利用“清理阶级队伍”的名义搞官报私仇、排斥异己。那段时间陆子敏被斗得非常厉害，他们说他是“地下黑司令部”的头子。“八二七”下属的“工人战斗队”先后十八次斗争陆子敏，他们并不讳言“斗陆实际是斗‘红四联’”！
董国强：关于陆子敏的问题，我看到过一些材料，据说“红四联”的朱跃鑫他们曾经搞过一个《陆子敏同志大节报告》。您能否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
王继志：对，当时朱跃鑫他们的确起草过这样一份材料，目的就是要为“解放”陆子敏制造舆论。朱跃鑫是学校科研处的处长，人很能干，学生时代就是学校党委委员。另一位是文革前的党委办公室主任杜闻贞。他们都属于学校中层干部。后来杜闻贞被打成“地下黑司令部”的核心成员，朱跃鑫则在文革后期跳塘自杀了。
董国强：按照您介绍的情况看，当时你们“红四联”提出要“解放”干部，得到绝大多数干部的拥护，但是遭到“八二七”的强烈反对，于是干部问题就变成了双方斗争的一个焦点。比如像陆子敏，他本来已经是一个“死老虎”了，“八二七”也不会把他怎么样的，但是就因为你们想“解放”他，结果反而把他推到风口浪尖上去了。
王继志：是的。不过这与“八二七”在南大的掌权欲望是分不开的。陆子敏是旧党委中分管后勤的书记，所以由后勤系统工人和基层干部组成的“八二七工人战斗队”斗争起陆子敏来就特别凶。
董国强：两派在北京谈判您参加了吗？
王继志：那段时间我去过北京，但是没有参加谈判。我们这边参加谈判的主要是文凤来、张建山、葛忠龙。我和徐开明是去送材料的，就是揭露“八二七”方面如何与南京军区勾结、镇压迫害我们“红总”方面的材料。
董国强：那段时间您一直在南大，应该对“军训团”进驻南大的情况比较了解。
王继志：“军训团”是1967年年底进来的，领头的是60军政治部主任方敏。“军训团”进来以后，首要的问题是“支左”还是“支派”的问题，也就是说是不是“一碗水端平”的问题。方敏这个人是一个典型的政客。至少我们“好派”这边的人是这样认为的。他来了以后，一看“八二七”方面人多势众，就一屁股坐到他们那边去了，依靠他们打击排挤我们“红四联”。不过“军训团”内部也有分歧。当时临汾旅有一个姓李的参谋长，这个人就很好，他认为既然要搞“大联合”，那就应该一碗水端平，对两派不偏不倚。后来李参谋长被调走了，又来了一个刘部长，是60军后勤部的。他就比李参谋长更进一步了，明确表示要支持少数派。他派人把我们找去谈话，我们就把“八二七”如何打击排斥“红四联”、反对“解放”干部的情况向他作了反映。他听了以后明确表态说：“他们的做法是不对的。”他还在我和徐开明的带领下，到洪维邦的家里看了看，那真是“家徒四壁”啊！我们对刘部长说：“像这样清廉的干部为什么就不能‘解放’呢？”但是不久他也被调走了。
到1968年3月南大成立革委会的时候，恰恰是那个派性十足的方敏被任命为校革委会主任。这个对我们“红四联”非常不利。革委会表面上是一个“三结合”的班子，原来的南大干部中结合了洪维邦、索毅然，“八二七”方面结合了吴向东、王钦润、徐效海、刘统志等人，以及为人正直、派性观念不是很强的沈宗美，我们“红四联”方面则结合了我、徐开明、陆勤、朱灿生，但是实际操纵权力的是方敏和“八二七”的人。比如“红四联”方面只有徐开明一人是常委，其余的人都是一般委员，而“八二七”那边的很多人担任了常委。具体分工也不一样，我们这边的人都不在要害部门，而组织、人事以及后来的“党办”这些重要部门都由“八二七”的人把持。
董国强：就我所知，方敏在南大的做法是得到许世友支持的。而许世友之所以对“八二七”比较好，是因为中央宣布江苏实施“军管”以后，“八二七”方面一直采取拥护军方的立场，在1967年夏天“红总”掀起“倒许”运动期间尤其如此。
王继志：是这样的。所以后来在南大清查“五一六”，实际上就是军方想利用“八二七”来整我们“红四联”。方敏最初的意图，是要把校革委会中的“红四联”成员全部清洗掉。当时先把我们这些人集中到灵山煤矿去办“学习班”，后来是封闭在丁山宾馆组织批斗。徐开明首当其冲，被确定为重点批斗对象。从丁山宾馆回来以后，在大操场开了一个批斗徐开明的全校大会，会后就把我们下放到到各个系，接受专案组组织的批斗审查。我就是这个时候被弄回中文系的……
董国强：您被关了多长时间？
王继志：关了七、八个月，后来又监督劳动一年多，前后加起来大概有两年时间。
董国强：那您被关应该是在1970夏天前后那段时间。
王继志：对。我被关起来以后，专案组的人就反复要我交代所谓“五一六”问题。但是这个“五一六”问题本来就是一个子虚乌有的东西，我能交代出什么来呢？专案组的人“启发”我说：“‘五一六’是反对周总理的。”这个就更成问题了，我们这些人什么时候反对过周总理呀？关了一段时间以后，专案组的人又跟我说：“谁谁谁已经交代了，说你是由他发展的！”过了一段时间又说：“谁谁谁也交代了，说他是由你发展的！”如是者不知多少次。我一听就傻了，怎么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个“五一六”组织，现在一下子竟然冒出这么多“五一六”呢？而且他们讲到的那些与我有关的事情根本就不存在嘛！
那时候学校里是一片“白色恐怖”气氛。省革委会“公检法”三方面的头头都进驻在南大，“生杀予夺”就在他们一句话。比如校体育室一位老职员的夫人是瞿秋白的堂妹，因对清查“五一六”运动不满，写了一封匿名信给《新华日报》。结果很快就被查出来了。随之军宣队就在一次全校大会上宣布了她的“罪状”，然后直接从大操场拉出去枪毙了。这是为了“杀一儆百”。不久他们又把物理系的一位“红四联”成员朱日昭判了重刑。
就在逮捕了朱日昭之后不久，那位接替方敏担任校革委会主任的王勇和担任副主任的军代表王良才拿着手枪和手铐来到我的专案组，对我威胁说：“你王继志现在正在向‘老虎桥’（南京城里的一座监狱）铺路，已经铺到老虎桥门口了。就凭我们已经掌握的材料，马上就可以宣布逮捕你，我们现在留给你最后一个机会。”专案组的人这时也反复“开导”我：“我们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谁先交代谁先解脱。现在人家都交代了，最后矛盾都集中到你这个地方，你不交代不是自讨苦吃吗？还是赶紧交代吧！”我一想：他们说的也对，这个事情搞到最后已经无所谓事实不事实了，大家都在那里搅浑水，希望尽快解脱自己，我在这里硬顶有什么用啊？起初我坚持不肯交代，无非是害怕牵连到别人，现在既然大家都交待了，也就无所谓牵连不牵连啦！而且当时我的身体也实在顶不住了，关了几个月，顿顿都吃白水煮青菜，营养严重缺乏，全身都开始浮肿了，再拖下去连命都保不住了！所以我就打定了一个坏主意，先按他们说的做个假交待，以后再寻找机会翻案！于是我按照专案组以前提到的那些人的交代内容，比如说谁谁谁发展了我，我后来又发展了谁谁谁，编造了一个交代材料交上去。如果说我这一生中有什么心术不正的话，那就是这个事情了。
哪知道我的材料交上去以后，王勇非常不满意。他说：“王继志的这个交代材料随时都可以被推翻，里面有很多东西是不实的。”他说这话我可以理解。那个交代材料本身就是一个胡编乱造的东西，我关在里面又不了解外面的情况，他们提到的有些人我甚至不认识，所以涉及到一些细节问题，比如时间、地点、组织关系之类，当然经不起推敲啦！所以尽管我做了交待，他们依然没有把我放出来。这个时候南大被关的人已经不多了，全校大概也只有最后的8、9个人。于是就让我们参加“500工程”劳动，就是在校园里面挖500米长的防空洞。这事大概持续了一年多，白天在专案组小分队的监督下参加劳动，晚上集中在一个小楼里住宿，中间不让回家，也不让家里的人探视。而我则一直在寻找时机，准备推翻原来的交代。
“林彪事件”发生以后，我们关在里面的人都不知道。不过我当时也隐约感觉到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情，因为专案组的人对我们的管束不像以前那么严厉了，我们排着队去劳动，走在路上就发现过去批判我们很起劲的那些人，现在不是那么神气活现了，而是一幅如丧考妣的样子。看到这些情况，我觉得为自己翻案的时机到来了！于是当专案组的人再叫我交待问题时，我就跟他说：“我他妈的根本就不是‘五一六’，让我交待什么‘五一六’？前面那个交代材料都是假的。”那人跑去向王勇汇报，王勇说：“我没有说错吧，王继志的交待随时都有可能翻案的。”所以审查“五一六”的时候，我是南大最早一批被关起来的，差不多也是最后一批被“解放”的。最后和我一起被放出来的大概是6个人。
我这个人的脾气一向比较好，但是有时候把我弄急了，我也会反抗的。在被关押期间，因为害怕我跳楼自杀，我住的房间的窗户都用粗木条子钉起来了，连厕所的窗户也钉起来了。有一次我被押着去上厕所，看看周围的情况，想想自己当时的处境，突然一阵悲壮之情涌上心头，情不自禁地唱了一段样板戏，就是《红灯记》里李玉和唱的那一段“休看我带铁镣、锁铁链……”，哈哈……那完全是不由自主唱出来的，哪知道专案组的人听见了，认为我态度恶劣，抗拒改造，把我狠狠批斗了一场。
还有一次，学校里从溧阳农场弄来一些梨子分给教职工，5毛钱一脸盆。一位负责看管我的人对我说：“虽然你是反革命，但我们绝不在物质上亏待你，我们革命群众可以买梨子，你也可以买梨子。”于是我就拿了个脸盆去买梨子。哪知道一位自封为“革命群众”的同事看到了，就跑到工宣队去告状：“怪不得王继志不老实交代问题，你们对他也太宽大了，居然让他跟我们革命群众一样买梨子吃！”于是工宣队就来跟我说：“革命群众对你买梨子有意见，你得把你买的梨子退回去。”我当时还没来得及吃一口呢，一听这话气极了，二话没说，端起那盆梨子“呼拉”一下子全部倒到窗外去了！好了，这回又说我态度恶劣！我说：“前面买梨子，也是你们叫我买我才去买的，否则我根本不知道这回事！现在‘革命群众’有意见，我不吃还不行吗？”为了这个事情，我被批斗了好几次。
董国强：在清查“五一六”期间，有一次在学校大礼堂批斗文凤来，那个时候您被关起来了吗？据说当时文凤来表现得很英勇，根本不承认自己是“五一六”，而且还在大会上公开说，江苏根本就不存在“五一六”。所以后来不管是“红四联”的，还是“八二七”的，还是一些当时的 “逍遥派”，都觉得文凤来的确是一条汉子。
王继志：是的，那是在省革委会成立以后不久。那个时候，文凤来和曾邦元都是省革委会的常委，曾邦元更加受到许世友的重用，文凤来则一直受到排挤。到了清查“五一六”的时候，曾邦元他们就是利用清查“五一六”问题来整垮“好派”。当时不光是文凤来，张建山、葛忠龙他们也被揪回南大来办“学习班”。
董国强：据说葛忠龙当时表现很差劲，在台上痛哭流涕，不但承认自己是“五一六”，而且还揭发了很多“红四联”的同志？
王继志：这个事情南大的人都知道。不过我一贯反对“某某是一条好汉、某某是一个软蛋”的说法。我认为这是我们国民性中的一种“看客”、“围观”心理的典型表现，是一种灵魂麻木的大暴露。你要知道，那些整人的人都打着“革命”的旗号，以捍卫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名义来整人的。他们在当时和事后并不承认自己是“法西斯”、“反革命”，他们标榜自己是正确的，是所谓“治病救人”的。如果那些整人的人事后承认自己是混蛋，是走狗，是法西斯，那他才有资格说某某是好汉，某某是孬种。可是直到今天有哪个整人的人承认自己是孬种呢？
董国强：您的个人处境是什么时候得到改善的？
王继志：那要到1974年以后。当时军宣队撤走了，王勇后来也被调走了，前贵州省委书记周林被调来担任南大党委书记，前江苏省水利厅厅长章德被调来担任党委副书记。他们都是老干部，对那些被结合进领导班子的“八二七”成员比较冷淡，所以“八二七”的那些人感到很失落，就对周、章二人很不满，说他们来南大掌权是“资反路线复辟回潮”，说周林是邓小平刮“右倾翻案风”刮到南大来的。说到底，“八二七”那批人是向上海的造反派头头王洪文看齐的，他们认为既然王洪文可以当党中央的副主席，他们当然可以执掌南大的大权。而我们这些一直受压制的人对周林和章德就很拥护。
粉碎“四人帮”以后，江苏开始对林彪和“四人帮”的爪牙吴大胜、曾邦元之流展开批判。记得有一次在中山东路307招待所召开全省教育工作会议，会上也要批判吴大胜是如何破坏江苏的教育革命的。南大作为文革的重灾区，理所当然应该在大会上作重点发言，但是当时学校宣传部的几个人却写不出稿子来。章德就让当时担任校宣传部副部长的韩星臣跑来找我。一开始我很不情愿。老韩就对我说：“老王，是章德书记让我们来找你的。”这样我才答应了。我跟着他们到了307招待所以后，章德对老韩说：“我晚上回家去住，王继志就住在我的房间里写稿子，你们没事不要去打搅他。”于是我就在那里住了几天，为南大代表团写发言稿。
说实话，我在写这篇稿子的时候带着一种强烈的悲愤之情，一想到“红四联”的干部和群众在南大受迫害的情况，我实在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于是我就把清查“五一六”期间南大有27人被迫害致死的情况都写进发言稿里去了。到统稿的时候，主持统稿的副省长宫维桢由于没有亲历过南大的“清查”运动，根本想象不出南大清查“五一六”会如此残酷，于是带着怀疑的口吻对我说：“你的这个稿子写绝了！按照你说的这些情况，吴大胜这些人统统应该枪毙！”章德听了他的话，立即回了一句：“不是我们的稿子写绝了，而是吴大胜之流在南大把坏事做绝了！”最后这个稿子就按原样通过了。
稿子通过以后，我对宣传部的同志说：“我的任务完成了，现在我要回学校去了。”他们说：“你还不能走，这个稿子是你写的，最好还是由你到大会上去发言。”我说：“我又不是大会代表，我怎么好上台发言呢？”后来还是让我代表南大在大会上作了发言，我记得是在杨公井人民剧场，当时吴大胜、王勇、王良才他们都站在台上，曾邦元也被拉来陪斗。我发言以后，台下的反响十分强烈，都说南大的这个发言揭露得好。大会还专门为这个事情搞了一期“会议简报”。
会议结束以后，章德回来向周林汇报：“我们南大的批判发言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周林听了也很高兴，说：“是吗？那我们就在南大再组织批斗一次！”于是我就在大礼堂又讲了一次，结果也引起了轰动！所以南大有很多人知道我，倒不是因为我在造反的时候出过什么大风头，而是在这次批判“四人帮”爪牙的大会上。
董国强：派性问题是文革的一个严重后果，南大的派性问题到什么时候开始逐渐淡化的？
王继志：那是到了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以后。1967年“一•二六夺权”前后，两派的斗争无非是争权夺利。后来1968年搞“大联合”，上面的态度逐渐明朗了，政治大权不可能由红卫兵造反派来执掌的。特别是在1970至1974年清查“五一六”期间，一开始是上面利用“八二七”打击“红四联”，搞到最后“八二七”的人也被卷进去了，所有的造反派都“一锅煮”了，大家这才明白自己被毛泽东和“四人帮”愚弄了，所以大家都感到心灰意冷了。后来1976年初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时候，南大两派的派性分野就不是很明显了。大家对周总理、“四人帮”的态度是比较一致的。尽管当时上面不让搞追悼会，但是南大追悼会的声势还是很大。
另外派性问题与各单位负责人有很大关系。最早的革委会主任方敏是一个典型的政客，他主持南大工作期间拉一派打一派，群众的派性对立就很厉害。后来周林、章德来了，情况就好转了。关于章德我这里要多说几句。因为后来章德和匡亚明有矛盾，很多人都说匡亚明如何如何正确，章德如何如何不好。其实章德来南大以后做了不少好事，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为“五一六”冤案平反。当初省委决定派他来南大，他就明确对省委表态说：“第一，南大的‘五一六’全部是假的，应该一律推翻。第二，南大那些被打倒的所谓‘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也必须迅速平反。”这在当时是需要很大勇气、很大魄力的。而且他来南大以后，也确实很快解决了这两大问题。他把军宣队、工宣队召集到一起开会，明确要求他们把有关“五一六”问题的“黑材料”全部从个人档案中清理出来，当众销毁，不留任何尾巴！有的人会说这与当时上面的指示精神有关，但是上面的指示总是要有人具体执行的，就我所知，也并不是所有单位的领导都像他那样雷厉风行地解决这个问题的。
还有一点我要强调一下。我在清查“五一六”期间被关了七、八个月，后来又在小分队监管下参加劳动改造，前前后后一共有两年时间，但是我并不记恨那些小分队的人。换位思考，我可以坦白地讲，在当时那个历史条件下，如果上面让我参加小分队去审查别人，我也会那么做的。这里面固然有一个派性的问题，不过更主要的还是当时的大环境使然。在当时条件下，个人对那些错误的东西是无法抗拒的。在文革期间，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作过一些违心的错事，只是卷入的程度深浅不一。
至于我个人，我现在可以很坦然地说，我虽然参加了造反，但是我从来没有参加过“打砸抢”，从来没有批判过我的任何一位老师。这主要是因为“忠孝”观念和“忠恕”思想在我的头脑中根深蒂固。比如陈瘦竹先生，他是我的老师，他在文革期间受的罪可大了，一提起造反派那是恨之入骨啊，但是他对我的看法就从来没有改变。后来我申请入党，系里面支部和总支都讨论通过了，但是学校党委就是不批，陈瘦竹先生就跑去责问学校党委：“王继志申请入党，我们系里面都讨论通过了，为什么你们党委迟迟不批准？你们不是说要尊重基层的意见吗？”党委的人被他弄得没有办法，这才告诉他：“省里面有明确规定，像王继志这样被结合进革委会的人，虽然不属于重点审查对象，但是一不能入党，二不能重用。”
董国强：这是什么时候说的话？
王继志：文革结束以后。
董国强：这个说法很有意思。其实归根结底，造成文革灾难的罪魁祸首是毛泽东，但是现在为了维护毛泽东的威信，主流舆论常常把文革问题简单化，而且把造反派群众妖魔化，好像文革中的种种失误和罪行都是造反派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你们站出来澄清事实显得尤其重要。
王继志：文革期间参加造反的人有许多不同的情况，我不能打保票说所有的造反派都是好人，但是就我个人的有限见闻而言，我认为绝大多数的造反派从本质上说都是好人。再说了，在当时的情况下，在毛泽东的亲自发动和指引下，除了那些被“钦定”的“打倒对象”即彻底失去“造反”资格的人之外，十亿人民又有哪一个不是“造反”派呢？即便是原来的被造反的对象，不也纷纷通过揭发别人而变成了造反派吗？因此在整个文革期间只有“想造反而不得”，绝没有什么“不想造反”的人。就像现在只有“想发财而不得”，绝没有“不想发财”的人一样。
你的提纲中提到关于文革的总体认识，我对此作了一些思考，现在与你交流一下，供你参考。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我认为文革的发生与我们这个民族的劣根性有关。我记得有一个电影导演曾经说过，我们民族的悲剧就在于当一场人为的社会灾难到来的时候，很少有人——甚至可以说几乎没有一个人——敢于站着说“我抗议！”而当这场人为的社会灾难过去之后，又很少有人——甚至可以说几乎没有一个人——敢于跪着说“我有罪！”我觉得他的这个说法是非常深刻的。
事实不正是这样吗？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敢于提出反对意见，就连刘少奇、邓小平他们也没有表示异议，好像大家都是拥护者；文革起来以后，其实大家都卷进去了，有的是先整人、后被整，有的是先被整、后整人，没有人能够完全置身事外，但是运动过去之后又有哪个人愿意忏悔的？好像大家都是受害者。这确实是我们民族的最大的劣根性。尤其可悲的是，本应代表社会良知、良心、正义的知识分子也是如此。所以我经常说，我们的现代中国缺少伟大的人文知识分子，尤其缺少像海明威那样铮铮铁骨、充满血性、敢爱敢恨的真男人。充斥全社会的都是些望风承旨、瞻前顾后、阿谀权威、见风使舵、具有阉宦性格的人。人人以保全自己的头颅为第一要务，严重缺乏人类所应有的社会正义感和责任心。政治运动来了，从来不问对错，只要不搞到我头上就行。甚至为了保全自己，我可以积极帮助当权者去搞别人。正是这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导致我们民族的灾难反复重演。
如果我们完全撇开个人因素，站在历史的、哲学的、全人类的高度，回过头来重新检讨一下文化大革命，那的确是一次人类文化史上空前的大劫难，是一次“人性恶”的大暴露。文革虽然被冠以“革命”之名，但是当时的意识形态宣传中充斥着封建社会的“唯上”、“愚忠”观念，是一场现代条件下的规模空前的全民造神运动。
如果排除其他各种因素，单纯从个人灵魂深处进行检讨的话，其实大家都不干净。“造反派”未必都是品德特别恶劣的人，“逍遥派”和“走资派”也未必都是品德高尚的人。
我最近读了法国心理学家勒庞的《乌合之众》，我认为他的一些观点对于研究文革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他在导言中就指出：“创造和领导着文明的，历来就是少数知识贵族而不是群体。群体只有强大的破坏力。”为什么会如此呢？勒庞接着分析道：“个人一旦进入群体，其个性就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群体行为。而群体行为通常具有以下三个特征：一个是无异议，一个是情绪化，一个是低智商。”我觉得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一场“无异议”、“情绪化”、“低智商”的群体行动。说到底，文革是一场封建主义政治伦理观念主导下的群众运动，表面看来是大鸣、大放、大民主，但实际上是一场为了巩固个人权威，有组织、有计划的全民“造神”运动。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无非是打着“革命”的幌子在那里排斥异己、消灭异己、公报私仇。不过下面的人当时不知道这些情况。就我个人而言，当时参加文化大革命完全是出于一种朴素的“忠顺”观念，认为毛主席就像是我的上人一样，而且比我的上人要崇高得多，伟大得多，他讲的话我们一定要听的。这个信仰是没有先决条件的。
然而仅仅从“盲从”的角度出发，还是无法解释人性当中那些邪恶的东西是在什么条件下被释放出来的。勒庞对此解释道：“群体在信仰的激励之下，很容易表现出崇高的献身精神和不计名利的举动，并且他们所能达到的崇高的程度，是孤立的个人绝对望尘莫及的。但是同时它也忽略了他人的利益。因此在信仰鼓动之下的群体行为通常具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残酷性，一个是崇高性。”正因为如此，所以勒庞最后说：“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最危险的莫过于热衷于重大的社会变革。无论你从理论上说得多么出色，都是最危险的。”
文革就恰恰是以“革命”的名义实施的一场暴政。文革意识形态的恶劣之处还在于，自人类社会产生阶级以来，社会上一直存在着“上层”与“底层”、“官”与“民”、“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对立，这是社会的最主要矛盾，而文革却回避了这个基本事实，把上层赤裸裸的权力斗争粉饰为所谓“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斗争，然后又按照“血统论”的观点将广大群众人为地划分为两大对立群体，即所谓“红五类”和“黑七类”：“红五类”是天然的“革命派”，“黑七类”是天生的“反革命”。结果“红五类”就凭仗着自己的“革命”出身胡作非为，公报私仇，唯我独“革”；而“黑七类”为了改变自己的处境，就要向革命势力献媚邀功，甚至不惜自相残杀。这样一来必然把人性中丑陋的一面全煽动起来了，而把人性中真善美的一面全部扼杀了。这是造成许多悲剧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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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历史】

马骥、李剑钰回忆
文革中的上海工人赤卫队

李 逊 采访整理

【采访者按】对马骥的采访是在1989年7月6日，地点在上海第17棉纺织厂；对李剑钰的采访是在1992年7月3日，地点在上海第31棉纺织厂。整理稿未经本人审阅。
【口述者简介】
马骥，1966年时是上海国棉17厂的保卫科干部，中共党员，与王洪文是一个科室的同事。文革爆发后，马骥不赞成造反派的行为，是该厂保守派组织“工人赤卫队”的发起人。1967年1月被造反派关押进公安局，一个月后回厂“劳动”。文革结束后平反。曾任上海第17棉纺织厂工会副主席。
李剑钰，文革前是国棉31厂党委组织科干部，中共党员。文革初期是国棉31厂“工人赤卫队”的发起人。1966年12月28日被公安局关押。1967年2月被释放回厂“劳动”。文革结束后平反。曾任上海第31棉纺织厂工会主席。

一 马骥口述
我出身贫苦家庭，母亲生了我们兄弟10人，八个都中途夭折，只剩我和弟弟两人。我17岁当养成工。我父亲解放前帮豆腐店推磨做豆腐，我也去帮忙。晚上以邻居的名字去读夜校。解放后在夜校里入团，入团后恢复本来名字，当了学生会主席。1950年“2•6轰炸”时，我参加了救护队。1950年，我报考第二毛纺厂，考取后却正值该厂电力不足，开工不足，就将我们统一分配到国棉17厂的前身裕丰纱厂。刚进厂，因我块头大，让我当加油工，后来又当了统计员。以后我从团支部书记、厂团委委员，一直当到车间党总支书记。1955年，厂里送我去干校培训，回来后，我要求去保卫科。于是先搞肃反，后搞审干，一直工作到文革开始。
王洪文比我小2岁（王洪文生于1934年），原是二纺车间治保主任。我在保卫科时就负责联系这个车间的保卫工作，所以和王洪文很熟，关系很好，无话不谈。以后王洪文去崇明围垦，回厂后也到保卫科来了。当年的王洪文并不坏，只是总想向上爬：当工人时想当干部，脱产当了干部，又想当领导。平时他看到有衔头的人，总是连别人的官衔一起称呼：“某科长”、“某厂长”。王洪文话不多，但有时喜欢表现自己。
我们厂在文革中引起争论的那两个厂长张××（甲）和张××（乙），张甲是部队转业干部，文化不高，但资格老，山东人。做起报告，一口山东话，上海工人听不懂。他做报告，即使有时下面听报告的工人走光，他也照念稿子，继续做报告。而张乙是地下党出身的上海本地工人干部，浙江宁波人，一口上海话。我觉得，比起张甲，张乙与工人的关系更密切。二张有矛盾，我看主要原因在张甲。当时他俩都是副厂长。张甲想当正厂长，大概因为他资格老。张甲文革前分管人事、教育和保卫，和王洪文关系很好。文革中他支持王洪文。文革中张甲官当到上海棉纺公司副经理。
王洪文7人大字报时，我没参加，当时正出差去青岛。但我如果在厂里，我也会在王洪文大字报上签名的，因为我有同感，同意王洪文大字报的观点。我们厂党委对那些过去的资本家、小业主等是比较客气的，而我当时思想比较左。搞保卫工作的人思想总有些左，都是阶级斗争第一线的人，自然受“阶级斗争”论影响很深。我当时也认为厂党委包庇成分不好的人。
王洪文大字报出来后受到张乙压制。正好我出差青岛回来，我就写了一张几问张乙的大字报，我自己一个人写的。这样，我们保卫科的人都站在一起，观点都一样了。我还写了一张呼吁的大字报，和王洪文连夜去纺织局告张乙的状。局里后来就派了工作队来，队长姓肖。
工作队来后，我认为应该相信工作队，相信毛主席。但王洪文则有功臣思想，认为工作队是他去请来的，应该重视他。而实际上这个工作队也确实很重视王洪文。但是，这个工作队是局里派来的。后来，市里又派了以市总工会副主席施惠珍为队长的工作队来，大概是市里统一派的，局里派的工作队就撤回去了。市里派来的工作队不重用王洪文，也不反对张乙。王洪文于是又赶工作队，成立“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
我当时觉得，向领导提意见我不反对，文化大革命就是号召大家起来提意见。但我反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王洪文那时人不大在厂，经常外出串联。我开始觉得王洪文有野心。我和王洪文的公开分手，是在他以后又成立“永忠”（“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安亭事件”时，我们的分歧爆发了。我觉得王洪文的造反队中，受过各种处分的人多，我看不惯；王洪文他们把毛主席用来斗地主的语录去斗干部和党员，我不能接受。我觉得，王洪文已经不是在造资产阶级的反，而是在造无产阶级的反。因此，几乎在“永忠”成立的同一时期，1966年10月间，我们也成立了个“捍卫队”（“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和王洪文对着干。王洪文他们抢工作队材料，我们就掩护，我们认为工作队是党派来的，不该乱斗。王洪文于是写了我很多大字报。
我们的“捍卫队”一成立，就得到工人的拥护，一下子就有4、5千人参加，而王洪文他们直到1966年9月份时，至多也只有100到200人。“安亭事件”中，张春桥签“五条”，我们反对：怎么卧轨拦车破坏生产，反倒成了革命行动？于是我们组织游行抗议。抗议口号是：“抗议张春桥在上海执行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双五条是大毒草”，这个口号是我拟的。这个游行是我们厂单独行动的，没和其他厂一起组织。当时杨浦区区委书记打电话来叫我们不要游行，但我们还是游了。下午二点，早班工人下班，常日班的工人也快到下班时间。两个班头的工人都用业余时间参加游行。从国棉17厂所在的杨树浦路，一直游到外滩，沿途许多市民加入我们的队伍。到了外滩，厂里一个工人打电话来说：“你们游行游得好，生产我们顶！”游行途中，北航的红卫兵见是反造反派的游行，很反感，要抓领头的，问队伍中工人谁是领头的，工人们保护我，说不知道。我们最后休息在一家电影院。潘月法（上海赤卫队总部常委）知道了，马上赶来，对我们说：“我代表赤卫队总部向你们祝贺。”我们要求曹荻秋接见。我们知道，领导和我们是一个观点，但我们也不希望被造反派抓住辫子说我们是“保皇派”。后来是王少庸到我们所在电影院来的，我们要求去北京反映情况，问问张春桥这样做对不对。王少庸同意了，派了我们厂15个人，我和潘月法也去了。
到北京是中央接待站接待。那几天正逢周恩来在北京体育馆参加什么集会，我没去，但让去的人把周讲话记下来。周讲话和北京接待站人讲话，都是大路货，他们当时也不可能讲倾向性的话，但他们都说要抓革命，促生产，不要打击一大片，我们听了也很满意。我们感到自己是对的，毛主席应该知道我们的。我当时觉得，赤卫队都是忠心耿耿的，保卫党委，保卫党中央和老干部；我觉得这些老干部都是爬雪山、过草地过来的，怎能全都打倒？！后来，赤卫队总部虽然想将我作为委员，但我和总部的人联系不多。《解放日报》事件我们没有参加。我当时认为，厂里情况我熟，好人坏人分得清；外面和市里的人，我不了解，弄不好会被利用。
张春桥曾经接见过我们。张春桥是两面派。我们当时反映王洪文和潘国平（工总司另一个主要负责人）在厂里的表现，张春桥当面对我们说，你们反映的情况很好，我们会调查。后来根本没有下文。我们感到自己搞不过造反派。他们会捕风捉影，无中生有，会打人，我们却只会实打实地讲道理。形势越来越令我们不理解，党中央发的这个那个文件，也越来越使我们搞不懂了。我想，我们的想法中央都已经知道，为什么形势还是这样发展？！
形势对“赤卫队”越来越不利。康平路事件后，各处“赤卫队”被砸，还听说玻璃机械厂的“赤卫队”头头被抓。我们于是也作好准备，将当时算值钱东西的手表放在家里不戴，平时穿破旧衣服上班，准备被抓。果然，一天晚上，一群学生和造反派来我们厂抓人。我怕两派冲突打起来，就说“我去吧”。一到厂门口，就被塞进一辆冷藏车，开到提篮桥，又换了辆轿车，把我关进提篮桥监狱。我被抓后，开始下面队伍没散，大家到杨浦分局去要我。在公安局，一开始对我也还算客气，但没多久就将我当敌人，审我的人气势汹汹，说我反对文革，说我反革命。
关了一个多月后，我被放回厂，回保卫科报到。保卫科里除了我都是造反派。我正坐着，王洪文来了。他是东北人，平时说普通话，这时却学着上海话，拍拍我的肩说：“马骥，交关对勿起，我负责。”我没理他，弄得他很尴尬。其实，说是放我回厂，实际就是让我回厂挨批斗。不久就让我去二纺车间，监督劳动，出布机垃圾。每天强迫我身前身后各挂一块大牌子，上面写着“赤卫队黑头头”、 “铁杆老保”等字样。他们强迫我天天早请示、晚汇报，我就抄毛主席语录作为汇报。这样我经常挨斗。后来，时间长了，我和二纺车间工人干部关系熟了，就渐渐不斗我了。不过，厂里的造反派还经常斗我。
国棉17厂成立厂革会后，王洪文是厂革会主任。成立厂党委时，我没投王洪文的票。王洪文当时还差2、3票，就可以得全票。造反派说，王洪文能当中央委员，难道不能当厂党委委员？他们就查是谁不投王洪文的票。当时选举是划块选举的，我是二织选块的。他们统计后，发现这个选块王洪文少了一票。他们就查选票，怀疑是我不投票。
正在这时候，厂里有人写匿名信反对王洪文，厂里于是借查匿名信之名，将我隔离在厂疗养所一个多月，说是给我“办学习班”。开始我很奇怪，想不出他们为什么要关我。我之前确实也写过信，但都是署名的，署上我自己的名字。一封是“一月革命”前写的，给曹荻秋，说王洪文造反动机不纯，四清工作队没重用他，他没当上厂文革主任才造的反。我了解王洪文，当时要是封他个官，他就不会造反了。另一封信是“一月革命”后写的，给张春桥，也是反映王洪文的问题。
后来他们问我，为什么反王洪文，不投王洪文的票，我才明白是为了这一票而将我关起来。审问我的人说王洪文是中央委员，代表党中央，反对王洪文就是反对毛主席。我说党章规定党员有投票自由，我高兴选谁就选谁，这是党章规定的权利。我没敢说“王洪文不代表党中央”。他们还问我是否写过匿名信。就这样，4个人，其中两个人还都是保卫科的，轮流看住我，不让我回家。与我关在一起的还有厂里的“清队”和“一打三反”对象，厂里说他们这个有政历问题，那个是军统特务。厂疗养所成了关人的地方。我当时写了一首打油诗：“漂亮疗养院，四人服伺我，吃饭有人陪，小菜一毛五。楼下中统楼上我，敌我同住疗养所”。
他们整我，将赤卫队袖章做成马夹背心，逼我穿着在各车间游斗。整我不算，还整我妻子。我妻子也是国棉17厂的。她早班下午二点下班，他们就在厂门口斗她，直斗到晚上9点。她上中班和夜班，下班都是晚上甚至半夜，他们照样斗。他们说我妻子“你男人是反革命，你也不是好东西”。我儿子在上钢五厂，我女儿插队落户，我弟弟在船舶学校，他们都去搞。我想换个环境，调工作，他们不肯，说要卡死我。有人劝我向王洪文写信，我不肯。
1972年，或是1973年左右，我被从车间调往食堂，当管理员。结果没多久，《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发表文章，将我作为王洪文“不但能够团结与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还能团结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甚至反对过自己的人”（这是毛泽东的话）的实例。我看了很生气，不干了，回二纺车间，还当我的清洁工去。后来听说，那时其实有可能调我去厂部的其他办公室，王洪文不肯。所以可见，王洪文的气量还是很小的，他既要做做样子给别人看，又想卡我。我干活时，王洪文经常到二纺来，他来我就避开，我不愿理睬王洪文。在食堂里吃饭时，王洪文有时向我招手，示意我坐过去，我也不离开原来的位子。
王洪文越向上爬，我越想不通，我觉得，论文化程度，论工作能力，论思想水平，论口才，他都与我差不多，当个厂长、厂党委书记已经很可以了，怎么还升到了市里甚至中央去？他的底牌我了解。这么大的中国交给这样的人怎么行？我想不通。我感到王洪文总有一天要掉下来的。
所以，“四人帮”一垮台，我们厂我第一个写拥护大字报。

二 李剑钰口述
我生于1939年。1956年进申新6厂，当时只有17岁，是申新6厂最后一代练习生。练习生是学习当管理人员的，练习生结束后，我就担任印染车间的统计。我父母都是工人，而我进厂就当了管理人员。当时我们都是非常听话的，叫干啥就干啥，平时连打个电话都会脸红。
1957年3月我被调华东纺织局第二干部学校（在天山路上），学习统计业务，学期半年。1958年4月，毛主席号召干部下农村下基层，我们厂党委负责人带队去南翔一个生产合作社，我也参加了，下乡劳动半年，1959年就在南翔应征入伍，参军到地处青岛的海军第二航空学校，学习机械，半年后留校工作，担任区队长。1962年12月，我在部队入党。1963年10月复原回厂，这时厂名已由申新6厂改为国棉 31厂，我被分配在厂党委组织科。1964年下半年“社教”转“四清”，我被借调到“四清”工作队，最初在机电一局所属上海铸钢厂工作队，后来转到纺织局所属毛纺厂工作队。先去17毛（上海第17毛纺厂），后去18毛（上海第18毛纺厂），在18毛，正要结束“四清”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当年我27岁，尚未结婚，还是个单身汉，住在国棉31厂对面的工厂宿舍里。所以我人虽然在工作队，但每天吃早饭要去厂区的食堂，进进出出，厂区内贴的大字报都看得到，对厂里运动发展十分了解。
据我了解，我们厂党委最初号召大家贴大字报，只是根据《16条》所规定，做了一般性的号召，没有专门指定要贴谁。当时被群众“揪”出来的“黑帮”，既不是当权派，也不是“学术权威”，而是“四清”中被查出有贪污行为、挪用公款的对象。例如××，文革前是厂托儿所的管账，却克扣孩子们的奶粉，“四清”时受到退赔100元处分，文革初期被贴大字报非常多。另一个被贴大字报较多的，是一个平时牢骚话较多的工人。当然，这些话放在现在看，不算什么问题。
群众的大字报到7月，逐渐转到党委领导身上。贴大字报的都是平时表现不太好的一帮人：有的干活不卖力，有的曾有贪污行为，有的轧姘头骗人家的钱，事情被戳穿后，翻英国驻沪领事馆的墙避难未遂被抓。也有的人，我们当时认为有问题，现在看来根本不是问题，例如父亲是国民党少将，“出身不好”。但贪污、诈骗、通奸，这样的行为在任何时代都是被人不齿的。所以我当时很看不惯，觉得这些人自己有这样那样问题，却对党委左一个质问，右一个勒令；自己屁股不干净，硬说别人整他黑材料。他们今天围攻这个厂级干部，明天围攻那个党委委员，每天下班后闹得很厉害（当时搞运动都在下班后）。1966年8月初，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之前，我写了第一张大字报《山雨欲来风满楼》，不同意对党委的攻击。大字报虽未点名，但谁都看得出我写的是谁。大字报一贴出，便受到少数派围攻。说我的大字报是党委的救命稻草。当时还不称“造反派”，而称“少数派”，因为他们人数少。
其实，没有任何人让我或暗示我写大字报，我是看不惯，打抱不平。我在党委组织科工作，对党委的情况了解，对那些人的情况也十分了解。而且，我的经历，我所受的教育，也决定了我当时的思想方法。我认为，矛头不应指向党，有意见可以提，但要实事求是；现在是社会主义，共产党领导，党中央号召揪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但不是不要党的领导了。那些人站在党的对立面，把所有的干部都看作运动对象，大方向错了。我的依据是《16条》。《16条》上面说是揪“一小撮”，而不是打击一大片。其实现在看来，《16条》两面都能解释，既可以这样理解，也可以那样理解。
1966年9月23日晚，造反队又围攻党委干部。当时我们厂已进驻了文化革命工作队，造反派说要开辩论大会，通知工作队，工作队同意了。我那时仍借调在毛纺厂的“四清”工作队，朋友怕我吃亏，特地打电话给我，叫我不要参加。但我年轻气盛不买账，从工作队下班后赶回厂，闯进会场与造反派辩论。辩论中心是“矛头对准谁”。这次辩论我们占优势，我们多数派在厂里占了优势。形势就这样将我卷进31棉的文革运动。我向所在“四清”工作队提出回厂参加运动。当时我是工作队的材料组长，工作队长不放，经我工作的国棉31厂工作队长商量，用手下一名分队长替换我。1966年10月18日，我回到31棉。
我们厂的造反派开始是108人，被称为“一百零八将”，老中青都有，如黄金海等是30多岁，××40多岁，××50多岁。而我们多数派则以年轻人为多，共700多人，到1966年12月底，戴袖章的赤卫队员是750人。当时全厂职工人数是8000多人，党员700多人。
对“安亭事件”，我很不理解。张春桥我本来就没好感，觉得他极左，现在又是他签订“双五条”。这些造反派，不做生活，破坏交通，中断铁路，造成恶劣的国际影响，张春桥却承认都是革命行动，还要送面包去，再用卡车把他们接回来。“安亭事件”刚结束，11月15日，我去市委接待站，还去华东局，要求澄清。11月18日，曹荻秋在市少年宫接见我们，说对造反派不支持、不参加、不赞成；还说马天水正在中央开会，上海的文革情况每天都向中央汇报，相信中央会正确处理的（这次谈话我们作了录音，文革结束后，我把录音带交给了中央工作组）。我提出，造反派成立全市性组织，我们是否能成立全市性组织与造反派抗衡。曹荻秋说，全市性组织要看中央决定，现在不宜组织。他建议我们成立筹备性质的组织为好，灵活，如果中央以后不同意，也有退路。当时我就产生了成立组织的想法。
以后不几天，中央发文件通知销毁黑材料，要各方派代表参加。我们厂是工作队为一方，造反派的“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为一方，厂文化革命委员会为一方。我对工作队长说，我们也要参加。工作队长反问我一句：“他们代表他们的组织，你代表什么？”我说：“那我们也成立个组织！”工作队长说：“你们要成立是你们的事，我不管！”我于是马上出海报，发通知和邀请。通知了各方代表，也邀请造反派，到下午5点钟就开了成立大会。现在想想，会开得真迅速。事后我才知道，市委当时有个精神：多数派要成立组织，就让他们成立吧。
　　我们组织的名称是“捍卫无产阶级专政赤卫队”。我们规定，编制是干部的不能参加。编制是工人可以；支部委员等党的干部，只要编制是工人的，都可以参加。大多数干部感情上是倾向我们的，许多干部要求参加，我们劝他们别参加，我们不想给造反派抓把柄说我们组织里都是干部和当权派。可以说，我们厂赤卫队的成立，是我们自己要成立的。造反派有组织，动不动以组织出面，我们没组织，不能形成力量制约和抗衡他们。工厂党委和市委思想感情上是支持我们成立组织的，但他们没有直接指使我们。虽然可能有暗示，但确实是我们自己组织成立的。
“三停”（注：指当时造反派诬称赤卫队要搞停水、停电、停交通来破坏生产，破坏文化大革命）肯定是没有的，《工人造反报》上那篇揭发“赤卫队”搞“三停”的文章影响非常恶劣。当时可能有人讲了些气话，说市委“蜡烛”（注：系上海话，即不点不亮，不说上几句不明白之意），造反派不生产停交通倒是革命的，难道非要我们也将生产停下来？但这最多只是气话，最终没有形成决议。当时的决议是决定游行抗议，如果不能游行，就派先遣队去北京。而在那篇文章中，似乎赤卫队已通过“三停”决议，并已布置实施，这不符合事实。
1966年底发生的“康平路事件”还没结束，12月28日，我就被关进杨浦公安分局，当天转到市公安局，1967年1月9日深夜又转到虹桥路，和港务局的当权派李广关在一起。我对文革始终是想不通的，大批老干部靠边，受迫害，我对照历史，觉得这是杀功臣。令我转变的是中央给造反派的贺电。中央贺电来时，我正被关着。当时我说，我们是先天不足，毛主席不支持我们。我想，毛主席都支持造反派，我还有什么理由坚持，我应该转变立场。但是，我心底始终有想法，我只好尽力不去想。有时实在熬不住，私下里讲讲，就被当作典型批判。批右倾翻案风、批邓，还有其他什么运动，我反正都是反面典型。批邓我也是典型。1974年批林批孔，因我同厂武装部长关系好，就说我们是“裴多菲俱乐部”。那位部长说过：我没有枪，有枪把造反派全毙了。这话被揭发出来，说他对造反派刻骨仇恨。
1967年2月13日我被放回厂。先是天天在厂门口，挂着牌子，清扫工厂要道，造反派这是存心出我丑。两星期后下车间当辅助工，在织造车间打包、修口。“九大”前恢复我党组织生活，但其他方面仍“靠边”。直到1973年5月，要我写认识，对我“落实政策”。我是被“落实政策”最晚的一个。1973年6月1日，让我到供销科搞计划。而在此之前，1972年我还挨过批。原因是厂里要批《工业70条》，我认为70条没什么不好，不肯批判，于是又挨批判。1974年“反击右倾翻案风”时，造反派将大字报贴到我的办公桌上。
自从“康平路事件”后，我就再没有与赤卫队总部其他人来往过，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重新来往。
黄金海文革前表现还可以，没什么大缺点，就是穿着打扮在当时比较醒目而已。

原载《史林》2009年增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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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读往来】

一、夏继波对上期王广宇文章中的一处说法提出不同意见：

上期王广宇先生的文章，有个地方值得商酌。文中说：“1967年6月初，在人民大会堂大礼堂召开一个外事口的大专院校各派红卫兵大会，这个会原来的目的是叫中央文革出面批评外事口大专院校少数人把斗争矛头对准周总理、企图打倒周总理的反动思潮，然而在大会上，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发言，言不及义，不着边际说一通，没有一个人说周恩来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
实际上，在这次讲话中，无论是康生还是陈伯达都说了周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康生说：“现在出现了炮打周总理的反革命逆流，大家应注意。周总理是坚定的左派、毛主席司令部里的人。”陈伯达说：周恩来“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他从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是支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述讲话可见当时红卫兵报纸，例如首都红代会部份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于1967年9—10月编写成《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2．9——1967．10）》铅印本，共153页，内部发行；另见 李晓航《“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兴亡记》，载《华夏文摘》增刊2003年3月10日出版第330期，以及“六月三日晚十点三十分至四日晨二时，中央首长及中央文革负责同志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肖华、杨成武、叶群、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外事口和红代会核心组。摘要”，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06年版）。

二、卜伟华谈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媒体对林彪的提法：
《记忆》第26期上余汝信致阎长贵信中说：“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直至1967年中，在公开媒体提及林彪时，中央宣传口径用的都是“林彪同志”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提法，查阅一下当时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莫不如此。公开媒体使用“林副主席”的提法，大致是在1967年中期以后。”此说不确。
　　经查，《人民日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多次使用“林副主席”的提法，至当年12月31日，共有15次使用“林副主席” 的提法（见1966年8月19日、21日、29日，10月18日，11月9日、18日、21日、26日、30日，12月1日、5日、18日、20日、23 日、28日《人民日报》）。1967年年中之前，即1月1日至6月30日，共有59次使用“林副主席”的提法。

三、作者尹慧珉来信，对上期尹文中最后一张照片的说明文字提出更正：“前年85岁”应为“前年83岁”。

四，胡泊来信谈王广宇及冷卫的文章：
1、王广宇文章《“五一六兵团”反周恩来事件发生前后》称：江青一伙在内心中从不把周恩来当作“无产阶给司令部”的人。而阎长贵在《1967年，江青与周恩来的关系》一文中则认为江、周当时热络得很，江无倒周意图。王文收入其与阎长贵合著的《问史求信集》，不知书中两人观点是否打架？
2、《记忆》去年第六期冷卫《中国特色的毛泽东——从特里尔等学者之失说起》一文中有两处错误。一是：“他的胞弟毛泽民也曾对他抗议说：‘共产党不是你毛氏宗祠！’”这里的“毛泽民”应为“毛泽覃”；二是文中说“《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时，毛才不过三十岁；但终其一生，有谁听见过毛赞扬这个观点——‘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将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前提’？”粗略一查，《毛泽东文集》三次谈及类似观点，且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十一、党性与个性问题）中，偏偏引用了“这个观点”。详如下：“这个问题，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讲得很清楚，他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不能设想每个人不能发展，而社会有发展，同样不能设想我们党有党性，而每个党员没有个性，都是木头，一百二十万党员就是一百二十万块木头。这里我记起了龚自珍写的两句诗：‘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在我们党内，我想这样讲：‘我劝马列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不要使我们的党员成了纸糊泥塑的人，什么都是一样的，那就不好了。其实人有各种各样的，只要他服从党纲、党章、党的决议，在这个大原则下，大家发挥能力就行了。讲清楚这一点，对于党的进步，对于全体党员积极性的发挥是会有好处的。”
应该说，冷卫君的结论大多正确，但论证的过程有瑕疵，比如话说得太绝对，比如感情色彩太强。主题先行是可怕的，哪怕是正确的主题，中共和毛的败笔为此做了最好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