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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忆 ２００９年８月１３日第２０期
ＲＥＭＥＭＢＲＡＮＣＥ 总第三十期
２００８年９月１３日创刊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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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五一六”专辑
史林一叶
王广宇 “五一六兵团”反周恩来事件发生前后
蓦然回首
尹慧珉 一场莫须有的大运动——记在干校时的清查“五一六”
杜钧福 我是怎样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
口述历史
施万春 她是时代的牺牲品——清查“五一六”给我发妻造成的变化
南京大学深挖“五一六”见闻——蒋广学教授访谈（节录）
小资料
谁是“五一六”的后台
故纸堆
周恩来接见外事口核心组军宣队工宣队负责人时关于清查“五一六”的指示
陈伟 “五一六”的阴谋、罪行和组织（节录）
编读往来
一、 祝若馨谈顾土文章 二、黄肇炎补充“四个面向” 三、司马清扬来信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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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五一六兵团”反周恩来事件发生前后
王广宇
十年动乱期间，发生过一桩震惊全国的大案，这就是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案》。这桩公案起源于“五一六兵团”反周恩来的事件。
笔者是当时中央文革办事组的工作人员，是“五一六兵团”攻击周恩来总理事件发生时的见证人。
“五一六兵团”要贴攻击周恩来总理的大字报，大约发生在1967年8月上旬。最早发现这件事将要发生的是中央文革记者站的一位通讯员。这位通讯员当时正在北京钢铁学院采访，他对北京钢铁学院各派别和他们的头头都比较熟悉，因此各派头头的观点和运动中的行动计划都不避讳他。钢铁学院“五一六兵团”是一个很小的群众组织，它的行动尽管影响不了大局，但却代表了当时的一种极左思潮，他们想充当攻击周恩来的急先锋。
“五一六兵团”公开贴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正是迎合了江青一伙的心里想做而不敢做的事，但是这些红卫兵错误地估计了形势，“造反”未成，却成了反革命。
“五一六兵团”策划攻击周恩来，要公开贴周恩来的大字报的会议和准备过程被这位通讯员全部掌握。据说“五一六兵团”开会时他也在场，所以“五一六兵团”的行动计划，包括贴大字报的时间、地点、行动步骤，大字报的标题等，在“五一六兵团”开始行动前的四、五个小时，这位通讯员就将情况及时准确地报告了中央文革记者站。如果中央文革小组想要制止这个事件的发生，有充分的时间。然而，中央文革小组却放纵，怂恿这个本可以避免的事件。事后，江青却把这个罪责一古脑儿地栽到即将打倒的过去的同伙的身上。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67年8月上旬的一个晚上9点左右，中央文革记者站北京记者组负责人袁光强，给我打了一个紧急电话，说有重要情况报告。他在电话中说：北京钢铁学院有个叫“五一六兵团”的群众组织，策划了一起攻击周恩来的活动。他们决定今晚零时在北京的新街口、西单、东单等闹市区大街上，张贴攻击周总理的大字报，大字报已经写好，只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出去张贴。袁光强还说了几张攻击周总理大字报的标题。他强调这个情况是准确的，“五一六兵团”策划这个行动，我们的通讯员就在现场，希望马上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
当时，中央文革小组正在钓鱼台十六楼大会议室开会。我把袁光强报告的内容整理成电话记录，到会场直接找主管办事组的小组成员戚本禹，把电话记录送给他看，他看后只说了一句：“请谢富治同志处理！”未作批示就把电话记录递给我，我考虑戚本禹的话空口无凭，我找谢富治不好说，于是我在电话记录纸的批示栏写上：“戚本禹同志说，此事请谢富治同志处理。”然后放在正在列席中央文革小组会的谢富治面前，我就退出会场。
按谢富治当时的身份，戚本禹让谢富治去处理，似乎也顺理成章，谢富治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公安部部长。从我把电话记录放在谢富治面前到“五一六兵团”张贴反周恩来的大字报，至少还有两、三个小时，可是直到12点后中央文革小组会议散会，办事组值班室一直等待处理这件事情的批示都没有得到答复。后来，我听说，参加会议的小组成员和列席人员都在会场传看了这个电话记录，当晚散会后，小组成员和往常一样，似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当然也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
午夜后，由于中央文革小组的放纵,“五一六兵团”贴周恩来的大字报的事件终于发生了。后半夜，我打电话问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的秘书邵崇勇是否掌握了“五一六兵团”贴周总理大字报的情况，他告诉我已经掌握了，“五一六兵团”贴出大字报后，马上就有人用其它内容的大字报覆盖上了。为了证实邵崇勇所说的情况，第二天早晨，办事组的矫玉山和姜材熙乘车去“五一六兵团”贴大字报的地方转了一圈，再没有发现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
这个事件的发生，是中央文革放纵的结果，以当时中央文革在红卫兵心目中的地位，制止这件事情发生可以说不费吹灰之力，只要到钢铁学院找到“五一六兵团”的头头打个招呼，谅他们也不敢一意孤行；如果真的说服不了，还可以采取强硬措施，制止它的发生，这在过去是有先例的（如对外语学院的刘令凯），可是中央文革不管，把这件事推给谢富治去处理。据我的了解，谢富治虽有那么多官衔，但在重大问题或敏感问题上，他绝不敢作决定，他要看中央文革特别是要看江青的脸色行事的，他的不作为，也不足为奇。
放纵“五一六兵团”贴周恩来的大字报不是偶然的，只不过是中央文革小组对周恩来的态度的一次表演而已。据我在中央文革办事组工作期间的了解，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表面上似乎对周恩来是尊重的，特别是在公开场合，这只是现象。这是因为当时毛泽东要依靠周恩来管理八亿人口的国家，更主要的是周恩来在党、政、军中，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碍于这些，即使江青一伙对周恩来心怀不满，也不敢轻举妄动。为了维护国家的正常运作，保证人民的衣食住行，周恩来日夜操劳，同时又要同毛泽东支持的中央文革的“造反”，“打倒”一切，保持协调。中央文革在文化革命初期，只要开会通知周恩来参加，他都到会。1967年以后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大批领导干部被打倒，国家机关逐步瘫痪，能出来工作的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寥寥无几，周恩来的担子就越来越重。这时中央文革地位却日益升高，它实际上代替了书记处，中央向全国发文件把中央文革和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并列，使中央文革变成了有实权的政治组织。
中央文革小组对周恩来的态度，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表现出来，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中央文革要“造反”，要“打碎旧机器”，“破四旧”，煽动红卫兵冲击国家机关，破坏正常生产和生活秩序，而周恩来必须维护国家机构的正常运作，和正常的工、农业等各项生产。中央文革或明或暗地到处煽风点火，周恩来只好去出面救火，去说服红卫兵造反不能破坏生产和工作，而江青一伙则诬蔑周恩来是“救火队长”。江青曾在中央文革办公室当着工作人员的面说：“总理呀，总理呀，怎么总去当救火队呀！”二是中央文革煽动红卫兵打倒和揪斗大批老干部，而周恩来则千方百计，以各种方式保护老干部；江青一伙认为，周恩来是“老保”，是给群众运动“泼冷水”。周恩来和中央文革江青一伙在这两个主要问题上一直存在着分歧。因此，江青一伙在内心中从不把周恩来当作“无产阶给司令部”的人。
这里举两个小例子：
1967年2月发生所谓“二月逆流”后，中央文革小组编辑一种叫“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资料，企图说明主张“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不是中央文革，而是那些攻击中央文革的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在这个材料中，作为正面学习的文件中选了毛主席、林彪、陈伯达、江青等人关于文化大革命中要讲政策，不主张打倒一切的言论。而作为反面材料加以批判的则选了陶铸、王任重、陈毅、谭震林等人在文革中讲过的个别过头话或错话。这两方面的言论都没有选周恩来的言论，但是最后却送周恩来批发这个材料。
另一件事是1967年6月初，在人民大会堂大礼堂召开一个外事口的大专院校各派红卫兵大会，这个会原来的目的是叫中央文革出面批评外事口大专院校少数人把斗争矛头对准周总理、企图打倒周总理的反动思潮，然而在大会上，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发言，言不及义，不着边际说一通，没有一个人说周恩来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陈伯达第一个发言，他可能批评了某些派别的极左思潮。他讲完后，江青讲话可能刺了一下陈伯达。陈伯达吓得六神无主，惊慌失措，竟然从主席台上跑到后台来回踱步，他看到我，马上把我叫到后休息厅门口问我：“我的讲话你听了有什么问题吗？”我答复说：“我没听出来。”后来他又问了我一次。唯独列席中央文革小组会的叶群，可能没摸准江青的脉搏，讲了两句话：“林彪同志是很尊重周总理的”，“周总理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嘛！”以叶群当时的身份和地位，她的讲话起的作用有限，因为她不算中央文革的人。这个会周总理值班室有赵茂丰等三位同志参加并作了详细记录。江青一伙在这样的会上不讲保周恩来的话，必然给那些反周恩来的思潮起到一种暗示作用。
“五一六兵团”贴出攻击周恩来的大字后几天里，江青一伙一直没有作出反应。大约8月中旬，由戚本禹出面叫办事组的专职党总支书记王道明组织人调查“五一六兵团”背景和活动情况。王道明按戚本禹的布置，先找记者站的几位记者进行调查，在调查过程中，记者站有个别记者反映，记者站调查组中有的记者同“五一六兵团”的成员有牵连，调查结论可能“不客观”。王道明考虑到这种意见，但并没有中止记者站调查组的调查，只是又重新组织了办信组的几个人，另搞一摊同时进行调查。经过几天的调查，搜集了一些材料，两个调查组要求向王道明汇报调查初步结果和在调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调查“五一六兵团”本来是王道明亲自抓的，我一直没有参与，而王道明在去记者站听两个调查组汇报前，一再让我同他一起去听汇报，帮他出出主意，我只好从命。汇报会是在花园村一号记者站开的，参加汇报会的主要是调查组的同志，记者站负责人徐学增也一起听了汇报。据我回忆，汇报主要谈了以下内容。
一、所谓“五一六兵团”是北京钢铁学院的一个小群众组织，参与攻击周恩来活动的人很少。他们号称“兵团”带有虚张声势，给自己壮胆，达到迷惑群众的目的。其实参加攻击周恩来活动的人数连一个排也没有，地地道道的“一小撮”。
二、有的人怀疑中央文革记者站最早向中央文革小组反映“五一六兵团”反总理活动的通讯员，能够那么准确及时地掌握“五一六兵团”的动向，肯定同“五一六兵团”骨干分子有密切联系，否则很难了解到这种核心机密。这位通讯员外出采访用的是《红旗》杂志记者站通讯员的名义（按：当时中央文革记者站对外活动都是以《红旗》杂志记者站的名义出现）因此这事又和《红旗》杂志社挂上了。
三、在调查中，从“五一六兵团”骨干分子的笔记本中，发现记载着《红旗》杂志社编辑周英的电话号码，而周英是《红旗》杂志社副总编辑关锋的妻子。还有“五一六”骨干分子宣称；他们同《红旗》杂志社编辑部负责人林杰有联系。这样又进一步说明，“五一六”兵团同《红旗》杂志有瓜葛。
四、《红旗》记者站的记者同国务院某部门的一个老干部叫何畏的有过接触。据说他同“五一六兵团”骨干分子有联系。这样又说明“五一六兵团”同《红旗》杂志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对这个问题，记者站负责人徐学增作了解释，他说，戚本禹收到过何畏写给他的一封信，请求戚本禹接见他，说有重要情况反映。戚本禹把这封信批给了徐学增，让他去见一下何畏，听听他要反映什么问题。徐学增说：我过去并不认识他，也不了解他的政治倾向，只同他谈过一次话，何畏所反映的意见主要是对本单位的运动情况，我已经向戚本禹作了书面汇报。
汇报会还谈了些什么我记不起来了。在徐学增讲完话后，我顺便插了几句话。我说：中央文革的记者就是要了解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各种情况，不管他是什么派别，只要是采访对象就必须同他们接触，既要同造反派接触，也要同保守派接触，为了采访甚至“走资派”，“反革命”也要接触，不能说，同有问题的人一接触，就成了这些人的同情者和支持者，如果这样联系，那么我们的记者今后还怎么开展工作？我这番话，在我被逮捕后，记者站开我的批斗会时，成为包庇“五一六”分子的罪行。
汇报会上，参加调查的人普遍反映，《红旗》杂志社记者站的记者，被搅进了“五一六兵团”事件，调查很难继续下去，王道明听了汇报后表示，调查还需要深入，要有充分证据，不管牵连到谁，调查都不能停。最后，王道明决定，调查组的活动以后不要用《红旗》杂志的名义，用中央文革办事组的名义进行。同时决定原来的记者站和办信组两个调查组合并成一个调查组，统由王道明管。
“五一六兵团”事件的调查还在继续进行，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即1967年8月底，王力和关锋出问题了，8月30日晚中央文革小组会议开完批判王力和关锋的会后，他们两个被隔离审查，每人带一套《毛选》和纸笔关到钓鱼台二楼去反省检查。
对“五一六兵团”调查的初步情况已经报告到中央文革小组，“五一六兵团”同《红旗》杂志有联系，主管《红旗》杂志的关锋又被隔离审查，这正是江青一伙推卸罪责，洗刷自己的最佳时机，他们趁机把反周恩来的罪责全推到过去的同伙王力、关锋身上，似乎王力、关锋耍反革命两面派，欺骗蒙蔽了江青。1967年9月5日，江青一个讲话透露中央文革内部揪出了坏人，而这一伙坏人的矛头是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五一六”反革命活动就是明证。后来，就把“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特征概括成上述的所谓“三指向”。
本文根据作者提供的文稿编排，与收入作者与阎长贵合著的《问史求信集》（北京，红旗出版社2009年4月第一版）一书中的《“五一六”反革命案发生的真相》一文个别文字略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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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蓦然回首】
按：本文作者尹慧珉与丈夫胡甫臣，是从抗日战争时期即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积极从事反独裁争民主学生运动的中央大学（时在陪都重庆）学运骨干，老地下党员。文革爆发时，尹慧珉为《工人日报》副刊编辑，胡甫臣为《工人日报》编委。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胡甫臣被打成工人日报社“五一六”的“黑后台”。1986年，胡甫臣从中国工人出版社社长、总编、党组书记任上离休。
一场莫须有的大运动
——记在干校时的清查“五一六”
尹慧珉
文革是一出悲剧兼闹剧。它还是多幕剧，一幕戏接着一幕戏。“清查五一六”可算是最重要一幕，其惨酷诡奇尤甚。全国皆如此，我所在的工人日报社也一样。
我从进报社不久就是老“运动员”，历次政治运动都沾边，常常陷入交待不出、检讨不深的窘境。直到文革初期，仍是最先揪出来的少数“牛鬼蛇神”之一。这次清查中我却比较轻松，列不上主角。为什么呢？据排长（注：当时在五七干校也军事化，按班、排、连编组）邢某告诉我：“你不是五一六，因为五一六要的是根正苗红的人，你还不够格。”
虽然不够格当上主要挨整的人，可也不能忝列真正的“人民群众”之中。因为此次牵涉到了我的老伴老胡。他在历次运动中虽然常常“右倾”，一般还是处于审查别人的地位，此次却成为运动的中心之中心，不但被指为参加了五一六反革命组织，还是报社中这个反革命组织的“黑后台”，地位显赫。于是，我有根据“蛛丝马迹”揭发他的责任。后来因“五一六”罪行的不断扩大，我也沾了边，又必须“交待”自己在老胡的推荐和包庇下也曾为“五一六”效力的罪行。不过总的说来，我所受的压力不算太大。
我处在这么一种边缘地位，既不能整人，也没有被整得死去活来，所以对这个运动并不能有深入核心的了解，耳闻目睹的只是些表面场景，但就是我这些零零碎碎的见闻，也有不少是超出常人想象所及的，记录下来，也免得湮没了这段辉煌的历史。
挖出了一个庞大的“反革命组织”
“五一六”当时是个新名词，据说是个极秘密极精干的反革命组织。想必在一个报社里最多也就是少数几个出类拔萃的坏人。谁知不然，揭发出来竟是铺天盖地，成员如蚁。记得开始挖掘出来的是些工人同志，有以宋某为首的“四大将”。后来就多了，每天都有人或被揪出来或“自愿”坦白。最后这个反革命组织的成员竟占了报社全体职工人数的一半以上。人数虽多，据说组织仍不失其严密，参加者都是个别履行手续，每人都要填表，各有介绍人。
揪出“五一六”的办法除了惯常用的大会轰，小会斗，大字报敦促，高音喇叭尖叫，扩音器上门喊话外，对每个人主要是个别开小组会“画像”，组里的人你一言我一语，虽不指名，闪闪烁烁，却让被指的人心里明白说的正是自己。“黄泥巴涂在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虽然明知是假，仍不免恍恍惚惚，心神不安，手足无措。以后逢开会便怀着鬼胎，度日如年。不过这尴尬状态也容易摆脱，出路是有的，自己赶紧承认了便可了事，立马就又成了“好同志”。有位李姓工人曾告诉我他的经历：那两天他正在被小组画像苦苦难捱的时候，忽在路上碰见小郑，小郑问他：“这几天挨着你难受了吧？”“是呀！怎么办呢？”“你承认了不就得了？”“承认就承认，可我没介绍人呀。”“你就说我是你的介绍人。”（小郑已经“坦白”过了）“不知道加入五一六的表格是怎样填的呀。”“随便说说不就得了。”后来，仗着小郑义气，这位李姓工人果然过了关。
出来“坦白”的人形形色色。有的是坦白了就坦然照样劳动生活，反正是无奈说谎，大家都明白，能谅解。有的还挺得意，像我们排有两个人，本非重点，整人者似乎也还不曾向他们动手，自己跳出来坦白，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以典型自居，喜孜孜地，两人常在一起商商量量，思有突出表现。在当时那种紧张的气氛中，人们也无暇去鄙视他们，只不过觉得滑稽而已。
但是另一些人对于说假话就不那么轻松了。例如小苏，他是我们排的党支部委员，按他的地位，“坦白”以后须在排里亮相“讲用”。那天会上我看他简直像变了一个人，神情呆滞，言语无序。排长邢某在会上说：“小苏不知怎么回事，本来是个很精干活泼的小伙子，在这件事上却呆若木鸡，可见这五一六真是个害人的东西。”“呆若木鸡”这一评语，对当时的小苏的确非常恰当。“害人的五一六”把人弄成这样，简直像今日所谓的“邪教”一样。
后来，时间过去，小苏也慢慢随大流恢复了常态。有次，我偶然和他单独走在一起，忍不住说（他虽是个排领导，对人态度却比较温和，还曾鼓励我“立新功”，所以我对他尚敢暴露真思想）：“说老实话，对五一六这个事我就是想不通。”“我也想不通。”我惊奇了：“你不是交待了是五一六吗？”（那时我还相信真有这个组织，想不通的只是人们不该咬老胡。）他不再做声，只苦笑了一下。显然，他对我这样地位的人还不能完全敞开心扉，刚才那一句话只是不经意间漏出来的。
坦白交待中最热闹离奇的一幕是揪出了一个“心里美”。大会是在木工房里开的，揪出的是一个姓王的记者，可能小组画像和个别劝降不能改变这个人的顽固态度，必须在大会上斗一斗让他尝尝利害。会前王似乎并不知道自己今天要唱主角，也和大家一样在会场上坐着。大会上也照样是画像，敦促，画着画着就把王簇拥到房子中间站着了。主要的揭发者是孟，也是个记者，自说是王参加五一六的“介绍人”。据孟的揭发和其他人补充，我们知道了如下的故事：
一天，孟到王家串门。两人本来有相当深的交谊，都是文革初期报社成立的造反派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成员，且同一小组。孟那次到他家的目的就是要动员并介绍王参加一个“更加革命的”“由中央文革亲自掌握的”五一六组织。孟见王的孩子们都在房中，觉得不便，暗示有重要话说。王领会其意，便对孩子们说：“你们到厨房去削一个心里美萝卜给孟叔叔吃。”孩子们离开后孟才把来意说明。王初听时表示不解，说是已经有了原来的造反组织（联络站）不就可以组织群众革命活动了吗，再搞一个组织干啥？孟给他解释了这个组织的重要，见王还在犹豫，就说：“我先把表格放在这里，你再想想，同意就把表填好交给我，不同意就算了。”几天后，王把填好的表送到孟处。
孟说：他现在已经认识到自己是犯了错误，已经坦白交待，他希望王也好好交待，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
这个故事讲得合情合理，孟的态度也好，不但全场人都觉得真实无疑，就是王本人也目瞪口呆。但是王仍是一言不发，拒不认账。这只能归之于他的“顽固反动立场”了。
此后王就不断被批斗。大会小会，他没有别的话说，只咬定一句：“没有参加。”每次开会，他都郑重其事，把胡子刮得光光的，穿上干净的衬衫（这在干校环境就算礼服了），站在挨斗的位置上。人们对他的反应不一，有人说他装腔作势，“还想学江姐哩！”有人却对王怀着尊敬的心情。
这个“心里美故事”在全报社脍炙人口，谁知这么言之凿凿，竟全属子虚乌有呢？编这个故事陷害同志的人，当时竟能泰然自若，脸不红心不跳，也算了得。王本人后来也自笑：当时明知是假，只顾“顽固否认”，怎么就没想到辩驳？孟编的那个故事发生的时间，根本不是吃心里美萝卜的季节呀！
像孟这样的人并不止一个。例如还有一次开个什么揭发“黄包袱”的大会，中心人物也是两个：姓刘和姓王的两个工人。刘是原来造反组织的核心领导之一，给人以大胆豪爽的印象，工人中佩服他的人还不少，王也是造反派，声誉可不怎么样，是个吊儿郎当的浑人形象。这次斗的“黄包袱”罪行，到现在我也没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好像说是参加了抢劫中央有关台湾地下党的档案，可能也是假的吧，斗争形式当然也是勒令他们交待。奇怪的是，总是先问王：“某事如何？”王答没有，然后叫刘说，刘说：有的，接着交待出一串情节来。于是，就有“群众”上来打王一顿耳光。如此循环多次，王挨的耳光不计其数。批斗和交待的具体内容我都记不清了，只记得一个问题：“你和刘是怎么定攻守同盟的？”“没有。”“有的，在水井边………”又打一顿。这个会刘算是安然度过，却在人们心目中大跌份量，王呢，人们没料到这个浑人还能不说瞎话。
从“心里美”、“黄包袱”这两个故事可以看出，在平时，风平浪静的时候，一个人是善良还是卑劣往往看不大出来，到关键时刻可就表现出来了。下面的故事也是一个例子。
这是在批斗女刘的时候。女刘是位编辑。平时工作还好，稍爱提点意见，并不显山显水，不知为什么在文革中两口子都被特别重视，把他们看作大奸巨滑的人物。“五一六”犯下的“罪行”似乎许多都与他们有关。因此被斗得特别惨。一次在斗争会上叫她读毛主席语录：“你不能一手遮天……”读到“遮”字时她说看不清是什么字，几遍读不下去（她是深度近视，可能到后来几遍时也横下一条心抗拒到底了），领导人就指挥把饭桌、椅子、凳子一层层架起来，叫她爬上去凑着汽灯认字（也如阿Q晚上舂米时赵太爷家允许点灯一样，干校晚上斗人时可点汽灯）。她站在那像耍杂技的凳子上那种摇摇欲坠的样子，观之惨然。还有一次送塘泥，一部分人在下边放干了水的塘里挖泥，把车拍得满满的，一部分人拉车往田里送，车往上坡走，路上有一条用木板搭成的小桥，突然卡嗒一声，车没过好桥，连车带驾车的人都摔下坡来。下边挖泥的人都本能地惊叫：“谁？摔坏了没有？”一看是女刘，就谁也不吭声了，任她自己收拾好再上路，所幸并没有摔伤。我不知道她是否会为人情的冷漠而感伤，或许不会，因为她这段时间受到的冷漠凌辱已经够多而麻木了吧。她也时常受到推搡殴打，一位江记者，四十来岁，精力充沛正当年，平时文质彬彬，批斗这个疲累的女同志时竟用脚踢踩。
这里我还想提一个小张。当时是个十九岁的青年工人，在干校时当了个班长。他看到江记者的表现，起了怀疑，曾向排长反映这样打人不大好，又提出：“江和刘是同派，为什么阶级仇恨竟这么深，其中恐怕有假，是不是江本身也有问题故意这样表现？”小张和“五一六”们不同派，从他的话可知他是绝对相信有“五一六”这桩事的，他对之也有“阶级仇恨”，但他在运动中从不打人，坚持“文斗”，并能提出对江的怀疑，这使我对他刮目相看。（江后来果然也被批斗并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当然也是假的。）
文革为害重重，但也有好处，其中之一就是让人都现出本质。平时差不多的人，此时善恶毕现，平时觉得他是模范人物，此时却作出丑恶表演，看来很平常甚至不怎么样的人，反而显出人性的善良并能羞于说谎。
上访的悲剧
前已谈到，有很多被迫说谎和咬人的人并不是都那么轻松泰然的，特别是咬过人以后，眼见别人因被自己咬了而受苦受逼，也揣度得到人们对自己的看法，即使有谅解也还是鄙视的，心中的滋味可想而知。但是，你既然“坦白”了就必得咬人不可。你本人既是“五一六”，难道就连同组织的“同志”一个也不知道吗？连介绍人是谁也不知道吗？所以，你走了“坦白”的第一步，就必得走第二步——咬人。
有一次我在田边路上走，下边田里正有一人在轰麻雀。那时轰麻雀常是手拿一面锣哐哐敲，口里还嗷嗷叫，这人一面叫着，突然高唱起来，用他的河南口音大声喊：“说假话，说假话！真难办，真难办！”反复不断。我触耳惊心，立刻知道这是有意唱给我听的，不由得感慨系之。此人正是“坦白”了而又咬出了老胡的人之一啊！
还有一次，排里开批斗老胡的会（那时他在各排被轮回游斗），在露天，大家散坐，我坐在一个干粪坑边上，旁边坐的人中有一个是养牛班的班长刘。这人是当年造反组织联络站的第一号“服务员”，过去当记者时给人的印象是勤奋老实，文革中却成了一派头头。他当然必是“五一六”不可，也“坦白”了，首先咬出老胡的就是他，因“态度好”现已官复养牛班班长原职。我当时很恨他。在大家散坐着等待把老胡押到的时候，他正无聊赖地拨弄着一根小树枝玩，无意中弹了些灰到我裤子上，我当即厌恶地避开，说：“别把自己的脏洒到别人身上。”在干校，谁还会在意衣服上落点灰呀，他当然听出了这话的弦外之音，脸上出现了畏缩的表情，悄悄地换了个地方坐。这件事，我当时觉得解恨，后来却懊悔了。我不该给已经满是创伤的心灵再加一道创伤。
这刘，后来我听说，在“坦白”之前是受了许多折磨的，程度远在前面所说的女刘之上。大会斗，小会斗，二十四小时车轮战，白天的劳动照旧。还传说有一个姓马的在一个离本部较远的独立小屋（时称“马王庙”）主持斗人，人们曾听见传出惨酷的批斗声。我没听见这声音，不敢证实，但传闻亦非空穴来风，正如运动中一句常说的话：“事出有因”。而且早在去干校之前，一位副总编辑就曾在一派“审查”中被那姓马的毒打，我也曾挨他一巴掌，脸上留下几根手指的青印，老胡一次被揪去时被他带人用人皮带抽打得猛一下坐下来，折断了木椅上的两根棍，这些都可作为旁证。刘就是在经过这样九十多天的斗争后才不堪身体上精神上的折磨终于被“突破”的。
在听到人们告诉我这情况时，我眼前突然闪过“黄包袱”大会上的一幕——会上两个主要人物正挨斗时，突然又从场外押进一个人来被勒令交待和作证。此人就是这个“五一六总头头”刘。好久不见，不知扣押在何处，现在那样子令我吃惊得几乎不认识他了，那真是“揪”，有专人揪着他的后领如提鸡鸭一般脚不点地地掷向会场中央，身躯瘦弱，脸色灰败，就像话剧《抓壮丁》里那个被拎出来的鸦片烟鬼一样。这样的对人态度，还能说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央一级的新闻机关里吗？
对刘的突破是清查“五一六”的一个大胜利，运动的主持者当时一定高兴非常。因为刘是原来占报社人数最多的群众组织的总头头，掌握全部组织成员的名单，这些人正是清查运动主持者心目中的“五一六”们。果然，刘交待之后，再经不断拷问，就陆陆续续咬出一大片。下至普通成员，上至骨干、高参、后台，一切齐备。
这时，清查运动走上高峰，刘也被嘉奖为“态度好”而被视为“好同志”，官复班长原职，可是他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安详度日，见人不敢直视，低头而过。
后来，可能是实在忍不住内心的痛苦了，他开始“翻案”。那阵子，“翻案”是常见的事，“五一六”们一会儿承认了，一会儿又翻案，翻不过来又再承认。记得有一个人在“讲用”时还自我批评式地总结过，说是当过“五一六”的人有一个特点就是爱翻案。其实，套用孟子的一句话：“余岂爱翻案哉，余不得已也。”
但刘的案是绝对翻不过来的，这么个关键人物，让他翻了案那整个运动的成绩不都泡汤了吗？他于是暗地里串连，他向许多人道过歉，对老胡是再不敢接触了，也托人带过口信来道歉。串连的目的是想找到个把心思一致的人一起逃往北京上访告状。终于找到了一个，就是在轰麻雀时唱“说假话真难办”的田。两人心中积郁的痛苦是同样的。
刘和田在干校不见了，这件事领导们当然会觉察到的，一般人却并未觉得。可突然有一天，记得是6月1日，麦收正忙的时节，开大会宣布，刘死了，在干校附近的小清河里发现了他的尸体。
刘是怎么死的？自杀？他杀？失足落水？被人陷害？会上没宣布。只记得那天会上的气氛很严厉。总之，“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
他是用芦席卷了草草掩埋的。埋得很浅，埋人的薄薄一层土很快就被猪狗拱开，尸骨暴露，被啃嚼。
刘在清查“五一六”之前当养牛班班长的那段时期工作勤谨，常利用放牛的时间教老乡的孩子们读书识字，送给他们一些纸笔，因此和四乡的老百姓颇有人缘，不少人认识他。现在刘落到这个下场，老百姓也有耳闻，小清河的尸首就是农民发现的。他们惊诧：“这不是刘老师吗？”赶紧到干校来报信。后来尸骨抛露也有人看见了。农村的人是重死的，谁看见这情况都不忍，说“干校人的心真狠！”
又过了些时，又有轰动，原来田回来了。走的时候他和刘本来约定夜间在小清河边会合，到约定地点不见刘，想必有什么意外，就独自去北京了。上访告状，当然是无结果，北京和干校整人的人原是一脉相承，不过那时我们普通人不懂得，总认为中央的政策是好的，下面执行有偏差，刘、田也是这样想，才去告状。
于是运动的中心转向批斗田。那天开大会时，田开始还是一副理直气壮舍得一身剐的样子，如实地谈了自己的情况，说这次清查运动中揪出一大片“五一六”是违背事实的，其中有假，说他和刘在这方面认识相同，所以相约去京上访告状，在约定的小清河边没有找到刘，只得独自去北京了。说话中当然有人吆喝有人质问，毕竟还是侃侃把话说完了。后来告知他刘已死了，问他刘现在何处？他才有点慌了神，意识到这事显然会牵扯到他身上。这时，突然走出一人（可能是那个伶牙俐齿的姓范的军代表，记不清了），啪的一声，把一张纸掷在他面前，田一吓，本是站着的，看一眼后突然就跌坐在身后一个倒立着的竹篓上，几乎要把那竹篓压塌。于是全场轰然。这戏剧性的一幕真是惊心动魄，我这不明真相的人当时简直觉得是田谋杀了刘，那张纸就是铁证。
后来才知道，那是一张擦大便的纸，从上面的字迹可看出纸是田所有。可能是田在小清河边等刘时肚急，在那儿拉了一次大便，回来却没有“交待”。那张纸摔出来的声势真如山崩海啸，珍藏这一证据的人居然也不嫌脏。这张“铁证如山”的大便纸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能嫁祸于田么？能证明田是谋杀犯么？但是毕竟实现了它的戏剧效果，把田和观众都吓了一大跳。
斗田告一段落，把他弄成跳梁小丑形象以后，接着还有好戏。由于刘、田准备上访时曾进行过一些串连，于是这些被串连者便得纷纷坦白交待，有些扮演得好的还要深刻分析自己被他们选中为串连对象的思想根源。其中最精彩的一个情节便是后来传颂一时的“黄鼠狼专咬病鸭子”的隽语。那是曾被田串连过的周在检查交待时说的一句话，周说：“黄鼠狼是要咬鸡咬鸭的，健康的鸡鸭它不敢咬，专咬没抵抗力的病鸭子。田这个黄鼠狼为什么找到我呢？就因为我本身不健康，有翻案思想，是只病鸭子！”检讨得又生动，又“深刻”。
事隔多日，这事情已经过去。有一天，发生了一个事故，周从拖拉机上摔下来跌伤了，可能伤得还不轻，他们班的人用担架把他抬到医务室，大夫忙着，一堆人在围观。我当时是食堂炊事员，管烧火，去食堂上班恰好路过，问清原委后钻进人群一看，抬担架的一位是田，穿着一件破旧的黄雨衣，原来田和周是同一个班的。我突然生出灵感：“这不是黄鼠狼抬着病鸭子吗？”想笑，极力忍住，跑了开去。我这人确实有失忠厚，人家受伤了，我怎么还闪出这么个刁钻念头呢？可是“念头”要闪，有时候本人是管不住的，奈何？
一件大罪行：整周总理黑材料
挖出这么一个大规模的“反革命组织”，揪出那么多的“五一六反革命”，这成绩算是够大的了。但是这些“反革命”都在干些什么？如果单是每人填了表格并有少数人参加了社会上抢“黄包袱”的事件，那这个组织就未免大而无当，搞那么个大运动去揪他们也未免小题大做、白费气力了。必须有一项大罪行才能与此大运动相称，这罪行果然就挖掘出来了，原来这帮五一六竟整了周总理的黑材料。这可是事涉党中央的大罪。
据说查出的具体事实是：这伙人先在报社甲楼宿舍三层某个房间里开黑会，密谋搞材料来打倒周总理。材料分三部分，按周总理的一生经历分三阶段写，由“黑后台”指定三个“黑秀才”（都有名有姓）执笔。初稿写成后，由老胡先看，修改后再交另一姓赵的黑后台审查定稿（文革前胡是编委，赵是副总编辑，官高一级，当年干革命新闻时就是按这程序审稿，奇怪的是现在干反革命也一仍旧制）。此后，他们还利用报社原有的排字房设备设立黑排字房，老胡并根据他当年“搞地下工作的经验”，设定了暗号，谁要进入黑排字房，必须按此暗号执行，里面的人辨识了是自己人才放进。至此，经过排印，黑材料大功告成。
批斗这件事的大会，也如“心里美”事件一样，是在木工房里开的，但内容却丰富得多了。揪“心里美”像说相声，主要是两人对说，那被斗的台词很少，只是硬挺着，只需一个人编谎话就可以了。这次会却有更大的群众场面，揭发者分布于会场四方，发言此起彼落，揭出的事实也环环相扣。被斗的人除了老胡这个第一号对象外，还凑上其他被点名者。真是热闹非凡。
因为这次会前老胡早已被揪去隔离，所以我对此的内容毫无所知。按说我应是“知情人”，却是直到会上经过层层剥笋似的揭发才知道他们竟进行了这么一件反革命的大工程。
此会的戏剧性极强，先是揭黑会，从会场一角跳出一个人来质问：“那天你在甲三楼那个房间坐在什么地方？”胡茫然不知。“你就坐在我的对面，还想赖吗？”另一角又跳出一人补充：“我就坐在你旁边。”纷纷揭发补充以后，那天每个人所坐的位置就如《红楼梦》里“开夜宴”一样都明确排定了。其他情节也都如此由多人细细说清。例如挑选“黑秀才”的人选时如何斟酌，三段文章的内容如何安排，进入排字房敲门时如何敲，敲几下等等。最有趣的，是连胡改稿时所用的墨水颜色也说到了，是紫色。确实，往日做编辑工作时我们大都爱用毛笔蘸红墨水改稿，胡却有他自己的习惯，爱用一种紫色染料兑成的紫墨水，干反革命勾当时还用老办法。他不是有地下工作时改笔迹的“经验”么，怎么忘了？被揭出来，真是活该。
总之，事实合情合理，发言错落有致，叫人无可怀疑。老胡被问得目瞪口呆，我听得惊心动魄。
但老胡很顽固，斗了半天，毫无效果，一概说不知道，不承认。于是引起众怒，一个个撸拳扎袖，一拥而上，要打。有一个女的，文革前对老胡是经常歌功颂德的，这时也奋勇挤上前去，她虽然也体格健壮，毕竟是女人，被一个大汉挤到一边。那人两个胳膊横架着，为了抢得最佳的打人位置，左右摆动排开他人，一胳膊拐撞到那女人的胸部，痛得她皱眉皱眼。当时我已吓得退到外围角落里，这件事没有亲眼看见，是另一个女同志幸灾乐祸地告诉我的。我当时正又惊又怕，也没心思去跟着高兴了，
这“黑材料”事件当然又是假的。但我始终没弄明白这场戏到底是怎么编导出来的。情节是那么周密，严丝合缝，戏又演得那么前后有序，既有中心，又烘托以横枝密叶，演员也是那么进入角色，表情毫不虚假，叫人不得不信。当时连我也将信将疑，认为虽必有夸大，但也一定是事出有因。我竟全无所知，大约是老胡对我这个先揪出来的“牛鬼蛇神”划清界限保了密吧。
这么精彩的玩艺儿是怎么弄出来的呢？一大群人“理直气壮”地说谎，怎么组织的呢？若说是主事者事先都编好再逼供信所致，我想那些领导人还不至于此（希望我不是以笨人之心度智者之腹），若说是“五一六”们“串供”，主事者们再“顺藤摸瓜”凑成的，这些“五一六”编造这么大一个罪行对自己又有啥好处？总之，百思不解。恐怕只有当时那些主事人才能说清楚。他们当然决不会说，
（右图为胡甫臣1971年在干校留影。）
此后运动的中心就是斗老胡。他这个“黑后台”的地位和作用到了这个阶段才突出出来。大会斗，小会斗，各排游斗，内部秘密斗，车轮战，日夜连轴转。一天就是被人领来领去，在会上直直地矗着。斗的内容，除了五一六的组织和罪行问题外，还涉及他其他的问题，什么当年参加了反苏游行啊，写小说骂共产党啊，一贯污蔑党和党员啊，甚至是不是个真党员也成了问题。不过凭良心说，对他比对死去的刘待遇还是要好些，除了一次内部斗争时挨了一个泼妇的一巴掌外，主要的还是文斗。有一次大会斗争，主题是“一贯污蔑党”，老胡本来有突然晕厥的毛病（一会儿就好），这时又发作了，他有预感，就把背紧紧顶着身子后面的桌子，幸好没有倒下来，但已是满头冷汗。主持者高兴地说：“看他满头大汗，这次真正触及了他的灵魂。”
老胡在文革初期确实有些派性倾向。报社运动中第一个打出的“政治扒手”是冤案，那人是个工人，党员，文革前是被信任的，所以运动初期当上了“工作组”的副组长，不知说错或做错了什么，忽然就变成“政治扒手”了。那还是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期，报社还由原来的领导班子当权。老胡当时任编委，在编委会讨论是否应把此人揪出时，他说了几句公道话，认为不能揪。意见虽然未被采纳，这话不知怎么却被传出来了。这样，他就为首先出来造反的一派（联络站）所喜，而为与其对立的一派（东方红）所恶。老胡自己也未能免俗，对亲我者亲，疏我者疏，感情上有所倾斜。造反派头头刘对他尊敬，常来“请教”，他也出过一些派性斗争的主意。这些，作为当权派之一，当然都不妥，他后来也多次检查过。但是现在这些检查都不行了，现在说的不是派性问题，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是反革命组织和罪行问题。这些不存在的问题，他当然一概否认。
起先是硬顶：“没有这事。”后来七斗八斗，众怒难犯，只得改了词儿，从“没有”改为“我不记得了”。问这也不记得，问那也不记得，口气倒是缓和些，听多了也有些滑稽。当时有位刚解放的走资派副总编辑，人是善良的，过去对老胡也有好感。这位走资派和“五一六”无关，运动不涉及他，只列席旁听，他当然也相信是存在着这个反革命组织的。听了反复多次的“不记得”以后，竟好笑起来了。他说：“胡，你平时虽然不是特别敏锐，多少也是个编委，怎么现在跟白痴一样了。”他当然也认为老胡是装傻，却不知道这“白痴”心中的滋味。
老胡说的任何话都“不老实”。每次人们都这样骂他，他总是不吭声。有次忽然接了一句：“不老实的人决没有好下场！”我那时坐在会场群众堆里“受教育”。因为次数多了，我已减少了初时的惴惴不安，有时可以胡思乱想，突然听到老胡这句答话，心想，“他平时是不大会说俏皮话的，这句话倒别有意味。骂自己还是骂别人？谁不老实，谁没好下场啊？”真想笑，赶紧忍住。幸亏没笑，否则“妖婆陪斗”，不是自讨苦吃吗。
老胡这种过于老实坚决否认虚假的态度，不仅在报社绝无仅有，就是在整个全总（中华全国总工会）也极少见。后来果然“没有好下场”，成为军代表在全总大会点名的两个顽抗分子之一（另一个是全总干校的卫某），罪名也从“黑后台”升级为“现行反革命”。那时大字报多如黑海洋，高音喇叭里天天都嚷着对他的“敦促投降书”。老胡此前曾被干校派往附近村里工作，那个村的农民老是在吃饭时端着碗听干校的大喇叭广播，惊奇“那样好的人怎么会是现行反革命？”后来情势缓和时他们还来过干校探望安慰。
在此我还想提一提一位姓邹的同志，即前文所说女刘的丈夫。他也是那段时间的一个中心人物，挨斗的次数大约仅次于老胡。每次领他到各排游斗的时候，总是首先由领他来的人发问：“邹，这是你第几次挨斗了？”“第几十几次。”“那你为什么还不老实交待？”“……”因为这是每次斗他必有的开幕词，所以他把次数记得很清楚，只要每次加一个数就行了，每问必答，又快又准确。
邹其实是可以不受这种待遇的。他在造反派里并不算重要角色，后来七斗八斗，斗出来的也无非是说他看了抄家抄出来的社长笔记本，掌握了许多“党国机密材料”。但这些材料后来也未见泄密出去，不过是作为当时在社内批判“走资派”社长之用罢了。和这件所谓整周总理黑材料的大案，他并没什么关系。他的问题何以搞得那么严重呢？后来才知道，主事者本来是叫他揭发老胡的，一再动员启发他都无所贡献，最后只落得把自己推向审判台前。在开大会斗老胡的前夕，军代表对他说：“你失去了时机。你本来是可以处于揭发者的地位的。”
当我了解了这些情况对邹流露出感谢之情时，他说：“其实我并不是想保护老胡，只是我没有材料，要揭发也揭发不出。”
是的，没有材料不能胡编，这本是平常的事，算不上什么了不得的高尚品质，可是在当时，却是那么难能可贵。
三个“后台”
这次运动中出场的共有三个“后台”。两个“黑后台”：胡和赵，前文已经提及。第三个虽也是“后台”，颜色却好，是“红”的，文革前也是一位副总编辑，由于一贯站在正确路线一边，现任连长之职，和军代表们一起，主持整“五一六”的工作。“黑后台”是在运动中揭发出来由“组织上”定性加的帽子，“红后台”却未经组织加冕，是由“五一六”们私下称呼的，“五一六”人多，所以他这个光荣称号也流传得很广。
赵和胡都曾支持联络站这一派，但支持的情况不完全相同。胡是在文革初起时就同情造反派，从而置身漩涡之中，而赵则是在那一派“夺权”以后才“站过队来”的。当时他比胡更激烈，曾说过“革命不革命应以是否站在联络站一边划线”的话。所以人们特别是有些被打倒的当权派们和对立一派的人都觉得他有投机之嫌。但是这个“机”他却投错了，本来好好地闲置在那儿可以逍遥的一个当权派 ，后来却以“假党员”的名目被揪，进入牛鬼蛇神一伙，受到种种不良待遇，直到清查“五一六”时还脱不了身。
但是投机比顽抗总还是好些。如果事事采取“顺竿爬”的态度，至少可以做到“好汉不吃眼前亏”。例如在清查“五一六”时他对所有的揭发出来的事都基本承认，过关就比较顺利。当然这对老胡就不利了，不但有群众揭发，上面还有不论在革命时还是“反革命”时都比他职务高的人的证明和补充，处境更糟糕，百口莫辩。
关于赵，还有一个较为有趣的故事，是赵的妻子王告诉我的。王是赵在农村时娶的妻，贫农女儿，是报社电话员。她文化水平虽不高，但工作认真负责，为人正直，对赵是恩爱甚至崇拜的。但对赵在文革中的表现却有些失望。清查过程中，赵也和胡一样被隔离。主事者认为他妻子阶级觉悟高，就动员她去说服赵，要他“听党的话”。王因与丈夫多时不得见面，也同意了去和他说话，还带去些衣服食物。见面时，主事者抱着很大希望，谁知王却朗朗地说出一番话来：“赵，你是老党员了，要对党忠实，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要说真话。上次你瞎承认自己是假党员，害得组织上到处外调，费钱费人力，你这回要好好接受教训。”一番话说得赵无言以对，主事者也奈何不得。
王告诉我这件事时，我感到深深敬佩。
至于“红后台”郭，这时虽是红黑不同，他和老胡文革前的关系却是不错的，老胡曾是他领导记者部时的副手。郭从来都是一副立场坚定、作风朴实的工农干部形象。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从未挨过整，只有一次因一事弄巧成拙，在编委以上的小范围内被批判，老胡也参加了批他的会。老胡对这批判并不以为然，但完全沉默也做不到，还是敷衍了几句，会后郭还提醒老胡说：“你不要太轻描淡写了，对你自己不好。”可见两人的关系。
这次情况就不同了，一为阶下囚，一为座上“主”。老胡自从被揪出以后，一再请求这位主宰全连之事的连长接谈一次，话传上去了，一直不理。直到有一个关键时刻，突然表示可以接见了。
这态度的变化在于老胡的一次小小动摇。老胡本来一直没有违心承认过什么“罪行”，因为事实上这一切并不存在，他自己心里明白，揪出以后，心中坦荡，能吃能睡。所以监视的人批评他说：“我们为了解救你，吃不好睡不着，你倒好，睡得呼呼的，吃馒头还要蘸糖。”终于有一天他们忍不住发话了：“这样死顽固，明天带你到少年班门口斗去，看胡友平的脸往哪儿搁！”少年班，是随父母前往干校的孩子们的集体宿舍，我们的儿子也住在那里。
这一发话，使老胡破例地一晚上没睡着觉，辗转反侧。确实，十一二岁的孩子，本该是最天真幸福的日子，可是有了这么两个“与人民为敌”的父母，心中隐痛可知，早已和父母没多少话说了，现在还要带到他面前去，当面斗给他看，他怎么受得了。
第二天一早，老胡“交待”了：“我参加了五一六。”这真是一个大突破。不一会儿，监视“小组”就带来了“红后台”的话：“大进步大欢迎，小进步小欢迎！可以约谈一次。”
（左图：尹慧珉与儿子在干校“家”门前留影。“家”是农民让出的茅屋厨房。）
“小组”于是接着做工作：“参加五一六，是谁介绍的？”“刘。”（这不必费思索）“还知道哪些五一六成员？”“……，不清楚。”“××，××，………是不是？”（话都递到嘴边上来了，对于点出的这几个××，××，只要点点头就可以了，可是，承认自己，不过是拼着丢了脸，咬人，可是另一回事。）“……，不清楚。”“那么，还了解哪些情况？”“……。”“你不能到此为止，再继续好好想想，向郭交待也行。”
终于得到了和“红后台”一见的机会。但还是老一套的谈话。胡向郭说了专案组逼他承认的情况，最后只得摊牌：“我本来不是五一六。”
这下子一切告吹。突破的“成绩”告吹了，对“小进步”的“小欢迎”也告吹了。好在到少年班批斗的事他们竟忘了再提起。
因为事涉自己的亲人，我在这里的叙述就不免啰嗦。利用人家的父子之情逼人说谎，从当事人来看，是够残酷的了，但若站在另一“正确”立场，作为“红后台”，这怕也是顺理成章的吧。所以事后思量，我也不太怨恨。真使我耿耿于怀的倒是前面所说的刘头头之死。连里死了人，听说“红后台”不但毫无畏惧不安，反而理直气壮。但老乡们的话：“干校人的心真很！”却始终烙在我心头。
赵和郭都是文革前作为年轻有为的干部刚被提上副总编辑岗位的，那时领导和群众对他们都较有好评。记得整风反右时曾有一人鸣放，说是整个报社那么多党员只有两个半是够格的，其中有一个半就是郭和赵，至于谁是一个谁是半个我就记不清了。鸣放者后来被打成“右派”。可见即使是“对党不满”的“右派”，当时对他俩印象也还是好的。这又一次证明了我前面所说的，看人论事是不能只看他平时的言行，在非常时期人的本性往往更易显露出来。在有关自己私利的时候不敢求真，说谎话，甚至加祸于人；在担任某种可以掌握别人命运的职务时不思求善，毫无同情心甚至丧失人性，这够的是什么格呢？
最后胜利在“排除”
清查运动终于结束了，出人意料之外的是：吹得这么神的反革命大组织、大罪行，却原来净是泡沫。挖出来的人和罪行一个也不成立。
我国的历次政治运动也很有意思，每次总要创造些新名词出来。例如被错挖错打的人，到最后证明罪状并不存在的时候，历来叫做“平反”，文革中却叫“解放”。对“右派”也不存在平反，叫“改正”，此前还有“摘帽子”一词。清查“五一六”的最后也不叫平反，叫“排除”，意思是排除了对某人的不信任，还算他一个“好同志”。按说，全部“反革命分子”都挖错了，这次运动该算失败了吧？不，据那位伶牙俐齿的范代表说：“这次运动最大的胜利在排除。”因为这使党更了解了每个同志，也使这么多同志都甩掉了包袱，更使大家增强了团结。我听了这话不免又失笑（爱失笑是我一个严重的毛病），暗暗地写下了一首“黑诗”，其中运用了这位军代表爱用的许多词句，什么“板上钉钉”、“网开一面”等等（这位军代表很文雅，爱在讲话中用四六句），“最后胜利在排除”，就是我黑诗中的最后一句。
“排除”虽是胜利，做起来想必不像抓人和铸案时那么痛快。内情我当然不知，但这一个一个人的个别谈话就很别扭。事隔许久，曾听一位做此工作的同志抱怨，当他找一个人谈话，说：“你的问题不存在，组织上已经排除了对你的怀疑，”并把那人的检查材料退还时，他自己觉得态度非常温和，那人却并不感谢，一言不发，只当面把材料撕得粉碎，扬长而去。
这位审查人的同志很委屈，我理解他的委屈。事实上并不是每个参加清查工作的人都曾参与罗织构陷罪状之事的，他也是辛辛苦苦“为党工作”一场，凭什么来受这种“噎”呢？但如果把对方所受的罪一比，我想他也就会心平气和了。
老胡当然也被“排除”了，不过他的地位不同，不能草草谈一次话就了事，还得做一次检讨。按说这个被军代表在整个全总“唯二”点名的人物应当到整个全总五七干校范围检讨才是，不，不但不在全干校，也不在全连（即工人日报分校）里，只需在他所在的排里检讨一次就可以了。这为什么，是对他宽大？是觉得不在话下，只须几十个人对付一下？还是为了少扩散影响？不得而知。那晚上，老胡在排里念了检讨稿，无非又是过去说过的“亲我者亲，疏我者疏，有派性”那一套，念完，拿起笔准备记群众发言，但全场无声。人们知道这只是一个过场，不感兴趣。排领导正准备说几句“检讨还可以，较前深刻，可以解放”便准备散会收场，突然有一个人叫了声：“我不同意解放胡！”大家诧异，一看，是孙大夫。孙大夫说：“按长时期的揭发，胡的罪行很大，这次他的检讨全没涉及。如果那些事是真的，这检讨就通不过，如果没有那些事，就得说明白，也不用检讨了。”有人笑起来，接着就七嘴八舌，闹嗡嗡了。胡拿着笔没法记，排领导也紧张了，赶紧打电话给“红后台”请示如何办。“红后台”是怎么指示的我不知道，此事当然嗡嗡一阵也就罢了，人们（包括孙大夫在内）不过是想开个玩笑，发泄发泄而已，谁也不指望能说清楚。
（左图：胡甫臣与尹慧珉前年85岁时留影。夫妻俩系同年同月同日生。）
前已说过，由于我处于边缘地位，不了解内情，只能记一些自己耳闻目睹的公开场面。这个小小范围的运动是这样的波澜起伏，如果让真正策划此事的人写来，一定会比小说还好看。但那些人是决不会写的，所以我不得不越俎代庖写一写，目的也不过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医一医某些人的健忘症罢了。（作者说明：此文全部纪实，绝无一人一事之虚构。）
2001年6 月4 日写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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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蓦然回首】
我是怎样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
杜钧福
一
我在中国科学院的批判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运动（简称“批清”）中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直到现在还未被正式平反。
我先说说事情的背景。在文革中，中科院像其它单位一样，群众分裂为造反派和保守派。造反派叫“革命造反团”，保守派叫“革命串联队”。保守派在1966年底垮了台。但造反团中又分裂出一个“红旗联络站”（简称“红联”）来，被认为是更激进的一派。1967年夺权中，“造反团”与“红联”打起了内战，但很快平息，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当然还是面和心不和。
第一次清查“五一六”是在1967年9月份，就是在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发表之后。这时，我们物理所里进驻了来自空军的军代表。院里所里领导的意见，都是各群众组织自己清理自己，不得相互攻击。我们是属于“红联”的，就成立了专案组。当时我们根本不相信我们队伍里有什么“五一六”，也不相信他们“造反团”里有，这事根本和中科院没关系，大家也就采取敷衍的态度。
当时社会上流传中科院和“五一六”关系的唯一线索是外语学院的“六一六”（一个和“五一六”有联系的组织，也反对过周恩来）分子和我院有联系。这个问题很快搞清楚了，是“六一六”曾派人到我院联合夺权委员会（革命委员会成立前的临时机构）索取资料（如我院出的小报和动态报）。这是群众组织间常有之事。和“六一六”人员接触的工作人员是我们对立派“造反团”的。我们对此很高兴，但也没有借此机会攻击他们，因为就这样一点事显然做不出什么文章来。
因为我们“红联”被认为极左，我们的对立面和看不惯我们的许多人总想乘这机会整一整我们。但是“造反团”当时还不敢，领导这关通不过。柿子拣软的捏，他们只能整一个更左的小组织“全红”（全名忘了）。这个组织的头头邱海平有“前科”，就是他同意伊林•涤西反林彪大字报的观点。他不敢直接说同意他们的观点，而说他们的观点不好驳。我听我们“红联”头头邹协成说：“什么不好驳？我一句话就驳倒了：他反对林副主席就是错误的!”
“造反团”在“四不要”礼堂（是中关村的一个礼堂，建于1958年“大跃进”中，号称不要这个不要那个材料，具体哪四不要，没人记得）开会批斗邱海平，但不很激烈。邱站在台上，不失风度，还不时解释什么事。我本不想参加这个会，但我的朋友粟达人要去。他是个特立独行分子，不参加任何派别，但思想很左。他认为这样干是整造反派，应抵制。我怕他出问题，也跟着去了。结果他在会场上大喊大叫，惹得许多人看。
这件事实际不符合当时政策。“全红”的人有错误，应该让他们自己组织的人批判，不应该由“造反团”组织批判会。
这次抓“五一六”就这样过去了，无任何成果。这也在意料之中，因为我们这里根本没什么“五一六”。
1968年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其第一阶段还是造反派掌权，整了很多人，一些人被迫自杀。对此，造反派要负历史责任。我们这些激进的造反派已基本不掌权，但不能说一点责任没有。
第二阶段是1968年后半年，工宣队进驻，掌握了一切大权，造反派退出历史舞台，其左翼，像我们这样的人就变成清理对象。当时文革前一阶段几乎所有大小事件均被清查且上纲批判。
我们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实际上远远没有完。
二
我们是在1970年1月初听新一轮批判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的动员报告的。我想这件事肯定是在1969年底决策的。
从清理阶级队伍开始，原来的军代表撤出，新的来自解放军政治学院的军代表进驻。这次运动也由他们领导。他们开办了学习班，我们这样不是头头但是骨干分子的人，作为“知情者”也奉命参加，实际处于被批判的地位。一些人感到沮丧，因为所说的问题在清队中早就审查过了，也做了结论，怎么又翻了出来？当然也有人觉得犯了大错误，痛哭流涕。一位家庭出身很好的造反派，在文革前与文革中思想都过于单纯，说文革前太信任组织了，文革后又走到另一极端，从此精神变得失常，造成很悲惨的后果。
我不是这样。我在文革前就对很多事情有怀疑，文革中也不是完全否定过去的一切。我当时当然也很沮丧，但想到我们也曾整过人，现在被整也是一种轮回，不必大惊小怪。我也不理解为什么这样做，但我想把事实弄清没什么坏处。所以我像在清队中一样，把我所经历和所知的事情又写了一遍。
这其中有一件他们认为很重要的事，就是我们在1967年大概是4月，在宿舍楼开的一次会。这会是数学所胥鸣伟召集的。有我们一派十几个人参加，内容是关于周恩来派驻中科院的联络员刘西尧要不要结合进中科院革委会的问题。胥大概是从二机部得来的消息，说刘运动初期在二机部执行了反动路线，该部群众至今揪住他不放。我认为我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反对我院结合刘西尧，因为他偏袒对立一方。胥鸣伟在会议上叫大家不要记录。但我当时已记了几个字，就在笔记本上把“刘西尧”改为“刘少奇”。
这件事可能以前没人揭发过。他们听了我的揭发如获至宝，在几天之内组织了一个全所批判大会，专门揭批这件事。一位后来成为本领域牛人的人在会上慷慨陈词，揭发胥鸣伟一伙在宿舍楼开黑会，会上胥鸣伟说，一律不许记录，因为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搞周总理！
可以想象，他这样一揭发，广大群众对我们这一伙是多么愤慨了。
大会后，我马上找我们室专案组的何木芝，因为上述材料是我交给她的。我说，据我所知，这件事是我揭发的。但我并没有说，胥鸣伟声称要搞周总理，事实上他也没有说这话，也不可能是他说了而我忘了，因为这话（如果真有的话）太重要了。所以，在全所大会上这样说完全是造谣，我对此提出强烈抗议。
何木芝为他们的作法辩护。她说，我们是分析出来的。
何木芝的“分析出来的”一说，证明他们没从别处得来什么信息。就是说，不是我们一伙什么人胡说八道，而是他们专案组在伪造事实。
对这种伪造事实进行政治陷害的无耻行为，我愤怒已极。须知，反对刘西尧和反对周总理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以反对刘西尧为名来反周总理当然是可能的，在目前需要审查，但这要有证据。胥鸣伟可能以反刘西尧为名来反周总理。这是他自己的事。但如果他在会上宣布反周总理而别人没反对，那就是所有参加会的人的事了。
然而这事已无法更正，不许更正。直至今日，很多人仍然认为，胥鸣伟在那会上就是那么说的。我相信专案组和变成牛人的人对此也没任何思想负担，没任何负罪感。他们也许早忘了此事。
在这事以后，我们一伙有不少人违心承认自己是“五一六”而且揭发别人也是。但后来证明不是或没证明是。这当然又引起很多人更大的愤慨，说批清这件事就是这些人闹出来的。
过了很久，尘埃落定之后，又偶然有熟人和我说起这些事。他说那些人很坏，老胡说八道的。他似乎没把我包括在内，也许是客气。我当然也不认为那些人非常好。但我说：有些人，落到水里，快淹死了，失去理智，能抓到一根救命稻草也是好的，当然免不了把别人也往水里拽。但岸上还有很多人呢。他们在旁边看，为免被揪下水或湿了鞋不敢上前施救，或简直认为那些人淹死是活该。这都没什么，在情理之中。问题是还有些岸上的人，拼命把往岸上爬的人往水里踹。在这几类人中，哪一类最不能被原谅呢？
在“批林批孔”时期，我曾在所里贴大字报说明真相，并强调是专案组造谣在前，被审查分子被逼说谎于后的事实。但似乎没人注意我的声明。广大群众对处于权势位置的人说谎很宽容，对下边被迫说谎的人则要求很苛刻。听说聂绀弩在致舒芜的信中说，群众恨犹大，但不恨钉死耶稣的人。我不知道是否同一道理。
我长期对这一现象百思不解，最近理出一些头绪：从某种角度看，在水中挣扎的人不择手段求生，实在是一种很自私的行为；而将他们往水里踹的牛人身上，一下子却找不出任何利己的动机，而毋宁说这是很利他的行为，因为可以给旁观大众找乐。旁观大众站在道德的高坡上也很enjoy这样的演出，只要自己小心点别掉进去就行。“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这种多年灌输的理念，为大众所接受，以这种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当然这里面也可看出历史上传统道德的影子。
三
这样的学习班办了几个星期就停办了。但我知道事情远远没完。一些“重点人”被拘禁起来专门对付。更大的风暴在酝酿。
我之所以这样确信，是因为我们这儿有炒作的料。众所周知的是，真正的“五一六”仅有二三十人，活动两三个月。而且他们的活动张扬得很，很难说是“阴谋集团”。在这样的事实基础上搞一个声势浩大的全国性清查运动，实在没什么搞头。所以，只要有一点料，就必然会大肆炒作，闹得满天风雨。
“五一六”攻击周恩来是其第一大罪恶。而周恩来主管中科院的文革运动。因此中科院清查“五一六”不能不搞点大炒作。
1966年8月初，周恩来开始管中科院运动。他派出了两三位联络员来院。联络员表现了明显的支持造反派的态度，例如参加造反派的会发言就多，参加保守派的会发言就少。
9月7日，周恩来第一次参加我院群众大会。会议辩论副院长、党委书记张劲夫关于前一段运动的表态是否诚恳。造反派皆说不诚恳，保守派皆说很诚恳。周恩来最后讲话。他不支持“打倒张劲夫”的口号，说事情没那么简单。他还让喊这一口号的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人回去，别参加这边的运动，让科学技术大学的造反队也回学校，别参加科学院的运动。他们都这样做了。
此后，这样的全院大会停开，转为各所开会，并统计有多少人赞成打倒张劲夫。以后逐渐恢复业务工作，政治运动逐渐沉寂。但10月份后，开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两派斗争又起，且越演越烈。
这一时期，周恩来在国务院小礼堂经常召开我院两派代表会议，发表讲话，由代表回来传达。
9月7日大会以后，我们激进的造反派对周恩来有些不满。主要是他赶走了帮助我们的两支造反队伍，也因为他未鲜明支持造反派。出于对国家领导人的敬仰，我们主要是有些腹诽，还有些人反思是我们对领导的指示理解有问题。
但是在批判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我们感到周恩来的立场有些折衷，不一定是正确的。此外，他在一些谈话中表现支持历史上的“查三代”做法，还说家庭出身好是一个好，表现好也是一个好。当时已明确血统论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组成部分，所以我们认为他的这些说法都是不准确的，从原则上讲是错误的。但是我们认为我们是爱护周恩来的，不愿和社会上反对他的人同流，也不愿和反对总理联络员的保守派混淆，就决定给周写一封信反映意见。我参加了关于起草这封信的讨论，但据我所知，没形成任何书面的材料。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因为当时还有很多其它事要做。
1966年12月份，周恩来宣布张劲夫为“反党集团”，保守派完全垮台。这一事态发展不但超出保守派的预计，也超出造反派的预计。我们确实喊过“打倒张劲夫”的口号，但没说院党委是反党集团。至今我也不知道周恩来这样说的根据。张劲夫实际上是一位很好的干部。但是我们当时很高兴，认为周是支持我们造反派的，而且看来，周在12月份，而不在9月份这样宣布是大大有利于我们造反派的。我们在私下议论说，看来总理是对的。如果早在夏天就宣布张劲夫打倒，造反派将得不到锻炼，战线将不分明，就像某些单位一样。当然现在看这未必是周的初衷。于是我们许多人真诚检讨我们当初对周的不理解，没人再议论周的不是了。
1967年以后两派内战，我们反对结合周的联络员刘西尧，认为他在两派间偏袒对方。
我对周的态度也经历了上述历程。但我对周更为服膺，因为在他的一些讲话里，有反思和批判斯大林体制的内容。如他说，斯大林的党不如列宁的党，列宁的党是生动活泼的。他还说过文革前的打小报告制度是从苏联学来的，很不好，要纠正。中央文革的人尽管在许多事情上表现得更为激进，但却从未讲过这样更触及根本问题的话（但是陶铸讲过类似的话）。这是一个未被发掘的新的周恩来。
四
我所预料的一天终于来到了。1970年8月29那天，有人叫我到二楼会议室去开会。我到那儿一看，坐了一屋子人，一些领导和专案组都在。他们向我宣布，你有重要的政治问题没有交代，必须老老实实交代问题。他们宣布以后，我马上说，我知道你们说的政治问题是指参加“五一六”的问题，我可以声明，我没有参加这个组织。对此，他们略有尴尬，因为他们不能说出“五一六”这个题目来，只能说要我交代。他们叫我好好记住这个日子。我当然记住了。
然后宣布纪律，要我搬到另一办公室，无事不许外出，简而言之，我从此失去自由。我对此并非无思想准备。我也知道这时间短不了，须准备持久战。我想乘此机会把毛选四卷好好读读，因为只允许做这事。在这后来的一年多里，我确实很认真地读了毛泽东的著作，包括未发表的。而且，我编了一本《毛泽东哲学语录》，将毛泽东的哲学论述分类归纳整理。线索基本按《矛盾论》和《实践论》。现在我如果将它录出来，投给左派网站。我相信它们会给登的。
第二天还在那里开会，人少了点。第三天所军代表亲自来了。他说我的话“一钱不值”，是“撒谎”。我当然无话可说。我知道审查是免不了，但对这阵势，也感莫名其妙。
再往后就是专案组每天跟我谈了。然而我的态度仍不好。他们说，苦口婆心地跟我说了那么多话，似乎没什么作用，也不知道我在想什么。他们说得不错。如果他们知道我在想什么，他们会更加愤怒。因为时间一长，他们说的是老一套，我实在听不进去，所以在他们说话的时候，我就在心里背唐诗。好在唐诗我还会背一些。会下研究毛泽东哲学，会上默读唐诗，我就这样打发日子。有一天，我看他们很严肃认真的样子很可笑，就忍不住笑了起来，他们见了不知所措，赶紧休了会。第二天商量以后，狠狠批判我一顿。我也衷心地作了检讨，说对待如此严肃的政治问题，应持正确态度。
我就这样没心没肺地过了几个月。专案组说，你笑的时间不长了。事实果然如此。
风声越来越紧。所里大喇叭广播说，所政工组发布第一、第二号“战报”，宣布揪出了×××名“五一六”分子，居然是三位数！就算我不是“五一六”吧。这三位数的“五一六”我实在不可想象。要知道，在运动初期“五十天”期间，我所被打成反党分子的一共才97人。现在的“五一六”已超过这个数。这是真正的秋后算账。
我们中科院一派的头头、原来院革委会委员邹协成也在被拘禁期间自杀身亡了。
五
1970年11月4日，院里在中关村大操场开大会，首先上台的是我所的王昌衡。他交代说，他是“五一六”分子，他发展了一大批“五一六”分子，这批“五一六”分子又发展了更多的 “五一六”分子。“红联”的各级组织就是“五一六”的各级组织。
第二个上台的是化学所的。他讲的和王昌衡一样。这两个都被宣布“从宽处理”，算人民内部矛盾，回所工作。王昌衡所在的研究室还开了欢迎会。
第三个似属于贪污问题。被从严处理。另外还当场揪上一个“五一六”分子从严处理。这个人我不认识，也不知道是什么单位的。
这个中科院全院大会确实出乎我的意料，令我十分震惊，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我运用我的全部知识和经验，企图对情况作出判断。其核心是王昌衡的交代是真是假？
如果是假，那是不可思议的。尽管王昌衡本人可以胡说八道，但领导能不核对就让他在那种场合胡说吗？尽管是王昌衡说的，但整个做法肯定了他所说的内容。镇反、肃反时我年龄尚小没什么印象。以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包括反右，不管划了多少什么分子，都是政治立场问题。其标准都是有弹性的。但 “五一六”是个反革命组织啊。参加就是参加。在这个重大政治问题上能开玩笑吗？不是刚传达了中央文件，说不许在群众组织中抓“五一六”吗？如果他们弄错了，如何下台呢？
如果是真的，同样是不可思议的。问题是，不是他一个，而是一批“五一六”。这批人与我关系可谓非常密切，怎么可能他们都参加了而我不知道呢？怎么可能他们都参加了而我没参加呢？当然这也是专案组经常向我提出的问题。这是问题的焦点。我以前从未考虑这一问题，认为这是极其荒谬的。这时，由于上述逻辑上的矛盾得不到解决，我开始认真考虑这一可能性，尽管我如今仍认为是荒谬的。
有一种故事，可能是“清队”期间用来吓唬人的。说的是有一个青年人，别人说你签个名参加一个群众组织吧。结果签了，参加的却是国民党或什么反动组织。我们是不是属于这种情况，胡里胡涂参加了什么“五一六”呢？
这难以想象。如果我们或者说我，真的参加了，不管办没办手续，一个最低判断标准是我们应知道这个组织的名称，即“五一六”。如果不具备这个条件，就算别人给我报名了，也不能算我参加。这是常识。
这是不可能的。“五一六”从它成立那一天开始，或者说从它为人所知的那一天开始，就是反对周总理的。它不是秘密的而是半公开的组织。它贴大标语，召集半公开的集会。这是人所共知的。退一步说，如果我们胡里胡涂参加了，而现在忘掉了。那么，在1967年秋天清查“五一六”时，我们难道也忘了吗？我们难道没感觉我们本身就是清查对象，而我们在贼喊捉贼吗？如果我们有这种感觉，我们又能忘了吗？
再说，我，或者说我们，是不可能参加反对周总理的这一组织的，因为我们根本就不反对周总理。
大约在1967年4月，一次我发现我所有一个人在给周总理写大字报，另一人在替他抄。我马上提出反对他这样作。他不听我的话，还继续写，并说要很快贴出去。我看自己不行，便赶快到革委会找来几个有威信的领导。在他们劝说下，这个人终于删去了有关周总理的内容。我所，或者说我院，终于没有一张给周总理贴的大字报。
现在，我想当时我这样作，即使无功，至少也能说明，我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如果我反周总理，有人给总理写大字报不正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吗？而且我可以不承担任何责任。
所以，我处在这种逻辑矛盾的痛苦熬煎之中。当然不仅是逻辑的矛盾，而且有个人的前途问题。
如果我继续坚持下去，或者如专案组所说，顽抗到底，会怎么样呢？专案组说得很好，那就是抗拒从严，“学习班”要“升级”。我不知道“升”至何级，但我想那绝没有从科长升至处长那样舒服。时间已经拖了半年了，照这样下去，即使不“升级”，再拖上一年也完不了。到何处算一站呢？
我知道我没有参加什么“五一六”，至少理性的思考使我相信如此。但照目前的掌权者这种一意孤行的搞法，短时间内他们是转不了弯子的。等他们将来转了弯，或者被什么人纠正，我早被批倒批臭，被送到什么地方去了，我相信他们是干得出来的。为了坚持真理，值不值得吃这种眼前亏呢？
假如我真正参加了“五一六”，那连纠正都是不可能的，那这辈子可真的交代了。尽管任何理性思考都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但这时我已不完全相信理性了。我在痛苦之中精神有些恍惚。我模模糊糊回忆起，我们造反派确实开会分过工。我们似乎是被分派去作六室的工作。这难道就是去发展“五一六”吗？
我又从另一方面想，如果这一切都是错误的，王昌衡的交代是假的，大家的交代都是假的。等真相大白了以后，作假交代的命运将如何呢？由于领导在其中要负大的责任，也不会对他们怎么样。况且别人都承认了，你的立场对全局并无大的影响。
所以，在逻辑矛盾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两害权衡取其轻，我承认了参加“五一六”，并说我们室十来个人也是。我估计王昌衡已把他们算了进去。
六
专案组自然很高兴，但也表现出在他们意料之中的样子。
然而我所受的压力并未减轻。他们继续叫我交代各种问题。
我的痛苦并未减轻反而加重，因为我陷入深深的自责之中。
我觉得我好像是一个革命者叛变了革命，又好像是妇女失了节。虽然我确实精神恍惚过，但我也确确实实意识到我是讲了假话，在大的政治问题上讲了假话。当然目前的政治有点像是笑话，但对我个人来说是奇耻大辱。
我找各种理由替自己辩解。我知道在共产党的历史上有过类似事件，如湖西区肃反问题。此处湖指山东省的微山湖。湖西区是抗战期间山东根据地的一个区，在肃反运动中发生过很大的冤案。当时主要负责人均被打成反革命，而且他们自己也被迫承认。冤案平反以后，也没有什么人责备他们。
但我仍不能原谅自己。我知道，就是我们这些人的自私、懦弱，配合了当权者的专横，造成了目前的冤案。
于是，我横下了一条心，想就是我本人粉身碎骨，也不能再这样苟且下去了。尽管我本人有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的包袱，我本人从不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人，但这件事实在太大了，他们做得太离谱了。
我写了两封信。一封给林彪，一封给周恩来。两信内容相似，都说我不是什么“五一六”分子，现在我们物理所受审查的人，绝大多数也不是什么“五一六”分子。至多是小资产阶级革命性而已。现在这种搞法有问题。我不敢替所有人担保，但敢为大多数人担保。这是我从全部生活经验，基于我的良知所能做的和必须做的。
我通过邮局寄了这两封信。我知道其结果是转回我单位。我知道个人的力量无法扭转全局。但我的良心得到解放。我等待着新的风暴的来临。
这时，已到了1970年底。毛泽东发出野营拉练的最新指示。我院积极响应，马上组织实施。专案组通知我也可参加。我每天坐在那里已有半年，身体很不好，很想出去走走，便欣然报名参加了。
我们院几个所的队伍身背背包，先坐车到三里河院部会合，然后行军到三家店，在这儿住宿。第二天到上苇店公社。这儿是山区，离妙峰山很近。第三天就到了雁翅。次日沿河谷到斋堂，再翻过百花山到河北省涞源县，再从霞云岭回来。我们走的都是山区，风景很好。河水冻在半山腰，形成冰瀑。看到那景象，我的心情也非常悲凉。我想即将进入1971年，我也有30岁了，过去的三十年的生命留下了什么呢？剩下的一半如何度过呢？
风暴比我预料的来得慢一些。到了1971年5月份，全所才开了批判我的大会。我当然知道，我的信转回来了。也许早就转回来了，他们按兵不动而已。
大会全面批判了我的信，当然还批判了我和我们一伙“反三红”（当时给“五一六”定的罪名：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解放军，反对新生红色政权）的滔天罪行。我的一位朋友还上台宣布，说我确实参加了“五一六”反革命集团。他们看来有些恼火，因为我不但自己翻了案，还替被审查的大多数人作了担保。
就在这前后，“批清”运动的领导者在策略上发生重大改变。拿他们的话来说，就是在清查中从“重组织”改为“重罪行”。他们不再提谁参加了“五一六”，也不再追此事。他们在全所大会上宣布我参加了“五一六”后，下来也不再提。
于是，我在“11•4”大会后发生的疑问，即他们闹到如此地步如何收场的问题，很快有了答案。他们比我想象的容易得多地开始收场。他们比我想象的更有本事，也更无耻！他们虽然没有正式宣布什么人是“五一六”，但他们通过被审查人之口，有时是批判者之口，宣布这些人是。他们的一系列做法也支持和肯定了这一确认。他们在事实上把一大批人打成“五一六”分子，或者如军代表在全所大会上所说的，“都是国民党的兵”。现在他们发现搞错了，不但不承认错误，给这些人平反，反而继续迫害这些人以掩盖错误。我以前实在过高估计了他们，使自己犯错误。
这之后，“五一六”从不再提，我们仍被认为犯严重错误。
1972年2月份，宣布我参加业务工作，继续审查。
七
实际上，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批清”运动就停止了。在以后的几年里，也不再提及。大家逐渐认识到，根本没什么“五一六”，不但我们这里没有，社会上也未必有。但是“五一六”分子们仍旧抬不起头来。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全所只有我贴了一张大字报，批判“11•4”大会在群众组织里抓“五一六”的行为，我写大字报主要目的是说明，是他们而不是我们，首先胡说八道的。当时已很少人写大字报。我写了也没有任何正面和反面的回应。
1974年，所领导委派两位业务干部管惟炎（后任我所所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李吉士起草一个文件《物理所简介》，分析了当时所内存在的一些问题，认为一些左的做法和观念仍然阻碍正常科研秩序的恢复，并指出“五一六”问题一直未解决影响了一些人员积极性的发挥。这一文件在后来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被批判，但“五一六”问题未再提起。
这一文件所反映的现象属实，“批清”运动涉及面极广，影响极深。但在我院我所形式上尚属温和，鲜见打人骂人侮辱人的现象。但在文革期间，不少职工为解决两地关系问题或其它问题调往外地。那里很缺乏“五一六”分子，所以调去的人即使只跟“五一六”挨上一点边，也被当地视为“宝贝”，动辄组织万人大会批斗，使他们的命运极为悲惨。
1975年，邓小平派胡耀邦、李昌、王光伟来我院主持工作。李昌7月份来我所讲演。他当时风头甚健。这个讲话后来也挨了批。我写好了一封申诉信，在会场上交给了李昌。
申诉信没什么回音。但过了不久，在我室部分人参加的什么会上，会开完了的时候，我室支部书记突然宣布说我曾受过审查，现在没什么问题，解除审查。我马上发言，说我的“五一六”问题是在全所大会上宣布的，应在同样场合宣布结论。而现在在只有室里部分代表参加的会上如此宣布是十分不严肃的。我保留在这一问题上提出我的要求的权利。因为当时已是中午12点，我没有时间再说什么。这幕戏是他们精心策划的。我痛恨他们的这种小动作，他们竟如此轻描淡写地结束了历时五年的审查。一个人的一生能有几个五年啊！他们就是如此这样地对待我的政治生命。他们还没收了我全部关于文革的资料和大字报底稿。这些资料是我在文革期间收集的。目的是为了书写这一段的历史。
全院其他“五一六”分子的命运也大抵如此。至今没有平反，没有正式的结论。对于影响恶劣的“11•4”大会，也没有任何交代。这一文革中持续时间最长的大规模迫害运动的主持者和执行者，也未表现出任何愧疚和歉意。
当然也有不少人认为这些被当成“五一六”整的人根本不值得同情。他们本是一帮捣乱分子，或者说是社会渣滓。这是一种很深的社会偏见。
从被认为是“五一六”分子的人的主要“罪行”来说，最重要的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是文革的语言。但是，谁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只能由最高领导说了算。当然这里边的人也在经常变化。你反对对了，就是左派；反对错了，就是反革命。什么叫拥护？拥护就是不许有任何怀疑。有怀疑就是反对。文革逻辑就是如此。没什么可说的。
倘不用文革逻辑，这里面还是有很多可探讨的地方。
先说反对。世上没有完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成员也是如此。难道对他们就不许有不同意见？有不同意见就是炮打司令部？
再说打倒。如果我对某个“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成员，或者说，某个国家领导人，有看法，认为他虽是个好人，但不适合这个岗位，或者说，有比他更适合的人选。这一态度是否允许呢？是否算是打倒呢？
退一步说，就算我们反对周恩来，而不管反对一词的含义。但是，刘少奇不也是国家领导人吗？在文化大革命中喊打倒刘少奇的应不乏其人，但从未听说有人追究他们的责任。为什么刘少奇可反而周恩来不可反呢？如果反周恩来应治罪，那么反刘少奇也应治罪。
八
1988年，我所60周年庆祝。作为迎接所庆的一部分内容，我所一位中层干部、所办负责人写了一部称为《物理研究所简史》（初稿）的小册子，初稿放在所图书馆征求意见，打算以所的名义发表。我仔细地阅读了这一作品，特别是其中有关文化大革命的部分。我认为其中一些记载不符事实，观点也不合党中央关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立场。例如他以工宣队进驻为界把清队分为两段，前段很坏后段很好。这样就把后段的“清队”和“批清”全肯定了。其实我所工宣队进驻后搞得很凶，自杀了几个人。党中央的意见，也从未肯定文革的某一段。
我写了一个意见书，去找所党委书记。呈上意见书后，我说该稿有些内容不符事实，不同观点可以保留，但作为所里的文件应与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如果所里要按原样出版这一小册子，那么我要求把我的意见书印同样份数。据我所知，我是全所唯一正式对该稿提出不同意见的。
党委书记收下了我的意见书，并批准复印一份留底，别的话没说。然后，他也许在领导层内商量了这一问题，继而要求我和这一文件的作者交换意见。我这样做了。事后，作者把稿子改了，以他自己名义印出了。这当然也是所领导的意见。
在我的意见书中对涉及“批清”运动的内容是这样说的：“初稿”认为，“‘造反派’一些人有反对周总理的言论”。这与事实有出入。事实是，“造反派”一些人曾私下议论过周总理，对周总理在我院“文化大革命”某一阶段的某些作法表示不满。这与“反对周总理”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这种议论从未在公开场合下讲过。
“议论”一词是“批清”最高潮时驻我所军代表王铁军在全所大会上说的，可认为是一种定性。我很欣赏这位军代表，因为他的“议论”一词用得十分准确，完全经得住历史的考验。然而对议论一词意味着什么，则见仁见智。
中世纪的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曾说过：“议论上帝是渎神，议论国王是反叛”。在一个封建专制的国家里，议论国家领导人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但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国家领导人是人民的公仆，应受到人民的监督。如果不许议论，如何监督？既然议论，自然有好话，有坏话，有对话，有错话。如果只许说好，不许说坏，只许说对，不许说错，甚至私下议论，也要追究，那与封建国家有何区别？
在这一“批清”运动中，我们中科院物理所有一百多人被打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从牵涉到的人来说或从持续的时间来说，都是比清理阶级队伍还大的冤案，而且是物理所建所以来的最大冤案。正如严家祺《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中所指出的，抓“五一六”运动是对人民群众的又一次迫害。它同样也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也必须否定。
以上就是我在对于“初稿”的意见书中所说的。这位“初稿”的作者是一位老革命，原来琼崖纵队冯白驹将军部下，在所里作风端正，为我所敬佩，在文革中基本未涉入运动。但和他的接触使我感到，他所代表的干部阶层在一些问题上的认识和我们差距很大。
我在1968年“清队”时被审查，在“批清”中又被审查了五年，直到1988年又发生这样尖锐的思想交锋。在这20年内，可以说我所争取的只是百姓有私下议论国家领导人的权利。社会上任何微小的进步，都要付出相当沉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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