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 忆 2009年7月31日第19期 REMEMBRANCE 总第二十九期 2008年9月13日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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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笔谈 欧阳龙门 读《毛泽东最后的革命》
林彪研究 丁凯文 实事求是还是曲学阿世?——评叶晖南《林彪反革命集团问题研究述评》
文革起源研究 顾 土 文革思想遗产断想之三——爱国主义与文革
蓦然回首 钱大川 发向天堂的E-mail——清明追思文革中殉难的毛乾民同学
文摘 司马清扬 周恩来与中央专案组
小资料 文革期间《红旗》杂志领导班子变迁表 平 遥 文革期间《红旗》杂志文章作者部分笔名
编读往来 一、丁东来信纠错 二、黄昌国来信纠错 三、阎长贵来信纠错 —————————————————————————————————— 【国史笔谈】
读《毛泽东最后的革命》
欧阳龙门
罗德理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uhar)和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合著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MacFarquhar,Roderick,and Schoenhals,Michael.Mao’s Last Revolution, Cambridge, MA: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6。以下简称“本书”)的英文版已经出版了两年多了,中译本前不久已在香港出版。 在本书出版以前,麦克法夸尔出版过三卷集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其中第一、第二卷有中译本(MacFarquhar, Roderick.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3 vol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4,1983,1997.中译本《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第二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由于本书主要是供本科生使用的教材,所以它不仅具有学术性,而且相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它也兼顾了可读性。 在本书出版以前,中国国内外已经出版过一些通史性质的文化大革命史,例如高皋、严家其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及其英译本(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英译本:Yan Jiaqi and Gao Gao. Turbulent Decade: A Histo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6),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Barnouin和Yu的《动乱的十年》(Barnouin, Barbara, and Yu Changgen. Ten Years of Turbulence: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London: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1993),席宣、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简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等等。 在这些著作中,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对本书影响最大。据本书透露,王年一还有一部《大动乱的年代》的修改本,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图书馆藏有其手稿复印件。本书引用《大动乱的年代》及其修改稿80多次,是全部参考文献中引用最多的。 本书在形式上具有学术著作的严谨性。全书共有注释1900多条,几乎所有的资料都列出了来源。这既表现了“言之有据”的学风,也表现了对资料来源的所有权的尊重。这是国内出版的一些著作,尤其是学术著作应该注意学习的一点。 本书在内容上具有学术著作的客观性,完全不受政治需要、宣传目的的约束。以上列举的几部国内出版的文革史,都是在中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框架下来表述文化大革命的,即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的内乱。而且中央的“绝大多数都站在斗争的正确方面”与文化大革命进行过斗争。 而本书以当时的原始资料表明:并不是林彪、江青、或者别的什么人利用了毛,而是毛利用了林彪、江青,也利用了其他的中央领导人和人民群众;所有的中国人,从中央的领导人到普通老百姓都是文革的参与者或受害人,而且很多情况下是两者兼而有之;并不存在一个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方面”,任何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言论和行动都是反对者基于维护自身的利益而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具体做法,而不是反对文化大革命本身。 例如,先前的几部文革史中有些提到了北京农业大学附中学生伊林•涤西的大字报《致林彪同志的公开信》批评林彪,北京航空学院学生指责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字报,等等(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119-125页;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125页)。对此本书写道:
近期撰写的中国历史,试图给这些攻击硬加上一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所谓“反左”的模式,完全不顾事实的真相:一些人在严厉批判江青的同时,把林彪捧到了天上,也有人在攻击林彪的同时吹捧江青。北京林学院的一些学生贴出大字报,号召革命战友们“踢开”中央文革小组(“毛主席脚下的一个绊脚石”)自己“闹革命”;在大字报里,他们说这样的行动是紧紧跟着毛“和副统帅林彪副主席”的。北京农业大学附中的两名学生在大字报里攻击林彪,认为他掌握的马列主义很有限,中共在他的领导下有变成法西斯党的危险;在大字报里,这两名学生还同时赞扬周恩来、陶铸、陈伯达没有或者很少犯林彪那样的错误。(本书第150页)
如果我们能够查找到这些大字报的原文的话,就可以发现本书的说法更接近真实。 同样,本书对于“联动”也客观地叙述了他们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动机和行为,尤其提到了毛泽东对他们的宽大(本书第197—198页)。而并非像先前的一些文革史那样过分地提高“联动”的正确性,认为他们“走在时代前面”、“遭到了疯狂的迫害,许多人被捕入狱。”(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161—162页)“许多人被捕入狱”是事实,但他们受到的迫害相对于其他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的人、相对于他们所迫害的“黑五类”、“狗崽子”来说,则实在算不上“疯狂”。 “二月逆流”无疑是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对文化大革命的某些作法提出了批评,然而也仅仅是针对“某些作法”,而不是对文化大革命本身。本书如实地引用了陈毅的原话,在批评文化大革命的一些作法时将“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指为修正主义,谭震林在批评“血统论”的时候仍然坚持“黑五类”的说法。而先前的几部文革史中有些则为了突显陈和谭的“正确”而掩去了他们并不那么正确的一面(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对陈、谭的话都未引用原文;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引用了陈的原话,但引用谭的原话时作了删节;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对陈、谭的原话都作了掩饰)。 对于文化大革命中的武斗,尤其是真枪实弹、导致大量流血事件的武斗,高皋、严家其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认为是“康生、江青、陈伯达、谢富治倡导‘武装造反派’”而引起的(该书450—451页);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指出了毛泽东曾指示“武装左派”,但仍然认为“江青在加剧武斗上不能辞其咎”(该书266页);席宣、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简史》更认为是因为“林彪、江青一伙”“肆无忌惮地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该书171页)这三部书以及本书都引用了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而本书根据王力提供的材料指出:
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中国历史学家们把夏季武斗的责任放到江青头上,没有指出真正的煽动者是毛本人。“为什么不能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7月18日,毛问周恩来、谢富治、王力、陈再道、钟汉华。在赞成和反对这个行动的讨论还没开始,毛就抢先回答说:“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7月31日在上海,张春桥向毛正式请求批准建立一支工人的武装自卫力量。毛的反应积极,要林彪、周恩来以及中央文革小组对这一请求再加讨论;8月底,旨在“组织左派、武装左派”的市一级队伍的章程由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发出。8月4日,毛在给江青的一封信中估计百分之七十五的部队支持了右派,面对这一事实必须马上武装左派。“抢枪并不是什么严重问题。”毛还号召群众专政,直接导致公安机关和法院被夺权,使私设的法庭合法化。显然,毛对武汉事件的第一反应是加强左派力量,不在解放军的暴乱面前退缩。江青把这封信拿到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传阅,每个人都抄了一份以备执行。(本书第215页。本书此处的资料来源有:Michael Schoenhals,“Why Don’t We Arm the Left?: Mao’s Culpality fo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s‘Great Chaos’of 1967,”China Qarterly,no.182(June, 2005),277-300;《王力反思录》1:251,2:1012;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组编《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第17期,1980年12月,第3—4页)
像这样从历史事实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从政治或宣传的需要出发来记述文化大革命中的事件和人物的表现,本书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如: 本书引述了在罗瑞卿自杀未遂之后刘少奇、邓小平对罗自杀作出的“冷血描述”:
刘少奇:他就在自己住的三层楼跳楼自杀,受了点伤,没有死,现在住在医院里,本来,自杀要有点技术,应该是头重脚轻,他却是脚先落地,脚坏了点,头部没有伤。(邓小平插话:就像女跳水运动员那样,跳了一根冰棍。)他的这种行动,是对抗情绪,是严重地对抗党……(本书第27页)
本书提到了在打倒了“彭、罗、陆、杨”以后,当时受到提拔的胜出者有除了江青、张春桥等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干人以外,还有陶铸、李雪锋、叶剑英、汪东兴(本书第44页)。 《毛泽东最后的革命》在材料的发现和综述方面也有一些是先前的几部文革史所没有的。 本书的第二章“夺取北京”中专门有一节题为“‘揣摩’主席”,其中说道:
即使毛的内部圈子里的人当时也不知道毛暗示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到底是谁。……毛的神秘莫测,其深远的结果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的那些热诚的支持者必须凭直觉来猜测毛要干什么,来实现他们理解的毛的目标。他们要“揣摩”主席,有时候完全凭想象,远超出了毛的可能的设想。对此,文化大革命的幸存者有某种理由谴责毛的激进的追随者,谴责他们在运动中的最恶劣的极端行为。但是,毛有意制造的晦涩才是最终的原因。(本书第47—48页)
作者的“揣摩”某一神秘领袖的概念出自希特勒的传记,同时又类比了柬埔寨的波尔布特,而中国的读者则很容易联想到韩非子。 本书的第四章“五十天”中专门有一节题为“毛怎么知道的”,专门描述了毛在文革中的情报系统、毛的“耳目”。还描述了供无产阶级司令部和各级别不同的干部阅读的内部刊物,如《内部参考》、《内部参考清样》、《文化革命动态》、《文化革命简报》、《快报》等等。 第十六章“发落刘少奇”中专门有一节“中央专案审查小组” (本书第281—284页。以下引文全部出自这一节)是本书的一个独特之处。本书的第二作者沈迈克曾经专文论述过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央专案审查小组”(Schoenhals, Michael.“The Central Case Examination Group,1966-1979.”China Quarterly,no.145(March 1996),87-111),很值得一读,因为现有的中文材料当中还没有一个专门介绍“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 本书首先指出“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是在1966年和中央文革小组同时成立的,但是它的形象远远没有中央文革小组那么明晰。“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直接向政治局常委会负责,最终也就是向毛泽东本人负责。”这些说法与《王力反思录》的说法是一致的。此外本书还指出:
在1966年8月的十一中全会之前、在1975年的9个月里,正式主管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工作的政治局常委是邓小平,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更多的时间里,这一角色是周恩来在担任。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成员包括差不多所有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康生——文化大革命的实权人物、常常被称为邪恶天才——和江青在运作其中起着特别积极的作用。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的时候,其成员还有公安部长谢富治;汪东兴,1978-79年冬,中央专案审查小组解散时他是当时的负责人;林彪的妻子叶群。
说到“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功能和权力时,本书指出:
在它存在的13年里,它行使的权力不仅远远大于一度存在过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和组织部,甚至大于中央的公、检、法机构。它曾作出决定去“揪出”、迫害、逮捕、关押、折磨“修正主义”的中央委员以及许多低一些级别的政治敌人。它的成员在文化大革命中拥有的特权相当于列宁的“契卡”和希特勒的“盖世太保”。中央文革小组至少在名义上还是管“文化”的,而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则完全是行使暴力。若果说中央文革小组是文化大革命中煽起动乱的第一个环节,那么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则是最后一个环节,它负责为中央文革小组发起的行动作最后的定案。
有关“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组织结构,本书指出:
1967年秋……在毛和周恩来的命令下,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分成了两个独立的办公室。第一办公室和中央办公厅挂钩,由汪东兴负责,急需处理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的大多数案子,包括彭真、安子文、刘仁、周扬……第二办公室和中央军委挂钩,由杨成武负责,接管了十几个与解放军高级军官有关的案子,包括贺龙元帅的案子。1968年3月,杨成武被清洗以后,黄永胜上将接替了他任总参谋长、第二办公室主任。1968年又成立了第三办公室,由谢富治负责,并通过他和公安部挂钩。第三办公室最初的任务是调查“五一六阴谋案”,后来也处理许多其他的案子。其中最出名的可能是“中国(马列主义)共产党案”,涉案的一个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在拷打下招认存在一个由朱德领导的中共的秘密“影子”,与国民党、与苏共、与蒙古共产党有联系;还有康生的姨妹兼情人苏枚的谋杀案(法医的证据认为是自杀),此案导致99人遭迫害,其中9人入狱,23人被软禁,3人被逼疯,2人死于审讯者之手。
本书的两位作者都是外国人,本书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描述在形式上的严谨、内容上的客观都超过了先前的几部文革史。当然这并不是说本书就没有缺点和不足。对于本书在引用史实材料上的缺失、在论述方面的一些值得争议的地方,我们准备另文讨论。 —————————————————————————————————— 【林彪研究】
实事求是还是曲学阿世? ——评叶晖南《林彪反革命集团问题研究述评》
丁凯文
2007年9月18日在延安召开了第七届国史学术讨论会,集中了国内不少学术精英,就国史多方面的内容进行深入的研讨,取得了不小的成果。然而,在这场研讨中,中央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叶晖南先生关于林彪问题研究动态的《林彪反革命集团问题研究述评》(以下简称“叶文”),引起了笔者的关注,其中的一些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讨论、辨析。笔者愿就文中一些内容作些分析,就教于各位方家。
一、讨论问题的指导思想和出发点陈腐、过时
“叶文”开宗明义就将林彪定位于“林彪反革命集团”,直让人感到又回到了已经逝去的荒谬时代。什么是“反革命集团”?这是在那荒唐岁月里可以任意入人以罪的罪名,它具有极为鲜明的时代烙印。人们应该不会忘记有多少无辜之人被随意打成这样或那样的“反革命集团”,任意遭到人身迫害,乃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我们有必要再回顾一下林彪事件后林彪罪名的演变,这有助于人们的进一步思考。 林彪事件的发生距现在已过去了38年,中共中央对林彪事件的定性也有一个逐步发展、变化的过程。“九一三事件”发生5天之后,中共中央发出57号文件,指责林彪“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同年12月11日下发的77号文件——《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的通知及材料,则将林彪与陈伯达并列为“林陈反党集团”,宣称“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就是国内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和帝、修、反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1973年8月中共十大召开前,中共中央批准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此时的陈伯达已从林陈反党集团中被剔除出去,林彪单独成为了一个“反党集团”的头子,被定性为“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而所谓的“林彪反党集团”又被称之为“叛党叛国的反革命阴谋集团”。周恩来在十大的政治报告中进一步确认了中共中央对“林彪反党集团”的认定。这一认定一直持续到“四人帮”被粉碎以后。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面临了一个拨乱反正的新局面,历史上存在的各种冤案得到清理、平反和昭雪。除了林彪、陈伯达等极个别的案子以外,几乎都被重新评价。而就在1979年的国庆三十周年前夕,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首次公开向世人宣布林彪集团是个“反革命阴谋集团”。1980年8月邓小平在回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提问时,也将林彪归结为“反革命集团”,声称“他们的目的就是阴谋夺权。”1981年8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该决议更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以决议的方式将林彪定性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为何将文革当中认定的“林彪反党集团”转而认定为“林彪反革命集团”?该决议本身并未予以论述。从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定性一直持续到上个世纪末和本世纪初,鲜有史家对此发出质疑。 1997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了新的《刑法》,取消了“反革命罪”这项罪名,代之以“危害国家安全罪”。原因是考虑到国家已从革命时期发展到建设时期,“反革命罪”语意含糊,明显过时。换句话说,“反革命罪”并非一个适用于现代文明国家的罪名,为现代文明国家所不取。为了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反革命罪”被取消实乃天经地义之事。同理,历史上因为各种原因而判定的“反革命罪”也由此失去了它原有的法理根据。此后,林彪的罪名在不经意间悄悄地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为,“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说法逐渐变成为“林彪集团”,“反革命”这一定语被淡化,被取消。最值得注意的就是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集体编写的《毛泽东传》,成书于2003年12月,该书在论述林彪事件时,行文之中不再将林彪定位于“林彪反党集团”或“林彪反革命集团”,而是代之以“林彪集团”这个看起来较为中性的字眼。虽然其评判林彪事件的主要观点并无改变,但至少还是不再使用“反党”或“反革命”这一陈腐、过时的罪名了。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信息是,2008年8月20日,前中共领导人华国锋去世,由中共中央审定发布的华国锋生平简介提及:“九一三事件中,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他参与处理林彪集团问题的工作。”这里不提“林彪反党集团”或“林彪反革命集团”,显然并非是无意的疏漏,而是中共中央在这个问题上比起27年前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的认识有了一些进步。这也是中共与时俱进的又一表现。这一点,我们应该予以肯定。 笔者不厌其烦地在此论述林彪罪名的演化,目的在于说明,一个现代文明的法制国家,应该一切遵循法律之原则,罪行要依据可靠的事实来加以认定,罪名更需经过独立的法庭审理才能成立,而非一个政党的通知、审查报告、某个领导人的谈话或党的决议即可确认之。林彪事件后经过了漫长的38年,中共中央终于不再以“反党集团”或“反革命集团”来定义林彪事件,时间虽显漫长,但毕竟还是有了些许的进步。 然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叶晖南身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副研究员,其思想意识竟然还赶不上党中央现有的认识,其思维仍然停留在30多年前中共十大和20多年前《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水平,依然认定林彪是个“反革命集团”,突显了叶晖南本人思想认识上的陈腐、过时。其实,我们已经不必浪费口舌论证“反革命”这一罪名本身的荒谬,稍有头脑的人都会明晰其中的道理,那不过就是政治迫害的代名词罢了。叶晖南作为党中央领导下的一个党史工作者,及时领会和遵照中央的精神行事即可。我想这对叶晖南来说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吧?
二、对林彪事件的研究缺乏完整、系统的了解
叶晖南既然是写作有关林彪事件研究方面的述评,就应该对这一研究领域有相当深入、细致的研究,不仅应当掌握当前学术研究方面的动态,分析各家研究之长短,指出其中之特点和不足,更应知晓这一研究领域的热点、疑点,加以分析、对比,从而得出自己的结论。然而,笔者通观“叶文”,作者只会罗列涉及林彪事件的有关书籍、刊物,对这一历史事件缺乏深刻的认识与观察,笔者丝毫看不到作者就目前学术界关于林彪事件的研究有哪些热点、疑点,更遑论一一予以辨析及论述作者自己的观点了。 林彪最主要的几项罪名是:篡党夺权、阴谋政变、另立中央、叛党叛国。以“篡党夺权”为例,官方指称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前主张“设立国家主席”,其目的是自己想当国家主席,从而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迄今为止,官方论定的林彪这项罪名并无任何变化。 最早质疑官方这一观点的是原国防大学的王年一教授,在1996年当代中国研究所文革三十周年讨论会上,王年一质疑说:“毛泽东不愿意任国家主席,也不让设国家主席,林彪主张设国家主席。说到底,问题就是这样。林彪的主张,以书面形式向中央政治局表示过,中央政治局同意林彪的意见。在党的会议上,在中央全会上,一个中央委员、一个党的副主席,为什么不能发表自己的意见?……极而言之,就算林彪想当国家主席。党的一个副主席,想当国家主席,为什么就算‘反党’、‘反革命’?”(王年一《对林彪集团的再认识》,见丁凯文主编《重审林彪罪案》上册,明镜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9-10页) 1996年7月号的《明报月刊》,发表了澳大利亚Monash大学孙万国教授的文章《古有窦娥。今有林彪》,孙教授亦论证了官方指称的林彪想当国家主席罪名之荒谬。(孙万国《古有窦娥。今有林彪》,见丁凯文主编《重审林彪罪案》上册第165-166页) 此后,王年一教授与何蜀先生在1999年《吉林农业》增刊上发表了《“设国家主席”问题论析》,该文全面分析了“设国家主席”问题的来龙去脉,文章指出,官方指称的林彪想当国家主席一事,既无证据予以证实,也不符合当时的历史情况。该文对官方给予林彪的罪名作了完整、详细的剖析。(王年一、何蜀《“设国家主席”问题论析》,见丁凯文主编《重审林彪罪案》上册134-162页)该文后来又以《1970年的庐山会议及毛泽东、林彪冲突之起源——在“设国家主席”之争的背后》为题,发表在《当代中国研究》2003年第1期 总第72期上。 笔者亦曾撰文《“设国家主席”和毛泽东的困境》,笔者指出,所谓林彪想当国家主席完全就是莫须有的名堂,不过是毛泽东为了打倒异己凭空捏造出来的罪名。(丁凯文《“设国家主席”和毛泽东的困境》,原载“枫华园”电子杂志第409期,2003年8月1日,还见丁凯文主编《重审林彪罪案》上册第172-176页) 2007年6月余汝信先生撰文《国家政治体制建设史上的一次大倒退——1970年四届人大的筹备与夭折》,详细分析了四届人大召开前中央最高层体制变化的来龙去脉,特别深入探讨了有关设立国家主席的问题,余先生指出:“所谓国家主席问题的争议,是林彪事件发生之后才着力渲染出来的!”而“将党内正常的不同意见归结为某一位领导人的‘反党政治纲领’,是毛在党内斗争中惯用的手法。显然,国家主席问题,不过是林彪事件之后用以打人的一个工具。”“所以,指称‘林彪急于想当国家主席,抢班夺权’,无非都是些莫须有的罪名。”(余汝信《国家政治体制建设史上的一次大倒退——1970年四届人大的筹备与夭折》,见“华夏文摘增刊”第五九七期,2007年9月11日) 笔者在此罗列出的作者、文章和观点都是叶晖南根本没有涉及到的内容,而这些文章大都可以在互联网上搜寻到,并不困难。至于林彪的其它罪名“阴谋政变、另立中央、叛党叛国” 等问题的评述,“叶文”亦付之阙如。“叶文”不就林彪事件这些热点和疑点予以评论,怎能妄称该文是“研究述评”呢?
三、对海内外的林彪事件研究一知半解或予以回避
近几年来海外对文革史的研究有着长足的进展,所发表的文章、书籍很多,林彪事件的研究亦有重大的推进,实际上成为林彪事件研究的重要阵地。但是通观叶晖南文,海外的有关研究只不过是寥寥几篇无关痛痒的短文,和几本滥竽充数的稗官野史。对于那些有着重要学术价值的文章、书籍,不是有意回避,就是一知半解。 2004年7月明镜出版社出版了笔者主编的《重审林彪罪案》一书,集结了海内外专家、学者就林彪和林彪事件有异于官方的文章,系统地分门别类,成为海外首次以学术研究面貌出现的研究林彪事件之专集。该书出版后在海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2006年4月明镜出版社出版了吴润生的《林彪与文化大革命》。同年8月明镜出版社还出版了舒云的《林彪事件完整调查》,该书对林彪事件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述。其它专著涉及到林彪事件者,还有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2003年4月版)、李晨《世纪风铃——当代中国重大事件解密》(台北:天箭资讯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3月版)、陈晓农《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香港: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3月版)、陈小雅《中国牛仔——毛泽东的“公案”及行为、心理分析》(明镜出版社2005年7月版)、徐景贤《十年一梦——前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文革回忆录》(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6月版)等等。即使这些书籍并未在国内公开销售,但是却都通过各种渠道流入国内,不少大学和研究所的内部阅览室亦可查到,更何况还有各种盗版书横行于世。除了这些中文书籍之外,还有一些英文专著,比如:美国弗吉尼亚州的旧自治领大学(Old Dominion University)历史系的金秋教授,在1999年出版了《权力的文化:文化革命中的林彪事件》(The Culture of Power:The Lin Biao Incident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的英文著作,该书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是一本较为系统地研究林彪事件的专著。另外,还有澳洲Monash大学亚洲研究系孙万国教授与泰伟斯教授(Frederick C.Teiwes)合著了一本《林彪的悲剧:文革中骑虎难下》(The Tragedy of Lin Biao:Riding the Tiger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71)。这两本书都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值得一读。此外,海外媒体和互联网上有关林彪事件的学术性文章就更多了,主要见于海外电子杂志“枫华园”、“当代中国研究”网站等,尤其令人注目的是“华夏文摘增刊”的“文革博物馆通讯”,有关林彪事件的文章不下五十多篇。另外,海外的“林彪•军队•文革”(www.linbiao.org)网站也是研究林彪事件的重要阵地,该网站设立了“峥嵘岁月”、“九一三亲历者言”、“林彪事件”、“军队与文革”等专栏,以及部分作者的文集。互联网上的这些文章已通过电子邮件或论坛上帖的方式得到广泛的传播。 还有一事令笔者疑惑不解。1999年6月国内的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大陆作家张聂尔的《风云“九•一三》,张聂尔当年采访了一些空军中的知情人士,最终整理出版了该书。该书通过了军科院的审查出版,是国内首次较为全面、系统揭示“九一三事件”的书籍,它对推动林彪事件的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奇怪的是,如此重要的国内著作,叶晖南竟然完全没有提及,笔者很难相信这是叶晖南一时的疏忽。 叶晖南身为中央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对这些重要书籍和学术文章即使做不到了如指掌,至少也应知悉其主要内容。如果他以看不到相关的书籍、文章,全然不了解海外之研究为理由。那么,他怎么解释其文中罗列的那些港台出版的书籍、文章呢?由此,我们只能认为,叶晖南对海内外这些研究既然不好违背“上意”加以评论,还不如干脆装聋作哑,视而不见。然而采取鸵鸟政策的结果只能说明研究者本身不敢面对历史的真实,只能在“上司”的旨意下做些无关痛痒的“研究”,为官方的定论再做一些注脚罢了。
四、叶晖南文章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
上面主要谈论的是有关林彪事件研究的一些重要问题,下面还想就该文一些具体内容谈谈笔者的个人看法。 (1)领袖人物的传记、年谱的可信度等同于档案吗? “叶文”说:“领袖人物的传记和年谱在编辑和出版过程中都经过严格的把关,这类作品的可信度等同于档案,史料价值很高。”“叶文”的这一观点笔者不敢苟同。笔者并不否认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纂的《毛泽东传》、《周恩来年谱》等的确是经过了有关领导和部门的“严格的把关”,这些写作组也有权力看到更多的外人无法知悉的材料。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传记和年谱就一定“可信度很高”,因为这二者之间并不必然构成正比的关系。我们说某一项史学研究的可信度高,是指该项研究占有了较为全面的材料,较为公正、客观地阐述、分析历史事件,而不是只选用有利于自己观点的材料,摒弃那些不利于自己观点的材料。更何况官方并未开放档案供研究人士阅读,史家怎么可以认定这些传记和年谱的可信度“等同于档案”呢?事实上,官方出版的《毛泽东传》、《周恩来传》以及他们的年谱在这一点上就有许多重大的瑕疵,为了维护毛、周的正面形象,举凡不利于他们的材料几乎不用,或者轻描淡写,匆匆几笔带过,甚至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任意歪曲、编造历史。 我们还是举林彪事件为例。《毛泽东传》在谈及林彪阴谋策划武装政变时说:“一九七一年二月,林立果同在苏州的林彪、叶群密谋后,又到杭州、上海一带活动。同年三月,林彪提出要‘先搞一个计划’,林立果在上海同‘联合舰队’主要成员周宇驰、于新野等分析形势、研究对策,于三月下旬拟出《“五七一工程”纪要》(“五七一”是“武起义”的谐音,即武装起义。“五七一工程”的名称为林立果所确定)的草稿。《纪要》定稿后,曾由林立果连同有关政变资料带往并‘留在’已到北戴河的林彪、叶群处。”(《毛泽东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1591-1592页)《周恩来年谱》则说“三月初,林彪授意林立果搞一个武装暴乱计划,说:‘南唐李后主有两句诗:“几曾识干戈”,“垂泪对宫娥”。他就是因为不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所以才亡了国。这是前车之鉴,我们不能束手待毙。’”“林立果又在上海召开秘密会议,进一步策划实施《纪要》的各项方案,并确定了政变的指挥班子和具体分工。”(《周恩来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440页、第444-445页)然而,我们不得不指出,这两条材料都是子虚乌有。 我们先看《周恩来年谱》的这段叙述,首先,年谱的编纂者们没有给出任何该项资料的来源,有违史学编纂的基本原则。其次,林彪与自己的儿子的密室谈话是何人在何时听到并记录下来的?又是如何流传于世的?这一所谓的“密室谈话”活脱脱就是个小说家言,编造得如此离奇、荒诞不经。再次,庐山会议后,林彪住在北戴河,远离北京这个政治漩涡,对政事基本不过问。而毛泽东则不断对军委办事组施加压力,军队方面连续召开华北会议、军委座谈会和批陈整风汇报会,搞得焦头烂额,而林彪却根本不曾参与。此时的毛林关系虽然有些紧张,但当时的毛泽东并未下决心倒林,林彪对于毛泽东的作为采取了沉默的态度。毛泽东在3月份指示周恩来带上黄吴李邱和李德生等人到北戴河向林彪汇报批陈整风汇报会的情况,这也是毛泽东设法缓和与林彪之间关系的一项举措。当时无任何迹象显示毛泽东有着手倒林的部署,林彪此时并未发生“前途危机”,林彪有什么理由和必要搞武装政变?林彪这位身经百战的元帅又怎么可能让自己初出茅庐的儿子搞政变?那完全不符合林彪一生拥毛的特点,更不符合当时的政治情势。笔者与令狐渊先生撰文《“三国四方会议”真相揭秘》,(见丁凯文主编《百年林彪》,明镜出版社2007年11月)通过揭示这个所谓的“三国四方会议”的来龙去脉,说明那仅仅是林立果为了弥合江腾蛟、陈励耘、王维国以及周建平之间的尖锐矛盾,把他们找到一起来谈谈心,消除误会,实属一次单纯的聚会,毫无阴谋可言,且这四个人聊天时林立果还基本不在现场,谈天的内容主要围绕在南京空军内部的协调工作,有关战备问题,最多也只是发泄一下对文革极左派张春桥的不满。他们本人对官方指控的参与政变密谋一事一无所知。官方指责他们准备搞政变,拼凑政变指挥班子,则既无证据,又不合情理。在后来的“两案”审理时,由于实在找不出像样的证据,不得不对陈励耘、周建平免于起诉。 我们再看所谓的《“五七一工程”纪要》。首先,《毛泽东传》的编纂者们给出林彪涉案的证据是李伟信在1971年10月13日的交待材料,这个材料最早见于中央1972年4号文件《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的通知及附件。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李伟信的这个交待在很多地方是作了伪证。《毛传》的编纂者们在使用李伟信的证词时,显然有意忽略了李伟信交待中很重要的一句话,“571计划写成后,我没有见过”。换句话说,李伟信本人并未见过该《纪要》,且把“纪要”说成是“计划”。所以说李伟信充其量也只能算是该《纪要》的“半个孤证”。《毛传》的编纂者们有何直接证据证明该“纪要”是林彪授权林立果所搞呢?其次,在所谓的“林彪反革命集团”中,至今也没有找到一个该“纪要”的目击证人,不仅黄吴李邱四大将没有见过,就连参与林立果在3月份召开的所谓“三国四方会议”的江腾蛟、陈励耘、王维国和周建平也没有见到过,甚至那些参与林立果活动的“小舰队”其他成员们,如陈伦和、鲁珉、关光烈等人也都没有见到过。因此,我们不得不面临一个不争的事实:即似乎死了的(指九一三事件中飞机失事罹难者)都是该“纪要”的目击者,而活着的却没有一个人见过。这难道不是一个非常离奇、怪异的事情吗?(可参见史学《林案的玄机和蹊跷》,见“华夏文摘增刊”第四二七期,2005年4月6日)所以,《“五七一工程”纪要》本身就显得来历不明,官方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该“纪要”是林彪授权林立果所制订,后来在1981年的“两案”审理时也未对此做过任何像样的庭审调查。如此这般,如何能将该“纪要”定性为林彪要搞政变的依据呢?请大家不要忘了,古今中外的历史无不证明,仅凭某一个人的口供就入人以罪者无一不是冤案! 所以说,官方版的领袖人物传记、年谱等有相当的参考价值,但与是否具有可信度并不能划上等号,更不可能“等同于档案”。“叶文”如此行文显示出作者在史学研究上的浅薄。
(2)是郑位三还是郑维山? “叶文”在讨论汪东兴的《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时,将华北会议被打倒的北京军区司令郑维山写成郑位三。这两个人的名字发音虽接近,但是革命经历却完全不同。 郑位三在1927年任中共黄安县委书记,领导了黄安农民九月暴动,是鄂豫边苏区的创始人之一。曾任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代理委员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中共鄂东北道委书记兼游击总司令,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长征到陕北后任中共鄂豫陕特委书记,鄂豫皖区委书记,淮南区委书记,新四军第四支队、第二师、第五师政委,中共豫鄂边区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代理书记、中原军区政委。建国后,任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是中共第七、八届中央委员。事实上,建国以后郑位三因身体多病再没有负责什么具体工作,也与军队工作无关。郑位三1975年7月病逝于北京。 郑维山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总部炮兵连、通信队政治指导员,红九军第八十一团政治委员,红二十七师政治委员,红三十军第八十九师、八十八师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军政学校主任军事教员,教导团政治委员、团长,第四军分区副司令员、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察冀军区张家口卫戍司令员,冀察军区司令员,晋察冀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华北军区第二兵团三纵队司令员,第十九兵团六十三军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副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九兵团副司令员,第二十兵团代司令员,北京军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司令员,兰州军区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第三、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九届中央委员。郑维山是解放军中的一员骁将,2005年5月病逝于北京 1971年初的华北会议上,郑维山因牵连到庐山会议上的华北组二号简报,与李雪峰一起被打倒。据中央1971年6号文件记载,1971年1月24日周恩来在华北会议上的讲话提纲第三部分是李雪峰、郑维山的错误和中央的决定,主要说郑维山紧跟反党分子陈伯达,反对党的“九大”路线,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的严重错误。还说郑维山一贯闹宗派、拉山头、搞独立王国,在组织上犯了严重错误。再有就是家长制,搞一言堂,错误是历史性的,郑维山跟着杨成武搞“山头主义”,“独立王国”。(舒云《为中将郑维山平反的前前后后》,见“华夏文摘增刊”第四五七期,2005年10月3日)郑维山被发配倒安徽某农场劳动改造,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在1980年9月得以彻底解脱。 “叶文”将郑位三与郑维山混为一谈,实在是一个不应该发生的错误。
(3)吴法宪回忆录的价值何在?它是在国内部分学者和赞助商的帮助下完成的吗? 2006年9月香港的北星出版社出版了《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对于该回忆录的价值,史家已有较高的评价(余汝信《未可忽略的“一家之言”——〈吴法宪回忆录〉述评》,见“华夏文摘增刊”第五四一期,2006年12月4日)。“叶文”对此显然采取了贬低的态度,说什么“其中多处内容与已公布的资料有出入,因而值得研究。……同时,一些观点也属于个人之见。” 笔者在第一时间就收到了该书,并为此撰文予以评述,指出:“很早就听说吴将军身后留下了一部回忆录的书稿,记述了他自己人生几十年的经历,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时期的风风雨雨的历程。笔者之所以特别关注此书的问世,盖因这是被中共打倒的所谓‘林彪反革命集团’中主要人物首次公开发表的回忆录。以往的三十多年里,相关的信息和资料被封锁之严,实为前所未有,即便有一些披露,也多为政治说教,少有可称得上历史科学认可的材料。我们听惯了也看惯了官方就‘文革’史和‘林彪事件’的一家之言,几十年来官方的说辞充斥着各种媒体,不少书籍和刊物也是东抄西抄、人云亦云,前后不一,矛盾百出,致使历史的真相被掩盖、搅浑,甚至被歪曲,但我们却从未知悉当年这些身在其中、经历其事的另一方的主要当事人是如何叙述这段历史的,他们讲述的亲身经历对解开那段历史之谜无疑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有幸阅读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办事组副组长兼空军司令吴法宪将军的回忆,对澄清那段历史有着不同寻常的重要意义。”笔者还指出:“以笔者对文革史的了解,吴法宪将军的回忆录无疑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吴将军在文革时期亲身经历了中央文革碰头会、军委办事组,参与筹备了中共‘九大’,并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跻身国家领导人的行列。与此同时,吴将军还长期担任解放军空军的主要领导人,参与、领导了部队的建设和发展,在对敌斗争中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业绩。所以,吴法宪将军的回忆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为我们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历史当事人的回忆,是我们研究军队史、文革史必不可少的第一手资料。……仅就文革史部分而言,它在很大程度上澄清了官方长期以来歪曲和掩盖的历史,揭示了历史的真相,所以笔者认为,这部回忆录的问世足以构成对官方史学一家之言的挑战,为今后的深入研究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丁凯文《艰难岁月的再回首——读〈吴法宪回忆录〉》,见“华夏文摘增刊”第五四六期、第五四七期、第五四八期,2006年12月20日——2007年1月2日) 另据笔者所知,吴法宪在离开秦城监狱保外就医到济南后,开始着手撰写自己的回忆录。吴法宪在没有任何外界的帮助下,以顽强的毅力独自一人撰写了这部长达80万字的回忆录,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资料。令人奇怪的是,“叶文”竟然声称“吴法宪的回忆录是在国内部分学者和赞助商的帮助下完成的”。据笔者所知,吴法宪在济南的生活,只有夫人和个别孩子做伴,其他子女都在外地生活。吴法宪在济南不过就是一介平民,甚至还是当局特别“关照”的对象,并不像那些还在台上的老干部们有自己的秘书或专职写作组,帮助查找资料和撰写。吴法宪不仅没有秘书,更无任何国内学者介入参加撰写。叶晖南可否告诉读者是哪些国内的学者帮助吴法宪撰写了回忆录?又有哪些赞助商出了钱?如果叶晖南说不出个所以然,则说明叶晖南信口雌黄,还请叶晖南收回他的这番不负责任且毫无根据的话。
(4)肖思科等人有关“两案”审理的书籍所用的素材可信度高吗? 1981年“两案”审理过后,一些曾经参与其中工作的人陆续写了一些文章并出版了一些书籍。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当数图门、肖思科的《特别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受审实录》,该书出版于2003年1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的前身是肖思科的《超级审判》,济南出版社1992年10月出版,后来又以图门、肖思科的名义出版了《震惊世界的77天——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受审纪实》,1994年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叶文”称“审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著作和文章基本是以两案审查时期的法律文件为依据,记载了对林彪事件主犯的司法审判过程。所使用的素材通常可信度较高”。笔者对此不敢苟同。 众所周知,1981年的“两案”审判是在中共中央、邓小平、彭真等人直接领导下搞的政治审判。中央事先在1980年夏成立了以彭真为首的“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所有法官、检察官都直接听命于这个委员会。在起诉书出笼前,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有些人罪很大,是要判无期徒刑的”,“不在于列多少条的罪行,关键在于他们祸国殃民、阴谋政变、篡党夺权”,邓小平特别强调“起诉书的内容不能涉及毛主席、周总理的错误,这一点要特别慎重。”(图门、肖思科《特别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受审实录》,第134、154页)事实证明,林彪一案尚未进入任何实际审理前,被告人的罪名和刑期就由中共最高当局拍板定案,所有的法官和检察官犹如傀儡,在事先布置好的场景中走个过场。如此的审判有何公正可言?此外,黄吴李邱四大将既未涉及官方为林彪定案的所谓“两谋”,也没有叛逃,为什么要被打成“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对于肖思科其人的作品,笔者曾撰文予以评析,笔者在《也谈林彪913事件——评肖思科〈粉碎五大谣言:知情人证明林彪真正死因〉》就肖思科一些观点一一加以辨析,诸如:如何看待林立衡与张宁的说法及回忆、中共对林彪事件的审查是公正的吗?李文普的证词有几分真实性、林彪是怎么出走的、林彪有阴谋准备发动政变吗、林彪的座机何以会坠毁、林彪犯的是“反革命罪”吗等。此文最早在2002年7月19日发表于海外电子杂志“枫华园”第355期,后来收入《重审林彪罪案》一书。 此外,肖思科等人的著述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他们只会作官方的喉舌和传声筒,并未有自己的真正思考,也从未质疑过官方的一家之言,更不知道要采访那些被告人,倾听他们的声音,完全漠视了官方在林彪一案上大搞冤案的种种情节。所以说,肖思科等人的作品充其量也只能算作代表官方观点的纪实文学,与严格意义上的史学论著相去甚远,更遑论可信度。
(5)林彪一案的真相真的很难搞清楚吗? “叶文”说“林彪事件过去三十多年了,由于种种原因,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展开真正深入的研究,整个事件中存在着大量的疑点和缺失的环节,随着当事人和见证人相继去世,搞清事实真相变得越来越困难。”我们要问的是:真的是如此吗? 国内由于种种人为的限制,林彪一案的研究的确处于停滞的状态,已有的所谓研究大都了无新意,只不过就是按照《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来诠释历史。说白了,那就是历史为政治服务,曲学阿世而已。但是海内外仍有不少有识之士敢于发出不同于官方说辞的声音。其中的代表作集中表现为这几年陆续出版的几部书籍:笔者主编的《重审林彪罪案》、舒云的《林彪事件完整调查》和《林彪画传》,以及笔者主编的《百年林彪》,其它发表在互联网上的文章更是层出不穷,除已经去世的文革研究学者王年一教授外,还有余汝信先生、何蜀先生、金秋教授、迟泽厚先生、陈昭先生、孙万国教授、陈晓宁先生、蒋健先生、夏继波先生、欧阳龙门先生、程光先生、史学先生、陈小雅女士、袁策祥先生等人。这些学者正是为了追寻历史事实与真相,孜孜不倦地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和探讨,并有很多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问世。正如国内学者陈小雅所说:“历史研究——作为一门追求‘历史原貌的再现’与‘公正诠释’的学问——本身就具有这样一种特性:一日不得真相,一日追踪不止。尽管因为各种原因,它的进程可能被延缓,它揭晓时间会推到很远的将来,但这个时间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林案如此,历史上堆积如山的各种假案、冤案、错案亦如此。在这方面,历史学很像蒙眼的‘法制女神’,它与社会的‘功利’与感情无关。如果说,后者的天平是以‘法律’为准绳的话,前者的天平则是以‘真相’为准绳的。”(陈小雅《清理历史的“垃圾桶”——重审林彪罪案的几个问题》,载“华夏文摘增刊”第四○二期,2004年11月2日) 所以,林彪一案的真相不是搞得清或搞不清的问题,而是想不想搞清的问题。如今还有许多知情者依然在世,还有那么多档案依然存在,官方只要不横加限制,何愁林案不能水落石出!
(6)史家应该坚持实事求是,还是坚持“党的宣传纪律”? 林彪一案的研究之所以困难,叶晖南还是知道原因何在的。“叶文”说:“从学术的角度观察,改革开放近三十年以来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研究有规模,少深入。目前在国内,除了少数的学者对这一课题作过一些有价值的研究外,多数论著都浮在面上。造成这种局面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宣传纪律。国内从事宣传和研究党史的绝大多数工作者都严格和自觉地遵守宣传纪律,在涉及党史的重大敏感问题上,不经允许,不随便发表个人的学术观点。” 换句话说,国内的史学工作者不是凭着史家的良知和实事求是的原则来研究历史,而是“坚守党的宣传纪律”,不得发表与官方观点不相一致的文章。如此而言,史学研究就成为政党政治的工具,为当前政治服务。如此一来,林彪事件的研究还有什么公正、客观可言? 中国历来就是一个史学大国,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更产生了无数优秀的史家,正是由于这些史家的存在,才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历史完整、清晰地呈现在世人的面前,供后世人们不断地研究、探索。中国史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就是“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他们绝不因为统治者的喜怒哀乐而改写历史,他们不仅为后世留下了信史,他们本人更成为后世的典范、楷模,这才是史家最高的境界。陈小雅女士在回忆已故王年一教授时说:“王先生跟我谈到这项研究(指林彪事件)的许多困难。首先,在上世纪80年代,中顾委讨论《中共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有位老人提出,趁大家都在世,把林彪的案子澄清一下,邓当即表示反对,他说:‘林彪的案不能翻,这是要林彪还是要党、要毛主席的问题。’王年一先生说:‘我们研究文革,澄清历史旧案的真相,就是要打破这种逻辑。’这是一种什么逻辑,王先生没有说。按我的理解,就是专制的逻辑。”(陈小雅《感受长者关怀,愧对前辈期待──纪念王年一先生》,见“华夏文摘增刊”第六○二期,2007年10月8日)所以,中国并不缺乏史学研究者,但是中国真正需要的却是如王年一教授般的有良知的坚持实事求是的史家,他们不畏权势,不以当权者的意志为转移,不以党的历史决议为判断是非和真相的标准。他们不是为了自身的名利、地位研究历史,而是通过对历史的研究追寻历史的真相,指出历史的发展规律,找出其内在的必然联系,从而得出经验和教训。笔者前面所介绍的诸位史学先进大都身在国内,但却是林彪研究的佼佼者,他们不愧是真正的史家。 最后,笔者愿意向读者推荐两篇有关林彪和林彪事件研究的述评。 一是余汝信先生的《新世纪林彪研究述评》,该文发表在笔者主编的《百年林彪》一书中。余先生的述评涵盖了新世纪有关林彪研究的方方面面。正如余先生自己所言:“本文旨在客观地回顾刚刚过去了的二十一世纪的头几年,即2000年到2006年这七年间海内外林彪研究进展。对现状的说明力求全面,既包括了亲历者的陈述,亦包括了研究者的探索,自然,亦就涵盖了不同的、甚至相互对立的观点。……诚然,在这一时期,研究所需要的资料依然匮乏,但仍取得了某些重大的、阶段性的成果,与此同时,不少问题、疑点尚待解决,意见分歧仍然存在,讨论还在继续。”(余汝信《新世纪林彪研究述评》,见丁凯文主编《百年林彪》,明镜出版社2007年11月版第18-19页) 二是笔者自己所撰《“九一三林彪出走事件”研究述评》(见《当代中国研究》总第97期,2007年第2期)笔者就“九一三事件”当中的热点、疑点问题,介绍了近些年来海内外史学界的研究进展和动态。笔者认为“真相一日不白,追寻真相的努力就一日不会停止,林彪事件的研究还会继续深入下去,林彪事件的真相也终有大白天下之日。” —————————————————————————————————— 【文革起源研究】
文革思想遗产断想之三 ——爱国主义与文革
顾 土
百多年来,各种主义多如牛毛,但能够坚挺下来的微乎其微。有的是过眼烟云,有的是虎头蛇尾,有的是一时热闹,有的本来就莫名其妙,所以最终也不知其所以然。只有一个爱国主义,似乎可以穿越任何历史风云,始终处于最抢眼的位置。 无论社会如何变化多端,人心怎样向背无常,爱国主义却始终叫座,成为任何一种执政力量最有力的精神召唤。面对来犯之敌,可以呼唤爱国主义;催发军国意识、鼓动纳粹思想,也不妨运用爱国主义;推翻一个政权,可以高喊爱国主义;维护一种统治,也不妨宣传爱国主义;打击异己势力,可以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树立个人威权,也不妨举起爱国主义的旗号;坚持独裁可以自称爱国主义,推行民主也不妨叫做爱国主义;不顾人民死活,全力发展军火工业制造原子弹,可以说成是爱国主义;专心推进国计民生,也不妨视为另一种爱国主义。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山本五十六是最狂热的爱国主义,而汪精卫、贝当也自认为是忍辱负重的爱国主义;以抗美起家的红色高棉视自己为爱国主义,而借用越南力量摧毁嗜血成性的红色高棉也被看作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几乎成了鼓动社会情绪的灵丹妙药,百发百中的政治子弹。只要掌握了爱国主义的话语权,就足以鼓动起民众的力量;相反,只要被爱国主义不幸击中,也必死无疑。 爱国的国,究竟是指什么?如果是“朕即国家”的那个国,爱国就是效忠专制君主;假如是寡头掌控的国家,爱国就是拥护一个利益集团,而这个集团基本以少数集权者的意志为归依;国家也可以是我们从前常年接受的那种概念,叫做“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这样,爱国其实就是听命于这样的工具和机关;国家也可以是一种民主制度左右下的国家,爱国自然就是尊重这种制度。当然,爱国的国,更可以是祖国,祖国不是一个政权、一个机关、一个人、一个工具,而是文化、历史、土地、自然形成的一种特定范畴。一个人生长在这种范畴培育的文明中,不能不具有自己的归属感。我们的祖国已经拥有数千年的文明历史,从未间断,而现在,“祖国华诞”、“祖国生日”一类的说法随处可见。看来,在很多人心目中,国家与祖国已经融为一体。有一种时兴观点就认定,祖国与国家不可分离,所以,爱国兼顾两者。这种观点大概属于“有奶便是娘”主义,或者叫“给什么爱什么”主义,生出来撞上法西斯就爱法西斯,碰上民主就爱民主,遇见专制独裁就爱专制独裁。 爱国主义,之所以历久弥坚,在于所有的主义中只有这种主义最空泛也最没有实质内容,可谓伸缩自如,来去恣意,变幻莫测。时代不同,爱国主义也可以不同,内涵甚至截然相反。今天的卖国主义或许就是明天的爱国主义,昨天的爱国主义,可能就是今天的卖国主义。可以说,任何人任何势力都可以以此为招牌,塞入自己的内瓤。 翻阅世纪史,可以清楚地看见,悲壮英勇,无不以爱国主义为支撑;邪恶血腥,也无一不是狂热爱国主义的结果。以文革为例,这一中国历史上的深重灾难,从头至尾,几乎都处在爱国主义的躁动情绪中。
一 中国历史上的那些爱国,多半都是今人封赠的,其所谓国实际就是君主的家天下,忠君与爱国融为一体,不可分割,因为那时的国家不如称之为家国,是一个人及其家族创立并统治的地方,生长在这样的地方,有如纳粮交税一样,当一个忠诚的臣民是份内事。其实,即便是这样的忠君爱国也经不起理性推敲,只能含混说说而已。春秋战国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包括孔夫子,都不怎么忠于自己的家国,朝秦暮楚是他们从政的特征,今天为这个家国出谋划策、明天又为那个家国出征打仗是他们的生活内容。像屈原那样的爱国,主要含义都是后人层垒地加上去的,因为在屈原的时代,根本就没有卖国这一说,不然,伍子胥算什么?北宋的杨业一直被认为是爱国的忠臣良将,其实,他也是个叛将,只不过随着北汉君主一起投降,因此就没人追究他到底爱不爱国或是爱什么国了。杨业之前还有苏武,之后还有岳飞,其爱国也特别为后人所称道。这一类的爱国,在于他们抵御的是异民族入侵,处在战事纷扰之际,假如当时异民族已经主导天下,或者少数民族已经成为中原一个朝廷一种政权后,在他们的统治范围内,不论汉人如何献身,都不会有人再追究他们的爱国与否。北魏时大权在握的冯太后,满清入关前就已经成为重臣的范文程,清王朝的那么多汉大臣,从来都是正面人物,没人称他们为“卖国贼”。 与忠君式爱国相辅的观念是: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这样的家国观也为王朝的更迭带来合理依据。可以说,古人看重的是节操,鄙视的是贰臣,而不是政权本身。 中国传统的爱国,并不排斥借助外来势力,甚至可以用土地、赋税、人口等利益为代价。自先秦一直到民国,直至1949年,这样的事例史不乏书。对立的双方可能都向外来力量示好,都会签订或准备签订出让民族利益、臣民利益、家国利益、国家利益的条约,以换取外部军事、财政、政治的支持。其实,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历史上也都有类似的情形发生。清季以降,中国固有的那种并无明确界定的忠君式爱国,又与外来严格的近现代国家观念混杂起来,变得极为难解。在传统式爱国仍主宰着人们思想的同时,国家的主权、领土等事关国家利益的观念也传入中国,这使得在朝的当权者从实际需要出发而产生的外交行为,与在野的现代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从近现代国家理论着眼而形成的爱国舆论相对抗,不断爆发冲突。 进入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潮涌入中国,与传统的忠君式爱国、近现代国家观念相交错,让中国人的国家思想更加芜杂,也更为无所适从。尤其是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社会变革理论,以世界大同为核心的共产主义思想,置阶级利益于国家利益之上,将消灭阶级和国家作为最终目的,成为意识形态的主导,让救亡图存中的许多革命志士常常陷于矛盾的心理中。在对待苏联扩张,对待外蒙古独立这样的问题上,显得难以自圆其说。近代以来,随着意识形态的不断强化,爱国、卖国又与意识形态相交融,让国家的概念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民国初年,背叛共和、赞同复辟,也叫卖国和叛国;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反共与反华紧密相连,不同政见与出卖国家利益难解难分。 1949年以后,忠君式的爱国被发扬光大,近现代国家的概念由于执政的原因也被执政党所接受,而深受苏联与共产国际影响的社会主义阵营观念和反帝意识以及随后的反修思想则左右着对外关系,作为建党宗旨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建党理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又绝对占据意识形态。在这固有与外来,传统与革命,最终与当下的混合思维中,执政中的矛盾性时常显现出来,只好此一时彼一时。今天可能讲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共产主义的大目标,明天兴许又讲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后天说不定只讲无限忠于,就如《东方红》和《国际歌》常年唱在一起那样,经不起逻辑推敲和理性思考。不过,那个年代,缺乏的恰恰是理性。 文革中近似癫狂的爱国主义,正是处于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之下。
二 文革是一场针对所谓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政治运动,但是,当对外国和对外国人的各类行动以爱国的名义出现时,人们就很难辨明其实质。所以,反省文革,往往会遗漏其对外的部分,也不能公正判断那些对外行为的是与非。其实,文革的对外与对内完全一样,都是用阶级斗争的眼光看待一切,什么都以阶级划线,而这些所谓阶级的分界又是绝对的主观意志,主观中时时还暗藏着强烈的领袖欲望、排斥异己的心理和残酷的权力之争。文革中,在对外问题上同样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尤其是文字和口头给别人加上的莫须有罪名并不亚于对内,只不过因为事不关己,国内的人们不怎么重视罢了。文革对内对外的政治运动始终交织在一起,帝修反是国内阶级敌人的总后台,国内阶级敌人则以国外帝修反为依靠,这是当时人们的普遍思维,上下一致。 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威胁,是文革的基本话语,文革中的爱国主义,主要就是反对美帝反对苏修,与文革相始终。反帝反修既是日常斗争生活的组成部分,也是任何重大政治事件的主要内容,有单位或群众组织的批判会,有大规模的街头示威,也有体育馆、体育场、广场的万人、几十万人直至百万人的浩大集会,一浪接着一浪。全国人民狂躁地支援印度支那三国人民,不仅可以借机大肆发泄情绪,更在于唇齿相依是当时人们认知印度支那问题的一种思路,中国是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可靠后方也是当时的流行口号;反对苏修的理由之一则是苏修继承了老沙皇的衣钵,“亡我之心不死”。 帝修反中的反,即“各国反动派”,也是文革不时攻击的目标。其中有的起因于边界问题、华侨问题,也有的因输出文革和输出革命所致,既属于意识形态,也属于国家间的实际纠纷。由于文革自身的意识形态色彩,所以,这些矛盾也不能不一概打上浓重的阶级斗争烙印。英国、印尼、缅甸、印度等国家在文革期间曾与中国闹得不可开交,其中只有英国算是老牌帝国主义,其他都是发展中国家,或者叫第三世界国家。印度是不结盟运动的领袖,缅甸也不是资本主义,但中国与这些国家的矛盾,文革初期有时其激烈程度超过了美苏,我就曾亲身经历了反印尼反缅甸的大示威,壮观景象不逊于反美反苏。原因在于与这些国家发生矛盾时恰好赶上了中国民众正处于极度亢奋的状态,一些政坛新秀和舆论工具又想趁机显示自己的爱国情怀和反对帝修反的决心,所以这些国家暂时就成了爱国的排他对象。由于发生的矛盾属于一时的对抗,所以持续时间也不长,很快又被下一轮行为所淹没。昨天的反动派,或许又成了今天的“老朋友”,这是文革中的常见现象。反动派的内涵,也类似文革中的“坏分子”罪名那样,无一定之规,更像是个筐,今天可以装这个,明天又可以放那个。 文革是以所谓中共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为依据而不断延伸发展的,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以及被再次揪斗的彭德怀等所谓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同时也都被定性为帝修反在中国的代理人,批判他们正是为了爱国,所以,对他们的批判和斗争,始终贯穿着爱国主义的情绪。1967年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文革中最重要的文章之一《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作者戚本禹是文革初期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炙手可热,他的这篇文字就是对刘少奇发动全面攻击的总动员令。林彪最终以叛逃苏联定罪,批判以他为首的所谓反党集团自然也充满着爱国主义的激情。彭德怀与苏修“勾结”的罪行则是他在文革中又遭批斗的原因之一。文革后期,1974年9月的“风庆轮事件”是攻击邓的一大理由,说他执行的是一条“孔孟之徒的卖国主义路线”。其实,整个文革中,卖国主义一直是一顶大帽子,专门用来整人,爱国主义则成为自我拔高的工具。1973年11月,根据毛泽东授意,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批判周恩来等人,说中方在与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会谈中态度软弱,是“投降主义”、“丧权辱国”、“第十一次路线斗争”。1974年1月,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批判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称:“如果容忍这样的影片在世界上招摇撞骗,那就等于承认任意侮辱中国人民的反动宣传是正当的行为,那就是向国际反动派的反华挑衅投降。”矛头实指邀请安东尼奥尼访华的中国领导人。1974年2月,中国彩色显象管生产线考察团接受美方玻璃蜗牛礼品被怀疑为“辱华”,成为有名的“蜗牛事件”。1974年6月,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接连批示,指责从国外买船的人是“迷信外国资产阶级的假洋鬼子”。耐人寻味的是,到了华国锋时代,对待“四人帮”的批判依旧沿袭了文革的方式。其间就有人认为,江青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战略特务”,而过去这个罪名则是王光美的专属。 除了批判、攻击式的爱国主义登峰造极外,在文革中,歌颂式的爱国主义也达到颠峰状态。任何一项发明、创造和生产成就,直至体育竞赛成绩,都被形容为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又一曲凯歌,是自力更生的辉煌成果,是为国争光。比如断肢再植、100万伏超高压标准电容器、晶体管大型通用数字计算机、万吨级远洋货轮、3200吨破冰船、南京长江大桥、红旗渠,氢弹以及抢救心脏骤停29分钟病人、拦海造田和填湖造田、攀登珠穆朗玛峰等等,好像是任何“好事儿”都可以算在爱国主义的账面上。 文革中的爱国主义,依照当时发表的各类文章的说法,其历史上溯接轨至太平天国、义和团和五四大游行。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这篇文章里,戚本禹尽其所能地颂扬义和团的“灭洋”行动,论说甚至已经脱离了左翼历史学家的思维框架,一些观点也超出了文革前有关义和团的评价。这里不妨摘出几段:
对于义和团的革命群众大造帝国主义的反、大造封建主义的反的革命运动,究竟采取什么态度?是支持还是反对,是歌颂还是仇视?这是检验真革命和假革命、革命和反革命的一块试金石。 义和团严厉禁止洋货,蔑视帝国主义分子。他们把驻有外国使馆的东交民巷改名为“切洋街”,御河桥改为“断洋桥”。义和团在游行时,经常同市民齐声高呼“杀洋鬼子”的口号,使帝国主义分子听了发抖。有的吓得躲进棺材,雇人吹打着,企图逃出城外。 一九〇〇年的六月,义和团的革命活动达到高潮,京郊各县的义和团三五十人一队,不分昼夜,一天数十起地涌进北京城内,守卫城门口的士兵,向他们致敬礼,为他们喝道让路。浩浩荡荡的革命群众,头裹红布,腰缠红带,鞋镶红边,手持大刀长矛,在大街上威风凛凛地游行。前门外打磨厂等处的铁铺里,炉火熊熊,日夜不停地为义和团赶制各种刀枪。 在义和团运动中,青少年是一支最生动、最活跃的力量,他们在这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震骇中外的“红灯照”,就是当时北方许多地方女青年们的组织。她们很有纪律地自己组织起来,练习武艺,保卫祖国。她们着红衣,戴红帽,提红灯,拿红枪,前方作战,后方除奸,积极参加义和团的起义行列,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表现了中国青年妇女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英雄气概!
读了这些文字,我们已经分不清他说的究竟是红卫兵造反派还是义和团了。看来,红卫兵造反派正是义和团的嫡传,文革则是近现代史上一切排外反外的延续。而事实也确实如此。“反帝路”、“反修路”等新路名就产生自文革;声势最为浩大的反帝反修示威活动,用极端方式批判外国的文章,也是文革的产物;大量烧毁禁绝“封资修”书籍是文革的主要内容,而其中的资与修,指的正是外国;1967年8月,北京万余人闯入英国驻华代办处院内一通打砸并纵火焚烧,更是文革中轰动世界的事件。文革中,曾经留过学的、去外国工作过的、与外国人结了婚的、由外国来华工作和生活的,甚至与港澳这两处沾了外国边的地方有关系的,还有信教的,几乎都被扣上“特嫌”的帽子,有人被关押,有人遭批斗,所有人的亲属均受株连,这与义和团时期也是如出一辙。 忠君式的爱国,在文革中也上升到极致。在反帝反修的巨大浪潮中,忠于伟大领袖、捍卫毛泽东思想是最大的目标;批倒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等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代理人,也是为了保卫伟大领袖,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所有批判无不以最高指示为依据。保卫毛主席就是保卫中国,捍卫毛泽东思想就是捍卫祖国,这样的思维逻辑,在文革中是举国公认的。
三 文革中的爱国主义,具有其鲜明的时代特点。 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思想,在文革中被不断强化。“多读点马列主义的书”和“读点马列原著”是最高指示,所以,马列学习班、马列学习小组在那个时代,尤其是进入七十年代以后,多如牛毛,在全国各地非常时兴;而且,在书店和图书馆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经典著述与注释也是允许阅读的主要内容。我在读初中以后,就被吸收进马列学习小组,经常在课余时间与所谓的积极分子同学一起阅读原著,有时还有政治老师辅导。究竟读懂没读懂姑且不说,但那些说法却深深印在脑海里。比如《国际歌》的歌词,比如“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比如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高于一切,比如工人无祖国,比如共产党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消灭阶级消灭国家实现世界大同,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无产阶级不应该支持本国政府的战争政策。特别是列宁从“资本主义崩溃论”出发,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各国工人阶级政党应该利用战争造成的危机这一千载难逢的良机,积极组织和发动人民群众夺取政权,并及时将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甚至提出“使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和“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方针,以便利用战争所造成的危机乘机夺取政权。这些说法,在今天看来,会被很多人指斥为卖国主义,可在那时却是我们信奉的真理。 一方面是躁动的爱国主义,另一方面是真理式的共产主义,这两者能够被有机地整合起来,应该归功于当时奉行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爱国主义虽然狂热,但还是无条件地统一于这一理论框架之内。反美的最终根据并非只是美国妄图干预我国内政,试图侵犯我国领土领空,将中国重新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而是因为美国是帝国主义国家,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头子,是国际无产阶级的死敌,是社会主义和第三世界的对立面。反苏也不仅仅是苏联虎视眈眈,觊觎我国领土,妄想控制我国,而是因为苏联是修正主义的头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叛徒。所以,无论美国的所作所为是否威胁或牵涉到中国政权,都成为当时攻击的靶子,比如美国在亚非拉的一系列政策和行径与中国并无厉害关系,却遭到中国猛烈的抨击、激烈的反对。以色列并没有将中国大陆政权作为敌人甚至不断主动向中共政权示好,但中国却将以色列纳入了美帝国主义体系,因而对以色列从不领情,所有的涉外讲话、社论、政府工作报告,包括新年献辞、春节贺词、国庆招待会祝酒词,都会将以色列骂上两句,“坚决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是那个时代的人们最熟悉的话语。而以色列的对立面,不管与中国的切身利益是否有关,也无一不受到中国热情全力慷慨的援助。对待苏联的态度也是如此。由于苏联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就是革命的叛徒,人们对待叛徒的仇恨往往比敌人还要强烈,于是,几乎所有反苏力量都相继被纳入自己的战友、朋友、盟友的行列。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远在天边,尽管与中国那时的国家利益毫不相干,但因为反苏或不完全听命于苏联,就受到热烈追捧,被认定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不惜投入大量资金和精力确立牢固的同志关系。各国共产党、社会党、工人党内部分裂出来的势力,无论多么微不足道,只要反苏,也一概如同亲人一般,非但金钱资助、舆论支持,而且来华访问时待若上宾。凡是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不会忘记澳共(马列)主席希尔同志,这样一个在本国在世界根本没有任何影响力的人,与中国国家利益完全不搭界,就是因为所谓的坚持马列、反对苏共,拥戴毛泽东,结果在中国家喻户晓。为了对付美苏这两个意识形态上的敌人,也为了确立中国在“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以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袖地位,当时的中国还动用大量资金和武器支持、鼓动世界各地的武装斗争。结果,许多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东南亚各国,因此与中国关系十分紧张,这显然不利于中国的国家利益,但却符合世界革命的大目标。如果当时的中国是个富裕国度,有能力拿出闲钱去做这些事情,也还罢了,犹如美国那样,即使有苏联那样的条件也还说得过去,但中国人民当时正处于极度贫困的状态。自己经济拮据,却用资金去支援别人;自己没多少铁路,却无偿地把铁路建到了别的国家。这恐怕不好说是“爱国”,只能用意识形态来解释。 其实,将意识形态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的做法,早在文革前就已经定型,只不过文革是意识形态的极端时期,因此显得更为突出,更为偏执。文革前,文革期间,对待一些国家,由于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关系,是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是同志加兄弟,是老大哥,所以在边界问题,在领土争端,在体育竞技中,什么事情都好商量;而当这些国家被认定是修正主义,或者对修正主义态度暧昧时,又不妨再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以至与之水火不容。 今天,爱国主义依然是全社会最为盛行的主义,有时看起来似乎已经成为硕果仅存的主义,其狂躁外表与文革一脉相传,其随意随机性却强于文革,其非理性则比文革更胜一筹。这是因为,文革期间的爱国主义始终局限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框架之内,一直被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所左右,没有背离共产主义大目标的论说范畴。在文革中间,那些爱国言行,看起来似乎比今天更为激烈,但是,其最高掌控能力却远远超过现在。没有人会说美国人如何,法国人如何,苏联人如何,永远将美帝国主义、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苏修、勃列日涅夫和广大苏联人民分得清清楚楚。火烧英国代办处和其他疯狂的排外行为,当权者曾竭力制止,相关责任人事后也都遭到严厉惩处,还被公开定性为“现行反革命”,红极一时的王、关、戚也因此失势,身陷囹圄。那时没有人敢说个不字,更没有人胆敢讨论这是否是卖国或是对帝国主义态度软弱。 值得研究的是,尽管文革期间,经历了抗战爆发三十年、抗战胜利三十年等重大日子,虽然中日后来交恶的各种原因都存在,但中日友好的呼声、支持日本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呼声,始终高于其他声音。日本从来没有被当作主要抨击对象,至多只说一句“美日反动派妄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那时的宣传从来不提什么“南京大屠杀”,许多中国人更不知道什么“慰安妇”。 在文革中间,我们知道毛泽东有一段著名的语录:“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之下来决定。有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爱国主义’,有我们的爱国主义。对于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所谓‘爱国主义’,共产党员是必须坚决地反对的。”但是,这一论断现在也不见有任何人重新说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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