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記　憶　　　　　　　　　　　　　　　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１日第２期
ＲＥＭＥＭＢＲＡＮＣＥ　　　　　　　第十二期
　　　　　　　　　　　　　　　　　　２００８年９月１３日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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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国史笔谈
徐友渔 国史与党史——《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读后感
赵 诚 不合时宜的革命——《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读后杂感

周恩来研究
小 夏 周恩来在大搞对毛泽东个人崇拜中的责任与特色

风云人物
萧 木 忆老友徐景贤

蓦然回首
王广宇 “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牛马走
王 薇 妈妈的“坦白交代”

闲读偶记
朗 钧 红卫兵诗人郭路生被“自由主义”绑架

故纸堆
国务院关于1967年春节不放假的通知

文摘
徐 贲 消遣娱乐和商业化的文革怀旧记忆

小资料
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名单

友情链接
《见证北大文革》征文启事

简讯
德尔苏 关于文革档案的开放情况

编读往来
1、丁凯文纠本刊11期误植 2、庄菁瑞来信谈感想 3、华新民来函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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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笔谈】

国史与党史
——《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读后感

徐友渔

在读此书之前，听朋友说，它算是十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81》中较好的一本，其中包含了一些新材料。在阅读过程中，的确感到本书的特色和长处，是披露了一些新材料，以及对于某些史实的辨析和纠正。不过，我一直主张，写书评最好能提出批评意见，赞扬的话一般而言意义不大，所以我愿意表达的，还是批评性意见。
我的总体感觉是，本书作者未能把自己放在撰写大部头历史著作的地位，没有充分体现出自己是在撰写国史的心态。本书表现出来的，是党史工作者对于党史中若干事实辨析、讨论和澄清的态度。我深知，要表达我的这种感觉很困难，因为，在中国这种一党执政的条件下，基本情况可以说是：党就是国，国就是党，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种情况更甚。但是，不论怎么说，历史学家和党史工作者的问题意识、观察视角和话语方式，以及不经意间的情感流露，还是有差别的。
一些评论者颇为看好以及作者本人颇为自得的，是本书导言中提到的，读者“可以在本卷中看到若干带有专题性的考证，单独提出就是一篇新观点或者新史料的论文”，在较长的例子清单中包括这样的问题：
江青、张春桥历史上是叛徒吗？
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少将为什么被逼死？
公安部长李震少将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
中央政治局里有多少委员参与和预知了抓“四人帮”的行动？
我觉得，这些问题在党史辨析的范围内是重要的，需要特别着力研究，而在国史范围内其重要性会降低，不应将其视为一部历史著作的亮点。比如第一个问题，“江青、张春桥历史上是叛徒吗？”我们这些党外读者主要感兴趣的是两派政治力量无所不用其极地角力，抓住一切机会攻击对方，其理由或借口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不是真实的，弄清历史真相是必要的，但着力程度、篇幅并不需要那么大张旗鼓。文革中和文革前的意识形态宣传说，党内斗争，两条路线的斗争关系中国未来命运，因此其中的任何细节都至关重要、含糊不得，后来我们知道并不是那么回事。特别是其中的某些说辞或烟幕，不弄个水落石出天也不会垮下来。老实说，我在读这些情节时是很感兴趣的，但同时也感到作者缺乏一种历史学家论述时的距离感。历史学家阐述事实时应该有一点居高临下的姿态、旁观者的口气，不应显得是问题中人、是非中人。
这样的问题在全书的叙述口气中比比皆是，以下是一些例子。
第35页：“还有些智商低下的造反派人物，胡搅蛮缠地质问……”，这里，不宜对历史过程中的一派政治力量用“智商低下”、“胡搅蛮缠”等色彩过于鲜明的贬义词，作客观的叙述就够了。
第47至48页，在说明造反派时使用的语言是“造反起家”、“把持权力”、“造反组织的头头”、“名噪一时、权势倾人”，而在第169页描述周恩来时使用的语言则是“殚精竭力，呕心沥血”、“大智大勇、无私奉献”，我以为，历史学著作应该使用中性语言来叙述事实，这毕竟不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揭发批判“三种人”和赞扬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文章。
第220页，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结成了一个利用毛泽东的错误实现个人野心的政治帮派”，说江青“颐指气使，不可一世”，说张春桥“老奸巨滑，工于心计”，说姚文元“是文化大革命的笔杆子和金棍子，执掌舆论工具，专司理论发难和摇旗呐喊”，这些用法沿袭了中共的意识形态和革命化大批判传统，是不该出现在一部严肃、有分量的历史著作中的。至于第一句“结成了一个利用毛泽东的错误实现个人野心的政治帮派”，则是党的决议的提法，我怀疑作者会附和这个说法，至少，作者应该知道相信这个说法的人不多，不应该作为一个公认事实表述。
最后指出两个技术性的小问题。第7页说梁兴初是成都军区政委，他实为司令员，政委是张国华。第699—700页说抓捕四人帮的行动分为4个小组，“第三小组组长高云江，负责解决江青。第四小组组长滕和松，负责解决江青。”这里显然有笔误或排印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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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研究】

不合时宜的革命
——《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读后杂感

赵 诚

史云、李丹慧所著的《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八卷，所述的时段是1972—1976年。总的印象，作者力求恢复历史本来面目，是一本全面论述这段历史的有价值的史书。学者独立修史是一可喜的事物，目前高层档案不开放，能够写成已是难得。
但这本书也有一些重要细节未能直书，以至让人在一些问题上仍有不得要领之感。如1972年5—6月间为什么毛让周主持批林时，要周谈自己历史上的“错误”，后来1973年11月在周绝症缠身的情况下，又有了借中美交往中的事，找碴开了“帮周会议”。使周在精神和肉体上都受到极大摧残。书中讲了毛、周对文革态度有区别，周在林彪事件后拿回了原来由军方掌握的部分权力（如对一些企业的管理权），解放一批老干部，客观上势力坐大，中美交往中在国际露脸，这些都让毛不快。但关键处还是让人有些读不明白。如江青为何在“帮周会议”说“周恩来‘迫不及待’要取代毛主席”？高文谦谈到，毛泽东在参加陈毅追悼会后，1972年2月大病时曾当江青面向周恩来表示，“我不行了，全靠你了”，“我不行了，我死了以后，事情由你办”（《晚年周恩来》369页），这个曾有传位给周的表示这样的关键情节。不知作者是故意回避还是无意疏漏。
在1972年5月12日医生发现周恩来患癌症后，毛不让手术，也不让告诉本人和妻子，1973年2月周恩来出现血尿后，瞒不住了，才对周告以实情，但仍不让手术，3月医生在为周做膀胱镜检查时，“抗旨”冒险自作主张悄悄做了膀胱癌原发灶烧灼术（《晚年周恩来》513页），但为时已晚。本书对此事，有客观描述，也有语焉不详。说“1973年1月13日，周恩来‘因膀胱出现血尿，病情持续恶化二个多月，到了3月10日才得以进行最必要的治疗’”。这段话如没有《晚年周恩来》中所述作为参照，就让人无从理解。本书说：不让手术说是因毛“对医生有偏见”，（《难》221页），这有些画蛇添足。就从共产主义理论来说，人权是共产主义者们一起步即追求的目标之一， 马克思在1864年为第一个跨国社会主义运动工人组织“第一国际”起草的《协会临时章程》中明确宣布，“他们（各国工人代表）认为，一个人有责任不仅为自己本人，而且为每一个履行自己义务的人要求人权和公民权。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版16页）一个20世纪后半叶的执政党，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会的大国，领导层之间的关系搞成与传统帝国的君臣一样，甚至比那种关系更糟糕，党内高级领袖的生病、看病，本人和家属都无知情权，无治疗权。在制度上，一个最高领袖不但掌握着其他同志的政治生死，还掌握着生理生死。没有基本人权，不遵起码人道，这不是一个以建立人间天国为理想而奋斗了一生的那代共产主义者的悲哀吗？这个现实与他们为之奋斗的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天国又相距何其遥远呢？无论毛是出于何种考虑，但这种没有人权的制度本身就是黑暗的，反文明，不人道的。难道这还需讨论吗？我想作者的史笔走到此处时，语焉不详，也许有其苦衷，但在判断事情性质上，不必遮掩。
本书对文革中国家经济建设书写较为全面，也不同于以往，提出了1966到1968年落，1969到1973年起，74年再落，75年又起，76年再次跌入谷底的“三落两起”，并详细介绍了三五计划的完成情况和“四三方案”（即当时大规模引进外国先进设备技术的情况），并对三线建设的成就和得失进行了较为客观的评述。本来在二战后，计划经济就不是一个最优模式，苏联东欧的粗放的短缺经济其缺乏竞争力人所共知。书中也谈中国在经济大量增长的时候，经济效益是不高的。本书中也可看出其实我们学苏联的计划经济，也没把计划经济学好，经常是不顾计划的瞎指挥，造成了建设中大量浪费。中国的建设是在一个农业国基础上进行的，资金和技术在产业上的投入必然会有产值的较大增长，特别是新技术的引进，会使经济发展更快，原因很简单，利用自然资源效率提高了。最近30年经济高速发展，除了体制上的变化外，大规模的新技术引进是一个重要原因。但中国的经济发展因毛泽东要进行自己乌托邦的理想实验，又要同苏联争老大，所以常把经济搞得一塌糊涂。
本书作者高度肯定毛泽东1964年在人民生活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反对先顾人民生活兼顾建设的方针，坚决优先进行三线建设（国防工业）的决策。而且认为这为改革开放后今天的中国东西部差距没有更大做出了贡献。这种说法本人不敢苟同。从观点上说，这基本上是国家主义的观点。大饥荒后，人民生活很困难，1964年制定“三五计划”时，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支持的陈云等主张先提高人民的生活，“抓吃穿用”，再量力发展国防工业和基础工业，这是较合理的主张。除非战争迫在眉捷，首先解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循序渐进，量力而行进行国防建设，这是比较合理的。本书否定陈云等一线领导的共识，赞成毛坚持先在三线上投资的决策，认为这填补了西南历史无国防工业的空白。我认为这个空白原来就有人想填，抗战前夕蒋介石政府也搞了一个资源委员会，基本思路是重工业，国防工业国家来办，准备在大西南进行国防工业建设，当时经济力量有限，七七事变战争爆发了，但也还是迁了一些工厂到这些地方进行生产。共和国建立后，如果中国认真地学习苏联，认真学习计划经济，没有大跃进，到1964年时，中国也有一定的国力搞些国防建设了，退一步说，就算1964年没在三线上大投资，以后量力而进，西南总是要建设的。已经饿死了几千万人，还不让人民改善点生活，还不顾人民死活，不要黄油要大炮，这才是问题的核心。国防工业的建设，迟早总是要进行的，但这和海湾战争并无因果关系，用江泽民1991年讲话（《难》279页），用海湾战争来肯定1964年当时的决策，缺乏说服力。印度没饿死人，现在卫星也上天了，核武器也有了，甚至还有航母。当然他拥有核武器对世界消除核武器前景好不好，是另一个问题。其实当年中国生产那么多军火，除了援外，没什么大用场，过剩的军火生产能力，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下，许多军工厂至今不能成功转轨，我个人认为至少在1964年，这不是一个合理的决策。当时，应先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才正确。
实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对战犯的审判，联合国的建立，都为一个新的国际时代开启了大门。世界相对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国际关系在原有国际法的基础上进入一个新的国际法体系的时代。联合国为主的多边条约体系在这个国际法体系上，起着重要作用。同时美国、苏联的超级大国地位又对世界有很大影响。二战结束时，美苏双方势力范围的划分，形成东西方两大集团。苏联1949年也有了原子弹后，冷战中两大集团处在恐怖的均势中，争夺是在中间地带，在这种情况下，美苏之间充其量是局部战争。1950年代后，美苏领导人心里都清楚，全面战争意味着共同毁灭，古巴导弹危机后，美国多年视古巴为眼中钉，但也没有用武力拿掉，柏林在苏占区东德境内，二战后苏联几次想把美国和英法赶出西柏林，但都未能成功，也只好维持对柏林四国占领，不得不承认西柏林的存在。说明战后的国际关系中有些规则大家还是得遵守的。
二战后世界在经济上已进入一个以美元为中心、金融相对稳定的全球大市场的时代。这个时代，世界国际化，经济上互相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关贸总协定下，几轮谈判，全球一体化的规则体系日益完善，自由贸易已成主流。斯大林战后曾想接受马歇尔计划，美国提出自己的条件后，苏联不满，后又阻挠东欧接受马歇尔，成立经互会，才提出两个平行市场说。但就是这样，苏联和东欧也不能不和西方国家进行贸易活动。如果正确判断二战后的世界形势，并施以理性的外交，国家基本上可保和平，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都可以有很好发展。德国和日本两个法西斯政权灭亡了，但这两个国家并没有亡，反而在经济上都有发展，过了恢复期后，人民生活比战前都有改善。欧洲以宿敌德法为轴，建立从煤钢联营到共同市场、共同体等，和平发展的趋势是明显的，东亚四小龙就是搭上这班战后世界大发展的车才得以起飞的。印度这样的南亚大国，一直采取坚持不结盟政策，也没有因为经济上采取社会主义模式，同苏联关系较好，而面临美国的军事威胁。南斯拉夫曾是苏联阵营的一员，因不堪斯大林控制，脱离苏联阵营，得到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善待。赫鲁晓夫当权后，南苏两国关系改善，但南一直在外交上采取中间道路，成了不结盟运动的核心国家，其运动的主要国家都是第三世界国家，由于外交政策得当，南得到了东西方两个阵营援助，国家经济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提高，从1945年到1980年铁托去世时，国民生产总值年递增率达6%，每11年就增加一倍，人口从1948年普查1577.2万（1953年世界知识手册）到1981年2235.2万（1982年世界知识年鉴）增长了近42%，人均收入从1945年100美元增加到1981年2789美元，居世界第36位。铁托在世时，南斯拉夫就与30多个发达国家，入境相互免签。南公民可持护照随便出入这些国家。南解体后，未经战乱的斯洛文尼亚，2005年人均总产值已达17008美元。中国至改革开放后，到1980年代才提出战争是可以争取避免的，1980年代中期，邓小平才讲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中国领导层才真正开始从角色上进入和平建国的新时期。这时，世界已基本和平了40年。
回首看，新中国成立后，中美之间不是没有改善关系的余地，是毛泽东选择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后又介入朝鲜战争，才导致中美关系全面恶化。这都与毛对时代的判断失误（认为是帝国主义走向总崩溃）有关，到1973年，中共十大时，此调仍不改，还加上“天下大乱”的国际形势判断。斯大林去世后，苏共改变了斯大林的对外政策，提出可以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新路线，1954年对奥和约，日内瓦会议，都是这一战略调整。中国也参加了日内瓦会议。本来，会议的主旨是按北纬17度线划分南北越之界，各自进行和平建设，但越南北方对此没有满足，日内瓦会议后长期在南方进行游击战争，实行战争统一政策。最后导致美国为了“抗击共产主义扩张”，从对越南的特种战争扩大到局部战争。本书中记述了中国全力援助越南，付出了大量经济军事援助，还加剧了和美国的对立。大量援越、援阿尔巴尼亚都没有得到感恩，最后当中国考虑自己的国家利益调整对外政策时，他们都翻脸不认人。从战略上说，由于对世界形势的错误估计，这些外援耗费了大量国力，国内国际都恶化了中国和平建设的环境，从国家利益上说，实为不智，为中国外交之败笔。
在柬埔寨问题上也是如此，毛给即将掌握柬埔寨大权的波尔布特的鼓励和周对红色高棉领导人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不是容易走的……是一条漫长的道路”的肺腑之言成了鲜明对照，（《难》159页），中国支持的波尔布特掌权后，马上把中国的话当耳旁风，连毛都未料到，在中国承诺礼遇西哈努克亲王，但西哈努克一回国全家立即被软禁。张春桥在波尔布特掌权后，去柬埔寨传授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理论（《难》159页），这和波尔布特在柬埔寨屠杀大量城市人口和华人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有无关系也值得探讨。中国大力支持东南亚各国的武装斗争，这究竟合不合时宜，完全可以进行充分讨论。毛对马来西来总理讲，他就是要支持马国的武装斗争反对派，这是典型的毛时代中国的对外政策。中国把时代判断为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的时代。这一判断，完全不符合二战后的实际情况，所以外交领域按毛的这些错误判断制订政策时，总是败笔。从中苏翻脸，支持亚非拉，到对越对阿，无不如此。后来连毛也承认不和美国人员来往，不搞小生意是不对的。（《难》85页）而当毛采取务实的对外政策时，如中美关系改善，不但使新中国进入了联合国，还使世界所有发达国家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与中国建了交，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正是中美关系的改善，西方国家与中国纷纷建交，才有了1973年1月的“四三方案”。这个方案是自苏联援建156个大项目后，新中国进行的第二次大规模的现代工业设备的引进。这是文革时期中国经济建设的一次重大事件，也为经济对外开放进行了最早的奠基。在这一时期周恩来已关注到台湾划出自由贸易区、增加吸引外资和出口的办法，颇为欣赏（《难》292—300页）。这说明如不是毛的不合时宜的革命，中国领导人采取务实的内外政策并不是不能融入世界的和平发展大潮中去的。即使毛继续维持其乌托邦的革命，也还是同意了“四三方案”，说明只要毛不在其乌托邦的天国里狂想，只要回到现实中来，面对一些国家的问题，领导层中还是有大量务实的人能提供正确国策的。而毛采取在国际上务实的对美政策，正是中苏交恶的孤立局面而逼出来的。这局面是毛自己前二十年采取对苏“一边倒”，与苏结为军事同盟，以后又与其产生意识形态分歧并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造成的。1969年珍宝岛之战后，毛“满腹忧虑地说‘我们现在孤立，没人理我们了’。”（《难》106页）这是毛被迫对美采取务实外交的前提。
其实通过本书还可看出，毛只要进入务实层次，头脑和气度的确有过人之处，比如对美关系的调整，对日和解时，主张中日长期友好下去，没有在枝蔓问题上纠缠，确有大开大阖之度。本书行文中，对中国打美国牌，向美国打苏联牌吊美国的胃口等，都用正面口气，反之，对美国向中国打苏联牌则口气反感，我觉得史家可更超脱一些来谈这些国际往事。
另外，本书180页在描述1973年5—6月基辛格访苏时，勃列日涅夫向他建议：苏美共同阻止中国成为一个核国家。又提到“在1964年中国原子弹即将试验成功之际，美国约翰逊总统也曾向苏联提出过相同的袭击中国核基地的建议，那时被苏联拒绝了”。这句话出自什么文献，应有说明。
走笔至此，可能批评得太多了。其实不论观点是否有可商榷之处，本书作者力求真实全面记述这段历史的意图还是清晰可见的。文艺复兴时代，新历史编纂学是文艺复兴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历史学派就是对历史进行真实的还原，剔除掉中世纪历史中的神话和虚假的传说（剑桥世界近代史1，1999年版96页）。今日中国民间修史之风渐炽，理性地、现实地还原真实历史，乃是中国走出中世纪阴影的一个自觉的人文活动。
2008年12月12日于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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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研究】

周恩来在大搞对毛泽东个人崇拜中的责任与特色

小 夏

自延安整风以来，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日趋严重。其中起主要作用的不仅有刘少奇、彭真、林彪等人，还有周恩来。相对于其他人，周恩来在大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上有很大的责任，也有他的特色。但因为他一向严格控制着不让自己在宣传上显得突出，因此人们对他这方面的问题或是缺乏了解，或是未予重视。

一、周恩来在大搞个人崇拜中的首创性
在大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上，周恩来常常是走在别的领导人前面的。
从1940年12月29日开始，周恩来就在许多份致中央的电报中，以“毛主席并中央书记处”开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86、301、305页）。在称呼上把“毛主席”放在“中央书记处”的前面加以突出。在笔者所见资料中，周恩来是最早这样做的中共高级领导人。这种做法完全颠倒了个人和组织的关系，使个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
一般人只知道林彪在六十年代对毛泽东的吹捧，却不了解周恩来早在四十年代就开始这样做了。
1943年4月22日，周恩来在《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中就说：“毛泽东同志的工作作风是：中华民族的谦逊实际；中国农民的朴素勤勉；知识分子的好学深思；革命军人的机动沉着；布尔什维克的坚韧顽强。”（《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2页）
这年8月，周恩来回到延安后的首次公众讲话，就最先提出“毛泽东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方向”，他说：
“要争取中国抗战的胜利，还有没有办法呢？我们回答：有办法！办法就出在陕甘宁边区！办法就出在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办法就出在中国人民的身上！办法就出在真正抗日的党派和军队中间！办法就在中国共产党，尤其是在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手中！”
在说到中共三年来的成就时，周恩来说：“这一切成绩，是怎样得到的呢？是全党依靠人民的力量得到的！是全党团结在中央领导之下得到的！尤其有决定意义的，是全党团结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得到的！”他强调：

有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和指示，在这三年来许多紧急时机、许多重要关键上，保证了我们党丝毫没有迷失了方向，没有走错了道路。
没有比这三年来事变的发展再明白的了。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其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地证明其为错误了。
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
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
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
（周恩来《在延安欢迎会上的演说》，1943年8月2日。1943年8月6日延安《解放日报》）

在随后的中共“七大”上，周恩来进一步提出：中共能够“锻炼成为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也是一个很强大很有能力的共产党”，“最主要的，我们还是依靠了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他指示了我们以新民民主主义的方向，他教育了我们以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学说，他领导了我们经过了中国革命三个历史时期，创造了伟大的革命力量，经历了无数次革命斗争，克服了无数次艰难困苦，达到了今天的初步胜利。”“让我们团结起来，高举起毛泽东同志的旗帜，胜利前进。”
在这次讲话的最后，周恩来高呼：“毛泽东同志万岁！”（周恩来在1945年4月23日“七大”开幕时候的讲话。《解放日报》1945年5月1日）
周恩来这个讲话中有关“毛泽东领导我们经过了中国革命三个历史时期”的说法，在篡改历史方面也是走在其他人前面的。
1949年5月7日，周恩来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做报告，主题之一就是“学习毛泽东”，这是最早公开号召全国学习毛泽东的记录。周恩来声称：“我们必须有一个大家共同承认的领袖，这样的领袖能够带着我们前进。三十年革命运动的实践使中国人民有了自己的领袖，就是毛泽东。我们这次全国青年代表大会的口号也是‘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我们决心举着这面旗帜前进。”“毛主席的旗帜，就是我们最好的号召。”周恩来在讲话中再次强调：“毛主席在中国革命的四个阶段都是正确的，都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正确方向……所以毛主席的方向就是中国人民正确的方向。他不断的指出真理，坚持真理……在中国革命三十年的许多关键时刻，他的方向都是正确的。”（《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版第331－345页；人民出版社资料组编《人民的好总理（中）》，1977年版第328页）
这是在中共还未执政、还在反对蒋介石“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独裁政权之时就向全国青年介绍、宣传并倡导学习自己这一个党的领袖毛泽东的最早、最系统、最权威的讲话。
1949年7月6日，周恩来再一次提出：“我们应当感谢毛泽东同志，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正确地应用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来，因而造成了伟大力量，战胜了中国革命的强大敌人。我们号召大家学习毛泽东同志，把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版第350页）
在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恩来又对毛泽东进行了肉麻的吹捧：“中国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离开或者违背他的领导和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发生错误，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我所犯的错误足以证明这一点；反过来，作对了的时候或者作对了的事情，又都是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思想是分不开的。因此，我们必须下苦功夫，认真地研究毛主席的著作和指示，学习他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学习他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学习他的思想和作风以及他所具有的伟大的共产主义的风格。”（周恩来《在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
我们可以对照一下林彪在中共七千人大会上的这段长期遭到诟病的讲话：“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两相对照，就可以看出，林彪讲话的这些意思，周恩来早已在四年前的讲话中说过了。不同的只是，
一、周恩来更极端，他说“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而林彪在那段话前面说的是：“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较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
二、周恩来用了贬损自己的说法（“我所犯的错误足以证明这一点”）来反衬毛泽东的伟大。而这正是周恩来与众不同的一大特色。
三、周恩来的讲话比林彪的讲话更早，实际上对林彪及其他领导人后来的表态起到了引导、启发、示范的作用。
就是在七千人大会上，周恩来也照样讲了与林彪相类似的话，他说：“‘三面红旗’，经过实践的考验，证明是正确的。从建设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来看，今后将会更加证明‘三面红旗’的正确和光辉。我们的缺点和错误虽然严重，但是，它是属于执行中的具体政策和具体工作的问题，不是‘三面红旗’本身的问题。缺点和错误，恰恰是由于违反了总路线所确定的正确方针，违反了毛主席的许多宝贵的、合乎实际而又有远见的意见才发生的。”（周恩来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哈佛大学费正清图书馆收藏 七千人大会资料，油印本）
这个讲话在官方编纂的《周恩来选集》中是没有的。
我们再来看看人们所熟知的林彪讲话：“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是林彪在1966年提出的。然而早在1962年，周恩来就已经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1962年2月13日至3月2日，周恩来在广东从化组织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周恩来在2月25日发言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对资本主义时代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产生的列宁主义的发展。在3于2日，周恩来对此问题还特意强调了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创造性发展。（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周恩来与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23、226页）周恩来说：马列主义斯大林后期停滞了，但在中国革命中找到了代表人物。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革命理论是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发展的，而毛泽东同志则是运用马列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又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有他的历史条件的，有他的发展背景的。（杨明伟《走出困境——周恩来在1960－1965》，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49页）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66年7月26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对林彪提出的“顶峰”、“最高最活”、“最高指示”等类言辞，我曾同毛主席谈过，也同林彪交换过意见，用词应当力求科学、准确、恰当。（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第42页）然而，周恩来在此前的1966年5月21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曾宣称：“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这个伟大时代的顶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与列宁一样是天才的领袖，是世界人民的领袖。”（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5月21日。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年版）
同时，据王力的回忆可以推断出，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是周恩来主持搞的（王力《王力反思录》下册，香港北星出版社第941页）。《公报》中就明确宣布：“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同年9月26日，周恩来说：“林彪同志说的很对，毛主席是列宁以后的二十世纪最伟大天才。”到11月份，在周恩来的眼里，毛泽东远胜斯大林。周恩来说：“世界上只有列宁，毛主席这样的天才。这样的领袖不多见，斯大林问题不少，当然功大于过，三七开。”（周恩来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9月26日；周恩来接见中国科学院串联队时的讲话，1966年11月12日。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周恩来在8月份的清华大学万人大会上讲：“毛泽东思想是从群众中来的，伟大的天才毛主席把它集中起来，发挥起来，成为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周恩来在清华万人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8月22日。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此类语言，在周恩来的文革讲话中不胜枚举。
林彪号召全军学习毛泽东的“老三篇”，提倡“带着问题学，急用先学，活学活用，立竿见影”，而周恩来在1964年12月就曾把《毛主席的四篇哲学论文》送给工作人员，作为解决三门峡工程问题的工具。（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续编三）》，1979年版第43页）
过去在批判林彪时，曾批判林彪说过的这句话：“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都认为这个说法是林彪的发明，然而实际情况是：这句话最早出现在1966年《解放军报》元旦社论稿中。当时值班的《解放军报》副总编冯征回忆说：这样的评价，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于是冯征亲往林彪驻地苏州打电话求证。结果却被告知，“一句顶一万句”是林讲的，“句句是真理”是另一位领导讲的。（蓬莱《“一句顶一万句”出笼前后， 1992年10月《书刊导报》》）据笔者多方了解，这“另一位领导”就是周恩来。
在批判林彪时，还常常说他篡改历史，比如把自己吹嘘成南昌起义的领导人，把朱德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篡改成林彪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等等。其实，这些篡改历史的做法，都不是林彪自己所为，而究其根源，却能发现周恩来在其中的独特作用。
比如，在对南昌起义的历史阐述上，周恩来就是一个地道的“变色龙”。
1957年，周恩来在审定《八一起义》展览提纲时，提纲有一段话的原文是：党为了挽救革命的失败，决定由周恩来同志在南昌举行起义。周恩来在“举行起义”前加上了：“以贺龙同志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叶挺同志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和朱德同志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九军一部分为基础。”提纲中还有一段话原文为：“七月二十一日晚……周恩来……等同志率领了北伐军三万余人，在南昌举行了武装起义。”周恩来在他的名字后面加上了“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的名字。（《怀念周恩来》编辑组《怀念周恩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8页）
为“反冒进”作检讨之后，1959年，江西省话剧团进京会演《八一风暴》，周恩来指示：听说戏里写了我，不要写我，要写毛主席。是毛泽东思想指导了八一起义。（人民出版社资料组编《人民的好总理（下册）》，1977年版第287页）
到了文革中，周恩来的说法有了更大的变化。当年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负责人之一的戴维堤，在写成于2004年的长篇回忆录《逝者如斯》中记叙了这样一件事：1967年9月9日，北京市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组织一些人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开大会，纪念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40周年，大会组织者安排的发言者在歌颂了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的伟大意义之后说，是伟大领袖领导的秋收起义打响了对国民党的第一枪，不是“八.一”南昌起义打响的第一枪。“八.一”南昌起义是大军阀贺龙他们领导的，最后以失败告终。这次起义不是工农武装起义，而是资产阶级旧军队的一次兵变，所以“八.一”不能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建军日，必须彻底砸烂。我们强烈要求中央废除“八.一”建军节，把“秋收起义”纪念日9月9日定为建军节。甚至有人呼起了“砸烂八一”的口号……
在混乱中，应邀出席大会的周恩来讲了话。按戴维堤的说法：“这是我知道的总理最违心的一次讲话”。周恩来说的是：
“同志们，我很理解大家的心情。你们热爱毛主席，热爱江青同志，这是完全正确的。我完全理解你们的心情，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我周恩来热爱毛主席的心情不比你们差。我要告诉你们，‘八.一’南昌起义，不是我周恩来领导的，是林副主席领导的，我周恩来不过是参加了而已。‘八.一’建军节是毛主席确定的，不能砸！砸‘八.一’是不对的！我周恩来一生犯了许多错误，但我是拥护毛主席的，拥护林副主席的。不信请同志们看一下，我周恩来的心是红的。”
戴维堤回忆：“说到这里，周总理突然用手撕开了衬衣，露出了胸膛。”（戴维堤《逝者如斯》，发表于互联网上。笔者采访戴维堤时求证过此事。）
至于说将“朱、毛井冈山会师”篡改为“林、毛井冈山会师”，这也并非林彪所为，而恰恰是周恩来在文革早期以及中共“九大”期间说过这样的话。1966年12月19日，周恩来接见江西省联合赴京控告团全体代表时指出：“‘八•一’南昌起义，人数开始很少，但是由于领导，其中我就是一个，没有负到责任，在领导战争中犯了错误，没有能在江西站住脚，到广东去，到海口就失败了。就在那个时候，朱德同志、陈毅同志、林彪同志等人留在一起，会师到江西，跟着毛主席秋收起义的部队，会师在井冈山，由毛主席高举这个革命的火炬，今天成了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周恩来接见江西省联合赴京控告团全体代表时的讲话》，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这是毛、林井冈山会师说的源头。
在1969年4月14日的“九大”全体大会上，周恩来发表以歌颂林彪为中心内容的发言时宣称：“林彪同志成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早在四十年前就已经开始。林彪同志是南昌起义失败后率领一部分起义部队走上井冈山，接受毛主席领导的一位光荣代表。”（《周恩来等九位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大会上的发言》，四川人民出版社革命委员会翻印，1969年5月7日）
后来，“九一三”事件发生了，林彪变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1972年5月21日，周恩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系统批判林彪的发言中又说，“上井冈山，他仅仅是一个营长吧？（朱德同志：连长。）还是连长。那怎么能把朱、毛会师说成了毛主席跟林彪会师呢？这是歪曲历史嘛。”（《中央办公厅印发的批林整风会议文件》，周恩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录），1972年5月21日；《周恩来文革讲话集(1966—1975)》，笔者私藏本；另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周恩来这是在批判谁呢？是谁歪曲了历史？

二、周恩来搞个人崇拜注重娱乐性与艺术性
在大搞个人崇拜中，林彪以他那种军人作风直来直去要求“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与这种方式不同，周恩来搞个人崇拜，更注重大众喜闻乐见的娱乐性和潜移默化的艺术性。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也最为人们熟知的，是他亲任“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总导演和经常在公众场合指挥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自“大跃进”失败之后，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相信毛泽东是“一贯正确”的。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崇毛的讲话，是对高级干部讲的，一般民众并不知道。而周恩来则在重振民众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周恩来此时选择被冠名为“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的大型歌舞演出《东方红》来赞美毛泽东，是把握住了历史机会，也摸准了毛泽东当时的脉搏。
周恩来作为大歌舞《东方红》的总策划和总导演，堪称呕心沥血，在如何编排上费尽心思。为了突出毛泽东，周恩来特意大大淡化了八一南昌起义，认为有秋收起义就行了（此举直接影响到文革中一些红卫兵、造反派提出否定八一南昌起义和改建军节为秋收起义纪念日），把中国革命的历史功绩归为毛泽东一个人。周恩来在1964年7月18日的国务院各部党组书记会议上讲：“从党的诞生起，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后来的‘五四’运动，到大革命，然后又到井冈山，举起了红旗，都贯穿着毛泽东的思想，通过这个表演逐步地体现出来……”（熊华源《周恩来: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总导演”》，《党史博览》1996年第6期）
周恩来亲自给参加《东方红》演出的人员做了7个小时的党史报告，讲述毛泽东怎样领导党和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北京师范大学《人民的好总理——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纪念文集（续）》，1977年版第90页）周恩来要求演员“要把我们热爱毛主席的心情充分表达出来。”（《敬爱的周总理 我们永远怀念您（第三辑）》，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63页）有人质疑“党的诞生”部分升挂毛泽东的像不合适，因为毛那时还没有担任党的领袖。周恩来则回答说：“从党一诞生，就存在着两条对立的路线。真正能代表党的，是毛主席的正确路线，这才是历史的真实。”（江西日报社编《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永远怀念您》1977年版第439页）
周恩来特意在首枚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当天安排毛泽东接见三千名大歌舞《东方红》的演出人员并会演。当天夜里，周恩来提出要把《东方红》拍成电影，并继续亲自领导。（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77页）徐肖冰回忆：周恩来指示，在拍摄电影时：“你们一定要拍好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尤其要突出反映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人民的领袖这一点。”（人民出版社资料组编《人民的好总理（下册）》，1977年版第218页）
为了把《东方红》电影拍好，周恩来特意要求外贸部从伦敦购买质量好的胶片，当时的外汇还是比较缺乏的。杨明伟对此评价道：“这一表态，令从事电影《东方红》工作的编导人员欣喜若狂，他们知道，国家经济情况虽然好转，但是对于进口电影胶片来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国家总理作这样的表态，表示中央对《东方红》的拍摄工作非常之重视。”（杨明伟《走出困境——周恩来在1960－1965》，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342页）在周恩来的全力督促下，1965年国庆节，大型电影艺术性纪录片《东方红》轰轰烈烈地走进了人们的生活。
大歌舞《东方红》是对毛泽东个人崇拜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特别是对当时的青少年有非常深远的影响（文革中各地红卫兵编演的大歌舞无不打着深深的《东方红》烙印）。“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也是在大歌舞《东方红》中最早由一曲《赞歌》唱出来的。到文革中发展成为“三忠于、四无限”活动的日常用语。
为配合当时毛泽东向世界输出革命的决策，《东方红》火热上演的同时，其第二部也在策划中。主题定的是支持世界革命和全世界人民大团结，内容计划描写建国之后的建设和生产。一些作品像《工人之歌》、《椰林怒火》、《刚果河在怒吼》已创作完成。越南人民共和国主席胡志明访华时，就看了《椰林怒火》的演出。（程映虹《向世界输出革命──“文革”在亚非拉的影响初探》，华夏文摘增刊610期•文革博物馆通讯443期，2007年11月7日出版；帙明《周恩来导演东方绝唱——<东方红>》，《党史纵横》2006年第2期）但是后来因为形势变化，不得不中途叫停。
究其本质，大歌舞《东方红》就是一个充满个人崇拜并经艺术谎言刻意包装的向毛泽东表示忠心的产物。
在文革中，在广大群众之间造成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绝非林彪一人之功。在文革前期，人们最为熟悉的是在众多的群众集会上，都由周恩来亲自挥臂指挥群众齐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特别是随着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记录片的上映，周恩来挥舞双臂指挥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的形象也在群众中深入人心。而这首歌本来是一首非常普通的歌，歌名原为《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1964年6月，周恩来陪同朝鲜来宾在哈尔滨访问时，作曲者王双印演唱了此曲。周恩来听后，给予了热情鼓励，并帮助修改词曲，然后正式推向全国。
当年有关周恩来指挥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的回忆，曾经充斥了纪念周恩来的文集。在一篇回忆中称：1964年，周恩来出访回国返回昆明，总是从外国朋友临别赠送的西瓜、芒果中挑选最大最好的送给伟大领袖毛主席。同工作人员在一起联欢的时候，总理常常站起来，亲自提议，亲自指挥大家齐唱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歌曲《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他那宏亮的声音，充满了对毛主席的无限深情，激励着大家紧跟各族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奋勇前进。（人民出版社资料组编《人民的好总理（中）》，1977年版第698页）
据另一回忆：有一次，我们跟随周总理到一所大学，当他健步登上主席台时，全场响起一阵阵的欢呼声，革命师生高呼：“向周总理致敬!”周总理立即用洪亮的声音对大家说；“同志们，首先让我们一起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我来指挥。”他带头起歌，挥动着手臂，有力地打着拍子，和全场一起高唱。（中共中央党校资料编译室《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下集)》，1977年版第17页）
还有回忆称：周恩来抱起一个幼儿园的儿童亲了亲，问孩子们会不会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孩子们雀跃着回答会唱。周恩来就打起拍子，亲自指挥他们唱起歌来。（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续编二）》，1979年版第257页）
还有回忆称：出访归来飞越国界的时候，周恩来提议唱《东方红》：“毛主席很伟大，要热爱我们毛主席。”周恩来对机组人员讲：“你们飞行要靠毛泽东思想导航，全国各行各业都要靠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个人要靠毛泽东思想哺育成长。”（北京师范大学《人民的好总理——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纪念文集（续）》，1977年版74页）
总之，还在文革之前，周恩来就不断借艺术性的音乐、舞蹈、歌曲，向毛泽东表达了非凡的忠心。它们在大搞对毛泽东个人崇拜上所起到的作用，并不亚于后来被称为“红宝书”的《毛主席语录》。
周恩来对于其他的歌颂毛的歌舞演出也是下大工夫给以关注和指点的。广东省歌舞团人员追忆，周恩来在观看《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颂歌》时指出：第六段中的“红太阳照亮了粤海”，这样说“太小了太轻了”，“何止照亮了粤海，大概你们从广东出发吧？这样就太小、太轻了。”（人民出版社资料组编《人民的好总理（下册）》，1977年版第198页）

三、在崇毛的同时贬损自己
在大搞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行为中，周恩来与其他领导人不同而显得十分突出的一个特色，就是在崇毛的同时贬损自己。
1958年伊始，因为“反冒进”问题，周恩来从1月份的南宁会议到3月份的成都会议，从“离右派50米”到“是否马克思主义者”，一路检讨不断。周恩来对检讨稿逐字逐句地亲自修改后才打印出来，送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传阅。时任总理办公室主任的童小鹏回忆说：“后来，这个检讨稿打印出来发政治局和书记处征求意见。邓小平看后就说，写这么多干嘛，把‘离右派差50米远’等刺激字眼划去，有些话的分量也改得轻了。可见邓小平对毛泽东的批评，是有不同看法的。”（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二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1月版第359页）
周恩来在检讨中批判自己：“‘反冒进’的错误，集中地反映在我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八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间。当时我对于一九五六年的建设成绩和在跃进中出现的某些缺点和困难，作了错误的估计，把实际上不到一个指头的缺点夸大化，肯定一九五六的年度计划‘冒’了，并且提出一九五七年适当收缩规模的意见。”他还说：对于毛泽东批评的反冒进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模和速度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在相当时间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周恩来《在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亦可参阅何云峰《个人崇拜与1959年庐山会议毛彭冲突》，《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12月第20卷第6期；罗平汗《八大二次会议与“大跃进”的全面发动》，《文史精华》2004年第2期）
1958年4月25日，周恩来视察河南偃师，当一位社员高呼“周总理万岁”时，周恩来立即制止：“我们敬爱的毛主席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只能喊毛主席万岁，我是主席领导下的工作人员。”（中共中央党校资料编译室《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下集）》，1977年版第75页）
在指导排演《东方红》歌舞的时候，有人问长征时候周是否直接参加指挥了战斗。周恩来回答：“我只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做一些具体工作，胜利全靠毛主席的英明指挥。”（中共中央党校资料编译室《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下集）》，1977年版第48页）
更为出格的是，周恩来为了突出毛，竟然把自己贬称为“娃娃”。1973年6月，周恩来陪同外宾重访延安。在毛泽东旧居前，周恩来告诉外宾：“我那时还是个娃娃！”（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1979年版第398页）
周恩来贬损自己，不仅是在语言、文字上，还经常表现在行动上。
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对周恩来有这么一段描述：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毛第七次接见红卫兵，因人数有一百五十多万，已不可能在天安门广场检阅。周恩来提出，让红卫兵分别排在天安门前东西贯北京的长安大街，和向北郊去的二环路上。毛则乘敞篷吉普车巡行检阅。
为了说明行车路线，周恩来带了一张北京市大地图来到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将地图在地毯上摊开，跪在地图前，为毛指点方向。毛站在地图旁，一面吸纸烟，一面听着周的解说。
我站在旁边，心里很不是滋味。以堂堂一国的总理，怎么能举止像个奴仆一样呢？毛的态度带着一些嘲讽，似乎在享受着这一切。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文革中著名的首都红卫兵“五大领袖”之首聂元梓，在晚年接受访谈时也讲到周恩来的这类做法，她说：“毛泽东从沙发上起来，他赶紧去搀扶。有这个必要吗？不是有下面的人吗？你超过了你的身份了嘛。毛泽东看什么图，周恩来跪在地上给毛泽东讲解。说明他还有奴才的本质。”（行云《聂元梓谈周恩来》，华夏文摘增刊第386期•文革博物馆通讯第222期，2004年7月6日出版）
在文革结束后纪念周恩来的文集中，也常能看到人们出于对周恩来的崇敬而写下的这类回忆：周恩来去毛泽东处汇报工作，要提前在大门口下车。（中共中央党校资料编译室《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下集)》，1977年版第62页）毛泽东请周坐沙发，周却搬过凳子，恭敬的坐在毛的身边。（人民出版社资料组编《人民的好总理（中）》，1977年版第692页）毛泽东上天安门，周恩来每次都要提前检查毛用的桌椅，等候毛。毛泽东一出现，周恩来立马上前迎接。有人这么形容：“周总理始终紧挨在主席身边半侧着身子；举起一只手臂，像是为毛主席开路，又像是准备随时去搀扶……”（人民出版社资料组编《人民的好总理 下》，1977年版第388页）
周恩来的这类动作，林彪及其他领导人都做不出来。

结束语
1958年以后，刘少奇、周恩来、林彪等一干中共党内要员都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林彪早已被批倒批臭，刘少奇在这方面的作用也有所论及，唯有周恩来还被描绘成是一直在对个人崇拜风气进行批评、抵制、纠正。但是透过对历史的审视，周恩来在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方面是不亚于刘、林等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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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人物】

按：本文作者萧木，原名莫秀常，1933年生，浙江萧山人。原为铁路工人，上海知名工人作家。1960年代初调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党刊编辑室工作。文革期间曾先后参加上海市革委会专题写作组、《红旗》杂志上海组稿组和上海市委写作组工作，倡议并参与主编了《朝霞》丛刊、月刊及外国文艺《摘译》等多种文艺刊物。1973年后调北京作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学马列著作的辅导员，《人民日报》领导核心成员，并为一些中央领导人起草文件。文革结束时被隔离审查，1982年11月被逮捕法办，判刑9年，隔离连同刑期共被关押了16年。中共党籍亦被开除。现在上海家中安度晚年。

忆老友徐景贤

萧 木

（一）
门外还有人三三两两走来，仅约二十来平米的告别厅里已插满了黑压压的人群。哀乐幽幽地、缓缓地荡漾着。我随着人紧贴着人的、沉重而无声的队伍，半步半步地向前移着，走向笼罩在玻璃器具里的你，我的“同年大哥”。
你向这个生活了74年的世界挥一挥手，走了，没有热闹喧嚣的媒体报道，没有花团锦簇的灵堂装饰。你走了，犹如一片乘风归去的白云。你一生俭朴，从未想到过要为子女留点什么遗产，甚至也没有留下一句话，连遗体也捐献给了社会。记得那次当我对你捐献遗体的决定提出疑问时，你微微一笑朗朗说道：萧木啊，如果有一天我比你先走了，那么你最后一次看到的我就不属于我了，那是属于国家的、医学单位用于科研的一个标本。你细细想想，那不是很有哲学意味吗？
可是老徐啊，此刻，当我凝视这个你所说的“标本”时，却还是抑制不住泪水的涌流。我知道，那是你自愿作出的选择。遗体捐献申请表上有几个栏目须由捐献者在“是”或“否”下打个勾。“要保留部分遗体吗？”你勾了“否”。“要保留骨灰吗？”你勾了“否”。“遗体捐献要保密吗？”你还是勾了“否”。最后一栏：“要保留遗发留作纪念吗？”你犹豫了一下，终于勾了“是”。
我一过五十就“尘满面，鬓如霜”；看到你满头乌发，自然不胜羡慕。你解释说，这大概是遗传因子的作用吧？我父亲要到七十过后，鬓角才初见微霜。其实头发的黑白并不代表年龄。
我懂了。你在打最后那个勾时，一定想到了你一直深深怀念着的父亲、老教育家徐宗骏先生；想到了你还有一双女儿和两个小外孙，你要让他们能永远看到，他们曾经有过一个倘若不仔细看还称得上满头黑发的父亲和外公。
不过老徐，你留在我记忆里的第一个印象，远比现在要年轻得多，头发也要黑亮得多。那时你理着当时流行的“一边倒”的发型，头发从前额覆盖下来，差点盖到眉尖，黑亮、黑亮。

（二）
我与老友徐景贤的第一次见面，时间该是在1961年春夏。
那时老徐在市委宣传部工作，我则供职于市委办公厅党刊编辑室。为向他约一篇评论稿，我去市委办公机构所在地延安西路33号找他。门房一个电话，他从海格大楼电梯口走出来，硕长的身躯，白皙、清秀的面容，还有那额前显眼的黑发。他远远就伸出手，笑盈盈地向我迎来：“你就是萧木同志吧？让你久等啦！”……
我说明来意，他一口答应。接着在电梯口的小房间里，连白开水也没有一杯，就我们共同爱好的文学问题，进行了如沐春风般的长时间畅谈。他那儒雅的气质，敏锐的观察力，温和斯文的谈吐，给了我极好的印象。没有想到第二天中午他就把评论稿写好了，而且是自己送到党刊所在地的康平路141号来的。他骑着自行车回头一挥手远去的背影，深深地印入我的脑海。
当时我们都只有二十几岁。老徐是我那时结识的上海年轻一代作家中最具有书卷气，同时又是最懂得政治，最富有革命激情的一个；只是他的激情是内在的，不是锋芒毕露、咄咄逼人那一种，只有相处久了才会感受到。他出身书香门第，少年时代就接触革命、后来又参加了革命，这使他在五、六十年代那种政治氛围中，可以游刃有余、从容自如。而我则生性拘谨，幼稚而又不善交游，因而非常钦佩老徐的成熟，尤其羡慕他的轻盈和从容。尽管后来知道他其实与我同年，但我一直把他视为“同年大哥”：也许在行事、为人都力求温文尔雅，不张扬、不夸饰这一点上与我有同好，他也与我特别投缘，总是像兄长那样关怀着我，且数十年如一日。
大约1962年夏秋，我在《上海文学》发表了一篇题为《探索》的小说，起初颇得好评，后来听说在作协一个学习班上《探索》受到了集中批判，认为作者是在给大跃进抹黑，还说要公开发表批判会纪要。那时我实在是想歌颂大跃进的，并视之为一次伟大的“探索”，只是需要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以利再战。想不到竟被认为“抹黑”，一时既感到委屈，又十分紧张，以至连作协通知我开会也不敢再去。过了一两个月，同是在《上海文学》上发表了一篇评《探索》的长文，虽也指出了一些缺点，但它从总体上、特别是从政治上对《探索》作了热情的赞扬和肯定，使我激动不已。这篇评论的作者就是徐景贤。
当中苏有关国际共运的论战在内部逐级传达以后，为了急于跟上形势，我开始如饥似渴地，而且往往是生吞活剥地恶补此前很难引起兴趣的马列理论。而老徐则听说已参加了由石西民领导的设于华山路上丁香花园内的写作班，“躲进小楼成一统”，写他的“反修”文章。这段时间我们联系甚少，但《内刊》（《内部未定稿》简称，中共华东局主办）上的文章我每篇必读，特别是署名“丁学雷”的，因为我知道那作者大多为老徐，或是经过他手的。此后便是《五•一六通知》的发表和文革的兴起，老徐先是成了市委文革小组成员，继而又做了曹荻秋市长写有关文革检讨的捉刀者。再后来，写作班以老徐为代表在1966年12月18日文化广场大会上喊出了“革命方觉北京近，造反更知主席亲”的口号。秀才们也造起了反，成立了一个组织。“犹抱琵琶半遮面”，不敢号称司令部，羞羞答答地叫做“市委机关联络站”。
在这期间，我鼓起最大的勇气和热情主动接受文革洗礼，决心投入其中来一个“脱胎换骨”的改造。后来由于编辑部主任、副主任相继被打倒，我这个编委成了“候补当权派”。而在当时那种形势下，做了当权派总是动辄得咎，难以应对，致使我一度不由自主地成了党刊内部两派矛盾激化的焦点。当一天晚上在余庆路机关食堂批斗当权派有可能动武时，我害怕了，改造自己的决心动摇了，伺机逃了出来。实在也没有想好要逃到哪里去，在街头仿徨了大半夜，稀里糊涂地躲进了当时上海大字报最大的集中地静安公园。这里通宵灯火通明，进出人群如潮，气氛异常热烈。正是从这时起，我萌发了要写一部正面反映这场当时称之为“史无前例”大革命的长篇小说的决心。闷头蜷缩在墙角枯叶堆里默默构思小说的大纲，令我如痴似醉，忘记了饥饿和寒冷。大概也只这么熬了三两天吧，觉得这总不是长久之计，天又要下雪的样子，恰好在公园门口碰到了一个与我私交甚好的党刊造反派头头，就请他代我去找一下老徐，说我想到他那里去“避难”。得到回音后，当天夜里，我敲开了机关联络站所在地武康路2号那扇宽大老旧的绿漆大门，来到人来人往、又像正在争论着什么的大厅，见到了从人群中猛然回头、抽身、向我快速走来的老徐。就像多少年后他自已在《十年一梦》中所描述的那样：“我从头上摘下那顶哥萨克式的皮帽子，解开对襟的中式棉袄．满头冒着热气，慷慨激昂地发表一通演说……”只是这回他是对我一个人说的：萧木啊，你怎么到现在才造反，我一直在等你呢！不过革命不分先后，能够起来造反就好！
在这一瞬间我对面前的老徐既感到新奇，又有些陌生，赶紧小声说我是当了“候补当权派”来“避难”的。他这才反应过来，噢了一声，把我领到一个小房间，拿来了热水瓶、搪瓷杯和十几个报夹，说你就放心地把自己“关”在这里吧，保证安全，管吃、管住，要看书也有的是！──这时的老徐又恢复了我印象中的“同年大哥”的模样。
当漫天飞舞的大雪将要送走1966年的时候，上海开始大乱。老徐风风火火、进进出出，日夜奔忙，我却一个人躲在小房间里悠闲地读书看报（几年后有人告诉我党刊某一派的人曾上门去捉过我，被老徐挡掉了，但当时我一无所知）。我既为自己落后于形势而深感到惭愧和焦虑，也为老徐能引领革命新潮流而感到钦佩和欣喜。但有时对这位原先温文尔雅的老友如此快速地成为激进的革命造反派，多少又有点不敢相信。
我的怀疑很快得到了证实。
原来老徐是在已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张春桥、姚文元的几次电话授意下才起来造反的，他也因此而一再被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讥之为“奉命造反”。而他在文化广场大会上那篇后来在上海以至全国产生了不小影响的《造反声明》，则是写作班几个秀才嫌他初稿“造反精神不足”，轮番“炮轰”、多次修改的结果。
我无意为已经作古的老徐开脱，只想说出一段真实历史。要知道在当时“造反精神不足”是一种耻辱，周围秀才们对他的“炮轰”，则都是出于好心，用当时的话来说叫做“帮助战友”。

（三）
被称之为“一月革命”的风暴轰轰烈烈掀起，联络站搬到了淮海路段620号党校大楼，一时俨然成了各路造反派的会聚中心。我向老徐提出随便分配我做点杂事，他知道我有写反映文革长篇的打算，就说你别的什么都不用干，就管管收集传单和各种小报吧，可能对你将来写小说有点用处。我喜出望外，索性把铺盖也搬了来，白天利用各种机会去收集，晚上整理、登录，不到两个月，就装满了三大柜子传单、小报。市革会、新市委相继成立，老徐又推荐我先后参加了市革会专题写作组、《红旗》杂志上海组稿组和市委写作组。写作是我终生心仪的事，何况还有那么多书可以读，工作虽是常常没日没夜，内心却感到从未有过的充实和快乐。此后的老徐，尽管依然可以看到他在许多群众集会上发表激情飞扬的演说，看到他振臂一呼台下万众齐应的场面，但在我印象中却似乎并不快乐。
从1968年下半年起，我的办公室兼寝室都在康办大院西侧那幢楼房的三楼。大院住宅区草坪周围，停着几辆老字辈马天水、小字辈徐景贤等三、五个市委、市革会头头专用的黑色轿车。我从窗口可以清楚看到他们钻进车门出去，钻出车门回来。我不知道、也不关心他们在忙些什么。有时也隐隐约约听到一些有关“三王”（王承龙、王洪文、王秀珍）先后与老徐权力角逐的传闻，由于一向对此不感兴趣，也从不去问个究竟。只是注意到一点：老徐越来越不像我心目中的那个轻盈从容的老徐了，以至他的外貌也发生了变化。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身体突然发胖，偏又常常裹着一件鼓鼓囊囊的那种供值夜班用的蓝布棉大衣，越发显得臃肿、拖沓，背也微微隆起。我可以想象得出他受到的压力。一次他偶尔来我们办公室，我问他身体、工作怎么样，他回答了八个字：“如临深渊，似履薄冰”。这使我忽而想起了他送给我的那本他创作于五、六十年代的报告文学集《生命似火》，其中有一篇文章《在洪泽湖封冻的日子里》，文中描写了这样一个情景——船民被封冻于湖心，可湖冰不能承受一个人直立行走的重量，岸上人为了给船民送食物，只好横挟一根竹竿，匍匐着一寸一尺向前爬行。其如履如临之状，与老徐此时的心境何其相似。我不由得升起了几丝悲哀。
看着这种情况有时会产生一种幼稚的奢望，希望我的这位老友还能回到书生本色上来，回到文学岗位上来。我断断续续试写了一个反映文革的中篇《初春的早晨》，请他提提意见，趁这机会向他提了两个建议。一是能否由他向上面打个报告，上海办一个文学杂志。当时全国各地文学刊物都还没有恢复，我的建议可能属于“冒险”，他只回答了一句“这要好好想想”就不再说什么。第二个建议是向他本人提的，我说有些政务你能否脱开一点，抽出时间写点文章。在一旁的嫂子蕴芳大姐竭力赞成，插话说就是嘛，老不写、老不写，笔头子会生锈的！这时老徐感叹一声说：胡适说做了过河卒子，只得拼命向前。我也是，恐怕想要回去也回不去喽！
这声感叹里自然也含有几分得意，但更多的却是无奈和惆怅。
几天后他主动找了我，对我《初春》倒是提了很具体的修改意见并一再鼓励我要努力把那个反映文革的长篇写出来，他一定做第一个忠实读者。但对办文学杂志的事则是王顾左右而言他，不肯作正面回答。经我再三逼问，他显得有些窘，苦笑一声说，萧木啊，你政治上总是太天真，有些事是可以做、不可以说的呀！当时我竟没有想到老徐毕竟已是一个不小的官，他说的是一句官场惯用语，他的不回答实际上就是回答：那意思是你们可以先斩后奏呀！后来我告诉朱永嘉，老朱一听就懂。在他的策划、组织下，文艺组陈冀德等同仁一起努力，自1973年初开始，相继创办了《朝霞》丛刊、月刊及外国文艺《摘译》等多种文艺刊物。
记忆中，大概是在1970年9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的中午，蕴芳大姐让她的女儿来叫我到她家去，说爸爸有事商量，特别关照一句：中饭不要到食堂去吃。我自幼吃素，又有偏食的坏习惯，每回作客总给主人家带来不少麻烦，因而赶紧到食堂去买了只馒头边走边啃，以为“吃过了”便有了辞谢午宴的理由。但是推不掉了。一桌虽也只是普通佐料、蕴芳大姐却有本事做得十分精细、可口的菜肴已经摆好，还有三只红得发亮的大闸蟹。更让我感到意外的是，老徐带进来一个我既熟悉又陌生的人：熟悉是早已远远见过多次，陌生是面对面坐在一起还是第一回。他就是王洪文。
惯于字斟句酌的老徐是这样向王洪文介绍的：这是萧木同志，工人作家，曾做过铁路工人。
我听懂了老徐这样介绍的三层意思。第一，特意点出我曾做过工人，是为了使王洪文与我拉近距离，容易接受我。据此猜测，第二，很可能我将接受一项与王有关的不知什么任务。第三，这两位传闻中磨擦不断的市委、市革会头头，不知基于什么原因，双方似乎有了团结的愿望，而老徐首先伸出了和解的手。
最后一点使我高兴，前面两点却让我疑窦丛生，忐忑不安。
盛情难却，我只好再吃一顿中饭。不过那碗在当时颇为稀罕的赤豆晚米饭倒确是诱人，一嚼满口生香。老徐一边缓缓嚼着饭一边吹起了他的养身经：这吃米饭，就讲究个细嚼慢咽。嚼呀嚼，待到嚼出甜味来了，再慢慢咽下去，那样才容易吸收。王洪文点头称是，平时吃饭像救火的我更觉新奇。不料蕴芳大姐揭发说：你省省吧！早一顿、晏一顿，冷一顿、热一顿的，都弄出胃病来了，还好意思说细嚼慢咽呢！王洪文侧起头颇感意外地问：你有胃病？老徐有些窘，笑笑说：有一点，还好。
吃过饭，老徐把王洪文和我领到内室，关上房门，两人表情严肃地向我大略传达了不久前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发生的那场被说成“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的斗争。我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同时也明白了王、徐能暂时相互紧紧握起手来的原因。很明显，在庐山全会上，林彪暗中指挥要揪的人，第一个便是张春桥，这不能不使王、徐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大敌当前”，于是二人便都有了捐弃前嫌、团结对外的意愿。接着老徐拿出文件，向我传达了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大意，和闭幕会上向全党发出的“学一点马列”的号召，然后说，他们两人已商量好了，每天中午抽出两个小时来学马列，雷打不动：只是怕有些地方读不懂，所以要请我做他们的辅导老师。我自然知道，老徐完全可以自学，用不着什么辅导老师：尽管他从未向我说过．但我却不难猜想到，他是想拉住王洪文一起学，才用心良苦地作了这样一个安排。不过我还是乐意接受这项任务，目的只有一个：逼着自己多读点书。
后来这个学习倒的确“雷打不动”，一直坚持。先只有徐、王二人，不久就扩大到马天水、王少庸等十余人。读的是据说经毛主席圈定的马恩列斯等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共三十本。在当时，老徐和我都怎么也没有想到，就因我当了这个业余性的辅导老师，导致三年后我奉命上调进京。先是参加筹备中的十大党章修改工作；十大闭幕，王洪文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据他说，毛主席交给他的主要任务就是读马列，他就以此为由将我留了下来。仍然是“雷打不动”每天两个小时辅导他，后来又增加了陈永贵、吴桂贤，继续读三十本书。其间也曾先后遵命为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王洪文、华国锋起草过一些简单的文件，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做一些他们交办的文字工作，又在《人民日报》兼了一点职。我不免陷入了苦恼。原因倒并非由于看出了王、张、江、姚有什么“篡党夺权”野心，而是“一仆多主”，很少再有时间自己写作。
同样，老徐也似乎并不怎么顺心，特别是发生于1974年春天的《朝霞》事件，让他愧疚了多年。我不想在这里细说这一事件发生的原因、经过和性质（注：有关这一事件详见本刊去年第十期“文摘”所载陈冀德《“阴谋文艺”遭遇阴谋记——〈朝霞〉事件》），只想说一句：它是文革大浪潮中一朵小浪花。虽是小浪花却下连基层上及中央，折射出知识分子在那种错综复杂的权力角逐游戏中的无奈和尴尬。
工人造反派中的一些人抓住《朝霞》上由两位青年作者创作的两篇小说中的个别字句，无限上纲，先选择若干基层单位大肆挞伐，再上报市委要求发动全市大批判。报告送到康办，王秀珍、马天水已批了同意，就等着看徐景贤如何表态。
没有人知道老徐经历了怎样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他终于还是画出了一个表示同意的圈。
我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深知老徐是非常重友情的，这一点，从1968年秋专题写作组被迫撤销，他细心地为每个人作出尽可能有所照顾的安排可以看得很清楚。但是他画下这个“O”，却使他与几个文友间多年相濡以沫的情谊沾了污点。因为照此办理，那么首当其冲的牺牲品，便是他在1959年就结识的老友、《朝霞》具体负责人陈冀德，还有两位同样也与他相识并为他所热情支持的青年作者。
陈冀德和两位青年作者也果然陷入了四面楚歌，他们接连写信给我，诉说他们艰险的处境。
这一事件还牵涉到王洪文，因为很显然，他是支持王秀珍的。
我得公平地说，在北京钓鱼台那三年多时间里，王洪文对我不仅优遇有加，而且十分尊重，直到最后，他在秦城监狱弥留之际，还一再嘱咐去探视他的妻子向我转达他对我的问候，并希望我将来能实事求是地为他写点什么。但在《朝霞》事件中，我对他情绪激动得近乎失态。我说《朝霞》实际上是我负责的，那两篇小说发稿前我也看过的，要批就批我好了，怎么可以去批革命小将呢？他先一愣，继而笑笑说，那是大水冲倒龙王庙了。你千万别在意，我叫他们不要批了就是。
这个事件前后也只闹了半个来月，后因张春桥出面干涉、斡旋，很快平息。
但老徐却陷入了深深的痛苦。
在局外人看来似乎很简单：不就是为了一顶乌纱帽吗？而身在其中的老徐看到和感到的，却远比这要复杂得多。他只好一个人默默地舔他自己也不知怎么会划下的伤口。
同年五月间，我因事回上海，顺便去看望老徐。一见面，他就紧紧握着我的手激动地说：萧木啊，我犯了个大错误，对不起老朱、对不起陈冀德，也对不起你。我说已经见过老朱、陈冀德了，他们都很理解你，谁也没有怪你呀！
他说：他们越是原谅我，我越感到愧疚。多少年后，当我们几个人（徐、朱、陈和我等）各自历尽人世沉浮、尝遍人生百味又相聚在一起的时候，“共剪西窗烛，同话巴山雨”，有时也会偶尔提到这个《朝霞》事件，于是相视一笑，清风朗月依旧。但那一日，我走出老徐家，走在康办大院花坛小路上，心情却十分沉重。说不清对老徐是感到他窝囊还是对他同情。也许更多的还有惋惜。我总觉得像老徐这样一位很有才华的作家，最好不要做官；一旦进入官场，尤其是在这样一种体制下的官场，十有八九要演一场悲剧。
那时候我竟没有意识到，尽管我谈不上有什么才华，却同样扮演了一个悲剧的角色！

（四）
文革一结束，我那部还只写了一半的长篇小说《春江潮》自然成了“篡党夺权”大毒草，难免要受到一场无情的革命大批判。我本人，则先后在炮兵、步兵隔离室和秦城监狱“游关”了一圈，时光已飞走了五年半，再回上海下放劳动八个月，突然升级，1982年11月逮捕法办，判刑9年，押解到提篮桥监狱服刑改造。
监房门前有一条称之为“小阳台”的长而宽的过道，当年英国设计师可能出于通风的考虑，嵌了一方接一方的铁丝网，以至上下两层楼面可以透过铁丝网相互对望。一次“小放风”我走出监房偶尔往下望望，看到一个犯人伏着身子在吃饭的背影。奇怪的是，他面前的搪瓷饭碗是放在盛有热水的面盆里的，每当调羹舀饭时，那饭碗就晃呀晃的，晃个不停。我忽而想起了什么。再看他戴的那顶哥萨克式的破皮帽又十分眼熟，立刻猜到那一定是老徐！我试着用力咳了一声，果然抬起了一张先一愣、随即惊喜莫名的脸。生离死别了多少年，猝然相逢又隔着一层纸。在这一瞬间这张纸被一下捅破了，他那种真挚、亲切的感情，让我终生难忘。只见他脸上布起夸张的表情，张得大大的嘴巴向我开合了两下。我立刻“听”懂了：他是在问我“好不好”。我重重地点了点头，接着也向他张合了两下嘴巴。他也朝我点了点头，又用调羹敲敲面盆，向我送来了轻松、天真又故意带点滑稽的笑脸。我知道他这是在宽慰我，叫我不要为他的胃病担心，但我却还是禁不住泪水的夺眶而出。
那年春节后，大队部出于为一些爱好美术的年轻罪犯出去多少有点“一技之长”便于谋生的考虑，让我和两个原为中学美术教师的老年罪犯一起办了个工艺美术培训班，学员从各个中队选拔。因除课堂讲授外还需个别辅导，我便获得了在各层楼面、各个监房自由活动的“特权”。以此为由，我与老徐就有了多次会面。记得第一次相见时，他在拆纱。拆纱是那时提篮桥普通在押犯都必须完成的一项劳役，每天有规定指标。对老徐则有所照顾，也可不拆。我说你怎么还拆纱呀？他说我多数时间是读书，拆纱只是调剂一下精神，好在也没有规定指标。我又问他胃病情况，他说不怎么严重，还可忍受。只是一顿饭得分几次吃，多吃就闷、胀。天热无所谓，天冷分几次吃就得用你看到过的那个土办法。分热水的劳役犯倒是对我“法外开恩”，每次多给一两勺热水让我温饭用，用这个办法吃饭就要舒服得多。又转而问我身体情况，说你好像有些精神不振嘛！我说这里可比秦城好多了，只是夜里仍然睡不好．他说我听中队里你的那几个学员在背后叫你“小老头”，说你总是愁眉苦脸的。萧木，你一定要放开！彻底放开！你看我现在，“无官一身轻”，不是很好吗？
的确，在我的印象中，在提篮桥的老徐，倒真的要比他当头头的时候轻松得多。人自然老了好些，但清癯，轩朗，不再是臃肿、拖沓，一脸累乏的样子。
我即将刑满，与老徐又有过一次带有告别意思的见面。他刑期长达18年，当时还剩下一半多。他向我表示祝贺，我则仍是一副苦恼人的样子。我说我们曾一起热烈追求共产主义理想，却从未想到过实际生活的艰难。可笑的是，我出去将要面临的已不是什么理想问题，而是生存最基本的吃饭问题：一家几口要吃饭，子女要上学，我拿什么去供养他们呢？
老徐说最低工资总还是有的吧？那就艰苦朴素好了。艰苦朴素是革命传统，全社会都视为光荣！
我说你错了！贫穷光荣是特定时期的道德概念。当一个社会“向钱看”成为主流意识时，贫穷在多数人心目中就将成为可耻！
老徐沉默了一会说，我还是不能相信你的话。
出狱后我又被强留于劳改工厂。为着养家糊口，不得不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点滴业余时间，日夜忙碌。由于除了勉强会动动笔杆别无所长．而文稿和书稿尽管不断调换笔名，写的又都是些古代历史内容，还是屡屡遭禁，四处碰壁，直到老徐出狱，我依然没有走出困境。老徐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和调整．先是读书，后来就陆续写了一点回忆的文章，同样是屡屡遭禁，四处碰壁。但他的应对要比我从容潇洒得多。有时我们见面畅谈，总还是围绕我们共同爱好的文学，他极少提到那些不愉快的遭遇。看得出来，他的达观，他的恬淡，是历经沉浮荣辱、世事沧桑后正在努力追求的一种人生境界。一次我有意挑起在提篮桥讨论过的那个话题，我说如今媒体提倡的是“能赚会花”，大款、大腕成了最时髦的称呼，连小学生都在争比谁家老爸最有钱，你难道还坚持“艰苦朴素”能被全社会视为光荣的观点吗？
老徐承认这的确出乎他的意料，继而轻松地笑笑说，那又怎么样呢？孔子有个得意门生叫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我们不是还可以学学这位被尊为“复圣”的颜回吗？不管别人如何评论，只顾自得其乐，自己给自己找快乐！
他这样说时，又让我看到了当年那个轻盈从容的老徐，纵然廉颇已老，却多了几分通透和练达。
不过老徐也有不通透、不练达的时候，那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我道歉，有两次还是在公众场合。因为在他看来，我的长达十七年的监禁半监禁生活，是由于我去联络站“避难”他收留了我，继而又推荐我进写作组及辅导王洪文学马列导致的。听得多了，我就没有好气地说你烦不烦呀，再说我捂耳朵啦！
其实在我内心一直是非常感激老徐的，尤其是现在。第一，他当时收留、推荐我都是出于好心，人非神仙，谁知未来！第二，即使我后来的曲折和坎坷，对我感悟人生、观察历史也大有裨益，并非一定就是不幸。更何况人生本多彩，我后半生的经历也许还是可遇不可求的呢！我的“放不开”不在这些。数十年来一以贯之地实际上剥夺了我作为公民应该享有的发表作品的权利，这才是我最感痛苦的。写作是我终生爱好，不能写作，我的残生还有什么意义呢？
1997年10月间，上海永乐电影电视公司两位制片人来找我商谈，想要把我的一部旧作长篇小说《堕民》改编成电视连续剧。我马上想到了老徐。早在60年代，他就做过电影《年青的一代》的编剧，写电视剧本在他也该是驾轻就熟的事。跑去一商量，他果然一口答应。这使我非常高兴，马上与制片人签下了出让改编权的协议。小说所描写的“堕民”是江浙一带特有的被自由民视之为天生的“贱胎”，因而可以公然百般凌辱的一些单独聚集的群体。其来源众说纷纭，鲁迅先生则以为可能是“明初反抗洪武和永乐皇帝的忠臣义士”的后裔。从题材说，是从明代至民国的一段古老的历史，该不会有什么禁忌。但为着避免麻烦，我与老徐还是小心翼翼地都用了无人知晓的笔名。
连续剧于第二年春夏在浙江横店开拍，投资四百万已拍到四分之三，忽然飞下一纸禁拍令，原因是由于按我与两位制片人签下的协议，片头将出现“根据莫莠小说改编”字样，“莫莠”是我少年时代的一个笔名，后来已经无人知晓。但无所不能的有关部门却已查出，“莫莠”就是“萧木”！
数百万投资将付诸东流，而尚蒙在鼓里的剧组一两百个演职人员还在横店冒着高温日夜奋战。一旦宣布禁拍令后果很难预料。两位制片人星夜赶回上海，与永乐总经理一起向下禁令的有关部门苦苦恳求无效，两人又不得不来向我哀求，说无论如何要“救救”他们，而“救”的唯一办法，就是我“自愿”放弃署名权。我沉默久久，看着满头汗水、一脸惶恐的两位年轻人，只好说：对不起，是我害苦了你们！
据说这部名为《苦藤》的电视连续剧后来还是拍成的，但因我又签了一份“自愿”放弃署名权的新协议，所以它与我这个原作者已毫无关系。我不知道中国电视史上还有没有第二个这样的案例！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老徐，他起先也很吃惊，随后就作了一番自我调侃。他说在他们看来，我和你也都成了“堕民”，连次等公民也算不上。堕民就堕民吧。堕民不也还是“民”吗？有个“民”做做，照样可以活得很自在！
但再后来，老徐却实在已很难“自在”得起来。除了经济的窘迫，还有偏头痛、冠心病和老胃病等疾病的折磨。背也越来越佝偻，渐渐地，走路单用拐杖已不够，还得加上有人搀扶。前年秋、冬，内耳长了个胆脂瘤破坏了平衡功能，一站立就天旋地转，不得不先后开了两次刀。我因已搬到浦东居住，离他家颇远，只好在他每回手术前连夜用电话向他说上几句宽慰话。传来的总是他朗朗的回答声：放心吧！我在学做少先队员呢——时刻准备着；不过不是为共产主义，而是为自己健康，哈哈！
最难忘的是最后一次相聚，2007年10月27日江湾湿地公园之游。
这次游园是朱永嘉发起的，他说他要尽点地主之谊，因为他的家就在离江湾不远的复旦大学宿舍。那天云淡风轻，空气里还残留着桂子幽香。都是白发老人了，漫步在花木葱笼的小径里，少不得指东点西说些湿地陈年掌故。有人提议去看看吴淞口，于是一步步沿石阶而上。这时由蕴芳大姐搀扶着、加上一支塑料拐杖的老徐就显出了艰难，另一边亦需有人搀扶。我说你原来那根有四只底脚的拐杖呢？用那一根走起来要稳当得多。他苦笑一声说，让小偷给顺手牵羊喽！众人奇怪：难道那小偷也是老人？老徐喘着气说，因为那根拐杖的杆子是金属的，多少能卖几个钱，换到一两只烧饼吧？想想也真是作孽！一番话，说得大家都沉默起来。
待登上江堤一望，只见天水相连，碧波万倾，激浪溅雪，一股天广地阔的宏大气势便迎面扑来。老徐依凭在水泥护墙前，兴奋地用拐杖指画着远处。那烟波浩淼、水光云影间，便是浦江、长江、东海“三水交汇”的奇观。同行有位退休老船长，在一旁为我们逐个评点正在水面“百舸争流”的大小船只，那充满着爱的亲切的语调，使我不由想起了一句成语：如数家珍。
老徐望着远处起落不停的波涛，缓缓吟出了一句诗：“曾经沧海难为水……”
我接口说：“除却巫山不是云。”
老徐忽而转过头来说，大概是1972年春夏吧？你同我一起去北京开会，回来路过南京，许世友请我们暂留一宿，游览长江。在江上我向他们介绍说，你在50年代写过一篇小说：《长江的主人》……你还记得吗？
我说印象己经很模糊。
老徐说萧木啊，我还是劝你放开些。你那篇小说的题目就出得好：“长江的主人”！当年你提出要做长江的主人，现在老了，做不得长江的主人，那就做做自己生活的主人吧！
是夜，我在灯下填了一阕小词，准备赠给老徐，以记此游——

伫望吴淞口赠友
调寄《满江红》
三水奔集，天作合，胥涛竞立。极目望，李仙白帝。苏哲赤璧。金粉六朝随波去，辞赋百代风流客。正清秋，桂子送幽香，云戏鹬。
当年事，浑莫识；眼前酒，已斟溢。且散发弄棹，西斜红日。举杯酹江发浩歌，点评今古中流楫。唯休说。暮鸦绕乌台、伊人泣。

万万没有想到，词初成而人已去，公园之游竟成永别！

（五）
10月31日傍晚七时许，电话响了，是陈冀德颤抖的声音：老徐走了！今天下午4时30分，可能是因劳累而心脏病突发。从发病到心脏停止跳动，不到半小时。
四天前，我们不是还一起游湿地公园吗？仅仅相隔96小时呀，我怎么也不敢相信！啊，叫我怎么能相信、又怎么肯相信呢？
这些天来，为着排遣伤痛，我随意翻读着《列子》，其中有篇《天瑞》，说古人把死人称之为“归人”——

夫言死人为归人，则生人为行人矣。行而不知归，失家者也。一人失家，一人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有人去乡土、离六亲、废家业、游于四方而不归者，何人哉？世必谓之为狂荡之人矣！

真的，人都有一死，就像人都应该回家一样，正常得很。我们生为“行人”，怎么能一直漂游在外有家不归呢？那不成了“狂荡之人”了吗？老徐从“行人”转化为“归人”仅仅用了不到30分钟时间，这对他自己，对家人，未尝不是一种幸福——我这样边读边想，以安慰自己。
西谚云：一棵树倒了方可测量。老徐如今倒了，他不仅自愿接受人们的测量，而且还有足够的勇气，自愿接受医学工作者用无情的手术刀按照严格的科学要求解剖、切片，放到显微镜下仔细观察、检验。在生理肌体上，自然会检查出一些被病菌侵蚀的病变组织，但在心理功能上．我敢说即使在显微镜下放大千万倍，纵然能发现盲从，发现错失，但决不可能发现专横、贪婪、欺诈一类“心理因子”。对比时下的官场，我为我有这样一位老友感到骄傲！
其实在我看来，老徐不仅向国家捐献了他的有形的“生理遗体”，按照马克思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经典定义，他同时还为后人留下了一具无形的“社会遗体”。如果不是用情绪化以至妖魔化的所谓革命大批判，而是用真正科学的历史观，实事求是地对他的“社会遗体”同样来作一番解剖、切片，分析、研究，那么我相信，一定会在人们面前呈现出一部活生生的历史；它既是整部大历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人们观察整部大历史的一个窗口。

本文由作者提供本刊首发。本刊略有删节。原题《你走了，轻盈宛若白云》，现题目是本刊另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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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蓦然回首】

“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牛马走

王广宇

1966年夏天，这是一个不平常的新的一轮阶级斗争即将开始的时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阴差阳错地被卷入了“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当上了一名办事员。
在中央文革办事组，我工作了一年零两个月，我给自己的定位，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下面，一个忠实的、驯顺的乏‘牛马走’”。我把自己称作“牛马走”，是说我在中央文革工作期间的地位和角色。
1967年初，我被主管办事组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封成了“办事组长”，既无任命文件又没向全体工作人员宣布。由于我无权列席中央文革小组会议，日常工作不得不循规蹈矩，以小心不出差错为最大幸事。考虑到我这个负责人工作的困难，戚本禹被指定主管办事组，由他传达小组的决定和指示，重要的事情直接向他请示报告。他怎样布置工作，我们就怎样去执行。我们都把他当成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向工作人员发号施令的人。这一点在工作人员中没有人怀疑。
据我的耳闻目睹，戚本禹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最受江青信赖，他的言论和行动都是有来头的。所以我们工作人员对执行小组的决定都很坚决，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叫怎么干就怎么干。我们这些直接为中央文革小组服务的工作人员，都一心一意、埋头苦干，废寝忘食地拼命工作，根本没有考虑过在无产阶级司令部下边工作会有什么“路线问题”。我们都自认为我们所作的一切都是执行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的路线。
然而，悲剧就发生在这里。在中央文革工作的工作人员中，工作越多，任务完成得越好，下场越惨。在钓鱼台中央文革办事组值班室的七个人，其中五个人王道明、矫玉山、张根成、王广宇、周占凯被江青先后投入监狱，两个人姜材熙、李奎林被审查多年。文艺组、宣传组、理论组、档案组、记者站、办信组的主要负责人几乎全被投进监狱。这些人何罪之有？他们整天在中央文革领导的眼皮底下，俯首贴耳地、胆战心惊地为他们这些无产阶级司令部成员服务。可是，他们一翻脸就把这些人先后一个个投进了监狱，罪名都是“莫须有”。
说到“无产阶级司令部”，这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最有权威最可信赖的代名词，因为它是冠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同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是誓不两立，针锋相对的概念。能够沾上“无产阶级司令部”边的人，一律都是“革命造反派”，挂不上的就是“保守派”。这种划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成了各派红卫兵捞取政治资本的标准。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代表就是中央文革，中央文革最具实力的代表就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江青。因此红卫兵们喊出了“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誓死保卫江青同志”的口号。我作为目击者，也认为在中央文革小组中，实际的领导是这位“第一副组长”。譬如值班室每天要安排工作、发通知，文革刚开始时都请示陈伯达，大约1967年以后陈伯达就逐渐管不了事了，只能请示江青，开什么会，什么时间开，通知哪些人参加全都等江青来定。江青又是喜怒无常，感情用事，她心血来潮，想什么时候开会就什么时候开，想接见谁不管什么时候就得马上把人找来。她的霸道作风使大多数工作人员对她畏而远之。
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自以为她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她目中无人，动辄就宣布她“代表毛主席”如何如何，这种狂妄的表演，不仅蒙蔽了红卫兵，也蒙蔽、欺骗了不少善良的干部和群众。
江青的特殊身份不能不迷惑身边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决不敢怀疑江青会有什么方向和路线问题，尽管大家亲眼看到江青盛气凌人，动辄就训斥工作人员，但最多也只能想到是她性格急躁而已，因此工作人员都尽量躲着她。在工作人员中，矫玉山和我同江青直接接触多一点，矫玉山是为她调电影片子，安排她看电影；而我则是躲不开她，硬着头皮见她，而每次同她见面她都批评我“不精神”。
江青干坏事绝不亲自向工作人员布置，特别是那种违背政策的事，她不出面，采取间接唆使，怂恿、喑示等手法，达到她的目的。我顺便举几个例子：
文革中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批斗王光美的那次大会前，中央文革小组王力和关锋从江青那里出来，让我亲自去找清华井冈山的头头，说服他们让王光美穿出国时的衣服参加批斗会，但关锋认为蒯大富不大听招呼，办事不牢靠，提出找清华井冈山的勤务员小潘较为稳妥，还嘱咐我：不要说这是谁的意思，让小潘在井冈山兵团勤务组会上以她个人的意见提出来。这件事，虽然不是江青直接向我布置的，但我敢肯定这个坏主意出自江青（我有另一文《清华大学造反派污辱性批斗王光美内幕》详述此事）。
江青的另一手法就是纵容干坏事。如1966年冬天，大兴县的一个村子，村支书以地富反坏分子企图反攻倒算为由，要对全村四类分子灭门灭族。他煽动贫下中农用菜刀、槌子、木棍把全村一百几十口地富反坏分子和他们的家属子女活活砍死，塞到枯井里。对这种令人发指的暴行，一位正直大胆的解放军军官报告了戚本禹（由我作的电话记录）。戚本禹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后，江青等人竟无动于衷，没有采取任何制止措施。这种纵容态度助长了当时的红卫兵和贫下中农乱杀“四类分子”风潮。事后戚本禹只是让我给反映这一情况的那位军官回了一个电话：“谢谢他反映大兴县的情况。”
江青另一个手法就是暗示，譬如，文革初期，部分红卫兵冲击党政机关，揪斗“走资派”（指主持工作的领导人），严重破坏了工作秩序和生产。周恩来不得不亲自去说服红卫兵不要影响主持工作的领导人的正常工作，不要影响生产。而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往往是看热闹，还说风凉话，江青就在值班室当着小组成员和工作人员的面说：“总理呀！总理呀！怎么总去当救火队呢？”这种暗示的结果使周恩来的工作得不到中央文革的支持。周恩来处理国务院一些部门红卫兵揪斗领导人、破坏生产的会，通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去参加，他们有的就借口有事不愿参加。
江青的这些手段，用心极其险恶，她干坏事自己不出面，通过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来转达她的坏主意，这样她就有一个回旋余地；正确了，功劳是她的；错了，就推到别人身上，她处于进可攻、退可守的地位。许多坏事被揭露后，她都把责任推到已被打倒的小组成员身上。王力、关锋、戚本禹被打倒后，江青向红卫兵表白，王、关、戚背着她和中央文革干了许多坏事。事实上王、关、戚干的许多事都是按江青的旨意办的。譬如戚本禹从旧文化部接收一批鲁迅手稿存放在中央文革，是请示过江青的。戚本禹被打倒后，江青却说那是戚本禹背着她干的。在王、关、戚出问题之前，北京的几个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戚本禹是最受江青重用的，戚本禹干的许多事都是经过江青首肯或默许，江青昧着良心说戚本禹整她的黑材料，这是弥天大谎。最后把戚本禹当成了替罪羊。
我承认，在中央文革工作期间，我的确做过错事，做过违心的事。可当时，我并没意识到那就是干坏事，有时察觉到是不符合党的一贯政策的事，又一想，在非常时期，在阶级斗争中，为维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样做是必要的，是政治斗争的需要。盲目信任“无产阶级司令部”，加之我身处那种政治环境，不能不跟着干。
我在中央文革工作期间，一直认为自己辛辛苦苦地在“红色保险箱里”为党工作，从没有想过这些工作会有什么问题。我们这些普通党员身处政治斗争的漩涡中，能不被卷进去吗？这不是以个人的意愿为转移的。而江青做贼心虚，把她身边工作的人一个个以各种借口抛进了监狱。1968年3月，江青、陈伯达借口追查鲁迅手稿的下落，把我投进了监狱。江青明知我把问题说清了，找到了我交代的那份鲁迅手稿，仍然关了我七年零三个月。我们这些曾在她身边工作过的人存在，使她不放心，她想灭口。其实我们这些人对她那些见不得人的核心机密又能知道多少？
毛泽东于1975年5月批示释放了曾在中央文革工作过的一般工作人员。释放后，江青一伙仍不放心，在她控制的中央专案组精心安排下，把我流放到洞庭湖里的一个农场劳动，而且命令我不准暴露曾在中央文革工作过的身份。只能说我是马列主义研究院的人（那时马列主义研究院已经撤销）。在农场劳动限制我的人身自由，回北京治病、探亲都要经农场党委层层报批，经省委转中央专案组批准后才可回北京。从我被释放到“四人帮”覆灭和一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四年多，江青控制的中央专案组给我做过两个审查结论，我一直不同意他们的不顾事实，无限上纲，妄加罪名的“审查结论”。一直拖到1978年“四人帮”倒台，中央专案组迫害老干部、迫害无辜党员的罪行暴露后，我的申诉意见才被转到由胡耀邦主持的中央组织部进行复查。1979年10月，中央组织部干审局给我作了复查结论。现将复查结论的主要内容摘录如下：

王广宇同志在中央文革办事组工作期间（一九六六年七月至一九六七年八月）做过一些错事，但主要是执行问题。江青、陈伯达以鲁迅手稿被窃为名将王广宇同志关押审查纯属诬陷，应予平反。撤销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和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四日所作关于王广宇同志问题的审查结论，恢复其党的组织生活，分配工作。

中共中央组织部干审局
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同意组织的复查结论
王广宇
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这是一个实事求是的、公正的复查结论。我心服口服，同意复查结论的表述。因此我签字同意。
这段历史已经过去几十年了。许多事情已经忘记了。因我传达“无产阶级司令部指示”而受打击迫害的学生和同志，他们都吃了不少苦，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对此我发自内心的歉疚。尤其是因为我执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命令去传达、布置红卫兵和群众批斗、伤害的那些老同志，我一直感到内疚和痛心。
我不想申冤，虽然我也是被害者，可是也跟着潮流，作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牛马走’”，受命伤过人，尽管那不是我的愿望，历史是无法抹掉的，现在自己清算一下，低头忏悔，决不乞求谅解，把该说的话说出来，了却一份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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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蓦然回首】

妈妈的“坦白交代”

王 薇

我保存了妈妈于1969年10月27日写的一份材料，题目叫《我的坦白交代》。这是我的妈妈写下的“认罪书”，上面详细“交代”她并不复杂的简历，主要“反动职务、罪行”，以及对自己思想变化情况的“深刻批判”等等。
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是我最不堪回首但又无法忘却的年代。1968年冬天，因为妈妈的“摘帽右派”的身份，我们家被所在单位重庆市话剧团的“左派”们强行搬进一个高大无边的黑屋子，那是1941年中国电影制片厂在重庆厂址修建的摄影棚。摄影棚很大，足有一个篮球场的面积，工人用布景在墙角搭了一个L形的挡板，就如同舞台上那假设的“家”；屋顶很高，没有天花板，顶上是当年挂摄影灯和布景道具的腐朽不堪的横梁，年久失修，这里从来没有住过人；摄影棚很黑，就是白天也伸手不见五指，因为摄影不能有外来光线干扰，空旷的大屋子没有窗户；四周全是灰尘，老鼠乱跑，空气中弥漫着它们浓浓的气味……
这间漆黑的大屋子只住了我们母女二人，我感到毛骨悚然，就如同走进令人窒息的坟墓。1969年初我因投亲靠友到湖北农村舅舅家去了，这间漆黑的大房子里就只剩下妈妈一个人，独自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妈妈的《坦白交代》，就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里写下的。
《坦白交代》是一摞长达26页的手写稿，纸张早已发黄，字迹也有些模糊，更因为曾经被撕碎，重又拼接后粘贴，个别地方已经不够完整。那时，妈妈因为被无休无止地责令检查、大小会批斗和关押，内心产生了强烈的内疚和自惭，写下了这些违心的“坦白交代”。写完之后，她又曾经愤怒地将它撕碎，以发泄心中积压得快要爆发的愤懑，因为她写的那些批判自己的话都不是真的！是外力强加于她的！可是，她最后又不得不亲手把它一点一点地拼接上，重新粘贴起来，并上交给“组织”。这个过程，妈妈曾经历了怎样的内心屈辱和煎熬！每当读它，我都如同听见妈妈的魂灵在呻吟。我想知道，人死后究竟有没有魂灵，如果有，我拿什么去安慰妈妈致死也没得到安宁的魂灵！
从《我的坦白交代》中，我了解到妈妈的经历。妈妈名叫曾容，原名曾碧先，一九二七年农历七月二十五出生于湖北沔阳县岳口对河农村。她年幼时，外祖父因为吸食鸦片欠债而被人打死，剩下外祖母带着他们兄妹二人过着非常艰难地生活。八岁时，妈妈被说给人家做童养媳；11岁那年，因为日本人打到湖北，妈妈只身逃难到武汉，被当时的难童保育院收容。先是在万县文家坪，1938年底转移到重庆歌乐山。在难童保育院她才开始学习识字，此外还参加一些劳动，如纳鞋底、缝制衣服等。
1942年秋天，孩子剧团到难童保育院选小演员，可能是妈妈的机灵单纯，她被选中来到孩子剧团。妈妈被偶然选中去演出话剧，扮演一些群众角色，谁也未曾想到这竟然影响到她一生的命运。妈妈因为从事话剧演出，而避免了流落街头、饿饭受冻；同样因为从事话剧演出，她把自己送上了一条不归路。这就是人生的不可测。
1943年春，孩子剧团被迫解散。妈妈在重庆举目无亲，只好投靠孩子剧团的同学白胜英。这位同学在捍卫剧团作演员，妈妈有时在剧团点名时去帮迟到的演员答应一声，有时也被安排上台顶一些小角色，在剧团里混得一碗饭吃。后来，剧团的人认为她还能够演戏，就正式招收作演员。在《重庆二十四小时》里扮演报童，《柳暗花明》里演群众，《金玉满堂》里扮演郑安凤，《民族英雄》里扮演卖唱小女孩等。
《我的坦白交代》里，妈妈认为她的“反动思想，就是从这时开始产生的”。她写道：“我十五六岁时，由一个难童成为一个小演员，我对一切都新鲜好奇，这时也是我的世界观开始形成的时候。当我第一次听到表扬，说我化装好看，有发展前途，以及看到一般演员与有名气的演员差别很大，我是第一次发现，一个人不仅仅是为了吃饱饭，还应该有前途，这个前途就是像那些有名气的演员那样。”
1944年夏天，妈妈在重庆考入国立戏剧专科学校高职科，专业学习话剧表演。在剧专，与同在剧专读书的王大虎认识，自由恋爱并结婚。我父亲的家庭背景，与妈妈有很大差距。祖父王缵绪时任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四川省政府主席，父亲的兄长都是由父母包办的婚姻，而且大都与军政界的同僚联姻。但是，父亲顶住家庭的巨大压力，不顾一切后果冲破世俗观念的阻碍同母亲结合了。促成父母结合的，是他们追求民主、向往平等的进步思想，以及对戏剧艺术的共同爱好。在剧专读书学习期间，他们更加坚定了对戏剧事业的热爱，父亲在毕业时写下的誓言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戏剧，有戏剧的地方就有我！（注：王大虎于国立剧专毕业后一直从事戏剧、电影评论工作，中共执政后曾参与筹建戏剧家协会重庆分会，与友人共同创办重庆《观众报》并任主编，曾任剧协重庆分会常务委员、创作研究部副部长等。1957年被打成“右派”，随即因其父王缵绪欲外逃到联合国控诉“反右运动”，越境时被抓回，王大虎又被牵连打成“反革命”，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只因其已是严重肺病而改交街道居委会监督。1963年9月病逝。）母亲也在剧专学习期间形成了她作为一个演员的最为可贵的人生价值观——那就是要做一名好演员，要获得观众的掌声和鲜花。但是，在《我的坦白交代》里，妈妈不得不违心地深刻批判自己，她说：
“进了伪剧专，这是一所专门培养资产阶级演员的大染缸，虽然当时我确实什么也不懂，但我像个大口袋一样往里装。在这里，我进入了另一个境界，要求也随之升级了。特别受到一些反动学术权威们的一两句夸奖，那时，一两句夸奖虽是小事，但影响之深，影响之大，它支配着我的生活目的。我又拼命学习所谓世界名著，我开始幻想要像那些小说和剧本里的人那样生活。我曾想，我这一生只要演几个世界名著里的女主角，轰动一时，就是死了也划得来了。”
她还说：“在伪剧专，反动作家曹禺上课时对学生散布说‘陈白露之所以自负，因为她的生活是她自己闯出来的’，我印象极深刻，也特别感兴趣。我认为我从一个十一岁还一字不识的一个难童，从家里出来，从来没有人关心过我，但现在我有了一套本事，受到老师重视，有发展前途，也是我自己闯出来的，所以我也有理由自负骄傲，我学会了这套反动的人生哲学。”
1950年1月，妈妈怀着巨大的“革命热情”参加中共执政后组建的重庆市文工团，当了一名话剧演员。她认为她的人生理想终于有了实现的可能，在此后的近八年时间里，她先后在《红旗歌》、《俄罗斯问题》、《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四十年的愿望》、《尤利斯•伏契克》、《种桔的人们》、《在那一边》、《西望长安》、《归来》、《日出》、《夜店》、《北京人》、《是谁之过》、《刘介梅》等多部话剧中扮演了角色。虽然她扮演的角色不一定重要，但社会反响并不小，尤其是1954年演出《尤利斯•伏契克》，妈妈扮演的一个女招待，出场仅二分钟，却博得全场四次掌声。还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冬妮娅，《日出》里的翠喜，都让她获得了观众的喜爱和掌声。但是，距离她“我这一生只要演几个世界名著里的女主角，轰动一时，就是死了也划得来了”的理想，距离还远。尤其是1956年全国话剧调演，妈妈因为扮演的角色受到同行和观众的一致好评却没有被评上演员三等奖，妈妈对评奖产生了怀疑，进而产生“不满情绪”。本来是为了争取社会公平，希望自己能够有更多在戏剧事业中表现的机会，在妈妈的《坦白交代》中却自我谴责为：
“1949年我二十二岁，确实还是有一些热情，在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包庇重用下，我演了不少黑戏，受到重视。我就把自己当成了人才、明珠，认为对话剧团有功，我的地位只能高，不能低。而一些党员，解放前私人关系比较好，但解放后因为她是党员，地位就比我高，她能参加的会我不能参加，她能去的地方我不能去，我就认为不公平。因此发展到1958年，右派分子向党疯狂进攻时，我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埋没了我，觉得他们说出了我的心里话。”
1958年3月，妈妈终于因为这种“不满情绪”被划为右派分子。最初是下放到南桐的一个农场监督劳动。刚开始时，刚满30岁的妈妈认为自己一切都完了，情绪非常低落，她不服：“未必（注：川语“难道”之意）我是特务？”妈妈在劳动改造的农场天天哭，也不说话，后来是因为听说“右派分子”改造好了还是可以回去演戏的，她重又找到了希望。
1959年，宣传文教口的“右派分子”全部转移到长寿湖渔场继续劳动改造，妈妈始终抱着改造好了就可以回到剧团去演戏的希望，背负着“右派分子”帽子给她带来的精神和肉体折磨，接受了三年多的“劳动改造”。1961年底，当时的市委书记任白戈说，“曾容就是个人主义太严重了，劳动改造好了，还是可以让她回来演戏的。”于是，妈妈在这年得以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调回到市话剧团，继续做演员。她本以为自己比其他“右派分子”更幸运，可以回到原来的单位从事原来的工作，谁知道这是更大灾难的开始。
安排妈妈扮演的第一个角色是《雷雨》里的繁漪B角，这个角色对于她来说，原本并不困难。但是，因为“摘帽右派”的身份，因为劳动改造带给妈妈精神和肉体的摧残，也因为周围人事环境的改变，在导演的呵斥和部分同事诧异的眼光中，妈妈再也找不回作演员的自信，而失去自信，是对一个演员最致命的打击！这时，妈妈完全绝望了。应该说，“右派分子”的政治待遇对妈妈造成的实质性打击，就是从扮演繁漪而无法得心应手开始的。妈妈在《坦白交待》中写道：“最初回来时，认为政治上完了，业务上只要多演几个戏，还是有基础的。” 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她的希望很快就被打得粉碎。
妈妈一生除了演戏，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爱好或者特长，她的全部热情和人生目的就是做一个好的话剧演员，甚至对女儿，她也没有尽到做母亲的职责。我和姐姐从三岁起就被送进全托幼儿园和寄宿学校，一直到15岁上山下乡当知青，和妈妈在一起共同生活的时间，可能加起来也不到两年。即或在放寒暑假的时间，我们也是在剧场的后台同她呆的时间多一些：她上台了，我们就到剧场里看她演出；等到她下场后，才可以去后台同她说说话。我们至今对妈妈的印象，也是舞台上不同角色的形象多于生活中的母亲形象。
这样的一个执着于自己的事业，视话剧职业为生命的人，失去了事业就等于失去了她的生命。
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等待妈妈的是一场更大的灾难。“摘帽右派”仍然是右派，从运动一开始就被扫入“牛鬼蛇神”的范畴。最初是被勒令劳动，负责打扫剧团的厕所和走道，后来又被无休无止地批判，妈妈曾被押解到解放碑开批斗会，胸前挂着自己名字上打了红叉的木牌。被抄家，被关押，被无数人训斥，她终日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在一次批斗会上，她被人从食堂饭桌上面又重起的一把椅子上猛地推倒在地，双手顿时摔得血肉模糊，回到家时连饭碗都无法端起，但妈妈没有吭一声，她怕我们知道她受到的屈辱，她想在女儿面前保持她的一点自尊！
此时的妈妈很柔弱，处于外力的压制之下，无助而无奈。终于，她在被关进清理阶级队伍的所谓“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审查批判后，在工宣队的一再督促下，开始写《坦白交代》，交代她的经历，深刻批判自己的“反动思想根源”，最后一段她这样写道：
“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这半年，是我一生中的转折点，通过学习毛主席有关著作，参加了各种批判会，特别下班后在工宣队和革命群众根据毛主席教导要把我这个坏人变成一个好人，做了几十次挽救工作，促使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重新估计自己，把长期被我颠倒了的历史再重新颠倒过来。前二十年，我犯了罪，对不起敬爱的毛主席他老人家，对不起革命人民。我才四十二岁，在下半辈子我要像清华□□□（注：原文缺字，估计是指当时被毛泽东树为样板的“六厂二校”清理阶级队伍经验之一的清华大学的所谓“落实政策”）摘掉帽子的人一样，重打鼓，新开张。我还有孩子，她们生长在新社会，热爱毛主席，我不能让她们有个坚持反动立场的母亲，我要永远在自己思想上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革命，今后为保卫伟大社会主义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永远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多么“深刻”！
尽管如此，她还是没能逃脱被继续关押审查的厄运。1970年底，妈妈感觉身体不舒服，时常肚子疼,负责监督她的人不允许她到医院看病，说她是想逃避劳动，逃避批判。直到有一天，她向同在被监督劳动的曹樱阿姨讲到自己身体的一些症状，曹阿姨模到妈妈腹部有一个明显的包块，感到病情严重，于是向负责关押他们的人请求。最后到1971年9月7日，妈妈才得以去医院看病。医生当即要求妈妈住院治疗，9月27日行剖腹探查，发现“腹部右侧有鹅蛋大紫色包块，左侧有数个指头大小或绿豆大类似包块，并与骨盆部分粘连，因无法分离包块，关腹。”病检诊断为卵巢乳头状腺癌。医生说，妈妈的生命最多只有三个月，但她活了一年零三个月。这多活的一年，全凭她对话剧的向往，以及能够重新上舞台的梦想支撑着。
生病后的妈妈，肉体和精神是极度分裂的。病痛折磨她的肉体，疼痛时她大声喊叫，尤其夜深人静时的哀号，让整幢住院大楼的病人都不得安宁，更令我的内心产生恐惧。医生给她注射了杜冷丁后，药物的作用可以维持几个小时的安静。然而在精神上，妈妈又显得格外的松弛，因为生病而不再被批斗，因为患癌症可以“顺理成章”地离开人世，而免去了“自绝于人民”的罪名。我发现妈妈其实很享受这生病的过程。有时，她甚至会拿起一本剧本专心地阅读，这是当时剧团正在排练的一出话剧《艳阳天》，她对病友说，“等我的病好了，我要去争取扮演焦淑红（剧中女主角）的B角！”为了这个愿望，她再痛也要坚持吃饭，吃一口鲊海椒，下一小口饭，她坚信“多吃一口就是胜利！”
1973 年1月13日，妈妈在平静和遗憾中去了。她没有实现她的梦想——“演几个世界名著里的女主角，轰动一时。”但是，她终于可以永久摆脱精神和肉体的折磨，去到天国。愿天国也有话剧，妈妈可以实现她并不奢侈的愿望。
1979年初，妈妈所在单位专门为她补开了追悼会。会场恰好选在曾经关押过妈妈的原“中制”摄影棚的隔壁——剧团的排练场。妈妈的遗像挂在舞台正中的上方，我选择了她扮演《年青的一代》中夏倩茹的剧照，遗像下方的骨灰盒，是剧团特意去买的，里面没有骨灰，就像是剧中的道具。前来参加追悼会的有一二百人，把排练场挤得满满的。悼词说，曾容同志是一个优秀的话剧演员。台下的人们在哭泣，我站在舞台上，站在母亲的遗像前，一滴眼泪也没有。
面对这个场面，我的内心异常冷静。台下哭的人我都熟悉。我心里在想，有的人为什么哭泣？是因为自己曾经伤害过别人而内心真正感到忏悔？还是把这个场合也当作演出，剧情规定应该哭，他们就哭了？我想说，如果当初你们稍微有一点同情心，面对一个毫无招架之力的弱女子，手下留一点情；如果是非不是那样颠倒扭曲，想演几个世界名著的女主角，就不是“罪过”，妈妈的身心就不会遭受如此严酷的摧残，或许就不会有今天的悲剧情景。
我知道，人性是善恶兼备的。当整个社会在纵容甚至挑动人性恶的一面恶性膨胀时，人的行为将会比野兽更残酷。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人与人之间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关系，不是斗争人，就是被人斗争……现在的人不可能想象，那是怎样一种状况，也不可能相信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曾经有过这么黑暗的一段。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何止是人的生命，是这个国家和民族道德的沦丧！
我知道，“记住过去的灾难和创伤不是要算账还债，更不是要以牙还牙，而是为了厘清历史的是非对错，实现和解与和谐，帮助建立正义的新的社会关系。对于历史的过错道歉，目的不是追溯施害者的罪行责任，而是以全社会的名义承诺，永远不再犯以前的过错。”
这也是我将妈妈的《坦白交待》保留至今的原因。

二零零七年四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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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读偶记】

红卫兵诗人郭路生被“自由主义”绑架

朗 钧

红卫兵诗人郭路生被“自由主义”绑架。如此一个命题会令人费解吗？
2008年的《中国自由文化•诗奖》已经授予郭路生（注：2008年12月31日，《国际学者基金会》宣布，将中国自由文化•诗奖授予郭路生，称其代表作《相信未来》、《疯狗》、《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等诗是“在强权控制一切的年月，或者基于命运的偶然性，或者由于天启的灵感，郭路生开始走上诗的个人创作之路。他的诗在一代人的许多敏感的心灵间留下了痕迹，那痕迹中有泪水洗净的哀愁，也有属于受伤鹰翅的痛苦。”）。提名之时就有争议，授奖之后还有争议。
最新的消息很有意思：
中国自由文化诗奖授出已经多日，但是设奖者至今不敢直面郭路生。他们在郭路生周围转圈圈，不敢贸然将奖状和奖金送到郭路生手上。更谈不上搞一个名正言顺的授奖仪式。因为这些“自由主义”者心里清楚：郭路生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从来没有放弃过，过去是这样，到如今还是这样。他完全有可能拒绝接受“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和和平演变的臭钱”。郭路生甚至完全有可能将自由文化奖奖状和奖金抛出窗外，如同抛出一泡狗屎。不这样做他就不是郭路生。于是有人（就是和仲维光在网上讨论郭路生现象的那个人）甚至提出不和老郭说清楚奖金的出处和来源，就说这些美元是来自扶贫基金或者慈善机构这样的馊主意。用心良苦乎？用心险恶乎？
我们可以静观事态的发展。看看“自由化”分子能否成功地“绑架”郭路生，也要看看郭路生能否看破和拆穿“自由主义”者的鬼画狐，看看郭路生这个精神和神经都有残疾的病人是如何在被动和无防范的状态下和“自由化” 分子斗法的。
2009年伊始，华人文化界的一幕好戏！
将郭路生其人其诗硬纳入“自由主义”范畴的工作，已经持续了20年。
最早的宣传文字见于九十年代早期的双月刊《华人文化世界》。实事求是地讲，当时的文章作者都是郭路生插队时的旧友，文字也局限在怀旧和个人情感的抒怀上。并没有太多的“绑架”之嫌。
后来，有人出来帮助郭路生出版他的那本《食指卷》。（《食指卷》这个书名有略做讨论的必要：收入《食指卷》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是郭路生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创作的。而“食指”这个笔名的使用是1979年的事情了。用《食指卷》这个署名似乎欠妥。）
在编攥《食指卷》的过程中，编辑们做了三件事：
第一是“拒”——将编辑认为与将食指定位为自由主义文化先驱之身份不利的作品统统拒载。例如长诗《献给参加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再现1966年“八一八”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场景的话剧《历史的一页》等。
第二是“改”——修改润饰郭路生的作品。最明显的改动就是那首《相信未来》诗。读者有兴趣可以自己考证和比较原始版本和修改版本的《相信未来》之异同。还有一种改动就是改动诗歌的标题。例如：《海洋三部曲》的第三部曲，原创标题是《献给红卫兵战友》，改为《给朋友们》，其目的不言自明。
第三是“删”——据参与过编纂《食指卷》的圈子里的人说，在编辑《食指卷》时，有人曾极力劝说郭路生删除《红旗渠》、《南京长江大桥》等秧歌派风格的作品，因为这些作品实在和“自由主义”情趣相去甚远。但被郭路生严正拒绝。老郭此举令人感叹。面世的《食指卷》人们还可以通过阅读辨认一个真实的郭路生，这确实应该感谢郭路生本人。
但是“绑架”也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实施了。十年之后的2008年，围绕《中国自由文化•诗奖》授奖一事，“自由主义”分子们深知老郭的固执与憨颟，生怕把事情搞砸，弄得适得其反，所以不敢贸然行动，是动了一些心眼儿的。
关于郭路生那些红卫兵诗歌的分析，不是本文要做的事情。本文只想对那篇《四点零八分》和《疯狗》说几句话。
在所有郭路生的作品中可以称之为诗的只有那首《四点零八分》。
之前的《鱼儿三部曲》、《相信未来》之类是在宣泄红卫兵的喜怒哀乐；
之后的《红旗渠》、《南京长江大桥》则完全回归贺敬之诗歌的形式与内容；
《四点零八分》是写在这样一个时刻：文革中的狗崽子和红五类一并像垃圾一样被清理出大城市。这样一个令一代人无可奈何的时刻的到来确实深深刺激了几个月前还高喊“相信未来”的郭路生。他的绝望始于此刻，他的迷茫始于此刻。如果说郭路生的红卫兵生涯和红卫兵情感终有结束之时，那就是在四点零八分这个时刻。告别的时刻，四点零八分的呻吟是软弱的病态的。这个时刻之于郭路生是地狱之门开启的时刻。我看到过更多的同龄人是唱着《共青团员之歌》登上火车，告别北京的。这些歌者和哼哼唧唧的郭路生相比是强者和勇者，只有这些人和1700万“知识青年”的绝大多数可以坦荡地走完这10年的不归之路。而郭路生做不到了，他倒下了，再也没有站起来。
从四点零八分的呻吟中我们多多少少听到了一点点“我不相信”的丝语，准确地讲是“我不敢相信”。
再之后，郭路生写于1979年的《疯狗——致奢谈人权的人们》则更是语焉不详。“自由主义”者认为《疯狗——致奢谈人权的人们》是郭路生对世态人情和中共暴政有了更多的体认，对人不如狗的现实社会的批判。这种诠释无疑是对郭路生的又一次“绑架”。事情很清楚，诗歌的副标题已经说明问题：1979年，当时大陆官方语汇词典中根本谈不上“人权”这个字眼，既然不谈何谈奢谈？那么在那个时间段“奢谈人权的人们”是些什么人呢？是魏京生，是傅月华；是《今天》的那些诗人和作家们，是北岛，是芒克；还有那座被拆毁了的民主墙。
“绑架”郭路生，强迫将其打扮成为“自由主义”文化的先驱，在空间上操作，以前只是局限在中国大陆。现在，海外“自由主义”者企图通过把2008《中国自由文化•诗奖》授予郭路生，以实现将老郭绑架到山寨版的“自由化”山寨上去的企图。老郭的被绑架有点像水浒中的卢俊义。但老郭毕竟不是卢俊义。因为老郭为人懦弱，思想传统，更重要的是他的后脑壳里确实没有长反骨！
笔者这样提问：“中国自由文化•诗奖”和“人民文学奖诗歌奖”的评奖标准怎么会在郭路生的诗歌中找到了交集？其实这个交集根本不存在。将郭路生其人其诗纳入自由主义文化范畴本来就是“自由主义”者们的一厢情愿，一件很荒唐的事情。
笔者再次提问：无论如何，授奖这件事在文学诗歌史上会成为一个有趣的谈资，贻笑大方的是哪一个奖项呢？笔者本以为要看笑话需等些时日方可有眉目，谁知道贻笑大方的事情已经出来了，“自由主义” 者居然连奖项都不敢呈现在郭路生面前。这里没有可悲的问题啦，剩下的只有可笑。
郭路生最终会在公开透明、不受蒙骗的状态下接受2008年《中国自由文化•诗奖》吗？关心者可拭目以待。如果他拒绝了，我向他的人格致敬。如果他接受了，我对他的病情表示同情。一个精神分裂但人格没有分裂的人是可以获得同情的，但是一个精神健全而人格已经分裂的人群得到的只能是鄙视。
请“自由主义”者们放过郭路生。让这块文革活化石安静地度过他的晚年，不要再去打搅他。

附：郭路生简介
郭路生，1948年生，山东朝城人。革命干部家庭出生。因母亲在行军途中分娩生下他，故名路生。文革爆发时为北京市西城区第56中学学生。参加了早期红卫兵和“联动”的活动。1967年年初开始创作《鱼儿三部曲》，述说遭到中央打压和民众憎恶的“老红卫兵”的苦闷。1967年5月-10月，北京的“老红卫兵”组织“红卫兵歌咏团”、“红卫兵话剧团”。郭参与编写话剧剧本《历史的一页》，力图在舞台上再现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的场景。1967年5月-1968年3月间创作长诗《献给参加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1968年3月完成《鱼儿三部曲》的第三部《献给红卫兵战友》。1968年3月完成《相信未来》。由于上述创作活动，他在当时的北京享有“老（红卫）兵四大才子”之一的名声。1968年12月下旬和同学一起去山西杏花村插队，离京时完成《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1971年在山东济南入伍。1972年底因患精神病退役。1978年在精神病院第一次用“食指”为笔名创作《疯狗——致奢谈人权的人们》。2001年4月获第三届人民文学奖诗歌奖。2008年12月被海外文化组织授予“中国自由文化•诗奖”。（据网上资料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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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堆】
国务院关于1967年春节不放假的通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新阶段。当前正处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全面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为了坚决执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夺取革命、生产双胜利，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新的高潮，国务院决定：一九六七年春节不放假；职工探亲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暂停执行，以后再补。

国务院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

原载1967年1月29日《人民日报》，原题为《国务院关于今年春节不放假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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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消遣娱乐和商业化的文革怀旧记忆

徐 贲

　　当中国社会的发展愈来愈远离文革时代，不断出现新的社会现象和问题的时候，文革记忆对文革的不同阐释就会愈来愈具多样性和互相矛盾性。这种情况是由记忆本身必然包含的现刻性和当下性所决定的。文革记忆不仅涉及“文革中发生过什么事情”，而且还涉及“哪些是今天仍有意义的事情”。三十年前，乱世初定，大多数人经过了十年的动荡、匮乏、恐惧和焦虑，人心思变成为当时现刻与过去的主要意义联系。三十年后的今天，社会经济物质和大众文化等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不同的人对这些变化的实质意义判断也就必然表现为不同的文革记忆。这些判断大都建立在某种今昔联系或今昔对比之上。不同的记忆包含对文革的不同追想，而不同的文革追想则包含对文革政治、社会意义的不同认识和不同判断。
　　文革怀旧是一种对文革的追想，但它是一种去除了政治、社会意义的文革追想。它的主要特征是记忆的个人化、琐屑化、玩物化和颓废化。许多个人的文革回忆带有明显的回顾和怀旧色彩，是一种个人“寻踪”式怀旧。强调怀旧的个人性质，不是说它总表现为一个人的独思，而是说它同当今官方的文革“公共记忆”（“四人帮”作乱）之间有根本性质的差异。事实上，个人性质的文革怀旧总是在特定的人群中以某种公众形式出现。个人回忆的公开出版就是一种。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在书店里一下子卖到脱销，就证明了她的个人回忆引起了极大的公众回响。老三届学生的各种聚会也是一种怀旧的公众形式。俄国作家杨克列维奇（Vladimir Yankelevitch ）曾把怀旧称作是“与自己重逢”（Vladimir Yankelevitch，L'Irreversible et la nostalgie 〔Paris ：Glammarion，1974〕，302.）这种怀旧往往充满了自嘲和无奈。
　　怀旧中当然还有那种并不自嘲，也并不无奈的。今天，经常可以看到高唱文革时期革命歌曲和样板戏的中年人群，严肃和投入的神情宛如时空倒转。王家平指出：“自90年代以来，以毛泽东诞辰一百年和一百一十周年为契机，在社会分配格局中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众（主要是广大的下岗工人和未能富裕起来的农民）频频缅怀起文革时代的‘公平’生活来，……成为‘新左派’思潮的社会基础。”王家平还特别提到了“新左派”艺术家张广天“革命剧作”中的红卫兵情结和他关于文革的言论，认为张广天的文革故事和文革文物一样，已经成为“一种促销自己、获得利益的手段”。（王家平《文化大革命时期诗歌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版324页）在那些并不自嘲和并不无奈的文革怀旧中包含着复杂的社会和政治因素，其中包括怀旧者对现实生活和处境的看法、对是否须要反思文革（包括忏悔）的判断，也包括文革思维方式对当今人们思想的持续影响。这些都使得文革怀旧有别于一般的怀旧，而成为一种特定类型的怀旧。
　　怀旧是有欠缺的记忆。怀旧的悲哀在于担心失忆，却又无法真正记忆。勒•高夫（JaequesLe Goff）就此写道（Jacques Le Goff，History and Memory，trans.StevenRendall and Elizabeth Clama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2〕，95.）：

在追寻、挽救和宏扬集体记忆时，不再关注特定事件，而着眼于漫长的过去，……普通公众对历史的看法也发生了突变，他们时时担忧在集体失忆中丧失记忆。这种担忧极为生硬地表现为对过去时尚的喜好。记忆因此成为不择手段的怀旧商贩极易下手的对象。记忆也成为商品社会中的畅销物品。

　　怀旧一旦代替了记忆，其结果必然是记忆的商品化和即刻消费化。文革怀旧的商品化和即刻消费化正是90年代以后文革记忆大众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文革怀旧也因此呈现出玩物化、琐屑化和颓废化的特征。文革生活经验和文革见证实物被从原来的政治和社会意义环境中分离出来，要么变成纯粹的“文物”或“收藏品”（毛像章、邮票、宣传画），要么变为即刻消费的商品（毛家菜、知青饭店、毛故居旅游、带毛头像的T 恤），再不然就变成现代迷信的崇拜偶像（祈福去邪的毛头像）。
　　现有的文革怀旧几乎全部局限在实地实物记忆，这一部分记忆与政治敏感度高、反思批判性强的事件记忆和人物记忆的联系几乎完全隔裂。商业化、娱乐化趋向（包括商业性的“文革博物馆”）的文革怀旧把文革当作消费对象，而不是反思对象。它消费的是由市场所提供的各种商品：旅游商品、收藏商品、娱乐商品，形成了所谓的“红色旅游”、“文革文物收藏”和“红色经典”。文革怀旧是一种“物化”的记忆，它对文革的一些实物实地有兴趣，但这兴趣仅限于实物实地的商业和娱乐价值，不涉及它们背后的政治、社会事件意义。例如，“文革文物”收藏已在近几年来成为一种新的货币保值或投资对象，从毛像章、语录本、宣传画、宣传品、票证、文革邮票、瓷器到杂件，文革收藏已成为自成一大类的“文革文物”，在全国不少城市有固定的市场进行交易。
　　商业和娱乐消遣性怀旧对文革记忆的最大危险在于，它有可能把文革记忆变成一种无实质社会问题和无社会正义意识的记忆，变成一种对历史苦难、人性堕落和道德是非无动于衷的轻松随想。休伊森（Robert Hewison）曾告诫道：“不应当把怀旧误当作真正的历史回想。怀旧……让人摆脱不快的往事和自我，变得自鸣得意。”（Robert Hewison ，The Heritage Industry：Britain in a Climate of Decline〔London：Methuen，1987〕，46.）娱乐公园中的“文革博物馆”不但不使我们为自己人性堕落的过去害羞，反而让我们为现今的“文化事业成就”感到骄傲。这种没有正义是非感的记忆对统治权力是安全的，它起到的是文革记忆安全阀的作用。这是文革怀旧最常见的负面作用，“（怀旧）是人们在丧失基本价值时应付失望和沮丧的安全阀”（Fred Davis，Yearning for Yesterday ：A Sociologyof Nostalgia（New York：Free Press，1979），105.）有论者甚至称怀旧是一种“疾病”，“人们怀旧，这不是表示他们觉得今天的生活很痛苦，很可怕，而是表示他们觉得今天的生活根本没有特色，沉闷乏味，一片空白。生活没有活力，没有希望，也没有未来。……这是一个不知何去何从的时代，一个除了投向过去，无法想象未来能实现什么的时代。”（Michael Wood ，"Nostalgiaor Never：You Can't Go Home Again"，New Society 30，no.631〔7November 1974〕：344.）
　　在那些商业性的文革怀旧中，市场的力量正在协助官方权力完成了对文革的去政治化和去意识形态化。文革物品成为有价的物品，甚至成为富有“审美特征”、“艺术价值”和“民族传统特色”的历史文物。经过漂白美化的文革物品抹掉身上的专制统治印记，帮助营造一个无害文革的神话。文革文物收藏可以帮助保存文革时期的历史证物，防止它们进一步的散失。保存历史证物是保存历史记忆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今后社会、政治、文化性的历史研究会有所帮助。但是，仅仅通过文物市场和娱乐公园式物品展览来保存文革证物，却可能造成一种关于文革的肤浅而有害的公共意识。
　　从政治、社会和人性的灾难去认识文革，只有在自由社会的公共政治空间中才有可能。人们需要有开放的讨论、研究、不受权力限制的历史教育、博物馆、公共论坛和各种反思、纪念形式。唯有如此，自由的文革讨论才能有制度的保证条件。在自由公共空间中被展现的军用皮带将不再是文物市场上的有价商品或者历史清白的纪念品，而是一件残害过活生生受难者的凶器。那些品类繁多的“毛头像”也不是什么制作精美的工艺品，而是千千万万副套在人们身上的思想枷锁。纯商业化的文革文物收藏和展示，它的记忆局限不在于其通俗形式，而在于它抽掉了文革物品中人的苦难因素，成为一种麻木不仁的物化记忆。其实，和别的文革通俗记忆形式（文学、影视、传记等等）一样，只要有了自由反思和公共讨论的大环境，文革文物收藏和展示同样可以揭示文革苦难、残暴、恐惧和人性毁灭，同样可以表达对文革罪行的是非正义判断。
　　通俗文革记忆在当今中国的特定环境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把文革还给普通民众的作用。文化精英排斥通俗文革记忆，这并不有利于在当前保存文革记忆。通俗文革记忆的意义并不在于它准确地“记住”一些专业历史学家才会看重的“事实”，而在于它的叙事和传递形式能引起人们的不同当下兴趣（娱乐、审美、知识、历史），因而扩大了关心文革的人群。由于通俗文革记忆的极为突出的当下性，它总是处在不断的变化状态中。通俗文革记忆可以说是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的时代新记忆。新记忆是相对于文革刚结束之后的旧记忆而言的。旧记忆可以从集体性的文革经验直接获得，新记忆则需要从故事、影视、物品收藏和展示等等中去拼合和透视，这些材料既包含不同的文革记忆，又是进一步形成文革记忆的再生资源。通俗记忆特别表现出文革记忆的一个重要特征，那就是，文革记忆不是一次完成的，那些看似肤浅的记忆可以被用作再记忆的材料。专制意识形态控制在肤浅记忆上留下了历史痕迹，它本身就是文革和文革后余毒的遗痕，它本身就需要在今后的文革再记忆中被考虑进去。

摘自作者《变化中的文革记忆》，原载《二十一世纪》2006年2月号，作者为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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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资料】

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名单
（1968年5月31日成立）

主任——
张国华，54岁，江西永新人，成都军区政委，省革筹组长，下中农出身
副主任（按四川省革筹小组上报中央批准的名次排序）——
李大章，68岁，四川合江人，原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地主出身
梁兴初，56岁，江西吉安人，成都军区司令员，省革筹副组长，工人出身
刘结挺，48岁，山东平邑人，成都军区副政委，省革筹副组长，中农出身
天宝，51岁，藏族，四川马尔康人，原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副省长，贫农出身
张西挺，女，41岁，河南淮滨人，省革筹成员，下中农出身
徐驰，54岁，山东人，原冶金部副部长、中共渡口市委第一书记，地主出身
邓兴国，35岁，四川绵竹人，成都公共汽车公司驾驶员，贫农出身，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负责人
江海云，女，22岁，江苏无锡人，四川大学学生，工人出身，中共党员，川大东方红八二六战斗团负责人
王恒霖，29岁，辽宁东沟人，719厂技术员，贫农出身，中共党员，红卫东成都部队新总部负责人，“八二六”派
彭家治，35岁，成都人，四川石油管理局32111钻井队副队长，贫农出身，中共党员，四川石油革命造反司令部负责人，“八二六”派
张泗洲，47岁，四川简阳人，原简阳县棉丰公社党委副书记，劳动模范，贫农出身，“八二六”派
冯玉德，34岁，山西岚县人，南光机械厂工人，贫农出身，中共党员，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负责人
蔡文彬，26岁，河南许昌人，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学生，贫农出身，红卫兵成都部队负责人
杨至诚，29岁，陕西西安人，970厂工人，城市贫民出身，共青团员，红卫东成都部队负责人，“红成”派
但坤蓉，女，26岁，重庆长寿人，青川县乔庄公社城郊大队社员，下乡知青代表，贫农出身，共青团员，“八二六”派
常委——
谢家祥，54岁，江西瑞金人，成都军区副政委，中农出身
郑志士，49岁，山东莱芜人，成都军区副参谋长，中农出身
蓝亦农，49岁，湖南茶陵人，五十四军政委，中农出身
孙洪道，48岁，四川南江人，五十军副军长，贫农出身
王际康，49岁，山西忻县人，原四川省经委副主任，地主出身，“八二六”派
李均，50岁，山东昌邑人，原成都市副市长，中农出身
明朗，51岁，陕西南郑人，原中共四川省委委员、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自由职业者出身
蒋崇璟，52岁，河北高阳人，原西南国防工办主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二工业部部长，富农出身
鲁大东，51岁，山东馆陶人，原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重庆市委书记处书记，富农出身
王茂聚，52岁，山东莒县人，宜宾军分区第一政委，宜宾地区革委会主任，贫农出身
李林枝，58岁，四川苍溪人，原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副省长，贫农出身
侯振东，35岁，辽宁宽甸人，132厂工人，贫农出身，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负责人
张锦福，26岁，四川彭县人，906厂工人，贫农出身，共青团员，“八二六”派
邓长春，23岁，四川宜宾人，重庆望江机器厂车工，工人出身，共青团员，反到底派重庆军工井冈山及工总司负责人
陈万明，27岁，重庆长寿人，重庆钢铁公司机修厂起重工，工人出身，共青团员，八一五派重庆九八战斗团及八一五革联会负责人
孙尔惠，33岁，浙江宁波人，永川天然气研究所仪表工人，贫农出身，中共党员，永川红旗派负责人
吴纪昌，27岁，四川人，自贡汽车修理厂电焊工，工人出身，自贡市工代会负责人，“八二六”派
熊道生，25岁，四川万县人，万县市东方红旅社服务员，贫农出身，中共党员，毛泽东思想主力军万县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负责人
龙呈祥，32岁，四川新都人，雅安运输公司十四队驾驶员，贫农出身，中共党员
李健修，43岁，四川犍为人，永荣矿务局一矿井采煤工人，工人出身，“八二六”派
徐开华，女，32岁，四川广安人，川棉一厂工人，工人出身，川棉红旗战斗团负责人，“红成”派
周桂林，42岁，四川郫县人，郫县红光公社副社长、大队党支部书记，贫农出身
张成女，女，22岁，藏族，四川雅江人，雅江县团结乡社员，贫农出身，共青团员
俄什木呷，26岁，彝族，四川冕宁人，冕宁县森云乡包子二社社员，白彝贫苦劳动者出身，共青团员
修玉兰，女，36岁，山东人，仁寿县明兴大队妇女大队长，贫农出身，中共党员
王阴均（又改名王英军），女，27岁，四川泸县人，成都军区总医院司药，下中农出身，中共党员，成都军区总医院红色造反总团负责人，“八二六”派
游寿星，28岁，重庆人，四川大学学生，工人出身，中共党员，川大“八二六”负责人
石福全，26岁，四川夹江人，成都工学院学生，贫农出身，共青团员，“红成”负责人
袁正蓉，女，24岁，四川江津人，四川医学院学生，工人出身，“红成”新总部负责人
王兴国，23岁，四川人，重庆交通学院学生，贫农出身，共青团员，反到底派交院“九一五”及重庆大专院校红卫兵反到底司令部负责人
周家瑜（文革中通常写作“喻”），23岁，湖南长沙人，重庆大学学生，工人出身，共青团员，重大“八一五”及红卫兵重庆警备区负责人
黎光隆，27岁，成都人，四川省交通厅工会放映员，贫农出身，共青团员，四川省级机关红色造反联络站（省红联）负责人，“八二六”派
韩准登，29岁，四川江津人，原省委办公厅干事，下中农出身，中共党员，“省红联”负责人，“八二六”派
瞿明芳，女，29岁，成都人，四川省水电厅勘测设计院技术员，手工业者出身，共青团员，“省红联”负责人，“八二六”派

四川两大派在成都为“兵团、八二六”对“红成、红卫东”；在重庆为“反到底”对“八一五”。“兵团”即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八二六”即四川大学东方红八二六战斗团（包括其他一些学校的八二六）；“红成”即红卫兵成都部队，“红卫东”即工人组织红卫东成都部队；红成、红卫东的“新总部”系转变观点倾向“兵团、八二六”派的部分成员拉出来成立的。永川“红旗”、万县“主力军”等均与兵团、八二六和反到底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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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情链接】

《见证北大文革》征文启事
老同学、老校友，尊敬的老师：
你好！我们都是文革期间在北大学习的校友，你一定还记得当年风华正茂的我们，在骤然而至的文革暴风雨中的年月，亲历的“波澜壮阔”的事变、卷入的许多“革命行动”，感受的上下动荡冲激、目睹惊闻的幕幕活剧，交织着冲动、迷茫、追悔和启悟，给我们留下了难以忘怀的人生记忆！如今，对中国文革史的研究，在国内外无论是学界和高层，都已成为重要课题；而我们曾身处作为漩涡中心的北大，感知文革那云谲波诡、千头万绪的轨迹，无不折射着中国社会演进历程，引发更多宽阔深邃的思考……
历经了四十载岁月洗礼，是我们透过云雾帷幕，记述沉静反思、写下那一段非凡历程的时候了！我们十几位有志于此的老同学，近日聚会时达成共识，自发组成一个编委会、决定开展“《见证北大文革》征文”，荟集北大文革的真实史料，征集老同学之真知灼见、记录老北大人的记忆思考，并征求校友们更多支持襄助，汇聚广泛共识共勉，形成一个绵绵不断的心路笔会！我们谨向你约稿，望不辞命笔，一可追记自己在北大文革中的真切感受、历炼足迹；二可书写那场“史无前例”运动中亲见亲历的人和事，不论知名或佚名、轰动或无闻，唯以客观真实个性化为上；三可如实记述北大文革活剧的一幕一场，或某个组织的兴衰始末、某一过程的前后事略……文体形式不限，诸如日记散文、特写报告、遗篇秘闻等俱佳，尤其欢迎当时之照片。不必求成春秋鸿篇、自当裨益于文革史研究。深信老同学老校友提笔者越多，就越如涓流汇成江河，更能够真实地回答时代和后来人的寻问！
征文编委会议定：
一、今年十月份起，接受老同学、老校友和老师们的来稿，并随时梳理编辑，在网络和平面传媒上予以刊发，我们正积极联系争取下一步汇集成书、付梓问世，作者保有自将文章单独另发之版权；
二、征文长短不拘，短者千把两千字、长者五六千字均宜，意未尽者建议分题分篇续写；请在文后随寄附件，写明真实姓名（发文署笔名或真名请标明）、个人简况，原所在单位、职务职称，及当年所在北大之部门、系级与专业，现在的通讯地址、电话和电子邮箱等，以便联系；若不想公开姓名、编委会当严格为作者保密；
三、文章请尽量以电邮发到此邮箱：guozheng005@sina.com，如邮寄地址为：北京朝阳区安贞里一区23-2-401（国征收），邮编：100029；编委会收到并编发后即予回复，并将发表方式告知；
四、编委会随时接纳对征文工作的建议指教，将不定期召开征文研讨会，欢迎有兴趣者参与、有心支持者协助组织或提供场所。
时不我待，让我们拿起笔来，真实书写见证北大文革历史，留下一段段鲜活实录的史料和人生鸿爪！
祝
健康、 愉快！
《见证北大文革》编委会
20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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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关于文革档案的开放情况

德尔苏

《档案法》规定，除涉及国家安全或者重大利益及其他到期不宜开放的档案外，自形成之日起满30年的档案必须向社会开放。至2006年，文革时期的档案已经达到了开放时间。
浙江省档案馆率先依法办事，2005年3月向公众首次开放文革时期的部分档案。这在全国省级档案馆属首次。此次开放的文革档案有：中共浙江省委档案（1966年-1976年）、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浙江省人民委员会档案（1966年-1976年）、浙江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档案（1968年-1976年）、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档案（1973年-1981年）、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组档案（1967年-1975年），内容涉及机构设置（包括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成立等）、人事任免、工农业生产普发性文件、知青上山下乡四个方面，共6000多件。市民可免费查阅。2006年10月，浙江省档案馆再次开放第二批文革部分档案，涉及1966—1976年期间的52000多件档案，内容涉及当时机构设置、人员任免、生产生活等各方面。
在开放文革档案方面，广东省档案馆名列第二。该馆于2005年6月第一次开放1949年到1974年间形成的馆藏档案。首批开放的文革档案，主要是涉及到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官方文件。2006年10月该馆又开放了第二批经鉴定的馆藏档案，其中有部分文革档案。
2006年10月，历史学者陈东林在《“文革”群众组织报刊档案与当代北京史研究》一文中提到：北京市档案馆于几年前就已经开始公开征集文革时期的历史档案。北京文革群众报刊种数位居全国之首（约500种以上）；世界上保存文革群众组织报刊最多的前四家单位中，北京占有两家（中国国家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另两家是上海图书馆和哈佛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有最早出版的红卫兵报——北京六中《红卫兵)；有当时引起全国极大震动的《中学文革报》；有发行量最大的《首都红卫兵》。
2008年11月底，《北京晨报》等媒体报道，北京市档案馆将于是年底向社会开放文革档案。但据该馆利用部的工作人员称，因有待上级批准，目前开放工作尚未正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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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读往来】

一、 丁凯文来信指出，本刊2009年第一期上发表的，他撰写的笔谈国史八卷的文章中，有一引文的出处：“（陈伦和《也谈《林彪“小舰队”成员近况》——当事人陈伦和自述》，载华夏文摘增刊531•文革博物馆通讯365期，2008年10月4日）”。其中的“2008年”应为“2006年”。本刊特此更正，并向作者、读者致歉。
二、庄菁瑞女士元月十一日来函，就新年第一期发表的文章谈了如下感想：
1，全方位零观点无立场——考证历史，文革就应该这样，可惜，要真正做到，很难很难。任何一个人，都不会没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取向，落笔之时，多少都会带上一些个人的情感、观念。
2、江青也是人，有人的感情一点也不奇怪。这样的文章很好，真实，生动。
我觉得她对程砚秋的感情，就像现在的粉丝对偶像的感情一样。女人大多数都会追星，而且不因年龄而改变。男人则不一样。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很能理解江青。
3、挑人和调人，要走“白专道路”的，比较实惠和管用---- 康生这些人不是傻子，他们心里很清楚，他们心里想的和嘴上说的不是一致的，这种不一致，是刻意所为，根本不会一致，也不能一致。这是毛愚民政策的一部分。毛把中国文化研究透了，而且应用到了极致的地步。毛在世时，除了一些像林彪，康生这类的精明人，绝大部分的百姓和官员，包括很大部分的高级官员，都看不清这类问题的本质。而且，时至今日，相当一部分的中国人，包括这篇文章的作者，还是没有看清文革的本质，也没有看透毛的为人，以及他的语言和行为的目的。否则，就不会有文章结尾的那些话。身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对祖宗传下来的文化有所了解，这样就可最大限度地避免被人忽悠；如果能够再进一步，对文化的精髓部分能够理解并加以运用，你就有了忽悠他人的本钱；由此向前，到了一切了然于胸，运用自如的境界，你就是那个“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了。老毛的那套，老子的道德经，黄石公的素书里面都说得很清楚，这些书读明白了，整个中国历史，历史大潮里的风云人物，也就都不在话下了。没有什么是神秘的。
4、顾土的《记住记忆的历史》写得很好，这个问题经常被人忽略。忽略了记忆的历史，会因此而产生很多派生出来的问题，导致历史研究过程中不应有的“思维混乱”。我个人认为，记忆的历史，就是在一定时空条件下，当时社会的意识形态取向。不同的时间，空间，人们的世界观也不相同，看待历史，文化事物的角度，方式都不相同，因而也就不可能产生相同的记忆。所以，研究问题，特别要注意这个“记忆的历史”。正因为如此，前面提到的“全方位零观点无立场”的研究方法，绝对值得提倡，而且要尽力按照这样的要求来做每一项微小的工作。只要每个研究者都能养成这样的习惯，它就无形中会成为行业的，甚至民族的习惯，这样就能影响社会，改变社会。
5、《文化大革命是完善人性的革命运动》，当今社会出来这样的文章一点也不奇怪，看看网上愤青们的言论就知道，文革硝烟未尽，阴魂未散。

三、华新民来函，就第十期《阎阳生〈清华附中红卫兵100天〉若干史实辨正》一文中谈到“试办预科”的时间提出了不同看法。如下：
《史实辨正》一文谈到“试办预科是中央学制问题研究小组（1964年2月成立，组长林枫，副组长蒋南翔）提出的改革学制、提高教学质量的一项重要措施。1964年,高等教育部批准清华大学和南京工学院试办预科，学制为二年，学生待遇按普通中学学生的标准执行。”我的记忆是在上海至少1959年就有预科，那一年我考高中，就有交大、复旦、同济以及上海师院预科面向全上海市招生，考上预科的到学校住读，而且免高考直升大学。但是到1962年高考时，新政策又规定，预科生要同普通高中生一样高考，按分数录取。所以我原来初中时期的同学中，在预科读书的有进入其他大学的、也有没有考上任何大学的。进大学（中国科大）以后，班里也有从上海某大学预科来的同学。所以试办预科是否从1964年开始，值得存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