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記　憶　　　　　　　　　　　　　　　２００９年１月１１日第１期
ＲＥＭＥＭＢＲＡＮＣＥ　　　　　　　第十一期
　　　　　　　　　　　　　　　　　　２００８年９月１３日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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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国史笔谈
丁凯文 庐山会议的斗争与毛泽东处理林案之我见——兼谈所谓“林彪集团”

江青研究
杨银禄 我见到的江青三次流眼泪

风云人物
王广宇 桀骜不驯的蒯大富

蓦然回首
赵文滔 史无前例的打人风与八宝山火葬场
阎长贵 我是怎样被分配到《红旗》杂志的？

闲读偶记
顾 土 记住记忆的历史

小资料
保定地区革命委员会名单（附保定市革命委员会名单）

简讯
樵 余 重庆文革亲历者积极撰写回忆录

新年回顾
本刊编辑部 2008年与文革有关的十件事

编读往来
1、张杰来信纠错 2、庄菁瑞谈读后感
3、阎阳生回应卜伟华史实辨正文 4、冯锡刚来函赐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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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笔谈】

庐山会议的斗争与毛泽东处理林案之我见
——兼谈所谓“林彪集团”

丁凯文

　　友人近日寄来史云、李丹慧合著的《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邓》（以下简称《难》），拜读之余，虽感此书比国内版的官修党史教材有了某些长足进步，但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依然显露出官史的痕迹。笔者不才，一些看法写出来就教于各位方家。

一、“设国家主席”是庐山会议斗争的焦点吗？
　　《难》书在第六章“围绕四届全国人大的斗争”里称，“‘文革’前期沆瀣一气的林彪、江青两个野心家集团之间的权力之争逐渐激化，焦点在于是否设国家主席……”（第392页）首先，作者将林彪和江青人为地划分为“两个野心家集团”本身就是典型的官方式的思维，依然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两案”审理时的定式将林彪与江青等人脸谱化；其次，林彪与江青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可以仅仅用“权力之争”来概括吗？这场斗争的实质何在？这个所谓的“设国家主席”问题真的是庐山会议斗争的焦点吗？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探讨的。
　　1970年8月召开了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即庐山会议。这次会议召开的主要议程为：讨论修改宪法问题，讨论国民经济计划问题和讨论战备问题。由于会议上发生了错综复杂的激烈的党内斗争，人们往往着重关注了宪法修改的相关问题，并得出一个林彪和江青因为争权夺利而借用四届人大对“国家权力再分配”展开争斗的结论。《难》书在此就认为“四届人大，被他们（指林彪与江青）认为是一个国家权力再分配的机会”。（第392页）
　　从1964年12月中共的第三届全国人大至此已六年，中共九大召开后再召开四届人大实乃顺理成章之事。以一般性惯例，召开人大之前有必要对现存的宪法作适当的修改，更何况上次人大是文革之前召开的，经历了这几年的文革风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更需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合法化。这里有两点应该予以明确：其一，庐山会议的各项主要议题均不包含讨论政府机构主要人选问题。虽然毛泽东在此之前说过不当国家主席，但是由于文革之中对毛泽东本人的狂热吹捧，在广大民众和党内高级干部之中依然认为国家主席一职非毛莫属，此点并无歧见。其二，政府机构主要成员方面的人选应在四届人大正式召开前的中央最高决策层会议上议定。所以，概括而论，庐山会议的主要议题并不是要确定什么四届人大的政府机构人选。既然这个所谓的前提本身并不存在，那种庐山会议上“林彪、江青两个野心家集团”要为“国家权力再分配”展开争斗的说法又从何谈起呢？
　　庐山会议上的斗争既有必然性，也有某种意义上的偶然性。有关这一问题的论述，程光的《1970年庐山会议背景研究》（程光《1970年庐山会议背景研究》，见《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下册，香港田园书屋2007年3月版第632－631页，又见《百年林彪》，明镜出版社2007年11月版第415－448页）、余汝信的《国家政治体制建设史上的一次大倒退——1970年四届人大的筹备与夭折》（余汝信《国家政治体制建设史上的一次大倒退——1970年四届人大的筹备与夭折》，华夏文摘增刊597期•文革博物馆通讯430期，2007年9月11日）都有详尽的评述，笔者深表赞同。笔者亦曾在一篇文章中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丁凯文《“林彪事件”研究的再思考——与高华先生商榷》，华夏文摘增刊566期•文革博物馆通讯400期，2007年4月3日）。概括而言，自中共九大之后，中共中央的实际权力从文革初期的中央文革小组与中央文革碰头会过渡到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从文革初期时的混乱局面过渡到一个较为稳定的制度化的局面。中央文革小组和中央碰头会的阶段性功能已经消失，中央文革小组虽然未曾明言予以撤销，但是继续由它来领导中国政局的情势不复存在。通过中共九大的召开，周恩来的执政有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并得到毛泽东与林彪的支持。然而，那些在文革初期为毛泽东冲锋陷阵、打打杀杀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们并未掌握实际的权力，除了江青、张春桥等人进入了政治局，负责宣传方面的事宜，其他人等，如王力、关锋、戚本禹却成了“破坏文革运动”的反面人物锒铛入狱。由于缺少了“中央文革小组”这个江青专属的“衙门”，江青等人的势力不仅未因中共九大的召开而壮大，反而还远远不如文革初期那般可以呼风唤雨、颐指气使。出于对这种政治局面的不满，江青等人不断以各种手段干扰中央工作，攻击周恩来与林彪，由于江青本人身份、地位的特殊性，周恩来与林彪基本上采取了忍让的态度，避免与之发生直接的正面冲突。林彪与江青等人斗争的直接导火索是宪法修改中有关条文的讨论，张春桥自恃有江青在背后撑腰，坚决要求在宪法的条文上删去文革以来中央文件中的“标准政治用语”，一处是“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另一处是“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张春桥提出：“已经有了理论基础一句，后一句可以不写了。”张又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讽刺。”张这么做自然是有所本的，毛在会见罗马尼亚外宾波德纳拉希时针对赫鲁晓夫说过此番话。（《毛泽东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1569页）吴法宪在宪法修改小组内与张春桥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吴法宪认为，张春桥的矛头所向是针对林彪而来。随后吴法宪得到军委办事组以及陈伯达、林彪等人的支持。面对张春桥这些文革极左派不断干扰中央正常工作、肆意攻击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种种挑衅、发难，林彪等人认为有必要对张春桥这些人予以批评、制约。所以说，庐山上的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它或迟或早都会到来，所不同的是它会在何时以及以何种方式出现而已。
　　庐山会议发生的斗争也有某种程度的偶然性。林彪在文革当中的一贯态度是“主席划圈我划圈”，平时对政治议题基本上不提前表态，一定要等到毛泽东点头同意才同意。为何庐山会议上林彪竟然一反常态，自己带头上阵批判起张春桥这位毛泽东文革运动的红人？从现有的资料来分析，林彪这一举动并未在事前与周恩来或军委办事组成员们作过商讨，很可能仅仅与陈伯达等极个别人交换过意见，陈伯达在林彪刚上庐山伊始就拜访了林，长谈一个多小时，商讨了如何批评张春桥。（叶永烈《陈伯达传》，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679页）作为政治局常委的陈伯达很可能对林起了相当大的影响。此外，林彪此举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叶群的影响。据林彪的警卫秘书李文普回忆：“在庐山开会讲不讲那番话，他（指林彪）曾表现出犹豫不定的样子。上车前，我在旁边，曾听林彪问叶群：‘这话今天讲还是不讲。’叶群鼓动说‘要讲。’”（李文普《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载《中华儿女》1999年第2期）现在看来，如果当时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的开幕式上不发表那篇针对张春桥的讲话，就不会在全体中央委员之间掀起巨澜，也就不会有会议上发生中央委员们群起声讨张春桥等文革极左派的情况，从而引来江青、毛泽东的强烈反弹，以致后来局面一发不可收拾，最终酿成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 　　实事求是地看待庐山这场斗争，“设还是不设国家主席”原本就是一个可以讨论的话题。庐山会议召开前毛泽东在其住地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除毛泽东外，其他四个常委均赞成设立国家主席（《周恩来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386－587页），康生在开幕式的讲话中甚至说“如果是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如果是主席、林副主席都不当的时候，那么（国家）主席这一章就不设了。”（《周恩来年谱》下卷第387－392页）康生这番话就是明证。显然，庐山会议上，中央委员会内并不存在旗帜鲜明的两派：一派坚持“设国家主席”，而另一派反对“设国家主席”。党内虽然就“设国家主席”问题上存在某些分歧，但大家还都在拥毛的旗帜下大力维护毛的地位，期望毛泽东重新担任国家主席。然而，我们还需看到“设国家主席”问题又与庐山上的斗争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林彪出面批评张春桥“反对毛主席”不过就是一个口实而已。自文革以来，张春桥等文革极左派以最最革命自居，常常将别人打成“反党”、“反毛主席”或“反毛泽东思想”等，这次林彪在庐山上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所谓张春桥“反毛”为借口打击张。看看陈伯达和汪东兴在华北组会议上的发言，就不难明白其中的道理了。林彪发起的这场对文革极左派的批评，迅速得到了与会中央委员们的广泛支持，几使张春桥面临灭顶之灾。庐山上林彪发起的这场斗争实乃中共党内相对健康的力量自“二月逆流”以来针对文革极左派的又一次反击，这才是庐山会议斗争的焦点所在，这个铁一般的史实是人们不应忽略和抹杀的。

二、“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如何处理林案
　　有关毛泽东如何处理林彪一案的问题，《难》书重复官方多年的说辞，即周恩来向毛汇报：黄永胜等人正在拼命烧材料。毛泽东说：他们是在毁灭证据。这些人是要顽抗到底了！（第13页）笔者注意到《难》书里的一条材料“在林彪出逃的‘九一三’事件后不久，毛泽东就要汪东兴告诉周恩来，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控制起来。”《难》书还说“当十天后的9月23日毛泽东再次要汪东兴追问时，周恩来才吃惊地拍案惊呼：我忙昏了头，忘记了！”然而，作者却没有交代这条材料的来源，后面接着就提到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一事和毛的态度——其资料来源出自《周恩来年谱》下卷，惟周年谱并无毛要周将黄吴李邱控制起来的记载。
　　黄吴李邱四大将是林彪的嫡系，突然爆发的“九一三事件”的确震惊了中央最高层，毛要求周采取一些必要的手段控制局面也是合情合理的。但是毛泽东是如何处理林案的呢？
　　首先，林彪突然乘机出走，飞机飞往蒙古方向，中方极可能面临与蒙古，特别是蒙古背后的苏联打交道的局面。在情况不甚明朗之时，中方首先要做的是加强战备，防止外敌入侵。而相关的战备问题，必须依靠军委办事组现有的班子予以完成。请看：9月13日，周恩来要求黄永胜准备全军作战部署，并要求吴准备空军的战备资料，空军作战部和雷达兵部立即准备空军的战备情况和防空作战预案，防止空袭，防止飞机外逃，黄永胜还提出立即调派一个师加强南口方向的防守，此议得到毛泽东批准，马上得到实施。9月14日，空军指挥所继续执行禁航的指令。周恩来召集黄永胜、吴法宪等人研究全国和全军情况，随后将研究决定的部署传达到各大军区，吴法宪还提出向全军发出电报，说明陆军进驻机场、码头执行协防和保卫任务，周、黄均同意送政治局审阅后交毛泽东批准照发。接下来的几天，军委办事组与周恩来和政治局其他人通力配合，稳定全国局面，避免了发生任何其它的突发性事件。（《吴法宪回忆录》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9月版第867－878页）从9月13日到9月24日，周恩来与军委办事组联系甚密，不仅随时听取汇报，而且直接指挥、指导军委办事组的工作，吴法宪的回忆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如果毛泽东真的要求周恩来严密控制黄吴李邱四人，周恩来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忘记，更不可能不采取任何措施。显而易见，此时的军委办事组虽颇有“留用查看”的味道，但是毛泽东、周恩来还必须暂时依靠他们度过这一危机时刻。《难》书作者认为，周恩来没有采取措施控制黄吴李邱是为了保护军队将帅和中央领导人，宁可“纵容”黄等人销毁有关“罪证”，显然于史无据。黄永胜烧毁的那一点材料能与北戴河、毛家湾林办等住地被收缴的材料相比吗？汪东兴后来还不是将在毛家湾林家住宅收缴的一大批周恩来与林家合影以及江青与林家的合影等悄悄转给周恩来与江青予以销毁嘛。（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时报出版社1994年版第517页）这是否也可解释为周恩来、江青与汪东兴合伙“毁灭证据”呢？
　　其次，对于林案的定性，1971年9月18日发出的中发〔57〕号文件将林彪定性为“叛党叛国”、“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阴谋家”，但是并未将其定性为“反党集团”，不仅未牵连到军委办事组的成员们，反而宣称：“跟着林彪走绝路的只能是极个别的。中央号召全党同志首先是高级干部同林彪划清界限。中央对于坚决同林彪划清界限的同志，不论他过去是否受过林彪的影响，是否犯过错误，都是同样爱护而不会轻易怀疑的。”这番话显然是意有所指的，甚至可以说就是针对军委办事组和解放军内被认为是林彪一系人马的。为了与林彪“划清界限”，吴法宪在9月19日开始准备自己的检讨，9月21日，吴从凌晨起着手向中央写检讨直到凌晨四点。9月23日，吴法宪在空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再次作了检讨，并据此草拟了一份书面检讨，修改到深夜十二时，在24日凌晨四点送交中央，再次请求中央进行审查，并在检讨后面附上自己的揭发材料。（《吴法宪回忆录》下卷第874－878页）据笔者所知，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也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精神，在总参、海军和总后不仅抓紧落实战备工作，还在会议上作了检讨和自我批评。黄吴李邱都希望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与林彪“划清界限”，以求得毛泽东的信任或宽容。现在官史上的所谓黄吴李邱等人“既不揭发林彪的罪行，又不交代自己的问题”实乃无稽之谈，那不过就是抓捕四大将的借口而已。
　　再次，1971年9月24日，黄吴李邱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被中央宣布停职反省。周恩来代表中央与他们进行了谈话。周恩来宣布：“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停止你们一切职务，给你们找一个地方，好好地反省检查自己的错误。你们年纪都大了，生活上会有人照顾。你们的老婆、孩子只管放心，组织上会照顾他们，请你们相信我周恩来。”（《吴法宪回忆录》下卷第880页）周恩来的这一宣示自然代表了毛泽东，然而这一宣示仅仅告知黄吴李邱停职反省，且家属不受牵连，甚至郑重宣告“请你们相信我周恩来”。自文革以来，无论是前期的叶剑英、杨成武时期，还是后来军委办事组主持军队日常工作，他们与周恩来的关系都十分密切，不仅坚决支持周恩来的工作，双方合作紧密，而且抵制江青等人对周的恶意攻击。与此同时，周恩来也大力支持了军队老帅们和军委办事组的工作。周恩来虽然代表毛泽东宣布对黄吴李邱的处理决定，在毛泽东指示前提下部署相关事宜，但是周还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表达了对军委办事组几个人的感情。周的这番话应不是廉价的矫揉造作（日后随着政治情势的变化，周恩来的这份诺言并未真正兑现，不仅军队大批干部因此广受株连，黄吴李邱的家属也惨遭迫害）。从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宣布的这一决定来看，黄吴李邱等人此时并未被定性为“林彪反党集团”成员。作为林彪在军队中的嫡系骨干，随着林彪的倒台，他们必然也会受到牵连。但是，如何处理此四人，毛泽东还是有自己的盘算的。此时的毛泽东尚不想将他们一棍子打死，而是区别对待，放到卫戍区挂起来、养起来。这与文革期间被打倒并关进秦城监狱的很多老干部相比，黄吴李邱还是得到某种特别的待遇的。这其实也是毛泽东惯用的手段，说不定日后还有其他机会起用这些人，就如同后来让邓小平复出那样。
　　毛泽东为何如此处理黄吴李邱四大将？显然，“林彪事件”本身所造成的巨大震撼，军队这些干部不处理是不行的，毛泽东对党内必须有个交代，否则不仅江青、张春桥为代表的文革极左派不答应，其他人也会有看法——当时连与林彪关系密切，与黄吴李邱们站在一个阵营的汪东兴也迫不及待地落井下石，努力洗清自己与军委办事组之间的瓜葛。吴德回忆说：“9月23日的晚上，周总理通知让我到人民大会堂，是什么厅我记不住了。我进去时，看见汪东兴、杨德中在那里。汪东兴和杨德中都说：黄、吴、李、邱这些人是军权在握，再不动他们很危险，这个事应该处理。我们正说着，周总理来了，汪东兴向周总理讲了要处理黄永胜等人的意见。杨德中说：黄永胜在烧材料。周总理说，你们先等一等，说完他就同汪东兴一块出去了。过了不长时间，半个多小时的光景，周总理回来了。周总理告诉我们，毛主席已经批准了，把黄、吴、李、邱逮捕起来。”（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145页）在这种情形下，让黄吴李邱离开关键的军队岗位，关到卫戍区停职反省亦不失为一项权宜之计。
　　笔者曾于2005年与黄吴李邱子女们会晤，当面问及“九一三事件”后黄永胜到底烧毁了什么东西。笔者被告知，烧毁的仅仅是一批黄家与林彪一家的照片，而所有党内、军内重要机密文件、往来信函等均保存完好，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毁灭证据”一事。　

三、“林彪集团”辨
　　自“九一三事件”以来官方的大力宣传，似乎历史上真的存在过一个“林彪反党集团”或“林彪反革命集团”。现在事过境迁之后，党史学界即使不再强调、使用“反党”和“反革命”这两个限定词，但是依然习惯性地将其称为“林彪野心家集团”，或简称曰“林彪集团”。笔者对《难》书作了一个粗略的统计，全书至少65处在涉及林彪或林彪事件时使用“林彪集团”一词（至于《难》书中使用“江青集团”则更是不可胜数）。这种明显贬义的词汇是指林彪在文革期间成立了一个以林彪为首专干坏事的组织，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心怀叵测的，目的是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两案”审理就是以此作为审判的基调。我们有必要认真思索一下，历史上存在过这么一个“集团”吗？
　　在中共自己的词汇里，“集团”一词通常含有明显的贬义。举其荦荦大者，中共建国以来就有过“胡风反革命集团”、“高饶反党集团”、“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刘少奇叛徒集团”等，更不用提历次政治运动中那些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反党集团”和“反革命集团”了。然而，正面人物是不会被称之为某某集团的，有谁听说过“毛泽东集团”或“周恩来集团”呢？由于中国党内、党外都没有一个民主机制，所以政治斗争总是呈现出不规则化、残酷化和扩大化，不仅将那些与领袖意见不一的干部打成某某集团，甚至他们的同事、部属甚至家属也都难以幸免于难。历史早已证明，这些被打成的各式各样“反党集团”、“反革命集团”，无一例外都是冤案，当政者最终不得不平反当年制造的所有冤案。我们可否这样发问，既然中共建国以来这么多“集团”案都属冤案，难道“林彪集团”案会是一个例外吗？此外，“集团”一词还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其判定的标准何在？什么样的人应属于“集团”，是工作关系？上下级关系？还是仅凭毛泽东个人的好恶？我们看到文革中经常发生这种现象，上级领导指称某人属于“某某集团”，该人则百口莫辩，从此只能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任人宰割。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文革以来军队内部变化的大致情况。从文革伊始到“九一三事件”爆发，军队高层变化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罗瑞卿的倒台到“二月逆流”；（二）军委办事组的成立到“杨余傅事件”；（三）黄永胜接手军委办事组组长到“九一三事件”。
　　第一个时期：罗瑞卿的倒台到“二月逆流”。由于罗瑞卿与刘邓等人关系的密切，毛泽东在发动文革时首先在军内拔掉罗瑞卿，以扫清“刘邓司令部”的前沿阵地。在批判罗瑞卿的过程中，出力最多、得利最大者莫过于叶剑英、杨成武，事后他们二人接手了罗在军内最重要的两个职务：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参见余汝信《既非愉悦，更无惋惜——叶剑英“将军一跳身名裂”词意辨》，载华夏文摘增刊662期•文革博物馆通讯494期，2008年7月23日；余汝信《试论杨成武与罗瑞卿倒台之关系》，载华夏文摘增刊471期•文革博物馆通讯305期，2005年12月19日）由于林彪对军内的具体事务放手，这一期间由叶剑英负责处理军委日常工作。杨成武、萧华既为军委副秘书长，又为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分别又是代总长、总政主任，权责集中于叶、杨、萧三人。他们按照林彪稳定军队的要求，不使军队卷入地方式的文革夺权斗争，即使在毛泽东的督促下军队不得不介入地方文革事宜，军队本身也没有发生从下而上的夺权动乱，林彪的“军委八条命令”对军队的稳定起了重要作用，不仅如此，林彪、叶剑英等人还尽力保护了一大批军队干部，并与文革极左派们周旋，甚至发生激烈冲突，具体表现就是“二月逆流”。“二月逆流”以军队老帅们的抗争失败而告终，叶剑英也被边缘化。如按《难》书作者的逻辑，叶剑英、杨成武和萧华是否也应被划入所谓的“林彪集团”？
　　第二个时期：军委办事组的成立到“杨余傅事件”。“二月逆流”事件发生后，由于叶剑英的离职，杨成武又时常伴随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军内一时缺少了主政之人，军委看守小组应运而生，军委各总部领导分别各自办公，后在1967年10月间成立以杨成武为首的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有吴法宪、叶群、张秀川和邱会作。（参见王年一《关于“军委办事组”的一些资料》，见《党史研究资料》2001年第7期第45－48页；余汝信《军委办事组前期的几个问题》，载华夏文摘增刊590期•文革博物馆通讯423期，2007年8月13日）按1967年10月15日军委办事组给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并中央文革小组的报告，“军委办事组是在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直接领导下，负责处理军队系统驻京机关、部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方面的具体工作。……军委办事组负责办理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组交办的一些有关具体工作。至于部队各项建设、战备工作、行政工作、干部工作等等，统由军委常委直接领导进行。提到办事组来的这类问题，均呈送军委常委处理。”所以，军委办事组仅仅是中央军委的办事机构，而非决策机构，其成员日后也稍有变化，直到1968年3月发生“杨余傅事件”。
　　第三个时期：黄永胜接手军委办事组组长到“九一三事件”。杨成武倒台后，由林彪提议，毛泽东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组长。1968年8月11日晚，黄永胜、吴法宪接见军委办事组全体工作人员。吴法宪说：“黄总长来了以后，权力集中了，实际上代替过去军委办公会议的职权。”（王年一《关于“军委办事组”的一些资料》）1969年5月27日《中共中央通知》公布了九届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委员名单和军委办事组成员名单。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副组长吴法宪，组员（以姓氏笔划为序）：叶群、刘贤权、李天佑、李作鹏、李德生、邱会作、温玉成、谢富治。军委办事组的主要工作计有：大力加强战备工作、军队院校的调整、解放军总部和大军区的精简等。（余汝信《军委办事组前期的几个问题》）这期间与苏联之间还发生了珍宝岛冲突事件和新疆铁列克提战斗等，军委办事组领导了抵御苏联的试探性进攻的工作。（参见余汝信《1969：对苏战备中的军委办事组、林彪与毛泽东》，丁凯文主编《百年林彪》，明镜出版社2007年11月版第312－350页）
　　这三个时期里，军委主要领导人叶剑英、杨成武、黄永胜等人还曾分别参与了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工作和后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周恩来的主导下参与了各省、直辖市、自治区革委会的筹建，特别是“三支两军”的工作，在文革前期极度混乱的情势下，由军队介入地方的工作，对稳定全国混乱的局面有正面和积极的作用。当然在支左的过程中也存在许多问题，这里面的功过是非还有待人们深入探讨。但总的来说，军队的这些领导人都是在不折不扣地执行毛泽东的文革路线，绝非加入了所谓的“林彪集团”从事篡党夺权的活动。
　　我们再看黄吴李邱与林彪的关系：首先，他们之间是同事与上下级的关系，是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所形成的密切关系，他们都曾跟随毛泽东打天下，身经百战，出生入死，为中共夺权立下了赫赫战功。中共建国后又在不同的岗位上工作，文革时期成为负责军队事务的主要领导人。他们在军中的职务均由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批准、任命，而非林彪私相授受。与其说他们属于林彪集团，还不如说他们同属毛泽东集团更为准确。其次，军委办事组在文革中实际上受到双重领导。军事方面林彪作为军委副主席直接指导军委办事组的工作，然而在政治方面，军委办事组更受到周恩来、中央文革碰头会和后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直接领导。林彪对周恩来的工作予以大力支持，并向军委办事组打招呼，要他们全力支持周的工作，反过来周恩来也全力支持了军委办事组的工作，双方配合默契，表现尤为明显的是“三支两军”和中共九大前后军队方面所开展的工作。（参见丁凯文《周恩来与林彪文革作用之比较研究》，载《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上册，田园书屋2007年3月版第313－348页）军委办事组在那个波诡云谲、变化多端的局面下，在毛泽东、林彪与周恩来的领导下辛辛苦苦地作了大量的工作，有目共睹。如果说他们在文革中犯有这样和那样的错误，那也是执行了毛泽东的文革路线，主要责任在毛，而不在他们自身。怎么可以仅凭一个“九一三事件”就将他们划入莫须有的“林彪集团”，让他们承担文革的罪责，成为毛泽东的替罪羊？
　　黄吴李邱四大将之所以被打入“林彪集团”，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他们都曾参与了林彪打击张春桥等文革极左派们的斗争，为毛泽东所不容。虽然庐山会议上批张的大有人在，但是为了压制林彪的影响力，逼迫林彪作检讨，毛泽东先在批陈整风会上指军委办事组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随后又对军委办事组搞“掺沙子”等小动作。军委办事组参与了林彪对毛泽东钟爱的文革极左派的打击，触及了毛泽东的文革底线，毛泽东必须在有生之年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就逼出来了“九一三事件”。这才是林彪与军委办事组倒台的真正原因。以现在彻底否定文革的眼光来看待林彪与军委办事组，他们当初与文革极左派的斗争难道不应加以肯定和赞扬吗？如果承认叶剑英等老帅们反对文革极左派的斗争是正义之举，为何林彪、黄吴李邱与这伙人的斗争就是“争权夺利”呢？这难道不是用两种不同的标准对待历史人物和事件吗？这与彭真等人在“两案”审判时所宣称的“好人犯错，坏人犯罪”又有什么本质区别呢？
　　所以，将当年的那场党内斗争归结为“林彪、江青两个野心家集团”争权夺利斗争只是简单地按照官方多年以来的说辞片面地解释这段历史，将黄吴李邱四大将打成“林彪死党”或曰“林彪集团”更是党内政治斗争的需要。文革过去三十多年了，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解读“林彪事件”，还黄吴李邱和众多军内受到无辜牵连的人们一个清白，而史家更需跳出“某某集团”这种典型的官史思维模式，给这段历史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

　　走笔至此，笔者还有其他一些问题想加以论述，但是不可能在一篇小文里面面俱到。这里仅仅点出以备日后进一步思考、论述的一些问题。其一，《难》书的作者在批林彪和批江青方面不遗余力，但在批毛方面却着墨不多，与前者相比显得远远不够，不仅如此，作者还尽量区隔毛泽东与江青之间的关系，似乎林彪与江青这两个“野心家集团”背着毛泽东干了大量罪恶勾当，这显然与史实相去太远，这恐怕也是《难》书的症结之所在；其二，周恩来与林彪的文革作用是个值得探讨的话题。《难》书将文革中取得的成绩归结于周恩来等人的正确领导，是周恩来抵制了林彪和江青集团的干扰和破坏而取得成绩，如中国第一枚导弹核武器发射成功，成功爆炸了第一枚氢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以及第一艘核潜艇研制成功等。然而所有这些工作都是在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下进行的，这些成就与林彪和军委办事组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就算作者不愿公开承认此点，也不应反过来指责林彪等人“瞎指挥”，更不应事事都是成绩归于毛泽东、周恩来的正确领导，而缺点、失误都归于林彪和江青“野心家集团” 的捣乱破坏；其三，史家治史犹如法官断案，凭的是可靠的证据，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而非凭借想象、臆测或人云亦云。无论是当年中央专案组审查，还是后来的“两案”审理，都没有提出任何可靠的证据证实林彪发动了一场“杀毛政变”。然而《难》书依然认为“林彪集团则进入策划政变的秘密状态”，“林彪集团获悉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点名批评林彪，认为四届人大将要解决他们的问题，十分惊恐，决心铤而走险，发动武装政变。”（第186、393页）作者在这里笼统地指责“林彪集团”要发动政变，以作者的前后文逻辑，“林彪集团”当然包括了黄吴李邱四大将，那么请问，作者有何可靠的证据证实林彪要发动武装政变？有何证据证实黄吴李邱也涉案？此外，笔者至今还强烈怀疑林立果是否真的策划过所谓的“杀毛大计”，现今官方所有的林立果涉嫌“杀毛政变”的指控都只是一家之言，我们迄今为止还未见到过任何林立果小圈子内的人公开承认过这类指控，相反倒是林立果身边的陈伦和公开否定了这一指控。（陈伦和《也谈《林彪“小舰队”成员近况》——当事人陈伦和自述》，载华夏文摘增刊531•文革博物馆通讯365期，2008年10月4日）如果《五七一工程纪要》确实是林立果所为，那么他们更想干掉的是张春桥，而非什么“杀毛”。以毛泽东文革中如日中天的神话般形象，有谁会愚蠢到去执行这个毫无成功希望的“杀毛大计”呢？笔者倾向认为，这条指控更像官方为了坐实林彪政变而凭空捏造的谎言，其真相还有待进一步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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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研究】

我见到的江青三次流眼泪

杨银禄

江青是一个铁石心肠、心狠手辣的人，但她同时又好哭，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她经常以哭作为一种手段，以实现和达到她这样或那样的目的。但我在她身边工作的几年里，有三次看到她真诚地伤心流眼泪。

一、为程砚秋流泪
1968年11月份的一个晚上，北风嗖嗖地吹摇着无叶的柳枝，天空中飘撒着零星雪花。江青吃过晚饭，叫我打电话给姚文元，“文元同志，一会儿，江青同志到17号楼去看电影，如果你有时间，想看的话，江青同志请你跟她一块看，如果没有时间，不想看的话，也不要勉强。”
姚文元问：“江青同志今天晚上看什么片子？”
“我也不知道，她去了，你们一起定吧。”我回答。
这天晚上刮着小北风，下着小雪，气温比较低。大约九时左右，江青坐着她的大红旗轿车先于姚文元到达17号楼礼堂，警卫员帮助她脱掉大衣，摘掉帽子，解掉大围脖儿，挂在衣架上，她坐在专为她布置的沙发上，护士过去把她的两条腿搭放在沙发前的软脚垫上，把一条毛巾被从她的胸部盖到脚部。
江青刚刚坐定，姚文元就进了礼堂，疾步走到他习惯坐的座位上。按座次排位，姚文元与江青中间还空着一个座位。江青指着那个空位说：“今天晚上，伯达、康老、春桥同志都不来了，文元同志过来坐，坐近点好说话。”姚文元在江青面前是一个非常听话的人，听江青一说，马上起身挪了一个座位，挨着江青坐下。
江青问：“文元同志，你想看什么呀？”
姚文元礼貌地说：“江青同志想看什么我就看什么，我随你。”
江青就不客气地说：“我想看程砚秋唱的《荒山泪》，你看好不好？”
姚文元说：“好好好，就看《荒山泪》。”并回头对江青的警卫员说：“大周，今天晚上看《荒山泪》。”
在江青与姚文元商量看什么电影的时候，服务人员端上了热茶水，拿来了热毛巾。
两位放映员李云峰、康玉和，技术娴熟，工作细致，不怕麻烦，他们把江青经常看的影片码放得井井有条，说要看哪一部，马上就能取出来，上机，开始放映。老李、小康听到说“看《荒山泪》”几个字，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就开始放映了。
一开始，江青与姚文元时不时还说什么话。放映到10分钟左右的时候，江青一言不发了，摇头晃脑地看得津津有味。当放到半个小时的时候，她就拿起放在茶几上的毛巾，开始擦眼泪。
聪明又不解的姚文元，探过头去对江青说：“你如果看这部片子不愉快，就换一部别的片子看看吧。太伤心了，对你的身体不利。”
江青听到姚文元关心的话以后，连脑袋都没有转动一下，就说：“不要紧，我要看，看完它。”
室外的风刮得越来越大了，室内看电影的主人的热情越来越高，越来越入戏、入情、入景了，江青的眼泪流个不停，用过的毛巾扔了一堆。
电影放完了，电灯亮了，江青不从座位上站起来，竟然哭出了声音，当然，哭声不是很大。可是，在最后一排坐的两三个工作人员都能听得到。
在场的人都愣住了。因为大家从来没看到过江青这种样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有的吓得走出礼堂。我和大周、护士走上前去询问、安慰：“江青同志，怎么啦？不要因为看这部电影而伤心，这样对你的身体是很不利的。”
护士说：“江青同志出汗了没有？如果出汗了，咱们去换换衬衣好吗？”
我们一再劝说，她既不说话，也不停止流眼泪。
姚文元对我们说：“江青同志今晚累了，你们送她回去休息吧。”
这时，江青擦干眼泪，停止哭泣，用低沉的声音说：“我们去看看程砚秋的夫人果素英。”
我问江青：“你想什么时候去看？”
她站起来说；“现在就去，马上就走。”
我劝她说：“现在就走不行啊，我们还不知道她住在哪里，天又这样晚了，天气又不好，刮着风，下着小雪。等我们了解到她的准确地址，再去也不晚，请你改一个时间吧。”
江青说：“我下决心决定了的事不能改，今晚非去不可，你去了解一下程夫人的家庭地址，马上走，今晚不去看她，我就睡不着觉，难道你还不了解我的性格吗？快去打听，我等你们一会儿。”
北京城这样大，又是夜深了，找一个从来没有去的家庭地址谈何容易。
江青执意要去，又有什么办法呢？我有意提示姚文元，请他劝劝或许有点作用：“文元同志，你看今晚这么晚了，天气不好，江青同志的身体又不太好，今晚还叫江青同志去吗？”
姚文元听懂了我的意思，就含笑对江青说：“小杨讲得有一定道理，要不就改一个时间，今天这样晚了，夜间找人不方便。”
江青不高兴地瞅了他一眼，说：“今天晚上谁说也不行，我非去不可了。”她指了指姚文元，说：“今天晚上，你也和我一起去，你们不要再说什么了。”
我想，我们的确不能再说什么了，如果再说什么，就要倒霉了。于是，我对她说：“江青同志，你既然下了决心要去看望程砚秋的夫人，我马上去了解一下她究竟住在什么地方，搞清楚了，我们就出发，请你稍稍在这里等一等。”
江青一挥手，说：“去吧，快去了解，越快越好。”
我就在17号楼给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的秘书打通了电话，请他叫北京市公安局查一查程砚秋家的住址，马上告诉我，越快越好。
那个时候的机要秘书保密观念特别强，知道的绝对不说，不知道的绝对不问。所以他没有问我查程家的地址干什么。就立即通知了公安局查找。他们的办事效率还真高，只用了15分钟的时间就查到了程夫人的家庭地址，并及时通知我了。
这时，已经到了深夜11时50分左右了，我报告江青程家的街道门牌号码以后，她说：“我马上去。”
我说：“现在时间已经进入深夜，你的随车跟在你坐的车的后边，我把吉普车开过来，我在你前边带路，查找程家的门牌，如果叫随车上的同志找，会影响你的安全。”
江青说：“你说得对，快去开你的车来。”
午夜12时，我们从钓鱼台出发。因为是冬夜，又到了零时时分，天刮风、下雪，那时，人们也没有夜生活的习惯和条件，所以街上没有一个行人。我们顺利地找到了那条要去的街道，但是门牌就难找了。那时的社会治安不是很好，我们叫老百姓的门问路，他们有的不答话，有的答话却不敢开门。我敲一家的门，里边答话了：“你们敲门有什么事？”我说：“老乡，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想打听一下，程砚秋的家离你家有多远？是在路北还是在路南？”
门里一个老大爷说：“什么，解放军？冒充军人的多啦，程砚秋是一位名人，天这样晚了，你们现在找他家干什么？”
这位老乡可能还认为我们是要抄程砚秋的家呢。怎么叫也不开门。江青的车在马路上停着。我真的有些心急火燎的，就对门里说：“老乡，我们不是坏人，是八三四一部队的，有一位领导干部很惦记程砚秋的夫人，想去看看她，快点告诉我们吧，求你了。”
当时八三四一部队是中央派到六厂二校支左的部队，经常在报刊上介绍八三四一部队的支左经验，所以，这个部队的代号是家喻户晓的。门里边的老人听到是八三四一部队的人问路，立刻把紧闭的门打开了。那位老人带有歉意地说：“你们早一点说是八三四一部队的，我早就打开门了，我们知道你们是保卫党中央、毛主席的部队，我们不会怀疑你们。我告诉你们，程砚秋家在路北，从这里往西走，再过五六个门，就是程家，你们去吧。”
我又恳求说：“老大爷，天这么黑，我们又没有来得及带手电，还是不好找，帮人帮到底嘛。请你上我的车，带一段路怎么样？”老人爽快地说：“行行。”我给他打开车门，他很快地上了车。走了大约有60米左右的距离，老人就说：“停车，程家就是这个门，”
我下车报告江青：“程砚秋的夫人就住在这个院里，进去吧。”随车人员叫开程家的门，江青、姚文元等随行人员除留下两个看车都进院了。
我对老人说：“老大爷，谢谢你给我们带路，我开车把你送回去吧。”
老人客气地说：“不用谢，也不用送，我自己走回去，就几步路，没有事儿。”他贴近我的耳朵小声问：“中间那位女同志是江青同志吧？那位胖胖的，个儿不高的，是姚文元同志吧？”
我心想：“这老人，好眼力，天这么黑还能看出人的轮廓和大概模样。”为了保密，我说：“老大爷，不是的，你看错了。”
说完，老人就走了。
我到程夫人屋里，在灯光下看手表已经是凌晨一点钟了。
程砚秋家是一个不大的四合院，院内整理得很干净。北房是正房，一进门是一间客厅，北墙根有三个旧式木制沙发，一大两小，一个长茶几也是旧式木制，西墙根摆放着一个长条案，上边有两个大花瓶，花瓶内各插一个鸡毛掸子，东墙根有一张八仙桌，一边一把太师椅，桌子上没有摆放什么，看样子是吃饭用的，这些都是红木家具，古色古香的，三面墙上挂着一些条幅和国画，没有注意看是不是名家字画。小客厅布置得很雅致、温馨。
我们是把程砚秋的夫人从梦乡中叫起来的，看到红极一时的江青和姚文元到了她们家，程夫人特别高兴，紧紧握着江青的手，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坐下后，还是江青先开口，非常亲切地问道：“你的身体好吗？”
程夫人说：“还可以，大晚上的，外边又刮着风，天气这么寒冷，江青同志还到我家来，不敢当呀，实在过意不去。”
江青的突然到来，程夫人一时还搞不明白来意。看来老人的心情又紧张又激动，手忙脚乱地泡茶倒水，很不自然。
这时，江青已经看出程夫人精神紧张，就解释说：“你不要忙乎了，今天晚上，我和文元同志主要是来看望你的，请你坐在我身边来，我想跟你说说话，一不要客气，二不要紧张，平平静静地拉拉家常好吗？”
程夫人脸上露出了笑容，直点头。
江青问：“你的生活怎么样？有什么困难？生活来源是什么？”
程夫人说：“我的生活还过得去，没有什么困难，生活来源主要是靠程老先生存款的利息，虽然不高，还够吃饭的。请江青同志放心。谢谢江青同志对我们的关心。”
江青又问：“程砚秋同志没有给你们留下什么金银珠宝手饰之类值钱的东西吗？”
“有一点，被红卫兵抄家时抄走了。”程夫人难过地说。
红卫兵抄家，江青是知道的，这种不法行为江青也曾支持过，抄家风是文革中号召破四旧时掀起来的。当然，这和她是有关系的，于是她就把话岔开了。
她说：“今天晚上，我在钓鱼台与姚文元同志一起看了程砚秋同志演的《荒山泪》，他的唱功、做功非常迷人，情感与剧情融为一体了，声情并茂，感动人心，我曾被他精湛的艺术表演和情感所打动，并流下了眼泪。他对一句道白，一个唱腔，每一个动作都是精雕细镂的，他对京剧艺术孜孜不倦的追求精神，是许多艺术家当之无愧的学习榜样，他对中国京剧的继承和发展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成了独特的一派，也就是别树一帜。你有没有保留他的剧照？”
程夫人兴奋地说：“有有，就是剧照没有被红卫兵抄走，我藏在了他们找不到的地方。”
“能不能拿出来叫我们看看？”江青说。
“可以可以，完全可以！”程夫人起身走进东边的里屋，把几个大影集，从大箱子、小柜子里找出来抱到客厅，摆放在大茶几、条案上，供江青、姚文元翻看。江青按照程砚秋的年龄从小看到老，一本一张都没有放过。一边看，嘴里还不停地夸奖：“好哇，影集很精致，剧照更精致，这可是宝贝呀，这是给后人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可以进入中国艺术博物馆的，精心珍藏起来，可惜，我们现在还没有这种博物馆。”她拉着程夫人的手说：“还是由你保存吧，你是最有资格保存他的珍品的。”
江青看完剧照以后，对程夫人说：“今天晚上我觉得又悲又喜，悲的是，我看《荒山泪》的时候，由于剧情的发展和程砚秋的表演艺术，使得我流了眼泪，同时，也为程砚秋同志这样优秀的艺术家离开了他喜爱的舞台，离开这个世界而难过。”江青说着说着，眼泪又要流出来了。她接着说：“高兴的是，今晚看到你的身体还健康，精神也不错，又看到了程砚秋同志的少年、青年、中年和老年各个不同时期的剧照，好像他还活跃在舞台上。”
临走的时候，江青对程夫人说：“请你保重身体，为程砚秋同志好好活着，祝你健康长寿。”
程夫人把江青、姚文元送到车上，并说：“请江青同志保重，请你为我给毛主席带好，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江青为何对程砚秋如此喜欢呢？据说程砚秋认为江青是一个“知音”。我看到章诒和回忆程砚秋的文章说：“1956年11月，程砚秋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团成员出访苏联、捷克、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国。……两个月后，即1957年1月，代表团回国再次途经莫斯科。1957年1月18日这一天，在莫斯科养病的毛泽东夫人要约见程砚秋。结果，他从1点到5点多，始终没有见到江青的影儿。翌日上午10时，他和彭真夫人一起看望了毛夫人。江青对程砚秋说：‘你的表演有三绝，一唱二作三水袖。’接着，又讲了许多戏剧故事。程砚秋很兴奋，他说：江青确实是一个知音。这里，程砚秋说的是实话。政治上江青是罪犯，艺术上江青是个内行。”（章诒和《伶人往事——写给不看戏的人看》，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363页）

二、为谢富治流泪
谢富治是红军时期参加革命工作的，在大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立下了赫赫战功，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情况非常复杂，那时，中央文革小组代替了党的八大时选出的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权力很大。谢富治是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之一。江青对谢富治很看重，看重的原因，根据我的看法，主要是谢富治和江青观点一致，又听江青的话，江青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以后，江青担心别人知道她在30年代的上海一些不太光荣的历史，想把有关那些历史的材料清除干净。叶群找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安排其心腹江腾蛟，派人假冒红卫兵到上海抄了郑君里等文艺界人士的家，谢富治就参与过对抄回材料的处理。
谢富治虽然是军人出身，打仗勇猛，但是，他的心还是蛮细的。1971年上半年，有一段时间，他看到江青对照相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几乎发展到废寝忘食的程度。
谢富治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有一天，他到钓鱼台10号楼对江青说：“江青同志喜欢照相，我支持你，这项活动既可以锻炼身体，松弛一下神经，又可以学习照相技术。但是，你的身体不适宜在室外活动的时间太长了，活动时间太长容易感冒。如果在室内搞一个摄影室就好了。摄影时，你身体好的时候，想在室外就在室外，觉得身体不适合在室外，就在室内。如果你同意的话，我给你在10号楼布置一间摄影室好不好？”
江青一听就很高兴：“还是富治同志的办法好，你想得很周到，谢谢你为我的健康和兴趣着想，听你的，请麻烦你给我打一张大背景布，我喜欢天蓝色的，白的也行，还是天蓝色的更好，找4个至6个照相用的灯就可以了。”
过了三天，谢富治亲自将江青要的背景布和灯具送到江青的住地，并亲自安排人布置。布置好了，江青很满意，高兴地对谢富治说：“你不愧是军人出身，办事雷厉风行，又快又好。不好意思劳你的大驾。”
谢富治临走的时候，江青一再对他表示感谢。谢富治说：“谢什么，这不是我们应该做的小事吗？”
江青夸奖谢富治，同时批评我们说：“还是你想得周到，我的工作人员就没有想到，他们如果像你对我这样，主动想工作、做事情就好了。”
这时，谢富治还算说了一句公道话：“他们也不错，做了不少工作。”
谢富治给江青精心布置在10号楼的摄影室，利用率极高，江青有段时间天天搬弄她的照相器材，天天给别人照相，玩得很开心。
后来，江青嫌这个摄影室小了一些，又请谢富治在17号楼搞了一个，林彪的《孜孜不倦》，就是在那里拍摄的。
更使江青感动的是，谢富治给她布置摄影室的时候，已经患了癌症，只是没有被发现而已。当江青获悉谢得了不治之症以后，难过得流了眼泪。她说：“富治同志是一位好同志，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威震敌胆，立下了汗马功劳，文化大革命中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忠实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对党忠心耿耿，乐于助人，带病给我布置摄影室就说明了他的思想品质，从这一点说，我觉得对不住他。病魔是无情的，我救不了他，只有请医护人员能够延长他的生命，我是无能为力的，愿他能够战胜病魔，早日恢复健康。”
江青亲自到医院看望病人，以前我没有发现过。谢富治病重住院后，大约是1972年的2月份的一天，江青亲临谢的病房，安慰他：“好好养病，既来之则安之，争取早日痊愈，和我们一起战斗。”
江青到医院看望的时候，谢富治已病入膏肓，听了江青安慰和鼓励的话，只是点点头，已经没有力气说话了，眼睛里含着激动的泪水。
江青从谢富治的病房出来，难过得忍不住流泪了。
江青给谢富治精心拍摄过一张彩色相片，放大成24寸。谢富治得到照片时，非常高兴地对江青说：“照得太好了，如果有一天我去八宝山的时候就用这张照片作遗像。”
一向不开玩笑的江青笑着说：“你可要事先告诉你的夫人刘湘屏同志，到时别用错了。”想不到开谢富治追悼会时用的遗像果真就是江青为他照的那一张。
3月26日，谢富治医治无效去世，江青得知谢富治去世的消息以后，几天无精打采，饮食减少，睡不好觉，也很少说话，摄影停止，打扑克停止，看电影看一会儿就看不下去了，换了一部又一部，换哪一部都无法让她静下来看完。中央政治局开会，她也不想参加，说：“我现在身体不好不想参加了，向总理请个假。中央讨论决定了什么重大问题，请用保密电话告诉我就行了，或叫春桥、文元同志到10号楼转告我。”
有一天，中央办公厅通知江青到公安部礼堂参加谢富治的追悼会。我报告江青时，她很难过地说：“我知道了。”
我刚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就听到她打铃叫我。我快步走进她的办公室，她抬头对我说：“你刚才告诉我，富治同志的追悼会是在公安部礼堂举行吧？没有错吧？”
我说：“是，是在公安部礼堂，是这样通知的。”
江青很不高兴地说：“你给总理打个电话，就说是我的意见：富治同志的追悼会在公安部礼堂举行是不合适的，他是政治局委员，追悼会应该在人民大公堂举行，请总理考虑我的意见。”
我打通总理的电话后，把江青的原话报告了总理。
总理说：“请你报告江青同志，富治同志追悼会的地点不能再改了，他的追悼会在公安部礼堂举行是他生前的愿望，他曾对我说过：‘我死了以后，追悼会就在公安部礼堂举行，因为我是公安部部长，在公安部礼堂举行就意味着我死后又回到公安部了，我对那里有感情。’我们还是尊重他生前的愿望吧。”
我把总理的意见报告江青后，她沉思了片刻无奈地对我说：“那好吧，我尊重总理意见和富治同志的愿望。”
江青到了公安部大院，难过得迟迟下不了汽车。等她下了汽车以后，可能是因为她既难过，脑子又乱，所以走路都不稳了，警卫员和我一边一个人搀扶着她，艰难地走进追悼室。一进门她就用哭泣腔叫了一声：“富治呀，你受苦了，你走得太快了！”她的眼泪夺眶而出。
她步履蹒跚地走到谢富治的夫人刘湘屏面前，两人相拥而泣，她对刘说：“要节哀呀！保重身体，富治同志离我们而去，这是无法挽回的，我们活着的人要好好活着，继续跟阶级敌人斗！”
江青从追悼室出来，还难过得直流眼泪。上汽车都比较困难，是警卫员和我又架又拉地才上了汽车。

三、为陈景润流泪
1973年3月底的一天中午1时许，江青起床以后，洗漱，吃了早点，照例到办公室看文件。她在我给她挑选的文件中看到一份《国内动态清样》，内容是我国对数学上的难题哥德巴赫猜想有重大贡献、震惊世界的数学家陈景润，极为艰苦的工作和生活情景。文章大体是这样写的：
陈景润以惊人的顽强毅力，勇敢地向哥德巴赫猜想进军，他废寝忘食，昼夜不舍，潜心钻研，进行了无数次的运算。他把全部心智贡献给了这道很多外国数学家都未攻破的世界性难题。他的论文发表后，在国际上反映非常强烈，被外国著名数学家称之为“陈氏定理”，一个外国科学家给陈景润写信说：“你移动了群山！”
就是这样一位被外国科学家交口称赞的伟大数学家，学习、工作、生活的条件太糟糕了。他住在只有6平方米的小小房间，这个小小房间还缺一个角，原来楼下锅炉房长方形的大烟囱从他的3楼房间中通过，切去了房间的六分之一。窗子用报纸糊得严严实实。屋内的光线非常暗淡。小屋空荡荡的，连一张桌子都没有，只有4叶暖气片的暖气上放着一只饭盒，一堆药瓶，连一只矮凳子也没有。工作时把被褥一起翻起来，当桌子用。由于房间潮湿、阴暗，空气不流通，很污浊，陈景润患了肺结核。喉头炎严重，咳嗽不止。还经常腹胀、腹痛，有时难以忍受，他的两眼深深凹陷，面色憔悴，精神萎靡不振。
记者觉得屋内光线太暗，拉电灯绳想打开电灯，但拉了几下灯也没亮。陈景润告诉记者，有人用老虎钳子把我这个房间的电灯线铰断了。我看书就点煤油灯。他笑着说，不要电灯，电灯麻烦，用煤油灯一样工作……
江青看完这条迟到的消息以后，立刻打铃叫我进她的办公室。
我进入她的办公室，看到她拿着一块小毛巾正在抹眼泪，因为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流泪，所以不敢问她这是怎么了。站在她的旁边，等待她先说话。那里只有我们两个人，谁也不说话，安静得很。
过了一会儿，她拿起那份《国内动态清样》，手哆哆嗦嗦，眼含泪水，慢腾腾地对我说：“小杨呀，你看到这份清样了吧？”
“看到了，我还看得很仔细呢。”我回答。
“你有什么感受吗？”江青试探性地问。
“陈景润是我国不可多得的数学专家，他的运算成果，不但对我国的数学领域是一个重大贡献，而且，对世界也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工作、生活条件太差了。”我说。
我不知道江青问的是什么意思，是想叫我说陈景润的好话？还是想叫我说他的坏话？一时难猜透，所以我只是很简单地说了我的真实看法，然后，想听听她怎么说，不过看她的样子，是在同情陈景润，要不，她为何流眼泪呢？
在我回答问题的时候，她还在不停地擦眼泪，也许我的话使她更加激动了。
她放下那份《清样》，用哭腔对我难过地说：“哥德巴赫猜想，是数学领域内最深奥的理论，不少发达国家的高级数学专家都在研究运算，陈景润在这方面作出贡献，这是中国人的骄傲。而他的境况竟是这样，我们能不管吗？”她说了这些话就叫我离开了。
过了几天，江青又打铃叫我。我到她办公室后，她急急忙忙地跟我说：“你再看看这份《清样》，现在有主席和我的批示。”
我接过一看是关于陈景润情况的那份《清样》，发现上边有江青批示：“主席，是否先救活陈景润为好？”毛主席批示：“请文元同志办。”姚文元又批示：“陈景润的论文在哲学上有什么意义？”
江青说：“你看完了吗？”我说：“领导的批示我看完了。”江青说：“姚文元‘书呆子’，他的批示文不对题。你给迟群打个电话，告诉他赶快到我这里来，关于陈景润的工作、生活条件我跟他讲一讲，这是他负责的领域，我命令他快快来。”
我问她：“叫他到10号楼还是到17号楼？”她说：“快，快叫他到10号楼来。”
迟群当时任国务院科教组副组长，相当于科教部的副部长。
我从江青的办公室出来，立即给迟群打电话，因为我以前没有跟迟群直接联系过，所以不知道他的电话，我就通过39局总机找他。当时，39局总机是全国服务态度、业务水平最好的总机。不到半分钟的时间，就接通了迟群的电话。迟群原来和我都是中央警卫团的，很熟悉，通话以后，他很客气地问我结婚了没有？身体好不好？拉起家常来了。我说：“迟科长（原来他是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宣传科的科长，我对他还是称原职务），你别问这些了，江青同志叫你快到她这里来一下，她有紧急的事情跟你说，我们现在在钓鱼台10号楼，我已经通知钓鱼台东门的哨兵了，快来，请不要耽误时间。”
他解释说：“我手头上还有一件事，等我办完了马上就到。”
我催他说：“什么事是轻重缓急你是清楚的，先到这里来，你的事回去再办好吗？”
他问：“老杨，什么事那么急？”
我说：“你来了就知道了，在电话里一时说不清楚，不要浪费时间了，快来吧。”
我从江青办公室出来，查电话，在电话里说来说去，已经20分钟过去了。江青等得着急了，打铃叫我去她的办公室，她生气地问我：“迟群现在怎么还没有来，看来他对我的命令也不在乎了！”
我解释说：“不是，我以前没有给他打过电话，不知道他的电话号码，是叫总机查到的，所以耽误了一点时间，他马上就到，请你稍微等一会儿。”
我在楼厅等着迟群，半个小时后，他风风火火地来了。
我到江青办公室报告：“迟群同志来了，你看在哪儿谈？”
“我出去就在门厅谈，事情紧急，就不要讲究什么谈话形式了，谈完了叫他赶快去办。他这个人办事能力是有的，也雷厉风行。”
说着，江青拿起那份《清样》就很快到了门厅。江青看到迟群，没有握手就叫他：“快坐下，我有急事跟你说。”
她说：“今天我看到一份材料，使我心中很不安。”说着就把那份《清样》递给了迟群，叫他仔细看看。她接着说：“陈景润是我国，也可以说是全世界著名的数学家，许多外国著名学者都为他的刻苦钻研精神和伟大成果所打动。我们本来应该对他好好进行褒奖的，但是，你看看他的工作、生活条件多么差呀！不用说叫他搞科研，连起码的生存条件都不具备，可怜得很啊！主席历来尊重知识分子，他说，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离开了知识分子是不会成功的。即使是成功了，也不会巩固，有人对主席关于‘老九不能走’一句话有误解，理解为‘老九’，就是把知识分子排在了第九位了，这不是误解是什么？主席说的这句话是借用《智取威虎山》戏中的一句台词，‘老九’指的是杨子荣，杨子荣是英雄，是这出戏中的主角。主席是把知识分子比喻作英雄、主角。你看科学院怎样对待陈景润的，我累了，难过极了，不想跟你再多说了，你自己看看材料吧。”
她激动得再次用毛巾擦了擦含泪的双眼，说道：“我委托你马上去了解一下是不是像材料中所说的那样？如果真的是那样，马上改善他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你把了解的情况和处理的情况尽快告我！”
迟群表态：“我按主席批示和江青同志的指示，立即去了解和解决，如果材料讲的属实的话，我也是有责任的。听了你的指示，我的心也不安。”
江青着急地挥手说：“你不要再说了，快去快去！”
第三天，迟群来电话说：“经了解，《清样》讲的情况属实，我们正在采取有力措施尽快改善他的身体不好和工作、生活条件不好的情况，请江青同志放心。”
最近，我看到一篇报告文学（《“猜想”报春——中国知识分子的1978》，载《北京日报》2008年12月5日），文中说：“3月底一天的下半夜，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彻了中关村88号楼3层寂静的走廊，住在小房的陈景润也被惊醒了。一名身着戎装的彪悍男子在门外高呼：‘陈景润同志，我是迟群，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我来看你了！’……陈景润出来了……（迟群）恳请他马上去检查身体。陈景润死活不肯，迟群不得不亲自动手，强拉瘦弱的陈景润，把他塞进了红旗轿车。五六辆轿车浩浩荡荡地开进迟群的‘阵地’清华大学，几名专家立即会诊，陈景润患有慢性腹部结膜炎，并非要命的急症。不过，依照主席的指示，陈景润还是住院了。”
陈景润住院后，由北京医院内科主任和卫生部一位副部长进行了全面检查、得到了认真治疗和疗养。他一共住了一年半的医院。
由于毛泽东的批示，周恩来的周到细致的安排，也有江青的过问，科学院、医院的具体工作，陈景润的身体、办公、生活条件得到了大大改善。

摘自作者长篇回忆录未定稿《杨银禄谈江青》。作者曾于1967年10月至1973年6月任江青机要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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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人物】

桀骜不驯的蒯大富

王广宇

文化大革命初期，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起来造工作组的反，声称要夺工作组的权，被当时的工作组关了禁闭，打成了“反革命”。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央文革小组得知此事后，派王力、关锋去清华大学的禁闭室单独同蒯大富谈话，了解蒯大富反工作组的观点和被关押情况。王力、关锋回来后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他们认为，蒯大富只不过反对工作组压制群众运动、不准革命的错误做法，蒯大富不是“反革命”，而是一个有造反精神的学生。王、关还说他家庭出身也很好，是小手工业者家庭，于是中央文革小组决定解救蒯大富，宣布蒯大富不是“反革命”。中央文革的支持使蒯大富的名声鹊起，一夜之间从“反革命”变成响当当的“造反派”。于是蒯大富趁势拉起队伍，成立了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红卫兵，任兵团司令。不久又成为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司令（注：据原首都三司负责人之一聂树人回忆，首都三司是由16个发起组织的代表16人组成负责人会议，并无蒯大富在内。见《蒯大富不是三司司令》，发表于五柳村网站）蒯司令成为北京乃至全国的风云人物。
笔者是当时的中央文革工作人员，因工作关系同这些红卫兵领袖都有过接触，相比之下同蒯大富打交道的次数不多，因为他太傲气。
我第一次见到蒯大富，大约是1966年8月，一个晚上，在中南海西门的一个接待室，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等几个人接见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红卫兵头头，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内容我回忆不起了。仿佛是议论清华大学的文化革命运动方向和领导层的团结问题，我参加了这个会并作记录。蒯大富在会上说话没准头，表现出颐指气使，左得可怕。从他的发言看，他真是一个“造反派”，他唯我独革，不讲政策，不顾集体。会后部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对他的印象是造反精神有余，领袖的气度欠缺，办事不可靠。
蒯大富既然己成为造反派领袖、虽然他有些缺点，中央文革依然是支持他，并把他们清华大学的井冈山兵团红卫兵当成依靠对象。中央文革派了一个记者组常驻清华大学，及时向中央文革小组反映清华大学的文化革命运动情况。
我平时同蒯大富接触不多，都是因为有紧要工作找过他两次，每次我找他，他都带搭不理，向他传达中央文革的“指示”，他都不在乎。以当时中央文革的地位和权势，北京高校的红卫兵领袖，都把中央文革当成靠山，后台。因此，凡中央文革小组下达的“指示”，这些红卫兵头头都遵照执行，就连“老佛爷”聂元梓，对中央文革的“指示”也是惟命是从，唯独这位蒯大富司令对中央文革的“指示”可以不加理睬。可见此人造反精神之强。我举两个小例子：
1967年5月，部分军事院校的红卫兵冲击解放军报社。占领了解放军报社的办公楼，使解放军报社无法正常工作。林彪派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总政副主任（一天也没有到职）、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关锋去解放军报处理红卫兵冲击军报事件。关锋带着林彪给红卫兵的指示信，说服红卫兵退出军报，并同冲击军报的各军事院校红卫兵头头谈判，听取他们的意见。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等几个坚定分子，拒绝退出军报，赖在军报的编辑部办公室不走。关锋同一起去处理此事的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商量，决定对这几个拒不执行军令的军事院校学员实行军法制裁，当场抓了几个学生（关了一两天就放了）。因冲击军报被抓的红卫兵头头所属组织当然要设法营救，他们有可能到北京著名高校串连，声援被抓学生。关锋想到这个间题后，马上决定，迅速向北京五大领袖传达军校红卫兵冲击军报的真相，以及为什么抓了几个拒不执行军令的学生，告诉五大领袖不要听信冲击军报的红卫兵组织的片面宣传，不要支持他们的错误行动。
关锋派我去找这些高校红卫兵头头，直接向他们传达这些意见。北师大的谭厚兰由关锋安排别人去传达，其余四位，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由我去传达。我从头一天下午三点到第二天清晨六点，一直随同关锋在高度紧张中处理冲击解放军报事件，没吃、没喝、没睡，马不停蹄地又跑四个大学，在北大、北航、地质学院，分别向聂元梓、孙蓬一、韩爱晶、王大宾等人传达解放军报事件和对他们的要求。这些头头都积极支持中央文革的意见，保证不支持冲击解放军报的红卫兵组织。
到清华大学已经是次日上午九点左右，因蒯大富住无定所，一般人很难找到他。我费了很大劲，才算在一个宿舍楼找到了这位“司令”。蒯大富正在一间学生宿舍的上铺睡大觉，同学们把他喊醒，说有人找他有重要事，他翻了个身看到我，动也不动，爱搭不理地问：“什么事？”我说：“有一件重要事同你单独谈谈，请你起来我们找个安静地方谈，宿舍人太多。”蒯大富仍不动窝：“就在这说吧！我还困着呢。”我说：“这个环境没法谈话。”他还是不起床，然后他说：“你去找其他勤务员说去吧，我要睡觉。”我作为中央文革的办事员，以往开会常和蒯大富见面，他认识我。蒯大富对我的这种傲慢态度，在著名的红卫兵的头头中我还从来没有碰到过。我碰了蒯大富的硬钉子，只好找了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红卫兵另一位勤务员传达了中央文革的意见。
蒯大富这时翅膀已经硬了，他的权势不仅在京城而且伸向全国，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在全国各地横行，各地发生的打砸抢抄抓事件几乎都有清华大学井冈山的影子，蒯大富在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勤务组内部说一不二，独断专行，他排除异已，打击报复其他不同意见的勤务员，造成井冈山兵团勤务组不团结，甚至分裂。对这个情况，1967年夏天一位同我比较熟的清华井冈山兵团的勤务员，在人民大会堂开会休息时，向我倾诉了她对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勤务组内部的团结的深切忧虑。她说：“我们这些同学都是为了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起起来造反的，我们共过患难，现在掌了权，蒯大富容不得不同意见，他太霸道了，许多勤务员对他敢怒不敢言。这样下去，清华井冈山早晚要造成分裂的。”说着，这位勤务员流下眼泪。
1967年7月20日“武汉事件”发生后，7月25日在天安门前召开百万人群众大会，欢迎谢富治、王力回到北京。北京著名高等学校红卫兵头头都上了天安门城楼，五大领袖自不必说。当王力拄着双拐，包扎着断腿，一瘸一拐地走上城楼后，各造反派头头蜂拥上去将王力团团围住，问这问那，表示慰问。在天安门城楼的休息厅，王力坐在沙发上，红卫兵头头把他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简直是水泄不通。趁着大会开始前，向王力提出了许多有关“武汉事件”的问题，包括“武汉事件”的经过，百万雄师，发动“武汉事件”的背景，各军区的情况，提出了许多当时被认为是敏感的问题。人多嘴杂，王力回答也没头没脑，不知所云。直到宣布大会开始，红卫兵才散去。
大约过了几天，可能是1967年8月中旬，解放军报社的赵易亚、杜越凯到钓鱼台探望王力，杜越凯顺便问王力一件事，说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办的小报登出了王力在天安门城楼的讲话，不知是否有此事。王力解释说：“在天安门城楼上我怎么能讲话，那些红卫兵把我围起来，东一句西一句地提问题，我随便应答，哪里有什么讲话。”据说清华大学红卫兵小报登出的王力在天安门城楼讲话，内容涉及军队的元帅、将军；“七二○事件”后台，要打倒谁之类的内容，王力也没看到这个小报。王力得知此事后，把我叫去，叫我马上给蒯大富打电话，叫他收回那份登有王力讲话的小报和传单，并发表声明宣布这个传单的内容是虚构的、错误的，以挽回小报散布的谣言所造成的影响。我打电话给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部，找蒯大富接电话，有人说他不在，也可能他故意不接电话。我只好把王力批评蒯大富，要求把制造的王力讲话收回的意见传达给另一位勤务员，让他尽快转达给蒯大富，让他马上发表声明，并收回那份杜撰的“王力讲话”的小报。可能那位勤务员已经转告给蒯大富，但未见蒯大富有任何动静，他既不收回小报，也不发表声明检讨，依然我行我素。
过了几天，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我碰到了蒯大富，便问他：“王力在天安门城楼讲话的事，那位勤务员给你说了吗？”他漫不经心地说：“知道了。”我问他：“发表声明了吗？”他转身就走了。
这里我不是来辨别王力在天安门城楼讲话的真假，而是通过这件事来看蒯大富对待当时正红得发紫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的态度。他对王力的批评居然置之不理。可见此蒯司令何等的牛气！
从另一方面说，蒯大富又是很有先见之明的头头，他抵制关锋、王力的“指示”，可以解释成他早就预见王力、关锋必然垮台，才不买他们的账，究竟是为什么，只有蒯大富自己心里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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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蓦然回首】

按：本文作者赵文滔，1928年出生，1957年在第二机械工业部教育司工作时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1961年“摘帽”，解除劳教。后遣送回北京“养病”。1978年改正后，在北京对外贸易总公司工作至退休。本文摘自其长篇回忆录《伤害》。标题是本刊拟的。

史无前例的打人风与八宝山火葬场

赵文滔

1966年的初夏，中国大地掀起了一场震惊中外的文革风暴。
那时候，北京街头突然出现了许多言词激烈的宣传品和小字报，内容直指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我预感到可能又将有一场政治运动要来临。
不久，街头就出现了一批批带着红袖标的“红卫兵”，打着破四旧的旗号开始轰赶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回乡，并且抄查这些人的家。接着，我住的院里东屋的住户王家，被他工作的单位，军区招待所（他的职业是服务员）指为地主。在门口贴了一张大字报，立刻把老夫妻俩赶出家门，叫他们回山东老家。6号院的邻居老曲，他父亲原本是耐火材料厂的东家，也就是共产党所说的资本家。公私合营以后已经把工厂交公，老头也已去世，老曲并没有参与“资本家”的任何活动和工作，他在厂里担任会计。这时候也被指为资本家，全家三口也立刻轰赶回山东黄县老家。一时间，光附近左邻右舍就被赶走六、七户，胡同里闹得一片混乱，人心惶惶。
就凭《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篇社论，足以说明这次运动将比以往任何一次要疯狂。
我估计大祸又要来临，说不定什么时候门口一贴大字报，就不知道把我又会赶到哪里。总想抽空到街上看看动静，心里整天忐忑不安，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祸从天降。
有一天，民警老马来了。他紧张而严肃地对我说：“哎，老赵，不要上街去看那些大字报、小字报，上街买些菜就快回来，就在家呆着，能不出去就尽量别出去。记住，少出去！”说完就匆匆离去。老马是个好人，在这关键时刻他来给我讲这些话，我想他的话肯定有他的道理，那一段时间我基本没敢出去。
造反首先是从中学开始，妻子工作的学校——北京师大二附中，在学校红卫兵开始造反时，高中班学生中出现了宣扬“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一派，同时也有反对这一论点的另一派。其实两派的主力都是干部子弟、红卫兵，彼此争论，各不相让。并且由辩论发展到谩骂。后来前一派的红卫兵不太理智，追到后一派的红卫兵名叫曹滨海的家里“造反”。曹父是高级军官，母亲是铁道部干部学校党委书记，自然也不示弱，当时就曹一人在家，面对几个红卫兵，人少力薄，情急之下，抄起了菜刀。打斗中划伤了对方一个人。受伤者立刻跑出`门外大喊：“杀人啦！杀人啦！……”一边喊叫，一边跑去叫人，要叫一批红卫兵来报复。
曹姓学生住的是铁道部干校的宿舍，宿舍里有人立刻就报警了。警察来得很快，来了之后，就把曹滨海带走了。
等到大批师大二附中的红卫兵赶来，找不到曹滨海，就先把家给抄了个稀里哗啦，接着又去太平庄附近铁道部干部学校，把曹的母亲樊希曼（铁道部干部学校的党委书记）揪到二附中。拉到操场之后，宣布召开批斗大会。在一片混乱中，只听得红卫兵的首脑喊了几句樊的所谓罪状之后，就用皮带开始抽打，当场把樊打死了（后来听说樊是个资深老干部，曾参加过长征，周恩来认识她，从开打到打死，她一声没吭）。
也许是打得一时性起，接着把学校书记姜培良、副校长高云及语文老师靳正宇都拉到小食堂，并且责令教职工全部跪在四周，宣布了几句他们的罪状之后，一时间皮带叭，叭的抽打声，打人者的骂声，被打者的呻吟声、惨叫声，在小食堂构成了一种极其恐怖的气氛。跪在四周的教职工，尤其是女教师吓得瑟瑟发抖，一阵雨点般密集的皮带抽打后，书记、校长和一个教师已经躺在血泊中一动不动了。红卫兵说他们是装死，用冷水泼在他们的头上、脸上。此时，还有人从食堂拿了盐撒在他们身上。后来有人说：“姜培良不行了，搞一辆三轮车来，把他拉到医院！”据说，三轮车在拉往医院的路上，有学生说他“装死”，边走边打，还没到医院，姜培良就完全停止了呼吸。
姜培良在业务上平时抓得很紧，学校整体质量的提高和他积极工作是分不开的。谁料他竟落得如此结局。最后，他的妻子双目失明，经常由她的弱智小男孩引着上街购物，其妻去世后，那个孩子无人照料，二附中只好把他送到一个专门收容弱智孩子的学校。也许是不习惯，那孩子不久就逃跑了。费了好大事把他找到，再送到学校，第二次他又逃跑后，就再也没有找到这个可怜的孩子。
语文老师靳正宇被打了个半死，自料逃不过一死，回到家，用一条带子，把脖颈挂在门拉手上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就在要把姜培良拉到医院之时，红卫兵开始拿笔记本逐个登记教职工的家庭地址，说是明天开始，要挨家逐户地去登门造反。面对刚才小食堂中间那血肉模糊，泥水滚了一身的三个挨打者不知死活的那一幕，有的女教师，当红卫兵走到面前拿着笔记本登记住址时，早已浑身颤抖，牙齿上下磕打，战战兢兢，语不成声了。为此，又遭到一阵阵的训斥和责骂。
紧接着又组成了“牛鬼蛇神”队，把一些女老师剃了“阴阳头”。男老师则用墨水涂抹成黑脸，极力侮辱和丑化。
那些天妻子快下班的时候，岳母不放心，总在胡同口等她。这天正好她因病没去，第二天去学校听同事惊恐相告，才带回来这么骇人听闻的信息。晚饭后就商量该如何面对造反和抄家。我倒坦然起来，认为“是祸躲不过”，什么来了算什么。反正我不是资本家，也不是地主，只是把可能引起误解的书、信、照片烧掉了。我想也许会把我打死，要死最好是干脆的，不要折磨。
我发愁的是轰赶回乡，因为我没有真正的故乡。我是满族人，属于正红旗，祖父清朝末年被派到山西右玉县境的杀虎口，作镇守武官。清朝覆亡，把满姓依尔根觉罗改为汉姓赵，自学中医，曾在当地行医。抗日战争时祖父、母就已经去世。我一生都没有见过他们。更没有去过祖父的居住地————右玉县。父亲在北京读书，二十年代毕业后在山西太原工作，我就出生在太原。那时候也不太重视填写籍贯对一个人有多大的影响。一般地我们就把籍贯填写成右玉县。实际上祖父是从东北，还是北京派到那里的，我也搞不清楚，我们真正的祖籍是哪里？我也搞不清楚。五十年代初，我从图书馆查找，在一份资料上有这样的记载：清代编的《朔平府志》：杀虎口的历史情况为：“周征猃狁，秦伐匈奴，唐击突厥，宋讨契丹，明平鞑靼，清征蒙古……历代封建王朝出征，或者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侵，均以杀虎口为进出口的咽喉。因此，清代亦为屯兵设防之地。清初又形成中原与塞外的通商要津。顺治年间设立了户部抽分署，征收大量的边口出入税，有日进斗金之说。清朝在该地所设税关曾存在280年之久。关门有康熙御题《杀虎关》匾额。晋商在此曾经把贸易作到蒙古、俄罗斯。规模巨大，‘大盛魁’商号一家的本金即达一亿多两白银。由于‘十月革命’成功后，发行了新卢布，沙皇时代旧卢布作废，蒙古也采取同样措施，帝俄的旧卢布有七千多万流入蒙古，均为‘大盛魁’所有，使得晋商的大量白银，一夜之间化为乌有。”说明此处当年曾是长城分支的一个颇为重要的关口。山西民歌“走西口”所说的西口就是这个地方。
但是自从铁路修建以后，旧时的通商要津无论是军事还是经济的作用都不得不让位给先进的铁路。以致相对落后的杀虎口迅速沦为荒凉偏僻之地，昔日的盛况竟至一去不返，只留下一些断壁残垣。任人凭吊。
如果把我放逐到那里，真的恐怕我就得孤身一人在荒漠中，创造“大漠孤烟直”的意境了。
紧接着的几天里，师大二附中的红卫兵纠集了更多学校的红卫兵要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大会，用意是要把曹滨海拉去，说不定要当场批斗然后打死。也可能造成两派的恶斗。后来此事被周恩来知道了（听说曹的父亲是军队高干，与其母已离婚，仍和子女有联系）。指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亲到该校找红卫兵作工作，总算制止了这个大会的召开，避免了一场大规模的恶性事件。
然而，批斗和打死人的后果对于当事人的家庭已经造成了凄惨的悲剧。曹滨海被派出所带走，实际上是起到了保护作用，虽然他有幸没有被红卫兵打死，但他听到母亲的遭遇以后，也立刻引起精神分裂，一生被毁。他的姐姐正在军医大读书，闻听母亲出事，赶回家来，得知母亲的遭遇，看了弟弟的病况，她终于没有承受住血的惨剧对她的伤害，立刻精神崩溃，也成了精神分裂症，这个家庭就在短短几天中毁掉了。
幸好不久有了政策，在居民区不再轰赶人了，也不能再打人了，抄家也不能随便抄了。师大二附中红卫兵挨家逐户造反抄家的计划没能实现。我们也躲过了一场生死劫。
不知是怎么形成的，我们所住的街道上冒出了一批积极分子。原来因为经济困难，每天靠扫街挣点小钱的一个家庭妇女龙风兰（丈夫是流动个体理发师）造反了。街不扫了，把她居住的院落里的房主老夫妻俩轰赶到另一个院落的小屋里，她把人家的三间北房住了。房主老头原来开一间出售锅、碗、瓢、盆的小杂货店，她说老头是资本家兼地主。原来的街道主任、师大毕业的退休者王先生，被“革”下去了，新上任的是一位家庭妇女陈国珍。这位主任好像每天不洗脸，衣服不穿好，习惯披在身上，“绿叶牌”（当时最廉价的）香烟不离嘴。两只“萝卜脚”走得飞快。
有一天，一群积极分子来了，说是要破四旧。进得门来把我们屋前铺的一畦水泥砖刨起来，说是四旧，要处理，结果用小车拉到龙凤兰家，铺在她刚弄来的三间北房的走道上。妻一听就火了，她挨批斗比较少，没有被戴过什么帽子，也就没有什么顾虑，立刻就指责街道积极分子（后来被叫做“小脚侦缉队”）是“强盗”。这一下可就捅了马蜂窝。被那些人包围起来，幸亏还没有打人，一群人拥着她去了派出所。
一群造反派进了派出所，七嘴八舌给妻扣了一大堆帽子，说她污蔑谩骂革命群众。
民警听完情况说：“你们都回去，田老师留一下。”
大批积极分子回来，路经我家院墙，已经夜里十点半了，停下来高喊：“田×被逮捕了！谁敢反对造反派绝没有好下场！……”
过了也就是二十分钟，妻回来了。
我问她：“积极分子在墙外喊叫说你被拘留了，怎么回事？”
“听他们胡说八道，民警把他们支走后，对我说：‘田老师，现在是群众运动，不要和他们顶着干，你主要是参加学校的运动，不要惹他们。’后来我说：‘他们来到家里，把我家的东西拿去变成他家的东西了，哪有这样的道理？我又不是资本家，也不是地主。’后来民警又说：‘你看这运动，谁也说不准会发展成什么样，你尽可能不要和他们发生矛盾。暂时受点物质损失也就算了，以后再说。眼下是不要和他们顶着干，你回去吧。不要发火，忍耐一点。’”
我也劝妻说：“不要吃眼前亏就行，要容忍，不要引出大事来。将来会发展成什么样，谁也不知道。还是小心点为是。”
有一天，妻的姐姐（在外地工作）给岳母来了信，信中说她被轰赶下乡了，乡下的条件颇为艰苦云云。岳母看过信之后，我们还劝他，现在下了乡的人很多，将来运动结束总会有个解决的办法，不要着急。谁知道半夜我出来上厕所，发现岳母的房门大开着，进去一看，她已经倒在床边，双目呆滞，流了许多口水，一看这样子我就知道是脑溢血的症状，立刻把她送到附近的东光门诊部。那里的医生说：“这是脑血栓，呼吸系统已经接近衰竭，必须送大医院。”
我们赶快叫了车，马上又送积水潭医院。医院里人特别多，送去之后，大夫说：“病人呼吸中枢已经不行了，实话说吧，治是不可能了，你们家属如果要维持生命，那我们就只能维持。”
那也得维持生命，赶快交了费，打上吊针，我们一直守候在病房。第二天的早晨岳母就去世了。
打电话叫殡仪馆的车，还必须报死者的出身，好在岳母是“职员”出身，不是“五类分子”，很快就办妥手续。殡葬车来了，医院太平间门口也有红卫兵把着问出身，我报了“职员”，才允许把岳母抬上车。车上装有一个类似棺木的大木箱。让把岳母装在其中（这个大木箱到了火葬场，取出死人，就又去装别的死人，是个长期使用的工具）。允许你装进大木箱，竟然也是一种优待，有别于“五类分子”。司机说：“你跟着车到火葬场，还有两个要拉，反正你就跟着去办手续吧。”
上了车，卡车中间放着那个大木箱，我坐在车的槽帮上，脚卡在车槽帮和大木箱之间。一会儿，车到了北大医院，从太平间抬出一具女尸，就放在我的腿边。看样子有四十多至五十岁，白衬衫上有一片片的血迹，一条腿的裤腿装车时撸到膝下，小腿上也有伤痕。车下有一个男人，一边哭，一边喊叫：“你们得让我去火葬场办手续呀！不办手续我到哪儿领骨灰呀！啊……你冤呀，你有什么罪呀！……”旁边有三个带着红袖标的人，抓着老头的臂膀，不许他动，也不许他上车送那具女尸。车很快就开了。
我坐在车上一动不动，生怕碰到那位被打死的女士。我也在想，是啊！人不去火葬场办手续，骨灰找谁要？
很快车又到了复兴医院，从太平间又扔上来一具女尸。看样子有六十岁上下，倒没有什么伤痕。放在大木箱的另一面，车走在路上，偶一颠簸，隔着大木箱老太太的一只手还摆来摆去的，我简直不知道什么叫做恐怖了，木呆呆地坐在卡车的槽帮上。
到了八宝山火葬场，我办完了交钱、交医院证明，领骨灰盒等手续才知道，火葬场已经是尸满为患了。许多在单位被打死的，没有家属的尸体，根本就不收费，根本也搞不清是谁从哪儿送来的。堆在一起，一片混乱，完全乱了套。
火葬场的人高喊着：“都先回去吧，还指不定得排到什么时候呢。甭在这儿等，没日子，回去等通知来领骨灰……”
看样子要火化的人很多，根本无法确定领骨灰的具体时间。我只好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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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蓦然回首】

我是怎样被分配到《红旗》杂志的？

阎长贵

《红旗》杂志是中共中央主办的政治理论刊物，人称党刊——最高党刊，它创办于1958年6月1日，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伯达任总编辑。《红旗》杂志是一个部级单位，和中共中央宣传部以及中央政治研究室在北大红楼后面的沙滩大院同署办公，党和行政系统是一个。我1961年8月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时被分配到《红旗》杂志社工作。我为什么和怎样被分配到《红旗》杂志的？对这个问题我没想过，也没去问过什么人。我作为20世纪60年代初毕业的大学生，其心态：“党和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一切听从党安排。我认为，我到《红旗》杂志工作，是党组织的分配和安排，再没想到别的，实实在在没想到别的。20多年后，当负责我们毕业分配的党组织负责人提出这个问题并回答这个问题时，使我大吃一惊。
在谈这个问题以前，需交代一下我大学毕业后的经历。
我到《红旗》杂志后，又具体分到当时有一定名气的哲学家或中国哲学史家关锋任组长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组，明确告诉我师从关锋学习和研究中国哲学史。关锋，原名周玉锋。山东庆云人。1919年生，1933年秋在山东庆云县立简易师范学校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9月任中共冀边区抗日救国军第一路政治部主任。1938年冬转做地方党的工作，历任县委书记、地委宣传部长等职。1950年调济南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理论教育处处长，1952年兼任山东政治学校（该校后和山东省委党校合并）校长。行政十级。1956年调北京，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哲学组组长，1958年《红旗》杂志创刊后，任《红旗》编委兼中国哲学史研究组组长，《哲学研究》杂志编委。中共八大代表、三届人大代表。1966年4月被任命为《红旗》杂志副总编辑。文化大革命初期任中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兼中共中央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并主持《红旗》杂志的常务工作。在文革前，关锋的文章和观点甚得毛泽东赏识，他的文章受到毛泽东表扬，还不止一次地被召见，布置给他这样或那样的任务；关锋在文革中更是冲锋陷阵，从文化大革命开始（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文化大革命是从发表姚文元的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开始的）到1967年8月，他不仅撰写署名的大批判文章，还积极组织和推动工农兵群众走上大批判的舞台，更重要的是，他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后，《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的社论大部分都是他和王力按照与根据毛泽东的思想和指示撰写的，一点不夸张地说，关锋是制造和鼓吹文革舆论的总管和先锋之一，在这方面，他为毛泽东领导和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是“言多必失”，还是犯了什么忌讳，或是为了某种政治需要（如安抚军队……），1967年8月30日被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抛出，——实际上，是作为“替罪羊”和“牺牲品”抛出，对他实行隔离审查，旋即关入秦城监狱。关押长达十四年多，1982年初，释放出狱，开除党籍，免于刑事起诉，作为公民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他著述很多，据他自己说文革后的研究成果超过他原来的研究成果。2005年逝世，终年86岁。他对毛泽东一往情深，直到临终不忘和感谢毛泽东的知遇之恩。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经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大力推荐和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档案审查，1967年1月调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的专职机要秘书，整整一年，1968年1月江青诬我是王（力）、关（锋）、戚（本禹）安插在她身边的“钉子”即“坐探”，被投入秦城监狱，关押七年半，后又流放湖南国营西洞庭农场五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9年9月彻底平反，并重新调回《红旗》杂志社做编辑工作。
1983年春的一天，我和大学时的同班同学、班党支部书记李冠英一同到我们读书时的副系主任、党总支书记齐一老师（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家去看望他，我们一进门，齐一老师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把你们两个送到火坑里去了！”他这样说，我很吃惊。这话从哪里说起？我从来没想过我蹲监狱、遭流放和他有什么关系。他说“你们两个”，并不是我和李冠英，而是我和李春生。李春生是我的系友，比我晚一年毕业，即1962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分配到解放军政治学院，后调任林彪的秘书（学习秘书），林彪事件后，他也受到好几年的审查。齐一老师看到我吃惊，就向我解释说，你们的分配都是我做的。接着就问我：“你知道你是怎样分到《红旗》杂志去的吗？”我说不知道——确实不知道。
齐一老师让我和李冠英坐好后，他就详细向我们讲了1961年我们毕业时的分配情况。他说，1961年夏天的一天，康生办公室给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打来一个电话，说从哲学系的毕业生中给《红旗》杂志挑一个人，条件是：不要“又红又专”的，要走“白专道路”的。齐一说，作为总支书记的他，听到这个消息，不知怎么应对。他想，，我们不是天天宣传走“红专道路”，教育学生“又红又专”吗，怎么要走“白专道路”的呢？齐一是个非常谨慎的人，他和总支副书记马奇等人商量，说：“康办可以这样说，但我们不能这样做，如果出了问题，我们负不起责任。”齐一针对着我说：“论学习，在你们年级几个班里，你不是最突出的，你知道在你们同学中已经有在报刊上发表论文的了。我们商量，要挑一个不论在‘红’的方面，还是‘专’的方面都过得去的人，这样我们总支选定了你，向《红旗》杂志社推荐了你，让《红旗》杂志来挑人和调人的同志看了你的档案。”到这时，即20多年后，我才知道了我毕业时分配的一些情况。
我对齐一老师是很敬重的，他说的话我不能也没法不信，但我心里总有狐疑。康办怎么能这样说、这样做呢？我要进一步求证这件事情。我问了1961年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总支副书记的马奇老师，他十分肯定地告诉我有这回事。在1990年代我又问了我到《红旗》杂志工作时我的顶头上司也是我的导师的关锋，他又把类似和佐证这个过程的情况说了一遍。
关锋说，1961年夏天，《红旗》的领导干部去北戴河休息。有一天，《红旗》杂志的副总编辑兼秘书长邓力群到我住的房间来，跟我说：“老关，给你成立一个中国哲学史研究组，你带几个人，一方面帮你做点工作，一方面你也把他们培养培养。”关锋说，他很赞成邓力群这个建议，并十分感谢组织对他的关照。邓力群说：“那好，咱们去找康老！”关锋和邓力群到康生那里把这个事一说，康生也很赞成，他并且强调了调人的条件：要走“白专道路”的，不要“又红又专”的。关锋说，他听到康生这样说，很不以为然，但在中央负责同志康生面前又不敢和不便说什么。大概就是康生和邓力群、关锋这样谈话后，他要他的秘书按照他的意思给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打了电话。
顺便说几句，当年，即1961年调入关锋任组长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组的，还有留苏并取得哲学副博士学位的吴建国，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的调干生林杰，加上原来就在关锋身边的杨永志，中国哲学史研究组共有五个人，——以后还有扩大，不说了。
这就是我被分配到《红旗》杂志幕后的连我也不知道的一些情况。康生，我不认识，既没近距离地和他见过面，也没向他投过什么书，我在无形中却受到他思想的“关照”，不知这是什么因缘。人们知道了这些情况会作何感想？我是感慨良多。我们当时天天连篇累牍地号召和宣传“又红又专”，走“红专道路”，为什么挑人和调人不要“又红又专”的，而要走“白专道路”的？这是为什么？百思不得其解。这不是说和做、理论和实际不一致？康生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有点实用主义？在他看来，所谓“又红又专”，走“红专道路”的，很多是搞形式主义、花架子，而那些埋头读书，即所谓走“白专道路”的人，还比较实在，有真学问，能做事，会做事。因此，他认为挑人和调人，要走“白专道路”的，比较实惠和管用。这仅仅是康生一个人的看法？我在五年的大学生活中，任班团支部书记四年，任年级党支部宣传委员一年，听上级指示和传达的，从报纸杂志上看到的，以及自己整天心里想的，口里说的，都是“又红又专”，走“红专道路”，结果却这样，我们不是被涮了吗？我实实在在觉得被涮了。这种言行不一，理论实际脱节，为什么？究竟为什么？让我们大家一同来解解这个谜，从而总结一点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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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读偶记】

记住记忆的历史

顾 土

在发掘记忆的过程里，在阅读各类记忆的文字中，我发现，除了无意遗忘、误记、错记或是刻意歪曲肢解外，还存在着记忆本身的历史问题，也就是记忆的历史经常被忽略，或者对绝大多数人而言，根本还不知道有个记忆的历史。
所谓记忆的历史，就是我们对一个事件、一个人物、一个时代，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环境，时常就有不同的记忆。比如对第一次中英战争（俗称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庚子拳变，在一百多年中各个时期就有属于自己时代特征的记忆；比如对辛亥革命、东北沦陷、西安事变、抗日战争，在二十世纪前后也有区别明显的记忆；再比如近六十年来的各类运动、历史事件、政治现象，记忆的差别也不小；对李鸿章、盛宣怀、袁世凯、孙文、蒋介石、宋美龄等人，还有孔子，还有胡适、陈独秀，乃至张爱玲，也都有各时代各自的记忆。这些不同，有的截然不同，有的相距甚远，有的略有差异。还有的不同，是一个年代原来就有不同的记忆，而在另一个年代这种不同又不一样。当然也会有许多相同或是近似之处。正是这些许许多多的异同，加上记忆的方式、记忆的意识，甚至记忆本身的有无、记忆的外来导向、环境压力，直至记忆的取舍，构成了记忆发展延伸的历史。
记住记忆的历史、研究记忆的历史，不但有助于恢复我们的真正记忆，廓清记忆的杂质，还可以在记忆的历史里面，发现各个时代的环境状态、生存情形、文化气氛、学术氛围、权力性质、民风方向、思想品质、外交关系、理性和情绪的比重，直至显现民族风尚、整体素养、社会品德和经济生活。
记忆中大致可分为个人记忆、社会记忆、学术记忆几类，也可以继续细分。社会记忆里就可以再分出权力记忆、集体记忆等，权力记忆在有的社会有的时代很微弱或者不存在，在有的时代和社会就非常强大，因为掌控了一切记忆途径，所以可以主导所有社会记忆。这几类记忆相互交错，可分可合。个人记忆是每个人拥有的属于自己的记忆；社会记忆是社会大多数人的记忆情形；学术记忆尽管也是个人，但这种记忆经过严密考证、大量查阅、多方比较，所以为多数个人所不具备，常常也与社会记忆存在显著差异。
在这些记忆中，每种记忆都有各自的历史。在环境宽松的时代，个人记忆往往丰富多彩；在环境严酷的时代，个人记忆或是色调暗淡或是根本失忆，权力记忆成为唯一声音；在不太宽松也不很严酷的时代，集体记忆是强音，个人记忆发声微弱。在我们的记忆历史中，可以说，社会记忆长期占强势，个人记忆或者学术记忆大多不是失忆就是失语，所以，时间久远的个人记忆无从知道，遗留在字面的多是社会记忆的注脚。我们寻找过去的个人记忆历史，只能求助于大量档案和幸存下来的日记以及抽屉文字了。而对个人记忆来说，文化修养、学术历练、理性思维、逻辑训练，记忆力的强弱有无等等，都直接影响了记忆历史的质量。

记忆历史反复无常
六十年来，由于出现了社会前三十年后三十年的明显分离，以致记忆的历史差异恍若隔世，出现根本转变。而在这种差异中可以深切感受到我们对记忆取舍的自由任意，这样的记忆无论是否真实，都因为多变而破坏了记忆原本的可信度，也给人以历史价值标准虚无的感觉。
抗战胜利六十年之际，说到抗战时期的外来援助，最吸引人也是最富有传奇色彩的记忆大概就属美国陈纳德的“飞虎队”了，有文学有纪实有回忆有评说，还有中美友谊、陈纳德夫人眷恋故土、异国老战士看望中国老乡等等，动人固然动人，但如果回味一下“飞虎队”在中国的记忆历史，又难免尴尬。
我手头有一本1964年的《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辑。《文史资料选辑》由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撰述者基本都是“统战对象”，也有一些老资格的中共人士和重要事件、特殊行业的经历者。尽管他们的记忆留下了可贵的历史形迹，可贵到独一无二，有的甚至还类似于后来的“口述历史”，但因为那个时代的环境左右，使他们在记忆中竭力迎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口味。《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辑中程藩斌的记忆是这样的：“陈纳德是蒋介石豢养的美国流氓，在抗日战争期间曾以抗战为名，组织过所谓飞虎队参加作战，实际上是利用空中交通，大做生意，包庇走私，无所不为，援华其名，侵华其实。”在他的记忆里还有：“日本投降后，十四航空队取消，陈纳德又购得美空军剩余的一批C46型运输机，组织了陈纳德航空队，成为美帝在华掠夺我国人民财富的合法工具。” 对“飞虎队”的记忆，连他们这样的人物尚且如此，那个时代对这一事情的社会记忆可想而知。而那个时代的这种记忆高度一致，无人胆敢背离意识形态的轨道，所以说，个人记忆其实也代表了社会记忆。
“飞虎队”的记忆差别还是一种相距四十年的差别，而“人性”记忆的截然不同才二十来年。今天我们的记忆里，“人性”已经非常普通，这个人性化，那个人道主义，连马桶的设计都可以贴上人性化的标签。没有人想到人性人道会有什么问题。可是20年前，在我们的记忆里，这些词汇是不能随意言说的，有人有异议，还因此受到批判和处分，甚至带来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运动，因为人性和人道主义具有阶级性，只有革命的人道主义才有话语权，而且还有几十年一直延续的“反动人性论”这顶大帽子。在短短20年时间里就出现这种记忆的巨大差异，原因何在？似乎无人追究。其实这正是市场经济的结果。在平等的市场中，人性也是平等的。因为从前不讲人性，导致人性沦丧。而我们所需求的人性，就是基本人性，无所谓革命和主义，是所有人都应该起码具备的。

记忆历史起伏不定
一个公认的历史事件，在各个年代，社会记忆时有时无，时强时弱，时起时伏，显示出各个历史时期记忆的侧重点和记忆的角度。
南京大屠杀，这一日寇侵华期间犯下的暴行，本该牢牢记住，警示后来，但半个多世纪中的记忆历史告诉我们，并非如此。
今天我们的记忆，尽管难免受强势主导左右，但海内外的各种渠道、各种出版物，尤其是形形色色的网络、电视的传播，仍可以使我们在一定范围内选择自己的记忆方式和记忆对象。而在30多年前那个时代，出版物极其有限，传播渠道极少，而且摇首触禁，除几部革命史、党史之外，连一部可供阅读的现代史都没有。特别是30年前有整整十年，书店基本无书可看，图书馆也多被封存。在大小政治运动的猛烈冲击下，在不停的政治风暴的席卷下，人人只能依附社会主流记忆，个人空间荡然无存。处于集体空间和权力空间的笼罩下，私人记忆或者深藏不露，或者渐渐淡忘，或者模糊不清。我曾追问一些年长者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忆，一些60年前具备这种记忆并且敢说真话的人说，由于长时间看不见听不着，这种记忆已经退隐，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才随着社会舆论而恢复。
那个时代的记忆主要靠大量文件和少数报刊导向，基本是叫你记什么就记什么。特别是刚刚成长的一代人，没有过去的亲历记忆，记住的只能是现实灌输的内容。报纸是当时最主要最权威的社会记忆主导渠道，一切主要社会记忆活动、记忆内容、记忆倾向在这里得到了最明确的体现。据统计，从1950年3月至1960年5月，人民日报涉及南京大屠杀的字眼18条，这18条还是在批判美国和支持日本左翼运动的文字中提及，并非专门叙述。1960年5月至1981年只字未提，1982年则出现41条，多数报道反映的仍然是日本方面反对修改教科书的言行。1983年至1986年出现了32条，里面相当多的内容依然是报道日本方面的记忆。直至1987年12月，才第一次在大屠杀纪念日里出现了专门纪念的活动，这一年，我国第一部揭露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影片《屠城血证》终于公映。而1987年到1994年，共有91条，时多时少，其中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的消息依然相当多。可以说，在此之前，记忆常常以日本左翼话语为由。1994年这一年的12月，第二次出现了南京大屠杀纪念日的专门活动，接着，从1995年开始，逐年增多，年年在12月专门纪念，每年多达成百上千条。从此以后，在记忆中日本右翼特别是极右翼话语成为重点。而在无论哪个时代的记忆里，日本非左非右的话语似乎看不见听不着，好像不占分量。
从这一记忆历史看，在阶级斗争或者阶级斗争的变体路线斗争压倒一切的年代，美帝和后来的苏修“罪行”才是社会主要记忆对象，当然还少不了国民党的反动、旧社会的黑暗。等到阶级斗争登峰造极的时代，路线斗争加阶级斗争几乎代替了所有记忆。我们记住了所谓十次路线斗争最为具体的细节，我们记住了任何一次大大小小的起义、战役以及运动，我们记住了“苏修撤走专家撕毁合同”，我们甚至记住了郎诺—施里玛达，苏哈托，吴奈温，一个意大利导演和几个小国小党的伟大领袖加他们的书记、总理、国防部长的名字，其他许许多多记忆却一概匿迹了。当然，由1950年到1982年，各个时间段的社会记忆也各有不同，我们也不妨以此了解各历史时期的社会主要敌人、对外关系及所谓团结的对象。

记忆历史取舍随意
由于社会环境多年的强力影响，也由于文化素养、理性思维能力普遍偏低，我们的记忆历史中经常出现如下的两种现象：
第一是时间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差异，这实际是我们大多数人记忆历史的主流。因为多数人不是历史学家，也没有什么记忆思维的训练。对往事的记忆如果距离比较近，其记忆时间也许还算清楚，但时间一长，尤其经历了社会天翻地覆的变化之后，更可能将时间全都搅和在一起。
在广东东莞，我有一位当镇委书记的农民朋友，他最喜欢在大会小会上强调的一句话就是感谢这感谢那带给他幸福的生活，但说到他个人经历时又经常诉说他16岁才穿上鞋子，而他不过50多岁。在他的记忆里，时间已经含混不清，估计连从前诉苦时讲的旧社会也已经延后，而当今的主流话语又将这几十年说成一脉相传，所以，感恩时有一个环境强加给他的时间概念，诉苦时又有自己的具体时间概念，交叉混淆，重叠呈现。而这种模糊在20多年前并不多见，主要是那个时候对改革开放前的记忆刻骨铭心，什么都以改革开放划线；以后随着对那段时间有意无意的遗忘和混淆，也随着生活的富裕、岁月的推移，含混渐渐成为主导，时间更被溶为一炉。
我家附近有一个足疗店，旁边是一个很有地位的大院，所以足疗店里面多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及其亲属。听他们的记忆可以感受到今天记忆的变化，其中，时间的含混最为明显。但从他们的眼神、谈吐、思维看，我绝对相信，他们并非蓄意如此，也不是年长糊涂所致。比如有一位曾经担任部门书记的女士，今年70出头，头脑非常清晰，口齿更为凌厉。她常常劝说别人，包括农村来的那些20来岁的足疗师傅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如果没有什么什么带领我们打败小日本，哪有今天。当别人问她是否参加过抗日战争，她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参加过，然后举例是“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她举的那个所谓例子其实是林彪在东北战场上指挥的著名战役，与日本人无关。她的这种混淆，我看不出是故意。今天的年轻一代已经不会理解，她的误记实际是由于过去长期舆论渲染所致。那时的教育，爱国并不专指对外，革命与爱国、反革命与卖国总是交织一体。那个时代，抗战仅是参加革命的一个时间界限，除了待遇外，没有特殊的含义。所以，在她的潜意识里，凡革命经历都属于爱国行为。于是，她可以将革命的目的都变成抗战，自然也会将什么战斗都算成是抗日了。
第二是各历史阶段有各历史阶段的取舍，这也是我们大多数人的记忆历史最常出现的情形。因为普通人的记忆原本就是对现实的呼应，需要什么，什么就浮出记忆的水面。记忆水下是库存，水面之上是随着时代调取出来的破裂记忆，彼一时此一时是其特征。
近些年，我与许多人，其中还有许多老共产党员聊天时发现，他们对多年进行的中共党史教育、党的最终目的教育、革命性质的教育、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教育，基本忘却，连从前长期教导和信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旧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共产主义大目标等一整套说法在记忆里也是一锅粥，好像一切只是为了反抗法西斯，为了反侵略，为了国家独立。这种说法在我们的过去曾遭到严厉批判，认为是“把无产阶级先锋队混同于普通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党”。不料，这种说法今天却成了时兴。这也难怪，因为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已经退隐，民族情结、国家意识冲向最前台。30年前和现在，如果说，我们的社会在记忆上有什么明显区别的话，恐怕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从前一切以意识形态划线，如今都改成了国家利益。可是，这也使人们丢失了过去的记忆，错将今日当昨日，把那个时代的一切作为都当作国家利益的结果。这种遗忘，再加上今天的宣传，尽管可以模糊意识形态在很长时间里的绝对主导作用，但越是这样的遗忘和宣传，越是强调国家利益，就越是无法解释自己的历史和革命的初衷，越是给人以一种“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感觉。
三十年前，多数地区尚未解决温饱问题是公开普遍的记忆。统购统销、购货本、购粮证、粮票、布票、米票、油票、线票、煤票、柴禾票、工业券，只有每年春节才配给的二两香油、半斤花生、三两瓜子、一份黄花木耳，洗澡难理发难出行难住宿难，一大家子人挤在一间屋子里，绝大多数人包括城市居民如厕没有一张像样的纸，在我们的记忆中如铁打那般结实；多数人半饱，人民很少吃肉，是我们完整的生活记忆。
但在今天，有许多人在说从前那个时代基本解决了吃饭问题，当然吃什么吃多少没人提及。
三十年前在我们的记忆里，农民受到生产队的严格管理，靠每日的劳动工分维持最低生存线，他们没有粮票，无法远行，被死死钉牢在土地上。并且，所有地方的住宿和流动都受到严厉控制，所有人都对陌生人充满警惕，所有的空间都在进行阶级斗争和大小运动，所有的年节会议都以清理外来人口为第一要务。
而今天，在一些人的记忆里，那时的农民“安居乐业”，不会“背井离乡”。
三十年前在我们的记忆里，医学权威被打倒，专家名誉扫地，医疗水平严重下降，看病还分阶级，所有专业考核都成了攻击的靶子；大中小学不是停办就是无书可读，以政治运动和体力劳动为主，教授和高水平的教师大多受到批斗直至关押，课堂纪律混乱，可学可不学，基本不考试，反潮流、学黄帅、效法白卷张铁生、反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等等以批判教师为目的的运动接二连三。
近些年，在一些人的记忆里，那时的医疗与教育大普及，人人有学上有医疗队下乡有赤脚医生的热情服务。
词汇的使用率常常也显示出社会的变化，但这种变化不应该抹杀历史。30年前我们说得最多的是社会主义，近十几年，共和国多了起来，动不动便是“共和国的土地”、“共和国的历史”。这正是意识形态淡化的结果。假如以这种思维去解释过去，就很难说通。1912年共和肇建，为了维护共和，又有了护国护法。从那以后进行的重大革命，其目的已经不是共和，而是建立社会主义。去掉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那段历史，恐怕就必须否定自己的历史。
仅仅20多年前，“反党”还是一个极为严重的罪名，意味着阶下囚，但在今天，“反政府”成了一个关键词，尤其是八○后，在他们的思维里，根本没有“反党”的概念，只有“反政府”的意识。其实，几十年来，我国的政治结构和社会制度从未发生质的转变，在所有主流宣传工具中，这一点天天都可以显示出来。可是，只因为一种提法的变化，就让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一代，将我国与世界接轨了。这实际也恰恰反映出他们的深层意识里真正认同的是其他国家的政治体制，对眼前的事情宁肯视而不见。
说到这里，我又记起了那位“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部门书记，就在她不停地向乡村出来的足疗师傅宣讲如果不是什么什么，我们哪来今天的幸福生活时，不想被正在为她洗脚的一位农村小伙子回敬了一句，如果是什么什么那时，洗脚肯定当作资产阶级生活，会挨批判的！书记愣得哑口无言。看来，即便没经历过那个时代，只要从上一代那里接纳的记忆稍稍完整一些，就会得出另一种记忆结果。

影响记忆三大因素
在记忆历史中，影响记忆改变的因素有这样几种：
记忆主体
在研究记忆的历史中，研究记忆的主体十分重要。研究了记忆主体的情形之后，才可以分析出记忆历史发展变化的原因和背景。
贫寒主体与温饱主体的记忆截然不同，认同现实主体与不满现实主体而引起的记忆也不一样。比如20多年前，大多数记忆主体从一个沉重的岁月刚刚走出，痛定思痛是记忆基调。人人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痛苦记忆，贫困、冤屈、反省弥漫于记忆的主体。如今，生活刚刚富裕一些，在许多人的记忆里，痛的记忆日益淡薄，贫困的记忆改为大家平均，冤屈的记忆改为时代需要，反省的记忆改为深情缅怀。20多年前，争取社会风气和党风的根本好转是普遍明确公开的话语，可谓自惭形秽；今天，风气究竟是否好转还没有明确的表达，但是积极为自己辩护成了记忆中的时尚。
近几十年来可以发现，几乎每隔十年，社会记忆就会出现显著变化。仔细分析主导社会记忆的那些人的经历就明白，这与他们的人生有直接关系。在哪个十年里入的党参加的工作提拔的干部就会形成哪个十年的人生观世界观，就会出现什么样的记忆。这样的记忆主体居于什么社会位置，也直接决定了我们的社会记忆。
每个人的生活、经历、知识各不相同，对时代的记忆，对自己过去的记忆当然也千差万别，可是我们长期所处的时代又是一个个人记忆被淹没被阻断的时代，所以，集体记忆常常代表着一切。集体也是一种记忆主体，就是大家的一致记忆，互相影响互相传染，特点是情绪化、无理性、摇摆不定，相当随意。尤其在文化素养、现代政治常识、理性判断偏低的时代，集体记忆基本是权力记忆的延伸。这种记忆，由于记忆主体的不自立，在记忆历史中最不可靠，也不具有思想价值，但确是时代情绪的真切反映。
政治符号
由于强大的权力记忆和统一的社会记忆是我们的时代特征，所以，强加给我们的符号记忆常常在心目中挥之不去，成为我们记忆的主导意识。
周扒皮、黄世仁、南霸天之类的人物符号，曾经是我们对一类人的强烈记忆，尽管今天阶级已经不再被提及，但这种人的特征依然保存在我们的记忆里。
如今的土地主宰者、矿山拥有者、工厂所有者、房地产把持者、外资代理人遍布各地，可是已经没有人将这些与我们曾经积极消灭改造的那个阶级划为一体。如今记忆中民国以前的商人、企业主、地主等，多是以爱国者、文化传承者、艰苦创业者、诚信之士和豪侠之士的面目出现，已经没有人将他们与周扒皮、黄世仁、南霸天联系在一起。其实，周扒皮、黄世仁、南霸天这类形象当初问世的时候恰恰是把他们作为“乔家大院”一类阶级的代表而塑造的。如今我们可以穿上某种中式服装，然后以此作为民族文化的标志而自豪得意，但是，在我们过去的记忆里这样的服装早就锁定为地主老财及其所有剥削阶级的象征，从作者为黄世仁这些人起的名字便足以看出当时对传统文化的敌对情绪，整个时代和社会当时都以彻底灭绝他们为最终目的。于是，在人们的现实记忆中出现了三种形象：现实民族产业的代表、近代民族企业的典范和政治历史中的反动派。也就是说，周扒皮、黄世仁、南霸天之类继续作为丑恶形象活跃于舞台上和人们的日常话语中；乔家大院、大宅门等等，却被恢复于美好记忆里；而一批批致富带头人、富豪排行榜、知名企业家则被社会所仰视。在这既认可又否定、现实实际肯定和传统话语理论反对的交错中，人们的记忆不时变换，随需要而定。
政治符号肯定与实际运行否定也是多年来的一大特色，人们已经浑然不觉。你会发现，一方面，人们在历史政治符号的肯定中坚信几十年的一切；另一方面，又在眼前现实中不断革除这一切，因为否定才可以带来进步。在这矛盾的生活里，一些人甚至是很多人逐渐接受了这样的记忆结果：当年合理今天合情，当年应该如今必需，当年一切都对，现在什么也没错。好像在说当年只有春节才供应三两瓜子很英明，眼前的天天瓜子皮满地也非常伟大。
1978年以后，我们最大的现实觉悟就是明白了《东方红》和《国际歌》原来根本不能放在一起高唱；1978年以后，我们最流行的现实话语就是嘲笑讲了几十年的“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需要我们去解放”。现在，政治符号记忆经过30年的顽强坚持，终于改变了我们那时的事实记忆，包括我们曾经的觉悟和话语，那时的事实记忆也在政治符号记忆的始终延续和自己的时过境迁中最终不见了。2007年10月11日，我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剧院一次重要的官方演出中听见了1959年诞生的歌曲《唱得幸福落满坡》。一位农民在大跃进的第二年表现出这种心情并不奇怪，令人惊讶的是今天舞台上的著名主持人李扬却说：“这首歌反映出当时中国农民在党的英明领导下所取得的伟大胜利。”三年大饥荒，千万人死于非命，因为什么，这似乎是个定论。官方的中共党史、中共《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所有官方表述，几乎都否定了大跃进，改革开放在农村的最大成果就是撤销了人民公社。我想主持人和撰稿人也无意为人民公社为大跃进翻案，无非由于长时期的政治符号记忆灌输，英明、伟大、胜利成为铁定形容，而具体现实的记忆在这种强力符号记忆下便很难呈现出来。
近些年在“八○后”及其父母中间，我曾经多次询问过：当初我们为什么要改革开放？不料由于政治符号记忆与现实生活的严重剥离，几乎没有人再可以准确回答这一当代中国历史最为重大的问题了。因为依据现存的政治符号记忆，改革开放已经近乎吃饱了撑的！
社会环境
在很长时间里，我们对抗战历史的记忆只是一小部分；在很长的岁月里，我们对中国近现代史的记忆只有几次革命、几次起事、几次侵略战争，而当时的中国其实还发生了许多重大事情，还有许多社会变迁和制度建设。对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我们的记忆从来只限于一隅，仅限于一小部分人；可是，这30年的中国还有更广泛的地区，还有更多的人，还有一个控制全国的政权，还出现了许多影响深远、决定当时中国社会走向的历史事件，我们却一无所知。在二十世纪下半叶，世界发生了许多大事，产生了许多重要人物，但是在我们的长期记忆里，只存在一些国家的政党和领袖的名字，甚至还对他们的总理、部长了如指掌。有的是因为天天喊打倒，有的是由于每日喊支援，有的大概老上报纸老接见。诗人北岛曾经回忆纽约的一次乘出租汽车的经历。他问那位司机是哪里人，不料司机大为光火，说别问了，说了你也不知道。北岛追问为什么，他回答已经有许多乘客问过，但都说没听过，使他很没面子。北岛依然追问，说自己说不定知道呢。司机终于说出了阿尔巴尼亚，北岛不但知道，还说出了首都和过去那位领袖与总理的名字。司机兴奋得连车资都免了。北岛说的没错，那个时代的我们每个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谁不知道霍查、谢胡，谁不知道地拉那。有些记忆力强的人还知道他们的国防部长巴卢库，这个名字恐怕连今天的阿尔巴尼亚人都闻所未闻了。
这样的独特记忆来自于当时我们所处环境的左右，我们只能具有如此的记忆。这种记忆表明，记忆深受环境的影响，假如处于一个完全封闭的环境中，这种记忆连犹豫的可能都不存在。
由于大多数人不阅读不思考，一种当下的社会舆论常常也成为改变记忆的因素。我们过去的记忆里，起码整整30年是坚决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是打倒以色列，是全力支援以色列的对立面。不想，前些年的几个湮没几十年的二战故事被舆论挖掘出来，大面积重新提起，立即将从前的记忆一概抹去。我走到任何地方，直至日本、俄罗斯，都有中国人在告诉我，以色列人对中国人特别友好，那是因为中国人在二战期间帮助过犹太人。其实，日本一位外交官也为犹太难民发放了大量签证，一些国家也接纳了大量犹太难民。而在那几个二战旧事被重新发掘前，说实话，据我所知，以色列人对中国人一直都不错，但在我们这里的社会记忆中基本不占位置。其实，与当时的中国人接纳犹太人类似的，更有理由被提起，被书写的，就是在二十世纪初，大量“白俄”涌到中国，遍布许多城市。中国人接纳了他们，他们也为中国带来了优秀的艺术，交响乐、芭蕾舞，最早的中国艺术家大都经受过他们的培育。直至当今，“白俄”的许多后代还生活在中国。这一段历史，很少有人叙述，也没听见有人说如今已经变了颜色的俄国人因此感激了中国。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像我们这样的社会，昨是今非是一大特征，这就令我们的记忆历史更富有色彩，更带有研究价值。记住并研究我们的记忆历史，特别是近现代的记忆历史，可以深入显现社会的变化、人的心路历程。记忆历史，从某种意义可以说，就是我们的所有历史。
写于2007年9月25日
定稿于2008年10月6日

注：我们曾经历了一个很长时期的人人关心政治的时代，好议论政治成了现代民族习惯。但多数人的现代政治素养却很低，阅读又相当贫乏，理性思维基本不具备，连一般的逻辑训练都没有，加上各种限制，所以，大多数人的话语很难发表出来，报章杂志书籍发布的文字，也就是官方、专家、媒体的公开记忆，常常并不代表多数人，甚至也不代表他们自己。这样，网络和私人交谈就成了我了解记忆的主要途径。关于二十多年前的那些记忆，我主要查出当时的报纸记载，还有我当时的阅读与交谈的记忆；当今的记忆，我主要取自网络和各类谈话、访问。与我谈话、被我访问的人均确有其人，但恕我隐去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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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资料】

按：瑞典汉学家、文革史家沈迈克给本刊发来了他所收藏的文革小报《保定工人》1968年8月20日刊登的保定地区革命委员会和保定市革命委员会名单（据原件扫描）。本刊据此整理录入，并请余汝信先生对照有关史料作了个别订正。现刊登以供研究者参考。并向沈迈克、余汝信先生深致谢忱。

保定地区革命委员会名单
（1968年8月18日成立）

主任——
刘海清，46岁，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学生，三十八军副军长
副主任——
陈哲，47岁，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学生，原河北省农业厅厅长
刘长希，50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农民，保定军分区司令员
杜森尧，51岁，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学生，保定专员公署副专员
杨连甲，29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学生，保定变压器厂工人
刘学兰，女，22岁，家庭出身下中农，本人成份学生，保定市评剧团伴奏员，共青团员
常委——
吴洪年，47岁，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份学生，三十八军训练队政委
刘安民，52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自由职业，三十八军后勤部部长
陈培民，41岁，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学生，一一四师副政委
李 辉，44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农民，铁道兵十四师副师长
苏国柱，45岁，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学生，保定军分区拟任第二政委
王 醒，45岁，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学生，保定军分区副政委
邢仁武，46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农民，空军第六航校副校长
杨培生，52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农民，原保定专员公署专员
苏 锋，50岁，家庭出身下中农，本人成份学生，原中共保定市委书记
钟翔云，51岁，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工人，原保定市人委市长
吕 毅，42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农民，原保定专署农林局局长
寇志寒，27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工人，定县东方红机电厂工人，中共党员
王会臣，33岁，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工人，保定棉纺厂工人，中共党员
曹炳军，35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农民，新城县永安庄大队民兵连长，中共党员
杨素霞，女，20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学生，保定要武战校学生，共青团员
杜庭兰，50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农民，保定地委监察组组员，中共党员
刘顺年，30岁，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学生，保定专署生产办公室技术员，共青团员
委员——
侯焕民，52岁，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学生，保定军分区副司令员
王祝金，40岁，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份学生，一一四师副参谋长
王希佩，39岁，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学生，一一三师炮三九三团副政委
董书荣，46岁，家庭出身雇农，本人成份雇农，一一二师政治部副主任
袁文纲，42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学生，三十八军检察院检察长
康庆辰，47岁，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份学生，四五○二部队政委
张永然，45岁，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农民，定县武装部部长
顿良弼，43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农民，清苑县武装部政委
安景清，44岁，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农民，满城县武装部政委
谢同英，48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军人，野战一○一医院院长
张树折，38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学生，三六六部队副政委
王洪儒，48岁，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工人，原保定专署副专员
王 浩，47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军人，原保定专署工业局党委副书记
刘朝燕，47岁，家庭出身中农，原中共定县县委书记
许大发，53岁，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店员，原中共易县县委副书记
刘质鲁，50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学生，原清苑县人委副县长
马士云，43岁，家庭出身下中农，本人成份学生，原中共安国县委副书记兼县长
宫秉志，40岁，家庭出身上中农，本人成份学生，原中共里县县委副书记兼县长
史全禄，41岁，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农民，原中共高阳县委代书记
谢显奎，53岁，家庭出身下中农，本人成份农民，易县西水冶大队贫协主席
常北女，女，49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农民，高阳县北蔡口大队大队长
刘瑞祥，28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学生，易县五金厂工人，共青团员
姚 兴，27岁，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工人，易县农机站工人
于瑞年，28岁，家庭出身下中农，本人成份学生，清苑县农机站工人，共青团员
刘福财，34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工人，曲阳县拖拉机站工人，中共党员
范鸣华，29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工人，里县拖拉机站工人，中共党员
赵川江，28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农民，阜平县委司机，中共党员
赵兰锁，36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工人，望都搬运大队工人，中共党员
李增考，30岁，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工人，唐县柴油机厂工人
田 申，25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工人，满城县钻井队工人
杨春生，27岁，家庭出身下中农，本人成份工人，满城县修配厂工人，共青团员
刘志君，27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学生，徐水邮电局工人，共青团员
刘锁引，31岁，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学生，安新农机站工人，中共党员
姚业武，33岁，家庭出身下中农，本人成份工人，雄县修配厂工人，中共党员
王克城，33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工人，定兴机修厂工人，中共党员
高 辉，27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工人，定县电力局工人，中共党员
王文荣，28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学生，省地质区测队工人
岳林斌，27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农民，定兴县方家庄公社社员，中共党员
吕德芝，女，20岁，家庭出身下中农，本人成份学生，涞水县东文山公社社员，共青团员
王改珍，女，23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学生，唐县高昌公社高昌大队社员，中共党员
何祥子，28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农民，徐水西崔庄大队社员，共青团员
杨大棉，女，21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农民，安新来城大队民兵副连长，共青团员
潘大兵，38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农民，完县大恩村党支部书记
王 连，27岁，家庭出身下中农，本人成份农民，易县神矿公社社员，中共党员
尹同仁，28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学生，清苑县中冉村社员
宋振深，32岁，家庭出身下中农，本人成份农民，清苑县北大冉村社员，中共党员
李文祥，52岁，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农民，阜平县城南关公社后屯大队社员，中共党员
钟海楼，23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学生，安国县张家营村社员，共青团员
孟 林，27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学生，安国城锁公社农民，共青团员
李彦国，女，23岁，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学生，博野县北白砂社员，中共党员
杨改桥，女，19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学生，博野县小店公社西杜大队社员，共青团员
李同义，22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学生，高阳县城关镇公社社员，共青团员
刘桂池，28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农民，望都城内大队社员，中共党员
杨德龙，28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学生，保定前屯公社社员，共青团员
贾国昌，27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学生，定县李亲古区北高逢大队社员，中共党员
徐丙秀，57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农民，涞源刘家庄大队社员，中共党员
高章启，27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农民，容城平王公社社员，中共党员
兰汉文，21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学生，保定新一中学生
臧 昭，20岁，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学生，曲阳县中学学生，共青团员
朱秀娥，女，21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学生，里县中学学生，共青团员
刘丰旭，20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学生，完县中学学生，共青团员
周章普，19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学生，雄县中学学生，共青团员
孟广乐，22岁，家庭出身下中农，本人成份学生，容城中学学生，共青团员
石俊国，女，21岁，家庭出身下中农，本人成份学生，定县师范学生，共青团员
魏宝才，21岁，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学生，新城东风中学学生，共青团员
宋福进，22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学生，清苑县李庄中学学生，共青团员
宋金辉，34岁，家庭出身下中农，本人成份学生，保定日报社记者，中共党员
谷美鑫，38岁，家庭出身下中农，本人成份军人，保定专署二轻局科员
刘德昌，40岁，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学生，涿县干部，中共党员
丁德进，33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军人，涿县干部，中共党员
王再兴，33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学生，涞源中学，中共党员

（附）保定市革命委员会名单
（1968年8月18日成立）

主任——
苏国柱，45岁，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学生，保定军分区拟任第二政委
第一副主任——
钟翔云，51岁，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工人，原保定市人委市长
副主任——
孙玉山，45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学生，三十八军政治部副主任
苏 锋，50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农民，原中共保定市委书记
张学武，23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学生，保定市房管处工人
孟惠琴，女，22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学生，保定红二师学生，共青团员
常委——
万传殿，47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农民，空字○一二部队团政委，家庭出身贫农，
刘福田，41岁，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学生，保定市人民武装部第二政委
陈强田，42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学生，三十八军高炮团政委
徐瑞恒，41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学生，三五八六部队副团长
高牧文，43岁，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份学生，三十八军司令部炮兵室副主任，
王 铁，55岁，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农民，原保定市人委副市长
卢新春，44岁，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农民，原中共保定市委临时常委
杨国华，39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学生，原保定市人委代副市长
黄 芳，43岁，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学生，原中共保定市委宣传部部长
徐 孟，30岁，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工人，水利局工程队工人
于 凯，22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学生，尚庄公社后辛大队政治队长、民兵副政治指导员，共青团员
赵庆祥，36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农民，韩庄公社社员
戴宝成，26岁，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学生，河北农大学生，中共预备党员

委员——
邱玉停，47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学徒，保定军分区副司令员
李青山，39岁，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份学生，保定市人民武装部部长
王焕山，44岁，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农民，保定市人民武装部副政委
王胜元，43岁，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学生，三十八军后勤部处长
张 勇，40岁，家庭出身富农，本人成份学生，三十八军政治部副处长
王茂春，49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学生，二六三医院政委
冉东康，42岁，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学生，一○四医院院长
张一生，37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学生，交通运输局副部长
于学军，33岁，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工人，铁路机务段工人，中共党员
王俊起，33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工人，华二公司工人，中共党员
尹陆和，27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学生，六○四厂工人，中共党员
庄新宝，36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工人，列电基地工人
杜文祥，32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工人，针织厂工人
李希俊，23岁，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学生，惠阳机械厂工人，共青团员
李铁锁，28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学生，新中国面粉厂工人，共青团员
李储伍，26岁，家庭出身工人，本人成份学生，惠阳机械厂工人，中共党员
郄连发，36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军人，房管处工人，中共党员
郝梦山，43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工人，华二公司工人，中共党员
康卫忠，28岁，家庭出身下中农，本人成份学生，棉纺厂工人
伍希忠，37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工人，省建一公司工人，中共党员
周建光，34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学生，市建工局工人
郑韶元，31岁，家庭出身下中农，本人成份学生，化纤厂工人，共青团员
杨春子，28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农民，韩庄公社社员
李保坤，48岁，家庭出身下中农，本人成份农民，南大园公社社员
臧彦祥，26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学生，南齐公社社员
王爱菊，女，23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学生，保定市南大园公社民兵指导员，共青团员
范志明，20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学生，保定农专学生
赵 成，24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学生，农专学生，共青团员
汪金锁，19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学生，三中学生
张绍礼，21岁，家庭出身工人，本人成份学生，电校学生
刘长顺，37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学生，保定市委干事，中共党员
赵子信，36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学生，市直机关干事，中共党员
王 力，32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学生，保定市郊区委干事，中共党员
马岱海，40岁，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工人，保定市财委副科长，中共党员
张义林，43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农民，保定市公安局科长，中共党员
孙秉熙，35岁，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军人，市煤建公司业务员，中共党员
汪志仁，35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学生，保定市五金站一般干部，中共党员
张晓天，30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学生，市委办公室交通员，中共预备党员
曹瑞芳，女，28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学生，市第一医院护士，共青团员
程振强，27岁，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学生，保定一中教员，共青团员
阎宝存，23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学生，中华路小学教员

说明：军队代表和党政领导干部代表均系中共党员，不再另行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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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重庆文革亲历者积极撰写回忆录

樵 余

自原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8•15战报》主编周孜仁的回忆录2002年在网络刊物《文革博物馆通讯（华夏文摘增刊）》上连载（连载时名《红卫兵小报与我》，2006年更名《红卫兵小报主编自述》由美国溪流出版社出版）后，重庆的文革亲历者撰写回忆录的人越来越多。
重庆大学另一位曾任八一五战斗团《8•15战报》主编的黄肇炎也写出了回忆录《沧海一滴•第九章：文革亲历》，发表于他的博客上。
另一位原重大八一五成员、校广播站工作人员张德昂，先后写出了《文革杂忆》、《文革岁月》，在其博客上连载。
此外，原重大赤卫军成员黄昌国的回忆录《文革中我在重庆当保皇派和炮打中央文革的回忆》，已经发表于《文革博物馆通讯397期（华夏文摘增刊563期）》（2007年3月20日出版）。
目前，原重大八一五主要负责人黄顺义也开始写作回忆录。最初写成的几节已经由黄肇炎发表于博客上征求意见。现黄顺义还在搜集资料，为进一步的写作做准备。另一位原重大八一五负责人、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周家瑜（文革中一般写作周家喻）也正在朋友帮助下整理口述回忆。
原重庆反到底一号负责人、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李木森已写成回忆录《亲历重庆大武斗——重庆反到底派一号勤务员自述》（何蜀整理），由著名文革史研究专家王年一、余汝信分别写了序。这部回忆录中的一些片断已在《文革博物馆通讯339期（华夏文摘增刊505期）》（2006年6月12日出版）和四川省社科院《当代史资料》及电子刊物《往事》第32期、《记忆》第二期发表。
原反到底派工人造反军一支队负责人朱登明的回忆《我所知道的重庆1967年“八二二”宽银幕电影院事件》已在《文革博物馆通讯424期（华夏文摘增刊591期）》（2007年8月14日出版）发表。
原反到底派西南师范学院八三一战斗纵队成员、曾作为砸派（即反到底派）代表参加1967年4、5月中央解决四川和重庆问题会议的西师中文系教师杨向东，写成了回忆在1967年武斗中被八一五派俘虏、关押经历的《多雪的春天——被困于集中营的65天》，发表于潇湘书院网站，此后继续在写作文革前期如何支持《红岩》作者罗广斌、杨益言造反及参加中央解决四川和重庆问题会议有关经历的回忆录。
原反到底派农总司负责人、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常委蒋良之已写成回忆录《一个造反派农民的文革十年》（何蜀整理）。
原八一五派后期主要负责人、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常委陈万明已完成长篇回忆录初稿，正在修改。
原重庆长江电工厂八一五联合指挥部常委（分管后勤）、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委员黄荣华（女）的回忆录《我怎样成了“江青的干女儿”》（何蜀整理）也已经完成初稿，正在作补充修订。
原反到底派江北指挥部一号负责人、江北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苏静康已写出回忆录初稿，正在修改。
原反到底派重庆师专附中（今第八中学）井冈山红卫兵负责人黄开全已经写好文革回忆录，正在征求意见进行补充修订。
原反到底派工总司勤务组副组长、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黄廉，在网上发表了由老田整理的《重庆文革口述史——黄廉访谈录》，因其内容在史实上有诸多编造不实之词，引起许多批评和当年两大派不少人的反感，不过对一些原重庆两大派风云人物来说，也起到了促使他们写出自己认为真实的回忆的激励作用。
原重庆市曲艺团著名评书艺术家徐勍（2008年获中国文联、中国曲协牡丹奖终身成就奖），因反对小说《红岩》作者罗广斌、杨益言造反而介入文革运动，从反对八一五派（重庆造反派在造反初期的统称）变成“八一五的广播员”。他的回忆录《口舌人生》由重庆出版社出版时，文革部分内容被作了删节处理。不过仍保留了他因“八一五的广播员”名声而在达县地区被与反到底派同观点的武斗队俘虏险遭枪毙的一段惊险回忆。此后他又写成了《口舌人生中的一段插曲》，详细讲述了他怎样从反对罗广斌、杨益言造反而介入文革运动的经过。发表于《文革博物馆通讯419期（华夏文摘增刊586期）》（2007年7月4日出版）。
甘犁（杨世元，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离休干部，文革时为重庆市文联业务组组长）所写有关重庆市文联文革情况的《“焚琴煮鹤”诗案——老诗人邓均吾之死》，已发表于《文革博物馆通讯229期（华夏文摘增刊393期）》（2004年9月6日出版）。
原重庆市人委秘书张光明，文革中先后任驻重庆大学工作组成员、市革筹工作人员，已经写成长篇回忆录《骚乱的重庆》，从一个市级机关工作人员角度回忆了文革中的经历和见闻，已在他的博客上连载。
这些回忆录的写作尽管观点各异，但大多能按照亲历亲见亲闻来写，已经形成不同角度不同层次抢救历史记忆的可喜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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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回顾】

2008年与文革有关的十件事

本刊编辑部

一、2008年1月12日，由独立制片人胡杰执导的电影纪录片《我虽死去》获香港举办的首届华语纪录片奖最佳长片奖。该片通过卞仲耘家人的回顾，讲述了文革初期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被本校女学生殴打致死的历史。胡杰的得奖感言只有一句话：“我希望这样的灾难，不要再在中国重演。”
二、3月，京剧进中小学课堂的教育部计划正式启动。首批来自全国10省市的22名中小学音乐教师在沈阳师范大学接受培训。在教育部组织专家选定的15首京剧曲目中，“样板戏”竟占了9首。各界惊诧，不少专家学者提出批评。
三、自4月起，卜伟华著《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和史云、李丹慧著《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孔》相继在香港出版。这是七年前由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启动的研究项目（邀请国内从事中共党史和国史研究的专家撰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所出的成果。这套国史共分十卷。卜伟华所著列为第六卷，史云、李丹慧所著列为第八卷。这是由大陆学者独立撰写而未经中共官方审定的文革史著作。
四、6月，原安徽“八二七”派学生领袖梁守福（文革时为合肥工业大学无线电系六六届毕业生，中共党员，在中央首长“九五”讲话中将其名字错印为梁守富）的长篇回忆录《乱流浮沉半生缘》在网上发表。接着，他又发表了《文化大革命是完善人性的革命运动》。称“文化大革命不仅是一场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大革命，同时也是一场净化人性、完善人性的新伦理和新文化的教育运动。”
五、7月，文革中的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文艺组组长陈冀德的回忆录《生逢其时——“文革”第一文艺刊物〈朝霞〉主编回忆录》由香港时代国际有限公司正式出版。
六、8月，由丁盛口述、金光访问记录、余汝信整理编注的《落难英雄——丁盛将军回忆录》，由星克尔出版（香港）有限公司正式出版。
七、8月20日，华国锋逝世。他是毛泽东选定的最后一位接班人，同时也是他主持结束了毛泽东自视为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件事之一的文化大革命。华国锋的去世引起了学术界对文革及后文革时期一些问题的讨论。
八、9月13日，由民间学者创办、供文革研究者交流参考的电子学术刊物《记忆》创刊。选择此日创刊，是为了纪念在2007年9月13日去世的文革研究先行者王年一先生。《记忆》在2008年里共出了十期，得到了国内外学人的普通关注，读者遍及亚、欧、美、澳。
九、10月中旬，西班牙维多利亚国际摄影节推出《罗伯特•卡帕与李振盛纪实摄影联展》。15、16日两天里先后为李振盛和罗伯特•卡帕的影展分别举行新闻发布会。对中国摄影家李振盛的文革纪实摄影展，西班牙的电视、报纸作了大量报道，欧美主流媒体驻西班牙记者也到场采访并作了报道。
十、10月25日，《重庆时报》、《重庆晚报》同时报道，目前全国最高、最大的一座毛泽东不锈钢塑像主体工程在重庆医科大学大学城校区竣工。此事在网上引起热议，肯定文革者称此像将毛泽东塑成了邓小平，是丑化毛泽东的阴谋；否定文革者称此事系为文革招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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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读往来】

1、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编辑张杰先生来信指出，阎阳生的文章《清华附中红卫兵100天》中提到：“（1966年‘八月的北京……’）火烧英国代办处和围攻印尼使馆也有清华附中红卫兵的身影。”此说有误。火烧英国代办处发生在一年后的1967年8月。难道1966年8月印尼使馆就被围攻过？只记得姚登山等人被驱逐是1967年4月的事情。

2、庄菁瑞女士致信本刊，谈了她对《记忆》第十期何蜀评国史八卷和刘双《毛泽东对联动的捉与放》等文的感想。兹摘录如下：
同意您的观点，造反派组织的群众运动文化已经覆盖红卫兵文化，没必要也不应该重新树立一个新的概念。否则犯的不仅仅是概念重复，还会误导读者。
“红卫兵的肆虐在文革初期是北京城独有的一道风景线。傲慢跋扈、冷漠清高，愚昧无知、凶横无常，就其民众性而言，红卫兵比后来的‘造反派’要少得多”——说得很对。“傲慢跋扈、冷漠清高，愚昧无知、凶横无常”，这四句形容得很准确！红卫兵运动是以与人民为敌的面貌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的。他们高举血统论的旗帜，引起人民群众的反感是理所当然的——以我的记忆，我外婆对红卫兵的感觉，有点像后世的人们对东厂的那种感觉，很恐怖的感觉。
“1966年的夏天，在北京城出现过被诗人食指喻为‘波涛汹涌的海洋’的狂潮。那是一片红色的海洋。那扑天盖地的浪头出现在八月十八日的清晨的地平线上。东方红，太阳升，初升的烈日把万物染红，旗帜是红色的，袖标是红色的，领章是红色的，帽徽是红色的，古城墙也是红色的。这凝固的红色在夏日的高温下开始熔动，像红色的沥青流将文明的一切无情地覆盖了。林彪那鬼怪似的呼喊声在古都的上空回响着，挥之不去。夜幕垂降，红卫兵身披落日的余辉，挟天子之威，挥舞着手中的武装带，冲向社会。血从人的身体中喷出，染红了街道、校园。书在燃烧，文物在燃烧，在昼夜不停地开动的焚尸炉中，人的尸骨在燃烧。那腾腾的火焰也是红色的。这就是红八月，这就是高潮中的红卫兵运动……”太喜欢这段文字了，它将我带回儿时的回忆。我这辈子，对这个世界的第一个记忆，就是这样的疯狂画面。我那时3岁多，沈阳城内的一切就是红色疯狂，半疯的人，神经病的事，我太小，没有思维，只有意识的反映，正因为这样，留在记忆中的一切，才是那样的清晰，单纯，没有任何主观的偏见。
我外婆那时正在北京，我表弟66年出生，外婆去帮忙照顾，亲眼看见红卫兵折腾牛鬼蛇神，画鬼脸，剃阴阳头，罚跪，挨打，吓得够呛，因为她本人也属此类，所以赶紧逃回沈阳，躲过一劫。
看了这10期的《记忆》，长了不少见识。但有个感觉，里面纪实性回忆文章写的好像都不够戏剧性。其实文革中发生的很多事，今天看来都是很戏剧化的，有很强的故事性。不知您认为如何？由此，我想到我们那个大院的事，本身就是一部小说，其中的人物太可爱了，而且一个大院就是整个沈阳城的缩影，文革的要素，该有的都有了。要是能写出来，一定比您《记忆》中的任何纪实文章都好看，目前文坛上还没有这类的东西。
2008年12月29日

3、阎阳生先生在致余汝信先生的信中，对卜伟华撰写的《阎阳生〈清华附中红卫兵100天〉若干史实辨正》一文（载本刊2008第10期）作了回应。有关内容如次：
卜伟华没有告诉我他写的辨正附录，但看了后觉得他的做法也有道理，否则就没有他这篇专业水平的文章了。卜伟华的18条，以我“大而化之”的“生性”，取头留尾解释一二。
1、对红卫兵“100天”的质疑是对的。我初稿就是《清华附中红卫兵200天》。
2、对大学生的问卷调查质疑是对的。他的疑问我都能说明，但是我能写出来吗？
即使如此，如果没有《炎黄春秋》的编者的眼光和勇气，也无法发表。虽然是亲历者，但我尽量做到全方位零观点无立场。能引起专家的如此细致的考证和校勘，已达到目的。

4、上海学者冯锡刚先生赐函本刊：“记忆腥风血雨史 拓开民主自由天。谨以此联语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