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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忆 ２００９年７月８日第１７ 期
ＲＥＭＥＭＢＲＡＮＣＥ 总第二十七期
２００８年９月１３日创刊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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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口述历史
我与“南京事件”——李西宁教授访谈（节录）
风云人物
杜钧福 陈伯达倒台之前指示搞“炼钢自动化”
蓦然回首
费 明 我童年的文革记忆
文革起源研究
朱 磊 从“自我检讨”到“大批判”——文人理想和信念的彻底破灭
故纸堆
文革教材节选•语文
简讯
余汝信 成都出版《文化大革命时期资料选编》
小资料
山西省各地级革命委员会领导人名单
编读往来
读者陈闯创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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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历史】
我与“南京事件”
——李西宁教授访谈（节录）
访谈者：董国强
访谈对象：李西宁
时间：2007年1月15日
地点：南大中美研究中心
[李西宁：现任加拿大圭尔夫大学计算与信息科学系教授，业余从事文学创作，有多种文学作品发表。文革爆发时是初中生。1972年作为工农兵学员进入南京大学数学系学习。1976年“南京事件”时是数学系团总支书记]
李西宁：我家在扬州。我的家庭出身，按照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的说法叫“革军”（革命军人）。我父亲原来是部队上的，不过他的身体一直不好，所以从1955年开始就不工作了，在家里休养。我的母亲也没有工作，就呆在家里照顾我的父亲。他们两个人的爱情和婚姻，与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里面的主人公石光荣、葛玲他们完全一样，哈哈……我有4个兄弟姐妹。
文革爆发的时候，我刚开始上初中一年级，大概13岁。我这个人有记日记的习惯，从很小就有这个习惯，所以我至今还保存着小学和中学的日记。现在翻翻这些当年的老日记，里面充斥着“革命”的思想和辞藻。实际上早在文革爆发以前，学校里面的教育就开始变味了。我记得我们刚上初中的时候，我们的班主任老师上来的第一句话，就是要我们“一颗红心、多种准备”，要我们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要我们随时准备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干革命”。我所在的这个班是个重点班，班上都是些干部子弟和工农子弟。当时对家庭成分是很看重的。
我们在初中上了一学期，还没有到期末考试，政治气候就不大对劲了，中央开始下文件批什么“三家村”啦、“四家店”啦。我们当时是小孩，什么都不懂，就是跟着凑热闹，反正只要报纸上一说谁反党、反毛主席，我们就义愤填膺。所以红卫兵运动起来以后，我就参加了红卫兵。我们当时是“黑字兵”，因为我们的袖章是红底黑字。与我们对立的是“黄字兵”。现在一般人都简单地将“黑字兵”看作“保守派”，而把“黄字兵”看作“造反派”。其实我们“黑字兵”当时也干了好多造反的事，比如“破四旧”啦，砸天主教堂啦，扒史可法的坟啦，那都是我们“黑字兵”干的。我特别记得那次我们到扬州高明寺去“破四旧”，把庙里的围墙和大殿都拆了，结果发现里面藏着好多铁皮盒子，打开盒子一看，里面都是些馒头干。现在回想起来，这大概是庙里的和尚们为了备战备荒，把信徒们供奉的那些馒头切成片晒干了存放在铁皮盒子里。但是当时我们红卫兵的阶级斗争警惕性很高，就认为不得了，这些东西很有可能是阶级敌人的残渣余孽为国民党反攻大陆准备的军粮，结果就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这个还在其次，更可怕的是，当年扬州高明寺是一个全国著名的佛教胜地，寺里面收藏了很多佛教经卷，我们红卫兵把这些经卷全部搬出来堆在院子里，那真是像小山一样啊，散发出来的檀香味在几里路外就可以闻到，也被我们一把火全烧掉了！
那个时候我们“黑字兵”在这些方面看起来好像是很革命的，“破四旧”嘛。完了我们还抓了很多“牛鬼蛇神”，包括扬州地委辖区范围内的所有“坏分子”，把他们全部集中关押在扬州市佛教协会里面。我当时是“纠察队”的，专门负责看管这些犯人。
我还参加了保卫地委的斗争。当时“黄字兵”要冲击地委，我们“黑字兵”就去保卫地委。大家手挽着手，肩并着肩，组成一道道人墙。我们轮班下来休息，地委专门给我们做了肉丝面，那个肉丝面还蛮好吃的，哈哈……那个时候我们年龄太小，实际上什么都不懂。
后来风头变了，中央开始公开支持“造反派”。我们“黑字兵”里面的几个头头一看大势不对，就提出我们要去长征，就是沿着当年红军长征的路线进行串联。最初的计划是先到井冈山，然后再到瑞金，然后就一直沿着红军长征的路线到延安，然后再从延安到北京去。当时我才14岁，激动得不得了，也自己背着行李，跟着一帮子大哥哥、大姐姐们出发长征了。我们一路走到浙江金华，突然中央下文了，要求红卫兵停止串联，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这个时候我们已经走了一千里路了，也实在有点累得吃不消了，于是就遵照中央的指示“打回老家去”了。当时扬州还不通火车，我们从金华坐火车到了镇江，然后从镇江坐船到了对岸的六圩，嘿！“黄字兵”正在六圩那里等着我们呢！我们“黑字兵”一下了船，几个头头马上被“黄字兵”抓起来了，连拖带打地把他们弄回到扬州来。我当时还小，倒没有受到惩罚。
“大串联”的时候，我倒确实是跑过不少地方，到过广州、上海，但北京始终没有去成。当时我非常想去北京，但是去北京的人太多了，中央便采取措施加以限制，所以我没有去成。哎呀，“大串联”对我们来说真觉得是共产主义啊，红卫兵到处乘车不要钱，住宿不要钱，吃饭不要钱。尤其是当时根本不用学习了，这个对我们这些小孩子来讲是非常幸福的，我们就这样一天到晚在外面鬼混。
回到扬州以后，“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冲突告一段落，“黑字兵”消亡了，我们这帮子人便全部参加了“黄字兵”，也成为“造反派”了。我们班上成立了勤务组，当时是几个贫下中农子弟担任勤务组成员，我们就跟在他们后面“复课闹革命”。其实也没有真正恢复上课，而是把老师们弄到学校来批斗。我记得当时重点批判了我们的地理老师和生物老师。尤其是那个生物老师被斗得很厉害。为什么要斗他呢？因为他在给我们上生物课的时候讲：“春天到来的时候，小鸟们都换上了美丽的衣裳，其中最美丽的要数那些公鸟，因为它在求偶，要去找对象，所以要把自己打扮得特别漂亮……”有的学生就提出来：“他这是在给我们宣扬什么东西？”所以对他批判得很利害。我亲眼看到我们班上有一个年龄很小的红卫兵手里拎着一根铜头皮带，照着那个老师头上“啪”地就是一下，那个老师马上就瘫在地上了爬不起来了。
我还记得有一次“黄字兵”批斗“走资派”，那个场面的确非常可怕。当时是在扬州工学院，“黄字兵”把那些扬州地委、扬州市委的干部们拉过来批斗，其中一个副市长被红卫兵剃了个阴阳头，他自己觉得非常难看，就乘着红卫兵不注意的时候，跑到外面的剃头摊子上去剃了个大光头。红卫兵发现了，这还了得！于是就把三张课桌架起来，上面放把椅子，让他爬上去站在椅子上接受批斗。批斗完了以后，一个红卫兵走过去照着最下面的桌子猛踢一脚，“轰隆”一声桌子、椅子全倒下来了，那个副市长就从上面重重地摔下来，当场就躺在地上不动了。
再往后，慢慢地造反派内部也有矛盾了。我们所在的那一派属于“红总”，所以南京的文凤来他们1月26日夺了省、市委的权，我们那一派在扬州也夺了权了。不过我当时还是很逍遥的，因为我们这些人虽然加入造反派了，但是我们是“黑字兵”反戈一击过来的，在造反派内部一直不大受到重视。所以我们成天就是打篮球啊，踢足球啊，一直很逍遥。但是后来两派一武斗，我们又来劲了！我们当时都是小孩子，对于大批判、大辩论之类的事情搞不大懂，也不大感兴趣，而对打打杀杀这类事情却感觉非常刺激。
当时扬州两派的实力对比，我们“红总”这边人数占优，“八•二七”那边人数较少，但是他们得到南京军区许世友的支持。所以“八•二七”他们在江苏军管以后是“拥军派”，而我们“红总”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反军派”。我们当时最恨许世友了，管许世友叫“许大马棒”（小说《林海雪原》中一个土匪头目的外号），哈哈……
我记得最有意思的是，扬州“红总”在江青“文攻武卫”讲话传达以后，立即成立了一个“武卫连”。而“武卫连”成立以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解放军的一个军火仓库抢了。那次我有别的事情没有去，看他们抢到枪回来真是羡慕得不得了啊。当时我们班上有个年纪很小的同学，回来以后屁股后面一边挎着一把驳壳枪，手上还拿着一把日本刺刀。那可是真刀真枪啊，威风得不得了！我没抢到真枪，就回家自制了一把土枪。武斗刚开始的时候，两边还是用长矛大刀打。抢完枪以后，两派的武斗就不断升级了，死的人越来越多。
那个时候“八•二七”的根据地是扬州工学院，我们“好派”为了打垮“屁派”，就向扬州工学院发起围攻。当时瘦西湖这边一字铺开都是“好派”的人，手里面都拿着长矛大刀。但是要进到扬州工学院里面去只有一条路，必须经过那座大红桥。“屁派”那边人少，眼看扬州工学院守不住了，他们就打算顺着乡下的小路向北边撤退，准备到北京去告状。为了延缓我们的进攻，他们弄了一辆大卡车堵在大红桥上，还放火把卡车烧着了。等到我们的人七手八脚地把火扑灭，冲进扬州工学院去，“屁派”那边的七八百人已经全部撤离了。我亲眼看见冲进去的“好派”中有人用大铁棍撬保险箱，就是抢钱啦。不过我们当时年纪还小，对钱财之类的东西不大感兴趣，我们就在扬工的学生宿舍里到处搜寻毛主席像章，最后弄了一大堆毛主席像章回来，那都是我们缴获的战利品，哈哈……
那次从扬州工学院回来以后我自己倒没感觉到什么，但是我父亲听说了这个事情感觉很后怕，生怕我早晚有一天会在武斗中被打死，于是就把我送回徐州老家去了。这样我就在徐州老家住了几个月，一直到武斗的高潮过去之后才回到扬州。在老家那段时间，我天天下地干活，掰烟叶子啦，炕烟叶子啦，泡麻啦，一天农活干下来，感觉辛苦得不得了。尤其是那些麻竿子，由于在河水里泡了很长时间了，起出来的时候臭得不得了，我们要忍住恶臭把麻皮从麻竿子上撕下来。哎呀，那段时间我多多少少体验到一些当农民的辛苦了。
我在老家那段时间，扬州的武斗又升级了。“屁派”那帮子人要跑到北京去告状，“好派”这边就一定要把“屁派”的这次北上行动扼杀在萌芽状态，于是就派了“武斗连”在后面追赶。当时一共动用了四辆大卡车，车顶上架着机枪，车上的人都全服武装，戴着钢盔、挎着冲锋枪。我的一个同班同学参加了那次追击，这些事情都是他后来告诉我的。大概追到淮阴一带，把“屁派”截住了。因为“屁派”那边当时有七八百人，只有两辆汽车来回倒着接那些老弱病残，其他绝大部分人都是步行，所以走得很慢。而且当时天气特别热，“屁派”的人走得累了，大家正在一条河里洗澡。结果“好派”追上去以后，就摆开架势用机枪、冲锋枪一通扫射。当时打死了多少人没有统计。后来“屁派”掌权了，还专门排演了一部大型话剧《血溅徐淮》，讲的就是这个事情。
幸亏我被我父亲送到老家去了，否则的话弄不好我也参加那次战斗，要是真的打死几个人，那就变成“三种人”了。我那个同班同学到底有没有打死人我不知道，反正他回来以后跟我讲，当时的场面确实很惊险，他自己都被吓懵了。同伴们打枪，他也跟着打枪。不过他没有朝着河里的人群打，而是朝天上打，朝地上打，朝树上打，朝那些到处乱跑的猪身上打，哈哈……
就在扬州的武斗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军宣队进驻我们学校了，把我们全部圈起来搞“军训”，要我们“复课闹革命”。那段时间发生的很多事情我现在的印象都不深了，唯一印象深刻的，是那位军训团的侯主任向我们传达中央关于“二月逆流”的文件。那次传达得相当仔细，这在我的日记里面都有记载，比如毛泽东是怎么批评陈毅、谭震林的。我听了传达以后，内心里面就产生一些想法了。因为我们过去多多少少也读过一些历史书，知道朱元璋杀功臣之类的事情，现在看看我们眼前发生的事情，毛泽东先是把“刘邓陶”打倒了，现在又要把这些老帅们打倒，这不是把那些当年一起参加革命的人统统都打倒了吗？这不是和朱元璋差不多吗？不过除了这种很肤浅的直观感受之外，我当时也没有往深处去想。
这之后就是解散我们红卫兵。这大概是因为毛泽东后来发现红卫兵组织也不大容易控制了，于是便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把我们这些学生都送去上山下乡。这样我1968年就下乡去了。
说实在话，我当时还很高兴，因为我从小就很向往独立的生活，总觉得在家里有父母管着，没有多大的自由，哈哈……所以能够离开父母我是挺高兴的。不过我父母不希望我下乡，他们想把我送到部队去。当时他们的那些老战友已经在各地军分区当首长了，他们对我父母说：“你们把孩子送过来吧。”但是我说不，我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滚一身泥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哈哈……
董国强：那您是初中毕业以后下放的？
李西宁：算是初中毕业吧。其实我们进初中以后就没怎么上课，数学大概学了一点小数点和一元一次方程，不过后来都还给老师了，什么都没有学到。
当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自愿结合，我就和班上四个比较要好的同学一起到兴化农村去插队。我在农村呆的时间其实并不长，大概两年的时间。但是在这两年里面，我的思想转变比较大。导致思想转变的原因，就是我们在农村看到的那些农民生活得那么苦，与我们以前从课堂上、书本上、报刊上听到的、看到的完全不一样。我们和农民们交谈，他们根本不跟我们讲什么大道理，他们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如何填饱自己的肚子。
其实我们插队的里下河地区是江苏比较富裕的地方，农业生产条件应该算是不错的，旱涝保收，但是那个时候当地农民很穷。我去的那年闹春荒，眼看那些农民家里都揭不开锅了，最后生产队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从东台那边借了一点大麦回来分给大家，这才渡过了春荒。我们知青稍微好一点，第一年国家还给些补助，生活没有多大问题。不过第二年我们就参加生产队的分配了。
我在农村呆了两年，感觉生活很艰苦。白天干活，虽然那些农民照顾我们，真正的重活都不大叫我们知青干，但我们还是觉得累得不行。另外那个地方当时还没有通电，晚上就是点煤油灯，那自然就谈不上看电视啦。也没有其他什么娱乐活动。我记得当时为了看一场《红灯记》电影，我们要步行30里路到东台，看完电影再走30里路回家。也就是说看一场电影要走60里路，哈哈……我们当时都是一些精力旺盛的毛头小伙子，到了晚上没有什么地方可去，我们哥几个就凑在煤油灯下面抽烟，一边抽烟一边瞎聊。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学会抽烟的。当时我们知青又没有多少钱，买烟都是买最便宜的那种，要么就是从老乡那里搞些烟叶子晒干了卷起来抽。哎呀，那段日子真是无聊透了！
大概就是在那段时间，我才开始真正怀疑一些东西了。当时我们也读了一些书，比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比如《唐诗三百首》等等。
董国强：你们那个时候能不能读到一些近代西方的理论性读物？
李西宁：读不到，但是能读到一些比较富于人情味的文学作品。再一个，当时有一首很著名的“知青之歌”，我们知青人人会唱。据有人后来考证，这首歌是一帮子下放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北京知青创作的，传到内地以后受到广大知青的热烈追捧，还衍生出许多不同的地方版本。我们会唱的那个版本，据说由一位南京的知青做了一些修改，词曲都有一些变化，后来就在大江南北到处传唱开了。
那个时候中国文艺的清教色彩很浓厚，很难得听到一首歌具有那样一种细腻、温柔、缠绵的情感，所以这首歌一创作出来，我们知青是人手一份歌词，大家都很喜欢唱，没事就聚在一起引吭高歌，哈哈……
在当时那个时代背景下，这首歌的作者也不敢把歌的词曲搞得过分悲伤，还要带有一点明快的、慷慨激昂的主旋律的色彩，但是我们这些知青唱着唱着，就会感到心里面发酸。后来我听说这首歌的作者被抓起来判刑了，罪名就是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董国强：那么这首歌在当时属于一种反面的东西？
李西宁：对，是反面的东西。所以尽管大家都很喜欢这首歌，没事就聚在一起唱，但是你也不敢把这首歌拿到“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大会”上去唱。
董国强：由此可见，那个时候的民间社会心理已经与官方意识形态有距离了。
李西宁：对，我们下放到农村以后，看到农村的景象并不像过去宣传的那样，好像社会主义新农村到处是一幅仙山琼阁的样子，再想想我们自己的现实处境，文革初期的那种革命激情就慢慢地淡化了，对主流宣传在思想上有点抵触了。我曾经在当年的一篇日记中写到：“一个人的假象在蒙蔽着所有的人，人人都生活在假象之中”，……“我希望自己能化作一颗流星，烧毁自己，照亮别人”。这实际上是用一种带有文学色彩的笔调来抒发一点心中的不满。不过我写到这里就不敢多写了，在当时条件下把自己的思想完全暴露出来那是相当危险的。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知青小组的几个人坐在一起闲聊，我们相互之间的关系非常要好，有点什么牢骚话还是可以讲讲的，不过在大家谈到中国政治现状的时候，我说了一句“天不变道亦不变”，乖乖，他们几个当时吓得脸色都变了，哈哈……从那以后我在他们面前讲话就比较小心了。
我们在乡下插队两年，生活非常辛苦。最苦的是去拉纤，从兴华到扬州，再从扬州到兴华，三天一个来回，日复一日地用自己的脚步丈量着运河大堤。我当时真是感到前途无望啊！
董国强：您当时是18岁吗？
李西宁：我下去的时候是16岁，两年后回城的时候我刚好18岁。
我是怎么回城的呢？我们下去两年以后，扬州市要创办一个钢铁厂，需要招收一大批工人。当时主持这个项目的革委会主任是个老干部，跟我父亲很熟，所以就把我也招工进去了。我到厂里一看，呵，那次招收的115名新工人差不多全是扬州市的一些干部子弟，哈哈……
我是1970年进扬州钢铁厂当工人的，学电工。回到扬州以后，我就觉得自己的思想变得十分活跃。当时厂里面有不少爱好文学的小青年，我们就自己开办了一个“文学沙龙”，相互之间经常交流。我记得那段时间我写过一篇短篇小说，题目叫《报复》，这篇小说与当时的主旋律是抵触的，所以不敢拿出去发表，只是在我们的文学沙龙里小范围的交流过。
那段时间我还读了不少书。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时新华书店里经常出售中华书局出的古代汉语《活页文选》，不是一整本书，而是一篇一篇地出，一篇古文加上若干注释、解说。我只要看到了都买，买回来就读。当时我的语文底子很差，有很多东西实际上看不懂，但是看不懂也喜欢看。但是我的师傅不乐意了，他有一次对我说：“小李啊，你天生是一个不安分的人。你有时间为什么不多学一点电工知识？”我回答他说：“这个是我的业余爱好，没有办法。”哈哈……
我们这批被招工的知青，相互之间原来就比较熟悉，家庭背景又比较相似，又有一些共同的兴趣爱好，所以相互之间很谈得来。而且谈话中间那些离经叛道的东西越来越多。我曾经在网上公布了我20岁时候的一些日记，总题目叫做《思想的碎片》。那个里面就有不少与现实抵触的东西，比如当时我们曾经讨论过世界上到底有没有救世主？《国际歌》里面讲“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东方红》里面讲“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救星”，这是不是有矛盾？还有“无产阶级万岁”这个口号能不能成立？我们当时认为这个口号不成立，否则资产阶级不是也要万岁了吗？哈哈……现在看起来这些问题都很幼稚，但是在当时很少有人敢这么想。我们看到的矛盾现象多了，思想上就慢慢地开窍了。比如我们当时就对林彪“大树特树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提法很反感，尽管我父亲原来是“四野”的，算是林彪的部下。
“林彪事件”出来以后，还没有公开传达，我就隐约感觉到国家有什么大事发生了。我父亲他们都被隔离起来学习中央文件，不准回家，也不准探视。这个是以前没有过的。我就仔细地翻阅当时的报纸，结果发现林彪不见了，黄、吴、叶、李、邱也不见了。哎呀，我们当时很兴奋，中国又出大事了！
等到上面公开传达林彪的问题，特别是把关于林彪集团的那些罪证材料公布出来，我们看了就觉得有些事情很不可理解，内心里面非常矛盾。一方面，我前面已经说过，我们对林彪这个人并没有好感，认为他文革期间的种种做法显得心术不正；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看了那个《571工程纪要》以后，又觉得那里面有很多话都说到我们心坎里去了，比如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无产阶级专政是绞肉机”，这个都和我们当时的看法不谋而合，哈哈……
这个事情以后不久，毛主席又指示要恢复大学教育了。我当时就一门心思地想上大学，不甘心一辈子呆在工厂里面当工人。于是我就到处打探消息，大概地知道当时招生的一些程序，比如什么个人自愿报名、群众民主推荐、单位领导批准、学校择优录取等等。前面的环节都没有问题，我自己跑去报了名，然后找几个哥们帮忙鼓动一下，也就“民主推荐”上去了。这个“领导批准”麻烦了一点。我当时心里没底，就动员我父亲出面办了一桌酒席，把厂里面的几个领导都请到家吃顿饭。我父亲在酒桌上就对我们厂的党委书记说：“孩子想上大学，希望各位领导开恩照顾一下。”我们党委书记回答说：“这个不行，你们家小李在单位表现不错，我还想培养他当接班人呢。”我后来就说了：“您要是真想培养我，那就把我放出去上大学。”这样厂里面才最后同意了。
走完了报名的程序以后，我就在家里准备考试。我们那一年要正儿八经参加文化课考试，数、理、化、语文、外语都要考。语文考完以后我自己心里有数，不会太差的。你想想，那个时候有多少人还像我那样，自己没事的时候还看看书、写写东西？所以语文成绩考得不错。但是其他那几门就不行了，数、理、化根本没学，考试的时候几乎交了白卷；外语就会一句“long live Chairman Mao”，哈哈……所以考试结束以后我根本就不抱什么希望了。哪知道过了不久，录取通知书来了！还是南京大学数学系计算机专业！当时我自己都吓了一跳，我初中都没毕业，数、理、化什么都不懂，现在要我去南京大学数学系学习计算机专业，这不是活见鬼了吗？
后来我才知道，是南大负责招生的高玉环老师把我招进来的。怎么回事呢？当时考完试以后，尽管知道自己的成绩不是很好，但是我还是很想上大学，于是就到处打听负责招生的老师住在哪里？等知道他们住在扬州市委招待所以后，我就和单位的另一个同事（他也和我一样一门心思地想上大学，最后我们单位就我们两个人参加了考试）一道，口袋里面揣着从我父亲那里偷来的“大前门”香烟，找到招生老师的房间，敲开门以后先是自报家门，说自己姓甚名谁，然后就跟他们讲我们如何渴望上大学，然后就一支接一支地给老师们上烟，然后就跟他们聊我们在农村插队时的故事，他们都听得津津有味，哈哈……
董国强：您在《上大学》那篇文章里提到过这个事情。
李西宁：对，大概这么一弄，负责招生的高玉环老师对我印象就比较深了，他自己是南大数学系的，结果就把我录取到数学系去了。
我们一进校，系里面对我们进行了一次摸底测验，结果发现大家水平参差不齐，有的是“老三届”高中毕业的，成绩就比较好，像我是初中毕业，又没有上过什么课，成绩就很差，不过我还不算最差的，我们班上还有两个学生，是小学6年级水平，连小数点都没有学过。系里面没有办法上课啊，就给我们补了4个月的课，从小数点开始补起。补课的效果因人而异，我经过这段补课基本上过关了，最后的考试成绩还不错。
然后就给我们开始正规化的大学教育。当时教我们的老师都是系里面最好的老师，教“数学分析”是莫绍奎教授，他是全国著名的数理逻辑权威；教我们“操作系统”的是孙钟秀教授，后来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教我们“计算机语言”的是徐家福教授，他后来虽然没有弄上院士，但是大家都知道他在中国计算机领域的杰出成就。有这么多这么好的老师教，我们当然愿意学了，而且学了不少东西。
但是当时我们也经常受到各种干扰。当时“左”的气氛非常浓，动不动就搞运动。我们进校的第二年，东北出了个张铁生，后来被“四人帮”树为“反潮流”的典型。我当时对他就很反感：你数理化学得不怎么样，好歹也得会写个文章什么的，要不然你怎么上大学呢？当时我们南大也来了一个人，叫杨一先，这个人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他来到我们南大门口贴了一张大字报，内容跟张铁生的那个公开信差不多，就是讲自己在上山下乡期间生产劳动是如何如何的出色，然后就讲自己如何如何地想上大学，但是最终被“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排斥在大学的校门之外。我一看就来气了。当时不是讲“四大”吗？我马上回到宿舍和两个同学一起也写了一张大字报，标题是“致杨一先同志的一封公开信”，主要精神就是：“杨一先同志，你如果真的不计较个人得失，那就不应该在这里搞这些事情，而是应该立即返回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去！”这张大字报贴出来以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后来学校党委副书记H找到我，说我们的这张大字报与当时的主流宣传不一致，叫我们把它揭下来了。
过了一段时间，上海那边又传来一个“先进经验”，说工农兵学员在校期间不需要参加考试。我一听，马上又贴出一张大字报，大体内容就是说，那些怕考试的人一定不是好学生，这就好比学习射击，最后总要通过测试才能知道谁是神枪手，否则你怎么知道谁学得好不好呢？这张大字报又引起了一场大辩论，双方争执的很厉害，哈哈……我当时还是比较倾向于维护传统的教育制度的，同当时的舆论宣传不大合拍，不过我们班上的团支部书记和党支部书记都是“老三届”的高中生，他们对我还是比较欣赏的，所以没有给我小鞋穿。
我们在南大学习三年，那个时候南大的学术气氛还是不错的，比北大、清华都强。1975年四机部召集了一次全国软件工作会议，这大概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我当时还是学生，不过我也写了一篇论文去参加会议，还在大会上作了主题发言。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大概孙钟秀老师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喜欢上我了，一心想把我留下来。
董国强：您是什么时候入党的？
李西宁：这个说来话长。当初我考上大学的时候还没有入团，我们厂的党委书记知道了，就对厂里的团委书记说：“我们钢铁厂推荐出去上大学的人，怎么可以连团员都不是呢？你们马上去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团委书记就找到我，说：“小李，你赶紧写一份入团申请报告，我们要在你走之前解决你的入团问题。”第二天我向团组织提交了一份申请书，他们马上就批准了。
进了大学以后，入党是我自己主动提出的，那是在1975年。当时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胡耀邦、万里、张爱萍他们这些人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都比较活跃，他们的一些讲话，包括李先念当时的那些讲话，我听了都深有感触，觉得他们说的很对，中国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搞下去了。所以我入党是比较积极主动地。
入党申请报告交上去之后，党组织考察了一段时间，大概就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之前的2、3个月，我们班上的党支部就讨论通过了。这个里面还有一段插曲。当时支部讨论我的入党问题，我要向大家宣读自己的入党申请书，我是坐在那里读的，翘着个二郎腿。我读完以后马上有人说了：“李西宁不能入党。申请入党是一个十分严肃的事情，他应该规规矩矩地站起来宣读入党申请书，你们看看他是什么样子啊？坐在那里，还翘着个二郎腿！他的态度有问题！”一个支持我入党的人赶紧出来打圆场：“哎呀，李西宁又不是故意这样，他平时就很随便，我觉得只要他有入党的愿望，又能够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向党交待清楚，形式上就不要求全责备啦。”这样才把会议的气氛扭转过来。所以我这个入党当时也是挺悬的，差一点就入不成了，哈哈……
这次入党可能对我后来留校有一些影响。实际上早在进校之前，我们这批人毕业后的工作去向就已经决定了。我原来属于四机部的名额，毕业以后应该到贵州都匀的一个国防工厂的厂办技术学校里去当教师。我们班上绝大部分人毕业以后都到“三线”去了。大概因为我在校期间各方面表现不错，后来又入了党，学校里面才考虑把我留下来，担任数学系团总支书记。
我是1975年留校的，当时23岁。留校以后我的思想不但依然活跃，而且开始走向成熟，从一开始的幼稚、无知、狂热，到慢慢走向怀疑，又从怀疑走到希望寻求答案。我当时很想写一部书。有一次出差，在火车上碰到一个老头，当他知道我是南京大学的教师之后，就问我：“你们南大有一个叫李西宁的人，你认识吗？”我说：“认识。”他又问：“他说过要写一本书，题目叫做《结论是什么？》，不知道写出来没有？”我说：“据我所知，他到现在一个字都没有写，因为他自己都不知道结论是什么。”老头听了以后说：“不知道结论是什么，这也是一个结论。”完了我告诉他：“我就是李西宁。”此言一出，两个人都哈哈大笑起来。那个老头是江苏省文联的，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
董国强：您是工农兵学员，应该对“钟志民事件”很了解。
李西宁：钟志民和我很熟。他与我同一届，是政治系的学生。当时我们工农兵学员人数不多，没事的时候大家就凑在一起神聊，所以虽然不在一个系，但相互之间都很熟悉。钟志民是从江西来的，为人很朴实。他觉得自己是通过“开后门”上大学的，不是那么光彩，就给学校里打了报告，要求回到江西老家去。这个事情当时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一方面是由于“四人帮”他们刻意炒作，他们始终想寻找机会整老干部，只要发现老干部有一点把柄就会揪住不放，所以这个事情一出来，他们立即把钟志民树为反对老干部“特权”的典型，在报刊上大肆宣扬。另一方面呢，当时的老百姓也确实对“特权”问题十分反感，因为我们这些工农兵学员多多少少都有一点“开后门”的嫌疑，而他们的子女却享受不到这种特权。所以这个事情出来以后社会反响很大。
我个人对钟志民的那种精神是非常钦佩的，虽然我自己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特权”的受惠者，比如当年招工和上大学都受到一点照顾，但我从内心里面对干部特权现象也是反感的。所以“钟志民事件”出来以后，我是非常支持他的。他离校的那天，还是我和另外一个同学把他送上火车的。
“钟志民事件”出来以后，南大外文系还有一个同学也打了报告，主动要求退学回到家乡去。他的情况与钟志民不同，他是在知道自己即将被分配到“三线”去之后作出上述举动的，而他的家乡在我们江苏。
在“钟志民事件”的影响下，我们学校还有一些学生主动提出要到西藏去。我个人对钟志民和那些主动要求到西藏工作的同学的精神是非常钦佩的，但是另一方面，我又不大赞成他们的做法，不大赞成国家把大学生都分配到边远的地方去，或者让他们都回到农村去重新拿锄头。我觉得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刚刚过去，国家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第一批大学生，我们这些人应该在科研领域和工业战线发挥更大的作用，应该去搞技术。这些思想在我当年的日记里都有所反映。
董国强：工农兵学员与老师之间的关系怎样？
李西宁：我们工农兵学员在南大的时候，师生之间的关系非常好。因为前面经历了文化大革命，那些老师们很长时间无法正常工作，现在突然之间又可以教学生、搞科研了，他们是很高兴的。而我们这些工农兵学员当时也非常渴求知识，对老师也非常尊敬。所以师生关系非常好，有的时候大家以兄弟相称，哈哈……一直到现在，我们这批工农兵学员回到学校里面，那些老师还能叫出每个人的名字。后面的那些学生恐怕就不一定了。
董国强：你们进校的时候，军宣队、工宣队还在吗？你们对他们的印象如何？
李西宁：我们进校的时候军宣队、工宣队还在，他们当时的主要工作就是清查“五•一六”。不过这个事情与我们工农兵学员没有多大关系，主要是搞那些老师们。哎呀，当时把他们搞得很惨。我记得我们数学系有一个老师在军、工宣队的严刑逼供之下，一下子交待出好几百个“五•一六”，实际上是把南大里面所有他认识的人都交待出来了，这些人后来都被抓起来进行审查。
我还记得有一次在学校大礼堂开大会，当时的党委书记王勇在主席台上讲：“你们坐在台下的人哪一个是‘五•一六’，坐在几排几号，我们都知道得清清楚楚。所以你们回去以后要主动交待问题，‘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如果你们自己不主动交待，等到最后我们把你们一个个揪出来，事情就不好办了！”结果没有过多久，他自己就因为“五一六”问题被隔离审查了，哈哈……
董国强：您说的是王勇还是迟明堂？就我所知，1970年前后省里派到南大来搞“五•一六”专案的负责人是迟明堂，后来重建党委的时候他又被任命为南大党委书记，王勇是他的副手。迟明堂原来是省贫协的主席，文革初期也被打倒了。后来搞“大联合”，他是厅局级干部当中首先被结合的几个人之一。他在南大搞“五•一六”搞得很起劲，但是很快他自己也被怀疑为“五•一六”，被上面隔离审查了。这个之后王勇才接替了他的职务。王勇大概是在1975年前后被调离南大的。
李西宁：那我讲的可能是迟明堂。我们当时是学员，对学校高层的事情知道得不是十分清楚。反正我们当时就听说这个人搞“五•一六”搞得非常厉害，心狠手辣。我们有一个老师是外文系的，叫L，跟我的关系非常好，他当时被专案组逼得实在受不了了，就从8舍上面跳下来自杀，结果把腿摔断了。还有天文系的一个老师叫Z，我和他不是太熟，据说他被专案组关了十几天，始终不让他睡觉，用强光、噪音折磨他，逼他交待。这个事情对他的精神刺激很大，后来他变得有些怪怪的，也不搞学术了，成天自己关在家里研究阴阳五行。有一次我和他一起出差，在火车上他非要给我算命，问我的生辰八字是什么，可是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生辰八字是什么，他当时感到非常遗憾。
董国强：你们上学期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许世友调到广东去了。他走了以后不久，他在江苏的代理人吴大胜就受到旧省委彭冲、许家屯他们的批判，被挂起来了。您对这些事情有什么印象吗？
李西宁：我对这些事情不太了解。反正我对许世友这个人没有什么好感。他就是一个草莽英雄，一介武夫。我听说他这个人确实很讲义气，在文革期间救过不少干部子弟。但是他也干过很多的坏事，其中最突出的两个事情，一个就是深挖“五•一六”，再一个就是大搞乡村煤矿。
我坐牢的时候碰到一个难友，他原来是部队工兵团的，后来许世友要开采石膏矿，就把他所在的工兵团就地解散，全部转业当了矿工。技术人员经过反复勘探，报告许世友说：“这里确实有一个石膏矿，但问题是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地方打竖井。”许世友一听不乐意了：“这还不简单吗？”于是他就自己开着吉普车到了山上，下车以后用脚在地上点了一下，说：“你们就在这里挖！”他的命令谁敢不听啊？于是大家就七手八脚地在那个地方打竖井。打了几十米下去，结果遇到地下河，“呼啦”一下子这个竖井就报废了。竖井报废了还没完事，因为井口敞开在那个地方，很多想自杀的人都跑到那里去跳井，最后不得不弄个大铁盖子把井口封起来。这些事情都是那位难友告诉我的。
所以许世友这个人做过不少好事，也做过不少坏事。做好事是因为他讲江湖义气，做坏事是因为他要迎合毛泽东的政治需要。
董国强：您个人对许世友的厌恶，是不是还可能与文革期间的派性有关？
李西宁：是的。我们“红总”当时对许世友非常憎恨，都管他叫“许大马棒”，不过你要说当年为什么特别恨他，好像也不大容易说得清楚。我们当时年龄都很小，从来没有往深处去想。就是觉得他偏袒“八•二七”，对我们“红总”不好。
其实当时不仅是对他，对其他好多人我们也无法认识清楚。比如说匡老，我们一开始对他也是非常痛恨的，因为中央说他是“三反分子”。后来随着我们的年龄慢慢地大了，思想慢慢地成熟了，特别是到南大以后与匡老有了接触了，才感到这个老头确实不简单。还有原来江苏省委书记处的那位刘顺元刘老，我后来也有不少接触。看看他们的文章，听听他们的见解，我确实感觉到共产党并不是铁板一块，共产党里面有很多人——比如像匡老和刘老这些人——当年参加革命，那真是为了共产主义理想啊。他们后来拒绝跟着毛泽东跑，是因为他们有文化，有思想，对问题看得很清楚。
董国强：您的这些思想变化，奠定了您后来参加“三•二九运动”的思想基础。
李西宁：是的。当初领导上宣布我留校，我听了十分高兴。我在我们班上学习是不错的，所以希望留校以后能够搞业务。哪知道学校里面是要我搞政治工作的，当数学系团总支书记兼一年级新生辅导员。一开始我很不愿意。但是我们系的党总支书记Y找我谈话，副书记L也找我谈话，工宣队的吴师傅也找我谈话，都是要我服从党的需要，党叫干啥就干啥。我没有办法，只能把这副担子挑起来。
留校的时间不太长，就遇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了。说实在话，我当时对这场运动十分反感。为什么呢？1975年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以后，对各行各业进行整顿，取得的成效是有目共睹的。再一个，当时大家私下里流传的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等人的一些讲话，比如邓小平说他自己就像一个维吾尔族的小姑娘，头上的小辫子又多又长，不怕别人抓……听了这样的讲话，我们都感到特别亲切。另外当时社会上还有好多其他小道消息。比如说江青与一位美国人谈话，想让她写一本为自己歌功颂德的传记，结果受到毛泽东的批评，我们也都听说了。
我当时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非常抵触，根本就不去迎合，也没有在学生中间进行什么布置。我发现系里老师们的心态也大抵如此。当时上面传达布置“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台上的人拿着文件、报纸在那里照本宣科，台下的人根本就不关心，干什么事情的都有。那位莫绍奎先生还给大家出了一道趣味数学题，大家就在那里讨论这个题该怎么解。当时大家内心里面都有那么一种默契。
到1976年1月，周恩来突然去世了，这个事情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震动。大家都感到很绝望。我当年的日记里面写得很清楚，本来我们都希望在毛主席百年以后，由周恩来出来领导大家拨乱反正。但是现在周总理先走了，邓小平眼看保不住了，“四人帮”的势力如日中天，中国到底何去何从，我们都非常关心。
大概在1976年的1、2月间，江苏省组织了一个赴京代表团，主要是到北大、清华去看看“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是如何开展的，带队的是我们学校的党委副书记章德。我主动向章德提出要参加这个代表团，章德同意了。那次我们南大去了17个人，全省加起来大概有上百人。我在去北京的火车上拟了十几个问题交给一起去的学生们，希望他们到北大、清华以后，把这些问题提出来请有关负责同志作出解答。哪知道到了北京以后，北大、清华拒绝接待。后来经过反复交涉，北大政治部主任出面接待了我们。但他也只是照本宣科地讲了开展这场运动的重要意义，对我们提出的那些问题一概不予解答。完了以后我就去拜访我父亲在北京的一些老战友、老熟人。交谈以后我就发现，当时大家对运动的抵触情绪都很明显，老百姓和部队同志的态度完全一致。于是我就感觉到中国即将面临一场重大决战，而决定胜负的关键是毛泽东的态度。
“四人帮”似乎也意识到毛泽东支持的重要性，所以他们也要抢在毛泽东去世之前将老干部彻底打下去。我们从北京回来以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再一次升级。3月初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不但把周恩来关于雷锋的题词删除了，而且提出要揪那个把邓小平扶上台的中国最大的走资派。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这就是在那里攻击周总理。这个我们就没法容忍了。我当时就带头在学生中间骂娘。当时我们这批工农兵学员的态度非常一致，我几乎没有发现哪一个人企图迎合“四人帮”的，所以只要有一个人带头骂娘，大家马上都跟在后面骂。再一个呢，当时社会上流传着好多小道消息，我听到了以后也在学生中广为传播，像你这里提到的“总理遗言”，当时从我手上不知道流传出去多少份。这个后来都被整理成文字材料，作为处分我的罪证。
当时南大老师们的心态实际上也和我们差不多，他们也支持邓小平的整顿，反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但是他们被以前的政治运动整怕了，不敢轻易公开自己的态度，更不敢参加游行示威活动。当时老师们在一起开会学习，如果你要问他们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他们就会说：“情况不明，就地宿营”，“两边打炮，中间卧倒”，哈哈……这样的顺口溜当时非常多，骨子里面透着一种知识分子的聪明和幽默。
所以从社会民众的普遍心理来看，当时整个中国就是一堆干柴，只要有人划一根火柴，大火马上就烧起来了。而我就是那个划火柴的人。但是我从来不承认自己是个英雄。你想啊，如果不是因为有那样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存在，我一个人划根火柴有什么用啊？而且当时的社会情况就是那样，假使我当时没有站出来划那根火柴，很有可能2、3分钟以后就会有其他人站出来划那根火柴了。
实际上我起来还不算早的，从3月5号到3月25号，南大其他系的人已经行动起来了，给《文汇报》写信啦，贴大字报啦，刷大标语啦，这些都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当时就在学生当中鼓动，让大家都上街去刷大字报、大标语。那些学生们本来就不安分了，经过我这么一煽动，那还不一个个都热血沸腾啊。
我原来准备在4月5日清明节那天，以数学系团总支的名义搞一个大动作。但是3月27日的晚上，我们系里一个叫陈海潮的学生——他父亲是省里的干部——跑来告诉我：“中央已经有文件下来了，借口反对封建迷信，不准大家在清明节前后搞悼念周总理的活动。”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当即决定抢在中央文件公开传达之前采取行动。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跑到校办去借周总理的遗像。这个遗像是周总理逝世以后南大开追悼会的时候画的，画得蛮好。当时校办出面接待我的是W，她是当年南大“八大左派”之一，跟“四人帮”跟得比较紧的，但是她对周总理多多少少还有点感情，所以一听是我们系团总支要搞活动悼念周恩来，就把周总理的遗像借给我们了。完了以后我又去找到党委，现在我记不清找的是谁了，反正当时党委的反应模棱两可，并没有试图阻止我们。完了我又找到我们系里的党总支副书记L，他的反应很积极，说：“你们布置好了以后通知我们一下，我们让系里面的老师们一起参加。”
3月28日晚上，我召集了一个团总支扩大会议，把几个班的学生党支部书记都扩大进来了。我跟大家说：“我们团总支准备在明天举行一个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大家听了都一致表示赞成。开完会以后大家就行动起来了，扎花圈啦，写横幅啦，贴通知啦，忙乎了一夜。不过尽管当时我们在南大的各个大门口都张贴了通知，但是那些通知都是夜里贴出去的，很多老师学生都不知道，所以3月29日上午参加游行的主要还是我们数学系的400多个学生。我带着他们到新街口、大行宫绕了一大圈，最后才到了梅园新村。
所以我们这次行动与其它地方不太一样，不完全是自发的，而是一次有预谋、有组织的行动。当时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冲突，我把学生当中几个比较机灵的人派出去当侦察兵，在大队人马前面打前站，一旦发现有什么异常就赶紧回来报告；另外我还挑选了几个身强力壮的解放军学员组成一个方阵，保护在周总理遗像周围。其实我当时年龄并不大，有些工农兵学员年龄比我大得多，但是大家的心情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大家当时都很听从我的指挥，让他们干什么他们就干什么。我还让学生们带上老虎钳和小铁锤，如果到了梅园新村他们不开门，我们就准备砸开锁强行进入。结果省里面大概也害怕出事，提前通知梅园新村开门接待我们。所以这次行动整个来讲还是很顺利的。
这次游行示威在南京城里引起了轰动，回来以后我们感到出了一口恶气，但是这个气还没有出完。第二天，也就是3月30日，我们系的几个学生又把3月25日《文汇报》上那篇影射周恩来的文章贴出来了，还用铅笔在有些段落作了标记，旁边写上：“看一看，想一想，这是为什么？”在这之前我对这篇文章并没有在意，后来仔细读了全文，发现他们含沙射影攻击周总理，这还了得！我马上跑回宿舍去起草了两条大标语，一条是“无数革命先烈和革命老前辈用鲜血打下的红色江山我们也要用鲜血来保卫！”一条是“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野心家、阴谋家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我当时还是比较谨慎的，一方面要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另一方面还要斟酌字句，搞一点春秋笔法，不能让别人抓住任何把柄。所以我既没有提邓小平，也没有提“四人帮”。但是这两条大标语贴出去以后，明眼人一看就明白了，前一条保邓小平，后一条反“四人帮”！所以这两条标语当时具有很强的煽动性，好多校外的人涌到南大来，就是冲着这两条大标语来的，大家都感觉到非常痛快！
应该说，我们南大师生在开展这场运动的时候还是比较机警、比较理智的，当时大家的策略就是紧紧咬住《文汇报》不放，指责《文汇报》反周总理。这个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输理的。我还记得3月31日那天晚上，我和其他几个系的团总支书记、学生辅导员在大门口附近碰到面了，还到团委小楼上开了个会，当时约定了几条：第一是不准在大字报上点名道姓；第二是出去游行不准与其他人发生肢体冲突；第三是大家要尽可能统一行动，要出去就大家一起出去。这主要是为了防止有人利用学生们的不理智行动找碴。
热闹了一阵子，到了4月1日中央文件下来了，学校里面组织传达。我记得是党委书记周林在学校大礼堂传达的。周林这老头特有意思，他一上来就说：“我知道大家要出气，但是气不能这样出。”此言一出，惹得下面哄堂大笑！你说这叫什么话啊？大家彼此心照不宣。然后他才宣布了几个“不准”。这次传达以后南大的抗议活动就开始降温了，但是大家心里依然觉得挺痛快。
起初中央文件对“三•二九事件”的定性是“政治事件”，前面还没有加上“反革命”这三个字，所以大家也没觉得有多担心。南大的运动降温以后，南京其他学校又起来了，什么南邮啊、南农啊，也闹得很厉害。接着工人也起来了，解放军也起来了，整个社会都有点失控了。南京当时确实是革命的根据地。另外那几天全国各地也好消息不断，北京闹起来了，常州闹起来了，郑州闹起来了，反正到处都有悼念周总理的群众运动。我们听到这些消息都感到挺开心的。
到了4月7日，突然一下子整个气氛就变了。那天早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一上来就慷慨激昂、义正词严地宣布：天安门事件是一场反革命事件，在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首都工人民兵和解放军一道，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了这场反革命事件！我当时一听就吓傻了。因为这个事情追根求源，最后必然追到我们南大来，整个“四五运动”是我们南大挑起来的啊。
果然没过多久，我们系里的工宣队吴师傅就来找我谈话，追问那两条标语是怎么来的？我当时还抱着一种侥幸心理，认为自己的那两条标语写得很聪明，他们根本抓不到什么把柄，应该据理力争。于是我就对吴师傅说：“我没有什么好交代的，《文汇报》公然反对周总理，我一气之下就写了那两条大标语。而且我认为那两条大标语没有什么错误。”吴师傅听了我的话笑了笑，没说什么就走了。我们系里的党总支副书记L还不错，这个人一向比较耿直，他在路上碰到我，对我说了这样一段话：“小李啊，多少年的经验告诉我们，死在敌人的手里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死在错误路线指导下的自己的革命同志手里。”哎呀，当时听了他这个话，我的心里直发毛啊，没有想到最后会搞成这个样子。
我当时住在南园7舍的一楼。有一天晚上我们宿舍的几个人都睡觉了，突然有人在外面“邦邦邦”地敲门，然后喊了一声：“李西宁，你赶紧跑吧！公安局马上要派人来抓你啦！”喊完了以后就跑开了。一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当时我们宿舍里一共三个人，除我以外一个是吴新元，一个是孙乐昌。外面的人一喊，我们三个都惊醒了。他们就对我说：“你还是赶紧跑吧！”我想了想说：“我能跑到哪里去啊？都是‘四人帮’的天下！算了，要死要活都听天由命啦。再说就凭那两条标语他们能把我怎么样啊？”所以我就没跑。
到了4月21日这天，省里面在五台山召开大会，声讨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南大的师生都去了。工宣队的吴师傅找到我说：“李西宁，五台山的大会你就不要去了，党委要找你谈话。”我当时也没有感到太多担心，心想最多就是学校里面对我实行隔离审查吧。于是我就跟着吴师傅到了斗鸡闸。代表党委和我谈话的是Wu。
Wu一上来就气势汹汹地说：“李西宁，你胆大包天，竟敢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
我一听这话，就昂着脖子跟他干上了：“我怎么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啦？”
我的话音未落，后面就有两个警察冲上来，把我摁倒在桌子上戴上手铐，然后就把我塞进门外的吉普车，直接拉到娃娃桥看守所去了。公安局的人也害怕被学生们看到了闹出事来，所以他们把我弄进吉普车以后，还紧紧摁下我的头，生怕被车外的人看见。
到了娃娃桥，他们把我从车里拽出来，两个人去办手续，另外两个人留下来看着我。
我就问他们：“这是什么地方？”
他们看着我笑笑：“这是什么地方你不知道？”
我说：“不知道。”
他们说：“进去你就知道了。”
进去了以后我又问：“这是什么地方？”
一个老犯人回答：“这就是南京著名的娃娃桥。”
我又问了一句：“娃娃桥是什么地方？”
老犯人一听乐了，说：“娃娃桥就是南京市看守所，你在南京这么多年不知道这个地方？”
进去以后的两三个月里，公安厅的人天天对我进行突击提审。我估计他们当时也搞不清楚整个事件的真实背景，只是觉得那两条标语写得挺巧妙的，不一定是我这个乳臭未干的年轻人自己想出来的，所以希望从我这里搞出一个“黑后台”来。
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认为自己根正苗红，又是党员，又是团总支书记，而且我那两条标语也说不上什么大错误，其中有一句还是从毛主席语录改过来的，他们能把我怎么样啊？所以他们问我背后究竟是谁指使的，我就实话实说没有人指使。他们轮流提审搞了几天，我一直不改口，他们也没有什么办法。
过了几天他们又问我，那两条标语里面影射的是谁？我知道他们已经把我的日记抄去了，这个事情是瞒不住的，于是就承认我影射的是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不过当时我没有提江青。他们问我为什么要影射他们？我说我的日记里面写得很清楚，我认为他们推行极“左”路线，与林彪是一丘之貉。话既然讲到这一步了，他们也没有什么辙了，所以后来就把我晾在一边了。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们才又提审了我一次，这是最后一次提审。
那个提审员进来以后对我说：“李西宁，你还有什么要交待的？”
我说：“我没有什么要交待。”
完了以后那个提审员对我说：“实话告诉你，要枪毙你们这些人很容易，但是要改造你们的思想很难。”他这句话我到现在都记得非常清楚。
这次提审以后又关了一段时间，一直关到十月二十几号，有一天外面突然热闹起来了，又是放鞭炮，又是呼口号。一开始我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心想难道毛主席又发表什么最新指示啦？不过前几天的报纸上已经宣布毛主席逝世了，不会有什么最新指示啦。后来我凑近窗户仔细听，才听到外面喊的口号是“打倒王洪文！”“打倒张春桥！”“打倒江青！”“打倒姚文元！”我这才回过神来，怪不得这几天的报纸上没有看到他们的消息！我当时很激动啊，马上也振臂高呼啊，其他的难友们也跟着喊起来！哎呀，那天我们把嗓子都喊哑了，哈哈……
但是激动了一阵子，我们并没有被立即放出来，又被关了两个月。后来我才知道，当初中央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公布以后，我们数学系的教师们曾联名致信江苏省公安厅，对我的情况作出了说明，要求他们立即释放我。但是公安厅对此毫不理会。他们都是要看北京的，北京没有做的事情他们是绝对不敢做的。等到12月底北京那边放人了，这边才把我们放出来。到牢房里面宣布释放我的是公安厅五处的一位女同志。她面无表情地对我说：“你的情况属于错抓，你在南京事件中的行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热爱，现在无罪释放。”
我回到学校以后，我们那帮子小哥们可兴奋了，头一天带我去吃“大三元”，第二天带我去吃“马祥兴”，吃得我是天天拉肚子，因为坐牢的那段时候肚子里面没什么油水，现在一下子吃得太好了滑肠，哈哈……这个完了之后，我回扬州家里呆了十几天，调养一下身体。我在家里的时候，这边秦峰就给我写信，说学校里面开大会表彰我们了，周林书记说我们三位被捕的同志是反对“四人帮”的英雄，是我们南大的骄傲。他的话讲完以后，全场鼓掌十几分钟啊。当时我们在南大的声望是很高的。
我从扬州回来以后，学校党委找我谈话，要我振作起来，积极投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我说这没什么问题，我对“四人帮”那是恨之入骨啊。但是我当时也跟学校里面提出来，我不愿意回到系里面去搞学生工作了。因为“三•二九运动”以后在学生中间搞排查，让大家“背靠背”相互揭发，弄得学生之间关系十分紧张，我现在没有办法去收拾这个烂摊子。学校党委也同意了，决定把我调到学校团委当副书记。当时说是副书记，其实就是书记，因为团委书记曹振中在我调去以后不久就调到别的地方去了，团委所有的工作都是我在那里负责。
过了一段时间，党委副书记G找我谈话，说是党委准备重点培养我，要把我送到中国人民大学去深造，加强一下我的理论水平。我这个人对于当干部一直没有太大兴趣，包括后来传说要把我调去当团省委副书记，别人听了都羡慕得不得了，我自己却提不起多大的劲，尤其是对团委的工作。我曾经对我们学校团委的那些工作人员讲过：“梁园虽好，非久恋之家。我们不可能在这个工作上干一辈子。所以大家还是要抓紧时间多学习一点东西，将来从团的工作退下来了还可以搞搞业务。”大家对我的这个意见都很赞成。所以后来我们团委的工作人员一律下午上班，上午干什么呢？我说：“你们统统给我到各系去听课去！”我自己带头到历史系听了好几门课。当时我们去学习那可是真学啊，比如上古汉语课，下了课就抱着《过秦论》背，好多课文我都背下来的。
我在团委干了大概有两年时间，有一次在路上碰到我们系的叶南薰教授，他当时是系主任，我们两个就在路边聊了一会，他问我：“小李啊，你有没有考虑过，你将来到底是要搞政治还是要搞学术？”我说：“从我个人的角度讲，我还是希望搞学术。”他说：“如果是这样，那你就应该想办法回到系里来，我有机会也和校长、书记他们说说。”
这次谈话没过多久，就传来一个极为可靠的消息，省里面要调我去当团省委副书记。我一听就急了，马上跑去找章德，要求他批准我回系里去。章德被我缠得没办法，就说：“那你去找匡老。”于是我又去找匡老。我和匡老也很熟，他刚刚恢复职务的时候，我就去拜访过他。和他接触以后，我挺喜欢这个老头，他也挺喜欢我，相互之间有那么点惺惺相惜的味道，这样我们就结成了“忘年交”了。所以我把自己的想法跟匡老一说，他也同意了。我当时很高兴，马上又跑去找组织部长欧磊。结果欧磊不同意。他说：“你怎么能离开团委呢？我回头要跟匡老说说，他一个人无权作出这样的决定！”碰了钉子以后我还不甘心，后来就乘着欧磊不在的时候，又跑到组织部去对一位副部长说：“我要回系里去，匡老也批准了，现在来办手续。”那位副部长想去找匡老核实这个事情，结果碰到匡老的秘书R，R告诉他确有其事。这样那位副部长才给我开出了组织关系介绍信。我就这样回到系里去了。不久我就考上了孙钟秀教授的研究生。
我回到系里以后不久，共青团要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当时胡耀邦明确指示：“这次各地选举代表，一定要把在与‘四人帮’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杰出青年都选上。”这样南京大学和江苏省就把我选成代表了。先是到省里面开团代会。当时团省委的组织部长找我谈话，他说：“小李，我们这次把×××选为团省委常委，而你只是一般的委员，希望你不要闹情绪，我们后面会给你安排更重要的职务。”我一听就乐了：我根本就对当官不感兴趣，要不然我怎么会把校团委书记的职务辞掉回系里去呢？
其实我也不是对当官完全不感兴趣，有一次我就明确地跟南大组织部长欧磊讲过：“我要当官的话，就要当老百姓选出来的官，而不是你们上面任命的官。因为我的思想观念与你们不一样，当你们任命的官，说不定今天把我提上来，明天就会把我踢下去。而如果当老百姓选出来的官，我替老百姓办实事，老百姓拥护我，你们想踢也踢不下去。”听了我的这番话，欧磊当时直摇头啊，哈哈……
在读研究生期间，我和我的导师孙钟秀教授一起设计了我们国家的第一个分布式系统，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我的硕士论文经过导师修改以后，联名发表在国际IEEE软件工程期刊上。这是中国大陆学者在那个刊物上发表的第一篇论文。
1981年硕士毕业以后正赶上“出国热”，我就开始拼命地学英语，这样搞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参加了教育部组织的英语过关考试，结果考得还不错。英语考过之后，我本来想去美国，申请了几所美国非常好的大学。哪知道上面有规定，说李西宁要出国不能去美国，只能去加拿大。这样我就到加拿大去了。结果在那里一直呆到现在。
董国强：您被关押期间和家里有联系吗？
李西宁：没有。当时不准通信，不准探视。后来我父亲告诉我，我被抓起来的当天，我的两个最要好的同学就专程跑到扬州去给我家里通风报信，然后就站在院子里面骂开娘了：“他妈的，那些反对周总理的人不抓，倒把拥护周总理的人抓起来了！这还有什么天理啊？”
这个以后不久，调查的人就来了。他们问我父亲：“李西宁平时的表现怎么样？他变成反革命与他平时的表现有什么必然联系？”我父亲当时把他们臭了一通，他说：“我儿子在农村插队的时候是‘五好社员’，在工厂里面是‘先进生产者’，上了大学以后入了党，还当上了团总支书记，你说这些表现与‘反革命’有什么必然联系？”那些调查的人只得灰溜溜地走了。其实在他们来之前，当地派出所的人已经通知过我父亲了：“上面马上有人来调查，老爷子您要做好准备啊。”由此可见，当时民间的思想和情感是完全相同的。“四人帮”他们搞极“左”的一套，是非常不得人心的。
我父亲还有一位非常亲密的老战友，姓洪，当时在南京511厂当军代表。我被抓起来以后不准家属探监，但是他们老夫妻两个有一天就跑到娃娃桥来敲门探监。
监狱里面的人问他们：“你们要见谁？”
洪叔叔说：“我们要见李西宁。”
监狱里面的人又问：“李西宁是你什么人？”
洪叔叔说：“他是我们家的孩子。”
你说说在当时那个环境下，洪叔叔他们这样做，需要多大的勇气啊！
而且我被抓起来以后，他们实际上是受到牵连的。因为这个洪叔叔在“四人帮”统治期间思想是相当“反动”的，动不动就骂“四人帮”他们。他的一些话我都记到日记里面去了。后来我被抓起来，我的日记也被公安机关查抄了，这些内容肯定对他们相当不利。但是他还是跑到娃娃桥去看我，还公然对监狱的人说我是他们自己的孩子！那不是拿自己的脑袋去顶“四人帮”的雷吗？而且当时我不知道，他们去看我的时候，洪叔叔已经是肝腹水晚期了，身体非常虚弱。我出狱以后不久他就去世了。我一直非常怀念这位洪叔叔。
董国强：您在“三•二九运动”中成为英雄人物之后，接受过哪些人的采访？
李西宁：这个就太多了，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是王蒙。那还是在我到北京去参加第十次全国团代会的时候，王蒙当时也在北京。有一天《人民文学》的高远带着他找到我，说是想以我为原型写一篇报告文学。当时我还确实不知道这个王蒙是什么人，写过什么作品，也不知道他是一个著名的“大右派”。但是等到他一自我介绍之后，我们的心意就相同了。那个时候非常奇怪，只要一个人说他自己“右”，我立马就会对他产生好感，哈哈……
还有一位是柯岩，贺敬之的夫人。他们夫妻两个想以我的事迹创作一首长诗。这两个人虽然很“左”，但是他们很恨“四人帮”。柯岩跟我交谈了好长时间，还提出要看我的日记。我当时同意了她这个要求，但是回来以后我就后悔了：我的日记里面离经叛道的东西太多了，当时还不敢暴露。结果我再次到北京去开会的时候，柯岩又找到我，质问我为什么食言？我就跟她解释说：“我的日记里面有很多个人隐私的东西，实在不方便给别人看。”她一听就不乐意了：“雷锋的日记我都看过了！”言下之意，人家雷锋那是什么样的大英雄啊？他的日记我都看过了，你李西宁的日记为什么就不能给我看看？哈哈……不过我始终没有给她。
还有《诗刊》编辑部的李志民采访过我，后来以我的名义写了一首长诗刊登在《诗刊》上。
还有就是我们学校的老H，他曾经以我的事迹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过一篇题为《心与亿兆同醉》的文章。这个标题是我在被关押期间写的一首诗当中的一句。上次我去看望老H，他还说：“小李，那是我在报刊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另外《人民日报》、《中国青年》、《北京周刊》上都发表了对我的专访。
董国强：您自己写过什么相关的文章吗？
李西宁：写过几篇，分别发表在《光明日报》、《南大校刊》和《中国青年报》等报刊上，主要是回忆“南京事件”的。这些文章我都贴在我的网页上，你有时间可以去那里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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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人物】
陈伯达倒台之前指示搞“炼钢自动化”
杜钧福
1970年春，陈伯达至少两次到北京的首都钢铁公司视察，指示要开展炼钢的自动化。现将我了解的情况介绍如下。第一部分是当年所记录的陈的讲话传达，第二部分是我所了解的当时贯彻陈伯达这一“指示”的情况。
一
陈伯达5月6日讲话（地点在计算机室）
现在搞得怎么样？有没有用到生产上去？
（汇报）
你们这个机器在这里有没有用处？是不是当摆设？
你们对世界各国这方面搞的情况知道吗？找些广告来看。日本年产多少？他们除废铁、钢外，还要什么？
（详细询问日、美情况）
我们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思想，一定搞得好。
你们都是大学生吗？有工人吗？你们多数都很大了。要找些中学生。他们思想解放。
还有什么地方搞？他们怎样？
你们不要自我吹嘘。
上海这方面搞得好。可以派人去学习嘛。
看来我是动态派。你们能不能摸一下动态。你们现在是踌躇不前。你们能不能多开辟些天地？看来中学生框框少。你们搞一年没搞出来。我都替你们着急。动态静态是对立统一，动态为主，静态为辅。
五一社论说，中国人民是勤劳勇敢智慧的人民。这是毛主席说的。你们有智慧，但不如中学生。赶超要靠中学生。我读中学时，看22岁代数老师很老。在中学生看来，你们很老了。
我工农兵都不是，革命知识分子没知识。大庆靠两论起家。是不是我来了给你们添麻烦了？你们搞了几年？你们像乌龟一样爬行，可贵可悲。贵的是在前面爬，悲的是总是爬不上坡。原来说达到百分之百，还不是那么回事？
你们要向中学生学习。我参观过一个中学。他们搞不了重体力劳动可以搞电子。你们附近有几个中学？
你几岁？（33）我这么大去延安，人家叫我老头子。当然也不服老。大学生不如中学生。月坛半导体设备厂几个中学生搞出了尖端。看来你们情况比我们知道的多。
陈伯达5月29日讲话
（这次还有李先念、纪登奎、余秋里、韩英同来。）
听说你们拉出了单晶。你们有些骄傲自满。有了骄傲自满就搞不好团结。中央最近开了个会，防止骄傲自满。你们要防止骄傲自满，取别人之长补自己之短。不要以为自己比别人高明。高明的人是没有的。你们附近还有几个中学。你们要中学生来帮助你们，要发挥他们的积极性。玻璃总厂中学生多小孩子多搞得很好。
有人说，我是动态派。我不完全否认静态。动中有静，从静态获取好的东西。
我上次来不是批评你们，是向你们学习嘛。
天津在邯郸搞一个铁厂。你们是不是在矿山也搞一个？
日本今年只卖二十公斤单晶硅。我们干脆不要他的。北京今年就搞几十吨，把他远远抛在后面。
二
可能由于陈伯达当时还在名义上兼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在他讲话以后，中国科学院就派自动化所、生物物理所、声学所、数学所、物理所、计算所、力学所、天文台的共几十名技术人员到首钢帮助他们搞“炼钢自动化”。我们物理所去了十几个人，都是我们一室搞光学的。我报了名并被批准参加（那次到了首钢，才知那里大得很，里面还有一路公共汽车）。
当时首钢炼钢厂运行几台氧气顶吹转炉。这是一项起源于奥地利的炼钢新技术。当时在每台炉的对面还安装有日本产的计算机，体积很大，说是文革前进口的，但不知为什么没有用。陈伯达所说的动态静态大约是自动化的技术路线，我不很清楚。
此外，首钢当时还搞半导体，拉硅单晶。陈伯达对此也很感兴趣。
我们住在一间空屋子里，在厂食堂吃饭，在炼钢厂三班倒，和工人一起在炉前上班——说是上班，但什么也干不了，等于体验生活。当然，也和工人们一起开会。这里的工人是地地道道的产业工人，他们应该政治地位很高，很骄傲自豪吧？然而不。这时全社会正搞“一打三反”运动。他们这似乎没什么“五一六”，但重点搞经济问题。有些工人可能是搞些副业弄些钱，正在挨整，也是在一个劲儿地作检讨。总的来说，他们的精神面貌跟我们所的人差不多。但他们的食堂办得很好。
就这样体验了一段生活，就开始想如何“自动化”了。我们想，问题是炉子里发生了什么事，钢炼得怎样了不知道。唯一可能的信息来自发射光谱。于是，我们从所里搬来一台光谱仪，对着炉口，拍摄炼钢时的光谱，然后辨认谱线。这事当然不难，但没什么用。主要是炼钢这件事，不但中学生是外行，我们也是外行。我们也没看任何国外的资料，怎能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住在首钢，星期六回所参加运动。我们当然知道这儿不是世外桃源。天文台一个姓李的，也是和我们一起在首钢搞炼钢自动化的，忽然被揪回去，开大会宣布为现行反革命，当场逮捕。那年头这种事落到谁头上也不稀奇。
这次炼钢自动化的群众运动大约搞了半年左右，后来随陈伯达行市下降，不了了之，无任何成果。原因也很简单，就是找的这帮人虽然有热情（可以逃离政治运动）但都是外行。像生物物理所的著名学者贝时璋先生也来了。他老先生指示说，自然界凡是含氟的东西都耐高温。这当然使人们很长见识，但离自动化究竟远了一点。真正的内行为什么不来呢？很简单，像钢铁研究院、钢铁学院这些单位早都下放到五七干校了，在北京可能一个人都找不着。
陈伯达多次说，要找中学生。但不知为什么，在首钢始终没有看到他们的身影。
陈伯达去首钢，我只知道这两次。据原驻首钢军代表说，从1969年秋到1970年夏，他先后到首钢18次，一般都是轻车简从。一次周末，几个人扎堆下象棋，忽听后面有人喊：“跳马跳马！”回头一看陈伯达来了（娄熙元《陈伯达的“八怪”》，《河北日报》，2004年11月5日）。
当然也不能说陈伯达的活动毫无影响。2006年6月20日，在北京世纪金源大酒店召开的中国电脑商的会议上，首钢自动化信息部总工程师郭春雨先生发言介绍首钢信息化情况时说“我是70年，当时陈伯达搞电子技术更新的时候，我才正式开始搞计算机。”30多年过去了，还有人念叨他的名字。当年他种下的种子，今天已开花结果了。
早在文革以前，陈伯达就鼓吹“电子中心论”，不被采纳。1968年1月29日，在文革的紧锣密鼓之中，他又不识时务地给毛、林、周等写信，建议大力发展电子工业，应用电子技术。1969年初，他受命撰写中共“九大”政治报告，认为“九大”以后主要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和江青、张春桥等发生激烈争论。毛泽东根本没看陈伯达起草的稿子就将其否定。
所以，1970年陈伯达首钢之行，乃是其身体力行，亲自贯彻其政治主张的重要步骤。他的“电子中心论”受到批判，说是和“以钢为纲”唱反调。现在，他将首钢作为切入点，批判者说不出什么，也和“电子中心论”不悖，因为其重点在自动化、电子化。果然，陈伯达倒台多少年，也从未见任何人揭发批判他“窜到首钢”干什么什么。可见其用心良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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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蓦然回首】
我童年的文革记忆
费 明
文革爆发的时候，我刚好3岁。对这个世界能够连成一片的记忆，就是从“全国山河一片红”开始的。最初是充满色彩，激情无限的疯狂画面，接下来就变成丧失理智，灭绝人性的丑恶表演。
“三忠于”
我对文革的第一个印象深刻的记忆，是“三忠于”几个字。一次在家门前玩耍时，比我大一些的孩子们都在念叨“三忠于”，有一个男孩子问我：你知道什么是“三忠于”吗？我说：不知道。他就拿出了一个带别针的，小孩子手掌那么大的塑料“红心”，上面有毛主席像，还有一些我不认识的文字，他说：这就是“三忠于”，还问我明白没有。我回答：明白了。其实我当时的理解是：这颗“红心”叫“三忠于”，就像蛋糕，饼干，脸盆，饭碗等名字一样。几年以后，我才知道所谓的“三忠于”，不是具体物品的名称，而是一种活动，一种思想。
后来在“三忠于”活动高潮中，我和父亲一起看过一次大游行，那是沈阳市许多单位共同参与的游行。人们在市内主要街道上行进，载歌载舞，还有很多宣传车随行，非常热闹。好像后来我在海外看到的“嘉年华”一样。当时我和父亲站在一个比较高的地方，整个游行队伍都可以看得很清楚。我非常兴奋，不停地跳，觉得很好玩，心想要是天天都有这样精彩的“节目”看，该有多好。
那个时期，我们大院里也有很多人跳忠字舞。人们在工作时间，成群结队地在院内的道路上跳舞，一边跳，一边向前走，很是“壮观”。记得有一首藏族歌曲，唱“毛主席的光辉，照到了雪山上……”就是这些跳舞的人经常使用的“伴舞曲”。
“黑手”与“牛鬼蛇神”
一天上午，我和外婆一起去大院里的国营商店买菜。出来的时候，看见门前的街道上锣鼓喧天地来了一行车队，这不是我们研究所的车，估计是附近其他单位的。十几辆插着红旗的解放牌卡车上站着一些挂着大牌子的人。他们每个人都举着双手，做成投降的样子，两只手都是漆黑的。我们离车有20米左右的距离，所以看不清这手是用墨汁涂黑的，还是用黑泥糊上去的。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游街的场面，很好奇，很想走得近一些，看清楚一些。但是刚从北京回来的外婆，在北京时看够了这些疯狂的行为，她很紧张地拉着我，赶紧从马路的另一边往家溜。听到扩音器中讲到“×××黑手”等等，我问外婆：什么是黑手？外婆的回答，对年幼的我来说是个严重的“误导”。她指着车上的人说：这就是黑手。我“恍然大悟”，黑手就是那些黑色的手。随之而来，又有了新的困惑，怎么我们的手是白的，而他们的是黑的？直到上了小学，才真正搞清“黑手”的含义。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后。进入我眼中的一切变成了一台恐怖大戏。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大标语，像雪片一样覆盖了整个大院，犹如六月飞雪一般。我们的大院，为两个科研单位所共用，我家的位置离工作区很近，站在阳台上，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工作区内发生的事。
那时，研究所的日常工作就是隔离审查，批斗游街，批斗大会上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我们在阳台上可以听得清清楚楚。每到中午下班的时候，我和外婆都会站在阳台上看“西洋景”。左前方是另外一个研究所的工作范围，批斗会后，那些牛鬼蛇神们被押送回被关押的地下室（离我们的住宅楼只有50米的距离），那些负责看管的人，不停地用军用皮带抽打那些走得较慢的人，一边打，一边吆喝。牛鬼蛇神们，每个人都是拎着裤子一路小跑。后来才知道，这些人要自己提着裤子走路，是因为看押的人怕他们自杀，“下班”时把裤带都没收了。他们每天都是如此生活的。
我家的右前方，是大院的主要路口，有一个巨大的毛主席像。我们研究所那些尚未被关押的牛鬼蛇神们，每天下班的时候，都要被人押送到毛主席像前请罪。请罪的程序是：90度弯腰低头，背诵“群众专政好，群众专政好，牛鬼蛇神跑不了！”每次三遍。之后才可以解散回家。这过程当中，经常有人腰弯得不够度数，被看管的人用军用皮带狠抽。这样的事天天发生，每次请罪都有人被打。
这几句请罪“台词”，我记得很牢，因为在一连几个月的时间里，每天都会重复记忆。后来，我们孩子们在一起玩游戏，还曾经模仿过这个“请罪”的过程。
一天下午，大人刚上班，我在阳台上看到我母亲那个研究室的室主任，被人五花大绑，挂牌游街，从工作区走到住宅区，就从我们楼前经过，我感觉很震撼。此人就住在我们楼下的一楼，家里有三个儿子，小儿子后来成了我的同学。他的岳父、岳母也和他们住在一起。当他被人捆着从家门前经过时，他的岳父、岳母就在楼门前观看。我在阳台上看到这一幕，心想：他的家人一定很难过，多“丢脸”呀。将近下班时，大约下午4点多钟，我和外婆出去买东西，在工作区的大门口，还看见这位主任在那里被罚站示众，仍然是双手被绑，脖子上挂个大牌子。这一天真够他受的，两只胳膊被捆几个钟头，恐怕都要没知觉了。那天，我心里很不舒服。
父亲成了“囚徒”
很快，倒霉的事就落到我们头上了，父亲被隔离审查，被关在自己的办公室内。那张写字台，白天用来写交代材料，晚上就是他的床。一日三餐都是我和妈妈给他送饭。妈妈带我去的目的，是让我们父女能够见见面。父亲他们的办公楼，是栋三层的白楼，“仿苏”建筑，在那个时代，看上去很气派。里面有的房间是实验室，摆放着许多贵重的研究设备，还有一些房间是办公室，供研究人员使用。清理阶级队伍开始后，整个大楼成了监狱。几乎每间办公室都被当成囚室来用，关了不少的“被审查对象”。收发室成了监狱看守值班室，每次我们去，都要接受检查。我们送去的饭菜，也要拿出来让门卫认真检查过才能放行。
一天早上，我们照例给父亲送早餐，看守打开“囚室”的门，我们一进去，就发现父亲的脸色不对，准确地说，是脸上有一大块呈青紫色。妈妈很紧张地询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父亲回答说，是头天晚上被人打了。他们那个研究室的几个被审查对象都挨了打，专案组的人对他们拳打脚踢。看到父亲这个样子，听了他和妈妈的交谈，我很难过，也很害怕。不知道明天还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事。
第二天，不知为何，大楼的门卫不再让我这个小孩儿进门了，从此，在父亲被关押的近两个月时间里，我没有再进过这栋办公楼。那一晚，我哭了，说不清是什么感觉，总之，很委屈，很郁闷。
在父亲倒霉的日子里，我们家里的其他人也遇到很多不可理喻的事。我和外婆出去买菜，一出门就会碰到很多“坏孩子”，他们用石头向我们投掷，用胶皮管往我们脸上吹小果粒，还用污秽的语言侮辱我们。有一次，甚至搞到家里来。他们用几根木棍，顶上几片瓦，支在我们家的门上，然后敲门。幸好那次是外婆去开门，她个子比我高，瓦片没有打到她的脸，要是我去开门就惨了，肯定被打个头破血流。还有一次，全家在吃晚饭，突然有人向我们的窗子扔石头，把玻璃打碎了。饭桌就在窗子旁，不少碎玻璃掉在上面。妈妈很紧张，不知道会不会还有进一步的攻击，她让我们全家都趴下，以免被碎玻璃伤到。趴在地上，我很气愤，心想：不知是哪个王八蛋干的。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心里开始有仇恨的情绪产生。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仇恨的感觉越来越强烈，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很久，才慢慢地被化解掉。
“抢”食品
文革爆发以后，“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越叫越响亮，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艰苦，日常生活必需的物资，一天比一天缺乏。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很大一部分与“吃”有关。用那个时代的语言来描述，就是经常要“抢菜”，“抢酱油”，“抢……”。生活在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那是个什么样的日子。
文革开始时，生活在我们大院里的职工与家属，总共有3000人左右。在大院的东门和西门，各有一间国营商店，销售居民日常用品，商店不大，但经营的品种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齐全的。再往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我和外婆早上出去买菜，无论是哪个商店，菜案上总是只有一盘姜，一盘蒜，其他什么都没有。照说我们出去得不算晚，早上8点多钟进商店，已经是什么都没有了，难道当天的菜8点前就卖完了？当时，我外婆认为是这样，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不太可能，最大的可能性是：商店里根本就没有蔬菜供应。
我们的大院，前后长1公里，宽也将近1公里。我家刚好是在整个大院的中心部分。从家里到西门外的商店，300-400米，在西门外商店没买到菜，我们就得再折回到家门前的路口，再经过整个工作区从南门出去，沿院墙外的大路，走到东门外的商店——因东门在工作区的内区里，文革期间禁止家属进入内区。这样，等我们走到东门的商店就快10点了。整个过程，将近4公里的路。一个小脚老太太，每天带个孩子，为了一家5口的伙食，从早上8点半走到10点半，拎个空篮子出去，再两手空空地回来。很辛苦，很心酸。外婆总是有些自责，认为是出去得晚了，路走得慢了。其实，这根本不是她的错。这么多年来，每次想到这样的往事，我就很难受。外婆这一辈子，实在是很苦，从义和团到文革，哪有几天安生的日子！
自从一切凭票供应，我们沈阳居民每人每月能够得到的只有三两肉，三两油，“三两”成了那个年代描述我们东北人民生活水平的标准语言。为此，主持东北大局的陈锡联，有了个时代性的外号——“陈三两”。鸡蛋的供应是每月半斤，形象点儿说，也就是中等大小的鸡蛋，每人每月5个。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大院的人们开始使用各种方式来“搞”吃的。养鸡是那个时候最普遍的方法，既解决了蛋的问题，又可以偶尔改善一下生活，炖只老母鸡来吃。
由于家属宿舍都是楼房，如果要养鸡的话，只能是养在家里。而且，并不是所有的住户都有阳台，加上东北的冬天气温太低，把鸡养在户外是不行的，所以，人鸡同室就成了不可避免的情况。我们那个单元，是3间屋子的格局，文革中，两家人住在一起，共用厨房和厕所。单元的过道很窄（那时的住宅没有门庭），是个实实在在的通道，两人并排行走都嫌挤。这样的地方，放上一个大鸡笼，养上几只鸡，实在是很不方便又很不卫生的事（幸亏那时没有禽流感）。不要说行走不便，每天鸡粪的味儿，就够你闻的。我们和邻居，都养了几只鸡，他们的鸡窝在过道安家后，我们的，就只能放在阳台上，冬天里，还要格外为鸡窝提供些保暖措施，压上小棉被等等。自从家里养鸡后，给鸡喂食儿就是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最累人的是要把白菜帮子等剁成碎末，这个工作由我和外婆完成。那个年代，各家各户都是这样的生活，每天都能听到四处传来的剁鸡食的声音。养鸡虽然辛苦，剁鸡食儿也很烦，但每当看到有大鸡蛋从鸡屁股里掉出来，我的心情就会变得非常愉快。
文革后期，连蔬菜也采取凭卡供应的方式了。每户每天5斤，两天领一次，也就是一次领10斤。每月1卡，分单双号配给。这10斤菜，不是净重，是连泥带土的毛重。分的时候也不用称，售货员（准确地说是配货员）用一把大耙子，在地上一扒拉就成了。至于重量是否准确，没人计较，有口菜吃就不错了。如果是那种从白菜地里“间”下来的菜苗（当地叫“小白菜”）就惨了，整个菜全被泥糊住，10斤菜里能有5斤土，纯粹是烂菜一堆。我外婆最怕领到这个“小白菜”了，清洗太费功夫。
有意思的是“等菜”的过程。这些凭卡供应的菜，店里不是随时都有。每天有一部卡车来送菜，时间不定，数量也不够分配。也就是说，从早8点到晚6点都可能送。所以，要想得到应得的那份儿，家中就要有人来等，两天等一次。从早等到晚，总会有等到的时候。双职工家庭很惨，只能是孩子放学后，让孩子们负责领菜。如果来得太晚，很多时候就领不到了。我在小学期间最要好的一个同学，她家就是双职工，深受“领菜”的困扰，一日三餐，经常是辣椒油配饭（那个时候，连辣酱、咸菜都买不到）。我们家还好，外婆负责这项工作。暑假的时候，这个任务就由我来完成。这是个艰巨的任务，车没到大家就要排队，这过程中，经常有人不守规矩，乱挤一通。要想不被挤出队列，就要拼命“站稳立场”。车一到，人们更加疯狂，很多时候是一拥而上，疯抢！这不是偶尔一次的“体验生活”，而是形成常态的“持久战”。需要“抢”的东西，不仅仅是配发的菜，还有凭票供应的豆腐，自由购买的酱油，等等。这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久而久之，我也习惯了，以为生活就是如此。这样的状态，一直到1978年才彻底结束。
提到酱油，顺便说说文革时期对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油盐酱醋的供应。那时不需要凭票供应的东西不多，油（酱油）盐酱醋算是一类。不过，就是这样一些煮菜（不能叫炒菜，因为那个时期，大院的煤气供应不足，菜都是“煮”熟的）的必需品，也严重缺乏。酱油是经常性的断货，偶尔来货，大家就要“抢”回来一些储存。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家的床底下，有好几大瓶子长了白毛的酱油。每个瓶子都有5立升的容积。即便是发毛，也不能倒掉，每次用的时候，加热一下就算是“灭菌”了。精盐的供应最差，文革后期的一段时间里，我家煮菜都用盐水，是把很大粒，含沙的粗盐用温水化开后，食用上面那些干净的盐水部分。食用油的供应和酱油、盐比起来算是好一些，每人每月起码有三两油（当地叫豆油，不知是大豆油还是黄豆油）。但是要说的是，由于食用油不足，大家只能想办法找肥肉来熬油。文革后期，所里的职工经常出差外地，如果到一些凭票供应制度执行得不严格的地区，例如北京，那里买5角钱以下的猪肉就不限量，就可以用多排几次队，多跑几家店的方法采购一些肥猪肉，或是直接找亲友帮助解决。由于每次的采购量太大，有的能达到20至30斤，外地的亲友们，把我们这些来自东北地区的出差人士称为“东北虎”。最后，连我们大院的人每次出差，都会戏称自己是“东北虎下山”。
这样的方式，固然能够暂时解决食用油不足的问题，但长期吃猪油，对身体的损害是严重的。80年代，大院开始实行集体检查身体制度，相当一部分的职工，都患有胆固醇高，高血脂等疾病，其中很多人的年纪并不是很大。按照那个年代的生活水准，这些人是不应该过早地患上这类疾病的，都是猪油惹的祸。想一想，这也应该算是文革的“成果”吧。
文革十年，对食品行业生产的破坏，可以从罐头的制作上看得很清楚。由于肉制品的供应严重不足，我们家遇到有客人来吃饭时，经常用肉罐头来应付。那时罐头的价格很贵，2块多钱一罐，这对每月只有几十元人民币收入的家庭来说，是消费不起的。好在父亲的工资不低，文革后期，我们经常靠各类罐头来改善伙食。原来的猪肉罐头，都是纯瘦肉的，货真价实，一小罐200克的碎猪肉我们能吃上几顿。后来就不行了，罐头里面都是些肥肉，再后来就更可怕了，全是猪皮。5-6小块烂猪皮值2块多钱，实在是太离谱了。从这里可以看出，那个时期，无论有钱没钱，都没办法“搞”到足够的食品。
其实我们大院这些人文革期间的伙食，和其他一些地区相比并不算差，至少还有饭吃，不至于挨饿。儿时的这段经历，对我日后的成长很有帮助。我这辈子，永远都不会糟蹋生活物资，无论是食品还是衣物。这种“勤俭节约”的习惯，至今仍在影响我的生活。
准备打仗
文革期间，我们这个科研大院，有很多荒谬的事发生。在我这样一个小孩子的眼中，最可笑的莫过于搞战备，在楼前楼后挖防空洞和战壕。那是1970年左右发生的事。今天想起来，依然觉得非常好笑。
1969年，珍宝岛事件之后，我们在沈阳的研究所，一直是处于战备、准战备的状态中。按照上级的命令，我们各家各户的窗户玻璃上，都要贴上用报纸剪成的大大的“米”字，说这样做的目的是，如果苏修的飞机来轰炸，玻璃不容易被震碎。我当时就在想：一层报纸的厚度，能有如此的力量来保护玻璃？
全家动员，老少都上阵，刚刚搞定家中所有的窗户，我们又接到上级通知，要所有住户都准备5天的干粮，说是要打仗。这个消息让我们全家人都处在十分紧张忧虑的状态中。外婆蒸了好几十个馒头，就等着一声令下，好疏散撤退。我那时是个孩子，对打仗的事，没有恐惧，只有好奇，天天盼着疏散的命令。结果，等到馒头都要变质了，命令还没有来。无奈，为了不糟踏粮食，我们一家人只好顿顿吃馒头，直到全部吃完，也没有人再提打仗的事。半年之后，为了擦掉玻璃上的米字，我们又是全家动员，清理工作非常难做，几十块大玻璃的清洗，有如一项工程。这一切对我们来说，纯属无妄之灾。
接下来，就到了四处挖战壕的时刻。那一年，沈阳军区向我们这个研究所派了3名军代表。来做党委书记的，是一名副团级军官，其余二人是排级干部。这位新任书记，负责“主持大局”，具体工作，由二位小排长出面指挥。当时战备形势严峻（后来才知道，所谓的形势严峻，根本是胡诌），每栋家属住宅楼的前后，都要挖战壕和防空洞。我家那栋楼的前面也是如此。
说到此处，不得不简单提一下我们科研大院的环境。我们的研究所，是50年代初按照苏联模式建立的。整个大院呈长方形，前面是工作区，后面是家属住宅区。家属区内，共有20栋三层宿舍，其中二栋是高级研究员住宅，简称高研楼。两栋高研楼的前后，都是面积很大的花园，里面有各种树木和花卉。每到夏天，鲜花盛开，景色非常美丽。文革开始，花园也受到破坏，树断花残，一片狼藉。前面说到的战壕，就是要从这个花园中通过。
命令一下，各单位的男人们都要出来挖壕沟，一天的功夫，楼前就出现了一条横贯东西，宽度大约1米，深度半米的长沟。傍晚，两个小排长前来视察，对各处“工程”进度表示满意。当时，我就站在壕沟旁，听到了他们的谈话。他们离开后，我和几个小孩子就跳了进去，玩起了“打仗”的游戏。站在壕沟中，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这么浅的一条沟，十来岁的孩子把它当“战壕”玩游戏刚好合适，不知道大人们如何在沟里行动。真当战壕用太浅，前后也没有屏蔽，如何战斗？当交通壕的话，估计人们在里面爬行才能躲避子弹。现在回想起来，也猜不到如此做法的真实用意，可能这就是“折腾”吧。
几天后，楼后面的防空洞竣工。其实这只是个很小的半地下掩体，十多二十米长的砖土结构，大概也就是能够抵挡个手榴弹之类的攻击。接下来就是防空演习。警报随时会响起来，一听到警报，所有的人都要钻进防空洞。对孩子来说，第一次进防空洞的感觉是新鲜的，几十个邻居挤在一起，门一关，里面黑乎乎的，只有蜡烛微弱的光亮在一闪一闪。有时，不小心把蜡烛搞灭了，里面就是漆黑的一片。慢慢地，我开始有些不安。由于空间狭小，人们又是一个挨一个地挤在一起，几分钟后，就有些空气不足的感觉，大家都觉得很闷。记得有一个叔叔说：“这样的地方呆久了，一定憋死。说不定这个简陋的洞还会塌下来。”这样的言论，更加深了我的恐惧。随后的日子里，每次警报，我都是站在洞口，生怕有塌方的事件发生。没过多久，果真听到了其他地方有防空洞塌方的消息，从此之后，我和外公就再也没有进过防空洞，我们偷偷地躲在家里，拉上窗帘，闭门不出。
我们的大院，这时一共挖了十几个防空洞，基本上是每楼一洞，把院里优美的环境完全破坏掉了，到处是洞和沟。这些战备“遗址”，一直到80年代初，才完全消灭掉。
一个女人给我留下的难忘印象
文革动乱那个疯狂的时代，在我的心底留下了许多深刻的记忆。对我触动最深的，是一场小型批判会。那是发生在文革后期，1975年夏天的事。
初夏的午后，天空碧蓝，偶尔一片白云飘过。我和几个小伙伴在科研大院的工作区附近玩耍。忽然从一扇敞开的窗子里传来一阵嘈杂声。我们几个小孩儿本能地跑过去看热闹。一排平房的一间办公室里，坐着十来个男人，正在冲站在他们面前的一个女人吼叫，声音尖锐而严厉。我站在窗口，向里面望去，这是个40岁左右的女人，短发，瘦高身材。一身灰色衣裤，是那个时代最常见的式样。由于是站在她的斜背后，我看不到她的脸，只能通过话语的音调，来想象她的表情。旁边的小朋友说，这是住在我们后面楼那个小女孩儿陈园她妈。
我们跑过去的时候，批判会已经开了一阵，所以听不明白事情的原委。我站的位置，是这群男人的正面，刚好能看清这些人的容貌，一个一个横眉竖目，面目狰狞，还不时地撸胳膊，挽袖子，好像在做动手打人的准备。
生活在文革时代，对这类场面可以说是司空见惯，但我从未如此近距离地“参加”批斗会。当时我的感觉非常恐惧，心跳得厉害，呼吸也变得不是很顺畅，很怕这些男人会对这个女人动粗。
我们的大院，是两个研究所共用的，批判会上的人属于另外一个研究所，所以这里面的人，我除了知道那个女人是陈园她妈外，其他的人，一个都不认识。只知道这个女人和她的丈夫是文革中的一对“现行反革命”，罪状不详。她的儿子比我大几岁，从不和人说话。女儿陈园比我小几岁，永远是满脸忧郁，有点林黛玉的味道。由于有幼年的子女要照顾，那女人和丈夫一起被关进监狱一段时间后，她被提前放了出来，说是监外执行，留在研究所监督改造。（我读中学的时候，70年代末，据说这个陈先生也放出来了。但我从未见到过他本人。）这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被一群人批斗，似乎是那些人要她交代什么问题，还说她“很不老实”，要她低头认罪。
面对一群凶神恶煞的男人，这个女人的态度非常镇定，回答问题时，语调平静，既不紧张，也没有激动，当然，更听不出来一丝的恐惧。和那些审问她的人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一方是气急败坏的吼叫，另一方是波澜不惊的从容。这个对比给我的印象很深，在那一刻，年少的我对这个女人充满了敬意。在这过程中，我注意到了一个很小的细节，那就是，当那些男人口出秽言对她肆意侮辱的时候，女人放在身体两侧的手，会不自觉地攥紧拳头，这个动作，让我体会到了女人内心的感受。从容不迫的背后，是坚定无比的意志和压抑的愤怒。
这出闹剧是如何收场的，我不知道。当时很害怕，不敢再继续看下去。儿时的这个见闻，陪伴了我30多年。对这个女人心态的解读，随着年龄的增加，也变得越来越深刻。文革中看了太多的低头认罪，只有这个女人给我留下了特别的印象。
多年以后，回想当年的情景，即便是今天的我，设想遇到同样情形，也无法达到她那样的境界。时至今日，她依然是我敬佩的榜样。
不堪回首的小学生活
我的整个小学时光，是处在文革中后期的时间段中。从批林批孔，反对师道尊严，到评《水浒》，批宋江，几乎所有的记忆都和政治运动有关。那是个疯狂的时代，校内校外都处在浓厚的政治气氛当中。
1970年春，我开始读小学。那时家附近的几所“正规”小学校舍不够用，我们科研大院的适龄孩子，都不能循序进入小学读书。解决的办法是：科研所负责找个地方，由民办教师充当师资。开始的几个月里，我们几十个孩子，在被称做“牛棚”的两间土棚中上课。用大人们开会用的长凳当桌子，每个孩子自带板凳上学。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牛棚”这个名词，据说这个地方，之前真的是用来养牲口的，但应该不是养牛，我们所里不存在养牛的可能性，也不应该是养猪的地方，因为猪圈就在隔壁。为什么叫牛棚，对我来说是个“世纪疑问”。
开始上课了，但没有课本，每天的内容就是语文和算术。第一堂语文课是教几个拼音字母。算术课就是1—100个数，每天教几个数字。老师是档案存放在街道的两位20出头的女孩子，是民办教师的头衔。我至今也没搞明白，这民办教师到底是个什么含义，给民办小学当教师？还是教师的水平属于“民办”的档次？
这年的冬天，天寒地冻，牛棚里的气温和外面的没有多少分别。我们这些孩子实在无法坚持下去，只能提前放寒假。开学后，我们有了自己的教室，是家属住宅楼一楼的一个单元。新教室的条件比牛棚好多了，至少是人住的地方，加上研究所“资助”，木工房利用寒假的时间制作了一批简陋的课桌和椅子，总算是有个教室的样子。接下来，新课本也发下来了。语文课本前面几篇课文，我至今仍记得很清楚。第一课：毛主席万岁。第二课：学习毛主席语录。第三课：高唱东方红。第四课：打倒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每篇课文一页纸。虽然学会了读和写，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没搞明白什么是“叛徒、内奸、工贼”。连刘少奇也不知道是何许人。老师从不解释，我们也没人问，不懂得问，也不会问。既然打倒，肯定是坏蛋无疑，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小学一，二年级的生活，相对来说还算平静。老师能够掌控课堂上的一切，调皮的孩子们也不敢太放肆。我们这些牛鬼蛇神的子女，尽管受歧视，不被批准加入“红小兵”，但没有遇到过多的刁难。从三年级开始，进入正式小学上课后，一切都变得不同起来。
小学校舍坐落在我们大院的北院墙外，与大院是一河之隔。三层大楼外，有一片100平方米的操场。和其他同时期的小学相比，条件算是不错的，可惜管理得一塌糊涂，校内秩序远不如其他小学。我们班里，学生们都是大院子弟，几位“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男孩子，天天在课堂上捣乱，不但和老师对顶，口出秽言，还欺负女同学，像我们这样的女孩子，都是他们暴力发泄的对象。每天的课堂生活，乱哄哄地开始，又乱哄哄地结束。
四年级的时候，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学校里更是乱成一锅粥。整栋教学楼每一处角落都铺满师生们的大字报，不过这只是运动在校园内展开的外部表现，针对教师个人的“反师道尊严”，则是运动进入校园实实在在的本质内容。当时，我们学校每位教师、学生，都要写大字报（不写不行），内容是批林批孔，对一个11岁的孩子来说，这篇“命题作文”的难度实在太大。不知道其他同学是如何完成的，我的大字报是我妈帮我写的，准确地说，是照报纸抄的，斗大的字写了一筐算是交差。至于内容如何，我完全没有印象，根本就没看。接下来就是批判三年级一班的班主任。这是她们班里一位“根红苗正”的“反潮流小将”，在家长的授意下，向黄帅同学学习，带头造班主任“师道尊严”的反，在校内打响的第一炮。不知道这位老师的“罪状”如何，只记得这事是搞得“轰轰烈烈”，全校师生都知道这个班里发生的“反潮流”行动。最后的结果很可笑：这位老师“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站到了革命阵营中来”。我当时根本就搞不清是怎么回事，感觉她们师生二人都红了，出名了，无论是“小将”还是老师，都成了我们全体师生学习的榜样。学习“小将”容易理解，对这个老师，学她个啥？勇于批判自己，改正错误？我甚至还有个不敢说出口的感觉：不知道这二人，是不是串通好了演一场戏，大家都出名。之后，这个老师“更上一层楼”，比以前神气多了。难怪我有这样的想法，否则，实在是不好理解。
之后，我们班里也有人跟风，几位同学，其中还有“臭老九”的子女，向校革委会汇报，说我们的班主任利用政治学习时间，给我们班里的同学补珠算课。情况是属实的，我们的班主任的确是用政治学习时间给我们补课。那个时候，学时少，老师都在“跳着教”，这个老师比较负责，看完不成教学进度就增加学时，结果被学生告了一状，最后被迫在全班同学面前检讨错误，自我批判。我当时感觉很不对劲，这几个同学不是“恩将仇报”吗？
从“反潮流”，反“师道尊严”开始，校内的秩序就更完蛋了。前面提到的，我们班里的那些“混小子”，更加无法无天，在课堂上公然行凶打人，互相打斗，打女同学，最后到了敢和老师动手的地步。课根本没法上，记得有一次，老师气得离开教室回办公室，我们这些女同学被他们搞得从窗子跳出去“逃生”。当时心想，幸亏教室在一楼，不然都不知道如何了结。
那一段日子，是我学生生涯最苦恼的时期。无论校内校外，天天都要受这班“小混蛋”的欺负，挨打挨骂是家常便饭，有时还被这班家伙堵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百般羞辱，真是受够了气。这种乱象，一直持续到“四人帮”倒台才算结束。
“反潮流”后，由于校内的秩序混乱，公共财物也被破坏得很厉害。我们教室里的玻璃窗，基本上没有玻璃，学校也没钱更换。大冬天的，我们就在这样的环境里上课，很艰难。最后，快毕业的时候，还是两位家长从研究所“搞到”了一些玻璃，总算把窗子安上了。
这段小学生活里，让我觉得最好笑的一件事，是一位老农民前后两次的忆苦思甜报告。这位贫苦的老大妈，三年里给我们做了两次报告，讲述她自己及家人在“万恶的旧社会”里所遭受的苦难。同一个家庭，同一个人，两次的讲述内容出入很大，除了姓名以及家中人数一致外，其他的“苦难经历”基本上没有一致的地方。记得在第二次听报告的时候，开始时我心里的想法是：这个人八成年纪大了（其实也不是太大，60岁出头的样子），过去的事记不清了。到后来就觉得很不对劲，再糊涂，也不会把基本的事情说错。她可能以为台下没有人知道她的过去，瞎编也无妨。岂不知有我这样一个记忆功能非常优秀的学生坐在那里。
小学时期对一个孩子来说，应该是一段铺满鲜花的路程。父母的宠爱，师长的呵护，同学之间的友谊，这一切像一首优美的交响曲，伴随着心灵的成长。可惜，在那个变态的时代，整整一辈人，没人能得到这本应属于自己的一切。每当我看到自己的子女能够快乐无忧地享受校园生活时，心底都会涌出一种无法形容的遗憾，我美好的童年时光，全被糟蹋了。
我的童年经历，耳闻目睹没有一件事是“正常”的，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思维，意识难免带有深刻的“时代烙印”。这让我在走出国门，融入西方社会的最初几年里，不得不花大力气来调整自己，以期适应“正常社会”的思维方式。这也是个痛苦的过程，不得不经历的过程。值得庆幸的是，我走过来了，现在的我，是自由社会里，一个正常的公民。
本文作者现居荷兰从事商务工作。这是应约为本刊撰写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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