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記　憶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２８日
ＲＥＭＥＭＢＲＡＮＣＥ　　　　　　　第八期
　　　　　　　　　　　　　　　　　　２００８年９月１３日创刊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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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国史笔谈
蓑笠翁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评《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兼与作者商榷（上）

闲读偶记
顾 土 文革史中的“虚史料”现象

文革起源研究
孟犁野 个人崇拜的盛大礼赞——舞台艺术纪录片《东方红》简析

华国锋研究
晓 明 华国锋的功与过

史林一页
王广宇 安亭事件前后和王洪文进京
顾训中 关于1967年1月王洪文进京及上海权力机构名称变化的史实考订
白 磊 关于白瑞生“国民党特务”案的采访记录

书评与序跋
阎长贵 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文摘
陈东林 毛泽东是否事先知道江青组织批判《海瑞罢官》
徐友渔 为三千六百万饿殍立墓碑

故纸堆
二外红卫兵九一联合兵团 鲁迅先生访问记

简讯
樵 余 重庆医科大学塑造毛泽东巨像引发争议

小资料
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名单

编读往来
1、顾训中来信 2、Michael.schoenhals（沈迈克）提供保定革委会名单
3、Jeremy Brown （周杰荣）提供天津革委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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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笔谈】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评《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兼与作者商榷（上）

蓑笠翁

传闻《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邓（1972－1976）》（以下简称《难》）是近年来难得的好书。于是路过香港时，特意购而读之。据总序称，作者是“有深厚功底、又长期从事当代中国史研究的专家。”“足迹遍及全国各省及市县档案资料馆，搜集整理档案并对史料辨伪。”其重要特色是“史料之丰富、辨析之充分”（《难》总序,金观涛）。但是通读全书之后，笔者大失所望。书中不仅史实性错误百出，而且所持立场未脱大陆官史的窠臼。独立写作，自由出版等有利条件，带来的却照样是官史中常见的老问题，这不能不让人想到“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古语。下面，笔者试从史实和立场两个层面，谈谈看法。

一、 关于史实
判断一部史书之高下，首先要看它如何对待史料，如何对待历史人物和事件，如何对待权力制造的官方言说。简言之，就是要看它在多大程度上接近了历史真实。《难》存在的问题是，第一，它对某些史料的运用过于轻率；第二，它的某些判断缺乏根据；第三，书中存在着一些常识性错误。下面分别述之。
第一、关于某些史料的运用
A．《难》第三章第二节，谈到毛泽东在考虑张春桥作接班人时，张的“叛徒历史”成为事情的焦点。为了说明周恩来对这一问题的高度关注，作者引用了邓小平之女毛毛的回忆：1973年4月9日，邓小平和其夫人卓琳看望周恩来。周恩来向邓小平说张春桥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让查。（第188页）
笔者认为，毛毛的这一回忆是值得怀疑的。首先，依据周恩来小心翼翼的性格特点，特别是有第三者卓琳的在场，周提起如此敏感的话题是不太可能的。其次，邓此时刚刚复出，和周的交往甚少，甫一见面，周就同邓谈此事，其可能性更小。如果考虑到毛毛写的另一次陪同邓小平去看康生的情况，则完全有理由认为是毛毛把两次事情记混了。（详见Teiwes Frederick，《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e Revolution, 1972-1976》， 2007， Armonk ，New York， p73－74）
《难》还谈到，1974年12月23日毛、周会谈，周恩来又对毛谈起张春桥的叛徒问题。作者的根据是《周恩来年谱》：12月26日，毛泽东还表示，他已经知道有关江青、张春桥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情况。
笔者认为，这一证据同样不可信。理由有四：
第一，年谱并没有告诉读者是周还是毛先提起张春桥的叛徒问题。
第二，根据《周恩来年谱》，毛不仅提议由张春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而且向周夸奖了张，说张有才干，要周向政治局传达。周还传达了毛的如下讲话：“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见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712－1715页；又见，Teiwes Frederick，《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e Revolution, 1972-1976》， 2007， Armonk， New York， p234；《周恩来在政治局常委会上传达的毛泽东谈话要点（节录）1974.12.23-1975》。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年版) 这些史料只证明了一点——毛对张春桥极为信任。
第三，毛泽东、周恩来对张春桥历史问题的态度亦可以从陈永贵身上得到启示。陈永贵在1968年承认了自己的历史问题。当有人质疑陈永贵没有资格作九大代表时，是周恩来根据毛的意思把此事压下。（见范银怀《“汉奸”陈永贵是如何过关的？》，载《炎黄春秋》1999年第5期；范银怀在文中引用了《谢振华回忆文集》中的一段话，谢振华说他写了向上反映的经过和自己的看法：“陈永贵的历史问题被发现以后，于1968年9月，我即派当时出席‘军工会议’的李金时（六十九军副军长）将陈永贵的问题呈报周总理。周总理当即指示：‘六十九军的同志要顾全大局，不要扩散，影印件可报中央。’”“遵照周总理指示，1968年12月，以六十九军党委名义正式上报北京军区党委转呈中央。”“周总理陪外宾参观大寨时，我又当面向他作了请示。总理说：‘要维护大寨红旗，作为历史问题，仍可让陈永贵当代表出席九大，但只当代表’。” ）后来，周恩来还提名陈永贵为副总理！（霞飞《劳模领导人陈永贵与四人帮的恩怨》，载《党史纵横》2005年第2期）鉴于以上几点，笔者认为，在明确知道毛对张的看法的情况下，周不可能向毛主动谈此事。
第四，张春桥是毛的红人。林彪想打倒张都办不到，以至于庐山成了名副其实的“折帅山”。九届二中全会后，风向转变，周恩来竟然递条子给林彪，要求表扬张春桥。林彪对周的提议置之不理（见吴法宪《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813页）。张春桥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身兼两职，既是七人批林批孔领导小组也是六人军委小组成员，红得发紫。一向善于揣摸毛泽东心思的周恩来，竟会在此时“阻止”毛重用张，是有悖情理的。
笔者认为，《难》对周恩来与张春桥之间的矛盾斗争做了违反情理的夸大处理，作者之所以做此选择，完全是因为其思想理念仍旧束缚于“两条路线斗争”这一既定的思维框架之中的缘故。
B．《难》第203页写道：1973年3月29日，邓小平“以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重要问题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这一说法有误。根据《周恩来年谱》，并不是“重要问题列席政治局会议讨论”，是“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换言之，是有关外交的政治局会议，邓小平有资格参加，而非一个大而化之的“重要问题”，两者的区别可谓大矣。实际上根据现有记载，邓小平在1973年年底以前在政治局的活动是非常的少，以至于在《周恩来年谱》中毫无记载。
C．《难》第206页写道：“1970年9月的庐山会议上，多数中央委员不明真相地要求设国家主席，王洪文自然坚决地站在张春桥一边，立下了功劳。”这一说法同样有误。实际上，当时王洪文在一开始也是积极响应林彪讲话的。王洪文当时大喊大叫，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当事人张佐良说：“我还在奇怪，现在也不是‘文革’初期红卫兵的时候了，怎么还喊这样的口号？难道有谁反对毛主席吗？”（见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明镜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111页）
D．《难》第222页说，“毛泽东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未担任过中央军委要职的邓小平出任总参谋长，说明毛泽东把最重要的军队权力交给他掌管。”这一说法同样是十分错误的。事实上，此时的邓小平并没有出任总参谋长一职。虽然12月15日毛泽东提了一句“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但《周恩来年谱》和1973年12月22日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参加中央领导工作的通知》，都没有提及邓小平出任总参谋长一职。《通知》只是说：“遵照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请予追认；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特此通知。”（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年版）根据曾庆红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 附卷二 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1949.10-1997.9）》中的介绍，邓小平出任总参谋长一职为1975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同志任职的通知》（1975.01.05；中发［1975］1号），邓小平确实是在1975年1月才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
至于说，毛泽东把最重要的军队权力交给邓小平掌管更不符合事实。根据《周恩来年谱》，1974年1月18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提议中央军委成立以叶剑英牵头，有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参加的五人小组，讨论处理军委的大事及紧急作战事项。20日，中央政治局正式向毛泽东提此建议时，将原五人小组增至六人（加苏振华），并确定军委六人组“大事视情况或直报主席或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后再报主席”，“对内对外不行文，一律以军委名义下达”。同日，周恩来与王洪文联名向毛泽东报告此事，毛泽东表示同意。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邓小平不仅排列在叶剑英、王洪文、张春桥之后，而且在随后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对于运动的走向基本上没有什么发言权。（详见Teiwes Frederick，《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e Revolution, 1972-1976》，2007， Armonk， New York， p178－186）
E．《难》第13页写道：“九一三”事件10天之后的9月23日毛泽东再次要汪东兴追问（黄吴李邱的问题）时，周恩来才吃惊地拍案惊呼：“我忙昏了头，忘记了！”作者认为：“这样的大事，记忆力过人的周恩来是不会忘记的。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周恩来知道，由于林彪的第二号人物的地位，肯定会有很多军队将帅甚至中央领导人和他有工作上、私人关系上的往来文字材料，未必都是上了贼船，而一旦这些都被列入罪证，中央专案组的江青、张春桥等人必定主张追查株连，将会罗织更大范围的冤案。因此，宁可冒险纵容黄等人一烧了之。”
首先，作者并没有给出“周恩来才吃惊地拍案惊呼：‘我忙昏了头，忘记了！’”的材料出处。根据“九一三”到9月23日之间中央以及周恩来的活动，周恩来没有忘记。李德生就是在这期间奉周恩来的命到黄吴李邱的住处了解情况，事后向周恩来做了报告。（见李德生《李德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430页；又见，祝庭勋《李德生在动乱岁月——从军长到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1月版第239页）
据《周恩来年谱》，9月14日，毛泽东对周恩来说：“看他们十天，叫他们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老同志，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交代好了就行。”周恩来在9月24日讲：“限你们十天坦白交待，争取从宽处理，你们不听。你们对党对人民是犯了罪的！”这才是到24日才处理黄吴李邱的根本原因，是毛决定给黄吴李邱等人的表现时间，何来的周恩来故意保护一说？
同样依据《周恩来年谱》，9月14日，（毛泽东决定），参与林彪政变阴谋活动的人员，均在后来清查中逮捕归案，有关罪证材料由周恩来审核后送毛泽东。9月30日，由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吴德、吴忠十人组成中央林陈反党集团专案组，下设由纪登奎、汪东兴领导的办公机构。经报毛泽东同意，10月3日，中共中央分别发出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的通知和成立由周恩来负责的审查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专案组的通知。
文革中，周恩来不仅主持整个中央专案组的会议，而且从文革一开始的中央专案委员会以及以后的中央专案小组，都是由周恩来主持其日常工作并直接向毛泽东负责。整个中央专案组的实际领导者就是周恩来本人，连康生、江青等都是其手下工作人员。整个专案组的材料最后审批以及在报告于毛泽东、林彪之前都要经过周恩来之手，至于材料的是真是假并不是什么问题，关键在于是否能满足组织的要求。（详见：1，Macfarquhar Roderick，《Mao’s Last Revoluti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282；2，毛泽东对于专案组的批示，《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邓小平材料的报告及毛泽东批示》，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年版； 3，关于林彪的作用和态度，林彪只是毛泽东划圈我划圈，参见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林彪秘书回忆录》，春秋出版社1988年版；4，Schoenhals Mike，《The Central Case Examination Group, 1967-79》, The China Quartely, No. 145, May, 1996, p90；吴法宪在回忆录中说：当时决定成立什么专案组，由谁来分管，选派专案组工作人员等，这些问题都是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由周恩来亲自提出，经大家讨论统一，再由周恩来签名报毛泽东、林彪批准。周恩来每半个月就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主持召开一次专案组全体工作人员会议。吴法宪《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697－699页）
因此，上述说法，要么是作者的一厢情愿，要么纯属作者的主观臆测。周恩来本身与军委办事组联系甚多，他就不怕承担别人的指责，销毁自己的罪证吗？在《难》的作者看来，不是有一直对周恩来虎视眈眈的“四人帮”吗？
依笔者理解，《周恩来年谱》所言毛说“给黄吴李邱十天时间交代”云云，也是子虚乌有，那不过是逮捕黄吴李邱的一个借口而已。毛想抓，周就会去抓。文革中，还不是毛想抓，而是江青想抓的，周恩来不也去抓了吗？

第二，关于某些判断
《难》如官史一般，对于某些事件或是照本宣科，或是妄自断言。此类情况多多，笔者只能列举其中几例：
A．《难》第28页断言：“虽然历史证明，……‘二月逆流’事件也主要是江青搞的”。不知道作者做此断言的根据是什么。“二月逆流”从一开始到最后，都是毛一手操纵，而且事情错综复杂，把它说成“主要是江青搞的”是违反基本史实的。（见欧阳龙门《林彪在“二月逆流”前后》，载丁凯文主编《百年林彪》，明镜出版社2007年版第282－312页）
B．《难》第112页断言：中美关系的缓和，三线建设重点的转移对于国内支持备战的林彪集团是一个打击。试问，国内备战是林彪集团搞的吗？支持备战是林彪集团一家的事情吗？书中对林彪集团的认识同国内官史毫无二致。战备，当时是国内领导层的共识。（详见余汝信《1969：对苏战备中的军委办事组、林彪与毛泽东》， 载丁凯文主编《百年林彪》，明镜出版社2007年版第312－353页）作者在书中特别喜用“林彪集团”或者“四人帮”一词，但是真正存在这么一个“林彪集团”吗？如果“九一三”后毛泽东打倒黄吴李邱，作者就认定此四人就属“林彪集团”，这个说法是极不负责的说法。三线建设早就展开，甚至早于文革，难道那时就存在一个林彪集团吗？文革前及文革初期，林彪得到军内广泛拥戴，老帅们都支持林。叶剑英更是林的得力助手，用作者的思维，叶难道不属于这个“集团”吗？这其实是作者一个典型的固有思维，思想意识还是停留在“两案”审理前后的时代，没有丝毫前进。
C．《难》第115页断言，与江青相比，张春桥和姚文元是坚定的反西方派，时时在中美关系缓和的问题上，施放攻击周恩来的冷箭。对于此种说法，书中并没有给出证据。在中美关系上，所谓的激进派并没有指手划脚。毛泽东在1973年11月为外事问题批周后，甚至说“让张春桥、王洪文这些人学点外文，不要上别人的当”（纪东《周恩来的晚年岁月》，载《纵横》， 2008年第2期），等于是要他们插手外交，但后来也并未见到二人照办。
D．《难》第196页断言，周曾经多次以“叛徒”和“严重政治历史问题”来阻止毛重用张春桥。周的多次从何而来？《周恩来年谱》和作者的论述告诉我们，只有一次。

第三，某些常识性错误
《难》第30页：1973年2月2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对张春桥说：“我看贺龙没有问题，策反的人，贺把他杀了。”“我有缺点，听一面之词。”接着，作者告诉人们，张春桥既不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传达，也没有着手为贺龙平反。
这里有个常识问题：
第一，不存在一个1973年2月29日。
第二，当时在场的不仅有张春桥，还有邓小平。（王年一《关于贺龙冤案的一些资料》，《党史研究资料》，1992年第6期）如果张春桥有责任，那么邓小平要负哪些责任？在毛没有明确指示给贺龙平反的时候，无论是张还是邓均无可能着手为贺平反。向陈毅传达“二月逆流”之事就是明证。（见《“文化大革命”时期资料选辑》，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印，第35页；范硕《二月抗争前后的周恩来》， 载《漳州职业大学学报》，2000年第Z1期）另外，《难》书第54页，胡愈之、萨空了等人是中共党员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作者还称之为民主人士，不知道依据何在？
如此等等，不一一列举。
（下期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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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读偶记】

文革史中的“虚史料”现象

顾 土

在2005年第四期《书屋》中，我读到《岂不冤哉》一文，其中有一段推论陈寅恪不是政协常委的文字，其依据是此事在陈之弟子蒋天枢和老友吴宓的文字中不见记载。其实，陈寅恪不但是政协常委，并且是两届常委，还是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中央文史馆副馆长的位置当时也很显赫，待遇不低，但和政协常委一样，不来开会不发表意见，甚至就跟没当似的，也无所谓。那个时代，人家还巴不得你当哑巴呢。连罗隆基的政协委员，章伯钧的政协常委都一直当到了人生终点，尽管他们早已被划为“反党联盟”。
文章还从陈寅恪的政治态度和为人来推论他不可能当上政协常委。可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政协委员直至政协常委究竟是如何产生的，是否需要本人同意，在任期间的各类文件或者以当事人名义发布的文字是不是必须经过本人签署，委员常年不与会或是从未到场允许不允许，这些问题即便立有相关的规定，但规定是否形同虚设，实际操作时是否还带有相当大的弹性，《岂不冤哉》的作者好像并不知情。其推论的错误在于推理时用的是常理，只是上个世纪相当长的时间并不讲常理，尤其不能用今天的常理去看待那个年代。那时体制的运转形式和操作的具体手法，有的史无前例，有的后人难以想象，有的外国人永远不明白，有的即使过来人也照样摸不着头脑。
陈寅恪逝世后不久，报纸曾登出一条简短消息，海内外因此得知了这一噩耗。仅凭这一消息的刊布，便可以断定他起码是全国政协委员或身居一定级别以上。只要略知那个时代有关逝世消息的见报规格和操作程序的人就会明白，如果没有一定的职务和头衔，任你的成就再大，死后也无媒体搭理。也有人曾经问我，为什么在文革时期陈寅恪逝世的消息还可以见报。据我阅读当时的报纸和后来的见闻所知，身在一定级别之上的那些人物，虽然被批斗、被揪出、被羁押、被下放、被遣返、被投入监狱，似乎都成了反动分子，但死后的处理全然不同。有些人死后无声无息，甚至被定为机密；还有些人，尽管饱受折磨，尽管被整得死去活来，尽管遭到所谓革命群众组织的关押，尽管已经在批斗中声名扫地，尽管所有的职务、头衔、荣誉都名存实亡，但死后依然可以像什么事情都从未发生那样，对外宣告逝世，名字前还可能照样罗列着一堆显赫的称呼。至于其界限是什么，如何具体操作，这就有赖于我们的研究了。
由这件事情，我联想到当代历史，特别是文革历史中的一种“虚史料”现象。
所谓“虚史料”现象，一是指历史事件本身根本就不存在确切的档案记录，只能靠当事人的相关回忆以及推测；二是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某一类档案得见天日的机会微乎其微，历史研究处于自说自话的状态；三是指史料的明文记载与事实大有出入，貌合神离。

一
当代的很多事情，甚至是重大事件，缺乏相关的档案证据。
香港出版的聂元梓回忆录中就说，她做的一些事情，特别是去上海与当地造反派联系一事，依据的是毛泽东委托其女向聂传达的指示。后来在审判聂元梓时，聂却被告知，毛的女儿矢口否认。诸如此类的事情估计已无档案可寻，因为文革期间行政运转程序被彻底摧毁，毛的指示、招呼、意图又经常靠妻女侄子或者身边服务工作人员以及侍读一类的人传达，口头式、随意交谈式、只言片语式的指令十分盛行。有些“最高指示”，其实，连来历、出处、语境也值得质疑。并且，毛又是一个不愿意甚至痛恨准确记载自己言行的人，因为他行事说话肆意性极强。曾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获罪的原由之一即是派人为毛录音。仅从这一点也可以说，当时的国家权力运转什么都可能无案可查，远不如帝王时期，帝王起码还有个起居注和实录可为佐证。
那个时代直至以后，“传达精神”也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基本内容，所谓“精神”，就是只需意会不必言传，文字上不予详尽精确表达但求心领神会，自己还不妨有所发挥延伸。所以，诸多事情尽管依据上面“精神”贯彻落实，但具体追究起来那些“精神”又没有确切的实指，也就是说缺少文件、批示的具体指明。这样的“精神”，在法治健全的社会，你可以因“语焉不详”不予执行，但在我们生活过的时代，不去深入领会然后加以贯彻落实就意味着严重的后果。
戈尔巴乔夫时代，震惊世界的“卡廷森林事件”终于大白于天下。耐人寻味的是，这件事情得以澄清恰恰得益于斯大林时期对档案的尊重和权力运转的相对规范。假如他当初销毁了这份属于最高机密的档案，那么，“卡廷森林事件”可能永远是个谜。但是，斯大林这么做并不意味着别人或别的政权都会如此。文革期间或以前有多少档案曾被销毁，我们无从得知，不过，文革刚刚结束后，也就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发生的一次大规模销毁档案的行动确是有案可查的。当时销毁档案的理由是要将整人的黑材料、错误的定性结论、冤假错案里的所谓证词一律清除，这种清除行为受到多数人的拥护，被整的人当然不想让这么多“罪证”存放在自己的档案内，整人的和做伪证的更不想让自己的污点永久保留下去。当时反对这种销毁行动的只有档案界的一些学者，他们认为，不论什么内容的档案，作为档案本身都是真实的，都是一个时代、一段历史的真实记忆，应该完整保存。在这次销毁的大量档案中，很可能为历史研究留下了许多永远的空白和遗憾。

二
有些事情在史料中尽管可以查出有关记载，但在记载中却未必可以显示出实际的情形。
近些年，经常有人好奇地问我，巴金老人在世时的交游怎么那么宽泛，好像什么人都认识。原来他们在报章上时常看见某人去世了，巴金送花圈；某公不在了，巴金表示慰问。我只好告诉他们，这些人物，巴金先生肯定无缘相识，况且他老人家当时已经根本不可能清楚送花圈一类事情了，所有这一切，都因为他身为政协副主席，他的名字如何出现已经属于体制中的一种运作方式，与他本人无关。类似的体制运作在近六十年来是我国的一大特色，相当复杂，也不断变化，在文革中又变得更为诡异更加另类，一般人很难摸清楚，而且有些只限于具体操作层面，不一定显现在文字中。这令我不无忧虑，再过个几十年，明白人都不在了，有关史料又无确切说明，这样的事情是否有可能被认定为事实？
“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都可以在学习班里得到解决。”这不但是一条非常著名的语录，并且也是从前社会运转的重要手段，只要出现问题，无论大事小事，好像非学习班这样的方式不足以解决。几年前有位美国人向我介绍美国各类“读书会”的情况，他问我，听说在中国过去盛行学习班，这与美国的读书会是否有类似之处。闻后，我哭笑不得。从前的学习班并非为了读书，即使允许与文字打交道，也是学语录，写交代。那些学习班五花八门，有的与世隔绝，形同牢狱；有的拳棍鞭加辣椒水，还可以经常拉出去戴帽挂牌游街；有的每日以体力劳动作为惩罚，长时间不准回家（有的规定“四不准”有的规定“五不准”，包括不准外出，不准会客，不准打电话，不准写信等等）；有的天天被逼自我反省，揭发别人……学习班究竟有多少种，具体形状如何，各个历史时期的学习班有什么异同，不知有无详细确切的统计归纳和分析，假如至今还没有相关研究，我怀疑过不了多少年，不用说外国人，大概就连我们的下一代都会认定学习班只是一种学习的形式，学习班最风行的年代兴许正是学知识最火热的时期呢！
前几年，在柳州时，我发现柳侯祠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也就是文革中间，居然被修葺一新，同行的多数人都感到困惑不解。以为那时也重视文物保护。我解释说，这不是因为文物保护，而是政治运动的需要。那时正赶上“评法批儒”，柳宗元被划归“法家”，属于“革命派”，于是备受尊崇。此事有诗为证：“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如果换个所谓“儒家”，他的墓啊祠啊碑啊，大概就是另一种下场了。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毛主席语录》中开篇最为重要的一句话，也是那个时代人人都倒背如流的一句，可谁又会想到，文革前期，有一段时间，连马恩列斯都不准备学习了，理由是一套毛选还学不过来，读那么多厚本本干什么？这样的事情，恐怕是不会见诸文字的。我记得1969年随父母下放江西农村，军代表在动员会上就特意强调，只带毛选就够了。所以多数人在行前将马恩列斯著述悉数处理。废品站因此派来卡车，7分钱一斤，中国书店还曾专门收购，价格好像比废品略高一点。
文革前期，有人被打倒，有人蹲了监狱，有人靠边站，有人失去了工作，有人下放到农村，但在文革后期，这些人又以原来的职务身份露面。就是说，这些年中他们并没有被撤职，而是以高官显达之身在那里饱受屈辱。这样的事情古今中外绝无仅有，根本无法想象。假如文字记录不详，今后的人在翻阅这段历史时，有没有可能就以为他们在那个年月里还是权力在握？
文革结束后，很多蒙冤受屈的人或者亲属纷纷要求平反昭雪，但当翻开有关的人事档案时才发现，原本就没有任何定罪的记载。文字上不见记录，实际却因某项公认的罪名而自尽而受关押而遭殴打而被游斗而名誉扫地，这也是文革的独特景象，因为那个时代，对人的侮辱和打击是通过大字报、批斗会、标语、口号进行的。作为文革最重要最通行的传播载体大字报和标语，都已经荡然无存。尽管留有一些照片可以为证，但能否表现大字报的全豹？我也见过一些批斗会的影像片段、听见了一些口号的录音，可是这仅仅限于一些显要人物，我相信更多更普遍的批斗会和口号已经无处可寻，在人的记忆里正在渐渐模糊，甚至淡忘。

三
史料记录准确，但记录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而历史的另一面却截然相反，背道而驰，这也是文革的特殊现象。
淡忘过去的环境，仅仅发现过去一些提法、观点，或是仅仅记住了历史中的某一面，很可能产生与真相完全不同的结论。1965年的“六二六指示”以及后来的“医疗队下乡”、“赤脚医生”普及，是一些人，包括某些外国学者，对那段历史正面评价的一种依据。如果只从这一指示和这些现象看，那当然是中国社会的重大改变，即便在今天，也是推动农村医疗保障的壮举，求之不得。但事实远非如此简单。
凡是过来人都不妨回忆那个岁月医疗的普遍状态。那个年代的药物和医疗器械非常紧缺，医院、医科院校、医学研究机构除了政治第一，技术上没有任何考核标准和鉴定标准。业务荒废，规则松弛，运动不断，底线崩溃，权威专家被打倒，专业受到轻蔑，道德遭到践踏，医疗水平急速下滑，也是当时的普遍状态。由于阶级斗争达到极度，那时的对外关系全面紧张，与外界的医学交流完全终止。在我国医疗水平处于落后的情形下，对外交流具有关键的作用，即使在目前的医院里这也可以深切感受到，假如没有进口药品、进口器械和出国深造、内外流动，我国的医疗将会是什么模样？那时的医护后继也基本无源，大学停招多年，后来的所谓工农兵学员根本无力担当。当时吹得很响的几项研究的突破，也只是偶然现象，并不能代表医疗的整体面貌，整体医疗建设不但毫无进展，而且全面倒退。医生的总数统共就那么一些，而医疗队又被大量下放乡村，以致城市医疗人才奇缺，许多护士稍加培训便被“提拔”为医生。1970年，我的母亲住进江西医学院附属医院，谁知那里已是护士当家，简单的心脏病还被误诊，结果一病不起。当时所谓有问题的人物，在治病时也遭受歧视，要查成分查身份要经过各种批准。正规的护理制度被破坏，住院病人要由亲属“陪护”的做法就是从那时开始流行的。假若牺牲城市人口和所谓有问题人口的医疗条件真能换取广大乡村人口医疗面貌的重大改观，也就罢了，可是在整体医术、医德都面临危机的环境中，医疗队下乡又能解决多少问题？最多也就是个短期行为，从长远看，其实根本无济于事，只是在医疗环境全面崩溃的大势里掀起的一朵异样的浪花而已。那个年代当然也有像林巧稚那样为数不少的医生，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水平和医德，这是因为他们的道德与水平早已融入血液中。只要看一看他们的经历就明白，他们都在旧时代接受过深厚的传统教育或者宗教教育，这才是他们的道德本源。
“赤脚医生”在当时普遍的实际情形如何，我从未见到这方面的详细记述，但据我在乡间结识的“赤脚医生”而言，其水准之低，实在难以称其为医生，很多人叫个“敷药员”都很勉强。这是因为他们的培训期很短，受训人员的资格和考核也极其随意。凡是拥有乡村生活经验的人都不会忘记，任人唯亲是那里的基本民情，20多年前的公社和生产队更是如此。那个年代，农业人口很难出来谋事，大家都死盯着村里仅有的几个“肥差”，“赤脚医生” 可以记满分，可以半脱产，可以掌握有限的医疗用品，与广播员、售货员、饲养员、保管员、拖拉机手、农机厂合同工，甚至民办教师、会计等等一样，大多是书记、队长的亲戚或亲信，起码也要送礼请客才有幸谋得。那时的医术考核，过来人也该记得是个什么样子，不是随随便便，就是经常被当作修正主义而遭受批判，整个文革可以说就是与考核最过不去的时代。产生在这样无规无范环境中的“赤脚医生”又能做些什么？许多人欣赏“赤脚医生”就是因为他们有个“赤脚”的美名，觉得可亲，很平民，但是医护人员的技术业务关系到人的安危，丝毫不能马虎，在世界许多国家，从医最难，考核也最严格，而“赤脚医生”却完全是另一副模样。这样的医生，是该赞扬还是该悲哀？至于有些人当了“赤脚医生”后靠自己的努力钻研医术又有所进步，成为行家，那是个案，不能代表大多数“赤脚医生”的状态。其实，一个国家，降低水准，从现有村民中找一批人培训几个月，背个简易药箱，回到村里将就着敷敷药，看点头疼脑热，不是什么难事；难的是如何建立大量的医学院，造就高水平的医护人员，普遍建立优质的医院，让所有人都能享受医疗的保障。可惜，文革创造了前者，又摧毁了后者。
如果我们能将当时的这些具体情形回忆起来，就可以明白，在全国医疗一塌糊涂的状态中，应该怎样评价“医疗队下乡”和“赤脚医生”开花了。

面对当代史，尤其是文革史中的“虚史料”现象，怎么办？我以为，一是等待，在相关档案尚未见到的情况下，不应该贸然作结论。二是在根本没有相关档案的情况下，只能依靠相关人士的回忆，而且应该鼓励大家回忆。尽管“回忆是靠不住的”这句名言确有道理，但靠不住也要靠，别无它法。幸亏当代史的许多当事人、过来人还健在，不可能人人说谎，不可能人人记忆失误，当然也不可能人人准确无误。我们不妨在各种记忆中相互印证，设疑排难，依据回忆者的处境和历史加上逻辑推论，梳理其真伪。历史研究往往是在漫长的研考之后才可以得出真相的。光绪帝的死因整整过去了一百年，如今最终真相大白，而过去长期的结论恰恰是以人们比较相信的档案为依据，现在证明档案的记录也有其局限性和伪证性，而一些人的记忆却可能存真。正因为有了那些质疑光绪帝死因的记忆，才导致今天的人们用现代科学技术方法验证了怀疑，让九泉之下的光绪帝终于可以瞑目了。他的陵寝也算没有白白被盗。
历史不会事事留下确凿的证据，但历史绝对会留下无数的形迹，在这些形迹中总会有一条通向真相的途径。找出这条途径才是历史研究者的真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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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起源研究】

个人崇拜的盛大礼赞
——舞台艺术纪录片《东方红》简析

孟犁野

歌颂党、歌颂领袖是新中国文艺，尤其是新中国电影的使命。这一使命将新中国所有的文艺打上了政治宣传品的烙印。在这些宣传品中，对文革影响最大的是大型舞台艺术纪录片《东方红》。这部影片在文革的序幕中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然而时至今日，人们对它的作用仍然缺乏体认，以至在新时期中，它还被称为“红色经典”，以香花之名，继续在舞台、屏幕上“重放光辉”。
大型舞台艺术纪录片《东方红》（彩色宽银幕），是根据同名舞台音乐舞蹈史诗改编，1965年由“八一”厂联合摄制而成的。该史诗又系出自1961年空政文团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及1964年上海创作的《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而其源则可追溯到1960年朝鲜搞的歌颂金日成的特大型歌舞《三千里江山》）。周恩来观看后，根据当时国内外政治形势，决定在此基础上创作《东方红》。中宣部、文化部负责人周扬等亲自领导，组织创作班子，进行编制。历时三年完成。参与表演的文艺团体多达七十多个，三千多人登台演出。1964年10月2日，在人民大会堂上演。此舞台史诗场面宏伟，气势磅礴，据记载，当时观众为之心潮澎湃！
10月6日，毛泽东在八千多名解放军官兵的陪同下，在人民大会堂观看了此节目，感到非常满意，并指示说：“长了，写到1949年民主革命胜利就可结束，将来再说社会主义革命的事。”（注：详见莫伟鸣、何琼《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盛演秘闻》，《大众电影》，2005年第二期）
当夜，周恩来即召集有关人员，亲自布置拍摄影片之事。很快就确定以“八一”厂为主拍摄此片，并立即成立由王苹、李恩杰总负责的导演团和强有力的摄制团队。
1965年1月8日，周恩来召集导演团，阐述了拍摄《东方红》的指导方针是“学习和传播毛泽东思想，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搬上银幕要进行再创作，把舞台上的缺点弥补起来。” （注：莫伟鸣、何琼《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盛演秘闻》）他进一步指出，拍此片的艺术原则，是“要采用史诗的写法”，“要把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结合起来”。（注：冯锡刚《东方红随想》，载《随笔》2008年第四期）
根据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指示，影片将舞台演出时的八场缩减为六场，删去最后两场：“祖国在前进”、“世界在前进”（即1949年后那部分）。经过近一年的筹备，三个半月的实际拍摄，于1965年9月18日关机。10月1日在全国上映，进一步扩大了舞台演出的影响，并在全国掀起了观看与学唱《东方红》的热潮，为即将拉开大幕的文化大革命奏响了序曲。
电影《东方红》的主要价值，在于以电影的方式纪录、保存了一批在新民主义革命时期产生的、艺术水准较高、流传较广、社会影响较大，并由六十年代初期的著名歌唱家出演的革命歌曲。尽管这次被搬上舞台、银幕时，它们已不是原汁原味，而是用“革命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对它们进行了意识形态的改写与新的诠释（包括表演）的“再创作”。如抗日时期流传久远的《松花江上》，的原词中的“爹娘啊，爹娘啊，……”被改成“同胞啊，同胞啊，……”；解放战争时期产生的那首“跌倒算什么”的歌曲中的词也不完全是原词。而新创作的歌曲，许多是对毛泽东诗词的谱写。从当时演出的政治效应看，它让革命者从中获得了自豪感与光荣感，使处于物质生活匮乏与精神贫困的环境下的广大民众，“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定地跟着毛泽东走，跟着党走，进一步树立“反帝”、“反修”——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信心与决心。这个宣传目标确实是达到了。
从艺术表现上看，它也呈现出新的姿态。如影片进一步强化了原舞台演出时就具有的场面宏伟、气势磅礴的史诗气魄。由于影片不能过长，改编时对原作进行了压缩，但每个节目又要完整呈现，为此，主创人员必须精心构思，精密剪裁。场面与场面、镜头与镜头之间的衔接，不仅要简洁、自然流畅，还得具有情感冲击力。影片充分利用电影时空自由表达上的优势，用各种角度与景别，分别对不同节目、不同情景、不同演员，作了多姿多彩的展示。利用大广角镜头把舞台与前排观众场包容在一个镜头内，予以整体呈现。不仅如此，还在舞台演出开始前展示了天安门夜景、观众入场时情景。在结束时，还让乐队指挥转身，指挥全场万人齐唱《国际歌》。以宣传者与接受者的融为一体，表现了现实与历史、艺术与革命的交汇。
如今看来，《东方红》最大的问题在于，从舞台到银幕，都过分夸大膨胀地突出了毛泽东个人的历史作用。影片调动了以声画为主的各种艺术手段，对各个时期毛泽东的形象，作了超圣像般的讴歌。毛泽东是这部影片的唯一的主角。片中从解说词到歌词再到画面，究竟出现过多少次他的名字与图像，实在难以统计。但结尾时，乐队指挥，指挥全场——包括万名观众，唱的却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这不能不令后人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感触……
其他后来被称之为“开国元勋”的革命领导人，则全部被隐去。出现的群众代表人物与情节，则主要用全景（至多是中景）表现，近景极少。特写绝无仅有。对此，即使对毛泽东本人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一贯由衷地赞赏的美国著名记者斯诺，也感到不安，他当时在观看了舞台演出时就说：“很感不安地想起了战时在俄国看到的对斯大林的类似的狂热崇拜……”（注：冯锡刚《东方红随想》，载《随笔》2008年第四期）
《东方红》把在文艺作品中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推向了一个空前（但未绝后）的境地，使原本就存在的造神运动，进一步强化，为即将掀起的“文革”风暴，在银幕上对全国民众作出了强有力的思想精神上的大动员。从艺术表现上看，表演者的豪情过度，夸张的肢体动作，以及报幕员板正僵硬的姿态，咄咄逼人的口气，严肃到使人敬而远之的地步……这些，都可视作文革中“忠字舞”、“语录歌”、红卫兵演出之类的一种先声与彩排。总之，它起到了同样是文革风向标的理论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所起不到的作用。
其严重性还在于，由于要过分突出夸大毛泽东在革命史上的功勋，而淡化以至抹杀其他领导人的历史作用，必然会导致对真实历史表达的片面以至篡改。最明显的例子是，人所共知，1927年8月1日，由周恩来担任主要领导的“南昌起义”，向国民党政权打响了第一枪，这是中共在蒋介石政权的军事镇压下，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反击，武装夺取政权的最早标志，因此，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把它定为“建军节”。对于党史、军史、国史上没有任何人提出过异议的“南昌起义”，作为革命史诗的《东方红》，理应以声画语言大书特书才对，然而，它却予以回避（只在解说词中一笔带过）！……这简直是不可思议！这并非主创人员的疏忽——他们曾多次正式提出：“南昌起义”必须正面表现。但被本片事实上的、真正的总导演周恩来总理，委婉而又坚决地拒绝了，理由是：“南昌起义”是一次失败的起义……任何一个对1960年代中国（大陆）政治形势与周恩来人格特点有所了解的人，都不难理解：为了顾全“大局”，他当时只能如此做，可以说别无选择！因为他本人是“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者（前委书记），而毛泽东却并未参与此壮举——他领导的“秋收暴动”要在两个月后才发生，但《东方红》却对此作了浓墨重彩的展示。（注：当时的一个重要背景是，1956年至1957年上半年，周恩来曾提出经济工作要“反冒进”，这使毛泽东极为不满以至震怒，周恩来受到严厉批评。有确实的史料说，当时毛泽东甚至有意要以柯庆施替代周恩来做总理。后因周恩来检查较好而作罢。）
数月后，胶片上的“东方红”被移植到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地上实地演出。参与演出的不再是三千多人，而是七亿人。总导演不再是周恩来，而是《东方红》的主角毛泽东自编自导自演——“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不过，它并不是什么革命史诗，而是中华民族史无前例的悲剧惨剧，而且上演了十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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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研究】

华国锋的功与过

晓 明

2008年8月20日12时50分，华国锋先生与世长辞，享年87岁。这一颗瞬间消失的政治明星，令那个时代过来的许多中国人为之回顾和深思。
不久前，笔者有幸在北京参加了一次某文化发展中心组织的悼念华国锋逝世的学术研讨会，与会者首先对华国锋先生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接着就华国锋一生的功过是非和历史地位、个人崇拜和“两个凡是”等问题进行了回顾和反思，是一次十分有意义的学术研讨活动。
下面就这次研讨会上与会者的发言和笔者个人的若干意见综合概述如后，供关心此事的人们参考讨论。

粉碎“四人帮”是华国锋的伟大历史功绩
1976年10月6日，这是一个在中国载入史册的日子。这一天，在时任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国务院总理华国锋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一举粉碎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结束了十年的动乱，挽救了中国，开创了新的历史。这是华国锋的伟大功绩。
毛泽东去世后，华国锋是最早谋划解决“四人帮”问题的中央领导人。事前他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与叶剑英、汪东兴商讨解决“四人帮”之事，并与在京的另外几位政治局委员李先念、王震、吴德等人沟通，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在具体行动中，则主要得力于叶剑英和汪东兴两人的全力配合与支持，这两个人在行动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因为叶是老资格的军队领导人，在军中有崇高的声望；而汪则是中央警卫部队8341的直接指挥者，没有这两人的全力配合和指挥，事情是绝不会取得成功的。但起主导作用的乃是华国锋，没有他的决策和谋划事情是根本不可能进行的。
“四人帮”的被粉碎，结束了文革，紧接着是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一大批干部得以站出来重新工作。第一个要邓小平出来工作的就是华国锋。虽然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一段时间里在华国锋的领导下依然提出“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但那是介于当时形势的一种策略考虑而已，而且时间也很短。粉碎“四人帮”仅两个月，1976年12月就恢复了邓小平看中央文件的权利，1977年3月14日华国锋就说“让邓小平出来工作，胆子要大一点，思想解放一点，步子要快一点”。华国锋从来没有阻挠过邓小平出来工作；阻挠邓小平出来的始作俑者是邓力群，一个素有“左王”之称的人物。
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成了中国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最高领导人，他所面对的国内经济形势，20世纪末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时间只有23年；1976年又是中共执政以来的第三个负增长年，可以说是十分严峻而又困难的。此时的华国锋汲取了过往的经验教训，把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1978年3月，华国锋就派出了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为团长，由七八个部长组成的考察团到西欧几个国家考察访问，考察团回国后向华国锋作了汇报，才有了后来国务院开了两个月的务虚会，提出了建设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其后又增加了大连）的问题，并由此而提出了改革开放的设想。1978年11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华国锋就强调此次会议的主题是如何发展经济，如何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问题，促成了工作重心的转移。可以说，华是一心一意搞四化建设，最早主张改革开放的倡导者。
没有华国锋的所作所为，就没有邓小平的新生，就没有改革开放。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曾被称为“英明领袖”，这是那个时代的呼声，是广大人民的崇敬之情，所有这些都是历史客观存在的事实，是任何人也不可能否定和篡改的。

关于“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的讨论
由于华国锋是毛泽东一手提拔起来的，所以在他执政后，他的言行和所为不可能不带有毛时代的某些色彩。特别是在一个社会的重大变革时期，出于当时形势和策略的考虑，华国锋也不可能马上脱离毛泽东的一套走得太远，得有一个逐渐转变和适应的过程。因此对于“两个凡是”的提法在一段时期内华是赞成的，也在短时间内有过个人崇拜问题。但随后不久，华就意识到了“两个凡是”的提法不当，很快就予以改正了。假如他真的搞“两个凡是”，他就不会去抓“四人帮”，就不会让邓小平出来，就不会平反包括天安门事件在内的一大批冤假错案，就不会搞重点转移。对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华从来没有说过不让讨论，也从未阻挠过对该问题的讨论。要知道胡耀邦当年搞的思想解放运动正是在华国锋的领导下才得以进行的。
“两个凡是”对华国锋来说也只是一种以往沿袭下来的观念，并非是他当时要实施的方针政策。其实最早提出“两个凡是”而且提得更绝对的是邓小平，1947年6月21日，邓小平在晋冀鲁豫野战军干部会议上作报告时就说过：“在思想上，我们要提倡两个‘主观主义’——这是形容词，加重语。”“第一，凡是自己思想与党中央、毛主席相抵触的时候，要无条件承认自己错了。毛泽东思想是全党的准绳，历史已经证明了毛主席没有一点不对的……二十多年的历史证明了毛主席是绝对正确的……”“第二，凡是地主与农民发生纠纷，不用调查研究，应当首先承认农民是对的，地主是错的。这都是立场问题，要无条件提倡。”（何方《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香港，利文出版社2005年4月初版第537页）邓小平这样一个留过洋的人，实际上并未在“留洋”中学到多少西方先进思想，竟把“三权分立”看成是“三个政府”，这哪里还有一点现代民主的常识？中国在经济上的改革开放虽然邓小平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把他吹捧成“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旗手”，就未免言过其实了。有人说他是“腐败的总设计师”，这话倒是有些道理，因为今日中国的腐败如此严重，邓小平是难逃其责的。
促成中国改革开放的应是华国锋，没有他领导的粉碎“四人帮”的重大举措，没有他在经济领域的开拓创新，何来改革开放？当然，胡耀邦、赵紫阳、万里以及邓小平等一批领导人在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绝不能把功劳都归于邓小平。

一个可以称得上君子的人
华国锋的为人处世有许多优良的品质。凡与他共过事或接触过他的人，都认为他为人宽厚，平易近人，关心同志，爱护干部，谦虚谨慎，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生活俭朴，光明磊落，作风正派、民主，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就连反对他的江青也曾对人说过：“华这个人好，两边的话他都听。”
就总体而言，他是一个够得上称君子的人，也是一个政治家，他的形象和言行举止给世人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从1949年以来，中共领导人中能称得上君子的人恐怕也只有朱德、华国锋、胡耀邦和赵紫阳等少数人而已。
华逝世后，官方给他的定论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些荣誉作为共产党人的华国锋当然是受之无愧的。与他的前任及其后的一些领导人相比，华国锋要好多了。他的许多优秀品质是值得当今的干部们学习的。

华国锋的不足与过失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尽管华国锋有许多优良的品质值得世人学习，但和其他任何政治家一样，在执掌政权的过程中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不足与过失。就笔者看到的材料而言，华国锋存在着如下不足和过失。
1、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高级领导干部们对1958年大跃进的过失提出了批评意见，彭德怀并就此事给毛泽东上书。这可惹怒了毛泽东，会议马上转向，把彭、黄、张、周四人打成“反党集团”，开展批判斗争，并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反右倾”的政治运动，使大批干部被整、受迫害。这完全是毛泽东的霸道和胡作非为的独裁表现。
周小舟是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华国锋则是副省长。庐山会议后，华国锋写了一篇《论周小舟右倾反党集团的政治基础》的文章，在当时的形势下，这篇文章对于批判“反党集团”无疑也是一支难得的利剑。当毛泽东看到这篇文章后，非常赞赏，并对人夸奖华国锋是一个“务实肯干的老黄牛式”的干部。华国锋在当时就很得毛泽东的赏识。
2、当文革运动进入大批判和派性斗争激烈之时，1967年5月，时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的华国锋与当时主持湖南省委工作的第二书记王延春都同时遭到湖南群众组织的批斗和关押，王平日与华的关系不错，在私下里曾对华说：“主席他老人家也是老糊涂了，这么搞国家乱了，军队乱了，群众也乱了，天下大乱只有对帝国主义有好处。”这本来是一次朋友间的私人谈话；但，这样的谈话在那时会被视作对毛主席不忠的表现，老实的华国锋以“党性”为重，第二天就把这段话报告给专政队了，王延春受到更严厉的批斗和惩处可想而知。华的这一举动显然是不光彩的，然而此后毛泽东却说“华国锋不能打倒，他是个老实人，我看他是左派”。就这样，华后来执掌了湖南的大权。
3、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领导进行了全国性大规模的“揭、批、查”运动，这是文革结束后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整肃运动。这次运动中整了不少曾积极参与文革造反的干部和群众，其中不少人因受毛泽东的蛊惑而热情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却获得一个“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罪名。其中，更为荒唐的是，1977年3月24日，华国锋在中央军委座谈会全体会议上突然宣布：“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硬往‘四人帮’那里钻，他在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错误，叶帅再三告诫他，初犯从宽，再犯从严，‘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把他当成自己人，他到上海很隆重地接待他，他参与了‘四人帮’在上海余党密谋搞叛乱，他的谈话有记录可查。‘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听了丁盛的谈话以后，加紧发武器，发了七万多件，并急忙派人到北京来向‘四人帮’密报。一个大军区司令员参与‘四人帮’搞阴谋，搞夺权，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丁盛被华点名后，遭到撤职，抄家，批斗，关押两年之久没有任何手续，妻子儿女被赶出军区大院。1980年开始的“两案”审判，丁盛名列其中，但不算主犯，没有出庭。1982年2月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下了一个《免予起诉决定书》，仍肯定了丁盛的“罪状”，因是从犯，“决定免予起诉”而已。
一个本来与“四人帮”既无历史渊源，言行又格格不入的大军区司令员，成为“四人帮”的同党，实在是不能令人相信的，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可以说这是华国锋仅凭“四人帮”上海余党经不起推敲的供词，陷罪于丁盛。
其实丁盛在文革的1970年时是有恩于华国锋的。当时丁盛是广州军区司令员，华国锋此时是靠广州军区“力挺”才在湖南站住脚的，当时丁盛力主华国锋当上湖南的一把手。那时的华国锋每遇到大事常会征求丁盛等人的意见，对丁盛等人是必恭必敬的。然而现在华国锋的地位变了，整起自己的恩人来了，这对华来说应是一段不光彩的往事。
4、华国锋当政之初，1977年1月, 在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时候, 北京和一些地区的民众自发举行了纪念活动, 并出现了要求为” 四五” 天安门亊件平反, 追究吳德、陈锡联、吴桂贤等人责任的大字报，这引起了髙层的紧张。华国锋当即指示“对此反革命大字报，应该追查”， 并亲自签发通知，要求各地了解“有没有出现关于天安冂亊件的大字报，大标語以及政治谣言的情况”。 按照这个指示，一月份北京市和一些地方就逮捕了一批所谓的“谣言制造者” 和“反革命分子”。2月8日和22日，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关亍坚决打击政治谣言的通知》（即中发1977年5号文件），批转《全国铁路土作会议纪要》（即中发1977年6号文件），两个文件认定，“在一些地方，出现了攻击和污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标语，大字报，现在社会上还流传不少政治谣言”，“ 政治上十分反动，恶毒攻击一些己经去世和现在的中央领导同志，妄图蛊惑人心，煽动群众挑拨离间，分裂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要求“对攻击毛主席、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坚决镇压”。为此，华国锋亲自批发了北京市“李冬民亊件” 的报告，北京市公安局将李冬民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予以抓捕。各地奉5号、6号文件的指令，进一歩追查、逮捕“谣言制造者”，立案审查，判刑劳改。3月28曰，国务院发出30号文件，要求“对极少数罪大恶极，证据确凿，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要坚决杀掉”。为此，仅仅因思想言论就给人定罪，并开了杀戒。据不完全统计，抓捕“四人帮”之后，全国当时就杀了44个人，如江西的李久莲、周海媛，上海的王申酉，吉林的史云锋……等等。华国锋对此是负有不可推卸之责的。
5、修建毛泽东纪念堂是华国锋的一大败笔，是他继续搞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的典型表现。纪念堂占据了天安门广场大片宝贵的地方，在当时经济如此困难的时期耗费巨资，实在是不值得的，因为毛泽东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苦难，给这样的人修建纪念堂实在是不应该的。

纵观华国锋的一生，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他有上述过失与不足是难以避免的，也不是主要的；而他为中国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则是主要的，是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他是一个为中华民族作出过巨大贡献的政治家。
然而，由于华国锋的根基太浅，由于他的能力和水平等因素的限制，他未能带领中国人民彻底走出毛时代的阴影，很快就被强势、果敢而又善于随机应变的邓小平所取代。
华国锋的下台虽然有些黯然，但也还算是平安，没有像其他领导人那样是经过无情的斗争而下台的，下台后并且相当长时间仍保有中央委员的头衔，能平安地安渡晚年，也是一件幸事了。下台后的华国锋很少在公众视线中露面，也从不对政治问题发表意见。对现实中的一切，也许他不闻不问，也许他有某种看法，只是出于无奈而不说罢了。
2008年10月中旬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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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安亭事件前后和王洪文进京

王广宇

1966年11月上旬，中央得知上海市一部分工人集体到北京请愿，他们强行登上北上的火车，被停在安亭车站。这批工人请愿者因无法去北京，遂开始卧轨，阻止京沪线上的火车通行。中央、国务院的领导和中央文革小组在钓鱼台十六楼大客厅开会，研究决定，派原上海市委文教书记、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去处理这个突发事件。
时任中央文革办公室主任的王力，亲自安排张春桥去上海，因情况紧急，为了尽快恢复京沪线通车，必须马上去上海。王力联系好从空军调一架小型客机，送张春桥去上海。考虑到张春桥的安全，也是为了工作方便，办公室决定派一位工作人员陪同张春桥一起去。办公室值班室的李奎林愿意陪同张春桥去，李奎林长时间坐办公室搞内勤，很少出差，于是，这个差使就交给了他。王力和张春桥也都同意。
当晚张春桥在李奎林陪同下乘飞机去上海。空军的小飞机停在北京西郊机场，从那里起飞。王力、张根成（注：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会务组长）和我一起为张春桥送行。我们到西郊机场时，飞机早已停在机场停机坪上待命。我们这些人从未见过小型载人客机，就一起登上飞机，参观机舱。这个小飞机我不知叫什么型号，机舱的空间不大，设有四、五个座位，靠右侧摆了一个小行军床，是给张春桥休息用的。大家参观时觉得这架小飞机很实用，完成紧急任务是很合适的。
送走了张春桥我们回了钓鱼台。张春桥去上海转安亭的情况，我就不了解了。在安亭处理上海工人卧轨事件的情况是张春桥直接向中央文革小组领导汇报的。我们只听说，比较顺利地解决了工人卧轨事件，很快恢复了通车。过了两三天，张春桥和李奎林回钓鱼台。我们从李奎林那里得知安亭事件的大致过程，并了解到上海工总司的头头王洪文在处理这个事件中起了重要作用，说王洪文很有组织能力和号召力，那么多工人派别七嘴八舌、各持己见的情况下，大家都同意王洪文全权代表他们谈判，并取得成功。谈判的内容和达成协议的条款，我记不清了，主要是承认上海工人安亭卧轨行动是上海市委逼迫下做的，属于革命行动，承认了上海工总司是“造反派”等等。
对于王洪文其人，我只是听李奎林简单介绍的。只知道他是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头头，从未谋面。大约在1967年年初，中央文革办公室改为办事组，宋琼任组长，不久，我接到了聂元梓的一个电话，聂元梓说，上海的王洪文来北京串连，现在住在北京大学招待所，他们想向张春桥汇报上海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请求张春桥接见。随后聂元梓把电话听筒给了王洪文，叫王洪文直接和我通话。他说，他们上海各派工人组织的负责人一起来北京，向春桥同志汇报上海的情况，请张春桥接见。王洪文留给我一个北大招待所的电话号码。我向张春桥作了汇报。张春桥答应接见，让我安排接见地点后，通知王洪文等。过去我同王洪文从没打过交道，他也不知道我的电话号码，聂元梓是我的老熟人，她知道我的电话，这件事是由她来牵的线。
我向当时的办事组长宋琼报告了张春桥要接见王洪文的事，并同他商量在什么地点接见合适。中央文革住在钓鱼台，因钓鱼台是保密单位，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从来没有在钓鱼台接见过人，不管是各级领导，还是造反派头头，当然指名召见的除外。接见大多都安排在中央办公厅接待室（中南海西门）或中办和国务院的联合接待室（在府右街路南，原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把这两处作为中央文革小组接见地点。宋琼来自解放军报社，他把接见地点安排在解放军报社，于是，他就打电话通知解放军报社，给安排一个接见的房间。
地点定了后，我报告了张春桥。他说，不要那么多头头都来，人多了没法谈，只要王洪文等几个主要头头就行了。随后，我打电话通知了王洪文，告诉他在解放军报社接见，我去北大招待所接他们。当天晚上，我先去解放军报社，看了一下接见地点，在报社的二楼，这是报社的一个普通办公室临时改成的小会议室。大约只有十几平方米，有几个小沙发和座椅，一个茶几，接见几个人没有问题。然后我请解放军报社给我派了一辆吉普车。
我乘吉普车去北大招待所，找到了王洪文。在招待所，我看到上海的工人造反派一大群人集中在一个屋子等候。我见到王洪文后寒暄几句，就要他们动身。王洪文问我开什么车来的？我告诉他是吉普车，最多只能坐四、五个人（包括我）。王洪文考虑一下后就向他们同伙说，车坐不下，只能去四、五个人。随后王洪文一个个点名，点了四、五个人随他参加接见，另有一个头头想要参加，没有被点名，当场表现不满的情绪，人多车小，没有办法。
在我接王洪文等人去解放军报社的车上，我让王洪文坐前边副驾驶位子上，我和其他三、四个人挤在吉普车后座的狭小的空间，挤得喘不过气，好在时间不太长，就到了解放军报社接待室。这里顺便说一下，有的《纪实文学》说：在解放军报社密谈有“三男一女”，说陈阿大、廖祖康同王洪文三人密谈“一月革命”。还说聂元梓参加了这次接见，这是没影儿的事。我去北大招待所就没看见聂元梓，她怎么能参加接见呢？而且参加接见的绝不止三个人，至少是四个人。
我把王洪文等安排在接待室，不一会儿，张春桥就来了，姚文元是不是参加了接见，我记不太清楚了，即使他参加了，也没讲什么话。参加接见的人除王洪文、陈阿大我能记住名字，其他几个人我都记不得了。开会前，我让王洪文把参加人的姓名和代表哪一派组织告诉我，我都记在笔记本上。这个会我现在回忆，并不是研究怎么夺旧上海市委权，主要是王洪文等人汇报在上海各派组织如何联合，各派组织对大联合的态度，工总司的地位。各派头头向张春桥汇报，除了王洪文主要发言外，还有一个小伙子挺能讲，讲得头头是道，到会的人都讲话了，陈阿大也发了言，一口上海话，他不善言辞。他们还议论了一些头头的特点和在本组织中的威信等等。总之，主题是如何在上海造反派中搞大联合，为以后夺权做准备的会。张春桥在他们汇报时插了几句话，讲的是要他们回去搞好联合，同上海走资派斗争，以及斗争要讲策略之类的话。我在会上作了记录，如果我的记录本不被江青一伙毁灭证据，可以查到会上发言的大致内容，接见不到两个小时。
接见会后，我让解放军报社的司机送王洪文等人回北大招待所，我随同张春桥回了钓鱼台。
大约过一两天，王洪文从北大招待所给我打电话，说他们一行要回上海了，问张春桥还有什么指示？我报告给张春桥，他说没什么了，就按那天研究的回去行动吧。王洪文没放电话，我马上回复了他。王洪文这次来京都是通过我和张春桥联系的，因为张春桥的电话不对外。
关于上海造反派夺权的情况，我不了解。但记得为上海市新的革命委员会成立，中央文革小组在钓鱼台十六楼，紧急起草中央给上海市革委会成立的贺电（注：此说有误，详见本期顾训中考订文），还要以新华社名义发消息配发照片时，出现了一个插曲。
在审查上海市革委会成立的大会实况照片时，清晰可见“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横幅画面。主管新闻宣传的文革小组成员关锋在值班室给上海张春桥等人打电话，说照片的“上海人民公社”的标语必须处理掉，否则就会出现矛盾，关锋给上海打电话时非常着急。原来是上海市造反派夺权后，新成立的政权名称叫“上海人民公社”，可就在当天，中央突然决定不要叫“公社”，改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注：此说有误，详见本期顾训中考订文），报刊宣传发消息都一律称“革命委员会”，而配发的照片上却出现“上海人民公社”字样的画面，显然是不行的。后来可能对照片作了技术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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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关于1967年1月王洪文进京
及上海权力机构名称变化的史实考订

顾训中

《记忆》编者发来王广宇先生《安亭事件前后和王洪文进京》一文（以下简称“王文”），嘱对其中王洪文进京及上海权力机构名称改变之事的相关史料作一核实。根据手边仅有的部分史料查对，确有一些情况与王文叙述不尽相符。兹将相关内容分叙如下：
1．关于王洪文进京及张春桥接见时间
王文称：“大约在1967年年初，中央文革办公室改为办事组，宋琼任组长，不久，我接到了聂元梓的一个电话，聂元梓说，上海的王洪文来北京串连，现在住在北京大学招待所，他们想向张春桥汇报上海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请求张春桥接见。”在征得张同意后，王安排了此次接见。王文没有交待王洪文此次进京以及张接见的具体时间。
陈丕显在他的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中说：“王洪文参加了（1967年1月）1日凌晨的会议，可在会上一声不吭，可能没有接到张春桥的旨意。会后他立即给张春桥打电话，没有打通。于是在1月2日叫了陈阿大、廖祖康等坐飞机到北京，由聂元梓接待，负责联系。3日晚，他们在《解放军报》二楼见到了张春桥、姚文元。”（该书第12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第一版）
上海文革史料整理编篡小组编写的《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以下简称《史话》）记载内容与陈文相似，均为1月2日赴京，1月3日晚受到接见。
另据1975年编写的《上棉十七厂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初稿）记载，王洪文等人在解放军报社受到张春桥接见的具体时间是1967年1月3日晚上8时30分。这与王文中提及的“当天晚上”、陈书、《史话》中的“3日夜”相印证。且上海国棉十七厂是王洪文原来的工作单位。这一时间记载应有所据。
综上所述，王洪文等人进京及张、姚接见的时间已确实无疑。
2．关于王洪文方面参加接见的人员
王文称：因车小，“王洪文一个个点名，点了四、五个人随他参加接见。”“参加接见的绝不止三个人，至少是四个人。”
据自1966年11月中旬起即参与“工总司”宣传组工作的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师李卫民的回忆，他曾与王洪文等一起参加了张、姚的接见，并明确说明：“春桥和文元同志在解放军报社接见了王洪文、陈阿大两同志和我。陪同接见的有中央文革秘书处的王广宇。”文中没有提及其他任何人。李曾于当年被北京市公安局关押过。此回忆疑为当时的交待内容，应属可信。
关于参加接见的人数及人名，其他相关资料的记载均十分笼统，仅称作“王洪文等同志”。因此，李卫民回忆仅为孤证，尚待求证。
王文提及，他是坐一辆解放军报社的吉普车去北京大学招待所接王洪文等人的。当时部队中普遍使用的是苏制嘎斯69式吉普。这种吉普车车厢狭小。如果按王文所称王洪文“点了四、五个人随他参加接见”属实的话，王洪文加那“四五个人”再加王广宇本人，后座将坐五六个人，是无法想象的。当然，这仅是一种推测。现实情况如何，尚须寻求新证。
3．关于张春桥的谈话内容
王文称此次接见的“主题是如何在上海造反派中搞大联合，为以后夺权做准备的会。张春桥在他们汇报时插了几句话，讲的是要他们回去搞好联合，同上海走资派斗争，以及斗争要讲策略之类的话”，“并不是研究怎么夺旧上海市委权”。
这涉及到此次王洪文等人进京见张、姚的目的，尚须说明。
此前，上海文革运动刚刚结束了镇压工总司的对立派“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简称“赤卫队”）的“康平路事件”，大批“赤卫队”工人被迫进京告状，在江苏境内的昆山与前来阻拦的“工总司”等人员发生冲突，京沪铁路再次中断，给交通运输、生产秩序、人民生活都造成了严重影响，史称“昆山事件”。在此情形下，周恩来于12月31日深夜给当时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打来电话，要求他出面予以解决。1月1日凌晨，陈丕显召集上海各造反组织头头开会商量如何贯彻周恩来指示。代表工总司参加会议的王洪文因未得到张春桥一方的精神，在会上一言不发。这才有了陈书上述会后第二天，即1月2日，王洪文与陈阿大、廖祖康等人坐飞机赴京，向张春桥作请示之事。
据《史话》记载，老谋深算的张春桥在接见中反复告诫王洪文等人不要插手恢复交通、恢复生产等事，而要让陈、曹（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市长曹荻秋）“出来表演一番”，“你们还是要抓紧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如果你们不批判，又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他们很高兴，我看还是要加紧批判。”
正因为得到了张、姚的明确旨意，王洪文等人回到上海后，对代表“工总司”在贯彻周恩来指示精神、执行“抓革命、促生产”方针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上签字的人大加斥责。而等毛泽东充分肯定这份《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号召“夺权”后，才跟着张、姚“变调”，以“解决昆山事件”、“制止经济主义妖风”的“功臣”自居，继而成为“一月革命”的“英雄”。
另据王力回忆录中的记载，毛泽东早在1月2日即决定派张、姚以中央文革调查员名义赴上海作调查研究。因此，张、姚在去上海前夜接见王洪文等人，似另有对上海情况摸底的意图。
4．关于“上海人民公社”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由来
王文称：“上海市造反派夺权后，新成立的政权名称叫‘上海人民公社’，可就在当天，中央突然决定不要叫‘公社’，改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其实，从“上海人民公社”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是有一个过程的。
由张春桥、姚文元策划、联合了上海当时37个造反组织一起组成的夺取上海党政大权的临时权力机构“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于1967年2月5日。
关于“上海人民公社”名称的由来，有两种说法。
一是“群众说”：
据当时代表造反组织之一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机联站）参与夺权工作的朱永嘉1979年10月15日的交待：“我记得人民公社这个名称是师大学生霍达在张春桥找火线（指当时由造反派组织成立的负责全市生产的“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全体工作人员座谈汇报工作时提出的，当时张春桥问市的机构叫什么名称好，霍达说叫人民公社好。张春桥就说这个名称好。这样就叫上海人民公社。”
另据当时代表“工总司”参与夺权工作的王明龙1979年12月7日交待：“1967年1月中旬，王洪文为了阴谋篡党夺权，在康平路一幢小楼里，主持召集了一次阴谋策划向原中共上海市委进行反革命夺权会议，我一起参与了策划。……㈠新的权力机构名称问题，先是有的提出叫‘上海市最高权力委员会’，有的提出叫‘上海市最高权力指挥部’，有的提出叫‘上海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最高总指挥部’等等。但是大家对这些名称意见也不一致。后来，‘华师大’霍达在会上讲到他们学校准备按照巴黎公社原则，要搞一个‘新师大公社’的情况。大家认为上海市亦应该按照巴黎公社原则，建立新的权力机构。王洪文同意并决定定名为‘新上海公社’。……”
以上两则史料说明，无论是张春桥同意、还是由王洪文最后拍板，“上海人民公社”这一名称的出现均是来自于群众，并且是对巴黎公社的仿照。
二是“毛泽东说”：
据王力回忆录中称：“二月紧接着上海炮打张春桥之后，毛主席的意见，上海要建立临时权力机构。不能把群众组织或机关干部造反联络站就作为上海市的临时权力机构。要建立权力机构，名称叫上海公社。这不是上海同中央文革决定的，是毛主席决定的。要张春桥、姚文元参加权力机构，也都是毛主席的指示。”（《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第一版第889页）他在另一处更明白地说明：“‘公社’不是上海发明的，首先是北京发明的。是北京陈伯达打电话给上海，通报北京准备成立公社了，要上海考虑成立公社。陈伯达打电话的时候，我在旁边。”（同上书第970页）
人民日报高级记者纪希晨在其《史无前例的年代》中也有类似的叙述：“（1967年）1月19日，得意忘形的张春桥在造反骨干会议上狂妄地说：上海的夺权像法国的‘巴黎公社’、苏联的‘十月革命’一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张春桥提出，成立‘上海革命造反派政治联络总站’，代替上海市委。会上有人说，这个名字不响亮。张春桥经过同陈伯达商量，得知毛泽东正在考虑建立北京人民公社，他马上找人商量改名为‘上海人民公社’。”（该书上册第226页）
其实，这两种说法尽管在出处上有所不同，但根本点是相似的，那就是，开始时毛泽东对“上海人民公社”名称是持肯定态度的。因为，这一名称的源头“北京人民公社”就是毛泽东发明的。他在1966年6月1日批准聂元梓大字报向全国广播时就将其称为“20世纪60年代北京人民公社宣言”。这一提法在被王力称为“主席夺权思想纲领性文件”的《红旗》杂志1967年第3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中再度重申，并加了这样一段文字予以推崇：“这时，毛主席就英明地天才地预见到了我们的国家机构，将出现崭新的形式。”这就明白无误地点出了将以“人民公社”作为各地夺权后新的国家机构的名称。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会改变了态度，要求改名称呢？据王力说，毛对陈伯达没有向他报告上海成立公社一事不满意，也对陈、江（青）打倒陶铸的具体做法不满意。因此，2月12日，他将张、姚叫到北京，与他们进行了一次“游泳池边的谈话”。按王力的描述，毛对张说：“原来我们考虑成立北京公社，但后来想这个问题牵涉面太大，涉及到整个国家体制问题，修改宪法问题，特别是涉及外国承认问题。”王力称，“主席说上海公社还是改过来。张春桥回来后对我说，我们正式成立公社时，打电话来请示主席就好了。这回主席没有怪张春桥，问了几次：改过来有困难没有？张春桥说：没有困难，回去就可以改。主席问跟群众怎么交待？张春桥说只要说主席的指示就行。主席说：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王力反思录》第975页）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夺权斗争宣传报道问题的通知》，2月23日，上海发布了“沪革（67）第008号《通知》”，正式将“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次日，上海举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开展‘三结合’夺权斗争誓师大会”。张春桥在会上作报告，介绍毛泽东的指示。会后，照样的敲锣打鼓，照样的盛大游行，照样的挂牌仪式，完成了换名事宜。
另有一事也需要订正，即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发贺电，不是给上海革委会成立，而是早于此事的1月11日致上海工总司、红革会等32个群众组织的，贺电内容是充分肯定这些组织1月9日发出的《紧急通告》，号召全国人民学习上海革命造反派的经验，“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据王力回忆：“（讨论起草中央贺电的）会场上快定稿时毛主席来了（他就住在人民大会堂），总理问他还有什么意见，主席看了，提出这个贺电要这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再加一个中央文革小组，用四个名义发出。这是过去没有用过的，毛主席第一次采用四个署名。”（《王力反思录》第794页）

2008年11月7日写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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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关于白瑞生“国民党特务案”的采访记录

白 磊 记录整理

按：1968年初，中共陕西省委办公厅揭露出一起“旧省委给毛主席整理黑材料”的案件，此案后来被驻省委办公厅工宣队和斗批改小组定为“恶毒攻击毛主席的严重反革命事件”。此案被整的有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省委常委、秘书长刘邦显，省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白瑞生等20余人。1969年3月2日《陕西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揭露”这一所谓的“严重反革命事件”的文章，并配发了评论。此案的真相，其实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各省按照中央指示，搜集对中央及中央主要负责人的意见，陕西省委当时收集到六条对毛泽东的意见，按规定汇报给西北局和中共中央。该案受害人白瑞生，当时又被莫名其妙地打成了“国民党特务”。这份口述记录是白瑞生的外孙白磊在2004年为已故的外公编辑纪念文集时，采访文革时期陕西省革委会负责审干工作的一位老人的谈话记录（尊其意愿，隐其姓名）。这个记录以白瑞生在文革中的所谓“国民党特务案”及“整理毛主席黑材料案”为主线，涉及文革时陕西干部审查中的情况。因为是口述，一些细节难免有不尽准确之处，敬请知情者指正。

你爷爷那个“特务”的罪名，根本就是假的。当时不知道是谁在国民党甘泉党部的档案里，看见有个特务的名字叫白瑞生，就开始怀疑你爷爷，又不能明说。甘泉县，就是现在延安下属的一个县。这就突然对你爷爷进行搜查，连你家的那个电视机都拆开看，那时候电视机也小得很。反正在你们家里搜查得特别仔细，搜了以后什么都没搜出来，这样就把你爷爷关起来了。（这事情）纯粹是个同名同姓不同人（的案件），那个白瑞生是国民党的人，你爷爷就根本没去过甘泉县，根本和国民党就没有任何接触，谈不上是国民党的特务。甘泉县那时候是国民党的辖区，（跟你爷爷）根本就对不上。他把这个同名同姓的人就当做是你爷爷，你爷爷也弄不清楚：好好个人嘛，我又没在国民党（的辖区）去过。这个我最清楚，怎么能出来个国民党特务呢？就把你爷爷这样抓起来了。抓起来以前，经常批斗，你奶奶也在，那个时候你奶奶经常跟上陪你爷爷，办公厅整天批斗，斗你爷爷你奶奶，后来你爷爷关起来，批斗就少了。一军管，造反派就没办法了，当时军管会专门管省委的大案要案。当时军管的部队是二十一军，管专案的就是二十一军专案办公室。
那个时候不是张虎（注：二十一军师副政委，时任陕西省革委会办事组副组长）也不是周茂芹（注：二十一军副政委，时任陕西省委常委、省革委会政工组组长）在负责，记得当时有人在军管会具体管这事。张虎当时是副秘书长（注：1971年3月中共陕西省委重新成立后，根据中央通知，省委常委研究决定，不另设重叠的办事机构，省革委会的办事机构就是省委的办事机构，因此被访者将张虎称为省委的副秘书长），是从二十一军来的，周茂芹是二十一军的（副）政委，他们具体管不到这个事情，具体管这个事情的是个专案组，所谓的专案就是四大家军管会（四大家：指在陕西支左的二十一军、陕西省军区、兰州军区空军、总后西安办事处四个部队）的专案组，那时候是军管时期。
我出身好，老区长大，从小参加革命，贫下中农，又是从中办回来的，又是省委的处长，能写。在当时这个条件下，那我就算最红的。所以在省委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办公厅一百多个处长里面就挑上了我。
当时突然把你爷爷关起来，我就问办公厅的人，他们说不知道，我又去问军管会，这个人怎么好好的突然就把他关起来？军管会的人就把这个过程给我讲了。我说你们肯定把人弄错了。据我了解，他根本就没有去过白区，怎么可能是国民党的特务呢？怎么能在甘泉的国民党档案里面有个白瑞生是特务？还是军统的特务？这不可能嘛。但是我没决定权啊，军管会专案组还要调查、查证，所以你爷爷就一直关在“七十三号”（注：1967年陕西省在西安市建国路73号办起了一个“监护管理所”，1968年陕西省革委会成立后，由革委会政法组管理，改称“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监护管理所”。对外保密，称“73号”。“监管所”从1967年3月到1975年4月先后关押55人，其中西北局部长、陕西省委书记、副省长以上干部28人，省级机关副厅局级、西安市委书记、副市长级干部24人，陕西省委领导干部被关押的有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书记处书记严克伦、章泽、李启明等。）。
关起来了以后，里面缺医少药，饭又给得不够吃，我就常去看你爷爷，给你爷爷送粮票（注：当时“七十三号”不是正式监狱，属于“军事监护管理”，故每月被关押者必须按定量交粮票吃饭。实际不让吃够所交定量）、送药，当时主要是送药，他就是营养不良。我送，看管你爷爷的人就不敢挡，因为我是军管会的人，所以我进出自如。另外军管会要提审谁我就去陪审，因为当时是军管专案，我是专案办公室，是属于两个系统，那边是军队管，这边也是军队管，都是二十一军。那时候我主要管李启明（注：前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文革初被打成“胡耀邦、赵守一、李启明三家村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的事，当时刘澜涛（注：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这条线上在“社教”运动的时候就整了一批人。
把你爷爷关起来，我记得关了有一年多时间，他一直吃饭不好，一直胃不好。吃饭不好还吃不饱，我就给他送药送粮票，药是治疗胃病的。那时候你们家在平房住，最开始是在食堂那边，后来就搬到黑帮排，我在楼房住，我就路过你们家，所以我经常到你们家去。那时候西宁、小宁（注：白瑞生的女儿），都下乡了，就你妈在，她刚从部队回来。这样审查了挺长时间，一直就是证据不充分，也没有任何人提过说你爷爷到白区去过，或者在白区待过一天，所以这个人呢就肯定是同名同姓，这个冤案一年多才搞清楚。你爷爷受罪了，他根本不清楚是个什么案件，又不跟他本人说，就叫他交代，他也不知道该怎么交代？交代什么？
那个“整理毛主席黑材料”，是属于“斗、批、改”里面办公厅造反派搞的案件。办公厅里面是非多，所谓“整理黑材料”是（省委在）丈八沟开会，揭发“彭（德怀）、高（岗）、习（仲勋）集团”的一些事情。你爷爷当时在省委秘书长里面，是张德生（注：时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陕西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1965年3月4日在西安病逝。）比较看好的人，文章写得好。丈八沟会议上就揭发出来有个“整理毛主席黑材料”案。其实是七千人大会的事。
当时出简报，你爷爷是秘书长，这个东西你要不要整理？简报上刊登出对“三面红旗”不理解的话，还有基层干部对中央负责人的一些意见，其中对主席的意见共有六条，如不要随便说话，一讲人民公社好，下面就到处是人民公社，所以就叫“给毛主席整理黑材料”，实际上也是执行中央在七千人大会的精神。这个事情要问办公厅的谁呢？李林森（注：文革中被打成陕西省委办公厅“白瑞生、李林森、杜鲁公三家村反党集团”主要成员之一，文革后曾任陕西省委副秘书长）可能知道吧？当时办公厅有个“三家村”，有杜鲁公（注：曾任中共陕西省委办公厅副主任），杜鲁公你不要找了，已经糊涂了，连回家都找不到门。“三家村”里边你爷爷挑头，你爷爷第一名，这就是省委办公厅的“三家村”。当时北京不是也出了个“三家村”吗？
整理黑材料、三家村、再就是和你奶奶一起开“夫妻店”，杜鲁公夫妇也在省委，李林森夫妇也在省委，你奶奶又是省委机要处的处长，你爷爷是省委的秘书长，都是一家人，办公厅就这样胡整，搞了个“夫妻店”。这个和“七十三号”没关系，（单凭）这个他关不了人，这个属于“斗、批、改”里面的事，什么“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些乱七八糟的事。“七十三号”是当敌人抓呢，是把你爷爷当敌人的特务来抓的，这个罪名大。
“七十三号”就是现在省作家协会的院子。那里面的房子我现在记不准了。我主要说他这个案件的事，怎么能随便抓人呢？我当时对这个就很有意见。你到时候跟人怎么交代？把人就随随便便抓进来。搞章泽（的专案），我也参与过，人家来陕北参加革命，你没有任何证据来证明章泽是国民党派进来的（特务）。章泽的父亲是军统，这是事实，但是不能因为他老子是军统就说儿子也是军统特务，人家是投奔革命来了。他先去的中央，和胡耀邦在一起，章泽和胡耀邦的关系很好。胡耀邦当时是我们青训班的主任，由原来的组织证明一下，证明没什么问题了，然后送延安去，章泽就是这么参加革命的。结果他父亲是个军统，就认为他是（军统）派进来的。当时（专案组）就是这样推论的，那边他爸逃台了，就永远把这案子查不清楚，章泽是这么解放的。章泽解放出来后首先请我吃饭。经过我手的（案件）我还都能尽量保护一下。
像李启明，硬说李启明给毛主席安窃听器，我说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啊，他有多少脑袋？李启明是三十年代到延安参加革命的，他能不知道给毛主席安窃听器是什么罪名？李启明的父亲原来是国民党时期的县长，背景不好，家里又是个大地主，所以把李启明就关起来了，但是不能因为父亲是大地主是（国民党的）县长就把人关起来啊。当时进延安的这种人多着呢，大资本家的女儿、大官僚女儿，在延安地区抗大、女大有多少都是背景不好的。人的出身你不可以选择，道路我可以选择啊，我到延安参加革命，这是人选择革命的道路，你不能把人打成特务嘛。这样我就和他们争，后来李启明解放的时候我到北京去，那时候我还管事着呢，就签字把这些（不实之词）全撤掉了，结论里留了个尾巴是“执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个时候谁不执行啊，他当时也得执行啊，刘少奇当时是中央的二把手，谁敢不执行呢？就留这么个尾巴，后来李启明对这个（尾巴）有意见，我说可以嘛，你有意见你完全可以报告（省委），当时他马上要上飞机去云南上任，我说，来不及的话你说我记，我把意见带回省委去，这样他口述，注明了一下：李启明口述，XXX记录，然后我把这个意见拿回省委讨论。李启明在云南当省委副书记，我又到云南去给他看结论。
我是（19）68年革委会一成立就去专案组了。（19）68年到（19）70年这两年我在专案组，因为我是军管会要去的，所谓专案组是因为军管会里有很多事情是专案上的事，打倒一切嘛。但是当时有人认为我“右倾”，所以我就不能出事，因为我进去了，他要再把我往出弄还得有一阵时间，因为我出身各个方面他找不到任何毛病，所以我在里面还能活动，他们把我挂起来（不用），但是有些事情还要找我，因为他们知道我的身份。有时候我和他们还能对抗一下，我平时按政策办，讲事实摆道理，所以我这么做，有人觉得我还不错，1970年以后就让我进了组织部，一直到1980年，十年组织部，副部长又兼了省委审干副主任，这就有一千多地师级以上干部要过我手解放，所有的结论都是我给常委会发的，这别人就插不上手了，军人都插不上手。
那时候（省委）常委，20个常委里18个都是军职干部，4大家支左，地方上就是一个李瑞山（注：时任陕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一个肖纯（注：时任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后来李瑞山又兼了省军区的第一政委，也穿上了军装，就成了19个人穿军装，只有肖纯一个人不穿军装。
就这样我把这个场面支撑了十年，但是后来看来，毕竟是错误路线，咱们尽管解放人，可是也有迟早的问题。大概有300多人在国民党时就是我们的地下党的县委书记，也是国民党的区党部书记，一身两职……1943年整风都整出来，文化大革命又来了个回炉，又成了叛徒，这种干部解放的比较迟，因为当时有个干部管理权限，当时地市级的副职都归中组部管，不归陕西省委管，你陕西省委无权做决定！你也无权分配他的工作！所以我一礼拜两礼拜就要去北京一次，省委讨论完了，我去北京中组部汇报，中组部同意了我才能回来宣布结论，说你能担任什么样的职务。
当时“七十三号”那些专案资料，我估计他不敢销毁，全部都移交档案馆了。估计现在咱们建国路(省)档案馆还有。那个时候比较正规啊，省革委会成立的时候有点乱，到了1970年以后就一切都正规了。省委审干办成立，从中央到地方都成立了审干办，那些档案就不敢乱动了。一些小字报、大字报可能销毁了，但是正式的个人专案那不敢毁掉的。
这个我可以给你写一段，你爷爷怎么遭难，怎么受到残酷的迫害，硬把这么一个同名同姓不同人的罪名加在他身上。还把他军管起来，他当时身体不好，又要考虑自己莫须有的问题，能活下来就算不错了，弄了一身病，你爷爷不是有胃癌吗？还动过手术，他本来身体就不好，但是我们那时候一起工作的时候，他的身体还没有什么大的毛病。
中央当时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六十一个人里面有六个是陕西的，有当时的省总工会主席刘文蔚，有黄河水土保委会副主任唐什么雷？唐方雷，农工部有一个，东方厂有一个厂长，都是六十一个人里面的，六十一个人里面，陕西就有六个。
还有就是林彪那个一号命令出来以后（注：此说不确，当时从北京向外地疏散老干部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加强战备而作出的决定），从北京往外疏散老干部，给陕西当时分了十八个人，通知我去北京接这十八个人。有彭真、王任重，还有原来中央党校的理论专家杨献珍，大人物，反正一共是十八个人。当时叫我去北京把他们接回陕西，我不执行，我说这是北京定的事情，要送人由你北京送，人是中央秦城（监狱）往出输送人，要我们陕西接人，最后出了问题我们陕西怎么办？李瑞山在八号院（注：中共陕西省委常委办公院，因在西安市雁塔8号，故称八号院）找我谈话，我说这个（任务）我不执行，看你们找谁去执行，我反正是不执行。中央要定地点由中央去定，他有十条规定呢，第一条规定就是不准上诉。这（些人）全部都是敌我矛盾，王任重定的也是叛徒，彭真定的也是叛徒，杨献珍也是定的叛徒，都是叛徒。这事你执行了更麻烦。高明月（注：时任商洛地委书记，文革后曾任省委秘书长），省委和你爷爷在一起的那个高明月，沾了（这事）的边。毛主席去世以后彭真要去北京参加遗体告别，就找到高明月，高明月又请示省上，那天是白文华（时任省委组织部领导小组副组长）接的电话，就告诉我，那天我带班。毛主席去世以后，省委有带班的、值班的，后来我说我请示中央，一请示以后，刚好是李银桥接的电话，李银桥是毛主席原来的卫士长。当时是天津军分区的副司令员，人家全家早就到了，接电话的时候刚好是他，他就说：叫他来，他全家都来嘛。但白文华打这个电话的时候中央不同意，就把中央不同意（的这个意思）传达到商洛，商洛高明月就转达给彭真，彭真就对高明月意见大得很，所以彭真一上台就把高明月从省委（副）秘书长给赶出来了。（笑）
我手上也办了很多好事，也办了好多糊涂事。（笑）像这十八个人来了，我如果挨个往过看，集体交代，好好照顾这些人，那这十八个人就对我感激不尽。可是当时有组织原则啊，你不能接触（这些人）啊，十条规定头一条就不准你申诉，第二条不准你和外界接触，咱没有这个觉悟啊，（要是当时）咱有这个觉悟你看该多好（笑）。
这些人到什么地方都是北京定的，像彭真到商洛，王任重到武功农科院。杨献珍到潼关。杨文海（时任陕西省农科院党委书记，文革后任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之所以一上来就能当组织部长，就是对王任重关心得好嘛。他就沾了这个光，所以王任重一当省委书记，李瑞山一垮台，首先调杨文海当组织部长、常委。（笑）咱当时没这个觉悟啊，另外我管的也大，王任重就具体下放到农科院，而杨文海就是农科院的党委书记。因为你是宏观，他是微观嘛。
当时说老实话我担心啊，责任重大啊，（这些人）都是中央的高级干部，彭真都是毛主席身边多少年的人，搞不好怎么办？说老实话我经手解放了一千八百多名地市级以上干部，有一个人出问题我都不好交代啊。
当时那个时代，每天要从手上过多少事啊，当时周总理在舒同（注：时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的案件上批：扣他一年半党龄，这是我亲眼看见的批示啊，这当然不能执行，所以我看了以后也没有再往下传达。当时省革委会专案组调查舒同的历史情况，查出来三十年代舒同从江西跑出来以后，到上海住了一年半，以卖字为生。舒同的字不是写得好吗？当时红军撤出江西，到处都在通缉抓舒同，没办法，舒同就跑到上海卖字去了，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专案组把调查到的舒同历史情况和专案文件一起送到中央，周总理就批了这么一段话。
也不能说军队干部水平低，那都是军级干部。比如说胡炜（注：时任二十一军军长，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那抗美援朝的时候就是正师职干部，打仗有功，回来就是军职（干部），他又是河南的大学生，本科大学生啊，又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干部。但是当时这个左的路线影响很深，工人阶级和军人要登上政治舞台，要控制局面，这是毛主席订下来的东西，那时候抓思想，这个毛主席的思想就把你束缚了，不敢有另外的想法，都是正统教育，对不对（笑）？你不敢有反抗的东西啊。
李瑞山这个人是个好人，小学文化。一开（常委）会，一边是军长（胡炜），一边是司令员黄经耀（注：时任陕西省军区司令员，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讨论完事情就问，军长就这样办，你看怎么样？司令员你看行不行？他每次都是这样。……支左干部是当时政治舞台的最高领导，你不征求他们的意见你能维持几天？李瑞山是个小学（文化程度），他维持了十年，总的来说陕西没有“翻烧饼”啊，换过几届省革委会班子，李瑞山一次也没换过，这就算是不错了。四大家的军人都是军级干部，经过长征的也有，比如黄经耀，以后都是兰州军区的副司令员；白辛夫（注：时任解放军总后勤部西安办事处主任，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常委）是经过长征的干部，好几个都是长征过来的，黄传龙（注：时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省革命委员会政法组组长），谷凤鸣（注：时任陕西省军区第三政委，中共陕西省委常委、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都是（19）38年的（干部），都厉害得很。谷凤鸣讲起话来一套一套的。都是大学生，水平都比李瑞山高，你能够不听吗？在常委会上他李瑞山就没有这一套一套的。开会的时候老是问我：你看这咋弄啊？我说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笑）我们俩也开玩笑。那些军人有时候意见也不一致，你保护这个（干部），这个说个这意见，那个说个那意见，你最后主持会议的人总要说个定论吧，这个案是定还是不定？
你爷爷这个案子，始终没上常委会讨论。他们查不清楚嘛，始终都做不下结论嘛，白瑞生没有去白区工作过，也没有被俘过，没有离开过陕甘宁边区，你甘泉是国民党统治区，我说那时候白瑞生同志就根本没到过国民党统治区，他在绥德上学，他又在绥德工作，怎么可能冒出来他是甘泉的特务？不可能的事情嘛！我就和他们交涉这个事情，我说这个案子你们打算怎么定？没有被俘，肯定和国民党没有任何关系，他一直在绥德工作，你怎么说甘泉这个特务就是他？世界上同名同姓的人多得很，多得无数。那时候我就提出这个同名同姓的问题，我说肯定是同名同姓不同人，咱们再继续查。
后来又通过国民党敌伪人员，不知道他们找的谁，说国民党确实有个白瑞生，但不是陕西省委的这个白瑞生，这么就查清楚了。
（本刊发表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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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与序跋】

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阎 长 贵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是张戎女士自称同其英国丈夫合作，花十二年时间跑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档案馆、采访数百人后写成的关于毛泽东的传记性的书。这本书原是英文版，后来译成中文，于2006年9月在香港开放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在海外流传很广，影响很大，在中国内地也有不少人读了这本书以及各种各样的复印本，也有相当影响。怎样认识和评价这本书？不论对了解和研究毛泽东，还是对了解和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包括文化大革命的历史，都十分必要。在这里，我谈谈对这本书的看法。
我觉得，这本书在建国后部分，有些观点和提供的事实对人们有启发。如说：
“毛对经济是外行”，引用苏联在华总顾问阿尔希波夫的话说，毛对经济“完全不懂，一窍不通”（347页）。
“斯大林死后，毛一直想坐共产党阵营的第一把交椅”，在1958年毛提出“将来我们要搞地球管理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352、373页）。
“毛需要知识分子，但是搞政治的，搞社会科学的如作家、艺术家、历史学家，毛不需要，他要的是科学家、技术人才。”（366页）
“人民公社实质上就是一个个大劳动营，人民公社制就是农奴制……。”（379页）
“在提供外援的国家里，中国是最穷的，却是最慷慨的，借出去的债是不要还的。”（407页）
“由周恩来任‘总导演’”的“大型歌舞剧《东方红》”，是“为毛个人崇拜推波助澜的歌舞剧”（430页）。
如此等等，都是很有见地的，也是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的看法，并且有这样看法的人数和范围都在扩大。也就是说，在这些观点和事实上，中国相当多的人是会认同张戎女士的。
作为江青的一个研究者，我还很赞同张戎女士对江青总的看法。她说：“江青至今被说成是文革的罪魁祸首，是蒙蔽毛的邪恶女人。其实，中国的任何政策，都不是她制定的，她执行毛的意志。她在毛死后这样形容自己：‘我是主席的一条狗，主席叫我咬谁我就咬谁。’她先为毛执掌中央文革小组，后任政治局委员。文革浩劫，她有一份责任。她是毛毁灭中华文化的主要帮凶。”（537页）我同意这个观点，认为这是说得正确的。
但从总体上讲，我不赞同张戎女士这本书。这本书给我的印象，它认为毛泽东时时处处都在不择手段地搞阴谋诡计。从而也没法认同这本书是“秉笔直书”、“言必有据”，即“建筑在史料上的书”。我只提几个摆在明面上的问题：
1、《伍豪启事》的出现和产生，“周不能不怀疑”这“是毛在搞鬼”（93页）。周什么时候怀疑过这是“毛在搞鬼”？有什么根据？我看作者一点一滴的根据也没指出来。
2、长征是蒋介石有意放走红军、中共中央与毛泽东（111页），以此作为条件，“他要斯大林释放在苏联做人质九年的儿子经国”（112页）。蒋介石国民党对中央红军长征，天上飞机轰炸，地上大军围追堵截，湘江一役使红军折兵5万，八万红军锐减到3万，这是“有意”放走红军吗？至于他要斯大林释放他儿子那是没有疑问的，但他是以有意放走红军为筹码吗？“有意”云云，恐怕是信口一说。
3、长征是“二十世纪最著名的一个神话”（109页），“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131、132页）等都是神话。众所周知，神话是虚构的、虚幻的，发生在1934年10月开始到1935年10月的中央红军长征，以及到1936年10月完成的包括三个方面军会师的整个红军长征，是虚构的、虚幻的吗？对长征，中国人、外国人都写了书，它们都不是记述（或艺术地反映）历史，而是传播神话？
4、张作霖是斯大林下令搞死的（148页）。作者说“炸死”张作霖，“史书上说这是日本人干的事，但最近俄罗斯情报方面称，暗杀是斯大林下令，由后来杀死托洛茨基的爱廷质组织的，然后弄得像日本人搞的一样。”这种跨国际而又被说成先后张冠李戴的事情，仅仅凭“俄罗斯情报方面”一“称”就行了吗？而这“称”的根据是什么？作者仿佛一丝一毫也没拿出来。
5、周恩来劝张学良“杀蒋”，“毛希望挑起南京与西安的内战”（157页）。西安事变刚刚发生时，怎样对待和处理，中共中央领导层确有不同意见和主张，但很快就统一了，做出了和平解决的决策。作为中共全权代表的周恩来到西安怎么能劝、会劝张学良“杀蒋”呢？——因为时间紧迫，周从延安出发到西安的时候，也许中央还没形成统一的意见，而“杀蒋”只是个别人的意见，周无论如何也不会让这种意见从自己的口里说出来。至于当中央形成和平解决的统一意见后，周能不执行不贯彻吗？再说，作为中共实际最高领导的毛泽东又怎么会“希望挑起南京与西安的内战”？这样说，这样论，简直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6、邵力子、宋庆龄、张治中、胡宗南等都是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红色代理人”（113、114、172、267页）。在阶级斗争中，在党派斗争中，互相寻找和充当代理人的现象是常见不鲜的。但领袖级的人物作为敌对派别代理人的现象恐怕比较罕见。张戎女士把宋庆龄等人说成“红色代理人”拿出了什么令人信服的证据？没有，一点也没有。她如此这般地断言，只不过是她看到什么材料，听到什么人说话，不加分辨地演绎成耸人听闻的故事。
7、1949年5月30日周恩来带信给杜鲁门，说中共领导分两派，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亲苏的“激进派”，以他为代表的亲西方的“自由派”（303页）。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内是领导层的核心人物之一，他能够做和会做这种事吗？有谁能相信？你要人相信就必需拿出事实来，而作者能拿出来吗？从书中看，作者没拿出，也不可能拿出什么事实来。
8、毛不松口毛岸英和刘思齐结婚“也许带有‘性’妒忌”，毛岸英牺牲，“毛泽东本人‘硬是没流露出十分痛苦的表情’”（328页）。面对这样两个问题叫人说什么呢?简直不好启齿。我认为，批评和 批判毛泽东是可以的，是允许的，但把毛泽东丑化、妖魔化，任何历史工作者以及一切有理性有理智的人都不会这样干，都不应该这样干。
张戎女士把这样一些、一类的事情，当作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向世界——全世界宣传，真的像她自己所宣称的那样让人们了解一个“真实的毛泽东”吗？我看不是。把自己的感情、自己的恩怨（这种感情和恩怨不管怎么产生和形成的），带进历史研究，历史研究就一定要失去客观性、公正性，在这方面，张戎女士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确实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样本。张戎女士“功莫大焉”！
张戎女士不是说“言必有据”吗？然而 ，是不是听有人说过，就是“言必有据”？我看在张女士采访的人物当中有师东兵的名字，许多人都知道这个人是靠胡编乱造写作和出书的。如果拿他的话、他的书（以及类似他的人的话和书）作为“据”，不仅害己，而且害人，害社会。因为这不是传播真理，而是传播谎言。
我再举一件我所知道和亲历的事情，谈谈她的“言必有据”。张戎女士说，“文革开始后，毛派北京地质学院造反派到四川把彭抓来”，朱成昭“在回京的火车上同彭德怀长谈”（页477）。事实完全不对。这件事情是我直接奉戚本禹之命向朱成昭布置的，朱本人没到四川去，他怎么能在回京的火车上同彭长谈？张戎女士接着又说，朱成昭同彭长谈后“幡然醒悟，佩服彭德怀”，回京后给毛写信，“说整彭整错了”，“信寄出后，朱成昭从几十万人（？）的指挥转眼变成阶下囚”（477页）。这完全是驰骋幻想，不着边际。而对朱成昭和到四川“揪彭”事件的关系，只要采访一下文革中在地质学院读过书的人和工作过的人就会一清二楚，——因为他们几乎人人都知道。看来张戎女士根本没做这个工作。
“秉笔直书”，是被张戎女士奉作“写作宗旨”的。“秉笔直书”，确实是中国史学和治史的优良传统，应该和必须继承发扬。但什么是“秉笔直书”？所谓“秉笔直书”，就是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说话，不论叙述历史事实，还是臧否历史人物，有一说一，有二说二，黑就是黑，白就是白，决不能感情用事和存什么成见，即不凭任何主观愿望和好恶，也不屈服于来自任何方面的压力。然而，张戎女士在《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是这样做的吗？我看基本上不是这样。
再说，对“言必有据”也一定要有个正确认识。所谓“言必有据”，就是要根据史料说话，仿佛胡适说过“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这应该是史学工作者遵循的基本规范。而史料并不是某个人的只言片语，更不是道听途说。它是历史事件的实际情况和客观进程；人们既要看到它的静态方面，又要看到 它的动态方面。现在时兴“口述历史”，这是保存、了解和把握史料的一个重要方法，然而，在口述历史中往往对同一件事情有不同的说法，究竟谁说的是事实或符合事实，使用的时候决不能取我所需，一定要经过认真和仔细的审查、辨证。
总之，研究历史，历史研究，一定要从史料出发。而对史料，不论用什么办法或什么途径获取的史料，都一定要鉴别，要分析。鉴别和分析史料是历史研究和研究历史的基本功。在这方面，《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留给人们的经验教训是丰富的、深刻的。同样，对张戎女士这本书我们也不能感情用事。它已经是一个客观存在，谩骂、拒绝、不屑一顾都不是办法，只有用理智和理性的眼光和思维来分析，才是正确的，科学的，并且一定受益匪浅。奉劝诸君不妨试试。
2008年10月于北京昌平园中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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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毛泽东是否事先知道江青组织批判《海瑞罢官》

陈东林

根据中央印发的谈话记录，1967年2月3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卡博、巴卢库时曾说：“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搞了交给我看。先告诉我要批评。他们在北京组织不了，到上海去组织，我都不知道。文章写好了交给我看，说这篇文章只给你一个人看，周恩来、康生这些人也不能看，因为要给他们看，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刘邓这些人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这段话一些权威的党史著作都曾引用过。
这里，毛泽东明确地说：“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
但是，时隔三个月的5月，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又说：“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被修正主义把持了，真是水泄不通、针插不进。当时我建议江青同志组织一下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但就在这个红色城市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最后文章写好了，我看了三遍，认为基本可以，让江青同志回去发表，我建议再让中央领导同志看一下。但江青同志建议：文章就这样发表的好，我看不用叫恩来同志、康生同志看了。”（注：陈清泉、宋广渭《陆定一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476页）
这里，毛泽东又说：“我建议江青同志组织一下文章批判《海瑞罢官》。”究竟哪种说法符合事实呢？毛泽东是什么时候同意了批判《海瑞罢官》文章的呢？这是一个党史上没有搞清的问题，值得考证。我们可以先分析一下当时毛泽东对江青的态度。
毛泽东在延安和江青结婚之后，对她的控制是比较严的，除了照顾毛泽东的生活，江青并没有什么权力。建国之初，这种情况没有大的改变。1950年1月1日，江青想到新解放区去看一下，毛泽东回电表示同意，但说明“须得少奇同志同意”，并嘱咐：“到新区后注意只收集材料，不发表意见，并须顾到不要给当地党政以较多的麻烦。以上统向少奇同志接洽，由他作决定”。（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卷第214页）以后，江青担任了中宣部文艺处长（相当于后来的局长）（注：应为电影处长），毛泽东还对主管中宣部工作的胡乔木说：江青不会做什么工作，你们也不要用她。
据周扬对秘书露菲所说：五十年代，有一次，我去看主席，主席问起江青的工作情况，我告诉主席，江青很能干，看问题也很敏锐。就是有时候她说的一些意见，不知哪些是主席的，哪些是她个人的。是主席的指示，我们坚决执行。如果是她个人的意见，大家还可以讨论。毛主席“哦”了一声后问，有这样的事情？（注：徐庆全《与周扬的秘书谈周扬》，《人物》1999年第9期）
态度起变化是在1962年毛泽东强调“阶级斗争为纲”以后。他开始注意意识形态。而江青为了出人头地而激烈批评文艺界的意见，得到了他的重视。后来毛泽东曾对周扬说：江青看问题很尖锐。
“文革”后王光美回忆道：1962年，江青神秘地对我说：主席不能向别人说的话，就对我说。1963年，她又得意地说：主席不便说的话，就让我去说。
1962年6月，彭德怀写了一封要求全面审查他历史的“八万言”上书，被毛泽东指责为“翻案风”。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期间，江青找到中宣部、文化部四个正副部长陆定一、周扬、沈雁冰、齐燕铭谈话，认为她在7月6日看的北京京剧团演出的《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提出要进行批判，并指出“舞台上、银幕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泛滥成灾”。但四位部长并不以为然，没有理睬。
据林默涵回忆：“同江青打交道，本来应该是周扬的事，但他不愿意管，要我同她联系，我无法推辞。”“江青曾对我说过，她认为《海瑞罢官》这个剧本很坏，主张分田，同单干风有联系”。（注：林默涵《“文革”前的几场文艺风波》，《百年潮》1998年第4期）江青公然对林默涵说：她不是以主席夫人的身份来管文艺，而是主席让她来管文艺。她还说：“最近，我把关于剧本（指《海瑞罢官》）的意见对主席说了，主席同意我的意见。”林默涵也是虚与委蛇，没有当回事。
1964年下半年，江青又找到写批判俞平伯文章的文艺理论批判家李希凡，要他写批判《海瑞罢官》文章，但李也没有答应。据李希凡“文革”后回忆，当时江青找他写批判《海》剧文章，没有说是毛泽东的意见，“如果说了是毛主席的指示，我是不会拒绝的。我没有那么高的觉悟”。而1964年9月彭真和陆定一向毛泽东汇报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问题，毛泽东明确表示：吴晗不要指名批评。
失望的江青来到上海，得到了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的支持。他们究竟是何时开始商议写批判《海》剧文章的，说法不一。有人说是1964年，有人说是1965年初，还有人甚至认为是1963年。张春桥自己回忆说：“我在1964年，百分之九十的时间在搞两个（样板）戏和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一篇文章。”从江青找李希凡的时间看，应当说，至少到1964年下半年，具体写作的笔杆子还没有落实到姚文元，康生还没有预谋其事。直到1965年3月，负责文教的上海市委书记石西民调到北京文化部工作，张春桥接任上海市委文教书记，直接领导姚文元参加的《内刊》和市委写作组，写文章的事正式进行起来。这也符合江青后来说文章到公开发表前保密“保了七八个月”的说法。
由上可以得出结论：
1、江青在1962年或稍晚曾经向毛泽东提出批评《海瑞罢官》的意见，这就是1967年2月3日谈话中毛泽东所说：“先告诉我要批评。”这时还用的是“批评”一语。当时他只一般性地表态同意江青的意见，可能没有同意写批判文章。1974年3月26日，江青曾对王海容、唐闻生说：“主席从来是允许我保留个人意见的，主席原来不同意批彭真、吴晗，但允许我保留意见。后来，我就组织人批判评海瑞罢官文章，这样才开始点燃了文化大革命啊！”（注：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下），人民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第636页）
2、江青在北京组织写批评文章遭到阻力后，就到上海去秘密组织，时间大概是1964年底前后。这个组织过程应该没有告诉毛泽东。因为这之前毛泽东曾表态不同意指名批评吴晗。这就是1967年2月3日毛泽东所说：““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搞了交给我看。”“他们在北京组织不了，到上海去组织，我都不知道。”
3、待到1965年批判文章写成修改稿后，毛泽东对政治形势的判断也发生了变化，再加上康生的怂恿，据康生说：“1964年，我同主席谈过，吴晗的《海瑞罢官》同彭德怀向党进攻是一回事。主席叫我和吴冷西参加（指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因此江青把文章交给毛泽东看，得到了他的修改和批准发表。这就是1967年5月毛泽东所说：“最后文章写好了，我看了三遍，认为基本可以，让江青同志回去发表。”
合理的判断是：毛泽东起初同意江青批评《海瑞罢官》的意见，但不知道后来江青组织写批判文章。文章写出初稿后，毛泽东才修改并批准发表文章。从毛泽东曾“建议再让中央领导同志看一下”文章看，他起初并不知道江青是背着中央秘密搞的。用1966年12月23日张春桥在与上海“工总司”代表谈话中的说法：“其实，评《海瑞罢官》的思想是主席的，具体的是江青同志指导我们搞的。”至于1967年5月毛泽东所说“我建议江青同志组织一下文章批判《海瑞罢官》”，应该是后来为了表示更大程度上支持江青的态度。
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说：“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有一天，一个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璋传》拿给主席，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评。我还要批评他的《海瑞罢官》哪！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道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北京一次，就有人探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注：江青：《为人民立新功》）
为什么说张春桥、姚文元参加组织写作“担了很大的风险”呢？因为毛泽东并不知道这个过程，也曾经不同意点名批判。而在此之前，中央已有明确规定，在报刊上点名批判领导干部，要经中央批准。因此张、姚参加这种活动不仅是违反规定，而且是对中央政治局保密，把自己置于和中央对立的地步。
最后，还有一个常常弄错的问题值得澄清，北京新华书店究竟有没有订姚文元文章的小册子？
姚文发表后，毛泽东等待着北京方面对批判《海瑞罢官》文章作出反映。由于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违反了在此之前中央有关在报刊上点名批判要经中央批准的规定，也不知道这篇文章是毛泽东亲自批准发表的，中央宣传部没有通知各地报刊转载。10天过去了，仍不见有什么动静，毛泽东十分气恼，以为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彭真等人有意抵制他的决定，于20日下令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姚文的单行本。11月24日，一纸上海新华书店的征订急电发往了全国。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对这样一本既非中央领导人文章，又非需要量大的通俗读物的小册子，没有特别重视，只在29日回电，按照一般图书报了订数，但毕竟是订了，并不像后来毛泽东1967年2月3日谈话误认为的：“后头我说印小册子，各省都答应发行，就是北京的发行机关不答应。因为有些人靠不住嘛！”

摘自《对江青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等若干史实的再辨正》，原载《党史研究资料》2002年第1期，标题是本刊另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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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为三千六百万饿殍立墓碑

徐友渔

新华社高级记者、学者杨继绳所著《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在香港出版，引起了海内外读者的极大关注。虽然中西方作者以前出版了多种有关大饥荒的书籍，但就资料的全面和翔实，内情披露的惊人，论证的理性和严密，以及结论的权威可信而言，这本书是前所未有的。
我认为，这是一部可以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媲美的巨著。虽然，关于中国的古拉格，也有中国人作了深刻的揭露。如果说古拉格是斯大林时代的代名词，那么，饿死几千万人则是毛泽东时代的标志。
我曾惊叹于索尔仁尼琴为记录罪恶而收集证据的专注与坚韧，为中国历次政治运动的受害者和幸存者未能专心致志还原历史而叹息。而《墓碑》一书既体现了索尔仁尼琴式的良知、民族责任感和历史洞察力，还在史料的汇集、分析和内情的披露方面大大超出《古拉格群岛》，当然，可以说杨继绳的身份和条件优于索尔仁尼琴，但一般的规律是，身份和条件越有利，包袱就越重，顾虑就越大。像杨继绳这样出身于体制内而为正义冒险犯难、孤注一掷，虽不是绝无仅有，也只有顾准、李慎之等少数前例。
《墓碑》的写作动机之一是作者的骨肉亲情。作者的父亲，一位善良、正直的普通农民，于1959年在饥饿中悲惨死去，将近半个世纪之后，父亲临死时的惨状，家乡惨不忍赌的情况仍然历历在目，作者在本书前言中说，此书是为饿死的父亲立墓碑，也是为三千六百万饿死的中国人立墓碑。

大饥荒的全景图
作者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利用自己的新华社记者身份和到全国各地采访的机会，查阅有关资料，访谈当事人，同行和朋友的相助，使他有可能与掌握情况的前任官员面谈，阅读到严格保密的档案材料，这一切使得《墓碑》一书全面、真实地记载了全国大饥荒的情况。
提到中国的大饥荒，人民首先想到的是河南和信阳。《墓碑》详细记录了以信阳地区为重点，下至县、乡、村，上致省委、中南局和中央的情况，比对、分析了各种数据和方法之后，得出结论说，河南饿死人至少为三百万，信阳一个地区饿死人一百万，占该地区总人口的八分之一以上。
甘肃总人口只有一千三百万，全省饿死人数在一百万以上。死人比例最高的在通渭县，将近三分之一，百分之七十的家庭有死人，有的全家死绝。当时被派遣去解决“通渭问题”的一个干部回忆说，他们只看到炕上、路上、田间、地头都躺着人，死人活人不分，活人没有力气或顾不上埋葬死人，他们不怕死人怕活人，因为活人想吃人。
四川历来号称“天府之国”，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但在大饥荒年间死人最多，达到一千万至一千二百万，之所以难于准确估计数字，是因为四川省委在当时就从政治上控制人口统计工作，命令上报死亡数字多的地区“重新调查”。四川是全国饥饿时间最长的省份，其最高领导人李井泉善于揣摩毛泽东的心意，对于极左跃进的做法坚持不降温，并大量外调粮食，以证明政策正确，形势大好，他以千万人的生命为代价，晋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安徽凤阳以农民逃荒要饭闻名，这个不到四十万人的县，三年大饥荒饿死九万人，将近四分之一。饥荒的主要原因是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凤阳县委1958年上报指标8亿斤，实收1.6亿斤，国家强力征购占43%，造成农民缺粮断炊，1959年产量为1.8亿斤，上报为4亿斤。安徽全省饿死的人在五百万到六百万之间，超过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在安徽毫县，由于吃人肉的情况不断发生，出现了人肉市场交易，农民摆摊设点或流动串乡卖人肉。
在大饥荒年间，发生的许多事今天看来匪夷所思，有些看起来是笑话，但着实令人辛酸。1960年春，甘肃定西地区农村断粮，地委书记却说：“宁饿死人，也不能向国家要粮食。”在搜刮粮食的过程中，通渭县向公社下的命令是：“完不成粮食任务，提头来见！”当时的口号是：“宁欠血债，不欠粮食。完成粮食任务就是血的斗争。”1960年冬，河北省委决定农民口粮为每天4两（旧制，相当于现在的2.5两），省委负责人说：吃4两的是马列主义，超过4两的是非马列主义。随后，省委提出“吃4两，晒太阳”的口号，《墓碑》的作者说，人不能进行光合作用，晒太阳怎能顶得上吃粮食？

饿死人总数和原因
三年大饥荒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这是一个人们一直关心，引起激烈争论和众说纷纭的问题。
在《墓碑》之前，不断有中外研究者综合各种材料和数据，估算出饿死的总人数，大致说来，其数值在两千万到四千万之间。而新老左派则挖空心思地攻击这些数据，费尽心机而又拿不出根据地辩称这些数据偏高，是对毛泽东本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丑化。他们的狡辩包含了一个残忍的逻辑，似乎饿死的人如果低于某一个数字，就是正常的，就可以接受，就说明毛泽东没有错。其实，我们可以取最低数的十分之一，质问左派们：难道你们认为，饿死两百万人就是天经地义的？
杨继绳在比较、分析了各种方法和数据之后的结论是：在大饥荒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3600万，应出生而没有出生的人数大约4000万，大饥荒使中国人口损失大约7600万。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科学、可信的数字。
为什么会发生全国性的大饥荒，为什么为饿死这么多人？从《墓碑》中，我们可以看到以下这些原因。
由于大跃进的浮夸，全国各地都搞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1958年宣布粮食总产量为7500亿斤，以后统计的数字（还有虚夸）为4000亿斤，实际产量基本与上年持平，但征购数量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一，其结果就是从农民的口粮中硬挖硬挤。
要完成高征购指标，农民必须把口粮、饲料、种子搭进去，在完不成征购任务时，上级部门认为农民在搞瞒产私分。各地普遍用对基层干部撤职、开斗争会、毒打、劳教、逮捕等方式强迫交粮，被打伤、打死的干部和农民不计其数。斗争会上有这样的问答：“生产队大跃进了没有？”“大跃进了。”“人民公社优越不？”“优越。”“那你为什么不拿粮食？”还有这样的口号：“谁藏一粒粮食，就等于私藏一粒子弹。”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发表文章证明，每亩产量可以达到3.9万斤，这为反瞒产私分提供了“科学论证”。
根据毛泽东的喜好和倡导大办公共食堂，是造成农民饿饭和死亡的重大原因。本书作者根据资料分析认为，如果没有公共食堂，饿死的人数可能减少三分之一，在有些地方可能减少一半。大办公共食堂的过程，就是前两个月吃饭不要钱，大吃大喝，然后闹饥荒的过程；就是强迫农民入伙，统一用粮，没收锅碗瓢盆，谁家冒炊烟抓谁，使农民家徒四壁、一无所有的过程。公共食堂的最大危害是“把无产阶级专政贯彻落实到每一个人的肚皮”，干部掌握了让谁吃饭和不让谁吃饭的权力，同时得到多吃多占，搞特殊化的基地。
政府和干部滥用权力使饿得快死的农民雪上加霜，他们派民兵围、追、堵、截，设卡抓捕，不让农民逃荒，断了饥民的最后一条求生之路。

驳斥狡辩和谎言
长期以来，“三年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成了中国人回顾大饥荒年代的口头禅。《墓碑》对此作了详细的考证和有力的批驳。
作者引证权威的气象资料和权威的气象学家的观点，说明1959—1961年是正常年景。所谓正常年景是说，中国地域辽阔，每年发生天灾在所难免，但这三年的自然灾害并不比其他年份严重。作者还进一步指出，历史资料表明，粮食产量和天灾之间并不存在正相关关系，1956、1957、1962、1963、1977、1978、1979、1980、1981、1982、1983这11年的成灾面积都超过1959年，但并没有出现大饥荒，而且其中有9个年头粮食产量超过了上一年。
对苏联的指控是说他们撕毁协议、撤走专家，实行逼债。《墓碑》指出，苏联政府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发生在1960年下半年，这时中国的大饥荒已经发生一年有余，而且专家合同与科技合同与农业和粮食产量并无关系。至于逼债的说法，没有任何文献、资料能证明。恰恰相反，苏联在1961年3月提出，为了帮助中国解决饥荒问题，苏方以贷款方式向中国提供100万吨小麦和50万吨蔗糖，而中国政府不要小麦，只接受蔗糖援助。中国对苏联的债务是提前偿清的，但这并不是因为苏联逼债，而是毛泽东为了“争一口气”，主动提前还清。
书中引用中国外贸部长1961年的讲话说：“由于我国最近两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1960年供应苏联的商品有很大的欠交。1961年许多商品不能出口或减少出口，给苏联造成了一定困难。但是，苏联同志对此表示了同志式的合作和兄弟般的谅解。苏联政府同意我们1960年贸易业务中的欠账在今后五年内分期偿还，并且不计利息。还提出不计利息现在借给中国五十万吨糖，以后由中国以同等数量归还。我们认为，这些对于我们克服暂时困难来说，是重大的帮助和支持。”
在大饥荒期间，中国政府以巨额资金和物资援助一些国家，其中许多国家的生活水平大大高于中国。在农民大量饿死的同时，大量粮食被用于出口，1959年与1957年相比粮食减产，但出口量增加一倍以上，创造粮食出口历史最高记录，这个数量够2450万人吃一年。
1960年，在大批农民饿死之际，当局不仅没有考虑开仓放粮，反而刻意继续增加国家粮食库存，这一年饿死人最多，而国家尚有几百亿斤粮食库存。
左派辩解说，大饥荒是因为下面的干部乱来，中央和毛泽东并不知情。对此，本书有一条最重要的披露：1961年，粮食部和国家统计局负责人受命让各省填写一个有关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汇总后得知全国人口减少了几千万！这份材料只报周恩来和毛泽东两人，周恩来阅后命令立即销毁，不得外传。事后周还追问是否销毁了，在得到肯定答复后才放心。
当毛泽东得知信阳发生饿死人的严重事件时，他说事件的性质是阶级敌人篡夺了领导权，是反革命复辟，对劳动人民实行疯狂的阶级报复，解决办法是实行民主革命补课，这导致对基层干部大规模的斗争、撤职、逮捕。
还有人辩解说，毛泽东在三年困难时期也和全国人民同甘共苦，不吃肉。本书引证官方出版物说明，毛的一份西餐菜谱记载了各式风味的鱼虾共有17种。另一位知情人说，医生鉴于猪肉胆固醇高，建议毛不吃猪肉改吃牛羊肉。在此期间，各地为毛和一些政治局常委修建的别墅、宾馆豪华程度超过国宾馆。
《墓碑》分析了大饥荒的制度背景，作者在全书始终把这种制度称为极权主义制度，这说明作者的认识是到位的。
（摘自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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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堆】

杨老玖按：凡是学过一点鲁迅的人大概都知道《东亚日报》驻中国特派记者申彦俊先生1933年写的《中国的大文豪鲁迅访问记》，但未必看到过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红卫兵1967年写的《鲁迅先生访问记》。《记忆》重新发表这篇奇文未经鲁迅先生同意，也无法保证其中采访者没有篡改被采访者原意的地方，但经过与《鲁迅三十年集》（民国卅六年版）部分内容的认真对照，我们发现这里所引用的鲁迅先生的每一句话确系原话，特此声明。至于六十年代北京的红卫兵是怎么去三十年代的上海、怎么找到鲁迅先生这个“文化革命伟大旗手”等等，这一类问题都属于毛泽东时代的高度机密，革命尚未成功仍不能告诉诸位读者！

鲁迅先生访问记
二外红卫兵 九•一联合兵团

夜深人静，万籁无声，我们《九•一联合兵团》全体战士带着我院教育革命的一些问题，访问了文化革命伟大旗手鲁迅先生。
打开《鲁迅文集》第一卷扉页，鲁迅先生端然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一齐走上前去，向他问好。鲁迅先生微笑着，离开书本，走到我们身旁，我们高兴地迎了上去。鲁迅先生和我《九•一联合兵团》全体战士一一握手，我们围着鲁迅先生坐了下来。
为了少耽误先生的时间，我们开门见山地向先生谈了我们学校最近发生的一系列情况。
我们告诉他：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发出最新指示“要斗私批修。”“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广大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要依靠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革命造反派积极响应毛主席伟大号召，纷纷行动起来，投入复课闹革命的洪流中去。他们当中许多同志，始终如一，踏踏实实，兢兢业业，他们不但是忠实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英勇战士，而且也是彻底砸烂旧教育制度的闯将，更要做新教育制度的开路先锋……”鲁迅先生听到这里，马上插话说：“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我们接着说：这些同志，真不愧为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小兵，他们毫不利己，一心为革命，根本不把个人利益放在眼里，他们豪迈地说：为了创立新的教育制度，我们希望先从我们的身上实验，即使失败了，我们也甘心情愿。鲁迅先生听完，连声赞叹不已，感慨地说：“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我们总要战取光明，即使自己遇不到，也可以留给后来的。”“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正的新文艺的。”接着，当我们谈到关于外语教改的种种困难时，鲁迅先生精神振奋，站起来，指着脚下，坦然自若地说：“什么是路？就是从没有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即使艰难，也还要做，愈艰难，就愈要做。改革，是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听鲁迅先生铿锵的壮语，看着鲁迅先生坚毅不拔的革命精神，我们受到了莫大的鼓舞。……随后我们谈到旧学制太长，一个大学生最好的时光都浪费在学校里。例如我院东欧语系有的学生三十多岁了，还没毕业呢，先生感慨地说：“时间就是性命。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我们说：一部分同学私心杂念较重，恐怕业务课搞不好，毕不了业，文化革命以来，就没放下外语书，这次复课闹革命，他们只复业务课不闹革命，整天埋头在外语书里，又重新堕落到旧教育制度的老路上去了。鲁迅说：“倘只看书，便变成书橱。”说罢，先生直摇头，表示不赞成。
我们说：有一部分师生，运动初期当了保守派，受了挫折，或者运动初期造反，后来由狂热到颓丧，革命意志衰退，一直当“逍遥派”整天游游逛逛，玩玩乐乐，不参加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如今，复课的时候他就来了，闹革命时就又溜走了，只攻专业，不问政治。革命派批评他时，他就牢骚满腹，抓住革命派“小辫子”不放，仿佛他倒是复课闹革命的“英雄”。鲁迅先生说：“与其不工作多活几年，还不如赶快工作，少活几年好……”“超时代其实就是逃避，倘自己没有正视现实的勇气，又要挂革命的招牌，便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必然地要走入那一条路的。生在现世，怎么离去？这是和说自己用手提着耳朵，就可以离开地球者一样地欺人。”“人类为向上，即发展起见，应该活动，活动而有若干失错，也不要紧。唯独半死半生的苟活，是全盘失错的。因为他挂了生活的招牌，其实却引人到死路上去！”
接着我们又谈到个别教师，如“兵团”中白晓朗之流，道德败坏，品质恶劣，把一些学生都引上了邪路。鲁迅说：“古之师道，实在也太尊，我对此颇有反感。我以为师如荒谬，不妨叛之。”
鲁迅先生对外语也是很精通的，我们非常希望先生给我们提供一些外语教改方面的经验。鲁迅先生谦虚地说：“较好的是思索者”，“真实的革命者，自有独到的见解。”“要进步或不退步，总须时时自出新裁，至少必取材异域，倘若各种顾忌，各种小心，各种唠叨，这么做即违了祖宗，那么做又像了夷狄，终身惴惴如在薄冰上，发抖尚且来不及，怎么会做出好东西来。”“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旧社会的根柢原是非常坚固的，新运动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动摇它什么。并且旧社会还有它使新势力妥协的好办法，但它自己是决不妥协的。”
接着鲁迅先生吸了一口眼，无限深情地对我们说：“现在已不是在书斋中，捧书本高谈宗教、法律、文艺、美术……等等的时候了，即使要谈论这些，也必须先知习惯和风俗，而且有正视这些的黑暗的勇猛和毅力。因为倘不看清，就无从改革，仅大叫未来的光明，其实是欺骗怠慢的自己和怠慢的听众的。”“由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但这些智识者，却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权，却不是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喽啰。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

原载清华井冈山斗批改战团编辑油印《学习资料》第37期（1967年11月9日）
沈迈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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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重庆医科大学塑造毛泽东巨像引发争议

樵 余

10月25日，《重庆时报》、《重庆晚报》同时报道，一座高20.6米，重46吨的毛泽东不锈钢塑像主体工程在重庆医科大学大学城校区竣工。连底座在内，这尊塑像高达37.4米，是目前全国最高、最大的一座毛泽东塑像。重庆医科大学宣传部负责人介绍，此座毛主席塑像与重庆医科大学老校区毛主席塑像造型一致，属于复制扩大品。老校区的毛主席塑像建于上个世纪70年代，属于石雕结构。“大学校园建设毛主席塑像已是几十年来各大高校的文化传统，毛主席塑像已成一种红色资源，在教书育人上都能给人鼓舞和信心，能够激起学子们对民族精英的敬仰，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一位临床医学的老师也对记者说了同样的话。
消息传出后，引起各种批评议论（为之叫好者极少）。在网上可见到一些有代表性的批评，一种是认为从照片上看这尊塑像不像毛泽东而像邓小平，有网友在“强国社区”发表文章称之为“严重政治问题”，质问“是什么人搞的阴谋诡计？”称“决不能容忍任何人躲在阴暗角落干侮辱毛主席的罪恶勾当”。
发表在铁血社区的《丢人之至，重庆医大把毛爷爷像塑成邓爷爷》一文说，校长办公室的一位老师在电话中告诉他：“这个塑像虽然立了起来，遗憾的是并不像毛泽东本人，反倒有点儿像邓小平，所以这个塑像现在师生中间反响不一。”该文还指出：“这样一座巨大的毛泽东塑像，耗资不可能不丰，背后是不是又有什么交易和腐败？有必要调查一下，我相信如果以公开程序建筑这座塑像，众目睽睽之下，至少可以保证‘像’的问题，‘不像’是不是可以反证施工是在不公开状态下进行的？”
另一种批评是认为根本不应该建造这样的巨像。发表在爱卡社区的《重庆医科大学太不像话了!为提高学校知名度居然……》一文说：“70年代之前建造的这些都是‘文革’时期中,个人崇拜盛行时期……现在倒好,重庆医科大学居然把有限的国家拨款用来搞这些景点,而不是用来改善师生的教学条件与科研条件!!建议上级主管好好来查一下!!其用心是显然的:为被否定的文革唱赞歌!!……分明是打着开发红色旅游资源的旗号来达到其险恶政治企图——为被否定的‘文革’唱挽歌!!”
署名谢不廉的网友在《全球大学最牛“门神”》文中说：“耗费四五百万元巨资，弄出这么个非马非驴非毛非邓的不锈钢怪胎，金光闪闪，毛骨悚然在绿色和谐的校园，不知为哪般啊？……把毛爷爷请进大学当‘门神’，是‘文革’创举，哪里是什么中国大学传统？现在各大学校园的毛塑像，都是‘文革’遗物，中国人集体疯狂的见证。我当年所就读的大学，北京钢铁学院，与一路之隔的地质学院，校门对校门，主楼前，至今都巍然屹立着‘文革’版毛主席挥手巨像，神情姿态，完全相同，一个模子铸出来的。看上去很喜剧，是我们77、78级同学的开心果。大家都说，晨光熹微之中，好像两个毛主席，在争相问候：风霜雨雪之中，好像两个毛主席，又在猜拳行令：哥俩好哇，好得不得了哇……”
青岛新闻网《500万元造塑像，毛泽东定会骂败家》的文章说：“我们记得，八十年代初期，也是改革开放、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起始阶段，很多毛泽东的塑像都被拆除，因为这些塑像在当时代表着一个‘造神’的时代，是个人崇拜的极端产物。直到1985年下半年的一个下午，我在位于北京玉泉山边的厢红旗购物时，目睹了位于该街道旁边的总参某部大院里一座很高的毛泽东塑像被定向爆破。”
《南方周末》发表长平的文章质疑说：“建领袖塑像是各大高校的文化传统？只要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就是传统吗？显然不是这样。传统首先是一种文化共识，因此才能够超越时间或者历史传承下去。建领袖塑像是一个历史事实，即便现在还有所保留，还偶有所建，也未见得就成了文化传统。就算它是一个传统，那又是一个什么传统呢？”“从年龄上估计，重庆医大的领导们对‘文革’应该不陌生，也知道毛泽东塑像的来历。它是地道的‘文革’产物。1966年6月，清华大学的红卫兵以‘破四旧’为名，拆毁了清华大学的标志性建筑二校门，并要求学校革命委员会在原地建一座毛主席塑像。1967年9月15日，全国第一座毛泽东塑像在此地落成。此举很快风行开来……‘文革’结束之后，人为制造的领袖崇拜被认为是一种错误，红宝书、毛泽东像章停止发行，各地毛泽东塑像、语录碑也陆续拆除，只有部分地方予以保留。作为一段历史结束而不是一种文化传承的象征性行为，是清华大学于1987年8月拆除毛泽东塑像，重新仿建标志性建筑二校门。”
重庆医科大学前身为重庆医学院，在文化大革命中，是重庆当时十二所大专院校里影响较大的一所。重庆市第一个由干部子女组成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就在该校诞生，随后，重庆市党政领导“因势利导”，在此基础上部署建立起全重庆统一的官办“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被民众讥称为“思想兵”）。当造反运动兴起后，又是重庆医学院的两位红卫兵发起人、“思想兵”总部负责人刘桂兰（总部政委）、孟军（总部副政委兼纠察总队政委及组织部长）率先起来向“黑市委”造反。当造反派分裂为两大派并展开武斗后，因在该校掌握实权的群众组织重医兵团是反到底派，该校便成为反到底派的重要据点。反到底派的重庆井冈山红卫兵（曾以一篇评论《人民战争救山城》名噪一时）、重庆大专院校反到底司令部和重庆国防系统的军工井冈山总部都在该校成立。武斗初起该校即成为一处热点。1967年7月1日，两派在重庆医学院附属一院武斗，使用钢钎、刺刀、自制燃烧瓶等，当时影响极大的是，重庆医学院66级毕业生、砸派（即反到底派）《东方欲晓》报主编于可在校门前被几支钢钎乱枪刺死在水田中。当使用枪支的武斗开始后，军工井冈山总部就在该校开会作出了打开国防企业成品库“发枪自卫”的重大决定。该校及其附属第一医院成为武斗期间收治反到底派伤员的“战地医院”……就在四川（重庆当时属于四川省）各地武斗打得硝烟四起血肉横飞的时候，毛泽东竟赞赏“四川很有希望”。在此“最高指示”鼓舞下，1968年春夏间两派武斗再起，重医兵团被打出校园，已经开始建造的毛泽东塑像半途停下，直到武斗平息，“复课闹革命”后才得以最后建成。这就是目前有关报道中称之为“建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重医老校区毛泽东塑像（据称现在的巨像就是那一老塑像的扩大复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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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资料】

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名单
（1968年8月13日成立）

主任——
谭甫仁，58岁，广东仁化人，昆明军区政委
副主任——
周兴，63岁，江西永丰人，原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
陈康，57岁，湖北广济人，昆明军区副司令员，省军管会副主任
鲁瑞林，57岁，甘肃临夏人，昆明军区副司令员，省军管会成员
刘明辉，54岁，原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
黄兆其，26岁，昆明工学院研究生，共青团员，八二三负责人
李毅，26岁，昆明医学院学生，共青团员，炮派负责人
徐学惠，女，27岁，昆明市百货公司干部，因保护国家财产与抢匪搏斗致残的著名英雄，中共党员，八二三派
段宝珍，女，27岁，昆明纺织厂工人，中共党员，炮派
常委——
段思英，51岁，十三军政委
成泽民，49岁，十四军副政委
黎锡福，59岁，湖北黄安（今红安）人，云南省军区司令员，省军管会副主任
左奎元，54岁，昆明军区后勤部副部长
骈引丁，49岁，昆明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
朱刚，52岁，昆明军区空军指挥所副主任
王银山，55岁，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
张克，49岁，原云南省委工交政治部主任，八二三派
刘鑫，女，52岁，原云南省民政厅副厅长，八二三派
李一鸣，女，45岁，原云南省统计局人事处处长，八二三派
张思璞，46岁，原云南省经委副主任，炮派
杨树先，33岁，云南省建筑总公司工人，中共党员，八二三负责人
方向东，27岁，云南大学学生，共青团员，炮派负责人
刘殷农，27岁，昆明市公安局一般干部，八二三负责人
沈参雄，30岁，云南省物资局一般干部，炮派负责人；
李积德，32岁，昆明机床厂工段长，中共党员，八二三负责人
杨凯，29岁，云南省物资局司机，共青团员，炮派负责人
高振华，31岁，冶金机械厂工人，八二三负责人
张炳林，34岁，云南省交通厅昆明运输总站司机，炮派负责人
姜月生，24岁，昆明农林学院学生，共青团员，八二三负责人
杨李岗，女，60岁，昆明西山区碧鸡公社农民，中共党员，八二三派
杨二顺，56岁，农民，宣威县松林公社党支部书记，劳动模范，中共党员
和茂林，36岁，农民，丽江县黄山公社党支部书记，劳动模范，中共党员
李莲俊，女，20岁，昆明西山区团结公社农民，共青团员
杨继铭，28岁，云南省建筑总公司技术员，共青团员，炮派负责人

云南造反派的两大派：以昆明工学院八二三战斗兵团为首的昆明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指挥部，简称“八二三”或“八派”；以云南大学毛泽东主义炮兵团为首的新云南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联络站，简称“炮兵团”或“炮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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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读往来】

1、 顾训中先生来信，谈了读本刊七期吴小龙文章的感想：

第七期已经收到，并一口气看了相关吴小龙的文章，很是感动，也很是惋惜！感动于他的真知灼见和知识积累，惋惜于他的英年早逝，以及在其生前未能多多请益！从此也愈发觉得《记忆》能在同道中进行这一交流的重要。否则，就我们这些仍坚守在文革探讨与研究中的同道间都难以经常通气，何以做到邢小群追忆文章中说到的“同气相求”呢？由此也生发一个建议：能否有选择地刊发一些虽然已不是首发、但仍很有价值的相关文章？就我而言，吴君的这些文章便是首次读到。相信对许多读者都是如此。

2、 瑞典汉学家，文革史家沈迈克教授继寄来新疆革委会名单之后，又将保定革委会名单及其保存的“二外”红卫兵撰写的《鲁迅先生访问记》寄交本刊。并介绍加拿大汉学家、历史学者Jeremy Brown（周杰荣）先生与本刊联系。周杰荣先生对于天津、河北/保定文革史的研究，迄今尚无出其右者。他对天津社教运动的研究亦精微深入，丹麦哥本哈根出版的《亚洲研究》近日发表了他关于天津小站的四清研究一文。
3、 周杰荣先生赐函本刊，并寄来天津市革委会名单。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