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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记忆》第七期
帖子发表于 : 周日 3月 01, 2009 11:0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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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 憶               2008年11月10日
REMEMBRANCE       第七期
                  2008年9月13日创刊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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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纪念吴小龙逝世两周年
吴小龙 在北京2006文化大革命研讨会上的发言(摘要)
吴小龙 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散论
吴小龙 怅望千秋一洒泪——读《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
吴小龙 这个民族需要忏悔
邢小群 吴小龙逝世两周年追思

国史笔谈
阎长贵 贡献与缺憾——读《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邓》

史林一页
王广宇 我是“二月逆流”会议记录稿的唯一见证人
李 辉 齐白石与中国画的文革遭际

昨日心迹
陈懋智 重庆武斗见闻日记(五)

小资料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常委名单(补充修订版)

编读往来
1、沈迈克赐函。 2、徐泥询问国史笔谈事宜。 3、丁东建议讨论《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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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吴小龙逝世两周年】

按:吴小龙(1955.4—2006.11)史学博士,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和传统文化研究,著有《细节的警示》、《适性任情的审美人生》、《少年中国学会研究》等专著。不幸于2006年11月1日因脑癌逝世,终年51岁。其生前已为撰写《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一书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可惜壮志未酬,即英年早逝。在其逝世两周年之际,本刊特发表他在“北京2006文化大革命研讨会”上的发言(摘要)及提交研讨会的《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散论》和一位友人的追思文章,并转载他生前发表过的两篇反思文革的文章,以为纪念。

在北京2006文化大革命研讨会上的发言(摘要)

吴小龙

文革的时候我11岁,所以没有亲身参加武斗的经历,但是对文革的历程已经大体能够了解,其中有两件事是印象很深刻的。一次是远远地旁观学生批斗当时的福建省委书记叶飞;一次是1967 年,造反派冲击福州警备区的“一•二六事件”——那是事件的第二天,看到被打死的一个中学生的遗体。此外还有一些亲历过的事件和场面,使我对文革印象深刻。似乎是当时就有种感觉:这辈子应该把文革搞清楚。
我有时觉得,研究文革对于我应该是一种宿命。但是实际上,后来真正做学问的时候,却一直在打外围仗,直到现在。因为我研究的是毛泽东、少年中国学会。跟文革有关的文章现在严格上讲还只有两三篇,都是憋不住而写的,一篇是看《1966——我们那一代人的回忆》后写的书评,一篇是谈“六八年人”的思想资源问题,还有一篇是有一阵学界在讨论关于“忏悔”问题时写的。这几篇文章都是心里的某些东西被触动了,一吐为快。今后,我的计划是侧重研究毛和文革。
我发现与迈克刚才说的西方学生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现在的大学生对于文革,虽然也好奇,也想知道,说到文革,他们的了解比外国学生多一点(也许或多或少从父母那里听到一些),但是兴趣重点跟外国学生非常不一样。他们兴趣的重点不在社会那一层,不像迈克所说的西方孩子,也许因为一些在他们那里已经成为常识的理论的影响,他们乐于关注作为一个社会现象的文革,如运动中社会上下层的互动——对立、沟通、交流、影响。我们的学生对这一层面基本不感兴趣,他们特别感兴趣的是上层的宫廷权术史。这个现象本身就能说明一些问题。
我曾经写了一篇文章,对比较流行的关于文革的定义提出了质疑:一,毛错误地判断形势发动的,二,被野心家利用,三,全国人民遭灾。我觉得反过来说或者更符合事实。(注:以下具体阐述略,详见本期《这个民族需要忏悔》)
我这些质疑当然不能算是给文革下定义,只是我认为应该澄清的一些认识。
但是很可惜这些年来,在已有的认识基础上,我们不但没有前进,而且是在大踏步地倒退,在反思文革这点上,在国内所能够说出来的话是很少的。
我认为对文革反省关键在制度。对于这一点,其实邓小平当时很清楚,他自己就说过,像文革这样的事,在英美等国家就不可能发生。但是后来恰恰是在这一点上,不允许大家再继续往深里思考和追究了。对造成灾难的体制不思考、不批判、不改变,后果会是很糟糕的。毛当时的那种专制,他有一个乌托邦的理想作为号召,他还能凝聚部分的民众,但是如果一个专制制度彻底放弃了任何政治社会理想,那么这个体制就只能变成代表利益集团的暴政。不反思和改革这个制度,只能导致专制在失去理想的遮掩后的彻底暴力化。
那么对于文革这场浩劫的祸首呢?为何同样不见反思和批判?在八十年代曾经有过一些小心翼翼的反省,但是已经开始的思考未能继续下去。我想,大概是因为“掘墓鞭尸”的说法不但困扰着毛的晚年,而且困扰着他的继承者——他们不愿意被人看成自己做了“掘墓鞭尸”的事,更何况,他们的合法性的依据在这儿,所以他们不愿意彻底推翻这个偶像。而只要这个反思不进行下去,就必然有两个结果:一是这个偶像还能够继续作为一个政权合法性的依据;另外一个结果就是,他也很有可能成为以后人们肯定文革、否定改革的依据。改革进行到现在,在它所取得的成果不足以解决它所引发的矛盾的情况下,毛和文革所提倡的造反、革命的思路就很容易成为人们面对贪官污吏、社会不公和两极分化的严峻形势时的一种精神寄托和诱导。现在肯定文革、怀念毛的时代的情绪不断升温,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因为我这几年比较关注毛的早期思想,所以我注意到毛在文革中的一些想法在他早期思想中都可以找到明确线索、踪迹,甚至于直接的对应,连语言都高度一致(包括文革当中最有名的“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这个说法,包括“七、八年再来一次”的说法,等等)。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这说明毛确实是一个非常执著于他的思想初恋的人。对于毛泽东的文革思想与他早期思想资源的关系,我另有一文探究(《毛与文革散论》),在此就不多说了。
(有人发言中提到目前出现了对文革“正面评价”的问题)我觉得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第一肯定是官方舆论的诱导,第二是现实问题的积累,第三是现在年轻人的一种丧失了坐标系的想象和追求。
我们现在对文革的反省和总结,不但从中共《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后退,而且就连决议上说过的话都不允许再提。他们希望以后人们所知道的文革就是老干部挨整,年轻的造反派斗老干部。这是为后来这些人东山再起、并且利用自己重掌的大权向社会索赔提供合法性依据。
但是他没想到一条,这种导向也是一个双刃剑:既然你说文革就是斗当官的,就是斗这些欺压人民的贪官污吏,那我们现在老百姓看到的官僚腐败、贪污腐化、吃喝玩乐,也应该再有一次文革,再把他们给斗下去。现在很多的普通老百姓,对文革、对毛时代叫好、怀念,主要就是这样一种逻辑和心态。对于现实社会的种种弊端,应当怎么对待,官方应当有正确的举措,民众应当有正确的舆论导向。如果他们没有得到正确的引导,那么他们就有可能把文革模式当作解决社会不公问题的唯一出路。
现在官方不许研究文革,不许反思毛,而恰恰是他们给自己制造执政的合法性依据的这个东西成了民众面对社会问题时的一种宣泄口。所以我昨天提到,如果不反思制度及其领袖对民族历史进程所遭受的挫折的责任的话,很容易把民众对现实的不满引向一个错误的方向。尤其是年轻人肯定都是有幻想,有理想的,现在大学生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对他们来说,个人的前途、个人的理想抱负的实现往哪儿找目标?在这个方面作为一个非常有性格魅力的人,毛自然就成了他们的偶像或者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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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吴小龙逝世两周年】

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散论

吴小龙

一、
文革过去四十年了。对于二战结束之后,在一个“人民”共和国里所出现的这场堪与纳粹媲美的人间浩劫——政府的法西斯专制和民众的法西斯运动,我们至今讳莫如深。在世界进入文明发展的历史阶段之后,在中国经历了五四及其后的长期思想启蒙之后,一个人愚弄一个民族的悲剧和闹剧依然发生了,而被愚弄者不但装着若无其事,还继续向愚弄者顶礼膜拜。
一个民族自觉选择了遗忘,这是可耻;一个民族被迫选择了遗忘,这是可悲;一个民族这样做了之后,还要摆出一副理直气壮、众志成城的架势,那就是无耻。
难道我们真的以为后人会按照我们现在自得其乐的愚蠢来书写这一段历史?我们为什么不稍微做一点反省,以免在面对后人时太丢脸?这是常识,更何况,时间已经所剩不多。
我们喜欢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但我们一直天真地以为,这话是专门为别人准备的,我们的责任是当一个“诲人不倦”的历史教师。
对文革的态度使我们失去了当教师的资格,也很可能要失去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资格。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在对自己的历史进行歪曲、篡改、遮掩、抹煞上做得像我们这样肆无忌惮——更不用说拒绝反省的蛮横态度了。

二、
对文革的不反省关键在两点:一是对造成浩劫的祸首不批判,二是对造成灾难的体制不反思。这两条的后果都是极为严重的。不反思和改革制度,导致专制政体彻底的暴力化——毛的暴政在一个乌托邦理想遮掩下还能凝聚部分民众,而彻底放弃政治社会理想的暴政则只能是利益集团的聚集。这种暴政如果让民众无活路,则将烽烟四起,如果让民众“有活路”,则是物欲横行——都在彻底戕害民族心性和文化价值。
不反思和批判祸首,则此偶像既能是当权者合法性的守护神,又能是暴民的合法性根据,把他们改变处境的渴望和要求引向歧途。

三、
文革在毛那儿,既不是单纯的权争,也不是纯洁的理想。但还是看得出来他早期的思想资源及其思想初恋,对晚年的毛改造社会和立国之道的影响。
在毛那儿,“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是一个固执的思想迷恋,早已有之。
为了号召湖南人民奋起自决,建立“湖南共和国”,1920年9月,毛在湖南《大公报》发表《湖南受中国之累以历史及现状证明之》一文,认为当时中国已大乱特乱,成为无政府状态,他料定这乱象至少要持续七、八年,“以后中国当大分裂、大糜烂,武人更横行,政治更腐败。然在这当中必定要发生一种新现象”。这新现象就是各省纷起要求自决,经过十年乃至二十年,“再有异军苍头特起,乃是彻底的总革命”。
此时毛泽东已把“革命”视为彻底解决中国乱局的“必至之势”,主张湖南自决、各省自决——天下分崩离析的“乱”,是走向“总革命”的大好时机。也就是说,“天下大乱”反而成为解决困难问题的先决条件。
毛在1920年和1966年一样,都明确把中国未来寄望于“大分裂、大糜烂”之后的“异军苍头特起”——这一思考模式影响了毛的一生。
这种时局判断在二十年代是可以理解的:
1、中国有王朝更迭,治乱兴衰的周期,“乱”以至于“糜烂”,正是此际(王朝后期和改朝换代之际)的正常现象。从“大历史”的角度看,国人对此并不陌生,伟人更是将此看成“运数”,要乘运而起。
2、清末以还,中国确实亦已至糜烂,政治上思想上都缺少可整合国族的权威。蒋、毛等致力于新创权威者亦必须通过一种“乱”和“破坏”来打扫地基,因此在秩序已然崩解时,呼唤“乱”正是必然。

四、
毛在《湖南人民自决》中云:“因中国之乱,连亘八九年了。乱不足奇,乱而毫没有半点结果乃是大奇。社会腐朽,民族颓败,非有绝大努力,给他个连根拔起,不足以言摧陷廓清。”
恶于社会腐朽、民族颓败,而欲思以摧陷廓清,当然是一种理想主义;其中“以天下为己任”之意,可嘉可喜。但其思路若导向“连根拔起”,则必是走上王朝更迭老路。因为只有这种更迭才能做到“连根拔起”,才是最彻底的“革命”。而这种“彻底革命”之后的进程也就必然是:依托纲常伦理,重建皇权,整合社会,适当让步、休息——然后走向盛世。
毛要遵循此自然更迭之途也不是不可以。但是这个开国之君则不然。重建皇权后既不依托纲常(他要自创新纲常)又不与民休息(他爱说“气可鼓不可泄”)。于是乎,新话语笼罩下的旧折腾频频不断,竟至于连旧纲常下所极易重建的权威和盛世都没有达到——权威达到了,尤有过之(因为有“党天下”和新国家机器的助力——恰如布哈林说斯大林:“电报和政治局武装起来的沙皇专制”),却比旧皇权崩垮得更快;盛世也达到了,却是只在国人的精神感受中自我陶醉——现实中却正如刘少奇所说,“人相食,你我要上史书的!”
在根本的立国之道上,毛不止一次采取“连根拔起”“摧陷廓清”的战略,实乃国之不幸。

五、
个性和性格特征方面的原因:
毛早年对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的批注云:
“或谓人在历史中负有继往开来之责者,吾不信也。吾唯发展吾之一身,使吾内而思维,外而行事,皆达正鹄。吾死之后,置吾之身于历史之中,使后人见之,皆知吾确然有以自完。后人因吾之完满如此,亦自加吾以芳名,然而非吾之所喜悦,以其属之后来,非吾躬与之现实也。历史前之事亦然,吾取历史,以其足以资吾发展现实之具足生活也。”
毛在早年批注中宣布的人生理想后来全部都实现了,而且实现得如此辉煌,称得上“吾确然有以自完”。正是这个实现梦想过程中的百折不挠使毛的性格多了几分魅力,作为个人,他毕生追求自我实现、自我完善是无可非议的,但为了实现他的“现实之具足生活”,他让历史、也让整个民族为此付出了代价。
伟大历史人物的举措总是要民众来付代价的,但是为“民族”而付还是为“他”而付,还应该有其判断标准:
一、成全民族还是成全他个人;
二、在某种历史的形格势禁面前,他是尊重大势而屈服、后退,做个悲剧英雄,还是不顾一切,奋力一搏以作困局之斗。后一种情况显然加强着其人格力量的历史分量,但不增其历史评价的分量——因为民族将为此陷于浩劫。
“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抗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的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
年轻人的话,有些是可以当真的,有些是不能当真的。而毛的这两句话,却是他后来真的始终努力以促成其实现的,他把自我实现的浪漫主义和国族前景的浪漫主义紧紧结合在一起了,故尤其能够造成巨大影响,尤其值得注意。

六、
批斯大林的影响:
苏共二十大批斯大林,对毛晚年心态造成极大影响。一代伟人,对死后被“掘墓鞭尸”的前景恐惧到极点,由此开始,始则疑神疑鬼,继则大开杀戒,想把可能的“赫鲁晓夫”清除掉,在毛发动文革的动机中,这一点占决定性位置。一个开国君主,惧怕权威不再,江山易主,当然也不是没有他的理由。
但与其怕死后被人批,不如趁健在让人批——建起民主制度,让人提意见,鞭尸也就不会有。怕被清算(毛和他的继任们)无非不愿放弃权益。怕死后的清算,无非是不愿生前放弃部分利益——对其不肖子孙而言,这是物质利益;对毛而言,这是为所欲为的自由、成全自己的大气和幻想的自由,不顾国人死活要他们拥护自己路线、政策并为之献身的权力。
独裁也是要付出代价的。毛想让所有人(刘、邓和国人)为他付代价,这就是文革。

七、
对知识分子的恶感和夸大知识分子对其政权的危险性:
韦政通认为:

毛泽东在偏离经济基础搞上层建筑革命之外,还有一种观点强化了这一倾向,即他们完全背离了马克思“存在决定意识”的主张。斯大林去世后,当毛发现他的继承者和欧洲的共产党国家,越来越缺乏革命的斗志,逐渐走向“修正主义”时,他向他们打气:“物质力量的多少不完全决定问题,人是主要的,制度是主要的”,“政治是决定一切的”。“问题是不能用钢铁数量多少来决定,而是首先由人心的向背来决定的,历史上从来就是如此。”毛所谓“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这样得出来的。这种观点显然是受儒家传统道德主义的影响,而他之所以能打败势力居绝对优势的蒋介石,他也深信是由于“人心向背”。社会上最能影响人心动向,并主宰舆论的,是社会、人文方面的知识分子,因此,要使革命顺利推进,就必须彻底改革上层建筑的主角——知识分子。

毛高度重视“人心向背”,因为他是借这个打败在物质上和军事力量上占优势的蒋介石的。而所谓人心向背,说到底,首先和主要的是,主宰着社会思想、学术和舆论的知识分子的人心问题。从这一点上看,毛在建政前极注意团结各方面的知识分子,但同时心里又对他们深怀戒惧、敌意和轻蔑,并在进城前就已立意要与之争夺人心、影响。
其后,他还逐渐形成一套摧残知识分子心性的系统工程运作,以期真正做到慑服之,使之不与自己的思想和政权立异。这种摧残利诱、恩威并用,是取得了成效的——它不但立即奏效,而且长此以往更使中国文人心性大坏,毛不会不知道这对民族意味着灾难。但他做了,并自以为得计。也做个同情的理解:他认为自己在以此种方式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吧。
毛自居一代雄才,故无视两条基本原则:
1、任何国家民族都得容忍知识分子这种天然的批评时政和异见,这对民族有利无害;
2、人心向背虽然主要是精神性的,但却也需要物质利益的保证。

八、
“阶级分析法”和“群众运动”之误——前者误判了自己代表的阶级利益,后者在毛那里则屡试不爽,以至于让他觉得根本不需要考虑别的方式。
看看“阶级分析法”在大革命期间的运用:
1、《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毛就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阶级属性所占人口比例、革命态度作为分析的方法。根据经济地位,它把中国社会分为大资产、中产、小资产、半无产、无产等五个阶级——以他的估计和认识得出结论是:大资产阶级有一百万,是极端反革命的;中资产阶级有四百万,对革命的态度是骑墙派;小资产阶级有一亿五千万,总体而言,对革命比较欢迎;半无产阶级有两亿,对革命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有四千五百万,可引为革命的力量。
2、《国民党右派分裂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是以与前文相同的方法、观点,分析国民党从兴中会、同盟会,到孙中山逝世后,历来分离的过程。毛泽东把这一过程简化为:孙中山始终坚持革命,那些分离出去的,不是代表地主阶级,就是代表买办阶级。此文的结论,与前文完全相同,即为了自求解放的革命民众,有三亿九千五百万,敌人有一百万,中间派有四百万。“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断定:代表中产阶级的国民党右派之分裂,并不足以妨碍国民党的发展,并不足以阻挠中国的国民革命。”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书中所运用的“阶级分析法”实际上是一厢情愿的数字游戏,它可以用来支持毛和共产党的任何政治目标和政策实践。社会的复杂情况被“分析法”简化了,更重要的是,解决这些复杂社会问题的手段更被它简单化、公式化了,而它又披着“科学”的外衣,理论上似乎有一定的说服力和感召力,于是也把陈说者本人给同化了——毛终其一生就没有摆脱这一简单化构想的套路框框,夸大、迷恋、迷信这一理论以及由此派生的随意“估算”,因而造成了社会政治恶果。

九、
关于文革和群众运动:
毛曾经在他早年的著名文章《民众的大联合》中,开宗明义,第一句就点出,当“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民)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时,要改变这种状况和命运,“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也就是要靠群众运动的力量。
毛那时所设想的民众运动是天真的,无非钻了冷兵器时代政权能力不足的空子,或曰“因袭”了中国传统治乱更替的套路,同时又把某些现代政治理想与之综合在了一起。
如果说毛早期就表现出文革心态——如群众运动,那还不如说,是现代语汇表达的暴民心态——它长期潜藏在中国社会动荡、治乱的周期中并不断重复地得到表现,得到成功,得到历史的证明。问题只在于怎样把它从“黄天当立”或“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之类的旧观念中剥离出来而已。而“群众运动”就是这样一种现代语汇,不管它是否与马克思主义相关。
有些未经历过文革的青年学者易于对毛作太多的“同情的理解”,因此他们认为,“毛想用一种大众民主取代现在的精英(包括官僚和知识分子)政治”。毛说过,尽管我们是人民的国家,但人民却没有直接参与管理国家的权利,所以号召人民“踢开党委闹革命”;他还说,共产党进城后蜕化成了官僚,“骑在人民头上拉屎拉尿”。他与斯诺的谈话中,毛的确说了他想用“个人崇拜”来推动民主的意思。毛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等手段的确“将人民的参与意识空前地发动起来了,并彻底打破了死气沉沉的官僚秩序。排除其他考虑,那时的情况是,除了他一人之外,人民想批谁就可以批谁。”
即使这些在毛那儿都是真诚的,但是他有条底线、有个原则:这一切的最后判断标准不是某种制度性的东西,而是他个人的好恶——实际上,在实践中,是他的喜怒和意愿。这就使得他所“代表”的人民意志必然被他所代表的个人的意志所随意置换。他的这个原则、底线,是君主的底线,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底线。
(本刊发表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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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吴小龙逝世两周年】

怅望千秋一洒泪
——读《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

吴小龙

时下坊间,关于文革的书应该算不少——到底是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席卷十年的大风暴啊,其间也不乏沸沸扬扬、高潮迭起的场景;整个民族,狂热迷乱了十年,怎么可能不留一点痕迹就过去了呢?但是,虽然对那段历史一直有着情不能自已的关注,那些书,我却一本也不买。在我们所能看见的绝大多数关于那一段历史的书中,除了展现极其愚蠢的千篇一律的漫画场面(语录歌、批斗会、忠字舞、打人)以图解正史的“定论”外,就是供今人酒足饭饱、茶余饭后闲扯的猎奇故事;梅花党啦,迫降专机啦,选妃子啦,等等。一个民族,如果只能这样去回首这样一段影响十几亿人,乃至几代人的生活,决定了整个国家的命运和道路的“巨劫奇变”,如果在回首往事的时候只会重复着钦定的断语和无聊的喟叹,外加一点“这都过去了”的庆幸,那么,我真不知道,这种回顾,和只能进行这种回顾的民族,是何等的不堪。
我们历来就是一个乐于健忘、善于健忘的民族,而且这种“素质”还在不断地受到培养和鼓励。忘掉正史希望你知道的东西之外的一切,或者把它消解为茶饭之间的轻松闲谈,这是一件对大家都很愉快的事,而且或许对大家也都有好处——除了对这个民族本身。造成现在上上下下那种对文革的愉快的回忆方式的 ,是有种种可说和不可说的原因的。幸好,在回首往事的时候,我们或能听到几声不同于浑噩而愉快的时调的声音,使你感到,毕竟还是有人在思考。我一直在关注这种声音。见到这本《1966——我们那一代人的回忆》时,凭着对编者的一种信任,我立即买下了它。
这里边有一些真正的思考。当然,我也很理解,为什么他们大多数使用了一种分量略为嫌轻的纯粹陈述性的表达方式。我们的民族至今还惧怕理论思考,还不敢严肃认真地说出正中肯綮的话。写作者的策略是:平铺直叙地说些往事,让有心人在“听故事”中去寻找结论。
但,同样是说故事,告诉人们的东西并不一样。真想对民族的那一段往事有些了解的人,应当也关注一下这本书里所告诉人们的语录歌、忠字舞和武斗的棍棒硝烟之外的事。那一代青年,也有——甚至于,更有——他们严肃而真诚的独立思考。这种思考中,有遇罗克的《出身论》那样震骇一时的理性之声,但当时更多青年学子,则是在官方和时潮所决定的论题上,运用时局所容许的语汇进行思考:复课闹革命,大联合、党性、派性、阶级斗争、继续革命,等等。这些思考,我敢说,在当时都不是空论,都是颇有思想的独立见解,但今天看来,可能人们更多的只会见其可笑之处:那时的青年用那些激进的语汇所进行的无比认真严肃的思考,如今看来只是“多么纯洁的天真啊”(列宁语)!和历史上所有过于拘执于狭隘的时代或阶级的意识形态的思考一样,它对于后人的哲学、历史、社会思考,对于个人的心灵历程,对于个人的信仰确定都已毫无意义,与在此之前我们民族的各个历史关头青年们留下的思考几乎全不可同日而语。
这是为什么?因为它的整个前提过于荒唐,无论我们怎样去界说它出现的种种必然性,它还是一场愚民的闹剧。不同于辛亥,不同于五四,不同于大革命、抗战,或者四十年代。那时,国人和青年的各种思考,关涉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关涉到个人和民族的价值选择,关涉到神州大地谁主沉浮。文革则不然,它起于一个伟人的诗情的遐思、危机的臆想和权争的谋略,整个民族的命运掌握在一个伟人手中,国家的兴衰取决于几个人和几个弄权集团的你死我活的倾轧;理论思考被扭曲和约束在极狭隘的内容和语汇之中,思想自由是被禁止的,价值探讨更像是海外奇谈,一切思索和争论只能围绕着一个相当虚构的命题: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整整一代青年的精魂被浪费虚掷于此。整个民族,成为一个伟人的诗意激情的献祭,为一个执着的虚构而打成一团;近十亿人,为了一个他们今天看来绝对匪夷所思的目标而付出了他们的真诚、狂热、思索、才智,甚至鲜血和生命。这是人类史上空前的荒诞戏。
文革这整整十年历程,其具体内容在今天看来如此毫无值得思想史反思借鉴的价值(大联合?斗批改?文攻武卫?批林批孔?),但它又如此值得我们对其作一整体上的反思,这在人类史上恐怕也是罕见的。那一代红卫兵中的思想者,付出了比哪一代人都不逊色的真诚、热情和思考,但什么结果也没有。献身给大闹剧的真诚,得不到历史的褒奖。今天,连他们自己也不会再有兴趣去弄清那时派仗的是非、“大联合”的原则与策略、大武斗的攻守战防的战略战术、“中央首长”表态的正确和错误……这些,对于历史已几乎毫无意义,只有它的教训永远值得记取——然而,也最没有人愿意去思考,去记取。那一代人中后来产生了不少出色的思想者,文革中的经历和思考是他们后来一系列出色的思考的起点和重要资源,但对于文革本身和文革中的那些思考,他们也还是不能直接说多少话。
当然,话说回来,尽管那一代人在文革中的聪明才智和认真思索,其结果和意义都完全无法和前几代人的思考相较,这却不是他们的错。他们是在一种太强大的政治气氛,太喧嚣狂乱的社会动荡的笼罩和裹挟下,在太缺乏思想资源和思想自由的条件下进行思考的,这当然逃不脱其巨大的局限性了。任何一代人,都只能生活在他们所置身的社会现实中,从对自身存在的思考中去面对历史,面对永恒。如果他们的存在以及他们所陷入的一切纠葛与冲突在历史面前太荒谬而毫无意义的话,这不是他们的过错。
另外,其实从史学的角度看,任何一代人的经历,任何一段历史的发展进程,都应当有其值得后人细究玩味的地方。就像人们可以研究抗战期间某一县的土地赋税制度,某一地方武装的兴衰存亡一样,文革这长达十年的历史中,也将会有许多此类问题引起后代史学家的兴趣,如某一地区红卫兵组织的分合迁变,某一省市“革委会”的权力格局和争斗始末,等等。之所以现在无人细究之,除了某些现实政治因素外,更重要的是大家并不认为那些事对历史,对现在有什么意义了。而这种意义的局限性,显然是它当时的理论和实践目标所决定的。文革在当时的中国发生,虽然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但它却未必是一种现实社会的要求。它只是在实践一个伟人的理论虚构,在服务于他的权力格局调整的需要。这个国家中的多少亿人,都必须表明自己服从于这个大前提、大方向,用这种语汇,在这种大局的允许下去追求个人的利益、表达个人或某一群体的要求愿望,演出他们在这被规定死了的舞台上所可能演出的悲喜剧。这当中没有其他合法的个人思考与行为的自由空间,他们的行为和思考,利益追求和理想追求,都必须在与那毫无理性的瞬息万变的形势完全不相违、不冲突的前提下才有存在的可能,否则将被击成齑粉。在这种前提下,各地区、各层次、各种情境下的个人,能有多少真正意义的独创性,它对历史又有多大意义,自然很成问题。
而与此正相矛盾悖谬的一种现象是,作为一次全然打破一切既定规范的大动荡,在文革中,个人以各自的方式追求某种目标、利益的主动性和自由度又是很大的。书中许多有关青年学生自发组织起某种团体(红卫兵,文艺宣传队)的记载说明了这一点。只是因为大前提的荒诞性,才使这一切自由基本上都丧失其意义。由此可见,一个历史目标的设定及其所造就的时潮,对于一个时代到底能给历史留下多少创造性的价值,关系甚大。五四风潮的推动使很多本来无意的追求和未必有心的人物都在历史上留下了一笔,而文革狂潮的席卷却使无数堪称社会、政治精英的人也只能成为闹剧的参与者与牺牲者。他们不能作真正有价值的思考和追求,一来因时局和形势不允许,二来在那个时潮的话语霸权的统摄之下,人们几乎已不能用别的语言进行与它全然不同的创造性思考了。任何时代或许都有它的权威话语,但它对其他语言的宽容度越高,统摄力越小,给的自由度越大,这一时代的人们进行创造性思考的空间就越大,给历史留下的有价值的东西就越多。这个结论大体是不会错的。
书中关于文革的许多记述,有些,现在人们显然会觉得已全然属于过去,如打派仗、“大联合”、“复课闹革命”之类;有些,则现在也还发人深省。比如关于毛泽东对教育革命的批示在高校学生中引起欢呼的记述就很有意思。毛泽东当时很明白地表示“现在的教育摧残青年,摧残人才,我很不赞成。”“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毛泽东这些看来情绪很激烈的话在那一代学生中几乎无人不知晓,无人不赞成,唤起的是一种解放感。这个事实本身,证明我们的教育体制之不得人心。但给它戴“资产阶级”的帽子显然错了,这种教育体制决非“资产阶级”的(不信请看那些货真价实的西方“资产阶级”的教育体制),恰恰相反,它是“无产阶级”的,是我们50年代以后的“院系调整”、“思想改造”等一系列运动的产物,是教育的灵魂——思想自由消失后的产物。毛的话给青年学生以一种亲切感、解放感,可惜,它所带来的自由却被引上歧途,批判和攻击的矛头指向了虚构的妖魔。张冠李戴,南辕北辙,一名之差,谬之千里。文革丝毫也没有阻止毛所厌恶的(但其实又是他所创造、所需要的)教育制度的复辟。而其在今天的变本加厉,则成了历史之必然。
毛泽东对派工作组整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炮打”也得到当时广大师生的衷心拥护,给他们以解放感,把他们在情感上,政治上拉到了自己一边。文革的过来人都不会忘记青年学生唱着“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时热泪奔流的场面。这,对于那些只看到全面歪曲的正史和回忆的下一代人,是完全不能理解的。文革初期工作组的整人当然决不是什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只是50年代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的模式的一次毫无二致的重演,但这种“专政”在民众和学生中激起的对立情绪是迟早要爆发的。这种情绪在文革中被人充分利用了,以达到权争的目的。稍微懂得这50多年历史的人不用细想就知道,派工作组,暗中把师生和各色人等“排队”,划分左中右,有计划有步骤地整人,这并不是毛当时的“政敌”的发明,而是某种意识形态和制度运作的必然产物。毛泽东一生憎恨官僚制度,他对制度的僵化及其压制、迫害群众的愤怒可能也是真心的,他的诗人气质对青年学子更有极大的感召力,但他只把那一切归结为体制僵化乃至“路线错误”(这些虽然被说成根本问题、敌我矛盾,但其实基本都属于操作和执行层面问题),显然没有触及根本问题。他一直想用整风、文革之类的震荡来革除弊端,用心良苦,似也不乏独创(所以他才把文革视为平生所作的第二件大事),因而为党内官僚阶层所反对,但由于根本思想上两者其实并无二致,结果只可能越整越糟,并促使官僚阶层在面对这种接连不断的运动时以更自觉、更卑劣的方式来为自己在这种震荡后谋生存。这种非法治化的运动和清洗,决非解决官僚蜕化、腐败和制度僵化、衰退问题的可靠手段;而以阶级斗争、群众运动和“全面内战”的手段来革除弊端更是文不对题。阶级斗争和“专政”的理论不去,政治民主不行,思想自由不立,问题肯定无解,历史断然没有出路。
作为现在仍在继续自己的思考的当年的“红卫兵”,与把那段历史当作茶饭之余的闲聊的“过来人”,展示给人们的那一段历史画面可能会是很不同的。手边这本书,既让人看到了那个年代人性中的恶,也让人看到人性中的真情,例如对“红鲁艺”的成立和活动的那些记述,写出了那个疯狂的岁月中一个小群体的真诚、单纯、动情的生活经历和情感体验,读着催人泪下。无论在怎样的残酷岁月,人心总需要温暖,人性中美好的东西总会间或在某些地方,以某种时局所能容许的方式令人意想不到地闪现出来。历史的价值、人类的希望,或许都借此而展示。劫尽变穷,时过境迁,后人还能理解那以特殊的方式表达出来的情感和人性吗?或许,寻找、重温那种情感的努力,连同那一段历史,都只能令对其真有所感的后人“怅望千秋一洒泪”了吧?
历史的记述者们也没有回避当年的种种残暴。对当年的批斗、殴打、武斗的情形的记录表明,那些行为,除了兽性、野蛮之外不能有别的断语。任何民族,在兽性的发作上大概都有其不光彩的记录(如二战中的日本和纳粹德国),但无论延续的时间和参加的人数,在其民族整体历程中总是占一个小的比例,而且基本是在一种特定的诱发情境(如战争)下才出现。如果一个民族,这两者都占一个不小的比例,而且经常地处在不同程度的诱发非人性行为的情境中,而且居然有一套振振有词的理论来鼓励这一切,并且,在历史已经谴责了这些罪恶之后仍然没有任何参与者感到自己应该忏悔,那么,这个民族恐怕就相当有问题。人性中有兽性的残忍的一面,文革使它无遮无挡地表现和宣泄了出来;人性中也有诸如真诚、献身这些现在已极少见的善的一面,文革也曾使它们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表现了出来。兼具这两者的文革应如何评论呢?
或许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人将无法回答,甚至无法正视这个问题。人们众口一词地诅咒那是一场“浩劫”,却不想,更不许对浩劫进行反思。国人中的很大一部分,本能地害怕“文革博物馆”的建立,害怕正视自身的卑劣之处并进行反思,“最后是宁可把‘文革’历史交给所谓‘纪实文学’而至于变成传奇资料,也不愿意交给学术研究而显其共相。”当然,这里并不只是“愿意”与否的问题,还有些如古人谈到避讳时的笑话所云“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那样的问题。这,我们只能不说也罢。总之,文革在中国,“文革学”在国外,这已是定局,我们无法改变。在这种情势下,一些仍在思考的“过来人”,用纯粹叙事的形式,把一些不同于“传奇”的历史真相写下来,留给后人,也许是现在唯一能做的事。也许,面对这种无奈和这种努力,今人和今人的后人,也都会“怅望千秋一洒泪”吧。

《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徐友渔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10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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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吴小龙逝世两周年】

这个民族需要忏悔

吴小龙

文坛近来多了一个热门话题,“忏悔”似乎成了一个时髦的字眼。它听起来虽然不像“上网”、“入世”那么悦耳,但是让中国人熟悉这个字眼总不是坏事。“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莫非今人在酒足饭饱之际也已开始知“忏悔”了?然而不。在要求别人忏悔和拒绝自己忏悔的僵持和拉锯中,人们看到的还多是文坛话语和意气的对峙,甚至炒作,而很少有真忏悔者的严肃与沉重。
“忏悔”是我们这个民族文化中相当缺乏的一种素质。我们从来就躲着它。尤其是近五十年来,我们更是养成了一种批判的爱好和豪气,而绝缘于忏悔的真诚。有人说文革中的检查、认罪、“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云云,就是一种被迫的不断忏悔,因此今天不应该再要求人们忏悔了。这不对。当人们过去那么糟蹋、作践自己的时候,即使其中某些人有某种程度的“真诚”:要改造自己,跟上时代,但自贱者无一不感受到政治权威、舆论一律的压力,无一不出于自保、免祸和生计问题(出路问题)的利益需要。这种“悔过”、“认罪服罪”, 与忏悔相去霄壤。
忏悔从来就是一种只施之于己的东西,是一种自觉、自律、自我拯救、自我升华,它从来不可能出于外在的压力而进行——无论是“伟大导师”发起的群众运动的感召和威压,还是文坛新秀义正词严的呵斥。
我们这个民族需要忏悔。这既指一般意义上的真诚反思——对超越性事物的追求,灵魂升华的努力,也同样指对某一历史事件、运动、人物、观念的深刻反省——对一个民族来说,往往是通过后者的反省而形成前者。西方世界对二战的反思就是典型的例子。战祸过去半个世纪,他们还在思考、追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这种思考追问决定着、塑造着现在的他们。从西方的文学艺术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对二战的反思和忏悔已经成为一个永恒的主题。
并不是只有他们有奥斯威辛。对我们来说,文革也正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反思和忏悔的永恒主题。在某种意义上,它比遍地刀兵的几大战役更影响我们这个民族的未来,更决定我们这个民族的素质。然而我们始终没有真正深刻地反思和忏悔。文革是一场悲剧,但是我们现在对待它的态度使它成了一场闹剧。这是民族的耻辱,是一种真正的全民族的自我毁践。文革博物馆建不起来,就是我们害怕正视历史、正视自己的明证,因为那将是一面镜子,一种启蒙式的直观教学,它会告诉人们,我们这个民族曾经举国若狂、万众一心地投入过一场怎样的荒唐戏和非理性的野蛮宣泄之中,而时至今日,我们都还在习惯地、甚至有意地沿袭着文革的那套思维和行为模式;因此,文革的回潮、灾祸的重至,其实并不是耸人听闻,而是易如反掌的瞬间事而已。——然而,正因为这种镜鉴过于直率无情,面对它使人难以自处,所以我们宁可拒绝它,举国上下,躲到一个能使自己脱离干系的“法定”的遁词背后。这就是我们大家都乐于接受的关于文革的定论,哪怕它实际上是一种“迷思”(myth):文革是一场伟人错估形势而发动的,被少数阴谋家野心家利用的,殃及全民的灾难。我们都乐于躲在这个“说法”背后。它很完满:重罪轻罪都各有所归,余下的,“大家都是好同志”;它也很方便,对大家都方便,不用自责,不用忏悔——不对制度忏悔,不对追随伟人的暴虐忏悔,不对自己的参与和推波助澜忏悔。在文革的罪行全然与自己脱却干系后,在义愤、控诉、诅咒、批判之后,就是索赔。这一尽在不言中的索赔行动从被“残酷迫害”的前“走资派”开始,遍及劫难中的幸者和不幸者——各自以自己的方式。今天的社会格局,不就是这一索赔行动的结果吗?
有谁想过吗,文革的情况与那个定论正好相反:伟人正确地判断了形势,少数野心家被毛利用,全民踊跃参与,争夺自己的利益?
毛英明一世,以大战略家著称,他能昏庸到错估形势?看看现在的世界格局,看看他所要打倒的“政敌”在他死后的行事,看看他死后他的“革命路线”的际遇,谁能说他错估形势?他对“大气候、小气候”的估计都是对的,唯一错的只是,他所不愿看到的那些变化(修正主义、资本主义云云),竟都为芸芸众生所欢迎,就这一点老人家没想到而已。毛把文革认定为他毕生的两大伟业之一,如果他对自己的形势判断有半点疑虑,他会作此评价吗?
再说“利用”,谁处在那“被利用”的位置上?曾记否,文革发动之初,伟大领袖在给他的“亲密战友和学生”的一封“私信”上(此信后来被广为“传达”)就畅谈“利用”问题,放言“为了打鬼,借助钟馗”?这位收信人后来在法庭上宣称“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他要我咬谁就咬谁”——看来,对谁利用谁,她心里也很清楚。当然,利用者也知道“利用”不是免费的,于是那几个“野心家阴谋家”也就有了那炙手可热的权柄。
至于全民,当时谁不曾声嘶力竭地表态积极投入运动,“为王前驱”?谁不是满怀革命义愤、自诩献身于崇高的价值理想?如今把这都说是受骗上当,真是很难自圆其说哪!人决不是仅仅靠着认识而行动的,决定行动的,还有受其根本利益的追求所制约着的一切的道德、伦理观和价值理想。让自己在愚昧的狂潮中被裹挟而去,并在其中尽情地肆其所欲、得其所乐之后,又轻巧地说句“上当”而推卸罪责,这即使在认识上替自己开脱了,在道德上又把自己置于何地?
有一个故事值得一说,当文革的烈火如红卫兵小将之所愿地烧向了全世界时,在1968年法国大学生造反的“五月风暴”中,有一群狂热的法国大学生曾聚集起来,冲向学校图书馆,要对书籍采取革命行动——一如中国红卫兵的“破四旧”。这时,意外的事出现了。他们发现一群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在料峭寒风中互相搀扶着,挽手并肩护在图书馆的台阶前,举着一块标语:“Walk upon us!”——踩着我们的老骨头过去!他们肃穆萧瑟的神情镇住了那些狂热的年轻人,僵持数刻,学生们无言地后退了。这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这些白发苍苍的老学究们在这里表达了他们的道德勇气,那些无言后撤的学生则体现了他们未泯的良知。这是一个民族和它的文化的希望。
我当然不指望能在中国出现这一幕:我知道出现的是什么。已被整得卑躬屈膝的老教授中无人能站出来呵护那五千年文化(王国维的自沉昆明湖和陈寅恪的自放岭南现在都更好理解了),即使有,等待他们的也是劈头落下的棍棒和铜头皮带。当然,在西方世界也有烧了书的,那就是在纳粹德国——德国思想界至今还在为此反思忏悔不已。这一幕幕历史场景都出于必然:在法国,那一幕成为可能是因为它的法律制度,它的自由传统,还有它的领导人——当时戴高乐给巴黎警察总监的指示是:“不要去碰伏尔泰!”
在中国出现的一切同样是必然:在那种统治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下,在有计划有步骤地摧残知识分子心性的历次运动之后,在政治一元化的愚民教育扭曲了一代青年之后,在唯我独尊的造神热狂和唯左是趋的一次次愈演愈烈的政治运动之后,文革的爆发,已是一种顺理成章的必然了。麦克法考尔写文革史,从50年代写起,是有他的充分理由的。今人谈文革,回避这一切成了上下一致的共识,那还有什么悲剧意味可待反思和忏悔呢?
从这种意义上说,文革已成了一种典型——不但作为历史事件的文革是一种典型,反映着一种制度、一种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必然;而且后人对它的态度和反思的整个过程和状况,也是一种典型,它告诉我们,文化传统、制度传统怎样继续制约着民族的精神和道德素质。
同样,拒绝忏悔也是一种典型:它反映着文化传统,也反映着道德水准和价值观念的现状。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中,文人历来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豪气和道德使命感,有“士可杀不可辱”的气节和意志。五十年来,士可杀亦可辱,气节被折屈了,道德守持被污损了,意志崩溃了;但在思维定势中,为天地立心生民立命的唯我独尊似乎并没有放弃。在这种心态下,忏悔或被视为一种懦怯,一种对自己的正义和道德立场的放弃;甚或被视为一种罪衍,它应属于那种确有罪行、劣迹的人的认罪行为,与自诩道德无瑕的“我”无涉。因此,奉献过青春和真诚的人,严肃思考着自我和历史的人,道德上有所持守的正派的人,“理所当然”地无须忏悔;而代表了真理和时代精神的人,更可以喝令有前科和劣迹的人忏悔。这种心态和意识,显然有着相当大的失误。这失误似乎是我们特有的,是与儒家修、齐、治、平的路数相关的——在儒学的规范中,“日三省吾身”的自我反省只是一种道德的自我提升、自我成全、自我弘扬,是树立楷模,让别人尊奉的,决不是在某种崇高的、神圣的东西面前低下头来的谦卑的忏悔。
尤其是,以国人思维路数中传统的理性主义和后来意识形态中“彻底的唯物主义”,以我们对西方宗教神学中的神性追求的隔膜和偏见,我们对罪,或者原罪的观念是无法理解、无法接受的。因此当然无法理解,忏悔,是对自己的一种道德净化和提升,是“对自己生命意义的一种形而上的追求,是对自己心灵的呵护”,是自己灵魂对一种神性的向往。而且,忏悔是与敬畏相连的:对永恒的敬畏,对神性的敬畏,对高于我们自身的卑微存在而决定着、赋予着这一存在的意义的某种东西的敬畏。没有这些令我们神往、敬畏的崇高神圣的东西,我们对自己卑微的存在、卑劣的作为当然就无需负责和忏悔了——干吗要忏悔?凭什么为依据,以什么为目的而忏悔?这种宗教性的情怀与我们相去太远,我们有过对天命、对祖宗、对鬼神的敬畏,但这已和纲常伦理一起被打破被抛弃了;我们有过共产主义的理想,这多少也是一种价值理想,也维系了另一种形式的敬畏,但也失落了,我们现在真正做到了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在这个物欲泛滥、人欲横流,以攫取为唯一要务的世风和语境中,讲忏悔,岂非对牛弹琴?以此可知,对忏悔的根本拒斥,在我们既有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根源,又与道德和价值观失落的现状息息相关,抗拒忏悔的根本原因在此。
缺少一种根本的价值理想、价值认定,以及与此相连的敬畏,是人们拒绝忏悔,甚至拒绝起码的反省的根本原因;而缺少对忏悔的形而上意义的理解,把忏悔视为一种“认罪服罪”、“重新做人”的表态,更是许多人害怕、逃避乃至拒绝忏悔的潜在心理原因。他们害怕自己一旦表示了忏悔的态度,别人会就此认定、坐实了他们不应有、不想有的“罪行”。极力为自己文革中参加过“红卫兵组织”或者“写作班子”的事辩护的人或者就有这种心理。说起来,在那个众人都唯恐不能投身和献身于运动的年代,参加了什么“班子”或“组织”,只要他不直接害人,似乎也构不成一种罪恶。我还听说,还有人以形势为理由为胡风案件中交出私信的行动辩护,认为那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特定情势下的正常行为。国人很容易、也很愿意接受这种辩解。我们姑且对提出和接受这类辩词还有什么用意置而不论,就拒绝忏悔而言,在认识上显然体现着我们的文化所持有的对“罪”(Sin)和“罪行”(guilty)、对形而上意义上的“忏悔”和形而下意义上的“认罪”的混淆:上面两件事,今人显然是不能用来对当事人定罪量刑的,这已经足够证明,我们不是从具体的、刑事意义上的“罪行”的角度来看它们。但在有了这层“安全”保证后,不知当事人是否也该在清夜扪心自问:这种事,真的就能因为“特定情势”而显得理直气壮吗?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做的一些卑劣的事真的就不是卑劣的事.而可以从“生存需要”的角度被宽恕、被允许、被鼓励吗? 我们的文化历来倾向于容忍这样的“现实精神”,而不追问它还意味着什么。当御用笔杆纵然未必就直接害人,但那些口诛笔伐的叫嚣不是在为陷民水火的暴虐推波助澜吗? 交出私信也许是政治高压下的无奈,但以思想定罪、剥夺所有的私人空间和自由的残酷专政不是正藉此以逞吗? 助纣为虐者当然并不就是纣,无须承担纣的罪责,但他们恐怕也无权理直气壮,历史并不宣告他们无罪。“特定情势”是人们(包括没有切身经历的后人)能够理解的,但因此把劣迹说成“正常行为”却是对人类良知的侮辱。在成千成万的识文断字者中,成为“梁效”、“罗思鼎”、“石一歌”的终究不多;在与胡风有着个人书信来往的众多文人中,主动交出私信的,到底也只是个别。他们也许有其无奈、悲哀,有其值得别人同情地理解的缘由和苦衷,但我更关心的是,事过境迁的今日,他们为什么不拿出一点知识分子的良知来,深夜自省,扪心自问,自己做一些别人无法替代、无法强求的反省和忏悔,留给民族,警戒后人? 须知这种忏悔不是贬损他们,而是成全他们啊!
由此看来,应该说忏悔真是绝对必要的。忏悔是一种文化素质,而我们民族正缺少这种文化素质。于是,在对文革的反省中,自信道德上正直的人无须忏悔,自诩掌握着真理、代表历史新潮的人无须忏悔,奉献了真诚的人无须忏悔,受害的人无须忏悔,受骗的人无须忏悔,总之,没有人需要忏悔——一场空前的民族浩劫,承担责任的只有那四、五个人。悲剧变成闹剧,原因正在于此。
其实,在那十年滔天浊浪中,我们每个人,不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或投身、或逍遥、或自虐)为它推波助澜吗?在这之前,我们不是在一次次整人和挨整的运动中,已经学会了种种聪明的自保之计,已经理直气壮、义正词严地干着投书告密、卖友求荣、落井下石、置人死地的事吗?在这之后,我们不是一次又一次地闻风而动,随波逐流,亦步亦趋地追赶着新的时潮吗?在终于成就的时下的社会格局中,谁不痛感要想不随波逐流而堂堂正正地做个正直、正派的人,所要付出的成本、代价之高?我们深思反省过何以然吗?什么时候,这个民族欢迎过、倾听过与时潮异趣的反省和忏悔的声音?
要求忏悔的声音终于有了——可是这声音的弘扬者和拒绝者却都下意识地以文革的方式做出反应。忏悔是不能、不应被喝令进行的,忏悔更不能只是对别人的要求(不管是名人还是凡人,不管他是否有前科劣迹),忏悔首先是,恐怕也只能是对自己的要求。只有自己忏悔着,你才能向别人证明忏悔的必要和真诚;只有自己忏悔了,你才能让拒绝忏悔者(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去面对历史的裁决——没有前科并不给你裁判别人的权利,自己忏悔才给你宣讲忏悔的资格。看到喝令忏悔的正气,拒绝忏悔的傲然,还有以“个人自由”立论的一片辩护声,我深感忧虑:这个民族的未来还是个问题。自由当然是“天赋人权”,但不忏悔不是——谁有不忏悔的特权,谁又高尚和神圣到无须忏悔?然而,一如反思应当是严肃的,忏悔也应当是神圣的:没有高声、没有重语、没有呵斥。无论是名人还是常人,忏悔与否,当然首先是他自己的事,但也绝不仅是他自己的事。任何一个个人,如果拒绝忏悔,那并没有关系,别人不能强求他,无须强求他——那是他面对良心、面对历史作的选择,历史自会有裁断。但如果整个民族拒绝忏悔,那就很糟糕了,这样的民族不会有希望。我们对日本人的拒绝忏悔不是深恶痛绝吗?我们难道真的自信,文革中的暴虐,就比侵略者的暴虐好一点,就无可指责,就可以推诿,就无须忏悔?做一个人,须懂得时而扪心自问,一个民族,恐怕更应当不断深思自省……
这个民族需要忏悔,应当忏悔,但,又谁都无权要求别人忏悔——他应当只要求他自己。这是一个悖论和困局,是一个审视中国人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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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吴小龙逝世两周年】

吴小龙逝世两周年追思

邢小群

吴小龙去世,一转眼就两年了。
两年前的春天,我们十六个人文学者,以民间的方式开过一个关于文革的学术研讨会。记得吴小龙谈的是《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发言详见本期)。他对一些流行观点的评价与众不同,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散会不久,他就一病不起。
他去世以后,我和其他的与会者碰面时,大家总不免感慨:可惜吴小龙不在了。
我和吴小龙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的同事。虽然直到他去世,我们的交往并不多。 但我们知道彼此属于同气相求的一类。
吴小龙刚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时,我比同事们对他的了解稍微多一点。一是看过他的文章;二是知道他在先前供职的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因为有些不愉快的事情,调到了我们学校。心想,他可能是个有脾气的人。
见面后没有想到,吴小龙是那么温文尔雅。对朋友温文尔雅,对同事温文尔雅,对学生也是温文尔雅。后来又听说,吴小龙老师的课在学校呼声很高。有一次我们俩共同被邀请参加学生自己主办的关于宋美龄的讨论会。在回答学生的问题上,我感觉他知识广博,且善于用历史细节来表明他的态度,不像我总是急于亮出自己的观点;他还能由浅入深、循循善诱,利用学生的疑问,引导学生去读相关的书。他好像也不大会高声讲话,不像我讲着讲着,自己就激动起来。有个学生在纪念文章中说;“老师的笑容有一种特殊的感染力,能感染每一个上课的人,让人不得不被深深地吸引到课程的内容中来。至今还记得老师笑起来的样子,他笑眯眯地看着大家,仿佛看着满堂的儿女,我想那个时候老师一定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吧。”还有学生说:“很多课程我都逃过课,包括很多重要的必修课,但是唯独只有吴老师的《中国通史》,一小节也没有拉过,甚至没有迟到过一次。……老师治学的精神、做人的态度,还有为人处世的道理,就在老师笑眯眯的授课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渗透到了我们的精神当中。”这可能就是吴小龙讲课的魅力。
小龙的温文尔雅,脸上的微笑,总让你觉得有着成年人的从容和自信。后来我才知道,这一切是多么表面。
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的一个朋友,后来与我闲谈起吴小龙,才让我对他的情况知道得多了一点。
在文化研究所同事的印象中,小龙是个非常友善、谦和的人,和大家相处得很好。遇到涉及近现代史领域的人和事,惯常的说法是“问吴小龙”。在那个文化圈子中,在年轻点的同事心中,他很渊博。
吴小龙为什么会离开艺术研究院文化研究所呢?那是个多么自在的单位:两个星期开一次会,开会这天,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三点钟结束。这当是愿意搞自主研究的人最理想的地方。后来才知道小龙离开的原因大体是:一,工资待遇太低。他在那里的时候,每月大约只有一千多元,他只好在颐和园附近租下便宜的房子,这样一来,离单位很远,进一趟城,时间较长;二,他身体不好。已经发现了高血压,并伴有头晕症状,他以为是血压偏高造成的;有一段时间,每星期他都要进城去医院看病,他不愿意耽误太多时间,所以总是把看病和进城上班放在一天。因此,即便是十一点钟上班,他也常常迟到。他们单位,虽然三点下班,但要求中午在一块吃工作餐,边吃边议论工作事宜,这也是文人想出的节省时间的办法。可小龙往往不吃工作餐,一点就赶往医院,形成了他的迟到早退现象。三、工作上有了矛盾。文化所的领导原来对他很器重,关系也处得很好。奇怪的是,小龙有了病(而且是慢性病,需要长期治疗)却不和任何人讲。表面给人的感觉仍是整洁干净,精精神神的。如此一来,他的迟到早退,就让所领导不满意了。领导觉得我们两个星期才碰一次头,且仅仅谈工作三个小时,你个人的事难道还不能为公事让让路吗?所里一年办一期《世界汉学》杂志,小龙是编辑之一。有一次为了工作上的事,小龙迟迟交不出一期的目录,领导生气了,说了比较重的话。事后,领导知道有误会,向他表示了歉意,但小龙觉得自尊心受到伤害,决意离开。这时院里已经答应给他解决房子问题,所领导也一再表示不希望他走……那里的同事说,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事,就是彼此欠缺沟通。吴小龙到所里时间不长,对所领导也缺乏了解。
到了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后,吴小龙的工作量比在文化研究所大得多。他要开两门以上的课,需要完成规定的教学课时和科研任务,而且到了高校,职称问题对教师的压力很大。他的年龄让他的紧迫感更强了。他来后,一年左右就由讲师评上了副教授;又一年,他要求破格升教授。后来我才知道,他升教授的书够了,但按规定必须在核心期刊发表的论文还欠缺一点。一个较熟悉他的同事说,难怪暑假我们邀请他同去俄罗斯旅游,他虽也心仪已久,却说要赶写两篇文章,不能与我们同行。
吴小龙是个非常善良的学者。他的《少年中国学会研究》一书,是在他脑癌发作病危时出版的,他已经无法睁开眼睛看到自己用八、九年时光完成的心血之作。他在《跋》中写道,此书迟迟未能出版,一方面受到出版经费的困扰,一方面和一位“南方先生”剽窃成果的事有关。卢晓蓉在纪念文章中说:“在小龙的追悼会上,我忍不住问他的弟弟吴小山,小龙当初出书遇到经费困难,为什么不告诉我们,让大家一起想想办法?小山哽咽着说:‘我哥就是那样的人,不愿给朋友添麻烦。’而对于那位忘恩负义的‘南方先生’,小龙既没诉诸法律,也没庭下索赔,而是选择了宽容:‘大家混口饭也都不容易,委屈一日三餐要吃饭的人,莫如委屈一下学术吧。……’.如果那位‘南方先生’良心未泯,小龙是可以亲眼看见这部书的啊,现在一切都晚了!”
何蜀在纪念文章中说:“小龙性情温和,在谈到自己的不满,发牢骚的时候,也从不慷慨激昂。他对人对事都很真诚,有一颗赤子之心。有一次,我给他谈到我的一篇文章中有一整节被某高校一年轻教师一字不改地从网上下载抄袭当作其自己作品发表的事。他也告诉我,有一个外地高校的年轻人,为了写论文,通过他的朋友找到他‘请教’,他毫无防备地把自己尚未出版的著作电子文本全部发给那人参考,结果那人竟大段大段地抄进了自己的论文里,告诉他:‘对不起,我把你的……’他无言以对。……他曾感慨地说:‘以后的人看了我们这两本书的出版时间,还不知到底是谁抄谁的呢’……”
吴小龙走的时候才51岁,对于学者来说,正当盛年。人固有一死,但吴小龙毕竟走得太早了。这可能和他的经历有关。他读大学赶上了恢复高考的头班车。但毕业以后当了多年中学教员,想进学界而不得,只好读硕士;毕业后,一度下海经商;不行,再上岸,读博士时已经四十几岁。进了艺术研究院不顺心,又转到我们学院教书。他一手承担繁重的教学任务,一手又想在学术上快出成果,多出成果,把走弯路失去的时间补回来。
他在艺术研究院的一个同事对我说:吴小龙表面上那么从容、儒雅、幽默,其实他的内心深处很苦。经济困难,感情挫折(婚姻离异),身体有病,事业压力……当然,这些情况也会出现在其他人身上,但性格和教养的原因,使他总是首先为他人着想,不愿麻烦他人,极力掩饰自身的难处。他让人欣赏的是一面,内心深藏的是一面。一切艰难独自承担的意愿,内化为沉重的心理压力,再加上突然袭来的癌魔,他终于倒下……

2008年11月4日

有关吴小龙,还可参阅《博览群书》2007年第一期 “怀念吴小龙”专辑的一组文章:龙行天下《追忆恩师》,流浪琴手《片断与细节》,卢晓蓉《愿你在天国与“少中”诸公相会》,笑蜀《时代舞台上的冷静的观察者》,潘婧《寂寞书生路》,何蜀《又一个书斋空了》,杨慧林《吴小龙的“细节”及其“警示”》,黄波《少年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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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笔谈】

贡 献 与 缺 憾
——读《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邓》

阎 长 贵

史云、李丹慧合著的《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邓》(《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八卷),是非经官方审定而由学术机构组织编著和出版的一部国史书,和一般出版的国史书或党史书相较有不少新意,包括新的史料和新的论断,堪称一部国史力作。读后受益匪浅,我以《贡献与缺憾》为题谈点感想。
这本书有哪些新意即贡献呢?我觉得最突出的有两点:
一,“按照历史的本原”的观点,恢复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本来面目。
例如,关于粉碎“四人帮”的问题,本书明确地指出和肯定了华国锋是“首倡者”。一本经官方审定和认可的《“文化大革命”简史》说:“‘四人帮’篡党窃国的露骨活动,使陈云、邓颖超等老一辈革命家们十分焦虑。他们大多处境困难,但仍通过各种渠道,互通信息,并向叶剑英表达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期望。9月下旬,徐向前、聂荣臻派人转告叶剑英,请他赶紧拿主意,早下决心解决‘四人帮’问题。华国锋、李先念、汪东兴等也多次交换意见,研究消除‘四人帮’这个党和国家的痈疽的办法。9月21日,华国锋到李先念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问题,并请李代表他去找叶剑英。9月24日,李先念到叶剑英寓所同他商讨对付‘四人帮’问题后,叶剑英同华国锋又当面认真磋商,形成了正确的决策。”(席宣、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7月第一版第337—338页)从这段相当权威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叶剑英是解决“四人帮”的核心人物,而华国锋不能说可有可无吧,至多也不过是个参与人物,或者说,重要的参与人物。历史事实真是这样的吗?本书根据大量事实证明:不是这样。本书引述华国锋的口述说:“9月10日下午,我首先找李先念来家中密谈,指出‘四人帮’正在猖狂活动,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已急不可待,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第670页)本书断言:“……华国锋是发动这场斗争的首倡者。在毛泽东逝世的第二天(甚至可能毛在世时)华国锋就已经考虑这场斗争,考虑到了解决的时间和方式,态度积极而坚决,‘下了决心’……事实上,能够下这个决心的只有华一人,也只有华才有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资格。因为他是毛的接班人……”(第672页)这才是真正的历史事实。在华国锋生前这样说,是勇敢的,大胆的,是尊重历史,是仗义执言。这点,在现在是没有也不需要任何争论了。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生平》已做了最权威的结论。《生平》说:“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同志逝世,全国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在党和国家的几位主要领导人相继逝世后,华国锋同志同‘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并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得到了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和支持。同年10月,他和叶剑英等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挽救了党,挽救了社会主义事业,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他做出的重要贡献。”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是华国锋首先提出的,他在这场斗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是谁也不能、谁也没法替代的。2008年第10期《炎黄春秋》发表的熊蕾的《1976,华国锋和叶剑英怎样联手的》和张根生的《听华国锋谈几件大事》的文章所说的都是这个情况和问题。
在粉碎“四人帮”的问题上,还有一个汪东兴的作用问题。官方的书上,向来的提法是:“在这场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作用。”根本不提汪东兴,当然他也会被包括在“等”中,但是不提他是不符合事实的。吴德曾指出:“在粉碎‘四人帮’的问题上,汪东兴同志是出了大力的”,“他所起的作用,不在李先念同志之下”(吴德《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斗争》,载2000年第5期《当代中国史研究》)。本书在“中央政治局里有多少委员参与和预知了这场行动?”一节中郑重指出:“以上五人(即李先念、汪东兴、叶剑英、吴德、华国锋)构成了中央政治局抓‘四人帮’的集体领导核心。如果按照重要性排队,应该是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吴德。有争议的是汪和李谁在前。按照参与早晚,两人几乎同时。按照不可替代性汪胜过李。……汪在整个行动中调兵遣将,起到了积极、全面的指挥作用。而李,主要是沟通信息,出谋划策,显然不足以决定行动的能否发动和成败。”(第675页)应该说,这样讲,也只有这样讲,才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另外, “按既定方针办”一直被宣传成 “四人帮”的阴谋伪造,本书指出这是出于一个记录错误,不是“四人帮”的阴谋伪造。(第685页)事实确实这样,我和苌江同志曾合写过一篇《毛泽东临终嘱咐的真相》的文章(发表在2008年第3期《文史精华》),其中就披露了参加1976年7月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担任记录的陈斐章的回忆,他当时由于没听清,误将华国锋传达的“照过去方针办”记成了“按既定方针办”,会后陈斐章发现此情况并报告了会议的负责人,而他没有改正过来就发文了,结果这个记录错误被“四人帮”利用制造了一场旨在反对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的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的政治大风波。
这样的事例还不少,恕不一一列举了。
二,本书视野开阔,把目光投向民间,关注平民百姓的思想和行动。
这几乎是我国出版的文革史都没有很好注意的问题。本书用很多、很大篇幅叙述和论述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特点。它以“怀疑文化大革命的社会思潮的崛起”、“激化的社会矛盾和孕育中的异端思潮”、“‘四五’运动:真正的群众造反”等篇目浓墨重彩地阐述了平民百姓的活动和思想。
在谈到上山下乡造成的严重社会问题时,本书指出:“广大知识青年来到农村劳动,发现一切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浪漫和理想,政治上受到歧视,加上国家对上山下乡的前途始终没有拿出个远景方案,插队要多久?将来如何安置?都是无底洞,致使知识青年感觉极度悲观。许多地方因受极左思潮影响,对知识青年无人照顾管理,甚至因坏人掌权,发生打击迫害知识青年,强奸女知青的情况。不少知识青年衣食无着,回家无路费,被迫流落乡镇街头,打架斗殴,盗窃资财,走上流氓犯罪的道路。还有些知识青年聚众围攻当地政府机构,要求解决种种政治或生活问题,被当局当作破坏上山下乡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而予以严厉镇压。而知识青年家长为了让孩子能够回城或者参军、招工,到处托人拉关系,办理‘病退’、‘困退’,请客送礼,甚至做假证明材料。掌握权力的地方干部则趁机受贿,甚至要求女知识青年以出卖肉体作交换条件。可以说,‘文革’时期社会风气的败坏,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很大程度上是上山下乡导致的。”(第466页)
本书在报导惨遭割喉管杀害的女共产党员干部张志新时,介绍了她高于1981年《历史决议》的关于评价毛泽东的观点。张志新说:“毛主席在党的历史发展中丰功伟绩是不容否定的。但我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中,毛主席也有错误。”“毛主席在这个历史阶段犯了左倾性质的路线错误。”“这次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斗争是建国后,1958年以来,党内左倾路线错误的继续和发展。”还说:“林副主席是这段历史时期中促进毛主席左倾路线发展的主要成员,是影响左倾错误不能及时纠正的主要阻力。”(第55页)张志新这些话,这些论断,比《历史决议》早十几年,而她是说得何等好、何等深刻啊!张志新是难得的智者,但她成了殉道者,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野蛮地处决了。文革后,张志新被平反,——无疑,这是完全应该的,而又被追认为革命烈士,这究竟是对共产党所称“革命烈士”称号的褒扬,还是亵渎?在烈士陵园中她和夏明翰、江竹筠、董存瑞等是什么关系?人们对这种“追认”是应该感到欣慰,还是辛酸?
本书在介绍深入思考并探索改革的典型代表张木生时说,张木生认为:苏联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解决好农村体制问题;赫鲁晓夫不是野心家,他是在推行改革的试探;中国农村人民公社体制存在问题,学大寨难以推行;刘少奇、彭德怀对农村问题的主张是有道理的;解决体制问题才能发展生产力,解决干群问题;1957年右派提出了制度问题,是高明的地方;文革是在进行没有阶级的阶级斗争。本书作者说:“张木生的离经叛道观点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震动,其中任何一个说法都可以将他置于死地。”(第481页)张木生当时也确实受到了严厉批判。而他究竟说了些什么?在三、四十年后的今天看来不都是人们普遍视为常识的观点并在认真地实践着吗?同张志新一样,张木生也是一个智者,是发现和掌握真理的精英人物。他必然受到惩罚。这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现象,但真理和正义最终一定胜利也是历史发展的铁律。
行文至此,不禁要问:人类思想之光在哪里?无数事实证明,答案是:往往不在当权者,而在民间,——张志新和张木生都是证明和适例。真理多少决不同地位高低与权力大小成正比,当然,成反比也不是定理。“肉食者鄙”,大概古今中外皆如是。而同一条真理或同一条道理,小人物说了往往被认为是“离经叛道”,大人物(有权有势的人)说了才成为“发明创造”,这也是我们在历史和现实中经常碰到的事实和情况。历史表明,“异端”变“正端”,这常常是真理发现和发展的一条规律。我们务必要明确认识这点,即不要忽视小人物的思想,不要忽视民间草根的思想,这对科学发展,对社会发展,都是十分有益和必要的事情。
本书在介绍和叙述1976年的“四五”运动时,深刻和精辟地指出:“‘四五’运动和天安门事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群众自发反抗当权者的活动。参加人数之多,场面之大,范围之广,是空前的。这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它说明,文化大革命已经被人民彻底抛弃。”(第642页)
总之,我在第二点所谈本书的一些内容,在官方审定出版的文革史书中是很难看到的,因此,本书的视野和眼光很值得称道。樊立勤在他所著的《我和邓朴方暨中国政争》一书中说:“现在所有写有关‘文化革命’的东西”,“都有一个通病,那就是他们的着眼点总是盯住上层”(见香港繁荣出版社2007年5月第一版该书上卷第38页)。我认为,这是对中国关于文革研究和关于文革的书切中弊病的批评,史云、李丹慧合著的本书在这方面有所开拓和突破,是一个很大的贡献。
本书有没有缺憾和不足呢?有。最突出的就是有些事实不对,或者说,不准确。我举几点。
一,关于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问题。本书说:“张春桥秘密组织撰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第185页);又说:“从1964年张策划<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始……”(第187页)。虽然也谈到“在江青策划下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第185页),但把张春桥提高到这样的地位符合事实吗?恐怕不能说符合事实。诚然,张春桥是具体参加了批判《海瑞罢官》的组织工作,是不可或缺的人物,但把他说成是批判《海瑞罢官》的主要或首要组织者是不对的。对此,江青和毛泽东都有明确和毫不含糊的说明。
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了她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过程,她说:“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现代京剧汇演以前,作了调查研究,并且参与了艺术实践,感觉到文艺评论也是有问题的。我那儿有一些材料,因怕主席太累,没有给主席看。有一天,一个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璋传》拿给主席看。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评。我还要批评他的《海瑞罢官》哪!当时主席就驳我说,他要看,而且还说要保护几个历史学家。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彭真提出的,他说我把整个历史学界看成一片黑暗,毫无是处。这真是委屈了我了。我说我能保留我的意见吗?主席说,你保留意见可以。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保留意见,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一次北京,就有人探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
毛泽东在1967年2月和5月两次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都谈到了组织批判《海瑞罢官》文章的情况。
2月3日接见时,毛泽东讲到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时说(大意):这场斗争也准备了一个时期,前年十一月,对一个历史学家吴晗发表一篇批判文章,这篇文章在北京写不行,不能组织班子,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他们搞了一个班子,写出这篇文章。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搞了交给我看。先告诉我要批评。他们在北京组织不了,到上海去组织,我都不知道。文章写好了交给我看,说这篇文章只给你一个人看,周恩来、康生这些人也不能看,因为要给他们看,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刘、邓这些人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文章发表以后,各省都转载,北京不转载。我那个时候在上海,后头我说印小册子。各省都答应发行,就是北京的发行机关不答应。因为有些人靠不住嘛!北京市委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参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年版)
在这次接见中,毛泽东说,江青告诉他要批判《海瑞罢官》,但具体组织过程他不知道(请注意:仅仅是具体组织过程!),文章写好后他批准发表了,而北京不转载,他又说“印小册子”,北京发行机关也不发行。
然而,仅仅过了还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即5月1日接见时,毛泽东又说:是他建议江青组织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的。他说:“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从1965年冬,姚文元同志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被修正主义分子把持了,真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当时我建议江青组织一下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但就在这个红色城市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最后文章写好了,我看了三遍,认为基本上可以,让江青拿回去发表。我建议再让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看一下,但江青建议:‘文章就这样发表,我看不用叫恩来同志、康生同志看了。’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以后,全国大多数的报纸都登载了,但就是北京、湖南不登,后来我建议出小册子,也受到抵制,没有行得通……”(参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年版)
毛泽东这两次接见所谈内容似有不同或矛盾,一次说江青具体组织批评或批判《海瑞罢官》的过程(再说一次:仅仅是具体组织过程!)他不知道,一次说他建议江青去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无疑需要历史学家或历史工作者做出恰当的分析和说明。但不管江青组织批判《海瑞罢官》这件事情毛泽东知道或不知道,不容否认,都一丝一毫不违背毛泽东要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的意愿,进一步确切地说,这说不定正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所希望和要求的。实际上,即从毛泽东反复审读(“看了三遍”)和亲自批准发表江青组织的这篇批判文章,北京不转载,他又马上指示印成小册子发行,并说,文化大革命就是应该从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开始;相反,在这件事情上,没听到毛泽东对江青有半句批评,这种种情况和现象都表明,毛泽东恐怕是非常赞成和欣赏江青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行动的。毛泽东历来都说江青看问题尖锐,对他政治上有帮助,组织批判《海瑞罢官》不又是一个很好很有力的证明吗?!
十分清楚,组织批判《海瑞罢官》这是江青和毛泽东的“功劳”,是他们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步棋,怎么能把它轻易地转移到张春桥头上而让他“贪天之功”呢?!
本书讲,张春桥自己回忆说:“我在1964年,90%的时间在搞两个戏和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一篇文章。”(第185页)此话没注明出处,不知根据在哪?很显然,张春桥的回忆和江青与毛泽东的叙述是相矛盾的,那么,究竟谁说的对?我们应该相信谁说的?不消说,在这个问题上,人们会自然认为江青、毛泽东说的对,应该相信江青、毛泽东说的。事情是不是这样?我们可以看一个十分有力的佐证,这就是原上海市委写作班子党支部书记、文革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徐景贤的说法。徐景贤,人称“徐老三”,即在上海文革中仅次于张春桥、姚文元的“第三号人物”,他回忆说:“一九六五年初,江青经过毛泽东的批准,在上海通过张春桥找到了姚文元,下达了撰写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的任务。江青强调写这篇文章要‘保密’,姚文元就躲到了我们市委写作班来。……早在一九五四年,我……就结识了姚文元……对于他的来到写作班,我作了妥善的安排……”又说:“江青一九六五年初在上海抓京剧革命和《海瑞罢官》的批判文章,张春桥就全力以赴……”还说:“《海瑞罢官》的批判文章写了八个月,写到第十稿,由毛泽东亲自审定,以《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为题,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发表于上海《文汇报》,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徐景贤《十年一梦》,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2月第二版第4-5、43、5页)不难看出,徐景贤作为批判《海瑞罢官》的知情者,他的说法和江青、毛泽东的说法是一致的。因而我们也可以断言,本书所引所谓张春桥对这个问题的回忆不可靠,不可信;如果说本书所引张春桥的话有据,张春桥所说“1964年”是否为“1965年”之误?因为“90%的时间”和徐景贤所说“全力以赴”是一致的。
二,关于毛远新推荐华国锋为毛泽东接班人的问题。本书说:“天安门事件他(按:指毛泽东——笔者)坐卧不安,不断叫毛远新问情况。毛远新问他叫谁接班,他的意见是张春桥。毛远新说,张春桥太阴,不孚众望。毛泽东问毛远新的意见,毛远新说让华国锋接班比张春桥好。直到‘文革’后毛远新在被关押中,还在表这个功,说华国锋当主席是他推荐的。”并说:“这种说法也有一定道理。”(第658页)
有人拿这则材料问我,我说这事我没听说过。究竟如何要问毛远新本人。于是,我给正在南昌照顾98岁高龄老母朱丹华的毛远新打电话询问此事。他听后,说这是瞎编。他说,我有什么资格和权力向主席推荐接班人?再说,我对华国锋一点也不了解。他又说,对于接班人,毛主席最属意和看重的还是张春桥,认为他有思想,有能力。毛主席是问过我对张春桥的看法,我也说,他有思想、有能力,但我说他不能团结干部,往往不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有点阴。毛主席当时在几个副总理中间翻来覆去地琢磨,最后选定华国锋。他选定华国锋做接班人,还是想叫张春桥做“军师”。毛远新说,主席叫我跟张春桥传这样一句话:“从1935年遵义会议起我不是就做了十年的副手吗!”——意思很明显,毛主席要张春桥安心做副手。我把毛主席这句话向张春桥传达了,也向华国锋说了。这就是毛远新在电话中向我谈的情况。看来认为毛远新推荐华国锋做接班人的说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三,还有一些事实不准确,再举几例。
本书第63页说,1970年3月10日,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设立国务院文化组问题。会议商定:文化组的思想政治领导属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分工归中央文革小组。第404页又说,中央文革小组到1969年9月结束日常工作。这两个说法不自相矛盾吗?
第378页说,1974年1月24、25日中央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后,“毛泽东很久不见谢静宜。谢托王海容、唐闻生捎话给毛泽东说,她有错误可以批评她,不见她,她有些难过。……”我在一次和谢静宜的通话中问及此事,谢十分不屑地说:“我何需通过她们向主席为我说情?!”
第387页说,范硕少将是研究文革的权威专家。这样评价合适吗?
第404页说,江青只有一个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职务。而江青除了在陈伯达生病和外出时代理过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她什么时候担任过中央文革小组组长?
第692页说,毛泽东去世后,江青从钓鱼台搬到了中南海。我问了江青的最后一任护士马晓先,她说,江青在毛泽东去世前就搬到中南海了。
最后谈一点,我觉得本书在观点和看法方面还有一些值得进一步考虑以及需要商榷和讨论的地方。比如:
1、 怎样认识《五七指示》?它仅仅是“破旧”吗?
2、 怎样看待“五七一工程”纪要?
3、 怎样看待“九一三事件”?能否断言林彪就是叛国出逃?
4、 怎样看待九届二中全会?能够说林彪、陈伯达的思想和行动是分裂党吗?
5、 怎样看待1974年1月以中共中央名义召开的两次批林批孔动员大会?能够说“江青私自召集”吗?
如此等等,等等。
2008年10月于北京昌平园中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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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我是“二月逆流”会议记录稿的唯一见证人

王广宇

怀仁堂1967年2月1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后来所谓的“二月逆流”事件发生后不久,王力整理了一份怀仁堂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经过周恩来等人修改后,王力叫我将这个记录印发下去,大概只印十五份。这件事是王力交办的“绝密工作”,从抄写到排印、发送,始终是我一个人办的,办事组其他工作人员都不知道。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67年2月16日之后的一个晚上,王力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在场的还有关锋(通常情况下,不管王力还是关锋向我布置工作都是他们俩同时在场)。王力说,叫你办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求很急,要严格保密,一切都由你亲自去办。说着,王力出示了一份有两、三页纸的记录稿和张春桥、姚文元给王力的信。
王力交代说,这是一份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记录稿,是我同春桥、姚文元回忆追记的,经伯达、总理修改后,现在准备印发有关同志。王力把纪录稿和张春桥给他的信一起给我看(此时张春桥、姚文元己回上海)。张春桥给王力的信中只说,看了王力执笔的这份记录稿,觉得大致就是这样,没有什么补充修改。并嘱王力把这个记录送伯达、总理过目后再发。
我翻看了一下王力执笔的这份2月16日怀仁堂会议的发言记录。记录稿主要是按发言次序记录了谭震林、陈毅、李先念、叶剑英、徐向前、李富春和谢富治等的发言。记录还有另外参加人,他们是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王力、姚文元。原记录稿只在开头说“会议由周恩来同志主持”的字样,但正文中没见有周恩来的发言。我看的这份记录稿是经周恩来、陈伯达看过修改后的稿子,但不记得有陈伯达修改的字迹,只是周恩来亲笔在记录稿上作了几处补充。周恩来的补充字数不多,都是加在发言中间的插话,我印象最深的一处是:当谭震林气呼呼地说:“我不干了,叫你们干吧!”拿起衣服和帽子就要退出会场,这时,周恩来拍了桌子严厉地说:“回来!坐下开会。”这段话王力的原稿未记,周恩来作了补充,还补充了几处字数不多的插话,内容记不清楚了,记录稿后边署名是张春桥、王力和姚文元追记。
王力向我交代,要我把他亲笔记录的,经总理补充过的原稿重抄一遍,把原稿给他保存,用我抄的稿子去打印。他再次强调排字、校对、打印、发送全过程都由我亲自办。他叫我到记者站印刷厂找一个党员排字,排字、校对完,印十五份后,马上拆版。要排字工人严格保密,印好后按他给开的名单,由我登记发送。
晚上十点以后,我去到记者站印刷厂,这是个临时新建的小印刷厂,是从中办、中联部和《红旗》杂志印刷厂抽调来的熟练排字工人,专为印刷《快报》、《文化革命简报》以及办事组办的几个小刊物而设立的。我找到一位从中联部调来的五十多岁的党员老工人,向他交代这份绝密文件,要他亲自排。在排字车间,只有他和我两个人,在我在场的情况下,这位老工人不到一个小时,就全部排完,经我校对后,印制十五份,当场拆了版。
我将排印好的《二月十六日怀仁堂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十五份带回后,向王力汇报。当晚,王力给了我一份他亲自开列的发送名单,大约十来位,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部分参加会的政治局委员,副总理,还有没参加那次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江青、戚本禹等。第二天他又补充了几个人的名单。
我记得发完后,还剩下一、两份。王力说,剩下的文件和记录稿(我抄的那份)一律销毁。我当时想,以后万一他再要这个文件就麻烦了,想暂时留一下,就没销毁。我把排印原稿和剩余的几份文件以及发放名单一起装在一个保密袋中,放在我办公桌带锁的抽屉里。直到我8月31日离开中央文革办事组,这套材料都完好地保存在那里。如果后来江青一伙没有销毁它,如果最后中央文革办事组移交人作为重要档案交给了中央办公厅,那么,这套证据应是完整的。
2月1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记录和相关内容,办事组的工作人员无一人知道,我是唯一的见证人。因为从王力布置这件事的前后看,他是把这份记录稿当成绝密文件处理的,按他的布置,这份记录稿不会轻易扩散到社会,更不可能到红卫兵手里。我作为中央文革办事员从未向任何人透露过这方面的内容。只是在我被关押在监狱时,中央专案组要求我凡是王力、关锋、戚本禹交办的大小事情都要交代,因为他们做的每件事是阴谋活动。中央专案组逼供后,叫我把这些事都上纲成“三指向”(注:即清查“五一六”时给所谓“五一六分子”定的罪名:把斗争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新生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指向人民解放军)。我照他们的要求做了,这件事的过程我在监狱交代过。
对这份2月1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记录稿,我的印象是,在会上谭震林、陈毅等同志因对中央文革在运动中打倒一切的做法表示出强烈的不满,言词中确有过激之处,比如谭震林要退出会场,陈毅对谭震林说:“别走!跟他们(指中央文革)斗。”其他几位政治局委员也说了些不满的话,譬如,李先念发言说:“把十几岁的娃娃打成反革命太过分了。”又如谢富治为中央文革辩护,陈毅说,“你谢富治不要和稀泥。”但主要还是对中央文革工作上的意见。作为党内的高层会议,同志间当面提提意见,发发牢骚,这是党章所允许的。即使意见不对,也可以反批评嘛。不知后来是谁把这个会议内容抖搂出来上纲成了“二月逆流”。
我不可能完全回忆起那份会议记录的所有发言,但从一些文化大革命“纪实文学”作品中所披露的发言主要内容看,大体上是不错的。但不准确和张冠李戴的情况也有。我认为把这些流传的东西作为历史的依据是不可靠的,最可靠的是查历史档案的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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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齐白石与中国画的文革遭际

李 辉

是非齐白石
文革初期风云迭起之时,有两位艺术大师,尽管已经逝世,同样也被推到了历史前台接受讨伐。美术界是一九五七年去世的齐白石,戏剧界是一九六一年去世的梅兰芳。
齐白石成为讨伐对象,是在一九六七年五月。我所搜集的批判齐白石的小报有如下几种:
一,《风雷》(第十三期),一九六七年八月二日,首都出版界革命造反总部,地址:北京市朝内大街137号科学出版社内。八开四版。头版文章整版并转第三版:《齐白石——周扬竖起的一面大黑旗》,作者:工代会人民美术出版社革命造反团。发表该文时,还配发了一幅丑化漫画,一支巨大的尖锐笔尖,挑起齐白石、陈半丁两人,身下写着“反党、反社会主义毒草”字样。
二,《红画兵》(7,大批判刊头漫画专辑),一九六七年九月,天津人民纸制品厂革命造反者联合会、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革命造反委员会编辑。八开四版。二、三版为《革命大批判漫画参考资料》,人物漫画肖像约七十幅,包括美术界两人:齐白石、华君武。
三,《撕开臭权威画皮》(1),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南大八二七兵团大批判战联编印。十六开三十八页。刊文《美术界的武训——齐白石》,无作者署名。
四,《撕开臭权威画皮》(3),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六开三十页。刊文《反动画家齐白石及其作品的反动性——美术界反动霸头齐白石批判之二》,无作者署名。
五,《打倒齐白石》(美术批判资料8),上海美术界大批判资料编辑部。联系地址上海中国画院(汾阳路150号),无出版时间。十六开六十页。参加单位:十八家,其中包括上海中国画院《新画院》革命造反队、北京批判齐白石联络站、上海美术学校革命委员会(筹)、打“丰”专案小组等。定价:三角一分。(此书由许宏泉兄提供,谨致谢。)
据一篇文革小报文章称,一九六七年五月,红卫兵和造反派发现了毛泽东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关于绘画使用模特儿问题的批示,并将之第一次披露出来。文章说:“……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千方百计地进行歪曲和抗拒,一直不予传达,直至今年5月才被红卫兵小将和革命派查出,公布出来,竟扣压两年之久,是可忍,孰不可忍!”(《陆定一、周扬一伙贬低徐悲鸿,吹捧齐白石,用心恶毒》,载《打倒齐白石》专辑。)
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根据手稿刊印了毛泽东的这一批语(未用“批示”一词)。据编者注释,这是毛泽东在中央美术学院教员闻立鹏、王式廓、李化吉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二日关于美术学院使用模特儿问题给江青的信上写的批语。批语为两部分,分别写在来信的首页与末页:


定一、康生、恩来、少奇、小平、彭真同志:
此事应当改变。画男女老少模特Motel是绘画和雕塑必须的基本功,不要不行,封建思想,加以禁止,是不妥的。即使有些坏事出现,也不要紧。为了艺术学科,不惜小有牺牲。请酌定。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齐白石、陈半丁之流,就花木而论,还不如清末某些画家。
中国画家,就我见过的,只有一个徐悲鸿留下了人体素描,其余如齐白石、陈半丁[之]流,没有一个能画人物的。徐悲鸿学过西洋画法,此外还有一个刘海粟。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一九九八年出版),还公开发表了毛泽东另外一个牵涉到齐白石的批语,即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对张际春关于美术院校使用模特儿问题来信的批语》:

画画是科学,就画人体这问题说,应走徐悲鸿素描的道路,而不应走齐白石的道路。
中央文革小组传阅,存办公厅秘书局。
毛泽东八月四日

这一批语写于齐白石批判高潮迭起之时,当年有可能没有公开,故未见小报提及。不过,张际春却因为此事受到打击。《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的编者注释提供了与美术界有关的重要历史信息,特转引如下:

这个批语写在原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张际春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写给毛泽东并中央的信上。张际春在信中谈了几年来一些美术院校使用模特儿进行人体素描的情况,申诉了他的一贯看法,以及他对毛泽东过去有关批示的认识和理解。他说,要画人体,不写实、不用模特儿当然不行。但使用模特儿,似不一定要从社会上专门雇请,可考虑用别的办法代替。信中最后写道:“我没有说‘主席批了也不能执行’的话。我是主张要模特儿的,只是就解决的办法提出了一些新意见。”在“文化大革命”中,张际春受到错误批判,于一九六八年被迫害致死。一九七九年一月,中共中央为他彻底平反昭雪。

且回到一九六七年五月。
此时,与毛泽东一九六五年的批示一同在小报上被披露出来的,还有另一个引人注目的谈话,即一九六四年十月二十五日江青与中央美术学院三名老师的谈话。发表《与美术学院教员的谈话》时,小报上只写到当时有中央美术学院的“一些教师、干部、学生,曾给毛主席和党中央写信,反对该院修正主义党委”,未说明三名老师的身份,他们是谁?是否同为次年写信反映模特问题的三位老师,还是另为他人?该谈话是根据美院老师的记录自行披露,还是江青本人整理后授权发表?有待进一步考证。
江青的谈话中直接涉及美术的内容如下:

“题材无主次”,这个调调和文学上是一个调子。
陈半丁的画各地都是,齐白石的一把葱、两头蒜、几个虾米说得那么好?很奇怪,怎么捧起来的?齐白石反对土改,身上挂一串钥匙,守财权!
林风眠用中国办法画的那个女人,多难看!主席和我喜欢徐悲鸿,他写实,有思想。当然,思想是民主思想,和闻一多一样,但是有思想。
……
刘文西等人的事(指《人民日报》发表刘文西画主席像的事),《人民日报》要检查。傅抱石在人大会堂的那张画,看了半天也看不出是什么。有那么好?对他的画要检查。
《延河边上》是谁画的?我看不出是主席。美协张慎真告诉了我,还是不像。主席在延安,根本不是那样衰老;进城时也没有那样。我看这张画对主席有歪曲,好多文章把它捧得太高了,为什么?……要画现代题材,和京剧现代戏一样,反映现实生活的画再不好,但这是我们自己的。学院派总是摹仿别人的东西,怎么行呢?这样做,生活不是艺术的源泉了。音乐上是崇洋颂古,美院崇洋颂古,还加一个现代派。
我平常油画看得多,很喜欢油画,它表现力很丰富。

该讲话发表之时,除齐白石、徐悲鸿外,其余被提及的画家陈半丁、林风眠、傅抱石、刘文西等,均健在。
江青的谈话,将本属于艺术风格的喜好,转变成了政治批判。该谈话的公开发表,无疑大大刺激了美术界齐声讨伐齐白石的声势。被吹捧、反对土改、守财奴——她对齐白石的三点指责,自然也就成了众口一词的高喊。哪怕去世十年的齐白石早已不可能听见了。
既然江青基调已定,于是,对齐白石的讨伐首先侧重于政治鞭挞和人格贬斥,进而,齐白石作品所体现的中国画的传统笔墨与韵味,也成了所谓“有闲阶级”的“点缀品”。譬如,一篇文章以下面文字评点齐白石的《荷乡清暑》:

《荷乡清暑》是士大夫在开满荷花的池园里赏荷、沉湎于闲情逸致、反映齐白石腐朽寄生生活的黑画;苏修点中此画,大肆订货。《大寿图》则是宣扬封建迷信的四旧毒草,三年自然灾害时竟成了“可以作为祝寿的礼品”。这种“全民文艺”的出版物究竟为谁服务,不是一目了然了吗?至于那些不题字和诗的花卉草虫鱼虾作品,则是齐白石寄生生活写照,更是有闲阶级消闲生活的点缀品。(《反动画家齐白石及其作品的反动性》,载《撕开臭权威画皮(3)》)

在这几种文革出版物中,文章最为集中、资料最齐全的是第五种——《打倒齐白石》专辑。此书未注明出版时间,似应在讨伐齐白石高潮掀起之后,即一九六七年秋冬之际。
《打倒齐白石》在扉页刊登两段“毛主席语录”,一是《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中的一段话,一是一九六五年关于模特批示中涉及齐白石、陈半丁的批语(此处时间错印为“一九六四年”)。
此书中批判文章大同小异,多为政治鞭挞和人格谩骂,今天读来,可笑、可恶,复令人无奈,似可不必过多转述或摘录。在“黑线人物吹捧齐白石黑话摘编”一节中,摘录了以下人士文字:蔡若虹、王朝闻、力群、于非闇、叶浅予、李可染、郭味蕖、张仃、傅抱石等九人。由此可见,把业已去世的齐白石拉出来,无非是为了在文革风暴席卷之时,进一步强化对中国美术界的集体批判。
除文章外,还刊有《打倒齐白石》漫画一组,共二十一幅。
在“这是为地主画家齐白石树碑立传的黑画”一节中,选发了三幅画家所创作的齐白石画像。其中第一幅为黄永玉一九五三年创作的套色木刻作品(这里发表时为黑白)。
黄永玉一九五二年从香港来到北京定居后,与李可染一家同住在大雅宝胡同的一座大院里,往来密切。经李可染引见,一九五三年,黄永玉得以多次拜访齐白石,并获允许,为之创作一幅肖像木刻。作品完成,在荣宝斋彩色印拓后,黄永玉约上齐白石的几位弟子李可染、李苦禅、许麟庐及郑可一起,将作品送至老人家中。画面上,老人斜倚床塌,面容饱满丰润,神情自然、平静而从容,显出黄永玉对齐白石的敬重和理解,也表现出作者刀法之细腻而沉稳,颇见其功力。齐白石看后颇为欣赏,兴致勃勃地为黄永玉在作品上题写:“齐白石像永玉刻又倩白石老人加题年九十四矣。”这幅经齐白石题写的彩色肖像木刻,黄永玉珍藏至今,悬挂在卧室里。
不过,当年黄永玉的这幅作品作为“毒草”发表时,被狠狠地画上了一个大黑叉。此乃当时普遍做法。
读此批判专辑,另有一处同样让我特别感兴趣,即同样作为“毒草”、转发自苏联报刊的文章《保卫画家齐白石》。为转发此文,专辑特地在前面发表了一篇火药味极为浓烈的檄文《苍蝇的抽泣 可悲的哀鸣——驳苏修〈苏维埃文化报〉的〈保卫画家齐白石〉一文》。
《保卫画家齐白石》的作者为阿•吉士可夫,文章发表于《苏维埃文化报》一九六七年六月八日,由中国美术研究所文革小组翻译。感谢当年的无名译者,也感谢批判专辑的编选者,在众口一词的日子里,以“附毒文“的方式,让人们听到了来自异域的不同声音,更以此为美术史留下了珍贵资料。
《苏维埃文化报》在发表吉士可夫的文章时,加了这样一段编者按语,为读者提供阅读的背景。该按语也为我们提供了一定的历史信息:

不久前,江青否定了全世界著名的中国画家齐白石的创作。据红卫兵的报纸报导,江青声称说,她已经研究了好几年齐白石的画,认为齐的作品是不值得那样印刷出版的。去年秋天,齐白石的作品从画廊里拆除了,许多完美精致的复制品也从公众场合摘了下来。北京郊区齐白石墓地上的碑石被推倒了,并且写上了侮辱性的字样。
江青质问:“是谁把齐白石封为‘艺术大师’的?”今天我们发表一篇叙述这位伟大的中国画家的文章。

从行文看,作者吉士可夫是一位深谙中国文学和艺术的专家,对齐白石的生平和创作了如指掌,其艺术分析和历史评价也颇为确当。下面一段对齐白石赠送给老舍的著名作品《蛙声十里出山泉》的描述,即可见作者的学识与鉴赏力:

著名的中国作家、文化大革命的牺牲者老舍,收藏了许多齐白石的画,老舍特别引以为荣的是画家本人赠送他的一张作品。用水墨画出的岩石中,滚出急流的小溪,溪中游动着六只蝌蚪。“怎样?——主人一边向我提问:“你听到了远处青蛙的叫声吗?这叫声和山间的水声交织成一片……你理解了真正的中国画的实质了吧?”
观察这张画,你就可以理解,尽管齐白石的画很简练,但每张画中都包含着深刻的内容,这根源来自画家对故乡大自然的无限热爱。

从作者所述口气看,他可能访问过中国,并直接访问过老舍,听过老舍充满感情的解说。显然,写此文时,吉士可夫已经获悉老舍一九六六年八月的自杀消息,他对齐白石的高度评价和奋力捍卫,无疑也寄寓了对老舍的悼念之情。
中国的艺术大师,毕竟没有被忘记,毕竟有人为之辩诬,虽然是在远方的莫斯科。这也可算是齐白石不幸中之万幸。

中国画全军覆没
随着已故的齐白石也被推到前台接受讨伐,传统中国画的地位恐怕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之相呼应的,便是几乎所有著名的国画家,无论擅长山水人物者,抑或擅长花鸟动物者,一时间纷纷如落叶飘零。
一九六七年十月,人民美术出版社门市部燎原兵团、红小兵战斗兵团编印一份《把黑诗画揪出示众》批判资料,活页,异型窄三十二开,十二页。
在通栏标题《打倒黑画家李可染》一页上,刊发李可染画著名古代诗人贾岛的人物画。讨伐者发问:“李可染为什么画贾岛?”连中国画以墨见长的“黑”,也成了讥讽对象:

画上李可染题了“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所谓贾岛“苦吟”的名句。诗的后两句“知音若不赏,归卧故山秋”虽未题上,但也是人所共知了。这张黑画,很明显,李可染这个拿着国家高额工资不上班,在家养尊处优,大画越黑越不嫌黑的黑山水画,突然抛出这张凶丑不堪的贾岛夜吟的人物画,完全是借古讽今……

另一个被讨伐的对象,是素有“齐白石弟子”之称的李苦禅。在题为《李苦禅的黑画〈芭蕉白鸡〉》一文中,极其粗暴地把花鸟画与政治挂钩,并将文人画艺术传统一并贬斥:

国画界的反动“权威”李苦禅,在这张茶余饭后发泄反党情绪的黑画《芭蕉白鸡》上,题了这样一首黑诗:“人道我落后,和处亦自然,等到百年后,或可留人间。”落款是“苦人”。
李苦禅解放以来,一贯坚持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艺术观,大画周扬所鼓吹的所谓“有益无害”的花鸟画。这幅画上的芭蕉白鸡,说明他忠实的继承了腐朽的仕大夫阶级文人画的衣钵。

国画家在其作品上钤印,是中国画不可或缺的特色。别具一格的印章,与画面相呼应,彼此相得益彰,方构成一幅作品的完整。越是优秀的画家,越是追求其钤印艺术效果。于是,在讨伐国画家时,作为中国画有机构成部分的印章,也与之相伴而行了。《打倒齐白石》的专辑上,曾专页刊载过齐白石多个印章,每一个都被画上黑叉。在《把黑诗画揪出示众》中,“砸烂黑印章”单页也列出了陈半丁、李可染的图章。
陈半丁的图章“自怜满眼无知己”,被说成是“念念不忘他的反动‘知己’”。“疆其骨”,被说成是“反党黑骨”。对“老年清苦”的点评尤为无情:

这是反动“画阀”,反党老手陈半丁的黑章,陈窃取中国画院副院长的要职,拿着高薪不上班,大画售价高昂的反党毒画,在家过着资产阶级老爷生活。他的“老年清苦”吗?他所以说他“老年清苦”,完全是出于他的反动本质……

李可染毕生推崇“陈言务去”的艺术宗旨,努力走创新之路,为此,他有一枚“陈言务去”的图章。批判者则将之说成是李可染有其政治目的:

这是李可染的黑印章,其恶毒的含意是“党领导艺术,管得太多,陈言太多,束缚了艺术家手脚”,所以党务必放弃对艺术的领导。其用心何其毒也。

当北京的国画家一一飘零时,身在杭州的另一位国画大师潘天寿,和他的同行们一样,也成了众矢之的。
搜集到一本《美术大批判》创刊号,浙江工农兵大学革命委员会《美术大批判》编辑部编,铅印本,彩色封面,其中主要批判杭州的两位画家:潘天寿、赵延年。封面上一支巨大钢笔笔尖上,挑起一串被丑化的画家,最醒目者即是潘天寿。该刊未标明出版时间。刊物发表有《毛主席对文艺工作的重要指示(1942—1967)》一文,其中截止时间为一九六七年一月,因此,具体出版时间似应在该年上半年。
在杭州美术界,担任浙江美术学院院长、全国美协副主席的潘天寿,无疑是首当其冲的讨伐对象。批判文章题目为《打倒国民党大特务潘天寿》,对他的界定用了这样一段话:“中国腐朽的封建主义文艺的末代师爷,近代国画界的黑霸头潘天寿,是一个从二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外艺坛上举足有声的‘大人物’。”书中配文刊有另外一幅潘天寿的漫画肖像,
对潘天寿完全是政治讨伐,无一处涉及到艺术范畴。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八日,时任国立艺术专修学校校长的潘天寿及全体员工二百四十七人,在纪念美国对日宣战与中国结为盟国三周年之际,曾致电美国驻华大使馆表示崇高敬意,称“本校特集毛诗以周代文字篆就颂辞”予以装裱,请大使馆转交美国政府“作一最有光荣历史之纪念”。这一历史电文,如今却成了潘天寿一大罪状,被猛烈批判,并将电文作为附件发表。
另在旧书网上还见到过一本《潘天寿批判资料》,浙江工农兵大学工宣队、革委会革命大批判组编,油印本,注明为“初稿,内部参考”。据一张目次图片显示,该书至少七十八页,内容分为五辑:潘天寿的黑画;潘天寿的黑话;潘天寿的黑诗黑印章;苏修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对潘天寿的吹捧;潘天寿与周扬。
与北京一样,上海也拥有星光灿烂的国画家群体,上海中国画院与北京画院南北呼应,支撑起中国画的大厦。此时,在文革风雨吹打下,这座大厦千疮百孔,瓦砾满地。
这里有必要将两地中国画院的历史略作勾勒。
京沪两地中国画院的成立,源于一九五六年二月陈半丁、叶恭绰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上共同提交的《继承传统,大胆创新,成立中国画院》的提案。据《北京画院、上海画院五十年》一书介绍,陈半丁、叶恭绰的这一提案得到时任总理的周恩来等领导人的重视,当年六月周恩来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会议,通过了文化部提出的“北京与上海各成立一所中国画院”的报告。文化部指派李长路会同中国美术家协会的华君武、上海美术家协会的赖少其分别筹建北京中国画院(后易名为北京画院)和上海中国画院。无疑,京沪两地中国画院的创立,主要是为了汇集优秀国画家,振兴中国画的创作。
一九五七年五月北京中国画院率先成立,此时仍健在的齐白石出任名誉院长,叶恭绰任院长,陈半丁、于非闇、徐燕孙、崔子范任副院长。画院另成立有院务委员会,除前面几位外,出任副主任的还有叶浅予、胡佩衡、王雪涛、张仃、石鲁等。
上海中国画院一九五六年八月成立筹备委员会,赖少其为主任委员,傅抱石、潘天寿、唐云、王个簃、谢稚柳、吴湖帆、贺天健、刘海粟等十二人为委员。这一名单中,除上海画家外,还包括了南京的傅抱石、杭州的潘天寿,可见最初有意使上海画院汇集沪宁杭三地画家,这也可能与当时行政区划中仍设立华东局有关。
上海中国画院的正式成立是在一九六○年,丰子恺任院长,王个簃、贺天健、汤增桐任副院长。此时,华东局已撤消,故傅抱石、潘天寿均不在此列,画院也就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上海中国画院。
据我有限了解,上海美术界的文革小报的编辑出版比北京等地更为系统,如前文曾涉及到的关于丰子恺、齐白石的专辑,均出自上海。除此以外,从旧书网上见到过上海出版有一本直接针对上海中国画院的批判集《砸烂黑画院——毒画毒文毒诗毒章批判专辑(第五集)》(上艺司上海中国画院红旗革命造反队、工总司城建局水泥成品厂工人革命造反大队、上海业余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业革会》编印),即直接针对上海中国画院。彩色封面上,一只大手挥舞一支毛笔。
遗憾的是,我未获得此专辑。不过,这一缺憾,在另外一本刊物上得到弥补。由新北大《文化革命通讯》编辑部出版的该刊物第十六期(一九六七年八月)上,发表了一组《黑画剖析》,其作者为参与编辑《砸烂黑画院》一书的上海艺司中国画院红旗革命造反队,相信彼此之间有相似之处。
《黑画剖析》集中讨伐上海中国画院,从院长丰子恺,到画院其他重要人物,如王个簃、唐云、贺天健、吴湖帆、程十发等,少有幸免。关于丰子恺,我有另文专述,这里主要摘录对另外几位国画家批判的文字。
王个簃是副院长,文中配发他的《扫尘图》并写道:“一九六五年筹备国庆画展的观摩会上,王个簃抛出此毒画,当时群众就纷纷提出意见,才使此画未正式展出。王个簃为什么把扫帚与毛选放在一起?”
这样介绍唐云:“是国画界的新老头子.画院业务室主任。”发表他的《白眼小鸡》并写道:“唐云向以研究明末画家石涛八大自负,极力宣扬和歌颂他们的所谓‘故国之思’、‘亡国之痛’和‘傲岸不屈,磊落不羁的个性’以及‘对当时统治阶级的对抗情绪’.这幅仿八大画法的‘小鸡’图,个个都是白眼向上,怒目而视,充分暴露了唐云对社会主义现实生活的极端阴暗的心理和刻骨的仇恨。”
这样介绍贺天健:“一个极其狂妄的‘老子天下第一’的资产阶级‘权威’老爷。画院副院长。”发表他的《目送飞鸿图》并写道:“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国内外反动派蠢蠢欲动,贺天健炮制了大量的宣扬封建士大夫腐朽、没落、情调糜烂的毒画,什么李白、杜甫‘诗意’,什么《隔墙传曲》、《手弹五弦目送飞鸿》……厚古薄今,借古非今,麻痹人民革命斗志。……还为他开了个展。”
这样介绍吴湖帆:“清朝两广总督吴大徵的孙子。上海美协副主席。”发表他的《又红又专》并写道:“他抛出了这幅毒画,极尽了污蔑之能事。……咒骂又红又专的人才,都像烧焦的红砖头一样,是没有灵魂的。”
程十发是画院业务室副主任,但在《黑画剖析》中,除丰子恺之外,他的作品刊发数量最多,为四幅,并分别予以批判。关于《讳病忌医》写道:“与邓拓‘唱一个调子’,‘有病不承认’,‘日久难治疗,只因病根深’来诅咒我们伟大的党已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了。”关于连环画《李秀成》批判其“叛徒哲学”:“你看,在程十发笔下,李秀成这个大叛徒的形象是多么‘完美’,多么‘高大’!”关于连环画《海瑞的故事》写道:“画面上的这个威风凛凛的‘海青天’正在高唱:‘将我罢职理不公,有一日再居官重振纪纲。’反革命气焰何等嚣张!”
关于《调甥钟馗》写道:“程十发以画‘钟馗’著称,称得上是一个‘鬼画家’。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
对上海中国画院的批判,不限于创作领域,日常外事活动也包括在内。一九六八年三月,上海出版《外事批判》第七集为“坚决肃清文艺黑线在外事工作中的流毒”专号(发行组地址:上海巨鹿路845弄1号),十六开,铅印。其中发表《揭开旧上海画院在接待外宾工作中的黑幕》一文,作者署名“新画院革命造反队”。文章集中批判上海中国画院历年接待外宾的活动,这样写道:

自1956年开始,国画院还在筹建阶段,就开始接受接待外宾的任务,并列为对外开放的重点单位。1960年正式成立以来,接待的外宾先后不下四十次之多。接待的对象主要是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国家的所谓“专家”、“权威” ……
旧画院……在院内专门设立了一个外宾接待小组。接待小组组长就是画院第一号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程亚君。组员中有……程十发(每位画家前面的修饰语过于冗长且不堪入目,恕在此省略——引者),……吴湖帆, ……孙××。主要接待人员有……丰子恺, ……王个簃,……唐云,等等。一般接待人员中,除有时拉一二个青年同志作为陪衬外,其余的都是一些反动“权威”、封建遗老……请同志们看一看,这是一支多么触目惊心的“接待队伍”!
在接待时由我方人员进行“作画表现”……在所谓“作画表现”中,除掉宣扬封建主义、士大夫文人那套笔墨游戏的创作方法以外,所画内容都是些没有一丝一毫社会主义生活气息的东西,如唐云画“竹枝麻雀”、“竹笋”,王个簃画“石榴花”、“芙蓉”、“菊花”,朱屺嶦画“老少年”,吴××画“古装仕女”,程十发画“小孩”、“羊”、“傣族少女”等等,使之大量地流毒到国外。(此处“吴××”不知是否为吴湖帆——引者)

彻底否定画院的日常活动,将画院中的各位画家悉数拉出来亮相,是贬斥中国画的自然延伸,也是全国铺天盖地批判“文艺黑线”的高潮在美术界的重要表现。
走笔至此,对于我,至少有两个问题的历史脉络,逐渐变得清晰。
首先,中国画与油画的历史地位的替换。
在文革风暴席卷之下,传统的中国画,尤其是山水画、花鸟画,由于不能直接塑造伟人形象和工农兵形象,反映现实生活,因此,因齐白石受到高度评价而使国画家一度显赫风光的景象,转瞬间化为乌有,甚至中国画特有的笔墨技巧,也因其“黑”而被贬斥。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则是油画特别是人物画(包括中国画的人物画),却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得到了全国性的普及与推广。
此种状况,恐怕与江青在与中央美院教员的谈话中的一句话也有着直接关系。她说:“我平常油画看得多,很喜欢油画,它表现力很丰富。”当年情形的确耐人寻味。在数年时间里,油画独领风骚。譬如,一幅刘春华的油画作品《毛主席去安源》,风靡全国,把一个画种与一个时代的需求推到了极致。这里被推崇的油画艺术,当然既不是凡高、莫奈他们的印象派,也不是列宾的现实主义,备受重视的是油画塑造领袖伟大形象和英雄人物形象的宣传功能。文革期间举办的一系列美术展览,也大多突出人物画的创作,政治性明显大于艺术性。
历史往往也有意外收获。在文革风暴席卷的年代,油画功能的被青睐,则为众多青年带来了研习的契机。从工厂到学校,从城市到乡村,不少年轻的美术爱好者是从临摹伟人肖像、设计宣传墙报,开始踏上美术行程的,这为他们未来的发展做了铺垫。近三十年来,一些颇有成就的油画家,大都得益于当年的这一美术氛围和历史机遇。
第二 ,在文革初期批判“文艺黑线”时中国画面临的窘状,为一九七四年的“黑画事件”埋下了伏笔。
我在《追寻黑画事件始末》中曾写到,“黑画事件”的直接起因主要有三点。一,香港《七十年代》杂志,一九七三年发表了新访问大陆的旅美华人教授赵浩生的专访《李可染、吴作人谈齐白石》,二人以崇敬和怀念的心情回忆与齐白石的交往,高度评价齐白石的中国画艺术成就,其基调显然与文革风暴席卷时对齐白石的批判绝然不同;二,也在一九七三年,上海工艺美术公司为出口而出版了《中国画》样本予以推广,其中入选的画家,几乎囊括了曾被讨伐过的所有重要中国画画家,如李可染、潘天寿以及上海中国画院的“黑画家”们;三,与此同时,在北京,从“干校”回来的一批画家,在一九七三年前后重新受到青睐,被请到北京饭店和国际俱乐部,创作一批新作品供饭店陈列。
以上三件事情均在同一年发生,此时距美术界大批判告一段落的一九六八年,仅仅五年时间。中国画的地位又发生了逆转,曾被极力贬斥的画家们似乎一下子又风光起来。对于在文革中呼风唤雨、如今又酝酿开展批判“文艺黑线回潮”的人来说,把矛头重新对准中国画,实在是顺理成章的选择。五年伏笔,终于有机会浮出水面了。当代中国美术风云的一段历史,就如此这般,衔接延伸。

完稿于二○○八年九月二十七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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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心迹】

重庆武斗见闻日记

(五)
陈懋智 著
陈琳、陈仁德 整理
陈仁德、何蜀 注释

9.29
给得玖一信早饭后交邮,买松紧布一张亦随信交走。此信写了几天,对泸州武斗情况所听到的传说和大字报所记的都一一分抄回去了,琳儿来信也转抄回去。同时又给琳儿一信详告来渝路线并绘图说明,并主张去乐至等。
八哥21日给二哥信今日收到,信上曾提到9月17日收到我8月16日信,并告其淳弟兄及乐至文化革命运动情况。信上对我缺粮、缺钱问题只字未提。
中午同其渊出街碰见李光兰。李给我糖一把,又给四娃一把。四娃不爱清洁又脏又陋(注:“陋”系方言词,读阳平声,含脏、俗、贱之意)弄得我很难为情。
晚上41中(注:今已改回原名巴蜀中学)男女学生百余人去市委请愿抗议另一派杀人放火。
下午碰见忠县哑巴冯国山。上午会见杨白石。

9.30
昨夜车站发生持枪抢劫事件,警司武装戒严捕人,结果匪徒逃遁无踪。下午李二嫂为我买花生下酒。
收到三信。一是森儿8月14日写的并附相片。一是八哥9月19日来信。一是八弟来信。森儿信上主要谈他收支情况及身体病情。最近已出工得了工资1.25连病号工资共为32.55元,除伙食14元余10余元买了鞋子和东西。他说原来欠款已扣清。从相片上看比以前长好了。看了信和相很高兴。相片当即送给二哥摆在玻板下。八哥来信谓17日才收到我8月18日的去信。对我经济困难一句未提。对泸州武斗他说电报电话打不通,没有办法急亦无用。看了这信思想不很愉快。他竟对我去信所提问题拒而不谈。八弟信叫我去耍,又说国庆节他准备来重庆。
急忙写好森儿信,内容是8月1日-30日情况,主要的还是告诉他姐姐平安的喜讯。此信长近一万言。并告他我可能在10月20左右返家。明天国庆可惜天在下雨,不然明天进城耍耍多好。

10.1
半夜一二点街上人声鼎沸,一队一队的人拥向城里参加国庆游行。未天明我即起床倚窗探望。天又下着雨但参加的人仍冒雨入城。
上午花8分钱看了一场电影,毛主席第七次和八次接见红卫兵。可惜今天整天下雨未进城看庆祝国庆大会。
国庆节居民每人供肉半斤,李二哥家应买三斤肉。李二嫂会做,又是炖藕,又是回锅肉,又是盐菜肉。我前天打的半斤酒今天喝完。李并先为我端上下酒菜。李家老小对我的确太好。闲谈中讲到得玖当年来渝治病的情况。二哥说过南岸轮船接和去杨家坪进医院是怎么困难。惠荪说当时她去扶心里十分害怕。她说简直想不到九姑一下瘦成那个样,完全像个骷髅。至今想起仍有余悸,但出院时却长得红光满面,体重几达120斤。大家谈得津津有味莫不为她庆幸。又谈到森森,他们一致主张在阿坝不要离开,回家万一下乡怎么得了。一个也下乡两个也下乡。在阿坝住一段时间看有无其他调动。惠荪说我要给他去封信劝他。大家对我家老小十分关心。
下雨无聊把忠县、壤塘来信再复看一遍,对忠县文化革命进展更进一步弄清了。
惠荪午觉起来说她做梦和陈琳一起去站轮子买肉,醒后才是个梦。
下午又摆龙门阵谈家常,主要谈我们家里的生活。他们很羡慕忠县小菜便宜。
我估计十弟已经返渝,可能一二日内要来找我。我打算待琳儿返来同去北碚北泉耍一耍,来去步行可能花不了多少钱。

10.2
晚9点去火车站接8点35分到站的成都快车,怕琳万一来了,结果未接到。
街上又有泸州的大字报,我已无心看它,只注意其中一句“仍围在255厂一带”就放心了。明天拟给秀侄一信。

10.3
上午得十弟9月28日自蓉寄来5元,在附言上写9月3日及21日信27日收到,8月10日信未收到。五嫂9月10日及9月13日分别在25及27日收到。昨日下午发电忠县报平安(昨天才通电报)。电文:智、琳、储、镡、琼、兰、钊均安,灏故,新。26日才去惠兰处(当天才通车)知灏(三哥大儿)为流弹毙死。今给你汇5元作零用。粮用信寄来(即发)。重庆现平静那就不急于回去,安心耍耍以资弥补。□来信告渝及大渡口情况。
汇款于下午取回。十弟对我的确太好,但我决不再去大渡口。
淑兰的儿子何中伟何中信弟兄二人今日由壁山来。他在成都市物资局工作(盐市口)晚饭后一直摆家常到深夜10点后。
给秀侄一信未写完。

10.4
上午天气很好,陪二哥去新建落成的向阳隧道观光,他行行歇歇比较吃力。现洞内电灯全开日夜不熄。想到李二哥今年才78岁,要是父亲还健在人间,还只有77岁,尚能同来一游是何等乐趣。
秀侄信中午写成投邮是寄航空。
12点半去宽银幕电影院看《红太阳照亮了芭蕾舞台》。其涵天亮就去站轮子,但还几乎没买到。何中伟等下午同去两路口一带散步,何拟明日返壁山。5点左右街上有10辆汽车载着昨晚被815派打死的吴云龙尸体及送葬者沿着两路口入市中区,这样的游行我还是第一次(看)。
晚去火车站看陈琳未遇。
有个六七十岁的老婆婆白天黑夜都在街上要她的女儿,昨晚深夜几乎喊到天亮。她喃喃自语的说:你抓去几天了嘛,还不放出来,快放呀——。她的女儿是个干部,前一向被另一派抓去迄今未回。也是一幕惨剧。

10.5
天未明即起身送中伟弟兄去车站返壁山,其涵亦同去。他们坚决要我去壁山,我没有多的钱始终未去。
上午同李二哥去街心花园散步。我很想进城,又怕有信来,又怕陈琳来。午饭后才进城。在解放碑曲艺社(注:应为山城曲艺场,是重庆市曲艺团的演出剧场)看了罗广斌的叛党展览(注:罗广斌,重庆市文联创作员,长篇小说《红岩》主要作者。因在文革中参加造反并卷入重庆造反派的两派冲突,1967年2月5日被八一五派绑架,2月10日在关押地跳楼自杀。支持罗广斌的反到底派认定罗是被“黑市委”和八一五派“谋害”,在北京进行控诉、宣传。为此,八一五派举办了介绍罗广斌自杀现场及“揭露”其“反动家庭出身”等情况的展览。曾于1967年夏秋间在北京流动展出),对其家庭情况等介绍还比较详细。又在解放碑看北京对王光美的审问记录(注:指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印发的《三审王光美》)很有意义,可惜全文太长记不了许多。观者拥塞不通。解放碑附近商店已在开门了。

10.6
上午给储德一信,详告10月1―5日琐事,并附罗广斌专刊等交印刷寄去,信内谈到李家对他的评论和近来生活等等。
下午进城在李成玉家晚饭,来去都是走路,到牛角沱已是七点。李家老小等得我要死,急坏了都在窗口看我。他们弄到三张体育馆的晚会票是7点开演。我一回来还不等吃饭就忙着往体育馆走去。这是多不容易的机会,怎么陈琳不来嘛,要是她能来看看太好了。演出节目多为歌唱,中有男高音独唱很好。泸州船仍未通航。
返来已10点过,街上那个李老婆婆又在要她的女儿,喊来喊去十分可怜。
815派深夜还坐着汽车大喊砸派打死人的口号。

10.7
接十弟5日自大渡口来信已于昨日安全返家。
李二嫂以一元三角一两的代价在地摊上买回天麻一两,经同院医生证明买的天麻完全是洋芋制成,冒充天麻欺骗群众。今天看见一个卖西藏麝香丸的,本来就围了不少人,突然来一类似干部的青年对所卖麝香丸表示怀疑,他说他就是从拉萨来的,那里都不容易买到,他很吃力也才买到一二十颗。接着又说此药的功效并作试验。结果认为是真,并出二元买一颗。这一来买的人相当多。我怀疑这个从拉萨来的人定是同卖药人勾搭一伙的。并故意来牵生意的。
夜去火车站问成都快车误点要11点才到。

10.8
早饭后徒步去沙坪坝。走一趟往返约有30里。如乘汽车往返车票共4角。从8点46分出发,回来已是1点15分。走了4个半钟头。中间在红岩纪念馆参观约近一小时,并买了一枚纪念章。馆内是当年抗战时期中央首长毛主席,周总理等的办公室和寝室等,很有价值。因武斗后初开放参观者不多。在沙坪坝也绕了一个圈,去问了到北碚车的情况。由沙坪坝去北碚车费9角。去井口2角6分。开车时间上午8―15。我今天来走一趟主要是看我能不能走到北碚。如以票价计算渝至北碚要一元一角,相当到沙坪坝5个半远。我估计来沙坪坝要一点50分钟,按此折算要整整10个钟头。待陈琳来后决定去,万一走到半路不能走就乘车。返来脚还有些酸痛。下午又去两路口一带看大字报。泸州大字报又到处贴遍,红联站、红旗派均有。
陈琳无来信,又有些令人担心了。

10.9
上午给琳儿一信,详告旅途中上下车买票情况及应注意事项并绘简易示意图。一为去乐至路线及里程图,一为菜园坝火车站到嘉陵路隧洞图,一为成都八妹宿舍路线图。同时又写了发电报的稿子。什么事都写得清清楚楚。信仍交宜宾。交信时间是中午12点。
下午三点收到三封来信。
一是琳儿从内江红旗公社红光林业队寄来。主要说她随外婆、大红、二红已于9月24日到宜宾,10月3日又到内江。她很不愿意在内江,又不想去乐至。想到几个月未见家里亲人,十分想念。还说我不给她去信。又说大红、二红欺负她。刚才把信交了,又接她来信。她在内江又住不了几天,不能不急忙回信交内江。于是又把上午写的再重复一遍。并赶写于下午5点前交邮。
一是十弟9月29日自成都来信。并附来5斤粮票。
另一信是家里来的,告托张某带来肉一坛,见信后速去张家花园张开文家取。我随即去取来。因时间久了怕变味。同时带来的有陈琳的毛线衣服和我的制服等。打开一看果然有点发霉了。十弟来信中还附来得玖9月11日来信。

10.10
昨天给琳儿一信恐邮局时间久了又收不到,她在内江着急,上午又写了一封内容一样的信。贴好邮票拿到火车站去,找内江专车乘客带到内江投邮,争取时间快点收到。但这是很不可靠的,要是这个人不可靠也可能不帮忙交,甚至把邮票吞了。
下午一点半正在给家里写信,突然仁德来了,真是喜出望外。徐诚也同他一船来的,我们一道去火车站找到徐诚,一直谈到晚上11点开车才走。我托徐诚去内江住一天,将毛线衣给她带去。只是红旗公社不知隔城有多远。同时又给琳一信托徐带去,信力主去乐至。并由徐一道乘火车去资阳。徐完全答应。如红旗公社距离不远,明天中午即能会到。不知琳儿会高兴到什么样子。我也很高兴。

10.11
早上8点还未吃早饭,忽然十弟来了。他是昨天才收到我的信,特来接我转大渡口。饭后同十弟、仁德同去嘉陵江大桥、体育馆看武斗中战死的烈士墓,又沿两路口进城,在太平门吃饭。十弟远由成都带来的牛肉也带了一坨来城。我们又喝了酒,喝二两酒就有点醉了。我们沿着南区公路走到菜园坝,又去参观了新建落成的隧洞,并由此去李二哥家,将衣服等一并带走。在两路口乘车至大坪再慢步经杨家坪返大渡口,一路看当时武斗毁坏的房屋建筑等。往来行人已多,较我8月30日过杨家坪情况大有不同,一路大谈当时所见。
晚饭吃小白菜绿豆汤,仁德说小菜味很好,在家没这样吃过,并谈家里常吃红苕叶。听了心里十分难过,不知得玖怎么在拖。晚与十弟闲谈到深夜。

10.12
晨七点半他们去上班。我和仁德午饭后去新山村、跃进村等处散步至四时始回。夜饭前十弟又取出最后所余牛肉,买酒共酌。
下午同仁德一道去托儿所看琼、渝两侄,很乖,两侄一见我去,连声大叫“五伯伯来了”。我带去两个饼子,分给一个。耍约10分钟遂离走。
夜与十弟闲谈至11点左右就寝。

10.13
竟日大雨。广播说中午12点张思德的妈妈(注:张思德,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提到的八路军战士。文革中此文与毛氏另两文《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成为人人必读的“老三篇”,因此张思德之名深入人心。其母刘光友当时被四川省南充地区“临联”派推为代表到重庆对八一五派进行慰问)将来重钢,号召大家去李子林迎接。我同仁德亦于十点半到李子林,谁知候到12点后仍无消息遂返寓。下午5点十弟下班回来说迎接的人还在那等,一直未来。
十弟给秀侄一信今午发出。
晚上广播明天大田湾斗争李井泉、任白戈,早上5点就要起床集合。我和仁德很想去,但不知明日下雨否。夜闲谈至11点入睡。

10.14
晨5点就有人呼喊集合。早饭后十弟去垭口弄好了汽车,我同十弟、仁德同车进城。时已10点左右,两路口一带车辆密集,无数红旗汇集如林,参加斗争会的人如潮水一般涌向大田湾广场,不少车子因不能通过而停驶。我们随重钢队伍入场。天雨泥泞,看台四周早已站满约40万左右。我们还幸而挤至台前。延至12点才正式开会,但主席台宣布李井泉因成都在斗不能来。结果只来了任白戈、辛易之、廖苏华、孙先余、余跃泽五人。每人各挂长牌一块,上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出场时由解放军押入,双手反拉,头发被抓向后仰。摄影者紧紧围住。任白戈入场时还是用敞蓬汽车载来的。数十万人齐喊打倒,情绪至为激昂。我们看到1点后就走了。
离城后恐有信、电交李家,遂叫仁德去看。果然有琳儿电报,一通电文:重庆嘉陵路39号李得钊琳到。发电日期是11日13点,收报日期是14日15点35分,计有两天多。算来徐诚还未到内江她就走了,真是急人。电报系从乐至打来,当然已平安到乐至了。这一来又放心了。惠荪等误为是来重庆,连续两天都去火车站接候。
我同十弟、仁德走路回渝钢村,沿途看武斗中杨家坪及附近所毁房屋,边走边谈不觉脚软。

10.15
今日天晴路仍泞滑。上午8点同仁德经煤焦油厂、鱼鳅浩、至九龙坡火车站乘坐火车,仁德还是小时乘火车来过大渡口。上下车时查票十分马虎,上车后还勉强得一座位。到重庆站是12点正,计乘坐11分钟,仁德也算了一心愿。下车后经隧洞至二哥家并午饭。近三点步行返渝钢村。从4点在两路口出发,6点半走到计走2个半小时。三点一刻还去宽银幕电影院看了新闻片。每票5分。
今日礼拜即重钢礼拜六。琼、渝德两儿从幼儿园回家。一见我连声五伯五伯喊个不止,比起外人究竟不同。夜与十弟谈家常。

10.16
早起十弟取出存放已有几月的“爆烟肉”一块烧来今天吃。中午十弟同仁德去挑煤炭200斤。早上吃面我和仁德每人最少吃7两。仁德说:“在家没有吃过这样好的味”。夜饭又买了酒。我脚因昨天走路小伤今日现红肿,酒后几乎不能举步。饭后同仁德同去垭口附近散步谈家常。十弟晚上办公至11点入睡。我们商量拟给家里去信,设法给琳儿办一证明来渝凭以办票。

10.17
给家里一信主要谈琳儿去乐至,其次谈储德返家问题,秀侄9月3日至昆明来信等。信上又着重谈到为琳儿去有关部门办证明事,信写好贴上邮票同仁德去邮局投交。突发现信壳上一字未写,如就此交邮才大闹笑话。当由仁德在邮局添上。

10.18
早饭后同十弟、仁德乘车至刘家坝(注:重钢五厂所在地)看炼钢、轧钢。适检修机器停工。十弟同仁德曾爬至机房屋顶,在行车上慢步参观。11点在厂内午饭后经马桑溪步行至大渡口,进入重钢厂房。十弟带到轧钢车间、铸钢车间、炼铁车间、炼钢车间、焦化车间,一一参观。最为奇特的是轧钢生产过程。一坨一坨的钢坯塞进炉内,旋即熔成火红的一坨钢。再来回用机器送入大小不一的孔道,反复几次最后即成钢轨或钢板。制成后又送至轧刀处将钢板切成规格一致的长方形钢板。一切都是自动化。这些机器有的德国产,有的苏联产。有的是远在满清政府遗留下来的。但绝大部分是新制。这样大型炼钢设备在世界上还是少有的。我们在厂内走来走去想看“出钢”,即钢水喷出,始终未碰上。近6点脚已转软,遂同仁德返寓。
我与琳儿一信,促其从速返渝,仁德亦同时写信告近状。十弟又提出宜早回县怕武斗又重演交通困难。不管怎样拟待琳来后再一同返县。

10.19
今日来渝正好4个月。9点又同仁德去大坪乘车至两路口,并将昨夜写好的信和部分传单带到城里交邮。刚至李二哥家即听得储德口音,果然他刚从成都转来才下火车。我见他真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一家人又团圆了,忧的是今后生活怎么办。他在成都曾会见徐诚。据说是徐去内江约琳儿一道去资阳转车到乐至的。红旗公社离内江县城很近。但徐是12日到成都,11日曾与琳在资阳候车至天明。徐先上火车,琳儿是天明后才乘货车去的。照此也是12日到的乐至,为什么来电说11日就到了呢。显系电文有错。琳儿到乐至后已给徐诚去过信。并请徐电知忠县和我。又叫森儿定去乐至。本来是准备去乐至的,后因车票不能延期只好直接来渝。17日曾去电乐至促琳速来渝返忠。可能在22日左右即会来渝。森儿很想早点回去看妈妈。不愿在重庆多留。我的意见不管怎样都是等一道返家。午饭后同森、仁两儿经大溪沟入城。

10.20
早饭后同储、仁两儿步行入城至两路口,正遇815派在大田湾开大会,广场内外约有与会者近50万人,车塞于途又忽下大雨。储、仁两儿去火车站取回背包一个(约重50斤的大背包)。顺便接琳儿。下午连续大雨。大会队伍在大雨中结束,在上清寺候车返回,直到5点还未走通,男女老幼挤来拥去爬车争车倒也好看,几个钟头汽车鸣笛声一秒钟都未稍停。

10.22
我父子三人早饭后沿马路去市中区,经和平隧洞去较场口,再至刘玉如家。刘坚留我父子三人吃午饭,表现十分亲热。刘又托我在忠县买油或肉给她的妹妹刘济美寄去。通讯处:沈阳401业余工学院。又去李成玉家。适有得玖来信及衣服一包,由陈英德(注:作者侄女)带来。陈前天过此去成都。信内说眼病越加严重,拟来渝治疗。当即复信可速来治。尤其是储德更急,巴不得立即返忠看妈妈。
市内今天又有游行,我们急忙避走怕出事。

10.23
上午我与储、仁两儿去李成玉家耍了一阵,又沿南区马路至火车站。仁德在广场看卖打药很起劲。返上清寺仍不见琳到。下午2点半又步行至红岩村参观。红岩革命纪念馆颇具历史意义,直到5点半才尽兴而返。休息时并取出储德带回的国内著名“金川雪梨”两枚分而食之,味甜美质细嫩。返上清寺已6点半钟。
有人说今天好几处又打起来了,包括大溪沟、朝天门等地。

10.24
同储、仁两儿去红岭公园(注:即鹅岭公园,文革中“破四旧”时改名)参观,红岭公园进驻解放军很多,游人很少。储、仁两儿坐在红星亭上俯视两江及公路,犹如在天空一般,嘉陵江大桥就像一根腰带紧束江腰。又饱赏了园内花果林木。约12点离园,经大坪去杨家坪。又适遇谢家湾一带发生两派打架。一派开追悼会,汽车上有棺木十余具花圈白花不少。为了避免危险我们绕小路至石坪桥,又顺便去西区公园参观。园内动物已不如以往多,如虎、狮、鱼等,但我见到了从未见过的熊猫。仁德最感兴趣。
近5点才转渝钢村,十弟对我们很好。夜饭后又同去山头看重钢夜景。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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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资料】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常委名单
(补充修订版)
(1968年9月5日成立)

按:本刊上期发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常委名单后,收到瑞典汉学家、文革学家沈迈克寄来他收存的新疆红二司,新疆红卫兵报编辑部1968年10月编辑印刷的《关于新疆问题中共中央文件及中央首长的讲话汇编》一书第98—99页上刊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常委名单,其中一些内容是我刊这个名单中没有的,有些与我刊名单有出入;另外,新疆读者陈伍国也来信,根据他所查阅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组织史,提出了一些补充修订意见。现将按照沈迈克提供的名单和陈伍国提供的意见补充修订后的名单重新发表以供研究者参考。因当时结合进革委会的军人和领导干部均系中共党员,故不再特别注明,只对群众代表中的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加以注明。
我们刊登的这类资料,都希望得到知情人的指正,使之更臻完善准确。也希望有心人为我们提供各类资料。

主任——
龙书金,58岁,汉族,湖南茶陵人,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农民。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湖南省军区司令员、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副主任——
王恩茂,55岁,汉族,江西永新人,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学生。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
赛福鼎•艾则孜,54岁,维族,新疆阿图什人。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份学生。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第二书记,新疆军区副司令员
郭鹏,58岁,汉族,湖南醴陵人。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雇农。新疆军区副司令员
裴周玉,55岁,汉族,湖南平江人。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贫农。新疆军区副政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政委
李全春,49岁,汉族,四川广元人。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中农。空军第九军政委
杨立业,32岁,汉族,山东泰安人,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学生。新疆十月拖拉机厂工人,新疆“三新”派“新工总”(新疆职工总司)负责人,中共党员
胡良才,30岁,汉族,河北馆陶人,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农民。新疆八一钢铁厂车间党支部书记,钳工,新疆“三促”派乌鲁木齐地区“工促会”(工代会促进会)负责人,中共党员
孜牙,30岁,哈萨克族,家庭出身贫牧民,本人成份牧工。乌鲁木齐东风人民公社牧民。中共党员
吴巨轮(文革中一度改名为胡乱闯),25岁,汉族,山东兖州人,家庭出身工人,本人成份学生。新疆大学数学系学生,“三新”派“红二司”(红色革命造反司令部)负责人,共青团员
常委——
谭开云,54岁,汉族,江西永新人。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学徒。新疆军区副政委
曹达诺夫•扎依尔,48岁,维族,新疆伊宁人。家庭出身小手工业,本人成份职员。新疆军区副政委
杜海林,50岁,汉族,四川广元人。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贫农。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员
张英明,50岁,汉族,山西灵石人。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学生。新疆军区后勤部长
李昭明,52岁,汉族,山西定襄人。家庭出身富农,本人成份学生。伊犁军区副政委
王善良,41岁,汉族,山东临沂人。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学生。空军第八航校副政委
铁木尔•达瓦买提,43岁,维族,新疆托克逊人。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农民。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委副主席
王振东,53岁,汉族,河北饶阳人。家庭出身雇农,本人成份农民。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副参谋长
何全志,52岁,汉族,河北深泽人。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农民。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工部政治部副主任
司马义•艾买提,32岁,维族,新疆策勒人。家庭出身贫民,本人成份学生。原自治区人委文教办公室副主任
蒋慕竹,35岁,汉族,江苏射阳人。家庭出身下中农,本人成份学生。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团委副书记
孙世禄,34岁,汉族,河南西平人。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工人。八一钢铁厂工人,中共党员
色依提,31岁,维族,新疆莎车人。家庭出身下中农,本人成份工人。新疆第一配件厂工人,中共党员
玛丽亚汗,女,28岁,维族,新疆哈密人。家庭出身下中农,本人成份学生。新疆七一棉纺织厂工人,共青团员
戴甲弟,35岁,汉族,河北南皮人。家庭出身富农,本人成份学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厅油运司政治指导员,中共党员
于立友,23岁,汉族,山东文登人。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学生。乌鲁木齐西郊农场拖拉机手,共青团员
孔得空,女,41岁,蒙族,新疆博乐人。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牧民。博乐县胜利公社前进大队牧民,中共党员
吴占魁,25岁,汉族,北京人。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学生。新疆大学学生,共青团员
杨贵尧,18岁,汉族,河北隆饶人。家庭出身工人,本人成份学生。乌鲁木齐一中学生,红二司代表,共青团员
骆建新,21岁,汉族,新疆玛纳斯人。家庭出身雇农,本人成份学生。乌鲁木齐实验中学学生,三促两红代表,共青团员
王建中,23岁,汉族,河南项城人。家庭出身工人,本人成份学生。新疆八一农学院学生,共青团员
鲍明海,28岁,汉族,山东德州人。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学生。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党办秘书,中共党员
蔡本发,28岁,汉族,安徽巢县人。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农民。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通用机械厂代理科长,共青团员

注:当时新疆群众组织两大派,一派是以红二司为代表的“三新”派,另一派是被红二司及首都红代会等视为保守派的“三促”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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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读往来】

1、沈迈克先生在将新疆革委会常委名单电传本刊的同时,函告编者:在他搜集的资料中,尚有保定地区革委会和保定市革委会成员的名单。这两个名单中记载了革委会成员的年龄、民族、性别、出身、文革前和当时担任的职务及工作单位等信息。他愿意将其交本刊发表,以公之学界,为文革研究所用。他的朋友,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历史系副教授杰米•布朗(Jeremy Brown)保存有河北和天津革命委员会成员的名单。如本刊需要,他愿意代为联系。本刊对沈迈克先生的大力帮助深表感谢。将在适当的时候,登载沈先生提供之名单。并望沈先生在方便之时,代向杰米•布朗先生致意及联系有关事宜。

2、徐泥先生来信询问:“香港中文大出版了十卷本的国史,其中文革十年分为六卷、七卷和八卷。为什么贵刊只搞八卷的笔谈,而置六、七卷于不顾?”编者兹复如下:《记忆》之所以笔谈八卷,是因为当时只能买到八卷。本刊拟在国史笔谈八卷之后,即开展对六卷的笔谈。俟七卷出版后,本刊亦会同等对待。

3、丁东先生向本刊推荐《炎黄春秋》副主编杨继绳所著《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一书(香港天地图书出版,2008年),希望本刊就此书展开讨论或笔谈。本刊接受这一建议,希望读者踊跃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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