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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内容
 文章标题 : 《记忆》第五期
帖子发表于 : 周日 3月 01, 2009 10:5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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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 憶               2008年10月16日
REMEMBRANCE       第五期
                  2008年9月13日创刊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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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书评与序跋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沈迈克 《毛泽东最后的革命》序言
吴茂华 现实与荒诞——读周孜仁《红卫兵小报主编自述》

蓦然回首
方子奋 我被抓上“一打三反”公判大会
谢声显 王教授的噩梦

昨日心迹
陈懋智 重庆武斗见闻日记(三)

故纸堆
杨老玖 了解平民生活的文革文献——介绍上海市革委会《接待通讯》
姜东平 对一个自杀未遂者的批斗会记录
中国革命音协、中国音乐出版社全体革命同志 谁反对我们歌颂毛主席,谁就是我们的敌人

简讯
宗 迅 介绍几种电子刊物
樵 余 “文革第一文艺刊物”《朝霞》主编陈冀德回忆录《生逢其时》出版
渔歌子 原“中央文革记者”邢文举的回忆值得一读

小资料
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名单

编读往来
1、王里谈文革 2、庄女士读后感 3、向宏赠诗:七律•读《记忆》有感 4、编者致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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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与序跋】

《毛泽东最后的革命》序言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
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 著

按:此序言是两位作者合写的,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写的前一部分,沈迈克写的后一部分。为了满足本刊之需,唐少杰先生向台湾左岸文化出版有限公司,沈迈克先生向哈佛大学出版社做了多次联系。终得出版方同意,使此序如愿刊出。谨此鸣谢。

本书酝酿了很长时间。在中国发生文革(1966—1976年)之际,我开始主要为英国的多家报纸、杂志、学术期刊以及英国广播公司(BBC)电视台和电台撰写报道。1968年,我开始研究这场政治动乱的起源。三十年后,我出版了这套三卷本著作的最后一卷。与此同时,我来到哈佛任教,八十年代中期,在我到哈佛后不久,一位非常杰出的历史学家要我在哈佛核心课程的“历史研究B”门类内开设一门有关文革的课程。这一门类的宗旨是:“重点研读某些重大历史事件或变化的文本细节……提供充足的时间,以便对原始材料进行精心的研究。”我的同事对我说,该课程的设想是以文献为主,不带一丝感情,使之有可能更为客观。我向他解释道,可靠的原始材料非常之少,在中国,甚至在西方的部分汉学家中间,人们对文革的十年动乱的喜怒爱憎之情仍然是挥之不去。然而,此时我开始与费正清共同编辑《剑桥中国史》的最后两卷,这两卷写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我撰写了涵盖文革大部分历史的一个章节,最后我觉得我还可以教授这一课程。这门课程出人意料地受到了欢迎,课上必须向学生们提供一本阅读材料。我在准备材料时发现大多数英语文献都是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写成的,主要依据的是毛泽东及其获胜的左派盟友在文革中发布的材料。此时重要的中文材料终于开始出现,它们依违于毛泽东主义的激进派和邓小平时代的幸存者之间,提供了一幅更为完整的历史图景。1987年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一次会议上,与会者受到了这些材料的启发,其成果刊于威廉•A•约瑟夫(William A. Joseph)、黄佩华(Christine P.W. Wong)、崔大伟(David Zweig)编辑的《关于文革的新观点》(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ambridge, Mass.;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1991)一书中。但是上述中文新材料对于听我课的大多数不谙中文的大学生来说没有用处。
1991年到1997年,社会学家魏昂德(Andrew Walder,现在斯坦福)、人类学家詹姆斯•沃森(James L. Watson)和我在罗斯基金会(The Luce Foundation)的资助下,运作了一个有关文革的计划。这让我们得以把一批西方学者和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带到了费正清中心。这个计划包括一场由魏昂德于1996年7月在香港科技大学主持召开的“回顾文革”的会议。
在费正清中心参加该计划的西方学者中有一人正是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此前他在我们这里做博士后时关于文革的政治研究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迈克在文革的最后一年在中国上过学,他集卓越的语言技巧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于一身,具有敏锐的嗅觉,能够在中国城市的旧货市场上找到鲜为人知却很有吸引力的材料。
迈克和我就如何处理急剧增加的中文资料展开了讨论。我们决定撰写一部文革史,以更好地服务于广泛的学术和学生共同体以及更多的普通读者。这部书就是这个决定的结果。迈克撰写了大多数章节的第一稿,以后又数易其稿。在剑桥、斯德哥尔摩——迈克在那里负责召集一个国际性的文革会议——和隆德大学的行政职责拖延了一些时间。但是,其它机构重新表现出来的对文革的学术兴趣在激励着我们;我们都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为期一年的文革研究班讨讨会上做了讲演。
2003年春天,迈克和我利用了拉德克利夫学院由凯瑟琳•纽曼(Katherine Newman,时任社会科学主任)主持,菲莉斯•斯杰姆林(Phyllis Strimling)管理的富有创新的“探索性研讨会计划”提供的机会。我们把完整的文稿(虽然还不是定稿)呈给了默尔•戈德曼(Merle Goldman)、南希•赫斯特(Nancy Hearst)、德怀特•珀金斯(Dwight Perkins)、裴宜理(Elizabeth Perry)、白鲁恂(Lucian Pye)、安东尼•塞奇(Anthony Saich)、斯图尔特•施拉姆(Stuart Schram)、罗斯•特里尔(Ross Terrill)和魏昂德审读,他们博学而深刻的评论让本书受益匪浅。作为费正清中心的图书管理员,南希•赫斯特每年都要去北京采访图书,拥有无可匹敌的人脉资源,她向我提供了最新的书籍和杂志;她后来又鼎力襄助,检查文本,调整注释,编撰书目,把英国英语的用法转变成美国英语。维克多•施(Victor Shih)通读了大量近期的中国党史研究杂志,向我提供了很出色也很有用的相关论文的摘要。在访华期间,我有幸与少数几位中国历史学家——我们在注释中提到了他们有关文革的著作——甚至有一、两位亲身参与重大事件的当事人进行了讨论。
我最后把我们的稿子交给了哈佛大学出版社(HUP)历史和社会科学编辑凯思琳•麦克德莫特(Kathleen McDermott),她巧妙地掩饰了自己的反应——大吃一惊抑或是如释重负——看上去很高兴。在得到两位匿名的评审人——我们非常感谢他们——肯定的反馈和建议后,她启动了哈佛大学出版社让人印象深刻的出版机制。伊丽莎白•吉尔伯特(Elizabeth Gilbert)热忱地管理着整个项目,安•霍桑(Ann Hawthorne)高效而有耐心地按时完成了书稿的编辑。索引出自安妮•霍尔姆斯(Anne Holmes)的熟练而又专业之手。在此,我谨代表迈克和我本人,向他们表示最衷心的感谢。这一感谢同样要献给为本书的付梓与问世付出心血的哈佛大学出版社的所有工作人员。现在,该轮到迈克了……”
……在罗德【罗德里克• 麦克法夸尔的简称——译注】开始研究文革起源的时候,我还在上高中,梦想着有一天能成为杰克•凯鲁亚克小说《达摩流浪者》(Dharma Bums)中“垮掉的一代”的唐诗翻译者。八年后,校园的广播喇叭告诉我们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十个春天”,此时的我正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观察毛主义风格的群众政治究竟是什么样的。我决没有想过有朝一日我会与人一起撰写一部文革史。在整个八十年代,我在欧洲和北美进行学术研究,先是中国大跃进,接着是共产党的宣传和提法问题,我的上海经历只是向我提供了无数多多少少让人感到震惊的故事,让我在聚会上能够压倒那些在主席去世后才到中国去的美国学生。
当罗德邀请我与他合著这部书的时候,我十分激动,能够与一位我在学术上景仰的人联袂写作,想到这一点就令我陶醉不已。在经过这么多年后,我最终可以回到“作为历史”的文革。我没有意识到,由于我们两人都是完美主义者,我们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在自己设定的最后期限前完成书稿,更不用说哈佛大学出版社给我们设定的最后交稿期限了。但是如果这本书大大延期交稿的话,肯定会有更多的材料加以丰富,我们想这会比过早问世好得多。
感谢瑞典研究基金会(VR)及其前身瑞典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基金会(HSFR)对于我的研究的慷慨资助。特别要感谢参与瑞典研究基金会“共产主义政权历史”研究项目的同事们,他们给了我巨大的灵感和知识激励。许多中国人——当事人,受害者,作恶者,杰出的分析家,叙述者,故意撒谎者,耐心的亲友,客气的陌生人——与我分享了他们的经历和洞见,我从中受益匪浅,我对他们的感谢是难以言表的。
我们知道,不管我们读了多少东西,采访了多少人,新的材料还将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其中部分可能会改变我们的判断。即使有一天所有的档案都公诸于世,未解之谜仍然存在。不过,到那时,也许中国的历史学家不但可以自由地叙述文革中发生的事情——少数人已经这样做了,而且做得那么好——甚至还可以对这些事件进行评价和辩论,再也不用受党的政策一刀切的限制。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
沈迈克

(译自“Mao’s Last Revolution”, pp. ix-xii,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唐少杰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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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与序跋】

现实与荒诞
——读周孜仁《红卫兵小报主编自述》

吴茂华

我素来不喜读武侠小说,反感其莫明其妙、无休止的打打杀杀,对于那些武功盖世、横行江湖一不留神就手刃仇人的暴力好汉尤不认同。清人笔下的旧武侠如展昭、黄天霸之流,虽然也是身在江湖,心存魏阙,但总还有几分锄暴安良、反抗专制的意味。而在当代许多新武侠作品中,侠客们与人生社会越来越毫无关联,整日沉溺于自己营造的江湖武林中,今日比武,明日论剑,这派掌门与那派头领明枪暗箭、施计下药,充满了权谋算计的野心。其中成败得失、琐屑无聊的恩怨毫无是非可言,很难看出其中有什么积极意义或正面价值来。
近读一本当代历史纪实书,材料、场景真实得铁板上钉钉,而我却恍然间读出武侠式的虚鸾假凤来。这本书叫《红卫兵小报主编自述》,记录了文革时期重庆群众组织成立发展的渊源、以及武斗的方方面面。那不仅是中国人打中国人,更是在并无外侮内患的和平年代,由当政的统治者唆使底层百姓的残杀格斗,乃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观。作者周孜仁先生不仅是亲历者,更由于他当时任《8•15战报》主编的身份,掌握了大量一手资料,翔实生动地写出当时动荡混乱的社会政治局面。文革发动的第二年,全国武斗开始,起初还是钢钎棍棒,后来发展到机枪大炮,杀得神州天昏地暗,千万生灵涂炭。各地群众造反组织之间血火相拼是惨酷真实的,可大小战争的具体理由却是荒谬而虚妄的,最多应照了上面龙言一句:“要武嘛!”或者凤语:“小青年,爱玩枪”什么的。重庆的武斗在全国是首屈一指的,不仅是因战火激烈、死伤人多,还在于军队的直接、幕后的参与,使武斗的规模更为巨大、时间更为持久,过程更为残酷。
翻开该书扉页,光看目录标题,一股血腥味就扑面而来。“我所经历的六五大血案”、“七月,血火初起的山城”、“战报创刊和一二•四血案”、“战火中的社会生活”“沙市纱厂历险记”、“我记忆中的死者”……这些是1967年重庆武斗在一小段时间内的零星片断,被作者目力所及有幸记录下来。那么扩至全四川、全国呢?在当时960万平方公里山河一片血红的形势下,群众派系发生武斗事件无论是规模大小、死伤人数简直不可考,永远都是一笔糊涂账。1966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他对前来贺寿的中央文革秀才们说了一句“祝贺全国全面内战!”真乃雄韬伟略,巨人一挥手,“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
冷静的叙述后面是血山火海、断垣残壁,百姓尸骨横飞山河破碎,“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啊!文革过去四十多年了,不管是猛士还是懦夫,我们今天都有责任正视这淋漓的鲜血。
正因为书中叙写得过分详尽,群众组织两派打杀的血腥场面记录得太可怕,面对这历史本相真貌,我读来却禁不住产生出一股极强烈的荒诞之感。似乎这不是什么死了千万人的文革动乱,而是金庸笔下的来去无踪的侠客们于刀光剑影中的打杀。譬如重庆八一五派与砸派之间有何清楚明白的恩怨是非呢?使他们在自己的家门前真刀真枪打得骨血横飞、日月无光。这和武林中的嵩山派、青城派、什么全真教、铁掌帮之间的无聊恩怨,或者杨过与郭靖的爱恨情仇不是一样的子虚乌有么?江湖上的侠客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只是纸面上好勇斗狠;而重庆两派一场血腥武斗,动辄死伤鲜活人命几十成百。是谁煽动莫名的仇恨,把八一五派、砸派里这些年轻的大学生、普通的工人、市民变成一群斗兽场里嗜血的野兽,驱使其互相厮打咬噬呢?据说当年他们的口号一致、目标高远,都是“捍卫无产阶级司令部”,都称自己绝对掌握毛泽东思想伟大真理。统治者的意识形态通过强力灌输为群众的集体无意识,居然成了无知升斗小民的神圣事业,值得为之赴死献身。当暴力自以为是,为一种绝对真理服务时,它就被抹上一层大义凛然的色彩,施暴者的残忍也就更加肆无忌惮并且充满了壮丽的豪情。
金庸书中一部武林秘籍《九阴真经》,谁掌握了它谁就可以称雄称霸,相当于武侠们的最高意识形态的大书,曾使得江湖武林乌云翻滚、鸡犬不宁。如曲灵风所说:“几年前,武林中为了争夺一本《九阴真经》,闹得武林满城风雨,杀伤人无数。”20世纪60年代,为争得毛思想嫡传正宗,文革武斗闹得神州沸反盈天,死伤蚁民千千万万。到底是荒诞武林反映了真实社会呢,抑或现实社会在模拟胡闹打杀的武林?这虚与实之间,哪一种更悖逆荒唐?
文革时期全国的群众造反组织派系林立,正如领袖所言:“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在这些大言炎炎下面,其实是一个人用枪杆子在运动群众,驱使千万人为之送死,满足那“以天下之大私为天下的大公”(黄宗曦)之权谋相争的政治需要。历史是谁创造的?我看是“圣人”加群氓搅浑了乾坤,荒谬与疯狂凌驾于历史。文革年代的中国历史舞台,是一个充满了政治幻术和天才骗子表演的场所。
有人说,斯大林30年代清洗屠杀几十万苏联共产党人是“大疯狂时代”,其实他的“武功”远不如60年代毛亲自领导发动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赫赫战绩。
重庆武斗死了多少人?全国死了多少人?这是一笔永远的未知数!在重庆沙坪坝公园里,至今还有一座全国惟一幸存的武斗死难者乱葬岗,这就是那个时代无意间留下的见证,货真价实的文革纪念馆。400多名响应领袖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的冤魂湮没于历史的荒烟蔓草之中,只留下墓园的凄风苦雨,冷月鬼火照流荧。
人是欲望的动物,也是观念的动物,意识形态的激情一旦深入群众的灵魂,会产生一种类似宗教的迷狂状态。使他们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匍匐在领袖或超人的脚下,全盘接受其灌输的信念。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里论述群众运动中领袖与群众关系时,有一个惊人的发现:领袖高瞻远瞩,先知般提出一些“历史必然性”、“阶级使命”“客观规律”等有关国家、民族、人类未来的口号,充满了高标浪漫、宏大叙事的描述。这些口号通过强大的国家宣传机器,无时无处不在地深入社会人心,形成政治心理的磁场。于是这些小民百姓,本来在日常生活中关心柴米油盐、在乎切身小利的群众,突然变得和领袖一样浪漫高远起来,去关心主义思想啦、人类命运啦、世界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未解放啦等等。领袖用煽情改造俗众的灵魂,将其变成政治动物,激起他们献身革命的热情并组织起来。所以老谋深算的希特勒说:“必须给小人物的灵魂烙上自豪的信念,虽然他是一个小人物,但却是一条巨龙的一部分。”——领袖与群众心理同质同构:让每一个德国人心目中都有一个希特勒、每一个苏联人心目中都有一个斯大林、每一个中国人心目中都有一个毛泽东、每一个柬埔寨人心目中都有一个波尔布特,这便是极权主义下激发暴风骤雨般群众政治运动的秘密。
本书的作者周孜仁先生,文革时期一普通的大学生,身处群众组织的核心,在重庆大学《8•15战报》上面,写过一篇气冲牛斗、磅礴恣肆的长文《大局已定,8•15必胜》,文章中大量充斥着我们曾经熟悉的文革词语:红旗、战歌、革命风暴、平地惊雷、群众运动的汪洋大海、无产阶级革命的节日……文章一开头就先声夺人,以接连十几句气势雄壮的排比句造势,充满了革命浪漫主义的理想情怀,像政论家一样纵横时局,如诗人一样讴歌革命和造反,风云叱咤、立意高标得吓人。文革时我还是一名不更事的中学生,记得当时在成都读到这篇大手笔的宏文,立马惊为天人所出。其实吸引我的不是其中的政治内容,而是其间用文学化的夸张表达出来的诗意豪情,可见“抒情状态”是最易被滥用、利用的人心,特别是年轻人幼稚的心。作者几十年后,对自己当初的行为观念及文革的荒谬有诚实深刻的反省。
重庆武斗前夕,作者日记里有一段独白:

三月六日:一个人跑进大礼堂转了一圈,这是我到山城五年多第一次走进这个地方。当我踏进这个雄伟壮丽宫殿般大厅的时候,心潮起伏、激情汹涌。我想起一幅画:十月革命攻打冬宫后,两个水兵在安静的大厅里吸烟,华丽的大厅在战斗后弹痕斑驳、满地狼籍……这时候,我自己不也正走进一幅历史的画卷么?看一看几个月来大字报标语的废迹,我觉得,这些不就是一场激战后留下的弹痕么?
我非常高兴。我沿高高的石梯奔跑,我真想迎着满城的东风豪迈的歌唱:我们献身这壮丽的事业,无限幸福无上荣光!

如果不健忘的话,这是我们曾拥抱过的那个时代精神的典型样本,群众政治运动中愚众共同的谵妄精神。作者几十年后写这本书时,毫不留情地说道:“这些日记于现在读来,觉得自己整个儿就是一个傻B”!让“傻B ”豪情满怀而后众志成城,野心家需要这个。正如第三帝国的希姆莱曾说道:“他们对每天发生的问题不感兴趣,而只感兴趣于几十年或几百年来重要的意识形态问题。所以,人们知道他所效力的是一项二千年中才有一次的伟大任务。”如此颠倒了众生,愚弄人民升华至美学境界,极权主义的魅力于兹为甚。乌托邦的可怕就在于文学化的激情和政治先锋相结合形成的幻觉。这一幻觉产生了巨大的能量,它使人血脉贲张,使人充当疯狂的野兽和炮灰,却自以为从事着正义而高尚的事业。中国文革的发动者和领导者同样深谙此道,在文革年代成功地将上层的意识形态导入下层群众的非理性行为,群众运动由此而产生,打杀格斗由此而蜂起,于是革命成为狂欢的节日。这就是文革的“红卫兵”、希特勒的“冲锋队”、墨索里尼的“街垒好汉”、以至于历史上一切极左分子十分具有破坏力的缘由。
文革过去已四十多年,当年群众组织中的风云人物、各路英雄如今已垂垂老矣。当年他们苦苦追寻的“九阴真经”或“葵花宝典”当然是虚无飘渺,但时代造就了他们,不管是宠儿还是弃儿都是受害者。为了下一代不再受骗,为了天下之人不再入“英雄”的彀中,我们不应忘记过去。以自己的那一段生命历程为当年荒谬岁月出来举证,为历史留下证词的人是有良知和勇气的。反省荒诞和指斥虚无,你就活在真实之中。就像周孜仁先生写的这本书。
2008.5.1 成都
(周孜仁《红卫兵小报主编自述——中国文革四十年祭》,美国溪流出版社2006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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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蓦然回首】

我被抓上“一打三反”公判大会

方子奋

按:“一打三反”运动,使1970年成为文革中最恐怖的一年。当年死刑核准权下放,各地召开声势浩大的公判大会处决了大批政治犯(时称“现行反革命”)。仅据官方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一书记载:“据统计,1970年2月至11月共10个月捕了‘反革命分子’等28.48万多名,许多案件属于冤假错案。”(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8月版330页)本文作者方子奋,男,1941年生,现为退休工程师。文革“一打三反”中是南京市“重大现行反革命集团”张稼山案的要犯,同时又与李立荣案、林舜英案和曹汉华案(曹案由江苏无锡市公检法军管会审理)直接关连。上述四案的“首犯”张稼山、李立荣、林舜英(李立荣母亲)、曹汉华均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被处决。方子奋因“家庭出身好”(父亲是参加过“二七”大罢工的老工人)幸免一死,被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以“疯狂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疯狂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疯狂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疯狂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十年。1979至1980年经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复查,确定以上几案全属“冤假错”案,予以彻底平反。

就在军代表最后一次提审我不久,号子(注:牢房)开始不断进人,几乎每天都上新客。我刚进7号时一共十五六个人,现在一下子增加了近一倍,原来地板上的铺位每人能摊到二尺多宽,现在必须侧着身子弯着腿、屁股套屁股才睡得下。中共执政后曾任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的方征,不知犯了什么事也关在我们7号,他偷偷告诉我:“这种大批进人的现象决不是好事,只有解放初期‘镇反’时才有过。”这位公检法老前辈的预感果然很灵,就在他说这话的十来天后,迎来了南京在“一打三反”中的第一批屠杀。
1970年3月6日,这是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早晨刚刚起床我们就觉得今天气氛有点不对。按往常惯例,起床后给我们穿衣叠被抹地板的时间大约有十分钟,洗脸刷牙十分钟,然后全体立正面对号子铁门背语录,有时也会多几分钟让我们活动一下手脚,等稀饭桶一到,全体早饭,吃完后各就各位坐下开始“考虑问题”,新的一天这才算真正开始。可今天我们刚从被窝爬出来正准备叠被时,号子门上的小窗突然啪地打开,我们那位陈医生(注:是一位专爱以肉刑“医治”犯人的恶吏,“医生”是犯人给他起的外号),沉着脸对我们下命令:“动作快点,叠好被子后各人坐在自已铺位上,一律不准随便走动。”有个老犯人请示:那我们早请示背语录怎么办?陈医生冲他吼了一句:“我讲的你没听见啊?”关上了小窗。
清早起来就特别关照我们不准随便走动,“早请示”背语录居然也暂停,这可是从来不曾有过的事,每一个人都明显感觉到了反常。更令人不安的是号子里的喇叭从起床开始就反复地播放“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革命歌曲,一遍接一遍毫无间断,而且声音大得出奇,少说也在七八十分贝以上,老犯人都称多年来从没遇过这种情况。
喝完稀饭后我们一个个乖乖地坐在自己铺位上想心事,邻坐的老爷子方征悄悄告诉我:“今天恐怕要有大行动。喇叭里放这么大的声音,大概是为了盖住外面大院里的什么响动,不然没必要这么做。”(事后回想,这位法院老院长真不愧为公检法前辈,他的判断实在太准了!)听他如此说,更使我狐疑满腹,不知要发生什么事。
最令人感到反常的是,平时极为准时的午餐,今天居然提前了一小时左右开饭(号子里根据窗外射进来阳光在墙上的位置来估算时间)。那天的菜是日常不大吃到的咸菜豆腐汤,放到平时大家会兴高采烈一番,可今天个个闷着头吃饭,无人开口说话。中饭结束后,大家惴惴不安地坐在铺位上胡乱猜想下面将会发生什么情况。
饭后约摸半小时左右,我们7号牢门突然“咣当”一声打开了,二十多双惊恐不安的眼睛齐刷刷地一下盯住了门口,只见背着双手的陈医生正在阴沉沉地扫视我们的脸,目光转了一圈后,最终定在了我身上:
“2605,把东西带出来!”
我愣了几秒钟才反应过来是在喊自己,赶紧答“是”。
一听要我带东西出去,难友们明白同我分手的时候到了。号长、方征、马聚尘等几位处得很好的难友一齐围了过来,七手八脚地帮我整理铺盖和换洗衣服,最后用一条单裤叉开将铺盖扎成了卷。就在这几分钟时间里,他们几位再三低声叮嘱我多多保重,祝我好运,相约后会有期。临别前老院长方征用浓厚的宝应口音在我耳边又加了一句:“你年轻有才,以后总会有前途的。”
我按狱中不成文的规矩把牙膏、草纸、肥皂全部留给了难友们,匆匆向大家道了声“后会有期”后,一手拎着裤子,一手夹着铺盖出了7号。
出7号之后,我被身后的陈医生押着走到东西两大院走廊汇合处,接着又往左拐,向一个被犯人们称之为“柜台”的地方走去。老远我看见“柜台”旁边墙根处有几个人被反铐着蹲在那里,由于一个个埋着头,无法看清他们的面孔。
这“柜台”在娃娃桥看守所是个很重要的地方,新来者要在此搜光所有随身物品并登记入账后才能“净身入户”,离开时则在此发还进来时扣押的东西。此外,这里还是“临时法庭”所在地——已在法院开过庭而又未当庭宣判的犯人,往往就在此处领取判决书,有的干脆由法官在这里对着犯人念一遍判决书就算开过庭了。
我一看见“柜台”,估计判刑是难免的了。对即将面临的判决,我倒不像人说的那样心里七上八下,因为对此我早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并盘算过多次——李立荣不过才判十年(注:作者此时不知道李立荣已经被重新判处死刑,不久即与其母林舜英一起被处决),我肯定要比他判得轻,最多五到六年,当时只是没料到这本老黄历早已过时。
到了“柜台”跟前,陈医生立即命令我将夹着的铺盖放在地上,他从一张办公桌抽屉中拿出一根布条递给我系好裤子,接着掏出副铐子将我反铐了起来,这次没像上次,铐得一点不紧。随后他把我推到墙根那几个人旁边,命令我蹲下,顺手把我脑袋往下压了压。
我利用蹲下那一刹扫了那几个人一眼,当即不禁为之一怔:他们原来是李蔚荣、张稼云、Z某、C某等一干朋友(注:李蔚荣是李立荣之兄,其他都是因爱好文学艺术而常在李家与李立荣聚谈的年轻人)!
一看早蹲在地上的原来是他们几位,那一刻我真的非常意外。在我印象中他们应该不会有什么麻烦,特别是李蔚荣,他只不过是李立荣的哥哥,平时言行很谨慎的一个人,这次怎么把他也牵进来了?另外三位以往和我接触不多,我一时还真想不出他们到底有什么问题。
这几位中除李蔚荣外,张稼云是李立荣多年的朋友,我是在李家认识他的,后来也成了朋友。他和我们一样,自少年时代起即爱好文学音乐,并且很有写作才华。1979年底他获平反后一直在南京钢铁厂工作,业余时间致力写作。1994年5月的一天,在单位浴室洗澡时突发心脏病不幸去世,终年55岁,呕心沥血所写的几十万字书稿亦未能问世。
另两位Z和C都是李立荣的多年朋友,我同他们的交往并不太多。由于九十年代后音讯不通失去联系,我写本文前无法征询他们是否同意在本文中以真名出现,在此只好以字母代之。
使我有些奇怪的是,我们另一位很重要的朋友张稼山不知为什么却没在这里。
张稼山和李立荣是街坊,从小一起长大,是那种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我是经李立荣介绍认识他的,见面不久我和他就成了至交。他身材不高,体型魁梧,为人乐观开朗,心地极为忠厚,白净净的脸上似乎总挂着愉快的微笑,一双略带女姓化的大眼睛看人时透出的亲切温暖,使人一见就感到特别容易亲近。除了烟瘾和我一样大之外,他和我还有一亇奇怪的共同爱好:喜欢安徽的黄梅戏,尤其是特别喜欢严凤英演的《天仙配》和《女驸马》(这使我们那班酷爱西方古典音乐而对中国地方戏曲从无兴趣的朋友们颇感奇怪)。1968年严凤英在合肥挨斗,我曾连写三信叫她到我的农场来暂避“风头”(此信估计落在那些军代表、造反派畜牲手里了),张稼山几次想去合肥把严大姐救出来,可惜最终未能去成。
张稼山和曹汉华也是好朋友,在我青年时代所有的朋友中,只有李立荣、曹汉华和张稼山才能称之为我真正的至交。
一见张稼山不在,我不禁纳闷了起来,照理说身边这几位既然都陷进来了,那张稼山就不可能平安无事,可现在却独独没有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会不会人还没押过来,正在等他凑齐后一道宣判?可等了好久始终未见他人影。这时我不禁为之庆幸起来:老天保佑,总算没有“一网打尽”。
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其实张稼山早就来了,只是没同我们押在一起,在我们到“柜台”之前,他早已被五花大绑同另外十个判死刑的一同关在另一间密不通风的小屋内了。
就在蹲着等待的那段时间里,我勾着眼睛偷偷打探了一下四周,五六米外墙角处竖靠着的一捆木牌引起了我的注意:那些狭长的木牌长约一米五、六,比手掌略宽,顶尖部成90度交角,下端削得尖尖的,木牌有一面贴着白纸,由于纸面朝里,无法看到上面写的是什么。不知为什么,这东西突然一下触动了我的某部分记忆,我隐隐约约地好像在哪见过,但一时间却怎么也想不起来。
直到两小时之后我才恍然大悟——这些玩意儿正是我在历史照片、电影上看到过的死刑犯亡命牌,今天是为十一位“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特地准备的!
我原以为来“柜台”这里是接受判决的,可左等右等却一直没任何动静,大约半小时后,从走廊前方一下来了一小队军人,走到我们跟前后把我们五人押上了院子中一辆黑色囚车,接着又有八九个犯人陆续被押了上来。我一看这架势,估计是带我们去集中公判了。
随着一路凄厉的警笛声,我们很快到达了目的地,下车一看,我立即认出了这是南京五台山体育场,我们所处的位置是体育场的后大院。下车后我们被安排就地坐在枯黄的草坪上,四周围了一圈军人,这些军人倒还好,允许我们四处张望,不像娃娃桥的看守连头都不准我们抬。
这一天早晨很冷,上午10点钟后渐渐暖和了起来,午后的太阳照在身上暖洋洋的,使人有点晕乎乎的感觉。我们已经有半年多没晒过太阳了,灿烂的阳光刺得眼睛有些难受,但却使我们沐浴到了一种久别重逢的亲切。这时我们五人相互打量了一下,由于长期不见天日,每人的脸上都像白纸一样不见血色,当彼此目光接触的那一刻,嘴角都挂了一丝不易察觉的苦笑。
大约过了一刻钟,有人过来在我们衣服后背上别了块小白布条,上面写着各人的名字,接着每人身后来了两名人高马大的士兵,一左一右架着我们膀子弯着腰走到“主席台”旁一快空地上就地蹲下。
刚刚蹲下没一分钟,三四个军人走到排在我前面的张稼云面前问他名字叫什么,张稼云回答后他们又问了一遍,问完他后又反复问我们几人他是不是张稼云,直到有了肯定的回答后才作罢。
这个举动当时令人非常奇怪,别人不问,为什么单单要问张稼云?一时谁也不明白究竟为了什么。后来我们才明白,他们这样问的目的是为了“验明正身”,因为张稼云和张稼山兄弟俩的姓名只有一字之差,那些刽子手们怕杀错了人!
紧接着我听见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身后传来,很快有十几名被绳子紧紧捆绑的犯人被架着逐一经过我身边,轮到第六个时,我一看顿时呆住了——那是张稼山!
他同前面过去的犯人一样被五花大绑着,大概是绳索勒得太紧的缘故,腰已无法直起,还一直在哎哟哎哟地呻吟。
看到绑着的张稼山,我一时还不知是怎么回事。我们反铐,他却绑着,我们几人在一起,他却同别人在一道,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胡思乱想之余我甚至产生了一个日后深责自己糊涂的奇怪念头——我们被铐着的今天肯定要判刑,用绳子绑的则是有可能当场释放的对象,之所以绑他们,是为了给他们吃点苦,出去以后好长“记性”。
我做梦也没想到五花大绑是对死刑犯特有的临终“关怀”!
片刻之后,大喇叭里响起“把罪犯押进会场”的喊声,我像一只鸡一样,双脚悬空地被拎上了主席台的边侧。
这里我要提一下身后押我的两个军人。就在正要押我上台的那一瞬间,右边那个军人在我耳边低声对我说:“我们一架你,你两条膀子马上要挺起来,下面随着我们的力量往前就行,千万不能松劲,不然膀子会吃不消。”我按他说的做了,当他们把我架悬空时,由于事先膀子挺了劲,结果一点痛苦没有。紧邻我的另一位难友就没有这样幸运,由于事先毫无准备,结果膀子差点被架脱了臼。对我说话的那军人河南口音,身材高大,在人性丧失良知泯灭的那个年代,他能在这样一个细节上关照手中的犯人,也算够难为他了,为此我一直挺感激。
我被押到台上脚刚落地,身后的人一把揪住我头发让我抬头“亮相”,另一人则抽住勒在我颈子上的绳圈。我乘抬头之机扫视了一下整个五台山体育场,除了四百米跑道上空着,看台、盆地中央的赛场以及其他边边角角空地,全部密密麻麻挤满了人群,我心里很快估算了一下,少说当有十万之众。
就在这时,只听大会主持者大声命令:“把张稼山现行反革命集团所有罪犯押过来!”登时我们被反架着在审判席下一字排开,弓着腰低头听候宣判。一段不算太长的罪名念过之后,宣判人提高嗓门宣布:“判处现行反革命集团首犯张稼山死刑,立即执行!”
一听张稼山判死刑,我大脑里“嗡”地响了一声:天哪!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们什么时候成立过“现行反革命集团”?张稼山怎么会一下成为我们的“首犯”?他怎么会平白无故被判死刑?
我这里正在急速地转动脑筋,陡然间张稼山那边起了一阵骚动,只见好几个军人一齐向排在我们左边第一名的张稼山冲去,我听见张稼山挣扎着要喊什么,由于喉咙被绳圈紧紧勒住,只能发出含糊不清的啊啊声。我弯着腰斜眼看去,只见张稼山在疯狂地扭动着身体,七八个军人死命地在按他,拼命挣扎大约十来秒钟后他终于歪着头颓然不动了,硬是靠身边人架着才未倒下……
两三个小时前,当我临离开娃娃桥看守所“柜台”时还暗自庆幸这次张稼山总算没被卷进来,做梦也没想到转眼间他竟一下子成了我们的“首犯”,而且是死刑立即执行!
接下来对我们五个人进行了宣判:C被判有期徒刑20年,张稼云15年,Z也是15年,我被判了10年,最后是李蔚荣,8年。
在我们后面是对另一个现反集团的宣判,记得首犯名叫厉功友,是个复员军人,他和六七个下关的小混混经常一起喝酒乱侃,天南海北,无所不吹,最后稀里糊涂成了“现行反革命集团”的首犯。还算好,厉功友只判了个“无期”,总算留了条命,后来在1978年底第一批平了反。
下面接着又判了十个死刑,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马聚尘。
就在当天上午10点多钟我在7号牢房被带出来时,同号的马聚尘还热心地过来帮我收拾铺盖并互道后会有期,当时我们做梦也没想到这“后会有期”来得竟然如此之快,仅仅隔了三个小时,他自己也被绑上了五台山公判大会的审判台,并且和他的姨父、南京二中校长兼党支部书记王飞一同被判了死刑,罪名是“叛国投敌”。
他原是南京第二锁厂的出纳会计,1968年秋和姨父王飞从南京飞到昆明,后又辗转去了云南边境,打算从那里去缅甸,越境中途不幸被当地民兵截获。我进7号不久就看出他是一个很有思想抱负的青年,对当时中国的政治黑暗极为反感,号子里虽不便深谈,但这并未妨碍我们很快成了心灵贯通的难友。他和我一样,爱好文学艺术,并写得一手极漂亮的钢笔字,到现在我还记得他那笔与年龄不相称的遒劲字体,比起后来那个有名的×××钢笔字帖,不知要好出多少倍。
我在7号被反铐的那六天五夜里,都是他给我喂饭喂水、料理大小便,并且不时地悄悄鼓励安慰我。这份珍贵的难友情谊多年来我一直感铭在胸,可惜永远没有报答的机会了!
3月6日这次公判大会,共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十一人。其余十几人分别被判处无期和有期徒刑。所有被判死刑的是清一色的“现行反革命”!
公判大会结束后,我们分别被押上十几辆敞篷军车游街示众。南京30万人被组织起来列队立于市区主干道两旁,像欢迎来访的外国元首一样夹道观看长长的刑车车队。前面六辆是死刑刑车,五花大绑的死刑犯被架在车厢前面,颈背插着一米多高的亡命牌,随着车队的缓缓行进,十一支白色亡命牌像夫子庙的条形宫灯在半空中微微摇曳。我被押在7号车上,与判死刑者不同的是,他们的头被紧紧捺住低下,而我则由身后当兵的揪住头发强行仰头“示众”。
刑车车队从五台山体育场北大门开出,沿广州路转向中山路,继而向新街口广场前行。当行至新街口曙光理发店(当时南京有名的大理发店,现已拆掉。原址位于新街口邮局对面)时,车队忽然停了下来!
这时我听人群中有人连声高喊:“有人拍照!有人拍照!曙光理发店二楼有人拍照!”顿时人群乱了起来,只见好多军警和便衣纷纷向曙光理发店跑去。
这位摄影者是出于好奇,还是另有考虑想记录下这历史瞬间?我至今对此一无所知。多年来我一直想探明个中原委,也很想知道那位摄影爱好者后来的下落,遗憾的是始终未能遂愿。我唯一的希望是那些照片没被毁掉——无论是至今依然被某些人牢牢控制在手中,或是早就被遗忘在某个部门的秘密档案柜里——只要它们还在,我想总有一天会重见天日,公之于众。
约3分钟后,车队继续前进,通过新街口广场后向左拐上了中山东路,行至大行宫又右转驶入太平路继续朝南开去,行至白下路口,车队截为两段:前面六辆死刑车径直往升洲路方向开去,由那里一直去凤凰西街枪毙人的刑场,我们后面这些车子则停了下来。
看见前面车子直行,我知道张稼山最后的时刻到了,顿时禁不住泪流滿面。架我的两个当兵的见我落泪倒没怎么为难我,只是揪住我头发晃了晃,低低呵斥我别出声。
死刑车队去后,余下的半截车队右拐,最后经白下路驶回娃娃桥看守所。
这就是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南京有名的“三六”公判,也是南京成批处决“现行反革命”的首场。继此之后,又于同年4月28日处决12名,7月24日处决24名,12月10日处决10名。另外还有不少“现反”被个别处决,具体数字无法统计。
在这四批集体处决中,最震撼人心、最骇人听闻的,当数1970年12月10日那场。在“一二•一○”公判中,李立荣与他年届六旬的母亲林舜英一同被判死刑,并被绑在同一辆刑车上驶向刑场……
以上四批被处决的“现反”,到1980年经复查,全部被确定为冤杀,无一例外。也就是说,冤杀率为百分之百!

(节选自作者长篇回忆录《慧园里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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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蓦然回首】

王教授的噩梦

谢声显

王兄有一个女性味的名字:瑞芳。他是江苏无锡人,自幼聪慧,儿时有绰号为“大头”。入学后,他品学皆优,加之又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在中学就入了团。当时,“我为祖国找宝藏”是许多热血青年的向往,王兄也不例外。他这个根红苗正的优秀青年于1956年被保送进成都地质学院,从江南来到了西南。在太湖边长大的王兄对我说过,读中学时知道了盘山公路,在他的印象中,盘山公路就像螺丝钉的丝口一样,环绕着如他家乡那些小小的山峰从山脚直盘上山顶,不料进川后才知道,山会有这么大,所谓盘山公路也不能将山盘起来!可见他书本知识之外的欠缺。在地院学了两年,他却突然对历史产生了兴趣。重新考进四川大学,又学了5年历史。1962 年从川大毕业,被组织上分配到举目无亲的万县专区五金站作业务员。
那时的大学生很稀缺,物以稀为贵!只要一毕业,全由国家分配。不似现在的大学生,还未毕业便要为求职而奔波。但一个学过地质又学过历史的高材生怎会分到这小地方的商业部门来摸算盘?单位上的很多人都觉得奇怪。原来是他在川大念书时,曾给一位被划为右派弄到农场改造的地质同学写过一封信,一本正经地鼓励同学要好好在劳动中改造世界观重新做人。组织认为这本不错。但他不该同时将自己节省的几块钱生活费寄了去。这就被组织上认定犯了同情右派的政治错误。还亏他根正苗红亲属多是共产党员,所以仅受到共青团组织的警告处分。 虽然他努力表现,在校时就撒销了处分,但这政治“污点”还是影响了他的毕业分配。
虽然王兄在单位里拥有最高学历,但由于大学里的教训,他工作中敏事慎言,生活上与人无争,因此上上下下对他的印象也还不错。
1966年风暴乍起之初,上面号召清除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革命的群众要对组织交心。对组织一片忠诚的王兄便主动将自己那些年的日记翻了出来,全部交给了组织。不料这一下便自投罗网。其实他日记的大部分内容都与雷锋同志差不多,但里面夹了一张3年前的照片,却给他惹了大祸。那是他出差时在武汉东湖屈原像前拍的,他在照片背面顺手题了一首诗。因为他的判决书上是以此为主罪,我至今还记得:

寂寞东湖边
仰面白云间
安得返春秋
摈笔挥长剑

王兄主动交了上去,自己检查是思想深处不安心商业工作,幻想有朝一日还能去从事历史研究。组织却不这样认为,说题诗那年蒋介石正在叫嚣反攻大陆,你挥长剑就是要帮国民党杀共产党。风华正茂的王兄很快就被打成“漏网右派、现行反革命”,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踏上了被隔离被批斗被游街示众的苦难历程。当时他正与市歌舞团一位挺红火的女演员处于热恋之中,迫于政治压力,女演员也与他划清了界线从此劳燕分飞。
在全社会都接受了“走资派转移斗争大方向,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理论后,各单位的领导都自顾不暇,便没有精力来管我们这些被打为“牛鬼蛇神”的人了。在这个空隙里,我们就爱一起到到公园喝茶闲聊。我也常到他和阎洪章的宿舍去, 喝酒玩牌,通宵达旦。
再后来,在两派为争权而斗得你死我活的日子,王兄之类“死老虎”被搁在一旁等待“运动后期处理”,更没人管他了。年近30的他这时便与朋友“敬糊涂”的妹妹结了婚。不到两年,就来了“一打三反”运动,我们都被各自的单位隔离审查。1971年初的除夕之夜,我不顾后果地对专案组发了横,闹着要回家过春节。当时我还是个动辄用拳头说话的年青司炉工。由于厂里没抓到我任何“钢鞭材料”,加上办专案的人们也想回家过年,便对我宣布了几条不准串连、不准订攻守同盟之类纪律,然后放我回家。
走到五金站的大楼下,我突然就想到各单位的专案组都该回去团年了,应该去看看那学识丰富却缺乏社会经验的王兄,就悄悄溜进五金站的宿舍去探望他。王兄果然老老实实地呆在单身宿舍里没回家,也没见有看管人员在一边守着。他惶惶恐恐地告诉我,前些天,专案组对他日以继夜地进行了耐心的帮助。专案人员说:因为你出身于红五类家庭,我们对你只有拉不会推。为了不使你滑入敌我矛盾的泥潭,组织向你伸出了热情的手,就看你是否愿意抓住这支挽救你的手了。王兄说,他为了抓住这支热情的挽救之手,就只好违心地承认了,写在照片后面那首诗是想挥长剑帮国民党杀共产党……我还未听他说完便吼:“你发昏!不想整你何必硬要你承认没有的事?”满脸憔悴的王瑞芳说:“我也没法了,只好相信他们一次。”
春节一过完,我便被专案组升级了。说我不但自已顽固不化,还利用过节之机,去鼓动他人顽抗。春节期间,我确实未遵守纪律去看过几个人,也对他们说过不要相信专案组之类的话。我猜测是有人在压力下作了交待,但我从未打听过是谁供出了我,内心深处也未责怪过据实陈述的人。敢作就敢当,我知道他们是被逼无奈。
当年6月份,我挂着“现行反革命”的牌子进了看守所。王兄在年底一个雨雾蒙蒙的夜晚,也因“现行反革命”罪被抓进监狱。第二天早上,我趁出仓(我们那里将牢房叫做“仓”)洗漱之机,冒着严重违犯监规的风险,从廊上哨兵的脚下潜到他的牢门前。我在风门洞口唤了王瑞芳好几声,他坐在角落里呆呆地望着我,竟不敢动一下身。后来还是在仓内一些先进来的人鼓动下,他才畏畏缩缩地走了过来。我将在监里须臾不能缺的一叠草纸递给了他,然后说:“已经到这里面来了,千万不要再受谝,还像在学习班一样,自己抓屎糊脸……”这时,替我望风的难友发出了警报,巡廊上的看守正踱了过来。我连忙溜了回去,当天连脸都没洗,口也没漱。
由于以前的生活环境和个人素养,王瑞芳平时比较注重仪表。进看守所后,他穿进来的那一套呢料服装也比较扎眼。有个看守就误认为他是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为了改造他的剥削阶级思想,曾强迫他当众喝光小半脸盆洗碗水。那是洗过10个人碗筷的小半盆水,早已污秽得变了色。我们都看见王瑞芳喝得当场呕了出来。
大约半年后,现行反革命分子王瑞芳被判了刑。判决书上的主罪就是那首“反诗”,结尾还有一句我印象十分深刻的话:因认罪态度较好,特依法从宽判处有期徒刑3年。此时他家中妻子没有工作,那后来毕业于上海交大的儿子才刚刚半岁。
他被押送到劳改场所之前,正好过端午节。看守所中午吃一顿面块汤以示过节。在号称饿牢之地,那一盅子面块汤能换一件毛衣。但王兄却费尽心思绞尽脑汁,终于将他那份面块汤的一半传到了我手里。还带给我一句话:你两次对我的提醒,我都想过,你是为我好。但我自懂事以来便相信组织,终于没能顶住,自己害了自己。你多保重。
王兄没认识到,他心目中那神圣的组织,都是由凡人组成的。
在这之前不久,领袖曾发出过号召,人人都要读《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命》等五本马列著作。王瑞芳曾让妻子给他买了送进来。但王兄大约只在看守所关了半年,还未被关到平心静气的程度,他也没心情认真读书。在被押送到劳改场之前,王兄将那五本崭新的书转送给了我。那年月,“文革犯”们被关在仓里不问也不放等待运动后期处理,时间难熬得真是度日如年。以前看守所里只准读《毛选》,学习班半年,看守所1年,我早已将那“雄文四卷”读得滚瓜烂熟。得到这五本新书我真是如获至宝,在那幽暗的囚室里天天都是手不释卷爱护有加。那五本崭新的马列主义陪伴我度过了两年多的铁窗生涯,起先是为了消磨时间,后来确实增添了知识。当我出监之时,书的封面和封底都被我的手指磨破。我可以说是已经“读书破五卷”了。光阴没有白度。
王兄在硫磺厂改造了一千多个日日夜夜。1974年他刑满获释。返回万县市后,他没有了工作,就靠做纸牌卖,后来又替学校刻蜡纸维持全家生计。他在狱中受过些什么样的苦,获释后又承受着多大的压力,没有类似经历的人很难想象。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王兄开始了要求平反的奔波。由于他的高学历和毕业证上记录的优异成绩,王兄算是“落实政策”比较早也比较顺利的一个,没请过客送过礼。掌握政策的人拿着他的判决书摇头苦笑:就为这主动交出的20个字,还认罪态度好,被判了3年?
平反后,年近不惑的王兄终于登上了讲台。从此他才扬眉吐气高枕为乐,妻贤子孝恬然自足……
多年后,我偶然与那位风韵犹存的女演员同桌吃饭,丧偶寡居的她同我谈起与王兄的那段情缘还止不住珠泪满腮。她说,瑞芳是多好的一个人啊!极左路线毁了不少人的生活……事后我将此事告诉了已在中文系作系主任的王兄。几天后,他给了我一阕新填的《钗头凤•伤怀》:

青竹签,玄绒袖,
千针百结绕指柔。
欢情薄,风雨骤。
一朝分飞,百年离愁。
稠、稠、稠!

荷已残,菊正遒,
往事钩沉两鬓秋。
长相思,泪空流。
噩梦虽尽,旧情难休。
久、久、久!

上世纪最后一个春节期间,我陪一位由维也纳返乡的画家出城闲走。晴天一碧,轻寒袭人。到了三峡学院,临时便决定去看看许久未见的王瑞芳。
王兄老矣,硕大的脑袋上已然白发如银。正在侍候信鸽的王教授突见故人远客来访,喜形于色,煮茶相待。此时阳光灿烂,春晖满室。听画家讲欧洲风情, 艺术新潮,真是海阔天空,其乐融融。后来就谈到了生态环境社会风气,王兄也直言针砭。这时画家脱口说了一句:“真还不如五、六十年代好,那时……”
谁也未曾料到,作过中文系主任的王教授不待对方把话说完,便突然作色扬声:“你那时才几岁?你根本不清楚当时的人是在什么样的环境里生活!”
一向温文尔雅的王兄如此失态,相交30多年还从未见过。 我看画家神情尴尬,就打圆场想岔开话题。不料王兄竟站起身来激动地说:“现在我还经常梦见当年的日子,全是学习班、批斗会和监狱,醒过来时,都是一身冷汗!幸亏只是在噩梦中回到了那个时代……”
我连忙将茶递过去,提醒王兄别激动。
王教授迅速平静下来,但他还是笑着说了一句:“现在社会上虽然还存在许多问题,但至少做到了这一条,只要你奉公守法,便能半夜敲门心不惊。”
饭后我与画家步行回城,在路上对她详细讲了王教授的经历。
画家沉思着,久久不语,后来她终于叹一声:怪不得一提那年头,他就如此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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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心迹】

重庆武斗见闻日记

(三)
陈懋智 著
陈琳、陈仁德 整理
陈仁德、何蜀 注释

8.21
今晨杨家坪附近又失火,火势大火花冒出屋面很高,估计是建设厂。
大好的消息又来了:中央组成专门调查重庆问题的调查团,昨天晚上到了重庆(注:此说有误。中央调查组于1967年8月21日18时才飞抵重庆。20日只是重庆市革筹组副组长白斌召集两派制止武斗小组代表开会,就中央调查组来渝安全问题作了四条规定)。今天早上6点召集双方开会并同时停火。这是真的可靠的消息。想来中央直接出面解决当然没有什么大问题了。我又想着陈琳仍能按原来计划去乐至等处,预计返家在9月初或者更迟一点。如邮件很快能通,得镡八哥处定会给我汇点钱、票(注:指粮票,当时外出若只有钱而无粮票就无法买到米饭、面食等主食)来。我不能在大渡口再住下去(十弟如返来在例外)可能在李家住几天。但看中央调查团进行工作情况怎样。
炮仍断续在打,我看到(机制校)附近落弹三枚,当时尘土飞扬硝烟缭绕。晚上在两路口下面又起火烧屋。

8.22
大家以为昨天公布了中央调查团来渝后就可以解决问题,殊(不)知昨晚12点不到附近枪声大作,且较历次距离都近,音响极明,可能不出百步以外。这一来越打越近了。居民们的灯全部熄灭。不少人还在露天乘凉。早上仍有枪声,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才能停火?
给鹿角场蒋幺姨写信一封,已成一半,去邮局问这几天的信仍未送走。
5点过几分正在煮夜饭,忽然对面朝着我们的房屋连发子弹10余发,炮弹就爆发在附近,我的脚都站不稳,骇得抖起来。这样下去如何得了,明天再这样下去我将考虑安全问题。
又在发枪了,心子都要落,一身都发抖,我的处境真够扎实,身边又无钱无票,欲走不能。火车已停驶三四天。听说城里还松活点,但怎么去呢?原可唯一通行的火车路,前两天有两个车头被打翻倒在九龙坡附近隧道里无法通行了(注:8月19日,反到底派武斗队强行从九龙坡火车站往重庆方向发车,造成严重撞车事故,毁坏机车三台、货车四辆,铁路中断行车十天)。大渡口车站以往候车人挤成一团,而今也是冷冷清清没有一个人了。我只有独路一条——讨乞,除此以外是无办法的。我这一生就差没有讨过饭了。事到头不自由,不走这条路又怎么办呢?
近晚渝钢村空气异常紧张,四面八方的枪炮声呼呼吱吱不断飞过,有时房屋都像要坍塌。三部坦克和几部装甲车已开赴杨家坪公路上,增援卡车载着战士飞速驰往杨家坪。炮弹着地之处不是一片浓烟就是火光一闪。杨家坪已为股股黑烟所遮住,明显起火处有4起,越燃越旺,直到深夜未熄。天刚黑枪声越密、越响、越近,“呵呵呵”就像在身边掠过。大炮的射击简直像鞭炮一样厉害。一颗炮弹落在渝钢村坡下,居民们开始慌了,拖儿带女背挑行李从远处逃难者络绎不绝。约半小时炮声简直连次数都不能辨别了。许多住户的电灯仍然大开着,有武装巡逻队来强制关灯,很快全村灯火尽灭。楼上住户都把东西往楼下搬,大人娃儿都在楼下过道处打地铺。无知的孩子们一听连串炮声、照明弹、坦克等却连声叫好,拍手高歌,一点不知厉害。其实这两天为流弹所伤的人是人所共睹的,为什么还不害怕呢?
我端着一个小凳独自坐在巷子里听炮弹飞驰,不敢外望,只是慢慢地(一次)走到山口,看了杨家坪的火势。
不知谁传来消息,两派将于11点决战。决战当然更要凶些。大家都注视时间看距11点还有多远。可是到了11点还没有什么。反正渝钢村早迟看来是有问题的,不走也是有问题的。但走向何方呢?又无钱又无票怎么办呢?还不是只有听之任之。
我把重要东西捆好,必要时逃。

8.23
给细幺姨的信今日已写成。
黎明前偶闻炮声数响,看来战斗已有所缓和。据知情人讲:昨夜一方紧围空压厂,另一方开去坦克等武器及战士多人已经解围,并将一方击退,至洞内。但另一方已伤人数不少。
昨夜军管会门口数以千计的“难民”守住不走,要求保护生命安全。绝大部分是由杨家坪迁出的。即使炮火最激烈仍有难民往外逃命,其状十分凄惨。渝钢村居民今天搬走的也多,同我们一栋的人几乎都十家九空。楼下6户全走者2户,老弱者走4户。有的把娃儿放在箩筐里,有的扶着行动困难的老人。有的甚至还带着炊事用具。我想万分无法坛子还有10来斤米,我带走就可以维持10天左右,可能就能解决问题。
由于搬走的人多,思想更加惶惶不安,岂不是非要我过几天乞讨生活不行。
下午一点半突然传来广播消息:中央文革本日电重庆警司和中央文革驻渝办事处。内容三条,根据重庆警司和中央文革驻渝办事处调查反映,目前重庆武斗情况比较严重,特提出
1、双方不准对工厂、学校、机关、商店、街道、居民点进行射击和进攻。
2、请反到底派立即停止对空压的进攻。
3、双方立即达成协议全面停火。
居民们听见广播一响,立即围拢来鸦雀无声的洗耳静听。当听完这一消息后无不眉飞色舞,庆幸从此太平无事。原来之所以屡次签定协议而又未执行的原因是因为中央无指示,这次中央来文了,当然谁也要遵守。有的准备搬家的又在观望了。
本来今天情况有些失常,一是广播早、午都未播送,再则医院今日关门不看病,住院的病人上午都一一送回家去自行治疗。商店这些更不用说没开门了。情况的确有些恐怖惊慌,不管什么人(除小孩)总是满脸愁容。
大家十分庆幸武斗解决了,渝钢村街上又开始活跃。下午又曾一度大雨,气候分外凉爽。一堆一堆的人又在围着谈论,思想上认为这一下可无危险了。
殊(不知)4点多钟,杨家坪又传来炮声,同昨天差不多厉害。8辆坦克10辆装甲车和多辆卡车都从公路上开过。有一汽车开在前面约300公尺处就未继续行驶,大家料定为枪伤。杨家坪又中弹几处起火,浓烟如柱升达太空。入夜火势更明,起火有三处。今天风特别大,故火势较熊。
我今天亦冒险去凸处观看。只见机枪穿来穿去如星星过渡一般,密如春节放烟花,只不过颜色是绿色。
好像炮弹都看厌了。
中央通知都不执行就成问题了。

8.24
今晨2—4点杨家坪一带仍在发炮且有枪声,似来自渝钢村那面路口的。
早饭后去邮局交信,只见大门上贴了四个大字“停止营业”。李子林(注:重庆钢铁公司办公大楼所在地)公路上仍有端枪巡逻的卡车和小队,令人有些害怕。从杨家坪一带逃来的男女老少,背、挑着行李的依然络绎不绝。据说昨晚火势太猛不走不行,今天走的已是走得较晚的了。有的走在中途丢失了小孩哭哭啼啼,要想回头去找又怕流弹伤人。(据说昨天有一对逃出者为回头去再抢点东西出来,结果两人被乱枪击中横卧西区公园门口无人收尸。)每过一堆人,不少关心的去问长问短,有的还帮助端茶送水。年老的拄着拐杖一步一歇一说一哭。我看到这些情景不禁含泪欲滴。
为什么中央指示还是不听,老百姓吃亏确实太大了。我在街上走总是害怕在路上碰见打起来,随时是提心吊胆又抖又颤的。唉!何日才能平息。
这两天炮火凶了,泸县的陈琳也无法再探问消息,更没有心思想到她,反正听其自然,旧话说听天由命罢了。重庆这些消息可能忠县只能从大字报上看到点点,当然家里也是十分担心的。
中午12点半我正在撕藤藤菜煮饭,突然四面八方枪炮声大作,并齐向渝钢村方向射击。“呼呼、咔咔、吱吱”各种声音急促而清晰,简直是擦到耳边飞过去。我一下吓得如瘫如□脚都软了,不知躲在什么地方为好。反正是在这栋房屋里。
当枪弹声音触地最密时,上面一栋房屋有一妇女连声大喊“儿哪!儿哪!”是不是中弹了呢?!三楼二楼的人都拥下底楼(我们住的底楼),彼此如痴如呆不发一语。天井坝外未有一人敢伸首瞻望,窗户门口亦没有人敢靠近。
我无法形容这个场面的紧张。
三楼一个小孩大声叫喊“炮弹打破了瓦,子弹落在木板上”,说着还捡起子弹壳飞也似的跑下楼来。他的妈妈接连责备他不早下楼。
另一妇女看见弹头穿过窗户,砖墙打成一个大洞,她连说带比好不骇人。
在上一栋房子里烟囱被打坏,墙上有土钵大一个洞。
我们躲在巷道里屏息无声,思想上怕得不得了。要是大炮打来怎么得了?自己默默祝福该不会吧。藤藤菜也不撕了。
像发了疯似的炮弹接二连三的继续乱飞,大家都吓得脸青面黑。我想如果停火了定要离开渝钢村。
大约有半个钟头枪炮声停止了。大家像做了一场噩梦。听说第二栋一颗炮弹就打穿七层砖房伤了4人。今天渝钢村房屋中弹的不少,据说是对面山上攻七校和马王中学。渝钢村正在二者之间成了“弹凹”。
停火后谁都慌慌忙忙的去收拾行李,看来渝钢村安全很成问题。平素胆大的人今天也胆小了。怎么办呢?考虑再三决定把两床棉絮和一些东西(如钟)捆好一挑,决定挑到军管会附近,心想能搬多少就是救多少。
我一担出门,对面挑行李的人却挑着行李回来了。说“过不倒了,到处都架起了机关枪”。这下我更急了,回路都堵塞了只有住在渝钢村了。高就走出去了,要是她同意搬早就走了。
一会马王中学附近一农民来担潲水。他说:马中已开始挖战壕筑工事。这一来更成问题了。马中和我们住房不过50公尺远,要是架了炮对方必然要攻,这一来渝钢村威胁更大。又有人说广播上午就讲:渝钢村跃进村家属可以搬动一下以防万一。这一来我思想更紧了,高又坚决不走。
最后我决定还是走。我打算借件烂棉衣一床烂独席(注:独席,指单人床用的席子),走到哪里宿在哪里。晚饭后走的人相当多。我们这栋房子又走了些。渝钢村已变得冷冷清清的了。

8.25
昨夜虽未大打,但思想总是不安。对面楼上的电灯通宵不熄。黎明,又有一批胆大的人背着行李走了。
我有些动摇,总想走。
早起慌忙吃两碗饭后将剩下的饭装在盅盅里,同我的衣服一件提起从“安全”地方走。但哪里才安全呢,并没有目标。
正把包包提起准备走,突然又响了几枪。待一会平静了,我买好一把藤藤菜后毅然的走了。在军管会附近为难了,怎么走法呢?远走无钱无票,近走还是一般房屋。万一打起来谁还让你进家去呢?
抬头一看只有跃进村大石岩下有人来来往往,岩上有一排洞门想来是防空洞。再一看还有人搬运东西,何妨去看看。经丛林小路往上爬,及近,果是几个防空洞,洞口有铁门。
我怕洞内是有的单位在放东西或住人不能随便进去,只好坐在门口,头上凉风吹来侵入脊髓。探首内视洞中仅有十数人,并坝(注:此处“坝”系方言词,作动词用,即铺、摆之意)有床铺。有从洞内外出者,我问:这洞一般人能去吗?答:能。果然进去并无人问。洞内约有近两丈宽,约进50步即无光线。
不久有几位类似工人模样来至洞内宣传:洞今天打开了,请示了军管会同意全部开放,电灯亦同时开。希洞内群众自行组织起来互相管理互相监督保证安全。说了很大一套,然后把门整好加了锁。
不久往洞内搬行李的人越来越多,简直是络绎不绝。有的不但把东西搬来还把床铺也搬来了。移时,电灯燃了洞内又放光明。一看这洞不小有好几处出路,全长不知有多长。我看起码比我们县里城内的一条街还长,并从洞内可以通至跃进村(共有石梯坎152级)。洞内比较干燥。
到中午已经铺满了床位,直到深夜还有来的。我和几位不相识的人闲谈。有的说昨天12点半打枪是由于不慎被人发现目标。也有讲昨夜二点左右来了一架飞机。今天钢花又在广播热烈欢迎中央首长来渝。有的说听说是江青同志。这当然都是传说,但也是内心迫切的希望。如果真中央首长来了问题是容易解决的。有的又说调查团来的负责人是肖 (注:原文此处有空格。中央调查组组长为陈彬,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军务部副部长)。有的又说两派目前正在建设厂谈判。从这一些传说都是好消息。
凑巧还碰见一位40多岁的女同乡李万朴,同德乡人住跃进村11栋23号。她问了不少忠县人的情况,我都一一告诉了她。她还问了罗见琉等人。知我目前在渝缺粮票情形后主动给我2斤粮票。我承认作借今后定归还。也好,可以暂时解决我的问题。说得不好听一点也等于向人乞讨。秩序不很好乱哄哄的。因听到说中央首长来了,可能是会停火的。
我听到以上的好消息心想不会打了,同时想回去弄夜饭,于是毅然走出防空洞。回来高把门另加一锁进不了屋。找人借米来煮,谁知又听得同院居民说“828”一战士刚才说今天晚上又要大战。这一来又不保险。想到防空洞那样安全,于是决心再去防空洞。我向高提出给我一床毯子去洞里过夜她不肯。高说你那个小棉絮拿去嘛。这个小棉絮是小孩用的薄坝絮不过半斤左右重。为了逃命当然顾不了这些,只好带着小棉絮,另外把旧大衣一件带走。
回到防空洞正好有个姓元的娃儿铺,只有一人。和他商量同他共铺。入睡后派出所同志忽来清查,我将证件出示后才算了。因洞内的人都是左邻右舍的都认识,惟独我都不认识引起别人怀疑,这样查一下是对的。到10点洞内电灯齐灭。从早到晚确无大接触,看来的确很好。

8.26
昨夜只听到响了2炮。洞内一处塌方幸未伤人。我只搭一件棉衣仍勉强支持过了夜。上午有人来摆,说中央首长和张国华司令正在召集双方和谈,希望很大,基本上已经停火。并有人今天亲去杨家坪走了一趟,粮店已开门营业,双方均未开枪,但仍端枪放哨,一旦谈判不好随时可以攻守。听起来问题不大了。早饭午饭都在馆子里,共吃粮5两花钱二角三分。
下午四点带着小包包回来。返寓忽发现钢笔一枝遗失洞内,决定转去寻找,在防空洞失落处原放有木板一块已搬走,很可能即为搬木板者捡去。久寻不获怅然返寓。切盼明日能通车。

8.27
通车仍无消息。早饭后去李子林看大字报,结果一张新的都没有。又顺道爬至防空洞找钢笔,洞内的人依然未减,笔也未问到。稍住遂返渝钢村煮午饭。
今日仍一阵一阵传来机枪声,距离较远。人们都切盼能通车停火。这几天谈判又未公布大家传说纷纭。有的说杨家坪商店已开了门,并在开展览会——另一派用米、粮、糖等筑工事。又说杨家坪已可进城。有的又说一路检查骇人,喊一声“站住”脚都骇得发抖。有时走在路上又看见被打死的死尸横卧街心令人害怕。
有一老妇仓忙从马中走来一身大汗。料她是从杨家坪来的,便顺口探问情况。据答是从城内来的,两路口到大坪有公共汽车,大坪到杨家坪无车,沿途武装检查仍多。杨家坪来渝钢村是绕小路,城内已安静。我再追问,她却忙赶路边说边走了。另一姓侯的又说明天杨家坪将通车进城。听了这些消息使我万分高兴,如真的杨家坪都通了车,我决定设法冒险去杨家坪。
整天无聊就和邻居云阳人帅爷爷摆龙门阵,晚上仍去山头小站,偶有枪声。

8.28
昨夜太热长久不能入睡。
对门一栋房里有六、七人进城,他们胆大十分令人羡慕。希一二日内能正式通车。
今天胆大者去西区公园的不少。据说距此不远的公路上有一男一女被枪打死横卧路心,由于连日暴晒面部已炕糊。善心人今天用绳将死者双脚捆着拉往路边用泥土堆上。此人究竟张王李姓无人得知。有的猜想似为夫妇。
同栋杨某经常回家和我们吹谈。大前天晚上回来出去乘凉,一会就爬上了战车出征杨家坪,不幸被对方手榴弹击伤手足,现住高滩岩医院。爱人秦某今日才得信,上午即设法前去探视。
看来近几天可以走了。
傍晚渝钢村有4人分别被武装三次抓走,还有一个妇女。听说中央调查团还来到重钢,4部卡车停在军管会门口,群众纷纷拍手欢迎,并要求立即制止武斗。
近黑又闻枪声数响。有人从杨家坪返来说的说好走,说的说不好走。我很想走但独自一人怎么也没有这个勇气。

8.29
今晨三时起身弄水一挑。早饭前又听几响枪声。饭后去理发并去防空洞,理发时对镜自看太瘦了。又去跃进村会那位姓贾的,问他是否有人还钢笔在他手。答无。这一来钢笔丢定了,但思想并不着急。而今只有生命安全,什么都没有关系。这支笔已快坏了。
今日开始吃两顿。
去看伤员的秦某今日返来。据说(其夫)手被打断脚受伤。另有两个同车人被击毙,死后枪仍紧握手中。
我很想去杨家坪看看。据去的人讲其说不一。我在这里日子不好过。心想走,当然走是有危险的。不过我想我什么派都不在,又是外地人,有什么关系?不走这个日子确不好过。
晚上又有枪声,有的说上午9点前下午6点后不保险。

8.30
昨夜又打得凶,不知是何道理。楼上住户又在往楼下搬。是不是谈判未成。早起又在打,比起这几天来又有点反常。
我极想进城,渝钢村这个日子不好过。想找人商量一下又去找谁呢。隔壁帅新敏老爷爷劝我今天不要走,劝我再住一天看看。但我仍想走。
出去山坡上看碰不碰得到去杨家坪的人。在厕所附近等一会,胖妇人清洁员来了。我问了她的小路。她说去杨家坪西区公园走仍有危险,听说还是走石坪桥好些。
于是下了决心,不顾生死,以身一试。收拾好东西,又给邻居帅爷爷谈走后有信烦代转嘉陵路39号。帅苦口劝我,我还是要走。
锁好门离开渝钢村——这个受苦受难的地方。经马王小学过马王场,只见田中农民正忙于收割。适有两小孩带着油饼从后面走来,一见知是去杨家坪的,他们熟悉小路,遂和他们同行。谁知他们竟从马中走去,我急止步。农民亦说马中不能走,“828”在,通不过。折返走另一小路边走边问。
在石坪桥方向枪声时发时止,心想既已上道就不顾一切。不久又走上公路。
此时往来行人较多,但莫不胆战心惊三步一停两步一问。
距石坪桥不远的荒沟被放弹击中的痕迹比比皆是,同时一阵“咯咯咯”的机枪声忽从前面传来。人们不免又停住脚步注视发展,随着枪声的停止而又继续前行。表面上我还是鼓起勇气大步疾走,实际上非常害怕。正是所谓阳呈强而阴示弱。
一路走一路就想到家中的老母,妻室儿女,弟兄姊妹,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谁去给家人报信,联想到西区公园门口被冷枪打倒的过路人岂止一个两个。想到这些万念俱灰。
熟路的人为了避开石坪桥,便绕道重钢二中、冶金宿舍、□□小溪。
前面又是一阵枪声,我急忙回头在一小屋边躲藏。一会,两个天真的孩子还在前面等我。穿出马路正是长江剧场门口,抬头一看杨家坪街心花园已在眼前。路上各种电线、电杆打断,电车线、电灯线、电话线、广播线遍地都是。有的在电架上乱七八糟的吊起,就像被风吹坏的蜘蛛网。各种汽车有的朝天仰卧,有的身首不齐,有的烧成废铁,有的满身鳞伤。房屋更是问题,从长江剧场对门起被烧毁的很多,据说是被坦克击中的。杨家坪百货商店、邮局、新华书店等大型建筑都已夷为平地。举目四顾昔日面貌已完全改观。电汽车站候车棚只剩下一个糊壳壳。在电影院周围行人稀疏,过往者莫不惊惊慌慌若有所惧。荷枪男女往来不绝。幸存的房屋几乎每个窗户都塞有棉絮架有机枪。总之一片战地景象触目伤心。
过了杨家坪人就多了,主要是来看杨家坪大毁于战祸的现场。问了好几个人都说此去一路平安无人过问。看来是很放心的。因带枪的人都是背在背上而且和颜悦色,不像渝钢村只要有人带枪来就骇得东避西躲惶惶不安。一路到了大坪,路人争说“反到底”派好。到大坪果有汽车,进城直到李二哥家才10点半钟。
李家老幼见我来,都来问长问短关心备至。我说:我要向你们大哭一场。我说渝钢村太危险,兼以高无粮无钱,不能不冒死来城。
李二哥等极力安慰并叫我安心住下。
十弟有一信是8月6日从成都来的。信投三处,一陈忠县,一陈大渡口,一交嘉陵路。信上说极盼我去成都。
中午吃面块,饭后在防空洞乘凉。
来到李家,二哥二嫂、惠荪、其洵、其涵、其渊(注:惠荪等均系作者外甥,李得钊的儿女)都来问我在大渡口怎样?受惊骇了吗?十分关心。他们都叫我在城里多住一段时间,直到平静以后才走。
下午带着凉椅在防空洞乘凉。夜饭后在上清寺听“反到底”派广播,很满意。

8.31
早起去上清寺漫步一周,并看贴满街头的大字报。上清寺到解放碑的公共汽车已正常行驶,邮局也开了门,行人拥挤一如往昔,一点不感到危险。上午同其渊一道走新建由牛角沱交通巷直通菜园坝火车站的隧道,真不简单。由牛角沱上清寺去两路口还要坐缆车才能下去,很高一座山,但从这个隧道走竟一步梯坎都不上,平平顺顺的就到了。我走过去共有860步约500公尺,洞口约有三四丈高,路宽约有30公尺,外有人行道。里面全是钢架水泥嵌成。洞一直是笔直的,从进口望去出口处,只是隐约可见一点微弱的阳光。走至中途伸手不见五指全过摸。不少儿童在洞里乱跑乱叫,听说扒二不少。里面本装有电灯,未通车还没开。一出洞口正是火车站门口太好了。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设计。中午和下午赶将日记抄录。拟分寄忠县、阿坝、成都。
今天有一件使我最高兴的事,就是7804部队在上清寺宣传。我原在大字报上见到这部队原在泸县制止武斗。我大胆去问其中一名战士。据答:在7月20几日在泸县大桥靠城一边发生武斗,死十余人是用刀杀的,后来有枪就来打过。轮船是在蓝田坝沉的,市内交通未阻,但通往外地的客车没有通行,因两派各守一段,车辆过不去,因此邮件也不通。这位战士一再叫我不要担心,问题没有那么严重。他还说我们离开还没有多久嘛。这一来我就像一块压在胸前的石头搬开了。不管怎样这位战士讲的总有几分可靠。
下午惠荪一位同学来玩,无意中谈到他有个亲戚昨天买了一张东方红31号的忠县客票,于今天早上走了。忠县的轮船都通了吗,这太好。但这个同学又说朝天门一带仍有危险。想这轮船回去定有不少忠县人,家里的人们是会收到一些重庆消息的。但没见到我的信仍会担心。下午在洞里乘凉约半小时。晚上又去上清寺听广播。

9.1
昨夜在大街上睡觉直到今晨4时才回屋上床睡。晨起头有点闷,是贪了凉。去上清寺见有大渡口消息大字报,与实际情况完全相符。又问到一位由城乘车来的老人。他说市内仍不安全,朝天门不能去。再一问他是一月前由泸县来的。他说泸县早没打了,市内交通已恢复。开往合江、宜宾的船早已行驶。只是汽车不通。他说没死那么多人。轮船是在蓝田坝互相撞沉的。这个老头是船工。他说近一月来船来不了重庆,就不知近来情形。听他所讲,说明泸县问题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厉害。
有人说昨夜2点到今晨8点杨家坪一带打得凶。大坪附近石桥铺最激烈,还烧了房子。惠荪的同学来耍,他说有人去武汉买到一张忠县船票是东方红31号,今晨开船。朝天门已有人来往。这么说来客船通了。我准备进城看看能不能碰到忠县熟人。
下午在防空洞乘凉,抽空抄日记。晚上听广播,又有人说有停火消息。果然街上贴了大字报,也有传单。内容三条:1、9月2日18时双方停火。2、武器分别封存11处。3、停火后被抓人员一律释放(注:两派代表各10人于9月1日12时达成《关于立即停止武斗的第一号协议》)。群众又大大欢喜。

9.2
早起去上清寺走一趟,看大字报和展览。六中32111的武斗、武器。停火协议街上贴得较多。整天在家写信,此信长达万余言。上午嘉陵江大桥有枪声数响。惠荪适在桥上,有点骇人。且看今晚6点停火时到后如何。桥上有农民在卖猪肉每斤一元七,羊肉每斤9角,鸭9角一斤,买者不少。

9.3
早起去端豆浆,顺去看李光兰(注:作者老乡,远亲)。她住下曾家岩114号,还好,一家都平安。她也很久未得忠县来信。在豆浆店巧遇忠县人桂华,他前天才从成都回来。说泸县打得很凶,是用毒气放火死伤很多。我写给家里一信托他带回。
写信三封,一交十弟,一交储德,一给家中。邮局仍不收泸县电报。
天气太热,一天都在防空洞过日子。

9.4
早起去上清寺看大字报,又顺至李光兰家。气候太热,整天在防空洞过日子。
早上吃汤元,晚上又吃白糕,夜去上清寺听广播。

9.5
早上在曾家岩碰到桂华。他说明天乘东方红36号回忠。我又写一短信托他带回,信内附反到底派战报,并绘图一份。这张战报主要是谈杨家坪一带战争经过,很有价值。
给两儿信内容(分给储、仁两儿):1、泸县电报电话仍不通。2、在街上看见泸州大字报,保派红旗站用现代化武器进攻,红联派(注:泸州两派为红旗派与红联站,当时称红联站一派为保守派)牺牲惨重。又张国华在成都谈万县、泸县、涪陵已武装左派。看来问题接近解决。拟明后日去黄沙溪问泸州木船。3、重庆问题已基本解决。4、在李二舅家很受尊敬。5、仁德在家要好好照顾妈妈的病,伙食要弄好。6、储德近来好吗。
信写好去市革联托桂华带回忠县。但他已进城,只好托另一同学转交。交阿坝的传单附近邮局不收。邮局挂牌:电汇、包裹、印刷不收。
据说昨夜10时许,解放碑发生无声手枪打死两个贴大字报的人。深夜一时许又一人被持匕首的凶手一刀戳伤颈项,同时甩手榴弹2枚,地点在较场口。被杀者今天才死于医院。暗杀之风又起,晚上市内行人不多。
下午在防空洞避热,摆龙门阵者不少。天黑乌云蔽空,看来似有下雨可能,但始终不下。我们在街边露天睡觉乘凉,直到深夜一二时才进屋,时两派广播仍在争论。

9.6
早上去给李二哥买豆浆油条。李二嫂病了去医院诊病,她这一病就很麻烦。
早饭后天阴,带其渊去黄沙溪问泸州船,不巧两只泸州船刚开出。据乐山船工说泸州完全在城内打,又说曾看见茜草坝有百余人乘船逃合江。

9.7
据说九龙坡铁路上谁去埋上地雷,弄得上下火车不通。下午大字报也贴出。晚上有成都集体回渝的反到底派战士路过,为数近千人。今日电车已通市中区,交通渐复常态。

9.8
早上上清寺车辆频繁行人拥挤,但中午曾打了几枪,弄得大家惊恐不安。据说昨夜李家沱一带还打得凶。
下午李二哥收到惠兰8月5日来信,其中提到接7月22日其汾自泸县来信,谓武斗比较严重,素珍已暂回家。从这几句话可以看出1、7月22日以前邮件还是通的。2、茜草坝过河的船还是有的。这一来我思想更不安。1、既然7月22日以前邮件都还通那为什么陈琳不来信。2、茜草坝还能过河为什么陈琳不走。心里越想越想不通。但可以肯定通用厂问题定不很大。信上也许要提几句。总之这个事使我思想沉重丢不开。
一天几乎就在洞里,只是吃饭时才出来,饭后又进洞。不过洞里人多颇不寂寞。今天立秋了仍热。

9.9
凌晨三点半,忽传来密集枪声,我正好从街上乘凉进屋不久,还有不少在露天宿夜的骇得抱起铺板就乱跑。
上午又连续有枪声,而且就在街上,不少行人挤入房内暂避。事后听说是打着玩的,因所有枪支已决定上缴。虽然如此可把人吓坏了。
今天曾有近千人持着各种武器整队去警司上缴。看来武斗已近尾声。
给其汾一信托代问陈琳情况。又给大渡口帅新敏一信问有无我的来信。
下午乌天黑地像要下雨,气候也随之转凉。天凉了我又担心起衣服来。
有中央首长讲话文件一束。周总理讲话中谈到重庆在武斗中发炮一万多发,如以此助越南打美帝不知要打多少飞机,并称这些为败家子。文件中坚决制止武斗,谁武斗按反革命办理。看来武斗完全可以停下来了。
在一张地图上看到成都去壤塘的里程:成都——郫县22公里——灌县33公里——汶川91公里——理县54公里——鹧鸪山132公里——马尔康57公里——白湾32公里——壤塘163公里,共584公里。里程比重庆到成都还远,相当两个忠县到重庆。

(下期连载之四)

【故纸堆】

了解平民生活的文革文献
——介绍上海市革委会《接待通讯》
杨老玖

十年前,我曾在上海孔庙旧书摊上从一个年轻人手里买下了一麻袋一九六七年出版的油印小报、批判资料、传单等,其中最有价值的为一整套原上海市革委会接待组编印的《接待通讯》。那个年轻人告诉我,他母亲曾经在该组下属的接待站做过事,故一共八十几期16开铅印的《接待通讯》是从他妈妈那里来的。我感到遗憾的是,我没机会感谢这位无名上海女士,她毕竟一直遵守了当年组织上对接到这个交流经验、指导工作的内刊的同志的要求,即按照封面右上角那四个字那样“注意保存”了它。今天,四十年前的《接待通讯》已成为大有助于我们了解文革期间上海平民百姓生活的重要文献了。
在“简讯”、“几点参考意见”、“来访动态”、“市场阶级斗争动态”、“答接待员问”、“资料”、“有关职工探亲假的若干具体问题”等大大小小标题下,上海市革委会接待组的《接待通讯》对如下一类问题给予一定权威性的答复:“郊区查抄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的财物,能否分配给当地的贫下中农、五保户?”,“农村拆除坟墓如何正确处理?属于地、富的坟墓又如何解决?”,“外地群众组织可否来上海捕人?须经过什么手续?”,“什么是‘行会性组织’?如何正确对待这种组织?”,“至今不回农场的农场职工,他们的户口、工作、粮食问题怎么解决?”、“成立文攻武卫指挥部的目的、意义是什么?”、“职工请事假去外地,因交通阻塞不能如期回厂其工资如何发放?”等等。毫无疑问,对热中于研究鲁丁先生在《记忆》第三期所提出的重大文革史课题(即“底层普通人民群众的生活、思想、文化,以及他们在文革中的追索和斗争”)的人来讲,《接待通讯》所记载的内容非常有价值。
下面摘要介绍一部分来自《接待通讯》的颇为新鲜的资料,以统计数字为主。特此说明,资料里所提到的“一站”主要接待文教卫生等方面的来访者;“二站”主要接待财贸、政法、地区、市政交通、劳动工资、综合、生活等方面的来访者;“三站”主要接待工业、经济计划、科研等方面的来访者;“四站”主要接待农业方面的来访者(各站具体地址均不详)。“19室”即福州路19号接待室。

改造世界观 彻底为人民
二站 丁士国

怎样才能把接待工作搞得更好?我通过这一阶段的实践,感到有以下几点体会:
一,必须牢牢地树立有彻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开始搞接待工作时,我“怕讲错话”“怕犯错误”等几“怕”思想,后来,我反复学习了“老三篇”,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我觉得一个共产党员,必须下定决心,向老愚公学习。通过学习,思想开朗了,工作就有了勇气。
二,要加强阶级斗争的观念。接待站是阶级斗争的场所,接待员一定要牢固地树立阶级斗争观念。有一天一个来访者伪装老老实实,讨我的口气,经我一再查问,原是伪浙江省监狱典狱长,来站捞稻草,我识破他鬼计,严词驳斥,他才低头认罪,夹着尾巴溜出接待站。
三,必须政治挂帅,努力宣传毛泽东思想。有次,我接待了一基层批发部的造反派几个同志,他们提了十多个问题,经过查问,原来问题实质就是一个:他们想通过“走访接待站”去压服另一派造反队。我就同他们共同学习毛主席有关大联合和团结问题的指示,张春桥、姚文元同志整风报告,使他们明确到要抓大方向,大是大非,不应纠缠于枝节上,于是高兴地回去了。
四,解答问题,有的放矢。毛主席说:“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系起来的思索。”因此,我就想做好接待工作必须做到:
“看”:仔细看来访事由。
“听”:耐心听来访申述。
“问”:抓住主要矛盾,把来龙去脉,问个明白。
“想”:细细思索问题实质是什么?考虑如何针对来访的主要问题进行宣传教育?
“查”:复杂问题,必须经过调查,再说话。

原载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接待组编
《接待通讯》第10期(1967年4月27日)

【1967年】四月份群众来访分类情况


类别 批数 到百分比(%)
有关“大联合”问题 5,951 19
有关“三结合”问题 3,211 10.2
询问文化大革命方面政策问题 2,617 8.3
申诉被打成“反革命”等问题 2,101 6.6
反对经济主义的一些遗留问题 1,413 4.4
有关农业政策方面的问题 860 2.7
其他申诉(文化大革命以前的) 675 2.2
申诉被抄家 689 2.2
反映外地文化大革命问题 589 1.8
其他(包括反映“内战”、武斗、串连、
取经、支疆、个人要求以及党团生活等) 13,499 42.6
全月合计 31,605批

节录自上海是革命委员会接待组编
《接待通讯》第15期(1967年5月17日)

【1967年春】各站来访统计

4月21日—4月25日 4月26日—4月30日
批/人次 批/人次
一站 999/2,534 796/2,471
二站 2,424/5,252 1,940/4,432
三站 1,166/2,929 976/2,534
四站 165/338 172/420
19室 240/834 207/605
总计 4,994/11,887 4,091/10,462
电话 437只 571只

5月2日—5月5日 5月6日—5月10日
批/人次 批/人次
一站 799/2,119 1,745/5,028
二站 2,000/4,641 4,232/9,980
三站 880/2,207 1,658/4,325
四站 150/307 323/688
19室 188/832 473/1,952
总计 4,017/10,106 8,431/21,973
电话 429只 846只

节录自上海是革命委员会接待组编
《接待通讯》第15期(1967年5月17日)

【1967年】五月份群众来访统计

名称 批数 人次 比四月份增减数
一站 5,700批 15,128人次 减623批 减1,788人次
二站 13,139批 32,152人次 增1,486批 增84人次
三站 5,624批 15,704人次 减1,404批 减1,263人次
四站 1,248批 3,133人次 增202批 增1,156人次
19室 1,455批 6,691人次 减155批 减2,466人次
电话接待 2,394只
全月总计 25,560批 72,808人次 减4,021批 减4,277人次

节录自上海是革命委员会接待组编
《接待通讯》第26期(1967年6月13日)

【1967年】六月份群众来访统计

名称 批数 人次 比五月份增减数
一站 4,303批 11,373人次 减1,397批 减3,755人次
二站 15,401批 34,941人次 增2,262批 增2,789人次
三站 6,130批 16,503人次 增506批 增799人次
四站 1,209批 2,550人次 减39批 减583人次
19室 1,139批 4,908人次 减316批 减1,783人次
电话接待 1,454只 减940只
总计 28,182批 70,275人次 增1,016批 减2,533人次
注:电话接待数不包括在内

节录自上海是革命委员会接待组编
《接待通讯》第35期(1967年7月3日)

【1967年】七月份群众来访情况

七月份接待来访共计25,865批,73,014人次(不包括外地来访),平均每天834批,2,355人次。教卫方面升降幅度较大,其他方面与六月份基本相同,外地来沪人员批数激增,占综合组全月接待总批数百分之九十五。
来访的主要内容有:
(一)有关大联合、三结合问题占百分之十六。其中,以教卫方面占的比重较大,反映了部分基层单位尚未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的问题。有的在重拉队伍,如科技系统,最近还成立了“工总司科技联络站”,影响大联合,增加了群众组织之间的磨擦。有些工厂企业革命大联合不巩固,单方面成立革委会,群众意见不一致,引起两派内战。财贸方面来访反映大联合、三结合情况的比六月份减少四分之一。
(二)询问政策、规定的占百分之二十六。例如,有关毕业生的分配问题,要求恢复探亲假制度、已取消的保留工资和减低的高工资的处理问题,以及“两调”、“子女顶替”、“交通费补贴”问题和郊区有些社办企业职工要求改革管理制度等问题。
(三)要求制止武斗。七月上半月,来访反映武斗的比较少,七月下旬又有回升,而且:来势猛,规模大,损失重。武斗的原因: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挑动和反扑,但也有一些由于曲解“文攻武卫”这个革命口号,引起武斗。
(四)个人要求占百分之三十六。例如,对抄家物资处理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被遣返送回乡倒流回沪要求安置、解决工资福利、医疗待遇等问题。里弄干部、社会青年要求安排就业。
(五)其他方面占百分之二十一。例如,向市革委会报喜,反映生产、生活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以及检举揭发等问题。
从七月份来访情况分析:
(一)要求解决实际问题的数量增多,而且许多是要求接待人员当场表态,拿出办法。否则就住下不走。还有由于斗批改的深入发展,许多问题,例如民办中小学校究竟是不是刘邓路线的产物?半工半读学校是刘少奇提出的,还是毛主席提出的?等等,要求给予明确答复。
(二)由于社会上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有些人向接待站冲击,少数坏人,乘机捣乱,无理取闹,刁难、殴打接待员。有的学生公开来接待站以同接待员辩论“联司”问题为名,公然向市革委会挑衅,甚至嚣张地说:是“帮助教育市革委会的干部”。有的“支联站”人员来接待站起哄吵闹,企图捞稻草。外地来沪的部分群众也有类似情况。
接待工作中几个突出问题:
(一)有些来访群众的要求、意见得不到解决,对接待站表示不满。接待人员对来访者的要求、意见,特别是具体问题,表示难以解决,有些群众反映,到了市革委会,二楼推到四楼,四楼推到二楼,推来推去,仍旧一场空,今后不去了。特别是有些因武斗致伤的群众,更是情绪激动,说现在是有苦无处诉,生命无保障。
(三)由于有关领导和革委会部分业务口对接待工作中的困难,不能及时帮助解决,有许多问题政策界限一直不明确,例如,群众来访要求恢复“两调”、探亲假等问题,接待员无法表态,感到非常被动。最近,外地来沪人员激增,对接待站冲击很大,给本市来访群众带来不良的政治影响,严重影响接待工作正常进行。有的群众拍桌子,骂混蛋,动辄打人,甚至持刀威胁,不少接待员感到工作很困难,思想情绪波动。

原载上海是革命委员会接待组编
《接待通讯》第49期(1967年8月14日)

【1967年】八月份群众来访外地激增本市略减

八月份接待来访共计33,989批,125,835人次,比七月份增加8,124批,52,821人次。其中,本市平均每天818批,2,390人次,外地277批,1,668人次。来访的主要问题是:
一、要求制止武斗,严办打人凶手大幅度增加。自八•四本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对上柴联司采取革命行动以后,社会上武斗仍一度增多,三站仅七日一天,就接待了有关武斗的来访80多批,占这一天来访批数的三分之二。据分析,引起武斗的主要原因:宗派主义作怪,指责对方是非法组织;曲解“文攻武卫”,互相砸来砸去;对三结合干部看法有分歧,以致发生武斗;一小撮支联派头头乘机倒打一耙;“走资派”勾结社会上的牛鬼蛇神阴谋破坏。
二、无锡、苏州、南京、芜湖、合肥、蚌埠、马鞍山以及浙江、江西、福建、武汉等地因发生武斗来沪的群众大大增加。来沪变相串连的大中学生也显著增加。目前已动员20,000多人陆续返回原地,其中,武汉17,000人,苏州3,000人,蚌埠1,000人。现在每天仍净增六、七百人,接待任务非常艰巨。
三、部分支援外地建设的职工家属,要求解决生活困难。这些人员生活主要依靠亲属工资收入,由于亲属所在地区发生武斗,拿不到工资,生活发生困难,就来站要求解决问题。
四、有些工厂、企业任务不足,要求解决生产和职工生活问题。有的发不出工资,提出要动用生产组的积累资金,有的要求向银行贷款,有的要变卖生产工具等,目前,这一问题仍未解决。不少职工还纷纷提出要求开放探亲假,有的说,如上面不同意,就采取自由行动。
五、郊区个别地区出现冲击专政机关和打、砸公社革委会等问题。有的县人武部、公安局先后被查封,上海县的纪王、莘庄、鲁汇和北新泾等社、镇革委会也被砸。少数坏蛋在青浦乘机大造反革命舆论,并勾结当地一小撮坏人阴谋策划,说要揪出“陈再道式”的人物,叫嚷“从农村包围城市”等反动口号。
六、党的政策反映。中央关于进一步实行节约闹革命的《若干规定》(注: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1967年8月20日,作为中发〔67〕261号文件的《关于进一步实行节约闹革命,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加强资金、物资和物价管理的若干规定》)下达后,前来反映执行情况和存在问题的来访激增,如揭发铺张浪费、贪污盗窃,擅自招收艺徒、增加工资、扩大劳保福利、提高交通补贴等违反财务纪律现象,以及要求改变某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市革委会《关于进一步肃清经济主义流毒的通知》下达后,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但也反映了贯彻执行中的种种思想阻力,特别是街道里弄生产组问题更为突出。分配住房方案下达后,群众来访也大量增加。
七、阶级敌人公然翻案,有的甚至外出进行反革命串连活动。有的逃亡地主、右派分子来接待站哄闹;有的被遣送回乡的四类分子,不服遣送,唆使其子女来接待站纠缠;有的刑释分子乘机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如有一个刑满释放分子,国民党员、大流氓、解放前任大世界票务主任,当他看到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抛出“认罪书”后,就认为反革命复辟的时机已到,他就迫不及待地携带反动信件潜往南京、徐州、兰州、西安等地方进行反革命串连,收集沿途情报,被我接待员查获,送交公安机关处理。

原载上海是革命委员会接待组编
《接待通讯》第59期(1967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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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堆】

对一个自杀未遂者的批斗会记录

姜东平

两年前,笔者在长春新疆街旧书市场,意外地发现一批文革时期的审查交待材料,是由解放军驻长春某部军直机关流出的。资料大部分形成于清理阶级队伍时期。从这批资料可知,在那个“清队”运动中,许多有所谓历史或现实问题的军人及家属受到“清理”,即使一些高级干部及家属亦不得幸免。由于资料散失严重,许多从字面上看来触目惊心的事件,已难以了解其全貌,有的只留下一个孤零零的题目、线索或人名,殊为可惜可叹。笔者从这批资料中整理、筛选出数起典型事件。其中以“张张尹冤案”为素材写成的《文革“清队”时的一桩假案》,已由《文史精华》2006年第4期刊出。谭××自杀未遂事件,是其中一例。
谭××在“清队”中,由于“问题严重”,被送进学习班隔离审查,强迫交待。他的所谓“问题”,一是父亲当过“伪保长”,雇过短工。是“靠剥削吃饭”的,再加上1958年其父在家曾与人合谋偷渡去香港找事干(当时的罪名是“外逃”)。二是谭本人对家庭历史的“隐瞒”和“三反”言论——包括将毛主席像章、毛主席像随便放,学毛主席著作不认真,不积极,不能改造自己,看《红楼梦》等“毒草小说”,传播过攻击江青的话,等等。为了表现“认罪态度好”,争取“从宽处理”,他尽量把自己丑化成一个“思想反动”、“罪行严重”的“三反分子”,但还是被说成“避重就轻”,而过不了关。
一个人为什么会选择自杀的方式终结生命?其原因错综复杂,有一种解释是:活着本身已经成为一种比死亡更可怕的灾难。自杀者中无论是经历过战争年代考验,甚至在敌人的监狱里受过酷刑,始终对中共忠贞不渝的老革命,还是在运动中被抓住历史或现实“辫子”的平民百姓,都很难过“触及灵魂”这一关。因此自杀现象在文革年代相当普遍,那时候有一种普遍的认知:自杀等于叛党(指中国共产党)。其行为本身,和那些在战争年代被敌人逮捕后自首变节的叛徒一样,非但不能引起怜悯和同情,而且要背上“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畏罪自杀”的恶名,成为人们訾议唾骂的对象。因此,对自杀未遂者,人们不但不会进行抚慰、开导,反而会对其展开猛烈的批判斗争。
谭××后来的结果如何,因资料的缺失,不得而知。一个人的痛苦命运,可能因其平凡卑微而不足挂齿,但千万人的命运,又何尝不是民族的命运?因此我赞同王友琴女士的倡议:“要使每一位文革受难者被记录”。下面是在谭××凌晨自杀未遂后的当天开的两次批斗会的记录(均隐去名字):

(长时间沉默,同志们送毛主席教导,齐声朗读毛主席语录,谭××痛哭流涕,继续讲,同志们送林副主席“四个无限”教导。并对他进行帮助和交待政策:在献忠心学习班上,自己有认识就是进步,现在要敢于认识,敢于改正,冷静检查自己,献忠心。谈出错误,这是改正的第一步)
谭:清队时考虑自己干不长了,不知到底清队怎么搞,到处疑神疑鬼,不是抱着接受审查、接受教育的态度,把自己所有问题向毛主席献忠心,自己问题讲不讲?不讲吧,心里放不下;讲了吧,领导对自己有什么看法?所以交待时不是痛痛快快,讲一些留一些,考虑说错话的问题比较严重,搞不好要成为三反分子、反革命,就有点坐不住,感到绝望。这一关算过不去了。就想到死,昨天晚上,我走上叛党道路,想到楼下上吊,想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想彻底跟自己决裂。吊了半天又放下来了,一想,死了不是不清不白吗。(同志们批判他叛徒思想)
众:这是叛徒思想,与人民为敌的思想。
谭:我想,自己是叛徒算定下来了,过去听说死是断线灭口,思想压力就更大了。这实际是对学习班的对抗,一直走上叛党的道路。当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时就想死,想逃避。自己感到立场还是站在反动阶级立场上,受的毒太深,做了家庭的孝子贤孙。
张某:你清队以来态度上是有问题的,一直发展到要叛党,为什么你要自绝于人民?你现在没有下定决心与自己错误决裂。为什么要跟刘少奇跑?到底谁在向你招手?同志们帮助,领导上谈话效果不大,摆在你面前是到底忠不忠于毛主席,要不要革命。你现在没下交待问题决心,态度要端正过来。
余某:建议停职检查,端正态度。
曹某:叫你走毛主席指引的光明大道,你为什么要走刘少奇的死胡同?你这是向党进行威胁,死?下场是可耻的,这样做是执迷不悟,你有什么问题不可以向毛主席献忠心?你有问题交待了,就给予出路,可你这是不要出路。死,不是改正错误的路,你得猛醒啊!
邹某:你这种思想是极其严重的,以死抗拒毛主席革命路线,党给你改正机会,同志们耐心帮助、等待、你却想对抗到底,这种思想必须彻底批判,这些天准备不好就是你这种错误思想作怪。
谭:我应该猛醒,等着批斗。
邹某;等着批斗?这是什么态度?同志们希望你彻底交待改正,要下定决心,与自己错误决裂。

1969年1月10日晚。
掌握会场的周某首先发言:今晚谭××谈谈为什么要走绝路,把思想活动谈一下。
谭:这是立场问题,反动阶级立场就是死路,上吊是逃避斗争。
问:你为什么走绝路?
答:这是立场问题,应当提到这个高度来认识,反动阶级立场就是死路,越认识越感到这个问题严重,参加革命以来,培养出这么个人来,干出这样的事情来,自己感到心胸不开朗。今天早晨五点钟……想到大家要起床了,叫人家看到也不好,上吊是逃避斗争,应鼓起勇气重新做人,与私字彻底决裂。
问:这几天的思想活动是什么?
答:思想斗争很激烈,(因为)有些问题很严重。
问:哪些问题很严重?
答:对自己问题没有用阶级观点去分析看待。
问:哪些问题?重新做人就得先讲出问题。
答:有些问题认识不能上纲,还没有通过阶级观点去分析。家庭对自己的影响,旧社会对自己的影响,旧社会已打上阶级烙印,使自己不能很好地思想改造。许多问题很典型,应该从阶级观点去找。我是中了刘少奇、旧社会毒的人。
问:你的什么问题严重,没脸见人?清队回来后为什么睡不着觉?为什么坐卧不安?问题谈出来,(争取)重新做人,得到从宽处理。
答:我要检举坏人,对父亲外逃问题,有哪些罪行?父亲被斗情况,这些问题讲不讲?我不反对毛主席,这个问题认识不上去。后来听了大家发言,(觉得)应该从阶级观点去找。
问:自杀是叛变革命,知道不?是叛党行为,是叛徒。
答:知道。
问:那么为什么要走这个下场(绝路),这样去做呢?
答:(因为)以上问题。
问:父亲外逃问题不致于影响你自杀,三反言行也不至于你(犯)叛党罪行。
答:原来认为三反言行是反党。
问:这问题领导早就给你讲过了吗(嘛),从私字出发这问题讲不清吗(嘛)!
答:对父亲的罪恶要坚决揭发。
问:朱××自杀你知道吗?你说不是一般问题吗?你父亲潜逃就促使你走绝路吗?
答:前几天是以私斗私,问题不敢讲,吞吐反复,感到中了刘少奇的毒了,感到自己没有用。
问:以私斗私是哪个问题斗不开?
答:我的问题考虑要写一写,有些问题一时拿不出来;有些问题着急,写不出来。
问:你是因为没准备好而上的吊,你是写材料的(指搞文字工作——编者),写不出来不一定要上吊嘛。你的态度不老实,不敢讲。你的原因不合乎逻辑。
答:上吊是感到问题的严重,再一个稀里糊涂,问题不清不白,犯的错误更深了。
问:什么时候想到自杀?
答:感到问题严重,刚开始就考虑讲不讲的问题。考虑检举坏人的问题,父亲问题的严重性,我要检举,还有忠不忠的问题,说错话。
问:你父亲是什么问题?除潜逃还有什么问题?
答:检举潜逃问题,揭发他的问题,当时什么问题没有考虑好,被斗的问题过去没讲。第一次跟首长交待了父亲的外逃,二次讲被斗,但对自己的三反言行认识不上去。
问:此问题和你自杀联系不到一块,你已讲了父亲问题,在父亲问题上还有什么想法?
答:考虑三反言行认识不上去,但到时也得讲。
问:父亲问题是怎么知道的?
答:我回家时母亲给我讲父亲要逃往香港,我说不行,是犯法行为,就给我父亲讲了,但没把问题点出来。父亲要跟陈洪偷偷坐船走,是母亲讲的。陈×是太平镇的,干啥不清楚。怎么和父亲商量的不知道。1965年和陈×见过一面。1958年没见到。见面没说过话。1965年陈×到我家和父亲唠过喀,不是1958年和陈×见过面。我分析陈×和我父亲要到香港去,我们镇前一条江,从虎门偷渡。
问:1958年以前你认不认识陈×?
答:认识,1958年回家时母亲告诉我的。和父亲是一般的朋友。外逃是用船去,到香港。
问:你给我讲过船都准备好了。
答:我没讲过。开米店时陈×我见过。有一个印象,是四几年。
问:什么原因你要自杀?你的问题大部已讲了,不会促使你(自杀)。
答:感到上面问题严重,我交待出来(就)成为反革命了,我死后不清不白。感到私字严重,联系到家庭问题和说错话,是否联系起来看。
问:把自杀的道理讲明白。
答:还有一个问题,跟父亲收过门牌费,和不让解放军到我们家去还有谢××的两个功章的事。感到不光彩。
问:你是懂政策的,上述问题能定个什么罪?能使你走上叛党道路吗?
答:有些问题想不通,以上问题严重,清队也差不多了,自己越上纲越害怕。后来感到死了不清不白,就不吊了。
首长:希望你相信政策,相信党。我们也是按党的政策去做的,抗拒从严,坦白从宽,思想斗争从严,组织处理从宽。于×等三人问题那么严重,我们不是不知道,于×在医院休养把他找回来告诉他要彻底交待,争取主动。给他时间,政策摆在那里。谈话数次。冯×,吴×的问题早就知道,从仓库调来就跟他谈,应该通过这次清队来交待清这些问题。但经过多次谈话教育,就是不愿意谈。因此,我们只好采取隔离手段。等是有时间的,有限制的。你的问题自己很清楚,问题再严重,不给出路不是无产阶级政策。组织是通情达理的,问题交待清楚会酌情处理的。只要态度好,坦白是给出路的。对自己问题愿不愿意讲是态度问题,有问题由组织掌握和处理是组织的问题。于×他们现在交待还算他交待的问题,何况是你呢。自己革命那么多年,最后自绝于党,变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那个下场好吗?不好。同志们在给你说理吗,要自我革命。革命就是痛吗?要咬紧牙关,向毛主席交忠心嘛。现在把问题交清楚了,放下了包袱,何必装在肚子里呢,自己害自己,我们是抢救同志,帮助同志。我们在旧社会沾污(染)了一些旧东西,是客观的,但自己态度可以选择,走哪条路可以选择,是跟毛主席走呢?还是跟谁走呢?我们为什么不能选择好的态度。
答:自己中毒太深了,没站稳立场,这个问题讲不讲?考虑这些问题。
问:中毒深就消毒就是了,为什么越陷越深呢?最后不明不白是不光彩的,要做到确实相信党相信群众,要从行动上做到。完全彻底、实事求是交待问题,这样就好过,否则就过不去。
答:我没干过什么坏事,相信党相信群众。
首长:尽管你早晨那样做了(指自杀),我们还希望你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检查交待自己问题,还算你自己交待的。你要从于×身上吸取点教训。
邹某:要把话好好听进去,两条路摆得很清楚,要好好选,要鼓起勇气交待问题,看清问题。
首长:朱××跳楼自杀吓不住我们,我们照样清队,革命照样发展。我们不希望(他自杀),但(他)非要走这条路,死一个人革命照样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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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堆】

谁反对我们歌颂毛主席,谁就是我们的敌人

中国革命音协;中国音乐出版社全体革命同志

拥护还是反对毛泽东思想,是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岭。中国的赫鲁晓夫,和文艺界以周扬为首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贯地疯狂反对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在音乐界,他们指使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极力反对工农兵和广大革命群众歌颂毛主席,犯下了滔天罪行!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恶毒地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到底是‘是’还是‘非’,要研究一番才知道”。他甚至丧心病狂地喊出:“中国也要反对个人崇拜,不要喊万岁,不要唱《东方红》”!真是反动透顶,罪大恶极!音乐界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也恶毒地诬蔑说:“歌颂毛主席的作品大部分是‘恩情说不完’,只是感恩,这是封建主义的观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文艺界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你们听着:毛主席是全中国和全世界革命人民心中永远不落的红太阳,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命根子。对毛主席,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是要尽情地颂扬,就是要尽情地歌唱!
解放十七年来,广大工农兵群众创作了数以万计歌颂毛主席的歌曲,表达了他们对伟大领袖的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的深厚感情。广大革命群众要歌唱毛主席,可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文艺界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却极端害怕、极端仇视群众歌颂毛主席。他们压不倒、挡不住广大群众发自内心的歌声,便狠下毒手,利用他们所控制的旧音协和出版机构,于一九五一年、一九五六年、一九六○年、一九六五年,四次下令砍杀歌颂毛主席的歌曲。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全中国的工农兵广大劳动群众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获得了翻身解放。革命群众怀着对毛主席、共产党无限爱戴、无限敬仰的激情,唱出了最热情的语言:“毛主席是咱们的大救星”,“毛主席像亲爹娘”,“毛主席是北斗星”这样一些好歌。可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文艺界的一小撮却对此恨之入骨,千方百计地反对歌颂毛主席。一九五一年二月,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打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的旗号,亲口授意他的爪牙炮制了一篇极为恶毒的文章,对歌颂毛主席的优秀歌曲极力诬蔑、贬低,甚至完全否定。文章说这些歌曲是“轻佻肤浅,矫揉造作,沉闷无力,油腔滑调,旧的趣味,落后不健康”,是“不好的倾向”!简直是鬼话连篇!这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早在全国人民欢庆解放的时候,就开始了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阴谋活动!
一九五六年二月,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抛出了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中国的赫鲁晓夫和周扬等一伙紧密配合,举起所谓反对个人崇拜、个人迷信的黑旗,命令旧音协进行“检查”歌颂毛主席歌曲中的“问题”。这是第二次砍杀。
一九六○年以后,在林彪同志的号召下,一个工农兵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轰轰烈烈地在全国展开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旧中宣部阎王殿的阎王们,对这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怕得要命,恨得要死。他们抡起“反对庸俗化”、“反对简单化”的两根大棒,疯狂地进行了一系列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反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罪恶活动。就在这时,旧音协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秉承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旧中宣部的旨意,第三次下令“检查”歌颂毛主席歌曲中的“问题”,并在“审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音乐会的节目时,周扬亲自出马,砍掉所有的为毛主席诗词谱曲的节目。这是第三次砍杀。
一九六五年,在国际上,亚、非、拉和世界各国革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的照耀下所进行的反帝、反修革命斗争,取得了空前的胜利,毛主席在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心中树立了极高的威望。在国内,毛主席亲自领导制定的二十三条在全国公布,宣判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死刑。党内头号野心家及其一伙眼看自己的末日快要来临,更加疯狂地拚死挣扎。旧中宣部第四次下令,要旧音协限期“检查”、“清理”自建国以来的歌颂毛主席的歌曲。他们还极其恶毒地提出所谓“改进措施”,什么“收回、销毁”,什么“自然淘汰”,什么“以后创作歌颂毛主席的歌曲要经有关领导机关审查”等等,妄图扼杀已经在广大革命群众中流行的歌颂毛主席的歌曲,和控制、限制歌颂毛主席歌曲的新创作。
在这四次砍杀当中,音乐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忠实地遵照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旧中宣部的旨意,打着“红旗”反红旗,射出一支支毒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我们伟大的毛主席。
他们的第一支毒箭,就是所谓“反对把领袖神化”。像这样的歌曲:“最大的光荣属于谁,我们的领袖毛主席”,竟被他们诬蔑成什么把毛主席“神化”了。他们的用心多么恶毒!
他们的第二支毒箭是所谓“反对不正确地表现党、领袖、群众的关系”。于是,歌曲中凡是有这样的歌词:“毛泽东是新中国的太阳,开辟了新中国的方向”,“在毛泽东的旗帜下”,“毛泽东时代”,“毛泽东的战士”……都被他们诬蔑为“提法不恰当”,“没有正确表现党和领袖的关系”。可是,这些恰恰是我们时代的特征,是革命人民的豪言壮语!我们绝不能容忍他们肆无忌惮地反对毛泽东思想。
毛主席是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最伟大的领袖。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一伙又是怎样呢?请看,像这样一首表现了世界革命人民热爱毛主席的歌曲:“黑人握过毛主席的手,斗志昂扬雄赳赳,黑人握过毛主席的手,一盏明灯照心头,反对种族歧视,争取解放自由”,竟被他们说成什么“政治上有错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的是压迫人民、剥削人民的政治,而我们全世界革命人民,要的是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下,坚决反帝、反修,埋葬剥削制度的政治。毛泽东思想就是全世界革命人民的灯塔!妄想用你们的黑手遮住毛泽东思想的光辉,这是白日作梦!
他们最毒的一支毒箭,就是所谓“政治水平和艺术水平都不高”。他们挥舞起反对“简单化”、“庸俗化”的大棒,扼杀了一首又一首革命人民对毛主席的赞歌。在大跃进中,北京永丰屯老头合唱队编写、演唱了一首歌曲《毛主席真伟大》,群众非常喜爱,流传很广。可是,他们竟认为是“政治水平、艺术水平都不高”,在“全国业余歌曲创作比赛”中,坚持不给评奖,最后竟砍掉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革命战士最爱唱的一首歌《大海航行靠舵手》,在刚刚诞生的时候,音乐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千方百计地要扼杀它。他们百般挑剔、贬低这首歌说“曲调不好听”、“歌词单薄”,甚至说什么“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这个‘靠’字不妥”。直到去年四月,音乐界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命令《人民音乐》搜集对《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意见”,他叫嚷:“你们敢不敢把对《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意见集中起来发表?!”这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说:“不要唱《东方红》。”周扬等一伙就按照主子的黑旨意,十七年来一直想砍掉《东方红》。一九五一年,他们就提到取消《东方红》;一九五六年,他们竟要销毁《东方红》唱片,烧掉《东方红》的歌集!无产阶级革命派说:“最响亮的歌是东方红,最伟大的领袖是毛泽东!”我们就是要唱《东方红》!让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这雄壮的歌声中发抖吧!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是音乐界黄色音乐泛滥的罪魁祸首。他无耻地说:“歌剧祖宗从黎派算起,不要轻视黎的创作,他们……是父亲,《白毛女》是儿子”,音乐界的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赶紧把这个黄色音乐的鼻祖捧了出来。音乐界的牛鬼蛇神就在他的号令下,喊出了“旧歌重放”的反动口号,大肆复活黄色音乐。什么《天涯歌女》、《四季歌》、《教我如何不想他》等,以至殖民地音乐《三轮车上的小组》、《夜上海》,汉奸歌曲《何日君再来》、《支那之夜》纷纷出笼,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
反右派斗争以后,广大工农兵奋起批判黄色音乐。音乐界的资产阶级分子和他们在党内的代表人物感到黄色音乐太赤裸裸了,于是按照他们的主子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取缔黄色书刊,要有东西代替”的黑指示,炮制了修正主义的“以轻代黄”论,用“听了能让人睡觉”的轻音乐来代替黄色音乐,用更隐蔽的手段向无产阶级进攻。于是,一批批宣扬资产阶级腐朽人生观和糜烂生活方式的轻音乐、轻歌曲、西洋古典歌曲都被抛了出来。什么《交谊舞曲集》、《古典抒情歌曲集》、《摇篮曲集》、《小夜曲集》、《意大利歌曲集》等二十多种,大量出版,发行全国。臭名昭著流毒全国的大毒草《外国名歌二百首》及续编是最坏最毒的一剂毒药。它大肆贩卖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及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性论,以及人道主义、和平主义等黑歌、黑调。《二百首》就是打着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全民文艺”的旗号出笼的。它的封面上画着一条五线谱缠绕着一个地球仪,这不是在暗示这些歌曲是不分国界、不分阶级、任何人都可以唱的吗?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这本大毒草先后印刷九次、达七十七万多册。他们还利用《拉兹之歌》、《货郎与小组》、《茶花女饮酒歌》等五颜六色的糖衣炮弹,腐蚀革命群众,为反革命复辟准备舆论。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文艺界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之所以反对歌颂毛主席、歌颂毛泽东思想,就是因为毛主席领导亿万人民取得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胜利,就是因为毛泽东思想武装了亿万革命群众。谁要是反对我们心中的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谁要是反对我们革命人民的命根子毛泽东思想,谁就是我们不共戴天的敌人,就要全国共讨之,全党共诛之。现在的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完全崭新的历史时代。这就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我们就是要树立毛主席的绝对权威,我们就是要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对毛主席、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是要大唱特唱。让我们用毛泽东思想的战歌,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鼓舞全中国和全世界亿万革命人民打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

(原载1967年6月10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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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介绍几种电子刊物

宗 迅

近年,一种通过网络传播的电子刊物因其形式活泼,编辑发行简便快捷,陆续在一些读者中不胫而走。除去时政类的《大道》、《建设和谐社会学习参考资料》等外,还有几份历史研究类的电子刊物值得一提。
《往事》,由北京文衡文化发展中心编辑的内部学术交流读物。此刊自2004年9月29日出刊第一期以来,已经出了71期。一般每期发表一篇文章,加以反思、研究性的编者按。其中,回顾或研究文革历史的就有《漫谈文革座谈会》、《“陈里宁事件”始末》、《“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由来》、《军报在文革中是怎样塑造“英雄”的》、《毛泽东召见红卫兵五大领袖》、《关于中央文革建立下属(职能)机构的回忆》、《“缔造”和“指挥”的风波》、《一九六六年春夏的武汉》、《卜占亚上下“贼船”记》、《倾听历史的声音——评林彪事件》、《黄吴李邱的“九月十二日”》、《断忆重庆武斗》、《群众专政:回忆与思索》、《我怎样成为造反派》、《清华大学“教育革命”述评》、《对一份文革传单的考辨》、《内蒙古的夺权风波》、《质疑刘伯承元帅批林谈话》、《文革漫谈》、《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节选》、《一个普通大学生怎样走入文革》、《吴宓与家务女工》等等。一些文章在该刊发表后引起重视,已经在另外的纸质公开出版物上发表。该刊除向学术友人发送电子文本外,还自印若干份分送一些不使用电脑的老年学人。
《往事微尘》,由谢韬题写刊名,以回顾和反思1957年反右派运动为主。在已出刊的九期中,涉及文革历史的有万润南《文革中的清华岁月》、任蘅芳《文革轶事之一:抄家闹剧》、《文革轶事之二:改名风波》、《文革轶事之三:朝圣记》、石天河《我在监中之监度过文革》、铁流《共产主义殉道士陈琏》、彭慕陶《文革中所谓“成都右派翻案集团”真相》等。该刊还自印若干本分送一些老年朋友。
《耀邦研究》,已出刊五期,发表有胡德平《耀邦同志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前后后(上、中、下篇)》,研究胡耀邦与华国锋关系的一组文章等。
《赵紫阳生平和思想研究》,由李树桥先生等轮值主持,“遵循原则是实事求是,对历史负责,评述其有益贡献摆事实、讲道理,批评其缺点失误有根有据。” 编者希望发现有价值的历史资料,特别是亲历者口述历史的材料,以便有兴趣的研究者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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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文革第一文艺刊物”《朝霞》主编
陈冀德回忆录《生逢其时》出版

樵 余

在文革舞台上活跃的人物中,有几位女士颇引人注目,上海的陈冀德即是其一。这位1936年出生的中共干部,从青年时代起就被培养教育成为“听党的话”的乖乖女,文革爆发时是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成员,响应伟大领袖号召,文革中随写作班参加了中共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后来成为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核心成员,分管《朝霞》月刊、《朝霞》丛刊、《外国文艺摘译》三个刊物,被称为这三个刊物的“主编”。文革结束后,主管这三个被视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文艺刊物,自然成为她的一大罪状。现在,这位自称“快快活活每一天的老太太”,在“不准做文字工作”的禁令下,写出了自己的文革回忆录,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吗?请看看这些小标题:“《朝霞》的创刊由谁指使?”、“‘阴谋文艺’遭遇阴谋记——《朝霞》事件”、“《外国文艺摘译》与反对周总理”、“电影小组与戴厚英”、“石一歌与十三省市鲁迅著作注释座谈会”、“生死一搏”、“囚中致专案组三信”……篇篇都值得关心文革历史的人们阅读。书中配有许多珍贵的历史照片,还附录了著名学者谢泳的《〈朝霞〉杂志研究》一文。此书已由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正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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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原“中央文革记者”邢文举的回忆值得一读

渔歌子

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老照片》第五十九辑(2008年6月出版)、六十辑(2008年8月出版)连载了邢文举口述、杨民青整理的《为“中央文革”做记者的日子》,生动回忆了作者在文革前期从一个部队基层宣传干事调到中央文革记者站,当了十六个月“中央文革记者”的经历,他先是被派驻南京,了解江苏省文革情况,目睹了南京的“一•二六”夺权,曾奉命直接向周恩来作过几次汇报,以后又被派驻上海。其间,因江苏夺权引起的两派冲突,使作者也卷入其中,在中央领导人接见时被江青当场点名斥责,扣上了“欺骗中央”的大帽子,被迫停职检讨。而在上海与王洪文、王秀珍等人的交往,又使他在文革结束后遭到无妄之灾。
在他的回忆中,还披露了一件匪夷所思的“密杀令”奇案:1966年12月,有人在江苏省公安厅档案里发现两封神秘信件,以老式竖写红格信签毛笔书写,信的内容大意是:渭公,林彪要篡党夺权,请速派人去北京,秘见胡服夫人,号召一、二、四方面军,直取北京,消灭肉体后,报告周总理。信中的“渭公”显然是指江苏的一把手江渭清,“胡服”则是刘少奇战争年代用过的化名。当时甚至有人分析能写此信的人江苏有两个,一个是江渭清的小舅子,一个是南京军区副司令员郭化若。此事发生后,一些莫须有的传闻在南京上层不胫而走。邢文举他们向中央文革作了报告,曾引起中央文革的紧张,招来邢文举询问后,马上将正在北京汇报情况的江苏省夺权派代表团转移到北航保护起来,弄得来周恩来找代表团到处找不到……这个“密杀令”事件后来成为不解之谜。这封儿戏般的怪信到底是何人所写,为什么当时会有人那样做?信是怎么进入江苏省公安厅的档案中去的?又为什么始终未能破解这个谜?这都足以引起读者追究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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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资料】

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名单
(1968年5月1日成立)

主任——
李瑞山,48岁,陕西延长人,原省委第二书记
副主任——
黄经耀,52岁,江西于都人,陕西省军区司令员,西安地区支左统一指挥部指挥
胡炜,48岁,河南新蔡人,二十一军军长,西安地区支左统一指挥部指挥
杨焕民,56岁,湖北孝感人,兰州军区空军司令员,西安地区支左统一指挥部指挥
萧纯,44岁,河北深县人,原省委书记处书记、西安市委第一书记
张培信,28岁,陕西三原人,国营庆安公司八厂调度员,“工联”(西安地区工人革命造反联合会)负责人,“西派”
马希圣,30岁,回族,北京人,西安铁路西站连接员,“工总司”(西安地区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负责人,西安八五造反指挥部负责人,“东派”
单英杰,30岁,辽宁东沟人,宝鸡212厂技术员,“工矿总部”负责人,宝鸡市革委会副主任
王凤琴,女,31岁,陕西户县人,户县苍激公社双永大队党支部书记,专区劳动模范
李世英,23岁,河南鄢陵人,西安交通大学学生,校革委会主任,贫农出身,中共预备党员,西安交通大学“文革总会”负责人,西安地区红卫兵造反司令部负责人,西安八五造反指挥部政委,“东派”
孙福林,27岁,湖北新洲人,西北工业大学学生,“统指”(西安大专院校红卫兵统一指挥部)负责人,西北工业大学革委会主任,“西派”
杨梦云,女,23岁,山东青岛人,西安冶金建筑学院学生,“统指”负责人,西安冶金建筑学院革委会主任
谷凤鸣,48岁,河北安平人,省军区第三政委
常委——
刘建功,49岁,二十一军政委
方升普,55岁,安徽金寨人,兰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
白辛夫,55岁,总后勤部驻西安办事处主任
李斌,54岁,原省地质局党委书记
刘国声,51岁,原省委委员,省水电厅厅长
鱼得江,50岁,原省委委员,省农业厅厅长
安文保,30岁,国营庆安公司八厂工艺员,“工联”负责人,“西派”
吴文杰,30岁,西安煤矿机械厂技术员,“工总司”负责人
王法政,27岁,西北国棉四厂工人,“工交捍卫军”负责人
郭传铭,32岁,铜川矿务局王石凹煤矿采煤技术员,铜川“二一二派”负责人
姚荣斌,37岁,铜川矿务局工人,铜川“二一九派”负责人
田杏云,女,34岁,西安郊区农民,“农总会”负责人
马金台,46岁,长安县农民,大队党支部书记,“农总司”负责人
李守林,41岁,定边县农民,大队党支部书记,全国人大代表,劳动模范
李洪明,27岁,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学生,“红造司”负责人,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革委会主任

注:陕西省及西安地区造反派两大派,以西安交通大学文革总会和工总司、农总司、机关总司等为一方,简称东派;“统指”和工联、机关总指、文总指、农总会等为另一方,简称西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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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读往来】

1、读者王里赐文本刊,题目是《文革历史研究存在误区》,全文如下:

最近朋友转来一些关于文革研究的文章,这些研究纯粹是民间性质的,克服了很多困难,坚持下来,很执著,很不容易。文革历史应当是一个亟需深刻反省、深入研究的课题,那种毁灭性的灾难无论如何,都是一个我们每一个中国人不能视而不见的客观存在。
40年后,我们回顾那段历史,应该说,眼光已经有所不同了。不同在何处?我认为最重要的在于首先应从历史的和逻辑的角度进行探讨,这样一个国家,这样一个民族,在这样一段历史条件下,产生这样一个历史过程的必然性到底在哪里。
邓小平在谈到“大跃进”的时候曾经表述过:这个错误很多人都有份,他自己也有份。不管他的这个表述出自于什么样的背景条件下,或者是否对某一段历史时期的特指,仅就这句话本身来说,至少是道出了对历史走向的一个基本判断:历史并不是以某一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文革的疯狂和无理智,是领袖人物和亿万普通中国人的互动才形成的,只有当民众中有一种普遍的要求时,领袖的号召才能够起作用。所以研究文革,首先不能忽视的问题是,我们每个人当时为什么会有那种疯狂的冲动?这跟我们根深蒂固的思想意识和文化传承有多大的关系?这种疯狂的冲动根源现在是否还残存在我们的血液中?我们用什么办法来彻底克服它?只有把这些问题解决了,文革历史的研究才有了更深层的意义,才能够找到一个办法,确保将来永远不再出现未来某一个领袖人物一呼百应的共振效应。
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的文革研究,很少见到有人从这个角度看问题。许多研究者甚或一些当事人,孜孜不倦的是企图还原历史的真实性,努力发掘历史事件后面的个人动机。不能否认这当然也是一种研究。但是应该看到,历史本身已经成为过去,每一个人都戴有自己独特的有色眼镜,任何人对历史的任何解读都不可能准确无误地还原历史。而历史背后的个人的动机,更不可能发掘和考证出来。人的行为的动机具有无限可能性,推断某某人心理阴暗之类,都是无法证实或证伪的,只能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无休止的纠缠。
40多年过去了,时间已经拉开了我们和那段历史的距离,但我发现不少的文革研究者多少还带有一些割舍不掉的感情色彩。而研究历史需要纯粹的理性,这样才能少带偏见,而且也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不知各位朋友以为然否。

2、欧洲华商庄女士赐函本刊,谈了她对上期“编读往来”中陈家琪谈文革和余汝信所写高饶一文的感想。兹录于次:

研究中国现代史的人,都躲不开文革。是文革影响了世界还是世界性的思潮影响了文革?---- 个人认为,先是世界潮流影响了文革,然后文革融入了世界潮流,所幸的是,没能成为主流意识。在美国,当年的青年学习文革,也把教授关了起来,但得不到社会大多数人的支持,很快,运动失败。
我不想把它完全理解为毛个人的或只具有中国特色的事件。在中国历史上,文革是一件具有连续性的事件,只不过把1949年以来的革命进一步深化了而已。----- 很同意作者的观点。但,它在什么意义上延续了五四传统(与传统文化决裂、改造国民性,造就新人等等),又在什么意义上为今天的现实(且不谈改革的必然)提供了前提(极度贫乏的物质生活后的穷奢极欲,宏大理想破灭后的虚无主义等等)-----这些问题很值得研究,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反思文革。
极度贫乏的物质生活后必然是穷奢极欲,宏大理想破灭后势必产生虚无主义。这是很有逻辑性的,是物极必反的具体表现。当前这些社会乱象的根源,就是文革等运动对社会深刻影响的结果。探讨当前社会问题,没办法躲开文革这一环节。撇开文革研讨社会问题,绝没可能得到正确的结论。
高饶事件是毛对高岗利用的结果,毛玩弄的不仅是全国无知的民众,还有那些自认精英的人物,高岗就是这样的一个悲剧角色。说心里话,我不同情他。
3、北京某出版社编审向宏赠诗本刊。其序曰:“值此非驴非马之世,逢兹史家胡唚之时,忽闻《记忆》问世。友朋传来,四期历历。感其匡人言之谬误,有求真之心;驳有司之欺瞒,无犬儒之态。特赋诗一首,以示敬意。”
七律•读《记忆》有感
日暮危栏败柳风,
黎民涂炭九秋蓬;
从来世事烟云锁,
自古江山雾霭重。
断简残编究有迹,
雪泥鸿爪宁无踪;
多情最是东流水,
时作惊涛裂岸声。

4、编者致作者:本刊对来稿原则上要求首发,但在有助于推动文革研究的大前提下,不排除酌情发表或摘要发表一些已经(或已经确定将要)在其他媒体发表的文章,特请作者说明该文已在(或将在)何处首发,是否作过删节。以便本刊发表时予以注明。本刊遵行文责自负之通则,所发表文字,不代表编者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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