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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忆 ２００９年６月23 日第１6 期
ＲＥＭＥＭＢＲＡＮＣＥ 总第二十六期
２００８年９月１３日创刊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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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书评与序跋
余汝信 关于林彪1967年6月16日的信及其他——致阎长贵先生
钱家駺 难得之信史——致阎长贵并王广宇先生
史林一页
路 阳 “二月逆流”问题中有待研究的一次会议
王 锐 文革小报拾异
杜钧福 批判相对论轶事
口述历史
从“现行反革命”到“英雄战士”——康育义教授访谈（节录）
文摘
史 学 探寻“三国四方”会议真相
小资料
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全体委员名单
编读往来
阎长贵答李自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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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与序跋】
关于林彪1967年6月16日的信及其他
——致阎长贵先生
余汝信
长贵老师：
惠寄的《问史求信集》昨已收到，谨致谢意！近年来，在平面媒体或电子媒体上陆续读到您及王广宇先生有关文革的不少佳作（尤其是关于在中央文革小组亲身经历的回忆文章）。这些文章，对于文革历史的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颇有价值。如今能在大陆结集出版，省却了研究者们多处寻觅、复印的功夫，确为一件十分庆幸的事（记得今年一月您告诉我，该书红旗出版社准备出版，我还不敢相信）。
书内所附“印刷中的若干技术问题”，勘正了校对过程中因匆忙而未能改正的一些错处，很好。至于非“技术性”的问题，大致读了一遍后认为还有一些。以下数处，提出以供参考。
一、关于林彪1967年6月16日一封信的处理经过
您在《林彪不让祝他“永远健康”内情》（288-290页）一文中，引述了林办秘书张云生在《毛家湾纪实》中的回忆。《毛家湾纪实》的原文为：“1967年夏，林彪又去住大会堂。一天，他让内勤来叫秘书。张益民去了。林彪口述了一封给总理和中央文革的信，中心意思是在各种宣传形式中，要‘突出主席’，而不要突出他、宣传他。其中，提出了六条具体要求，规定不准为他歌功颂德、树碑立传，不准出版以宣传他为主题的小说、戏剧、电影和文章，不要喊祝他‘永远健康’的口号。他并要求把这封信印发给全党、全军和所有群众组织。据说这封信送到总理手里以后，总理表示此举可以不必。但林彪想‘突出主席’之心十分迫切，就绕开中央办事机关，而派林办工作人员径自把此信送到军内的一个印刷厂，印了几千份，以便随时分发。碰巧，那几天大会堂接连举行一些群众集会，林彪只要听说这种会正在召开，就派警卫人员拿着几十份印好的林彪信件到会场内散发。这样，就收到了一举两得的效果，既表示了‘突出主席’，又宣传了自己的‘谦虚’”。（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林彪秘书回忆录》，北京：春秋出版社1988年7月第一版235页）
殊不知张云生的“回忆”是会变化的。十五年后，他的“回忆”变成为：“1968年七八月间，林彪还有一些叫人感到奇怪的举动。 一天，林彪叫秘书去，口述了一封给总理和中央文革的信。中心意思是：在各种宣传形式中，要‘突出主席’，而不要突出他、宣传他。他提出了六条具体要求，规定不准为他歌功颂德、树碑立传，不准出版以宣传他为主题的小说、电影、戏剧，不要喊祝他‘永远健康’的口号等等。口述之后，林彪派我去中央办公厅所属的印刷厂，火速赶印数千份，然后把它交给李文普。林彪对李文普说：‘大会堂这里经常举行各种各样的群众集会。以后你注意，只要见到有这种集会，你就把我的这封信分发给他们，叫他们必须照办。’李文普照着林彪的交代去送了几次，但时间不久，李文普觉得实在没有这必要，只要林彪不追问，他就再也不去送了。 林彪在他的‘六条’刚刚印出时，曾叫李文普拿去面见总理，要求总理协助把他的信转发给全党、全军和所有的群众组织。李文普回来向林彪报告说，总理认为这样做大可不必。林彪听后也没再坚持，那些已经印好的‘六条’也就永久地压在档案柜里”。（张云生、张丛堃《“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年7月第一版441-442页）
张云生前后“回忆”都不对。林彪这封信全文不足三百三十字，根本没有什么“六条具体要求”；而且更重要的是，林彪这封信当月就以中共中央文件转发至全国、全军县、团级单位，根本无需因周恩来“认为这样做大可不必”而“诚惶诚恐”地自己找地方印刷，找人私下派发。
这就是标题为“林彪同志给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封信”的编号为中发[67]202号的中共中央文件。林彪的信全文如下：
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同志及中央文革小组全体同志：
近一个多月来，我看了三次演出，每次演出中，都有“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和“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这两个口号并提的情况。我认为“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个口号是完全正确的，非常必要的。为了在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突出毛主席的伟大作用，树立毛主席的绝对威信，不宜提“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口号。只有突出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才符合于全国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需要和客观实际。今后一切演出、一切会议、一切文件、一切报刊以及其他各种宣传形式都应突出毛主席，不要把我和毛主席并提。盼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们今后帮助注意掌握这一点，并希望将我这封信转发到县团级，由他们传达到所有的基层组织和革命群众组织。
此致
敬礼！
林 彪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六日夜
（发至县、团级）
该文件最后注明：“已发：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军事管制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各大军区、省军区、军分区党委，各部委。共印四○,○四六份。”“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十日发出”。
我十分赞同您在本书代前言中的呼吁——当代人应当修一部当代信史。惟真正要修一部信史，殊为不易！当前文革史研究中最大的障碍，在于虽然文革发动至今已过去了四十三年，文革中的档案、文件虽然早已过了国家法律所规定的保密期，但仍然不能开放。如果我们只凭个人的回忆，没有原始档案、文件的支持，是难以达致“信史”的目标的。张云生的回忆即为一例，他虽然当时就在林彪身边工作，但如用原始文件一对照，他的“回忆”（实为再创作）就显得缺乏可信度了。
二、关于“五一六通知”
您在《点燃“文化大革命”的三把火》一文中提及，“而这次会议所做的最大的事，恐怕就是它在5月16日通过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这成为‘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29页）
以上所述多少有误。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是中共中央《通知》（非常简单明瞭，只有《通知》两字）。5月19日，《通知》以编号中发[66]267号中共中央文件“发到县委、文化机关党委和军队团级党委”。该《通知》作为当日的“机密”件，至今仍未全文公开，只是其首页的复印件，现可见于公开出版的、中央档案馆编纂的《共和国五十年珍贵档案》下册（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9年10月第一版）955页。
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是中共中央《通知》于1967年5月公开发表时所用的标题。除标题外，《通知》在公开发表时内文也作了多处改动（如原文中多处的“彭真同志”全部删去了“同志”二字，毛泽东修改或增加的文字全部变为黑体字）。故而，1966年5月的中共中央《通知》与1967年5月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是有所不同的，一个是内部原件，一个是经修改的公开发表件，两者应不可混为一谈。
三、关于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
您在《点燃“文化大革命”的三把火》一文中提及，“一把火就是批发聂元梓等7人5月25日贴出的《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是康生通过他的老婆曹轶欧秘密策划的，目的是‘在北大点火，往上搞’”。（30页）“康生大概觉得事情不妙，需要‘最高’发话，急忙将这张大字报的底稿（有的说是抄件），背着在京主持工作的常委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送给在外地的毛泽东”。（30页）
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标题应是《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1966年5、6月间，那时还是叫“文化革命”，尚未称“文化大革命”，就如当时重新设立的，叫“文化革命小组”，不叫“文化大革命小组”（而且当时提到文化大革命也不加引号）。问题是说“这张大字报是康生通过他的老婆曹轶欧秘密策划的”，窃以为并无事实依据。如果说聂元梓等人写大字报获得曹的首肯，那应该是事实，曹只是同意他们写大字报，并非主动“秘密策划”这张大字报。
聂元梓的回忆录有关这一段，窃以为还是接近事情真相的。聂称：
“我们要写大字报，因为是党员，又是给自己的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写大字报，从组织观念上说，我们就想到要请示有关领导。该请示谁呢？请示北大党委，陆平就是党委书记，我们绝对不能去找他，找他，他也不会同意。请示北京市委，彭真已经倒台了，肯定不能请示，该请示谁，我们也不清楚。杨克明说，那就找一下张恩慈，通过他问问曹轶欧吧。你给张恩慈打个电话不就可以了吗？”（聂元梓《聂元梓回忆录》，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1月第一版116页）
聂给张恩慈打电话后，曹轶欧同意在他们到北大搞调查研究所住的西颐宾馆见聂和杨克明。“曹轶欧问我们找她有什么事情，我们就汇报说，听了‘五一六通知’，领会其精神，我们想给陆平写一张大字报，贴在北大校园里面。这样做，不知道行不行，想请示一下领导。曹轶欧说，根据‘五一六通知’精神，贴一张大字报，怎么不行呢？她并没有问大字报的内容，因为她在北大蹲点已经有些日子，北大的情况，她已经掌握了。调查小组里的张恩慈，本来就是北大哲学系的人，自然会向她提供基本情况”。（《聂元梓回忆录》116页）
说康生“大概觉得事情不妙”，背着刘、周、邓将大字报的底稿（或抄件）送给在外地的毛，恐怕也非事实。正如您在该文中所说，毛是看到了刊有这张大字报的《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总编室1966年5月27日印发的《文化革命简报》第13期，知道有这张大字报，并为此在这期简报上写下“康生、陈伯达同志：此文可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此一批示的。
您在本书代前言中称，“康生是研究‘文革’史以至整个党史绕不开的人物”，很对。的确，康生是值得再研究的，这也包括再研究他在文革初期比如聂等大字报中的真实表现、实际作用，包括根据目前或将来我们所能掌握的真正可靠的史料，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要脸谱化，也不要说过头话。
四、关于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大字报
您在《点燃“文化大革命”的三把火》中提及，“再一把火就是‘热烈支持’清华附中的红卫兵。……他们以‘造反’为旗号，于6月24日、7月4日、7月27日连写三篇‘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他们的活动遭到一些人的反对，感到有压力。7月28日，在海淀区的一次文化革命工作大会上，他们将《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给毛主席的信，托到会的江青转交毛泽东。毛泽东8月1日就给他们写了一封意义严重而又热情洋溢的信”。（31页）
三张大字报的原标题应分别是：《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再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和《三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这三张大字报后来刊载于1966年8月2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十一期时，标题均在“革命的造反精神”前加上了“无产阶级的”前辍词，改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据大字报作者之一的骆小海回忆，“7月28日，我和邝桃生等参加了在北京原苏联展览馆的电影院举行的海淀区中学生大会，发现江青在场，幸亏邝桃生笔记本上还抄有《一论》和《二论》的论造反的大字报（但缺《三论》），于是便撕下递给江青，还匆匆写了一张给毛泽东的条子。大意是请毛看一看是不是反动的。没想到毛泽东真地看到了，而且于7月31日起草（或口授）了回信，作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文件在党内高层发表”。（骆小海《〈红卫兵兴衰录〉序》，载宋柏林著、余汝信编注《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香港：德赛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6月第一版22页）
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于8月1日作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予与会者。该信日期虽署为8月1日，但因毛早于7月31日已将该信及附件（《一论》、《二论》）交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陶铸及文革小组各人阅看，故该信写作时间实应为7月31日或更前。惟原信当时及以后都未交至清华附中红卫兵手中。
五、关于“林副主席”
您在《1966-1967年江青、林彪和叶群的关系》一文中提及，“在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被毛泽东树为接班人，成为中共中央的唯一副主席”。（291页）这也是大陆史学界的习惯说法，然而，却与事实有很大出入。
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根据1966年8月14日中共中央《通知》的提法，“补选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选举了政治局的常务委员会，补选了书记处书记”。选举（实为改组）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十一人名单排列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全会并没有重新选举中央副主席，因为常委名单排列的极大变化，原来的中央副主席刘少奇、朱德、陈云都排在并非副主席的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之后（陈云甚至排在李富春之后），只能不再提及全部原来的副主席（包括林彪）一职。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直至1967年中，在公开媒体提及林彪时，中央宣传口径用的都是“林彪同志”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提法，查阅一下当时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莫不如此。
公开媒体使用“林副主席”的提法，大致是在1967年中期以后。但窃以为“林副主席”此一提法，并不能理解为唯一指向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理论上如果“中共中央副主席”（包括林彪、周恩来）都不提的话，林彪还有一个职衔“中央军委副主席”是可以简称为“林副主席”的。这种情况，待1969年4月中共“九大”林彪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时才发生变化，其时，林彪才名正言顺“成为中共中央的唯一副主席”。
以上意见，匆匆而就，很不成熟，仅供参考。
顺候
撰安！
余汝信
二零零九年六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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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与序跋】
难得之信史
——致阎长贵并王广宇先生
钱家駺
长贵先生并王广宇先生 大鉴：
承蒙惠赐大作，《问史求信集》已悉心拜读，获益良多。洋洋四十余万言，字字胜似珠玑，句句掷地有声，实为近年来难得之“信史”。
先生们所言极是：当代史由当代人写，且必须写“信史”。余自幼好国学，尤以历史为甚，尝收集史料书籍，深感写史无信问题比比皆是，远的如根据二月河所著拍摄的电视剧《雍正王朝》，写雍正斩了大臣张廷璐，史实上张廷璐直至乾隆朝还陪同乾隆南巡，二月河显然篡改了历史。目前出版诸多“文革回忆”一类书籍，受制于诸多原因，不能写深、写细，对许多历史真相，模棱两可，不甚了了。如汪东兴著《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以汪昔日之地位，了解史料之详实，决不至于出区区十二万字的小书。另一类如叶永烈者，本为科普作家，涉足人物传记，写《江青传》等等，也只是到处拼凑材料。毕竟不是自己亲身经历，带有“推测和演绎性”，看后不过瘾。而且读者会怀疑其资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余读书有限，未曾大量比较，就目力所及，惟《问史求信集》是作者用血换来的事实写成。在有观点、有事实的回忆录中，此书是佼佼者。对文革中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此书基本都有表述，可谓“信史”楷模。
余以为，文革史应该是中国近代史中最重要的部分，亲历文革的上层人物或是接近、了解上层人物的人物已纷纷作古，抢救“文革记忆”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先生们正在排除万难，进行着艰苦卓绝的工作，要让老人们敢讲话、讲真话。比如，能否让林立衡写出林彪出逃前，她与周恩来最后通话的内容？能否搞清林彪的256号专机起飞，究竟需要三人同时签名，还是三人中的一人签字即可放飞？否则，这些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将被年青人淡忘，这是极其可怕的！
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余完全赞同两位先生的观点。文革之初，余尚是大四学生，作为亲历这一历史浩劫的青年，对文革中所有重大事件都历历在目。余以为：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的大倒退，没有任何正面意义，它造成的灾难，远大于纣王暴政，远大于秦王焚书坑儒，远大于中国历史上任何暴政！千秋易过，文革罪恶难消。百年之内，极左流毒不尽。文化大革命在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方面给中华民族造成的恶劣影响，将长久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而这一切，毛泽东是始作俑者（毛自己说过：“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
先生们力求正确评价历史和人物，敢于发表自己的观点，虽然有些问题目前还没有搞清的条件，但先生们全面评价历史的要求，已是呼之欲出了。这可以从书中第419页部分文字可以看出：
……还有一些值得进一步考虑以及需要商榷的地方。比如：
1．怎样认识《五七指示》？它仅仅是“破旧“吗？
2．怎样看待《五七一工程》纪要？
3．怎样看待“九一三事件”？能否断言林彪就是叛国出逃？
4．怎样看待九届二中全会？能够说林彪、陈伯达的思想和行动是分裂党吗？
5．怎样看待1974年1月以中共中央名义召开的两次批林批孔动员大会？能够说“江青私自召集”吗？
如此等等。
本书“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这一点在对华国锋的评价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多年来扣在他身上的“洋跃进”，“不懂经济”等罪名，在先生们的笔下得到了洗雪。他在粉碎“四人帮”行动中的地位也得到了重新估价。
华国锋曾经给他的同乡写过一些题词，真实地反映了他的思想。以余观之，他对不公待遇，心里是有看法的，现将影印件两份送给长贵先生，作为参考。（阎长贵注：两份影印件一为华国锋一九九二年元月十九日给郭海娥的题词：“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是老实人，因为只有老实人才能经得起事实和历史的考验。”一是同日给郭海莲的题词：“疾风知劲草，青松不知寒”。）
世事无常，所谓“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真实不虚。先生们以国学、哲学、历史的深厚功底，文章犀利，有幸被领袖选中，继而介入上层，处数十人之下而亿万人之上，荣耀无比，此为福也。然而伴君如伴虎，诚如书中所言：“路已经铺好了，你就只管拉车就是了。这些拉车的牛马，只能在驭手的驱赶下拉车，他们别无选择。”先生们由于驭手的权谋，又身陷囹圄，此为祸也。因身陷囹圄，得以全面思考诸多重大问题，探其原由，大彻大悟，继而对这段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留下真实记录，成为文革史专家，此又为福也。且非先生一人之福，而是全社会，乃至子孙后代之福也。
斗胆指出书中个别笔误：
第7页第10行：1997年1月中旬，应为1967年；
第131页第7行：他的是包掉到地上，应为他的皮包掉到地上；
第161页第11行：1957年，应为1967年；
第165页第18行：1976年8月下旬，应为1967年8月下旬；
第245页第9行：候补中央委员，中南局书记王任重。在我印象中，文革前王已是中共中央委员。（阎长贵注：王任重，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增补为候补中央委员，文革前不是中央委员）
第369页第23行：每桶，应为每筒，和上文一致；
第432页第3行：竟然把这封信中公布出来，应为竟然把这封信公布出来。
另外，本书封面设计欠佳，扉页和书脊都印有《问史求信集》，而封面上只见“问史”，凸印的“求信集”只依稀可见，再版时可否改进？
由于本书真实、可靠，有极大的参考价值，建议和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联系，他们有一档节目，由陈晓楠主持《凤凰大视野》，专门邀请历史重大事件的亲历者作客，收视率非常高，影响也很大。
与先生比邻而居，如蒙赐教，三生有幸。特回赠余之先母诗词遗稿两册，旧体诗，风花雪月，无甚价值，聊胜于无。
专此即覆，顺颂
近祺
钱家駺谨启
二零零九年六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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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二月逆流”问题中有待研究的一次会议
路 阳
学界有关“二月逆流”的研究多集中于2月16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而对于此前几天的一次碰头会，目前所知似乎不多，同时也没有引起应有的关注。对于这次会议的时间和内容等问题，还有待研究者能提供更多和更准确的细节信息。
关于这次会议的内容，比较受到关注的是，叶剑英就建立“上海人民公社”的问题对陈伯达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叶剑英在会上表示：“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 他同时向陈伯达指出：“我们不读书，不看报，也不懂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叶剑英年谱•一八九七——一九八六》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959-960页。《叶剑英传》编写组《叶剑英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叶剑英传》与《叶剑英年谱》两书关于叶的讲话内容，除了“不看书”变为“不读书”外，完全一致。）
关于这次会议召开的具体日期，也是一个尚无定论的问题。据笔者考察，目前存在三种不同的说法：（1）2月11日。《聂荣臻回忆录》中提出日期是2月11日。（参见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下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854-855页）《叶剑英年谱》、《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和王年一、金春明著的文革史著作也持此说。（2）2月13日。具体见纪希晨《一场捍卫党的原则的伟大斗争——揭穿林彪、“四人帮”一伙制造“二月逆流”重大政治事件的真相》，（《人民日报》，1979年2月26日第2版）及宋琼、孙浩则、邵一海《所谓“二月逆流”的历史真相》（《解放军报》1979年2月26日）。（3）2月14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提到叶讲话的时间为2月14日下午，并强调来源是根据经过核对的回忆材料。（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95页）。另外，陈志凌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李富春》中也提到，这次会议是2月14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见陈志凌《“文化大革命”中的李富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49辑，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第102-113页。）
笔者倾向于2月14日说，但仍需要进一步的材料证明。粗浅的理由有二：（1）2月12日，毛泽东召张春桥、姚文元来京解决“上海人民公社”的问题。在这次会上，毛泽东明确地表明了对这一问题的立场。笔者推测，叶剑英的讲话应在毛这次讲话之后。（2）笔者近日阅读新出版的《谷牧回忆录》，书中也间接证实2月14日这一说法。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是这次会议的参加者和当事人。谷牧在其回忆录中引用其日记的内容写道：“二月十四日……下午出席总理主持的碰头会。今天的会议好紧张。叶帅离席而又很风趣地说：‘我们这些人不读书、不看报，搞不清什么叫个巴黎公社精神，是否请伯达同志给我们讲讲？’” （见谷牧《谷牧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30页）。如果此说确为谷牧当时日记所记载，那么2月14日说应可信。
然而，王力的回忆又使2月14日说受到怀疑。据王力回忆，2月14日下午三时到七时，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钓鱼台十六楼开会批评江青和陈伯达。（见王力《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第976-977页）。这两次会议绝不可能在同一下午进行，必有一说为误。
关于这次会议的具体内容、召开时间以及其与2月16日会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希望能有研究者做进一步的考察和说明，使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能得到清晰、准确的表述，不再众说纷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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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文革小报拾异
王 锐
一份特殊的“复刊号”：《湘江评论》第二期
在笔者收藏的小报中，有一份比较特殊的“复刊号”。
这就是以清华附中红卫兵为首的“老红卫兵”所创办的《湘江评论》报第二期。说其特殊，理由有三：
一是这份《湘江评论》由清华附中红卫兵、北大附中红旗、人大附中红卫兵、北航附中红卫兵、北师大女附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等五个中学红卫兵组织联合主办。众所周知，清华附中红卫兵，是震动世界的“红卫兵运动”的创始者，“红卫兵”组织及“红卫兵”这个名称的发明权，也属于他们所有。而北大附中红旗及人大附中红卫兵等几个中学红卫兵组织，则是当时“红卫兵”受到当局打压处于“非法状态”时，对清华附中红卫兵最坚定的支持者和狂热的跟风实践者。因之，这几个红卫兵组织，一直被视为“红卫兵”的创始人，以及所谓“老红卫兵”的核心。
二是这份《湘江评论》第二期，出刊于1967年5月29日，而这一年前的1966年5月29日，正是卜大华、王铭等几个人首创“红卫兵”的日子。这一天一直被视为“红卫兵运动”的“诞生日”。这期由正宗“老红卫兵”们办的《湘江评论》“复刊号”，选择在这个特殊日子“复刊”，显然有深意，还特别用了一版和二版整整两个版刊载了一篇题为《历史的教训——为红卫兵诞生一周年而作》的“本报编辑部”文章，试图对一年来的“红卫兵”作历史性回顾和总结。
三是这期《湘江评论》的“复刊号”，期数编号仅为第二期。也就是说，这份《湘江评论》“创刊”后仅出了一期，便遭遇停刊。其“创刊号”，就成了“停刊号”。这在文革小报中，也比较少见。这份时隔近一年才复刊的“复刊号”，为之提供了“佐证”（《湘江评论》创刊于何时，笔者手中尚无材料，查杜永平、周连成两先生所编《文革小报目录》，其所收录者，也只有这份第二期。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份《湘江评论》创刊于1966年红卫兵运动方兴未艾之时）。
《湘江评论》本是毛泽东早年在湖南主办的一份刊物，清华附中红卫兵等5个“老红卫兵”组织将其接过来，作为自己联办的小报报名，除表明对毛泽东的景仰崇拜，追随紧跟外，大概还带有要学当年毛泽东等“新民学会”有志青年，欲“指点江山”，“浪遏飞舟”的雄心和气概。
再从研究的角度来看，这期《湘江评论》“复刊号”的内容也颇多价值。
刊于第4版的《致读者》，其实是一篇“复刊词”或“复刊宣言”。全文如下：
致 读 者
我们《湘江评论》又问世了。
我们是在极艰难的条件中办这份报的。没纸，几经奋斗得到一小点。没印刷，跋涉山水方找到。但我们决心办下去 。
既办报，就要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像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所憎——因为要折断他的肋骨。憎资产阶级，爱无产阶级，灭前者志气，长后者威风，仍是我们不变之宗旨。
每一个红卫兵，应当支持它、帮助它，有权利、有义务、有责任使这份报办下去。我们热情地等待着大家。
同志们，伸出你热情的手，共同奋斗吧！
《湘江评论》编辑部
联络地址：北大附中（28•1721）17
从这份“复刊词”，人们不难领会到这批当初风光一时，尽领风骚的“老红卫兵”们，如今风光不再，处境十分不妙了。连办报的两大最基本条件，纸与印刷，也不易解决，可见其生存之艰。显然，这批在文革大潮中一度呼风唤雨的“老红卫兵”们，已被逐出了红卫兵运动的主流，被边缘化了。不过，面对波涛汹涌的文革时代大潮，他们又不甘心，也正因此，才有这份《湘江评论》的复刊。
熟悉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这批所谓“老红卫兵”，是因为“联动”问题，以及“炮打中央文革”而遭到打压的。在当时，不管是权势人物，还是普通公众心目中，似乎“老红卫兵”就是“联动”，“联动”也就等于“老红卫兵”。大概为了洗刷这种“罪名”，这期《湘江评论》复刊号，也不得不打起反“联动”的旗号。除了在那篇“编辑部”长文中对“联动”予以批判讨伐，称“联动”为“反动组织”，并承认“‘联动’及其反动思潮，实质上是‘老’红卫兵，尤其是干部子弟中一些人的活动及思想的代名词”外，还在二版专门开辟了一个题为《联动消息》的栏目，对当时仍不甘心失败的一些“联动”成员的种种活动予以揭露。这是很有意思的。
此外，也是在第二版上，引人注目地刊有一份《关于申请加入中学红代会声明》，落款者正是以“清华附中红卫兵”为首的这5个“老红卫兵”组织。《声明》一方面称“我们的红卫兵组织是最早造反的革命组织之一”，同时又承认“我们有人曾经犯过严重的错误”，但“毛主席让我们重整旗鼓”。因此，“我们庄严声明：清华附中红卫兵、北大附中红旗、人大附中红卫兵、北航附中红卫兵、北师大女附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坚决申请加入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这是我们神圣的不容剥夺的权利！”
可见，到这份《湘江评论》复刊为止，这几个“老红卫兵”组织，仍然被排斥在北京市中学红代会之外，不用说“主流”，连合法性也成了问题，可谓处境糟糕透顶。这也为研究“老红卫兵”及“联动”问题，提供了一份难得的材料。
这份《湘江评论》复刊后，到底结局如何，以后又出了几期，笔者手中尚无材料，不敢妄论。不过，从当时文革大势及走向看，估计后来的情况不会太好。
刊有《群丑图》的《东方红》“终刊号”
这是一份有双重意义和价值的小报精品。
其所以被海内外藏家看好，市场价格在2004年就突破了千元大关，正是在于这种价值的双重性。其一，此《东方红》第21期于第3版用整版篇幅刊载了著名文革漫画《群丑图》。此政治漫画因受到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严厉批评而身价大涨；其二，这第21期是“首都二司革命造反联络站”机关报《东方红》的终刊号。由于具有这双重的价值，此报成为“文革小报之王”，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文革中，以“东方红”命名小报者，全国各地多如牛毛，仅北京地区，就多达20余种。因此，在刊载这份《群丑图》之前，这份《东方红》，无论在京城，还是在外省，并不特别引人瞩目。其影响力，可以说尚不及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主办的《东方红报》。
此报原为“首都二司”所办，“二司”的全称是“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成立于1966年9月5日，是首都高校跨院校的第二个全市性红卫兵组织。此前，北京已有一个全市性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即“首都一司”）。因“二司”下属的一些组织对总部不满，采取造反行动，拉出队伍，另行成立了这个“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革命造反派联络站”又称“首都二司造反联络站”。这个《东方红》报创刊于1966年10月1日。在第6期之前，主办者为“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6期开始因“二司”总部被内部造反夺权，主办者改为在“总部”之后加上“革命造反联络站”字样，从第12期开始，又将其中“总部”二字去掉，之后一直到21期终刊，署名都是“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联络站”主办。但夺权之后，仍延续创刊时的期号、报头及版式风格。此外，笔者未再见到“二司”有另外的小报。
1967年2月22日，在中央文革小组的强力干预和撮合下，首都“红代会”（即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成立，原来的“首都一司”、“首都三司”和“首都二司造反联络站”实现了名义上的“大联合”。当天，这份《东方红》出刊了其“终刊号”。
这份期号为“第21号”的“终刊号”，第2版刊有一则《致读者》的“终刊启事”，全文如下：
致 读 者
亲爱的革命造反派的读者同志们：
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了一个关键时刻——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举国上下，形势一片大好！目前，由首都一司、二司革命造反联络站、三司的革命造反红卫兵联合筹办的“首都大专院校革命造反红卫兵大会”的胜利召开，这是红卫兵和一切革命同志的一件大喜事，她标志着首都的红卫兵运动进入了一个更新的阶段，她将为北京工农兵大联合大夺权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由于“红代会”的成立，我二司革命造反联络站主办的“东方红”报已完成了她的历史任务，今后将由“红代会”主办的新报取而代之。
本报自去年11月7日造了原二司总部的反后，从第六期开始获得了新生。这段时间以来，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正确领导下，在全国各地革命红卫兵小将、工人、农民、解放军同志的热情帮助和积极支持下，“东方红”小报已出到第21期。每当我们接到来自福建前线，天山南北，中印边界那洋溢着革命豪情的信件，每当接到那来自工矿农村，机关单位，学校街道以及各地革命同志发来的鼓励、批评的信件、电报、电话时，我们都非常激动，全国革命造反派的支持和帮助，使我们浑身都充满了力量，我们就是要有那革命造反派的脾气，就是要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喊大叫，鸣锣开道。但是由于我们毛主席著作学得很不好，经验甚少，水平有限，框框重重，所以问题不少，错误甚多。今后，还希望同志们多批评，指教，有什么问题可与“首都大专院校革命造反红卫兵代表大会”宣传组联系。
在这里，我们二司革命造反联络站向全国各地一切关心、支持、批评，投稿的革命同志们表示最深切的感谢，向你们致以最崇高的革命造反红卫兵的战斗的敬礼！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一切革命的同志们，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披荆斩棘，共同携手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这份《东方红》“终刊号”的第3版，整版篇幅刊载的即是那幅题为《群丑图》的大型政治漫画，漫画制作者署名为“斗争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筹备处宣”。另有一则数百字的“编者按”：
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一伙是特大号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刘、邓之流的资产阶级反动黑线由来已久，它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和阶级根源，它在社会上的流毒和影响，决不能希望在一朝一夕，开几次大会，写几篇文章就能彻底清除。我们务必清醒看到这点。敌人必将完蛋，敌人不打不倒。“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我们要把一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一切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统统挖出来，打入十八层地狱，叫它们永世不得翻身！打倒刘、邓、陶！打倒彭、罗、陆、杨、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漫画上被丑化攻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及知名人士共有39人，分别是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薄一波、李井泉、李维汉、刘澜涛、王任重、林枫、安子文、刘仁、万里、钱信忠、吕正操、刘志坚、梁必业、肖望东、何长工、肖向荣、蒋南翔、周扬、夏衍、田汉、林默涵、齐燕铭、阳翰笙、邓拓、吴晗、廖沫沙、陆平、陈鹤桥、王光美、严慰冰等。
这些被攻击丑化的数十人中，上至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军队元帅、将军，下至部长、副部长级领导，囊括党政军各界及知名人士。一幅漫画打击面如此之广，可谓前所未有。据傅崇碧回忆称：毛泽东见到此画后十分生气，说：“这是在丑化我们的党！这种东西不准搞！”又立即叫秘书打电话给陈伯达，让中央文革小组将此图全部收起来，不准在社会上流传（见《傅崇碧回忆录》，中央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199页）。此事当时并未传达出来，因此外界并不了解有此“最高指示”。不过，就在发表此画的《东方红》报出版几天之后，中央领导人就陆续在讲话中明确提出了批评。2月27日，陈伯达在接见原首都三司部分代表时的讲话中说：“还有什么百丑图、群丑图，这都被香港……被坏人利用了，值得我们警惕，”次日，谢富治（与傅崇碧一起）接见首都职工革命组织代表时的讲话中说：“街上传单的东西不要搞互相攻击，不要搞喷气式，不搞群丑图或画漫画。这些东西，我们毛主席从来是反对的，不提倡的，中央文革向来反对的，不提倡的。”3月3日，周恩来在总政治部机关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最近还有一些不应该的漫画，什么群丑图啦，罚跪啦，这样的照片，登在小报上，马上就传到了世界各国，丑化了我们的党和国家。这也是不应该，不允许的。”3月4日，谢富治与戚本禹在对北京各红卫兵小报和印刷厂代表的讲话中说：“什么‘百丑图’、‘群丑图’……他们本来一小撮，却被画成浩浩荡荡的队伍，这替谁宣传？”（以上讲话均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6年）
不过，中央的批评和禁止反倒增加了其知名度。这份载有《群丑图》的《东方红》“终刊号”，被收藏界炒到文革小报的最高价，也是理所应当的事了。
与日本红卫兵合办的小报《惊雷》
这是一份中国红卫兵与“日本红卫兵”合办的小报，其特殊性与价值，不言而喻。
文革时期，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其势如潮，不仅风卷残云般横扫中国大陆，甚至传至香港、澳门。并飘洋过海，远至欧洲、北美，都引起了反响回应。一些赶时髦的东洋、西洋青年，在并未真正懂得中国文革及红卫兵运动实质详情的情况下，也邯郸学步般戴上袖章，制作红旗，搞起了各式各样本土翻版的“红卫兵”。而各国在华留学生，则更是这些“洋红卫兵”的一支重要力量。
笔者收藏的一份特殊的文革小报，就真实记录了当年这些外国红卫兵参与卷入中国轰轰烈烈文革运动的部分详情。这也是笔者所见到的惟一一份当年由外国红卫兵与中国红卫兵合办的文革小报。
这份小报的报名叫《惊雷》，对开4版大报，报头套红印刷（报头系从毛泽东书赠访华日本朋友的鲁迅《无题》诗最后一句“于无声处听惊雷”中选字拼成），颇有大报风范。出刊于1967年8月3日，由“日本在京红卫兵”，与首都红代会下属的“北航红旗战斗队”、“中国人民大学三红”、“外交学院革命造反兵团”、“北外红旗大队”等4个红卫兵组织合办。其4版右下角，刊有一则《编者的话》，其文如下：
于无声处听惊雷。
革命的《惊雷》在北京响了，响了，响了！它将响彻日本岛国，响彻五洲四海，响彻全世界！
《惊雷》是中日两国红卫兵团结、战斗的结晶。
《惊雷》吹响了中日两国红卫兵向日修宫本集团宣战的进军号！
《惊雷》敲响了佐藤反动派的丧钟，判处了宫本之流的死刑！
让美帝国主义、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以及牛鬼蛇神在我们《惊雷》声中发抖吧！
革命的日本人民和全世界革命派必将在隆隆的《惊雷》声中获得胜利，获得解放，获得自由，获得光明！
细读全文，这则《编者的话》，颇似“发刊宣言”、“创刊词”之类，基本上可以推断此为“创刊号”（但笔者未见以后其他期号的《惊雷》，暂不妄定）。
重要之处在于此报的排版及内容，几乎全是用中日两国红卫兵的名义，攻击声讨当时的日共中央领导层的文字和图片。按现在的观念来衡量，就叫做“粗暴干涉兄弟党内部事务”（还不说其中许多诬蔑、侮辱性的破口大骂之词）。
第1版头条通栏大标题是《在京日本红卫兵召开〈打倒日共宫本修正主义集团大会〉》，眉题是《富士山头喷怒火 北京城里响惊雷》。大标题下用黑体字标明的内容提要更是让人触目惊心：“愤怒声讨日修砂间、绀野及宫本反华集团反华、反共、反人民滔天罪行，大会强调指出，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日本革命的指南，日本人要解放，只有走武装斗争的道路。”公然号召鼓吹日本人民起来武装造反，推翻现政权，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第1版右下版面，是一篇题为《敢叫日本换新天》的社论。社论说：“继中国红卫兵之后，又一支英雄的红卫兵——日本在京红卫兵，英姿勃勃，威风凛凛地杀上了世界政治舞台。这是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国际上发生深远影响，谱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又一曲响彻云霄的凯歌！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日本红卫兵的诞生，给日修宫本之流当头一棒，粉碎了美帝国主义长期霸占日本的迷梦。她的诞生，是日本的新曙光，是日本革命人民的希望 。”
最后，这篇社论以典型的“红卫兵语言”发出号召说：
“中日两国红卫兵战士们，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携起手来，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在共同的斗争中，结成紧固的革命战线，向着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杀！杀！杀！杀出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光辉普照的新世界！”
从2版到4版，分别刊载有署名为“在京日本红卫兵代表”土肥民生的文章《从日修的造谣声明看反华群丑的狼狈处境》（配有土肥民生在大会上发言的照片）。署名为“在京日本人反帝反修联络会议代表”井出润一郎的文章《日修革命派的造反行动好得很》（配发言照片）。署名为“在京日本人反帝反修联络会议代表”国谷哲资的文章《把宫本、砂间之流的叛徒嘴脸拿出来示众！》（配照片）等。
更为奇特的是，这份《惊雷》小报第4版上方第一条位置，醒目刊载了一份《驱逐令》。这份《驱逐令》在引用了毛泽东关于“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等两则语录之后，以文革大批判式的语言，攻击日共总书记宫本显治为首的“日共修正主义集团”之后，指斥加谩骂称：“修字号的日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砂间一良和《赤旗报》驻京记者绀野纯一，是宫本修正主义集团的走狗，他们秉承其主子的旨意，在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疯狂的反华勾当”，为此宣布：“我们限令，砂间、绀野两个混蛋立即滚出中国去！不然，中国的红卫兵将对你们两个混蛋采取必要的革命行动。勿谓言之不预也！”
这份《驱逐令》，由首都红代会下属的北航红旗、人大三红等20多个红卫兵组织，以及中学红代会，首都钢厂东方红，和一些外地造反组织，甚至包括中央的国务院专家局，广播事业局、外文局、外宣部、建工部、化工部、国家经委、国家计委等国家机关的造反派共十多家组织共同发出，可见其荒谬。如果说学生红卫兵，只凭革命狂热还不大懂得起码的外交礼仪，以及处理兄弟党之间关系的政策规定的话，作为国家机关的干部就不可能一点不知道，这种粗野狂暴，甚至是很恶毒地对待驻华外国人士的举动，对世界共同遵守的国际交往准则以及个人基本权利是粗暴无理的践踏。
这份小报的第4版，还刊有一则《特快消息》：
八月三日下午在北京的日本红卫兵、日本革命派和北航红旗、人大三红等中国红卫兵战士，同仇敌忾，将在东郊机场举行斗争日共修正主义分子砂间一良和《黑旗报》（笔者注：应为《赤旗报》，这是有意将其丑化的文革手法）记者绀野反华的大会。会上，将彻底揭露日共宫本之流的叛徒嘴脸，痛斥砂间、绀野纯一的无耻谎言。并立即把这两个混蛋赶出中国。
发这则《特快消息》，实则是煽动红卫兵造反派赶到东郊机场去参加对这两位日共人士的围攻批斗。果然，当砂间和绀野在机场登机离开中国之前，又遭到大批红卫兵粗暴的批斗围攻。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份中日红卫兵合办的《惊雷》小报，都是那个特殊时代留给后世的珍贵的文献资料。这也是这些狂热无知的红卫兵试图将文革国际化，进而异想天开地搞“世界文化大革命”的有力证据。
“开天窗”的文革小报
文革小报居然也被迫“开天窗”，可能对许多人来说闻所未闻，甚至觉得不可思议。然而，笔者收藏的一份开了“天窗”的小报，就说明文革时期小报“开天窗”的事件实实在在发生过。
所谓“开天窗”，是新闻报业内带点幽默味和反抗意识的一个流行术语。意指某份报纸已制好版的某篇文章，未通过新闻检查而被撤下，报社编辑无法抗拒，却又在新闻检查制度下，心有不甘，就故意不补上另外的稿件，将已排版那部分位置“开天窗”（即留下空白）。这样，印好的报纸送到读者手中，聪明的读者就心领神会，明白这里有一篇文章未通过新闻审查而被“枪毙”，从而产生对当局扼杀言论自由的不满，以及对报社和编辑的同情与敬意。民国时期，一些有正义感的报人就时不时用“开天窗”的做法抗议国民党当局对报纸的新闻检查。中国报刊史上最有名的“开天窗”事件，当数“皖南事变”后的《新华日报》。中共在革命传统教育中曾向青少年反复宣传周恩来当年如何领导《新华日报》以“开天窗”的手段与国民党当局斗争。
不过，文革时的小报开“天窗”，却确实极为少见了。众所周知，文革中红卫兵、造反派办的小报，尽管印刷时须有一些手续（有的甚至连这点手续也没遵照执行，成了想印就印），但其内容一般是不经过审查的。况且，两派对立时，各自都控制着相应的印刷单位，或者可以到外地找同观点的派别帮助印刷。故此，不存在某份报纸某个内容通不过审查造成“开天窗”的情况。
然而，世界上任何事情均有特例。笔者收藏的一份四川成都地区由四川师范学院造反组织主办的《九七战报》，其第23期，就是一份故意“开天窗”的文革小报。这也是笔者所见起码上万份（不是上万种）文革小报中，惟一一份留有“天窗”的小报。
《九七战报》是由四川师范学院红色革命造反联络委员会和红卫兵成都部队川师支队、川师毛泽东主义战斗团联合办的4开小报，创刊于1967年1月。至6月下旬，已出刊至20多期，还算是小报中出报较多者。在成都上百家小报中，其影响和势力，属于中等。但是，1967年6月28日出刊的《九七战报》，却在第4版醒目位置留下一个大约1/8版面的“天窗”。
更引人注目的是，“天窗”位置，印有两段文字，横竖各一段。竖排者为“立此存照”4个标题大字。横排者为仿宋体排成3行的文字：
因受某种阻力，川大八•二六英雄在中和场举手投降之照片暂时无法刊登。特向读者致以歉意！
编者谨启
读过这段文字，读者方可恍然大悟，原来编辑排版时此处有一幅照片，内容是川大“八•二六”有关人员在中和场被俘时举手投降之照。因通不过相关部门的审查（“受某种阻力”），被迫撤下了，故此留下“天窗”来“立此存照”。
这个“开天窗”事件，具体起因是5月19日的“中和场事件”，但其背景比较复杂，涉及《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即《红十条》）和成都地区3派群众组织。即被《红十条》定为“为一些保守分子所蒙蔽、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背后操纵的保守组织”的成都“产业军”，以及造反派内部已经严重对立的“八•二六”派和“红成”（红卫兵成都部队）派，3方的矛盾冲突和斗争，都在这个“中和场事件”中得到反映。
“中和场事件”，其实仅是文革时期成都一系列武斗事件中，很小的一个事件，大致经过情形是，1967年5月6日成都发生一三二厂武斗事件后，次日《红十条》正式公布，“产业军”遭到沉重打击，但许多人坚信自己是革命的，认为中央受了蒙蔽，一面设法向中央申诉，一面避开造反派打击的锋芒撤离成都市区，与市郊的“贫下中农战斗军”联合对抗造反派，5月19日，川大“八•二六”4个分团，及成都19中“八•二六”和部分成都工人造反兵团成员计2000余人，原拟赴琉璃场抢收抢割“支农”。到琉璃场后，因雨大临时改往中和场宣传《红十条》，队伍全部进场后即被“产业军”及“贫下中农战斗军”包围。这2000多人，主要是八•二六派学生。其中一些人被俘，部分人员还被“产业军”转至属于乐山地区的仁寿县关押，经成都军区出面交涉，几经周折才获释。
“中和场事件”无重大人员伤亡，本身不值一提。但那么多“八•二六”人员竟然投降被俘，就成了造反派内部的一桩“丑闻”。特别是那些举手投降的镜头被人照相记录在案，成了被对立派别攻击指责的“丧失造反派气节”的“证据”。
成都“五•六”事件之后，成都市内成了造反派的天下。“外敌”既消，原来造反派内部就一直存在的“八•二六”和“红成”两大派别的矛盾，顿显尖锐和公开化，相互之间经常抓住一些问题大做文章。“中和场事件”正好为“红成”派攻击“八•二六”提供了“炮弹”。
在《红十条》下达前后，川大“八•二六”及首都红代会等已经大肆宣扬“八•二六”战士如何在“二月镇反”中坚强不屈，英勇战斗，“乐在天涯战恶风”，这已经使“红成”派的气不打一处来了，如今有那么多“八•二六”战士在死敌“产业军”面前表现如此“狗熊”，自然该大做文章。川师毛泽东主义战斗团是“红成”的骨干团队。不知通过什么途径辗转搞到了川大“八•二六”人员在中和场举手投降的现场照片。6月28日出刊的《九七战报》第23期，第4版一个整版都是以“中和场事件”为背景攻击川大“八•二六”的。这幅现场照片，就成了最有说服力的材料之一。这一版的其他文章还有《来自八•二六内部的声音》，系经历了“中和场事件”的一位“八•二六”战士，在6月6日川大“八•二六”内部整风大会上的发言摘录。其中谈及当时详情及为此对“八•二六”头头的批评指责。不知如何也被川师“红成”支队人员搞到手，并在小报上公之于众。另外还有一篇评论《叛徒就是叛徒》，攻击“八•二六”投降之举是“叛徒”行为，及一首题为《某团长自哭》的“散曲”。《九七战报》还加了一则攻击性很强的“编者按”。
然而，这期《九七战报》送印时，却遭到意外障碍。据悉，省革筹小组办公室派人直接过问此事，坚决不准这幅照片见报。其时，由《红十条》决定建立起来的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刚刚开始运作，是全省最高权力机构。省革筹小组出面干预，川师“红成”支队头头不好不听，只得将照片从已发排的报版上抽下。不过，又不甘心屈从，就有意留下一段挑明事实真相的文字，实际上已将照片内容公之于众，达到了部分目的。
省革筹小组办公室干预这件事的理由很充分，也很正当，说是从团结出发，不要因此而激化矛盾，加剧两派的对立。这是可以摆在台面上的明的理由。此外，还有不能摆上台面的倾向性。其实，省革筹办公室从成立之时起，观点立场上，就相当倾向以川大“八•二六”战斗团为核心的“八•二六”派（其工作人员大多从“八•二六”派中选调）。在处理许多具体问题上，这种倾向性十分明显。其深层原因在于直接掌管省革筹小组办公室，负责其日常工作的“刘、张”（即刘结挺、张西挺夫妇），自参加中央处理四川问题会议后，即按照中央的精神，与以川大“八•二六”为首的“八•二六”和“兵团”派关系密切。本来，1966年底至1967年初，让刘、张赴北京告中共中央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主要领导的状，在北京谋求为刘、张翻案平反的，主要是成都的“红成”派学生。但中央处理四川问题时的态度明显支持在“二月镇反”中受到打击的川大“八•二六”和“兵团”，刘、张刚被中央“解放”出来，焉能不看中央眼色行事？当时有消息说，是川大“八•二六”头头得知“中和场事件”照片全部被《九七战报》曝光，担心此“丑闻”太影响其形象，遂紧急求助于省革筹办。后者对“红成”总部及川师支队施加了压力，于是便有了这份“开天窗”的红卫兵小报。
这是笔者所见到的惟一一份开有“天窗”的文革小报。
期号相同版式内容却不同的两份清华《井冈山》第8期
同一期号的某份报纸，不管该期印1万份还是10万份，其每份的内容及版式都应该是一模一样的，绝不可能从中找出两份期号相同，却内容及版式方面有较大区别的报纸来。
然而，文革期间出的小报，却竟然有这种“奇事”出现。当然，在数以万计的文革小报中，这也是极为罕见者。
清华《井冈山》应当说是当年在北京及全国最有名气，影响最大的红卫兵小报之一，其印刷量大，发行面广，又有几个大城市的“航空版”，因之经常出现同期号报头印刷不同的清华《井冈山》的现象。笔者就收藏有好多份这类《井冈山》小报，即某期号的《井冈山》，一种是报头及相关部分套红印刷，而另一种却是全黑色非套红。这本身就构成了“奇事”，但更奇的却是，笔者竟然发现有期号相同，而内容版式存在很大区别的清华《井冈山》。这更是中外报刊史上闻所未闻的荒唐事。
这期与众不同的《井冈山》，是1967年1月7日出刊的清华《井冈山》第8期。这期《井冈山》出刊后即比较引人瞩目，是因为公开披露了一周前江青那次非同寻常的清华之行的相关情况。江青1966年12月30日清华之行，对清华大学的蒯大富等头头及其井冈山兵团，是一件值得大吹大擂，炫耀于世的重大资本。为此，元月7日出刊的《井冈山》第8期在这方面做足了文章。
这两种内容版式不同的《井冈山》第8期，因无法分清哪一份才是最早排定的“正版”报，因此姑且将其分别称之为“版式1”和“版式2”，以便于叙述。
“版式1”报头右侧，是毛泽东《卜算子•咏梅》词。表面看，这是象征送旧迎春，其实，深层看，编者选这首词在报头醒目处，意在吹捧讨好江青。“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联系其下的文章标题及内容，这里的“梅花”，和“她”，已无疑是借喻江青了。
“版式1”第1版头条，是套红印刷而十分醒目的江青清华之行的报道，题为《伟大的号召，巨大的鼓舞》。标题下黑体字提要为：“江青同志到清华，《人民日报》、《红旗》元旦社论的发表，大大鼓舞全校革命师生的斗志，决心更高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批判刘邓反动路线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胜利”。文章开篇即说：“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在这伟大的1967年即将到来之际，江青同志及中央文革的其他同志给我们带来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问候”。其后又写道：“寒冬在清华园一片热气腾腾的空气中仿佛要融化了。江青同志的亲切慰问，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师生的革命斗志，我校广大革命师生久久沉浸在无比欢乐和幸福之中。”
显然，这篇宣扬江青清华之行的文章，是这期《井冈山》的重头戏。“版式1”第1版还有一篇题为《克服革命队伍内部的几种错误思想》的学习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心得，该文较长，再转第4版。之后的第2版是批陶铸的两篇文章：《陶铸十大罪状》、《陶铸论陶铸》。第3版是一篇再转第4版的刘少奇女儿刘涛的长文《看，刘少奇的丑恶灵魂》。第4版则是第1、3版文章的续完，无另外内容。
“版式2”的排版却明显不一样，报头右侧仍是毛泽东《卜算子•咏梅》词。但第1版内容却与“版式1”有很大区别，原占据第1条位置的《伟大的号召，巨大的鼓舞》放到了下半版的第2条位置，第1条取而代之的是一篇题为《清华园内春来早》的“本报编辑部”文章。而原载第1版的那篇“学习心得”《克服革命队伍内部的几种错误思想》被挤到了第3版。第2版批陶铸的两篇文章不变，版式亦未变。原在第3版的刘涛文章则放到了第4版再转第3版（整篇文章字体改为6号字，行距也更紧密，勉强将文章排完）。
由此比较，清华《井冈山》第8期的“版式1”与“版式2”，除第2版未作改变外，整个第1、3、4版内容和版式都有很大区别。乍看起来，甚至可以说是两份全然不同的报纸。然而其期号和出版单位、出版日期却一模一样，这真是构成了中外报刊史上前所未有的“奇事”。
从整个内容来分析，这期《井冈山》“版式1”与“版式2”的全部区别在于，“版式2”多了那篇题为《清华园内春来早》的编辑部文章。但因其增加了这近2000来字，且所用字号大，占版面较多，编者不得不对其他版面作伤筋动骨的较大调整，所以让“版式2”与“版式1”比较起来，似乎面目全非。
编者（或者说井冈山兵团头头蒯大富等人）特意增加这篇《清华园内春来早》的“本报编辑部”文章，其意图只有一个，加大对江青的吹捧力度和分量。整篇文章谈的都是江青清华之行的“伟大意义”，文章标题也是借题颂扬江青，因其来到清华，故此“清华园内春来早”。不到2000字的文章，江青名字出现达8次之多，甚至超过提到毛泽东的次数。其中，一头一尾对江青的吹捧尤为肉麻。其开篇，连续两个自然段都是直接颂扬江青：
元旦前夕，江青同志和中央文革小组关锋、王力、姚文元同志来到我校，会见了全校革命师生。这是毛主席对我们最大关怀！喜讯传来，革命同志扬眉吐气，奔走相告。人们一次又一次欢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十二月三十日，这是一个喜庆的日子。江青等同志来清华，是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事情。是值得大书特书，大庆特庆的大喜事！
“编辑部文章”结尾，是这样几个排比句：
江青同志来校，宣告了刘邓路线在清华统治的破产！
江青同志来校，表示清华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江青同志来校，给清华带来了新的春天，“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辉灿烂的世界，就在面前！”
在这里，江青不仅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可以与毛泽东相提并论，平起平坐的政治“领袖”，而且简直成了挽救一切的“救世主”。这份清华《井冈山》报，将文革中对江青的吹捧，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笔者仔细分析了这两份内容版式不同的清华《井冈山》第8期，初步可以确定，“版式1”是该报先排定的“正版”，而且已经按时于1967年1月7日付印（或部分付印出刊）。而且据此推断，之所以造成有两种内容版式很大不同的《井冈山》第8期同时面世，其原因可能在于“版式1”的出刊（或正在付印出刊）之时，以蒯大富为首的井冈山兵团头头（或者就是蒯大富本人）突然改变了主意。大概觉得“江青清华之行”这件事，其文章没有做够，对江青本人的吹捧颂扬的力度不够，因此临时决定增加这篇大吹特吹江青的“本报编辑部”文章（其实那篇《伟大的号召，巨大的鼓舞》报道及提要，已对江青清华之行作了大肆吹捧颂扬），并将这篇编辑部文章刊载于第1版头条醒目位置。故此不惜对《井冈山》第8期重新拼版，抢时间付印出刊。因之才有了这清华《井冈山》第8期的“版式2”出现。
笔者进一步推断，这“版式2”《井冈山》印量比“版式1”大得多（笔者见到的清华《井冈山》第8期，大多是“版式2”），而且，通过“首都三司”这个渠道送给江青及中央文革小组，以及转送毛泽东本人的清华《井冈山》第8期，也多半是“版式2”。
绝无仅有的“地图战报”
这种《地图战报》，之所以称为“绝无仅有”，是因为其每期小报，都是以特殊的规格版式出现，既是小报，又是一份不可多得的“文革地图”。而且，每幅地图，都带有文革思潮支配下的政治内容。
《地图战报》由北京工代会下属的地图出版社革命委员会《地图战报》编辑组编辑出刊。创刊时间不详（大致在1967年3、4月间）。笔者迄今只搜集到其中数期。查杜永平、周连成编《文革小报目录》，其中北京地区第201号即是，收录的是1968年1月出刊的第13期。可见其1968年仍在出刊，已出至10多期。笔者这里仅介绍比较有代表性的第3期及第9期。
《地图战报》每期都有一份印制精美的彩色地图，8开大小，双面套红印刷，用纸也是100K专用磅纸。乍看之下，就是一份可随身携带的小型地图。仅在左下角，可见到“地图战报”的报头及期号、出版单位等内容，方明白这是一份特殊的文革小报。
《地图战报》第3期，是一份带有浓厚文革色彩的北京地图。正面左上方，有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着军装检阅游行队伍照，旁边是那段关于文革的著名语录：“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其下，整版是《北京市地图》（区域图）和《北京市城区街道图》。《北京市地图》表面看来似乎与文革前的北京地图无多少变化，但细看之下，《北京市城区街道图》则大有名堂：北海公园变成了“工农兵公园”，旁边的景山公园已改为“红卫兵公园”，原日坛公园已更名为“向阳公园”。著名的颐和园，图上则标明为“首都人民公园”，陶然亭公园更名为“劳动人民公园”，老北京人人知晓的天桥剧场，地图上已改为“红卫兵剧场”。
地图上北京的街道名，更是改得五花八门。小举几例：
原张自忠路、地安门东大街改为“工农兵东大街”；原地安门西大街，更名为“工农兵西大街”。德胜门内大街，改为“人民公社路”；地安门内大街和地安门外大街，改名为“总路线路”；安定门内大街和交道口南大街，改名为“大跃进路”；西什库大街更名为“集体化路”；东环北路改名为“大寨路”。原石桥路、中关路和海淀路南段，更名为“文革路”；景山东路与景山后街东段，更名为“代代红路”；百万庄东段，更名为“宇宙红路”；景山西街更名为“育红路”；东四十条更名为“卫东路”；雍和宫大街更名为“红日北路”；月坛北街更名为“红塔路”，月坛南街更名为“灯塔路”；南池子大街和北池子大街，更名为“葵花向阳路”。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西交民巷更名为“反帝西路”；东扬威街更名为“反修路”；北佳村路改名为“志远路”；复兴路改名为“解放军路”。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大都是文革初期红卫兵的“杰作”。在“破四旧”的热潮中，这些改动已经得到当时党政机关的认可和“热情支持”。而作为专业机构的地图出版社，则在其编绘的最新《北京市城区街道图》上，将这些新街名、路名正式标志出来。
有意思的是，这份《地图战报》第3期的背面，分别是《北京市汽车路线图》、《北京市电车路线图》、《郊区公共汽车路线图》和《北京市长途汽车路线图》等4幅简易交通路线图。这4幅交通路线图，文革味较少，或者说基本上没有。在《北京市汽车路线图》上，许多地名仍沿用旧名，似乎没有来得及变更或因担心乘客不知道新地名而没有变更。仅有“反修医院”、“反帝西路”是文革新地名。
这期《地图战报》，既然为“战报”，在其刊登6幅“地图”之外，也还有相关的文字内容，这就是题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的一篇介绍北京市情况的资料性文字。细读之，竟没有一点关于北京地理环境、历史文化、物产资源、旅游景点方面的任何资料性介绍，却全部是狂热万分的文革内容和文革词语。除第一段属于叙述中国革命历程外，其他几个自然段的中心内容分别是：“北京是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居住的地方。是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圣地。”“北京，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北京，是威震世界的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北京，是世界革命人民的希望和灯塔。”这篇介绍北京市的文字资料，最后是这样结尾的：
全国人民，全世界革命人民日日夜夜仰望着北京，想念着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聆听着伟大领袖毛主席从北京发出的战斗号召，真理的声音。毛主席啊，毛主席！在您的英明领导下，我们一定要把伟大祖国的首都建设成为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不过，由于刊有北京街道图及4幅行车路线图，这份《地图战报》在当时还是颇有些实用价值。笔者收藏的这份第3期，就是和现今的各种城市地图或旅游图一样，因被人反复折叠以放入口袋而留下了折痕的。
《地图战报》第9期出刊于1967年11月，其主题是毛泽东著作各篇写作的地理历史背景，以及毛著毛选在各地的出版传播分布情况。所刊两幅地图，也是围绕这个主题绘制的。
这两幅地图。正面是一幅题为《〈毛泽东选集〉写作地点》的示意图，分别注明从毛泽东在广州写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起，《毛泽东选集》1-4卷中各篇著作的写作地点，写作时间及篇数。从1926年3月在广州写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选》第1卷第1篇），到1949年9月16日在北京写的《唯心主义历史观的破产》（《毛选》第4卷最后一篇），20多年间写作情况的详细资料数据，均在地图上一一标明。其间，共历经广州、武汉、井冈山、上杭、瑞金、瓦窑堡、保安（今志丹县）、延安、青阳岔、王家湾、朱官寨、神泉堡、杨家沟、兴县、平山西柏坡、北京等城市和小地名。其考证得如此详细具体，说明编绘者倒是很下了一番功夫的。
《地图战报》第9期的背面，是一幅占据全部版面的世界地图。不过，这幅世界地图有些特别，它不是通常意义下的实用性地图，而是如其标题《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照红全世界》所揭示的那样，展示的是所谓“毛泽东思想光辉”如何照遍了全球七大洲四大洋的每一个角落。为显示这种“照红”、“照亮”的效果，地图上的中国标为大红色，其间有一幅相当于1/4个中国大小的毛泽东着军装头像。然后，全红色的中国之外的空间，均被以中国为中心向外呈发射状的红色细线所布满，象征毛泽东思想光辉向全世界发射开去。除海洋之外的世界所有陆地、岛屿，全部呈浅红色，象征其已被“毛泽东思想”的光焰“照红”。图中，附有一段文字说明，统计的是中国国际书店，文革以来对外发行毛泽东著作外文版的情况，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出版发行《毛著》、《毛选》，以及《毛语录》的一些数字。这段文字最后称：“从硝烟弥漫的东南亚丛林到高山峻岭的南美洲安第斯山山区，从非洲的南角到地球北端的冰岛，到处都放射着毛主席著作的闪闪金光。”
除两幅地图外，第9期《地图战报》也刊有一篇文章，以展示其“战报”本色。这篇题为《伟大舵手毛主席指引航向，世界革命前程无比辉煌》的文章，以不太长的文字，尽现了小报文章那种“批判”加“颂扬”的典型特点。批判“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颂扬伟大领袖毛泽东及其“光辉思想”。称发动文革以来的1年零3个月（1966年6月至1967年9月），“已出版了毛主席著作1477万册，为以往十七年总印数的一倍半，一年超过了17年”。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以这种格式和特征面世的《地图战报》，无疑是文革小报中少见的精品，收藏与研究价值俱佳。
节录自作者书稿《中国文革小报研究》。标题是本刊另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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