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记　忆　　　　　　　　　　　　　　２００９年５月３１日第１４期
ＲＥＭＥＭＢＲＡＮＣＥ　　　　　　总第二十四期
　　　　　　　　　　　　　　　　　２００８年９月１３日创刊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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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书评与序跋
《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 大事日志》编者的话
马雨农 亲历者的责任——读《清华文革亲历——史料直录 大事日志》有感
陈育延 我的感言
唐 伟 人生原来可以这样度过
汲 鹏 文革使中国这个巨人改变了方向
陆小宝 直面我们自己的历史
邵燕祥 用记忆留下时代的证词

口述历史
文革中根本不存在什么民主——董健教授访谈（节录）

史林一叶
阎长贵 毛泽东发动和领导对刘少奇的大批判
杜钧福 外文局“政治谋杀案”

简讯
樵 余 黄永胜被列入“共和国开国元勋”名单

小资料
福建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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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与序跋】

按：由邱心伟、原蜀育主编的《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 大事日志》，已由香港五七学社出版公司于2009年4月正式出版。这部35万字的资料书，以当年的大字报、传单、小报、日记、交代材料等文革原始资料为依据，并参照一些校友文革后公开发表和出版的文章与回忆录，摘录、汇编、综述了1966年4月到1968年8月清华大学文革前期（主要是群众性造反运动时期）逐日发生的大事，是一部不仅对研究清华大学文革历史而且对研究整个文革历史都具有很高价值的资料书。
该书的两位主编——邱心伟，1947年生于江苏常州，1964年进清华大学水利系读书，现居北京；原蜀育，1947年生于四川成都，1965年进清华大学电机系读书，现居深圳。他们既非因组织指派，也非因金钱利益驱动，而完全是出自沉重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主动承担起这一目前还为许多人不屑或不愿、不敢做的工作，他们“几乎全凭个人的力量完成了资料收集、筛选和编纂工作。他们为母校、为社会做了一件极为有益的大事。”（唐伟的评价）“他们从一份份史料的收集、核对，到按日期摘录、组合，汇编成书，再从第1稿到第12稿的反复补充和修改，实在做了极为艰巨而繁琐的工作。”（马雨农的评价）
令人欣喜的是，两位主编还设法说动了几位清华文革中的知名人物为本书写了序，这些序从不同的角度谈到了对历史的反思，为那些至今还不愿或不敢正视那段历史的人们做出了榜样，可以给人许多启发。本刊征得该书编者同意，特将该书《编者的话》和几篇序文一起发表。
清华大学的校友们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头，希望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文革亲历者们也能站出来，总结、撰写、出版自己的真实记忆，为历史留下证言。

《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 大事日志》

编者的话

本书内容包括1966年到1968年清华大学文革前期的大事日记和相关史料。资料的主要来源是当年的“小报”、“大字报选编”、“动态”，战斗小组自编的《大事记》、有些个人的日记和“交待回忆”。此外，我们也采用了香港中文大学编辑出版的《中国文革资料库》中与清华有关的部分资料，以及一些清华校友如唐少杰、沈如槐等公开出版的文章内容。本书所收录的资料目录，详见后面清单。我们已将原始资料扫描留存，以备查核。
我们收集的资料来源真实可靠，所述的内容大多真实，但也有一些由于当时派性使然，对事件的描述有失准确或有所扭曲。本书只对原始资料进行汇编和整合，不改编文字，也不考证内容的真实性。因为它们毕竟是当年清华园里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事证，已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可作参考。把一些派性痕迹浓重的原文组合在一起，难免出现上下行文欠连贯、语言风格不统一的现象。为保持资料的“原生态”和“真实”，我们尽量保留原语句风格，不加修饰，顶多删掉一些太多、太啰嗦的文革字眼，比如：叫嚣、恶毒攻击、污蔑、可耻行径、竟然造谣、幸灾乐祸，等等。
原始资料中，涉及一些清华的干部、教师和学生的真实人名，我们大部分把它们原封不动地登出来了。这也许是让有的人深感忌讳的事，可是为了保持史料的原貌和真实性，我们别无选择。这些原始资料已是客观存在的历史记录，谁也无法垄断，我们今天不用，今后的研究者也会使用。现在，绝大多数当事人都还健在，如有发现书中所录与他当时的所言所为有所不符，正可有机会写文章更正，避免以后的研究者单凭原始资料来推断是非。本书的出版，对大多当事人来说，也许还是一件好事。
本书中所收录的资料，记述的大多是清华文革中的一些公开活动。至于当时各派组织的幕后活动，少数头头与中央上层的联系，以及清华对外地文革的介入等，基本没有涉及。研究清华文革，单凭本书这些内容还是远远不够的。现在，许多清华文革的亲历者已经纷纷开始写文章反思这段难忘的历史，我们希望这本大事日志能够起到提供回忆线索的作用。也希望有更多亲身经历过这段历史的校友，提供线索，奉献资料，特别是本书涉及的当事人能费心补充、修改、纠正，以便有机会再版时使之更加全面、完善，更加符合历史真实。

【感 谢】
本书的完成，得到许多校友的帮助。他们或出资赞助，或参加讨论策划，或贡献资料，或帮助校核文字，或扫描复印及打印资料……我们衷心地感谢他们：（按字母排序）
包 薇、但 燊、丁正明、甘乃元、何宇平、胡耀明、胡逢淦、胡辛莲、黄文梅、蒋雪青、罗征启、谭昌龄、王允方、颜慧中、叶志江、于 火、张蔼玲、郑洪如、周宏余等。
编者联系邮箱： qhwgql@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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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与序跋】

亲历者的责任
——读《清华文革亲历——史料直录 大事日志》有感

马雨农

（一）
十年文革，被称之为当代中国的一场“内乱”，一场“浩劫”。它是共和国历史最为黑暗的一页。它所造成的灾难，实在难以估量。文革十年，极左思潮盛行，封建主义泛滥，国家法制废置，人性道德泯灭，国民经济濒于崩溃，文化教育备受摧残，冤假错案堆积如山……历数往事，不堪回首，但又不能不回首！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虽然过去30多年了，它留下的后遗症时至今日仍有隐现，其对中国社会文化、道德精神的伤害，是几代人都难以弥补的。研究文革的历史，记取文革的教训，清除文革的影响，这是当代国人尤其是所有亲历者的历史责任，也是真正“彻底否定文革”、保证中国不再有文革式“折腾”的一件要事。
巴金先生劫后复出，曾痛定思痛，多次提出：“惟有不忘过去，才能做未来的主人”。为此，他一再倡议建立文革博物馆，让全国人民正视这段历史，永远记取惨痛教训，防止恶梦重来。可惜，他老人家的善意良言一直未受足够重视，回首文革依然还是敏感的话题，文革研究至今仍有不少禁忌。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刘少奇当时无奈的表白，如今成了至理名言。文革的历史，毕竟还需由人民来写，只能由人民来写。多年来，中国民间的文革研究活动一直没有间断过：报刊上记述、研究文革历史的文章，时有所见；一些专著出版物每年也都有问世；更有一些有心人，倾注财力，办起了私人文革博物馆。就连与文革历史相关的一些物品，也都成了众多收藏爱好者的热门藏品、研究课题，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市场效应。
在此潮流中，曾经在文革“风口浪尖”上经历过狂风暴雨的清华人，又重现了活跃的身影。一些校友相继出版了个人回忆录和研究论著，这些亲历者的回忆，都弥足珍贵。而由邱心伟、原蜀育两位校友历时多年收集素材、几经整合编辑出版的这本《清华文革亲历——史料直录 大事日志》（以下简称《大事日志》），更是一部难得的资料汇编，填补了有关清华文革史籍的空白，为深入进行清华文革史乃至整个中国文革史的研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我和邱心伟虽不同系，却是同届，毕业分配在一个单位，曾共事过4年多时间。为筹划出版本书，她曾与我联系过几次，可惜我因为还有不少事务缠身，没有能帮上她的忙。但我知道，这项工作的难度是非常大的。曾建议她分步走，先汇集资料，出个内部征求意见稿就行了。没想到她和原蜀育两人这么快就完成了这项庞大的工程，足见他们的能量之大，劲头之足，责任心之强！这中间究竟经历了多少辛苦，旁人并不知道。但翻看她给我传来的稿样中标着五颜六色的各种引文，就可以想见，他们从一份份史料的收集、核对，到按日期摘录、组合，汇编成书，再从第1稿到第12稿的反复补充和修改，实在做了极为艰巨而繁琐的工作。他们默默无闻，尽心尽责，为清华的校史建设增添了砖瓦。他们乐于奉献，甘做铺路石，为广大读者了解、研究清华的文革史，提供了便利。他们辛勤劳动的成果，对于推动文革史料的收集，促进文革历史的研究，是很有积极意义的。

（二）
我们这代人，在人生最好的年华，在清华园这个特殊的“角斗场”，亲身经历了文革政治运动的种种磨难，印象实在太深刻了。如今年逾花甲，回首往事，这段经历，也算是一笔财富。确实应该有所作为，为反思这段历史尽到一份责任。记录历史，留存于世，可作镜鉴。它们不只是个人的命运际遇，也是十年文革这段重要历史的民间记忆，有助于丰富文革的历史细节。恩格斯说：“任何一个民族要想取得更大进步，没有从自己所犯错误中吸取教训来得更快。”有感于此，我们更珍视这本《大事日志》所体现的特殊价值以及它给人留下的宝贵启示。
《大事日志》收集了清华从1966年4月到1969年1月文革初期将近3年时间的丰富史料，汇编了从批判“三家村”，到文革运动全面爆发，校党委垮台，工作组进校而又被撤走，红卫兵“横空出世”，两大派论战，直到“百日武斗”、工宣队进校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全程记录。在学校保留的档案资料如今尚不开放的情况下，这本民间汇编的《大事日志》是一部十分难得的工具书，能给读者了解、研究清华文革史提供极为珍贵的帮助。
说其珍贵，最主要的是真实，是完完全全的“史料直录”。不像有些史书，史料经过转述、过滤，甚至刻意取舍，原本的事实已走了样。这里呈现的，都是原汁原味的原生态史料，录自当年各派文革组织编印的“小报”、“动态简报”等原始材料，有的还录自个人所写的各类文字材料，包括迫于形势在强权威迫下违心写下的材料。这些史料，留有当年特定的政治痕迹和语境，是构成清华文革历史不可或缺的事证。这样客观采集，不作修饰，按时间顺序编列出来，有助于多侧面较完整地还原清华文革历史的发展过程，真实地展示这段历史的原貌。稍感缺憾的是，编者没有分别标明每段引文的出处，以使读者可以分辨某个史料的具体来源，便于研究者进一步查找第一手史料。如能做到这一点，可能会更好。
要做到这样还原真实，是需要极大勇气的。从书中看到，涉及一些人物的姓名、称谓，包括当时的中央负责人等，编者大多原样保留了。这是今天出版这类书籍最为棘手的问题，很多出版物出于种种顾虑，往往都是隐去其名。但这样做的结果，必然使一些历史事件看起来变得模糊不清，有损于历史资料的完整性。周恩来曾说：“只有忠于真实，才能忠于真理”。既然作为史料汇编出版，只要确保事实没有错误，如实披露，应是最佳的选择。本书的编者是这样做的。我由衷地钦佩编者敢于说真话、讲真实、求真理的勇气，珍视这本书不同寻常的参考价值。文革结束已30多年了，现在大多亲历者也会以平常之心来看待当年的事情；相信读者有足够的智慧和辨别能力，作出正确的判断。

（三）
清华的文革历史，堪称研究文革历史的典型样本。其典型性就在于，清华文革的重大事件，都与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与中央上层的斗争有着直接关联。毛泽东与刘少奇，所谓“两个司令部”的主要领袖，都直接插手了清华的运动，精心培育了他们的“试点”。《大事日志》虽然较少收集这方面的材料，但仍能看到相关的脉络。刘少奇委派其夫人王光美直接指导了清华的文革工作组；毛泽东则直接支持了清华附中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的诞生，激励和引导青年学生举起“革命造反”的旗帜，走上文革的历史舞台，同时又委托周恩来过问清华的运动（工宣队军宣队进校后，毛泽东身边中央警卫团和中央办公厅的迟群、谢静宜直接出任了清华党委的负责人）。对照其他文革史籍、专著和当事人的回忆，我们可以探寻到上下左右的联系，从文革大政治背景下清华的特殊视角，解析清华与中央高层台前幕后的源流互动，研判文革一些重大事件的由来始末、内外成因，加深感悟与思考。
回首清华的文革历史，犹如乱世闹剧，痛感荒唐。特别是两派势不两立的持续争斗，直至百日武斗、血腥厮杀，十多人死于非命，真是一幕悲剧。如今反思，我们无需再纠缠于我是你非的个人恩怨。对于大多数当时的清华学子来说，都是受运动的群众，虚耗了青春。热潮退后，随着一些内幕的披露不难发现，为发动文革而高举的“反修防修”旗帜后面，并非全然都是路线、道路的理论之争，其复杂的程度远远超出我们天真的想象。当年时兴一切都“突出政治”，但那时候我们究竟懂得多少政治？作为身处基层的普通亲历者，今天我们需要自我反省，总结各自的教训，但更需要的是站在比较超脱的立场来反思这段历史，关注和深思相对宏观层面的问题。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为什么会发生文革这样的浩劫？为什么会有狂热的造神运动？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无知的盲从？它深层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一些当时看来理所当然、绝对正确的事情，现在看来何以滑稽可笑？一些当时认为极端错误、批倒批臭的东西，今天何以又发现不乏真谛？这种人为“折腾”的教训，或许更是我们值得深刻反思的。文革中被摧毁的清华标志性建筑二校门，文革后已恢复重建，这是比较容易的；而要真正吸取文革的教训，清除文革发生的土壤，就极不容易了。
1986年8月，杨尚昆曾应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之约，专门就张闻天与毛泽东的话题，有过一次深入的谈话。在谈到“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时，他说：“我们这个党后来‘文化大革命’留下很多问题我现在也想不通，明明是毛主席讲过的话，他可以重新变过。比如瞿秋白的那个《多余的话》，毛主席看了，也亲自跟我讲过，说秋白这个同志是书生，说他文章写得很好。他那个意思就是说并没有出卖什么党的秘密，或者说他是叛徒。后来忽然不晓得怎么一下子说他是叛徒。也是他讲的。所以他有些事情不知怎么搞的。武昌会议的时候，毛主席是正式交了权的啊，是交给刘少奇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交呀。他这个交就是政治局会议他不到了，因为他那时精力有限，一天躺在床上，但事实上什么事情他不同意，你都得推翻。”“上海会议时他还提出来他要挂帅，说：‘我是帅，邓小平是副帅。’这样刘少奇摆到哪儿去啊。所以开完会回来，大家都议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当然谁也不好去问啦，不过彭老总当场就顶了他，说你不早就挂帅了么。……总之主席后来弄得没有章法，谁都不知道他要搞什么。”（引文见《杨尚昆1986年谈张闻天与毛泽东》，张培森整理，《炎黄春秋》2009年第3期第36页）
杨尚昆说“‘文化大革命’留下很多问题我现在也想不通”，可能是实情，也可能是碍于他的身份不便于明说。但我相信他介绍的有关毛泽东的情况是真实的。这些史料，对于理解文革发生发展的由来、反思文革的教训是很有助益的。杨尚昆文革前曾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文革前夕被贬，又被打成“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头子，文革后复出，后来曾荣任国家主席。像他这样身居核心高位的领导人尚且对文革还有“很多问题”“想不通”，可见研究文革历史是何等艰难！
文革留下值得思考的问题，确实太多太多。考察这段历史，有研究不尽的课题。我有时在想，一部《红楼梦》小说，引发建立了一门“红学”，多少年来，有那么多学者在持续不断地解读、研究；对十年文革这样一段影响国家进程的刻骨铭心的历史，难道不该多一点回忆、多一点思考、多一点研究，乃至建立一门学科吗？发此奇想，并非乐于回顾，而是希望更好地前瞻，希望不再有文革式的“折腾”，诚如巴金先生所言，真正“做未来的主人”。而要有此作为，首先急需的是抢救史料，这是最基础的重要工作。感谢《大事日志》的两位编者，以社会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同时又以他们自身的表率行为，激发起更多亲历者的共鸣与响应。希望能见到更多《大事日志》这样的书籍问世。
2009年4月5日于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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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与序跋】

我的感言

陈育延

《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 大事日志》出版了，这是一本看似简单，实际却要耗费大量精力来编辑的书。使我感动的是，编者以他们的极大毅力，不分昼夜地编辑，这个过程感染了我。当电子版的初稿传给我时，促使我真正地进入了回忆。我周围有不少朋友希望我将自己所经历的“清华往事”写成回忆录，而这本书则激发了我重新翻阅自己的日记、笔记、照片和信件，觉得自己确实有责任将回忆录写出来，也愿意向他们提供我所保存的历史素材，尽量完善这本《大事日志》。
不管从哪一个角度讲，当初我们都还是满腔革命热情地参加运动，那时毕竟只有20岁左右，主观和客观的原因使我们艰难地走过了“文化大革命”。到今天退休以后，“回首往事”，仍然觉得我们不该像许多文艺作品中那样被妖魔化。虽然我们犯过无数次的错误，也遭受过不少打击，但我们这一代的绝大多数人至今仍然热爱这个国家，热爱这个党，并且有不少人成为国家的栋梁。我们过去所知道的，和我们现在心里所想的，必须要靠我们自己站出来说和写，这一点没有人能代替我们，也没有人能帮我们证明的。
清华大学不乏聪慧的人，文化革命中清华的大字报及《井冈山》报等各种小报的文章水平，一点儿也不逊色于那些最好的文科大学，其精彩程度甚至超过他们。因此我认为，只要大家都将点滴真实经历写出来，哪怕在网上发表，至少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者来说，是会有参考价值的，对我们下一代的成长也会有很大益处的。的确，再现历史真实，“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后的责任”。
这是我对这本《大事日志》的一点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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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与序跋】

人生原来可以这样度过

唐 伟

《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 大事日志》（后面简称为《大事日志》）付梓出版了，编者几乎全凭个人的力量完成了资料收集、筛选和编纂工作。他们为母校、为社会做了一件极为有益的大事。
《大事日志》记录了一九六六年六月初到一九六八年七月底两年多时间，发生在清华大学里的众多事件，可以弥补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在二〇〇一年出版的《清华大学九十年》中，对十年文革记载的许多遗漏和失实。
最早回忆清华文革的书，当数刘冰的《风雨岁月》，最早进行文革学术研究的是唐少杰。随后沈如槐出版了《清华文化大革命纪实•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周泉缨出版了《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孙维藩出版了《清华文革亲历•孙维藩日记》。他们都提供了大量的史料，并展示了各自视线内所闻所见的清华文革。本书编辑的《大事日志》逐日记述了当时发生的重大事件，采集了当时的重要讲话和文章。它的可贵之处在于既不垄断真相，也不粉饰恶行，史料价值不容低估。

关于清华文化大革命的分期
陆小宝校友曾将清华文化大革命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一九六六年六月初工作组进校到八月中旬工作组撤离学校；
第二个时期：一九六六年八月至一九六八年七月廿七日工宣队、军宣队进校；
第三个时期：一九六八年七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帮”垮台。
在工作组进校前约一个月的时间，是清华党委领导师生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批判三家村的《燕山夜话》。小宝的划分是准确的，有利于看清运动的发展和走向。

关于清华的学生领袖
清华没有学生领袖，只有派头头。
刘涛、贺鹏飞是最早贴蒋南翔大字报的人，他们是工作组指定的“清华大学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临时筹备小组”的头头。“八八串联会”出现后第二天，他们成立了“八九串联会”，八月十九日成立了清华大学红卫兵。八九派的头头除刘涛、贺鹏飞外，还应包括刘菊芬、李黎风、袁塞风等人，他们是清一色的高干子女。“八二四”事件是这个组织销声匿迹之前最后的一次疯狂大行动。
“八八串联会”（后面简称“八八”）的头头是唐伟、陈育延、吴栋。八八是清华园里第一个群众自发组织的团体，主要任务是组织同学和工作组、临时筹委会辩论，辩论题目是工作组的大方向是否正确。各系自发组织有分会，八八的头头人数在几天内发展到了八、九个人，包括了陈楚三、刘万章、陈继芳等人。头头们只起联络和与“临筹”沟通的作用。八月廿二日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成员也大致是这些人。
一九六六年九月廿四日，蒯大富、鲍长康、彭伟民发起成立了“井冈山红卫兵”。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九日，三总部（井冈山红卫兵总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总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临时总部）合并。蒯大富派人抢占了“八八”控制的校广播站，二十一日单方面公布了20个总部《筹委会》名单。三天后唐伟、朱德明、许胜利公开宣布退出井冈山红卫兵总部。联合的同时发生了分裂，出现了三个“纵队”和“28团”。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四一四串联会”成立，五月二十九日四一四总部成立，总部委员有沈如槐、孙怒涛、汲鹏、陈楚三、刘万章、王永县、周泉缨、宿长忠等人。原拟五月三十日两派大联合成立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由于四一四的抵制和周恩来总理临时不到场而流产。
一九六六年十月以后清华师生陆续外出串联，六八年百日武斗时在校参加运动的两派人员不到师生员工的10%。蒯大富是钦点的“五大学生领袖”之一，曾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但实际上他在清华也只是一个派头头。汲鹏曾对蒯大富说：“你对文化大革命的贡献，就是在全国普及了一个‘蒯’字。”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关于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三司”是地质学院的周永璋和清华唐伟策划成立的。“一司”是干部子弟成立的，政治观点并不一致。“一司”漏掉的一些干部子弟，与地院、清华等红卫兵组织成立了“二司”。唐伟、周永璋没有参加“二司”，而是联络了一些院校反工作组的红卫兵成立了“三司”。中央办公厅将三个红卫兵司令部的办公地点放在了劳动人民文化宫的三座大殿里。三司总指挥由地院派人担任，清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派人任副总指挥。工化系教师唐晋出任了副总指挥，后由陈育延接任。蒯大富是六六年底三总部大联合前夕进入三司的，“蒯司令”的叫法也是从那时自校外开始的。

关于清华的恶性事件
工作组时期的“反蒯”，大致历时五十天，抓了500个右派学生，逼死了3条人命。
“八一九”附中红卫兵冲击大礼堂辩论会，到“八二四”抄家、打人、砸二校门。清华园中第一次听到毒打人的惨叫，有的干部、教师被打得浑身是血，还要去清理砸毁的二校门的石块。吴德在他口述的回忆录中，说这些都是蒯大富干的，其实是刘菊芬、贺鹏飞等“八九”成员纠集了外校红卫兵干的。多年以后刘菊芬说：“不要再提那件事了，那是我心中永远的痛。”
所谓“智擒王光美”和三十万人参加的批斗王光美大会，陪斗的领导干部包括蒋南翔等数十人。尽管后面这次大会是经过中央批准的，但仍是两起恶性事件。
“百日武斗”以及其间发生的“抬尸游行事件”、“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
蒯大富抢来徐向前的保险柜；私自扣押刘志坚等等。
“七•二七”打死、打伤工宣队、军宣队成员。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在迟群、谢静宜把持清华的八年中，清华师生非正常死亡人数是最多的。如工化系四个主要系级领导中，总支副书记黄志冲、副系主任李文才两人都是在“清队”中被逼自杀身亡的。七〇年开办的江西鲤鱼洲“五七干校”，有意安排清华教师干部在血吸虫病区“斗私批修”，使数百教师染上了血吸虫病，其罪行胜于武斗。

关于伸向清华的“黑手”
过问和到过清华的中央领导有周恩来、陶铸、陈伯达、王任重、康生、江青、薄一波、谢富治等人。
干部子女活跃时期有王光美为顾问的工作组掌控清华，他们的后台显而易见。我和沈如槐都有一个《光明日报》的记者朋友，他们都是中央联络员。到一九六七年初，我还有周总理秘书孙岳的电话，紧急事情可以与孙岳通话。多年后我曾问过陈楚三：“四一四肯定没有后台，如果真有，就是你陈楚三有。到底有没有？”可惜陈楚三没有回答我问题。
在工作组“反蒯”的日子里，关锋、戚本禹曾到新斋（蒯大富的宿舍）看过蒯大富。二十多年后蒯大富应聘到山东蓬莱乡镇企业工作，戚本禹（现改名戚文）不落款寄信给蒯，开头即说：“我是除毛泽东外对你人生影响最大的人。”蒯收到信后即去上海看望戚本禹。
六六年七月廿九、三十日两个晚上，周恩来在甲所召见蒯大富，第二次见面，周总理与蒯大富谈了一个通宵。和蒯大富来往最密切的当数谢富治，老蒯提到他时，常常自豪地说：“我和谢富治特哥们儿。”江青多次来过清华，老蒯这样描述江青的头发：“外边传言江青戴假发套，其实江青同志一头秀发。”崇敬之情，溢于言表。
林彪与清华相关的事有两件。一是四一四选了一段林彪语录，配上杀气腾腾的音乐，成了《四一四战歌》，也叫“完蛋歌”。谢富治看后说，林彪同志绝不会说这种流氓语言，于是陈楚三被指认“伪造林副主席语录”抓进了班房。后经查证，确是林彪语录，才将陈楚三放了出来。二是二校门被毁以后，井冈山红卫兵在原址建了一个毛主席塑像。蒯大富拟稿后，请林彪书写了：“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林彪手迹就刻在了这座塑像的基座上。
蒯大富毕业后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当工人，一九七○年被召回学校接受隔离审查，一九七九年随同王张江姚“四人帮”被审判，判刑十七年，服刑期从一九七○年起算。我曾两次询问蒯大富：“你被隔离审查时毛主席还未过世，江青等人正得势，你就这样被抛弃了，你就没有一点怨恨之心？”每次他都作思索状，没有回答。
去年韩爱晶在香港杂志上发表文章《毛泽东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谈话记》，其中写道：“告别时，毛主席走过来说：‘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们又反过来整蒯大富，所以又回来了’。‘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们’。”我曾向几个团派核心人物求证，他们都说蒯大富当年传达时并没有这些话。一九六八年七月廿七日工宣队进校后，清华武斗中的团派落荒而逃，若有“一句顶万句”的救命稻草，蒯大富还不会充分利用？我也曾当面询问蒯大富，蒯仍作沉思状不置可否。可见韩爱晶的说法，可信度不高。如这类大事，有待知情者补充。
毛泽东在接见“五大领袖”时对蒯大富说过：“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手发动、亲自领导的，中央领导和几乎全国军民都在紧跟，清华文革也在他的御林军8341部队的掌控之中，我们没有理由将伟人的坦陈，看成是伟大的谦虚。

关于陆小宝和他的《直面我们自己的历史》
在《孙维藩日记》那本书中，陆小宝写了一篇文章——《我们这一代人最后的责任》，获得众多校友的好评。这本《大事日志》中，陆小宝又写了一篇《直面我们自己的历史》。陆小宝的文笔好，思考到位，文章耐看，我为他不断提升的认识而折服。文革中，小宝只是汲鹏《轮机兵》战斗组中一个怪论不休、特立独行的小角色，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中他都只是一位观众，但他却始终保有乡村孩子的纯朴真诚和一个诗人的火焰般热情。工科院校的专业训练，让小宝拥有了强大的数理逻辑能力。因此，他的文章展现了一种可贵的风骨，这种风骨就是陈寅恪先生倡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就是清华精神。
七〇年，小宝被分配到青海西宁钢厂轧钢车间当工人，住在该厂肮脏的“洗煤楼”里。我曾在钢花四溅、尘土飞扬的车间里见到小宝。他身着帆布工装，戴着石棉帽子和手套，手持钢叉，在高温的灼烤下汗流满面。只有他的单薄身架和高度近视眼镜在提醒我：站在我面前的小宝其实还是一个地道的江南文人。
我为什么如此推崇小宝呢？因为他的文章代表了我们这一代文革亲历者的认识高度。
文化革命中，许多头头都是中共预备党员。沈如槐、汲鹏、陈育延、吴栋、陈楚三、陈继芳、唐伟、刘涛、刘菊芬……党吹响了冲锋号，这些人一马当先，也是必然的选择。我曾说过，我们是“奉旨造反”，或者叫“跪着造反”的人，经常想的决不是升官发财，而是不要成了五七年的右派，不要被打成反革命。而像沈如槐等四一四派同学，坚持武斗到最后，他们真的是害怕蒯大富上台后大搞像现在陈水扁一样的流氓政治和统治权术。毛泽东当年确说过：“蒯大富可以当清华校长嘛。”谁知蒯大富现今的表白更凄惨：“我是想当奴隶而不可得呀！”
事实上，派头头们不仅在劫难逃，还牵连了这些人的父母。我、楚三、吴栋都是烈士子弟，陈育延，汲鹏都是干部子弟，父母给了我们反对“血统论”的盾牌，但也是因为我们的表现成了老一辈革命家眼中“别人家的孩子”。因为“血统论”根子不在谭立夫，在上面、在历史的深处。刘邦当年说过：“非刘氏而王者，诛。”所以革命接班人的标准中就没有说过要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反对对了的人。
我们是幸运的，多少惊涛骇浪后还继续快乐地活着。人生的时光原来可以这样度过：一生的境遇要为青春买单；一生的命运叫做“自我救赎”。自控系研究生和统，武斗时路过学校被抓、被打。毕业后报国无门，一个品学兼优的高材生最终在美国安了家，皈依了基督教。每见他餐前虔诚地祈祷，我的心中也会说：“和统，阿门！”
我们在认识社会的丑恶、政治斗争的污秽时，也应当勇于承认自己的顽劣，直面我们自己的历史，培养善待人生的悲悯情怀，在拷问历史的同时拷问自己的灵魂。这本《大事日志》是一条导火索，点燃的不仅是对过去的回忆，更是对未来的期许。
大学是一个民族，乃至全人类思想文化更新的中心。大学生活对人生很重要，对培养健全的人格尤为重要。我们的一生都在追求幸福，真理的获得是幸福的最大源泉之一，而真理的基点就是真相。感谢邱心伟、原蜀育的辛勤劳作，也钦佩他们数十年来从不褪色的那份真诚！
二〇〇九年三月三十日于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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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与序跋】

文革使中国这个巨人改变了方向

汲 鹏

本书的编者让我写篇“校友感言”，我不爱写东西。但他们不依不饶，几乎把我周围的人都发动起来了，三番五次打电话来说项，看来我不说几句也不行了。
虽然被他们搅得不安宁，其实我从内心佩服他们的这股百折不挠的劲道，也十分支持他们编写、出版这本书。认真、执着、认准了一个理儿就非要做出个实际的东西来不可，这种精神正是我们清华人干事的精神。当年文革时，我们用这种精神，干的事有的是对的，大多数错了。现在我们还用这种精神，将我们当年所作所为一一清理出来，认真总结我们的教训，这对我们国家将来的发展大有好处。干这个事肯定是对的，不会错了。
反思文革这件事，从去年开始，经几个人一搅活，许多人都动起来了。有的人在回忆，有的人在搜集资料，有的人在校友网上写文章，还有几个人正在准备出书。但是，有些最该动的人还没有动。这本书出版以后，肯定有更多的人会动起来。
文革是我们这辈子经历中最大的一件事，更是我们国家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中国这个巨人站起来后，偏执地朝着一个方向走。美国不能让它改变方向，苏联不能让它改变方向，三年困难时期不能让它改变方向。文化大革命中举国欲狂，大家疯狂了一阵，朝着这个方向走到了极端，让全党全民都看到了偏激地向一个方向走的危险性，终于让这个巨人改变了方向。也许同发动者的初衷相反，文化革命使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改革开放，上应天理，下合民心。我作为一个文革的亲历者，想起文革中所做的事，有时真是羞愧难当，看到文革后今天中国走的路，我又是十分欣慰，打心眼里非常拥护。
文革的历史，完全印证了“物极必反”这四个字。文革时我们经常批评对方说：上帝叫他灭亡，先要叫他疯狂。任何时候，任何事情，只要走上极端，就肯定疯狂；一旦走上疯狂，离死亡就不远了。这个道理，今天我们真该好好总结总结。
许多同学还记得我在文革中说过的一句话：“历史不是任人雕刻的大理石”。清华文革的这段经历，我们自己也不能当成大理石来乱雕，还要防止别人乱雕。社会上不少人对清华文革的事儿很感兴趣，有的人是搞研究，有的人是猎奇，还有的人把它看成生财的门路。前些日子，有一帮子小年轻曾经策划过将蒯大富包装起来，泡制一本叫做《蒯大富的下半生》的畅销书。一听这事，我当真急了，蒯大富夫人也急了。我跑去对蒯大富说：自己不写，人家就会打主意，要写你自己赶快写。写回忆录，一定要说实话，真正触及触及灵魂，不要掩饰自己的错误，也不要糟贱自己；不要媚上，也不要媚俗。这阵子我听到了好消息，蒯大富已经开始动手写了。
我这个人自己不乐意写文章，却十分乐意看大家写的文章。我希望早日看到蒯大富的文革回忆录，也希望看到同学们写出更多反思文革的好文章。
二○○九年四月四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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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与序跋】

直面我们自己的历史

陆小宝

清华校友编辑了一本《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 大事日志》，我在一次次翻阅这本书稿时，感到有些兴奋，又有点沉重。这本书里记录的是一段真实的历史，而这段历史是我们亲身参加了的。我们见证了这段历史，我们经历了这段历史，我们改变了这段历史。这是记录在历史书上的“我们自己的历史”。
也许有人会认为，翻阅“我们自己的历史”是别有趣味的一件事。老同学们“一壶浊酒喜相逢”，几多文革事，俱付笑谈中。但是，我心里沉甸甸的，实在有点笑谈不起来。对这段“我们自己的历史”，我常常感到不堪回首，不敢回首，甚至有点羞于回首。眼前这本书把我们当年经历的事情一件件、一天天地陈列了出来。不管它们是多么的庄严而荒谬、多么的虔诚而幼稚、多么的疯狂而惨烈，无可否认，这确实是我们这一代清华学生当时的所见所闻、所作所为。这本书在提醒我们：我们自己的历史，需要我们这些亲历者鼓起勇气，去认真地直面。
直面自己当年的所见所闻、所作所为，回顾、解读和反思清华的文革历史，对研究中国的文革历史真相，和总结文革的惨痛教训，有着重要的意义。

清华文革是研究中国文革史不可缺少的样本
当年有人说，清华大学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橱窗和样本，可见清华大学在中国文革史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中外文革史专家将清华文革作为研究的重点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不能不看到，由于缺乏有扎实依据的资料，现在流行的不少关于清华文革的文章是失真的。为了举例，我在网上游走，随手抓了两篇文章，都是讲清华大学文革历史的。
第一篇文章，题为《毛泽东在文革中变态整人记》，其中涉及清华大学的内容不少，其开头是这样写的：“在七千人大会上，刘捋了毛的虎须。面对临头大祸，王光美没有像有的夫人那样劝丈夫向毛磕头请罪，反而与丈夫配合默契，协助丈夫巩固地位，使毛难以对他下手。一九六六年六月，毛在学校挑起暴力时，刘想制止混乱，派‘工作组’进校管理。王光美成了清华大学工作组的成员。”
另一篇是一个电视台的专访节目，题目叫《水木清华九十年——大革文化命》，是采访吴晗外甥女的。主持人叫陈晓楠，其中一段，她说道：“1967年，蒯大富的清华井冈山兵团分裂，分化出贾春旺的‘清华四一四井冈山兵团’。1968年，蒯大富指挥井冈山兵团，掀起‘百日大武斗’，把贾春旺分割围困在清华各个建筑之中，致使武斗剧烈升级。蒯大富没有想到，这时他作茧自缚，迅速滑向毁灭的边缘。”
相信所有参加过文革的清华学生一眼就可看出，这些文章的作者对清华文革的历史实在是知之太少。可是他们却能说得如此有根有梢，有名有姓，似是而非，而又义正词严。遗憾的是，在现在的媒体上，类似这样的现象实在太多了。
这次《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 大事日志》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清华文革公开资料不足的缺口，为深入研究清华文革史铺设了坚实的路基。清华大学是研究中国文革历史的橱窗和样本，而这本《大事日志》提供了这个研究样本的原生态的记录资料，虽然它不够完整，还不够深入，但在现有的条件下，以它为线索，还可以再引发出更多的资料，更多的回忆，将清华文革乃至全国的文革研究进一步扩展开来，深入下去。
我们说，清华文革是研究中国文革历史的不可缺少的样本，一个重要原因，清华大学是当时中央高层各种力量相互争夺的制高点，从毛泽东、周恩来、林彪、刘少奇，陈伯达、康生、陶铸、王任重、谢富治，江青、王光美、张春桥，到薄一波、贺龙、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几乎所有文革“中央首长”统统在清华文革的历史剧中充当过角色。清华学生中还有众多高干子女，刘少奇的女儿刘涛、贺龙的儿子贺鹏飞、李井泉的儿子李黎风、王任重的女儿王小平、刘宁一的女儿刘菊芬等等，在文革初期非常活跃。所以，清华文革也是观察中央最高层内部动态的窥视口。离开清华大学，中国文革的许多事情就无法说得清楚。
众所周知，文化革命的最重大的政治斗争就是毛泽东发起对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打倒了刘少奇。王光美是清华文革工作组的幕后主使者，清华大学就成了毛泽东袭击刘少奇的触发点。现在许多文革研究者似乎认为，派工作组是毛泽东罗织刘少奇罪名的一个口实，刘少奇则是一个无辜入罪的受害者。仔细阅读清华文革《大事日志》的话，你可以看到，事实并没有如此简单。刘少奇一方也进行了种种的抵抗、反攻和挣扎，而这些反抗行动大都是接过毛泽东文革的口号，顺其势将运动推到更荒谬的极端，力图将斗争的矛头引向下层干部和底层百姓，从而把文革运动搞得更加扩大、更加污黑、更加残暴。
《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 大事日志》记录了刘少奇所派工作组在清华大学主要活动的全过程。在王光美的直接指使下，工作组先是抛出蒋南翔，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清华党政干部打成黑帮，接着又在反蒯斗争中将大批学生打成反革命，进行残酷斗争，逼出了几条人命。工作组依靠的核心对象是高干子女，打倒的是众多无辜的干部和学生群众。不管毛泽东的动机如何，刘少奇工作组的所作所为早就不得人心，当时清华大多数同学对王光美的反感程度，同文革后期对江青的反感程度，没有什么很大的差别。这本《大事日志》中，附有刘涛的揭发材料，和王光美给清华大学师生员工写的书面检查，都是很有说服力的史料。特别是王光美在检查中承认，她“具体地组织和领导”了“转移了斗争大方向，造成了学生斗学生的严重错误”的反蒯斗争。在这份检查中，她并没有太多给自己上纲，而是一件一件地就事论事，应该说基本上反映了事实。
这本《大事日志》基本上是按天记事，但也有几天格外详细，精确到按小时记事。正是这几天，是清华文革史中的重点。1966年8月24日，就是按小时记事的一天。
这一天，许多清华人认为，应列为校耻纪念日。清华大学的标志性建筑二校门就是在这一天被推倒的。当时，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刚开始外传，清华校园中出现了一批反对刘少奇等中央领导的大字报，这些大字报中有不少其实是干部子女们自己写的，或者一些学生们看着这些高干子女们的言行，猜测着毛泽东的意图写的。在中央高层某人的示意下，几位高干子女策划、调动了12所中学的2000多红卫兵进校镇压。他们的镇压，是借用“破四旧”和“打黑帮”的名义而进行的。他们制造红色恐怖，摧毁了二校门，对强迫劳动的清华党政干部“黑帮分子”和“黑五类分子”进行毒打，场面极为凄厉吓人。这本大事日志真实地记下了这一史实。解剖这一个典型，对全国文革前期红卫兵运动中那些“破四旧”、“揪黑帮”、“打黑五类”、抄家、打人等种种暴行的真相和实质含义，也就可以看得更加明白了。

极端的意识形态取向是文革大折腾的思想根源
这本书还翔实地记录了清华文革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从发起、成长、壮大、分化，内哄、武斗直到同归于尽的全过程。文化革命的一个重大特征是“运动群众”——巨手操纵下的“群众运动”。这本书提供的清华井冈山团派和四一四派的群众组织的研究样本，十分珍贵。说它珍贵，有两个原因：其一，清华的群众组织受到中央高层的直接操控和影响，分析清华群众运动可以明显看出背后“运动群众”的官方痕迹；其二，清华大学是中国的最高学府，其群众组织的成员主要是清华学生，他们被认为是当时社会的精英。清华两派制造了不少派性观点和派性理论。这些派性观点和派性理论，大多是从毛泽东的文革理论中引申出来的，其显著特征是极端的意识形态取向。分析这种极端的意识形态取向产生的原因和重大危害，可以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总结文革教训，进一步将文革的研究引向深入。
如果说，权力之争是文化大革命的实质的话，那末，极端的意识形态取向则是它的思想支柱。在中央是这样，在基层也是这样。在目前的文革研究中，人们往往将比较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对高层权力之争和对文革造成的严重后果进行揭示的工作上，而对文革中思维方式的特点和危害性的反思，还远远不够。
清华两派争论的实质是权力之争。本《大事日志》，一次次记下某省某省成立了革委会的消息，并非闲笔。仔细分析后可发现，随着越来越多的单位成立革委会，清华两派的斗争也随着急速升级。蒯大富尽管在全国是大名鼎鼎的学生领袖，在清华校内却始终搞不掂一个四一四，成立不了革委会。这是他最大的心病。为了建立他的“红色政权”，他下的赌本也越来越大。
清华两派争论的内容，是各趋极端的思想观点。文革中外校许多人都爱到清华来看大字报，说是清华才子多，大字报水平高。确实，清华的大字报诗词对联，五彩纷呈，更重要的是两派都有一批核心战斗组，经常制造出一批批的理论文章来。现在回过头去看，这些理论中真正有创见性的思想并不多，基本上是被当时的报刊社论和中央文革首长的讲话牵着鼻子走。团派和四一四在思想观点上的分歧，实质上反映了毛泽东的文革理论存在着内在的矛盾。两派各执一端，你说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我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你引你的毛泽东语录，我引我的毛泽东语录。为了证明对方荒谬，团派攻击四一四是“复辟”，四一四攻击团派是“大翻个”。奇怪的是，为了旗帜鲜明，两派笔杆子都索性认下了对方给自己演绎到极端的观点：你说我要复辟，我就正是要复辟；你说我是大翻个，我就正是要大翻个。就这样，双方观点越来越极端，双方的情绪越来越对立。
当然并不是说，清华的团派和四一四派之间的一切争论，都是毫无意义的。事实上，四一四和团派在干部问题上的一场大辩论，“理论含量”既深且广。对17年的评价、文革中的极左行为，以及文革后中国往何处去等等，都可以打包到干部问题中来辩论。干部问题的辩论，说到头，是对文革本身的辩论，也可以说，这是清华部分造反派对文革提出了最早的反思。这样的反思，不能完全否定。
但是，事实证明，两派的思想都不能说是正确的。文革后，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既不是“复辟”完全回到十七年，也不是“大翻个”完全否定十七年。任何意识形态，任何理论，只要一极端化，必定是谬误，必定是罪恶。因为这种极端的观点，不把事实作为依据，没有客观的标准，永远都不会有统一的认识，争论只会越争越烈，走进死胡同。争不出结果，最后兵戎相见，残酷的清华百日武斗就是这种派性观点争论的必然结果。
清华从1968年4月23日起开始了“百日武斗”，其规模在全国武斗中算不上是最大的。但是在首都北京，在全国最高学府，双方千余人披坚执锐，从最原始的长矛短剑、攻楼云梯，发石机、毒箭，到现代化武器手榴弹、燃烧弹、穿甲弹，一个接一个的学生死于自己的同学之手，不少人造成终身残疾。它历时之长，景象之惨烈，真可谓是空前绝后。
这本大事记中，1968年7月27日这一天，也是按小时记事的。在这一天，数万首都工人进清华制止武斗，发生了大规模的流血事件。这一事态使得全国文革从群众运动时期切换到工宣队时期，工人和军队占领了上层建筑，从而宣告了轰轰烈烈、历时三年的学生文革运动的全面终结。用四一四头头沈如槐的话说，是“两派同归于尽”了。
清华两派同归于尽了，但这种极端的思维方式并没有同归于尽。文化大革命结束三十多年了，这种以权力之争为实质、极端的意识形态取向为思想支柱的争论，至今还没有结束。
不久前，胡锦涛提出“不折腾”的政治主张，引起了海内外各界的普遍关注。但是，究竟“不折腾”的含义是什么？什么叫“折腾”？什么叫“不折腾”？过去为什么会“折腾”？以后怎么样才能“不折腾”？对这些问题，各个阶层、各类人士却有很不相同的理解。
我认为，胡锦涛的话绝对不是无的放矢，目前在中国确实存在着一些不安定的因素，也确实存在着发生某种折腾的可能性，而极端的意识形态取向，仍然是隐藏在权力之争背后的思想支柱。例如，有一部分人坚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取向，他们否定改革三十年，主张回到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还有一部分人主张自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取向，他们将西方的民主自由看作是普世价值，主张彻底走欧美的资本主义道路。这两种政治主张虽然不同，但他们的思想却有一个十分相似的特征，这就是先抱定一种抽象的意识形态，绝对化，走极端，非此即彼，不断地否定历史，不断地“矫枉过正”、“推倒重来”。从根子上看，这种思维方式，是一种文革遗风。
从这本书中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提出否定十七年。当时在清华两派争论中，叫做“大翻个”理论。文革后，有人提出否定改革前三十年，事实上，也是一种“大翻个”。走到现在，争来吵去，有的提出否定改革后三十年，有的提出否定解放后六十年，甚至否定中华三千年文化的历史，竟然还是“大翻个”。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经得起这样反复的否定和“折腾”。“矫枉过正”就像一根铁丝，大幅度地弯过来又弯过去，反复扭曲，“金属疲劳”后，最后一定折断。大家都痛恨文化大革命的折腾，想不到过了三十年，绕来绕去又绕回来了。难道，我们就绕不出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折腾怪圈”了吗？
怎样才能“不折腾”呢？“不折腾”不等于无所作为，也不等于“稳定压倒一切”。社会矛盾是客观存在的，隐盖矛盾、躲避矛盾的做法，不能真正防止折腾，相反只会使矛盾越积越深，越积越大，最终造成社会的大动荡和大折腾。“不折腾”不等于不辨是非，也不等于“不争论”。事实上，在“不争论”的名义下，公然塞进违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极端意识形态的政策，本身就是折腾。
看来，要绕出文化大革命的“折腾怪圈”，还要从正确认识和总结文革教训入手。首先，我们应该透过文革的种种荒谬现象和惨重后果，重新认识文革运动的某些合理内核，认识人民群众利用民主权力的合法性和必要性。阻止党内腐败现象的恶化膨胀，是避免社会发生动乱和折腾的根本。同时，我们还要透过文革的失败和巨大破坏性，重新认识文革的历史教训，认识“极端的意识形态取向”和“矫枉过正”思想方式的危险性，才能清除反复折腾的思想根源。我们应该正视自己的历史，立足中国实际，放弃任何原教旨主义的完美模式，探索走出我们自己的发展路子来。

直面我们自己的历史
现在不少清华学生开始写回忆文革的文章。这本清华文革《大事日志》，提供了不少当时的情景和线索，可以帮助校友们记忆，让更多的同学都参加到反思文革的队伍中来。
在汇编这本文革大事日志的时候，有的校友对《大事日志》中写出当事人的真实姓名提出疑义。他们担心同学间重新引发派性斗争。事实上，的确有一些同学不希望在文革资料中出现他们的真实名字，有的人或许是害怕回首自己所受的心灵创伤，也有的人恐怕是不愿意让自己当年所做的事情重新曝光。这样的想法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认为要认真总结文革的教训，首先必须还原文革的真实面目。还原真实的历史很不容易，有时可能会揭开伤疤，刺痛心灵。我们要直面自己的历史，敢不敢去直面，考验着我们的勇气。
直面我们自己的历史，要有一个严肃的态度：如实回忆、认真思考，求真，求实，不媚俗，真正做到对历史负责。清华文革的历史是我们大家写的，在文革中每个人的经历不同，观点不同，角度不同，反思的形式、内容和结论也不可能相同，但是，凑合在一起，就会形成一个真实而清晰的历史画面。
直面我们自己的历史，并不等于完全否定我们的过去，也不意味着要刻意地抹黑自己的历史。整个来说，文革是错误的，但是，并不是我们在文革中所做的一切都是错误的；文革是荒谬的，并不是我们在文革中所做的一切都是荒谬的。文革中的有一些东西，我们应该肯定和坚持。
也许有人要问，在文革这样的荒谬运动中，你们还有什么可以肯定和坚持的？我认为，我们要肯定和坚持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清华知识分子的良知，我们对中国前途命运的深切关怀，我们的探索精神和牺牲精神。这是当时我们这一代清华学生的共同特质。文革初期，我们是正面理解毛泽东的文革理论，积极参加运动的。毛泽东的文革理论，有某些合理的内核，我们跟着做的某些行为，也有其合理的成份。文革中，我们为了中国前途，争吵、辩论、甚至付出生命。我们的这种精神绝不是愚昧的，虚无的。文革时期的清华学生中，后来不但有胡锦涛、吴邦国为代表的一大批体制内改革开放的带头人，也出了一批对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不懈探索者。有的同学用诗歌的形式呼吁为刘少奇平反，有的同学写了全国第一本揭露反右斗争真相的书籍，也有的同学在全国首次以详细资料揭开三年大饥馑的历史盖子。他们的政治观点虽不相同，甚至相反，但他们探索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宗旨和精神是相同的。他们都是我们这一代人中的佼佼者，都是我们清华的骄傲。
从某种角度说，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次思想启蒙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正是这种思想解放运动，促成了中国历史的转折。
今天，我们回忆文革，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是要反省我们自己。
在这本大事日志中，1968年5月30日，也是按小时记事的。这一天，两派几百人摆开决战的阵容，在东大操场和东区浴室拼死搏杀，用长矛和毒箭，血淋淋地将自己的同学置于死命。最近，我看到一篇谈到清华530的网上文章，文章作者责问道：“这些被杀和杀人的，都是中国最高学府的精英，天子门生，为什么一个纯良的学生会变成乱了性的凶徒呢？中国人要反省，也要承担历史责任，除非中国人真的相信过去几十年来的罪孽只是‘极少数极少数’的几个人的错误，其他人不是受骗，失了心疯，就是‘大机器里的小零件’。”
实在说，看到后人这样的责问，我的心灵在颤抖。这些为什么，正是我们这些清华文革亲历者应该责问我们自己的问题。文革研究，不能只关注揭露高层内幕，反思文革，也要反思我们自己。
文革后，不少清华学生在回顾这段经历时，觉得自己做了政治斗争的“替罪羔羊”，感叹自己“受骗”了，甚至说，被人家“耍了”。也许，从某种角度看，这种抱怨不无道理。但是，从另一种角度看呢？我们是文革的受害者，我们还是文革的参加者，毕竟是我们的行为本身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侵害。为了我们这个国家，为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将来，我们有必要反省：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在文革中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我们应该总结出我们自己的历史教训，告诫后代，不要再犯我们在文革中犯过的错误。
文革中我们的所作所为确实暴露了我们这一代清华学生的不少严重问题，也暴露了解放后清华大学在教育方面的不少严重问题。我们当时接受的都是传统共产主义的正面教育，宣传和灌输到我们头脑中的东西，意识形态和理想的成份太多，内容太单向太封闭。这种单向和封闭，一旦决堤，逆反效应就会化为丧失人性的泛滥洪水。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叫我们做“党的驯服工具”，对我们影响不容低估。文革初期的造反是“奉命造反”，是甘愿的盲从。清华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我们这一代清华学生有“自强不息”的精神，有在社会上努力表现自己的愿望，但不能不说在接受清华教育时“厚德载物”的“厚”字上有所欠缺：我们缺乏深厚的中国文化学养，也缺乏宽厚的传统道德素养。陈寅恪先生提倡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其实也应该列为清华的校训，但我们那个时代的清华教育对此却是完全排斥的。这是清华教育史上应该总结的一个教训。
在文革中，还有一些更加恶劣的现象。血腥的暴力，是人性的丧失，是知识分子的耻辱。为了“政治进步”或者保护自己，对同事和同学进行陷害或告发，是知识分子基本人格的丧失。对权威盲目随从，丧失了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更可怕的，是对权力的主动迎合，这是知识分子道德灵魂的丧失。而极端的意识形态取向，又是知识分子学术灵魂的丧失。所有这些，我们必须痛切反省。
我们对文革的反省，不只是为了自身的灵魂救赎，而是为了总结文革的惨痛教训。过去我一直认为，研究文革的任务可以分成两个部分：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主要是留下史料，而解读真相、总结教训的那部分工作，只能留给后人去做。现在看来，对后人寄以过高希望的想法，本身就不可靠。要靠，只有靠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历史，还是需要我们自己来整理和诠释。
文化大革命是亿万人的运动。群众运动的历史，最好能让更多的人都来写。我们应该、能够给后人留下真实的史料；我们也应该和能够给后人留下我们的反思。我们整理的原始史料，是我们的切肤所感；我们总结的文革教训，是我们的铭心之痛。其实，对文革的反思能否做到公允和可靠，不在于是“当时人”，还是“后来人”，主要是看这个人是否能够跳出个人的是非恩怨，是否能够跳出个人眼皮下的政治、经济利害的小圈圈。我们已经老了，不必再斤斤计较文革派性的你对我错，争名夺利的人间俗务也应逐渐淡化。在文革中，我们的行为给我们的国家造成灾难，我们自己也蒙受不少不公正的待遇和损害。今天，我们应该把自己感受最深痛的、文化大革命中最内在的历史教训挖掘出来，告诉我们的后代。
2009年3月 于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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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与序跋】

按：这是邵燕祥先生为倪艮山先生回忆录《沉思集》所作的序。倪艮山，男，蒙古族，1925年生，1957年在国家经委被打成“右派分子”。其回忆录《沉思集》已由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于2005年8月出版。这篇序着重谈了记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随笔》2006年第二期发表时题名为《民间的、个体的记忆》，现标题是本刊另拟的。

用记忆留下时代的证词

邵燕祥

读倪艮山先生书稿，其中回忆生平的部分，所述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以来的政治运动、各种事件，都是我同样亲历的，涉及的一些人，一些旧地，有些也是我熟悉的，读着尤感亲切。它足以唤醒我的记忆，并促使我睁大眼睛凝视我们记忆攸关的历史。
对于人生经历不相同的人，比如更年轻的一两代人，这本书，或类似的书，还有没有一读的价值呢？
如果有，那就是可供对一段历史“补课”的参考。一位很有识见的画家陈丹青先生，最近在鲁迅纪念馆的讲话中就说：“我们的历史教育是严重失实的，我们的历史记忆是缺乏质感的；历史的某一面被夸张变形，历史的另一面却给隐藏起来。”
民间的、个体的回忆，可以给历史言说注入真实，注入细节，也就注入了质感，有助于还原历史的本相。
人，社会的人，是离不开历史的。想要离开历史的人，也如想要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是徒劳的。时间无始无终，而我们生活其中的现实，是从历史而来，并将归于历史，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段。尽管先秦距今两三千年，已经是遥远复遥远的过去了，但是，先秦的思想，无论是孔孟或老庄的，依然影响着我们的人生观、世界观或最世俗的“处世哲学”。历史有它的光明面，也有它的阴暗面。主流意识形态不论是前些年的崇法，还是近些年的崇儒，也都是要我们回归传统的“阳光”之下。在制度文化层面，“百代犹存秦政制”，说明我们并没有完全摆脱了“千古一帝”大一统中央集权王纲独断传统的阴影。既然如此，我们又怎么能够置身于百多年来近现代史的影响之外呢？
历史是千百万人在一定的经济政治条件下互动的过程，在形成这一合力的各种力量对比中，强势群体的利益和意志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历史在一个时期的走向，然而，强弱会有转化。而且，即使是占强势的群体及其代表人物，也仍然受到客观的局限——生产发展、认识能力以及利权分配的局限，而不能百分之百地逞其私愿。
这个历史过程能不能真实地反映在历代以文字记录的史书中呢？
中国自古以来一直推崇春秋笔法、赞美董狐的史德，由此可知，“左记言，右记史”而真要秉笔直书，有多大的阻力和难度。在改朝换代的不断更迭中，往往新朝修旧史，于前朝的弊政也许可少顾虑，但一旦遇到与当代统治集团有关连处，怕还是要受权力干预的。权力的本性，就是不断膨胀，要君临一切，何况是不受制衡的君权呢。于是，要求“信史”，确是戛戛乎其难矣。
历代的史官，是吃皇粮、享俸禄的，这样，笔下就难逃权力的羁绊。幸亏历代于官修的正史之外，还有甘冒斧钺的私家治史，以及从文字狱的网眼里漏出的野史笔记，哪怕其中夹杂着道听途说，但也差胜于有意制造的欺人之谈了。
我国政府在对待国际历史问题时，多年来强调“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是完全正确的。这句成语，其实也只是对各国朝野那些有心汲取历史教训、总结历史经验的人有用；而对怙恶不悛的军国主义者之流，则是对牛弹琴。东瀛一再上演的“教科书事件”就是一例。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所以具有普遍意义，就是它不但求诸人，也要反求诸己。我写过一篇小文，谈“我们也有教科书问题”，就是这个意思。在盛行“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的道德律令几乎视为当然的国度，提醒这一点非常必要。辛亥革命将近百年了，对孙（文）黄（兴）关系、“陈炯明兵变“等历史话题，才有人试探提起；民初至今八九十年了，对于当时一些历史人物的真实表现，才有一些摆脱漫画化或标签化的披露。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多年来许多档案成为秘籍，而公开的历史书写遮蔽了真相。
民国初年的社会政治，今天在世的前辈中，即使高龄如“五四“前出生的季羡林、黄苗子先生等已不及见；他们，以及上世纪二十、三十年代出生的知识分子，亲历了共和国时期的例如肃反、反右派、文革等愈演愈烈的政治运动，至今也又有四五十年了。这一段影响及于全民族的重要历史，在集体记忆和历史书写中的情况，却很难令人满意。
在运动中，由于所处社会政治地位不同，也由于对历史、对人民（有些中共干部，则还有对党）的责任感不同，不但当时，而且嗣后对待这段历史的态度，也很不一样，甚至大相径庭。
这里，矛盾集中于记忆抑或忘却之争，求实抑或掩盖之争。
在一般群众，不是深受其害的人，往往不自觉地淡化了记忆，一部分当时只求自保而基本上处于旁观者地位的人，如肃反时的非审查对象，反右中的中间派，文革中的逍遥派，虽然当时也有过一些紧张以至惊惧，但既得逃避和远离，往往也不愿再以回顾和反思“自苦”，这是人情之常。我认识一位六十多岁的资深编辑，他曾投入文革，但反右时还不在场，后来虽也编发过反右背景的作品，但于细节不甚了了，他听人说起反右时各单位都有划右派分子的控制数字（一般为单位人员5%的指标），竟大为惊异；另外一位作家是在北京大学经历反右派斗争的，而他对这个当时几乎人人知情的事，竟也漠然不知，原来他那时正浸沉在热恋之中，于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了。
历次运动中的斗争对象，一般年事已高，有些人觉得人生一世，要活得明白，虽时过境迁，还在力图通过阅读和追问，探求历史真相，也就是在时代和环境的大小背景下，寻找众多个案共同的和个别的根源，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有利于后代，也才能够得心之所安。不过，也有一部分受害者采取了不再回首的态度，因为感到回忆使人痛苦，不如出离记忆。①
出生于四五十年代的人，除了知青一代对文革和上山下乡保存了切身的记忆，而于更早些年的反右派斗争（更不用说更早的事情），往往也很隔膜，如听白头宫女说天宝年间事。
现在，生于六七十年代的作家，有些已开始“怀旧”了。在他们提到父辈的生活时，包括有些反映五六十年代的影剧中，可以发现，他们对土地改革、三反五反、镇反、肃反、反右、文革、干校、劳改、劳教这些关键词的理解，其中时序的先后，具体的区别，往往模糊不清。这不怪他们（当然他们也有不够严谨的一份责任），而首先是在公开出版物中，亲身经历过那个历史阶段的过来人，写得太少了，无论是非文学的，还是文学的。过来人的记忆，有的已不可靠，何况是耳食之言，以讹传讹，这是就历史叙述的真实性而言；至于艺术的虚构，对于非虚构情景的想象，本来也是脱离不了原初的生活真实这个基础的。
看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封杀记忆以至消灭记忆的习惯势力还是颇为成功的。有一位在肃反（由反胡风引起）和反右两大运动中受到迫害的朋友，他的孩子成长于八九十年代，毕业于名校，出国定居，高职高薪，竟因父母保存受迫害的回忆而反唇申斥，有甚于村民们的冷漠祥林嫂。因为他所受的教育中，共和国最初三十年的历史是一片空白。在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还在台上的某些文革掌权者，不但不许“为文革翻案”，对历次政治运动制造的冤案，照旧是连说也不许说的。三中会全打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为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事件”平反，同时还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但其后不久就有了与中共中央声明“彻底否定文革”相悖的一些具体规定，成文的和不成文的，把文革和反右等划为公开言说的禁区。与此相应，有那么一些身居美国而拼命歌颂文革等极左行径的某派人士的文章、言论，对不知历史的年轻人——像刚才说的那个孩子，就乘虚而入了。
随着岁月的流逝，自然规律不断将历次政治运动的亲历者引出尘世。能为那个时代作证的证人只能是越来越少。我们现在看到，南京大屠杀和各地日军烧杀淫掠暴行（包括被抓劳工和慰安妇的血泪史）的受害者、目击者、知情者，能作为证人出庭的已经屈指可数了。有鉴于此，我们更要与时间争夺历史的证人和证词。写出自己所经历的，耳闻目睹的历史真实，使我们对过去时期的历史有一个尽可能全面、尽可能真实的记录，当然要包括大家公认为国难和国耻的一切，这不是一般的怀旧，也不是如过去所谓之“忆苦”，而是一代人、两代人对子孙后人做出的必要的交代。每一个个人的记忆，汇集为群体的、社会的记忆，从而使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民族的真实记忆，光荣和梦想，连同天灾与人祸，血泪的教训，在一代一代人心中接续下去，永志不忘。
在目下的法律实践中，遭遇到一个难办的环节，就是不易找到证人，或者证人找到了，却不愿出庭作证。大家明白，这是害怕作恶者和违法犯罪者及其同伙的打击报复。但因此形成的证人缺席，难免成为罪犯逃避罪责的漏洞。而我们今天，以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的过来人身份，以历次政治运动的亲历者、受害者的身份作证，阻力究竟来自何方，这是值得所有的人，包括明达的执事者好好想一想的。因为，这不是为了追究法律责任，而是总结历史经验。三十年乃至更长时间的正反面经验，如此之多，如此之深，有些且是浸透国人鲜血的，若不从思想上、制度上加以总结，历史的灾难完全可能以不同的形式重演。我想，这并不是危言耸听。中国从五十年代以来，一次一次逆自然规律而动，以“向地球开战”和“征服自然”的名义对国土资源、环境生态、自然景观肆无忌惮地掠夺、摧毁、破坏，即使进入“新时期”后有所察觉，但总结经验不够认真，纠正措施更远不得力，有些方面甚至在更大规模上重复过去的错误。现在，自然灾害频仍，自然对人的报复已经临头，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是如此，而在社会政治生活方面，如不切实对待历史，所可能造成的灾难性后果，难道竟会有例外的侥幸吗？
因此，尽管倪艮山先生与我素昧平生，但他嘱序于我，我也有话要说，就借此写了这样一些拉杂的感想。每个人经历有不同，才具有大小，记忆有详略，文笔有高低，但我们作为一个从二十世纪幸存下来的中国人，如果多少留下一段时代的证词，就不虚此一生，对得起自己有过的迷惘与追求，也对得起自己受的那份苦难，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在面临“最后的审判”时，我们可以说：我说了一切，我拯救了我的灵魂！
2005年7月19日

① 在写作此序时，读到两位我所尊敬的前辈文人对往事回忆的态度。
一位是孙犁先生，他在给《大墙下的红玉兰》作者、小说家从维熙的信中说：“我不是对你进行说教，也不反对任何真实地反映我们时代悲剧的作品。这只是因为老年人容易感伤，在现实生活中见到的，或亲身体验的不幸，已经很不少，不愿再在文学艺术上重读它。这一点，我想是不能为你所理解的吧？”（转引自魏邦良《晚年的感伤与怀旧——孙犁“芸斋书简”读后》，7月6日《读书时报》）
另一位是启功先生，他对一位忘年朋友说：“过去那些事儿太痛苦，我是不愿意再想再提，这也是为什么我不让人给我写传记的原因。……因为他一写，就跟你要资料，我就得回忆，一回忆，就是痛苦，我何苦一遍遍折腾自己？”（引自陆昕《那个微带凉意的秋夜……——启功先生一席谈》），7月15日《文汇读书周报》）
两位前辈的苦衷，我们是能够理解的。
孙犁先生在这里似乎连读都不要读对时代悲剧的回忆了。然而，事实上他有不能已于言者，不但在他的某些忆旧杂文中，而且在《芸斋小说》中作了真实的刻划。启功先生，在接近最后的日子里，也终于留下了口述历史，道出了他积郁于心久久未曾倾吐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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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历史】

文革中根本不存在什么民主
——董健教授访谈（节录）

时间：2006年5月8日
地点：中美中心d-102办公室
访谈者：董国强
访谈对象：董健教授
[董健：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曾经担任中文系主任、南京大学副校长、文学院院长等职，同时还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话剧研究会副会长、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文革爆发时是南京大学中文系青年教师]

董国强：关于访谈目的和内容的说明（略）。
董 健：1966年文革开始的时候，我正好30岁。我要强调的是，说文革开始于1966年，这是指作为具体事件的开始。在我的印象中，文革实际上应该是从1958年或1962年开始的。在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学校里的空气就开始变化了。那个时候如果你想坐下来认真地读专业书，就可能被认为是“走白专道路”，就要受到批判的。
我是1957年从北京俄语学院转到南京大学来的。1956年我们国家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动员一些机关干部报考大学，当时叫“调干生”，报考条件是高中毕业和工作3年以上。我从1951年起就到山东省政府沂水专署当文书，到1956年已经工作5年了。而且我参加工作的时候只有初中文化，不过后来在机关夜校补习了高中文史课程。这样我就够上报考条件了。于是就去报了名。结果当年我就考取了北京俄语学院。为什么选择北京俄语学院呢？因为那时候俄语很红，比现在的英语还红，哈哈……
过了一年，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好多变化。实际上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之间的内部分歧已经有了，只是还没有公开。这也影响到我们。周恩来亲自到我们学校来动员大家转学，说我们的培养计划改变了。当时转学只要填一个志愿表就可以了，不需要重新考试。我填的第一志愿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第二志愿是南京大学中文系。结果我们有几个人被南京大学中文系接受了。
那个时候南京大学实行五年制，如果我们从一年级开始读，那我们的大学实际上就得读六年。于是我们几个就要求直接插班到二年级学习。当时中文系的系主任是方光焘，他是个老学者，坚持南京大学的办学方针。他说：“你那个北京俄语学院跟南京大学不能比，你们在那里学的课程我们不承认，要读就从一年级开始，要不读就请你们走人。”结果我们只好老老实实读了五年本科。1962年本科毕业以后，我又考取了中文系陈中凡教授的古代戏剧史专业研究生。开始是学苏联的，叫“副博士”。后来中苏关系不好了，就不学苏联了，就叫研究生。考上研究生后读了一年书，匡校长就带我们下去搞“社教”，实行“半工半读”。
谈到文革，有人讲是毛泽东要搞一个政变，把刘少奇推翻。这个因素是有的，但不完全是这样。我觉得文革之前他们在贯彻“左”的路线方面是一致的，没有分歧。或者更准确地说，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之间有争权夺利的斗争，但在把中国引向一条极“左”道路的方面没有分歧。比如后来中共同赫鲁晓夫谈判都是刘少奇去的；中方发表《九评》在中共中央高层内部也没有分歧。
把教育引向一个极“左”的毁灭的道路，就是违背教育规律，搞政治实用主义。这在1963、1964年就开始了。当时表面上叫“半工半读”，实际上只搞政治运动和体力劳动，不能读书。所谓“半读”，不是真正地读书，学习专业知识，而是林彪搞的那一套“活学活用”，天天读毛主席语录。在这种氛围下，我虽然考取了研究生，但实际上几乎没有读什么书，经常带着本科生到栖霞山晓庄林场去劳动。后来又被派到苏北农村去搞“社教”。
我们下去的时候，匡校长说：“你们毕业的时候不要写什么毕业论文了（像我就是不要写什么关于古代戏剧的论文了），就把你们在农村参加‘社教’的具体实践和心得体会写成一篇文章，就算你们的毕业论文。”那么因为我在生产大队里具体分工做青年工作，结果我就写了一篇这样的文章，发表在1965年的《南大学报》上，题目叫《把贫下中农青年培养成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那一期学报上面还有哲学系刘林元的一篇文章，题目叫《关于调查研究方法的几点体会》。后来这期学报被毛主席看到了，毛主席就表扬刘林元的文章，说“事物的本质是由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讲得非常好。毛主席表扬了南大学报上的文章，匡亚明很得意。后来我们在溧阳劳动，匡亚明当面对刘林元讲：“你是皇帝钦点的状元啊！”
当年匡亚明也是想紧跟毛主席的。所以我觉得文革不是毛一个人发动的。当时全党全社会都顺着他的意思干，进行“左”的革命。匡也代表了这样“左”的想法。所以我的研究生也没有好好读，读的专业是明清戏剧，论文写的是“社教”运动。1965年研究生毕业后，我就留在中文系做助教。
1966年初，匡校长要试办“大文科”，取消中文、历史、政治的系别，办文科溧阳分校，这样我们就于1966年2月又到溧阳农村去了。匡校长一开始说要带着我们一起步行到溧阳去，结果随队步行到中山陵的时候，他就坐着车子先走了。我们大队人马几个人一组，就把行李放在板车上，步行拉车，走了三天才到溧阳。在我的印象中，此后几个月主要是参加建校劳动和学习政治文件，批《海瑞罢官》，批“三家村”，一直到6月初“溧阳事件”爆发。
在溧阳分校的时候，我曾经帮匡校长编过一个小报，叫《劳动与学习》。一起编这个小报的除了我，还有我们系的青年教师叶子铭。他比我大一岁，前不久去世的。后来到1966年的3、4月份，《解放军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是宣传《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这篇文章发表后，接着就是批判建国以来文艺界的错误倾向，并由此波及到1930年代的文艺路线问题。匡亚明当时非常敏感，他觉得我和叶子铭不适合在他的《劳动与学习》编辑部继续工作了，因为我们过去的研究和著述都与1930年代文艺问题有关。叶子铭写过一本《论茅盾四十年的文学道路》，这本书是1959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我呢，在做学生的时候写过一篇文章，被收入了《左联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一书，这本书是为了纪念“左联”成立三十周年而编的，1960年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董国强：您指的就是后来有个“工人来信”点名批判的那本书吗？
董 健：对。匡亚明大概已经从高层听到了一些风声，就对我和叶子铭说：“你们不适合编这个报纸了。”这样我们就在4月份派去当中文系五年级的班主任、辅导员了。就是胡才基所在的那个班。
那个“工人来信”是批判《左联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那本书的，就是批判所谓“文艺黑线”。匡亚明接到这封信后，就以学校政治部的名义加了个“按语”印发给大家。不过等到北京的政治空气越来越浓的时候，特别是6月1日北大“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公开发表以后，溧阳分校的部分学生和老师就感觉匡的那个“按语”与中央的最新精神不一致，就是说匡对“工人来信”的态度还很保守，基本观点和彭真的《二月提纲》如出一辙。于是6月2日溧阳分校就动起来了，针对匡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
我在胡才基这个班当辅导员，他带头起来批判匡亚明。胡才基他们贴出第一批大字报以后，下面三、四年级的学生也起来贴匡的大字报。匡亚明马上就开会组织反击。他那时候完全不知道中央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文革究竟应该怎么搞他也不知道。他下面的重要干部是徐福基，溧阳分校政治部主任。下面还有各年级的总支书记、政治辅导员。当时徐福基他们也弄不懂这是怎么回事。匡亚明就定了调子，说闹事的学生是右派，甚至比右派还反动，溧阳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我还记得匡有一次到中文系来训话，他声色俱厉说：“所有贴大字报的学生都是国民党反动派，男的就是小蒋介石，女的就是小宋美龄。”
那些没有贴大字报的老师和学生就站到匡亚明这一边，连夜开大会批斗那些贴大字报的人。匡亚明还把周围农村的贫下中农调动起来，告诉他们说：“这些人都是反党的，你们要参加对他们的批斗。”那些贫下中农都是很愚昧的，他们当然听匡亚明的，因为他代表党组织。我记得中文系有一个老师叫胡若定，因为贴大字报被整得很厉害。批斗的时候他站在那里，有个贫下中农指着他说：“这个人就是匡校长讲的贴大字报的反动分子。”马上有几个人上来，“啪”地就把他按下去跪在地上，叫他低头认罪。
匡亚明在溧阳分校组织反击的时候，省里就向中央汇报了。当时中央正好需要一个镇压学生运动的典型，匡亚明就撞到枪口上了。很快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戴为然就代表省委到南大来，说匡亚明对学生造反行动乱定调子是不对的，匡亚明不能一手遮天。几天以后《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社论，点名批判匡亚明。这样批判匡亚明的大字报就更多了。最后省委从南京军区借了好多军用大卡车，把溧阳分校的老师学生都拉回南京参加文化大革命。
那个时候因为《人民日报》点名了，全国都知道南大“六•二事件”，全国各地的造反派都纷纷声援南京大学的“革命行动”。大串联开始后，各地有很多红卫兵到南大来，南大校园里整天乱哄哄的。大家来了以后，都要看一看匡亚明长得什么样子，批斗他一下，有时候一天要斗好几场。他们把桌子一层层地架起来，很高的，就让匡亚明站在上面接受批斗。他们还在匡的头上身上浇上黑墨汁，说这才是“反革命黑帮”。我记得匡亚明当时头脑很清醒。红卫兵气势汹汹地说：“匡亚明，你是反革命，你必须交待你的罪行！”匡亚明回答：“你们说我是反革命，我不是反革命。我是有错误的，但不是反革命。”
后来省委工作队来了，怕弄出人命，派人对匡亚明等人实行保护性隔离，但是他每天都要在“专政队”监督下参加劳动。后来群众运动的斗争矛头指向省委工作队了，他们管不了了，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来了，匡还得接受训话和挨打。再后来造反派们集中力量搞省委去了，对匡亚明的批斗才渐渐地停止下来。
彭冲带队的省委工作队进驻南大以后，原来溧阳分校的“大文科”这个时候就重新分开了，中文系、历史系、政治系都恢复了建制，各系都有工作队的成员进来主持工作。我们中文系的工作队是一个海军军官。彭冲在全校大会上作报告，他说：“匡亚明是‘黑帮’，南大师生反对匡亚明的斗争是正确的，但是南大党委还是好的，下一步的运动要在省委工作队和南大党委的领导下开展。”
彭冲的这个调子对我们是很不利的。那时候叶子铭的情况比我还糟，他属于在中文系被点名要参加劳动改造的。我没有被点名去参加劳改。工作队对我说：“鉴于你那个时候（发表关于三十年代文艺的文章时）还是个学生，你就不要参加劳动改造了，但是你要交待揭发相关问题。”也就是说，我比叶子铭他们的待遇要稍好一些，但是比一般的革命群众要低一个档次。我不能参加革命组织，也不能参加群众大会，但要参加“学习班”。
到了7月底8月初，毛泽东说刘少奇派工作队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南大的情况又发生了一些变化，围绕省委工作队问题形成了两派，保工作队的主要是一批党员团员和出身好的人，他们是工作队进校以后依靠重用的对象；反工作队的人，从中文系来看，主要是那些历来受到怀疑和打击的人。
当时我是倾向于反工作队的，我的理由很简单：我们这些人从来就没有什么“反党”的念头，一直都是听党的话的，党叫干啥就干啥，老老实实地做好本职工作。在“溧阳事件”中，不管是学生“倒匡”还是匡亚明“反击”，我都没有介入，所以根本谈不上有什么错误，为什么你工作队来了以后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我们这些人呢？匡亚明把我从校报编辑部调出来，说明他对我是不信任的；你工作队来了以后还是对我不信任，那你工作队和匡亚明有什么分别呢？所以仅凭这一点，我当时就很同意毛泽东关于“工作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说法，哈哈……
当然现在看来这本身就是一个伪问题。其实无论匡亚明还是省委工作队，主观上都是要紧跟中央的，都是积极响应文革号召的，说他们“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本身就是很滑稽的事情。当时对他们的那些指责都是出于现实的政治需要，属于“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性质。他们的所谓“错误”其实就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中央高层的内部分歧，没能及时领悟毛发动文革的真实意图。
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我想当时很多人和我一样不理解。文革初期的一些现象曾经使很多人发生一种错觉，认为真的是要来一次彻底的社会政治变革。我个人之所以产生这样的错觉，是因为匡亚明在溧阳分校镇压所谓“右派”群众，结果很快就被上面否定了。其次，省委工作队进来以后，再一次把矛头指向广大教师，象历史系的韩儒林教授、中文系的陈瘦竹教授、外文系的陈嘉教授等都受到点名批判，但是不久中央又说工作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不支持这种做法。第三，8月上旬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布了《十六条》，说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现象似乎都表明这次运动的矛头是针对党内的而不是针对党外的，是向上的而不是向下的。于是我就在想，文革是不是真的要进行一场彻底的革命？共产党执政十几年来有不少错误的东西，是不是这次真的想要改正这些错误？如果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被打倒了，中国社会是不是真的要来一个“大翻个”啊？
我们那些想法显然都是对文革的误解。误解是怎么产生的呢？就是毛在上面提倡那个“大民主”。哎呀，那么多大官，一夜之间就被群众打倒了，这个表象是很迷惑人的。实际上文革中根本不存在什么民主，所谓“大民主”是毛泽东“左”的专制路线指挥下的暴民政治。很多人在运动初期错误地认为文革是一场颠覆现有体制的革命，没想到后来的实际结果却是大大强化了现有的专制体制。
文革期间高层权力斗争导致了群众派性问题的复杂性。这个情况在中文系学生胡才基身上有集中的体现。在溧阳分校“六•二事件”中，他因为带头造反而受到匡亚明的打击迫害。后来省委工作队把他解放出来，他又变成“造反英雄”，开大会时抛头露面，还在溧阳分校领导机构改组的时候被任命为主要负责人之一。但是好景不长，到了8月份，中央宣布工作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他一下子又变成所谓“黑线人物”。当时南大又出现了新的群众造反组织，就是文凤来等人发起的“红色造反队”，他们的斗争矛头直指工作队和江苏省委。胡才基和政治系的朱英才等一批人就在省委工作队的授意下就成立了“红旗战斗队”，与“红色造反队”对抗，拼命地保省委。由此可见，无论胡才基的造反还是文凤来的造反，都是响应中央的号召。所谓“造反派”或“保守派”不过是“此一时彼一时”。另外，胡才基等人保省委当然是“保守派”，但在当时保省委就意味着公然对抗中央，你能说得清楚他们谁是“造反派”谁是“保守派”？最后还不就是毛泽东的一句话吗？
我在思想感情上倾向反工作队的这一派，但是我并没有加入“红色造反队”。我是“问题人物”，人家“红色造反队”是很讲究“政治纯洁性”的，要求家庭出身好，还要是党团员。所以我只是在思想感情上倾向于他们，并没有加入他们的组织。工作队一垮台，学校里就没有人管事了，出现了无政府状态。这样我们这些人就比较自由了，不需要再检查交代问题了。于是我们中文系的七、八个青年教师就一起到北京串联去了。那是1966年11月。我们还参加了毛泽东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的活动。
然后就开始“斗、批、改”了。我们中文系有一个情况在全国高校中是比较突出的，当时《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是批判三十年代文艺路线的，就点了南京大学中文系，说像这么小的一个系（因为我们系当时人不多），居然在三年之内出了三本黑书，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叶子铭的《论茅盾四十年的创作道路》，还有我也参加的《左联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论文集，还有一本就是陈瘦竹教授的《论田汉的话剧创作》）吹捧三十年代文艺黑线，这个情况全国都是少有的，北大也没有出这么多，所以要特别加强对南大中文系的批判。我们中文系小楼的大门上还被红卫兵贴上了从北京抄来的对联——“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
1967年发生了“一•二六夺权”事件，南大又出现“好派”和“屁派”的分裂。“好派”的主体是“红色造反队”，他们认为“一•二六夺权”好得很。“屁派”的主体是“八•二七革命串连会”，他们认为“一•二六夺权”好个屁。我属于“屁派”。为什么呢？原来“红色造反队”和“八•二七”这两派一开始都是反工作队的，都是造反派。不过“红色造反队”是比较激进的一派，他们很强调自身组织的纯洁性，对于一些出身不好的或者有各种问题的人采取一种拒斥的态度，所以在群众中就比较孤立；而“八•二七”的政治态度则相对温和一些，其成员的社会构成具有较强的包容性。这样我们这些人就自然倾向于“八•二七”。
后来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了。“好派”一开始是很激进的，后来也不一定了，因为他们也开始争取群众了。江苏省委垮台以后，胡才基等人为首的保守派“红旗战斗队”就无法继续存在下去了，不得不宣布解散。当时你不解散不行啊，上面已经点名了。他们当时的“结束”是很壮烈的，还举行了一个仪式，集体到雨花台烈士陵园去跟革命烈士告别，然后才解散的。他们这个组织一解散，它的成员就要分流，除了一部分成沦为“逍遥派”之外，要么参加“好派”，要么参加“屁派”。
再后来情况就更复杂了。“八•二七”这边又发生分裂，有的人也去参加“好派”。这样南大的“好派”组织就扩大了，除了原来的“红色造反队”之外，又吸收了“八•二七夺权大队”等三个组织，就改称“红四联”。此后南大内部长期对立的群众派性组织就是“红四联”和“八•二七”。
派性形成以后，学生分成两派在那里斗，老师也变成两派，校部机关党政系统的干部也变成两派。我的印象中党政干部参加“红四联”的蛮多，因为“红四联”对这些干部的态度比“八•二七”好得多。因为“八•二七”没有夺到省委的权，他们后来就把南大的权夺过来了。为了显示自己的革命性，他们动不动就拉这些干部来批斗。而“红四联”呢，他们的革命性主要体现在对省委干部的斗争方面，好像对学校里的那些干部比较客气，他们还经常找干部们谈话，说毛主席讲了要注意干部政策，要“解放”干部出来参加工作。所以后来好多南大的干部，包括那些党委书记啊，总支书记啊，处长、科长啊，都或者公开地或者秘密地支持“红四联”。
其实“红总”和“八•二七”之间没有根本的意识形态分歧，他们都是支持文化大革命的，都是效忠毛主席的，双方的矛盾主要集中在领导权争夺和干部任用等问题上。后来抓“五•一六”，死人伤人的冤假错案就更多了。南大文革期间死了27个人，绝大部分都是发生在这个时期。这个运动一开始是要整“红总”的，后来“逼供信”搞得太厉害了，那些被抓的人就乱咬，结果就变成了一场混战，很多“八•二七”的人也被牵连进去了。我们中文系有一个老师B，他是“八•二七”的，运动开始时当专案组组长整别人，结果后来自己也被怀疑是“五•一六”了。这种情况是很多的。
文革中后期我不在系里，所以没有直接卷入这些运动。1968年3月省革委会成立后，我和叶子铭就被借调到省里去了。那个时候各个省都想通过写文章造造声势、出出名，就纷纷成立了写作组，江苏也从各单位抽调了一些笔杆子到省里去，分成不同的小组，我当时在文艺组。
为了成立江苏省革委会，中央把当时在台上的江苏军地干部和两派群众组织代表召集到北京开会。省革委会成立时，有一个起草社论和“致敬电”的小组，我是这个小组的成员之一，后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庆祝江苏省革委会成立的社论和致毛主席的致敬电就是我参加起草的。当时各省革委会成立都要搞这两个东西。一开始还比较简洁朴实，后来文章越来越长，文风也越来越华丽，修辞比附就像汉朝的大赋一样。比如大家为了表示对毛主席无限深厚的阶级感情，就用了这样的语言：毛主席啊毛主席，您是我们的大救星，我们的笔蘸尽东海的水啊，也写不尽对你老人家的感情；把南山所有的竹子都砍下来做笔啊，也写不尽对你老人家的思念……哈哈……当时就是那样的语言风格。
《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江苏致毛主席的电文的第一稿是我写的，我就按照当时那种浮夸的文风和句式来套，查了好多书，从那里面找一些经典的华丽的词汇。我还记得我在初稿里写了“美丽的秦淮河啊九十九道湾，也流不尽我们对共产党的热爱，对毛主席的感情……”初稿打印出来交给领导们审查，彭冲当时是省革委会筹备组的成员，他看了稿子就问我：“你说秦淮河有九十九道弯，这九十九道弯你怎么研究出来的，是不是真有九十九道弯啊？”我就跟他解释：“在中国古代的文学修辞中，‘九’和‘三’这样的量词不一定是指具体的数量，而是一种泛指，就是表示‘多’的意思，‘三十三’和‘九十九’也都是指‘很多’，不是说真的就是九十九。”他说：“你这么说有根据吗？”我说：“有根据的。”这样他才不说话了，哈哈……不过这个初稿交上去的时候，正碰上陈伯达在抓“致敬电”文风过于追求浮夸华丽的问题。他批评江苏的致敬电太长，用词华而不实，要求我们修改。于是我们又反复修改，删掉了很多内容，我觉得非常遗憾啊，但是陈伯达发话了，没有办法，当时参加这篇文章起草的还有经盛鸿，他说他还保留着我的初稿原件。其他还有一个王春南，一个王晓智。
后来我就长期在省革委会写作组工作。这样也有好处，南大搞“清队”和清查“五一六”我都没有参加。当时中文系的情况也十分复杂，系里有些人就要求把我们弄回来接受审查。我当然是不想回来的，正好领导我们文艺组的是一位军队文艺干部，他叫季冠武，本人是搞文学创作的，他就去跟领导打招呼，说：“写作组需要他们，不要让他们回去了吧。”所以我们就继续呆在那里。
在那边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还可以读书。当时在外面是没法读书的，但是在写作组里面却要求我们读书，因为经常要写大批判文章。有的书受到批判，图书馆将这些书都查封了，不准外借。但是我们却享有特权，可以读到这些书。
在写作组当然会有写作任务，这种写作任务有时很容易完成，但有时就很难完成。我记得有一次来了《人民日报》文艺部的负责人贺敬之，他是个著名老诗人，文革初期也受到过冲击，不过那时候他已经解放了，他来要我们写篇文章。他说：“庐山会议后，毛主席曾经指示要批‘三论’（就是‘唯心论’、‘人性论’、‘唯生产力论’），你们江苏有几个人原来研究田汉的，田汉的戏剧就充满了人性论，你们要写篇文章把田汉的人性论的反动面目说清楚。”当时我和叶子铭，还有另外两个人（南京大学的胡若定、扬州师范学院的张泽民）接受了这个任务。那么写这个文章就要把田汉的著作拿来读啊，他的著作那时已经被查禁了，外面根本找不到他的书，我们就拿着省革委会的介绍信跑到南京图书馆，从书库里把田汉的东西统统找出来，然后用车全部拉到我们写作组。此后有一年多的时间，我就在那里读这些书，还作了很多笔记和卡片，哪篇文章是哪一年发表的，主要内容是什么，结果整理出了四大捆卡片，还参加写了篇文章。哪知道文章交上去，贺敬之看了后不满意。他说：“‘人性论’是很反动、很丑恶的东西，你们没有写出反动性！”你想想这个是很难写的啊，田汉的许多作品确实充满了人性论，都是讲爱啊什么的，那读起来都是很感人的，怎么也看不出“反动”、“丑恶”的味道。他们硬要你把香的说成臭的，把臭的说成香的，这个当然很困难了。后来虽然我们对文章进行了一些修改，《人民日报》还是没有发表，
但我整理的那些关于田汉的资料都保留下来了，有这么一大摞。结果到文革结束后，有家出版社要我从正面写一部田汉的传记，我就把这些资料找出来，这些资料才真正发挥了用场。所以我的《田汉传》是文革期间打的基础，如果没有那些资料就写不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是文革的受益者。当然这并不说明文革有什么好处。
我那本关于太平天国的小册子也是这样写成的。当时上面要批判太平天国的李秀成，要我写文章。我就去查太平天国的史料，读了许多关于太平天国的东西。后来江苏人民出版社找到我，问我能不能用通俗的语言写一本关于太平天国的小册子。我就很快写了一个9万多字的东西，出版了以后还很受欢迎，前后一共印了三版，发行量很大，好几万册啊，哈哈……现在你到那些农村的图书馆还能找到这本书。当然那个观点是很陈旧的，歌颂太平天国的，今天看来十分幼稚可笑。
江苏搞清查“五•一六”，阶级斗争的调门是很高的，其实是许世友利用这个运动来整那些反对过他的人。只有在中国这个环境下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毛泽东也知道许世友是个“大老粗”，但是有一条很重要，他坚决效忠毛主席。只要毛主席一发话，他就立刻表示坚决拥护。我看到现在有的文章从一个侧面来描绘他，说他如何不买江青等人的账。但是他在江苏这个地方飞扬跋扈，那也是很厉害的。他的“两挖”当时是出了名的，一个就是挖“五•一六”，一个是挖煤。我亲自参加了去灵山挖煤的劳动，那完全是不讲科学的，有没有煤他根本不知道，就命令大家去挖，造成的经济损失很大。
关于许世友的笑话还多着呢。有一次中央开会，毛主席号召大家读《红楼梦》，还特别问到他：“许司令，《红楼梦》是写你们南京的，你读过没有？”他大言不惭地说：“那种吊膀子的书我从来不看。”毛很严肃地说：“《红楼梦》你得读，这本书我已经读了五遍，不读五遍你就没有发言权。”这下子这个“大老粗”可犯难了：《红楼梦》那么厚，我一遍都读不下来，毛主席还要我读五遍啊？但是不读也不行啊，万一下次开会的时候再问到我怎么办呢？后来他下面的人就给他出主意，让他到南大来找人帮忙。最后就找到我们系的吴新雷老师，要吴老师帮他搞一个五万字的《红楼梦》删节本，这五万字既要能够反映全书的面貌，又要字字句句都是原文，结果搞得吴老师很伤脑筋啊，哈哈……
董国强：你在省革委会写作组呆了多长时间？
董 健：我是1970年去的，到1971年“林彪事件”时我还在那里。1973年以后工农兵学员进校，学校开始复课了，我就回来教书了。像我们这些出身有问题的人，临时用一下是可以的，不可能长期重用。
“九•一三事件”发生的时候我还在省革委会写作组。当时是先在党内传达的，那时候我还不是党员，所以一开始没有听到传达。不过我们也感觉到好像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件，后来知道是林彪出了问题。这对我是很关键的事件。为什么呢？在1971年之前，可以说我在思想上是绝对服从毛的，很少怀疑毛的正确性。当时经常写文章，毛的著作就是我写一切文章的依据。如果一旦发现自己的思想与毛的思想不相符，我就立即检查反省自己的观点和立场，从不会怀疑毛有什么问题，只会认为自己的思想有问题。这是非常直觉的，精神完全处于一种麻木状态，麻木到自己完全按照毛的思维在思维，还认为自己是在独立思考的。
1971年林彪出事以后，在我思想上是第一次给毛打一个问号，觉得毛也不一定像我们想象的那么英明。因为林彪是你自己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一直讲是什么“亲密战友”啊、“林副统帅”啊，怎么最后会发生这种事情呢？而且后来为了批判林彪，又抛出个什么“571工程纪要”，这个东西出来以后我的疑问就更大了：这和我原来想象的林彪不一样嘛，那个“纪要”里面的那些观点当时对我们来讲都是非常令人震撼的，一个是说建国以来的历次运动打倒的人要不要平反的问题，这不就是后来胡耀邦复出以后搞的那些吗？第二个他说“无产阶级专政是绞肉机”，文化大革命不是最好的说明吗？再一个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这不也是事实吗？所以当时毛泽东批林彪是不成功的，他认为公布这个东西可以证明林彪集团的反动性，但是我们一般老百姓看了这个东西之后，才多少明白了一点事情的原委，就对林彪有一种暗暗的同情，而对毛泽东则产生一个很大的问号。
在我的一生中，思想的第一次转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以前对毛是从不敢怀疑的，1957年他说“右派”反动，我们当时就认为“右派”反动；“大跃进”出现问题，我们也相信毛的解释；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也是这样。总之，毛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正确的。就是这么一个十分简单的信念。然而自从1971年对他打了问号之后，我的思想就像洪水冲破了闸门，就再也收不住了。
我有个观点，就是“否定文革”有两个不同的层面：一个是共产党内高层的否定，另一个是知识分子的否定。
邓小平在中国历史上是有功劳的。如果他不站出来否定文革，我们恐怕到现在都不好讲话。但是邓小平他们否定文革是不彻底的。王震后来不是说过吗，“你们批判文革就是骂共产党”。文革确实暴露了当代中国政治的一些根本性弱点，彻底否定文革就意味着要否定好多东西，这是他们不愿看到的。
我们为什么要否定文革呢？因为文革的理论和实践是绝对地反民主、反启蒙、反文化、反人类的。我一直就讲，不要把文革看成中共或毛泽东个人的偶然失误。现在有人把文革说成是孤立的、偶然的事件，说什么是老人家的错误，其实这是无稽之谈。文革是“斯大林模式”的必然产物，类似文革的现象在苏联也发生过，有些老同志对这些情况很了解。李慎之就曾经对我说：“你们都不知道啊，文革一爆发，我们一些老同志就在一起议论，这不是跟苏联的‘大清洗’差不多吗？”
董国强：我同意您的观点。现在回顾毛泽东时代那段历史，可以简单地归纳为“斯大林体制”在中国复制、运行、调适、崩溃和转型的过程。而“斯大林体制”最后走向崩溃，是因为这种体制本身存在着结构性的缺陷。毛泽东虽然想对“斯大林体制”作出某些变革，但是他最终没有找到一个理性的政治解决方案。他的所谓“大民主”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民主。
董 健：我曾经经历过1957年的“反右”运动。“反右”是由“鸣放”而来的，“鸣放”原本是为了鼓励党外人士替共产党整风的，是想革除“斯大林体制”的弊端的。但是“反右”的结果却是“斯大林体制”的进一步强化，党的一元化领导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反右”运动传达出来的信息就是党的权威是不容怀疑的，谁怀疑就是“右派”。
像我这样出身不好的人生活在那样的体制下，就长期感到一种内心的压抑和恐惧。另外文革前有些党员干部的所作所为也实在令我很反感。所以文革开始的时候我是积极拥护的。那个时候，一夜之间党的各级组织就全部垮台了。像我们南京大学，学校党委垮台了，各个系的党总支垮台了，造反派群众组织接管政权，号令天下，走资派、保皇派天天被喊来训话，1957年以来不断强化的党的权威荡然无存。当时我看到那些造反派宣布将学校的党委书记、总支书记开除党籍，感到很新鲜、很好玩，因为那些造反派有的连党员都不是，但是他有权把各级领导干部开除党籍，而且还真的发生效力，这是1957年那时候右派连想都不敢想的，哈哈……所以当时真认为这是了不起的革命啊。但是这个局面很快就过去了，以后建立起来的是比以前更加厉害的专政体制。就是你刚才讲的，文革没有找到一个理性的政治解决方案。
董国强：所谓理性的政治解决方案，就是均衡的权力格局、公平的利益分配和不同意见的自由表达。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不管是原来的旧党委，还是上面派来的工作队，还是后来成立的革委会，还是那些军宣队、工宣队，尽管掌握权力的人像走马灯一样不断地变化，但是政治观念和政治行为方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其采用的基本政治模式都是高度集权的一元化领导。所以我认为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而是一种旧政治的简单复制和延续。前几年比较活跃的“新左派”老是讲毛泽东时代怎么好，“鞍刚宪法”、文化大革命有什么进步意义，实际上他们对毛泽东时代和文化大革命并不真正了解。
董 健：那些“新左派”都是在拾一些西方激进学者的牙慧。几年前我在美国杜克大学做了个演讲。那里是美国“新左派”的大本营，有那么一批思想偏激的人，其中有一个犹太人叫德里克，是美国“新左派”中的一个狂热分子，他在杜克开了文化大革命这门课，还有两本专著。他这个人对毛泽东比较崇拜，从他的著述中看，毛泽东是很可爱的。我在那个演讲中对毛泽东和文革做了一些批评，结果德里克很有意见。他说：“我在这边给中国人长志气，你却把毛泽东讲得那么坏。”
董国强：我读过德里克的一些著述。他个人思想带有点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对马列主义也有一些精辟的见解。不过从您介绍的情况看，他对当代中国的认识是很肤浅的。
董 健：还有一次我在上海参加一个国际学术会议，谈到文化大革命问题，我就和两个从美国来的人发生争论了。他们认为文化大革命具有伟大意义，是一次全新的民主政治的尝试。我问他们：“文革时你到中国来过吗？”他们面面相觑，哑口无言。我说：“我是亲身经历过的。”接着就给他们上了一课。哈哈……文化大革命的丑恶只有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过的人知道，他们没有经历过，所以觉得很好玩，其实他们根本不了解。
董国强：我最近写了一篇关于南京大学溧阳分校“六二事件”的文章，这篇文章的核心观点是解释文革的吊诡性和复杂性。“六二事件”无疑应该是江苏、南京地区文革的起点，但是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那些最早起来造反的学生，还是镇压学生造反的匡亚明，还是后来介入“倒匡”的江苏省委，其实当时大家都不知道毛发动文革的真实意图是什么，学生、匡亚明和省委这三个方面的最初反应只不过是长期以来政治规训的一个结果。这似乎从另一个方面验证了您刚才的一个观点，即文革是此前十数年中国政治的逻辑发展。以匡亚明为例，我们只有将他的“反击”言行与他1957年“反右”运动的经历相联系，才能给出合乎逻辑的解释。他对学生造反运动的镇压并不表明他反对文革，相反他个人主观上一直是要紧跟的。从积极组织全校师生参加“四清”运动，到奔赴溧阳农村创办文科分校，他的所作所谓都表明他希望成为毛主席教育革命路线上的“排头兵”。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自己后来的命运。
另一方面，不管毛发动文革的最初动机是什么，他对现实政治的理解显然是过于简单的。他认为他个人可以主宰历史的发展进程，但是事实上并非如此。文革运动起来以后，从中央到各省到各个基层单位，积极投身文革的人各有各的打算。中学生群体的头脑似乎简单一点，所以他们的参与旋起旋落，多少还能够控制得住。但是当参与运动的主体逐步转换为大学生、工人和干部等群体之后，情况就比较复杂啦，根本就不像他想象的那样。大家为了争夺权力展开你死我活的厮杀，有的地方还出动了大炮和坦克。
就拿我们江苏来说，“一•二六”夺权以后，“红总”和“八•二七”就一直在闹，中央把两派群众组织的代表找到北京去谈也没有用，当着中央首长的面达成的那些协议其实根本没有办法落实。最后中央只有指示南京军区出面掌控江苏的局势。然而许世友也无法真正解决问题，只能在两派之间维持一种微妙的平衡。
董 健：许世友每次到南大来，后面总是跟着两个人。右边一个曾邦元，“屁派”的头头，左边是文凤来，“好派”的头头。这似乎表示他对两派不偏不倚。
董国强：许世友这个人表面看来是一个粗人，但在处理有些问题时其实还是很狡猾的。比如在江苏两派发生冲突的时候，他自己有一段时间跑到安徽大别山里躲起来，不露面，不表态。另一方面呢，他把他的老婆田普留在南京办外交。田普不是决定性的人物，她也不需要就具体的事情表态，所以她就各个方面都联系着。
董 健：田普还是对“屁派”好些，那时候“屁派”头头天天到她家去。她跟“好派”头头的关系就没有这么密切了。许世友就当着好多人的面批评她说：“你不要太站在一边了，那可能会对我不利。”这是两派都知道的。
董国强：曾经被选为林立果“妃子”的张宁，不久前出了本回忆录，她说田普还曾经想撮合她跟曾邦元搞对象。
董 健：这个有可能。那时候我也听说田普成天给曾邦元做媒，介绍这个不成，又介绍那个，忙得不亦乐乎。另外我有一个学生叫丁曰泗，当时是“屁派”的三、四把手，他的对象也是田普给介绍的。那个女的叫徐高兰，原来是溧阳县的造反派头头，后来做了县革委会主任。 文革结束以后她被判刑了，说是林彪、“四人帮”的“帮派体系”成员。后来他们离婚了没有，我就不知道了。
1957年反右运动对我影响很大，从那以后我就知道有些东西是不能讲的，讲了就完蛋。那时期有些话回家也不敢讲，讲了同样可能会倒霉的。所以时间长了就养成撒谎的习惯了。
我总说中国人撒谎的概率比美国人要高得多，甚至高一百倍。因为美国人的生存环境完全不同，他们没有恐惧的威胁，所以没有必要撒谎。我们的统治基本上靠暴力和恐惧，这造成一种畏惧和依附的社会心理，否则就会丧失你所拥有的一切。比如说大学生吧，你政治课不及格就不能毕业，你不能毕业就不能工作。美国不是这样的，政府是不能够强迫学生接受某种观念的。
董国强：您是一个“调干生”，像您这种背景的人为什么没有很早入党呢？
董 健：出身不好。我家是地主，而且我有一个大哥是国民党，现在还在台湾。
我们家的情况比较复杂，我大哥在国民党军队里当兵，我三哥在共产党军队里当兵，1949年我大哥的部队被我三哥的部队打败了，以后就没有消息了，当时就认为他要么被打死了，要么跑到台湾了，也可能跑去当土匪了，总之下落不明。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才知道他在台湾。
我们家的成分说起来是“地主”，其实我的母亲一辈子是很苦的。她的家庭本来就很穷，后来嫁给我父亲也没有享到什么福。她没有文化，脑子里没有什么“阶级斗争”观念，只有儿子是第一位的。哪知道造化弄人，她的大儿子参加了国民党，三儿子参加了共产党，双方的部队经常在我们家乡附近打仗，我们一家一听到枪声就很紧张。有时候我们听到消息说国民党打败了，过了一阵子又说共产党打败了。听到这两边的消息她同样难过：听到国民党被打败，她就担心大儿子被打死了；听到共产党被打败，她又担心三儿子被打死了。
我看过一些主流文艺作品，那里面讲得太简单化了。我的母亲的例子是我亲自看到的。她对两个儿子一视同仁，哪一个也不能吃亏。她对国共两党的政治分歧是没有多少想法的，只有儿子是第一位的。
不过现在好了。我大哥现在还在台湾，他已经80多岁了。我三哥也离休了，现在在南京。他是1949年随部队南下到南京的，离休前在一个很大的书店当党委书记。改革开放后，我大哥回来过一次，和我三哥见了面。当年两个经常打仗，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后来我和三哥又先后到台湾去看过大哥。可惜我的母亲死了，她看不到这些了。她是带着对两个儿子的牵挂去世的。
董国强：您刚才说胡才基是您的学生，他后来的情况怎样？
董 健：他的情况比较复杂。他是南大最早起来造匡亚明的反的，所以匡亚明很恨他。但是后来他保省委工作队和江苏省委，所以和彭冲、许家屯关系很好。文革结束后，匡亚明官复原职，后来还当上了省人大副主任。胡才基则当上了省高教局副局长。1983年中央提出清查“三种人”，匡亚明就说江苏清查“三种人”首先就要清查胡才基。站在匡亚明的立场上，胡才基无疑是“三种人”。但站在许家屯的立场上，他又不是“三种人”。当时许家屯已经到香港工作了，胡才基就连夜给许家屯打电话。许家屯还不错，迅速帮他办好去香港的手续。这样他在香港一直工作到许家屯外逃时才回来。
董国强：我听说1963年匡亚明刚来南大的时候，工作中遇到很大的阻力。他和前任书记郭影秋的思想观念和工作风格很不一样，郭影秋虽然离开了，但是他的影响依然存在，学校党委的第三把手陆子敏就看不惯匡亚明的作派，经常带头抵制匡亚明的一些想法和做法，因而南大干部队伍中有所谓“匡派”和“陆派”的说法。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董 健：对郭影秋和匡亚明我都有一些了解：这两个人是共产党干部中的两种类型，郭代表更正统的类型，匡则是共产党干部中文化比较高、又带有点自由化倾向的干部的类型，但本质上他还不能超出共产党的范围。
郭影秋对自己的要求特别严格，在一些生活细节上特别注意共产党员的修养之类的东西，就像刘少奇要求的那样。困难时期党的高级干部是可以享受许多特权的，但是他离任的时候别人帮他整理东西，发现上级发给他的许多特供票证他都没有用过。这是南大很多人敬重他的一个原因。严于律己当然是好的，但是如果将这种态度应用到贯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上，那就不一定有好的结果。他在任期间很多次将上面拨给南大的经费退回去，这样南大的基建多少年没有什么发展，教师职工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没有什么改善。他自己住在小洋楼里，南大的教师职工没有房子住，有的家庭几代人挤住在一间房子里，这个他根本不管。他把那个钱退回去了，结果康生还表扬他，说这是勤俭办学的典型。然而他的勤俭办学是以牺牲教师职工的基本利益为代价的，表面看来他是为国家省了些钱，但是教职工的教学、科研、生活条件没有改善，学校的教学、科研水平上不去，这实际上是得不偿失的。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匡亚明就不同了，他这个人比较重视文化，重视文人，真正关心教育事业的发展。他一来就抓基本建设，盖房子、修道路，而且注意提高教师的待遇。他的基本想法是要让教师有房子住、有饭吃。但他在个人生活细节方面就没有郭影秋那么严格要求自己了。所以有些人（特别是那些干部）对他很有意见。匡对教师是很重视的，所有的政策都向教师队伍倾斜，比如在学校住房分配问题上，他就主张首先考虑那些在教学第一线工作的教师。他认为教师是大学的主体，机关干部和后勤职工都是为教师服务的。这样就损害到那些干部的利益了。你刚才提到的“匡派”、“陆派”，我觉得除了办学理念的差异之外，利益分配也是重要因素。匡在文革以后复出，但是不久就又下台了，这和他没有照顾好校内的干部阶层有很大的关系。匡这样的人在共产党内部不可能做太大的官。
有一次匡亚明亲口跟我讲，毛泽东对从事教育工作的干部是十分蔑视的。在他看来，一个干部被分配到大学去工作，就意味着你犯了错误，或者得不到信任，不能再呆在党政机关里了。匡原来是华东局宣传部的副部长，1952年华东局调整的时候，与他一起共事的几个副部长都继续留在党政机关工作，刘顺元到江苏任省委副书记，夏衍到文化部当副部长，只有匡一个人到东北吉林大学去当校长兼党委书记。后来匡在北京开会时见到毛主席，毛就问他现在在哪里工作啊？他说在吉林大学。毛脱口而出说了一句：“你是怎么搞的，被分配到大学里去工作了？”后来大概毛意识到自己的失言，又对他说：“到大学工作也很好嘛，给我们党抓教育，党很需要你这样的干部抓教育。”匡告诉我他当时就看出毛泽东后面这句话是言不由衷的。
匡亚明的一生是充满悲剧色彩的，然而那些为他写传记的人都竭力回避这一点。他1920年代在上海从事共产党的地下工作时是一个浪漫主义的作家，写过小说、诗歌，还编过戏剧。他的浪漫性格根本不适合做地下工作。有一次他和一个资本家的女儿谈恋爱，喝醉了酒胡说八道，结果被地下党的同事知道了，他们就怀疑这个家伙思想颓废，是不是叛变了？结果党组织决定把他除掉。当时的地下党有个规定，凡是发现哪个有叛变的嫌疑，就派“打狗队”把他干掉，以免造成更大的损失。当时中央就指示“特科”把他除掉。派去执行任务的“打狗队”跟踪他到法租界，一枪把他打倒在地，以为把他打死了，但是他实际上没有死掉。他后来跟我讲，他后脖子上的那个疤就是那次“锄奸”留下的。
他这个人一生都是悲剧。当年参加革命的时候，他身上带有浓厚的诗人气质，而共产党需要的是具有革命家气质的人，所以他差点被“打狗队”干掉。这不是一个悲剧吗？后来到晚年，他又想成为思想家，想要做点学问。我当时当南大文科副校长，经常跟他接触，我就发现他一辈子从事党的工作，已经形成了满脑子的官僚政治思维，怎么可能成为思想家、学问家呢？这不又是一个悲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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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毛泽东发动和领导对刘少奇的大批判

阎长贵

文化大革命制造了无数冤案。冤狱遍国中。刘少奇被打倒并迫害致死是最大的冤案。说它“最大”，一方面因为刘少奇是开国元勋、在党政干部中级别最高，另一方面它涉及文化大革命中几乎所有被打倒的各部门各地区各级别的党政干部，他们被打倒的主要和基本原因，通通都是被指控“跟着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毛泽东语），即贯彻执行所谓“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他们被说成是刘少奇在全国党政各部门各地区的“代理人”。梳理刘少奇冤案并分析其历史背景，这是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本文没法论述刘少奇冤案的全部情况，只说说文革中对刘少奇的大批判。我认为，对刘少奇的大批判是1967年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如同整个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一样，对刘少奇的大批判也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
1967年第5期《红旗》杂志发表了王力、关锋撰写的《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的本刊评论员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千万不要上《修养》那本书的当。《修养》这本书是欺人之谈，脱离现实的阶级斗争，脱离革命，脱离政治斗争，闭口不谈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闭口不谈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宣传唯心主义的修养论，转弯抹角地提倡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提倡奴隶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按照这本书去“修养”，只能是越养越“修”，越修养越成为修正主义。对这本书必须彻底批判，肃清它的恶劣影响。对这本书的批判，也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要内容。

这段话不是作者王力、关锋的“理论创造”。历史事实告诉我们，著作权不属于他们。这段话是毛泽东审阅这篇评论员文章时加上去的。王力说：
“四月，主席提出：要开展对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派的大批判。公开提出骂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戚本禹文章发表的前一天，原来主席要我写的一篇红旗评论员文章，这篇文章是配合红旗编辑部调查员的调查报告的。本来是内部材料，这时主席给王力、关锋写一封信，要公开发表。并且亲笔加了一个《“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标题。我原来写的评论没有涉及《修养》，主席看清样时叫加一段。“修养是唯心主义”那一段，这是主席的语录。主席当场口授，我记下来整理打印好再给主席看了，主席说马上发。这是在戚文前一天毛主席公开骂刘少奇。”（见《王力反思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第993页）顺便说一下，关于这篇评论员文章，王力说是他自己写的，根本不提关锋，对此我存疑，我根据经验，在提到此文时仍把作者说成他们两人——其实，王力本人也说毛泽东就这件事给他们两人写信。
毛泽东在这篇评论员文章中加的这段话，就是1967年对刘少奇大批判总的指导思想和总的纲领。对刘少奇的大批判，拿他的《修养》开刀，也真滑稽！尽人皆知，《修养》一书1943年编入解放出版社出版的《整风文献》。对此，毛泽东无论如何也不能说不知道吧？把《修养》列为《整风文献》恐怕就是毛泽东提出和决定的——据《修养》最初在延安《解放》杂志1939年第81—84期发表时担任责任编辑的吴黎平说，《修养》经过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给他一信，信中说：这篇文章“提倡正气，反对邪气”，写得很好，很重要，应赶快发表（参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49页）。而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宣布《修养》是“欺人之谈”，“必须彻底批判，肃清它的恶劣影响”。真可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这是历史捉弄人，还是人捉弄历史？（当然，在今天看来，《修养》不论观点内容，还是历史作用，也不是没有可分析和批评的地方，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毛泽东还说，对《修养》的批判，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要内容”。看来，毛泽东所说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不仅仅是指“50天”派工作组的问题，而是要对刘少奇从历史到现实进行全面清算——我觉得这是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和从思想上批判刘少奇的一个基本的重要的策略。
对刘少奇的大批判，在毛泽东的发动和领导下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了。王力曾谈到1967年第五期《红旗》（3月30日）发表的《爱国主义还是麦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该文是戚本禹写的，但不能把它看作戚本禹的个人行为。对这篇文章，毛泽东不仅批示：“写得很好”，还亲自加写了极其重要的一段：“究竟是中国人民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各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毛泽东为了表示支持当时的红卫兵，把红卫兵和义和团中的“红灯照”相比照，他要戚本禹加强对义和团中“红灯照”的评述，在戚的送审稿上批示：“红灯照，又是当时北方许多地方女青年们的组织，她们很有纪律地自己组织起来，练习武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似可在这里增加几句。”这个问题，戚照做了。就是戚文中把一个历史人物的名字写错（按：即把“赵舒翘”误写做“赵舒饶”），毛泽东都提出改了。（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292-293页）
不仅如此，周恩来还亲自主持几次政治局会议，对戚这篇文章逐段地讨论修改。文章点不点名，点哪些人的名，怎样点，都是讨论过的。对刘少奇没直接点名，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代。对邓小平也没有直接点名，大家的意见，用“另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代。陆定一在“彭、陆、罗、杨案”中早点名了，在这篇文章中明确点了周扬的名——其实在姚文元的文章中也早点过了。陈伯达主张点胡乔木的名，康生不同意，陈伯达很坚持，江青支持陈伯达，戚听江青的，——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只点姓不点名即写成胡××，这叫半点名。关于文章署名问题也进行过讨论。戚提议以《红旗》杂志社论或编辑部文章的名义，周恩来说，在外国社论或编辑部文章一类，要比个人署名文章层次高，我们搞批判的第一篇文章还是个人署名好，大家都同意；戚又提出是不是用个笔名，江青瞥了戚一眼，戚觉得江青认为他有害怕的意思，戚就收回了这个意见——因为文章是戚写的，周恩来决定由戚署名。还有一点，在这篇文章中质问“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八个问题，原来没有八个，是戚在同林杰、《红旗》杂志责任编辑等共同讨论后增加的。
这就是戚本禹那篇“著名”的批判刘少奇文章写作和发表的大致情况。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说：“四月一日（按：指戚文在《人民日报》转载的时间——笔者），发表戚本禹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总理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只有江青知道。”（《王力反思录》下第991页）这不是事实。当我近年就这件事情直接询问戚本禹时，戚惊奇而又有点气愤地说：“王力怎么能够说他不知道呢？！……总理主持讨论这篇文章的会议他是参加了的。真不知道王力为什么这样乱说，这样欺骗人。难道他真的忘记了？”
刘少奇从报纸上读到戚本禹这篇文章，极为愤慨。他把报纸狠狠一摔，说：“这篇文章有许多假话，我什么时候说过那个电影是爱国主义的？什么时候说过当‘红色买办’？不符合事实，是栽赃！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我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我在七大提出来的，我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比别人少。”“我早在去年八月的会议上就讲过五不怕，如果这些人无所畏惧，光明正大，可以辩论嘛！我还要为这个国家、人民，为我们党和广大干部讲几句话！”无情的事实是：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申辩和参加辩论的权利——他这种起码的权利被剥夺了（只能认罪，不许分辨，是所有政治运动的惯例，刘在台上时，对被整者也同样如此，这正是相同的悲剧不断重演的原由。当然，这是另一个话题）。刘少奇应造反派的要求书面回答戚本禹文章中的“八个为什么”时，逐条澄清事实。对于“为什么你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勾结另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回答道：“我现在也还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看到一篇能够完全说清楚为什么犯路线错误的文章。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批判了我的错误之后，又有人犯同样性质的错误，可见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将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阅读毛主席指定我阅读的其他书籍（按：1967年1月13日，毛泽东接刘少奇到人民大会堂谈话时，建议刘读一读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狄德罗写的《机械人》等书——笔者）和报刊上的有关文章，以便能够完全在思想上弄清楚这个问题，并且认真地在革命群众实践中加以检验。那时才能答复我为什么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路线错误，又如何改正了这个错误。”（以上材料参见《刘少奇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057、1059页）
再一篇文章就是王力、关锋撰写的《〈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这篇文章发表于1967年5月8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六期，署名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其内容，就是我们前面说的毛泽东加在红旗评论员文章中的那段批《修养》的话的展开和发挥。发表前，毛泽东对这篇文章多次审阅和修改（还亲自加写了两段话），并指示“小组（按：指中央文革小组——笔者）及常委碰头会讨论通过”。（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322—325页）
关于这篇文章，1967年5月11日《中共中央通知》说：
五月八日，红旗杂志编辑部和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的《〈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是经过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并经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重要文章。这篇文章击中了《修养》一书的要害，也击中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要害。通篇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在一个革命的根本问题上，大破修正主义，大立毛泽东思想。希望各单位的革命同志，认真地组织学习和讨论，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
1967年5月26日，《人民日报》重新发表毛泽东1951年写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翌日《人民日报》在报道亿万军民欢呼《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重新发表的时候，宣布把《修养》和《武训传》一起抛进垃圾堆！
此后对刘少奇的大批判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从党刊、党报、军报到遍布全国的红卫兵、造反派小报，批判刘少奇的文章铺天盖地、连篇累牍。1967年8月15日又发表了署名红旗杂志编辑部和人民日报编辑部的《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文章，毛泽东对这篇文章的批示是：“此文写得好。”（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397页）
顺便说一下，我也奉江青之命写了一篇批刘少奇的文章，题目是《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战略和策略》（这个题目由姚文元改定，原为《资产阶级的战略和策略》，姚文元加了“反革命”三个字），主要批判所谓刘少奇的“和平民主新阶段”观点，发表在1967年11月13日《解放军报》上（次日《人民日报》转载）。
我没有统计，在1967年（仅仅说1967年）全国各种报纸（包括红卫兵、造反派办的小报）关于刘少奇的大批判文章和报道有多少篇，大概不是几百、几千、几万，而是千万、几千万，甚至更多。对刘少奇的批判来头大，声势大，规模大……堪称名副其实的大批判，“史无前例”的大批判！
再说一些与此相关的事。
首先，为了从思想和理论上批判和清算刘少奇的“修正主义错误”，早在1966年秋冬，中央文革小组就调人成立了一个理论组，成员有杨永志、廖初江、王道明等。这个理论组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收集刘少奇所有的文章、报告、讲话等，编《刘少奇言论集》，以供批判用。其“成果”，就是他们先编了八卷本的《刘少奇言论集》，后来又筛选编了两卷本《刘少奇言论选》，印数很少，大概只有二、三十套，发给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等。
其次，1967年6、7月，根据陈伯达、江青的指示又成立了一个“大批判组”，成立大会是在沙滩大院的中宣部教育楼召开的，到会的有大、中学校和北京各界、各个单位的代表，整个教育楼几百人的位置都坐满了，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有陈伯达、关锋、戚本禹等，“大批判组”成员有十人，具体是：杨永志、廖初江、王道明、阎长贵等。在这次会上讲话的有陈伯达、关锋和戚本禹。内容主要是要开展对刘少奇的大批判。就是在这次成立“大批判组”的会议上，陈伯达在讲话中提出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简化，并说是不是称“走资派”？从此“走资派”的概念和叫法逐渐在报刊和社会上传播开来，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简化语。“大批判组”，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松散的组织，我因为担任江青秘书，工作太忙，没参加它什么活动。“大批判组”成立后组织写的第一篇文章，可能就是前面说的毛泽东批示“此文写得好”的那篇《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在1967年，陈伯达、康生、江青反复鼓吹对刘少奇的大批判。仅举江青讲话中几例——1967年4月20日，她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上说：“在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权的这个阶段中，应该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9月1日，她在北京市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中说：全北京市“要对准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批倒、批臭，从各条战线上把他们一系列政治纲领批深批透批臭……要批得比当年苏联托洛茨基还臭。”9月5日，她在接见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又说：“现在对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正在全国展开，各个战线上都在向他开火。要把他批倒、批臭、批深、批透。我曾经在一个场合讲过，要做到家喻户晓，使他臭得比当年苏联的托洛茨基还要臭。”江青这几段话很重要，它不仅明确地传达了毛泽东批判刘少奇的意图，也反映了当时对批判刘少奇的要求和大批判运动的实际情况。

摘自作者在一次“全国重大党史题材写作笔会”上的发言。标题为本刊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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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外文局“政治谋杀案”

杜钧福

我在旧书店花5块钱买了一本书《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大事记》，新星出版社1999年出版，没署作者名，似为集体编著。我以前对外文局的历史一无所知，这本书告诉我，在那特殊年代发生在外文局的一些事。诉诸笔墨，警示后人。这也许是编者的初衷吧。
外文局属于外事口，是一个对外宣传单位，所属有对外联络部、外文图书出版社、外文印刷厂、国际书店，以及《人民中国》、《人民中国报道》、《人民画报》、《北京周报》、《中国建设》、《中国文学》等报刊社，共十几个单位，文革开始时的职工总数为2048人。
和很多单位一样，外文局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于1968年3月。当时是造反派组织“大联委”掌权。在该组织主持下，“大批干部和知识分子被揪斗、批判、抄家、隔离，有的被关进‘专政队’的‘牛棚’，”成立了针对四个领导干部的专案组。
6月20日，来自总参防化兵的军管小组对外文局进行军管。7月，军管小组重新组织了两派群众组织联合的专案组，对原来被审查的四位领导干部继续审查，全面开展“清队”，并接管了原来的“专政队”。在这一年的“清队”中，外文局及所属单位总共非正常死亡6人。
1969年，“清队”继续进行。非正常死亡8人。
1970年5月，外文局“清队”基本结束。在“清队”中，有占职工总数10.74%的人被揪斗或关进“专政队”。
这个运动刚结束，5月份又开展了“批、查、打”（批判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打击形形色色反革命分子）运动。在这一年的“清队”和“批、查、打”运动中又有3人非正常死亡。书上没说在这3人里有几个是在“清队”中死亡的。我们可以推断为1个或2个。这样，在外文局的“清队”运动，有15-16人非正常死亡。
这个死亡人数比例算不算高？从今天看，应该是很高的，但是在当时的“清队”大气候下，这样的比例在各地各单位都经常看到，不足为奇。例如笔者所在单位，当时大约1000人左右，“清队”中有9人自杀身亡。当时没人觉得这比例特殊的高。
但是在1970年5月30日，外交部派了6名军代表组成一个调查小组来外文局，和军管小组一起，“共同调查解决外文局在‘清队’中连续发生的多起死人事件和其它事件”。
这个军管小组已不是原来的军管小组。也是在5月份，“以施诚为组长的第一批军管小组由于犯了‘方向性错误’，撤离外文局；以杜万荣为组长的第二批军管小组进局。”这个杜万荣可能就是1966年担任北京工业大学工作组组长的那一个人。
犯了什么方向性错误？书中没有交代。
这一调查，还真发现了问题。军管小组和调查小组陆续将成果上报。到了12月24日，主管外事口的周恩来对外交部党的三人核心小组组长李耀文、成员裴宗澄（防化兵负责人）、马文波（外交部政治部军代表）说：“你们三人，再加上李震（公安部负责人）四人直接审理外文局的案件。”
这个中央直接交办的什么案件呢？就是发生在外文局“清队”中的案中案。“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外文局军管小组先后以不实之词确认外文局有四起所谓‘政治谋杀案’，将68个被诬参与谋杀的所谓‘案犯’，其中逮捕12人，劳教8人，拘留6人，在机关受审查的38人，在审查中死亡4人。”
简单地说，就是前一段“清队”中，有四位被审查者不堪折磨，分别自杀身亡。现在说他们是被“政治谋杀”的，并非自杀。这种官司，在那一段历史中层出不穷。有些至今没有结论。如东海舰队司令陶勇，著名作家罗广斌。他们的死，虽然至今原因不明，但似乎没拿来进一步制造冤案。而在外文局却作出了大文章。
12月29日，外文局在北展剧场召开全局职工大会，批斗“8•23”政治谋杀案“主谋”、原外文局保卫处处长张仁杰、“主犯”刘文敏、杨士义。外交部党的领导小组组长李耀文出席了大会并讲了话。经公安部和外交部批准，会后北京市公安局逮捕了被批斗三人。
次年（1971年）1月19日，外文局又在北展剧场召开全局职工大会，外事口其它单位派代表参加，批斗“2•11”政治谋杀案“主谋”、外文局副局长阎百真。外交部、公安部、总参二部等单位负责人参加了大会。会后，北京市公安局根据公安部、外交部的批准，逮捕了阎百真和马宝善（原群众组织“大联委”负责人，北京周报社干部）。
4月6日，外文局又在市委党校召开有1600人参加的所谓破获“1•10”政治谋杀案大会，批斗了中国建设杂志社革委会副主任管计来，北京市公安局以“谋杀罪”为由将其当场逮捕。
4月29日，外文局调查小组、军管小组在写给周恩来、李耀文、马文波、裴宗澄的报告中说，外文局“在连续破获了三起政治谋杀案后阶级斗争盖子已基本揭开”，“批、查、打运动正深入地向前发展着”，而且于4月2日以前又掀起了一个“全局性的以抓重大案件为中心的对敌斗争高潮”。
这年9月，又以涉及谋杀案为由，逮捕了《北京周报》日文翻译杨元忠、《中国建设》西文翻译王宗林、外文图书出版社波斯文翻译赵洪勋。
1973年3月13日，外文局在北京周报社食堂召开“1•21”政治谋杀案破案大会。会后公安局逮捕了该案的“策划者”武敬民、“凶手”陈荣祥、姚长兴。另一“凶手”毕继胜和“案犯”王宇也在外地被捕。
3月21日，公安部、外交部、中联部联名写了《关于外文局四起谋杀案件处理的报告》呈报周恩来。报告提出，拟判死刑2人，死缓2人，有期徒刑25人，劳教13人。周恩来未批，指示还要讨论。
直到1975年1月30日，周恩来又对此案件有所指示。8月6日，公安部、外交部、中联部又联名写了《关于外文局四起谋杀案件处理的请示报告》，提出，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对68名案犯的处理进行了研究，将判处的29人减为16人，劳动教养13人减为10人，其余42人中，除已自杀身亡的4人予以结论外，其余38人免于刑事处分，“宽大处理”。此报告上报华国锋副总理、周恩来总理，未得到答复。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病逝。2月份，时任总理的华国锋指示，“对外文局四起案子要实事求是认真进行复查”。8月，在公安部、外交部、中联部共同领导下，由公安部、外交部派人组成联合复查组进行复查。直到两年后的1978年9月14日，公安部、外交部、中联部上报纪登奎，并报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关于外文局四起谋杀案件复查和善后处理的请示报告》。
该报告说，“经复查核实：李薰荣、方靖、方应旸、韦福弟四人，都是自己跳楼死亡，不是被谋杀的，原定谋杀案的根据不能成立。上述四起案件原定为‘谋杀案’，将68人定为案犯，是错案。”报告说，复查发现，原来的人证物证都是假的，是逼供信的产物。所以这四起错案，应予平反。报告还提出“这四起错案是当时驻外文局调查小组、军管小组少数同志搞逼供信造成的，他们的问题和错误，拟转告他们所在的单位处理。”
10月13日，该报告经党中央和华、叶、邓、李、汪审阅，批准平反。
所有因此案被逮捕的人员，已在1978年4月份后逐次释放，在中央批示后彻底平反，恢复职务。但他们已在监狱里渡过了艰难的七八年。
一共逮捕了多少人？根据以上被捕人名统计，应为14人，但文章中说12人，也许不包括在外地逮捕的。除去这14人外，该书说，外文局系统在1971年八九月份还逮捕了6人，没说是否和“谋杀案”有关，后来也于1978年平反。所以总共逮捕了20人，占全体职工人数的1%。这个比例，即使在当时，也算很高了，足以造成非常恐怖的气氛。除去这四起“政治谋杀案”外，外文局在“清队”和“批、查、打”运动中还制造了其它多起冤假错案，书中也有反映，此处不赘述。
这四起案件，发生在哪一年？书上没交代。从网上查，只能查到方应旸。他是一位翻译家，有不少翻译作品，时任上海的《中国建设》杂志总编室主任，于1969年1月10日遭迫害死亡。所以他就是所谓“1•10”案件的被害者。
其余三案件分别发生在哪一年，和哪位受害者对应？书上查不出。外文局的“清队”是从1968年3月起，1970年5月止，为期两年两个月。根据政治运动的一般规律，这三起案件似应分别发生在1968年8月23日和1969年1月21日、2月11日。
在这两年两个月的“清队”运动中，从1968年3月到5月，是群众组织“大联委”主持，6月份后，军管小组进驻，虽有群众组织参加，主导权应逐渐转向军管小组。应该说，他们对这四起案件应负主要责任。因为这四起案件都是军管小组进驻后发生的。然而，后一茬军管小组进驻后，虽说前一茬军管小组犯了方向错误，但没追究他们在这四起案件上的责任，却把矛头指向部分群众组织负责人和部分干部。
这四起案件虽已彻底平反，但致使四人自杀（如果复查报告符合事实）的责任人不能说没有过失。当然后来遭受迫害的，是否就是该负责任的当事人，在当时环境下，也未必如此。
这事本身已是惨剧，又以更惨烈的形式反复。在清理这四起“政治谋杀案”中又有四人被逼得自杀，还要枪毙2人死缓2人，制造了68人的大冤案。
即使在文革中，这四起案件也是荒唐和罕见的。它们是外交部三巨头直接抓的。如果说他们一点责任也没有，是说不过去的。周恩来两次没有批准处理报告，免再开杀戒，自是稳妥之举。但是这样的案子，也只有当他去世以后才能开始复查平反。这一点，书中是用春秋笔法叙述的，即将华国锋1976年2月的复查指示放在1978年倒叙，以模糊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
尽管有这样的问题，此书没按时尚把这些事情往林彪、“四人帮”头上联系，而是较实事求是地叙述了真实经过，保留了历史真相，还是值得称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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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黄永胜被列入“共和国开国元勋”名单

樵 余

5月20日，《重庆日报》、《重庆商报》、《重庆时报》同时报道：《“将军后代合唱团”全国巡演首场演出在我市举行》、《将军后代合唱团重庆唱红歌/不搞商演团员自己掏钱买服装》。报道称：“昨晚，一台不同寻常的演出在人民大礼堂举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后代组成的‘将军后代合唱团’，用激昂的演唱、感人的故事、精彩的朗诵，拉开了共和国六十华诞全国巡演的帷幕。市领导薄熙来、陈光国、邢元敏、张轩等观看了演出。”报道中还称：“50年前，由200多位共和国开国将军组成的‘老将军合唱团’，在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之际，以质朴而又嘹亮的歌声，吸引了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关注；50年后的昨晚，由近150位开国元勋的后代组成的‘将军后代合唱团’……拉开了共和国60华诞全国省市巡演的帷幕。”大概年轻的记者、编辑都不了解历史，当年那个合唱团并不叫什么“老将军合唱团”，而是叫“将军合唱团”。那时的将军们并不老。
如今这个“将军后代合唱团”，阵容也十分强大，从报道可知，合唱团的领导成员是：政委聂力（聂荣臻元帅之女），团长陈昊苏（陈毅元帅之子），副政委徐文惠（徐海东大将之女），副团长马国超（马本斋将军之子），顾问罗东进（罗荣桓元帅之子）、李紫阳（李先念主席之女）、罗箭（罗瑞卿大将之子）、张祥（张爱萍上将之子）、粟戎生（粟裕上将之子）、贺晓明（贺龙元帅之女）、伍绍祖（伍云甫之子）、李铁映（李维汉之子）。《重庆时报》在报道的同时还附了《唱响中国——将军后代合唱团团员名录（部分）》，这份125人的名单在每人姓名后边均注明“父辈姓名”和“父辈职衔”，名单既未按笔划顺序或拼音顺序排列，也没有按父辈的职衔高低排列，排在前十位的分别是：成武（父辈：成少甫少将）、朱新生（父辈：傅传作少将）、边小兵（父辈：边疆少将）、郭小刚（父辈：郭治厚副军）、旷新伟（父辈：旷伏兆中将）、贺京生（父辈：贺炳炎上将）、杨珠江（父辈：杨至诚上将）、张海洋（父辈：张日清少将）、罗时智（父辈：罗章少将），排在第十位的是黄春光，在他姓名后边赫然注明：父辈姓名：黄永胜，父辈职衔：上将。
众所周知，黄永胜原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被毛泽东定为“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撤销一切职务，长期关押审查，1973年被开除中共党籍。1981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指控其“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是反革命集团的主犯”，犯有“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诬告陷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1983年4月病故。
如今，除了民间学者提出“重审林彪罪案”并在海外出版了相关著述外，中共中央及司法当局并未对林彪一案重新评价，自然更说不上为黄永胜等人平反了。而“将军后代合唱团”的领导们能够吸收“反革命集团主犯后代”黄春光以“开国元勋后代”的身份参加进来并到全国演出，同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率重庆市委、市政府一班人观看了这场演出（合唱团的重庆首演显然也是应薄熙来之邀而来）。重庆的媒体将“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的“反革命集团主犯”黄永胜列入“共和国开国元勋”之内，如此等等，颇有些耐人寻味。此报道及名单的见报，似不能仅仅看作地方上记者、编辑的无知和新闻审查官员的疏忽，因为列有黄永胜上将大名的名单显然是由合唱团提供的，否则地方上的年轻记者、编辑们根本就弄不清楚谁是谁的后代及那些“父辈”的职衔。此事到底应如何理解？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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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资料】

福建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名单
（1968年8月19日成立）

主任——
韩先楚，57岁，湖北黄安（今红安）人，福州军区司令员，省军管会主任
副主任——
皮定钧，55岁，福州军区副司令员
朱耀华，50岁，福建省军区司令员，省军管会副主任
蓝荣玉，55岁，福建上杭人，原中共福建省委监委书记
叶松，54岁，原福建省副省长
伍洪祥，53岁，原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处书记
黄亚光，67岁，原福建省政协副主席
庄志鹏，32岁，福州轧钢厂工人，贫农出身，八二九派省工总司负责人，中共党员
田毓民，29岁，福州电力公司工人，贫农出身，革造会派工联总负责人，共青团员
洪秀枞，女，32岁，南安小嶝岛党支部书记，民兵政治教导员
郑火排，28岁，福州大学学生，贫农出身，中共党员，红革会（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福建革命委员会）负责人
王云集，25岁，厦门大学学生，小贩出身，八二九主要负责人
常委——
周世忠，50岁，福州军区参谋长
康林，52岁，二十八军军长
郑国，49岁，三十一军政委，福州市军管会主任
尹明亮，55岁，闽北指挥部政委
杨思禄，52岁，福州军区空军司令员
康烈功，53岁，海军福建基地司令员
魏金水，61岁，原福建省省长
刘永生，64岁，原福建省副省长
陈洪波，47岁，福建林学院副院长
张益飞，32岁，第二化工厂气焊工，八二九派工总司负责人
黄祖德，33岁，福建省机器厂电焊工，革造会派工人联络总站负责人
石祥松，37岁，第二化工厂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工人出身，革造会派工联总负责人，中共党员
宋建云，39岁，南平水泥工人，南泥联总负责人
江城防，37岁，龙溪机器厂工人，八二九派龙溪主力军负责人
陈烈忠，23岁，三明化工厂工人，三明“一•二八”负责人
周婵娟，女，27岁，福州灯泡厂工人，八二九派省工总司代表
苏千永，27岁，福建林学院学生，八二九总司代表
黄茂玉，47岁，闽侯城门公社副社长，劳模
洪阿锦，27岁，霞浦县三沙渔业大队渔民
彭国华，36岁，原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助教，八二九派省机关总司负责人

福建两大派为革造会（福建省革命造反委员会）和八二九（福建省八二九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另一更激进的小派别“四二○”革造会已因遭到中央否定而被排除于“三结合”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