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记　忆　　　　　　　　　　　　２００９年５月２０日第１３期
ＲＥＭＥＭＢＲＡＮＣＥ　　　　总第二十三期
　　　　　　　　　　　　　　　２００８年９月１３日创刊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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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简讯
丁 东 老学者夫妇完成篇幅浩瀚的文革资料汇编——周良宵、顾菊英编撰的《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出版

书评与序跋
周良宵 顾菊英 《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总序与分序
胡 化 《问史求信集》的特色和意义

史林一页
余汝信 汪东兴九届二中全会华北组发言解读
杜钧福 文革初期高度保密的“西公”专案

口述历史
我们怎样走进文革——崔之清教授访谈（节录）

文革遗产研究
顾 土 文革思想遗产断想（二）——质疑“战争危险”

文摘
李 辉 1963年：母爱教育的批判——红卫兵行为的历史根源初探

故纸堆
汪东兴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华北组的发言

小资料
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常委名单
编读往来

1、 陈蔚德谈陆小宝文 2、庄瑞菁关于陆小宝文的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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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老学者夫妇完成篇幅浩瀚的文革资料汇编
——周良宵、顾菊英编撰的《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出版

丁 东

最近，一对年逾古稀的夫妇完成了一项篇幅浩瀚的文革研究资料的编撰工程。他们就是今年78岁的周良宵先生和75岁的顾菊英女士。他们夫妇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机构长期从事史学研究，是元史和蒙古史领域卓有成就的专家。他们晚年转入文革资料的搜集和整理，李慎之生前曾力表支持。经过多年努力，他们完成了长达600万字的文革资料汇编，并于2008年底由香港新大陆出版社有限公司公开出版。
这项成果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十年文革前期(1965•11—1969•4)系年录》，约250万字，以编年体方式逐日记载了文革前三年的重要事件。第二部分是《十年文革中首长讲话传信录》，约300万字，共收录文革期间“中央首长”讲话1100余篇。第三部分是《十年文革大事记》，50余万字。前两部分是光盘，第三部分是纸质书籍。《十年文革大事记》前，有作者撰写的长篇序言，表达了作者对文革的痛切反思。
作者在序言中说：“我们这本册子所保留的却很难说有哪一篇是真话。这里面有的是装腔作势，挟虎皮以吓人；心口相违，虚与委蛇以作态；有最肉麻的歌颂吹捧，有昧良知的攻击中伤。在人生百态中间，所有最虚伪、最丑恶、最阴险、最凶残的东西都可以找到。表演者们都是文化大革命中大大小小炙手可热的所谓首长。当时的运动，主要就是通过这批首长们的讲话来进行导演、部署和节制的。因此，它虽然满纸谎言，却是研究文化大革命必不可少的原始资料，值得我们整理、保存。”
值得称道的是，讲话者既包括毛泽东和被官方否定的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也包括被定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周恩来、陶铸、李富春等。作者不以官方结论划线，为尊者隐，而是一概收入其中，体现了努力还原历史真相的良史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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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与序跋】

《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总序与分序

周良宵 顾菊英

总序

这一部总名为《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的书包括：之一《十年文革前期(1965•11—1969•4)系年录》、之二《十年文革中首长讲话传信录》和之三《十年文革大事记》三种互有联系又各自独立的书。《系年录》是逐日记事，因事而详系有关原始材料和参考资料。但由于1969年4月九大闭幕以后，斗争已主要在中央高层进行，地方的混斗也纯粹流为争夺本地权力的派仗，特别是群众组织的出版物与传单皆被取缔，所以无法再采日录的形式逐日详细提供史实，只能以附录形式编写成1969年5月至1976年10月6日的《大事记》‚以足全书。《系年录》与《传信录》两种书都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流传在社会上的原始资料的结集。我们的目的就是抢救和保存这些已濒于灭绝的原始资料，为后世的文革研究提供当时在社会上广泛流传的史料。鉴于这两种书都是厚重的原始资料集，一般的读者很难、也没有必要直接利用它们；而对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大致进程又要求有所了解，所以，我们节取了《系年录》的纪事部分‚加上1969年5月至1976年10月6日的简要纪事，编成为一个节本《十年文革大事记》，以便广大读者阅览。同时，我们也把《系年录》和《传信录》两本资料集作成光盘，随《大事记》发行，以利有需要的读者作进一步的研究。我们深信，研究文革，虽然在今天仍处文网厉禁，但在不远的将来，肯定是中国现代史研究的重要课题，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个工作能对后来者有所帮助。由于条件的限制，我们的工作，遗漏、错误的地方定会很多，我们期待大家的批评和指正。

《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之一
《十年文革前期(65.11－69.4)系年录》序

这本书是从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发表，到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这三年多、也即是文化大革命最高潮时期的编年纪事集。它是一本实录体的原始资料汇集，目的是尽可能地保存那些当时在社会上流传的文献，为后来的研究者们提供第一手的资料。这些材料，尽管现在人看起来，荒唐、横暴、无法理喻，而当时的群众就是根据它的精神运动的。如果不通过这些横暴荒唐的材料，后来人又怎么能够再了解这亘古未有的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呢？
所谓的文化大革命，的的确确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毁灭性的政治风暴和灾难，是留给中国人不容忘却、亟需深入总结的复杂课题。它是毛泽东革命思想发展的最高峰，(应该严肃地指出：在所谓文化大革命中所出现的一切灭绝人性，蹂躏人权和仇视知识与知识份子的悖乱行为，以及歇斯底里的阶级斗争理论，都是以毛泽东的一贯理论为依据，并且是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延安整风运动乃至建国后的一系列运动的左倾顽症中积聚与发展而来的。久已有之，于今为烈，如是而已。)是其无上权威的彻底破产；它是中国共产党机体上致命浓疮的全面溃烂，是人们对社会主义信仰的最终破灭。不单止此，它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浩劫，既表现在对民族传统文化的野蛮亵渎与毁坏，还导致于传统道德的堕落和沦亡。文化大革命是由毛泽东“亲手发动”和“亲自领导的”，他当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1976年春，行将就木的毛泽东回顾了自己的一生，说：他这一辈子只做了两件事，一是打倒国民党，解放并建设一个新的中国；一是发动并进行了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是把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当成自己最伟大的创造与勋业来自诩的。任何在这个问题上为毛泽东推卸罪责的说法都只能是掩耳盗铃，欺骗不了人的。说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的作为是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的辨白，更只能是一个用常识性辞语错误进行诡辩的低级玩弄。毛泽东本人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祸国殃民，既深且巨，罪责难逃，这是毫无疑问的。
然而，深入一步来检讨，我们就绝不能局限在指明某一个人的错误，而是要揭露和批判产生暴君与虐政的政治制度、理论体系，乃至于使它赖以生存和肆恶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其中也包括传统文化、民族性格等等方面的惰性因素。只有这样，才能解释毛泽东为什么会变成为神化了的暴君，而又为什么当他标新立异、一意孤行时，在上则群僚奴服，甚至在挨整致死时，仍高呼毛主席万岁！在下则数以亿计的人们，疯魔般地发动起来，为保卫一条自己也弄不清的“毛主席革命路线”竭尽愚忠。详细来检讨理论、制度的谬失和社会的痼疾等方面的原因是一个十分严肃、艰巨而又十分迫切的历史课题。历史研究的任务并不像某些破落的阔少所理解的单单是弘扬与继承祖辈的辉煌与荣耀；更为重要的也许还是反省和批判。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古老而又落后的祖国来说，尤其更应该反省和批判：为什么“地大物博”而又无力自强？为什么别人起飞而我们却在倒退？为什么专制主义在中国至今不得肃清？不能反省和批判的民族永远只能是落后、最终难免于灭亡。能够反省和批判才是我们民族扬弃落后，自新自强，迎头奋进，跻身于当代进步潮流的起点。而文化大革命，正是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理论、制度和中国民族劣根性的一次最彻底的暴露。抓住这些病征找出病因，痛下针砭，沉疴才有可治之望，中国才有得救之期。遗憾的是由于某些不可告人的原因，文化大革命的研究至今仍视同禁区。材料禁止流传，立论必依《决议》。为了一己的固权保位，讳疾忌医，置国家民族之前途与命运于不顾，一至于此，真是令人气愤！历史难道是可依靠禁毁而遗忘，可利用一纸决议来任意涂抹与捏造的吗？
正是有鉴于前述的原因，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亲历者，我们义不容辞地挺身出来闯这一禁区。我们认为，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是抢救和保存并初步整理将濒于绝灭的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原始资料。有的朋友听说我们从事这一课题，不无揶揄地问：你们能得到中央的档案和内幕吗？对于这一点，我们当然老实承认，完全不能。我们收集到的只有、也只能有当时流传在民间，人各皆知的资料。我们所能作的只能算是一部野史。但是，正史从来就不能取代野史，正史从来就必须靠野史来映证。发生在当时民间千奇百怪，常理难明的事件也完全不是官牍、正史所能包容的。可以毫不犹豫地说，离开了这些民间的资料，就根本不可理解和恢复当年文化大革命诡异和复杂的社会面目。谓予不信，可以把当时的官方权威报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找出来翻翻。那上面除了应该认真看待的堂皇而隐晦的社论与评论员文章之外，其余充斥满版的，半出谎言，半出伪饰，许多事实真相却是半点也看不到的。“尽信书，不如无书”，这就是一个例子。公开的报导尽是撒谎，内部的档案谁说又都是可靠？再说，今天我们连明清的档案也还不能充分自由利用，那么，等待文革档案公布，这又将是何年何月才能盼到？至于说谋发东窗，施行诡秘的拜占庭式宫庭阴谋，从来就是不会形诸官方文牍的，恐怕即使有朝一日档案公布了，也仍不能给我们提供明确的证据。北宋太宗赵光义的《太宗皇帝实录》我们今天是还可以看到的，但找得出“烛影斧声”的半点蛛丝马迹来吗？如果没有了野史，历史岂不更成了胜利者的独家消息？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会知道，当时流传在民间的资料是极其丰富的。不同的团体、甚至个人都可以编发小报、传单，对机关单位及其领导人进行揭露、批判。中央的一些领导人成天忙于没完没了的接见、讲话，这些材料也不胫而走，在全国风行。由于当时严格的保密控制被冲垮，一些原不能为普通人所可接触的文件、决议、指示也纷纷在社会上曝光。甚至一些党内最高的机密案卷也公开流布。所有这些材料(其中当然杂有赝品)，究竟实有多少，谁也无法估计。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们已大多毁佚了。一些图书馆的收藏则被限令销毁。几个大的图书馆里据说收藏甚富，但不允许借阅，更禁止复印。因此，我们在搜集时已经是困难重重。在全靠亲朋至友的帮助下，虽穷十数年之力，所得也止于此，离开实际甚远，实难免挂一漏万之讥。了解我们今天情势的读者，是能够谅解这一点的。好在本书的结构很灵活，将来有了新材料，发现了错误，增删补改，都很方便。我们也深知，这一项工作原不是我们两个人、也并不是一次修订就可以满意地完成的。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如果我们自己来不及作进一步修订，则谨以待后之能者。
下面，我们就编纂中的条例事项作一些必要的申明，以利于读者的利用。
一、文化大革命究竟应从什么时候起？到什么时候结束？其间怎样分期、分段？国内外的学者多有分歧。本书包括的时间是1965年11月至1969年4月，纯是从可收集到的资料着眼，没有更多学术上的考虑。其中分编、分卷，也只是出于一种提示，以便读者利用；每卷所载的时间内发生的重大事件，我们在标题后载明，也是为便利读者查找。
二、本书逐日记事，就事而采录有关的原始资料和参考资料。原始资料尽可能全文照录，参考资料则多重点摘抄。据实录存，完全不论其中的观点是非。
三、本书记录，主要限于北京地区的运动情况。地方上所发生的一些有关全局和具有某种典型性质的事件、可资参考者，也间作记录。至于各省市运动的具体情况，当各有专著，决非我们这一种综录之所可得而详。
四、对书中有关人物的臧否、事件的评骘，将是后来研究者的课题，我们的责任则是如实地保存原始资料的本来面貌。显然，它们并不代表我们的观点，只是在取舍，编排上是贯彻了我们的意图的。
五、原始资料中，传抄翻刻，鱼鲁亥豕之处实多。不同版本也往往面目各异。我们只能择善存之，且一仍旧貌，尽管它有时文义难通。
六、一些文化大革命以后发表的平反、定案和批判、回忆的著作，对事实有所补充，错误有所订正，或有助于后人了解情况者，我们也间或作为附录，加以摘引。但是，它们同样不代表我们的观点。
七、在某些地方，我们作了些按语，主要目的仍在于帮助读者理解当时的情况。但也有的地方，间出己见，有所议论，亦情之所至，姑妄言之，痛定思痛而已。
八、由于材料的阙佚，一些事件被遗漏、甚至发生错误，实所难免，切望读者不吝教正，以利修订。
最后，我们在这里还要谨以至诚感谢所有真挚、热情、无私和关心我们这一工作的朋友，是他们慷慨地赐予我们多年珍藏的资料，提供一切可供利用的条件，大大地丰富了本书的内容。有的朋友帮助我们通校原稿，提供修改意见。没有他们，这一工作是绝无法完成的。碍于时势，我们在这里不能逐一把他们的名字列出来，以免不必要的麻烦。但他们的襟怀，他们的情谊将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中，与本书同在，与天地共存。

《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之二
《十年文革中首长讲话传信录》序

传信录者何？乃源源本本辑录文化大革命中所谓首长讲话之文，以传信于后世也。
巴金老人在历经磨难之后，沉痛地告诫人们要讲真话，他还建议成立文化大革命博物馆，通过博物馆来给文革讲真话。讲真话，自然是没有人敢出来反对的，谁反对谁便是赞成讲假话，专以假话谋生的骗子也是不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来冒暴露自己伪恶真实原形的危险的。对文化大革命嘛，上自当今权要，下迄市井凡人，一致斥为“浩劫”，敢于公开为其辩护的人，也是几乎没有的。然而，巴金老人建议建立文革博物馆，为文革说句真话，以昭告国人和后世的意见却实际上被封杀下来，至今如石沉大海。原因很清楚，就是我们的当局者们害怕，至少是不愿意在文革这个问题上讲真话。这一点，从当局对文革的研究和对有关著作的严密控制，就是不争的明证。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是用泯灭的手段，来制造忘却。并以清理为名，销毁关于文革的材料，并严禁其流传，也是这个政策的有力证明。
然而，我还是有记忆的。我清楚地记得在当年六•四天安门硝烟未散、血渍未干的时候，一位号称是德高望重的老太太匆匆忙忙地跑出来，让大家忘却。我的心凉到了冰点。我仿佛看到了在慈祥的老外婆背后拖着的狼尾巴。为凶犯拭尽屠刀上的血痕的人，不是同谋犯，也是有意无意的帮凶。这一点，一切善良的人们是不应该忘记的。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我们服膺巴金老的号召，主张讲真话，然而，我们这本册子所保留的却很难说有哪一篇是真话。这里面有的是装腔作势，挟虎皮以吓人；心口相违，虚委蛇以作态；有最肉麻的歌颂吹捧，有昧良知的攻击中伤。在人生百态中间，所有最虚伪、最丑恶、最阴险、最凶残的东西都可以找到。表演者们都是文化大革命中大大小小炙手可热的所谓首长。当时的运动，主要就是通过这批首长们的讲话来进行导演、部署和节制的。因此，它虽然满纸谎言，却是研究文化大革命必不可少的原始资料，值得我们整理、保存。遗憾的是这些东西，都是见诸当时社会上的传单，记录本有差异，搜集又不可能周全。所以，除了肯定多有缺漏之外，语义不明、文句错讹之处更是难于补救。除明显的错别字外，我们当然无权作任何加工修改，一切都保持旧貌。这，也算是存真。

《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之三
《十年文革大事记》序

浅论所谓文化大革命（节录）

制度的改革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在剪除前进通道的障碍后所要进行的寄意深远的“伟大”梦想。在权力争夺中一贯奉行实用主义，在权术运用上登峰造极的毛泽东，是向来最喜欢以一个思想家、理论家，古今中外、博及群书、无所不通的学问家出现的。他自吹《资治通鉴》读过十七遍，但《资本论》却没有看过一遍，但他仍然大言不惭地自命为马克思的正传宗主，并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新的极峰，他倒刘也绝不愿让人看出来是权力的争斗和私怨的报复，而是深奥莫测的理论斗争、路线斗争，尽管什么是修正主义，他至死也并不清楚。因此，在倒刘的同时，他又把他一心向往的理想主义改革抬了出来，唬弄无知的人们。在运动初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里，就确立了运动的斗、批、改三阶段：“我们的目的是斗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一句话，他毅然发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是要打破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新世界。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就林彪在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的呈报中写了一通充满哲学遐想的著名批示，即所谓《五•七指示》，其中说到：
（略）
这个冗长的批语，与稍后的《五•一六通知》，堪称双璧，充分地暴露了毛泽东思想的真实性质。1966年8月1日，《人民日报》曾就这个批示写了题为《全国都应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的社论，文章说：“毛泽东同志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经验，研究了十月革命以来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各种经验，特别是吸取了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教训，创造性地对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些问题，作出了科学的答案。”真是推崇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然而实际的情况又是什么呢？
王禄林先生在《五•七指示初探》中指出：“五•七指示实际上是毛泽东的建设一个新世界的宣言书，它寄托着毛泽东的政治抱负和社会理想，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正在于通过‘砸烂旧世界’，达到‘建设新世界’。《指示》就是这个新世界的纲领。《指示》与《五•一六通知》是互相映照的姊妹篇。一个主旨在破，一个主旨在立。一个是砸烂旧世界的纲领，一个是建设新世界的蓝图。”王先生同时也指出：毛泽东新世界的理想蓝图是一个“以自然经济和平均主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模式。”“毛泽东晚年的一系列错误，都可以用他的‘左’倾社会主义模式来说明。”
这是正确的。细绎《指示》全文，我们不仅可以知道，这一纲领是解放战争时期毛式军事共产主义的延续，同时也让我们仿佛看到了1958年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身影。它是构成毛泽东思想的固有真髓，是构成毛泽东思想两大内容的一个重要方面。毛泽东思想的两大组成部分，一就是空想的毛式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就是他暴烈的阶级、阶级斗争学说。毛的这个新社会，不是通过社会生产高度发展来完成，而是通过阶级斗争来完成。因此，它必然是，也只能是一场穷过渡，一个暴力的过渡。这是典型的封建社会主义，农业社会主义，而根本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根据这个理论，1949年建国以后，毛泽东就马不停蹄地在这个又穷又落后的国度里急不可耐地借暴力向社会主义过渡。于是，运动一个接一个，斗争一阵紧似一阵，由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工商业改造、农业合作化、反右斗争、大跃进、人民公社，进而反右倾机会主义，实行的就是这个穷过渡、武过渡。结果，迎来了三年困难时期，碰得头破血流。但他仍然豪气十足，犹自认为“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他仍然拒不承认自己有任何错误，而把失败归结于别人没有遵照他的指示办事，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道路。几年以后，他卷土重来，打倒了为他擦屁股有功的刘少奇、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的旗号下，变本加厉地在他一贯坚持的穷过渡、武过渡的道路上，把国民经济推向了崩溃的边缘，把人民驱到了灾难的深渊。不仅如此，他还声明，这样的运动今后每七、八年都要进行一次，直到把中国带进他设计的天堂。
事实表明，在解放以后的许多重大时刻，毛泽东在瞻望前程、抒发理想时总是魂牵梦萦地忘不了他的理想梦，他大不满地表示，在进城以后，官做大了，条件好了，干部染上了官僚主义，脱离了群众，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根源。他不懂装懂地从马克思著作中捡来了“资产阶级法权”这一概念，把现实社会中工人实行八级工资制、军队的军衔、干部的薪给，都视为资本主义这个恶魔的罪恶，大加挞伐，总是盘算着赶快把它废除。这种想法，浸透了毛全套社会主义的构想，贯穿了从解放后直至文化大革命的全部过程。关于文革以前，我已有专文讨论，现在就单论文革中的表现吧！
1966年12月初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提出了消灭“资产阶级法权”（当译为“资产阶级权利”）取消实行薪给制的问题。他说：
搞供给制，过共产主义生活是马克思主义作风，与资产阶级对立。我看还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好。二十二年的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就不行了呢？为什么要搞工资制？这是向资产阶级让步，是借农村作风和游击习气贬低我们。结果发展了个人主义，讲说服不要压服也忘了。是不是干部带头恢复供给制？
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例如争地位、争级别、要加班费、智力劳动者工资高、体力劳动者工资少等，都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残余。‘各取所值’是法律规定的，也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将来坐汽车要不要等级？不一定要有专车。对老年人、体弱者可以照顾一下，其余就不分等级了。我们的党是连续打了二十多年仗的党，长期实行供给制，从几万人增加到几百万人，一直到解放初期，大体上是过平均主义的生活。工作都很努力，打仗都很勇敢，完全不是靠什么物质刺激，而是革命精神鼓舞。
12月6日，周恩来大概是针对毛的这一段讲话，曾经委婉地表示：“现在实行供给制，一定要把思想基础打好，才能实行。不然，大家都实行供给制，也不行嘛！”12月18日，江青在一次讲话中还提到：“最近我们想把级别搞掉。”表明这个问题又一次出现在毛的考虑之中。
1967年4月29日，毛泽东在他的《一个指示》中说：
“(三结合)要有群众参加。十几年了，我们脱离了群众。四九、五○、五一、五二年群众欢迎我们，那个时候干部吃住很简单，吃小米，住帐篷。进城后搞薪金制，群众就不欢迎我们了。”在当时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的会上，他又说：“我们党在49年、50年、51年这三年当中，群众是拥护我们的，是尊重我们的。因为当时是艰苦朴素，吃小米，住帐篷……52年以后情况就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我们干部在群众当中开始受冷落。当时，在干部当中实行了薪金制……薪金制我是不赞成的。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是要把它改变过来。”
在“五一”节会见干部，他还特别指示：“为避免脱离群众，以后实行供给制，取消薪金制。”
1974年10月20日，毛泽东在接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也说到：“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他指令张、姚写这方面的文章。姚文元随即写了《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张春桥写了《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文章反复申述“消灭资产阶级法权”。张、姚还选编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供国人学习，特别指示“各级党委一定要把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抓紧、抓好。”“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1975年5月，有人提议对农村中不同自然条件和生产效率高低的生产队进行粮食征购时，将好的定价低些，差的定价高些，以消除“事实上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毛立即批示，进行试验。8月，毛又亲自对陈永贵的《对农村工作的几点意见》作出批示，要求政治局讨论所提出的在短期内将人民公社的核算单位由生产队过渡到大队的问题，并在九、十月召开农村工作座谈会，又一次企图再搞穷过渡。
上述材料表现，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毛所孜孜以求的都是在为限制和消灭“资产阶级法权”而奋斗。他所追求的正是在本质上是乌托邦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封建社会主义，正因为如此，在所谓文化大革命中，在彻底打倒旧文化、树立新文化的嚣嚷中，沉渣泛起，一些反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在中国都浮上了历史的前台。
杜蒲《极左思潮的历史考察》一书中，分析了在文革期间流行在中国的三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概念，一种是非商品经济的社会主义观念，即否定商品经济，把它当成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权利），必须限制。这一点，从人民公社到五•七指示，都贯彻这一精神，这是大家都很清楚的。二是营房式的的社会主义观念。所谓“营房式”，是马克思用来形容那种以小生产为基础组织起来，带有军事集体化和平均主义特征的社会主义，他们也把它称为“粗陋的”或“禁欲主义” 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在革命战争期间，以军事共产主义为名，为毛泽东所特别称赞，而且在解放以后，极力在新中国环境下继续推行。它的核心就是自给自足的小农平均主义。三是以贫穷、愚昧为核心的伪社会主义观念。穷则革命，富则变修，一张白纸，好写最新最美的图画。所有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都是毛泽东小农社会主义思想的写照。（第54—60页）
应该指出“资产阶级法权”，确切的译法应该是“资产阶级权利”，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提出来的，是对拉萨尔的批判。毛泽东有没有读过《哥达纲领批判》一书，自难肯定。但他对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权利”完全是误解，把自己站到了马克思所批判的拉萨尔的立场，这是肯定的。1983年出版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也明白指出了这一点。对马克思的重大原则误解、曲解，而大加挞伐，这发生在一个自命为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上，真是只有让人啼笑皆非，不知该怎么讲才好。按照这样的路子再胡搞下去，中国真不知会沦落到什么地步。值得庆幸的是在他这个伟业还来不及大力推行时，他就去见马克思了。人一死，四人帮也就迅速彻底垮台。然而，这一通不世之业虽成为泡影，但在这种思想指导之下，毛在文化大革命中通过一系列所谓社会主义改革，确是干出了许多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业绩”来。
在政权建设方面，革命委员会的建设无疑是毛最得意，但也许是最荒诞的杰作。“夺权”，实际上是两派。甚至几派为抢夺一颗公章轮番恶斗，它形成所谓文化大革命中又一旷世奇观。在全国夺权完全是一个冲动而轻率的决策。毛泽东把聂元梓的大字报胡吹为什么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人民公社宣言。他是要把巴黎公社的旧剧百年之后在中国重演。因此，上海一月夺权后就立即打出“上海人民公社”的招牌。但最后权衡得失，还是放弃这个心向往之的革命名称。决定“还是革命委员会好。”关于革命委员会的组成，几经改易，最后确定为“三结合”，即有革命干部的代表，有军队的代表，有革命群众的代表。1968年3月30日两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刊（《红旗》杂志）发表的社论《革命委员会好》中，说“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其实这纯粹是欺世盗名之谈。这种作法不仅加剧了党政不分、军政不分的旧存恶习，其它的所谓优越性不是徒具形式，就是反使旧有的劣质更有了变本加厉的恶性发展。至于说到精简，事实上完全是脱离实际的空想。毛指示张春桥，上海搞二十个吧！李雪峰在河北就曾扬言，省革委会要精简到120人。都不过是一句空话。毛泽东“勇敢地”把国家机关、包括行政组织到公检法都冲垮了，但是军队却视为命根子，并靠它来接管政权。在原有的干部认为都不可靠，仍然软禁在五•七干校劳动时，于是把一大批转业军人安置到革委会来，这批军人文化水平低，根本不具备必要的业务知识与技能，这个政府的效能就可想而知。要想办事，最终还得把那些在五•七干校的业务人员召回来，因此，文革后期，成员非但没有精简，反而又增加一倍。至于领导干部，运动的每一阶段都有人被冲击靠边站，后来又查无实据而官复原职，一个机关往往出现官多兵少的奇怪现象。所谓“巴黎公社原则”，更是骗人的鬼话。正像马克思所说的，历史现象往往惊人地相似，但如果1871年的巴黎公社是作为悲剧出现，那么，第二次在毛主义的表演中，就成了一个讽刺性的笑剧，尽管招牌打得是一样的。
所谓“改”在教育领域中造成更为巨大的毁灭性效果。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受到致命冲击的就是教育界、文化界。红卫兵一起来造反，教师就首当其冲。无知冲动的中学乃至小学生，任意给他们的老师加上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思想的罪名，把对教师的人格污辱、恶作剧的虐待和任意打骂当成为革命表现。肆行凌辱。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期，还以批判“师道尊严”继续作践他们，连一个剧本《园丁之歌》都当成资产阶级右倾复辟潮流而大张挞伐。整整十年，学校先是被造反派整成一个底朝天，继而虽说要复课闹革命，但仍然派仗纷纭，学生完全没有任何约束，上课可有可无，考试就交白卷，因此国家在教育上出现十年以上的可怕断层。这真是一个古今中外都不曾有的文化灾难。后来大学入学的试卷中，考生竟有1/2+1/2=2/4；“孙中山”、“阎锡山”这座“山”究竟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的天大笑话。毛泽东把学校诬蔑为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思想的大染缸，甚而至于把整个包括解放后十七年共产党领导下的所有学校，都毫无例外地全盘否定。1971年4月至7月中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了臭名昭著的所谓“两个估计”，宣称建国以来的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教育制度、教育方针和方法几乎是旧的一套。”“大多数的教师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两个估计”彻底否定了中国的教育，所有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都背上了一个旧学校培养出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恶名。为了赎罪，他们必须发配到农村去，接受农民的再教育。
毛泽东拟定的教育改革，在农村，小学由贫、下中农组成的管委会来领导，城市则走工厂办学的道路。彻底贯彻他一贯的仇视文化、仇视知识分子的政策，让外行领导内行，甚至荒唐到选派工、农、兵学员进大学，让他们“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简称为“上、管、改”。真是斯文扫地，千古所无。其结果是造成人才凋零，学术倒退，文化破碎，愚昧大行。在世界的文化竞赛大潮中，我们白白地耽误了宝贵的时光，在许多学科中，成了一名可悲的落伍者。
文化界的状况也是惨不忍睹。像老舍、傅雷这样的优秀人材，都在不堪凌辱下走上自杀的道路，有的则在揪斗中惨遭残害。罹这种浩劫而死去的人太多了、太多了。他们很多都是国家瑰宝、民族精英。就都这样冤屈无告地被摧残。这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德政”。毛泽东在文化战线上执行的两手，其一就是“破”，也就是批判，几乎是没有不被批判的专家学者。没有不受批判的文化学术行业。上至孔夫子的“克己复礼”，广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都在大批大破之列。诬栽、污辱、谩骂、威胁，无所不用其极。毛泽东宣称，大破就是大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他自认这是辩证法，其实，这完全是诡辩。文化的发展，只有革新，而不能有什么革命。革新是在批判继承中的发展。破只不过是批判，不能简单归结为便是立。两手的另一手就是“禁”，报纸就保留几家党报，刊物就存下一个《红旗》。出版物就只有毛泽东著作。图书馆遭封存，娱乐性的场所被封禁，文化成了一片荒滩，学术只留下一片空白。革命的惟一“创造”就是由“文化大革命旗手”江青挂名牵头所炮制的“样板戏”。它们被钦定为毛泽东思想教材，用纪律强迫人们学习。说来应是惭愧，毛泽东以标榜文化革命为名，像一头水牛进了瓷器铺，糟蹋了全部文化领域，但他以社会主义名义作出的“改”，或者说“立”，却只有几个因与文革直接联系而至今令人看而反胃的“样板戏”。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和讽刺。
综上所述，毛泽东是怀着向他所设想的毛式社会主义无所顾忌地推进而发动文化大革命，推倒刘少奇，重新夺取第一线的权力的。他还希望通过取消“资产阶级法权”，不断革命，达到他的理想目的。然而，年寿有尽，而遗憾无穷。“万岁”声中的毛泽东还是死了。地球毕竟照样在转，历史总是无可阻挡地向前进，任何人，无论他活着时权势如何强大，谁都逃不过历史的审判。在这个审判台前，一切权谋，一切谀颂，一切谎言，一切伪饰，都会得到公正的裁判。我深信这一天总会到来！

此序原文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对文革进程的概述，本刊节录的是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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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与序跋】

《问史求信集》的特色和意义

胡 化

对于文革研究界来说，很难对大陆公开出版的书籍抱有太高的期望。因为几十年来文革领域一直是出版的严控区，有关文革的书籍数量极少。但是，说严也是相对的。某些讲述文革的小说家言，某些按官方规定结论敷衍成文的文革人物传记，还是可以出版发行，在市面上流传的。难出的是对文革历史真相有新的揭示的著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阎长贵、王广宇合著的新书《问史求信集》（红旗出版社2009年4月出版），便是一个难得的例外。书中讲述和考证的中央文革的职能和办事机构的设置、人员配置和日常工作，陶铸成为“四号人物”的原因，“揪军内一小撮”是不是王力、关锋的发明，“按既定方针办”的产生经过，“五一六兵团”真相，肖力在中央文革的情况，批斗王光美的穿着安排是谁的授意，“二月逆流”会议记录稿的产生经过，特别是两位作者直接耳闻目睹的有关毛泽东、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和中央文革其他成员的种种细节，都颇有新意。
阎长贵、王广宇两位先生的身份很特殊，他们既是严肃认真、训练有素的学者，又是历史内幕的当事人，兼文革研究者和历史在场者于一身。文革前，阎长贵是《红旗》杂志编辑，王广宇是马列主义研究院研究人员，都在陈伯达、关锋、戚本禹等人领导之下供职。1966年，分别抽调到新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组工作。1967年初，阎长贵担任江青的机要秘书，王广宇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亲历了文革高潮时期政治中枢的许多重大事件。一年以后，他们被诬入狱、劳改，直到1979年平反。
近几年，阎长贵、王广宇二位先生集中精力回忆和反思文革，这本书就是回忆和反思的一个结晶。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大多已经过世。周围了解内情的人员，有的不愿意回忆，有的不善于反思，有的不长于写作。目睹师东兵、林青山、叶永烈等人的伪史学作品的广泛流传，痛感于一些官方学术著作对讹传之说的采信，阎长贵、王广宇站出来廓清史实，分辨真伪，以亲身经历和可靠文献追求信史。这种对历史负责的精神，赋予了此书不同于众的品格。
当时在中央领导人身边工作的人员，其实有一个松散的交往圈子，他们相互之间比较信任，交流较多。外界人员不论是囿于阅历，还是其他原因，走近这个圈子并不容易。而阎长贵、王广宇先生，正是这个圈子里的人。
我是近几年和阎长贵先生相识的。最初是在凤凰卫视看了他的口述回忆，其中谈到江青随时可以从钓鱼台回中南海见毛泽东，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在吴迪家第一次见到他。原来他居住的小区离我家不远，又有共同的兴趣，于是来往渐多。我知道，他和毛远新、谢静宜等当年政治核心的知情人都有联系。去年我拿到史云、李丹慧的新著《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发现里面有一些新的说法，比如说华国锋接班是毛远新向毛泽东推荐的，于是向阎先生求证。阎先生很快给远在江西的毛远新打了电话。毛远新当时给他的答复就在《问史求信集》418页：“我有什么资格和权力向主席推荐接班人？再说，我对华国锋一点也不了解。他又说，对于接班人，毛主席最属意和看重的还是张春桥，认为他有思想，有能力。毛主席是问过我对张春桥的看法，我也说，他有思想、有能力，但我说他不能团结干部，往往不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有点阴。毛主席当时在几个副总理中间翻来覆去地琢磨，最后选定华国锋。他选定华国锋做接班人，还是想叫张春桥做‘军师’。毛远新说，主席叫我跟张春桥传这样一句话：‘从1935年遵义会议起我不是就做了十年的副手吗！’——意思很明显，毛主席要张春桥安心做副手。我把毛主席这句话向张春桥传达了，也向华国锋说了。” 《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里还谈到谢静宜托王海容、唐闻生捎话给毛泽东说，她有错误可以批评她，不见她，她有些难过。阎当即和谢静宜通电话问及此事，谢说：“我何需通过她们向主席为我说情？”
阎、王两位在文革初期被重用了一年多，后来却关到监狱长达八年，吃尽了苦头。按说，他们对构陷其入狱的江青等人应当恨之入骨。但在研究相关历史时，却能秉持史家风范，“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江青垮台后，国内舆论对她在上世纪30年代的活动基本上是负面评价，阎长贵却说她当时是一个爱国的、革命的、进步的青年，为提高妇女地位、争取妇女解放，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做了不少有益工作。和她后来做的坏事相比，30年代是江青的“黄金年代”。阎长贵特别考证，传说毛泽东和江青结婚时，中央政治局对此有“约法三章”，限制江青参政，不是事实。说文革开始不久，毛泽东就厌恶江青，也不是事实。直到1975年，毛泽东还对毛远新说：“你帮帮她（江青）的忙吧，我们家剩的人不多了。”
阎先生写成《所谓毛泽东和江青结婚“约法三章”》一文的初稿后，让我转给何方先生一阅，并和我一起到何方家中求证。何方多年担任张闻天的助手。张闻天夫人刘英是毛泽东和江青成婚经过的重要知情人。刘英晚年与何方有多次深谈。何方当面向阎长贵说，约法三章的确子虚乌有，刘英生前也是这个看法。阎先生为探史实，多方求证，其认真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当然，本书有些内容也可以讨论。比如阎先生不赞成周泉缨《“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一文的基本观点，提出反驳，这本来是正常的学术争鸣。但在驳论过程中引用《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若干中共领导人的言论来证明对方观点的不当，我认为似无必要。不论是中央的决议，还是领导人的言论，都是政治家主观意志的体现，而非衡量历史的客观尺度。学术争鸣，最好还是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我可以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我尊重你的表达权利。搬出这些，对方就不便和你在同一平台上讨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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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汪东兴九届二中全会华北组发言解读

余汝信

汪东兴1970年8月24日下午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华北组的发言，1997年官方出版的汪东兴回忆录只节录了其中极短的一小段（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44页）。据笔者所知，民间的全文版本，首见于2005年1月“仰天长啸”的网文《充满谎言的书——评汪东兴的〈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原载华夏文摘增刊第453期•文革博物馆通讯第287期与华夏文摘增刊第454期•文革博物馆通讯第288期，2005年9月5日、6日出版）。本文所附发言全文（注：见本刊本期“故纸堆”），据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所藏官方内部文本的复印件，经与“仰天长啸”的文本相比照，并无出入。

一、发言的三大“亮点”

纵观全文，汪东兴的发言有三大“亮点”：
1、对林彪表忠的语言份量远超出对毛泽东的表忠，甚至可以说，全文所见都是对林的表忠而未见对毛的表忠。
对林彪的表忠主要有这么几大段：“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的讲话。林副主席的讲话是很重要的，对这次会议有很大的指导意义。林副主席是我们活学活用主席思想的光辉榜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高，学得好，用得好。在关键的时刻，林副主席的态度是正确的。这种态度代表着我们的心意，代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心意。我很受感动，坚决向林副主席指出的这个方向前进，并且努力紧跟。”“林副主席还说，毛主席是我们党、政府、国家、军队的缔造者和领导者。毛主席的领导，是我们们取得胜利的各种因素中的决定因素。我还记得林副主席早就说过，没有毛主席，也没有我们自己。”“林副主席特别强调说，在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非常重要，非常重要。这一条是宪法的灵魂，是三十条中最重要的一条。这一条是我国革命经验中最根本的经验。”“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这些精辟、透彻的阐述。”
2、附和陈伯达，对党内“野心家”（实指张春桥）进行了不点名的严厉批判。
陈伯达在华北组发言时的原话是“但是现在竟然有人胡说‘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些话是一种讽刺。”“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是宣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公报，但是竟有人说这些话是一个讽刺。这样的人要否定公报，要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吴法宪同志说过一句很好的话，就是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这是绝对办不到的。”“有的人说世界上根本没有天才，但是他认为他自己是天才。……我看这种否认天才的人无非是历史的蠢才。”（陈伯达在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华北组的发言，1970年8月24日。据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文革”十年资料选编》复印件）
汪东兴的原话是：“刚才伯达同志的发言，我也同意。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我们党内还有这样的野心家，这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路线，是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我看，这种思想是最反动的。我们不容许这种思想在我们党内泛滥。谁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和他拼到底。”“有的人不仅不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连毛泽东思想都不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可以识破这些坏蛋。（伯达同志：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欢喜的跳起来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把刘少奇簒夺去的权夺回来了，这个权如果再被坏蛋夺走，我们是不甘心的。我们的权一定要掌握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
3、鼓动在宪法修改草案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
据汪东兴回忆，毛在九届二中全会召开前即多次提出不设国家主席；中央宪法起草委员会向九届二中全会提交讨论的宪法修改草案，已没有国家主席的章节；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时的讲话，也没有涉及国家主席问题。汪是毛的传话人，中央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最清楚毛的态度。惟不可思议的是，汪在会议开幕前即鼓动设国家主席，在华北组发言时再次高调鼓动设国家主席。
汪称：“另有一点建议，根据中央办公厅机关和八三四一部队讨论修改宪法时的意见，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有的说不当国家主席可以减少些事务，如接见外宾等，事实上凡到中国来访问的外宾，绝大多数主席都接见了，到中国来的外宾，主席不接见他就不走。主席的接见，影响是巨大的。”“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这是中央办公厅机关的愿望，是八三四一部队的愿望，也是我个人的愿望。”

二、受骗说

汪东兴为什么要作上述十分敏感、针对性非常强的发言？
据1997年版汪东兴回忆录的说法，他是受陈伯达欺骗了。“我在会上也发了言。我当时没有识破陈伯达的阴谋，在发言中，表示拥护林彪的讲话，还说‘中央办公厅机关和八三四一部队讨论修改宪法时的意见，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这是中央办公厅机关的愿望，是八三四一部队的愿望，也是我个人的愿望。’”“在华北组的讨论会上，我一听陈伯达的发言就激动起来，没有认真分析考虑修改宪法时毛主席讲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的实质，更不顾自己的身份，以极不慎重的态度，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44-45页）
又据汪回忆录，当毛泽东8月25日严厉批评他“你汪主任了解我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还派你回北京向政治局传达过，你怎么又要我当国家主席呢？”时，汪辩解道：“我听陈伯达发言说，有人听到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就欢喜的跳起来，我很气愤。”
果真如此吗？非也！其一，陈伯达发言的主旨是关于天才的问题，指有人要否定公报，要否定文化大革命，通篇并无一字涉及国家主席问题。“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欢喜的跳起来了”是陈伯达在汪东兴发言鼓动设国家主席时的插话，是因汪发言才有感而发。汪回忆录把两者间的关系、时间顺序都弄颠倒了。其二，据知情者回忆，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前即鼓动设立国家主席。
据“仰天长啸”文：“1970年8月19日，毛泽东乘专列到达庐山脚下的九江市。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和江西省委书记程世清等人前去迎接。汪东兴是随从毛泽东到达九江的，当他见到吴、程二人后，只做了简单寒暄，就意气风发地说：‘在讨论宪法时，要提设国家主席，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不设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往哪里摆呢？”（“仰天长啸”文原注：程世清同志访谈记录，2004年7月）“二十一日晚上，汪东兴给吴法宪打电话说：‘邱、李两个老总都到了，你要抓紧给他们通气，要提议设国家主席。’汪东兴对当时在场的文道宏说：‘你告诉程世清同志在会上要提议设国家主席，明天委员们都到齐了，叫他（程）告诉江西的同志们，在会上要提议设国家主席。主席说不当国家主席，是主席的谦虚嘛，那不是真的。不设国家主席，毛主席怎么当我们的国家主席呢？”（“仰天长啸”文原注：程世清同志访谈记录，2004年7月）
笔者认为，在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华北组发言的汪东兴，是真正的汪东兴；1997年汪回忆录所极力要表现的汪东兴，是被党的机器所重新塑造出来的汪东兴。受骗一说，不一定就是汪的内心本意，而是组织上“安排”他要这样说的。正如一位看过汪东兴录音整理稿的知情者所揭示：“汪书中也确实有很多不符合史实的细节，根据我看到的录音整理稿，与后来出版的书相差很多。不懂文革历史的整理者不仅随意改写，而且画蛇添足地加了很多内容。这也是汪书被质疑的一个原因。”（史云《为了不忘却的记忆——答指正拙著之诸友》，载《记忆》2009年1月31日第3期，总第13期）

三、阴谋说

2006年8月红卫兵运动爆发四十周年之际，美国哈佛大学有关出版机构出版了美国著名学者Roderick MacFarquhar（国内音译名为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其实他还有一个中文名为马若德）和瑞典教授Michael Schoenhals（沈迈克）合著的英文版文革通史《毛泽东最后的革命》（Mao’s Last Revolution）。此书在西方史学界引起颇大关注，被推崇为“西方学术界迄今为止，有关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的一部通史”。上月中，星克尔出版（香港）有限公司在香港出版了该书的中文简体版。
该书的第19部分为“林彪的叛逃和死亡”。其中提及汪东兴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时称：“为什么像汪东兴这样与毛关系密切（不逊于任何一名政治局委员）的人会跳上反张的战车，让他的听众以为他在代表主席说话呢？支持毛是天才的观点，甚至提出毛应该重新担任国家主席，都只不过是另一个紧跟主席的例子。但是，汪相信参与联合攻击张春桥也是在紧跟主席吗？主席在批准林彪做开幕式讲话时对张春桥、江青含蓄的批评有没有触动了汪呢？”（原书注“会前毛、林谈话时汪东兴没有在场，但是他可以从叶群那里得知会谈的要点”。麦克法夸尔、沈迈克著《毛泽东最后的革命》，香港：星克尔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9年4月第一版334页）
该书接着说：“汪在其回忆录中声称，在毛盘问他关于国家主席的事时，他的解释是听到陈伯达的讲话后昏了头。人们会怀疑：为什么毛会在与自己如此密切的关键岗位上保留这样一个不可靠的官员。主席将痛斥陈伯达。为什么不痛斥汪呢？大有可能，汪做了主席希望他做的事情，而他自己还蒙在鼓里，即煽动起人们对于中央文革小组残余者们的情绪，让毛有藉口打掉忠于林彪的军队派系。”（麦克法夸尔、沈迈克著《毛泽东最后的革命》，香港：星克尔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9年4月第一版334—335页）
在将庐山九届二中全会诠释为“林彪也许想到过惩罚那个几年前军队的眼中钉的人物，从而笼络其支持者。陈伯达也许希望报复张春桥对他的羞辱。但是，不管陈毅说了些什么，康生又说了些什么，1970年庐山会议不都是对文革的再度攻击，而是文革受益者的派系之争，目的是争夺毛的宠信”之后，该书又说：“这个解释无法回答如下问题：毛在挑起这场派系之争中起了什么作用？几乎可以肯定，1967年毛对于中央文革小组的批评激起了‘二月逆流’，引蛇出洞让他得以批评最坦率地反对文革的人，并以此为藉口对他们进行批评，让他们靠边站。在1970年8月，毛当着林彪的面对江青、张春桥的含蓄批评同样给反对中央文革小组残余者的人们壮了胆，而这正是毛希望看到的事情。这一事件的最终结果是毛得以对林彪集团发动进攻，从而开始削弱军队在中共最高层的权势。”（麦克法夸尔、沈迈克著《毛泽东最后的革命》，香港：星克尔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9年4月第一版335—336页）
丁学良在为《毛泽东最后的革命》而作的“四十年研磨出这部著作”中称，麦克法夸尔曾对一些流传于中国大陆的“文革记事”发出疑问：“‘这些作者当时并没有机会与当事人接触，他们是怎么获知那些人内心的思考和情绪的？’按照严格的学术研究规范，那些文章的作者不能在这个关节点上毫无交代——你是通过阅读当事人的日记或遗嘱得知的？你是通过采访当事人的直系家属或狱中难友得知的？你是通过查阅当年审问当事人的原始记录得知的？你总得说清楚你的资料来源”。“这种实证主义的治史态度，在《毛泽东最后的革命》里时时显现：有几分资料，就说几分话；在资料不充分的关节点上就提出一种以上的可能性，让读者比较和判别哪种可能性的更高或更低。这种审慎的实证主义史学方法，特别值得当代中国作政治史研究的人看齐，在落笔的时候，不要情不自禁地把自己变成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孙大圣，具有看穿别人内心活动的特异功能。”（麦克法夸尔、沈迈克著《毛泽东最后的革命》，香港：星克尔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9年4月第一版xix页）
麦克法夸尔的疑问无疑是对的。惟笔者非常遗憾地发现，麦本人在评论汪东兴的发言时同样也犯了他指责别人所犯的同一类错误。《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两位作者立论的偏颇之处在于，他们将文革时期的党内高层斗争往往仅诠释为权力之争而似乎不存在思想上的分歧和冲突。如上述1967年的二月逆流和1970年的庐山会议，都被作者指为毛泽东引蛇出洞的阴谋诡计，汪东兴的发言，不过是毛引诱政敌犯错误的一步棋。事实果真如此吗？作者这样的观点到底有什么可靠的史料可以支撑？逻辑上它通过什么推理过程得以成立？作者所要求的“一种以上可能性”为什么在这里只剩下毛“引蛇出洞”一种可能性？故而，笔者认为，两位作者以上的立论，并不存在坚实的事实基础，“引蛇出洞”一说，也不过是“想当然”而已。

四、主动说

主动说，是笔者的观点。这就是说，汪东兴慷慨激昂的发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是主动、自愿的，既非受陈伯达的骗，亦非毛泽东阴谋的一部分。相反，应出乎毛意料之外——汪“差一点”被林彪、叶群拉了过去（实则思想上早已被拉过去了）。
汪东兴对江青、张春桥们的反感，由来已久，积怨已深，非自庐山会议始。“仰天长啸”算是一位深知内情者，他说：“在林彪反对江青祸国殃民，专横跋扈，反对中央文革奸佞擅权的斗争中，汪东兴也曾经是一个叶群分子。”在庐山会议之前，“有一次，汪东兴从东北出差回来，还没有休息，就把黄、吴、李、邱请到汪东兴家里来‘侃大山’，一侃就侃到第二天天亮。这一次林立果也去了，数汪东兴和林立果兴致最高，言谈最多。大家问：主席和江青究竟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汪东兴说：完全是两回事！……汪说：张春桥最不是东西，他以为巴结上江青就能接近毛主席。其实，上海‘一月风暴’是主席、总理、伯达他们指挥的，张春桥又滑胆子又小。张春桥想在上海搞什么卫星中心，主席没有同意。汪东兴还说：稳定全国的局势就靠军队了，你们几位老总是重任在肩啊！九大以后，不怎么提中央文革了，这个江青、张春桥，就是念念不忘中央文革……如果张春桥能靠边站，江青也很难有什么搞头。”
“仰天长啸”称，陈伯达也是一个对江、张不满分子。1970年8月22日晚，即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前一晚，“陈伯达到林彪住处，他非常希望林能在会上讲话。陈认为九大以后，‘无休止的运动’，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在继续发展，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长期处在这样的状况是极不利的，共和国承受不起，人民受不起长期的无政府状态。陈认为，造成这种局面，在主席那里起作用的主要是江青和张春桥。江青不能碰，碰碰张春桥是可以的。陈认为，如果林提出张春桥的问题，毛泽东肯定会支持林的。张春桥的问题不解决，对党的事业的危害实在太大”。
汪、陈都是想借林打张。如果说汪、陈有什么错的话，错仅在于他们与毛相处三十年，一个是毛的警卫，一个是毛的秘书，却并非真正了解毛。故而，他们选择向江、张（表面上仅是张）发难的时机不对。他们天真地以为，毛、江不是“一回事”，如果挺林反张，毛肯定支持林。他们错了，他们连带误导吴、叶、李、邱（黄还在山下，林彪的真实想法，我们没有材料）也错了。毛在世一天，江、张都是不能反的。关键时刻，毛的天平是向文革激进派而不是向老干部们倾斜的。1967年“二月逆流”的教训他们没有吸取（历史的教训往往难以吸取），毛泽东是宁愿不要林彪这个名义上的接班人（1973-74年，他也几乎宁愿不要周恩来），也要他自己的老婆，因为在毛的心目中，江青、张春桥才是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思想的真正传承者。
汪东兴这一次，只不过是干早了五年。对于毛泽东家族而言，毛犯的最大历史错误就是让汪检讨过关，“信任如故”，而对中国而言，中南海御林军的掌控权仍旧在汪手中，这未免不是一件幸事。毛放过了汪，汪却没有因此而感恩戴德地放过他的老婆，还有毛远新。没有汪主动、坚定的支持和参与，1976年10月之变绝对不可能成功。
正如笔者两年多以前所言：“1970年庐山的这一场斗争，是中共党内相对健康力量与文革极左派的又一次较量。因为文革极左派的背后有毛泽东的支持，党内健康力量以失败告终，甚至如林彪，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惟仅仅五年之后，1976年10月，文革极左派失去了毛泽东这座硕大无比的靠山，变得不堪一击。在某种意义上说，1976年10月的中南海之变，不过是1970年8月庐山这场斗争的继续。以打倒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而言，1976年10月的胜利者们与其说是继承了毛泽东的遗志，倒不如说是继承了1970年8月的失败者林彪的遗志——尽管1976年的胜利者们决不会公开承认这一点，然而，这却是铁一般的事实。”（余汝信《未可忽略的“一家之言”——〈吴法宪回忆录〉述评》，2006年11月。载网络电子版《华夏文摘增刊》第五四一期，2006年12月4日）今天，在研读汪东兴的发言之后，笔者更以为，以上一段话，一点也没有错。
200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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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文革初期高度保密的“西公”专案

杜钧福

1966年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期，在中国科学院等单位揭发出一桩代号为“西公”的中央交办专案。该专案于当年6至7月即“五十天”时期实施，由于7月中旬末毛泽东回到北京引起的反复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流产。由于该案始终未进入组织处理阶段，也因为当时的高度保密，此事一直未为学术界所知。
“西公”，是西北公学的简称。西北公学是延安时期专门收容被审查人员的“学校”。“西公”专案的目的是在1966年国庆节前紧急处理一批政治上的异己分子和不可靠的人，以利于文化大革命的开展。这正如红军长征之前处理一批敌军俘虏和阶级敌人，也如战争之前先清理内部。
“西公”专案的处理有五类：逮捕法办、劳改、“西公”、回乡生产、本单位监督劳动。其中“西公”又称集训，17级以上的（可能包括17级）送五台山，17级以下送上饶。去的地方，看样子类似西北公学，肯定失去自由，在批判这件事情时，大家称为集中营。上饶那个地方原来确实曾有过一个集中营，是国民党关新四军被俘人员的场所，非常有名，有一个电影就叫《上饶集中营》，可能就是同一个地方。所以，“西公”一词既为该专案名称，又为其中的第三种处理办法。作为处理办法，其性质似在劳改和回乡生产之间。
这一专案是用“单线联系”方式进行领导的，每一单位只有两三人承办并知道此事。下达时间大约是1966年6月份。从这个月的下旬起，各单位根据上级指示，对前一阶段积极贴大字报，给领导提意见的群众进行“反击”。专案的进行，就与批判这些准反革命分子相结合。对这些人的揭发批判，当然还有内查外调，形成了“反党分子”名单，然后从中精选出“西公”处理名单，也许是第一批名单。但是，这件事正在进行的时候，7月中毛泽东回到北京，说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于是受压制的群众乘机翻案，各级党组织受到冲击，原有部署被打乱，“西公”专案搁浅。直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期，即1966年底，这一事件才被揭露出来，群众知道了“反党分子”名单和第一批“西公”名单。在“西公”名单上，有前一阶段“造反”积极的人，也有并未“造反”而历史可能“有问题”者。知道了这一“阴谋”后，群情激愤，造反派空前壮大，保守派顷刻垮台。
这件事来自各单位当时的揭发，没有进一步的证据。但普遍相信确有其事。这是合乎当时文革领导者办事逻辑的。从5月底“首都工作组”成立后，即研究如何清除北京市内不可靠的分子，以放心进行文化大革命。所采取的第一步，就是先将已掌控的阶级敌人迁出北京，如“胡风分子”、美学家吕荧，右派分子葛佩琦等，就是那时候被押送走的。第二步就是采用“西公”专案清除单位内不可靠的人。这时恰巧有些本来不属于这类人员的群众起来“造反”，自己跳了出来，正好归入这一类。至于第三步，就是凭借红卫兵的力量，将社会上的异己人员赶出北京。这一步也许不是事先计划好的，但深合原定的战略目标。

【口述历史】

我们怎样走进文革
——崔之清教授访谈（节录）

时间：2006年3月1日晚7：00
地点：南京大学文科楼二楼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
访谈对象：崔之清
访谈者：卢元伟 梅雪莹
[崔之清：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曾任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现任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国台办海研中心特约研究员、江苏省海研会常务理事等职。文革爆发时是历史系四年级学生]

梅雪盈：崔老师，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们的访谈。我们想了解一下您在文革中亲身经历的一些事情。我们就从您进入南大以后开始吧。
崔之清：我是1962年入校的。到了1964年的10月份，我们班就到江苏省海安县的农村去参加“四清”运动。当时带领我们下去的是我们系的党总支书记斯维华。我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所以一开始并不是作为工作队的正式成员下去的，而是叫我随队到农村去参加劳动。一直到1965年的春天，那时候“二十三条”下来了，组织上才批准我参加工作队，叫我到驻扎在海安县胡集公社谢河大队的工作队搞文字材料。我们一直到1965年10月份才返回学校，在那里搞了一年。
回来以后不久，校长匡亚明就召开全校大会，他在大会上问大家：“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教育怎么办？”然后他就提出要学习“抗大”，就是当年延安的那个“抗大”。怎么学呢？就是到溧阳果园去办一个南京大学溧阳分校，把所有的文科院系都搬到那里去，实行“半工半读”。
溧阳果园离南京大约有90公里，在现在的宁杭高速公路边上，当时那还只是一条沙石公路。我们是1966年2月份去的。本来叫我们打背包步行走到溧阳，但是很多同学走到了中山门就走不动了，后来学校就用车子把我们送到了溧阳果园。我们暂时借住在农民家里。当地的老百姓生活是很艰苦的，房子都是草房、土墙。住下来以后我们就在那里劳动建校。当时中文、历史、哲学三个系打通合并，按年级分成62大队，63大队，64大队，65大队。我们是62大队的。
参加建校劳动时有一点比较好，就是能够吃饱饭。大家每天劳动都有任务，体力消耗比较大，能够吃饱饭大家还是比较满意的。菜不太好，几乎没有肉吃，但饭可以吃饱。那个时候中国老百姓的生活还是比较苦的，大学生的粮食定量是三十六斤米，对我们来说能够把饭吃饱就很好了。
建校劳动期间什么课都不上了，不过有时候有一些政治学习。其实我们1965年秋冬从海安农村“四清”回来的时候，已经有一些文革的预兆了。当时姚文元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戚本禹呢就批判罗尔纲关于李秀成的评价。这个对我们的影响很大。我们当时就认为学习历史，研究历史，最重要的就是要讲“阶级”和“阶级斗争”，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解读历史。
当时毛泽东号召我们要“不断革命”，要“狠抓阶级斗争”，对外要坚持反对“美帝”和“苏修”。我们1962年进校以后，正碰上中苏论战高潮，中共发表了“九评”，说苏联是修正主义，我们是很正统的马列主义。当时的宣传学习资料还分析了“苏联为什么会出现修正主义”，大概的结论就是赫鲁晓夫他们这些人原来都是共产党员，后来他们腐朽变质了，变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我们当时笃信毛泽东的判断，相信修正主义在我们国家也有，搞“社教”和“四清”就是要揪出混在共产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所以我们下去搞“四清”的时候目标很明确，就是整那些“四不清”干部，从生产队里面的队长、会计，到大队、公社的基层干部。我们下去以后他们全部都靠边站，由工作队组织一些非常纯洁的贫下中农代表组成“贫下中农小组”，这些“贫下中农小组”在工作组的领导下把过去生产队队长的权力全部给拿过来，然后就每天组织群众开会，揭发那些队干部的“四不清”问题。
“四清”搞到1965年初，毛泽东又有了新的看法。他怀疑自己身边有赫鲁晓夫。他说资产阶级分子不仅仅在下边，不仅仅在基层，不仅仅在农村，上边也有；还说这些人有时候就睡在我们身边，我们大家要提高警惕。所以说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已经具备了意识形态的基础。他使我们这些人相信，既然中国要搞共产主义，就要把那些混进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统统清除掉。所谓“继续革命”，就是说过去是革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命，要推翻三座大山；现在则要开始革共产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干部的命了。具体到我们文教、学术领域，当时就是要批判一些老专家，毛泽东认为他们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是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
我们系的茅家琦先生在此之前也参与了关于李秀成个人评价问题的学术争论。他当时是我们历史系的副系主任，党总支副书记，年纪很轻。他写了一篇《论李秀成》的论文寄给《文汇报》。起初《文汇报》并没有打算发表这篇论文，可能是编辑部不赞同这篇论文的观点。到后来为了组织论战，他们有意识地把茅先生的这篇文章登载出来，目的就是要树立一个箭靶，为“左派”们提供一个批判对象。因此这篇论文的发表是一次有预谋的政治动作，是刻意设计的政治陷阱。
客观而论，茅先生的文章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他认为李秀成不是叛徒，而是一个有污点的农民起义领袖。但是这篇文章登出来以后，茅先生很快就受到了批判。江苏省委和学校有关部门组织人批判他，江苏的许多报纸杂志都点了他的名，他的党政工作和教学工作都被停止了。他是南京大学和整个江苏省较早受到批判的学者之一。
不过这种批判在我们班基本上没有搞起来。因为我们班同学对茅先生的印象很好，而且大家觉得那篇文章也没有什么问题，因为那是采用很客观的观点和实证的方法来评价李秀成的历史功过的。所以学生们对批判茅先生没有什么兴趣。相反地，大家觉得姚文元的文章写得很霸道，他批《海瑞罢官》相当蛮横武断，还很牵强附会地把历史与现实硬扯在一起。比如《海》剧里说到海瑞“退田”，姚文元就说是吴晗有意鼓吹农民分田单干；再比如那里面说海瑞要给被冤枉的人“平冤狱”，姚文元就说吴晗为什么特别强调这一点呢？他的目的显然在于为那些解放以后被打倒的“牛鬼蛇神”鸣冤叫屈。我们觉得姚文元的文章就是恶意构陷，利用学术批判整人。他那些观点简直是强词夺理、胡说八道！戚本禹的文章大家也不同意。我们觉得戚本禹的文章写得比较尖刻，会钻空子，有点无限上纲。
所以尽管当时报刊杂志上的批判运动声势浩大，实际上在学术与文化领域，在高等院校内部，尤其在一般学生的内心并没有太大触动。理科的学生根本就不感兴趣，他们整天就是搞他们的专业。文科的学生呢，像我们历史系的学生，就认为我们是学历史的，历史要讲历史主义，历史评价要讲“两点论”。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当然承认李秀成有历史的局限性，不过李秀成又不是共产党员，你不能用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他。我们认为用现代人的标准去要求古代人不够实事求是。我记得当时我们班在讨论《海瑞罢官》与李秀成问题的时候，只有两个同学比较左，支持戚本禹、姚文元的批判文章，其余30个人（我们班一共有32个同学）基本上不支持他们。我们系的老师们也基本上不支持他们。
那时候也不知道这个就叫文化大革命，后来才知道这两篇批判文章就是吹响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啦。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这两篇文章出笼的背景，只是出于学术争论的思考，觉得姚、戚的文章不对头。后来批判的火力越来越猛，把我们茅先生也拖出来了，我们就更不能够接受了。不过运动之初茅先生虽然受到点名批判，还没有受到特别大的冲击。
到溧阳分校之后，大家天天劳动。比如我们62大队的劳动任务，是在离我们分校40多里路的采石场里挖掘和搬运石头，为学校建造房屋提供基石。我们每天早出晚归，非常劳累，业务学习基本荒废。
不过每天晚上我们自己都抓紧时间看点书。我们一般看两种书：一种书是马列著作；另外就是外语。我当时觉得外语很重要，所以选修了两门外语：第一外语是俄语，第二外语是英语。我的俄语原来学得比较好，当时常常有新华社的文章被翻译成俄语，我就看那个东西。英语呢？实际上当时我们学的是哑巴英语，就是拼命地记单词，看了单词知道中文意思，但是不会读、不会讲。我在劳动空闲之间主要看看外语，这个对我后来考研究生比较有好处。
那个时候学校里很少组织理论学习，我们成天就是坐着卡车去工地采石头回来造房子，根本没有时间组织理论学习。不过当时大家都知道报刊上总是搞批判。 大家觉得风声比较紧，但是没有想到后来会搞成那个样子。我们还认为这依然只是一般学术意义上的批判，不过声势更大、涉及领域更广、批判中上纲上线更严而已。当时文、史、哲等各学科领域都有特定的批判对象和议题，显示这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政治性很强的学术批判运动。大家对文革并没有思想与心理准备。我们当时基本上是看客。但也不是消极地看热闹，而是相当关心批判的议题和参与论争的人物，大家也在讨论和猜测着批判运动的发展方向。不过并没有意识到文革实际上已经发生了。
其实在此之前我们也透过一些蛛丝马迹隐约觉察到中央高层的一些矛盾，至少在1965年1月公布《二十三条》的时候我们就隐约感觉到有些不大正常。因为1964年我们下去参加“四清”的时候，学的是刘少奇夫人王光美总结的“桃园经验”，刘少奇还依据这个“经验”重新修订了中央的《后十条》文件，用来指导全国的“四清”运动。所以一开始我们是按照“桃园经验”及《后十条》修订案去搞“四清”的。现在中央又颁布了一个《二十三条》，就不提那个《后十条》修订案和“桃园经验”了，要我们按照《二十三条》来重新部署“四清”运动。当时我们就私下议论，好像刘少奇和毛泽东在“四清”运动上的观点不太一样，对运动的定性似乎有分歧。当然我们都是私下里谈，公开场合是不敢谈的。
南京大学文革的发动，是我亲身经历的事情——就是发生在溧阳分校的所谓“六•二事件”。6月2日清晨6点半，中央人民广播电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第一张大字报，以及《人民日报》为此配发的评论员文章。那天早上我起得比较早，正在进行户外活动，因而较早地收听到分校广播站大喇叭里的转播。当时我看到匡亚明校长也站在那里听广播，手背着，神情很专注的样子。我深感北京出了大事，听完广播之后立即回到宿舍，这时同学们还没有起床，我就喊：“快起来！快起来！”大家睡眼惺忪地问什么事啊？我就告诉他们，刚才广播里说北大的聂元梓等人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北大校长陆平他们都被点名批判了，现在中央肯定了聂元梓他们写的大字报。
后来分校广播站的大喇叭再次转播那个消息，大家都伸长耳朵注意听了。听完后同学们就议论。
歇了一会，刚刚吃过早饭，大家正要去劳动。突然有人跑来说，中文系有大字报出来了，是批匡校长的，说他按照《二月提纲》的调子来搞文化大革命，还说南大冷冷清清，天天让学生们干活，也不搞大批判，这是用劳动建校来冲击政治运动。当时中文系写大字报的是61大队（5年级）的几个同学，匡校长认定其中的一位调干生胡才基是大字报的组织策划者。此人原在《黄石日报》工作，是中共党员。
中文系写了第一张大字报以后，哲学系、历史系的学生们都相继参与，很多大字报都贴出来了。这个事件使当天的劳动受到冲击，大家都不去干活了，都在那里思考、讨论和行动。我们班同学也在宿舍里自发地讨论写大字报的事。我当时对此没有兴趣，我说该写的人家已经写过了，你再写也写不出什么新鲜内容了。但是他们不同意我的观点。
不过我们班的同学出身不好的比较多，大家的胆子都比较小，所以他们在写大字报之前首先在那里讨论：匡校长究竟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这个要搞清楚。如果是人民内部矛盾，你写大字报就应该是善意的；如果是敌我矛盾，那就要彻底批判他。争论了一番以后，他们达成了一个妥协，说两类矛盾没有搞清楚之前，为了谨慎稳妥起见，我们写大字报的时候不要对匡亚明直呼其名，也不要另外给他戴什么帽子，包括不写“匡亚明同志”，因为称“同志”似乎意味着人民内部矛盾，我们就写“匡校长”，“校长”是他现任的一个职务，比较中性，不管将来他被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我们都很主动。即使定敌我矛盾，我们没有称他为“同志”，表明我们已经与他划清界线了。
他们讨论了好长时间，然后就开始写，由H同学执笔，大字报的标题叫做《政治部按语与解放军报社论唱反调》。为什么写这个呢？因为我们到溧阳分校的时候，匡亚明在分校设立了党总支，是分校的最高权力机关；党总支下设政治部，办了一个刊物叫做《劳动与学习》。匡校长亲自起草了一份《溧阳分校政治部的按语》，刊登在《劳动与学习》上。那个按语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调子基本上是由《二月提纲》克隆下来的，和北大校长陆平他们搞的路数差不多。而这里提到的《解放军报》的社论呢？则是按照《五•一六通知》的路数来的，因而其基调跟《二月提纲》根本不同，当然也就与匡亚明的《政治部按语》相对立。大家都知道《政治部按语》是匡校长写的，但他们有意不点匡校长的名，只写《政治部按语》与《解放军报》社论唱反调，避免与匡校长发生正面冲突。
他们写了大概有七、八张大白纸，写好以后拿给我看。我大致浏览了一下内容，然后对他们说：“这个大字报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现在人家的大字报调子都高得很，我们搞的这个东西恐怕人家看都不要看。”他们争辩说别人看不看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写这个东西就是想表明自己参加批判运动了。
我考进南大之前工作过四年，有一些参加政治运动的经验。我私下考虑一下，觉得他们这张大字报没有什么新意，根本不会产生什么重要的影响，想借这个大字报出名是不可能的，相反如果将来出了事情你却跑不掉。当时匡亚明是我们学校的校长，又是党委书记，又是党内资历很老的“老革命”，我担心写他的大字报不会有好什么好果子吃，弄得不好很可能会被打成右派的。而且除了聂元梓等人，过去还没有给单位领导贴大字报而最后能够逃过打击报复的例证。因此我很害怕，当时就不想在那上面签字，想找个借口退避。当我看他们要签字的时候，就刻意跑到浴室去洗澡。我在浴室里呆了一个多钟头，估计他们的大字报已经贴出去了，我才若无其事地回到宿舍。回到宿舍后，我就把英语课本拿到床上去看。哪知道那些写大字报的同学却过来招呼我在大字报后面签名。
我很诧异：“你们还没有贴出去吗？”
他们说：“就等你签名呢！”
看来他们是非要拖我下水了。
我就在床上说：“那就请你们代我签个名算了。”并且我还批评他们说：“你们搞得那个烂东西，调子那么低，谁要看啊？人家都要看调子高的！还讲什么‘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真是书生气！只要以后上头讲一句‘贴大字报错了’，谁也跑不掉！那时候才不会跟你细细讨论什么‘两类矛盾’呢。”
他们就用激将法激我：“老崔你是胆子小不敢签吧？”
我一听，就从床上爬了下来。
后来，听我的一个老乡告诉我，他一直在宿舍门口给我使眼色，意思是不要我签名。那个老乡是我们班唯一的党员，私下里和我关系很好。可是当时我背对着他，根本没有看到他使眼色。于是我就下来签名了。当时我们班有13个人签了名，我的名字是最后一个，签的字最大。然后他们就把这份大字报贴出去了。
那一天就不劳动了，师生们都在贴大字报、看大字报。溧阳分校的党政领导见此情景都慌了手脚，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匡校长此时在南大校本部，不在溧阳分校，学生们一下子捅了这么大的漏子，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应对。
卢元伟：崔老师我打断一下，您刚才不是说6月2日那天早上，匡校长还在溧阳分校听广播的吗？
崔之清：对，他是在那里听广播的。不过后来他就回南京了。
卢元伟：是他走后学生才开始贴大字报的吗？
崔之清：对。匡校长刚回到南京，就听说学生们贴大字报批判他，他很生气，就又立刻回到溧阳来处理这个事情。
那天我们吃过晚饭，领导上叫我们加班劳动，从卡车上往下卸砖头。我们一边在那里卸砖头，一边就在那里商议，说我们贴的那个大字报没人看，是不是要再写一篇。我说：“要写就写一篇有新意的，否则有什么意思呢？”
我们13位写大字报的同学中，有一位S君，是我们班的才子。他说：“我有一个主意。匡亚明有一次做报告，说一个人要又红又专，要三分红七分专，三分的时间搞政治，看党的文件，七分的时间要搞专业，要把时间调配好。我们是不是可以就这个事情来做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做‘红专能够三七开吗？——评匡校长一次关于红专问题讲话’”。
大家纷纷说好。我们正说着话，一块砖头落下来砸在我的脚上，把我的脚背打肿了，同学们就说：“正好，老崔你回去休息，和S君一起把大字报写出来。”于是我们两个就回去了。
S君文笔很好，所以很快就把大字报写好了。我看了看觉得写得不错，就准备找纸来抄。不过我还是不大放心，就对S君说：“先不要急着抄大字报，我出去看看外边的情况怎么样。否则万一出了事情不好办！”
我跑到大家贴大字报的那个地方，令我非常吃惊的是，匡校长正站在那里读大字报！
匡校长看到我，冲我摆摆手，我就走过去了。
匡校长问我：“同学，你见过右派吗？”
我回答说：“我见过，我们历史系就有一个，到现在还没有分配呢，一个月就拿18块钱。”
匡校长说：“我告诉你，我在吉林大学的时候，写我大字报的人都是右派！大概有两三千吧，这些人写我大字报，都是右派！”
我一听，哎呀，这下惹了大祸了！因为我也在批匡校长的大字报上签名了！我赶紧一瘸一拐地跑回去——因为脚背肿了——对S君说：“大字报不能写了，匡校长发火了，说写大字报的都是右派。我们现在已经难逃一劫了，这张大字报要是再贴出来，我们就彻底完了。我们赶紧把这个底稿处理掉吧。”
于是我们两人就把大字报草稿撕碎了扔到窗户外边去。因为是在农村，窗户外边都是很高的杂草，东西扔到外边就找不到了。然后我们就统一口径，说我们回来没有写大字报。
那些劳动回来的人问：“大字报写得怎么样了？”
我说：“我们没写，你们出去看看吧。”
他们出去看了以后，回到宿舍时都呆了。写大字报的同学心情相当沉重。我说匡校长发火了，恐怕要反右派了。
我那个党员老乡这时候纠集了我们班8个贫下中农、工人阶级出身的同学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批判我们，标题是《这是为什么？》。这是1957年反右派运动时《人民日报》一篇文章的标题。我们原来写大字报的13个人都知道自己犯了错误，就蔫了。那8个写反击大字报的同学就很开心。没写过大字报的同学则比较轻松，他们可以看热闹。
到了夜里12点，全年级紧急集合。当时有一个叫Q的青年教师，是溧阳分校的党总支委员，后来被任命为我们62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他就到我们这边召集全体同学开会。他一来就给我们发表演讲，说我们这里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事件，和1957年的情况差不多。然后他叫写过匡亚明大字报的人站到右边去，没写过匡亚明大字报的人站到左边来。这样，我们无形中就变成右派了。
会议结束后，Q老师要写过匡亚明大字报的人回去反省，准备做检查。这时已经是下半夜了。我们回到宿舍以后都不敢睡觉了，坐在那里一面学习文件，一面考虑如何检讨。那些没有写过大字报的同学现在就写批判我们的大字报，那些想入团、入党的同学更积极，他们把我们蚊帐的门口都贴上了大字报，搞得我们想睡觉也没有办法睡，因为不敢把他们的大字报撕掉。当时溧阳分校的蚊子又多，我们遭到蚊虫叮咬，非常受罪。
我是工作过的，有经历政治运动的经验，因此我只写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提纲，不写文字检查材料，准备口头检讨。我知道写了文字的东西，以后就会摆到我的档案里面，那就会很麻烦。其他同学当时都急于解脱困境，相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说法，就在那里认真地写检查。我又不敢劝他们，担心他们会出卖我，引出更多麻烦。
大概到了凌晨两点多钟，那些左派们又来了，一共点了5位同学的名。幸好，我不在其中。为什么没有我呢？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是最后一个签名的，连大字报的内容都没有认真看过。还有一点，就是我那个党员老乡是左派学生的头，他有意要放我一马，所以帮我开脱。这样我当时就稍微安心一点了，估计自己不会被划为右派。
当时班上的左派们认为，我们班最大的右派是主导并执笔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同学H。其次是我们班团支部的宣传委员，他被认为是团干部中的右派。
听到这个消息，H几乎要崩溃了。他走过来轻轻对我说：“老崔，你多保重啊！”
我说：“你什么意思啊？”
他说：“老崔你不知道呀，1957年反右派的时候，我已经读高中了。当时我们班有个老师被打成右派，我为这个老师抱打不平，写了一张大字报，结果被学校里狠狠地批了一顿，还让我写了检讨。那个检讨就在档案里。现在他们把我揪出来了，我是有前科的呀！我这次肯定要被打成右派了，这辈子算是完了，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呀！”
我说：“你可不能自杀呀，自杀是叛党呀！”然后我就私下对他说：我们南大和北大的情况差不多，其实谁胜谁负还不知道呢！你看我不是在自己的学习材料上写了“南大≠北大？”吗？我也想不通啊。说不定我们也会像北大写大字报的人一样，最后会翻身的。我还劝他说“好死不如赖活”，希望他要坚持住。
哪知道这番话惹出事来了。大概一个小时后，我那个党员老乡把我叫到宿舍外边悄悄告诉我，H把我对他说的话报告党支部了，党支部马上要采取行动，叫我赶紧回去处理！我赶紧回到宿舍，把那个写了“南大≠北大？”的学习材料本塞进了暖水瓶里，免得被抓到证据。
不一会，我们班的几个积极分子来了，冲着我喝问道：“崔之清，你的学习材料在哪里啊？”然后他们就到处搜查，把我的胶鞋、枕头套子等都搜了一遍，结果没有搜到，我的那些学习材料都让开水泡烂了，连字迹都化掉了。接着马上开会。本来我是不被点名的，现在把我排到为首的第三位了！他们集中火力批判我，说我非常狡猾，到现在一个字的检查都不写，想蒙混过关。几个和我关系很好的朋友也翻脸了，猛烈地批判我。我想到自己出身不好，现在又被抓了个现行，这次怕是难过关了。于是我当时表现出一付很痛苦的样子。
后来我又私下去问我那个老乡，我到底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我的老乡说，因为没有抓到证据，恐怕还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我一听是人民内部矛盾，心理安稳多了。然后我就把H告密的事情转告其他挨整的同学。大家都觉得H太不仗义，就联合起来把当初写大字报的责任都推到H身上。不过这样做也没有多大用处，H是第一号“反党分子”，我仍然还是第三号。然后就叫我们劳动。劳动了几天，到了6月5、6日的样子，学校里突然找我们写大字报的人去开会，溧阳分校党总支副书记徐福基传达匡校长的指示，说你们写大字报初衷是好的，是热爱党、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表现，就是把矛头搞错了。你们主观愿望是好的，你们不是右派，不是反党急先锋。匡校长和南大党委，还有溧阳分校总支，都觉得你们还是我们的阶级兄弟！还是我们的同志！
哎哟，听了这话，下面哭声一片啊，大家都很感动！当即就有人站起来表态，说匡校长太宽厚了，我们对不起他！
实际上我们后来才知道，匡亚明到省里去汇报“六二事件”及处理经过，省里汇报到了中央，康生听了特别恼火，严厉批评了匡校长，说他整人整得不对。所以他很快找到了徐福基，要他传达学校为我们平反的处理意见，说我们属于好人犯错误，学校不予追究，所有问题一风吹啦。我们也不知道这个背景情况，所以大家听了都很感动。
那天中午学校食堂还加餐。大家几天来都没有心情吃饱饭了，这次算放开了，没有事啦！我那天吃了三大碗米饭。
然后又继续劳动。
大概到6月7、8日的样子，我们正在建筑工地筛沙子，忽然来了两个人，问：“你们谁写大字报了？”我们不认识他们，就没有理睬他们。
他们说：“看样子你们是写大字报的，看起来没精打采的样子。”
我说：“你们是哪儿的？”
他们说：“我们是江苏省委宣传部的。”
我问：“你们来干什么？”
他们说：“你们写大字报是对的，你们受委屈了。”
我说：“你们胡说八道什么东西呀？匡校长已经说我们不是右派了，把我们都解放了，我们要好好干活，你不要和我们罗嗦。”
他们见不得要领，就讪讪地走了。
后来晚上召集全体师生开会，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戴为然出席会议并讲了话。戴为然就在大会上宣布：匡亚明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你们写大字报不是反党急先锋，而是革命急先锋！我代表省委支持你们！
讲到这里，下面是欢声雷动啊！
突然有人提出，我们写大字报的人是革命急先锋，那些整我们的人是什么呢？
当时大家认为自己被整了，心里很不平衡，所以有点想报复原来整我们的人，就要求省委来的人给他们定性。那时候大家在下面七嘴八舌，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整个会场乱哄哄的。后来省委的人就讲，大家参加文化大革命，斗争矛头要指向匡亚明，要集中火力批判《二月提纲》，同学们互相之间就不要再纠缠了。
大概到了9号，南京大学党委常委、组织部长索毅然从南京到溧阳分校来。小轿车一进溧阳分校的门，同学们就把他围起来了。他向我们传达了省委的“三点指示”：第一，匡亚明就是北大的陆平，是“三反分子”，“反革命黑帮”，对他要彻底揭发批判。第二，南大党委不等于北大党委，南大党委是好的，与匡亚明不同。你们不要把南大党委和北大党委等同了。第三，溧阳分校的同学要在溧阳坚守阵地，一面搞文化大革命，一面继续坚持劳动建校。
听了他的传达以后，同学们议论纷纷。那个时候天气已经很热了，溧阳分校严重缺水，挖井又挖不出水来，大家洗澡也渐渐困难。另外那个地方晚上蚊子又多。大家都在想这个夏天怎么过呀！
不知道谁突然喊了一句：“我们要求回校闹革命！”
这个提议立即得到大家的热烈响应，马上就有人坐在小轿车的顶上，大家就要求回校。
索毅然说：“你们不能回去，你们必须坚持在溧阳分校闹革命！”
人群中就有人说：“匡亚明又不在这个地方，我们批判谁啊？我们还是回去闹革命！”
又有人说：“怕什么，我们走回去！我们学习红军，长征两万五千里！”
索毅然一看控制不住局势了，他就想溜走。同学们就拦住他不给他走，还叫他打电话向上级请示。
当时大家最觉得头疼的就是缺水。当地有一个小水库，我们就用水库里的水。但是我们人很多啊，七七八八加起来有500多号人，用水量是很大的。如果水库干涸了，那就麻烦了。还有一个就是蚊子，那个地方的蚊子比南京厉害多了。所以谁都不愿意在那个地方呆着，谁愿意呆在农村受蚊虫叮咬呢！都想回去！因此，大家给索部长和学校领导施加压力，坚持要求回南大干革命。而且大家扬言要把行李打着，走回南京去。最后南大领导没有办法，从南京军区借了35辆解放军的大货车，把我们都接回去了。汽车开到汉口路的路口，留守在南大本部的理科学生都在那里欢呼雀跃，热烈欢迎我们，大家一起握手拥抱啊，哈哈……当时大家感到有一种战斗友谊。因为就在溧阳分校“六二事件”的时候，南大本部也发生学生贴大字报的事件。学校里有理科的学生，还有外文系的学生，他们也写大字报，不仅批评匡亚明，还批评学校党委。因为溧阳分校贴大字报比他们早一点，所以我们这些人回南大的时候，就自我感觉有点像革命先锋，第二天全校开大会批判匡亚明，溧阳分校的代表还上去发言。
这个时候省委开始派工作队进驻南大。工作队的队长彭冲，当时是省委书记处书记，主管文教工作。另外还有三个副队长，一个叫梁辑卿，一个叫吴大胜，一个叫杜方平。后来这三个人都卷到文化大革命里去了，变成了“好派”和“屁派”的后台。工作队的一般成员则是从省级机关、南京军区抽调的干部。他们来了以后就被分派到各个系去。我们溧阳分校也进驻了工作队，都是解放军干部，组长是赵复华。此人在延安抗大学习过，是某军事学校哲学教研室主任，能言善辩，很有水平。
工作队来了以后，彭冲兼南大党委书记。匡亚明这时已经被看管起来了。中文系第一批写大字报的那几个同学组织了一个小分队看管他。6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就是专指南京大学匡亚明的，他是继北大陆平之后第二个被中央点名的大学校长。当时康生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他和匡亚明共事过，可能与匡关系不好，现在乘机报复。康生告诉江苏省委，说匡亚明这个人很坏。江苏省委为了保自己，也为了表示积极拥护文化大革命，需要抛出一些人作批判的靶子，其实在此之前已经抛出几个人了，什么艺术家呀、学者呀……包括我们茅先生也算，现在又把匡校长给抛出去了。
当时省委工作队想把群众运动管控起来。他们说南大只有匡亚明一个人是“黑帮”，其余党委一班人都是好的，因此南大文革的大方向就是批判匡亚明，否则就是转移斗争大方向，干扰文革运动。
另一方面呢，学校党委曾经镇压过南大理科写大字报的学生，学生们认为，你们党委是一个集体，难道就匡校长一个人是“黑帮”，党委其他人就都是好的吗？好不好要拿出来检验嘛！
溧阳分校回来的学生很快被省委工作队控制住了。工作队告诉我们，南大党委没有问题，主要目标是批判匡校长。结果造成了溧阳分校学生和本部学生的尖锐对立。本部的学生不听工作队的指示，开始批判学校党委。更有学生认为工作队包庇党委，贴了工作队的大字报。工作队就分头做师生们的工作，其中溧阳分校师生是工作队的主要依靠力量。赵复华等组织我们写大字报，去反击校本部那些主张批判校党委及工作队的少数师生。那些积极主张批判校党委的本部学生中，有数学系五年级的学生，简称“数五”；还有“法四22人”，就是外文系法语专业四年级的22个学生。他们不仅仅坚决批校党委，也对工作队不满。
另外还有一个人，当时是生物系的实验员，叫李太平。他够胆大的，当时竟敢直接批江苏省委。他写大字报，一个礼拜贴一张，每张只有几十个字，质问为什么新街口有孙中山的像没有毛主席的像？为什么《新华日报》报头没有“毛主席语录”专栏？为什么……就凭这些现象，他就认为省委有问题，就要批判省委。然后我们溧阳分校的学生就写大字报批他，说什么“李太平？不太平！”哈哈……
我们溧阳分校的学生一开始都是很团结的，就是听工作队的安排，根据工作队的策划写大字报反击“数五”和“法四”的那些同学。后来我们班贴大字报的13个人，主要是我，对工作队产生了怀疑心理，觉得我们被利用了。我们开始发现工作队在有意识地利用我们这些学生来整那些反对他们的人。例如每次找我们开会，动员我们写大字报，他们都要向我们口授大字报的提纲，我们按照提纲将大字报写出来之后，再交给工作队审查修改，然后才抄写贴出来，目的就是整“法四”、“数五”的学生。这样次数多了我就有一种被人利用的感觉。另外我觉得“法四”和“数五”的同学，也和我们在溧阳分校的情况差不多，如果我在本部，说不定我也会参与他们的队伍。将心比心，换位思考，觉得我们跟着工作队整人家，要把人家搞成“阶级敌人”，实在是于心有愧。所以我后来就比较消极，工作队叫我搞什么，我就找一个借口躲避。
卢元伟：原来溧阳分校内部的左、右派学生现在在工作队的引导下是不是就成为一派了？
崔之清：工作队还是比较喜欢那些出身好的左派学生。我的那个党员老乡不久就取得了工作队的信任，成为他们的骨干了。他就来和我讲：“你不愿意参加写大字报，工作队认为你很消极，因此他们对你很怀疑，你应当注意。”他还说：“可能在解决了少数同学反省委及工作队的问题以后，要在同学中清理阶级队伍，你务必要小心，不要被工作队列入清理的对象！”
我说：“工作队这样搞干什么呢？本部那些同学要揭批校党委，还是很有道理的，为什么反而要整他们呢？而且都是同学搞同学，这和中央精神并不符合嘛。”这是我跟我那个党员老乡两个人私下里聊天。我们之间比较信任，可以说一些知心话。
他说：“你这个思想很危险，你出身又不好，工作队要抓你的小辫子是很容易的。我给你指一条路。我去跟工作队讲一下，让你到溧阳分校去看守桃园。”
那个时节溧阳分校的桃子成熟了，周边的少数农民经常去偷桃子，所以学校里需要派我们同学去值班，看守桃园。我想想这个办法挺好。我并不想听从工作队的指使去参与整人，但是我如果不听从工作队的指使，他们又会认为我革命意志动摇，恐怕以后会成为被整的对象。于是我就到溧阳分校看了十来天桃子。
一开始我们跟着工作队批判本部的少数同学，我还是蛮来劲的，后来就越来越觉得不对头了。工作队指使我们把那些批评学校党委、工作队和省委的大字报的标题和作者都给记录下来。这就是抄人家的黑名单啦。后来在赵复华的策划下，以我们溧阳分校的学生为主，组织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拥护工作队的大游行，游行队伍走到“数五”、“法四”宿舍的时候还高呼口号，大意就是“揪出牛鬼蛇神”之类。这些举措引发了学生们更激烈的抗争，当时学校里闹得很厉害。而且工作组越是镇压那些学生，学生中同情他们的人就越多。工作队的威信渐渐低落。
当我从溧阳果园值完班回到南大的时候，7月20日左右，工作队已经把反对派学生镇压下去了，转而批判匡校长和那些知名教授。我们13人私下议论更多了，共识也不断增多。我们认为工作队把矛头指向学生和教授，不符合中央的文件精神。我们都是私下谈，有时候到玄武湖。我们13个人中有3到5个人是比较知心的，也是这个群体的中坚分子。
大概是到了8月1日晚上，有一个标题为“北京来电”的大字报贴出来了，说中央成立了文革小组，组长是陈伯达。陈伯达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说派工作队是错误的，还说工作队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镇压学生运动的人不会有好下场，从北洋军阀到国民党都是这样。而且这张大字报还附贴上了一张北京来的油印传单。很快，这张大字报被有心人士覆盖了。
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啊！全校师生对此议论纷纷，都在猜测这个消息的真伪。我们13 个人也立即聚集在一起，共同探讨这一消息的可信度以及我们应该采取的立场。我们认为这个消息是可信的，工作队的方向肯定错了。因此，我们准备采取的立场是：第一、不再参加工作队整“法四”和“数五”同学的事情。第二、大家回去整理一下工作队过去给我们讲话的记录稿，我们要保存好材料。我们是学历史的，知道这是原始资料。第三、看来学校的局势要发生重大变化，不过我们这些人出身都不大好，要是冲在前面的话，就得承受非常大的压力，因此我们只能暂时保持中立。
所以后来工作队和班干部喊我们开会，我们都不去。这时候工作队的士气也急剧低落，有的工作队员就自行离开南大了。溧阳分校那些紧跟工作队的积极分子们这时候也进退失据，人心散乱。而那些反工作队的同学则士气大振。而且那时候北京已经出现了第一批红卫兵，南大的学生也迅速跟进，立即成立了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叫“南京大学红色造反队”，第一批成员一共36个人。主要是理科和外文系的学生，溧阳分校一个也没有。这些人全部都是“红五类”。“红色造反队”以大字报的形式公布了一份名单，上面写明了参加者的姓名、家庭出身、所属院系、住在哪个宿舍等等。他们都是遭到工作队打压的反对派骨干，这个时候就表态要坚决、彻底地批判工作队的路线错误。
“红色造反队”的领袖叫做文凤来，当时是越南留学生班的教师。他是东北人，中共党员，革命干部，参加过抗美援朝，后来从部队转业到我们学校外办工作，职务是越南留学生班的政治辅导员。他此前贴大字报揭露了学校党委内部的很多问题，什么搞特殊化呀之类的。学生们根本不知道党委的什么内幕，他敢于站出来揭露，学生们就拥戴他了。
当时溧阳分校学生中的骨干力量还是支持工作队的。那些出身好的、受到工作队重用的人，基本上还是保工作队的。他们还在与造反派进行大辩论，打大字报战。多数同学则比较消极，当逍遥派，成天就是看看大字报，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示。我们13人认为“红色造反队”是对的，但是我们不敢有所行动，怕运动矛头又搞到我们的头上来。当时敢于公开站出来造反的人还是比较少的。我记得每当有人报名参加“红色造反队”时，他们都要用大字报的形式公布其姓名和其他情况。我们通过这些可以看出他们的队伍在不断扩大，但是扩大的速度非常缓慢，后来大体发展到七、八十个人。
不过造反派这个时候也很发愁，他们指责工作队有意整学生，大方向错了，但是却找不到有力的材料作为论据。我们手里有材料。所以我们13个人就开会商量近期的行动。我在会上发言说：“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13个人有事情做了。我们可以公布我们手上掌握的工作队的材料，提供给全校师生评判。不过为了稳妥谨慎起见，我们只公布工作队讲话的原始记录稿，我们不加评点，也不要表态站在哪一边。”大家一致赞同我的提议。于是我们就写了一个很长的大字报，一共用了35张大白纸，题目叫做《我们所知道的溧阳分校工作队的言论（第一辑）》，内容都是工作队成员的讲话记录，有时间、地点、讲话人、内容等等。这个大字报一贴出来，整个校园引起轰动啊，抄大字报的人多得不得了，大字报的最后有我们13个人的签名，并写明了我们的宿舍房号。于是，到我们宿舍来串联的人络绎不绝啊，什么“数五”呀、“法四”呀都来了，宿舍里到处都是人，乱哄哄的，哈哈……
后来要举行辩论，大家要我发言。我就代表我们13个人发言。我当时就根据材料进行了分析论证，明确指出工作队对“数五”和“法四”的所作所为是有组织、有预谋的围剿行动。下面就有人骂我是地主的狗崽子，要把我拖下台来。多数同学不同意，他们热烈鼓掌，要我继续发言。
卢元伟：那么实际上这个时候你们13个人已经也是造反派了？
崔之清：对，实际上是，但是在组织上还没有加入。
梅雪盈：我不大明白，为什么你们起来造反了，却又没有加入造反派组织？
崔之清：因为我们的出身不好啊，“红色造反队”不大想吸收我们，他们似乎认为我们参加进去，就把他们的组织搞得不纯洁了。后来我们加入造反派组织是到已经很开放的时候了。通过这个插曲呢，可以看出在那个时代，家庭出身不好似乎是你一辈子都没有办法的事情。
当时都是年轻人，终归比较富于理想和激情，都想积极参与这个文化大革命，总想在这个中间得到锻炼嘛！加上我们这些学历史的人，总是比较尊重史实的，比较实事求是的。当时北京的信息比较多，比如当时北京高校的工作队已经被勒令向造反派作检查了，但江苏省委工作队还试图向我们封锁消息，这哪里封锁得住啊？而且他们还公然撒谎，明明是他们在背后策划和推动围剿反对派的，就是所谓“挑动学生斗学生”啦，但是他们后来却死不认账，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我们当然看不下去了，我们亲身的经历就是见证。
接着，北京又传来中央下令从高校撤出工作队的消息。于是省委工作队在南大成了多数师生的批判对象，造反派就在酝酿发起驱逐工作队的动作，保守派则要挽留工作队，双方激烈争辩，大打大字报、大标语战。所谓造反派与保守派两大群体开始成形。
按照中央的指示，江苏省委也在部署从江苏各高校撤出工作队，南大的工作队计划在8月27日撤走。大约在工作队撤出的前三天，消息就传出来了。“红色造反队”就组织了一批学生将工作队堵在校园里，不给他们走，要他们向南大师生作彻底检查，并且向受到打击迫害的学生道歉。而那些保工作队的同学也动员起来，准备热烈欢送工作队。他们还成立了一个红卫兵组织“红旗战斗队”，其各层级领导都是原来的学生党员、学生干部，他们统一佩带红底黑字的袖章，还制作了很多旗帜，显得声势浩大，组织严密，言行规范，号令统一。大家都知道这是江苏省委和工作队刻意打造的“革命组织”，其任务是拥戴和支持省委，遏阻南大造反派力量的发展，阻碍和干扰造反派把矛头指向省委。“红旗战斗队”一亮相，就被造反派指称为“老保”、“黑字兵”。
当时还有很多人因不能参加“红色造反队”，就想酝酿成立一个新的造反派组织。“数五”的学生张建山此前已经参加了“红色造反队”，而且是“红色造反队”的骨干，不过他认为“红色造反队”的人过于狭隘和偏执，也想独立出来成立一个政治立场更加灵活、包容性更加广泛的造反派组织，于是就通知各系熟悉的同学前往“数五”学生宿舍开会商讨。大约在8月24或25日，各个系的同学代表如约前往“数五”宿舍。我作为历史系的代表也去了。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了一番，一致认为他们“红色造反队”只要那些出身好的人，门槛太高，我们应该另外建立一个新的造反派组织，把那些出身不是“红五类”的学生也吸纳进来。这个时候张建山就说：“我们‘数五’班的辅导员曾邦元曾老师水平很高，是我们的参谋，下面我们就请他讲话！”于是曾邦元就出来亮相了。后来曾邦元是南京“屁派”的头。曾邦元当时说得比较圆滑：第一，我们的矛头不要指向省委，而是指向工作队。第二，对工作队如何定性，我们要按照中央的有关精神统一口径，就说工作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另外，我们目前没有证据打倒彭冲，你们不要说彭冲是阶级敌人，你们写大字报的时候还是要写“彭冲同志”。第三，我们暂时不要叫什么组织，因为成立组织需要经过上面批准，现在中央同意可以进行串联，我们这个就叫做“南京大学八•二七革命串联会”，因为我们准备在8月27日举行游行示威。
“八•二七革命串联会”人数很多，人气也旺，盖过了“红色造反队”。“八•二七”里面也有一些出身好的人，他们之所以加入“八•二七”，是因为不服气“红色造反队”的那些人，他们也想当头。当时曾邦元就讲，“红色造反队”太左，“红旗战斗队”太右，我们“八•二七”就是在正中间，不左也不右。他还说我们是一个独立自主的革命组织，我们不要公开地支持谁，哪个不对我们就批评谁。
“八•二七”成立的时候，我是作为历史系代表去的。我当时就看出来曾邦元这个人有野心，而且他为“八•二七”定的调子，要不左也不右，各方面都不得罪，这实际上是很难操作的。
我们原来准备在8月27日举行游行示威，阻止工作队离校。后来又一想，你不给他走，摆在这个地方也是个麻烦，当时学校里已经乱了，哪个有时间去管他们啊？而且撤出工作队是中央的决定，我们应该服从啊。所以到那一天，“八•二七”就突然改变态度了，不是堵工作队，而是赶工作队，大家敲着饭盆将工作队赶出南大。其实工作队员们此前也跑得差不多了。当时其他各个学校都这样送走了工作队。
一直到1966年底和1967年初，南大的“红色造反队”和“八•二七”都保持着同盟关系，一致对抗“红旗战斗队”。不过“红色造反队”后来跑到南京的一些工厂里去串连，帮助工人们拉起了一个“江苏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后来又将各个高校观点相同的学生组织吸收进去，建立了“红总”。南大的“红旗战斗队”呢，也在省委的支持下走上社会，建立起一个庞大的保守派组织“赤卫队”。我们“八•二七”是南大内部势力最大的造反派组织，当时没有到工厂里面去串连，所以在社会上没有什么影响。因而在1966年冬，南京地区的两大派群众组织是“红总”和“赤卫队”。
到了1967年1月，上海发生“一月风暴”，江苏的造反派也联合起来向江苏省委夺权。江苏省委倒台以后，“红旗战斗队”和“赤卫队”等保守组织就彻底瓦解了。这样原来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对立就不存在了。不过后来围绕“一•二六夺权”问题，南大的“红色造反队”和“八•二七”又发生了严重分歧，一个认为夺权“好得很”，一个认为夺权“好个屁”，这样就分成“好派”和“屁派”啦。而且后来“工总”内部也发生分裂，少数派就和“八•二七”搞在一起了，叫做“老工总”。多数派则继续与“红色造反队”保持结合，成立了一个“新工总”。此后南京地区乃至整个江苏省的群众派性斗争，主要在“红总”和“八•二七”之间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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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遗产研究】

文革思想遗产断想（二）
——质疑“战争危险”

顾 土

我家附近有一家粤菜馆，以鲍鱼闻名，菜馆老板天天早上培训员工，出操时大家齐步走，喊的口号震耳欲聋：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准备打仗！听见这口号不时传来，我想起了读小学中学时的情景，那时的军训、拉练、出操、走步，无一不以这些口号振奋精神；墙报、黑板报、大标语上，这些口号也常见。
平时与人聊天，在网上看人家争论问题，我发现许多人都有一种早晚会打仗的“终极理论”，凡事皆以这样的预设为前提，假如中美怎么怎么、如果中日如何如何、要是中西怎样怎样，所有这些预设也都是以对方狼子野心，时刻准备消灭自己、占领自己、奴役自己为前提。
近些年，中外关系一有风吹草动，网民们都会将话题向战争方面转移，似乎一切都源于中外对抗，而对抗的最终是一场大战。北京一家很有影响的报纸，以专门报道国际问题见长，如果每次阅读头版那些扎眼的巨型标题，常会有一种列强虎视眈眈、战争一触即发的感觉。
时至今日，战争思维、战争模式依然广泛普及。我们无论做什么还是喜欢设个指挥部，干什么都分前方后方、一线二线，学校、机关、团体依然习惯将总务叫后勤。盖个楼房，建个工程，公交车站维持个秩序，也是红旗招展，口号满目，突击队冲锋在前。军事用语、战斗用语泛滥到社会各个角落，什么工作都成了战役，什么方面都是战线，难一点的叫硬仗，需要费点力气的则叫攻坚战，参与者众、部门杂的就叫会战。凡事事先也都要开个誓师大会、动员大会……
这种战争威胁、战争思维和战争模式，令我想起了文革中的所谓“战争危险”。

一
文革的前三年，是造反、派仗、清理、支左、军管的阶段。1968年9月，“全国山河一片红”，新的政权模式登台，“战争危险”随之升级，1969年以后几乎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并列，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基本内容，而这种危险还成为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基础和依据。有时甚至压倒一切；有时与国内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互为因果，相互推动，共同构成时代的主旋律。
1969年开始，由于“战争危险”，大量城镇居民举家下放农村，包括“有问题”的“没问题”的，还被要求“落户一辈子”，疏散人口成为那时的主要工作。我随父母从北京下放到江西余江县，落户在锦江镇，所有家什和书籍全部变卖，户口也被迁去。而我们住在锦江镇的房屋原本属于一户裁缝，他们一家又被下放到更基层的生产大队。在江西，我看见老百姓的生活本已困苦不堪，但为了战备，还用米糠制成“战备饼干”、“战备酒”供人们食用，简直难以下咽。
两年之后，终于允许我们返回北京，但天天仍处于“战争危险”的影响下，北京等大城市都在大挖防空洞，常常停产停课。我所在的中学当时叫人民中学，基本是上午上课下午挖洞，整个学校的地下都被挖通，还与校外的防空洞连为一体。挖出的渣土有的运到郊外填坑，有的运到东单公园堆成小山。学校多次举行防空演习，拉响警报后大家一起涌进防空洞，还学会了如何在房屋内躲避轰炸。野营拉练也是那时的学习内容，大家因此学会了怎样捆扎行军背包，也尝到了脚底磨泡的滋味。
1969年北京诞生了中国大陆第一条地铁线，即如今北京的一号线。这条地铁线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差的地铁，直至近十年才有所改进。你会发现，这条地铁从车厢设计、车站设计到运营方式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居民生活，也不是为了游客。之所以修建这条地铁，主要是为了战备，从计划到修建，都带有强烈的军事色彩。在战事来临之际，这条线路可以将长安街沿线各重要机构撤退到北京西郊，因为只有西郊的山林距离市区最近。前些年还有朋友问我，复兴门距离南礼士路那么近，为什么偏偏还要在南礼士路设立一站。我告诉他：那个时代的电视台规模很小，不占什么分量，而广播电台才是最重要的舆论工具，足以号令全国，南礼士路正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所在地。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是我们那个时代挂在嘴边的常用语录，只有在这种战备指示的学习中，我们才能得到一点点历史知识，老师、报刊来回讲解这一语录的相关出处。在战备精神的指引下，课堂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介绍二次大战爆发时的历史，反复讲解什么是“闪电战”。课本和课堂讲课内容原来就没有多少有用的东西，现在让战争知识一冲击，其他知识更是所剩无几。
在“战争危险”中，成人都成了民兵，高年级同学也组成民兵。我们每日都带着一股随时准备上战场的精气神，老是想着怎么献身捐躯，准备打仗也成为同学们的议论话题。
从俄罗斯沙皇如何强占中国领土、签定不平等条约，到新沙皇——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如何觊觎中国这块肥肉，怎样在边界陈兵百万，也是长时间里我们学习和阅读的主要知识，经常还去电影院看电影以增强感性认识，电影片依然由这些东西所组成。我们还参加了壮观的反修大游行，东直门的反修路是必经之处，游行时的心情也是将苏联这个曾经的“老大哥”作为绝对的侵略者看待。
从1969年至1976年，大约有七八年的时间，我们是在“备战”状态中紧张度过的，总觉得战争即将来临，只有批林批孔、评《水浒》、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反击右倾反案风、抗震救灾时可以暂时忘却战争的阴影。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我生活的村庄距离重灾区不远，睡梦中忽然惊醒，只觉得地动屋摇，窗外一团红光。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苏联扔原子弹了，后来才发现是地震，但我们只学过如何防范轰炸，从来不知道怎样面对自然灾害。唐山地震以后直至近几年，从交谈、文章和电视访谈中得知，原来与我有同感的人不计其数，都误以为是原子弹爆炸，可见“战争危险”之深入人心。

二
“战争危险”对中国人来说，并不起自文革，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即已形成，一直延续，各时期有各时期的特点，但在文革中达到极致，可谓集大成。
“战争危险”，开始说的是美帝威胁。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中国大陆的军事力量实际都加入了战争中的一方，直接与美国对抗，不管加入战争的起因究竟是什么，这时的战争危险在人们的心目中确实比较实在。不过，这种战争威胁带给人们的反应和官方对人民的动员，更多地体现在出征、支援、声援、慰问、参军、纳粮、捐献、民兵建设、文艺创作、保障供给线、打击“反革命”等方面。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印边境战争以及七十年代的中越边境战争，因为敌方并非帝国主义，因而中国人没有感受到战争危险，更多的是战争关注。
台湾与中共大陆的对抗而引发的战争危险，可以说对大陆的经济布局影响较大。福建、浙江等东南沿海省份，由于与台湾成为对阵的前沿阵地，所以30多年不怎么建设，只想着打仗。在内地大建重工业的时候，这些地方却一无所有。一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去福州、厦门等城市，看见的还是破烂不堪，一副得过且过的模样。位于厦门直视金门的那片地方是个巨大垃圾场，虽然面向浩瀚的大海，却臭不可闻。然而，这样的局面却让东南沿海省份后来因祸得福。改革开放以后，这些地方没有多少国营大企业的包袱，一概私营、合资，结果蒸蒸日上，日见繁荣。
自1964年开始，在中西部的十三个省、自治区进行了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的基本设施建设，称为三线建设。三线建设历经三个五年计划，跨越不同的历史时期，共投入资金2052亿元，投入人力高峰时达400多万人次，安排了1100个建设项目，对以后的国民经济结构和布局，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其功过，至今争论不休，究竟功大过大，还是决策完全失误，有待进一步研究。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以后又多次实验了原子弹、氢弹。这些实验，可以说，也是战争危险的结果，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有了原子弹，从此帝国主义不敢再欺负我们。时至今日，依旧有很多人持这种观点。
文革中的“战争危险”，可谓登峰造极，此时的威胁，主要是指苏联。按理说，中苏只有边境冲突，最大也就是个“珍宝岛事件”，而美国是越南战争和朝鲜战争的实际对抗方，威胁应该更为明显，可是事实却相反。别看1970年5月20日发表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声明的知名度很高，我们不但会背诵，还会演唱；别看5月21日首都5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反对美帝的集会声势浩大，我至今难忘那一幕壮观的情景，但是在我们的心目中这些只是为了声援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并没有切身感受到来自美国的实际威胁。“珍宝岛事件”仅仅是个边境事件，却看得远比美国的威胁更严重，原因就是这个事件被纳入了“苏修亡我之心不死”的论说框架之中，成了苏联即将大举进攻的一种依据。文革前夕，中苏国家与党际之间仍在交往。文革开始后，几乎与文革发展同步，来自苏联的“战争危险”忽然间与日俱增，最终升级为迫在眉睫的一种威胁。这种危险与以往战争危险的不同在于，几乎影响到中国所有的政治、经济和日常生活，而且被所有人认为是瞬息间就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文革中的“战争危险”已经是一种立体式的“危险”。从历史教育、现实学习、现场说法，到演习、拉练、挖防空洞、疏散人口，让所有人无不处于一种临战状态。由于是文革期间，人们本来已经身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高度紧张环境中，经“战争危险”再一渲染，交相推动，人们对内对外的“阶级斗争那根弦”更加绷紧，“危险”也就更加现实化。在文革中，几乎所有与外国有关系的人都被怀疑是“特务”，留过学的、去外国工作过的、与外国人有婚姻的，无一例外地受到审查、批斗，“特嫌”这一古今中外最莫须有的罪名泛滥一时；除去外交人员得以豁免外，绝大多数住在中国的外国人都被列入审查对象，视为“间谍”，直至投入监狱关押。一个国家只有进入战争状态时才会有如此行径。
文革中的“战争危险”，已经不仅仅属于对外关系，而是文革的组成部分。刘少奇被判定为“中国的赫鲁晓夫”，林彪被定性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超级间谍”，这让人们觉得中国正处在敌人“内外勾结”的包围中，内部的阶级敌人想要颠覆，外部苏修当然就是要“亡我”，于是，更增加了文革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在中共阶级斗争理论中，“内部敌人”总有外部敌对势力为后台；而曾经对中共影响最大的苏联等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内部敌人”也永远都会被按上外部敌人“代理人”的罪名。
文革期间的“战争危险”之所以达到极致，还在于文革的军事化特征助长了这种思维。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社会始终没有摆脱战争年代形成的军事化体制、军事化作风、军事化生活的影响，农村、厂矿、学校、街道、文艺团体无不喜好战时军队的编制和风格，采油、筑路、边疆建设、水库修建等等也一概模仿军队作战的模式，或者干脆就由部队取而代之，全社会学习的典型多半来自军队，直至发出“全国人民学解放军”的号召。文革来临，整个国家活像一座大兵营，“全民皆兵”。最高领导层，包括那些刚刚受到重用的文人，统统穿上军服；北京京剧一团、中央乐团、中央歌舞剧院、中央芭蕾舞团全部划入军队；最上面有统帅、副统帅，四处可见司令、副司令，人人都归属战斗队、兵团，个个以战士自诩，同派以战友相称，军装变做时装，军帽当作日用帽，解放鞋是全国人民的运动鞋。伴随着军事化的社会运转方式，派仗、武斗等战斗烽火迅速燃遍全国。等到战火平息后，作为战果，中共九大召开，其政治局委员多半是现役军人；各级革命委员会，不是军人挂帅，就是军人主管；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也成为基层军官的辖区，公安则成为军队的延伸。五七干校都按班排连编制。几乎所有工作都依照作战的方式进行，所有的社会生活都根据前后方的形式安排。国家的全面军事化，为“战争危险”论提供了厚实的社会基础。

三
文革期间及文革前的战争危险究竟存在不存在？
1949年以后，来自台湾的战争危险是存在的。不过，这种危险不能夸大，因为相比较而言，国民党军事力量已成弱势，尤其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尽管台湾以美国为后盾，但其力量不足以威胁大陆，“反攻大陆”这句口号在台湾也越来越没人相信。以东南沿海多数地方作为前沿阵地持续了三十多年，将这些富庶地区长期荒置不用，可谓决策的重大失误。改革开放开始时，台湾还是蒋家当政，其敌视大陆的政策并未改变，可因为大陆单方面扭转决策，东南沿海很快就步入发展建设的轨道。这表明，夸大台湾威胁是改革开放前的大陆决策者造成的。
来自美国的战争危险也是存在的，但是，这种危险仍然被毫无限度地夸大了。中国参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平心而论，出自三个理由。一是作为历史的延续，中国一如既往地干预朝鲜、越南问题有其合乎情理的潜在因素；二是同为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三是由于对方“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打到了我们的家门口”。这第三条理由当年喊得最响，也自认为最有说服力，却最似是而非，基本是一种艺术化的说辞。现在所有证据表明，“鸭绿江边”毕竟不是江这边，家门口毕竟还不是家门里，美国历任执政者并没有大举入侵中国、占领中国的计划，至于台湾国民党当局或者美国某些势力有拉美国介入的企图，也只是一种企图，没有造成事实。而中美两国当时对峙的僵局，既有美方的原因，也有中方的原因，因为当时中国大陆执政者也在动用自己的所有力量，包括声援、军援、经援，以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领袖的身份，在世界上与美国摆出一副坚决对抗的姿态。现在常见有人津津乐道中方如何主动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那些过程，其实这恰好说明中国当时的执政者在美国战争危险中的主动作用。中国邀请尼克松访华后，尤其是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后，美国的战争危险一下子烟消云散，可见，中国有能力也有主导权去避免来自美国的战争。
苏联的战争危险，如今看来是一种误读。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证明苏联在文革期间企图大规模侵入中国。中苏关系由兄弟结盟到寇仇交恶，双方均有责任。苏联想以社会主义阵营首领的身份干预中共的企图，自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翻脸以后不复存在，以后的对抗与此毫无关系，当时的矛盾主要在于中共对所谓现代修正主义的批判。今天回过头去思考，这些批判基本也是错的，而这恰恰又是那时反对苏联的主要理由。1962年王稼祥等人提出的避免中苏关系公开破裂的建议曾遭到严厉批判；文革一开始，红卫兵直至全国军民以及所有宣传工具对苏联进行了铺天盖地的批判、谩骂、丑化，而且总是将中国的走资派、修正主义与苏联牵扯在一起，这些都表明了中国当时的执政者在中苏紧张关系中的主动积极作用。中国进入改革开放，苏联虽然照样还是“修正主义”，可是“战争危险”却无影无踪，这说明什么？发生在珍宝岛的流血冲突多年来也一直令人匪夷所思。当时渲染得那么严重，全国总动员，揭露、批判、抗议、声讨，还加上绘声绘色的反特情节和纵深全面的历史追究，可是后来的几十年里这么重要的一块地方为什么居然从我们的视野里消失了？难道领土争端也分时间分时代？
二十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巨大损失，令人触目惊心，所以，二十世纪下半叶，人类对待战争都抱有一种极其审慎、畏惧的心理。冷战中的美苏两大国家多次剑拔弩张，危机逼近，最终却都可以峰回路转，避免了直接交锋，苏共甚至还提出了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竞争的设想。美苏两国尽管也相继发动了一些局部战争，比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苏美各自先后进行的阿富汗战争，直至伊拉克战争等，却无一不深陷泥淖，后患无穷。一些地区强国，例如伊拉克、越南等，虽然也派兵进入邻国，但都给自己带来了严重的后果。这些事实表明战争发动之不易。二战对世界最大的贡献，应该说是建立了联合国这一世界组织，人类认同联合国，就是因为维护和平成为举世共识。联合国的每项举动，既是多方共识的成果，也是各方势力制衡的产物，任何一股力量想要突破这种格局，不能不受到其他各方的掣肘，这也让战争的规模很难扩大。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苏联对中国的“战争危险”，可以说，即使有威胁的倾向，发动战争的难度也很大，就如胡耀邦所说：现在看起来，苏联当时要想侵入中国是很不容易的。出兵中国这一大国，不同于出兵阿富汗，或对付“华约”成员国，而是要面临发动世界大战的后果。苏联当时根本没有任何理由冒这种风险。
中国当时的执政者还有一个孤芳自赏的观点也贻害很久，叫做“中国是块肥肉，谁都想吃”，事实是，中国当时与世界许多国家相比，不但不肥，连瘦肉都算不上，只是个难啃的骨头。极度贫困不说，而且在文革的洗礼之下正处于癫狂状态，好战气氛蔓延全国，人人“不爱红妆爱武装”，个个都是一副打仗的模样，叫“穷横”最为贴切。苏联如果向中国开战，不但有可能在世界上将自己陷于极端孤立的地位，并且将耗费巨大的物力、财力、军力，旷日持久，得不偿失。
多年来，有许多人一直将文革中的“战争危险”当作是合情合理的现象。他们认为，从历史上沙皇对中国的企图到现实中苏联对中国的觊觎，都不得不让中国当时的执政者动员全国的力量备战，而正因为中国的全面备战加上掌握了核武器，才令苏联没有得逞。这些观点事实上仅仅是一种臆测，没有确切的依据，信则有，不信则无。
社会具备国防意识，人民接受基本的国防训练，本无可非议；尤其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这样的意识浓重一些，军队加强反侵略准备，也在情理之中，但因为一种错误的战争预测，将整个国家所有的政治、经济、教育、日常生活全部拖入战备状态，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国家和人民付出了沉重代价，执政者就应该承担责任。二次大战前夕，英法等国政府错误估计了希特勒及其德国法西斯的意图，因而推行了绥靖政策，给欧洲和世界带来深重的灾难，其领导人至今都为此背负历史恶名；同样，错误夸大战争威胁而为国家带来了恶果，其责任人也不能置身事外！1969年毛泽东提出“要准备打仗”，当年的国防战备费用比上年增长34%，以后两年又持续递增15%和16%以上，大大干扰了国民经济，让本已十分困窘的人民生活雪上加霜，让原已非常艰难的中国社会更为贫穷。仅此一条，一个政府及其领导人就应该承担罪责，如果是个民选政府，早就遭弹劾下台多少次了。不能因为后来没有发生战争，于是便认定这是由于战备的结果，如果那样的话，任何政府和领导人都可以肆意将国家纳入高度战备状态，过后也都不妨自称国家因此才免受了战争。根据国内外形势作出准确的社会发展判断，本来就是考验政府及其领导人执政能力的标准，误判或者胡判，只能表明其管理国家的低水平。
“战争危险”的终极来源在于当年的意识形态，因为这种意识形态，战争已经是一种思维、一种细胞、一种天然的忧患、一种与生俱来的预设。一个以推翻旧世界、解放全人类为宗旨的组织和国家，其诞生之日起，就不得不将自己摆在“帝国主义及其一切反动派”的对立面，在上个世纪五十、六十、七十年代，鼓动武装斗争、反对议会道路、支援世界革命，又意味着与世界上多半国家为敌；而“将年轻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里”，也是那个时代所有人对西方国家的基本认知。自己想要解放别人，输出革命，同时也认定别人妄图颠覆自己，扼杀社会主义革命，按这样的思维，除了战争还有什么？到了后来，再加上与所谓苏联修正主义的决裂，加上与几乎所有周边国家闹翻脸，国际阶级斗争意识高度紧张，“战争危险”因而也显得更为自然。
不论执政者自己是否有意，所有战争动员的结果，其对内带来的收益总是远远大于对外。
抗美援朝对当时中国执政者最大的收益不是对外而是对内。一是彻底清除了美国在中国的所有影响。二战以后，美国在中国的声誉可谓如日中天，而这正是1949年以后的大忌。经过抗美援朝，美国的形象终于被完全妖魔化，美帝国主义从此也成了中国人民的头号仇敌。二是借助战争带来的狂热爱国主义，可以镇压一切被怀疑的对象，包括内部敌人和外国间谍。抗美援朝期间曾进行了一系列镇压活动，逮捕、枪决、关押、驱逐了大量“敌对分子”、“间谍分子”、“帝国主义组织和代理人”，还没收了他们的财产，这些行为在爱国的名义下特别容易获得民众的拥护和支持。三是以一场对外战争去树立一个敌对目标，可以全面转移国内视线，减轻建国初始各类矛盾的巨大压力，团结全国上下，巩固新生政权。
回首近几十年，世界上有许多国家，主要是那些“发展中国家”，一旦出现重大国内问题，或者对外矛盾无法排解之时，最为简易的对策就是制造对外纠纷，不是以外国威胁为由宣布战备状态，就是假设一个即将来犯之敌，借此激发民族情绪，或是鼓动非外交正常手法，形成民众仇外之势，然后自己出面维持局面，在对外谈判时加分。这些国家领导人的一个常见特征，即是身穿戎装，号召全民。文革是一个动荡的岁月，尽管最高统治者在上面足以掌控一切，但全国混乱的局面却是事实。只有在“战争危险”中，全国才被迅速整编到军事化体制内，一切都听命于最高统帅，在战备状态中，人人日夜想着如何冲上战场誓死保卫伟大祖国和红色江山，个个随时准备打击侵略者，惟其如此，思想才可以统一，团结才得以紧密，任何一种不同声音和行为才能够激起人民的愤怒，才能被轻易定性为“汉奸”、“特务”、“间谍”、“卖国”，送往该去的地方。“战争威胁”，可以说，为文革走向整合、统一、驯服、听从的新局面，起到了关键作用。
还有一种观点从文革一直延续到当今，认为战争或迟或早总要爆发，就像共产主义总有一天会实现那样。这样的观点，我们根本无从讨论，因为这个迟早究竟是指什么时候，谁也不知道。不要说一百年，即便五十年以后我们都不可预测。不过，三十年来的历史已经足以表明，战争还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文革期间宣扬“战争危险”，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依然坚持“战争不可避免”，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邓小平等人终于明白，战争不但能够避免，中国还可以为自己的发展创造非常有利的和平环境。事实证明，他们对“战争危险”的纠正没有错。三十年过去，中国没有全民临战，而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常态发展国防建设，还有百万大裁军，却从没有遭遇过战争危险，一直和平发展到今天。三十年过去，苏联已经解体，美国与西方正闹危机，连中国曾经不断发生的那些边境烽火好像也都偃旗息鼓多年，和平环境持续保持，而且其势还足以维持很多年。战火可以招致，和平也能够争取，这正是三十年来中国改革开放获得的外交经验。
至于那种认为核武器可以振奋国威，抵御战争危险的说法，其实，只要看看印巴两国拥有核武器以来的历史就足以说明一切；再看看一些不顾人民死活拼命加紧研制核武器的地方，也不难发现，拥有核武器，既可以放在国家利益的角度考虑，也可以从维护个人独裁、家族统治、集团利益的角度审视。
今年，新中国成立整整六十年。六十年是一个甲子，也基本算是一个人生，什么问题放在这六十年里都能看出个大概。六十年了，中国境内除了自制的内乱外从未发生过任何战争，而两次对外的重大战争却都打在了境外，其含义耐人寻味。前三十年，伴随着阶级斗争，我们的头脑中始终笼罩着战争乌云；后三十年，伴随着改革开放，我们生活的上空又一直是和平的祥云，其弦外之音十分明显。一个人，一种好战的性格，一种斗争的思维，及其代表的战斗时代，一旦成为历史，“战争危险”便无影无踪，这已经确切地告知我们，“战争危险”的主要来源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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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1963年：母爱教育的批判
——红卫兵行为的历史根源初探

李 辉

1966年5月在北京兴起的红卫兵运动，对中国政治、文化、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在红卫兵运动高潮时，从大学、中学甚至到小学，不同年龄层次的学生，都不同程度表现出疯狂的领袖崇拜热情和野蛮的人性。对干部、老师、知识分子、名人进行抄家、揪斗、殴打，采用各种惨不忍睹的手段。如：用图钉往老师脸上钉等。因此，不少文革研究者认为，红卫兵运动乃至文革，是人的兽性大暴露。
为什么只有十几岁的红卫兵们，会突然间表现出这种野蛮行为？
1995年，我曾在一篇关于红卫兵的文章中这样写过：

从年龄上看，红卫兵中的大学生或者中学生，大都成长于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之后。在开始接受教育的年龄，此起彼伏的政治斗争、世界风云变幻，便构成了他们历史性格孕育、生长、定型的背景。……在他们的眼睛里，父辈的生存方式，从来离不开批判、斗争、革命，社会生活中，人之间来不得半点温存——那简直是不可取的奢侈，更不能允许毫无政治原则的妥协－－那绝对是必须抛弃的软弱和政治上的不坚定。从此，人细腻而丰富的情感，渐渐变得简单而粗俗，阶级斗争的目光和心里状态，把生活万象，把他们的性格，也笼罩上你死我活的热衷斗争的阴影。”（1996年《残缺的窗栏板》）

究其原因，文革前几年在中国各类学校开展的政治教育中，批判所谓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和人性论，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强调学生的战斗性和反抗精神，对少年儿童的性格和思维方式的形成，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结果，红卫兵运动兴起初期，野蛮行为大行其道，兽性被当成革命造反行为，被看作是“做革命接班人”的最好表现。
在谈及1963年对“母爱教育”的批判之前，有必要先对1949年中国教育体系的构成做简略描述。
在1949年之前的现代中国教育，学校大致分为公立学校、私立学校、教会学校三大类。这些学校各自有自己的教学方式、教材、教师构成。考试、招生相对独立运行，教师的聘用也是比较自由的，流动的。
1952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年之后，以上情况开始改变。1952年9月10日，教育部发出指示：决定自1952 年下半年至1954年，将全国私立中小学全部由政府接办。在此前后，教会学校也相继停办，一些著名的高等教会学校，在高等学校院系调整被合并至其他公立高校。如北京的辅仁大学被停办，燕京大学合并于北京大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停办，其文科调整至复旦大学。据1953年10月11日中国政务院颁发本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方案称，至1953年底， 一般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工作基本完成。
因此，自1953年起，中国的学校基本上均属于公立性质，也就是说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每个教育层次和环节，都由政府统一管理，实施统一的教育方针、教育思想，这为党和政府加强对学校的领导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强调政治教育成为文革前中国各类学校的首要任务。
从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开始，到1954年批判胡适、1955年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1957年反右运动，以及1957年10月高等学校学生中掀起的红专大辩论高潮，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教育界的突出政治的气氛越来越浓，无论小学、中学还是大学，文化知识的学习，不再放在突出的、首要的位置，相反，配合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成了教育的重点。
1962年，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突出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此时开始，中国的学校对学生的教育便愈加政治化，对所谓资产阶级的人性论的批判，也就从文艺领域延伸到教育界，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人民教育》杂志在1963年发起了对“母爱教育”的批判。
1963年5月，《江苏教育》发表《育苗人》一文，介绍南京师范学院附小教师斯霞精心培育学生的事迹。后将此文改写为《斯霞和孩子》，发表在5月30日《人民日报》上。这两篇文章都强调教师要以“爱心”爱“童心”，儿童“不但需要老师的爱，还需要母爱”，教师“像一个辛勤的园丁”，“给我们的幼苗带来温暖的阳光，甘甜的雨露”。
10月，《人民教育》在同期刊物上发表《我们必须和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划清界限》、《从用“童心”爱“童心”说起》、《谁说教育战线无战事？》三篇文章。这组文章以讨论“母爱教育”为题，认为所谓“母爱教育”就是资产阶级教育家早就提倡过的“爱的教育”。说它涉及到教育有没有阶级性，要不要无产阶级方向，要不要对孩子进行阶级教育，要不要在孩子思想上打下阶级烙印。随后，围绕着这些问题，在教育界掀起了一场关于“母爱教育”的讨论和批判。
《人民教育》是由教育部主办的刊物，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代表教育部的声音。
在《我们必须和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划清界限》一文中，作者认为：“学校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而不是像园丁在苗圃里随意地培育着幼苗、花朵。”
从这一观点出发，作者认为，对学生应该实施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爱憎教育，而不是人道主义的母爱教育。他说：“不能用所谓的母爱，泛泛的爱来爱孩子和教育孩子。爱和憎总是有阶级性的。”“要以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来武装儿童，要他们起来反对一切剥削和压迫，要他们憎恨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憎恨阶级敌人，而热爱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
在《从用“童心”爱“童心”说起》一文中，作者认为：我们拒绝以“童心”爱“童心”的说法，因为它会引导我们陷在“人性爱”的污泥之中，会把我们领上“为教育而教育”的歧途。但是，应该肯定：人民教师要热爱儿童。这种“爱”，是从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发出来的，是体现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的精神的，是爱国主义的表现。因为这种“爱”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它就服务于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不是脱离而是紧密结合现实的阶级斗争，以无产阶级的思想品德教育儿童，不要尽领着孩子们“为小白兔的病痛而流出同情的眼泪”，需要培养下一代敢于和剥削阶级影响斗争的精神。
《谁说教育战线无战事？》的作者这样指出：“阶级教育是思想教育的核心。我认为，从孩子懂得要区分好人和坏人开始，就要适应他们的理解能力对他们进行阶级教育。离开了阶级教育这个核心，什么教育学生守纪律、有礼貌、团结友爱、不骄傲等等，都可以变成资产阶级教育，和资产阶级教育没有区别。”《人民教育》发表这三篇文章后，据编者称，在几个月时间里，编辑部收到近千件来稿来信，多数赞成这些文章的论点。将近一年后，1964年10月，《人民教育》就这次“母爱教育”的讨论发表综述，再次强调：“我们的教育工作是阶级斗争的武器，学校教育不能脱离当前的阶级斗争。”“是为了革命而爱孩子，不是为爱孩子而爱孩子。”“同伟大的无产阶级的爱比较起来，母爱只能是渺小的，而决不是什么伟大的。”
从以上的叙述不难看出，针对少年儿童的母爱教育而展开的批判，突出了对学生们阶级斗争观念的灌输，把普遍存在的人性爱的教育，扭曲为憎恨教育。这样，便使得不同年龄层次的学生在接受教育时，容易接受所谓无产阶级的伟大的爱、革命的爱，而漠视人与人之间的日常生活的爱，在校园里，尤其漠视师生之间的爱。
革命、政治、阶级斗争成了他们成长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思想内容，所谓无产阶级的伟大的爱、革命的爱，进而具体体现为对毛主席的爱。于是，对毛主席和革命的态度，便成了这些学生们爱与憎的唯一评判标准，日常生活的爱的情感也渐渐被视为奢侈的、不应该拥有的情感。
在谈到母爱教育受到批判的同时，还必须注意到当时中国正在兴起的“学雷锋运动”。雷锋本人是道德楷模，时刻想到别人，为大家做好事，这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是值得推崇的美德。但我觉得，如果从当年的历史背景来看，从后来形成的红卫兵群体的特征来看，从个人崇拜愈演愈烈的事实来看，也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毛泽东提倡学雷锋的目的，并不仅限于道德。他看问题从来是从政治入手的。大跃进、人民公社，三年困难时期，毛在党内受到了很大的压力，为了反击对自己的批评，毛借助林彪在部队的影响开展学雷锋活动，这个背景今天我们是不能忽略的，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一代学生对毛的个人崇拜，为文革的爆发打下了基础。
对于雷锋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做一颗螺丝钉、做好事的道德形象，他的负面是不动脑筋，是纯粹工具论的具体体现；另外一种解释是林彪的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这个题词把雷锋变成了对阶级敌人怀有刻骨的恨，对毛主席怀有无限的忠的形象。这种忠诚只是对毛的，甚至都不是对党的，否则难以解释党中央副主席为什么会受害。我们文革开始之初，苏联的《真理报》发表文章，说红卫兵是与沙皇的红侍卫一样，是最高元首的私人部队。
正是在这样一种教育氛围中，十几岁的学生们开始形成红卫兵的情感模式。同情心不再被肯定，善良不再被肯定，相反，无情被当作革命的坚定性，野蛮被看作革命者应有的勇敢。当这样一种情感和道德观形成之后，他们顺理成章地走到了造反的前列，成了最为狂热、无情、野蛮的一代，成了文革爆发初期的叱咤风云的一代，成了这场革命的工具。
这样的红卫兵，不会意识到他们所做的一切是违反人性的。因为在他们形成的观念中，本来只有革命的情感才是崇高的、才是值得肯定的。
由此可见，当我们探讨红卫兵运动兴起的原因时，应该注意到从小学教育开始所发生的对母爱教育的批判，注意到红卫兵的人性扭曲，绝非完成于一夜之间。

本文系2002年1月作者参加在日本京都举行的“六十年代世界青年运动的回顾与研究”研讨会提交的论文。本刊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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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堆】

汪东兴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华北组的发言
（一九七○年八月二十四日）

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的讲话。林副主席的讲话是很重要的，对这次会议有很大的指导意义。林副主席是我们活学活用主席思想的光辉榜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高，学得好，用得好。在关键的时刻，林副主席的态度是正确的。这种态度代表着我们的心意，代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心意。我很受感动，坚决向林副主席指出的这个方向前进，并且努力紧跟。
刚才伯达同志的发言，我也同意。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我们党内还有这样的野心家，这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路线，是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我看，这种思想是最反动的。我们不容许这种思想在我们党内泛滥。谁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和他拼到底。
林副主席昨天讲话中说，毛主席的领导地位，是几十年斗争中形成的，是在党内两条路线较量中比较出来的。这个领导地位，除极端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
林副主席还说，毛主席是我们党、政府、国家、军队的缔造者和领导者。毛主席的领导，是我们取得胜利的各种因素中的决定因素。我还记得林副主席早就说过，没有毛主席，也没有我们自己。
林副主席特别强调说，在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非常重要，非常重要。这一条是宪法的灵魂，是三十条中最重要的一条。这一条是我国革命经验中最根本的经验。
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这些精辟、透彻的阐述。
另有一点建议，根据中央办公厅机关和八三四一部队讨论修改宪法时的意见，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有的说不当国家主席可以减少些事务，如接见外宾等，事实上凡到中国来访问的外宾，绝大多数主席都接见了，到中国来的外宾，主席不接见他就不走。主席的接见，影响是巨大的。
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这是中央办公厅机关的愿望，是八三四一部队的愿望，也是我个人的愿望。
有的人不仅不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连毛泽东思想都不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可以识破这些坏蛋。（伯达同志：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欢喜的跳起来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把刘少奇篡夺去的权夺回来了，这个权如果再被坏蛋夺走，我们是不甘心的。我们的权一定要掌握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

资料来源：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文革”十年资料选编》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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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资料】

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常委名单
（1967年11月1日成立）

主任——
滕海清，59岁，汉族，安徽金寨人，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内蒙古军区司令员，自治区革筹组组长
副主任——
吴 涛，55岁，蒙族，辽宁沈阳人，内蒙古军区政委，自治区革筹组副组长
高锦明，50岁，满族，辽宁义县人，原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自治区革筹组成员
霍道余，汉族，国务院建筑工程部第八工程局第一建筑公司汽车司机，华建“井冈山”负责人，自治区革筹组成员
常委——
谢振华：汉族，江西崇义人，六十九军副军长
权星垣，汉族，原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书记处书记，自治区革筹组成员杨德松，汉族，内蒙独立二师师长
李树德，汉族，原中共中央华北局财贸办公室主任
李 质，汉族，湖北黄安人，原中共包头市委书记，自治区人委副主席张广友：汉族，六十九军二十八师师长
郝广德，汉族，24岁，内蒙古师范学院学生，“呼三司”（呼和浩特大中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负责人，自治区革筹组成员
高树华，汉族，30岁，内蒙古师范学院教师，师院东纵负责人，“呼三司”负责人，自治区革筹组成员
王金宝，汉族，内蒙古工学院学生，工学院“井冈山”负责人
王志友，汉族，国营河西公司（七机部四院）技术员，河西公司“八一八”负责人，自治区革筹组成员
刘立堂，汉族，呼和浩特铁路局火车司机，“火车头”负责人，自治区革筹组成员
杨万祥，汉族，呼和浩特糖厂工人，“工人公社”代表。自治区革筹组成员
那顺巴雅尔，蒙族，内蒙文委教育厅干部，“鲁迅兵团”负责人。自治区革筹组成员
李 枫，汉族，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干事，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红旗”负责人
周文孝，汉族，呼和浩特郊区查汉板公社农民，自治区革筹组成员

本名单经由余汝信先生协助校订补正，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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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读往来】

一、陈蔚德来信谈陆小宝文——
今天收到了发来的《记忆》第12期。刚刚把陆小宝为清华校友孙维藩《清华文革写真集》写的序言读了。这篇序言写得极为精彩，把很多以前别人没有讲过的东西讲了，揭示了文革的真正内幕，给人以很多启示。《记忆》越来越好，留下来很多有价值的东西，真的很让人感动。

二、庄瑞菁关于陆小宝文的读后感——
挺喜欢陆小宝那一篇。尽管上面有些观点和我的不尽相同。“文革初期，中央高层确有人在蓄意挑动群众，运动群众。但运动深化以后，每个人都被各自的利益驱动着，选择他们自认为正确的言行，在充分表演。文革运动并没有按照任何人意愿的方向发展，它反映的是全社会各个利益集团的合力。实际上，没有一个人，包括毛泽东在内，有本事能够自始至终随心所欲地掌控文革运动的方向。”
说“文革运动并没有按照任何人意愿的方向发展”，结论太草率吧？“它反映的是全社会各个利益集团的合力”，这点似乎没错，但合力的方向，我认为是符合毛泽东的战略目标的。在整个运动中，毛始终是掌舵的人，认识不到这点，就会给相关的研究带来偏差。“发动文革的人是骗子，参加文革的人是疯子，底下群众是傻子”---言语虽然偏激，但很形象，生动，确实也基本上反映了实际的状况。我不认为有什么原则上的不妥。

【口述历史】

我们怎样走进文革
——崔之清教授访谈（节录）

时间：2006年3月1日晚7：00
地点：南京大学文科楼二楼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
访谈对象：崔之清
访谈者：卢元伟 梅雪莹
[崔之清：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曾任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现任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国台办海研中心特约研究员、江苏省海研会常务理事等职。文革爆发时是历史系四年级学生]

梅雪盈：崔老师，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们的访谈。我们想了解一下您在文革中亲身经历的一些事情。我们就从您进入南大以后开始吧。
崔之清：我是1962年入校的。到了1964年的10月份，我们班就到江苏省海安县的农村去参加“四清”运动。当时带领我们下去的是我们系的党总支书记斯维华。我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所以一开始并不是作为工作队的正式成员下去的，而是叫我随队到农村去参加劳动。一直到1965年的春天，那时候“二十三条”下来了，组织上才批准我参加工作队，叫我到驻扎在海安县胡集公社谢河大队的工作队搞文字材料。我们一直到1965年10月份才返回学校，在那里搞了一年。
回来以后不久，校长匡亚明就召开全校大会，他在大会上问大家：“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教育怎么办？”然后他就提出要学习“抗大”，就是当年延安的那个“抗大”。怎么学呢？就是到溧阳果园去办一个南京大学溧阳分校，把所有的文科院系都搬到那里去，实行“半工半读”。
溧阳果园离南京大约有90公里，在现在的宁杭高速公路边上，当时那还只是一条沙石公路。我们是1966年2月份去的。本来叫我们打背包步行走到溧阳，但是很多同学走到了中山门就走不动了，后来学校就用车子把我们送到了溧阳果园。我们暂时借住在农民家里。当地的老百姓生活是很艰苦的，房子都是草房、土墙。住下来以后我们就在那里劳动建校。当时中文、历史、哲学三个系打通合并，按年级分成62大队，63大队，64大队，65大队。我们是62大队的。
参加建校劳动时有一点比较好，就是能够吃饱饭。大家每天劳动都有任务，体力消耗比较大，能够吃饱饭大家还是比较满意的。菜不太好，几乎没有肉吃，但饭可以吃饱。那个时候中国老百姓的生活还是比较苦的，大学生的粮食定量是三十六斤米，对我们来说能够把饭吃饱就很好了。
建校劳动期间什么课都不上了，不过有时候有一些政治学习。其实我们1965年秋冬从海安农村“四清”回来的时候，已经有一些文革的预兆了。当时姚文元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戚本禹呢就批判罗尔纲关于李秀成的评价。这个对我们的影响很大。我们当时就认为学习历史，研究历史，最重要的就是要讲“阶级”和“阶级斗争”，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解读历史。
当时毛泽东号召我们要“不断革命”，要“狠抓阶级斗争”，对外要坚持反对“美帝”和“苏修”。我们1962年进校以后，正碰上中苏论战高潮，中共发表了“九评”，说苏联是修正主义，我们是很正统的马列主义。当时的宣传学习资料还分析了“苏联为什么会出现修正主义”，大概的结论就是赫鲁晓夫他们这些人原来都是共产党员，后来他们腐朽变质了，变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我们当时笃信毛泽东的判断，相信修正主义在我们国家也有，搞“社教”和“四清”就是要揪出混在共产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所以我们下去搞“四清”的时候目标很明确，就是整那些“四不清”干部，从生产队里面的队长、会计，到大队、公社的基层干部。我们下去以后他们全部都靠边站，由工作队组织一些非常纯洁的贫下中农代表组成“贫下中农小组”，这些“贫下中农小组”在工作组的领导下把过去生产队队长的权力全部给拿过来，然后就每天组织群众开会，揭发那些队干部的“四不清”问题。
“四清”搞到1965年初，毛泽东又有了新的看法。他怀疑自己身边有赫鲁晓夫。他说资产阶级分子不仅仅在下边，不仅仅在基层，不仅仅在农村，上边也有；还说这些人有时候就睡在我们身边，我们大家要提高警惕。所以说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已经具备了意识形态的基础。他使我们这些人相信，既然中国要搞共产主义，就要把那些混进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统统清除掉。所谓“继续革命”，就是说过去是革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命，要推翻三座大山；现在则要开始革共产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干部的命了。具体到我们文教、学术领域，当时就是要批判一些老专家，毛泽东认为他们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是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
我们系的茅家琦先生在此之前也参与了关于李秀成个人评价问题的学术争论。他当时是我们历史系的副系主任，党总支副书记，年纪很轻。他写了一篇《论李秀成》的论文寄给《文汇报》。起初《文汇报》并没有打算发表这篇论文，可能是编辑部不赞同这篇论文的观点。到后来为了组织论战，他们有意识地把茅先生的这篇文章登载出来，目的就是要树立一个箭靶，为“左派”们提供一个批判对象。因此这篇论文的发表是一次有预谋的政治动作，是刻意设计的政治陷阱。
客观而论，茅先生的文章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他认为李秀成不是叛徒，而是一个有污点的农民起义领袖。但是这篇文章登出来以后，茅先生很快就受到了批判。江苏省委和学校有关部门组织人批判他，江苏的许多报纸杂志都点了他的名，他的党政工作和教学工作都被停止了。他是南京大学和整个江苏省较早受到批判的学者之一。
不过这种批判在我们班基本上没有搞起来。因为我们班同学对茅先生的印象很好，而且大家觉得那篇文章也没有什么问题，因为那是采用很客观的观点和实证的方法来评价李秀成的历史功过的。所以学生们对批判茅先生没有什么兴趣。相反地，大家觉得姚文元的文章写得很霸道，他批《海瑞罢官》相当蛮横武断，还很牵强附会地把历史与现实硬扯在一起。比如《海》剧里说到海瑞“退田”，姚文元就说是吴晗有意鼓吹农民分田单干；再比如那里面说海瑞要给被冤枉的人“平冤狱”，姚文元就说吴晗为什么特别强调这一点呢？他的目的显然在于为那些解放以后被打倒的“牛鬼蛇神”鸣冤叫屈。我们觉得姚文元的文章就是恶意构陷，利用学术批判整人。他那些观点简直是强词夺理、胡说八道！戚本禹的文章大家也不同意。我们觉得戚本禹的文章写得比较尖刻，会钻空子，有点无限上纲。
所以尽管当时报刊杂志上的批判运动声势浩大，实际上在学术与文化领域，在高等院校内部，尤其在一般学生的内心并没有太大触动。理科的学生根本就不感兴趣，他们整天就是搞他们的专业。文科的学生呢，像我们历史系的学生，就认为我们是学历史的，历史要讲历史主义，历史评价要讲“两点论”。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当然承认李秀成有历史的局限性，不过李秀成又不是共产党员，你不能用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他。我们认为用现代人的标准去要求古代人不够实事求是。我记得当时我们班在讨论《海瑞罢官》与李秀成问题的时候，只有两个同学比较左，支持戚本禹、姚文元的批判文章，其余30个人（我们班一共有32个同学）基本上不支持他们。我们系的老师们也基本上不支持他们。
那时候也不知道这个就叫文化大革命，后来才知道这两篇批判文章就是吹响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啦。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这两篇文章出笼的背景，只是出于学术争论的思考，觉得姚、戚的文章不对头。后来批判的火力越来越猛，把我们茅先生也拖出来了，我们就更不能够接受了。不过运动之初茅先生虽然受到点名批判，还没有受到特别大的冲击。
到溧阳分校之后，大家天天劳动。比如我们62大队的劳动任务，是在离我们分校40多里路的采石场里挖掘和搬运石头，为学校建造房屋提供基石。我们每天早出晚归，非常劳累，业务学习基本荒废。
不过每天晚上我们自己都抓紧时间看点书。我们一般看两种书：一种书是马列著作；另外就是外语。我当时觉得外语很重要，所以选修了两门外语：第一外语是俄语，第二外语是英语。我的俄语原来学得比较好，当时常常有新华社的文章被翻译成俄语，我就看那个东西。英语呢？实际上当时我们学的是哑巴英语，就是拼命地记单词，看了单词知道中文意思，但是不会读、不会讲。我在劳动空闲之间主要看看外语，这个对我后来考研究生比较有好处。
那个时候学校里很少组织理论学习，我们成天就是坐着卡车去工地采石头回来造房子，根本没有时间组织理论学习。不过当时大家都知道报刊上总是搞批判。 大家觉得风声比较紧，但是没有想到后来会搞成那个样子。我们还认为这依然只是一般学术意义上的批判，不过声势更大、涉及领域更广、批判中上纲上线更严而已。当时文、史、哲等各学科领域都有特定的批判对象和议题，显示这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政治性很强的学术批判运动。大家对文革并没有思想与心理准备。我们当时基本上是看客。但也不是消极地看热闹，而是相当关心批判的议题和参与论争的人物，大家也在讨论和猜测着批判运动的发展方向。不过并没有意识到文革实际上已经发生了。
其实在此之前我们也透过一些蛛丝马迹隐约觉察到中央高层的一些矛盾，至少在1965年1月公布《二十三条》的时候我们就隐约感觉到有些不大正常。因为1964年我们下去参加“四清”的时候，学的是刘少奇夫人王光美总结的“桃园经验”，刘少奇还依据这个“经验”重新修订了中央的《后十条》文件，用来指导全国的“四清”运动。所以一开始我们是按照“桃园经验”及《后十条》修订案去搞“四清”的。现在中央又颁布了一个《二十三条》，就不提那个《后十条》修订案和“桃园经验”了，要我们按照《二十三条》来重新部署“四清”运动。当时我们就私下议论，好像刘少奇和毛泽东在“四清”运动上的观点不太一样，对运动的定性似乎有分歧。当然我们都是私下里谈，公开场合是不敢谈的。
南京大学文革的发动，是我亲身经历的事情——就是发生在溧阳分校的所谓“六•二事件”。6月2日清晨6点半，中央人民广播电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第一张大字报，以及《人民日报》为此配发的评论员文章。那天早上我起得比较早，正在进行户外活动，因而较早地收听到分校广播站大喇叭里的转播。当时我看到匡亚明校长也站在那里听广播，手背着，神情很专注的样子。我深感北京出了大事，听完广播之后立即回到宿舍，这时同学们还没有起床，我就喊：“快起来！快起来！”大家睡眼惺忪地问什么事啊？我就告诉他们，刚才广播里说北大的聂元梓等人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北大校长陆平他们都被点名批判了，现在中央肯定了聂元梓他们写的大字报。
后来分校广播站的大喇叭再次转播那个消息，大家都伸长耳朵注意听了。听完后同学们就议论。
歇了一会，刚刚吃过早饭，大家正要去劳动。突然有人跑来说，中文系有大字报出来了，是批匡校长的，说他按照《二月提纲》的调子来搞文化大革命，还说南大冷冷清清，天天让学生们干活，也不搞大批判，这是用劳动建校来冲击政治运动。当时中文系写大字报的是61大队（5年级）的几个同学，匡校长认定其中的一位调干生胡才基是大字报的组织策划者。此人原在《黄石日报》工作，是中共党员。
中文系写了第一张大字报以后，哲学系、历史系的学生们都相继参与，很多大字报都贴出来了。这个事件使当天的劳动受到冲击，大家都不去干活了，都在那里思考、讨论和行动。我们班同学也在宿舍里自发地讨论写大字报的事。我当时对此没有兴趣，我说该写的人家已经写过了，你再写也写不出什么新鲜内容了。但是他们不同意我的观点。
不过我们班的同学出身不好的比较多，大家的胆子都比较小，所以他们在写大字报之前首先在那里讨论：匡校长究竟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这个要搞清楚。如果是人民内部矛盾，你写大字报就应该是善意的；如果是敌我矛盾，那就要彻底批判他。争论了一番以后，他们达成了一个妥协，说两类矛盾没有搞清楚之前，为了谨慎稳妥起见，我们写大字报的时候不要对匡亚明直呼其名，也不要另外给他戴什么帽子，包括不写“匡亚明同志”，因为称“同志”似乎意味着人民内部矛盾，我们就写“匡校长”，“校长”是他现任的一个职务，比较中性，不管将来他被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我们都很主动。即使定敌我矛盾，我们没有称他为“同志”，表明我们已经与他划清界线了。
他们讨论了好长时间，然后就开始写，由H同学执笔，大字报的标题叫做《政治部按语与解放军报社论唱反调》。为什么写这个呢？因为我们到溧阳分校的时候，匡亚明在分校设立了党总支，是分校的最高权力机关；党总支下设政治部，办了一个刊物叫做《劳动与学习》。匡校长亲自起草了一份《溧阳分校政治部的按语》，刊登在《劳动与学习》上。那个按语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调子基本上是由《二月提纲》克隆下来的，和北大校长陆平他们搞的路数差不多。而这里提到的《解放军报》的社论呢？则是按照《五•一六通知》的路数来的，因而其基调跟《二月提纲》根本不同，当然也就与匡亚明的《政治部按语》相对立。大家都知道《政治部按语》是匡校长写的，但他们有意不点匡校长的名，只写《政治部按语》与《解放军报》社论唱反调，避免与匡校长发生正面冲突。
他们写了大概有七、八张大白纸，写好以后拿给我看。我大致浏览了一下内容，然后对他们说：“这个大字报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现在人家的大字报调子都高得很，我们搞的这个东西恐怕人家看都不要看。”他们争辩说别人看不看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写这个东西就是想表明自己参加批判运动了。
我考进南大之前工作过四年，有一些参加政治运动的经验。我私下考虑一下，觉得他们这张大字报没有什么新意，根本不会产生什么重要的影响，想借这个大字报出名是不可能的，相反如果将来出了事情你却跑不掉。当时匡亚明是我们学校的校长，又是党委书记，又是党内资历很老的“老革命”，我担心写他的大字报不会有好什么好果子吃，弄得不好很可能会被打成右派的。而且除了聂元梓等人，过去还没有给单位领导贴大字报而最后能够逃过打击报复的例证。因此我很害怕，当时就不想在那上面签字，想找个借口退避。当我看他们要签字的时候，就刻意跑到浴室去洗澡。我在浴室里呆了一个多钟头，估计他们的大字报已经贴出去了，我才若无其事地回到宿舍。回到宿舍后，我就把英语课本拿到床上去看。哪知道那些写大字报的同学却过来招呼我在大字报后面签名。
我很诧异：“你们还没有贴出去吗？”
他们说：“就等你签名呢！”
看来他们是非要拖我下水了。
我就在床上说：“那就请你们代我签个名算了。”并且我还批评他们说：“你们搞得那个烂东西，调子那么低，谁要看啊？人家都要看调子高的！还讲什么‘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真是书生气！只要以后上头讲一句‘贴大字报错了’，谁也跑不掉！那时候才不会跟你细细讨论什么‘两类矛盾’呢。”
他们就用激将法激我：“老崔你是胆子小不敢签吧？”
我一听，就从床上爬了下来。
后来，听我的一个老乡告诉我，他一直在宿舍门口给我使眼色，意思是不要我签名。那个老乡是我们班唯一的党员，私下里和我关系很好。可是当时我背对着他，根本没有看到他使眼色。于是我就下来签名了。当时我们班有13个人签了名，我的名字是最后一个，签的字最大。然后他们就把这份大字报贴出去了。
那一天就不劳动了，师生们都在贴大字报、看大字报。溧阳分校的党政领导见此情景都慌了手脚，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匡校长此时在南大校本部，不在溧阳分校，学生们一下子捅了这么大的漏子，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应对。
卢元伟：崔老师我打断一下，您刚才不是说6月2日那天早上，匡校长还在溧阳分校听广播的吗？
崔之清：对，他是在那里听广播的。不过后来他就回南京了。
卢元伟：是他走后学生才开始贴大字报的吗？
崔之清：对。匡校长刚回到南京，就听说学生们贴大字报批判他，他很生气，就又立刻回到溧阳来处理这个事情。
那天我们吃过晚饭，领导上叫我们加班劳动，从卡车上往下卸砖头。我们一边在那里卸砖头，一边就在那里商议，说我们贴的那个大字报没人看，是不是要再写一篇。我说：“要写就写一篇有新意的，否则有什么意思呢？”
我们13位写大字报的同学中，有一位S君，是我们班的才子。他说：“我有一个主意。匡亚明有一次做报告，说一个人要又红又专，要三分红七分专，三分的时间搞政治，看党的文件，七分的时间要搞专业，要把时间调配好。我们是不是可以就这个事情来做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做‘红专能够三七开吗？——评匡校长一次关于红专问题讲话’”。
大家纷纷说好。我们正说着话，一块砖头落下来砸在我的脚上，把我的脚背打肿了，同学们就说：“正好，老崔你回去休息，和S君一起把大字报写出来。”于是我们两个就回去了。
S君文笔很好，所以很快就把大字报写好了。我看了看觉得写得不错，就准备找纸来抄。不过我还是不大放心，就对S君说：“先不要急着抄大字报，我出去看看外边的情况怎么样。否则万一出了事情不好办！”
我跑到大家贴大字报的那个地方，令我非常吃惊的是，匡校长正站在那里读大字报！
匡校长看到我，冲我摆摆手，我就走过去了。
匡校长问我：“同学，你见过右派吗？”
我回答说：“我见过，我们历史系就有一个，到现在还没有分配呢，一个月就拿18块钱。”
匡校长说：“我告诉你，我在吉林大学的时候，写我大字报的人都是右派！大概有两三千吧，这些人写我大字报，都是右派！”
我一听，哎呀，这下惹了大祸了！因为我也在批匡校长的大字报上签名了！我赶紧一瘸一拐地跑回去——因为脚背肿了——对S君说：“大字报不能写了，匡校长发火了，说写大字报的都是右派。我们现在已经难逃一劫了，这张大字报要是再贴出来，我们就彻底完了。我们赶紧把这个底稿处理掉吧。”
于是我们两人就把大字报草稿撕碎了扔到窗户外边去。因为是在农村，窗户外边都是很高的杂草，东西扔到外边就找不到了。然后我们就统一口径，说我们回来没有写大字报。
那些劳动回来的人问：“大字报写得怎么样了？”
我说：“我们没写，你们出去看看吧。”
他们出去看了以后，回到宿舍时都呆了。写大字报的同学心情相当沉重。我说匡校长发火了，恐怕要反右派了。
我那个党员老乡这时候纠集了我们班8个贫下中农、工人阶级出身的同学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批判我们，标题是《这是为什么？》。这是1957年反右派运动时《人民日报》一篇文章的标题。我们原来写大字报的13个人都知道自己犯了错误，就蔫了。那8个写反击大字报的同学就很开心。没写过大字报的同学则比较轻松，他们可以看热闹。
到了夜里12点，全年级紧急集合。当时有一个叫Q的青年教师，是溧阳分校的党总支委员，后来被任命为我们62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他就到我们这边召集全体同学开会。他一来就给我们发表演讲，说我们这里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事件，和1957年的情况差不多。然后他叫写过匡亚明大字报的人站到右边去，没写过匡亚明大字报的人站到左边来。这样，我们无形中就变成右派了。
会议结束后，Q老师要写过匡亚明大字报的人回去反省，准备做检查。这时已经是下半夜了。我们回到宿舍以后都不敢睡觉了，坐在那里一面学习文件，一面考虑如何检讨。那些没有写过大字报的同学现在就写批判我们的大字报，那些想入团、入党的同学更积极，他们把我们蚊帐的门口都贴上了大字报，搞得我们想睡觉也没有办法睡，因为不敢把他们的大字报撕掉。当时溧阳分校的蚊子又多，我们遭到蚊虫叮咬，非常受罪。
我是工作过的，有经历政治运动的经验，因此我只写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提纲，不写文字检查材料，准备口头检讨。我知道写了文字的东西，以后就会摆到我的档案里面，那就会很麻烦。其他同学当时都急于解脱困境，相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说法，就在那里认真地写检查。我又不敢劝他们，担心他们会出卖我，引出更多麻烦。
大概到了凌晨两点多钟，那些左派们又来了，一共点了5位同学的名。幸好，我不在其中。为什么没有我呢？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是最后一个签名的，连大字报的内容都没有认真看过。还有一点，就是我那个党员老乡是左派学生的头，他有意要放我一马，所以帮我开脱。这样我当时就稍微安心一点了，估计自己不会被划为右派。
当时班上的左派们认为，我们班最大的右派是主导并执笔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同学H。其次是我们班团支部的宣传委员，他被认为是团干部中的右派。
听到这个消息，H几乎要崩溃了。他走过来轻轻对我说：“老崔，你多保重啊！”
我说：“你什么意思啊？”
他说：“老崔你不知道呀，1957年反右派的时候，我已经读高中了。当时我们班有个老师被打成右派，我为这个老师抱打不平，写了一张大字报，结果被学校里狠狠地批了一顿，还让我写了检讨。那个检讨就在档案里。现在他们把我揪出来了，我是有前科的呀！我这次肯定要被打成右派了，这辈子算是完了，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呀！”
我说：“你可不能自杀呀，自杀是叛党呀！”然后我就私下对他说：我们南大和北大的情况差不多，其实谁胜谁负还不知道呢！你看我不是在自己的学习材料上写了“南大≠北大？”吗？我也想不通啊。说不定我们也会像北大写大字报的人一样，最后会翻身的。我还劝他说“好死不如赖活”，希望他要坚持住。
哪知道这番话惹出事来了。大概一个小时后，我那个党员老乡把我叫到宿舍外边悄悄告诉我，H把我对他说的话报告党支部了，党支部马上要采取行动，叫我赶紧回去处理！我赶紧回到宿舍，把那个写了“南大≠北大？”的学习材料本塞进了暖水瓶里，免得被抓到证据。
不一会，我们班的几个积极分子来了，冲着我喝问道：“崔之清，你的学习材料在哪里啊？”然后他们就到处搜查，把我的胶鞋、枕头套子等都搜了一遍，结果没有搜到，我的那些学习材料都让开水泡烂了，连字迹都化掉了。接着马上开会。本来我是不被点名的，现在把我排到为首的第三位了！他们集中火力批判我，说我非常狡猾，到现在一个字的检查都不写，想蒙混过关。几个和我关系很好的朋友也翻脸了，猛烈地批判我。我想到自己出身不好，现在又被抓了个现行，这次怕是难过关了。于是我当时表现出一付很痛苦的样子。
后来我又私下去问我那个老乡，我到底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我的老乡说，因为没有抓到证据，恐怕还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我一听是人民内部矛盾，心理安稳多了。然后我就把H告密的事情转告其他挨整的同学。大家都觉得H太不仗义，就联合起来把当初写大字报的责任都推到H身上。不过这样做也没有多大用处，H是第一号“反党分子”，我仍然还是第三号。然后就叫我们劳动。劳动了几天，到了6月5、6日的样子，学校里突然找我们写大字报的人去开会，溧阳分校党总支副书记徐福基传达匡校长的指示，说你们写大字报初衷是好的，是热爱党、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表现，就是把矛头搞错了。你们主观愿望是好的，你们不是右派，不是反党急先锋。匡校长和南大党委，还有溧阳分校总支，都觉得你们还是我们的阶级兄弟！还是我们的同志！
哎哟，听了这话，下面哭声一片啊，大家都很感动！当即就有人站起来表态，说匡校长太宽厚了，我们对不起他！
实际上我们后来才知道，匡亚明到省里去汇报“六二事件”及处理经过，省里汇报到了中央，康生听了特别恼火，严厉批评了匡校长，说他整人整得不对。所以他很快找到了徐福基，要他传达学校为我们平反的处理意见，说我们属于好人犯错误，学校不予追究，所有问题一风吹啦。我们也不知道这个背景情况，所以大家听了都很感动。
那天中午学校食堂还加餐。大家几天来都没有心情吃饱饭了，这次算放开了，没有事啦！我那天吃了三大碗米饭。
然后又继续劳动。
大概到6月7、8日的样子，我们正在建筑工地筛沙子，忽然来了两个人，问：“你们谁写大字报了？”我们不认识他们，就没有理睬他们。
他们说：“看样子你们是写大字报的，看起来没精打采的样子。”
我说：“你们是哪儿的？”
他们说：“我们是江苏省委宣传部的。”
我问：“你们来干什么？”
他们说：“你们写大字报是对的，你们受委屈了。”
我说：“你们胡说八道什么东西呀？匡校长已经说我们不是右派了，把我们都解放了，我们要好好干活，你不要和我们罗嗦。”
他们见不得要领，就讪讪地走了。
后来晚上召集全体师生开会，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戴为然出席会议并讲了话。戴为然就在大会上宣布：匡亚明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你们写大字报不是反党急先锋，而是革命急先锋！我代表省委支持你们！
讲到这里，下面是欢声雷动啊！
突然有人提出，我们写大字报的人是革命急先锋，那些整我们的人是什么呢？
当时大家认为自己被整了，心里很不平衡，所以有点想报复原来整我们的人，就要求省委来的人给他们定性。那时候大家在下面七嘴八舌，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整个会场乱哄哄的。后来省委的人就讲，大家参加文化大革命，斗争矛头要指向匡亚明，要集中火力批判《二月提纲》，同学们互相之间就不要再纠缠了。
大概到了9号，南京大学党委常委、组织部长索毅然从南京到溧阳分校来。小轿车一进溧阳分校的门，同学们就把他围起来了。他向我们传达了省委的“三点指示”：第一，匡亚明就是北大的陆平，是“三反分子”，“反革命黑帮”，对他要彻底揭发批判。第二，南大党委不等于北大党委，南大党委是好的，与匡亚明不同。你们不要把南大党委和北大党委等同了。第三，溧阳分校的同学要在溧阳坚守阵地，一面搞文化大革命，一面继续坚持劳动建校。
听了他的传达以后，同学们议论纷纷。那个时候天气已经很热了，溧阳分校严重缺水，挖井又挖不出水来，大家洗澡也渐渐困难。另外那个地方晚上蚊子又多。大家都在想这个夏天怎么过呀！
不知道谁突然喊了一句：“我们要求回校闹革命！”
这个提议立即得到大家的热烈响应，马上就有人坐在小轿车的顶上，大家就要求回校。
索毅然说：“你们不能回去，你们必须坚持在溧阳分校闹革命！”
人群中就有人说：“匡亚明又不在这个地方，我们批判谁啊？我们还是回去闹革命！”
又有人说：“怕什么，我们走回去！我们学习红军，长征两万五千里！”
索毅然一看控制不住局势了，他就想溜走。同学们就拦住他不给他走，还叫他打电话向上级请示。
当时大家最觉得头疼的就是缺水。当地有一个小水库，我们就用水库里的水。但是我们人很多啊，七七八八加起来有500多号人，用水量是很大的。如果水库干涸了，那就麻烦了。还有一个就是蚊子，那个地方的蚊子比南京厉害多了。所以谁都不愿意在那个地方呆着，谁愿意呆在农村受蚊虫叮咬呢！都想回去！因此，大家给索部长和学校领导施加压力，坚持要求回南大干革命。而且大家扬言要把行李打着，走回南京去。最后南大领导没有办法，从南京军区借了35辆解放军的大货车，把我们都接回去了。汽车开到汉口路的路口，留守在南大本部的理科学生都在那里欢呼雀跃，热烈欢迎我们，大家一起握手拥抱啊，哈哈……当时大家感到有一种战斗友谊。因为就在溧阳分校“六二事件”的时候，南大本部也发生学生贴大字报的事件。学校里有理科的学生，还有外文系的学生，他们也写大字报，不仅批评匡亚明，还批评学校党委。因为溧阳分校贴大字报比他们早一点，所以我们这些人回南大的时候，就自我感觉有点像革命先锋，第二天全校开大会批判匡亚明，溧阳分校的代表还上去发言。
这个时候省委开始派工作队进驻南大。工作队的队长彭冲，当时是省委书记处书记，主管文教工作。另外还有三个副队长，一个叫梁辑卿，一个叫吴大胜，一个叫杜方平。后来这三个人都卷到文化大革命里去了，变成了“好派”和“屁派”的后台。工作队的一般成员则是从省级机关、南京军区抽调的干部。他们来了以后就被分派到各个系去。我们溧阳分校也进驻了工作队，都是解放军干部，组长是赵复华。此人在延安抗大学习过，是某军事学校哲学教研室主任，能言善辩，很有水平。
工作队来了以后，彭冲兼南大党委书记。匡亚明这时已经被看管起来了。中文系第一批写大字报的那几个同学组织了一个小分队看管他。6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就是专指南京大学匡亚明的，他是继北大陆平之后第二个被中央点名的大学校长。当时康生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他和匡亚明共事过，可能与匡关系不好，现在乘机报复。康生告诉江苏省委，说匡亚明这个人很坏。江苏省委为了保自己，也为了表示积极拥护文化大革命，需要抛出一些人作批判的靶子，其实在此之前已经抛出几个人了，什么艺术家呀、学者呀……包括我们茅先生也算，现在又把匡校长给抛出去了。
当时省委工作队想把群众运动管控起来。他们说南大只有匡亚明一个人是“黑帮”，其余党委一班人都是好的，因此南大文革的大方向就是批判匡亚明，否则就是转移斗争大方向，干扰文革运动。
另一方面呢，学校党委曾经镇压过南大理科写大字报的学生，学生们认为，你们党委是一个集体，难道就匡校长一个人是“黑帮”，党委其他人就都是好的吗？好不好要拿出来检验嘛！
溧阳分校回来的学生很快被省委工作队控制住了。工作队告诉我们，南大党委没有问题，主要目标是批判匡校长。结果造成了溧阳分校学生和本部学生的尖锐对立。本部的学生不听工作队的指示，开始批判学校党委。更有学生认为工作队包庇党委，贴了工作队的大字报。工作队就分头做师生们的工作，其中溧阳分校师生是工作队的主要依靠力量。赵复华等组织我们写大字报，去反击校本部那些主张批判校党委及工作队的少数师生。那些积极主张批判校党委的本部学生中，有数学系五年级的学生，简称“数五”；还有“法四22人”，就是外文系法语专业四年级的22个学生。他们不仅仅坚决批校党委，也对工作队不满。
另外还有一个人，当时是生物系的实验员，叫李太平。他够胆大的，当时竟敢直接批江苏省委。他写大字报，一个礼拜贴一张，每张只有几十个字，质问为什么新街口有孙中山的像没有毛主席的像？为什么《新华日报》报头没有“毛主席语录”专栏？为什么……就凭这些现象，他就认为省委有问题，就要批判省委。然后我们溧阳分校的学生就写大字报批他，说什么“李太平？不太平！”哈哈……
我们溧阳分校的学生一开始都是很团结的，就是听工作队的安排，根据工作队的策划写大字报反击“数五”和“法四”的那些同学。后来我们班贴大字报的13个人，主要是我，对工作队产生了怀疑心理，觉得我们被利用了。我们开始发现工作队在有意识地利用我们这些学生来整那些反对他们的人。例如每次找我们开会，动员我们写大字报，他们都要向我们口授大字报的提纲，我们按照提纲将大字报写出来之后，再交给工作队审查修改，然后才抄写贴出来，目的就是整“法四”、“数五”的学生。这样次数多了我就有一种被人利用的感觉。另外我觉得“法四”和“数五”的同学，也和我们在溧阳分校的情况差不多，如果我在本部，说不定我也会参与他们的队伍。将心比心，换位思考，觉得我们跟着工作队整人家，要把人家搞成“阶级敌人”，实在是于心有愧。所以我后来就比较消极，工作队叫我搞什么，我就找一个借口躲避。
卢元伟：原来溧阳分校内部的左、右派学生现在在工作队的引导下是不是就成为一派了？
崔之清：工作队还是比较喜欢那些出身好的左派学生。我的那个党员老乡不久就取得了工作队的信任，成为他们的骨干了。他就来和我讲：“你不愿意参加写大字报，工作队认为你很消极，因此他们对你很怀疑，你应当注意。”他还说：“可能在解决了少数同学反省委及工作队的问题以后，要在同学中清理阶级队伍，你务必要小心，不要被工作队列入清理的对象！”
我说：“工作队这样搞干什么呢？本部那些同学要揭批校党委，还是很有道理的，为什么反而要整他们呢？而且都是同学搞同学，这和中央精神并不符合嘛。”这是我跟我那个党员老乡两个人私下里聊天。我们之间比较信任，可以说一些知心话。
他说：“你这个思想很危险，你出身又不好，工作队要抓你的小辫子是很容易的。我给你指一条路。我去跟工作队讲一下，让你到溧阳分校去看守桃园。”
那个时节溧阳分校的桃子成熟了，周边的少数农民经常去偷桃子，所以学校里需要派我们同学去值班，看守桃园。我想想这个办法挺好。我并不想听从工作队的指使去参与整人，但是我如果不听从工作队的指使，他们又会认为我革命意志动摇，恐怕以后会成为被整的对象。于是我就到溧阳分校看了十来天桃子。
一开始我们跟着工作队批判本部的少数同学，我还是蛮来劲的，后来就越来越觉得不对头了。工作队指使我们把那些批评学校党委、工作队和省委的大字报的标题和作者都给记录下来。这就是抄人家的黑名单啦。后来在赵复华的策划下，以我们溧阳分校的学生为主，组织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拥护工作队的大游行，游行队伍走到“数五”、“法四”宿舍的时候还高呼口号，大意就是“揪出牛鬼蛇神”之类。这些举措引发了学生们更激烈的抗争，当时学校里闹得很厉害。而且工作组越是镇压那些学生，学生中同情他们的人就越多。工作队的威信渐渐低落。
当我从溧阳果园值完班回到南大的时候，7月20日左右，工作队已经把反对派学生镇压下去了，转而批判匡校长和那些知名教授。我们13人私下议论更多了，共识也不断增多。我们认为工作队把矛头指向学生和教授，不符合中央的文件精神。我们都是私下谈，有时候到玄武湖。我们13个人中有3到5个人是比较知心的，也是这个群体的中坚分子。
大概是到了8月1日晚上，有一个标题为“北京来电”的大字报贴出来了，说中央成立了文革小组，组长是陈伯达。陈伯达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说派工作队是错误的，还说工作队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镇压学生运动的人不会有好下场，从北洋军阀到国民党都是这样。而且这张大字报还附贴上了一张北京来的油印传单。很快，这张大字报被有心人士覆盖了。
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啊！全校师生对此议论纷纷，都在猜测这个消息的真伪。我们13 个人也立即聚集在一起，共同探讨这一消息的可信度以及我们应该采取的立场。我们认为这个消息是可信的，工作队的方向肯定错了。因此，我们准备采取的立场是：第一、不再参加工作队整“法四”和“数五”同学的事情。第二、大家回去整理一下工作队过去给我们讲话的记录稿，我们要保存好材料。我们是学历史的，知道这是原始资料。第三、看来学校的局势要发生重大变化，不过我们这些人出身都不大好，要是冲在前面的话，就得承受非常大的压力，因此我们只能暂时保持中立。
所以后来工作队和班干部喊我们开会，我们都不去。这时候工作队的士气也急剧低落，有的工作队员就自行离开南大了。溧阳分校那些紧跟工作队的积极分子们这时候也进退失据，人心散乱。而那些反工作队的同学则士气大振。而且那时候北京已经出现了第一批红卫兵，南大的学生也迅速跟进，立即成立了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叫“南京大学红色造反队”，第一批成员一共36个人。主要是理科和外文系的学生，溧阳分校一个也没有。这些人全部都是“红五类”。“红色造反队”以大字报的形式公布了一份名单，上面写明了参加者的姓名、家庭出身、所属院系、住在哪个宿舍等等。他们都是遭到工作队打压的反对派骨干，这个时候就表态要坚决、彻底地批判工作队的路线错误。
“红色造反队”的领袖叫做文凤来，当时是越南留学生班的教师。他是东北人，中共党员，革命干部，参加过抗美援朝，后来从部队转业到我们学校外办工作，职务是越南留学生班的政治辅导员。他此前贴大字报揭露了学校党委内部的很多问题，什么搞特殊化呀之类的。学生们根本不知道党委的什么内幕，他敢于站出来揭露，学生们就拥戴他了。
当时溧阳分校学生中的骨干力量还是支持工作队的。那些出身好的、受到工作队重用的人，基本上还是保工作队的。他们还在与造反派进行大辩论，打大字报战。多数同学则比较消极，当逍遥派，成天就是看看大字报，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示。我们13人认为“红色造反队”是对的，但是我们不敢有所行动，怕运动矛头又搞到我们的头上来。当时敢于公开站出来造反的人还是比较少的。我记得每当有人报名参加“红色造反队”时，他们都要用大字报的形式公布其姓名和其他情况。我们通过这些可以看出他们的队伍在不断扩大，但是扩大的速度非常缓慢，后来大体发展到七、八十个人。
不过造反派这个时候也很发愁，他们指责工作队有意整学生，大方向错了，但是却找不到有力的材料作为论据。我们手里有材料。所以我们13个人就开会商量近期的行动。我在会上发言说：“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13个人有事情做了。我们可以公布我们手上掌握的工作队的材料，提供给全校师生评判。不过为了稳妥谨慎起见，我们只公布工作队讲话的原始记录稿，我们不加评点，也不要表态站在哪一边。”大家一致赞同我的提议。于是我们就写了一个很长的大字报，一共用了35张大白纸，题目叫做《我们所知道的溧阳分校工作队的言论（第一辑）》，内容都是工作队成员的讲话记录，有时间、地点、讲话人、内容等等。这个大字报一贴出来，整个校园引起轰动啊，抄大字报的人多得不得了，大字报的最后有我们13个人的签名，并写明了我们的宿舍房号。于是，到我们宿舍来串联的人络绎不绝啊，什么“数五”呀、“法四”呀都来了，宿舍里到处都是人，乱哄哄的，哈哈……
后来要举行辩论，大家要我发言。我就代表我们13个人发言。我当时就根据材料进行了分析论证，明确指出工作队对“数五”和“法四”的所作所为是有组织、有预谋的围剿行动。下面就有人骂我是地主的狗崽子，要把我拖下台来。多数同学不同意，他们热烈鼓掌，要我继续发言。
卢元伟：那么实际上这个时候你们13个人已经也是造反派了？
崔之清：对，实际上是，但是在组织上还没有加入。
梅雪盈：我不大明白，为什么你们起来造反了，却又没有加入造反派组织？
崔之清：因为我们的出身不好啊，“红色造反队”不大想吸收我们，他们似乎认为我们参加进去，就把他们的组织搞得不纯洁了。后来我们加入造反派组织是到已经很开放的时候了。通过这个插曲呢，可以看出在那个时代，家庭出身不好似乎是你一辈子都没有办法的事情。
当时都是年轻人，终归比较富于理想和激情，都想积极参与这个文化大革命，总想在这个中间得到锻炼嘛！加上我们这些学历史的人，总是比较尊重史实的，比较实事求是的。当时北京的信息比较多，比如当时北京高校的工作队已经被勒令向造反派作检查了，但江苏省委工作队还试图向我们封锁消息，这哪里封锁得住啊？而且他们还公然撒谎，明明是他们在背后策划和推动围剿反对派的，就是所谓“挑动学生斗学生”啦，但是他们后来却死不认账，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我们当然看不下去了，我们亲身的经历就是见证。
接着，北京又传来中央下令从高校撤出工作队的消息。于是省委工作队在南大成了多数师生的批判对象，造反派就在酝酿发起驱逐工作队的动作，保守派则要挽留工作队，双方激烈争辩，大打大字报、大标语战。所谓造反派与保守派两大群体开始成形。
按照中央的指示，江苏省委也在部署从江苏各高校撤出工作队，南大的工作队计划在8月27日撤走。大约在工作队撤出的前三天，消息就传出来了。“红色造反队”就组织了一批学生将工作队堵在校园里，不给他们走，要他们向南大师生作彻底检查，并且向受到打击迫害的学生道歉。而那些保工作队的同学也动员起来，准备热烈欢送工作队。他们还成立了一个红卫兵组织“红旗战斗队”，其各层级领导都是原来的学生党员、学生干部，他们统一佩带红底黑字的袖章，还制作了很多旗帜，显得声势浩大，组织严密，言行规范，号令统一。大家都知道这是江苏省委和工作队刻意打造的“革命组织”，其任务是拥戴和支持省委，遏阻南大造反派力量的发展，阻碍和干扰造反派把矛头指向省委。“红旗战斗队”一亮相，就被造反派指称为“老保”、“黑字兵”。
当时还有很多人因不能参加“红色造反队”，就想酝酿成立一个新的造反派组织。“数五”的学生张建山此前已经参加了“红色造反队”，而且是“红色造反队”的骨干，不过他认为“红色造反队”的人过于狭隘和偏执，也想独立出来成立一个政治立场更加灵活、包容性更加广泛的造反派组织，于是就通知各系熟悉的同学前往“数五”学生宿舍开会商讨。大约在8月24或25日，各个系的同学代表如约前往“数五”宿舍。我作为历史系的代表也去了。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了一番，一致认为他们“红色造反队”只要那些出身好的人，门槛太高，我们应该另外建立一个新的造反派组织，把那些出身不是“红五类”的学生也吸纳进来。这个时候张建山就说：“我们‘数五’班的辅导员曾邦元曾老师水平很高，是我们的参谋，下面我们就请他讲话！”于是曾邦元就出来亮相了。后来曾邦元是南京“屁派”的头。曾邦元当时说得比较圆滑：第一，我们的矛头不要指向省委，而是指向工作队。第二，对工作队如何定性，我们要按照中央的有关精神统一口径，就说工作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另外，我们目前没有证据打倒彭冲，你们不要说彭冲是阶级敌人，你们写大字报的时候还是要写“彭冲同志”。第三，我们暂时不要叫什么组织，因为成立组织需要经过上面批准，现在中央同意可以进行串联，我们这个就叫做“南京大学八•二七革命串联会”，因为我们准备在8月27日举行游行示威。
“八•二七革命串联会”人数很多，人气也旺，盖过了“红色造反队”。“八•二七”里面也有一些出身好的人，他们之所以加入“八•二七”，是因为不服气“红色造反队”的那些人，他们也想当头。当时曾邦元就讲，“红色造反队”太左，“红旗战斗队”太右，我们“八•二七”就是在正中间，不左也不右。他还说我们是一个独立自主的革命组织，我们不要公开地支持谁，哪个不对我们就批评谁。
“八•二七”成立的时候，我是作为历史系代表去的。我当时就看出来曾邦元这个人有野心，而且他为“八•二七”定的调子，要不左也不右，各方面都不得罪，这实际上是很难操作的。
我们原来准备在8月27日举行游行示威，阻止工作队离校。后来又一想，你不给他走，摆在这个地方也是个麻烦，当时学校里已经乱了，哪个有时间去管他们啊？而且撤出工作队是中央的决定，我们应该服从啊。所以到那一天，“八•二七”就突然改变态度了，不是堵工作队，而是赶工作队，大家敲着饭盆将工作队赶出南大。其实工作队员们此前也跑得差不多了。当时其他各个学校都这样送走了工作队。
一直到1966年底和1967年初，南大的“红色造反队”和“八•二七”都保持着同盟关系，一致对抗“红旗战斗队”。不过“红色造反队”后来跑到南京的一些工厂里去串连，帮助工人们拉起了一个“江苏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后来又将各个高校观点相同的学生组织吸收进去，建立了“红总”。南大的“红旗战斗队”呢，也在省委的支持下走上社会，建立起一个庞大的保守派组织“赤卫队”。我们“八•二七”是南大内部势力最大的造反派组织，当时没有到工厂里面去串连，所以在社会上没有什么影响。因而在1966年冬，南京地区的两大派群众组织是“红总”和“赤卫队”。
到了1967年1月，上海发生“一月风暴”，江苏的造反派也联合起来向江苏省委夺权。江苏省委倒台以后，“红旗战斗队”和“赤卫队”等保守组织就彻底瓦解了。这样原来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对立就不存在了。不过后来围绕“一•二六夺权”问题，南大的“红色造反队”和“八•二七”又发生了严重分歧，一个认为夺权“好得很”，一个认为夺权“好个屁”，这样就分成“好派”和“屁派”啦。而且后来“工总”内部也发生分裂，少数派就和“八•二七”搞在一起了，叫做“老工总”。多数派则继续与“红色造反队”保持结合，成立了一个“新工总”。此后南京地区乃至整个江苏省的群众派性斗争，主要在“红总”和“八•二七”之间展开。

【文革遗产研究】

文革思想遗产断想（二）
——质疑“战争危险”

顾 土

我家附近有一家粤菜馆，以鲍鱼闻名，菜馆老板天天早上培训员工，出操时大家齐步走，喊的口号震耳欲聋：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准备打仗！听见这口号不时传来，我想起了读小学中学时的情景，那时的军训、拉练、出操、走步，无一不以这些口号振奋精神；墙报、黑板报、大标语上，这些口号也常见。
平时与人聊天，在网上看人家争论问题，我发现许多人都有一种早晚会打仗的“终极理论”，凡事皆以这样的预设为前提，假如中美怎么怎么、如果中日如何如何、要是中西怎样怎样，所有这些预设也都是以对方狼子野心，时刻准备消灭自己、占领自己、奴役自己为前提。
近些年，中外关系一有风吹草动，网民们都会将话题向战争方面转移，似乎一切都源于中外对抗，而对抗的最终是一场大战。北京一家很有影响的报纸，以专门报道国际问题见长，如果每次阅读头版那些扎眼的巨型标题，常会有一种列强虎视眈眈、战争一触即发的感觉。
时至今日，战争思维、战争模式依然广泛普及。我们无论做什么还是喜欢设个指挥部，干什么都分前方后方、一线二线，学校、机关、团体依然习惯将总务叫后勤。盖个楼房，建个工程，公交车站维持个秩序，也是红旗招展，口号满目，突击队冲锋在前。军事用语、战斗用语泛滥到社会各个角落，什么工作都成了战役，什么方面都是战线，难一点的叫硬仗，需要费点力气的则叫攻坚战，参与者众、部门杂的就叫会战。凡事事先也都要开个誓师大会、动员大会……
这种战争威胁、战争思维和战争模式，令我想起了文革中的所谓“战争危险”。

一
文革的前三年，是造反、派仗、清理、支左、军管的阶段。1968年9月，“全国山河一片红”，新的政权模式登台，“战争危险”随之升级，1969年以后几乎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并列，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基本内容，而这种危险还成为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基础和依据。有时甚至压倒一切；有时与国内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互为因果，相互推动，共同构成时代的主旋律。
1969年开始，由于“战争危险”，大量城镇居民举家下放农村，包括“有问题”的“没问题”的，还被要求“落户一辈子”，疏散人口成为那时的主要工作。我随父母从北京下放到江西余江县，落户在锦江镇，所有家什和书籍全部变卖，户口也被迁去。而我们住在锦江镇的房屋原本属于一户裁缝，他们一家又被下放到更基层的生产大队。在江西，我看见老百姓的生活本已困苦不堪，但为了战备，还用米糠制成“战备饼干”、“战备酒”供人们食用，简直难以下咽。
两年之后，终于允许我们返回北京，但天天仍处于“战争危险”的影响下，北京等大城市都在大挖防空洞，常常停产停课。我所在的中学当时叫人民中学，基本是上午上课下午挖洞，整个学校的地下都被挖通，还与校外的防空洞连为一体。挖出的渣土有的运到郊外填坑，有的运到东单公园堆成小山。学校多次举行防空演习，拉响警报后大家一起涌进防空洞，还学会了如何在房屋内躲避轰炸。野营拉练也是那时的学习内容，大家因此学会了怎样捆扎行军背包，也尝到了脚底磨泡的滋味。
1969年北京诞生了中国大陆第一条地铁线，即如今北京的一号线。这条地铁线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差的地铁，直至近十年才有所改进。你会发现，这条地铁从车厢设计、车站设计到运营方式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居民生活，也不是为了游客。之所以修建这条地铁，主要是为了战备，从计划到修建，都带有强烈的军事色彩。在战事来临之际，这条线路可以将长安街沿线各重要机构撤退到北京西郊，因为只有西郊的山林距离市区最近。前些年还有朋友问我，复兴门距离南礼士路那么近，为什么偏偏还要在南礼士路设立一站。我告诉他：那个时代的电视台规模很小，不占什么分量，而广播电台才是最重要的舆论工具，足以号令全国，南礼士路正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所在地。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是我们那个时代挂在嘴边的常用语录，只有在这种战备指示的学习中，我们才能得到一点点历史知识，老师、报刊来回讲解这一语录的相关出处。在战备精神的指引下，课堂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介绍二次大战爆发时的历史，反复讲解什么是“闪电战”。课本和课堂讲课内容原来就没有多少有用的东西，现在让战争知识一冲击，其他知识更是所剩无几。
在“战争危险”中，成人都成了民兵，高年级同学也组成民兵。我们每日都带着一股随时准备上战场的精气神，老是想着怎么献身捐躯，准备打仗也成为同学们的议论话题。
从俄罗斯沙皇如何强占中国领土、签定不平等条约，到新沙皇——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如何觊觎中国这块肥肉，怎样在边界陈兵百万，也是长时间里我们学习和阅读的主要知识，经常还去电影院看电影以增强感性认识，电影片依然由这些东西所组成。我们还参加了壮观的反修大游行，东直门的反修路是必经之处，游行时的心情也是将苏联这个曾经的“老大哥”作为绝对的侵略者看待。
从1969年至1976年，大约有七八年的时间，我们是在“备战”状态中紧张度过的，总觉得战争即将来临，只有批林批孔、评《水浒》、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反击右倾反案风、抗震救灾时可以暂时忘却战争的阴影。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我生活的村庄距离重灾区不远，睡梦中忽然惊醒，只觉得地动屋摇，窗外一团红光。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苏联扔原子弹了，后来才发现是地震，但我们只学过如何防范轰炸，从来不知道怎样面对自然灾害。唐山地震以后直至近几年，从交谈、文章和电视访谈中得知，原来与我有同感的人不计其数，都误以为是原子弹爆炸，可见“战争危险”之深入人心。

二
“战争危险”对中国人来说，并不起自文革，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即已形成，一直延续，各时期有各时期的特点，但在文革中达到极致，可谓集大成。
“战争危险”，开始说的是美帝威胁。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中国大陆的军事力量实际都加入了战争中的一方，直接与美国对抗，不管加入战争的起因究竟是什么，这时的战争危险在人们的心目中确实比较实在。不过，这种战争威胁带给人们的反应和官方对人民的动员，更多地体现在出征、支援、声援、慰问、参军、纳粮、捐献、民兵建设、文艺创作、保障供给线、打击“反革命”等方面。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印边境战争以及七十年代的中越边境战争，因为敌方并非帝国主义，因而中国人没有感受到战争危险，更多的是战争关注。
台湾与中共大陆的对抗而引发的战争危险，可以说对大陆的经济布局影响较大。福建、浙江等东南沿海省份，由于与台湾成为对阵的前沿阵地，所以30多年不怎么建设，只想着打仗。在内地大建重工业的时候，这些地方却一无所有。一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去福州、厦门等城市，看见的还是破烂不堪，一副得过且过的模样。位于厦门直视金门的那片地方是个巨大垃圾场，虽然面向浩瀚的大海，却臭不可闻。然而，这样的局面却让东南沿海省份后来因祸得福。改革开放以后，这些地方没有多少国营大企业的包袱，一概私营、合资，结果蒸蒸日上，日见繁荣。
自1964年开始，在中西部的十三个省、自治区进行了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的基本设施建设，称为三线建设。三线建设历经三个五年计划，跨越不同的历史时期，共投入资金2052亿元，投入人力高峰时达400多万人次，安排了1100个建设项目，对以后的国民经济结构和布局，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其功过，至今争论不休，究竟功大过大，还是决策完全失误，有待进一步研究。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以后又多次实验了原子弹、氢弹。这些实验，可以说，也是战争危险的结果，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有了原子弹，从此帝国主义不敢再欺负我们。时至今日，依旧有很多人持这种观点。
文革中的“战争危险”，可谓登峰造极，此时的威胁，主要是指苏联。按理说，中苏只有边境冲突，最大也就是个“珍宝岛事件”，而美国是越南战争和朝鲜战争的实际对抗方，威胁应该更为明显，可是事实却相反。别看1970年5月20日发表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声明的知名度很高，我们不但会背诵，还会演唱；别看5月21日首都5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反对美帝的集会声势浩大，我至今难忘那一幕壮观的情景，但是在我们的心目中这些只是为了声援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并没有切身感受到来自美国的实际威胁。“珍宝岛事件”仅仅是个边境事件，却看得远比美国的威胁更严重，原因就是这个事件被纳入了“苏修亡我之心不死”的论说框架之中，成了苏联即将大举进攻的一种依据。文革前夕，中苏国家与党际之间仍在交往。文革开始后，几乎与文革发展同步，来自苏联的“战争危险”忽然间与日俱增，最终升级为迫在眉睫的一种威胁。这种危险与以往战争危险的不同在于，几乎影响到中国所有的政治、经济和日常生活，而且被所有人认为是瞬息间就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文革中的“战争危险”已经是一种立体式的“危险”。从历史教育、现实学习、现场说法，到演习、拉练、挖防空洞、疏散人口，让所有人无不处于一种临战状态。由于是文革期间，人们本来已经身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高度紧张环境中，经“战争危险”再一渲染，交相推动，人们对内对外的“阶级斗争那根弦”更加绷紧，“危险”也就更加现实化。在文革中，几乎所有与外国有关系的人都被怀疑是“特务”，留过学的、去外国工作过的、与外国人有婚姻的，无一例外地受到审查、批斗，“特嫌”这一古今中外最莫须有的罪名泛滥一时；除去外交人员得以豁免外，绝大多数住在中国的外国人都被列入审查对象，视为“间谍”，直至投入监狱关押。一个国家只有进入战争状态时才会有如此行径。
文革中的“战争危险”，已经不仅仅属于对外关系，而是文革的组成部分。刘少奇被判定为“中国的赫鲁晓夫”，林彪被定性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超级间谍”，这让人们觉得中国正处在敌人“内外勾结”的包围中，内部的阶级敌人想要颠覆，外部苏修当然就是要“亡我”，于是，更增加了文革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在中共阶级斗争理论中，“内部敌人”总有外部敌对势力为后台；而曾经对中共影响最大的苏联等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内部敌人”也永远都会被按上外部敌人“代理人”的罪名。
文革期间的“战争危险”之所以达到极致，还在于文革的军事化特征助长了这种思维。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社会始终没有摆脱战争年代形成的军事化体制、军事化作风、军事化生活的影响，农村、厂矿、学校、街道、文艺团体无不喜好战时军队的编制和风格，采油、筑路、边疆建设、水库修建等等也一概模仿军队作战的模式，或者干脆就由部队取而代之，全社会学习的典型多半来自军队，直至发出“全国人民学解放军”的号召。文革来临，整个国家活像一座大兵营，“全民皆兵”。最高领导层，包括那些刚刚受到重用的文人，统统穿上军服；北京京剧一团、中央乐团、中央歌舞剧院、中央芭蕾舞团全部划入军队；最上面有统帅、副统帅，四处可见司令、副司令，人人都归属战斗队、兵团，个个以战士自诩，同派以战友相称，军装变做时装，军帽当作日用帽，解放鞋是全国人民的运动鞋。伴随着军事化的社会运转方式，派仗、武斗等战斗烽火迅速燃遍全国。等到战火平息后，作为战果，中共九大召开，其政治局委员多半是现役军人；各级革命委员会，不是军人挂帅，就是军人主管；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也成为基层军官的辖区，公安则成为军队的延伸。五七干校都按班排连编制。几乎所有工作都依照作战的方式进行，所有的社会生活都根据前后方的形式安排。国家的全面军事化，为“战争危险”论提供了厚实的社会基础。

三
文革期间及文革前的战争危险究竟存在不存在？
1949年以后，来自台湾的战争危险是存在的。不过，这种危险不能夸大，因为相比较而言，国民党军事力量已成弱势，尤其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尽管台湾以美国为后盾，但其力量不足以威胁大陆，“反攻大陆”这句口号在台湾也越来越没人相信。以东南沿海多数地方作为前沿阵地持续了三十多年，将这些富庶地区长期荒置不用，可谓决策的重大失误。改革开放开始时，台湾还是蒋家当政，其敌视大陆的政策并未改变，可因为大陆单方面扭转决策，东南沿海很快就步入发展建设的轨道。这表明，夸大台湾威胁是改革开放前的大陆决策者造成的。
来自美国的战争危险也是存在的，但是，这种危险仍然被毫无限度地夸大了。中国参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平心而论，出自三个理由。一是作为历史的延续，中国一如既往地干预朝鲜、越南问题有其合乎情理的潜在因素；二是同为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三是由于对方“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打到了我们的家门口”。这第三条理由当年喊得最响，也自认为最有说服力，却最似是而非，基本是一种艺术化的说辞。现在所有证据表明，“鸭绿江边”毕竟不是江这边，家门口毕竟还不是家门里，美国历任执政者并没有大举入侵中国、占领中国的计划，至于台湾国民党当局或者美国某些势力有拉美国介入的企图，也只是一种企图，没有造成事实。而中美两国当时对峙的僵局，既有美方的原因，也有中方的原因，因为当时中国大陆执政者也在动用自己的所有力量，包括声援、军援、经援，以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领袖的身份，在世界上与美国摆出一副坚决对抗的姿态。现在常见有人津津乐道中方如何主动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那些过程，其实这恰好说明中国当时的执政者在美国战争危险中的主动作用。中国邀请尼克松访华后，尤其是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后，美国的战争危险一下子烟消云散，可见，中国有能力也有主导权去避免来自美国的战争。
苏联的战争危险，如今看来是一种误读。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证明苏联在文革期间企图大规模侵入中国。中苏关系由兄弟结盟到寇仇交恶，双方均有责任。苏联想以社会主义阵营首领的身份干预中共的企图，自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翻脸以后不复存在，以后的对抗与此毫无关系，当时的矛盾主要在于中共对所谓现代修正主义的批判。今天回过头去思考，这些批判基本也是错的，而这恰恰又是那时反对苏联的主要理由。1962年王稼祥等人提出的避免中苏关系公开破裂的建议曾遭到严厉批判；文革一开始，红卫兵直至全国军民以及所有宣传工具对苏联进行了铺天盖地的批判、谩骂、丑化，而且总是将中国的走资派、修正主义与苏联牵扯在一起，这些都表明了中国当时的执政者在中苏紧张关系中的主动积极作用。中国进入改革开放，苏联虽然照样还是“修正主义”，可是“战争危险”却无影无踪，这说明什么？发生在珍宝岛的流血冲突多年来也一直令人匪夷所思。当时渲染得那么严重，全国总动员，揭露、批判、抗议、声讨，还加上绘声绘色的反特情节和纵深全面的历史追究，可是后来的几十年里这么重要的一块地方为什么居然从我们的视野里消失了？难道领土争端也分时间分时代？
二十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巨大损失，令人触目惊心，所以，二十世纪下半叶，人类对待战争都抱有一种极其审慎、畏惧的心理。冷战中的美苏两大国家多次剑拔弩张，危机逼近，最终却都可以峰回路转，避免了直接交锋，苏共甚至还提出了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竞争的设想。美苏两国尽管也相继发动了一些局部战争，比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苏美各自先后进行的阿富汗战争，直至伊拉克战争等，却无一不深陷泥淖，后患无穷。一些地区强国，例如伊拉克、越南等，虽然也派兵进入邻国，但都给自己带来了严重的后果。这些事实表明战争发动之不易。二战对世界最大的贡献，应该说是建立了联合国这一世界组织，人类认同联合国，就是因为维护和平成为举世共识。联合国的每项举动，既是多方共识的成果，也是各方势力制衡的产物，任何一股力量想要突破这种格局，不能不受到其他各方的掣肘，这也让战争的规模很难扩大。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苏联对中国的“战争危险”，可以说，即使有威胁的倾向，发动战争的难度也很大，就如胡耀邦所说：现在看起来，苏联当时要想侵入中国是很不容易的。出兵中国这一大国，不同于出兵阿富汗，或对付“华约”成员国，而是要面临发动世界大战的后果。苏联当时根本没有任何理由冒这种风险。
中国当时的执政者还有一个孤芳自赏的观点也贻害很久，叫做“中国是块肥肉，谁都想吃”，事实是，中国当时与世界许多国家相比，不但不肥，连瘦肉都算不上，只是个难啃的骨头。极度贫困不说，而且在文革的洗礼之下正处于癫狂状态，好战气氛蔓延全国，人人“不爱红妆爱武装”，个个都是一副打仗的模样，叫“穷横”最为贴切。苏联如果向中国开战，不但有可能在世界上将自己陷于极端孤立的地位，并且将耗费巨大的物力、财力、军力，旷日持久，得不偿失。
多年来，有许多人一直将文革中的“战争危险”当作是合情合理的现象。他们认为，从历史上沙皇对中国的企图到现实中苏联对中国的觊觎，都不得不让中国当时的执政者动员全国的力量备战，而正因为中国的全面备战加上掌握了核武器，才令苏联没有得逞。这些观点事实上仅仅是一种臆测，没有确切的依据，信则有，不信则无。
社会具备国防意识，人民接受基本的国防训练，本无可非议；尤其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这样的意识浓重一些，军队加强反侵略准备，也在情理之中，但因为一种错误的战争预测，将整个国家所有的政治、经济、教育、日常生活全部拖入战备状态，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国家和人民付出了沉重代价，执政者就应该承担责任。二次大战前夕，英法等国政府错误估计了希特勒及其德国法西斯的意图，因而推行了绥靖政策，给欧洲和世界带来深重的灾难，其领导人至今都为此背负历史恶名；同样，错误夸大战争威胁而为国家带来了恶果，其责任人也不能置身事外！1969年毛泽东提出“要准备打仗”，当年的国防战备费用比上年增长34%，以后两年又持续递增15%和16%以上，大大干扰了国民经济，让本已十分困窘的人民生活雪上加霜，让原已非常艰难的中国社会更为贫穷。仅此一条，一个政府及其领导人就应该承担罪责，如果是个民选政府，早就遭弹劾下台多少次了。不能因为后来没有发生战争，于是便认定这是由于战备的结果，如果那样的话，任何政府和领导人都可以肆意将国家纳入高度战备状态，过后也都不妨自称国家因此才免受了战争。根据国内外形势作出准确的社会发展判断，本来就是考验政府及其领导人执政能力的标准，误判或者胡判，只能表明其管理国家的低水平。
“战争危险”的终极来源在于当年的意识形态，因为这种意识形态，战争已经是一种思维、一种细胞、一种天然的忧患、一种与生俱来的预设。一个以推翻旧世界、解放全人类为宗旨的组织和国家，其诞生之日起，就不得不将自己摆在“帝国主义及其一切反动派”的对立面，在上个世纪五十、六十、七十年代，鼓动武装斗争、反对议会道路、支援世界革命，又意味着与世界上多半国家为敌；而“将年轻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里”，也是那个时代所有人对西方国家的基本认知。自己想要解放别人，输出革命，同时也认定别人妄图颠覆自己，扼杀社会主义革命，按这样的思维，除了战争还有什么？到了后来，再加上与所谓苏联修正主义的决裂，加上与几乎所有周边国家闹翻脸，国际阶级斗争意识高度紧张，“战争危险”因而也显得更为自然。
不论执政者自己是否有意，所有战争动员的结果，其对内带来的收益总是远远大于对外。
抗美援朝对当时中国执政者最大的收益不是对外而是对内。一是彻底清除了美国在中国的所有影响。二战以后，美国在中国的声誉可谓如日中天，而这正是1949年以后的大忌。经过抗美援朝，美国的形象终于被完全妖魔化，美帝国主义从此也成了中国人民的头号仇敌。二是借助战争带来的狂热爱国主义，可以镇压一切被怀疑的对象，包括内部敌人和外国间谍。抗美援朝期间曾进行了一系列镇压活动，逮捕、枪决、关押、驱逐了大量“敌对分子”、“间谍分子”、“帝国主义组织和代理人”，还没收了他们的财产，这些行为在爱国的名义下特别容易获得民众的拥护和支持。三是以一场对外战争去树立一个敌对目标，可以全面转移国内视线，减轻建国初始各类矛盾的巨大压力，团结全国上下，巩固新生政权。
回首近几十年，世界上有许多国家，主要是那些“发展中国家”，一旦出现重大国内问题，或者对外矛盾无法排解之时，最为简易的对策就是制造对外纠纷，不是以外国威胁为由宣布战备状态，就是假设一个即将来犯之敌，借此激发民族情绪，或是鼓动非外交正常手法，形成民众仇外之势，然后自己出面维持局面，在对外谈判时加分。这些国家领导人的一个常见特征，即是身穿戎装，号召全民。文革是一个动荡的岁月，尽管最高统治者在上面足以掌控一切，但全国混乱的局面却是事实。只有在“战争危险”中，全国才被迅速整编到军事化体制内，一切都听命于最高统帅，在战备状态中，人人日夜想着如何冲上战场誓死保卫伟大祖国和红色江山，个个随时准备打击侵略者，惟其如此，思想才可以统一，团结才得以紧密，任何一种不同声音和行为才能够激起人民的愤怒，才能被轻易定性为“汉奸”、“特务”、“间谍”、“卖国”，送往该去的地方。“战争威胁”，可以说，为文革走向整合、统一、驯服、听从的新局面，起到了关键作用。
还有一种观点从文革一直延续到当今，认为战争或迟或早总要爆发，就像共产主义总有一天会实现那样。这样的观点，我们根本无从讨论，因为这个迟早究竟是指什么时候，谁也不知道。不要说一百年，即便五十年以后我们都不可预测。不过，三十年来的历史已经足以表明，战争还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文革期间宣扬“战争危险”，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依然坚持“战争不可避免”，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邓小平等人终于明白，战争不但能够避免，中国还可以为自己的发展创造非常有利的和平环境。事实证明，他们对“战争危险”的纠正没有错。三十年过去，中国没有全民临战，而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常态发展国防建设，还有百万大裁军，却从没有遭遇过战争危险，一直和平发展到今天。三十年过去，苏联已经解体，美国与西方正闹危机，连中国曾经不断发生的那些边境烽火好像也都偃旗息鼓多年，和平环境持续保持，而且其势还足以维持很多年。战火可以招致，和平也能够争取，这正是三十年来中国改革开放获得的外交经验。
至于那种认为核武器可以振奋国威，抵御战争危险的说法，其实，只要看看印巴两国拥有核武器以来的历史就足以说明一切；再看看一些不顾人民死活拼命加紧研制核武器的地方，也不难发现，拥有核武器，既可以放在国家利益的角度考虑，也可以从维护个人独裁、家族统治、集团利益的角度审视。
今年，新中国成立整整六十年。六十年是一个甲子，也基本算是一个人生，什么问题放在这六十年里都能看出个大概。六十年了，中国境内除了自制的内乱外从未发生过任何战争，而两次对外的重大战争却都打在了境外，其含义耐人寻味。前三十年，伴随着阶级斗争，我们的头脑中始终笼罩着战争乌云；后三十年，伴随着改革开放，我们生活的上空又一直是和平的祥云，其弦外之音十分明显。一个人，一种好战的性格，一种斗争的思维，及其代表的战斗时代，一旦成为历史，“战争危险”便无影无踪，这已经确切地告知我们，“战争危险”的主要来源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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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1963年：母爱教育的批判
——红卫兵行为的历史根源初探

李 辉

1966年5月在北京兴起的红卫兵运动，对中国政治、文化、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在红卫兵运动高潮时，从大学、中学甚至到小学，不同年龄层次的学生，都不同程度表现出疯狂的领袖崇拜热情和野蛮的人性。对干部、老师、知识分子、名人进行抄家、揪斗、殴打，采用各种惨不忍睹的手段。如：用图钉往老师脸上钉等。因此，不少文革研究者认为，红卫兵运动乃至文革，是人的兽性大暴露。
为什么只有十几岁的红卫兵们，会突然间表现出这种野蛮行为？
1995年，我曾在一篇关于红卫兵的文章中这样写过：

从年龄上看，红卫兵中的大学生或者中学生，大都成长于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之后。在开始接受教育的年龄，此起彼伏的政治斗争、世界风云变幻，便构成了他们历史性格孕育、生长、定型的背景。……在他们的眼睛里，父辈的生存方式，从来离不开批判、斗争、革命，社会生活中，人之间来不得半点温存——那简直是不可取的奢侈，更不能允许毫无政治原则的妥协－－那绝对是必须抛弃的软弱和政治上的不坚定。从此，人细腻而丰富的情感，渐渐变得简单而粗俗，阶级斗争的目光和心里状态，把生活万象，把他们的性格，也笼罩上你死我活的热衷斗争的阴影。”（1996年《残缺的窗栏板》）

究其原因，文革前几年在中国各类学校开展的政治教育中，批判所谓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和人性论，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强调学生的战斗性和反抗精神，对少年儿童的性格和思维方式的形成，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结果，红卫兵运动兴起初期，野蛮行为大行其道，兽性被当成革命造反行为，被看作是“做革命接班人”的最好表现。
在谈及1963年对“母爱教育”的批判之前，有必要先对1949年中国教育体系的构成做简略描述。
在1949年之前的现代中国教育，学校大致分为公立学校、私立学校、教会学校三大类。这些学校各自有自己的教学方式、教材、教师构成。考试、招生相对独立运行，教师的聘用也是比较自由的，流动的。
1952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年之后，以上情况开始改变。1952年9月10日，教育部发出指示：决定自1952 年下半年至1954年，将全国私立中小学全部由政府接办。在此前后，教会学校也相继停办，一些著名的高等教会学校，在高等学校院系调整被合并至其他公立高校。如北京的辅仁大学被停办，燕京大学合并于北京大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停办，其文科调整至复旦大学。据1953年10月11日中国政务院颁发本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方案称，至1953年底， 一般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工作基本完成。
因此，自1953年起，中国的学校基本上均属于公立性质，也就是说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每个教育层次和环节，都由政府统一管理，实施统一的教育方针、教育思想，这为党和政府加强对学校的领导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强调政治教育成为文革前中国各类学校的首要任务。
从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开始，到1954年批判胡适、1955年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1957年反右运动，以及1957年10月高等学校学生中掀起的红专大辩论高潮，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教育界的突出政治的气氛越来越浓，无论小学、中学还是大学，文化知识的学习，不再放在突出的、首要的位置，相反，配合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成了教育的重点。
1962年，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突出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此时开始，中国的学校对学生的教育便愈加政治化，对所谓资产阶级的人性论的批判，也就从文艺领域延伸到教育界，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人民教育》杂志在1963年发起了对“母爱教育”的批判。
1963年5月，《江苏教育》发表《育苗人》一文，介绍南京师范学院附小教师斯霞精心培育学生的事迹。后将此文改写为《斯霞和孩子》，发表在5月30日《人民日报》上。这两篇文章都强调教师要以“爱心”爱“童心”，儿童“不但需要老师的爱，还需要母爱”，教师“像一个辛勤的园丁”，“给我们的幼苗带来温暖的阳光，甘甜的雨露”。
10月，《人民教育》在同期刊物上发表《我们必须和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划清界限》、《从用“童心”爱“童心”说起》、《谁说教育战线无战事？》三篇文章。这组文章以讨论“母爱教育”为题，认为所谓“母爱教育”就是资产阶级教育家早就提倡过的“爱的教育”。说它涉及到教育有没有阶级性，要不要无产阶级方向，要不要对孩子进行阶级教育，要不要在孩子思想上打下阶级烙印。随后，围绕着这些问题，在教育界掀起了一场关于“母爱教育”的讨论和批判。
《人民教育》是由教育部主办的刊物，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代表教育部的声音。
在《我们必须和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划清界限》一文中，作者认为：“学校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而不是像园丁在苗圃里随意地培育着幼苗、花朵。”
从这一观点出发，作者认为，对学生应该实施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爱憎教育，而不是人道主义的母爱教育。他说：“不能用所谓的母爱，泛泛的爱来爱孩子和教育孩子。爱和憎总是有阶级性的。”“要以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来武装儿童，要他们起来反对一切剥削和压迫，要他们憎恨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憎恨阶级敌人，而热爱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
在《从用“童心”爱“童心”说起》一文中，作者认为：我们拒绝以“童心”爱“童心”的说法，因为它会引导我们陷在“人性爱”的污泥之中，会把我们领上“为教育而教育”的歧途。但是，应该肯定：人民教师要热爱儿童。这种“爱”，是从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发出来的，是体现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的精神的，是爱国主义的表现。因为这种“爱”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它就服务于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不是脱离而是紧密结合现实的阶级斗争，以无产阶级的思想品德教育儿童，不要尽领着孩子们“为小白兔的病痛而流出同情的眼泪”，需要培养下一代敢于和剥削阶级影响斗争的精神。
《谁说教育战线无战事？》的作者这样指出：“阶级教育是思想教育的核心。我认为，从孩子懂得要区分好人和坏人开始，就要适应他们的理解能力对他们进行阶级教育。离开了阶级教育这个核心，什么教育学生守纪律、有礼貌、团结友爱、不骄傲等等，都可以变成资产阶级教育，和资产阶级教育没有区别。”《人民教育》发表这三篇文章后，据编者称，在几个月时间里，编辑部收到近千件来稿来信，多数赞成这些文章的论点。将近一年后，1964年10月，《人民教育》就这次“母爱教育”的讨论发表综述，再次强调：“我们的教育工作是阶级斗争的武器，学校教育不能脱离当前的阶级斗争。”“是为了革命而爱孩子，不是为爱孩子而爱孩子。”“同伟大的无产阶级的爱比较起来，母爱只能是渺小的，而决不是什么伟大的。”
从以上的叙述不难看出，针对少年儿童的母爱教育而展开的批判，突出了对学生们阶级斗争观念的灌输，把普遍存在的人性爱的教育，扭曲为憎恨教育。这样，便使得不同年龄层次的学生在接受教育时，容易接受所谓无产阶级的伟大的爱、革命的爱，而漠视人与人之间的日常生活的爱，在校园里，尤其漠视师生之间的爱。
革命、政治、阶级斗争成了他们成长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思想内容，所谓无产阶级的伟大的爱、革命的爱，进而具体体现为对毛主席的爱。于是，对毛主席和革命的态度，便成了这些学生们爱与憎的唯一评判标准，日常生活的爱的情感也渐渐被视为奢侈的、不应该拥有的情感。
在谈到母爱教育受到批判的同时，还必须注意到当时中国正在兴起的“学雷锋运动”。雷锋本人是道德楷模，时刻想到别人，为大家做好事，这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是值得推崇的美德。但我觉得，如果从当年的历史背景来看，从后来形成的红卫兵群体的特征来看，从个人崇拜愈演愈烈的事实来看，也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毛泽东提倡学雷锋的目的，并不仅限于道德。他看问题从来是从政治入手的。大跃进、人民公社，三年困难时期，毛在党内受到了很大的压力，为了反击对自己的批评，毛借助林彪在部队的影响开展学雷锋活动，这个背景今天我们是不能忽略的，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一代学生对毛的个人崇拜，为文革的爆发打下了基础。
对于雷锋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做一颗螺丝钉、做好事的道德形象，他的负面是不动脑筋，是纯粹工具论的具体体现；另外一种解释是林彪的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这个题词把雷锋变成了对阶级敌人怀有刻骨的恨，对毛主席怀有无限的忠的形象。这种忠诚只是对毛的，甚至都不是对党的，否则难以解释党中央副主席为什么会受害。我们文革开始之初，苏联的《真理报》发表文章，说红卫兵是与沙皇的红侍卫一样，是最高元首的私人部队。
正是在这样一种教育氛围中，十几岁的学生们开始形成红卫兵的情感模式。同情心不再被肯定，善良不再被肯定，相反，无情被当作革命的坚定性，野蛮被看作革命者应有的勇敢。当这样一种情感和道德观形成之后，他们顺理成章地走到了造反的前列，成了最为狂热、无情、野蛮的一代，成了文革爆发初期的叱咤风云的一代，成了这场革命的工具。
这样的红卫兵，不会意识到他们所做的一切是违反人性的。因为在他们形成的观念中，本来只有革命的情感才是崇高的、才是值得肯定的。
由此可见，当我们探讨红卫兵运动兴起的原因时，应该注意到从小学教育开始所发生的对母爱教育的批判，注意到红卫兵的人性扭曲，绝非完成于一夜之间。

本文系2002年1月作者参加在日本京都举行的“六十年代世界青年运动的回顾与研究”研讨会提交的论文。本刊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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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堆】

汪东兴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华北组的发言
（一九七○年八月二十四日）

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的讲话。林副主席的讲话是很重要的，对这次会议有很大的指导意义。林副主席是我们活学活用主席思想的光辉榜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高，学得好，用得好。在关键的时刻，林副主席的态度是正确的。这种态度代表着我们的心意，代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心意。我很受感动，坚决向林副主席指出的这个方向前进，并且努力紧跟。
刚才伯达同志的发言，我也同意。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我们党内还有这样的野心家，这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路线，是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我看，这种思想是最反动的。我们不容许这种思想在我们党内泛滥。谁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和他拼到底。
林副主席昨天讲话中说，毛主席的领导地位，是几十年斗争中形成的，是在党内两条路线较量中比较出来的。这个领导地位，除极端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
林副主席还说，毛主席是我们党、政府、国家、军队的缔造者和领导者。毛主席的领导，是我们取得胜利的各种因素中的决定因素。我还记得林副主席早就说过，没有毛主席，也没有我们自己。
林副主席特别强调说，在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非常重要，非常重要。这一条是宪法的灵魂，是三十条中最重要的一条。这一条是我国革命经验中最根本的经验。
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这些精辟、透彻的阐述。
另有一点建议，根据中央办公厅机关和八三四一部队讨论修改宪法时的意见，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有的说不当国家主席可以减少些事务，如接见外宾等，事实上凡到中国来访问的外宾，绝大多数主席都接见了，到中国来的外宾，主席不接见他就不走。主席的接见，影响是巨大的。
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这是中央办公厅机关的愿望，是八三四一部队的愿望，也是我个人的愿望。
有的人不仅不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连毛泽东思想都不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可以识破这些坏蛋。（伯达同志：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欢喜的跳起来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把刘少奇篡夺去的权夺回来了，这个权如果再被坏蛋夺走，我们是不甘心的。我们的权一定要掌握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

资料来源：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文革”十年资料选编》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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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资料】

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常委名单
（1967年11月1日成立）

主任——
滕海清，59岁，汉族，安徽金寨人，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内蒙古军区司令员，自治区革筹组组长
副主任——
吴 涛，55岁，蒙族，辽宁沈阳人，内蒙古军区政委，自治区革筹组副组长
高锦明，50岁，满族，辽宁义县人，原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自治区革筹组成员
霍道余，汉族，国务院建筑工程部第八工程局第一建筑公司汽车司机，华建“井冈山”负责人，自治区革筹组成员
常委——
谢振华：汉族，江西崇义人，六十九军副军长
权星垣，汉族，原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书记处书记，自治区革筹组成员杨德松，汉族，内蒙独立二师师长
李树德，汉族，原中共中央华北局财贸办公室主任
李 质，汉族，湖北黄安人，原中共包头市委书记，自治区人委副主席张广友：汉族，六十九军二十八师师长
郝广德，汉族，24岁，内蒙古师范学院学生，“呼三司”（呼和浩特大中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负责人，自治区革筹组成员
高树华，汉族，30岁，内蒙古师范学院教师，师院东纵负责人，“呼三司”负责人，自治区革筹组成员
王金宝，汉族，内蒙古工学院学生，工学院“井冈山”负责人
王志友，汉族，国营河西公司（七机部四院）技术员，河西公司“八一八”负责人，自治区革筹组成员
刘立堂，汉族，呼和浩特铁路局火车司机，“火车头”负责人，自治区革筹组成员
杨万祥，汉族，呼和浩特糖厂工人，“工人公社”代表。自治区革筹组成员
那顺巴雅尔，蒙族，内蒙文委教育厅干部，“鲁迅兵团”负责人。自治区革筹组成员
李 枫，汉族，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干事，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红旗”负责人
周文孝，汉族，呼和浩特郊区查汉板公社农民，自治区革筹组成员

本名单经由余汝信先生协助校订补正，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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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读往来】

一、陈蔚德来信谈陆小宝文——
今天收到了发来的《记忆》第12期。刚刚把陆小宝为清华校友孙维藩《清华文革写真集》写的序言读了。这篇序言写得极为精彩，把很多以前别人没有讲过的东西讲了，揭示了文革的真正内幕，给人以很多启示。《记忆》越来越好，留下来很多有价值的东西，真的很让人感动。

二、庄瑞菁关于陆小宝文的读后感——
挺喜欢陆小宝那一篇。尽管上面有些观点和我的不尽相同。“文革初期，中央高层确有人在蓄意挑动群众，运动群众。但运动深化以后，每个人都被各自的利益驱动着，选择他们自认为正确的言行，在充分表演。文革运动并没有按照任何人意愿的方向发展，它反映的是全社会各个利益集团的合力。实际上，没有一个人，包括毛泽东在内，有本事能够自始至终随心所欲地掌控文革运动的方向。”
说“文革运动并没有按照任何人意愿的方向发展”，结论太草率吧？“它反映的是全社会各个利益集团的合力”，这点似乎没错，但合力的方向，我认为是符合毛泽东的战略目标的。在整个运动中，毛始终是掌舵的人，认识不到这点，就会给相关的研究带来偏差。“发动文革的人是骗子，参加文革的人是疯子，底下群众是傻子”---言语虽然偏激，但很形象，生动，确实也基本上反映了实际的状况。我不认为有什么原则上的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