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記　　憶　　　　　　　　　　　　　２００９年４月３０日第１１期
ＲＥＭＥＭＢＲＡＮＣＥ　　　　　　总第二十一期
　　　　　　　　　　　　　　　　　２００８年９月１３日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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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国史笔谈
阎长贵 史观与史料——《“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读后

史林一叶
李晓航 质疑“大闹京西宾馆”流传甚广的一个细节——叶剑英拍桌导致右手骨折吗？
一位知情者 读李晓航文

口述历史
文革是一场整人大混战——经盛鸿教授访谈（节录）

风云人物
王广宇 有关聂元梓的几件事

书评与序跋
卜伟华 一本文革研究的参考书——介绍《证照中国：1966—1976》

文摘
丁学良 官僚制与文革
徐友渔 关于文革中的大民主

友情链接
王 锐 《中国文革小报研究》目录

小资料
山西省夺权初期领导人名单

编读往来
杨大庆致函本刊探询武汉决派联络站成立公告发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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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笔谈】

史观与史料
——《“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读后

阎长贵

我花一个星期的时间一气读完了这部书，受启发和教育很大。我认为，此书是研究文化大革命历史的一部力作。
作者卜伟华在“后记”中有这样一段话：

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但他又是文化大革命的最主要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有些人虽然也抽象地承认毛泽东对文革负主要责任，但在论述中常常强调他发动文革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常把文革中的许多坏事说成是“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有意无意地掩饰了毛泽东的主导作用。（见该书794页。下引该书只注页码）

我认为，这段话是卜伟华撰写这部书最基本的指导思想。他在介绍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史稿》时指出：“该书向读者表明：文革的许多重大事件乃至整个文革，没有毛泽东的首肯和决定，是无法进行或无法出现的。在我看来，这是研究文革的一个关键点。抓住了这个关键点，许多问题才能讲得清楚。”（793页）我认为，这也是他对他这部书最基本指导思想的说明。
已作古的著名文革史家王年一先生也十分看重卜书的这个特点。他在生前为它写的序言中说：“文革中的许多重大事件乃至整个文革，没有毛泽东的首肯或者决定，是无法进行的，是无法出现的。毛泽东一再承认乃至强调，文革是他发动和领导的。如果为毛泽东讳，只能是歪曲历史。尊重、敬爱毛泽东是一回事，依照历史本来面目反映历史则是另一回事，二者不能混同。有人创造出‘林彪、江青一伙的干扰、破坏’，坏事都推到林、江身上。伟华在其著作中坚决摒弃这一公式，不让林、江代毛受过。此书中的许多笔墨，正是一针见血地指出症结在毛。”
不容讳言，在“为尊者讳”的思想指导下，研究文革确有很多框框，而最权威人物所制造的最权威的框框也就是——“林彪、江青一伙的干扰、破坏”。即认定文革中的一切重大问题、一切坏事都是林彪、江青一伙搞的，都是他们指使或授意的，都要由他们负责。卜书说：“例如在文革中的外交问题上，许多著作都把林彪、江青，甚至王、关、戚，当成了文革时期外交上极左思潮的代表人物，而毛泽东则成为了纠正极左思潮的人物，这就根本颠倒了事情的本来面目。周恩来、陶铸、陈毅、叶剑英、谭震林等人在文革中曾有过多次对文革的批评，努力纠正一些具体的错误，但在文革的进程中，他们在很多时候也是看不清形势，他们都曾努力紧跟毛泽东，也说过许多错话，干过许多错事，也整过许多好人。对文革造成的民族灾难，他们也应负有一定的历史责任。同样，对这一时期的江青、林彪、陈伯达等人，也应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不夸大、不丑化，力求反映他们的本来面目。”（794页）顺便说一句，卜书中没有使用“林彪反革命集团”、“林彪反党集团”、“江青反革命集团”、“江青反党集团”这类概念和词语——这也是对权威框框的一种突破。这是我读这部书最大、最深刻的感受。
下面，我举几个例子看看卜书是怎样突破和跳出这个权威框框的。

关于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这篇文章被史家称作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毛泽东则说：“我们的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应该从1965年冬姚文元同志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
然而，这篇文章究竟是怎样出笼的？
有的书说江青去组织这篇文章没经过毛泽东“批准”（李敏语，见李敏著《我的父亲毛泽东》，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版399页），这个观点我们姑且不去说它；卜书中对这个问题引用和分析了两种权威性的说法。
其一、“在一些比较权威的官方正式出版物中，流行着这样一种说法：对于批判《海瑞罢官》，毛泽东开始不同意，但后来被江青说服了。”书中分析这一流行说法说：“也就是说，在批判《海瑞罢官》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是被动的。”作者指出：“这一说法很可怀疑。”（11页）接着分析说：“毫无疑问，毛泽东在对待《海瑞罢官》这出戏的态度上肯定是有一个变化过程，即从肯定、欣赏到否定。戏刚上演时毛显然是赞赏的，而且至少到1964年9月，毛还坚持对吴晗不要点名批评。但此后，毛的态度显然是发生了变化。1965年2月，江青到上海组织姚文元等人写批判文章，江说是‘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卜书说，根据江青这句话，“并不一定能得出‘毛泽东开始时不同意，但后来被江青说服了’的判断。也就是说，在批判《海瑞罢官》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是被动的。”（11-12页）
确实不能得出这种判断。毛泽东是何等人？樊立勤在《我和邓朴方暨中国政争》一书中说：“毛泽东是以改造中国为己任的大英雄，志在高远，志在中华，他受女人的影响，但不会受女人的摆布。这是认识毛江关系的根本点。”（该书中卷，香港繁荣出版社2007年版95页）卜书中说江青“是文革时期毛泽东所最信任的人”（794页），很对。但江青和毛泽东的关系，还是与叶群和林彪的关系不同，叶群在某些方面某种程度上能够左右林彪、控制林彪，江青没有也不可能做到这点。对此我们应有明确认识。
其二、卜书中提到，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说，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卜书说，对毛泽东这个话“是不能当真的”（12页）。应该说，这是很大胆的说法。2003年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这种权威的书恰恰就是引用这句话来说明毛泽东和批判《海瑞罢官》的关系的。须知，毛泽东说这话不到三个月，即1967年5月1日他再次会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又说：是他建议江青组织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的：“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被修正主义分子把持了，真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当时我建议江青组织一下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但就在这个红色城市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年版）毛泽东说话经常自相矛盾，在批判《海瑞罢官》这个问题上，究竟毛泽东哪个说法是真的？哪个说法符合实际情况？卜书明确地认同后者而不认同前者。
卜书中又引用了江青1967年4月12日的讲话和王力文革后的回忆来论证这个问题。得出的结论是：“在点名批吴晗的《海瑞罢官》这件事上，毛泽东是主动的，江青不过是毛的一个‘卒子’。”（13页）
毛泽东不止一次说文化大革命的“火”是他“放起来的”。而这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把“火”，即批判《海瑞罢官》的“火”，也实实在在是毛泽东放的。卜书中用不可辩驳的事实把这一点挑明了，捅破了。

关于打倒刘少奇的责任
卜书引述文献版《刘少奇传》中的一段话：“毛泽东为什么改变了对刘少奇的态度？原因很复杂。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林彪、江青一伙的阴谋陷害。他们有计划、有预谋地将造反派捕风捉影揭发刘少奇的材料、特别是陷害刘少奇有重大历史问题的材料，报送毛泽东；同时有意向社会散布，制造舆论，影响毛泽东改变看法。”接着，卜书说：“这是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笔者不同意这种说法。前面说过，笔者不相信毛泽东是被江青‘说服’了才同意批判《海瑞罢官》的。同样，笔者认为在刘少奇问题上，毛泽东也不是被动的。”“毛泽东之所以改变对刘少奇的态度，起着主要作用的并不是林彪、江青。众所周知，毛泽东早在几年前就决定要把刘少奇‘搞掉’，只是在对刘少奇的组织处理上还没有想得太具体。毛泽东下了很大的决心，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但文化大革命遭遇到了重重阻遏，毛泽东一意孤行不顾一切地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下去，在刘少奇问题上，也愈来愈严厉。”“（1967年）1月13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与刘少奇谈话。刘少奇提出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毛泽东对此未置可否。”（468-471页）
刘少奇被打倒，这是文化大革命中最大的冤案。辨明这一冤案谁负主要责任，这是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最根本的问题。否则，文化大革命就会成为一笔糊涂账。
关于所谓“诬陷刘少奇有重大历史问题的材料”云云，最近披露出来的材料告诉人们，早在1953年初，毛泽东就指示高岗调查东北敌伪档案中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被捕的情况（参见《炎黄春秋》2009年第2期《新民主主义的命运和刘少奇的失败》），怎么能够说仅仅是林彪、江青一伙要诬陷刘少奇有重大历史问题呢？
毛泽东和刘少奇1967年1月13日谈话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情。在这个时候，毛泽东为什么要接刘少奇到人民大会堂谈话？对这个问题仿佛还没材料说明，也不好随便推测；但这次谈话后，毛泽东要彻底打倒刘少奇——甚至置于死地，确是难以否认的事实。在这次谈话时，毛泽东正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兴头上，他认为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解决马恩列斯都没有解决的问题，也是解决中国变不变颜色的问题（这点，毛泽东在1966年12月26日他生日宴会上的谈话可做证明。参见《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第293—297页）；而刘少奇却提出“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这是刘少奇明白地抵制和反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一种变相说法。顺便说说，起初（如1966年5、6、7月时）刘少奇并不反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就是他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如果按照他的办法搞文化大革命，那是一场新的“反右派”运动，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来说，也是一场灾难。对这一点，我们不能因为他后来受到迫害并致死而讳言。卜书说，在1967年1月13日的谈话中，毛对刘的谈话和态度“未置可否”，恐怕看轻了，说轻了。至于毛在这次谈话的最后，要刘少奇认真学习，保重身体，并建议他读一读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狄德罗写的《机械人》等书（《刘少奇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055页），这是什么意思？使人不得要领，难解其意。毛泽东的谈话经常这样。这也许是政治家的一种高超谋略。不管怎么说，此后“刘少奇问题升级”（卜伟华语）了。
据戚本禹说： 1967年初，江青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秀才们应该写些批判文章。秀才们积极响应。第一篇有分量的文章就是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发表于1967年3月30日出版的第五期《红旗》杂志。这篇文章是戚本禹写的，但不能把它看作戚本禹的个人行为。这篇文章，毛泽东看过改过，不仅批示“写得很好”，并且亲笔加写了极其重要的段落。（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292-293页）这篇文章，周恩来还几次主持中央碰头会逐段讨论，不仅讨论文字，而且点谁的名，怎样点，以及怎样署名都经过了讨论。顺便说一下，卜书中引用了王力的回忆：“四月一日，发表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总理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只有江青知道……”（467页）必须指出，这不是事实。第二篇批判文章就是王力、关锋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思想写的《〈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批判可称为中国共产党人“党性教科书”的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此文发表于1967年5月8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六期，署名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1967年5月11日《中共中央通知》说：

五月八日，红旗杂志编辑部和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的《〈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是经过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并经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重要文章。这篇文章击中了《修养》一书的要害，也击中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要害。通篇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在一个革命的根本问题上，大破修正主义，大立毛泽东思想。希望各单位的革命同志，认真地组织学习和讨论，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

此后对刘少奇的大批判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从党刊、党报、军报到遍布全国的红卫兵小报，批判刘少奇的文章铺天盖地、连篇累牍。1967年8月15日又发表了署名红旗杂志编辑部和人民日报编辑部的《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毛泽东对这篇文章的批示是：“此文写得好。”（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卷第397页）顺便说一下，我也奉江青之命写了一篇批刘少奇的文章，题目是《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战略和策略》，主要批判所谓刘少奇的“和平民主新阶段”观点，发表在1967年11月13日《解放军报》上。
卜书注释中引用了江青1967年9月5日在接见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的讲话：“现在对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正在全国展开，各个战线上都在向他开火。要把他批倒、批臭、批深、批透。我曾经在一个场合讲过，要做到家喻户晓，使他臭得比当年苏联的托洛茨基还要臭。”（475页注19）江青这段话很重要，它不仅明确地传达了毛泽东批判刘少奇的意图，也确切地反映了当时批判刘少奇的要求和大批判运动的实际情况。
吴法宪说：“‘文化大革命’中，在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受迫害的问题上，毛泽东及周恩来应当负主要和直接的责任。毛泽东是决策者，而周恩来是主要执行者。其他的人，不要说我们几个人（指他和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就是包括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在内，对此都不是说了算的。”（《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978页）应该说，卜书的说法和吴法宪的说法一样，都是比较接近和符合历史事实的。

关于上海夺权问题
1967年初上海市委夺权是文化大革命中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它被称作“一月革命风暴”，在它的直接影响下全国掀起了一场由造反派夺取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权的狂暴行动。上海本来是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和策源地，在文革的酝酿准备阶段做了不少工作（确切些说：提供了不少条件和方便），却不知为什么成了“全国全面夺权”的突破口和首选目标？这迄今还是一个谜。上海夺权的决策者和支持者是谁？卜书在论述上海夺权问题时指出：“新中国建立以来，自下而上的全面夺权是个绝无仅有的现象。即使像周恩来、陈伯达这样跟毛泽东关系很密切的人，一开始也不能接受自下而上的全面夺权。1967年1月15日，全国一百五十多个单位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联合召开了有十万人参加的‘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周恩来、陈伯达出席了大会。陈伯达在会上讲了话，他称自下而上的夺权（‘接管’）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周恩来在陈讲话后表示：‘刚才陈伯达同志的讲话我完全同意。……要像上海工人警告的那样防止接管风。……’”“陈伯达、周恩来讲话后，毛泽东很快知道了。他马上召开会议，批评了陈伯达。毛泽东说，上海造反组织来夺上海市委的权，怎么能说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呢？是他们（上海市委）采取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群众把他们的权夺了。毛泽东说，就是要夺权，就是要向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夺权。”（353-354页）从卜书的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上海夺权的决策者和支持者究竟是谁了。
然而，1979年1月4日，中共中央同意并批转的上海市委《关于解决所谓“一月革命”的请示报告》中说：“所谓‘一月革命’，完全是林彪、陈伯达和‘四人帮’精心策划的一个大阴谋。”这个结论显然不对。陈伯达当时明确指出自下而上的夺权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并立刻受到毛泽东的批评，而“四人帮”当时（1967年1月）还没出现。林彪又怎样呢？事实上，林彪讲夺权问题（1月23日）是在毛泽东之后，而迄今尚未看到他对上海夺权或者说“一月革命”有什么指示和说法。卜书指明上海夺权的决策者是毛泽东，这是还历史本来面目的秉笔直书，是很值得称赞的。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夺权行动中，无疑起了重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但说到底，他们也只不过是前线指挥，而还有幕后者，这是不应掩盖和模糊的。

关于“揪军内一小撮”
王力、关锋为什么被隔离审查、关押？其主要错误和罪状就是所谓“揪军内一小撮”问题，说他们提出和鼓吹“揪军内一小撮”，搞乱了军队，“自毁长城”，甚至传毛泽东有“还我长城”的愤怒说法。
卜书在谈“揪军内一小撮”问题时说：现有许多论著将这一口号的提出归咎于1967年1月关锋等人所拟定《解放军报》的宣传要点（按：笔者写过一篇《“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实质和来龙去脉》也是这样说的），“是很不准确的”（535页）。我认为，卜书这个批评很对。
卜书在论述“揪军内一小撮”问题时引述了王力的回忆（实际上是申辩）：

人们又说，一九六七年一月王力伙同关锋按照林彪、江青的旨意拟定《解放军报》的宣传要点，提出彻底揭穿党内军内一小撮。这个宣传要点还拍成照片，铅印的名字有王力、关锋、唐平铸、胡痴……这件事王力不知道。为甚么要加上王力的名字？我也不知道。……这个宣传要点王力连看都没看过。关锋提到过这件事的过程，说这个要点是根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决定写的，但没有说要加王力的名字。……不应追究责任。而且这个问题还应进一步研究。因为《五一六通知》上就有：“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等等。《五一六通知》的这一段话，是毛主席加的。这不是说得更厉害吗？怎么能责怪后来的这个宣传要点呢？怎么能把责任推到四个人身上呢？（536页）

接着，卜书分析说：“王力的这个说法值得注意：即这个宣传要点‘是根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决定写的’。当时军委常委包括几位老帅在内，军委常委会议一般由军委秘书长叶剑英主持，而林彪一般是不出席这样的会议的。如果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常委扩大会议确实做出了‘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决定，那显然就不应当说成是‘关锋、王力等四人’、‘江青等人’或‘林彪、江青等人’的责任。”（536页）他还说，从一系列文件看出，“‘揪军内一小撮’完全不是瞒着毛泽东的阴谋活动，而是贯彻毛泽东意图的安排，并从一开始就处于毛泽东的掌握之中。”“‘揪军内一小撮’实乃‘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537、538页）
毛泽东后来为什么反对提“揪军内一小撮”，说这样提法“不策略”？卜伟华说：“毛泽东批评‘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并不是不要揪‘军内一小撮’，而是不要公开提揪‘军内一小撮’，是一种策略。但这存在一种明显的悖论：公开提‘揪军内一小撮’不策略，那么公开宣传‘揪党内一小撮’就策略吗？毛泽东批评‘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反映出毛泽东确实是把军队作为他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保证力量。”（544-545页）这就是问题的实质和关键。
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被关押，说实在话，并不是因为他们犯了什么罪，而是要他们为“武汉七二○事件”引发的军队混乱以及整个党、整个国家的混乱负责任。他们作为文革舆论的制造者、鼓吹者，对造成浩劫和灾难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就文化大革命来说，他们是“替罪羊”，是“牺牲品”。
其他可举的例子还不少，如“武汉七二○事件”爆发的责任问题，一系列恶性涉外事件的责任问题等等，但这几个例子已足以说明作者的史家立场。

应该说，在文革档案没有公开开放的情况下，卜伟华收集和使用了大量的文革史料，此书是迄今为止关于文革这段时期（1966-1969）资料最多、最丰富的一部，这反映了他的辛勤和严谨。此书不仅在“文革史观”方面新见多多，在“文革史料”方面也颇见功力。这是我总的看法。但白璧微瑕，卜书在史料方面也有些不足的地方，兹提出几例予以讨论和辨析。

关于把彭德怀从四川揪回北京
关于彭德怀，卜书中说，在1965年9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考虑到战备形势，彭德怀等人不宜留在首都，提议把他们挂职下放，分配到外地去。为此，毛和彭亲自谈了话。卜书认为，根据毛和彭谈话的精神和正在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情况，毛“不大可能”说“也许真理在你那边”的话。卜书还引用关锋的“交代”，说江青曾跟他和戚本禹说，分配彭到三线任副总指挥，不是毛主席的意见；中央多数人同意，主席只好同意。（19-20页）对这些材料和观点我感到很新鲜。读后，对毛为什么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为什么把批《海瑞罢官》作为在文化大革命中进攻北京市委和中央的“突破口”，以及为什么刚刚让彭离京又把他揪回来的原因等等，也就进一步理解了。
卜书中还引用12月13日江青接见军事院校代表时说的话：你们红卫兵这也能，那也能，怎么就不能把彭德怀揪回来呀？让他在大山里头养神，将来好回来反我们，把我们打入十八层地狱！（367页）卜书中说：“之后，戚本禹指使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的头头朱成昭和北京航空学院‘红旗’的头头韩爱晶，派人到四川揪彭德怀。”（367页）
情况大体是这样，但过程并没说清楚。我作为当事人和亲历者补充如下：
大概是1966年12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戚本禹把我（时任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江青办信组负责人）叫到他办公室，说：“你去找朱成昭，叫他派人把彭德怀从成都揪回来。”我到地质部机关地质学院“东方红联络站”找到朱成昭，向他布置这个任务。朱接受了任务说：“但我去不了，我们王大宾很能干，可以叫他去。”我说：“只要完成任务，你们谁去都行。”我回钓鱼台向戚本禹复命。不几天戚本禹收到地质学院“东方红”的一份报告，主要意思是说：彭德怀拥护毛主席，也拥护文化大革命，态度很好，他们认为彭德怀不应该揪。戚让我看了这份报告，跟我说，你看叫他们去揪彭德怀，他们却被彭德怀征服了。我也感到没完成任务。这时候，戚本禹又给韩爱晶打电话，叫他们去揪彭德怀。戚给韩爱晶打电话的事我不知道，文革后，可能是2005年，韩爱晶来京，我问到他这件事，他说：戚本禹跟他讲，派地质学院“东方红”的人去揪彭德怀，他们反而被彭德怀“腐蚀”了，你们去把彭德怀揪回来。这就是说，戚本禹派地院“东方红”和北航“红旗”去揪彭德怀不是同时，而是有个先后。朱成昭知道戚本禹又让北航韩爱晶派人去揪彭德怀后，他派人（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再去揪彭德怀，但这时彭已被北航的人揪走，地院“东方红”仗着人多，从北航手里把彭抢回，并押回北京；押送方式，王大宾说，根据周总理指示，不乘飞机，乘火车。以后两个学院红卫兵联合批斗彭德怀，韩爱晶还带头动手打了彭德怀，造成彭总骨折。2005年韩爱晶说：“我一拳打了十五年”——指他在文革后被判刑15年（当然他被判刑不只这一件事）。顺便说一下，迄今很多有关彭德怀的书和文章，在谈到从四川揪回彭德怀这件事情时，都没有把这个过程和情况说清楚。

关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会议
中国现代史网《书刊杂谈》栏目有篇《十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81）〉简介》，其中说：“有关文革初期‘西纠’、‘联动’等高干子女的红卫兵组织，作者的批判也显然不够。”这里所指无疑是卜伟华所写的这部书了。我觉得，对“西纠”和“联动”都要作历史的分析，如“西纠”所发的《紧急呼吁书》，所做的维持秩序的工作，“联动”反对揪斗老干部，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等等，都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但是他们的一些粗暴行为，破坏文物、抄家、打人，甚至打死人，制造“红色恐怖”等等，也引起了群众的极大反感和不满。当然，破坏文物，揪斗领导干部采取野蛮行动等等也不仅仅是他们，如到曲阜砸孔庙，就是在戚本禹等的指使下（按：至于这件事是戚本禹奉江青或是谁之命，我不清楚；我想戚本禹也不敢自作主张），谭厚兰他们大学红卫兵干的。哪一个学校造反派批判领导干部也不文明（所谓保守派批斗“牛鬼蛇神”的凶狠也不次于造反派）。整个文化大革命是在毛泽东号召下全民疯狂的年代，是大破坏的年代。在疯狂和大破坏方面，“西纠”、“联动”，虽然时间短，但比较突出、比较集中，可以说，他们是文革中的打、砸、抢的始作俑者，所以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读者要求作者对“西纠”和“联动”做进一步的分析和批判，是合理的。
我对“西纠”和“联动”的问题没做过研究，也不掌握什么材料，但我觉得卜书说中央文革小组“严厉镇压‘西纠’”，我在一本名曰《十年动乱纪事》的未刊本上还看到“江青镇压‘联动’的阴谋”云云，这仿佛也不尽客观。总根子恐怕还是在老人家那里。中央文革小组，江青以及其他人都不过是贯彻执行“最高指示”。在这里，我着重说说1966年12月16日大会，许多书和文章对这次大会的叙述，是不全面，即不完全符合实际的。
我们先看卜书对这天会议情况的叙述：
12月16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北京市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江青提出要对“西纠”毫不留情地坚决镇压，说：“对一小撮杀人犯、打人、破坏革命……这样一小撮，我们要坚决地实行专政！”她在事先未向周恩来打招呼，当场突然点了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副秘书长雍文涛和不在场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和孔原、许明五个人的名字，指责他们为指使“西纠”干坏事的“后台”，还逼周荣鑫、雍文涛到前台低头认罪。……周恩来对江青的突然袭击，非常愤怒，但仍尽力克制。他在讲话中说：“总结这四个月的经验，成绩是主要的。新生的事物诞生以来不可能没有毛病，没有缺点，甚至也可能出现错误，乃至于个别的严重的错误，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你不必为此惊慌。要晓得，任何一个新事物，一个新生的孩子，刚从胎里出来毛手毛脚的，生一个疮呀，长一个疱呀，把它割去就是了，新生的力量总是要成长起来的。”（344—345页）
这种叙述是否符合12月16日会议的全面和实际情况？
在这天会议上第一个讲话的是江青，第二个是陈伯达，第三个是周恩来，第四个是康生。我们主要看看江青，特别是周恩来，究竟都讲了些什么（摘要）。
江青讲话说——
我只想讲这么两点。就是斗争的锋芒对准着什么，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刚才有些同学讲，西城纠察队、东城纠察队、海淀纠察队，所谓的“纠察队”，他们有一小撮执行资产阶级路线的小家伙，他们斗争的锋芒是对着你们，这是错了！今天我们要自我批评，我们对他们教育不好，四、五十岁的，六、七十岁的人，对他们教育不好，他们以贵族自居，血统高贵，什么东西！在这儿，我觉得，周荣鑫是负有责任的，雍文涛也是负有责任的，王任重也负有责任的。让他们向你们检讨，他们是怎么支持他们这一小撮坏蛋向你们做宪兵工作的。我希望你们对这些青年的、犯了错误的同学们，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对于中年的老年的、坚决死不回头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斗倒、斗臭、斗垮！要不要周荣鑫、雍文涛站出来看看？（群众强烈地回答：要！）出来！（群情激昂、愤怒）好，安静。小将们，战友们，你们都认识他了，让他们回去吧！他们纵容他们，所以，我觉得要特别着重他们的责任。
另外，我想讲专政和民主的关系。……对于一小撮杀人犯、打人，破坏革命，这样一小撮，我们坚决地实行专政。但是，我希望你们不要觉得有一小撮做了这样坏事情的小家伙，其他的人就都不好了，这一点我希望你们头脑要清楚，才能团结大多数。但是，对于这一撮，如果不实行专政，你们也就很难达到革命的团结。
陈伯达讲话说：刚才江青同志讲得很好。她的意见就是代表我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方针。……
周恩来讲话说——
我完全同意刚才江青同志、陈伯达同志的讲话。他们已经代表我们大家把应该说的重要的话都说了……我只说一点，自从红卫兵在北京诞生，已经发展到全国。这首先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抓到这个地平线上新出现的事物，马上就加以支持和鼓舞。因为有了毛主席的支持和鼓舞，所以全国大中学校的红卫兵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了。……
总结这四个月的经验，成绩是主要的。新生事物在成长过程中，不可能没有毛病，没有缺点，没有错误，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像一个新生的孩子，刚从胎里出来，毛手毛脚的，长一个疮呀，长一个疱呀，把它割去就是了，新生的力量总是要成长起来的。
红卫兵经过这四个月的发展，要很好地总结北京和全国的经验，要把红卫兵中间经过斗争锻炼、证明是革命左派的小将们团结起来，来带动我们中学的同学，革命的同学，要帮助他们，团结他们，把最大多数的同学团结在一起。当然，对那少数几个，或者十几个，或者几十个，或者更多一点，总之是一小撮犯了严重错误的、甚至犯了罪的孩子们、小家伙们，现在采取专政的办法，逮捕起来了，加以法办了。但是因为他们是青年，只要他们诚心悔过，低头认罪、坦白出来他们所以犯罪、犯这些错误的原因，可以更好地教育我们大家。刚才两位同志都说了，……应给他们改过自新、将功赎罪的机会嘛！所以，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而且应该更下定决心，认识这样的事情是不应该做的，以此为戒。这四个月的发展，我们出了这一点纰漏，我们把它纠正了，而且纠正还是你们大家检举出来的，你们眼睛是亮的，所以我们是依靠着你们，信任着你们，发动了你们，把这种一小撮犯罪的犯错误的孩子逮捕起来，教育他们，使你们大家革命的左派的正气、阶级的力量更加生长起来、更加发展起来，这就是这个阶段的最好的一个经验总结了！（三人讲话均据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斗争生活》编辑部1966年12月编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还可参看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中另外版本的这个讲话）
勿庸讳言，江青点名批判周荣鑫、雍文涛（按：雍不是国务院副秘书长，而是国务院文教办副主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以及粗暴对待他们，周恩来是绝不会满意的；但他迁就、容忍，怒不形于色——这涵养也真算到家了。卜书说江青还点了孔原、许明的名，似不见诸当时的记录。但我们认真比较一下，周恩来和江青关于“西纠”和“联动”的讲话有什么实质性或本质性的区别吗？我看没有，实实在在没有——也不可能有。为什么？因为周和江，从总的和基本的方面讲，他们都是在贯彻执行毛泽东的主张和他制定的方针政策。所以，把镇压“西纠”和“联动”仅仅归结为江青或中央文革小组的阴谋和行为是不对的。应该说，这是卜书不应该有的一个缺点，因为这不符合这部书的总的和基本的指导思想。
顺便说一下，我看到文革中一个著名的、后来成为作家的原中学红卫兵咏慷（陈永康）在他写的《红色季风》（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中说，1966年12月16日周恩来总理“讲的内容主要是‘大联合’问题”，而在这个周总理讲话的历史资料中，除了看到“团结”两字外，“大联合”或“联合”等字的影子都看不到。
十分显然，关于1966年12月16日会议的情况至今还没有得到真正的揭示。我认为，这是研究文革应该引起重视和注意的一个问题。

关于 “全国全面内战”和“全国全面阶级斗争”
卜书的第五章第一节的标题叫做“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全国全面阶级斗争”是1967年《红旗》杂志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中的话。这篇社论是根据毛泽东1966年12月26日生日家宴上谈话写成的，而“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这个短语就脱胎于毛泽东生日家宴的祝酒词：“为开展全国全面内战干杯！”这一点卜书触及到了，如在359页的注释8中引别人文章中的话说：“毛泽东祝酒时说的是：‘祝全国全面内战！’”526页还提道“毛泽东在1966年底所预期的‘全国全面内战’……”但没展开论述。我在这里做一点补充。
1967年元旦社论为什么把“全国全面内战”改成“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社论的起草者之一的关锋，生前有一次跟我说：“毛主席当时讲的是：‘为开展全国全面的内战干杯！’我听到后都怔住了，觉得不好理解，在起草《红旗》杂志元旦社论时把‘全国全面内战’改成了‘全国全面阶级斗争’。”我相信关锋这个说法，即毛泽东在祝酒时说的是“全国全面内战”。
参加毛泽东生日家宴的戚本禹，1967年1月10日在总政话剧团接见造反者时说：“现在形势一句话，概括地讲，全民的全国的阶级斗争，各个战线，各个地区，用火药味的话来说，就是全面展开内战。”（参见1967年3月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首长讲话》第1本第84页）我认为，这可以看作是关锋记忆的一个佐证。显然，如果毛主席没这样说过，戚本禹是不能也不敢这样讲的。
徐景贤的《十年一梦》中又提供了一个佐证。他说，1966年12月27日姚文元给他打电话说：“昨天晚上我们中央文革的几个人都到毛主席那里去了，祝贺主席生日，给主席敬酒。……主席和我们碰杯的时候说：祝全国全面内战开始！这一期《红旗》杂志将要根据主席的指示发表元旦社论，你们要很好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徐景贤问姚文元：“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可不可以在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范围内传达？”姚文元说：“不要开大会，你们先在小范围里吹吹风吧！”接着，徐景贤在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骨干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并提醒与会者思考：“毛主席说的全国全面内战开始了，究竟有什么样的深刻含义？我们应该怎么做？”（参见《十年一梦》，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2月第2版第7-8页）
看来毛泽东在生日家宴上确实说了“全国全面内战”。唯当时在场并参加起草元旦社论的王力说，我从来没听毛主席这样说过（《王力反思录》第696页）。如同我在本文前面所指出的，王力说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写作“总理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不是事实一样，这里他说毛泽东没说过“全国全面内战”也不是事实。这是王力的记忆选择或记忆错讹还是其他原因？不得而知。
我们看看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全国全面内战”不是真正地不折不扣地变成现实了吗？从冷兵器到热兵器，即从砖头、棍棒到机关枪、大炮、坦克的各种形式、各种规模、各种级别的武斗遍布全国。“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武化大革命”。连毛泽东本人最后也不得不承认“全面内战”是文化大革命的缺点和错误之一。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出现这样的问题，其原因究竟是什么？客观地讲，恐怕不是别的，就是毛泽东提出和主张“全国全面内战”——毛泽东作为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在生日家宴上“祝全国全面内战开始”或“为全国全面内战干杯”，决不是灵机一动，心血来潮，而恐怕是他下决心不惜用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内战”来开展文化大革命，也就是卜伟华说的他“预期”“全国全面内战”，因而当各地的武斗正酣时，他又提出给造反派发枪，“武装左派”（1967年8月4日毛泽东致江青信中语），——这正是给十分难以制止的武斗火上浇油。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他领导中国共产党用枪杆子打出了一个新中国，而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则是要用枪杆子改造新中国，文革中喊得震天动地的“砸烂旧世界”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新中国变成了需要砸烂的“旧世界”，这是毛泽东在文革中所提出并奉行的思路和基本逻辑。《周有光百岁口述》中有言：“说毛泽东一生做了两件大事情，第一件建设了新中国，第二件破坏了新中国。这话很有道理。”（见该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0页）过百岁学者周有光老人认同这个评价，一则使人更加信服，再则对中国遭遇这样的命运也真使人感到辛酸和痛心。

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时间究竟是8月30日还是8月26日？
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的时间，在文革史研究中长期存在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1967年8月30日；一种说法是：1967年8月26日。
主张1967年8月30日的有：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王力、关锋1967年8月30日被隔离审查。”（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7页）
马齐彬等编著《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增订本）：“8月30日 经毛泽东批准，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2版298页）
席宣、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简史》：“8月底，经毛泽东批准，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实行隔离审查。”（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174页）
主张1967年8月26日的有：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876》（下）：（1966年8月26日）“中午，我（杨成武）回到北京，立即赶赴钓鱼台，单独向周恩来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决定事不宜迟，马上开会。”“当晚，在钓鱼台，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参加。周恩来说：‘今天的会议，是传达毛主席的一个重要决策。’他严肃地逐字逐句地宣读毛泽东的指示随后便把王力、关锋隔离起来。”（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1503页）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949——1976》（下），关于这个问题的说法和《毛泽东传1949——1976》（下）完全相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968页）
看来这两种不同的说法仿佛都十分具有权威性。卜书沿用了《毛泽东传》和《周恩来传》的说法，即他也认为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是1967年8月26日。然而，这两种说法究竟哪一种对？事实只能有一个。
我们先看看当事人王力的说法：“8月30日，召开文革扩大会，张、姚专门从上海回来参加会议。参加的还有杨成武、吴法宪。叶群身体不好请假。江青最后宣布，王力与关锋‘请假检讨’……当时总理坐在主席的位置上……这次会议从下午三点开到下半夜两点。然后就把我和关锋关在二号楼，隔绝与外界的一切联系。”（《王力反思录》1022页）
王力对这一天无疑是刻骨铭心的，他的记忆应该不会错。
对这件事情，我问过戚本禹，他说应以王力说的时间为准。他不会忘记这一天，他说的是对的。他还说，杨成武的回忆有问题，周恩来听到他汇报和传达后，不可能当晚就宣布，一定要和一些人（如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等）通通气、酝酿酝酿。总理做事非常周密、谨慎。我1966年9月4日给主席写信检讨，如果王力、关锋是8月26 日被隔离审查，我能拖到9月4日才检讨吗？
对这件事情，我还问过当时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王广宇，他是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的第二天即8月31日被勒令离开钓鱼台回马列主义研究院的。这一天他印象很深，记得很清楚。
卜书中第616页也有一则能印证王力、关锋是8月30日被隔离审查的材料。那则材料披露,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穆欣8月初就被责令离开钓鱼台回《光明日报》社参加运动，他对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的事情一点也不知道。他9月2日给总理写信，说：我昨天下午2时被中央戏剧学院“红旗文艺兵团”抓去……午夜前后，在北航有一男一女找我谈话，他们提出……“你晓得8月30日发生的‘重大事件’么？”……
这8月30日的“重大事件”，所指显然就是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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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质疑“大闹京西宾馆”流传甚广的一个细节
——叶剑英拍桌导致右手骨折吗？

李晓航

多年来，一些出版物在描述1967年1月“大闹京西宾馆”的历史事件时，常常会提到一个流传甚广的细节，即1月20日在中央军委召开的碰头会上，有人指责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叶剑英为萧华辩护时愤怒拍桌，造成右手骨折。
如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版《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社会主义时期），对“二月逆流”词条有这样一段解释：
1月19日至20日，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军委碰头会上，讨论军队搞不搞“四大”的问题。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军委领导同志，同江青、陈伯达、叶群等妄图搞乱军队的阴谋，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叶剑英痛斥江青等人：谁想搞乱军队，决不会有好下场。盛怒之下，他拍桌子把右手掌骨震裂。（261页）
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12月版《聂荣臻传》是这样描述的：
20日上午，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的扩大碰头会仍在继续。江青在会上故作姿态怪声怪气地发问：“总政治部主任怎么有来？他躲到哪里去？”不一会儿，萧华来了。当会议主持人徐向前问明了情况，得知昨晚萧华的家被抄，非常气愤。这时早已按捺不住心头怒火的叶剑英突然厉声痛斥道：“萧华昨晚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叶剑英说着说着举起右手，用力向桌子拍去。由于用力过猛，致使右手掌骨震开了一条裂缝。（660页）
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1月版《叶剑英传》的记述更加详细：
江青坐在叶剑英的左侧。她看到萧华没有来，阴阳怪气地故意发问：“总政治部主任失踪，到哪里去了？”叶剑英正气凛然，不予理睬。过了一会儿，萧华来了，徐向前问他，昨晚到哪里去了。萧华躲躲闪闪。徐向前生气地对萧华说：“你是胆小鬼！你怕什么？他们能把你吃掉吗？”他盛怒之下，拍了桌子，把茶杯盖子和碟子都摔了。这时，一直冷静沉默的叶剑英，面对江青的查问，也大声地说：“他昨天半夜里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说话间按捺不住满腔怒火，猛拍桌子，伤及右掌。散会回家以后，端茶杯觉得右手无力，秘书陪他到军事科学院门诊部拍了片子，才发现右手掌骨远端骨折。可见当时气恼之极，用力之猛！一向和蔼可亲的叶剑英发了这么大的脾气，江青等人一下子被震住了，不再质问了，也不提抓萧华了。（344页）
以上三种出版物都不约而同地提到，叶由于发脾气用力拍桌子，导致右手骨折，但骨折的具体说法各不相同。《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说“把右手掌骨震裂”，《聂荣臻传》说“右手掌骨震开了一条裂缝”，《叶剑英传》说“右手掌骨远端骨折”，总之右手骨折之说是一致的。本来，笔者对这一细节并未特别在意，直到今年年初的一天，笔者从一位朋友那里见到一张没有公开发行的军中老照片后，便对叶右手“骨折”之说产生了疑问。
笔者见到的老照片，是1967年3月21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叶剑英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军军级干部的合影（该照片是开国少将吴效闵的公子吴森先生珍藏的，参见他在博联社的博客http://wusen.blshe.com/post/3392/199276），照片上印有“毛主席、林副主席接见军级干部会议全体同志”字样，落款日期署“1967.3.21于人民大会堂”。这就是说，这张照片摄于“大闹”后两个月零一天。以笔者仅有的医学常识推测，右手骨折虽算不上什么大病，但“伤筋动骨一百天”，对当时已七十高龄的叶来说，若“骨折”确凿，3月21日照相时，叶的骨伤应未痊愈，右手骨折处应有石膏或夹板固定。但从照片看，叶端坐在毛的左手边，右手很自然地平放在右腿上，丝毫没有骨折迹象。
由于这张照片摄于“大闹”后两个多月，间隔时间较长，或许不足以推翻“骨折”之说，于是笔者开始查找更有说服力的图文资料，终于有了新的证据。笔者查到了两张公开发行的叶的照片，这两张叶照更接近于“大闹”的时间，当更能说明事情原委。
一张是长城出版社1987年7月出版的《叶剑英元帅》画册第104页刊登的叶的工作照，照片说明时间是1967年2月，即“大闹”后一个月左右。照片显示，叶坐在书桌前，右手握笔，正聚精会神批阅文件。既然右手能握笔批文，“骨折”一说自然难以成立。
另一张是1967年2月4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叶陪同毛泽东接见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卡博等的合影（本文选用其局部）。合影时间是2月3日，即“大闹”后仅14天。在这张照片上，叶站在前排最左边，右手自然下垂，紧贴裤缝，同样未见石膏或夹板，完全不像骨折不久的模样。作为中央军委领导人的叶，假如右手“骨折”，在短短14天后，似不可能被医生允许例行公事出席外事活动，因为接见外宾需要与对方握手，而如果“骨折”属实，这时是禁忌握手动作的。既然叶能无所顾忌地与外宾握手，说明他的右手并未骨折。
另外，2006年11月版《叶剑英传》“大闹怀仁堂”一节中，这段文字令笔者感到蹊跷：“在2月14日下午的碰头会上，叶剑英站起来指着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一伙，拍着桌子，气愤地说：‘你们把党搞乱了！……’”如果把这段文字同《叶剑英传》上述文字稍作对比，即可发现同一本书的两段文字在“骨折”问题上自相矛盾：如果1月20日叶右手骨折，2月14日即不可能拍桌子；如果2月14日拍了桌子，就证明叶右手没有骨折。
为了从医学角度进一步证实这一推断，笔者专门咨询了一位临床经验丰富的骨科专家。据这位专家说，《叶剑英传》所谓“右手掌骨远端骨折”的说法是错误的，医学上没有这种说法。人手上的骨头分三种：指骨、掌骨和腕骨。其中掌骨与指骨相对应，分第一、二、三、四、五掌骨，如果右手某一掌骨远端骨折，正确的表述应当是“右手第几掌骨远端骨折”，而没有“右手掌骨远端骨折”的提法。这位专家还说，人在发脾气时，拍桌子造成手指或掌骨骨折是完全可能的，临床上也有这样的病例。一般来讲，骨折愈合时间与人的年龄有很大关系，年龄越小，愈合时间越短，年龄越大，愈合时间越长。如果是七十岁的老人，由于骨质疏松，无论哪块骨头骨折，都需要至少三个月的稳定环境（如打石膏、上夹板等）才可能愈合，才能恢复握、拿、提等日常功能，一个月时间是不可能愈合的，也不可能握笔批文，而14天时间也不应该拆下石膏或夹板，更不能与人握手。
由此可见，叶“大闹京西宾馆”拍桌子固然是事实，但所谓叶右手“骨折”一说疑是误传。究其误传原因，笔者推测，或许是由于官方出于政治需要，把叶拍桌子所针对的对象说成是江青，有的作者出于对江青的义愤，臆造出这个情节，目的在于强化叶当时的愤怒情态，以显示叶的“义正词严”“震住了”江青。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在这次会议上，叶发脾气、拍桌子并非直接针对江青，而是针对军中另一元老徐向前。
这一细节虽无关宏旨，但历史是由无数真实细节串联起来的，一个细节的失真，可能导致一个历史事件的扭曲。因此，记述历史的人，对每个细节都应持实事求是态度，不因善者彰其长，不因恶者扬其短，做到准确无误，经得起仔细推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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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读李晓航文

一位知情者

“骨折”一事是有的。1、我问了王守江（注：时任叶办秘书）；2、我问了当时的保健护士刘秀珍（现名越丹，在通信兵部正师大校离休）；3、我也是半个当事人，我当时就住在西山，与叶帅几乎天天见面。但是这后面的历史背景，值得我们细细思考。李文有价值。它的价值不在于叶帅是不是骨折，而在于李发现三个“权威”的作者和出版社，对文革历史上一个比较重要的事实，竟然有截然不同的记述。既然是截然不同，必有一个是假的。我没有什么水平，语无伦次地与你们交流一下。
一、现在的文革史，在“建国后…若干…决议”的框架下，官方以为文革史研究已完成，已到终点。而且很多人从秘书、办事员、普通工作人员，研究到正部级干部、副部级干部；我则认为文革史的研究应该回到起点，因为很多问题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们研究文革史（其它也一样）是先分了好人坏人后再开始研究的，这样就势必“为尊者讳”。我有一个体会，对于文革，有千错万错，有一句话是对的——文革“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不但触及了平头百姓、小人物的灵魂，也触及了达官显贵甚至领袖人物的灵魂。好人也干过坏事，“坏人”也干过好事；“坏人”不见得没骨气（如公审中张春桥的表现），好人不见得都“傲霜雪”（杨成武就是典型），“坏人”不见得灵魂不干净，好人也不见得灵魂很干净。需要回到这样一个平台看文革。
二、对于高级干部，尤其是老一辈的革命家，他们不管对文革有什么看法，有什么不理解，但是有一条：他们始终是把对毛主席的态度放在首位的，把维护主席放在首位的。这也是研究文革中老同志言行的一个重要因素。否则就是脱离实际胡吹。譬如说“二月逆流”（如今叫“二月抗争”），就是两个夸大。在当时江青等人把“二月逆流”的“坏”夸大了，其实老同志是以牢骚为主，并不是以斗争为主，只是陈毅提到延安整风，才触到毛的神经，毛不干了。也就是说在“二月逆流”时，老同志并没有那么英雄，并没有那么舍得一身剐，而是江青等人为了政治需要，把他们的“坏”夸大了。事后这些人作检讨，一个比一个积极，直到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他们又都在“自残”——把自己骂得狗血喷头，骂到大部分与会者都认为实在有点骂过了头的程度。可是，毛泽东死后，“四人帮”垮台后，把“二月逆流”的“好”也夸大了，把“斗争性”夸大了，甚至说成中流砥柱的行为。其实在那个年代，这些人对毛主席的态度是放在首位的，把维护主席放在首位的。这就是历史。
三、叶的“骨折”。骨折是有的。但骨折后面的故事是胡编的。叶是对徐帅发火而拍了桌子，在军队“四大”的问题上，叶、聂和徐的态度是不同的。其实在整个文革中，尤其是文革初期，面对面地对江青发火是没有的，老帅们都很老道，也知书达理，不看僧面看佛面；文革中期，黄永胜跟江青面对面顶撞过，这里有林的支持，也有汪东兴的误导（汪总说毛和江是两回事）。再想想，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为人民立新功，因为是毛主席让讲的，老帅们都去了，江青问陈毅《南征北战》电影的事，陈毅不是照样回答？我们再看看当时的一些背景：
1、徐当全军文革组长，本质上是毛、林让徐在第一线和造反派纠缠，“放在火炉子上烤”，“军权”还在叶手上，在叶、聂手上，在叶、聂、肖、杨手上。除徐外他们都出自“双一”（注：指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这个山头。
2、徐因“张国焘”，“四方面军”，“西路军”等等历史，一直小心谨慎，所以根本没有发火的资本和可能。所谓1967年1月20号徐拍桌子和大闹怀仁堂拍桌子都是假的。后来徐闻出味了：当这个组长并不是重用信任他，就称病辞职了。
3、徐当全军文革组长，江青当顾问，徐“对江青也很尊敬”，这是徐当时的思想基础，这也很正常。只是后来，官方和他本人都把“标杆”右移了（注：即将徐作为与江等斗争的代表）。
4、当时在西山“躲反”（注：躲避造反派的批斗）的有邱会作、杜义德、赵尔陆、王秉璋、林月琴等，都是经叶帅同意接上山的。徐知道后，不悦，怕有“保”之嫌，徐首先叫他的老部下杜义德下山和群众在一起搞“革命”。叶群不想让林月琴在西山。聂帅又叫赵尔陆回工办去（不久就死了）。一月十九号下午，徐帅因被总后二医大钱信莎等人围攻得很厉害，纠缠了几天，徐帅给邱会作打电话，叫他下山，并说是以军委副主席的名义命令邱，邱说坚决服从命令。邱去和叶帅告别，叶帅很生气，不让邱走，说回去（总后大院）是进虎口，邱说因为牵涉到两位元帅，他必须走，并表示不怕。邱五天后（注：被造反派毒打成重伤）又被救出接到西山，下车时叶帅亲自去扶邱，我就站在叶帅旁边，没看见他手上打石膏。事后我问小刘，说是骨裂，做了像豆角壳那样两寸长不到的石膏托，然后拿纱布缠上，叶帅嫌麻烦，不方便，经常自己取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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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历史】

文革是一场整人大混战
——经盛鸿教授访谈（节录）

被采访人：经盛鸿教授
采访人：董国强、袁桂海、智杰
采访地点：金星花园经教授家
采访时间：2006年3月10日下午
[经盛鸿：现任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兼任江苏省孙中山研究会常务理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研究会副会长、中华民国史学会理事等职。文革爆发时是南京大学政治系三年级学生]

上海的朱学勤先生说过“我们这一代人是喝狼奶长大的”，这话确实有道理。现在回过头来想想，我们这一代人在成长的过程中就不知不觉地被引上了通往文革的道路。其实不只是我们这些人，我们整个国家的广大群众，从上到下，都是不知不觉被引到这条错误的道路上的。
（1966年）5月份中央发布《5•16通知》，掀起了新的批判高潮，在溧阳的（南京大学分校）学校领导从各个年级抽调了一些能写文章的学生组成了大批判组，我就是其中之一。当时我们准备批判江苏省委抛出来的几个“反动学术权威”，文学界就批判南大中文系的陈瘦竹、叶子铭，哲学界就批判省社科院的孙叔平，教育学界就批判省教育厅厅长吴天石，还有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陶白等等。这就是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每个省都要弄这么几个人出来接受批判，江苏省委经过讨论就抛出了这几个人，省委把他们的材料发到各个大学的文科，南大当时是重点中的重点，就把我们抽出来搞这个批判。
大批判组成立后不久，6月2日早晨突然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说北大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揪出了北大党委书记陆平。这个事情在南大学生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我们对照了一下，北大大字报里讲的情形和我们南大的情形不是差不多吗？既然北大的革命师生已经采取了革命行动，我们南大的革命师生也不能袖手旁观，也应该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采取积极行动！哈哈……当时就是这么一个心理。
由于大部分学生都出去劳动了，学校里只剩下我们十几个批判组的学生，我们一商量，感到写大字报在我们是责无旁贷，于是我们就动手写了。我们的动作是很快的，早上听到广播，下午我们的大字报就贴出去了。当时我们提出了几个质问，大意就是说批判修正主义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大事，现在学校把我们弄到这个偏僻的农村，成天让我们参加劳动，不让我们投入到批判邓拓、吴晗的阶级斗争高潮中去，这到底是何居心？我们的大字报贴出去以后，又有很多学生贴大字报对我们表示支持和声援，有的教师也在大字报上签了名。
我们的匡校长是老革命，1957年反右的时候，他是吉林大学的党委书记兼校长。他就用1957年的眼光来看1966年的形势，认为分校学生贴大字报就像1957年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所以他就组织反击。当时大多数学生和老师还是积极紧跟学校领导的，立即把我们这些贴大字报的人孤立起来了，进行批判斗争。首先批判几个教师，政治系的林德宏老师，中文系的胡若定老师，还有一个是外语系的苏寿琪老师。这些老师当时三十多岁，大概是因为匡校长认为“大字报事件”是他们在暗中策动的，是学生背后的“黑手”，而我们这些年轻的学生只不过是他们的工具和炮灰。
当时全校停止劳动，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批判大会。这是我第一次亲身感觉到批判大会的残酷与恐怖。那些上台发言的人都使用了充满火药味的“阶级斗争”语言，批判对象平时的各种言行，包括政治态度、生活作风、人际交往等等，统统在分析批判之列。甚至个人之间极其私密的谈话也统统被人揭发出来，真让你有一种被剥光了衣服、赤身裸体示众的感觉。我认为这种批斗会模式是我们党历史上一种很不好的倾向，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统统往你身上扣，甚至要侮辱你的人格，而被批判的人则完全没有分辩的余地。看到那些我们平时很尊敬的老师被学生们围在中间批斗，甚至还有人开始动手殴打，我们就感到恐怖。
批斗完老师之后就开始批斗学生干部，第一个受到批判的是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中文系的胡才基。他是个“调干生”，共产党员，年龄比一般学生大。第二个受到批判的是中文系的孙家正，他当时是中文系的团总支书记，他的爸爸是新四军烈士。再下来就是所有在大字报上签过名的人。我的年龄比较小，又不是党员，所以排在后面。轮到批判我的时候，江苏省委已经插手了，所以我当时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
6月8号晚上，分校广播站突然播放《东方红》歌曲，让全体学生到大操场集合。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戴为然在会上向大家宣布：“同学们，明天你们就看不到匡校长了，因为他犯了错误被调走了。你们贴匡亚明的大字报是对的！你们的行动是革命行动！”我们都激动得热泪盈眶。当时孙家正带领我们高呼口号：“坚决拥护江苏省委的正确领导！感谢江苏省委将我们从匡亚明的镇压下解放出来！”这种呐喊是发自内心的，我们激动啊，我们都发狂了！但是那几个受到批判的老师还不敢轻举妄动。而那些批斗过我们的同学则被这个突如其来的逆转惊呆了，他们为自己的那些过火行动感到惴惴不安。
今天回想一下，当年溧阳分校的这一场混战哪一方是正确的呢？学生给匡亚明贴大字报是错误的，匡亚明的反击也是错误的，整个事件都是被错误的理论引导着向前发展的。
那个时候人情是很淡漠的，关系很好的同学之间也相互揭发。1966年8月省委工作队撤走的时候，按中央要求把他们掌握的材料全部拿出来当众销毁，我当时被指派去作具体的销毁工作。我在销毁这些材料之前，违反规定偷偷翻看了几份材料，结果发现其中有别人揭发我的，说我睡觉的时候说梦话，流露出“为吴晗《海瑞罢官》讲好话”的一些反动思想。这让我感到很后怕，从那以后我睡觉都用被子把头蒙得严严实实的，生怕说梦话惹出什么麻烦来。
后来学校里又搞“清理阶级队伍”，批斗各系的“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批斗的时候一大排人站在体育场的主席台上，低头弯腰，每个人的脖子上都挂着一个大牌子，中文系的陈瘦竹、哲学系的夏基松、孙本文、外文系的陈嘉、历史系的韩儒林、茅家琦都在那里。这些人平时我们只听过他们的名字，都没有见过面，也不知道哪个是哪个，这时候总算对上号了。但是像我这样的人从小喜欢读书，有一种名家崇拜的思想，对他们这些人有一种很尊敬的感情，觉得他们很了不起，所以批斗他们的时候我不是很积极，也从来没有参加过对他们的抄家。文革结束考研的时候，我就又重新考回南大。而像那些批斗老师比较厉害的人，比如像中文系的马××，他和我是一届的，63级，他就不敢考南大中文系的研究生了，结果考了北师大，
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显然是先利用我们把“走资派”打倒，然后再把那些“反动学术权威”老师打倒，最后就搞我们学生。文化大革命确实是有步骤的，当时叫“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现在看来就是搞阴谋！毛泽东把在战场上对待敌人的方法，对待日本鬼子、蒋介石军队的方法，用到对待知识分子身上来了。
这种事情见得多了，我们这些人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就有些动摇了，怎么能这样搞呢？你想这些老师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有的年龄比较大，都七十多岁了，哪个人不多多少少有一些所谓的“问题”呢？比如说出身不好啦，或者是解放前写过什么文章啦，或者是参加过“三青团”啦……但这些问题都是历史因素造成的，现在就抓住这些莫名其妙的罪名批斗人家，迫害人家，甚至于拳打脚踢，我看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就感到不忍心，我就可怜他们。
到后来又搞我们学生。我的思想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变化的。我当时就想，运动搞到最后怎么搞到我们学生头上来了？我想不通啊，一年多以前《人民日报》拼命地吹捧我们，当时发表了《红卫兵赞》，还发表了《一论》、《再论》、《三论》，就是赞扬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啊，说我们是时代的英雄，是旧社会的批判者，是烈火狂飙式的人物，等等，等等，把我们捧的那么高；当我们把“走资派”头子刘少奇打倒了之后，所有的坏事又都落到了我们的头上了，毛泽东批评我们这些学生不知天高地厚，说“现在轮到小将们犯错误了”，等等，等等，这不是典型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吗？！我们当时真的想不通啊。
想不通就采取高压手段，在学生中搞“清查”，抓所谓“反动学生”，学生中那些讲过什么牢骚话的人这时候都受到批判。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敢于公开暴露所谓“错误思想”、“反动思想”的人毕竟是极少的，大家经历了反反复复的运动之后都变得很精了，所以并不是每个单位都可以找到这种批判对象的。有些单位实在找不到合适的批判对象，最后就开始乱搞了，甚至发展到极端的程度。
我就亲眼看到一个这样的例子。我们南大外文系法文专业有一个女学生，在文革前犯了一点“错误”，这点“错误”在现在看来根本就不算什么事。外文系不是有一些外籍教师吗，她当时是外文系的学生，人也长得蛮漂亮的，她就和一个刚到我们学校任教的法国年轻男老师产生了感情，其实当时还谈不上什么产生感情，也就是相互之间有那么一点意思，这样大家就认为他们的关系有点不同一般。学校发现之后非常重视，因为文革前是绝对禁止大学生谈恋爱的，更何况是中国人和外国人谈恋爱？这在当时就是“里通外国”啊！哈哈……这还得了！立即把这个女学生从南大“调剂”到重庆外国语学院去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所有的外国老师都被赶走了。另一方面呢，那个女学生是南京人，她在重庆那边生活不习惯，而且南大是名牌大学，比重庆的外国语学院名气大得多，所以她就又回来了。她这样的人回来了以后当然不能参加文化大革命，她就成了逍遥派。
后来外文系要找“反动学生”作为批斗对象，实在找不到，忽然就想起了这个女学生，就把她揪了出来，质问她为什么不和中国人谈恋爱，而要和外国人谈恋爱？还对她进行人格侮辱，在她住的八舍门口贴她的大字报，把她称作“女鬼”，还骂她“里通外国”，“搞不正当男女关系”。这下子她受不了啦。她的宿舍在八舍五楼，一天中午吃过中饭后，她就从五楼上面跳了下来。
她跳楼的事我是亲眼看到的。我们文科三系男生当时住在九舍、十舍，和八舍紧靠着。那天我先是打了午饭回宿舍吃的，吃过饭以后感到没吃饱，就又跑到食堂打了三分钱的饭，一边吃一边往外走，刚出食堂门口，就听见有人喊：“跳楼了！”我抬头一看，正好看到那女生从楼上跳下来！我顾不得吃饭了，一边端着饭盆朝那边跑，一边我就大喊：“救命呀！”我是跑在最前面的。跑到楼下的时候，看到那个女学生已经瘫在地上不省人事了。这个女学生长得很漂亮，皮肤本来就很白，这个时候因为失血过多脸色更加惨白了，没有一点血色！她的上身倒没怎么异样，但是两条腿叉开来挂在身体两边，就像竹竿子折断了一样！因为她是垂直跳下来了！后来别人找来了一个担架，我一手端着饭盆（二两饭对我还是非常宝贵的，舍不得丢掉），一手帮着大家七手八脚地把她放上担架，然后就抬起担架往鼓楼医院跑。送过去以后我们就回来了。我们当时心想她死不了，最多截肢！但第二天医院传来消息，她死了。医生说她内脏都摔坏了。
一个活活的生命就这样死掉了！死得很惨呀！这是我亲眼看到的。这个女学生是不应该受到迫害的。她文革前那么一点事算什么？何况当时已经处理过了？这个事件对我印象很深。所以我对文化大革命就更加反感了！
文革一开始批斗“走资派”，我们还是积极支持的。当然这和当时的宣传鼓动有关，我可以举两个例子。
当时的江苏省委书记叫江渭清。在批斗他的时候，就有人在会场上揭发，说他在1959年庐山会议党内斗争最激烈的时候，居然躲在房间里和一个随身女护士乱搞男女关系。这个揭发当时激起了我们学生的公愤，我们当时听了很气愤，认为这就是“修正主义”的表现呀！这就是真正的“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啊！我们对江渭清的痛恨还有一个原因。在文革爆发前一年，匡亚明校长曾经把江渭清请到南大来做报告。他的口才很好，那天在大礼堂给全校的师生做了整整一天的报告，讲当前的革命形势，讲党的光荣传统，讲他个人的革命经历。匡校长在他做报告时插话说：“我们的江渭清书记他不仅讲得好，在理论上帮助我们提高，而且还言传身教。同学们知道不知道？我们的江渭清书记是老革命，经受过严酷的战争考验，他的腿曾经被敌人的子弹打伤过，弹片至今还残留在他的体内，所以他现在走路还一拐一拐的。”哎呀，当时听了这些话，我们对江渭清很崇拜啊，觉得他了不起！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却听说他在革命斗争的紧要关头和女秘书、女护士乱搞男女关系，这个反差太大了！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红卫兵到省委书记彭冲家里抄家，据说抄出了一套《金瓶梅》！这个事情传开了，影响也是很坏的。我们就认为他们这些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当面跟别人讲“马列主义”，背后自己看这些“封资修”的书；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男盗女娼。
还有人揭发，说江苏省委行政大楼里居然有电梯——当时电梯是很少见的，哈哈……哎呀，当时我们就觉得这些人已经“修正主义”到极点了，竟然连几层楼梯都不能爬了！还有人揭发，说“三年困难时期”还有省委书记家里养鸡。我们就想，当时老百姓困难得连稀饭都没得吃，他家居然用雪白的大米喂鸡？我想到了饥饿的中学时代。
所以说文革初期批斗“走资派”我们是支持拥护的。我们就感到“修正主义”真厉害呀！不“反修防修”不得了！但是到了后来批斗老师的时候，我们心里就矛盾了。看到一些老师在批斗时遭到拳打脚踢，我们就感到这些老师很可怜！他们又没什么权力，想腐化也腐化不起来，何况他们都是些谦谦君子，平时对我们学生都挺好的，他们有什么了不得的错误和罪行啊？再到后来将斗争矛头指向学生的时候，我们就更加反对啦！
毛泽东后来就派工宣队进驻高校，要对我们大学生进行“再教育”。这又是毛泽东的一个“战略部署”。我们心里怎么想呀？我们当然不服气啦！我们认为那些工人都是一些学习成绩不好的或者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中学毕业以后考不上大学才进工厂当了工人，现在他们组成工宣队耀武扬威进入南大，而我们这些学习成绩好、家庭出身好的人反而要服从他们的领导，接受他们的“再教育”，大家当然不服气！工宣队进校以后把我们学生骂得一塌糊涂，“一不会做工，二不会种田，三不会打仗”等等。我们就把两年前《人民日报》赞扬我们红卫兵的社论抄成大字报贴在南大校门口，就质问工宣队：为什么两年前把我们吹得多好多好的，现在又把我们骂得一钱不值？工宣队当然没有办法回答这些问题，他们就简单粗暴地斥责我们这些学生是“用资产阶级反动政客的观点来看待文化大革命”。这样我们就更加不满了。
我们从那以后就不再相信所谓“反修防修”、“继续革命”的理论了，而是越来越关心中央高层的斗争。我个人对历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产生兴趣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所以后来我就考了南大历史系的研究生。我当时就开始研究那些被打倒的人的历史状况，刘少奇是什么样的人？林彪是什么样的人？毛泽东、江青是什么样的人？就开始注意收集材料了。我做这个工作有一个便利条件，因为我是南大《八•二七战报》的主编，经手的材料特别多。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组织大多有自己的宣传刊物，相互之间经常交换，所以这类东西我收集了好多，包括“清华井冈山”、“新北大公社”的报纸。这些材料看多了就更不相信什么“路线斗争”的说法了，就知道这是一场争权夺利的斗争。而且什么南大党委的斗争、江苏省委的斗争呀之类的都是次要的，关键还是中央高层的斗争。中央一股风，下面一股浪。所以我后来就特别注意中央高层的斗争情况。
我认为文化大革命到1968年还是基本上按照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来进行的，就是怎么样搞得天下大乱，把刘少奇及其同伙打倒，进行改朝换代，然后中央是林彪、江青他们上台，地方上就成立革委会。全国人民都不了解这些内幕，狂热地跟在后边搞，特别是我们这些红卫兵。1968年革委会成立后，毛泽东的目的达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我们这些炮灰没有什么用了，就一脚把我们踢到农村去！说我们红卫兵小将犯错误了，叫我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又说大学要统统解散，所有大学生统统上山下乡，到农村去种地！中学生也上山下乡，统统下去！——我们许多学生感到被利用后又被抛弃了！
现在回想起来，文革真是一场混战啊！整个社会都乱套了！学生不尊敬老师，还对老师拳打脚踢。同学之间的关系也很复杂。今天你搞我，明天我搞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张。而且相互之间的斗争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连起码的伦理道德都没有了，只要能把你搞倒、搞臭，连你祖宗八代的历史都翻出来。所以我们现在社会的道德沦丧和文革有很大的关系。
文革初期我们这些工农子弟没有干部子弟那么红，但是干部子弟变化很大。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得意洋洋、神气活现，整天带领我们去批斗、抄家，突然有一天有材料来了，说他们的爸爸是“走资派”，是“叛徒”，一下子就完蛋了！如果有人平时和他关系不好，马上就把他抓起来进行报复。像我们南大中文系63级有一个女生，文革后曾任南京梅园新村纪念馆馆长，她的爸爸原来是南京市市长，后来调到西安市做市长。她在文革刚开始的时候非常活跃，整天穿着一身旧的黄军装，到处批斗人家。后来她的父亲在西安被打成“走资派”，跳楼自杀了。当时党内规定，党员自杀就表示和我们党决裂，就以“叛徒”论处。消息传来以后她立即就垮掉了。我们班有一个女同学也是这样，其父是苏北的一个县委书记，文革前一直以“自来红”自居，高我们一等，对我们指手画脚；等到她父亲被打倒，她就再也抬不起头了。那些本来和她们关系不好的同学就嘲笑她们，甚至批判她们，上纲上线说她们对我们党、对我们劳动人民子女“有刻骨的仇恨”。
当时大家斗得很起劲，都认为自己是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结果到了1968年，不管你是“好派”还是“屁派”、“革命”的还是“保守”的，统统都一脚踢下去，让你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下放到农村以后我们开始反省了，我们这些所谓“大学生”都是假的啊，因为大学教育的五六年就在这样的胡闹中过去了，什么知识都没有学到，以前学的外文都丢光了。像我是1963年考入南大的，到文化大革命爆发我才读了两年半的书。还有的学生文革爆发前刚上一年级，才读了半年书。所以虽然名义上是“大学生”，其实文化水平跟中学生差不多。我们感到很失落，感到受人愚弄——这实际上是我们有点觉醒了。
1968年我们南大学生的分配是比较惨的，我们这一届很多人被分到新疆、青海、甘肃、宁夏，能分在江苏农村插队劳动就已经非常好了！我因为出身比较“好”，各方面表现也不错，被分在江苏太仓县“新湖公社”插队种田。现在的江苏省委领导人梁葆华是和我一道分去的，分在一个公社劳动，他是复旦来的。当时到了农村以后，天天劳动，但我们大学毕业生还能拿到工资，每月43元。中学生只能拿工分，生活困难，老实讲对象都不好找，尤其是男同学。
我们下放到农村以后，看到农村的情况也和城市一样混乱，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对所谓的“地、富、反、坏”分子进行人格侮辱，让他们挂上黒牌子接受批斗，他们家庭的门口也钉上黑牌子。这个我们都是亲眼看到的。说得不好听的话，这种行为有点像黑暗的中世纪，也有点像德国的法西斯，希特勒当时不就是给犹太人挂牌子吗？
1970年春，我又被太仓县革会抽出来参加“一打三反”工作队，到太仓县人民医院里领导运动，“一打”是指打击现行发革命；“三反”是指反贪污，反浪费，反投机倒把之类的。结果在这家医院里挖出了一个“胡、路、杨反革命小集团”，我一看材料，其实是几个大学毕业分配到这家医院不久的年轻医生，在平常说一些对文革不满、对江青等人不满的话，被人揭发了，就成了“胡、路、杨反革命小集团”。我心中暗暗想，这些话我与知心朋友也说过啊！不免有点“后怕”，同时也让自己对人提高了警惕，不要让人抓住把柄。这其中有一件事触目惊心：这“胡路杨反革命小集团”里的“路”，是一个姓路的年轻女医生，上海人，曾将她一封“有问题”的信纸，撕成蚕豆大小的碎片，扔到厕所里，居然被人全部从粪水里打捞出来，重新拼成原信，成为她“反革命”的证据。这太可怕了。文革中人与人的关系真是成了狼与狼的关系，时时要吃人或被人吃！在那家医院我还看到过一个很惨的事情：医院里有一个看门的老人，他解放以前当过和尚，后来还俗了，还娶了老婆。他没有多少文化，平时老老实实的，可是到了“一打三反”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把他卷进去了，说他有“历史问题”。他这个人太老实了，他听到很害怕，就喝药自杀了。我们接到报告以后跑到他家一看，他横躺在家里的床上，死的时候显然很痛苦。看到这个可怜的老人，我当时感到心里很沉重，联想到我们老师的死，我们同学的死，就感到这场文化大革命搞的什么东西啊！
不久，全省大搞抓“五一六”运动，非常激烈恐怖，我虽离开了南京大学，但对南大仍十分关心。许世友、吴大胜将南大的文凤来、曾邦元等造反派头目与许多师生都抓进去，残酷批斗，迫使许多人自杀、发疯。有越来越多的人对所谓文革失望了，越来越看透了。等毛泽东再发动什么“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就没有多少人参加了。等到1976年4月爆发“南京事件”和“天安门事件”，当年被当权者煽动、愚弄、操纵的青年学生与广大群众终于冲破了思想牢笼，摆脱了迷信束缚，以鲜血为真理而斗争，同时要讨还失去的青春。——它为1976年10月的历史大转折奠定了基础。
鲁迅说得好，欺骗是不能长久的。我要说的是，即使是打着“革命”与“爱护青年”等美丽旗号的欺骗也是不能长久的！中国被欺骗的一代终于有很大一部分人觉醒了，当然，付出得太多了：几代人的青春，许许多多人的家破人亡，无数的血和泪！“站不完的队！请不完的罪！流不完的泪！”都是为的几个独夫民贼！
“林彪事件”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毛泽东起初想打倒刘少奇，依靠的主要力量就是林彪。“四人帮”的力量是很小的，又都是一些笔杆子，他们哪里能斗得过那些老干部呀！所以主要还是依靠林彪和他控制的军队。另一个就是利用我们红卫兵。林彪的背叛无疑使毛泽东失去了一个有力的同盟者。而我们这些红卫兵呢，后来也感到被他利用了，开始觉醒了，他也没有办法再利用我们了。我们这些人从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就开始觉醒了，到了下乡插队的时候就开始大觉醒。到了“林彪事件”之后，恐怕全国绝大多数的人都觉醒了。所以鲁迅先生说过“欺骗是不能长久的”。1966年曾经被利用来打倒刘邓的红卫兵，到了1976年成为了坚决反对文革的力量。“四五运动”名义上是反对“四人帮”的，实际上是反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这一点毛泽东自己也很清楚。
所以说“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再也无力贯彻他的战略部署了，再也不能为所欲为了。比如等到“九一三事件”以后形势稍微好转一些的时候，他想搞周恩来，实际上是要把中国重新拉回到他所设定的文革轨道中来，结果拉不回来了。后来他又搞了“批林批孔”运动，评法批儒运动，评《水浒》运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想挽回文化大革命的颓势，但是都遭到人民群众的消极抵制。人的觉醒就是这样的，像我这种思想的人多得很。我们慢慢地觉醒，是因为事实教育了我们，文化大革命这条路走不通。等到后来看到的材料越来越多以后，我终于意识到文化大革命整个就是一个大阴谋。
到了“批林批孔”的时候，虽然我们这些人也跟在运动后面跑，但是我们没有像以前那样卷进去。大家心里都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周总理、小平同志身上。所以周总理死的时候很多人都哭了，因为全国人民都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他死了大家都感到希望破灭了，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
到1976年9月9日毛主席死的时候，说实在的我并没有感到悲伤，不像周总理死的时候。毛泽东死的时候，我就预感到一个历史时代终结了，中国政局要发生变化了，我们这些人的命运有可能改变了。我们的内心充满了希望。所以我们熟人见了面，互相眨眨眼睛，摇摇头，大家都心照不宣。

本文节录自《经盛鸿教授访谈》，标题是本刊另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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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人物】

有关聂元梓的几件事

王广宇

在北京高等学校的群众组织中，五大“领袖”是最红的，他们都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并把他们的组织封为“造反派”。这五个人是，北大的聂元梓，清华“井冈山兵团”的蒯大富，北师大“井冈山公社”的谭厚兰，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的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先是朱成昭后是王大宾。这些“造反派”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依靠对象，也是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信息的主要来源。由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频频接见他们，“五大领袖”的身价便日益提高。我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人员同他们都有接触，但联系最多的是北大的聂元梓。聂元梓是五大“造反派”头头中唯一的干部，其他人则都是在校学生。中央文革，特别是江青，对聂元梓倍加关心和重用，而我则充当了“联络员”。
聂元梓由于在文革初期的名声和特殊作用，她同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都比较熟，她想来钓鱼台要求见谁，起初还都能如愿。可是她的事太多，经常为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来找小组成员，遇到这些情况，小组成员如果在开会，就把我派去到钓鱼台东门传达室接待她。我的任务是听她的意见，然后向有关小组成员反映。印象深的有这样几件事：

要求中央文革干预其家庭问题
大约是1966年秋冬的一个晚上，聂元梓突然跑来钓鱼台东门，要求见王力，说有紧急事情汇报。王力正在开会，让我去见她，问她是什么要紧事，我见到聂元梓后，问她什么要紧的情况可以先讲一下，我回去反映，因为小组在开会，王力脱不开身，不能来见你。
原来，她是为家庭琐事，找中央文革支持她。聂元梓当时的丈夫吴溉之，是一位资历老、地位高的干部，曾担任监察部的领导工作。当时已经被定为“走资派”，“靠边站”了。聂元梓说：我同吴溉之早就分居了，可是他老是指使他的两个孩子到我家找我无理取闹，到我家又吵又闹，搞得我无法工作。他俩来了好几次了，一闹就是一夜，我真受不了啦，我叫北大保卫科把这俩孩子抓起来，用吉普车把他俩拉来，停在钓鱼台门外马路边，等候中央文革下令，叫北京市公安局把他俩关起来。
我问俩孩子有多大？聂元梓说，都十四、五岁了，就是吴溉之指使的，叫他俩来找我捣乱。聂元梓没有告诉我俩孩子为什么找她闹。我劝她，孩子还是中学生，不懂事，你是他们的继母，应当教育他们，开导他们。他们又没违法，你凭什么叫公安局抓他俩呢？聂元梓说，俩孩子来我家好几次了，要我回他们家，这俩孩子一个劲儿地叫我妈，我不是他们妈。再说我工作这么忙，回去干什么？我同吴溉之已经分居，他没有资格叫我回去。我劝聂元梓把俩孩子送回家，为这事没有理由抓他们，更何况是孩子。聂元梓还不死心，硬要中央文革先下令把他俩抓起来，先把他俩收监，吓唬他们一下再放他们，以后他俩就不敢再找她闹了。我在传达室和王力通了话，王力同意我的意见，并说，让聂元梓先把孩子放回家，不要同孩子计较。中央文革准备做吴溉之的工作，叫他不要指使孩子找聂元梓闹。聂元梓很不情愿地同意放走孩子，悻悻地离开钓鱼台。
中央文革小组开完会后，我向王力汇报了聂元梓放走了孩子的事。随后王力用红机子和吴溉之通了话，叫吴溉之老老实实考虑自己的问题，不要干扰聂元梓的工作。吴溉之说，他根本不了解孩子找聂元梓的事。王力又叫我给监察部的军代表打电话，让军代表转达中央文革的意见：（一）吴溉之要老老实实地考虑、交代自己的问题；（二）以后不允许再指使孩子去找聂元梓无理取闹，如再纠缠，要负政治责任。监察部的军代表说，他一定及时向吴溉之传达中央文革的意见。

要中央文革帮她要回录音带
大约是1967年春天的一个晚上，聂元梓和孙蓬一一起来钓鱼台东门传达室，要求见王力、关锋。王力他们正在开会，便派我去传达室接待聂元梓。王力说，听听她谈什么问题，要反映情况叫她写书面材料，动员她回去，不要老打电话。
我去见了聂元梓，并把王力的话传达给她。聂元梓这次来钓鱼台，是想让中央文革出面，叫原来同她一起写第一张大字报的战友杨克明交出一盘对聂元梓不利的录音带。杨克明原来和聂元梓同属一派，不知何故同聂元梓闹掰了，分裂出去又另外成立了一个红卫兵组织，专门同聂元梓作对，不断揭露聂元梓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假造反派，对她的“领袖”地位提出挑战。由于原来同属一派的领导成员，对聂元梓的言行了如指掌，因此揭露的问题往往击中要害。聂元梓对杨克明恨之入骨，但又无可奈何。聂元梓说：杨克明另立山头以后，干扰文化革命的大方向，专门对我进行攻击和诬蔑，使我无法正常工作。现在杨克明又在利用以前北大造反派领导成员开会时，我的一篇讲话中一些不太确切的提法大做文章，诬蔑我背离毛主席革命路线，犯了严重政治错误。其实那个讲话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问题，可杨克明攻其一点不计其余，大肆攻击我。这个讲话的录音磁带掌握在杨克明手中。我要求中央文革勒令杨克明把这盘录音磁带交出来。
我听聂元梓这番话后，便问她，这篇讲话讲的什么内容？错在什么地方？聂元梓回避内容，只是说，其实也不是什么大的问题，讲话时的形势和现在的情况有变化，现在看来是不太妥当，可杨克明抓住这个讲话的个别提法上纲上线，使我很被动。聂元梓始终没告诉我讲话的具体内容和错在哪里。我对她说：既然这个讲话没什么大问题，要这盘录音带干什么？再说你那么多讲话，不可能保证每句话都是正确的，即使某次讲话讲错了，纠正过来就是了。文化大革命形势发展这么快，谁都有一个不断地适应形势的问题。中央文革不是一直信任和支持你吗？不会根据你一次讲的错话来评价你的全部工作。你为什么这样在乎这盘录音带呢？如果中央文革把录音带收来，也难保杨克明他们不翻录或整理成讲话稿，讲话的全文不是照样存在吗？所以，强迫杨克明交出录音带不是上策。我劝聂元梓同杨克明好好谈谈，缓和一下矛盾，搞联合比搞对立好。
我向聂元梓明确表示：中央文革不能出面强迫杨克明交录音带，除非他们是伪造的。聂元梓还是纠缠，和她同来的孙蓬一也觉得聂元梓这个无理要求不大合适，既然是已经讲过的话，并录了音，收回磁带也无济于事。我和孙蓬一都劝说聂元梓放弃收回录音带的要求。聂元梓还不死心，她要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态度。我在传达室打电话给王力，把聂元梓的来意和要求复述后，王力明确表示：中央文革不能这么做，并让我动员她回去。聂元梓无奈，只好离开了钓鱼台。

控诉北师大搞武斗
我不太清楚，北京的几个大学的造反派，从什么时候分成所谓“天派”、“地派”。北大的聂元梓、清华的蒯大富，北师大的谭厚兰，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被称为北京红卫兵的“五大领袖”。这些头头的总后台都是中央文革，都受中央文革指挥，但由于各校之间，政治观点，利害关系，幕后支持人的不同，从他们一开始“造反”，就不完全一致，常常为些小事情发生磨擦，甚至明争暗斗。到了1967年以后，他们相互关系变得紧张起来，开始互相攻击，甚至发生武斗。聂元梓这个被毛主席誉为“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的牵头作者，和受到《红旗》杂志社支持的北师大“井冈山公社”头头谭厚兰之间，为各自的利益，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斗争。这种斗争可能一直延续到他们各自垮台。
聂元梓和谭厚兰之间，从暗斗到明争，从文斗到武斗的发展反映出他们的后台，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间的微妙复杂的关系。聂和谭都自恃有后台的支持，都有恃无恐。大约是在1967年3、4月，北大和北师大因为去高教部夺权发生武斗以后，《红旗》杂志社向中央文革报告一条消息，说北大的学生计划上街游行，提出“打倒林杰”的口号，说林杰是清华大学“四一四”的后台，并沿街贴林杰的大字报。获得这条消息后，关锋可能打电话质问了聂元梓。聂元梓说这条消息是造谣，根本没这么回事。过了一两天，聂元梓给王力、关锋来电话，要求王力、关锋去听取北大红卫兵诉说关于游行、贴大字报“反林杰”的真相。关锋不愿意亲自参加北大的“澄清事实”会，便派我去听意见。关锋给我的任务是：只作详细记录，不做任何表态。
我到北大见了聂元梓和孙蓬一，转达关锋因工作忙不能亲自来听意见。聂元梓对关锋不参加会表示不满，她说我们请关锋同志来看看，我们北大的革命派被北师大的人欺负到什么程度，我们受到了打骂，反而批评我们，造我们的谣。
聂元梓已经召集了有几十人参加的“澄清事实会”。这个会的中心就是北大和北师大两派先后去高教部夺权而发生武斗的经过。参加这个会的除了聂元梓和孙蓬一外，还有几位军代表和部分被打伤的北大学生，他们都是在教育部夺权时武斗的参加者或见证人。我在会上明确表示，我是来听取意见，作记录的，我对任何问题没有资格表态和答复，我只能把大家的意见原原本本地带回中央文革小组。
这个会实际上是一个对北师大谭厚兰等人的控诉会。他们坚决否认北大贴林杰大字报的事，认为这是诬陷。在会场上，北大学生和军代表群情激愤，声泪俱下，控诉师大的学生如何野蛮殴打北大的军代表和学生，致使几十人不同程度地受伤。在场的北大学生有的头上裹着绷带，有的吊着胳膊，有的鼻青脸肿。在会上一一向我展示他们被殴打致伤的情况。参加会的人叙述了武斗起因，说武斗完全是北师大学生一手制造的，是有预谋的。说北大学生在遭到殴打时如何克制，打不还手，只同他们讲道理，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采取了一些自我保护、正当防卫的措施。他们说，我们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去教育部的。北师大的学生仗势欺人，破坏文化大革命。会上，有两位四十岁左右的军代表痛哭流涕地说，我们是去制止武斗的，我们主张双方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为制止双方武斗，劝说北师大学生而遭到了无理殴打，军代表把他们被打伤的部位叫我看。他们感到这是作为一个革命军人而遭受的最大的侮辱，受了难忍的委屈。最后，孙蓬一代表北大校文革作了发言，他详尽地叙述了教育部夺权前后，武斗的起因，北师大学生如何挑起武斗，以及北大学生如何克制，军代表对制止武斗所作的努力。以及武斗后对北大学生造成的损失等等，并提出了要求中央文革对北师大谭厚兰等进行批评。
会后，聂元梓还给了我几份有关武斗现场的证明材料和照片，让我转交关锋。我回钓鱼台后，向关锋交差，请他看记录和材料，简要地向他叙述了会场的气氛和发言。关锋没表态，却让我给陈伯达写一个报告，并把原始记录和证明材料一并送陈伯达看。我写好报告，并把记录和证明材料送陈伯达秘书后，处理结果我就不得而知了。

秘密绑架老干部
关于聂元梓还有一段小“公案”顺便说说。大约在1967年的6、7间，马列主义研究院的党委书记赵易亚掌权，成立了革委会，革委会的一位副主任谢平，突然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谢平说，马列主义研究院的马仲扬在一天夜里突然被一群不明身份的人闯进他家里把他揪走。马仲扬的家属向研究院革委会作了报告，家属为此很焦急，担心出意外，会不会伤害他？因为不了解是什么人，哪个单位，哪一派，为什么抓马仲扬。谢平说，家属报告后，研究院革委会很着急，抓人的为什么不通过马列主义研究院的组织，擅自到马列主义研究院家属宿舍抓人？对马仲扬突然被揪走，研究院是有责任的，但他们没有办法查，因为没有任何线索。谢平恳求我说，“考虑你在中央文革工作，求你帮助查查马仲扬到底被什么人抓走了，为什么要抓他，现在人在何处？”
我同谢平在马列主义研究院不是同一组，只能算认识，并不很了解。我想我已经离开了研究院，研究院的人失踪了，应该通过正常渠道向公安部门报案，这又不是我份内的工作。但是，这件事却发生在马仲扬身上。马仲扬是我在政研室《思想界组》、《工业组》工作时的组长，我在他领导下工作过五年多。对这位老同志我是比较了解的。马列主义研究院把他打成“走资派”、“黑帮”，但他并没犯该抓走的罪。我考虑还是帮他们了解一下，况且我有方便条件。因此我答应了谢平的要求，对他说，我想办法帮助查查看。
接完谢平的电话，我马上给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祟碧的秘书邵崇勇打了一个电话，请他想办法查查马仲扬被什么人抓走，为什么偏偏抓他？现在的下落。会不会危及马仲扬的人身安全。邵崇勇答应调查了解一下。
第二天，邵崇勇给我打来电话，说已经查到马仲扬的下落，是北大聂元梓派人去马列主义研究院抓走的，抓他的目的是让马仲扬揭发吴传启的“特务”、“叛徒”问题。据说，马仲扬解放前在武汉做地下工作时了解吴传启的情况，所以才把他抓起来，让他写揭发吴传启的材料。邵崇勇说，可以转告马仲扬的家属，北大保证马仲扬的人身安全，也不批斗他。生活上和在家一样，在吃住方面不会亏待他，待他揭发交代完了后，就放他回家。
我把邵崇勇调查的结果打电话告诉了马列主义研究院的谢平。叫他转告马仲扬的家属放心，不会伤害他。过几天就放他回来。
聂元梓为了对付她的“政敌”，打倒她的对立面，竟然随便抓人，千方百计地搜集吴传启的材料，然后抛出去。“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揭露吴传启的问题目的是为了搞他的后台“大人物”。她成功了，吴传启被揪出来打倒了。不过这个成功并不全是聂元梓的功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时间上的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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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与序跋】

一本文革研究的参考书
——介绍《证照中国：1966－1976》

卜伟华

最近看到新华出版社出版的新书《证照中国：1966－1976》，其中收录了文革时期大量的文物，包括：大字报、传单、调查证明材料、介绍信、学生证、大会入场券、入伍通知书、毕业证书、粮油供应证、选票、平反证明、工作证、红卫兵证、乘车证、代表证、奖状、海报、请柬、节目单……琳琅满目，丰富多彩。
作者许善斌，原来是山东乳山县文化馆干部，1974年后来到北京，在某报社工作，十几年来在潘家园旧货市场和报国寺文化市场“淘宝”，风雨无阻，收获颇丰，被誉为“中国证照收藏第一人”。此前他已有《证照百年》出版。许善斌已年近古稀，他的理想是，有朝一日可以成立一个“证照博物馆”，他希望能够通过证照展现历史，让大家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巴金先生倡议建立的文革博物馆，现在虽然难以实现，但对文革历史的反思始终没有停止。《证照中国：1966－1976》的出版无疑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它对反思文革历史，推动文革研究都会起到有益的作用。许先生的大量藏品将来都可以在文革博物馆里占有一席之地。

很有看头的入场券
书中收录了许多入场券，选录一些如下：
1.批斗大会入场券

热烈庆祝毛主席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发表一周年
揪斗刘少奇大会
入场券（12）台
1967年8月5日下午五点　地点：北京工人体育场
举办单位：首都工代会、农代会、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京三军革命派、大专红代会、中学红代会（第25页）

誓死保卫毛主席
斗争彭、陆、罗、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誓师大会
入场券（17台　下）
时间：1966年12月12日中午12时
地点：北京工人体育场
每券一人，11点前入场完毕（第25页）

揭发斗争刘邓路线新代表陶铸大会
入场券
时间：1967年1月28日下午1时
地点：北京工人体育馆
　　　　　　　　　　　　　批判刘邓路线新代表陶铸联络委员会
（上午11时开始入场，请准时出席）（第25页）　

斗争三反分子彭德怀大会
主席团证
地点：北京地质学院大操场
时间：一九六七年八月二日晚7：00（第26页）

彻底清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在工交基建战线上的罪行大会
入场券
时间：八月十四日下午二点半
地点：北京工人体育馆（朝阳门外）（第27页）

全国在京革命师生控诉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谭力夫大会
工作证（主席团）
大会筹备委员会　（盖有“北京工业大学东方红公社”印章）（第111页）

南京市革命委员会
批斗“五一六”分子、“五一六”分子坦白交待大会
入场券
地点：东方红路南京人民体育馆3区
时间：1971年2月14日下午2时正（第42页）

天津市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报告大会
入场券
时间：一九七四年九月十三日上午八时半、下午二时半
地点：第一工人文化宫
主办单位：中共天津市委员会（第76页）　　

2.各种群众大会入场券

黑龙江省暨哈尔滨市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颂扬大会入场券
时间：1969年2月27日晚6点
地点：哈尔滨市工人文化宫
　　　　　　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　哈尔滨市革命委员会（第18页）　　

点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文化大革命中大肆泛滥，在1969年“九大”前后达到一个高潮，“早请示”、“晚汇报”、“语录歌”、“忠字舞”等不一而足。所谓“颂扬大会”也是其中的一种形式。书中还载有一份1000多字的“颂扬词”。（第16页）

北京市人民汽车公司工会举办批判电影《清宫秘史》
入场券
时间：1967年4月18日下午七点
地点：第五保养场礼堂
不得转让　不得招待家属和儿童（第31页）

黄石市歌颂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回击右倾翻案风演唱大会
入场券
时间：三月廿日
地点：市体委露天灯光球场（第59页）

热烈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4300部队、宁波军管会、宁波军分区代表团
入场券
时间：1967年12月23日晚7时正
地点：东风剧院
　　　　　　　　　　　　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第62页）

反修大会——请留学生作报告
入场券
时间：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五日下午1：30
地点：北京工人体育馆
主办单位：首都小学革命教师红色造反团　首都反修造反总部（第68页）

点评：1967年1月25日，中国69名留学欧洲的学生在向莫斯科红场列宁陵墓献花圈时，遭到苏联军警和便衣特务的殴打。这些留学生回到国内后被当作“反修英雄”受到热烈欢迎。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最重要的一条理由就是要反修防修，“反修英雄”在国内受到欢迎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毛主席在十二中全会上的极其重要的讲话和林副主席重要讲话
录音放听大会
入场券
（只限一人）
时间：1968年12月　日上午八点半
地点：北郊区人民礼堂（北仓）

点评：注意，毛和林的讲话一个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是“重要”的。

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会
参观券
地址：北京海淀八一学校
时间：一九六七年八月廿三日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八一学校革命造反联合总部、部分中学革命造反派联合主办

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首都中等学校红代会联合举办
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
参观券
每券一人，当日有效
时间：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上午九时至下午六时（四时停止入场）
地点：北京展览馆

宣副革命委员会查抄财物展览会
入场券
入场时间：1968年8月1日上午9点－11点
地址：果子巷新门牌70号
电话：33•5476

点评：值得注意的是，宣副（估计是北京宣武区副食公司）革命委员会为什么能办这种查抄财物的展览会？所谓查抄财物，应该是文革初期“破四旧”时抄家所得的财物。现在一般讲“破四旧”，都说是红卫兵所为，其实，由红卫兵带头掀起的“破四旧”运动，在经当局大力赞扬、提倡后很快就成为了一个比较广泛的群众运动。

一些有意思的藏品
1.王力的一个批示
这是首都职工革命造反总部印的一页传单。题目是《王力同志批示》，整张传单没有几个字，上面是两行字的请示，下面是王力的批示（手迹）。

工人联合组织的经费开支应该由谁负责请中央领导同志考虑答复66.11.17
可以在工会经费中开支。　 王力　17/11

点评：毛泽东原来并没有要在工农业生产领域搞文化大革命的计划，所以他在1966年10月曾设想文化大革命在1967年春节前就可以结束了。但运动大规模展开之后，出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毛泽东的想法也在不断地调整。1966年11月10日发生的安亭事件，使毛泽东改变了初衷。毛泽东支持工人造反派造反，一下子将文化大革命的范围大大地扩大了。原来只说“三里五界”（注：即《五一六通知》中提到的“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现在，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开始向厂矿农村蔓延。不久，全国上下，各行各业就都被席卷而入。王力的这个批示可以看作是毛泽东要将文化大革命扩展到工厂、农村的一个注脚。

2.内蒙“中共土右旗委政运办”发的一张平反证明书
这是一张像证件大小的平反证明书，内容如下：

姓名　×××（作过模糊处理，难以辨识）
性别　男
年令　39
民族　蒙
籍贯　土右旗大城西公社
受害单位　芮六营大队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将该同志错打成　新内人党分子　。经群众评议为　一般　残。遵照党中央“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原则，政治上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本人受害期间所整的材料已全部销毁，如有复制、转移的一律无效。
为了进一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心同德搞现代化建设，全面落实党的政策。
特发此证（盖有汉蒙两种文字的“中国共产党土默特右旗委员会落实政策办公室”公章）
　　　　　　　　　　　　一九八○年六月二十日（第42页）

点评：内蒙文革中整“内人党”极其残酷，骇人听闻。此一错案就有34万多人，主要是蒙古族人，遭到诬陷、迫害，16222人被迫害致死，87188人被迫害致残。此平反证书中有经群众评议为“一般残”字样，是因为在内蒙的处理平反和遗留问题的规定中有“在挖‘内人党’中致伤残者，可按‘因公致残’待遇，报销药费。”

3.山东省海阳县一张革命师生徒步串连介绍信

海阳县革命师生徒步串连介绍信　　编号　010
兹介绍　吴甲农中　学校革命师生　李贺明　等拾人前往　济南　进行徒步革命串连，请予接待。
生活费用按每人每天粮票　1.5　斤，生活费　0.35　元，每人每月宣传、常备药品、公杂费等　2.00　元。从　1966　年　12　月　25　日起，到　1967　年2　月　23　日止，计　60　天。按上述规定应该补发的部分，已由我县发给　60　天。尚缺部分仍由我县负责办理。特此证明。
附花名单：李贺明　李玉旺　李君山　李腾福　李淑芬　李振芬　李永乐　林考生　林方卿　徐德英　
　　　　　　　　　　　　　山东省海阳县文革办公室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第115页）
此介绍信上盖有山东省海阳县文革办公室的公章。信上还有一处钢笔字迹：“已办两人车票　7人车票都办　1.19”。

点评：生活费，即伙食费，每人每天0.35元，这就是1966年时的生活水平。

4.北京宣武区的一张买白薯票
像普通粮票一般大小。

宣武区粮油管理处革命委员会
白薯销售凭单　编号（70）023522
白薯　拾市斤
粮店盖章　经手人（盖有“北京市宣武区第二商业局建功南里粮店业务专用章”印章）
凭票取薯　盖章有效　遗失不补（第101页）

点评：书中的说明词：“白薯销售凭单。现在的白薯食品倍受青睐，那时候是比粮食低一等的饲料”。不妥。当时白薯是北京市民生活口粮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5.湖北省沙市市的一张查抄物资购买证

查抄物资购买证
编号：0001488
金额：7.00元
品种：紫红灯芯绒
地址：中山路258号
期限：一九七○年八月二十六日至九月五日
（过期作废）
　　　　　　　　沙市市革命委员会查抄物资处理领导小组
（盖有“湖北省沙市市革命委员会查抄物资领导小组办公室”印章）（第172页）

点评：文革初期的“破四旧”运动中，北京被抄家的有11.4万户，上海有15.77万户，全国被抄家户数合计当以百万计。被抄出来的大量财物最后都到哪里去了呢？我看大致有三个去向：一是被当作“四旧”销毁了，二是文革后发还被抄人家了，三是被“拍卖”——实际上是“贱卖”了。这三类去向中各占多大比例，实际数量是多少，则是需要我们认真收集材料，加以分析研究的题目。

6.武汉大学的一张文化革命委员会选票

★
武汉大学选举文化革命委员会选票

符号 姓　名 符号 姓　名 符号 姓　名
○ 王　勇 ○ 马志健 ○ 邱小元
○ 王福献 ○ 马鸿兰
○ 王理海 ○ 姜　毛
○ 王焕耻 ○ 徐开锡
○ 王桂英 ○ 倪富呈
○ 刘道玉 ○ 凌　球
○ 刘传清 ○ 崔建瑞
○ 朱美玲 ○ 黄际纯
○ 孙力大 ○ 张富良
○ 孙益友 ○ 张赞成
○ 李国平 ○ 张玉峰
○ 李德华 ○ 张方贤
○ 毕爱英 ○ 张瑞雄
○ 吴其泰 ○ 张勋彪
○ 何照寰 ○ 曹保彤
○ 余镜清 ○ 曹洪斌
○ 余明祥 ○ 程奕臣
○ 林鸿恩 ○ 陶志廉
○ 林节荣 ○ 黎文林
○ 陆舒媏 ○ 薛光亮
○ 柳　佑 ○ 戴礼彬
备注：
1.如同意，请在候选人姓名前面的符号栏内划圈（○），如不同意，请符号栏内划×（×），如您欲选别人，请在空白栏内填写姓名，并在符号栏内划圈（○）。
2．选票请用自来水笔填写。
3．每张选票只能填写四十三人，不能超过，超过者选票作废。
4．本人不能写字，可请人代笔。
注：物理系、图书馆学系各缺一名学生候选人，以后补选。
　　　　　　　武汉大学文化革命代表大会选举组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

点评：按照“十六条”的要求，1966年8月至9月，全国各地的大中学校普遍都进行了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选举。但选出来的这些机构，并没有真正成为学校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
这张选票中的刘道玉，当时在化学系当讲师，1977年，出任国家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1981至1988年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是当时中国高等院校中最年轻的一位校长。

7.北京一○一中的一张讣告
1967年8月，北京一○一中两个学生贺英和潘仲成到江西串连，支持当地的造反派，在武斗中被打死，两人均为19岁。
　
讣告（摘录）
……
贺英、潘仲成同志，是我毛泽东主义公社的优秀战士，前不久奔赴江西，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与当地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生死与共，并肩战斗。
八月二十四日，江西反革命组织“联总”抚州“32111”疯狂进行反革命暴乱。早六时听此消息，贺英、潘仲成同志及首都大中学校红代会战友、江西革命造反派奔赴抚州。八点钟赶到温泉镇，哪想到反革命暴徒设下埋伏，不幸遭伏击，暴徒们向首都和江西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疯狂地下了毒手。
暴徒们的机枪喷着火焰，火舌向着革命小将射去！面对死亡何所惧，革命小将高呼“毛主席万岁”！与暴徒英勇搏斗！首都和江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倒在同一血泊里。“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与枪声交织在一起。赣水为我哀悼，群山为我抽泣，贺英、潘仲成同志在这次战斗中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二烈士均年十九岁。贺英同志，是我红代会101中毛泽东主义公社革命委员会委员，生前任我公社对外作战部部长。潘仲成同志，是中学红代会组织部工作人员。
……
我们最亲密的战友，贺英、潘仲成同志英勇地牺牲了，他们的血不会白流，他们的仇我们要报！让我们接过他们手中的用鲜血染红的战旗，奋勇前进！不把党政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彻底打倒，决不罢休！不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死不瞑目！
烈士们，安息吧！
打倒刘邓陶！打倒江西“联总”！镇压抚州32111的反革命暴徒！
为革命牺牲的贺英烈士永垂不朽！
为革命牺牲的潘仲成烈士永垂不朽！死难烈士万岁！
（烈士灵堂设一0一中）
　　　　　　　　　　首都中学红代会　一○一中毛泽东主义公社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第56页）
　　　　　　　　　　　　　　　
点评：江西的武斗在全国来说是比较厉害的。1967年8月10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认为江西省军区及部分军分区的某些领导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决定改组江西省军区，派遣济南军区、广州军区的部队进驻江西各地，任命程世清为江西省军区政治委员，杨栋梁为省军区司令员，成立以程世清为主要负责人的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中共中央旗帜鲜明地支持造反派，但中央的一系列举措并未能够马上平息江西的动乱。8月24日，江西抚州地区发生严重武斗事件，程世清等本着坚决支持左派的原则，派出支左部队前往介入。武斗中先后死亡干部群众65人。（《中国共产党江西历史大事记》，第301页）
这65人当中，应该包括北京一○一中的贺英、潘仲成两人。

一些有疑问的藏品
　　
报告会入场券
　　（一）向知识青年金训华学习
　　（二）于会游同志主持
　　　　　　　　　　　　　　　　　　　　　中共中央文化部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八日晚七时
　　地址：北京清华大学内（第34页）

点评：这张入场券的格式、时间、主办单位都有问题。把大会的主持人名字写在入场券上很少见。于会游这个名字未曾听说过。中共中央文化部的名称不伦不类。
金训华是上海知识青年，他1969年5月到黑龙江省逊光县逊河公社双河大队插队落户。到农村刚刚77天，在8月15日，金训华为抢救被洪水冲走的电线杆子而牺牲，时年21岁。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授予金训华革命烈士称号，并号召全省知识青年、党员、共青团员和全省人民向金训华学习。1966年绝不可能有关于向金训华学习的口号，这张大会入场券显然是低劣的膺品。　　

常州市各界人民支持巴拿马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正义斗争大会
入场券
地点：市工人文化宫
座次：6排9座
时间：一月十六日下午一时半
常州市和大、政协、市工会、共青团、妇联、民青联联合召开（第71页）

点评：1964年1月12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就巴拿马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爱国斗争，对人民日报记者发表谈话，他说：中国人民坚决站在巴拿马人民的一边，完全支持他们反对美国侵略者，要求收回巴拿马运河区主权的正义行动。之后，全国各地都以集会、游行的方式，开展了支持巴拿马人民正义斗争的群众运动。这张入场券的时间应为1964年，所以不应收在本书中。

革命批判大会
入场券
一、批判劳动惩罚读书做官论
二、江青同志讲话
一九七○年九月十日上午八时
　　　　　　　　　　　　　　中共中央革委会
地址：北京工人体育馆（第74页）

点评：只要看一下主办单位：中共中央革委会，就可以断定这张入场券是伪造的。1970年9月10日，是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公报发表的日子。当天不可能在北京开那样一个所谓“批判劳动惩罚读书做官论”的大会，而且由江青去讲话。中共中央革委会只是拟议中的一个名称，实际并未存在一天。
1968年9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成立革委会后，中共中央原打算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决定成立中央革委会事宜。9月15日晚，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了八届十二中全会所要解决的问题，9月19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联名向毛泽东报告了讨论的情况，报告中讲到，这次全会的议程之一是推选中央革命委员会，在“九大”前作为党和国家的临时最高权力机关。毛泽东在第二天作了批示，说这件事要在一次至二次会上讨论才能作出决定，并指出：“我认为，暂时不宜成立中央革命委员会”。他说“暂时不宜成立”，那最后是不是还要成立呢？从将“全面夺权”进行到底这个意义上来说，应该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成立革委会后，成立中央的革委会。但成立中央革委会，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名不正言不顺，二是谁来当中央革委会的主任？如果成立了中央革委会，它就成为体现文化大革命“伟大胜利”的象征，就不可能是短期的，可能要存在相当长的时间，就会带来修改宪法的问题。还有，中央革委会成立后，国务院、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这些机构还要不要？如果要，中央革委会与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如果不要，其职能都由中央革委会来行使，那么中央革委会这个机构就可能会变得非常庞大。就是成立了中央革委会，75岁高龄，身体和精力远不如前的毛泽东也不会当这个革委会的主任。毛如不当，理所当然就应该由林彪来当中央革委会的主任，但这也是毛泽东所不愿意的。此事后来不了了之，再也没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西安市查抄物品处理委员会
观买证
1966年9月5日至6日
地址：西安交通大学礼堂（第169页）　　　　

点评：这件藏品的时间可疑。“破四旧”运动是从1966年8月下旬开始的，在这样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刚开展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成立了查抄物品处理委员会，且将查抄物品进行拍卖式的处理，似不可能。一般来说，查抄物资的处理都是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以后一段时间的事情。可参见第172页上湖北省沙市市的查抄物资购买证（1970年8－9月）。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组织各大院校革命师生
第二次联合揪斗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万人大会
入场券（专场）
时间：1967年4月19日上午八时整
地点：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大院东大厅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办（第26页）

点评：这张入场券是伪造的。北京市革委会成立于1967年4月20日，怎么可能在它成立的前一天就以它的名义组织万人大会？另外，在主办单位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前面，加上“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更加证明其伪造无疑。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是内部办公机构，从不对外公开活动。地点也是问题，既为“东大厅”，又怎能开“万人大会”？

几处瑕疵
第54页上，说到江青提出“文攻武卫”口号时，说是“江青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身份接见河南省群众组织代表”。1966年8月30日，中央曾发出过江青代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职务的通知，但江青从来没有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身份公开活动。
第57页上，说到文革中的武斗时，说由冷兵器发展到热兵器，“除了飞机、大炮、坦克，其他都用上了”。实际上，文革的武斗中大炮和坦克许多地方都使用过。至于飞机，如果把1967年8月4日上海市革委会镇压上柴“联司”也算作武斗的话，也使用过。那次大规模的镇压中动用了两架直升飞机。
第111页上，有一份题为《向真理投降》的传单，作者将这份传单说成是“首都红卫兵造反司令部谢罪书《向真理投降》”。
传单的影印件很小，文字很难辨识。但《向真理投降》有一副标题：“向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中国人民解放军、山东广大造反派请罪”，这两行字比较大一点，可以辨识清楚。可以肯定，这是一份山东的群众组织的请罪书，作者未能仔细查对，出了错误。
在113页上，有一段文字如下：
经历了“复课闹革命”和“斗私批修”、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以及上山下乡运动三个阶段红卫兵运动，最后停歇下来。1968年8月19日，中共中央转发共青团十大《关于红卫兵问题的请示报告》，认为红卫兵组织已经完成历史使命，可以不再继续存在。之后，各地红卫兵组织即行撤销，至此，红卫兵组织和红卫兵群体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点评：1968年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共青团十大”，作者显然是把1978年的事情错安到1968年了。1978年8月10日，共青团十大筹委会在对红卫兵问题进行调查之后，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红卫兵问题的请示报告》，认为红卫兵“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可以不再继续存在了”。8月19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请示报告，同意取消红卫兵。从此，红卫兵组织便在全国正式取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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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官僚制与文革

丁学良

回顾历史得到的基本结论是，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体系和社会管理制度最核心的传统，就是官僚制。该体制在二十世纪只有两个简短时间里受到严重冲击，一是世纪初的军阀时代，二是文革。这两次冲击一方面冲破了平民百姓极端痛恨的官僚专制，同时也带来巨大的灾难。这是个基本的悖论。中国两千多年来，特别是过去一百多年来政治和社会的变迁，有了官僚制，一方面才会有稳定，另一方面也才会有我们所看到的严重腐败和特权。如果痛恨官僚腐败和特权，要打碎它，又会有动乱。这是一个悲剧性的两难局面。
世纪初的军阀时代，是军人当政，那时确实看不到了中国历史千百年里文官辅佐着皇帝统治庞大社会、窒息民间活力的局面，但军阀混战也给中国带来灾难。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非常复杂，但至少有一点是他对1949年后建立起来的官僚制度不满。这既有官僚体系经常不听他话的原因，即在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一线领导的控制之下，使毛觉得大权旁落；但同时也有部分原因是毛对党官僚体系弊病的批评。这些批评在当时颇得民心，如果没有那些民怨，文革初期毛号召社会基层起来造当权派的反，是不可能得到那么多人衷心拥护的。文革的动乱当然也是可怕的，所以我说打烂还是不打烂官僚制在中国是悲剧性的两难。
文革之“不得人心”，不得民心是次要的，要害是不得官心，当权者1949年后首次受到全面剧烈的冲击。三年大饥荒更不得民心，但由于干部受害很小，对政局的影响不如文革。邓小平作为总书记，也就是官僚体系的大主管，最懂得这个要害。所以毛去世邓复出后，他在组织上做的根本之事就是恢复被文革打得稀巴烂的官僚体制。这也是为什么邓能在毛之后迅速成为党和政府实际最高统治者的根本原因。他为文革中受到各种打击的官僚们代言，使他们重新回到掌权岗位——没有这个，邓不可能把天下稳定下来。
问题在于，当一步步恢复官僚体制的时候，最早遇到的老问题就是怎么对待官僚的特权和腐败。看看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无论党内还是党外，争论最多的问题之一就是干部特权。由于那个时候大家对于文革的过程记忆犹新，而那时又是中国在1949年后思想最活跃和开放的时代，人们当时提出的问题是：一方面我们不能再回到文革动乱的状态，要搞现代化，那就需要稳定；另一方面也不能够放任在文革中臭名昭著的官僚特权和腐败再回到我们的生活中来。所以那几年在社会上和党内，都有要削减官僚特权、反对腐败的呼声，邓的多篇讲话都是回应这个要求的。然而1989年以后，这个领域里的真正制度创新被束之高阁，官僚特权和腐败于是愈演愈烈。
以上的背景引导出几个结论：第一，官僚制是中国政治最根本的传统。第二，若不要官僚制，社会管理就会大乱套。第三，如果要官僚制又不对它的根本弊病进行有效制约，特权和腐败就会日益加深，这又是中国过去几百年里促使民众不满、激化社会冲突、导致政治衰败的首要原因。这第二、第三就是中国政治和社会管理的两难。
1970年代末以来，中国越来越把官僚体制延伸到我们这个社会的政治和行政、文化、教育、传媒、科技、核心产业管理的一切方面。可以说，这二三十年是中国全面官僚化的黄金时代。到了目前这个时候，在全面官僚化的过程之中，一方面中国看起来越来越稳定，另一方面官僚的特权和腐败越来越深化、精致化和全面化。而它所造成的社会反弹，是中国社会里越来越趋极端主义的反抗呼声。它们使你想起文革。国内有些学者把它称为中国社会的法西斯主义情绪化。这种可怕情绪是上下恶性互动的结果，暴官导致暴民反抗，以暴抗暴。
有个细节我印象很深刻。去年12月中旬，我正在准备给学生的参考书，有一本是研究中国文革的权威MacFarquhar的《毛的最后一场革命》。我正拿着书走出办公室时，来了一位资深访客，他一直是在中国参与改革政策研究的，到香港来出席一个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国际会议。看到我手里的书，他笑了笑说，很难讲文革就是毛旗帜下的最后一场革命，现在又有很多人鼓吹用文革的方式来对付特权和腐败。他亲身体验了从1976年到现在整个中国的变迁，感觉是切身和敏锐的。近年来中国社会里，确实看到很多人出于不同的动机和目的，以毛在文革期间对“党内资产阶级”、对特权和腐败的批评作为旗帜，来不仅是反思中国改革开放30年、而且是提倡激烈对抗性的政治行为。对我这样的研究者来讲，一方面对文革中的残暴行为、文革对于中国社会带来的破坏，永不能忘怀；另一方面我也忧虑地看到，随着改革过程中腐败和特权越来越严重、官僚权力越来越不受制约、官商勾结得到的好处越来越多，文革式政治似乎又成了解决中国毛病的一剂猛药——这种观念和情绪在中国社会里一天比一天强烈，你喜欢不喜欢都要正视。
我们再来看看比较政治学上的一些教训。对付官僚腐败和特权，二十世纪提供了至少四种可能的方法。
第一种在很多第三世界国家都试过，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也在一定程度上试过，那就是军人当政。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非洲、拉丁美洲都发生过多起军人、尤其是少壮派军人以救国委员会的名义上台，理由常是：文官政府腐败无能，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可是看看凡是军人当政的国家，只不过是用枪杆子赶走了腐败的文官集团，但并没有用枪杆子来推动经济的长时期发展。巴基斯坦知识分子在与我们开会时讲，印度和巴基斯坦是敌人，但巴基斯坦大部分知识分子都羡慕印度，为什么？印度没有军人当政，虽然也有腐败，但至少印度的体制使得大部分时候政府还是在推动现代化。巴基斯坦大部分时候都是军人专制，其后果不过是以更秘密的方式，把以前文官政府的广泛腐败变成军人集团的封闭性腐败，同时军人又不会搞好经济，所以这种方式只能在极短时间里赶走一个腐败文官体制，不可能使国家在经济上长时间发展。
第二条路子是暴民政治。这个暴既有暴力的意思，也有狂暴的意思，这就是毛的办法。直到文革初，毛才认为找到了一个办法，来解决官僚体制特权腐败的问题，所以他才把文革称为比巴黎公社的意义还大。这方法就是以不受法律约束的暴民运动，狂风骤雨般地冲垮腐败特权的官僚体制。但是看看文革导致了什么结果：官僚体制当然被打得鸡零狗碎，但同时社会受到全面损伤，生命财产、教育文化受到的损伤不计其数。而且像这种暴民运动必须有个保障，得有一个最高集权的统治者，具有狂暴的号召力；否则暴民政治发动不起来，因为官僚体制可以随时干掉你。
第三种办法是所谓的开明专制。中国观摩最多的，是新加坡、香港，既没有多党公平竞争的普选制，同时腐败受到严格控制。中国高层这些年来最想引进的就是这种体制，但是这种开明专制整体上对中国不适合，虽然有些局部方法可以参照。最大的区别就是规模，新加坡400多万人，香港700万人，等于中国一个中等城市，中国13亿人口的社会怎么可能像它们那样，在拒绝民众参政和治理腐败之间得到平衡呢？
第四种就是开放民众参政、推进公平政治竞争，即民主化改革。最近的案例就是印度尼西亚。苏哈托当政虽然推翻了腐败的苏加诺政权，也带来一定的经济发展，但以后苏哈托集团及其家族势力愈益腐败，把印度尼西亚经济搞垮了。印度尼西亚曾被认为在苏哈托下台后，最可能出现暴民政治和种族屠杀，因为全国几千个岛屿、几百个部落。但十多年来，民主化的方向明确，步子虽然摇摇晃晃，一步步走过来，对腐败在高层的抑制效果很显著。最基本的一点就是媒体开放，然后最高层让法律系统独立运转。一个社会对付腐败最重要的两个工具，一是透明的媒体，二是司法独立，如果这两个工具都是在官僚集团的控制之下，他们永远也不可能自砍手脚。印度尼西亚的进步很鼓励人。
所以，把二十世纪的中国政治和比较政治放在广阔的背景上看，我们就可以把本篇话题聚到一个基本的思路上。过去的二三十年，是中国的官僚制恢复和发展的二三十年，是中国社会全面官僚化的二三十年。在此过程中，随着中国经济越来越大，受不到有效约束的官僚特权越来越促使腐败的精致化、深化和全面化。同时期里，中国民间以及体制内那些正义的、公正的反腐诉求，却越来越被边缘化，起不了制衡作用。于是可悲的、文革式政治的情绪重新抬头，吸引越来越多的人。上述对付官僚腐败和特权的四种方法，二十世纪的中国已经试过两种半，即军阀的、暴民的、半开明专制的，均无效，但又不采纳第四种。

摘自作者《对付官僚腐败和特权的四种办法》，原载互联网。标题是本刊另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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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关于文革中的大民主

徐友渔

按：本文节录自徐友渔不久前在北京三味书屋所做的讲演《中国三十年各派社会思潮》（全文发表于互联网上）中最后的答问部分。标题是本刊另拟的。

提问：……第二个问题，我是一个高中生，对大家都在讲新左派和自由主义感兴趣，按我自己理解，自由主义是搞一个自由开放的世界观，而新左派说要搞大民主。我身边很多同学对毛泽东搞的这个大民主一点认识都没有。请您讲讲，这是不是说当年文革诱惑人的时候，不是以现在这些被妖魔化的东西来诱惑人呢？就是现在对文革的批判和反思是不是太片面了？就只反思多么多么的不好，而没有一个更深入的批评。
我非常吃惊，你说你是高中生！这两个问题的深刻性跟重要性，我觉得是非常高了，但我只能简要回答。……我以前在这里讲过，我自己有个专业就是研究文革。我们一般说它是一场噩梦、一场浩劫，法治荡然无存，无数的冤假错案，给中国造成那么大的破坏。但是有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全国的人几乎没有例外的，亿万人都卷进去了呢？而且当时是狂热地、全心全意地，毫无保留地支持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不说别人，我自己就是这样一个人。我当时作为一个高中三年级的学生，真的就是“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刀山敢上，火海敢闯，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这里面除了林彪搞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盲目的、迷信的这些东西以外，毛泽东很高超的地方，就是利用了人民群众对民主的渴望。文化大革命前历来有一个做法，就是运动一来派工作组到学校去，到工厂去，那是个标准的、程序化的做法。工作组进一个单位就把人分成四等，左派，右派，依靠对象、团结对象等等，然后团结一部分，打击一部分，抓右派，打反革命分子，都是这么做的。结果那次毛泽东玩了一个花样，他把派工作组那个事情交给刘少奇和邓小平去做，邓小平和刘少奇就按传统的做法这么做了。做了以后，毛泽东马上回到北京说，你怎么把群众搞得那么惨？你怎么把群众打成反革命？我是要保护群众的。而且当初毛泽东说的话给人的印象是整个建国以来1949年到1966年干部跟群众的矛盾极其尖锐，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欺负人民的这么一个阶层。毛泽东自己的原话是“形成了一个吸劳动人民鲜血的官僚特权阶层”。就是用人民对公平、民主、自由的渴望，给我们许诺了这些东西，我们才起来造反，紧跟毛主席干革命。所以，我觉得我个人的经历跟亿万人是一样的，除了那种无知、盲目和迷信以外，煽动起文化革命里面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群众当家作主，我们要建立一个理想的、公平的社会。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个非常复杂的东西。现在经历了文化革命的这一代人中间，我认为我是彻底反思过来了。我对那种大民主持批判的态度。现在大部分人还没有反思过来，他们现在仍然持怀念文化大革命的态度。这个态度在现在越发有吸引力。为什么呢？之所以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要把他一部分政治上的对手清洗掉，就把他们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个非常可笑的说法。刘少奇干了几十年革命，他凭什么要去走资本主义道路啊？他已经当到国家主席了，为什么会去走资本主义道路？但是现在中国搞了市场经济以后，中国现在的政府官员大搞以权谋私。按照现在对文革没有反思的那一批人的看法，在现在这种市场经济条件下贪污腐败，再看毛泽东提出的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觉得特别合他们心意。所以不光是一般群众，还包括一些经历过文革的人，比如我所在单位一些人都有这想法：“毛主席老人家就是英明，早就看透了邓小平是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认为现在所有的贪污腐化份子就是走资派。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反对贪污腐化的成效又相当小，所以他们特别希望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用那种大民主的方式，就是想抓谁就抓谁，想斗谁就斗谁的方式反腐。他们的初衷是可以理解的，是为了反对这种贪污腐败和特权。但由于中国社会长期封闭，很多人就不知道文明的做法、法制的做法该是怎么样的。我对于现在这种情况非常忧虑，我知道比如前些年春节的时候，像郑州这些文革闹得最厉害的地方，下岗工人加上文化大革命时那些造反派的领袖，他们会出来游行示威，他们打的标语、提出的口号都跟文革时所提的一模一样。这样一来问题就很复杂。中国官方只是简单地说文化革命大民主是个欺骗人的东西，但是他们其中包含更多的东西是对民主本身的恐惧，这点老百姓是不认可的。作为我个人，一个学者来研究，我也是彻底否定大民主的。我也坚决不主张用文化革命的方式来解决现在的问题。但问题复杂就在这里，由于文革在中国是个禁区，不让研究，像我这种对文革大民主有彻底批判和认识的人，我的说法不可能得到传播。所以现在中国经历了文革的那代人身上，他们对文革的怀念，特别向往再来一次文革来清除他们认为的不公正。我觉得在中国社会里面正在酝酿一种很危险的东西。实际上我觉得把历史的真相告诉大家，是最重要的，至少我觉得像我对文革造反和大民主的研究是有利于中国走上一个法治轨道的。但是现在非常遗憾，现在仍然不让研究这些东西。我觉得不出问题则罢，万一出什么动乱的话，因为中国很多老百姓没有接触到那些更文明的东西，他脑袋里的东西就是他唯一亲身经历的文革，就是文革斗走资派跟大民主这些东西。他们唯一能够使用的，也就这些东西。万一有一个什么风吹草动，出点什么问题，我觉得是非常可怕的。我觉得作为中学生能感受到这个问题也已经是很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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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革小报研究》目录

王 锐

第一章 文革小报的界定和鉴别
1、弄明白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文革小报”至关重要/ 2、文革小报和各级党报“电讯版”的区别/ 3、文革小报和革命委员会机关报的区别/ 4、文革时期大专院校的校院报与文革小报的区别/ 5、文革时期的企业报、行业报和文革小报的区别/ 6、文革时期部门报、机构报与文革小报的区别
第二章 文革小报起源于红卫兵运动
1、红卫兵运动横空出世震撼中国/ 2、最早创刊的两份红卫兵小报/ 3、中国革命博物馆“致红卫兵公告”推波助澜/ 4、外省市红卫兵小报发展之路并不平坦/ 5、《欢呼革命的红卫兵报》
第三章 1967年：文革小报的“黄金时代”
1、“大动荡”“大夺权”，迎来小报大发展/ 2、各级党报停刊后留下大片新闻“真空”/ 3、《人民日报》“启事”火上加油/ 4、《红旗》杂志也加入征集“小报”行列/ 5、清华《井冈山》和上海《工人造反报》的政治野心/ 6、被小报左右的社会舆论
第四章 毛泽东与文革小报
1、王力说：毛主席最注意造反派的报纸/ 2、毛泽东不赞成《百丑图》/ 3、毛泽东指示转载《首都红卫兵》社论/ 4、上海《鲁迅兵团》何以大出风头？/ 5、文革高潮中，毛泽东通过小报了解时局/ 6、毛泽东对外宾畅谈文革小报/ 7、毛泽东笑谈“乔老爷”街头卖小报
第五章 中央领导层对文革小报的态度
1、周恩来坚持内外有别的原则/ 2、中央文革小组将小报视为自己控制的“第二舆论”/ 3、江青讲话称“红卫兵小报办得好”/ 4、戚本禹、谢富治代表中央对“小报”问题表态/ 5、中共中央对小报问题发出的正式文件/ 6、陈伯达、康生、姚文元关于小报的讲话
第六章 “创刊号”风景线（一）
1、“创刊号”各显神通/（1）因陋就简，随意处理的创刊号/（2）将毛泽东形象与“发刊词”并重的创刊号/（3）全力突出毛泽东形象的创刊号/ （4）颂扬毛泽东又同时颂扬林彪的创刊号/（5）颂扬毛泽东并兼及江青的创刊号/ 2、五花八门的“创刊词”/（1）沿用传统称谓的“创刊词”、“发刊词”/（2）另带标题的“创刊词”、“发刊词”/（3）名目繁多的“代发刊词”/（4）以《致读者》、《告读者》甚至《编后记》作“发刊词”/（5）用社论或署名文章作“创刊词”、“发刊词”/（6）其它“代发刊词”种种
第七章 “创刊号”风景线（二）
3、文革小报“创刊号”的期号编排/（1）编为“第一期”或“第1号”的创刊号/（2）编号为“红一期”、“红1号”的创刊号/（3）编号为“忠一号”的创刊号/ （4）编号为“第一炮”的创刊号/ 4、异地版创刊号及其特征/（1）异地版的创刊及其主办者/（2）异地版创刊号的版式特点/（3）异地版创刊号大多数没有“发刊词”
5、画刊创刊号独领风骚
（1）突出林彪及江青形象的画刊创刊号（2）漫画类画刊创刊号/（3）画刊创刊号的发刊词
第八章 对外扩张势力的“异地版”
1、“异地版”不是“航空版”/ 2、“异地版”的分类/（1）首都小报的省市版/（2）省市小报的首都版/（3）省市小报的外地版/（4）专县版/（5）航空版/ （6）串联版/ 3、因武斗等原因痛失家园的“异地版”/ 4、“异地版”的其它话题/ 5、最有影响和价值的几种“异地版”
第九章 显示力量的“联合版”
1、“联合版”是红卫兵的首创/ 2、“联合版”出现的背景和影响/ 3、“联合版”的发展与演变/ 4、“联合版”的分类和期号/（1）直接署名“联合版”的小报/（2）署名为“合刊”的“联合版”/（3）署名为“联合专刊”或“专刊”的“联合版”/ （4）未署任何名称的“联合版”/（5）由20家小报联合出刊的“联合版之最”
第十章 文革小报的“专刊”
1、“专刊”之“专”/ 2、“事件类”是“专刊”中的主流/ 3、以批判攻击为特色的“人物类”专刊/ 4、特殊专刊：毛泽东诞辰祝寿刊/ 5、其它各类“专刊”
第十一章 文革小报的“特刊”
1、“特刊”之“特”/ 2、非常时期的“特刊”/ 3、重大事件与“特刊”/ 4、“庆祝类”特刊
第十二章 文革小报的“增刊”
1、“增刊”作了炫耀天下的政治资本/ 2、矛头指向国家主席的两份“增刊”/ 3、歌颂类“增刊”独具特色/ 4、“增刊”的其它话题/（1）“异地版增刊”/ （2）“联合版增刊”/ （3）“动态类增刊”/（4）“事件类增刊”/（5）“批判类增刊”/（6）“讲话类增刊”
第十三章 各类“会刊”
1、带有强烈人身攻击色彩的批斗大会“会刊”/ 2、展示政治姿态的亮相型“会刊”/ 3、为武斗死难者高唱挽歌的“会刊”/ 4、庆贺类“会刊”/ 5、声援性质的誓师大会“会刊”/ 6、其它类型“会刊”
第十四章 “再版报”和“翻印报”
1、“再版”创刊号/ 2、各具特色的“再版报”/ 3、丛刊：被重新编辑出刊的“再版报”/ 4、难得一见的“翻印报”
第十五章 争取生存权的“复刊号”
1、走出“镇反”阴影的复刊号/ 2、因派性争斗打压停刊而再复刊的“复刊号”/ 3、因武斗停刊后再复刊的“复刊号”/ 4、其它原因停刊后再复刊的复刊号/ 5、一份特殊的“复刊号”：《湘江评论》第二期
第十六章 “停刊号”和“终刊号”
1、“停刊”非“终刊”/ 2、停刊理由各不相同/ 3、“终刊号”的分类/ （1）“异地版”停刊形成的“终刊号”/（2）因机构撤销而形成的“终刊号”/（3）因“任务完成”、“结束”而终刊的“终刊号”/（4）因报纸改刊或合刊造成的“终刊号”/（5）因“复课闹革命”而停刊的“终刊号”/（6）终刊原因不明的“终刊号”/（7）“创刊号”即成“终刊号”
第十七章 形形色色的“改刊号”
1、两份最值得关注和最有影响的“改刊号”/ 2、改刊原因种种/（1）因争夺报名而改刊/（2）因“形势需要”而改刊/（3）因小报同名而改刊/（4）从“油印版”改为“铅印版”的“改刊号”/（5）因战斗团队更名而改刊/（6）因报纸合并而改刊/（7）原因不明的改刊/ 3、折射出派性冲突的“改刊号”/4、《红卫兵报》从“油印报”到“铅印报”再到《红旗飘飘》、《红旗风暴》的改刊
第十八章 文革小报的“画刊”
1、文革宣传画最早出现于小报版面/ 2、“画刊”的问世/ 3、“文革漫画”唱主角/ 4、专门画刊类小报登台亮相
第十九章 文革小报中的连环画
1、“文革”连环画起源于小报/ 2、《孙悟空四打白骨精》痛遭批判/ 3、漫画连环画遍地开花/ 4、画刊连环画异军突起/ 5、“文革惨案”连环画的一个标本
第二十章 文革小报引发的事件
1、《红卫战报》引发上海“《解放日报》事件”/ 2、《冲锋号》强印30万份引发的重大事件/ 3、清华《井冈山》参与“炮打康生事件”始末/ 4、《中学文革报》与“遇罗克事件”
第二十一章 特别值得收藏与关注的文革小报
1、刊有“群丑图”的《东方红》“终刊号”/ 2、与日本红卫兵合办的小报《惊雷》/ 3、开“天窗”的文革小报/ 4、期号相同版式内容却不同的两份清华《井冈山》第8期/ 5、绝无仅有的“地图战报”/ 6、各类“错报”
第二十二章 文革小报的报名和报头
1、以红卫兵造反团队性质取报名/ 2、以毛泽东诗词或语录命名/ 3、充满毛泽东个人崇拜色彩的报名/ 4、以“红”字开头的“红海洋”系列/ 5、以“新”字开头的“换新天”系列/ 6、以某个事件或纪念日作报名/ 7、以革命圣地作报名/ 8、以鲁迅或鲁迅诗词、著作命名/ 9、“文革小报”报头之流行趋势
第二十三章 令人感兴趣的话题和轶事
1、究竟有多少种文革小报/ 2、文革小报最多的省市/ 3、文革小报是否有“号外”/ 4、文革小报编辑人员的构成/ 5、文革小报也发“记者证”/ 6、文革小报的征订与发行/ 7、文革小报是否使用过”繁体字“/ 8、编辑部出价向公众回收自己的报纸/ 9、文革当年北京、上海的小报交换地下市场
第二十四章 文革小报的衰落与消亡
1、1968年，小报渐成明日黄花/ 2、中央从经济着手对小报进行限制/ 3、地方当局对小报的限制措施和打压/ 4、毛泽东痛批“五大领袖”与红卫兵运动终结/ 5、为小报唱挽歌的“工人报”/ 6、上海《工人造反报》终于停刊——文革小报最后的“绝唱”
第二十五章 文革小报之研究
1、“墙内开花墙外香”/ 2、西方学界对文革小报资料的利用/ 3、国内研究处于令人尴尬的“空白”状态/ 4、“文革小报”曾经成为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四人帮”罪证之“证据”/ 5、观念正在转变/ 6、必须从头做起
第二十六章 文革小报的收藏及市场前景
1、小报在文革收藏品中的地位/ 2、10年升值“路线图”/ 3、画刊引领市场潮流/ 4、网上交易相对活跃/ 5、文革小报“精品”仍有很大升值空间

作者简介：王锐，作家（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独立学者。近年致力于文革研究，曾发表《“文革”成都“五•六”事件》、《文革中的〈伯达文选〉》、《“安亭事件”的再认识和再研究》等。有著述《中国文革小报研究》、《中国文革新闻史》、《文革四川“二月镇反”备忘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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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资料】

山西省夺权初期领导人名单

山西省革命委员会领导人名单
（1967年3月）

主 任 刘格平 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山西省副省长。
副主任——
张日清 中共山西省委常委。山西省军区第二政委
刘贯一 中共山西省委常委，山西省副省长
袁 振 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太原市委第一书记
郭永彪 山西省军区副政委
谢振华 陆军第69军副军长
焦国鼐 中共山西省委常委，山西省副省长
陈永贵 中共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支部书记
（以上系1967年3月7日中共中央批准的名单）

常 委（按姓氏笔排列）：
兰 敏（山西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白启富、刘格平、刘贯一、陈守中、陈永贵、陈金钰（山西省军区司令员）、陈广仁（第十三冶金公司技术员）、何英才（中共山西省常委，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宋 捷（太原工学院学生，山西革命造反兵团负责人）、李玉如（山西省军区干部）、杨承效（第十三冶金公司工人，山西工人革命造反决死纵队主要负责人）、吴春久、张日清、张宗文、张益三（山西省军区军事法院院长）、胡亦仁（中共山西省太原市委书记处书记）、郝廷云（山西省电业局工人，山西电业工人革命造反兵团主要负责人）、段立生（山西省委党校学生，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主要负责人）、袁 振、徐志远、郭永彪、曹中南（69军政委，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组员）、曹西康（69军司令部参谋长）、谢振华、焦国鼐、解悦（太原纺织厂工人，山西省劳动模范，太原纺织厂红卫队主要负责人）。

注：在1967年3月18日举行的山西省革命组织代表会上选举产生了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委员245名，在此基础上又选举产生了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副主任、主任。省革委常委27名，其中军队干部9名，地方领导干部8名，群众组织代表12名。主任、副主任中，地方领导干部4名，军队干部3名，群众代表1名。没有造反派群众组织的代表。

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 刘格平（1967年2月——1971年4月。.1969年7月以后参加中央办的毛泽东思学习班学习）
副组长 张日清（1967年2月——1971年4月。1969年7月以后参加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
组 员——
刘贯一（1967年2月——1971年4月。1967年7月以后被批斗）
袁 振（1967年2月——1971年4月。1969年7月以后参加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
陈守中（1967年2月——1971年4月。1967年7月以后被批斗）
徐志远（1967年2月——1971年4月）
陈永贵（1967年2月——1971年4月）
刘志兰（1967年2月——1971年4月。1967年7月以后被批斗）
秘书长 刘贯一
副秘书长 刘志兰
以上名单系1967年2月25日中共中央批准。
1967年3月6日中共中央给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发文称：“同意六十九军政委曹中南同志为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组员。”

本资料由曾鸣提供。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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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读往来】

杨大庆致函本刊，探询武汉决派联络站成立公告发表时间。文如下：

偶然看到一则文革史料中提到武汉决派联络站成立公告，云发表于1967年2月18日。第一感觉便是时间不对，估计是笔误：68误作67。为印证自己的感觉，查阅了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里面还真有此《宣言》，但标的也是发表日期为“1967年2月18日”，而且排于1967年2月的文献之间。看来非人家笔误，而是我的记忆有误。于是将“宣言”调出，仔细读将起来。
读毕疑窦丛生。
第一，1967年2月18日正是武汉“香花”“毒草”即日后的“钢”“新”两派为“2•8声明”鏖战方酣之时，为何以雄文《给我一个钢工总，我能把武汉翻转过来》而跻身钢派先锋阵营的决派居然对此不闻不问，不置一词？
第二，据我所知，所谓决派，乃“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之简称，其出处为毛泽东关于教育革命的一段“最高指示”，首发于1967年11月3日的《人民日报》。决派若无未卜先知之功或另有渠道早就领有密旨，为何能早于《人民日报》近9 个月将领袖言论拿来自我标榜？非如此，那决派之“决”其深意何在？
第三与第二类似。《宣言》引用了毛泽东的另一句“最高指示”：“要斗私，批修”。这句话由林彪于1967年9月30日晚间的国庆招待会上传达，当时即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直播，次日见报，10月3日王洪文发表学习体会。为何决派早在当年2月18日便能洞晓天机？
以上诸端，百思莫解。40年前故事，已是雾里看花。特借《记忆》方寸之地，向有关行家求教或请知情者作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