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記　　憶　　　　　　　　　　　　２００９年４月１４日第１０期　　　　　　
ＲＥＭＥＭＢＲＡＮＣＥ　　　　　总第二十期
　　　　　　　　　　　　　　　　２００８年９月１３日创刊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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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婚恋专辑

本期目录

本刊说明

蓦然回首
蒋仁德 结婚悲喜剧
故纸堆
有关青年工人婚姻状况的一组数据

文摘
周孜仁 “革命年代”的校园恋
陈冀德 我所知道的“戴、闻恋”
刘小萌 文革时期知青婚姻状况

编读往来
1、蒙木生、唐少杰来信纠错
2、关于王广宇《桀骜不驯的蒯大富》一文的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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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说明】

在本刊组织的国史笔谈中，有论者指出，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称为党史、政治史更确切。诚哉斯言。尽管文革以及文革前十七年都是政治主导一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历史就只剩下了政治，社会仅由权力之争构成。换言之，所谓国史，应该包括对社会各阶层、各领域的观察和描述。比较一下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就会对此有更深切的体会。基于此，本期推出文革婚恋专辑，这里所发表的五篇文章，涉及到工人、农民、知青、大学生（造反派）、黑五类（右派）、知识分子等不同的社会阶层，其中有个人回忆，有数据统计，有历史研究，它们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在极端革命的年代里政治操控下的两性关系和婚姻状况。我们希望，这些文字对文革研究的拓展视野、变换角度能有所帮助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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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蓦然回首】

按：蒋仁德，江苏无锡人，1957年23岁时被打成“极右派”，因拒绝认罪检查，被升级为“反革命”，逮捕入狱，判刑十年。文革中执行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多关少放”政策，无端多刑押二年，至1969年释放，留四川省第二监狱就业中队就业，成为“就业员”（其他劳改单位对这类人或称“职工”、“脱法员”、“生产员”、“刑释员”、“新生员”，不一而足，社会上一般仍视之为犯人，称“劳改释放犯”）。1973年“摘掉帽子”，随后调就业队化验室做技术工作。1974年下半年，他开始解决自己的“终身大事”……

结婚悲喜剧

蒋仁德

就业员
在我刚当就业员时，女就业员还没有调走。同是天涯沦落人，低头不见抬头见，日久生情，生理需要，暗中有的擦出了火花。就业员女少男多，性别比例严重失调，“物以稀为贵”，女就业员只要是没有丈夫或尚未名花有主，就都成了男就业员追逐的目标。但是还不能“有情人终成眷属”，原因有二，一是就业员的条件太差，无法结合（此前已成夫妻的不计）；二是很难拿到准予挂牌开张营业的执照。
但是，自大多数女就业员调到垫江县东印农场后，监狱又特批几个男就业员尾随到该农场，完了婚，所以，这条“马奇诺”防线就崩塌了冰山一角，但也没有达到冰化雪消的程度，这是为什么呢？
其一是“改造不好”的，想结婚得不到批准。同时，我也没有见到戴帽子的就业员有哪一个能获准结婚的（原来婚姻关系存在的除外）。
其二，自女就业员走后，就“内销”无货，只能“外购”。然而，“外购”谈何容易！谁看得起、看得上坐过牢的就业员？在讲究阶级斗争的社会里，“亲不亲，阶级分”，这些人还被认为是灾星和瘟疫病毒，生怕被传染上了，避之唯恐不及，怎肯嫁给你！图什么？图财吗？就业员能有多少钱财？自己生活还难乎为继，怎能养家活口？图帅哥美男吗？几年、十几年牢一坐，大好光阴已过，不是老头，就是小老头或半老头……在这样的条件下，在这样的环境中，“堂前燕”是极难飞入就业员家的。特别恼火的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用了五洋捉鳖之功，好不容易瞎貓总算逮到了一只“死耗子”，但监狱和中队还要严格审查。这种审查，比“三堂会审”也差不了多少。当然，惊堂木一拍，“呀呀呸”一喝，“拉下去打五十大板”是绝对没有的，但将女方召到监狱来，盘根问底这一程序是绝对不可少的。怎样问？——
你们是怎样认识的？
你是否真的愿意和某某某（或者某某）结婚？
你是否受到外面的压力才愿意嫁给他的？
他是否骗了你？引诱了你？
他将真实身份告诉了你吗？你知道就业员的含义吗？你知道他是劳改释放人员吗？
他对你说明了工资是多少吗？
你知道他为什么劳改的？你知道他劳改期间的表现吗？你知道他就业中的表现吗？
你知道他的家庭情况和出身吗？
像你们真的组成了家庭，以现在的收入以后怎样生活？如生活发生困难又怎么办？如因为他给你带来政治拖累怎么办？你作好了思想准备吗？
如他将来还犯罪你怎么办？
如他在家里作出不轨行为你能不能大义灭亲？检举揭发？……
林林总总，总有几十个问题要问。如女方回答得不满意，那你休想拿到“执照”。有的女方被问得面红耳赤，无地自容，有的被问得瞠目结舌，木讷无声。在这样东问西问之下，相当多的女方就只好知难而退了。本来就业员在“外购”采买老婆之中，成功率是低之又低，现在经这一问，雪上加霜，成活得了的绝对是旷世奇珍。
其三，监狱官方暗中对就业员结婚之态度是清楚的，但公开的态度却有点含糊。某指导员曾公开说过，对就业员的结婚，“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你们自己把握。”而某干事对此事就大为不屑，“饿慌了，憋慌了，什么跛子、瞎子、聋子、麻子、疯子等只要是个女子，只要人家肯，都敢要。莫明其妙！”
说对了，确是“饿慌了，憋慌了”，男就业员绝大多数患有严重的性饥渴病。好比前东北大帅张雨亭张作霖，他妻妾成群，还要选“妃”，结果选了一个跛足女学生。据说，这个由痞而匪、由匪而官、由官而将、由将而王的枭雄之经典台词是：“只要这个母货的‘宝贝’不缺就行。”作为文革时的就业员来说，找老婆的标准也就是这一条。至于是否是跛女、瞎女、聋女、麻女、疯女无关紧要。因为只有这些“女”才“肯”，才“门当户对”。金凤凰、花孔雀、百灵鸟，你根本逮不到。张作霖是要证明他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们这些男就业员是事出无奈，饥不择食，殊途同归。
最后，对就业员来说，在“外购”老婆中最好的“货源”是在农村。在这里才是男就业员择偶的“广阔天地”，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农村也讲阶级斗争，也讲成份和阶级出身，但农村女子对嫁“城里人”一般要求不会太高，更讲实际，因为经济上城乡差别是明摆着的。男就业员的区区工资，城市女子会嗤之以鼻，不屑一理，可在农村女人看来，还是可观的。何况，我们这点散碎银子，不会受“自然灾害”的影响，旱涝保收，稳当（实际上并不稳当）。当然，最易得手的是年龄不算太大的寡妇、离婚嫂，她们自知本身条件也不佳，就会降低标准。所以，我们就作出战略调整，向农村转移，向贫瘠地区进军。

相亲
我从一九七四年下半年开始执行母亲的嘱咐，“找个女人成个家”。当时，我在所有的男就业员中，条件还算是上等偏下。其一，我是处男，无婚史，没有子女拖累。其二，经过数年的打拼，工资从最初的每月十六元加到了每月三十七元二角，相当于城市中的二级工，这对农村妇女小有吸引力。其三，我年将“不惑”，还不算太老。其四，我搞技术工作，头衔是技术员，算是个小小的知识分子，而且钢笔字写得漂亮。其五，自从开展钢铁分析以来，化验室离不了我。主管干事对我很好，工作还是比较稳定。其六，我吃得了苦，耐得了劳，体力劳动、写写算算都在行。其七，经过多年的宵衣旰食，积草屯粮，手上有了三百五十元的存款，有五百来斤存粮（粮票）。其八，我没有“帽子”，有公民权，不是专政对象。但我也有不利的地方。其一，我矮小，貌丑，脸黑，可能像“白日鼠”白胜或“鼓上蚤”时迁。其二，我家乡的老娘要我赡养，三十七元二角的工资每月要缩水五至十元。
我第一个见面的是江北牙膏厂的女工，是个寡妇，也是四十岁，有三个幼崽。我们一见面，一介绍我的身份是个刑满释放人员，因“反革命”罪被抓进来的，现在有公民权。对方一句话也不说，转身就走了。将我凉在那里，见面不足十分钟。
经一个就业员的姨妈介绍，第二个女人就进入了我的视野。她叫晓梅，只有二十八岁，是城里一个街道搬运队的。她原是农村人口，来自偏远的通江山区，初中未毕业，十七岁就嫁了人，有两个女孩，大丫六岁半，小不点四岁。她男人死在斗殴事件中。她有近一米七的身高，比我还高出半个头，不但个子高，体胖背宽大嗓门，脸稍黑（但不难看），走起路来宛如男人的“急紧风”。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九月中旬，天气还热，地点是在文化宫侧门前的一株老黄葛树下。我记得很清楚，她是穿着一双破塑料拖鞋来的，连头也没有梳，头发乱得像眼下时髦的“爆炸头”，但没有飘来阵阵幽香。
如果说我和牙膏厂那个寡妇女工在近十分钟之见面中，感到的是尴尬，那么，我和晓梅相识的几个月中，则感到很是无奈和沉重。
我自信性格直率，处理事情大刀阔斧，干脆利落。可是，晓梅的性格比我还要刚烈，甚至有点狂野。使我领略了这个看似平庸邋遢、相貌不显的女人身上特有之豪爽之风。
在介绍人曹姨粗略地介绍了我和她的情况并离开之后，我因有了上一次相亲的经验教训，没有先开腔。她第一句话就使我大吃一惊：“姓蒋的，没说的。我外号叫‘孙二娘’，搬运队的人都叫我雌老虎。以后你喊我孙二娘也行，叫我雌老虎也行，叫我晓梅也行。我屋里还有两个小女娃子。穷得很。姓蒋的，我愿意嫁给你，你娶我，我一辈子跟着你。”
相亲时女方先开腔，自报家门，一来就说“我愿意嫁给你”，开门见山，单刀直入，刺刀见红，没有半点扭捏作态，没有半点隐晦含蓄，世界上居然有如此的相亲，如此的女人，奇！
来前我是作了相当的思想准备的，腹中也准备了一串串应对台词，如有可喜结果怎么办，如被对方婉却又怎么说，如果不冷不热又如何收场。可此刻却全无用处，乱了套。我自忖不会怯场，此时，却面红耳赤，语不成句，连完整的意思也表达不出来：“我想，我的……身……份，这……我是……”
“姓蒋的，你啥子也不要说，曹姨都对我说了，我都晓得。我孙二娘啥也不在乎。我到这里来，早就想好了，就是想要一辈子跟你过，不然我就不来了。现在，姓蒋的，我只要你说一声愿不愿意当我的男人？”
面对这个不按“炮二平五，马八进七”套路弈棋的对手，面对这个猛砍猛杀、一心只想速战速决的“爆炸头”，面对这个邋里邋遢、心直口快毫无遮拦的“孙二娘”，我只好嗫嚅说：“这个……”
“姓蒋的，你要我就跟我走，到我家里去说。你不要我，那你拍拍屁股就走。”说毕，她拖着那双破塑料凉鞋，发出“梯踏、梯踏”声，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喜欢这种直来直去的性格，漂亮不漂亮无所谓，家中穷也不在乎，她的邋遢使我有点不习惯，但以后可以慢慢改，我在稍微迟疑之后，也一声不响地跟在她后面，来到她的家。
她的家实在不像家。不是虎巢，像鸡窝。
门是粗糙的木板捆扎而成，且有点朽烂。一推开这破门，竟然“咯咯咯”几声，窜出几只老母鸡来，地上到处是鸡屎。对面是一块双人凉板，用两张长条凳架着，有张长条凳的一条腿用草绳绑着两截硬头黄竹子支撑。那张床上方，挂着一顶又黑又脏又破的蚊帐，也许多年没有洗了。至于凉板上，连席子也没有，一床又薄又破的棉絮，没有折叠，一角拖到了地上。这屋不足十五个平米，可以说是凌乱不堪，很为拥塞。而她两个小女娃子，也是破衣烂衫，正坐在地上，玩“你拍一，我拍二”的游戏。更糟糕的是，这屋里时不时地飘出一股股臭气。我后来才弄清，在这后面，用荒石、芦席、废竹、破油毡等搭了一个猪圈，圈内喂有两条架子猪。这臭味是从圈内散发出来的。这意味着我如果和她结了婚，既要和她在凉板上耳鬓厮磨一辈子，还要和一席之隔的猪比邻而居。这里不是都市中的村庄，连棚户区都抵不上，是贫民窟。不！更像乞讨户。
我虽有心理准备，还是出乎意料。
晓梅大概已看出了我的心思，莞尔一笑，称呼也变了：“蒋哥，家是不像家，以后我会打整得干干净净的，你要相信我这个妹妹。”又半是解释半是诉说，“没有一个当家的男人，穷，烦，闷，又要上班，找吃的，还要带小的，忙，哎，苦啊！没法呀！我是撑不住了。蒋哥，我是会真心实意跟你过一辈子的，你不要嫌我这个做妹妹的。我是想你帮我将这个家撑起来，有个依靠。我晓梅会感谢你一辈子的。噢，蒋哥，你抽烟？我叫大丫去买。”
我本来一见这情况，只想礼节性地小坐片刻，然后告辞，再请介绍人转达这支相亲进行曲不再演奏下去了。但一听这席话，想不到这个风风火火的女人，大而划之的女人，粗犷豪放得使人有点无所适从的女人，像男人而不像女人的女人，却有一颗善良细腻的心。一个女人拖两个幼崽，还要干重体力劳动活，不容易。同是天涯沦落人，含泪眼对含泪眼，受苦人对受苦人，我就改变了主意，想接触一段时间，彼此进一步了解以后再说。
“谢谢！晓梅！我是烟、酒不沾。”
“喔，这好，这好啊！不像我先前那个死鬼，又没得几个白钱，还烟、酒、茶三开，还动辄骂我、打我，横得很。噢噢，蒋哥，你不要多心，不迷信吧？嘿，你看你看，做妹妹的差点忘了。”我不知她忘了什么，正有点诧异时，她却对两个怯生生的女孩说，“你两个小女娃子过来，快过来，这是妈给你们找的伯伯，以后是你们的爸爸，过来先叫声伯伯好。”
八字还没有一撇呢，这个女人！
小不点的小手杵在腮边，小姊妹俩对我这个陌生人虽然胆怯，却还是敬遵慈命，参差不齐地童声“二重唱”：“伯伯好！”
我是不好不出手，对大丫和小不点各送了两元钱。这对晓梅来说是大喜过望，对我称赞还夹着骂起她的前夫来：“大丫，小不点，蒋伯伯对你们这样好，好喜欢你们两个呀，小娃儿不懂规矩，还不快谢谢伯伯！蒋哥，我那个死鬼从来不给两个小女娃子钱，只晓得酗酒，还一凶二恶的。作妹妹的先谢过蒋哥了。”
童声二重唱又响了起来：“谢谢伯伯！”
我摇手，“不客气！不客气！”
这件事情，就算这样初定下来了。以后，我每到星期天，就到晓梅那里去。我去时，她的家确是打扫得还算干净，大丫和小不点虽然穿得补丁重补丁，也整齐了些。我还为她母女仨各买了一套新衣服。只是猪臭无法解决。有时，我还代她到搬运队扛米包，运河沙，挑鹅卵石，抬木料等等，对我来说，这些劳动是轻车熟路，在搬运队里，我大有“一览众山小”之势。晓梅自是笑逐颜开，合不拢嘴。两个小家伙对我也很甜，伯伯长，伯伯短的。我就这样很为愉悦地度过了两个来月。当然，搬运队的人不知道我是就业员身份，只知道我是新生劳动工厂的技术员，是晓梅耍的男朋友。
我也逐渐弄清了她的工作性质和她的经济收入。搬运队是生产自救性质，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有事情就做，没事情就歇，实行的是计件工资。她最多时每月有五十至六十元收入，最少时可以挂白板，且可长达几个月。文革最热闹、武斗最严重时工厂关门，不关门也是奄奄一息，搬运队就无啥业务可做，处于基本歇业状态，即使有点事情做，也畏首畏尾。为什么？一怕被扣大帽子，以生产压革命，生产挂帅。二怕武斗的子弹不长眼睛，当上屈死的冤魂。在这样的大环境中，收入极不稳定的她，要不窘迫也难。

意外
正当我和她准备走上婚姻殿堂的时候，却出了严重的拐点。这事发生在一九七四年的十二月中旬，来得很突然。
那天吃了中饭，她在洗碗刷锅，我无事，心血来潮，过去帮她。她手在围裙上擦了擦，“过去过去！男人不做娘们的事，我那个死鬼从来不做这些事，只当吆三喝四、饭来张口的跷脚老板。蒋哥，人家看到了不好，会说我是懒婆娘的。”
我开玩笑，“怕什么？情人眼中出西施，懒婆娘我也要。我想图个好表现，多作贡献，以便雌老虎妹妹更喜欢。”
她盯了我两三分钟，红云飞渡，幸福之光涂上了她稍黑的脸，大笑，可谓笑得前仰后翻。笑毕，道：“看你一天不多言不多语的，只晓得干活。谁知你说起话还一串一串的，乌龟有肉在肚子里头。”
她伸出她的大掌，在我脸皮上轻轻地揪了一把，倏忽间，一把将我抱住，喃喃细语：“哥，我的好哥哥，我好喜欢你呀！又不骂人，又体贴我……”
十来个平方米的破屋，巴掌大的地方，又无布幔隔围，可以一览无余。六岁的大丫眼尖，稚声稚气叫：“小不点，快来看，妈妈把伯伯抱起了！”
尴尬无比。
她不好意思地松开手，对小孩吼道：“滚！”
大丫“哇哇哇”地“长号”吹响，小不点的鼻子也在一扇一合。晓梅一个箭步，一手拉挽着大丫，一手围拢小不点，脸上杏花春雨汇成涓涓细流，且伴着有声近无声的诉说：“我好苦命啊！我好苦命呀！大丫，小不点，你们爸那个死鬼在地下倒安逸了，害得妈好苦呀！”她啜泣起来。
我是进退失据。我理解她内心的痛楚。我的心也在战栗……
下午两点来钟，她膝上放着笸箩，低着头在飞针走线，为两个小家伙补衣服。我起身说要回厂去了。
“还早，坐一会再回去也不迟。”头也没有抬。
“不了，车也不太好赶，还是早点回去的好。”
“好罢。”她站了起来，准备送客，双眼却直盯着我，怅然若失地问：“下星期还来不来？”
“不一定，要看有没有空。我想洗洗衣服，做点杂事，九点半不到，就不来了。”
“脏衣服可以拿来，洗好了再拿回去。我知道留不住你，拖着两张要吃的嘴，我又没有文化，家像狗窝一样，又穷，人又不漂亮，又是结过婚的。那你以后想来就来，不想来做妹妹的也想得通。蒋哥，我的心是真的。”
话说到这份上，我就不好走了。时间确实还早，我只好说：“晓梅，你想到哪里去了？我的心也是真的。这样吧，我就坐下来看你做针线，陪你。我到五点钟一定要走，不然会给我惹麻烦的。”
“行，随你。”话是随口而出，却是心事重重的样子。
未几，她站起来，“喂，你们两个小女娃子，在家里又吵又闹的，到街上去野，烦死了，晚点回来。这里一人五角钱。”
我拦阻：“一点点大的女娃儿，认不了路回来怎么办？”
“熟门熟路的，不会走丢。我五岁就一个人上山打柴了，两个小女娃子命贱，没有那样金贵。”
我只好不开腔。大丫和小不点一人拿了五角钱，欢欢喜喜出门而去。她随手将破门闩上。
她做了一会儿针线，将笸箩一搁，伸伸懒腰，打了个呵欠，“蒋哥，我睏得很，想睡一下，你将门帮我照看着，说不定大丫、小不点回来，你好开门。”
她似乎睡不着，不断地在凉板上翻着身。但我对这无线电信号却是接收不灵。她坐起，弄得凉板吱吱嘎嘎地响。她并不羞涩，笑嘻嘻地对我说，“蒋哥，上来吧，两个小女娃子不在家。”声音很轻。
我惊愕，“这……”
“傻瓜，笨蛋，书呆子。你有真心就上来吧，反正迟早要交给你的，我早就想好了，迟交不如早交……”
我心里“怦怦”直跳，呼吸急促。我不是坐怀而不乱的柳下惠。我上前两步，却驻足了，犹豫了。不是怕名不正，言不顺。而是怕监狱特严的纪律制度约束。我当集训组组长，有几个人就是因“无照营业”，不慎事泄，被弄起来集训的，有的后来还被戴上了坏分子的帽子，罪名是奸污妇女。我不能自蹈覆辙，不能将自己多年打拼争来的“摘帽”付之东流。
“晓梅，你不了解我的处境，走错一步，会全局皆输的，还是稍待时日，有了结婚证，就会有这一天的。”
她“咯咯”一笑，说出来的话无异于对我抽鞭子，“胆小鬼，前怕狼，后怕虎，不像个男人。蒋哥，你爱妹妹就上来。我看你是坐牢坐久了，坐呆了。出了事，妹妹给你担着，是我自愿的。上法场，妹妹先挨头刀。上来，要我来拉你吗？你是童子鸡，嫌妹妹不是‘原装货’？我就是残花败柳，也只有二十八岁，其他配不上你，在这点上我还是配得上你这个小老头！”
“晓梅，你的心我明白，我是真心要娶你的，你放心。等有了结婚证……现在不行。到时，你一定要给大丫、小不点生个弟弟或者妹妹，我好向老娘交差。”
“大丫、小不点一定要有个弟弟或妹妹？”
“一定！我老娘苦了一辈子，我不想她老人家抱憾终生，这是我这个不孝之子对老娘唯一的安慰。”
“怎么会是这样？……我会教育大丫、小不点，像对待亲生父亲那样对待你的。我一定会这样做，蒋哥，你放心！”
“晓梅，我不是不放心，我也不封建。独苗不结果，我老娘知道了，会气死的。我是母命难违呀！”
“哎——”一声长叹，“天哪！天哪！”
“晓梅！晓梅！你担心养不活？我即使以后讨口当叫花儿，也会将大丫、小不点的弟弟或妹妹养活、拖大，当然，也包括大丫和小小点，还有你。你听清了？”
她半晌不答。好久，又叹了一口气：“蒋哥，那就以后再说吧，我担心的是可能没有以后了。既然话说到这份上，我也不瞒你了，哥哥要做啥子，妹妹都听你的，都会依你。只是，只是，只是妹妹已生不了你要的弟弟或妹妹……”
我急问：“你才二十八岁，怎么生不了？是有病？可以医呀！”
“谁有病？我是动了刀的。谁医得好？”
大大地出乎我的意料。“找个女人成个家”，老娘对我的嘱咐之潜台词我清楚。我是领了任务才来“找个女人成个家”的。我心绪如麻，像一头撞在南墙上，晕了。好久，才大喊，“晓梅，你不要骗我，谁出的馊主意？”
“你不要问，你接受不了就走吧，我不怨你，是我命不好。”
“我一定要问清楚，是你那个死鬼吗？”
“不是！我是迫于无奈，死鬼倒是想要个儿子，我想生多了也养不活，是我自己走上了这座独木桥，死鬼还因此经常打我，把我当出气筒。你走！你走！我晓梅自酿的苦酒自己吞，不会要求你蒋哥跟我一起来喝这杯苦酒。你真的走吧！我不留你。”
我心如刀绞。
我吐出了最后一句：“那——，晓梅，做夫妻不成，做个朋友，我以后会尽一点微薄之力的。”
“谢谢！不必了，不必了。我晓梅没有本事，是个无用的女人，但我有两只手，我不会接受其他人的施舍，除非他是我的男人。蒋哥，让我最后喊你一声蒋哥，愿你以后幸福美满。我会等你三年，你想好了再来找我，想不通，不来也没关系。这样，趁大丫和小不点不在家，你赶快走！我会送你到那天的黄葛树边。”
说真的，我那天是昏昏沉沉，记不起怎样离开她的家，也记不起于这株老黄葛树边和她是如何分手的。
一九七五年春节前，我托介绍人曹姨给晓梅送去五十元钱，曹姨死劝活劝，她坚决不收。在休完春节假之后，我又找曹姨，请她以她名义送给她，才收下了。一九八○年初，我平反了，到她家去找她，破屋还在，铁将军把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进入商界，又故地重游，然破屋已荡然无存，代之的是高楼拔地而起，向周围人群打听，一个老街坊说，她早就搬走了，不知去向。啊，晓梅，一个身处底层艰难度日的女人，一个刚烈如火、又不乏通情达理的女人，你在哪里？

同意结婚证明
尽管已碰了两次壁，但我初衷不改。可是，或一次见面就吹，或“望穿秋水，不见伊人的倩影”，或不阴不阳，无疾而终。
一九七五年五月，我现在的“贤内助”粉墨登场了。
我内子小秦，当时三十岁，是个农民。她在重庆四女中毕业之后，本已到一个单位上班，一听“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之号召，她热昏了头，就返乡回到农村。我和她认识时，她是生产队的会计，有三个孩子，大儿子八岁，二女儿六岁，小儿子四岁。她前夫是生产队的队长，因与一返乡女知青通奸，被判刑十年，投入劳改。于是，她和他划清界限，离了婚。她每月有十至十五元的收入，拖着三个幼崽，吃了上顿无下顿，吊命度日。她原来的思想很激进，也当过造反派。她个子不高，人长得有点漂亮，当姑娘时很活跃，在公社的文艺宣传队领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跳过忠字舞，还登台演过《红灯记》中的李铁梅。据她成了我妻子后对我讲，最多时她胸前缀有六枚毛主席像章，还受到公社表彰，身上戴着大红花，多次出去作报告，发誓要响应伟大号召，一辈子扎根农村，一生绣地球。
她这样一个“左派分子”，之所以嫁给我，不是由于受到我这个“右派分子”的腐蚀，被拉下了水，却是她自愿的。其中的原因，她的前夫被抓，给她带来的刺激实在太大，她思想上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所以，我们就组成了一个假左派和一个真右派、带着三个还不懂得逍遥的“逍遥派”的特殊家庭。
但是，我要声明，我不是趁隙而入。我三十七元二角工资的物质引诱，以及甜言蜜语般“同甘共苦，白头到老”的感情攻势，以及吃苦耐劳的做事作风，才打动了她的芳心。
我和我老婆的谈恋爱、耍朋友，没有花前月下，卿卿我我，“青青子矜，悠悠我心”，比之我和“孙二娘”几个月的接触，要平淡得多。但我俩最终走上没有红地毯的婚姻殿堂却富有戏剧性，具有时代特色，最终导致了我“母命难违含泪违”之结果。
监狱对就业员请求结婚的审查严而又严，要想成功，难之又难。我和小秦严格按照“工艺操作规程”办。
我叮嘱她，先到大队开出她的申请结婚证明，一定要写上我是就业员的身份。这一切都很顺利。我拿到了这劳什子，也写了一个申请结婚报告，将这两个“无头文件”上交给就业员中队“办公厅”，在惴惴然的心理状态下静候佳音。我知道就是得蒙恩准也有一段时间。
为了做到万无一失，我根据先前得蒙批准结婚的就业员之经验教训，为了应对女方必定会有的被约谈会见，我鼓励她不要怕，要沉着、冷静、坚毅、果敢、缜密。即使是上刀山、下火海也要气贯丹田。我还经过审慎思考，对已经过关斩将、获得杀鸡杀鸭证或“失却荆州，亡命麦城”的就业员进行“采访”，广泛收集“三堂会审”的案例，悄悄地写了一个三千来字的“答辩词”，不求词藻的华丽，但求答辩的详细，论据的充份，还讲究有理、有利、有节。我向我未来的妻子发布死命令，一定要将这“答辩词”背得滚瓜烂熟，融会贯通，以便在“三堂会审”中举一反三，不被“主审法官”驳倒，毕其功于一役。
面对我这个将来可能出任集外交内政于一身、又兼着不管部部长的家庭“内阁总理”的死命令，我的未婚妻明白“外交无小事”，“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可是，她余暇时间无多，白天要做账，账做完了有空，为了多得几个工分，还要到田土里劳作，还要带三个小家伙，只有晚上三个崽娃被哄睡之后，在昏暗的灯光下，一面砍猪草，一面念背事关我和她婚姻大事的“答辩词”。本来，砍猪草对农村妇女来讲，不是尖端科技，熟能生巧，个个都练就闭着眼砍猪草而能不伤手的本领。但不知怎么搞的，她大概是心有旁骛的缘故，竟然挨了一刀。还好，伤口不大，第二天在大队赤脚医生那里花了十来元钱，一个月的收入就此泡汤。
一个月之后，我接到要我通知小秦来监狱面谈的口头“传票”。决战的时刻终于来临了。
就业员中队这次派出的是朱干事和跛子干事两位“法官”。不过，“主审法官”是朱干事。跛子干事本来在就业员中队权倾一时，据不准泄密却泄露出来的小道消息称，他可能因没有做到“权倾天下朝不忌，功盖一代主不疑”，其时正处于一索子悬梁、获得“非正常死亡，按正常死亡处理”结论前之彷徨期，所以，作为“雄辩家”的他，一言不发，只当收报员，不当发报机。
可是，这个朱干事却迥然不同。他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看文字材料要贴到鼻尖才能看清，平时是病恹恹的。文革中他是造反派，在“一月革命风暴”席卷神州的时候，他和一些人也起来夺监狱的权。没多久，不知什么原因，其他的造反“勇士”们还在“春风得意马蹄疾”，他却像斗败的公鸡，再也昂不起头，萎蔫蔫地来到就业员中队干起了这个营生。
这次会审的法庭设在监狱外不远的接见室里，我只能回避，由小秦“单刀赴会”。
这次会审进行了两个多小时。只见小秦出来时是杏目圆睁，而朱眼镜是灰头土脸。
我一看就知道，“会审”的结果对我很不利。我煞费苦心筹划的“答辩词”可能是没有猜中“考题”！
我忐忑不安，快步走上去问：“怎么样？不行？”
“不见得！他敢？不是个东西，他不照办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到底怎么了？”
“星期天你一定要来一趟，到时你就晓得了。”
“到底出了什么事？”
“啊呀！你啰嗦干啥？叫你一定要来一趟你就一定来，问哪么多干啥？无聊！”说毕，她怒气冲冲地走了。
我满腹狐疑地捱到星期天，匆匆赶到她处。
我劈头就问，“怎么回事？”
她大发牢骚：“这个‘四眼瞎子’水平怎么这样低？问我时口水滴答，说话时流里流气，哪里像个国家干部？像个下三烂的跑滩匠！”
我愕然，忙问：“他到底问了啥？”
“先前是东问西问的，啰哩巴嗦的，也没有超出我背熟的范围，可他‘四只’眼睛色迷迷地死盯我的胸脯，有点不正经。我想为了你，让着点，忍了。将要结束了，那个跛子说，‘老朱，我还有点事，你问吧。’撑着拐棍一跛一瘸地走了，那条四眼狗就去把门关了，嘻皮笑脸地问我，‘你长得这样漂亮，人又年轻，蒋仁德年纪又大，又黑，又没有几个钱，你嫁给他做啥子？’还向我挨过来，想拉我的手……”
我惊讶了：“真有这样的事？”
“我说，四眼狗，你再敢挨过来，我就敢掴你的耳刮子，不信你试试看！”
“坏了坏了，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这结婚证明开不到了。”
“他敢！？那条四眼狗被我训了，却不气恼。又问我，‘你和蒋仁德谈恋爱时发生过哪个关系没有？’”
“怎么能这样问？不成体统！”
“是啊！我回答他说，没有，绝对没有。你猜他又是怎么说的？他说，这不可能，这不正常。我冒火了，就说：‘怎么不正常？眼镜，你说话正派点。他一个就业员，你们规定没有成家的不准在外面歇宿，晚上七点一定要归队，他星期天十点才来，来了就是帮我干活，下午五点就要匆匆往监狱赶，他有时间吗？你说这话是对我名誉的诋毁。’可是他越说越下流，说：‘那不见得，二、三十分钟时间都没有？’……我怒火冲天，对他骂了起来：‘四眼狗，你是个二流子。你少在我面前来挂羊头卖狗肉。你当我是一个农村妇女，听不出你话外的话？我告诉你，我是贫农，依靠的对象，你要弄清楚了。我警告你，你再敢乱说一个字，我就要对你不客气！这样，四眼狗，你听好了，你一个月中不把结婚证给我开出来，本姑奶奶就找我两个兄弟来捶你狗日的。量你这种风都吹得倒的样儿，经不起我两个兄弟几锤，捶了你也白捶，除非你死在监狱里不出来。本姑奶奶也有办法对付你，到监狱控告你，借工作之名调戏妇女，欺负贫农。如监狱不理，我就到你家里去吵，你以为我不敢？收拾不了你？随便都将你废了。’我还说：‘你把门关起干啥子？难道我不晓得你的狼心狗肺？把门打开！再不打开我就要喊起来了！’……”
我越听越丧气。她是扬眉吐气了，但这件事是绝对完了，怎能开得到结婚证明？哎！我叹道：“小秦，你是该这样对付他，这件事做得对。我不怪你。但我们的事也就黄了……”
“不会。”
“我弄不懂。”
“我叫四眼狗去开门，他慌里慌张就乖乖地去开门，他是个虚哥。他不开证明，我要到监狱去闹，看他凶还是我凶。”
想来也对，但我还是担忧，“朱眼镜是拿你没办法，可会将气出有我头上的，啃不动青杠啃泡木。”
“不怕！他要暗里找你扯‘柳连柳’，整你，我教你一个办法对付他：悄悄对他说，‘小秦想找你谈谈。’他就不敢动手。他真的将你往死里整，我不找他拼命才怪，他怕闹开。”
她令我刮目相看了。
果然，监狱出具了同意我和她结婚的证明，不到一个月的最后通牒时间就办结，比以前其他人的快得多，是朱干事亲手交给我的，以后他也没有找我的麻烦，彼此心照不宣。但这个证明却是春秋笔法，今录于下，以便疑义相与析。

最高指示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注：字体略大，红笔书写）

关于同意蒋仁德与秦××结婚之证明
我监狱就业员蒋仁德，向监狱提出与花果大队社员秦××结婚之申请。查：蒋仁德，男，现年四十岁。汉族。江苏省无锡县人。家庭成份地主，本人成份学生。蒋仁德于一九五七年先被划为右派，后升级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捕，判刑十年，于一九六九年七月释放，戴有帽子。一九七三年被摘掉反革命帽子，享有公民权。按照“给出路”的政策，经我监审查，今同意蒋仁德与秦××结婚，请婚姻登记机关审核，并办理结婚证。
特此证明。
四川省第二监狱（章）
一九七五年十月××日
（注：除我内子名字用××代替外，此证明之文字基本保持原貌。）

对这个结婚证明，我有相当多的心理准备，也就见怪不怪，其怪自败。我本身是非洲“黑人”，不在乎再往我脸上“泼墨”。可是，小秦对这个证明却柳眉倒竖，大发雷霆，“蒋仁德，你这个窝囊废，这样的证明你也要？拿出去叫我的面子往哪里搁？撕了。回去叫那个眼镜重新开过！”
我知道，这已经是皇恩浩荡了，怎会给我重新开证明？就劝，“算了，算了，我本来就是这种情况，管他怎么写，只要同意结婚就行了。”我开了句玩笑，“好姑奶奶，你愿意和我结婚就不要吵了，吵也无用，以后我多挑几担粪，多割点牛草就行了。”
她听我一说，才破涕为笑，还是不依不饶：“这个眼镜不是个好东西，阴得很，想用这样软打整来整我？哼！这是打击贫下中农，搞阶级报复。”

碰壁
公社办理结婚登记是每月办两次，逢十五和三十。那天我和小秦喜滋滋地赶到公社，可是无人上班，至少，管这项工作的人还未来上班。到了十点来钟，才姗姗地来了一个女士，见我和小秦站在办公室门前，她先跟小秦打招呼，“是你们一对？”听口气，她和小秦认识。小秦害羞，躲在我背后，不开腔。我先开腔，却不敢称同志。“我们是来办理结婚证的，是不是请你……”话还未说完，就被她打断，“慌啥子？熬不住了？我不是正忙着吗？”她这才将办公室门打开。那么，她忙什么呢？先用小镜子照着梳头，再慢条斯理地吃早饭，要不是当时还不兴描眉涂唇，“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说不定一个上午还不够她使唤呢。
她一切料理完了，又拿起报纸来看，我大着胆子说：“我们是来办理结婚登记的。”
她懒洋洋地推开报纸，头也没抬，“有证明吗？”
“有有有有有！”
她将监狱和大队开出的证明拿过去，看了起来。一面看证明，一面抬头对我打量。然后说：“你叫蒋仁德？”
“是！”
在“验明正身”之后，她才说：“你们不能登记结婚。”
我急了：“为什么？”
“你的身份不能结婚。”
我大惑不解，争辩道，“监狱和大队都有证明，同意我和她可以结婚，怎么我不能结婚？”
“监狱和大队同意，我们公社不同意。”
“怎能……”
话又被她打断，对我喝斥道：“不同意就是不同意，这有什么可说的？你走！啰嗦。再啰嗦我叫人把你捆起来。”
小秦也急了，说：“小王，你做啥子不扯结婚证给我？只要双方自愿，就可以开结婚证，你有啥子理由不准我们结婚？”
那小王对我有点凶，对小秦却还是和善，对她说：“好罢，你跟我来。”她俩就向一个隐蔽的地方走去，将我甩在办公室内。
后来，小秦告诉我，小王的理论是：蒋仁德戴了四顶帽子。哪四顶帽子呢？一是地主帽子，二是右派帽子，三是反革命帽子，四是释放之后又戴上反革命帽子。你小秦是贫农，过去又是公社的积级分子，讲阶级成份，不能和蒋仁德结婚。小王还说，你过去的男人在劳改，现在和戴了四顶帽子的人结婚，不是自毁前程？你什么男人不能找？找这样一个男人？……
尽管小秦和她解释，争吵，说明我没有帽子，有公民权，但小王坚持她的理论原则不动摇，还有精辟的发挥，“明的没有戴，暗的是戴起的。这叫做暗中管制。我清楚。”
真的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监狱证明，说我的本人成份是学生，怎么我的家庭出身“地主”顷刻间就变成我头上的“帽子”了？解放后的地主还能世袭（当时农村的地主子女就是被当成地主对待的）？我是被判刑劳改，但刑满了，银货两清了。是的，我是被戴过“反革命”帽子，但已摘帽了，有公民权了，这有区公安分局的大印为凭，难道一个公社小小的民政员就可以否定？我也看到监狱中的就业员有摘帽后又被戴上帽子的，但那是有“戴帽子通知书”的，也盖上公安机关的大印，难道单凭这小王一句话，我的帽子说戴就戴？再者，地、富、反、坏、右是否不能结婚？有这个规定吗？在“清楚”的小王面前，我确实弄不清楚。我更弄不清楚的是，是否真有“明的没有戴，暗的是戴起的。这叫做暗中管制”？如有，这中间的法理何在？……但“大权”握在小王手里，我能说什么？当时的世道是，左得右不得，右了要不得。左是认识问题，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阶级问题，原则问题。大家都在“左”字旗下赛跑、冲刺。
把我逼到死角的，不光是不同意我们登记结婚，而是她将监狱和大队给我俩开出的证明全收了，也杜绝了我和小秦到街道办理结婚证的可能性。这一招真狠，因为我俩手上已无片纸证明。没有证明，在当时，休想办到结婚证。我虽向小王据理力争，但她却是“死个舅子”都不还给我。奈何？
我们回来后凄凄然，惶惶然，茫然无措。
我和她第二次又去找小王，且出示了南岸区公安分局发给我的“摘掉帽子通知书”，这个通知书小王倒是没有收，却又有新的解释：“你释放后戴上的那顶反革命帽子可以不算，但还是戴了三顶，还是不能登记结婚。”我们还是无功而返。
第三次，我在公社外远远地等着，由小秦一个人去找小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请放之一马。不果。小秦就和小王撒泼，大吵，还是无用。小王对小秦的态度很好，说：“你和我过去都认识，起来造反时还是一派的。但这事涉及到阶级、立场、原则问题，是不是紧跟和站稳革命路线问题，你再吵也没用，我不会眼睁睁地去犯原则性错误的。”正气浩然，大义凛然。
没辙了。时间也到了当年的十二月中旬。

家庭会议决定
在一个星期天，召开了没有圆桌的家庭圆桌会议，商量对策。出席会议的有：我未来的岳父母，我以后的小舅子，我将来的小姨妹，小秦和我。三个小崽儿由于级别不够，连列席或当观察员的资格也没有。会议经过广泛讨论，交换意见，多边磋商，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达成决议：
甲、有结婚证要结婚，无结婚证也要结婚，不再去找公社开结婚证，形成了事实婚姻再说。
乙、蒋仁德和小秦立即住在一起，越快越好。
丙、对外严格保密，不能泄露半点风声。如谁泄密，由我将来的岳父严惩不贷，甚至要逐出家门。如有人问起，或机动灵活，或含糊其词，遮盖过去。说：“好像已领了结婚证，已结了婚。”口径要一致。如无法回答，就以“无可奉告”应之，但一定要微笑。
丁、按照农村习俗，定于一九七六年元旦酬宾，不收贺仪。除了出席这次会议的“嫡系部队”，各家阴悄悄地来吃一餐萝卜、白菜饭外，既不告知亲朋好友，也不发出邀请。但对生产队的“大爷”、“二爷”，于元旦下午通知来晚上吃一餐便饭。至于“三爷”、“四爷”或“末爷”等也绝不告知。如果他们来了，也不下逐客令。
我的准岳父在会议上斩钉截铁地说：“农村，没有领结婚证住在一起的有的是，哪个来管？还不是照样将户口迁来？照样划自留地？照样在生产队出工拿工分？哪个又不承认他们是夫妻？农村就是这样的习俗。”又说：“我和你们妈住在一起，哪有结婚证？不管！不管！住在一起就是结婚！”
果然是一言九鼎，决议全票通过。
好在监狱已给我开出证明一个多月，认为我已办了结婚证，大队、生产队也认为我们已有了结婚证，而公社民政员虽然不准我和小秦结婚，却没有跟踪追击。我们不找她，她也不理抹我们，被瞒了过去。监狱对此事也一无所知。看来，革命警惕性也还不够高。
于是，我和小秦就住在一起了，她成了我的妻子。我之所以肯铤而走险，实在是被逼得无路可走了。如果我不和她结婚，又去找哪个？即使有女人愿意嫁给我，我已不可能向监狱提出第二次结婚申请。即使我第二次申请再获准，谁能保证不碰到第二个小王？

特别的婚礼
在准备元旦酬宾之中，有一个小插曲——我几乎被革命工人“割资本主义尾巴”。我从下浩街上买了一百来斤萝卜，挑着走到塑料三厂锅炉房旁边，被三厂的一个工人盯上了。
“站住！”他喝。我答：“干什么？”他问：“你挑这么多萝卜干啥子？”“你管我干啥？买回去吃。”“我看你不像，你吃得了这样多？”“怎么吃不了？家里人多。”“骗人！你是搞资本主义贩运，搞剥削，我要割你资本主义尾巴！”“好啊，你到生产队去问问，是不是我在搞贩运？”“好！我随你去。”“那你来吧，你去问清了再来‘割’。”
好在三厂锅炉房离小秦的土墙房不远，不足一百米。这位革命工人认真得很，屁颠屁颠地跟来了。他一问邻居，回答说：“那个姓蒋的不搞贩运，家里人确实多，家里穷得吃不起饭，只好以萝卜当顿。”这位革命工人只好无趣而去。
元旦节到了。小秦家猪圈旁有块空坝，没有车水马龙，她的“草庐”里也没有宾客如云。老泰山和他的“黄埔亲军”先后悄然而临，他们并不嫌我穷，吃了中饭就先后悄然而辞。到了晚上，生产队的“大爷”、“二爷”和“知名人士”全来了，还有几个不请自到的，都是“甩手和尚”，来吃你已是看得起你，还要人家送个红包、说“恭喜恭喜”吗？笑话。不过，他们对我是就业员并不太在乎，对有否结婚证也不感兴趣。同时，他们对菜肴的粗糙也不挑剔，大家都是穷棒子，差不了多少，能送进口就行，越穷越革命嘛。但有两宗，一是“杜康先生”必不可少，且要“淮阴侯将兵，多多益善”。因为这些爷们大多是酒王、酒仙、酒神，但绝不是酒鬼、酒痞。二是“二寸（香烟）”仁兄不能或缺。可是，这两项东西在市场上是十分紧俏的，要凭票才能买到。每张烟、酒票只能各买到两包烟或二两酒，每人每月只有一张票，使这些爷们经常处于酒渴望和烟饥荒之中。
对付这两把难开的锁，我是强项，因为我有一枚能开这种锈锁的万能钥匙。关于酒，我是偷来的。化验室要烧喷灯，这种灯能使火焰温度达到一千度，燃料是工业酒精。有的干部经常来要酒精，拿回去给匠人作油漆稀释剂，刷家具。你可以走私我可以偷。我偷了七、八瓶工业酒精出来，又偷了极纯的试剂级酒精三瓶，两者一混合，再兑上水，就是酒。这种酒，甲醇含量虽达不到饮用标准，绝对可以达到虽有害、但人体能忍受的程度，二十来斤混合酒，够这些爷们享用。
我现在坦白出来，希望得到宽大，不要以盗窃罪处理我。如真正要起诉我，我也不怕，因为一是达不到立案标准，二是已过了追诉期。
关于烟，不是偷而是买。怎样买？
卷烟厂（人们都习惯称它老厂名南洋烟厂）在生产过程中，经常会产生废烟丝和废卷烟纸。这些东西，烟厂不是倒掉就是填埋掉。我们的食堂就去买回来，每斤六分钱，卖给就业员中的烟民。后来，食堂和烟厂混熟了，就直接到烟厂生产车间去挑回来，烟厂也愿意，省得这些废物堆在车间里碍手碍脚，运出去倒掉或填埋还费人工。所以，挑回来的废烟丝、废卷烟纸就成全了我这个“非烟民”。
监狱中有几个就业员钳工可称得上是能工巧匠，他们能凭着一把锉刀和少量废材料，加工出一种小巧玲珑的卷烟机。我没有钱，就用五斤粮票换一个，共换了五个卷烟机。每个相当于二至三元钱。只要将可用的废卷烟纸裁成“二寸”长，边上涂上二线宽的薄浆糊，再将废烟丝敷上，小卷烟机两根辊筒用指头轻轻捻动，刹那间，一支散装“二寸”就完成了。这种烟，和真香烟在香味上无法比拟，但在外形上粗看别无二致。若操作娴熟，加工出来的成品几可达到乱真的程度。
我将废烟丝、废烟纸和四个卷烟机拿到我妻子处，示范操作，叫她和三个崽娃有空时加工纸烟，我自己也抽空加工。到元旦时竟然有了相当于十几条的散装“二寸”。
这些本不值一提的玩意，在生产队的十几个爷们眼里，却被视为上等佳品，大受青睐。本来，有几个爷刚开始对我略有戒心，到了后来，可以大口吃萝卜、白菜，大杯喝酒，“二寸”是袅袅冉冉，“烟囱”中是白云缭绕，还认为我在外面大有办法，连称呼也变了，成了“蒋哥儿”、“蒋哥子”。有的还说“哥儿真落教”，“哥子真够朋友”。“落教”为当地俗语，意为耿直，讲义气。农民纯朴，务实，要求不高。但我并非以此来拉拢、腐蚀这些爷们——生产队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搞好关系、不招惹麻烦之目的是有的。
我和小秦就这样像《水浒传》中的母夜叉孙二娘和菜园子张青一样，开起了没有营业执照的“黑店”，但我俩不卖人肉包子，卖的只有劳动力、汗水和勤俭，拮据窘迫地养家活口。

苦涩的结婚证
我们这个特殊家庭到了一九七七年又起巨澜，这倒不是哪个“克格勃”告密，而是由于自然规律，我妻子的腹部逐渐地凸起了。正当我沉浸在穷及快乐着，心想终于不辱母命的时候，生产队的妇女队长登门拜谒来了：“已经有了三个娃儿，不能再超生了，如不采取措施，再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后果就严重了。”
不久，大队的计生员来了两次，公社的人也来了一次，态度也讲究。讲究之中有威吓。
最后，公社革委会要我们在几种办法中自行选择。
1、蒋和秦如坚持超生，罚款一万元，限令一星期内交清。
2、如不愿交超生罚款，秦必须在半个月内采取节育措施，并接受绝育手术。如不接受，公社和有关部门将采取严厉的强制措施。
3、如上面两项中的任何一项都不接受，则公社将会同监狱，根据对超生的有关政策规定，和男方的特殊情况，对蒋采取特定的坚决打击措拖。
4、如秦做到了不超生，再进行了绝育手术，凭有关证明，分社可以既往不咎，不再将此事向监狱通报，并发给蒋和秦结婚证。
倒也赏罚分明。
这四条选项，无论哪一项，我都接受不了。如何办呢？我总不能像著名笑星黄宏先生和宋丹丹女士，于CCTV1的春节晚会上演出的经典小品《超生游击队》中情景那样，手中牵一个，背上驮一个，怀中抱一个，东躲西藏，设或加点创意，口中唱着印度电影《流浪者》中的主题歌，“到处流浪，到处流浪”……再说，我这种身份，流浪得了吗？
老娘交给我的任务“找个女人，成个家”，我还可能扭扭捏捏地完成，但要完成老娘嘱咐中的潜台词，此时却无异于“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了。
在长久的面面相觑之后，妻子问我，“怎么办？”
能有什么办法？我仰天长叹，潸然泪下，只能采取壮士断腕的办法，道：“我回去请三天假，你作点准备，收拾收拾，明天上手术台。我陪你！”
“那……无法向婆婆交待呀！”
“两弊相衡取其轻，只有这样才能一劳永逸，换个平静。我宁可负老娘，也不会负你及三个孩子。”
“是不是叫我爸爸、妈妈、兄弟、妹妹来一趟，商量商量？”
“没这个必要，无需圆桌会议，艄翁多了打烂船。”
好在当时农村妇女作人流、作绝育手术是不要钱的。老实说，如果像现在，要收费，当时穷得叮当响的我，要想接受公社的第四条选项，还心有余而力不足。
公社还是信守承诺的，在半年后，将结婚证主动送来了。送达人是小王，只说了以下一句：“小秦，把结婚证拿去！”大概，当年纠缠不清，认定在我头上还戴着的三顶或者四顶帽子，被一风吹了。不过，这个结婚证，是我用母命难违含泪违换来的。老实讲，我老娘一直到死，也不知道她的不孝儿子无其后。因为后来我们实在无法向她老人家交待，编了一个美丽的谎言骗她，说生了一个女儿。千里迢迢，她也无法来重庆市调查了解，竟然深信不疑，来信对这个根本不存在的亲孙女问长问短。所以，她是含笑归阴的。
必须说明的是，我不是想借此说事，来抨击和臧否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对计划生育，我是举双手赞成，绝对拥护。我甚至还认为这项国策的出台“花儿何其迟迟”。我并不封建，这样写也不是用春秋笔法，微言大义，只是直抒我的曲折经历。好在使我慰藉的是，我三个继子女对我很好，胜似亲出。他们虽然只能厕身于蓝领之中，但还是能奉公守法，自食其力。平平淡淡也是幸福。我现在总体上就生活在平淡而又幸福之中。不过，夜阑人静，抚今思昔，我在微笑之中，仍时隐时现着一丝一缕的遗憾。

节选自作者长篇回忆录《铁窗•高墙•尤京博士》，标题和小标题是本刊另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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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堆】

有关青年工人婚姻状况的一组数据

按：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批示“照办”的1970年第46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请示报告的批示》。本篇摘自其中由五个单位（首都工人、解放军驻北京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中国共产党清华大学委员会，首都工人、解放军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联合署名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中《关于修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具体意见”的说明》一文。当时正要为“进一步贯彻无产阶级教育路线”而试点招收大学生（工农兵学员），因涉及招收对象中的青年工人的年龄及婚姻状况的要求，报告中列举了对北京两个国营工厂的调查数据。这组数据对了解和研究当时的青年工人婚姻状况颇为难得。

三、调查了北京第二通用机械厂和北京起重机厂，有五年左右工龄的工人青年的年龄和结婚情况。
（一）北京第二通用机械厂，一九六五年和一九六六年共招收青年工人二百二十七人（男一百二十人，女一百零七人）其中二十五岁以下的一百九十二人，二十五岁以上的三十五人，未结婚的一百八十二人，已结婚的四十五人）。
（二）北京起重机厂，一九六五年和一九六六年共招收青年工人一百五十六人，（男六十七人，女八十九人）其中二十五岁以下的一百零四人，二十五岁以上的五十二人，未结婚的一百四十六人，已结婚的十人。
从这个调查情况来看，如果十六、七岁入工厂，做七、八年工，还超不过二十五岁，而且结婚的是少数。因而在城市工厂招生规定有实践经验三年以上和一般只招收未婚青年，是不会影响招生的。
根据以上的调查情况，我们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具体意见”作了一些修改：
……
（二）将第五条学生条件第二项“有实践经验二年以上”改为“三年以上”并加上了“一般只招未婚者”。

原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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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按：周孜仁，文革时为重庆大学学生，八一五战斗团成员，曾任《8•15战报》主编。本文节录自他的长篇回忆录《红卫兵小报主编自述——中国文革四十年祭》（美国，溪流出版社2006年出版），题目及小标题是本刊另拟的。

“革命年代”的校园恋

周孜仁

无言又无望的初恋
到一月二十七日（注：1967年），《815战报》第八期出版，转载完《人民日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便突然宣布终刊了。
《815战报》为什么突然停刊？具体细节现在已经想不全了。就我个人而言，至少对于停刊是很乐意的，说明革命马上就该成功了。我应该赶快躬身其中感受胜利的欢乐，而不能老是呆坐在静悄悄的编辑部舞文弄墨。一月二十四日的日记记录了这种急不可耐的情绪：
“满街都是老保们戴高帽游街。形势发展很快/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已经展开/毛主席指示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支持造反派/八一五的同志们还有什么心思坐下来整风？不行了，杀出去，夺权！夺权！夺权！我们革命造反派想的是夺权，说的是夺权，干的，也是夺权！/整风暂停，大家又杀出去了。/我真不想坐在编辑室里，人都憋死了！”
此前两天，即北京正式号召全国夺权的二十二日，日记记录了我在重庆夺权狂潮中的所见所闻，那天我“到八一印刷厂去……顺道去南岸，今天在城里逗留一会，晚上回来了。……解放碑又是水泄不通。正在开大会……”
在那一天的日记里，我惊异地发现了一段极为仓促的记录：

在大街上，人的海洋里，我看到一双特别熟悉的眼睛和那张白晢的面孔，是她——就是过去‘我相信我有一句话要对她说’的那位姑娘。她正和另外一个同学一起。很久没见了。久别重逢，砰然一震，什么也没说就走了。心里老不平静。真的，太不平静了！

在满纸激言奋辞的日记中突然跳出这些纯属私人情绪的话语，实在有些唐突，也说明这个女孩在我生活中曾经多么重要。请读者原谅我需要费些笔墨对此做出解释。因为我既然无可回避地成为了那个特殊时代的产儿，我所有的生活理念、行为方式甚至最隐密的私人情感，都必然带着那个时代的胎记。我是把自己也作为一具标本的。我解剖自己，也是对我们曾赖以生存的时代的剖析。
在一部尚未完成的小说里，我这样记录了我无言又无望的初恋：

第一次看见她，是在大一。大学一年级下期。夹竹桃鲜花盛开的季节。那年我十八岁，正是情窦初开的年纪。
校园里夹竹桃极多。花开时节，红白相间的花枝就蓬蓬勃勃，洪水一样往道路中间汹涌，本来就拥挤的校园小路，就越发拥挤了。
命运注定我要和她窄路相逢。
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不知道她在哪个系哪个班，尤其糟糕的是，在比肩接踵的人群里，我们每天相逢，匆匆邂逅刹那，我完全不知道她为什么偏偏要向我微笑?目光如电，总让我心跳难平。很多很多年前，有一个寂寞的夏日的午后，我记得我曾在长满青稻的平原上踽踽独行，倏忽间初雷乍起，我蓦然回首:在遥远又漫长的地平线的上头，在充塞天际的浩涵云团中间赫然跳出一道白亮亮的闪电，将整个平原照耀得一派辉煌。我欣喜万分又恐惧万分。我以为我偷窥了宇宙的秘密。我渴望辉煌的奇迹再次出现却又畏惧上苍的惩罚。如今，走在长满夹竹桃的小路上，我和她的眼睛天天相逢又倏然离去，我总会想起那一条遥远的地平线和那一道辉照宇宙的闪电，我总会渴望，又喘喘不安。

那时候我刚刚读到了泰戈尔一首无题诗，开头几句是这样的：

我相信我有一句话要对她说
当我们的目光在路上相遇的时候
但是她走过去了，而这句话
却像空船，在时间的每一阵波涛上摇荡
那句我要对她说的话

它的朦胧和准确让我震慑不已，而且从此后日日都强烈地催动我甜美而陌生的心跳。我确信我爱上她了。这种情绪如此强烈，难以抑止，但是却我不敢承认它。大学整整五年，我甚至连和她说话的勇气都没有。日复一日的反修大辩论、阶级和阶级斗争教育以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随时都在告诫我们，整个世界正在堕落并等待拯救，伟大的党所赋予的使命那么神圣而激动人心。任何儿女私情都是不可宽恕的罪愆。我只巴望着为党作一个“驯服工具”和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这不是一个人，而是整整一代人的悲剧。漫长的大学时代，整整五年，“那句我要对她说的话”，只能“像萤火般在我心头闪烁/在绝望的朦胧里/寻找它自己的意义”。三十年后，我去了深圳，按照习惯的说法，我“下海”了。我和我的过去彻底告别：“铁饭碗”、几十年工龄、职称和公房，开始真正以独立的个体面对整个社会的挑战。这时候，我才确信多年来我被扭曲、异化和泯灭了的个人自信、尊严和追求已经得以涅磐，于是我回到重庆，大胆约会了她，并且向她表白了郁积几十年的情怀。我对她说，L！（我第一次这样叫了她的名字），我想对你讲一个漫长的、无言而又无望的爱情故事，要听吗？她点点头，还是用大学时代我曾熟悉的眼睛微笑。这是一个七月的雨后，沙区公园满目青葱。隔着围墙，便是埋葬有四百三十三具冤魂的著名文革死难者公墓。公墓旁边那座尖塔高耸的基督教堂正在修建中，还听不到庄严的赞美诗和徐缓的晚钟。静静的湖水里只有我们一只小舟。我给她背颂了泰戈尔的朦胧诗。她突然问我：当初，你为什么不向我表白啊？
那一年，她已经儿女成行，我也年届半百。

一九六七年一月那个下午，当我得意洋洋地从解放碑走回学校，我觉得我是一个征服者，我觉得整个城市很快就会因为我们而得救。因此，当看见她和“另外一个同学”同行（这人就是她后来的丈夫），我觉得是在胜利凯旋时刻，突然遭遇了无法回避的尴尬。我当然不愿意承认这个失败，因而只敢在日记上草草记了上面几行文字。如果需要补充，那就是：那一刻——我至今记忆犹新——我很滑稽地想起了革命小说、当年我的生活教科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风雪筑路工地上，保尔•柯察金突然遇到了冬妮娅、和她的资产阶级丈夫。
我连招呼都没给她打一个，便高傲地擦肩而过。

刚表白即被中断的爱情
同学们都陆续返校。十一月四日，全校学生在风雨操场召开声势浩大的动员会，宣布“复课闹革命”。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中央调查组陈彬一行、驻军首长蓝亦农、白斌一行均出席了大会并演讲致辞。
武斗开始那会儿，低年级斗志昂扬坚守阵地，高年级的师兄们却接二连三牵四挂五地全往家里溜，像笔者这样“坚持战斗”的痴迷者确系少数。回家做什么？一曰避祸。五年寒窗好容易熬过来，马上该挣钱了，死之可惜；二曰谈情说爱。谈情说爱在我的大学时代是个很严重的政治问题。一九六三年那年我上大二，上面就正式传达了高教部的文件，将谈情说爱明文列入禁止条款，共青团员更被要求带头模范实行之。
那一段日子的团支部组织生活是很显杀气的。领导总是板着面孔交代政策：有异性朋友的，必须一律交出情书，宣布与之一刀两断，并作出深刻检讨，绝交信和检讨书均需在支部会上念交众人通过。没有朋友的——没有朋友相对好办得多：以前者为鉴戒，下不为例就是了。我在班上为年纪最小者，大约来不及恋爱，没现行——这一点让我深感自豪，但我清楚记得师兄们垂头丧气交出情书、无条件缴械时的狼狈相。文革动乱，所有旧秩序一律砸烂，谁还管得了谁？原先转入地下状态的故情旧爱全部反弹，轰轰烈烈浮出了水面，有人干脆宣布：咱们结婚啦！结婚当然就需要钱。钱比革命理想更实在。国务院总理发话给钱（注：指1967年9月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1966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其中规定：如有些院校目前不可能分配毕业生，或者接受单位目前不可能接受，这些毕业生可以暂时留校闹革命，从九月份起，发给临时工资。——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谁会拒绝呢？反正不打枪不打炮了，逃难在外的师兄们迫不及待从四面八方回校领钱来了。
一年文革，为我漫长的大学生涯划上了一个圆满句号，我为此自豪无比。进大学第一天，我曾坐在宿舍走廊的路灯下庄严地写过一篇日记，模仿我国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意思，写了一个“我的大学五年计划”。这本日记后来不幸丢失，该计划的具体条文也已十分模糊，但大意却记得清楚。大意是，五年以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某一个岗位，人们将发现来了这样一个年轻人，他朝气蓬勃，工作勤奋，热爱生活，富于理想……等等，总而言之，他优点非常众多因而倍受领导赏识和群众赞扬。大学五年，我确实以为自己在政治学习、业务学习、社会活动等诸方面都表现出色，继而在文化革命的血火考验中，也绝对没有拉过稀，还出足了风头。我以为我兑现了自己的设想，向党向人民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甚至——这样说吧，大家谈情说爱，而我，连这个敏感问题都顶住了，我有什么理由不自豪？在十分模糊的“个人五年计划”中，我的确也写过一条，宣布大学五年间必须集中全力学习，不得与任何女生谈情拍拖。现在，我的五年计划既然已经不折不扣地全部兑现，我可以理直气壮地考虑自己的私人生活了。
我们班管毕业分配的小组长黎专门来报社找我。
他问：你的毕业分配自愿准备填报哪儿？他告诉我，同学们的分配自愿表差不多都填写好了。他还对我说，按我这样好的条件，可以随便挑好的地方、好的单位填，别人是没法和我竞争的。他所说的我条件好，除了上面我说的那些，还有一条得天独厚的就是：我没有女朋友，分配时不存在考虑照顾“夫妻关系”的麻烦事。
我不假思索地反问：
“还有些什么地方没人填？”
黎说：“西藏。”
“西藏一共几个名额？”我追问。
他答：“两个。”
我说那好——依旧毫不犹豫。我说，我曾说过毕业后要到最艰苦的地方，我绝不食言，我就去西藏吧。
事情就这样敲定了。我在他交给我的分配自愿表上很痛快地填了如下三个自愿：第一：“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第二：“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第三：“西藏”。
现在我必须承认，在冠冕堂皇说上面那些话的时候，其实我在暗中已有自己个人的打算。我之所以问西藏几个名额，暗藏有一个非常虚伪的动机：我想冠冕堂皇地让那一位姓Z的女孩和我一道去闯荡天涯。我是那么自负。我确信她将毫无疑义地选择与我同行。
前面曾经说过，还上大一，在夹竹桃鲜花盛开的校园小路上，我曾邂逅了一位女孩并一见钟情，从此后便一直执着地暗恋着她。只是大学时代的过于神圣的理想和政治高压让我一直未敢轻举妄动，没有机会更没有勇气对她吐露私情，这样，另一位男同学似乎轻而易举地和她相恋——文革的动乱环境更让他们的恋情迅速进入更为实质的阶段，后来甚至有了自己的孩子。与一切同时发生的，是另外一位女孩、我的同班同学——就是那个Z，多年来一直对我深报好感。她的好感让我十分感动并且无法拒绝。一九六七年八月，当嘉陵江对岸的炮弹夜夜在头顶呼啸，给黑暗的天空粗暴地划上一道又一道红通通的弧线。在深垂窗帷、挥汗如雨的斗室，面对着死亡，我确信她是我最终的选择了，于是我给她写了一封信。我说，我随时都准备死去。这封信很可能就是我们的永诀。我说，如果有一天战争会结束而我还能得以幸存，我们定然又会见面并且可能面临未来命运的选择，比如说：毕业分配。我说，我们相识五年，当是彼此了解甚深了。我等待你给我们之间的关系下一个结论：反正，我们都这么大了，用不着脸红……
那时，她已逃离重庆，蛰居在沱江岸边绿树遮映的老家。
我查阅了日记，这封信是八月十日写的，但直到九月二日战事平息才去邮局寄出。
她很快回了信。她在信中第一次正式向我表白了好感。表白得热烈而且肯定。那时候，我对女性心理可说全然无知，这封信让我的无知变成了一个极端的错误。我偏执地确信：我的人生选择是如此的革命、如此的全无自私自利之心，而Z又是如此地爱我，毫无疑问，Z一定会对我的抉择言听计从，心甘情愿跟我去浪迹天涯。和她讨论分配去向完全是多此一举——根本没等到她返回学校，我就迫不及待向分配小组表了态。
我选择西藏的“自愿”很快被传为美谈，同时很自然地、极大地伤害了Z的自尊心。她返回学校，知道了我的选择。她要我向她作出解释。
这是重庆冬日一个晦暗的黄昏，我和她在嘉陵江边一株巨大的黄葛树下约会。我当然感觉到她是鼓了很大勇气邀我见面的，一路上她却片语不发。少女的沉默让我深感难堪。我们一直在沿江马路上并肩走过，走了很久很久，终于坐下了，是在枯树下一个光溜溜的大石头上。我如释重负。面前是有名的风雨操场，巨大的盆地里寂寞地排列着一层又一层空荡荡的看台。Z仍然沉默不语。我终于局促地先开口了。我说：
“我已经填报了毕业自愿，你听说了吧？”
“知道了。”她说。
“那么，”我问她，“你意见怎么样呢？”
她仍然低头无言。夜色在寂寞的嘉陵江河谷弥漫，岸边的渔火稀疏迷离。我终于有些急了，因为马上要去出席一个重要会议：四川三大组织：重大八一五、成都红成和南充临联的联席会议，商量关于在全四川“倒刘（结挺）张（西挺）”的问题。Z一直不说话，我只好摊牌了。我说：
“现在事情已经很明白了：如果你愿意和我一起去西藏，我们就永远生活在一起了，如果你不愿意——我们之间也就不再存在任何超过同志关系的友谊了……”
时过几十年，我至今还记得非常清楚，我的原话就是这样的：苛峻而干巴，像最后通牒一样冷漠和不可动摇。
她还是不说话，继续用顽强的沉默进行抵抗。
我不得不再次追问：
“你愿意吗？”
又沉默许久。
她终于说了：
“我正在思想斗争。”
我松了一口气。
我说：“好吧，你再想一想吧！我等你消息。”
接着我非常残忍地告诉她，我要去出席一个重要会议，我得提前走了。
人说时光如白驹过隙，当年的少男少女转眼间都已年进花甲。我不知道那位可敬的Z有没有可能读到我的这段文字。但是，行文至此，我还是要深深地为自己的粗暴、无知和丑陋而痛悔不已。我希望能得到她的宽恕。
离开她，我径直去重大校务办公楼参加了整整三天的会议。前面说过，正是这次联席会议直接促成了我那篇混蛋文章，那个我一生都没有走出的阴影：《大局已定，八一五必胜》（注：1968年3月15日中央领导人接见四川军政领导人时，周恩来讲话中说：“主席许多小报都看了。重庆八一五的《大局已定，八一五必胜》，主席说叫反到底派批的一塌糊涂……”这个“三一五指示”传达下来后，重庆立即掀起对《大局已定，八一五必胜》的大批判，将文章定性为“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此事严重影响了周孜仁的毕业分配及后来的道路）。这也许就是人们所说的报应吧。我伤害了一位可敬的女孩Z，而命运对我进行了整整一生的惩罚。

天真无邪的中学生闯进生活
我还必须坦白的是：就是我于炮火连天之夜给Z写信后不久，一群中学武斗人员从“江北沦陷区”兵败撤退到了我们学校，一部分人还住进了我们所在的党委小院。于是，有几个天真烂漫的女孩就成了编辑部的常客。她们非常友善地还给我取了一个绰号“常委”，因为她们认为机关报的主编，从级别上应该是总团常委一级的领导。在大学生面前，她们显得那么的幼稚无知，以至我们仅仅只能把她们当成不谙世事、调皮贪玩的一群娃娃。
但是我（甚至包括其他的编辑）很快就发现了，她们其中之一：S，对我却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好感，她的天真无邪对我产生了一种陌生的、很难抗拒的诱惑。我不敢承认这种情绪，更不敢向她拒绝这种我自己尚以为模糊不清的东西，于是我给自己定出了一个规划：等一等！等一等！反正什么都还没有发生——等到我和Z的事情一定下来，我就正式通知她，那时候，难题就不解自决了。
可是毕业分配方案迟迟定不下来。听说四川省分办主任、被八一五臭骂为“烂罗卜”的张西挺对于重庆大学在一派掌权的环境下完成的分配方案理所当然地给予了断然否决。事情无限期地拖下来了。
事实上当时我对此毫不关心。我着急的是：Z干吗老不给我回音呢？我急于对我与S关系下个结论以便能明确拒绝让年轻人难以回避的激情，而毕业分配这马拉松似的延宕把我搞得尴尬万分，情急之下，我不能不托人给Z捎信了：什么回音都没有。接着又捎第二封信，仍如石沉大海。面对两个女孩的好感和两个方面都完全不确定的因素，我像突然迷途在三叉口，两条歧路都那么迷茫，都在向我召唤，我却不知道尽头在何方？
我的思想陷入了极大的危机。
能够让我解脱的，也许只有乱麻麻的社会动荡。我一如发狂的陀螺，需要有鞭子不停地抽打以维持旋转，一旦停住旋转，我就会訇然倒下。这鞭子就是争斗、厮杀、狂热。事情过了很久，当各方关系都已尘埃落定，Z曾非常宽容地告诉了我，那时候她并非不理解我的革命热情也并非不愿意和我一起奋战天涯，她只不过希望在我的思维框架内和我一起认真讨论一些今后的实际生活，包括成家和生孩子，她说，听人介绍，西藏恁高的海拔，怀上小孩都很难保得住呢，（天哪！当时满脑子想着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我，怎么没能考虑到这些啊？）而我，竟连一个商量的机会都不给她！她能不彻底失望吗？而年轻的S，她比Z更多激情而且和我一样对个人生活的所有细节一无所知，因此她毫无保留地对我的革命狂热表示认同和钦佩。她宣布她将义无反顾地和我奔赴天涯海角。我的虚荣心和她的欣赏发生了共振……
S后来成了我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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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我所知道的“戴、闻恋”

陈冀德

戴厚英参加电影小组，的确是徐景贤钦定。作为文革前写作班的成员，又是写文章的一把好手，徐景贤何以直到文革的后期，才想起她来？其中，可能与张春桥、姚文元曾对戴厚英与诗人闻捷的恋爱有过批评有关。当时，闻捷被认为是三名三高的反动学术权威。戴厚英是闻捷专案组的组长。徐景贤本人对戴、闻之恋也不以为然。
徐景贤想起了戴厚英这个人，要用她。而当我把徐景贤的意思传达给她的时候，她并不感到高兴。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戴厚英的这种反应，我倒一点也不觉意外。她是个生性不喜趋炎附势的人。今日今时的写作组，炙手可热。她根本不买你的账。社会上有不少人是抬起头来看写作组的。这样，如果能参加到写作组的行列中，当然是高兴事。戴厚英则是低下头来看写作组的。在她眼里，你们这些人有什么了不起的？！她为什么要高兴！
她故意表现出来的无所谓、不在意，还因为她心中那永远的痛。她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认为她曾经恋爱过的闻捷的死，与徐景贤、与我，甚至与写作组的一些人都脱不了干系。尽管后来她逐渐明白，其中可能有误会存在，但烙在心上的伤痛，总是难以平息。在闻捷去世以后的二、三年间，我们俩很少见面。甚至连我生孩子难产，她都不来看我一眼。误会之深可见一斑。
但为此，我从未向她作过任何解释。
我理解她的痛苦。因为闻捷给予她的是真情。是她曾经爱得死去活来、倾心相许、最终离婚的丈夫都没有给过她的情爱。也有人说，闻捷的自杀，是迫于张春桥指责他腐蚀造反派的批示。我认为这也未必。因为，对于闻捷来说，他已经作为专案对象在接受审查了。他既然敢公开与戴厚英恋爱，说明他已经不在乎多背上这么一条罪名。如果他对戴厚英的爱是真诚的，那末，他顾虑、他害怕的，恐怕是与张春桥的批示先后到达的姚文元的批示：现在还有人在崇拜三名三高这样的反动学术权威。这是直接指向戴厚英的批评。而怎样才能维护戴厚英的安全，使她不至于受到牵连。那就只有以死相许了。
戴厚英感受到了。“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的负疚感伴随她的一生。她心中的伤痕刻骨铭心。她不在意徐景贤的委以重任，多半还是为了避免勾起已经深埋心底的往事吧。
……
六七年一月革命以后，各单位差不多都把以前成立的文革领导小组靠了边。单位里的几个部门，各自拉起了造反队。作协机关当然也不例外。机关内几十个人，造反队有好几个。
不甘寂寞的戴厚英，则在作协机关拉起了一支由文学研究室和《萌芽》一部分编辑参加的造反组织。她当了头头。与作协机关的其它几个造反组织一起，好像还有复旦的红卫兵加入其间。把作协机关反了个底朝天。除了少数几个好朋友，把机关里所有的人几乎都得罪了。直到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上层建筑。
……
（1971年，陈冀德被调到由上海《红旗》组稿小组组织的文艺评论写作小组后，到丈夫张春生所在部队去探亲回来——）
戴厚英来了。
我告诉她，我又回写作班去了。一起的几个人她也熟悉。我要她也回来。我去和徐景贤说。
她却说，她现在改行了。我不信。她说是真的。她现在调到专案组去了。搞闻捷的专案。还是闻捷专案组的组长。我更不信了。非党群众，当专案组的组长，没听说过。接着，她又说，她恋爱了。
我有点烦她。说，我是问你想不想回写作班子去。你一会儿是专案组，一会儿又是谈恋爱。是你的对象不让你去写作班还是怎么的？他是谁呀？
闻捷。诗人闻捷。你应该知道的。戴厚英的语音里充满柔情。
别开玩笑。正经点。我们有个重评《红楼梦》的选题。现在刚开始做前期的资料准备工作。你一起来吧。我依然懒洋洋地说着。
是真的。我们准备结婚。她也依然柔柔地说着。
这一下，轮到我自己从床上跳起来了。我狠狠地盯着她的眼睛看着。眼睛亮亮的。再看她脸上的表情。一切都明白了。
我断然说，不行。这门不当户不对的。你找谁不行？要找个审查对象？你喜欢，找审查对象也行。为什么偏偏找了一个由你负责审查的审查对象？人家会怎么说你？你又昏头了吧！
她有点失望。说，想不到你也这么世俗。我不负责闻捷的专案，怎么会了解他？不了解他又怎么会爱上他？
我说，你想过这样做的后果没有？
她反问我，这用得着去想吗？婚姻自主。这是我们两人的事。碍别人什么事了？
我说，不违法。但有悖于情理。
你了解闻捷吗？她又反问我。
于是，从闻捷的诗，说到闻捷的为人，以及他的曲折人生。戴厚英读过闻捷所有的诗。翻阅了他的全部历史档案、交代材料。她说，她折服于他的才气。同情于他的坎坷遭遇。並且在长时间的交谈中了解了他的为人。还了解了他对她的情意。
我只在学生时期读过闻捷写的诗。也是很少的几首。对于他的其他方面，一无所知。也从来没有见过面。奇怪他怎么会在作协上海分会的编制里。怎么会与戴厚英同在干校的。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我对戴厚英说，我的不赞成，根本还不在于闻捷是不是审查对象。而是你们俩目前的这种关系不适合谈婚论嫁。再说，闻捷的经历比你复杂得多。你是否把爱情想得太单纯、太诗意了？
她像面对一个陌生人似地看着我。失望极了。她本来是想求得我的支持的。临走，她告诉我，邢庆祥他们也不赞成。不过，她是铁了心了。
真不知道她是哪根筋搭错了。怎么就不可理喻呢？
到了下一个干校休假日，她又来我家。这次，带来了闻捷写给我的一封信。
闻捷的信写得很诚恳。他说，戴厚英在上海没有亲人。他把我和邢庆祥都当成是戴厚英的娘家人。听说娘家人不赞成他们俩结合。他觉得有必要让我们知道，他对戴厚英的感情，不是轻率的。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真情实意。他希望能够得到我们的支持。
我当即问戴厚英，是你让他写的吧？戴厚英摇头否认。我对她说，你怎么就听不明白我的意思？我只觉得，在闻捷的审查还没有结论，你还是闻捷专案组组长的情况下，不适合谈婚论嫁。既然你们彼此相爱，又何在乎争这一朝一夕呢？等闻捷的审查有了结论，你头上专案组组长的帽子自然也就不存在了。到那时候，你们举行婚礼，不嫌弃的话，我来给你当伴娘。
我不知道她是否明白了我的意思。我也不知道她是否认同。但对朋友，我尽心了。
她默然而去。
不久，就传来了闻捷在自己家中，用煤气自杀的消息。
戴厚英从此再也没有进过我在武进路的家门。我心里明白，她是误会我了。她受到的伤痛有多深，对我的误会就有多深。合情合理。这个能够到张春桥、徐景贤那里去告密，迫使闻捷自杀的人，看来是非我莫属。因为，她亲口只对我和邢庆祥说过此事。邢庆祥与徐景贤不会有什么联系。所以，只能是我。
但我並不怪她。也不想去解释什么。我把自己洗刷得再清白。闻捷是活不过来了。也絲毫减轻不了她的痛苦。
而这个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人，我一定要把他找出来。
后来，终算有了一点线索。了解到了一点事情的来龙去脉。
戴闻之恋，在干校其实是个公开的秘密。几个和戴厚英关系好些的同事或朋友，都提醒过她，与闻捷的关系，不要故意做出些肆无忌惮的样子来。但她不听。
有一天，一个报社的记者，偶尔到闻捷家去串门。闻捷本人不在。却见到了戴厚英。戴厚英像是这个家庭的主妇般接待了他。这个记者与戴厚英也是熟人。当面没说什么。回到报社以后，就把它写成一份专供市委常委以上领导参阅的内部简报。送上去了。
徐景贤看到以后，觉得这件事情有点匪夷所思。还没有来得及提出意见。张春桥看到简报后，在简报上的批示意见先下来了。意思是，要警惕文艺黑线人物对造反派的腐蚀。听说，姚文元也有批示，意思是，现在还有崇拜三名三高的人。
徐景贤问我，知不知道这件事？我说知道。我们几个好朋友都不赞成。但戴厚英似乎很执着的。徐景贤虽然也不赞同戴闻的这种关系。但因已有张、姚的批示在前，也就没有再说什么。
的确也不需要再说什么了。
张、姚的批示下达之时，戴闻之恋再也难以为继。最终酿成悲剧。有人说，这是中国的《罗密欧和朱丽叶》。有人说，这是现代的《梁山伯与祝英台》。
谁之过？我觉得酿成这杯苦酒的，多半还是戴闻自己。他们在不适当的时候，不适当的地方，作出了不适当的选择。喝下了自己酿造的这杯苦酒。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结局本是可以避免的。
可叹。情到浓时情亦昏。最终留给人间的，是一个凄凉的故事和永久的遗憾。
应该说，没有小人撩拨其间。也难怪张、姚有这样的批示。非要追究责任。我想，这也就该算是“生逢其时”之过吧？没有被告。

摘自作者《生逢其时——“文革”第一文艺刊物〈朝霞〉主编回忆录》，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7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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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文革时期知青婚姻状况

刘小萌

“文革”后期，越来越多的知识青年遇到了婚姻问题。上山下乡的特殊场合，使这个问题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婚姻，而成为运动中纠结着诸多矛盾的一个焦点问题。剖析这个问题，有助于加深对运动性质和一代青年悲剧性命运的了解。下面从知青婚姻的政策、知青婚姻率、知青婚姻类型、已婚知青的窘境四个方面展开讨论。

一、婚姻政策
知青下乡以后或迟或早都会遇到婚姻问题，而这个问题能否得到妥善解决又直接关系到上山下乡运动本身的命运，因此无足奇怪，当该问题刚刚显露头角时便受到了决策者的关注，并及时制定了相应的对策。
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是运动的高潮期，新闻媒介为了给这场运动大造声势，不厌其烦地宣传在农村“扎根一辈子”的思想。虽然，使下乡和青年“扎根”在农村的有效手段莫过于鼓励他们在农村结婚，安家落户，但有关部门却把提倡晚婚作为知青工作的一个重点。1969年6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中强调，对于下乡的男、女知识青年，都要提倡晚婚。翌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延安地区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以及同年4月国家计委军代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下乡工作的报告》中重申了这项政策。
与此同时，报纸广播积极宣扬下乡青年“带头移风易俗，为革命坚持晚婚”的事迹。1970年5月14日《人民日报》报道了贫下中农积极教育插队知识青年，正确处理婚姻问题，劝导他们实行晚婚的消息。在这则消息中，是否坚持晚婚，被耸人听闻地提高到“阶级斗争”的高度加以认识，而一些地方出现的早婚苗头则被斥责为“阶级敌人”破坏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一股“妖风”。不久，就有河南省延津县小店公社的13名知识青年致书《人民日报》，认为实行晚婚决不单纯是生活小事，而关系到能不能更好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彻底改造世界观的大问题。进而向全国的知识青年倡议：带头移风易俗，为革命坚持实行晚婚。1971年1月30《人民日报》在“为革命大力提倡晚婚”的醒目标题下，刊登了这封书信，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一定影响。从信中可以得知：有些地方的插队知青，在下乡二三年后已开始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有的家长也不失时宜地为儿女的婚事操心。
从政府决策及其宣传喉舌的角度来考察，可以确信，在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的若干年里，上山下乡运动的指导者是把倡导晚婚摆在一个很重要位置的，尽管这种做法不利于知青在农村的稳定。那么，作为其决策的背景又是什么呢？要而言之，起码有三点：
第一，下乡知青尚未大批进入合适婚龄，“文革”中率先下乡的“老三届”（即66届、67届、68届）初、高中毕业生，1968年时的年龄在16岁至21岁之间。1950年颁布的婚姻法所规定的法定婚龄为：男不得早于20周岁，女不得早于18周岁（直到1980年才做了修改，比原定婚龄男女提高了2岁），然而法定婚龄只是法律允许结婚的最低年龄，并不意味着青年到了这个年龄就一定结婚。何况国家从70年代初起加大了宣传晚婚的力度，晚婚受到鼓励，晚婚的年龄划定在：城市青年为女25岁，男28岁；农村青年为女23岁，男25岁，即比法定婚龄高出5至8岁。既然提倡晚婚的出发点是试图限制人口的急剧膨胀，也就难怪会将晚婚年龄视作理想的婚龄。按照适用于农村青年的标准，知青中年龄最大的66届高中毕业生中的女性应在1970年达到晚婚的年龄。步其后尘，每年都会有一批青年加入到适龄者的队伍。而在头几年里，真正感到婚姻问题迫在眉睫的仍是为数较少的“老三届”女高中毕业生。因此，在决策者看来，婚姻问题尚未凸显为上山下乡运动中的一个棘手问题。
第二，政府希望通过知识青年的表率作用，在农村开风气之先，移风易俗，切实推进晚婚和计划生育政策。“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一度使中国的人口增长失去控制，酿成1949建国以来又一次人口出生高潮期。进入70年代，全国形势趋于安定，计划生育作为国务院日常工作中的一项当务之急又被提了出来。1971年国务院批转了卫生部、商业部、燃化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提出：要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深入开展宣传教育，把晚婚和计划生育变成城乡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力争在“四五”期间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千分之十左右，农村降到千分之十五以内。1973年，国务院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同年，在周恩来主持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第一次把人口增长指标纳入了国民经济计划。这些步骤都预示着：推进晚婚和计划生育，已成为举国上下涉及千家万户的一项旷日持久的群众性活动。
这项活动遇到的巨大阻力主要来自封闭落后的农村。千百年来，“多子多福”、“人财两旺”、“重男轻女”、“养儿防老”等传统小农经济的生育观在广大农民中保持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力；农村中落后而繁重的手工劳动方式，以及农民年老后依靠子女赡养的古老生活方式，为传统生育观的绵延存续，提供了适宜的土壤。要在较短时间内扭转这种局面，仅凭农民自身的力量显然是难以胜任的。方兴未艾的上山下乡运动，将成千上万的城镇知识青年播撒到全国村村寨寨，这使国家的领导人有理由相信，在推进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中，找到了一支可以信赖的骨干力量。
1973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接见参加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时，周恩来明确指出：“计划生育，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分不开。城镇青年下去以后，要做模范”。他还特别夸奖女知青代表徐敏光是晚婚的“模范”。徐17岁时还乡务农，当时已经28岁，还没有结婚。周恩来指出：

晚婚，计划生育，下乡青年提倡，造成风气，更有力量。每年100多万人到农村去，到处讲，这是最好的推广。（《中央政治局同志接见参加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和总后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同志时的讲话》，1973年8月6日）

下乡知青既被赋予此项光荣任务，当然要身体力行，因此，在各种场合积极鼓励知青晚婚，是顺理成章的。
第三，为了缓解知青住房困难，也只能提倡晚婚。下乡知青要结婚成家，必须解决住房问题。但每名知青下乡时，国家拨给的安置经费中，用于建房的不过100余元。由于拨给经费不足，农村社队又不愿或者无力额外贴补，以至许多青年下乡后没有房子住。他们或者“打游击”，居无定址；或者租农民房住，得过且过；栖身破庙、牲口棚的事也时有所闻。在这种情况下考虑结婚成家，无异于眺望海市蜃楼。
1973年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上，主持者在周恩来的指示下特意邀请了老知青典型邢燕子、侯隽到会，向她们征求意见。在讨论到“一个知识青年在农村扎根落户究竟要花多少钱”的问题时，她们发表看法说：一般情况，知识青年下乡3年就可以生活自给。但是，一到结婚年龄，就又有困难了。在知青小组集体里凑合能过，从集体户出来，要另外安家，盖房子，买家具，需要不少钱。她们还根据当地情况算了一笔账，一个下乡青年，建房一间要用400元（材料按国家价格，用工由队里摊派，不管饭）；小农具、生活用具、家庭副业铺底约70元；伙食补助第一年大约100元；第二年大约30－40元；到结婚安家时，补助几十元；再加上书报、医药费等，每人约需700元左右（《邢燕子、侯隽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和有关农业生产的一些意见》，1973年7月）。邢、侯的估计似乎乐观了些，对一大批被安置到贫困地区插队的知识青年来说，下乡3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并不足以改变他们窘迫的处境；何况多数知青始终也没领略过一个人一间屋的喜悦。即便如此，她们的估计有助于说明，下乡青年在头几年里是不具备成家立业的物质条件的。
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专门谈到知青“晚婚”与房子的关系。他说：要提倡晚婚。刚下去，不到二十岁，下去后头七、八年，十来年，可以不发生住房的问题。以后他可以自给了，有了积累，再给点补助，到结婚时就可以另盖房子了（《中央政治局同志接见参加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和总后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同志时的讲话》）。周恩来显然了解知青住房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程度，所以才会提出解决结婚住房，只能依靠知青自力更生，用七、八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去一点一滴地积累。在这种形势下，知青的晚婚应是势在必行。当时的新闻媒介，一个劲地鼓励知青在农村“扎根落户”，同时却又不遗余力地倡导“坚持晚婚”，知青普遍缺乏安家的物质条件，是一个必须考虑到的经济因素。
不过，官方所制订的知青婚姻政策在受到上述因素制约的同时，还受到了多变的政治风云的牵制。这种牵制，很快使政策偏离了既定的轨道。尽管在1973年8月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上，有关人士还在积极提倡“晚婚”，但第二年年初，官方舆论对知青婚姻基调却发生了显著转变。转变的开端是由白启娴投诉报纸引起的一场风波。白启娴原是河北师范大学的毕业生，1968年被下放到河北省沧县阎庄公社相国庄大队“插队落户”。1972年与同队一小学文化水平的农民仓促成婚，婚后生活平淡已极。她努力适应由大学生向农妇的角色转变，烧火做饭、喂鸡饲鸭、操持家务、侍奉公婆、生儿育女，构成了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丈夫虽为人厚道，但不乏根深蒂固的夫权观念，无故挨丈夫的打很快成了她的家常便饭。他们之间本来缺乏感情基础，草率成婚，加之在文化程度、生活习惯上的鸿沟，她的婚后生活毫无美满可言（丛聪《“红牌坊”——白启娴婚姻问题调查追记》）。她的婚姻受到父亲的反对，也不断遇到周围人们的冷嘲热讽。
1973年底，在一次口角中，与白启娴同在公社执教的一名教师将这起婚姻说成是个“丑（闻）”。白在盛怒之下连写几封信寄给各家报社。信中称：“有人说嫁个农民没出息，依我看，那种贪图个人享受，看不起嫁庄稼汉的人最可卑”；“有人说，落在农村没前途，我坚信在广阔的农村奋斗终生大有作为，前途无量”。为了驳斥各种非议，她不惜美化自己并不如意的婚事，将偶然凑合的婚姻说成是“决心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自觉举动。白启娴的信适逢其时，当时以江青为首的极左派领导人竭力推波助澜的“批林。批孔”运动刚刚拉开帷幕，正需要造就白启娴这样的“反潮流”典型。
1974年1月27日《河北日报》以《敢于同旧传统观念彻底决裂》为通栏大标题，发表了她的来信和《编者按》。《编者按》吹嘘她的信是“一篇生动的批林、批孔和进行路线教育的好教材”，并“希望涌现出更多的敢于与地主资产阶级的旧思想、旧传统观念决裂，敢于反潮流的人物，这对于反修、防修，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有其深远意义的”。不久，《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她的事迹。
随着白启娴名声的鹊起，全国各地竞相树立自己的“白启娴”式人物。意味深长的是这些人物为清一色女性，而且大多是在下乡头一两年就嫁给当地农民的。当初的舆论压力可想而知。但物换星移，昨是今非，曾几何时，本来招致非议的人生抉择却成了赢得种种美誉桂冠的政治资本。以这种戏剧性变化为枢纽，宣传喉舌关于知青婚姻政策的重心迅速由倡导晚婚转向鼓励知青在农村结婚。这一重心的转移，主要是与极左派领导人大张旗鼓地将女知青嫁农民的现象加以政治化，并任意夸大曲解的做法呼吸相应的。同时应看到，大批“老三届”青年陆续步入婚龄毕竟成为事实，这对婚姻政策的调整也会产生直接影响。
作为婚姻政策调整的一个明显迹象，1974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刊载了辽宁省海城县《热情关怀已婚下乡知识青年的成长》的调查报告。与当时充斥报端的有关白启娴一类“与旧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典型人物事迹的报道相比，这份调查报告的基调平实得多，只是说：下乡知识青年在农村结婚，安家落户，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一个成果。这份报告很可能是在知青主管部门主持下完成的，所以比较关注解决已婚青年的实际困难，较少空洞干瘪的政治说教。《人民日报》发表的《编者按》强调了“随着有些下乡知识青年年龄的增长，需要引导他们正确地对待和解决婚姻问题”的重要性。同时指出：鼓励下乡知识青年带头实行晚婚，对改变早婚这种旧的风俗习惯，是个有力的推动。在青年们结婚以后，要教育他们认真搞好计划生育。虽然这篇指导性文章仍兼顾到实行晚婚的必要性，但从1974年起，知青婚姻政策的重心显然转向了鼓励青年在农村结婚。
1976年上半年，是极左派活动最猖獗的时候，也是知青工作受其影响最严重的一段时间，国务院知青办对地方部门提出：“邓小平搞拔根，你们就是搞扎根，这就是对着干”。青年在农村“扎根”必须解决婚姻家庭问题，换言之，解决了婚姻家庭问题也就迈出了“扎根”的关键一步。至此，一个本来属于个人私生活范畴的问题被居心叵测地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政治目标紧紧联系在一起，极左思潮披靡所至，知识青年在农村成家立业的举动得到更积极的支持和大力宣传。
综上所述，“文革”期间知青婚姻政策是有明显变化的，前期政策以提倡晚婚为中心，主要是基于国家经济建设、推进计划生育的需要，以及下乡知识青年普遍生活状况的考虑，应该说还是比较务实的；后期政策转向积极鼓励青年在农村结婚，与其说是为了适应大批青年步入婚龄的现实需要，不如说是受到极左派领导人政治行为有力牵制的结果。从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1975年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运动，到1976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与极左派领导人对国家政治生活变本加厉的干预如影随形的，是知青婚姻的高度政治化，知青在农村结婚成家被不失时宜地贴上“与旧传统观念彻底决裂”、“坚决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与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等蛊惑人心的政治标签，至于这种鼓动会给知青带来怎样的后果显然无人问津。
然而，婚姻政策的转变是一回事，贯彻实施的成效则是另一回事。这是因为，后者不仅取决于决策者的努力，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知识青年本身的意愿。

二、婚姻率的分析
下乡青年对待婚姻的态度，除了受到政府行为的影响外，还受着诸如生存条件、家庭背景、文化程度、年龄大小、价值取向等因素的左右。就绝大多数知青而言，在下乡的头几年，恋爱婚姻还没有提上日程表。“文革”前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成功地塑造了这代青年人清教徒式的恋爱婚姻观。一种风靡的观念是：优先考虑个人问题与革命的大目标是格格不入的。许多青年憧憬的是为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奋斗献身，认为沉湎于个人的卿卿我我，意味着失去献身的资格。禁欲主义的幽灵肆无忌惮地在青年中间游荡。不少人认为：男女之爱是肮脏的，只有同志和战友的革命情谊才是可宝贵的。对于过早恋爱的知青，大家往往嗤之以鼻。在这种气氛的挤压下，坠入情网的知青会产生负疚感，自惭形秽，甚至产生离群索居的念头。于是，紧闭初开的情窦，将求爱者一口回绝者有之；将热情的情书交给领导者有之；将隐密的情爱之火熄灭在革命祭坛前者亦有之。
生产建设兵团政治环境也助长了禁欲主义的弥漫。在最初几年，知青谈恋爱属于不可越雷池一步的禁区。舆论认为，知青到兵团的任务是“屯垦戍边，反修防修”，谈情说爱被看成“资产阶级的思想”。极左思潮笼罩下的兵团干部，将“男女大防”奉为金科玉律，任何“越轨”行为常受到惩办。有的连队自订土政策：掌灯后男女青年接触，必须有“领导”陪同；有的干部专门稽察男女知青幽会，私拆情书，并拿到大会上宣读，作为“阶级斗争的反映”（《北大荒风云录》第133、195页；《红土热血》第381页）），或者扣上“侮辱妇女”的罪名。对人权的公然践踏，时常激化矛盾。有的青年不堪其辱，逃出境外，成为罪不可赦的“叛国犯”，甚至万念俱灰，走上绝路（《北大荒风云录》第10—12，181—183页）。
相形之下，农村插队青年所处的环境则宽松得多。农村的社队组织缺乏高度集中统一的行政干预机制，况且农村早恋早婚的习俗源远流长，农民对渐染此俗的知青不但不以为异，有的反因后者能入乡随俗增添了几分亲近感。于是，知青中第一批结婚者在受到知青群体冷落之余，通常能从当地纯朴敦厚的农民中寻找到慰藉。数年过后，下乡知青的生活态度变得越来越实际，对个人的终身大事虽或处理谨慎，对他人的婚姻已颇能宽容和理解。与此同时，官方政策由提倡晚婚转为积极支持青年结婚。甚至在生产建设兵团，各级领导的态度也明显转变，率先结婚的青年受到表彰，被树为“扎根”的典型（《北大荒风云录》第3页；《辉煌的青春梦》第267页）。此举旨在遏止知青中迅速蔓延的思乡情绪和通过各种关系调离农村转回城市的风气。但不管怎么说。知青已婚人数确在逐年增长。1974年末，全国已婚知青有48万人；1975年增至61.4万人；1976年为72.6万人；1977年达到创记录的86.1万人，占全部在乡知青的10％。在这以后，随着运动迅速退潮，在乡知青大举返城，已婚青年的人数逐年递减（其间起落的态势详见本书附录表10）。
进一步对插队知青和兵团（农场）知青两个群体考察，前者的已婚率要低于后者：1975年末，在乡插队知青的已婚率为7.9％，国营农场为8.7％；到1977年末，在乡插队知青的已婚率为8.2％，国营农场知青的已婚率为17.3％。（详见附录表10），若就安置插队知青和农场知青最多的省份之一黑龙江省的统计资料看，两者已婚率差距更为悬殊：1975年末，该省在乡插队知青的已婚率为2.9％，国营农场知青为9.1％；到1977年末，在乡插队知青的已婚率为3.8％，而国营农场知青的已婚率为22.7％（李德滨、石方《黑龙江移民概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5页）。造成上述差距的原因之一：插队青年的生活条件通常比较艰苦，生活水平差，自给率低，经济收入极不稳定；国营农场的知青收入不高但有保障，居住也比较集中。原因之二，插队知青流动性较大，每年都有大批应届毕业生下乡插队，同时又有一部分在乡青年上调工矿企业，势必会降低知青的平均年龄和已婚率；而国营农场的知青队伍则比较稳定，多数是“老三届”学生，年龄偏大，已婚率自然偏高。新疆、宁夏、甘肃三省国营农场的情况尤为特殊：1977年，知青已婚率分别高达63.1％、57.1％、55.9％（国务院知青办《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统计资料》第51页）。究其原因，三省国营农场安置的绝大部分是“文革”以前的老知青。
尽管存在着一些复杂情况，从全局来看，大批适龄青年未能完婚已成为带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在70年代末达到极其尖锐的程度。虽然国家从1974年起积极鼓励知识青年在农村结婚，并且苦心孤诣地培植了一批“扎根”典型，实际上收效不大。换言之，鼓励知识青年在农村安家落户的政策，以及与之交相辉映的大张旗鼓的宣传远不能说是成功的。

三、婚姻类型
“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背景和到农村安家落户的独特形式注定知青婚姻关系的缔结无法依循生活的常规。
知识青年的婚姻大致分为三种类型：双知青类型（夫妇双方均为知青），知青与农民类型，知青与国家职工（军人）类型。这三种类型各占知青婚姻的多大比例，没有全国性的统计，只能借助以下三份局部性资料对插队青年的婚姻类型进行一个粗浅的了解：
第一，1980年吉林省的统计，已婚青年中，与农民结婚的占74.9％；知青之间结婚的占21％；与城镇职工结婚的占4.1％（《吉林省劳动志》第85页）。
第二，1978年河北省保定地区的统计：已婚青年中，与农民结婚的占75.5％；知青之间结婚的占15.2％；与职工结婚的占9.4％（河北省保定地区知青办《已婚知青住房情况》，1978年）。
第三，1976年吉林省德县的统计：已婚青年中，与农民结婚的占74.8％，知青之间结婚的占17.9％；与职工结婚的占7.3％（吉林省知青办《怀德县知青基本情况统计》，1976年）。
以上三份统计资料在时间上不尽一致，统计单位分别为省、地、县，不具有可比性，其价值在于：从不同层面反映了三种类型在知青婚姻中所占的主从地位，即知青与农民结婚是主导性婚姻类型，其次是双知青类型，最后是知青与职工类型（直至公社、大队一级基层组织，司空见惯的同样是这种现象，如《南方日报》1975年7月10日载：三水县乐平公社海州大队，26名已婚知青中，与农民结婚的16人，〔61.5%〕；双知青结婚的6人，〔23.6%〕；同外地城镇青年结婚的4人，〔15.4%〕）。这种排列，应该反映了全国插队知青婚姻类型的基本状况。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城市郊区插队青年中间，婚姻类型的关系略有不同。1976年有关部门对长春市郊区五社两镇的调查表明：已婚知青中，知青与农民结婚的占51％；知青间通婚的占24％；知青与城镇职工结婚的占25％（吉林省知青办《关于已婚知识青年问题的调查报告》，1976年）。在这份个案中，与农民结婚的类型要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此缩彼盈，与城镇职工结婚的类型则相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毗邻城市的地理条件，使知识青年（主要是女知识青年）较易于缔结与城市职工的婚姻，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不过，纵使在这类密迩城市的地区，知青与农民的婚姻仍为主导类型。这或者有助于说明，知识青年下乡后，由城市户口转为农业户口，同时也就失去了城市市民享受的一应生活补贴和福利。在城市人眼里，他们是“新型农民”，深浚的城乡差别、工农差别的壕沟，增加了缔结婚姻的难度。
生产建设兵团（国营农场）知青的择偶环境与插队知青差别明显。生产建设兵团一般地处边疆，区域开阔。兵团的连队自成一方天地，与别的连队相距有一定距离，有的甚至独自一隅，四周皆是无边的原野。一个连队实际上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择偶范畴（张持坚《甜蜜和苦涩的融汇》，载《文汇报》1994年11月7日）。聚集在这一方天地的知青通常来自天南海北的各个城市。虽然操着南腔北调，毕竟命运相同，旨趣相投，朝夕相处，感情日笃。自然而然，双知青结婚便成为兵团中的主导性婚姻类型。
在三种婚姻类型中，知青与知青共结连理一般具有较为坚实的感情基础。知青间的恋爱萌生于艰苦的岁月，动荡的年代，或基于寻求心理上的慰藉，减轻生活中的沉重压力；或缘于同病相怜的命运；同甘共苦的经历是一个最起码也最重要的前提。“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更何况是相濡以沫的男女知青。共同的文化背景，共同的遭遇，共同的语言，使两颗年轻的心灵相互碰撞，迸发出爱情的火花。从道理上讲，这一类型的婚姻应是知青中最为理想的结合形式，但农村艰窘的生活却给这种“理想的婚姻”蒙上浓重的阴影。许多知青婚后只有菲薄的收入，经济上无以自立。若再生儿育女，对捉襟见肘的生活无异于雪上加霜。一首知青歌曲唱道：“人家的丈夫，当官拿数数（四川方言：钱）；知妹（四川对女知青的简称）的丈夫，年终要倒补。”“人家的丈夫，都有楼房住，知妹的丈夫，光呀嘛光屁股！”用艺术的夸张，强烈的对比，活衬出男女知青婚后生活的艰辛。
知青与城市职工（包括军人）的婚姻多数具有几个共同特点：知青一方为清一色女性；婚姻由父母包办或亲友撮合，缺乏感情基础；夫妻分居城乡，从一开始就成为“牛郎织女”。农村生活与城市生活的强烈反差，促使一些女知青及其家长将择偶的目光投向城市。使这种婚姻，具有了为返城准备条件的明确目的。上海女知青郭慧是家中的独生女，1968年高中毕业后到吉林省延吉县插队。母亲希望她调到离家较近的地方，托人从老家江苏海安县给她介绍了一位中学教师为对象（郭慧拒绝了母亲的安排，执意与一青年农民恋爱结婚，被树为本省知青典型。见《吉林日报》1974年12月21日）。上海女知青夏美珍，在贵州绥阳县插队。她的父亲想方设法为她在老家宁波市附近镇海县的一个农具厂找好工作，并替她在宁波市物色了一个对象，认为这样做可以使她回到城市，而且距离上海较近（《南方日报》1975年7月10日）。一些女知青，家中无权无势，返城无路，眼看着同伴一个接一个地远走高飞，只得把自己的命运压在与城市职工订婚上。虽然国家有关政策不允许农村户口的妻子和子女迁入男方所在的城市，但这种结合毕竟为女知青提供了长期探亲，与城市建立稳定关系的保障；女方还可从丈夫的工资中获利。尤为重要是，国家政策在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同时，为城乡两地长期分居夫妇的团聚仍留有一些活口，这使在农村的女方或迟或早能返归梦牵魂绕的城市。
缺少爱情基础，通常是这类婚姻的致命伤。女知识青年牺牲了自己的爱情和应有的尊严，换取一张进城的门票。有的女知青为了返城，违心地与城市下来的招工人员达成协约：与后者建立恋爱关系，条件是后者利用手中的招工指标，在短期内将她调回城市（李育麟《酒》，载《知青档案》第566页）。然而举凡“降格”寻找下乡知青为妻的城镇职工，以在城里择偶难者为多。难点所在，或困相貌丑陋，或因工作不理想，或因家境贫寒，或因身体残疾。发生过这样一件悲喜剧：某女知青经“月老”牵头，嫁给了城里一工伤致残的工人。厂方经多方努力，将她的户口、粮食关系办回了城市。厂方成全了这桩婚事，又卸去了对致残者长年照顾的责任；男方以残缺之躯，终圆“洞房花烛”之梦；女方则实现了返城的夙愿。有关三方各有所得，皆大欢喜。但唯一缺少的恰恰是作为婚姻基础的爱情（《风潮荡落》第252页）。在特殊的社会条件下，婚姻的本质受到最粗暴的蹂躏，它不再是伊甸园中青年男女纯真爱情的升华，却蜕变为赤裸裸的利益交换的手段，由此埋下数不清的苦果。
某上海女知青相貌俊俏，插队落户时在当地被称为“一枝花”。父母爱女心切，为她在城里找了个工人当对象。她在返城无路的背景下与之完婚。男方文化低，个子矮而胖，绰号“小皮球”。婚后不久，“一枝花”就想离婚，但男方积极为她的调动奔走，复经父母劝说，婚姻得以维持。等回到上海，有了孩子，两人真正共同生活在一起，女方感到与丈夫实在没有感情，提出离婚。男方认为经过百般努力，家庭终归破裂，活着没有意思，坚持离婚时儿子判归自己，否则与儿子一起去死。女方自酌年龄不轻，也不肯放弃孩子，双方相持不下，孩子夹在中间倍受痛苦（《一天的奇迹》，载《中国妇女》1991年第12期）。这都是无感情婚姻所酿成的苦果，不得不由3个人来吞咽分享。类似这样的悲剧，在当年是不少的。
知识青年与农民的结合在全部婚姻中涉及面最广，酿成的苦果也最多。这种婚姻类型又包括男知青娶女农民，女知青嫁男农民两种形式。一些资料显示，女知青嫁给农民的人数明显超过了男知青娶女农民的人数（参考河北省保定地区知青办《已婚知青住房情况》，该地区与农民结婚的2042名知青中，属男知青与女农民结婚的有658人〔占32.2%〕，属女知青与男农民结婚的有1384人〔67.8%〕。另据黑龙江省知青办《上山下乡简报》1979年第1期：呼兰县与农民结婚的290名知青中，属男知青与女农民结婚的有98人〔33.8%〕，属女知青与男农民结婚的有192人〔66.2%〕）。因此，考察女知青嫁农民的现象，应作为透视知识青年婚姻问题的一个重点。
女知青嫁农民，本来是知青多种婚姻中的一种形式，然而在连婚姻也被高度政治化的“文革”年代里，唯独这种形式被舆论工具赋予了重要的社会意义。这种举动被捧为“扎根农村”、“彻底决裂旧传统观念”、“敢于反潮流”的具体表现，缩小“三大差别”的“实际行动”。如果穷源竟委的话，这种做法在50年代末已见端倪。1957年，天津市女7中高中毕业生王培珍到河北省静海县团泊洼赵连庄农业社当了农民，两年后与当地青年农民恋爱结婚。她的举动受到种种非议，有的人嘲讽她是“傻子”。对于这种压力，她毫不介意，并在日记中表示：心甘情愿做一个对人民有利、对国家有利的“大傻子”（《知识青年的革命道路》）。王培珍显然认为自己的婚事具有重大政治意义，这种精神支柱使她面对舆论的压力处之泰然。70年代对白启娴事迹大张旗鼓的报道，在更大程度上使女知青嫁农民一时成为时髦。白启娴扬名后，地位陡然变化，先由地委书记介绍入了党，继而被增补为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擢为河北省知青办副主任，地区文教办副主任，公社党委副书记。在很短的时间内，她收到了全国各地二三千封热情洋溢的来信，各行各业的人们表示了对她的鼓励、支持，许多知识青年决心以她为榜样（像文革中昙花一现的许多英雄、典型一样，白启娴的归宿是可悲的。文革结束后，她的事迹失去了宣传价值，诸多官职被免去，调到沧州师范专科学校教务处任副主任。1982年11月煤气中毒致死，年仅39岁）。
与此同时，一批白启娴式的女知青在各地脱颖而出。湖北树立了“敢于破除旧传统观念”的喻利华。喻是武汉市知青，1969年12月到洪湖县插队落户，与贫农青年相爱，面对人前背后的闲话与嘲笑，据说她从毛主席《青年运动的方向》中汲取了与农民结合的精神力量，并勇敢地迈出了与贫农结婚的一步（《湖北日报》1974年2月11日）。辽宁则宣传了“决裂旧观念，青春献人民”的刘秀兰。刘于沈阳市第9中学高中毕业后到苏家屯区插队，1969年与一农民结婚。从年龄上推测，她结婚时至多不过22岁，在知青中当属早婚之列（《沈阳日报》1974年3月19日）。浙江推出了徐春娟。她是金华市三中的68届毕业生，下乡后推荐上大学不去，决心扎根农村，最后嫁给了农民（《浙江日报》1974年3月19日）。湖南表彰了张国清。张是1963年高中毕业后下乡插队的老知青，4年后与一贫农结婚，随即发展入党。“文革”中擢升省妇联副主任（《人民日报》1974年3月20日）。一时间风云际会的这类典型还有杭州女知青缪惠敏，青岛女知青李春梅、王金华，上海女知青郭惠、万宁林等等，不一而足（《浙江日报》1974年5月6日；《青岛日报》1974年3月17日；《吉林日报》1974年12月21日；《解放日报》1975年1月27日）。
关于与农民结婚的理由，当时的舆论工具杜撰出种种冠冕堂皇的说法来。白启娴认为“这对于缩小三大差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反修、防修，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徐春娟把它提到“走什么道路”的政治高度来认识，认为：找个什么样的对象，不单单是个恋爱婚姻问题，而是关系到自己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如果把家安在城里，将来三天两头往城里跑，就会动摇扎根农村的决心。还有的女知青着重强调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应与农民“相结合”思想的指导意义。当年风行全中国的毛泽东语录：“尽管他们（指农民）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成为一些女知青嫁给农民的理论依据（作为当时最时兴的理论，最初是由白启娴在那封著名的申诉信中加以征引的，以后便辗转传布，参见《沈阳日报》1974年3月19日刘秀兰的文章《谈谈我为什么和农民结婚》）。毋庸讳言，女知青嫁农民的举动之所以被一再夸大、拔高、渲染，首先是与“文革”期间对知识分子的歧视、丑化、贬低、乃至打击的做法联系在一起的。上述说教的的共同特点，是用某种政治上的需要给这类婚姻镀上一个夺目的光环，换言之，结婚只是为了完成某种政治目的，而恰恰应该当作婚姻主弦的爱情反而被略而不提。
尽管宣传调门一再拔高，知识青年们却几乎无不知晓：“结了婚要一辈子当农民”，“也别想再选调了”（《南方日报》1975年7月10日；《人民日报》1975年1月28日）。与农民结合，意味着将终生厮守脚下那一方土地，意味着完全割断与城市生活藕断丝连的联系，一切关于前途的憧憬，以及对招工、招生、返城的企盼也将随之化为齑粉。既然如此，为什么仍有为数不少的女知青走上了这条前景并不光明的道路呢？
确乎有少数知青（如上举知青典型），她们与农民的结合不是被动的，除了真心实意地把这视为革命的“洗礼”外，也不排除彼此感情契合的因素。不管怎么说，农民的本质是淳朴、善良的，对于处在困境中的下乡知青，许多农民给予过各种形式的宝贵帮助。有的知青在极端沮丧之余，从农村青年的热情关心帮助中体察到世间温情，进而产生爱慕之情，是很自然的（关于这方面的报道可参考毛弟《苦涩的恋情》，载《辉煌的青春梦》；塔林《她依恋阿拉坦合力》；周兴国《他说，他不是鹰，是风筝》，均载《草原启示录》）。
但就多数知青来说，她们走上这条道路是出自被动的选择。究其原因，首先是女知青难堪农村艰苦劳作的重负。著名影星刘晓庆当年曾在贫困的四川宣汉县当过知青，她回忆说：

我每天在幻想与破灭之间挣扎，我第一次渴望着‘爱情’：如果有这么一个小伙子，他能够每天来帮助我挖地，只要坚持八个月，我就一定嫁给他。（《我的路》，载《文汇月刊》1983年第6期）

刘晓庆企盼的小伙子终究没有出现，现在来看未尝不是一件幸事，但当年确有不少女知青，正是在这种心态下走上了一条陌生的人生道路。男知青有强健的体格，较强的群体意识，与艰苦环境抗争的能力，在这些方面，女知青都逊色一筹。一些地方知青集体户的破裂直接强化了女知青的困境，处在孤立无援的境地，更需要别人的爱抚、友情、关心、帮助。尤其是当下乡初的热情冷却，幻想破灭，她们很容易为农村青年的慷慨帮助所打动，成为婚姻的俘虏（许惠英《18岁的幻灭》；林小仲《“女俘”》，均载《草原启示录》）。农村女孩子出嫁早，长期在地里与男劳力一样干活的往往就剩下一帮女知青，当她们结婚后，起码免去了农田的沉重劳作。用农民的朴素语言来表达：“过门当了媳妇，用不着沉锤大镢地下坡干活了，安安稳稳地在家过日子。”（《青岛日报》1974年4月17日）这算是付出沉重代价的一点补偿。
促使女知青走上这条道路的另一个原因是“血统论”的压力。最早一批与农民结婚的女青年，很多是对前途丧失信心的所谓“黑五类”（地、富、反、右分子）和“走资派”的子女。不少知青因家庭出身问题受到百般歧视。“出身不由己，配偶可选择”，在广阔天地里，他们毅然选择贫农子女为配偶，以期改换门庭（文质《和农民结婚的知青们》，载《传记文学》1991年第1期）。
“文革”10年间，封建的“血统论”不仅在城市中跋扈恣肆，同样扫荡于乡间。农村物质生活的贫困、文化教育的落后，社会环境的闭塞，以及千百年小农经济基础酿造出的等级意识和狭隘、愚黯的社会心理，都为“血统论”的飞扬提供了适宜的条件。“文化大革命”初，在湖南道县，北京平谷县农村发生的对“五类分子”的大屠杀，殃及子孙，乃至襁褓中的婴孩，便是这种劣根性发作时最令人触目惊心的一幕。在几十年里，农村的阶级成份始终具有世袭的性质：贫农的子女就是贫农，地富的子女就是地富，清浊分明，不容混淆。与此同时，农村又是一个父权观念牢不可破的社会，社会关系一向依男性血胤扩展延伸，并为判断每个人出身的高低贵贱提供了基本的依据。在家庭成份依男性家长而定的传统面前，没有哪个农家女儿会傻到嫁给地富家的儿子，因为这会玷污自己的清白，甚至沦为政治上的贱民，但地富家的女儿却可攀援贫下中农的儿子，这种结合通常不会有损后者的良好成份，却能使前者的社会地位大为改观。无论如何，她的子女将继承丈夫的好成份，她的出身耻辱也会因此淡化。明乎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家庭出身有“污点”的女知青在选调无望的情况下要与农民结婚，并且无一例外地要选择贫下中农家庭的青年了。
一些地方蔓延的对下乡女青年进行诱婚、逼婚的风气，也促使她们沦为畸形婚姻的俘虏。“文革”中的上山下乡运动，是在“接受再教育”的口号下大张旗鼓进行的。“接受再教育”就应该与贫下中农“相结合”，也就是要和农民结婚，一些农村基层干部和青年就是这样发挥他们的理解力的。丘引《圣妓》（下放知青的感情悲剧）一文中回忆：1968年9月10日，北京某中学30个18岁的女学生在内蒙乌兰察布盟一个村子落户。4个月后，旗委书记参加一个女知青与当地农民婚礼时，热情地宣布：知青与农民结合，表明了知青听毛主席的话，扎根农村的决心，旗委支持这一新生事物。半年后，这30个北京姑娘中有10人嫁给了农民。
有些偏远地区的农村基层干部，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有他们实用主义的解释。内蒙古哲盟（“文革”中划归吉林省）科左中旗西伯花公社的大队干部，当得知北京知青来到时便兴高采烈地奔走相告说：“毛主席给我们送大姑娘来了，知道我们这个地方缺姑娘的苦处，没有毛主席送来的大姑娘，我们就结不了婚。”说着说着就喊起“毛主席万岁”来了。像这样愚昧无知的干部当然是极少数，与此相比，对女知青进行逼婚的问题要严重得多，普遍得多。哲盟巨流河公社兴隆地大队集体户的9名北京女知青，在队长的诱逼下，两年时间就有8名结婚出户。奈曼旗东明大队某女知青因拒婚被逼得没饭吃，一度跑回家去，归队后照样不给口粮，最后只好与人同居。开鲁县大榆树公社某大队党支部书记利用职权诱逼了3名女知青在当地结婚，其中一个给自己做了儿媳妇。以上事件是1971年北京市革委会下乡知识青年工作学习团走访哲盟北京下乡知青点时了解到的（吉林省知青办《关于北京市委来我省检查北京知青》）。在全国同类事件中无异于九牛一毛。上山下乡运动初期，大批知青下到农村社队后没有房住，只好分散插住到农户家中，也助长了诱婚。逼婚的现象。1970年5月12日中发26号文件，及1973年中发30号文件这两个有关知青政策的纲领性文件中均强调了严禁对女青年诱婚、逼婚，恰恰说明这种现象屡禁不止，且带有普遍性。
农村青年通常认为娶知青是很合算的。“文革”时期的广大乡村，传统的婚姻习俗照旧流行，男方娶妻要付出一大笔彩礼和举办婚礼筵席。陕北农民娶妻少说要花千八百元，二三百斤粮食；山西一些地方娶妻用斤称，身体越重彩礼越多，双眼皮的体重一斤合二十元，一个媳妇的彩礼（实即买卖婚姻的身价）需一二千元，这对日工值仅几角几分的农民来说，不啻是个天文数字。娶女知青则无需付彩礼（《青岛日报》1974年3月17日；《浙江日报》1974年5月6日；《辽宁日报》1974年11月10日），不仅节省了一大笔开支，还可因娶到城市的姑娘炫耀乡里，难怪会被乡邻们视作“好福气”（《回首黄土地》第66页）。
对于女知青嫁农民这种现象应如何估价？这究竟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倒退？答案一目了然，本来无须多费笔墨，但是有鉴于直到今天仍有人为其大唱赞歌（杜鸿林著《风潮荡落》指出：“诸如白启娴这样的婚姻选择其社会价值是应予肯定的。”“这少数人是知青大军中的勇敢者。”并反问说：“当今，又有多少城市知识青年敢于同贫困落后地区的农民结婚，在那儿成家立业呢？”〔199页〕作者在列举了若干与农民结婚并一直生活美满的例子后又指出：“这样的美好婚姻多不胜收，不管时代怎样变幻，都应将赞歌献给她（他）”，因为她（他）们在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方面做出了贡献〔210页〕），在这里做一个简短的评论就显得必要了。
笔者认为，女知青嫁农民，作为“文革”的特殊背景和上山下乡运动具体场合下出现的畸形婚姻，从整体来看，无疑是不值得肯定的。
首先，这种婚姻始终笼罩在“左”的理论之下。女知青嫁农民曾被吹嘘为是“与传统观念彻底决裂”、“扎根农村干革命”、“缩小三大差别”、甚至与邓小平的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的具体行动。事实上，在成千上万白启娴们的婚姻中，得到阐扬的是极左理论的教条，酿成的却往往是女知青终生的懊悔。
其次，这种婚姻的缔结多数缺乏感情基础，或者是为了实现某个政治目的，或者是迫于外界的某种压力，因坎坷经历或特殊背景，女知青与农民逐渐产生恋情并结婚的只是少数。婚姻双方在文化水平、生活习惯、价值观念、家庭背景、兴趣爱好、社会经历等方面的差距却是很明显的。那么，主要是一种什么动机促使女知青超越这重重障碍的呢？人们不会忘记八十年代中叶闻名全国的“遇罗锦离婚案”。无论遇罗锦后来的行为怎样，她的婚姻悲剧毕竟是一个历史的影子。她在谈到嫁给第一个丈夫（是位农民）的动机时说：虽然自己是“右派”的女儿，“现行反革命”（指遇罗克，《出身论》的作者，1968年被杀害，“文革”后平反）的妹妹，可还得活着。活下去毕竟是人生的第一欲望。同遇罗锦一样，许多女知青做出这种婚姻选择时，实际上只是为了“活着”，为了在困难环境下继续生存下去。在这种动机驱使下，得到的只能是婚姻的躯壳，失去的却是它的真谛。
在人类社会里，婚姻从不仅仅是涉及男女双方的私事，而是一种社会性行为，因此，始终要受到特定时代和具体社会条件的制约。在封建专制主义的淫威下，弱肉强食的法则横行，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常遭风雨摧陵的厄运，这种摧陵，与对个性的压抑，对人权的践踏是相辅而相成的、青年人的婚姻自由被不可抗的外力压缩到很小的程度。

四、已婚知青的窘境
一旦知青在农村安家落户，各种新的困难便接踵而至。有些困难是他们所共有的，有些则因人而异。
首当其冲的问题，在农村结婚的青年经常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歧视。不少农村干部把插队知青看成是生产队的“包袱”，当知青在农村结婚成家后，往往顺势将他们划出“知识青年”的圈外。有的农村干部认为，招工去不了、升学没人要、过筛子剩下一些没出息的人，才在农村结婚。“没出息”、“傻瓜”是习见的说法。由于城乡之间、工农之间无所不在的巨大差别，由于千百年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一类观念深入人心，很多农民对自己的处境产生自怨自艾的心理，进而对那些落入到他们群体中的知识青年也轻视、看不起，甚至认为这些人是“把根子扎到石头缝里了”（吉林省知青办《关于已婚知识青年问题的调查报告》）。在人多地少的农村，知青的“扎根”使村民的户籍上永久地增添了额外人口，更不是一件受欢迎的事情。
与农民结婚的知青还受到特殊的压力。几乎所有的父母对子女违悖自己的意愿在农村“扎根”都不会淡然处之，断绝经济资助，以中断家庭关系相要挟，将子女长期扣留在家中，是常见的压力手段（《青岛日报》1974年3月17日；《沈阳日报》1974年3月19日；《吉林日报》1974年12月21日；《解放日报》1975年1月27日）。已婚青年回城探亲，有时也遭到来自亲友、邻居、老同学们的冷嘲热讽，甚至连他们的孩子也受到歧视。在各种有形无形的压力下，许多已婚青年觉得“低人一等”。
虽然报纸上关于已婚知青在农村“大有作为”的报道连篇累牍，实际状况却大谬不然。辽宁省海城县到1974年已接受了4.8万知青，其中有些人在农村安了家，一位已婚知青曾给县委反映说：队里干部把已婚青年不再当下乡知识青年看待，青年点的理论学习、政治活动等都不叫参加，生产和生活上也不大过问了；有的队干部认为，下乡知青结婚以后，人离开了青年点，就不用管了（《人民日报》1974年11月23日）。长春市郊区的7个社（或镇）、40个大队中，除1个社（镇）、6个大队对已婚知青做了一些工作外，其余6个社（镇）、34个大队，基本上处于“不管”状态。1976年调查时发现：在559名已婚青年中，竟有310人不参加学习；在117名团员中，有12名脱团；结婚前有35人被选进领导班子，婚后留在班子里的只剩26人（吉林省知青办《关于已婚知识青年问题的调查报告》）。已婚知青工作处在基本上无人过问的状态。
然而，若与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难题相比，已婚知青在政治上受到歧视，待遇上受到冷落就显得无足轻重了。对于已婚知青的疾苦，一些地方的基层领导往往听之任之，使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虽然中央的知青主管部门一再要求各地抓紧知青住房、尤其是已婚知青住房的建设，成果却很难令人满意。1976年底的统计，在全国插队知青中，没有建房的有95万人。已婚青年住房困难更大。江苏、安徽、四川、吉林四省调查表明，已婚的22万知识青年里，没有建房的达10万人之多（省、市、自治区知青办负责人座谈会《简报》（1），1977年12月21日）。
在已婚知青中，由于婚姻类型不同，住房困难程度也有轻重缓急，大体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知识青年与知识青年结婚的，双方无积蓄，住房困难最大；第二种，男知青与当地女青年结婚的，困难要比上者小一些；第三种，女知青与当地男青年结婚的，住房困难通常更小，但有些与女知青结婚的农村青年，是弟兄多、找对象困难的户，婚后一分家往往没有房子住。
1978年5月河北省保定地区知青办上报的《已婚知青住房情况》（数字截止于1977年底），为了解上山下乡运动以来农村插队已婚知青住房紧张的程度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报告称：全区已婚知青共计2685人，2501户（按双知青结婚的为一户，与农民、职工等人员结婚的为一户计算），住房4663间。其中：
自建房 499户 1215间
知青点建房 5户 12间
知青旧房 137户 227间
租房 57户 96间
借房 1165户 1164间
祖业房 638户 1399间

上述资料表明：该地区1222户（占总数的48.9）借房、租房的已婚知青都属于无房户。按照该地区知青办估计，要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尚需建房的有1888户4828间，包括新建房1351户3622间；扩建323户503间；改建房197户590间。为此除动用现存建房费94.6万元，尚差89万元。各地情况大同小异。
国家财政显然没有能力完全负担为知青建房的庞大开支。为此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分别采取了一些对策。吉林省制定了“依靠个人积累、家庭资助、社队扶持、国家给予适当补助”的原则。就是说，解决已婚知识青年住房问题。首先要靠知识青年本人积蓄和家庭资助，国家不能采取全包下来的办法。对于个人有积蓄或家庭有资助能力的，社队出人力、运力予以扶持；对于个人无积蓄、家庭也无资助能力的，除社队扶持外，国家补助建房基本材料费（木材款）（吉林省知青办《关于解决下乡知识青年结婚住房困难问题的报告》）。
辽宁省海城县《热情关怀已婚下乡知识青年的成长》的经验指出：已婚下乡知识青年、特别是男女双方都是知识青年，生活上最迫切要解决的是住房问题。该经验主张采取两个办法：1.将已经空闲的青年点房子腾出，优先分配给已婚知识青年居住；2.根据“自筹、群帮、公助”的原则，有计划地组织已婚下乡知识青年建房。尔后，各地又陆续推出一些内容大同小异的经验（《安徽日报》1977年6月16日；《新华日报》1975年8月30日）。
问题的关键，还是“群帮、公助”的原则难以落实。所谓“群帮”，即要求知青所在大队、生产队无偿地提供人力、物力、运力，属于“平调”、“摊派”性质，农民们对此态度消极是合乎情理的。普普通通的已婚知青，没有“知青样版”一类的招牌，若想得到“公助”，由县知青部门提供建房资助，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决定这种资助的，有时并不是申请者困难的程度，而是与有关部门干部私交的深浅，人情的厚薄。因此，真正落到实处的通常只有“自筹”。“自筹”的来源有两个，一个是知青自己的多年积累，一个是父母的资助。但各地已婚知青生活上多数不能自理（拿素称富庶的“天府之国”四川省来说，1978年已婚知青达4.7万余人，生活普遍困难，约3.37万余人接受困难补助。参见四川省知青办《情况反映》1978年第25期，转引自《光荣与梦想》第363页），再指望他们“自筹”盖房资金又谈何容易？其结果，所谓“自筹”不过是被迫东挪西借、剜肉补疮，成为经济上的沉重负担。
吉林省知青部门《关于已婚知识青年问题的调查报告》称，长春市郊五社两镇490多户已婚知青中，由于盖房、买房等原因，有231户欠债。欠债总额5万余元，最多的一户达1千余元。一份关于黑龙江省呼兰县解决已婚下乡青年困难的简报提到：该县已婚知青多因盖房欠债。长岭公社已婚知青14人，共欠债5千余元，少者欠150元，多者达2千余元（黑龙江省知青办《上山下乡简报》1979年1期）。以上只是类似反映中比较典型的两个例子。因建房、修房举债的，以双知青户为多。他们既乏知青集体户的支持，又因没有当地亲族关系的维系，得不到农民的热情帮助。他们虽然经过农村劳动锻炼，与农村青年比，无论在体力、农活技术上都不免逊色。在经营家庭副业、自留地、菜园等方面，更不能与后者相提并论。所以，在生活中用度有裕者少，入不敷出者多。
在已婚青年中，女性数量居于优势，一般而言，她们付出的代价最沉重，命运也最值得同情。为了塑造这一类女青年光彩夺目的形象，宣传喉舌在不同的年代树立过邢燕子、侯隽、张国清、白启娴等等女知青的典范。但这类样版的宣传意义远远大于实际的社会意义，关于她们结婚后如何如何有“作为”的报道，与其说是数十万已婚女知青生活的缩影，毋宁说是对后者普遍的“无所作为”的一种嘲弄。对于成千上万普通女知青而言，在农村结婚，并不会成为一条可资炫耀的政治资本，不过是彻头彻尾农民化的开始。在农村青年眼里，娶女知青除了不必付出大笔彩礼外，与当地人的婚姻并没有大的差别。婚后的女知青“入乡随俗”，通常不会在家庭里享受到优于农妇的“特权”。承担家务。孝敬公婆、服侍男人、生儿育女，是她们天经地义的义务（参见白描《苍凉青春》，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书中如实记述了5名与农民结婚的北京女知青的经历）。此外，还要种自留地，养猪、喂鸡，从事家庭副业，“起早贪黑地干”（《人民日报》1975年12月23日）。这种处境曾令大多数未婚知青望而生畏，也是他们矢志不在农村“扎根”的原因所在。1973年，一位平日表现积极的先进女知青在谈到“扎根”问题时就开诚布公地说：

在农村结婚，抱孩子，围锅台，有啥意思，贡献太小了。去年走了一个女生去结婚，生了一个孩子，啥劳动也不能干，家庭还不和，……我们也生她的气，恨她太窝囊了，谁叫她去结婚的。一想到这些，有些女生就闷着，也有的顶烦；一天天过去，咋办？再过几年，不扎根也得扎根，反正就那样“混”吧。说真的，扎根问题，很多人都没有解决。（国务院知青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学习调查组《一个下乡女青年谈扎根思想》，1973年5月）

这位女知青的想法是很有代表性的。她们不愿在农村结婚，终生去扮演农妇的角色，然而她们的力量毕竟太单薄了，似乎无力改变这种命运，只能无可奈何地眼瞅着那个日子一天天临近。
为了打消这些青年的顾虑，著名知青典型侯隽写过一篇文章《坚持乡村就是胜利——和下乡女知青谈谈扎根农村的问题》，发表在1974年4月17日《吉林日报》上。她在文章中大发宏论称：

在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下，还存在着“三大差别”，这差别要靠我们去缩小，要靠我们去消灭。要都想离开农村，共产主义昨实现呢？说因为不愿当一名农村家庭妇女，而不愿在农村干一辈子，其根源不在于不愿当农村家庭妇女，而根本问题是有没有在农村扎根一辈子的思想，有没有彻底决裂旧观念、坚决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决心。

按照她的夸夸其谈，每一位女知识青年都应该心甘情愿地成为“农村家庭妇女”，因为这是“彻底决裂旧观念”的具体表现，缩小“三大差别”的实际行动，而且关系到共产主义能否实现的大目标。事实上，单凭这种将婚姻政治化的说教是无法掩饰问题的真相的，因此也就无助于打消女知青们的疑虑。农村妇女与城市妇女在家庭生活乃至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显著差距，是城乡差别、工农差别的一个侧面。它深深植根于现实社会中不同的经济、文化基础。这种差别，只有在大力发展农村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变革其落后社会关系和陈旧传统观念的过程中，才可能逐步弥合，而绝不是藉着一些力量单弱的城市女子与青年农民的结合所能缩小的。大量事实证明：女知青成为农村家庭妇女后，不但没有在改变当地落后面貌方面有所作为，反而为“大有作为”之类的宣传付出了青春和爱情的沉重代价。70年代末，面临知青“返城风”的猛烈冲击，这类婚姻鲜有完好如初者，多数以破裂告终，正应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古话。

摘自刘小萌著《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第九章《婚姻——个日愈凸显的新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月出版。标题是本刊另拟的。原书注释中的一些引文出处只有书名，出版社、出版时间等内容集中列于书后附录的参考书目中。本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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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读往来】

一、蒙木生和唐少杰先后来信指出，《记忆》今年第九期《一部很好的文革教科书》一文中提到的当年“北京外国语学院东欧语系德语专业学生”王容芳之名有误，应为“王容芬”。特此更正。

二、华夏文摘增刊694期•文革博物馆通讯526期（2009年3月23日出版）发表了李自茂《评王广宇的“桀骜不驯的蒯大富”》一文。如下：

　　自称为“中央文革工作人员”的王广宇在《记忆》第十一期发文，回忆了他与蒯大富的交往。
　　笔者并不看重他对蒯的印象与看法，看重的是他的“工作人员”的身份。王先生在文革期间是炙手可热的人物，读者由他在文内的字里行间便可见一斑。文革中，中央文革已取代了中央书记处，王广宇作为办事组的成员乃至组长，那地位比中央委员还高（可谓见官高半级）。以他的“出身”，写出“回忆”，一时势必“洛阳纸贵”。
　　载于《记忆》的文章，自当属“史实”类，日后将被收入“史记”。但笔者看后如堕五里雾中，不辨东西。清华大学那段历史被王先生搅得面目全非。骨鲠在喉，不吐不快。试撮其要者，述评如下。
（一）“于是中央文革小组决定解救蒯大富，宣布蒯大富不是‘反革命’。中央文革的支持使蒯大富的名声鹊起，一夜之间从‘反革命’变成响当当的‘造反派’。于是蒯大富趁势拉起队伍，成立了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红卫兵，任兵团司令。不久又成为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司令。”
　　这段话中，蒯之“三司司令”一职，在文中已被他人解除，此不赘述。
　　当年在清华的人清楚的记得，1966年8月5日和8月22日，周恩来两次携中央文革及一干领导到清华开万人大会，批评工作组，为蒯大富等“蒯派”人物平反。王说是“中央文革决定”云云，与我的记忆就有了偏差。若王辩解说那时周恩来等同中央文革，倒也没大错。问题是蒯大富并未因此而“名声鹊起”，更未“一夜之间”就“变成响当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蒯大富、王铁成等在清华的状态是：“不是反革命，至少也不是好人”。这个事实在许多清华人的回忆中都可找到，如万润南的“遗事”内。蒯大富也未“趁势”就“拉起了队伍”，而是由8月5日算起的50天后，即9月24日才在两个山头之外“拉起”井冈山红卫兵。至于“兵团”一说，更要迟至12月底。
　　这些在清华文革大事记里明白无误标明了的事实，王先生竟信笔涂鸦，我不明白是他“失察”还是其它？他的井冈山有“勤务员”一说，更令我等不明就里，以为他在谈北航，因为清华井冈山向无勤务员一说，而只有总部委员。
（二）“我第一次见到蒯大富，大约是1966年8月，一个晚上，在中南海西门的一个接待室，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等几个人接见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红卫兵头头，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内容我回忆不起了。仿佛是议论清华大学的文化革命运动方向和领导层的团结问题，我参加了这个会并作记录。”
　　与前一段相似，王先生按“一夜之间”、“趁势拉起”的笔法，在66年8月就见到了四个月后的“井冈山兵团红卫兵头头”，不但开了小会，（请读者注意，是小会，就是说坐得很亲近，不会搞错的！）王不但参加，还“作记录”。我相信王先生的“记录”还在，请他拿出晒晒，并把它送交历史（党史）博物馆，以飨后人。
（三）“蒯大富这时翅膀已经硬了，他的权势不仅在京城而且伸向全国，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在全国各地横行，各地发生的打砸抢抄抓事件几乎都有清华大学井冈山的影子。”
　　笔者固陋，文革中仅出校门两趟，除66年10月在东北转了几个大城市外，就是在67年夏跑到绵阳军分区“拥军”了，确未看见井冈山兵团如何“在全国各地横行”的姿态。但，王先生说，“各地发生的打砸抢抄抓事件几乎都有清华大学井冈山的影子”，就属臆断了。
　　我要求王先生必须就此话提出确凿的证据，并把那证据放到《记忆》内，否则就写出道歉文字来。绝不可继续文革大字报的笔法，信马由缰，“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打击一大片”而保护中央文革“一小撮”。
　　有中学文化水准的人就能看明白，“几乎”的数学比例当在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有”则是无例外。我请问王先生，你在全国知名的武斗事件，如石河子、上海打上柴联司、重庆、青海、广西、武汉7•20等事件中看到的“影子”之本主是哪个？就是在清华园内，抛开“百日武斗”，其它“打砸抢抄抓”事件中又有哪些井冈山的影子？凭空臆断是不行的。
　　王先生身为中央文革的重要成员，理应指出在那些事件中中央文革的“影子”，也真实的把自己“影子”在哪里告诉我们和后人，而不要去“望风捕影”。
（四）“这里我不是来辨别王力在天安门城楼讲话的真假，而是通过这件事来看蒯大富对待当时正红得发紫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的态度。他对王力的批评居然置之不理。可见此蒯司令何等的牛气！”
　　窃以为王先生这里的认识有偏差，对回忆史实来说，蒯司令何等牛气并不重要，辨别王力讲话的真假更重要、也更有意义。我相信王先生当年乃至今日都有此能力。说到牛气或牛B，应当说王先生比蒯更牛B，唯其如此，王才对蒯的牛B耿耿于怀，四十年不忘。
　　凭心而论，王先生的回忆也有枝有叶，不像有些回忆录全部胡编乱造，或乔装打扮，或文过饰非，或瞒天过海，或东拼西凑。我之评述王的文章，仅因王先生的名气大，我更看重而已。王先生的文章还是由海外传回来的，可见其影响之广。
期待王先生写出令我们这一代满意的不掺情感的真实的回忆文字来，那对研究文革、对后人、对中国，都功莫大焉。

本刊将上文转发给曾与王广宇先生一起在中央文革办事组工作过、现在又在一起讨论写作回忆录的阎长贵先生，阎先生回复如下：

我昨天才抽时间看了《评王广宇的“桀骜不驯的蒯大富”》一文，说王广宇记忆有误、有论断不对，我赞同，但说他“炙手可热”、“继续文革大字报的笔法”、“保护中央文革‘一小撮’”等，我觉是不实之词。
我和王广宇认识四十五六年了，第一次合作编一个经典作家语录的资料是1964年，我就感觉他老实并有一些自卑，在文革中他作为中央文革办公室（或办事组）的工作人员（说他是“身为中央文革的重要成员”，是不准确的），虽然年龄较大（36岁，比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大）、学历较高（研究生毕业）、级别也较高（行政18级），但他是一个相当谨慎和恭顺的工作人员（就像他自己说的只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牛马走”）。
他奉命做了不少事情，但主动抛头露面恐怕没有，我认为说他“炙手可热”不实。说他的回忆文章有事实和论断不对，可以讨论和批评，但说他“继续文革大字报的笔法”，我以为没根据。至于说他“保护中央文革‘一小撮’”，这恐怕就是扣政治帽子了。
他写回忆录是还是经过别人劝说和做了一些工作的。对他那篇写蒯大富的文章我看过，他文中说关锋任“总政副主任”，有括号“一天没到职”，这括号可能是我加的。他在中央文革办事组工作一年多，担任办事组组长半年多，并受到江青、陈伯达的迫害，被关押七年多。他（今年已79岁）若能把他经历的事情做些回忆，肯定会对研究文革提供不少有价值的原始资料。当然，人的记忆都会有失误，只要写作回忆的态度严肃老实，不准确之处是可以经过讨论修订的。
看了《评王广宇的“桀骜不驯的蒯大富”》一文，写了如上一些话，不知是否妥当，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