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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 憶 ２００９年３月３０日第９期
ＲＥＭＥＭＢＲＡＮＣＥ 总第十九期
２００８年９月１３日创刊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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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国史笔谈
晓 明 一部很好的文革史教科书——读《“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有感
史林一叶
陈 虹 五七干校——并不遥远的历史
余汝信 《军报“一•一三事件”亲历记》订正
他山之石
Joel Andreas（安舟） 关于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的斗争——《坚持特权》第五章（下）
风云人物
王广宇 也谈聂元梓“被中央文革软禁”和去上海串联
口述历史
萧信生教授访谈
小资料
李 逊 上海人民公社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与办公机构设置
编读往来
1、海外读者贺晓钟谈读后感。 2、余汝信简答读者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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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笔谈】
一部很好的文革史教科书
——读《“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中的动乱与浩劫》有感
晓 明
卜伟华先生所著《“砸烂旧世界” ——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一书（以下简称《砸烂》）又把我带回到那个动乱的年代。
《砸烂》与之前许多专家们关于文革的著作相比，论述得更为全面、深入和广泛，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很好的文革史教科书，它对推动中国文革学的研究必将会起到深远的影响和重大的作用。
特别可贵之处，是作者在写作中不为尊者讳，敢于秉笔直书，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以大量的事实为根据，阐明真相，分清责任，使林彪、江青等人不再代毛泽东受过。虽然林彪、江青等人在文革中有他们自身的罪过，但事情都是因毛泽东而起的，毛才是一切罪过的始作俑者，他应负主要的责任。就是对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陶涛、陈毅、叶剑英等这样的党和国家、军队的高级领导人来说，书中对他们的另一面也有独到的记述。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在文革中受到打击和迫害，特别是刘少奇身为国家主席竟被迫害致死，是令人同情和惋惜的；但他们在文革的初期也是力图符合毛的意图干了不少错事的。如当时的所谓大批判，揪黑帮，特别是工作队进到学校后，反干扰，在群众中抓“右派”， 抓“反革命”，一些地方和单位出现乱打人，以至打死人，他们不能有效制止和处理，是负有领导责任的。周恩来、陶铸、陈毅、叶剑英等人，在文革的过程中，在很多时候都是力图紧跟毛泽东的，说过不少错话，干过不少错事，也整过不少好人，对文革造成的灾难也应负有一定的责任。这些在书中都有独到的论述。
其次，书中大胆地揭示了文革中的大屠杀，通过对北京市及所属的大兴县、湖南道县、内蒙、云南、广西等地方的大屠杀，把文革的残酷性展示在人们面前。各地大屠杀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所造成的灾难后果，都有详尽的记述。
本书是一本优秀的著作，但它的某些方面也有可以修改或充实之处，本文谨提出以下问题与作者商榷——
①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板》。书中194页上写到：“毛泽东在8月5日的会上说：文件（指《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不指名地炮打司令部”。此处可能有误，因为8月7日全会才印发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显然毛泽东不可能在8月5日的会上谈论此事。
②书中的217页上说：1968年1月，遇罗克被北京公安局军管会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1970年3月惨遭杀害。此处写的过于简略，应予充实。遇罗克的《出身论》得罪了谁，是谁下令逮捕的，又是谁批准杀害的，应该有详尽的交代，因为这是文革中一件典型的案件。
③作者在书的后记（794页）中说：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人物，笔者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商讨的问题。任何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结论，但笔者是不赞同这种说法的。如果说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确曾有过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的话，但自从他在列宁暴力革命思想的指导下投入共产革命后，从井冈山时期开始，打、砸、抢、杀、不但杀地主, 杀地方官吏, 连自己人也杀，争权夺利，搞阴谋诡计，迫害人等等就开始了，而且贯彻始终。如果说他在推翻国民党政府，夺取政权上确实是显示出了他个人的非凡才能的话，而取得政权后他不但没有为中国人民办过什么好事，相反倒成了中国人民的一颗大灾星。文革及其之前的那一系列政治运动和大饥荒的事实就是最好的明证，他的“伟大”又表现在何处？
此外，本书的内容十分全面，但我觉得尚有几件事情是不应遗漏的，如能在书中补上一笔就更好了。
○1文革之初的1966年9月24日，北京外国语学院东欧语系德语专业四年级女学生王容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短信，一针见血地指出：“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群众运动，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并郑重声明自己从即日起退出共青团组织。她曾参加过天安门的“八一八”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大会，就是在这次红色海洋的集会上，林彪的讲话让她想到的却是希特勒的讲话录音，她说两者简直没有什么区别。从天安门广场回到学校，她强烈地感到“这个国家完了！这个世界太脏，不能再活下去”。她最终决定豁出去也要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她给中共中央，给共青团中央，给团校，给伟大的领袖写信，贴上邮票寄出去。然后买了敌敌畏喝下，她抱定了必死的决心。可等她醒来时，她已经躺在了公安医院，接着被送进监狱，关押了十年。1978年1月被判处无期徒刑，三年后被无罪释放。
为了那封信，她在狱中耗费了十三年的青春，一个十九岁的花季少女，出来时已经33岁，牢狱在她身上留下了永难磨灭的痕迹。她后来成了一个社会学专家，现在旅居德国。
她毕竟活下来了，看到了造神运动的陨灭。她不愧是中华民族的佼佼者。一个最早起来反对文革的巾帼英雄。
○2另一个挺身而出反对文革的上海青年刘文辉。1957年20岁时，他因给厂领导整风提意见被打成右派，一度曾想偷渡出境，被定为“现行反革命”。他是一个勤奋好学的人，读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读过鲁迅全集，对胡适的思想也不陌生。文革之初他就写大字报反对文革，写下了洋洋万言的《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直言不讳地指出：“文化大革命强奸民意，疯狂与荒唐的掀起红卫兵运动，宣扬穷兵黩武、高唱世界革命，控制报刊广播，操纵全国舆论，大整知识分子，焚书坑儒，推行愚民政策，比秦始皇更犹过人之处”。“工人不干活，农民不种田，学生不读书，教书者牛棚劳役，使神州大地百业俱毁；武斗伤民，抄家捕人，惨无人道”……他呼吁“民主主义者在抗暴斗争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他甘原做现代的谭嗣同、中国的普罗米修斯，愿意自己去撞枪口。他说“全让毛泽东一个人专制独裁，为所欲为，中国迟早会退到封建旧社会去！”“古今中外，反专制反独裁，必然有人以身许国，抛头颅，洒热血，唤起民众奋勇反抗，那末，今天就从我开始吧！”
正是这么一个大无畏的青年人，1966年11月26日被捕，1967年3月9日被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14年后的1981年才宣告无罪。
○3从海外归来的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洪恩也是一个反对文革的勇士。他认为“文革是暴虐，是浩劫，是灾难，我不愿在暴虐、浩劫、灾难之下苟且贪生”；“文革消灭了真诚、友谊、爱情、幸福、宁静、平安、希望，文革比秦始皇焚书坑儒有过之无不及，它几乎要想整遍大陆知识分子，几乎要斩断整个中华文化的生命链”。他说：“如果社会主义就是样残忍无比的模式，那么我宁做‘反革命’，宁做‘反社会主义分子’，不做专制独裁、一味希望个人迷信的毛泽东的‘顺民’！”一个如此优秀的文化人因反对文革而被枪杀了。
以上三个案例，都是文革之初的典型案件。在那个时代对文革不满的人当然还有很多，但敢于公开站出来大胆直言的恐怕是不多的。对这样的真正的造反派，历史是不应遗忘他们的，如能在书中记上一笔。一定会使本书增色不少。
人们学习历史，当然是为了通过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总结经验教训，以指导未来。就本书而言，既是一部文革史，向人们讲述当时的史实是主要的；但我觉得还有重要的一点是应该引导人们去思考，去反思。
文革是一场亿万群众参与的运动。假如没有众多民众的助桀为虐，毛泽东不可能搞得天下大乱。而这些人之所以如此疯狂地投身于这场革命，是因为他们喝了毛氏邪说制成的狼奶。这是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
就是一些上层的精英分子，如刘少奇、彭真等人，他们在文革中受迫害，是令人同情的；但他们过去紧跟毛泽东，特别在当年延安整风和后来的反右运动中，他们也曾经是整人的能手；还有一些受过整的人，一旦被解放平反，他们竟会高喊“毛主席万岁”。也是一些可怜的人。像王光美那样，文革中几乎被整死，一旦活出来了，还要“做毛主席的好学生”。这实在是令人深思的。
书中记述了一系列的历史事件后，应该指出我们民族中存在不足的一面，应该引导人们去反思这些不足，反思历史，这是历史学家们应有的责任。只有这样做了，才能提高这个民族的整体素质，促进社会的和谐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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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五七干校——并不遥远的历史
陈 虹
那天，系里的一位博士生问我：“什么是‘五七干校’？”我惊愕了，难道这段历史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吗？——它才仅仅过去了四十年！
准确地说，那是1968年的10月5日，《人民日报》于头版发表了一篇文章：《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柳河在哪里？没有人知道。但人们知道的是，这篇文章中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高指示”：“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于是乎，就从这天开始，上自中央各部委，下至县级各机关，数百万计的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放弃了原有的工作和专业，集中到了这个以“五七指示”为方向的干部学校里进行“重新学习”。有人做过统计，当年仅中央和国务院一级的机关，就在河南、湖北、江西、宁夏等地创办了106所这样的干校。
我打电话给北京的严欣久（严文井之女）：“有空吗？一起去咸宁看看，那里可有咱们父辈留下的足迹……”湖北省咸宁县是文化部五七干校的所在地，当年共有6000余名文化工作者被集中到了这片易名为“向阳湖”的荒湖野滩上，进行“重新学习”和“深刻改造”。在他们中间，甚至包括谢冰心、沈从文、冯雪峰、周巍峙、臧克家、萧乾、张光年、郭小川、陈翰伯、王子野、吴仲超、周汝昌、王世襄等一大批“国宝”级的人物。
我不能不去——为了上一辈人的过去，为了下一辈人的未来，历史的重任似乎落在了我们这一辈人的身上。那天正值酷暑，当地气温高达40ºC，我们一行三人于武汉会合后，便结伴上路了——博士生带着轻便录相机，严欣久带着数码照相机，我则带上了父亲陈白尘留下的《牛棚日记》。
1
感谢湖北省政府，颇有历史眼光的他们竟将当年文化部五七干校的遗址列为了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长蒋祝平说了，目的无他，就是为了“铭记历史，弘扬文化”。
当年位于“452高地”的校部那一幢幢红砖平房，如今被两扇大铁门圈了起来，门口挂着一块牌子：向阳湖文化名人旧址。院内静悄悄的，没有一丝人迹，但四处却打扫得干干净净。行至五六十米远，是一排面对大门的平房，左首的两间辟为了一个展览室，面积不大，陈列着一些当年的照片和实物，还有这样两行文字：“原始的工具原始地品味着苦辣人生，历史的筹码历史地掂量着沉重记忆。”
我没有下放过干校，和欣久一样，文革爆发时都还是高中生，我们要走的“五七道路”是上山下乡，是插队落户。然而不知怎的，当这段历史猛然间重新扑面而来时，竟一下子慌乱了起来，不知该怎样去“品味”，怎样去“掂量”了。博士生紧紧地跟在我的身后，并新奇地用录相机拍下一件又一件的展品——陈旧的锄头、扁担，破烂的衣物、炊具……整个展览室内阒寂无声，好像谁也不愿去惊醒这段沉睡的往事。年青人终于开口了，他小心翼翼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五七指示’的出发点应该说是正确的，但始料未及的是，竟被野心家和阴谋家利用了……”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回答他，心中反复思考的，却是欣久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当年文化部为什么要将干校选在这个地方？”
两千多年以前，这里属于著名的云梦泽的一部分，水天相连，人迹罕至；两千多年以后，这里属于长江的泄洪通道，湖滩片片，沼泽连连。1969年的秋天，文化部的直属机关——办公厅、政治部、电影局、艺术局、出版局、文物局、联络司、教育司、群文司，以及下属的中国作协、中国文联、故宫博物院、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北京图书馆、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众多的单位，被一股脑儿地驱赶到了这里。仅仅是为了围湖造田吗？仅仅是为了“重新学习”吗？答案似乎并不如此。据当年许许多多的资料表明：越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越是要将校址选在最为贫困、最为落后的地区，或是黄泛区，或是盐碱区，就连兔子也不到那儿去拉屎……其中，内务部等机关，更是跑到了血吸虫病严重流行的区域内，而他们的上级竟向“学员”们严密封锁了消息。国务院的直属机关选中的是宁夏自治区的平罗县，那里是戈壁荒滩，没有公路，没有人烟，每隔几十里便是一座监狱；犯人们被转移走了，“学员”们被赶了进来，四周是高墙，四角是碉堡，牢房里散落着手铐和脚镣，墙壁上书写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与这些干校相比，湖北咸宁的自然条件要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但是它的最大悲哀却在于：其本身属于文化部——文化大革命既然是大革文化的命，那么与文化有关的一切机构以及一切人，便只能首当其冲地成为革命的对象了！其实，早在动身之前，军代表的一番话已是一语中的了：“要明白，像你们这样的单位是要彻底砸烂的，你们到干校去是属于安置性质，从此就在那儿劳动、改造，不要再幻想回北京了！”黄宗英当年属于上海市作协，她的心情同样如此。她说：“作家这行当成了多余的了，成了社会的累赘。干校中的我们便只能理所当然地成为‘留守部队’！”……
就这样，这些文化人被一锅端地逐出了上层建筑，逐出了知识领地，甚至是不分老弱病残。上路的那天是中秋节，北京永定门火车站挤满了送行的老人和孩子。火车刚一开动，车上车下便哭成一片。著名舞蹈家盛婕也来送别自己的丈夫吴晓邦，她说：“车站上的气氛很紧张，很吓人。解放军站成一条封锁线，谁也不许靠近，就像是押送罪大恶极的犯人……”那天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副社长韦君宜，则是被送行者，她哭了没有，无人知道，但她却说了这样一句话：“没有了单位的人，就跟没有了妈的孩子差不多！”
如今，在展览室的墙上，悬挂的都是一些高举红旗大踏步行进在“五七道路”上的照片。我不清楚在他们的笑容背后是否含着泪水，但我知道从此以后他们的直接领导便更换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了。不可否认，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经过“大熔炉”锻造出来的军人，立场最为坚定，爱憎最为分明，由他们来占领上层建筑，这无疑是最让人放心不过的事情了——
这是一位军代表在五连（中国作家协会）大会上的训话：“你们这些‘臭老九’必须老老实实接受改造；否则打起仗来，先把你们‘突突’了！”这是一位负责人在十四连（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公开扬言：“我们一定要把文艺黑线的根子彻底挖出来，先吃肉再喝汤，最后啃骨头！” ……
就这样，当知识贬为粪土、文化贱如草芥之后，读书人终于尝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尝到了“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味道。
那天，就在这一幅幅的照片面前，我流下了眼泪。不为别的，只为当年他们的单纯与天真——进入干校之前，他们又有谁不是抱着美好与期待的心情在眺望着它。一位著名的画家甚至跑到商店里买来一支竹笛，想象着自己就要成为水墨画中那个骑在牛背上悠然自得的“牧童”了。父亲也在日记中留下了这样的记载：“唱名时有如考生听发榜，怦然心动。”
……那条大堤还在。这是首批来到这里的“学员”们为了围湖造田而修筑起来的，也是后来他们每天高举着红旗去上工的必经之路。当年尚属“壮小伙子”的崔道怡这样回忆道：“6500米的围湖堤坝，两个月便修筑起来了——数九寒天，我是光着脊梁、肩挑重担爬上陡坡的。1800亩的荒滩造田，赶在春耕前开垦了出来——沼泽地里，我是赤着双脚、踏碎冰凌拉犁奋进的。”据说，当年同样是年青力壮的阎纲实在熬不住了，他悄声问严文井和郭小川：“延安时期，你俩都在南泥湾开过荒，同今天的围湖造田相比，哪个更苦一些？”不料二人异口同声地回答道：“无法相比，干校的劳动要比南泥湾苦多了！”
年青人尚且不堪承受，老弱病残者就只能以生命为代价了——我在父亲的日记中找到这样的记载：“全日在大田挖渠。手足不灵，两次落水，极为狼狈。”“雷鸣风吼，冰雪交加，行及半途几不能支，以心脏压迫甚，作绞痛也。”……然而比他更惨的却比比皆是：孟超的脊椎摔断了，仍得拄着拐杖参加劳动；侯金镜患有严重的高血压，还得于月光下加班加点，挑水浇田，最后累死在菜园中……如此的折磨，就连当地的老百姓也看不下去了，他们纷纷站出来讲话：“我们种了一辈子的田，过了60岁也都不下地了。你们怎么能让那么一把年纪的人去干重活呢？几可怜哟！”
文革结束以后，记者曾去采访周巍峙，他这样说道：“干部参加劳动，益处是很多的，我们也并不厌恶劳动，重活脏活都愿意干，而且干起来非常认真。但是被当成了‘专政对象’，进行劳动改造，心里很不平！”——他一语道出了五七干校的“性质”！为了想方设法折磨这些“专政对象”们，当年在其他的干校中，也曾五花八门地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口号——位于河南淮阳的北京广播学院的干校中，拖拉机被闲置在一旁，硬让“学员”们用自己的身体去拉犁，目的是：“宁要革命化，不要机械化！”插秧时，他们又提出了这样的口号：“五十米不抬头，一百米不直腰！”为了防止“磨洋工”，田头上竟连简易厕所也不修造，不论男女一律在水田里自行解决。
……那片操场还在。这是当年批斗“反动分子”的会场，经常是彩旗招展，口号震天。展览室内，一张发黄的照片证实了这一切——台下，人们高举着胳膊呼喊口号；台上，被斗者深深地垂着头一言不发……这个人是谁？看不清他的脸。其实又何必去辨认呢？——这就是真实的历史！五七干校的历史！我的心头一阵发酸，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我想起了父亲，想起了他在日记中留下的文字：“……全身沸腾，几欲发狂，却又不得不镇静自己，不露声色。”身为“牛鬼蛇神”的他，欲哭无泪，欲诉无门，只能于夜深人静之时一个人于大堤上狂奔；他对着四周呼喊，但四周却是一片沼泽，连一声回音也没有……
后来读到许觉民的文章，才知道饱尝这种生不如死滋味的人，并非父亲一个。他写道：“我不了解过去法国第三等级的人过的是什么日子，我想我不会比他们再差了，我是一个十足的贱民！”那年，萧乾的一家也被驱逐到了这里，他的妻子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天，家中的小猫失踪了，等到找回来时两条腿都被人打断。同病相怜的萧乾叹了一口气：“与其看着你活活受罪，不如给你一个‘安乐死’吧！”他碾碎了几粒安眠药，和在了牛奶里……
不曾想，这样的一种折磨，很快又扩大到了年青一代的身上，一场深挖“五一六分子”的运动于干校中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其声势之大，可谓人人过关；其刑法之酷，可谓惨绝人寰——用烟头烫，用皮鞋踢，搞“车轮战”，使“熬鹰法”……阎纲曾这样描述他被带进审讯室时的心情：“周身的热血直冲脑门：‘这不是进了《红岩》里的中美合作所吗？’”再到后来，就连老牌的“黑帮分子”们也无不暗自“庆幸”了：“其刑法，只要用其一端，我命休矣！”
仅仅几年的工夫，这所美其名曰“向阳湖”的文化部五七干校，终于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此间被折磨致死、折磨致残的一共有多少人，已经无法统计清了。韦君宜写过一篇文章《抹不掉的记忆》，记载了仅仅发生在她身边的十个“无罪者”的故事。她凄楚地写道：“当初我们是一起被赶下来的，如今却不能一起走了……”
还需要怎样去评述它呢？——萧乾说了：“建立干校的目的，就是要一个不剩地把知识分子从上层建筑中赶出去，以确保那一帮人的江山永不变色。”阎纲说了：“应该面对事实，把五七干校如实地看作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整治国家干部（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管制所。”牧惠更是发出了这样的呼吁：“‘文革博物馆’就从这里开始！”
2
从校部出来，我们一行前往当年的集体宿舍参观。在路上大家讨论起了这样一个问题——“五七干校能否称为‘流放地’和‘集中营’？”持肯定意见的人认为：原本代表先进文化的知识分子，在这里却变成了“军事管制”的对象，不是“集中营”又是什么？持否定意见的人则认为：他们毕竟还带有工资，还有一定的人身自由……
我向陪同参观的人们讲起了父亲的一个故事：那是1970年的初冬，刚刚搬进新落成的宿舍还不到三个月的他，被派往湖中的大田看守菜园子。也就是说，此时的他必须离开自己的住处，离开原本的集体，独自一人搬进那个杳无人烟的荒滩里，搬进那个孤伶伶的草棚中。他这样描写自己的“新家”：“……不过是以油毛毡盖顶、以芦席围墙、不到10平方米的一个工棚而已。虽有门框，却无门扇。至于屋顶，西北风一刮，大有被随时掀走之势。”然而，此时的他不仅没有丝毫的沮丧，反而是满心的高兴。他说了，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能够“离群索居”，能够彻底脱离那个令他窒息的“集中营”。
欣久也讲了一个有关她父亲的故事：当年她在内蒙插队，曾经写过很多封信，希望能来咸宁看一看自己的爸爸。不料一贯慈祥的父亲却坚决表示反对，理由是：“周围有那么多双眼睛在盯着我，到时即便想给自己的女儿改善一下伙食，也是不可能的。他们会寻找事端，会不由分说地批评我：‘你又想搞什么阴谋？’”
……望着博士生那一脸的茫然，我真想告诉他，这两个故事正是对这种“集中营”式的管理制度的一个最好的注脚。从表面上看，它虽然不同于俄国流放“政治犯”的西伯利亚，也不同于法西斯关押犹太人的“奥斯威辛集中营”；但是从实质而言，二者又有什么区别呢？——不知是为了显示“钢铁长城”的威力，还是为了更方便地管制这群早已成为“专政对象”的文化人，那支先后由北京军区和湖北省军区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竟于整个干校中实行了军队的建制——“学员”们按照原先的单位和系统，被强制分成5个大队、26个连队；连的下面是排，排的下面是班。
至于管理，同样是“准军事化”，一切均以军队的纪律严格要求之——白天，在连长、排长以及班长的带领下进行劳动；晚上，则以班排为单位继续开展“斗批改”。不仅平时根本不准请假，就连每周一天的休息制度也被彻底取消了。更有甚者的是，哪怕深更半夜，也要时不时地被哨声唤起，强行“拉练”。年届六旬的萧乾不堪其苦，他说：“我最怕月亮，尤其怕月圆，因为军宣队半夜里会吹哨‘拉练’。我只敢和衣而眠，梦中还得竖起耳朵听着随时可能吹响的哨子……”一次，冯雪峰在翻越一座土岗时跌倒了，萧乾急忙上去搀扶，但是这位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干部却上气不接下气地推开他：“别管我，快跑，跟上队伍，不然要挨批评的！”
后来，读了别的干校的材料，才知道这种制度并非是咸宁干校的“专利”。在位于河北的中央直属艺术院团的干校中，甚至出现过这样的笑话：看露天电影时，所有的人也必须整队，带着小板凳，以班为单位排成一溜，班长坐在最后边。哪个人要上厕所了，只能一个一个地往后传，向班长请示报告；而班长的答复，同样是一个一个地往前传，或是“快去快回”，或是“再憋一会”。
很可能也是为了这一同样的原因吧，在“准军事化”的干校中，原有的家庭结构竟然也被强行拆散了——当初有些“学员”是将整个家搬下来的：或是因为夫妻双方均在一个单位里，或是因为夫妻二人不愿长期分离。然而进得干校后才得知：这里只有男人和女人的区别——不管你是夫妻，还是其他什么关系，一律按照性别的不同，住进男生宿舍或女生宿舍里。
我不敢拿太平天国时期的“男营”、“女营”作比较。干校这种做法，时间一长，问题便接二连三地出现了：青年人要解决“性”的问题，老年人要解决生活问题。至于前者，尚可想出种种办法，甚至去“野合”；后者，便只能是“好自为之”了。——沈从文初下干校时已近耄耋，却无法与隶属于另一个大队的夫人生活在一起，他在家书中凄凉地写道：“……目前的困难，总还是能克服。至于病，有个亲人在一处，自然好得多。但如果已近于无可奈何，那也就一切听之，接受现实了。万一忽然完事，也极其自然，不足惊奇，到时让大弟或小弟同来收拾一下残局即可。”身患重病的侯金镜，同样不能与同在一个连队的妻子团聚，直到咽气，身边也没有一个亲人。等到妻子赶来时，看到的只剩下这样一幕了：“一张苇席卷起他的躯体，再用三根草绳分段捆起三道箍，像扔木头一样，往卡车上一扔，就开走了……”至于那些随同父母一齐下放的孩子们——从学龄前的儿童到十几岁的少年，则一律被集中到了数十里外的幼儿园、小学和中学里，两个星期才能探望一次。涂莹跟随父母来到干校时只有6岁，她回忆道：“……送我坐班车去学校的日子到了，我独自逃到山后的林子中间，失魂落魄地奔跑。我不害怕草丛中的各种虫子甚至毒蛇，但我害怕去学校！”
……欣久一路上手持相机拍个不停：甘棠镇、鲁家湾、红旗桥、五七道……结果还没到达目的地，电池便消耗尽了，相机彻底“罢”了“工”。我笑着批评她道：“不能省着点嘛？”她却赌气似地看了我一眼：“你说，哪处地方可以‘省’掉？……”我哑然了。是啊，面对着这片曾经上演过无数悲剧的土地，又有哪一处不该去记录、不该去探寻呢？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跋涉，我们终于来到了“王六嘴”。这是一个小小的山岗，当年十四连（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宿营地就建在这里。如今那一排排的红砖平房依然静静地矗立在那里，但是其所有权已经转让给了向阳湖奶牛良种场，成为职工们的家属宿舍了。
一位四十多岁的房主人，热情地将我们让进了屋子里。我仔细地打量了一下，这是一个个用土坯隔出来的房间，既低矮又窄小，面积最多不超过十平方米。根据记载，当年每间房间都被塞进了三到四个人，真不知道他们是怎样蜷缩在一起的？——父亲在日记中这样写道：“空间全都占满了，我的行李只好悬之壁上，床前之狭只可容膝……”房主人始终在前前后后地奔跑着，却又一脸的茫然，虽说“×××旧居”的木牌在他家的门框上已经挂了多年，但他根本就不知道曾经发生在这里的一切。然而，我已经很满足了：那门、那窗、那墙、那顶……毕竟都还是历史，它们曾默默地见证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我的心很沉很沉，不知怎的，突然想起了庄子的一句话：“室无空虚，则妇姑勃谿。”难道生存空间的狭小最终将一定导致出精神空间的狭小吗？可他们毕竟都是文化人而非封建家庭中的“妇姑”啊！
我不能不再一次地细细打量这排平房。当年在它里边，没有孩子的欢笑，没有家庭的温馨，取代它们的是一个个因为“军管”的需要而重新组合的“人群”。其中的成员，按照当年顾学颉的说法，一共分成了四类人物、四种等级：头等的，是上级派来的军宣队；二等的，是革命造反派；三等的，为一般的革命群众；四等的，则是被批被斗的“牛鬼蛇神”……于是乎，当这四种不同阶层的人被强行“集中”到了同一个屋檐下时，彼此间的“勃谿”则是不言而喻了！——十四连就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食堂里宰杀鸭子，有人“义正辞严”地提出意见，鸭肉分给革命群众，审查对象只配吃鸭头和鸭屁股！
记得当初读到这段“故事”时曾潸然泪下，却又不明白人性究竟是怎样被扭曲了的，怎样被异化了的。难道就是在这座“集中营”里吗？就是在这种“室无空虚”的环境中吗？——
身为第一等级的军代表们，权力意识在不断膨胀，傲慢情绪在不断增长——大言不惭地将自己比作“文革前的刘白羽”者有之，有恃无恐地猥亵女青年者也有之；明目张胆地窃取公共财物者有之，居高临下地向被管制对象索取供奉者更有之……
身为其他等级的人们，为了“立功赎罪”，也开始钻营与投机了起来——有人总结出了看“牛”的经验，并堂而皇之地刊登在墙报上；有人则以“告密”而邀宠，以“卖友”而求荣：某某某于私下里偷吃营养品，谁谁谁于背地里大骂校领导……
当年同样当过“学员”的火星教授，曾在他的《残破的世界》一书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文化大革命不仅是一场‘造神运动’和‘造鬼运动’，同时也是一场‘造奴运动’！……没有‘奴’，‘神’是虚空的；没有‘奴’，百分之五的‘鬼’也无由抓出。”——我不能不佩服他的一针见血，他的入木三分：他揭示出的正是五七干校的罪恶之所在！正是“集中营”的罪恶之所在！
——这就是父亲为什么宁愿一个人睡在荒湖野滩上的原因，这也是欣久的爸爸为什么坚决不同意女儿来看望他的理由。人是需要关爱，需要温暖的，尤其是在那个畸型的年代里和畸型的环境中。然而，在干校的这片“土壤”上又能产生出什么样的人际关系呢？——王子野身染“出血热”，危在旦夕，连长却发话了：“死了活该！这种人死了就像死一条狗，有什么了不起！”金灿然被斗得神经失常，有人却幸灾乐祸地说：“这个老呆虫，除了能抬抬粪，废物一个！”李季递了一支香烟给仍在受中央专案组审查的陈白尘，便被扣上了“敌我不分”的罪名；陈早春为深受虐待的老作家说了几句公道话，即被当成严重的“政治事件”，喝令道：“给他点颜色看看！”……
当然，这样的一种人际关系并非始于五七干校，但干校的这种形式却无疑助长了人们之间的冷漠与无情。牛汉曾经写过这样一首诗：“那些年 / 我没有记过一天日记 / 没有邮过一封信 / 没有被人握过手 / 没有叩过谁家的门……”那天，当欣久面对电视台的记者重新朗读起这首诗时，我的心在暗暗流泪，我品味出了潜藏在其中的内涵。
3
参观结束后的第二天，当地的最高学府——咸宁学院邀请我们参加了一个座谈会，主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当年作为上山下乡的两支重要大军，为什么到后来“知青文学”收获颇丰，而“干校文学”却始终没有形成气候？
问得好！这让我想起了又一个话题——它是随着“向阳湖文化名人旧址”的开发而被提出来的——即什么是“干校文化”？五七干校有无自己的“文化”？虽说它并不是前面那个问题的答案，但它却与前一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记得早在1998年，一个名叫摩罗的年青学者就这样评价过文革中的知识分子：“他们一群群地被赶进了一个名叫干校的地方——那实际上就是政治集中营，接受人民的改造。在漫长而又残酷的迫害中，只有极少数人为了捍卫尊严而以身相抗，其他人则一律为了求得生存而放弃了知识分子的立场。也就是说，他们不但没有行使知识分子创造职能的条件，而且内心也已没有了一丝知识分子的意识。他们已经像他们以前所要改造的愚民一样，没有了自我、没有了个性。这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全军覆没，这个覆没产生了近代以来最为黑暗的历史废墟！”
我不知道这样的分析是否可以作为问题的答案。如果说“是”，那么这群知识分子便真的无可救药了；如果说“不是”，那么当年的他们又为何要争先恐后地跑到干校中来呢？固然，有人是为了“战天斗地”，有人是为了“脱胎换骨”，有人是为了“政治避难”，有人是为了“顺从大溜”……但不庸置疑的是，在最初的阶段里，确实没有一个人去怀疑过它，去反对过它。就这样，五七干校终于成为了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究竟是知识分子文化上的愚昧成全了疯狂的文化大革命呢？还是疯狂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了知识分子文化上的愚昧？
我想寻找真正的答案——这也是我约欣久等人前往咸宁的又一个目的：难道在这群知识分子中间，就真的没有一个清醒者？就真的没有一个人能让自己的个体人格与耻辱意识重新苏醒过来？
那天，我们应当地“向阳湖文化研究会”会长李城外的邀请，走进了他的书房。小伙子年纪不大，刚刚四十出头，但他书房中的一切却让我们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一排排的书柜直抵天花板，里面摆放的都是他自1995年以来的研究成果——一边是采访时的录音磁带和录相光盘，满满当当；一边是搜集来的历史照片和文字资料，挤挤挨挨；写字台上堆放着他亲自撰写和主编的丛书，一摞又一摞……整整十二年，他马不停蹄地奔波着，不仅采访了上百位曾经流放于向阳湖的文化名人，而且还为他们一一建立了“个人档案库”。于是乎，借助着他的辛劳，我终于走进了这段历史的深处，走进了这群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
当年那批“矢志不渝的虔诚者”们，正在渐渐地产生动摇。——张光年即是一个代表人物。这位“老革命”在初下干校时发出过这样的誓言：“迎接困难，战胜困难！不叫苦，不叫累，不叫病。”然而他的这片赤诚，不仅没能帮他解决“历史问题”，就连“现实表现”亦屡屡遭到否定。他悲怨了，愤怒了，终于拿起笔来给周总理写了一封永远也发不出的信。张光年的反抗完全是“张光年式”的，他说：“反复温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竟发现许多过去实际上并未读懂的地方，特别是同当前怪现象怪言论颇有针对性的地方，不禁拍案叫绝！于是深夜自省：哪些是真经，十分宝贵；哪些是臆断，值得怀疑。”作为知识分子存在标志的独立思考与批判精神，又重新回到了他的身上。
当年那批“惨遭蹂躏的哀怨者”们，正在悄悄地坚忍起来。——以萧乾等人为例，曾经的历史“污点”竟让他们天真地把干校当成了“避难所”。然而残酷的现实很快便击碎了这一美梦，他们开始转变了自己的人生态度。“胡风分子”牛汉写下了这样一首诗：“我看见过半棵树 / 在一个荒凉的山岳上 / 像一个人，为了避开迎面的风暴 / 侧着身子挺立着 / 它是被二月的一次雷电 / 从树尖到树根，齐楂楂劈掉了半边 / 春天来到的时候 / 半棵树仍直直地挺立着 / 长满了青青的枝叶 / 半棵树 / 还是一整棵树那样高 / 还是一整棵树那样伟岸 / 人们说，雷电还要来劈它 / 因为它还是那么直那么高 / 雷电从远远的天边就望到了它。”读着这样的诗句，已经分辨不清谁是树、谁是那不屈的灵魂了。
当年那批“宁折不弯的抗争者”们，则更加顽强地斗争下去。——郭小川算是一个，他大胆地向干校领导提出质问：“为什么不考虑我们这些人还能创作，还应当创作？为什么不给我们一点点创作的自由？”人们这样描写他：“……在队伍里昂头走着，像农民一样赤着上身，手拿着镰刀，边走边使劲唱着歌。”侯金镜也算是一个，他厉声痛骂林彪是“政治小丑”；他更宣称：“如果国内出现马列主义小组，我一定参加!”为此他被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直到瘐死于干校之中。
……读着眼前这一页页血写的文字，望着窗外那一片片曾经的湖滩，不知怎的，我忽然想起了与父亲的一段对话——
“干校期间，你想到过死吗？”我问他。
“没有。”他坚定地摇了摇头，“死要‘死得其所’——这里不是我死的地方！”
我明白了，这就是他们的“底线”，一个大写的人不愿倒下去的“底线”！
1997年，语言学家陈原重访咸宁干校，并为这片土地题写了这样一句话：“六千人的汗水、泪水、苦恼和忧虑，还有一点希望，汇成了向阳湖。”
五七干校终于成为了他们心态史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驿站”，一个知识分子开始恢复其独立思考的重要“驿站”。没有这样的“一点希望”，他们便会颓然倒下；有了这样的“一点希望”，他们便会“死得其所”！
那么，这一切又是否能够称为“干校文化”呢？——有人将它总结为：“身处逆境，忍辱负重的风骨；乐天知命，战天斗地的精神。”但我更愿意挖掘出它的精髓——令文化人安身立命的精髓，令知识分子傲然挺立的精髓：
体弱多病的臧克家，被逼着像年青人一样下田劳动，但他却将这一“惩罚”化作了美丽的图画和优美的乐章：“块块荒田水和泥，深耕细作走东西。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他在劳动中净化了自己的心灵。
司徒慧敏的任务是看守菜园子，但他却撰写出了《蔬菜栽培笔记》和《蔬菜病虫害防治》等“科研专著”。为了研究西红柿的生长规律，他更是冒着酷暑连日进行观察。——他在苦难中实现了自我的价值。
“黑帮分子”严文井，于夜深人静之时偷偷送给被斗得又饥又乏的“五一六”一块香喷喷的桃酥；“走资派”周巍峙，则于暗地里向其他挨斗者教唱《大刀进行曲》。——他们在蛮荒中展示出美好的人性。
冯雪峰于油灯下向年青人讲述自己当年写诗的情景；陈羽纶将世界名著伪装起来，躲在蚊帐中研读；陈白尘则在日记中，用各种符号及“缩写”记录下那个荒谬的时代！——他们在混沌中坚守着文化的阵地。
……我却又不能不回到当初的问题上来——为什么文革结束以后，他们很少去创作“干校文学”呢？那天在座谈会上，有人分析说，这是因为他们不同于上山下乡的“知青”，他们都有着原本属于自己的工作，一旦获得解放，便迫不及待地要重新投入久违的专业，重新完成久置的计划。李城外发言了，他缓缓地讲述起这样一个故事：“那年，我去北京采访严文井，不曾想刚刚接通电话，就吃了一个闭门羹——他一口回绝道：‘如果你们实在要写，就说有一个姓严的到过向阳湖，这便足矣！’……”有过切身体会的他，思考要比别人更“现实”一些。
他们不愿回顾这段历史，不愿触动这个“伤疤”。这究竟为了什么？作为他们的子女，我和欣久深深懂得他们的心思，深深理解他们的无奈——他们需要时间，需要时间去对自己以往的思想进行沉痛的反思，去对自己以往的行为进行认真的忏悔，去对那场已经垂下帷幕的历史进行全面的总结……
“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这是聂绀弩曾经说过的话。更何况，要想创作出真正的“干校文学”，更非一件容易的事情，没有灵魂上的严肃拷问，没有理论上的深刻反省，是根本无法落笔的。——臧克家失败了，他败就败在太急躁，太匆忙了。他迫不及待地拿出诗集《忆向阳》，又迫不及待地总结出干校给予他的“收获”。有人说这是一种“精神上的超越”，有人说这是一种“虚假的献媚”，不管如何评价，作为一名具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这样的思索实在是太浅太浅了……
那天，是欣久打破了这个沉寂，她发言了，但声音很低很低：“我想，如果我们的父辈们能够活到今天，他们一定会创作出真正的‘干校文学’来的！”她还转述了她爸爸留下的一句话：“真正的人正在多起来，他们有眼泪，却不为自己哭……”是的，当他们终于经过了“沉痛的反思”、“认真的忏悔”和“全面的总结”之后，当他们终于成为了“真正的人”之后，却又无法抗拒大自然的规律，而一步步迈向了暮年，又一个个相继离开了人世。——是遗憾？是悲哀？它终于造成了文学领域中无以挽回的损失，终于形成了文学园地中无以更改的“空白”！
……那天，校园里非常安静，学生们正在进行期末考试。从校长的介绍中得知，咸宁学院的发展正在蒸蒸日上——校园的面积达到1800余亩，师生的人数也已超过2万。但更加引起我注意的，却是中文系的教学计划——他们将挖掘干校历史，列入了必修课程。这是一位学生考察归来后写下的诗句：“这里并不是一方沃土，却屹立着一块无字的丰碑。……六千个名字啊，诉说着六千种不幸。苦难谱就的曲调，辛酸酿成的醇酒，在向阳湖畔，铸成了一座文化的丰碑。”系主任单长江教授向我们这样介绍道：“我们的学生是幸运的，因为在他们的身边有向阳湖。向阳湖使他们较早地熟悉了干校的历史，向阳湖使他们更深地领略了文人的风骨。因此，他们会比同龄人多一份成熟和自信，多一份坚忍与练达。”
我的心中流淌出了一股暖流，鼻子也禁不住阵阵发酸——这是遗憾后的收获，这是悲伤后的欣慰。我不知道应该怎样来总结这次的咸宁之行。我们返程那天，我对着向阳湖，对着向阳湖畔的土地和向阳湖畔的人们，深深鞠了一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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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军报“一•一三事件”亲历记》订正
余汝信
王年一先生是笔者十分敬重的前辈。惟读最近新发现的其《军报“一•一三事件”亲历记》（以下简称《亲历记》），发觉该文多处与史实并不相符。抱着不为尊者讳的求实态度，订正如下：
1、《亲历记》：“1967年1月13日，《解放军报》社爆发了夺权事件”。
客观、准确地说，肖力等人写这么一张大字报，只能算是一次革命造反行动而不是夺权事件。大字报通篇也没有“夺权”二字。
2、《亲历记》：“报社大约有一半人知道肖力是何人。后来我从报刊上得知，她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不久，先在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工作了一段日子，接王力的班，当办事组组长，又来到军报，在接待来访群众的一个部门做接待来访的工作”。
据当时也是《解放军报》中人的洪炉回忆，肖力是从北大直接参军到《解放军报》的，先在中央文革小组当办事组组长是王年一的误记。洪炉后来以卢弘之名著书称：“‘红色公主’李讷即‘肖力’，是1966年10月和11月间到军报‘上班’的。她一到就在‘快报组’工作，每天和几位老记者还有那位专门陪她的女同志，一起外出搜集调查各地各单位的‘文革’情况，并未直接参加军报内部的活动和运动，因此编辑部的人大都不认识她，见到她也不知其真实身份”。（卢弘《军报内部消息》，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1月第一版149页）
3、《亲历记》：“1967年1月13日，各大报均公布了军委新文革小组的名单，其中确有和谷岩”。
军委发出改组全军文革小组的通知，是在1967年1月11日，见报是1月12日。
4、《亲历记》：“《快报》是中央文革的报纸，……只发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成员”。
既然只发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成员，《快报》就不是报纸而是一份密级最高的内部简报。
5、《亲历记》：“和谷岩报告了胡痴（当时任军报总编辑，毛主席已任命他为新华通讯社社长，……）”。
胡痴军衔仅为大校，资历不足，两项均为代理职务。据《解放军报》组织史资料，军报的总编辑原为华楠，1966年中华被打倒后，胡痴任代理总编辑。1967年1月，陈伯达、王力到新华社宣布，胡痴任新华社代理社长。
6、《亲历记》：“第二天或第三天，报社成立了‘总编小组’，……我只知道肖力当了‘总编小组’组长，实际上就是总编辑”。
肖力任军报临时总编辑小组组长并不是在1967年1月间而是在8月。
据洪炉回忆，“一•一三事件”后军报成立临时党委会，原军报副总编辑、张春桥的弟弟张秋桥任临时党委副书记，暂时主持报社内的日常工作，肖力为临时党委会成员。1967年4月，曾在军报和总政工作过的中央马列研究院副院长赵易亚（院长陈伯达兼）调回军报任总编辑、临时党委书记。
据《解放军报》组织史资料，赵易亚于1967年8月又被打倒后，肖力方任军报临时总编辑小组组长。
7、《亲历记》：“1月20日左右，军报又发生军内院校造反派冲击报社，要夺报社大权的事件。……晚上，徐向前元帅（军委文革小组组长）和戚本禹来报社，老帅坐在正中，戚本禹讲话，批评了‘造反’行动”。
据洪炉回忆，1月20日晚到军报平息事件的是关锋，在洪炉的回忆录中，徐向前当晚没有出现。洪炉的回忆是准确的，毕竟毛泽东、林彪本来就是让关锋而非戚本禹过问军报事（主要负责军报的社论、评论）。
8、《亲历记》：“不几天，林彪发出一信，大意是：军报的问题由报社内部的人自己解决，军报不许外面的人夺权”。
经毛泽东审阅后同意的林彪这封信，写于肖力等贴出大字报后的第四天即1月17日，而非王年一所说的“1月20日左右”后的“不几天”。林彪信的主旨是对肖力等人的行动表示坚决支持（他岂能不支持？）。林彪的信未见官方正式发表过，群众组织出版物中有多种版本，惟各个版本中均无“夺权”的字眼。其中一个版本全文如下：
同志们：
解放军报社由肖力等八位同志组成的革命造反突击队，在解放军报社内部点起了革命的火焰。你们贯彻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你们的行动好得很！坚决支持你们！
解放军报非常需要革命，只有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报纸才能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乱”不要紧，“乱”然后才能“治”。
为了照顾解放军的威信，照顾国际影响，解放军报的问题要采取“内批外帮”的方针解决。在报社内部，革命烈火烧得越旺越好。但在形式上不能采取像《文汇报》、《解放日报》的做法，不能在解放军报发表像革命造反宣言，告全军书之类的东西，以胡痴为首的小集团这样做，完全是个阴谋，必须给以彻底的揭露。对胡痴等人必须彻底揭露，彻底批判。
报纸的社论、评论，责成总政肖华同志和关锋同志负责。重要社论，评论送中央文革小组和全军文革小组审阅。
解放军报是保护单位之一，你们要耐心劝说学生和其他机关干部，不要到办公大楼上去。你们可以在办公大楼外边设立接待站，接待来访的学生和干部。听取他们的意见和批评，欢迎他们送大字报，劝说他们不要到解放军报社揪人，要相信报社同志自己可以把革命搞好。
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林 彪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
（原载武汉体育学院革命委员会、武汉红代会《新体院》编辑部翻印《林彪同志著作选读》，1968年，武昌，2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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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之石】
关于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的斗争
——《坚持特权》第五章 (下)
Joel Andreas（安舟）
Hsu- Yong 译 H•L- Hsu & L•L-Huang初校
大学温和派：维护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
1966年末老红卫兵的垮台，为一个新的维护现状的“温和派”联盟的出现创造了条件。与“血统论”者相比，温和派有更广泛的社会基础。高干子弟领导的老红卫兵，保护政治的等级制度，保护党的权威以及工作组和老革命干部，但是他们没有维护清华大学党组织，因为他们担心与蒋南翔的“黒帮”和教育机构联盟会腐蚀自己。老红卫兵谴责那些被他们怀疑为支持旧行政机构的人为“保皇派”，因此疏远了许多清华党员和共青团员，特别是知识分子出身的人，而这些人在党、团两个组织中占大多数。1967年春天有了温和派，相比之下，他们保护被斗的清华大学当权派。这意味着学校党和共青团组织的非正式的复兴，体现了政治和文化资本的合作。
1966年12月，“八八派”联盟的各战斗队的所有成员，并入激进的“井冈山”组织。但许多“八八派”前任头头，对“井冈山”头头蒯大富及其他领导成员的绝对领导地位和极端政策感到不满，特别是对他们不断恶毒攻击大学和国家领导人更为不满。1967年春，“八八派”与蒯决裂，组织了一个敌对的“温和派”组织。1967年3月，党中央最具权威刊物《红旗》杂志刊登的一篇要求恢复大多数干部职位的评论引起了一场激烈的辩论，而这场辩论导致了他们的最终分裂。1 “井冈山”的领导成员张贴大字报批评《红旗》杂志的文章，进一步强调他们反对给干部恢复职位的激进立场。“八八派”的创始者柯明（KE MING），认为接下来的校园争论是决定派系斗争未来的关键时刻。他说：“我相信造反派是从这个时候才开始发展他们的独立的想法的。以前每个人都只想成为革命者，但实际上他们没有自己的观点。这次事件（‘井冈山’张贴的辩论文章）之后，人们开始思考文革到底是什么。核心问题是，第一，清华究竟是在资产阶级控制下还是被无产阶级专政所控制？第二，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还是坏的？是否应当打倒他们？”2
1967年4月14日，柯明和有共同观点的学生在校园组织群众会议，要求“井冈山”恢复大学干部的职位。参与者不仅包括“八八派”前领导（他们在1966年夏天反对过中央的工作组）、还有“八八派”原来的红卫兵反对者（他们支持工作组）。会议发起了一个新的组织，即众所周知的“4•14”派，它很快发展到能和“井冈山”组织抗衡。3
他们在“4•14”的旗帜下整合，反对“井冈山”派对“旧清华”领导集团和政策的全面否定。他们认为，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中，可能犯过错误，但是主要路线总是正确的。4 “4•14” 头头要学生“勇敢保护、热情帮助、大胆使用”曾经犯过错误的干部。他们的宣言刊登在自己报纸首页的评论上，“这些干部他们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他们有能力领导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有能力管理和进行学术活动”，“我们必须有无产阶级革命的勇气来保护他们”。他们还认为，应当允许以前的上层干部加入这场运动，实际上他们应该成为文革的骨干。除了个别例外，哪怕是原来打倒为走资派的高层领导只要他们愿意改变，都可以恢复名誉。“我们应当把他们从床下拉出来，给他们工作，让他们弥补错误。”5 他们认为，以前的领导们比起激进学生更会管理大学，后者只知道如何大叫把事情搞乱。
“4•14”派领导朱雍德（音译），指出尽管他和他的同志们对蒋南翔怀着肯定态度，但是这个时期造反派气势嚣张，他们不得不批评蒋南翔和其他高层领导。不过，通常他们保护干部，要求“解放”他们，即要他们回到工作岗位。“你不能太温和——如果你这样，人们就叫你‘保守派’”，他回忆道，“当时，我们批评蒋南翔和刘少奇，但我们支持剩下的绝大多数干部……我们有自己的观点，但我们只能说那些规定可以公开说的，因此沈如槐（“4•14”派的最高领导）提出解放干部从较低层次的干部开始实施的想法。”6
“4•14”造反派的报纸也谴责过去17年里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但他们对老清华的保护明确地传递了另一个内在的信息。“4•14”积极分子谈道：“我们不敢说旧教育系统是好的，但我们认为其中有些部分是好的，你应当改革另一部分，不应当把一切都推翻；旧知识分子和干部都可以发挥他们的作用……因此我们要保护干部，老师和知识分子。”7“4•14”派的领导不认为1949年后培养的知识分子是“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8 最后，一位“4•14”派积极分子向我解释，被“井冈山”诋毁为“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老师和干部是被无产阶级教育出来的。9
“4•14”派领导反驳“井冈山”的观点，并不认为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特权阶层。他们认为，1949以来“阶级关系一直保持稳定”。因此，“党内走资派”的危险，不是因为他们代表了一个新的特权阶层，而是因为他们代表1949年被推翻的旧剥削阶级。“4•14”领导指责“井冈山”的“极左派”所认为的“新特权阶层”、“一个阶级压倒另一个阶级”，这只能是为旧剥削阶级大开后门，让他们重新掌权。10 “4•14”派再次张贴大字报，写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只是一小撮人……我们的目标是加强党的领导，而不是削弱它。关于‘彻底改革无产阶级专政’，完全反对过去一切，完全推翻过去一切，以及在文革后从头开始‘重新组建党’的种种理论，统统是错误的。”11
斗争的关键问题是如何选择以前的干部，恢复他们的名誉，让他们进入新的行政机构中。“井冈山”只支持一小部分原来处在边缘的工农出身的干部，而“4•14”要求恢复大多数干部的职位，包括被“井冈山”批评为“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清华牌”干部。两个组织之间斗争的焦点是两名特别成功的干部：吕应中（LV YINGZHONG），指导过清华的核试验堆；罗征启，原是学校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吕和罗都来自旧精英家庭，50年代大学毕业后很快爬升到学校党委的高级职务。他们是典型的“清华牌”干部。对“井冈山”而言，不能恢复他俩的职位，因为他们代表的是新特权阶层，是走资派。而对于“4•14”派，他俩忠实拥护原来的社会主义秩序，应该是要恢复的大学领导层的核心成员。12
大学派系的领导层
清华附中的派系组织是由革命干部子弟或者知识分子子弟领导的，而清华大学激进派和温和派则都是由农民孩子和工人孩子领导的。与革命干部家庭出身的学生或者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学生相比，他们（工农子弟）有更好的政治背景来要求领导职位。1966年冬，曾在清华大学老红卫兵中发挥领导作用的高干子弟受到打击，特别在他们的父母受到攻击后，他们大部分退出了政治活动。下层革命干部的子弟继续参与活动，但是由于党的等级制度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他们的出身不再为他们提供进入领导层的特别资格。然而文革的准则仍是规定有好的出身的人（无产阶级）才能领导这场运动。这些准则得到再次强化，因为把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放在显著的位置上不仅使组织受到攻击而且其个人也会受到打击。一位出身不好的“井冈山”激进分子谈到：“如果你家庭背景好，就会帮助你确立地位，你会变得更积极。但反对另一个团体会非常危险，你迟早都会惹上麻烦，特别是如果你的家庭背景不好。因此大多数人都不想成为领导者。”13
这种条件下，大学无论是温和派，还是激进派，领导层中占统治地位的就是农民、工人出身的孩子。表5.3、5.4列出两派高层领导的名字及其家庭出身,以及文革前是否已经加入共产党。14
两大对立组织的高层领导，井冈山的蒯大富和“4•14”的沈如槐背景相似。两人都来自贫农家庭，文革前就进入了清华学生的政治机构。蒯大富兵团的核心人物都出身于农民或工人家庭。但陈育延，是“井冈山兵团”总部委员会的成员，革命干部出身，她原是“八八派”的一名领导者。据“井冈山”积极分子说，因为她的想法更加温和，她的想法对蒯大富的组织影响不大。工人、农民出身的学生在“4•14”派的常设委员会中也占主要地位，但尽管汲鹏和陈楚三是革命干部家庭出身，也担任重要的领导角色。
表5•3 清华大学“井冈山团派”部分领导层
领导人员
家庭出身 党员 身份
蒯大富 农民 否 学生
鲍长康 工人 否 学生
马小庄 农民 是 学生
刘才堂 农民 否 学生
陈继芳 工人 是 学生
任传忠 工人 否 学生
陈育延 革命干部 是 学生
王良生 农民 否 学生
崔兆喜 工人 否 学生
韩银山 农民 是 大学干部
两组织中也有从旧精英家庭出身的孩子在幕后发挥了重要作用。“井冈山”这边，孙耘是名家庭出身稍差的学生，他主要的职责是调查“井冈山”的对手；孟家驹是蒯的同学，来自资产阶级家庭，成为了蒯的心腹，“井冈山”组织中的同志认为，如果他的家庭出身好一些，他很可能成为正式的领导成员。“4•14”派中，周泉缨是中级国民党军官（起义的傅作义部）的儿子，是该派别中最重要的宣传员。15
表5.4 清华大学“井冈山4•14派”部分领导层
领导人员
家庭出身 党员 职业
沈如槐 农民 是 学生
孙怒涛 工人 否 学生
陈楚三 革命干部 是 学生
刘万章 工人 否 学生
汲 鹏 革命干部 是 学生
宿长忠 农民 否 学生
张雪梅 工人 否 学生
蒋南峰 普通“市民” 否 学生
任彦申 农民 否 学生
李秀芙 知识分子 可能 教师
傅正泰 资本家 可能 教师
谭浩强 知识分子 是 教师与干部
虽然两派学生领导的家庭出身相似，然而两组织对来自清华干部的支持的依靠程度明显不同。温和派积极分子认为大学干部为组织的“骨干元素”，“4•14”的领导邱茂生（音译）自豪地称，“大多数低层干部和中层干部，或者加入‘4•14’组织，或者同情我们。”16 实际上1967年四月，以前的大学干部在温和派的创建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大学内150名干部发表一封公开信支持新的学生组织。罗征启是文革前清华党委的宣传部副部长，谭浩强是学校共青团委副书记，他们帮助温和派撰写了很多重要的政治声明。谭被邀请加入“4•14”高层领导集团，另外两个原来是教师“战斗队”的领导也同样加入。17
相比之下，“井冈山”则明确表示与原清华政治机构的敌对立场，所以他们得不到干部的多少支持就并不令人吃惊了。清华的几位最高领导形式上批准了“井冈山”组织，但是温和派积极分子和激进派积极分子都认为这些批准不过是干部们的精明的行动，以此来缓和他们被称为“走资派”的批评。“井冈山”积极分子虽然认为少量重要的校一级和系一级干部是真正拒绝修正主义路线和接受文革运动的人，但他们仍然与这些干部保持距离。没有教师被邀请加入“井冈山”高层领导委员会，只有一位干部加入了“井冈山”的领导层，他就是韩银山，农民出身的老革命，在50年代，他失去了在学校党委中的领导职位。
派别选择
1967年春天，清华学生处于选择之中：支持激进派，攻击教育系统和党组织；或者赞同温和派维护两者。这不是一个像清华附中学生所面对的选择，即根据家庭出身的不同来划分派别。两大阵营都有相当数量来自工人阶级，农民以及知识分子家庭的学生，也有较少数量的学生来自革命干部或者剥削阶级家庭。交叉混合的组合说明学生在政治、文化资本的等级制度中的位置并没有为其选择派别提供明确的指导。
鼓动不满
所有清华的学生都已经成功了（即进入清华大学）。他们都被确保拥有在中国社会上层中的位置，甚至来自于贫穷、文盲家庭的农村学生，也远离他们的社会出身；战胜了这个难度很大的考试，他们通过选拔考试的梯子攀升到很高的地位。尽管他们老土的行为举止暴露了他们作为新来者的身份，但只要简单计算一下自己的个人利益，他们就有一百个理由来支持文化等级制度和任人唯贤的统治理念。此外，工人、农民出身的学生也有些特权，利于在政治等级上攀登。所以并不让人奇怪，许多工人、农民孩子支持温和派。
从个人利益来看，实际上很难解释为什么学生想“彻底砸烂旧清华”以及它所代表的一切。文革的明确目标为：摧毁包括清华学生在内的教育精英的特权，缩小他们和工人、农民大众的社会距离。蒯大富是激进派最高领导，来自贫农家庭，他解释：“我们要理解毛泽东的基本目标——他想让我们学生成为平民，他想让我们和工人、农民联合起来，避免成为与群众脱离的精神贵族。我们所在的这个学校环境，长期以来远离工人和农民，要试图代表他们的利益非常困难。在这点上，我们应当相信毛泽东。我们要看到自己已经脱离于工人、农民和广大群众之外的事实，我们应当回到工人和农民中去，重新和他们结合在一起。”18
尽管如此，蒯回忆，让清华学生拒绝精英地位是相当困难的。“让这些人完全否定自己是不容易的，让学生否认自己是精神贵族相当困难。”他说，“学生和旧清华有密切联系，我们是象牙塔中的精神贵族——我们就是被进行贵族式的培养，我们很难去批评培养你的地方。”19“井冈山”不能说服精英大学的学生通过寻求个人利益支持阶级平等的纲领；相反，他们必须呼吁，不同意现存制度，认可现存社会与更加民主和平等的社会的信念有区别。这个过程中，激进派把自己看作保护社会底层人民的斗士。依据这种理解，蒯对大学里派系联盟进行了简单的阶级分析。他告诉我，“大多数普通百姓的子弟支持我们，来自中层或上层地位的干部、高级白领职员，包括来自清华的子弟支持他们。总的来说，受过教育的人、文化水平较高的人，他们倾向于支持对方。”20
正如我所说，清华大学派系并不是这么简单。尽管如此，许多学生一致认为激进派得到来自两大社会群体的支持，他们都具有强烈不满情绪——即农民和出身不好家庭的人（以前的剥削阶级和政治怀疑对象），因此来自文化资本等级制度最底层和最高层的人是造反派的支持者。一个温和派积极分子认为“井冈山”过激的政治倾向与其追随者的阶级背景有关。然而，温和派更多的学生来自“普通阶级”（主要是受过教育的市民），这个积极分子说，“‘井冈山’有更多来自两个极端背景的成员——非常差的家庭背景和非常好的家庭背景”。他指的“非常好”，是贫农出身的学生，他们的激进与家庭的贫困有关。他同情地说，许多来自农村的清华学生，家里非常穷，除了微薄的助学金外，有些人没有一点钱，甚至买不起内裤。21
我采访过一些农民家庭出身的学生，回忆起他们初到清华校园的感觉，他们的畏惧情景，他们敏锐地意识到农村生活和学校新生活有很大的社会差距。然而，这种普遍意识并不必然地导致文革期间他们加入激进派或者温和派。他们中的一些人支持现状，感谢党和国家给予他们机会进入大学，而另一些则支持激进派反对社会的不公，反对不平等。22
一致认为，出身不好的学生支持“井冈山”的人数要比支持“4•14”的多得多。但是他们中绝大多数的人处于旁观状态，害怕自己受到伤害；一些热心人加入“井冈山”，攻击政治等级制度，因为他们的出身使他们受到这个制度的排挤或迫害。“出身不好”的一位学生解释，他同情“井冈山”，因为尽管他非常努力，还是被共青团所拒绝。他说：“我不喜欢这样的干部，不喜欢这个系统。”23 不赞同这个统治体制是导致许多出身旧精英家庭的学生加入激进派的关键动力，但是这种不满并不局限于这些学生，“井冈山”赢得了不同背景学生的支持，他们憎恨党的干部的权力和特权、以及建立在政治忠诚基础的职业发展的体制。
保守派将保卫政治和文化资本作为基础
支持“4•14”派的学生拥护现状，这意味着首要的是他们支持现存的政治机构。一位同学解释同情温和派的原因：“井冈山”过于激进，“他们支持中央文革小组，几乎反对所有共产党干部，他们想要巨大的改变——打倒这个家伙，打倒那个家伙，打倒自己想打倒的，包括清华大学的所有干部。”他说，相比之下，“4•14”组织的人更加保守些。24
当我问到，如何区别支持温和派与支持造反派的学生，最普遍的答案是，与党、团联系紧密的人倾向于温和派。“4•14”领导邱茂生（音译）自豪地称：“95%的党员、共青团干部，班干部支持我们。”25这个比例有夸张成分，但可以说，共青团干部、党员是支持“4•14”的坚实基础。加入党和共青团组织、接受其理念的人——例如政治教师、辅导员最有可能保护现状。
激进派领导者蒯大富分析，党员保守的原因来自激励他们的美好的职业前景。“清华党员得宠，他们得到重用，有许多机会，他们是清华校长蒋南翔政治机构的基础。” 蒯说道，“他们本有美好的前程，所以支持恢复旧清华，这不令人惊讶，这也正是‘4•14’想做的。”另外，蒯认为党员倾向支持温和派，也是他们服从的特性造成：“最顺从的人被吸收加入党组织。”26 同样地，另一位激进分子认为共青团领导倾向于支持“4•14”，这是因为“喜欢传统的想法——他们不愿尝试激进的思想。”27
“4•14” 积极分子方振中（音译），没有否定激进派关于温和派支持者有服从的本性这一观点。方描述自己是一个非常好的学生，“听领导的话”，他解释支持温和派的原因，因为它“更倾向于传统的共产党体制——他们想有稳定的体制，”他告诉我，“从我个人的感受来说，我不企图推翻这个体制，”他补充道，“因此最后我成为保守派。”28
作为他所在班级共青团团委的一名领导成员，文革前在清华政治机构中已经很积极。然而他不认为他们的政治倾向主要是受到未来职业发展考虑的驱使。实际上可以说，他和绝大多数温和派成员一样，认为自己忠贞地保护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组织。然而忠诚理念、职业因素、对老师的习惯性服从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学生干部都是非常努力才进入清华才成为班干部，他们一直受到两种坚不可摧的愿望的激励，既要为国家服务，又要在学术和政治的等级晋升上取得成功，从小学教育开始，他们就这样定义自己未来的生活。他们在现存的社会主义秩序中取得的成功加强了他们对换来这个秩序的英雄革命传统的认同。然而这一点并不能使他们支持那些保证带来社会瓦解和巨变的提议，即使这些提议披着熟悉的共产主义理想的外衣。“温和派”领导柯明谈到，“‘4•14’支持无产阶级革命，而‘井冈山’支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29
然而，并不是所有文革前在清华政治机构相当活跃的人都支持温和派。正如我们看到的，蒯大富和“井冈山”其他头头，在共青团和党组织同样积极。不过，把对政权机构的活跃改变成对造反活跃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人。当政的共产党成了通往官方权力的阶梯，它依赖于主－顾方式，它高度重视招募的新党员的服从性。总之，它成为了一个非常保守的组织。这不奇怪，当面对着对已经确立的秩序的挑战，特别是目标为整个正在形成的阶级等级制度的政治基础时，绝大多数党员和共青团干部选择维持现状。
因此，政治资本的积累和认同，为支持温和派提供了强有力的理由。在一个文化资本仍然是决定社会分层的一个关键因素的社会，喜爱贤能教育政策也是维持现状的理由。一个学生的经历有趣地描述了“井冈山”对教育机构的激进攻击如何驱使知识分子出身的学生进入“4•14”阵营的事实。李伟章（音译），一个老师的儿子，文革前就获得了共青团领导职位，部分原因是由于他成绩优秀。他崇拜自己的教授们和校长蒋南翔，工作组赶走蒋令他震惊。而因为工作组和官方红卫兵反民主的方式和过度关注阶级背景，他被他们排斥了。“血统论”阵营不可能有他的任何空间，也不可能支持任人唯贤的价值。1966年夏、秋，他甚至同情蒯大富，因为蒯维护“大民主”。然而蒯的“极端阶级路线”很快疏远了李，他被“4•14” 组织吸引，这个组织不同于井冈山，它“没有过于极端反对学校领导”。他意识到，对于知识分子出身的学生，温和派可当作他们自己的家园：“我基本上认为，文革前认同蒋南翔的人们，基本上后来本能地倾向‘4•14’派系 ……我的意思是指那些过去有良好的学术成就，或者已经是共青团领导层的成员，或者和系领导有良好的关系的人。蒋说，‘每个人在成绩下都是平等的’，这就是为什么像我这样背景的人情感上对那个感到亲切的原因。”30
根据李的理解，拥有政治资本（是共青团领导或者和系领导有良好关系）促使学生支持温和派，而他自己作为共青团领导，他积累了大量政治资本。而拥有文化资本也激励学生支持温和派。他解释他和其他来自知识分子家庭的学生保护“旧清华”，是因为他们欣赏蒋的任人唯贤政策。
王嘉洪（音译），另一个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的学生，政治资格要比李薄弱得多，他同意这一点。他的父母是在著名的北京大学享有高薪待遇的教授（文革期间遭受痛苦的批判和惩罚）。他的父亲毕业于哈佛大学，这给王的未来留下了阴影，他是班里最后一名入团的学生。1966年，他比李更热衷于造反，愿意有机会削弱大学内政治控制系统。但是，他和李一样，在1967年加入了“4•14”温和派。王指出两大派系主要不同点，他们对蒋南翔政策的态度不同。他回忆，“井冈山’的学生对蒋南翔在文革前说过的任何事情有更激进的态度，所以他们的口号是‘彻底砸烂旧清华’”。相比之下，“‘4•14’保留更多蒋南翔的政策”。“蒋的阶级路线更加温和，因为他和有教育背景的人——知识分子打过交道，他知道为达到学术或者经济、建筑方面的成就，你需要大量的知识，以及具备这种知识的人……尽管他们不是出身好的家庭背景。如果你拒绝给他们机会来服务你的国家，你就丢失知识……在他的政策中，如果你的学术相当出众，你的家庭背景不是坏到极点，他会给你合适的条件让你在学术方面取得某种成就。”31
王憎恨蒋校长严密的政治控制和对他试图加入共青团时的歧视。当然他加入“4•14”组织，并不是为保护大学的政治政权。但他发现蒋的任人唯贤政策比“井冈山”攻击“旧清华”的激进更对自己的胃口。“4•14”派别的一名头头陈小刚（音译），宣称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家庭的学生支持“4•14”派，他指出他们被“4•14”“温和的立场”所吸引。32 陈赞同其他“4•14”积极分子的观点，即来自知识分子家庭的学生，是温和派社会基础的重要部分。大学中这些学生是最大的群体。他们家庭背景不错，受过良好的教育，某种程度上，他们也被融合了，加入党组织或者共青团。所有这些都促使他们中许多人保护“旧清华”。
清华大学的派系结盟中，保护文化资本的派就同时保护政治资本，否则就正好相反。这两个方面都是蒋南翔“旧清华”的支柱，而温和派的出现，都是为维持现状，保护两者。所有的学生无论自身的家庭处于政治、文化资本等级制度的什么位置，都在大学里积累自己的这些资本。所以温和派的社会基础相当广泛，其学生来自知识分子，工人阶级，农民，革命干部的家庭。
文化大革命以及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的结合
1966年毛鼓动攻击政治精英、知识分子精英，结果造成双方成员的敌对状况。教育机构精英内部存在的断裂也更大，学校党组织和共青团组织本来代表这两者的结盟也崩溃了。而清华附属中学的干部子弟发起的红卫兵运动是这一崩溃的催化剂。他们积极响应毛主席号召，攻击文化资本，诠释自己的“血统论”观点。这个理论根据家庭出身将学生分化：一个完全由政治精英的子弟组成，另一个完全由知识分子精英的孩子组成。中学两种派系各自都只是热情支持毛的运动目标的一个方面，知识分子的孩子成为攻击政治资本的斗士，而革命干部的孩子广泛攻击文化资本。同样地，两种派系组成都没有完全涉及毛的整个政治目标。一个几乎完全由干部子弟组成的组织是不愿意完全攻击政治等级的，而另一个派别都是知识分子的子弟组成，不可能彻底去攻击文化等级。中学由“血统论”划分的派系由于主要是由精英家庭出身的学生组成，以致两个派系都不可能轻易去违背这个有利于“集体利益”和“身份认同”的原则。在这种极端化的环境中，既保护政治等级制度、又保护文化等级制度的“温和派”是没有任何生存空间的。
实际上，清华附中派系对抗的斗争路线重复了1957的斗争路线，当时在党的整风运动和随后的反右运动中，知识分子与党的干部争权。相比而言，清华大学的派系斗争，已超越旧的内部精英斗争路线，反映了政治和文化资本的不断联合。大学学生本身和附属中学不同，不是根据家庭出身分裂的。因为大学激进派主要是由工人和农民子弟领导，得到出身不同学生的支持，这个派系不能通过共同的家庭出身来定义，也不局限于政治精英或者知识精英的集体利益和身份认同。由于这点，激进派可能完全响应毛的号召攻击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两个方面，而他们的攻击导致自己的对立面出现，这个对手完全相反，他们维护两者。1967年的春天，战斗路线以这种方式重新拟定，学生个人选择派别。这种选择不是攻击政治资本或者攻击文化资本（正如清华附中那样），而是不攻击两方面就保护两方面。这为复兴刚刚兴起的政治和文化资本的联合创造了条件。面对激进派反对两者的情况，许多学生，包括政治精英和知识分子精英的孩子，发现他们联合的坚实基础是要维持现状。
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图，就是要鼓动反对政治、文化精英的运动，让一方反对另一方。尽管动乱确实引起精英内部出现敌对情绪，但是最终也帮助两大团体政治上的统一。实际上，文革可看作调整过程的决定性的时刻，尽管在当时看不出来。在清华附中派系斗争和清华大学派系斗争中，我们能够看到由这个骚乱过程引起的双方的对抗和联合。一方面，清华附中“血统论”划分的精英敌对阵营是精英内部憎恨的生动表现；另一方面，在大学出现反抗激进攻击现存秩序的温和派，是政治资本、文化资本微弱结合的新化身，这种联合以前出现在文革前的重点学校中。温和派的联合预示政治、文化精英政治联合的实现，但是这只能发生在十年之后，也就是文革被否定之后。
注释：
1 This article was a major policy statement reflecting efforts within the party leadership to reestablish order. It took the form of a report criticizing excesses committed by the work team sent to Tsinghua in the summer of 1966. See Hongqi No. 5 (March 1967).
2 Interviewee No. 73.
3 After the Jinggangshan organization split in the April 1967, both factions insisted on continuing to use the Jinggangshan name. The moderates were popularly known as the “April 14th” faction (414 pai) while the radicals were known as the “Regiment” faction (tuan pai). I continue to call the radicals Jinggangshan for the sake of readers who might already feel bewildered by the number of factional names introduced.
4 Jinggangshan Bao (Dec. 1, 1967).
5 Jinggangshan Bao (July 5, 1967).
6 Interviewee No. 80.
7 Interviewee No. 14.
8 Jinggangshan Bao (Nov. 11 and Dec. 14, 1967).
9 Interviewee No. 13.
10 Tang (1998), Jinggangshan Bao (Dec. 14, 1967).
11 April 14th (1967c, Vol. 1, p. 2).
12 译注：罗在文革以后，一度成为清华的主要领导之一，但后来脱离清华体制，远走深圳，和蒯大富言和并成莫逆，他对于这个旧的体制和文革运动，有不少值得研究的反思。
13 Interviewee No. 9.
14 The content of these tables are based on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members of the leadership of both organizations and by other activists familiar with the leadership. Several problems were confronted in putting together these tables. Contradictory recollections provided by different informants had to be reconciled.
15 Zhou Quanying (1999); Interviewees No. 5 and 6.
16 Interviewee No. 12.
17 Jinggangshan Bao (Sept. 5, 1967), April 14th Cadre Office (1967: v. 1), p. 5, Tang (1996a), p. 57.
18 Interviewee No. 74.
19 Interviewee No. 74.
20 Interviewee No. 74.
21 Interviewee No. 6.
22 Students of peasant origin have always been a minority in China’s elite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but this minority has been an important source of recruits for left-wing causes. Before 1949, Communist Party organizers in middle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relied particularly on recruiting students of peasant origin (See Cong 2001).
23 Interviewee No. 1.
24 Interviewee No. 5.
25 Interviewee No.12.
26 Interviewee No. 74.
27 Interviewee No. 59.
28 Interviewee No. 62.
29 Interviewee No. 73.
30 Interviewee No. 7.
31 Interviewee No. 11.
32 Interviewee No.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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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人物】
也谈聂元梓“被中央文革软禁”和去上海串联
——澄清聂元梓《回忆录》中的几个事实
王广宇
最近看到聂元梓的《回忆录》，读后发现，该书多处涉及到我，我觉得书中的某些叙述与事实出入颇大，为了对历史负责，就书中的几件史实做些澄清。
对四十年前发生的那场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事件，因时过境迁，相隔年久，记忆上的误差是难免的，但基本事实，当时的心态和倾向是不应该也不会忘记的。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我作为当事人，愿把那段历史真相叙述出来。
我同聂元梓相识于文化大革命初期，她当时是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牵头作者，响当当的左派，北京大学校文革主任。我当时是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由于工作关系，我们之间打交道比较多，相处还算融洽；我向她传达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一般情况下，她都能认真配合执行。为了便于联系，聂元梓还给我提供了一个秘密联络点和电话号码，这对我是一个特殊的优待，因为平时在北大校文革办公室很难找到她，她的行动保密，又忙得很。中央文革小组对聂元梓也高看一眼，宠爱有加。可以说，她在北京著名高校“五大领袖”中，是唯一可以随时求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人。她进出中央文革驻地钓鱼台的次数也多，享受着特殊的待遇。她有事来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如果忙，一般情况下，都是派我接待她，因此我俩比较熟。直到1967年8月底，我被调离中央文革办事组（中央文革办公室于1967年1月改称办事组），中央文革小组一直把她当作可依靠的造反派领袖；无论是江青，陈伯达还是小组其他成员，都没有加害过她，反而千方百计地保护她、支持她。聂元梓说，江青、陈伯达迫害她，她一直同江青、陈伯达作斗争，至少我没见过，也没听说过。如果真如她所说，她不可能在党的九大当上中央候补委员。从1968年3月江青、陈伯达把我抛进监狱，到粉碎“四人帮”前，我还一直把聂元梓当成“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在狱中，中央专案组一办的人，让我揭发王关戚如何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都把聂元梓列入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中。我和聂元梓也没有个人恩怨。
1982年10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发传票让我出庭作证，证明聂元梓去上海串联前后的事实，我和聂元梓对簿公堂，在公堂上她指责我把她软禁在中央文革记者站七、八天。用她的话讲，我这个中央文革的小办事员，居然有软禁“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主要作者的权力，真是抬举我了。下边我就专门叙述这段公案。
一、“王广宇出庭作了伪证”吗？
聂元梓《回忆录》收录了刘贯一致前总书记胡耀邦的信作为“代序”，这个“代序”如果作为一个党员给当时的总书记的信，替聂元梓申冤辩护，这是党员的权利；然而在信中涉及到他人，诋毁他人名誉，那就不正常了。刘贯一说，聂元梓之所以被判刑是因为“王力写了诬陷材料，王广宇出庭作了伪证”。不知刘贯一同志根据什么作出这个判断？难道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聂元梓的判决是根据王力的“诬陷”和王广宇的“伪证”作出来的吗？如果是这样，当事人完全可以上诉，告北京中级人民法院误判。
刘贯一和我素昧平生，互不相识，竟然向前总书记诬告我“作伪证”，而聂元梓竟然把这封信公布出来，收入书中，后果极为严重。我要严正声明：我是接到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传票才出庭作证的，这是履行公民的义务；在法庭上我只陈述事实，并对自己的证词负法律责任；如有伪证我甘愿接受法律制裁。我在法庭上是不是作了伪证，请看我证词，我的证词只限于聂元梓去上海串联前后的几个事实，这几件事都是我经办的：
一、我向聂元梓传达了中央文革小组为保护聂元梓的人身安全，把她接到中央文革记者站保护起来的指示；
二、聂元梓住在花园村一号中央文革记者站（以下简称“花园村”）时，我受王力派遣去找聂元梓，向她传达江青对她去上海串联，少带北大校文革骨干，不要带走孙蓬一的意见；
三、聂元梓去上海前，向中央文革小组提出了三点请示，我向聂元梓传达了中央文革对聂请示的答复。
这三件事，都是既成事实，聂元梓也无法否认。
我在法庭上所作上述证词，并不是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的主要依据。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聂元梓的判决书，列举了六条事实认定她有罪，我只证明了第一条中聂元梓去上海前的几件事，至于聂元梓去上海后的所作所为，因不了解，我不能证明。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聂元梓的判决书被她收录在《回忆录》中，从判决书中便可看出判决聂元梓有罪和王广宇证词的关系。刘贯一同志作为一个与案件无关的局外人，任意说“王广宇作伪证”，未免欠妥吧！鉴于刘贯一已经作古，本人无意也没有精力再去纠缠这段陈年老账，但聂元梓必须对公布刘贯一这封信所造成的后果负责。
二、中央文革小组对聂元梓是保护还是软禁？
聂元梓在《回忆录》中口口声声说，中央文革、江青把她软禁在花园村。
我是接聂元梓到花园村的经办人，据我所知，这完全是为保护聂元梓的人身安全而采取的措施。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当时的办公室主任王力派我去执行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保护聂元梓人身安全的决定，我认真地执行了，我认为这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的保护左派名人的决定，是正确的，这也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我不敢丝毫懈怠。
下面先引述聂元梓《回忆录》对这件事情的描述：
1966年11月14日晚，“中央文革办事组的王广宇给我家里打电话说，江青同志很关心你、爱护你，为了你的安全，叫你带上你认为最重要的材料，今晚住到另一个地方去。”“我问：‘是不是发生了什么情况？’王广宇说，‘不知道’。”“我想了半天想不明白，我就说不去”；“王广宇最后带有强制性地说，我们都要执行首长指示”；“我被迫答应了”，“但说今晚不行，我必须告诉校文革常委，工作需要安排，他们找不到我会以为我失踪了”；“王广宇同意了”，“改为第二天下午接我”。《回忆录》中又说：“王广宇不要叫学校的车子送我到钓鱼台门口，找一个我们都认识的人，到那个人家里去接头”，“王广宇提出到中宣部工作人员阮铭家里去接头”；“经他这么一安排，简直像演电影，在国统区地下工作一样了。”
这是一段绝妙的描述，王广宇不告诉她接她出来的原因，强制性地把她弄出来，送到花园村软禁起来了。聂元梓把这件简单的事件搅得云山雾罩，时间、地点、接出方法，主要情节都变了样。
现在我来说说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主任王力是怎样向我布置的，1966年11月中旬一天晚饭后，王力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在钓鱼台十六楼），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也在场。王力说，“交给你一个重要任务，马上去办。据我们掌握的可靠情报，聂元梓目前处境很危险，有人要暗害她，为了保护左派力量，也是为了聂元梓的人身安全，中央文革小组决定对聂元梓采取保护措施，让她离开北大，暂时到中央文革躲一段时间。花园村一号不是筹办得差不多了吗？让她暂时住在那里。”王力又说，“你去找聂元梓单独谈，这是中央文革小组对她人身安全的关心，今天晚上就接来，如果她有什么重要文件和材料怕丢失的，也可以随身带来。北大校文革的工作，需要交代的以后再说，先离开北大，到了花园村后再给校文革的同志打个电话，就说出几天差就行了。”王力又叮嘱我：“这件事要绝对保密，不能走漏风声，对谁都不能说。”
这就是王力交给我的紧急而重要的任务。我对王力交代的情况深信不疑，守口如瓶，当作一个绝密任务去执行。
当晚我立即打电话找聂元梓，找不着她。因事情紧急，王力叫我马上去北大找，我随即要车直奔北大，费了很大劲，找了许多线索，最后总算在北大校文革的同志帮助下，找到了聂元梓，在校文革的一间办公室我和聂元梓进行单独谈话，原原本本地把中央文革小组的决定和王力的谈话内容向她作了传达。聂元梓听后感到很突然，但并不惊慌，她感谢中央文革小组对她的关心和爱护，表示接受中央文革的安排，但提出先回北大宿舍她的家取些日用生活品和文件材料。我们一同乘车到了她家。聂元梓在北大宿舍大约有两、三间房子，她让我在外间小客厅兼饭厅等她，她去里间收拾东西。我在外间足足等了她半个小时，她还不出来，就在这时，从外边进来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聂元梓出来告诉我这是她的孩子，然后跟我说，她今天晚上不走了，一是她要找的材料，一时还找不到；二是要把孩子安顿一下。可是按王力的要求她当晚必须离开家，把她接到中央文革。我表示对她晚上住在家里的安全担心，万一出了事，我无法交代。聂元梓告诉我她晚上不住在家里，一会儿就和孩子一起去她姐姐家。聂元梓突然变卦，给我来个措手不及，我不能强迫她当晚必须走，只好和她商量明天早上八点，我还来她家接她（本来我提出明天去她姐姐家接她，她不同意）。我只好回钓鱼台复命，王力听到没把聂元梓接来，也无可奈何。
这就是我奉命去接聂元梓的全过程，我和聂元梓究竟谁说的是事实，谨请读者斟酌判断。
聂元梓说接她到中央文革保护起来，是我用电话通知她的，是她记错了。这种涉及到她人身安全的绝密任务，是不能在电话中说清的。至于说不告诉她原因硬把她接到中央文革记者站，更是不可能的，中央文革保护她的依据来自“可靠情报”，有人要暗害她。没有这个情报有什么必要把她接到中央文革保护起来呢？
三、单方面改变接头地点，暴露了秘密
聂元梓为什么要拖一晚上才去中央文革，说明她政治上还是老练的。虽然我再三向她强调中央文革这一决定要保密，可她还是要向她的亲人通通信，或许她还有疑虑。
聂元梓把接她的时间推迟了一夜，幸好没发生意外。本来我们商定第二天早上八点钟去她家接她，可第二天七点她就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她已进城，她在中宣部图书馆楼前等我，不要去她家了。她为什么突然单方面改变接她的地点？我很纳闷，为什么总是出尔反尔？给我工作造成被动，可是对这位中央文革的座上宾、著名造反派，我这个办事员能说什么呢？只好从命，去中宣部接她。聂元梓《回忆录》中说我提出来到两个人都熟识的“阮铭家去接头”。第一、我和阮铭并不熟，我俩见面连话都没讲过，我根本不知道阮铭家在何处；第二，这种绝对保密的事情，怎么能在一个毫不相干的第三人家里接头呢？聂元梓把单方面任意改变接她地点的责任推到我身上，真让人难以理解。
按聂元梓的安排，我准时到达中宣部图书馆楼前，我下车后看到聂元梓正和阮铭在谈话，很显然她将她的行踪告诉了阮铭，叫我当着阮铭的面把她接走，阮铭当时是中宣部最早造“阎王殿”反的造反派头头，他同聂元梓的关系如何我并不了解。阮铭知道我在中央文革工作，如果万一出了什么差错（她大概怀疑“软禁”她）则有第三者作证。聂元梓这样做，说明这位“老佛爷”城府之深。我认为她这样做是不符合我和她说的这件事是极端秘密的原则，但事已至此，我也没别的办法了。
我把聂元梓直接送到花园村一号中央文革记者站，请记者站管理员把聂元梓安排在一栋复式小楼住下，我和管理员一起把她送到住处，当面向聂元梓解释，因为记者站刚刚建立，调来的人还没到齐，食堂也刚刚开伙，生活设施，吃住条件都不太方便，只好请她委屈一下。我说，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就找管理员，并嘱咐管理员对聂的生活加以关照。按中央文革小组的要求，我再次嘱咐聂元梓，暂时不要和外界联系，不要往外打电话，千万不要让外人知道你住在这里，有什么问题找我联系。聂元梓在花园村，我只给记者站负责人徐学增打了招呼，请他也关照一下聂元梓。
安顿好聂元梓，我要回钓鱼台，聂元梓提出，她随身带来一个小布包，里边有重要东西，放在身边不放心，她问我能不能暂时存在中央文革办公室。我问她里边有什么东西？她说有陆平、常溪萍和王任重的材料和几个笔记本。我考虑她的住处没有带锁的柜子，既然她觉得材料重要，我表示可以暂存在中央文革办公室。为此，我把聂元梓带到钓鱼台，向管机要文件和中央文革印章的矫玉山说明情况。我和矫玉山都没看聂元梓小布包里有什么，从外形看好像有个讲义夹和几个笔记本。当着矫玉山的面，让聂元梓把小布包捆好，矫玉山把盖有中央文革办公室印章的封条，贴在小布包上，由矫玉山负责存放在办公室专用的保险柜里。我告诉聂元梓，小布包只能由她亲自启封，需要时由她自己来取。办好存放小布包的事后，我让司机把她送回了花园村。
聂元梓说，江青为了骗她的材料，才把她软禁在花园村。从上述事实经过可以看出，王力向我传达保护聂元梓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决定，王力没说是江青的意见，我当然也没说江青的名字。关于她的材料包，我只报告了王力。王力事先向我布置接聂元梓时，说过聂元梓有什么重要材料文件可以随身带来，并没叫我“伸手向她要材料”。聂元梓说江青骗她的材料，我不了解。但有一点我可作证：聂元梓存放在中央文革办公室保险柜里的小布包，王力、江青和小组其他成员，从来没有问过，更没有人动过，那个贴着封条的小布包，直到1967年8月底，我离开中央文革办事组，仍然存放在办事组的保险柜里。
聂元梓住到花园村的第二天，记者站的徐学增给我打电话说，聂元梓到食堂去吃饭，被许多记者认出来了，他们都问是怎么回事？我告诉徐学增马上给家里的记者打招呼，聂元梓住在这里是保密的，千万不要传出去。我当时认为，聂元梓虽然离开了北大，但她人身受到的威胁并没解除，外人如果知道聂元梓住在这里，万一出了事就麻烦了。我跟徐学增讲，聂元梓如果觉得去食堂吃饭不方便，可以让管理员派炊事员把饭菜送到她宿舍吃。这样，我还有点不放心，我又去花园村探望聂元梓，了解她住在这里在生活上有什么不便，她对生活方面倒没提什么要求，只是流露出她一个人住在一栋小楼里感到孤独、寂寞，冷冷清清的；对这样“避难”避到什么时候，感到焦急。对她的疑虑，我也没法解决，因为我也不知道。我只好安慰她安心休息几天，并答应她向上反映她的心情。不过，我认为，保护聂元梓的决定，绝不是王力的个人意见，他也是传达，对聂元梓这样的通天“大人物”，采取保护措施非同小可，没有高层的话是不能这样办的。我回到钓鱼台把聂元梓住花园村感到寂寞、焦急的心情向王力作了汇报。王力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聂元梓不是说她掌握王任重的材料吗？叫她利用这个时间写揭发王任重的材料，不是就有事干了吗？我把王力让聂元梓写揭发王任重的材料转告给聂元梓，后来并没听说她揭发了什么材料。
聂元梓在这期间去过两次钓鱼台，一次是她要打开存放的布包取材料，另一次可能是找王力。聂元梓住在花园村的情况，除了中央文革办公室的值班室的几个人外，其他人都不知道。
四、关于去上海串联
聂元梓要去上海串联这件事，是她住到花园村后，王力派我去找聂元梓传达聂去上海串联带人问题时，我才知道的。此前我根本不知道聂元梓有此计划，王力没告诉过我，聂元梓也从来没跟我提过。在我看来，把聂元梓接到花园村住下，平平安安，不出差错，我的任务就完成了，至于聂元梓什么时候解除保护，她还有什么任务，我无法知道。
大约是聂元梓住到花园村后的第三、四天的一个晚上，王力、关锋又把我叫到王力办公室，派我去花园村找聂元梓传达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王力说，“聂元梓要去上海串联，听说她要把北大校文革的骨干一起带走，北大校文革有组织能力的孙蓬一也要带走，这样不好。聂元梓串联去了，北大的运动还要继续搞，领导成员中的骨干一起都走了，北大的运动恐怕难以控制，影响校内运动。为了北大文化革命运动的全局，告诉聂元梓去上海尽量少带骨干，特别是孙蓬一不要带走，把他留在家里搞运动。要尽量说服聂元梓照顾大局。”王力又说，“我们的这个意见是从北大文化革命运动正常进行考虑的。先不要告诉她这是谁的意见，实在说服不了她，就说这个意见是江青同志提出来的。”
事先我毫不知情，突然又让我去传达意见，我只能做“传声筒”。按王力的交代，我立即去了花园村，到了聂元梓住处，一进门，却发现肖力（李讷）正在和聂元梓谈话（这里应当说明：聂元梓住在花园村我没告诉过肖力；更不是如聂元梓所说，她在花园村感到无聊、寂寞，给我打电话叫肖力去和她聊天，探听一下虚实）。肖力怎么知道聂元梓住在花园村，她来找聂元梓干什么，我都不知道。寒暄几句之后，我当着肖力的面，把上述王力说的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她去上海不要多带骨干力量，不要带走孙蓬一的意见，原原本本向聂元梓传达了，只是还没说出“这是江青同志的意见”。
聂元梓听了传达后说：“北大运动的事我已经安排好了，带走孙蓬一对家里的运动没什么影响，其实，孙蓬一的组织领导能力和独立工作能力还不如其他人，他要作为助手还可以发挥点作用。北大校文革的其他人都可以留下，惟独不能把孙蓬一留下，我们都说好了，他也愿意和我一起去上海。”
我看聂元梓把话说得这样肯定，没有商量的余地，只好打出最后一张王牌，把江青抬出来。我告诉聂元梓：“这个意见是江青同志提出来的。”聂元梓听后，似乎也不以为然，碍于肖力在场，聂元梓不说话，也不表态。我看话不投机，只好回钓鱼台交差。临走时，我问肖力回不回钓鱼台？肖力说，“我没什么事，顺便来看看聂老师，我来的时候没要车，是坐通讯员送信摩托车来的，咱们一起回去吧！”这样，我和肖力一起乘车回钓鱼台。在车上我和肖力议论聂元梓这个人真固执，听不进别人的意见。肖力说：“孙蓬一精明强干，是她的心腹，得力助手，她离不开他。”回到钓鱼台，我向王力汇报了向聂元梓传达的情况，王力听了后似乎也没辙。
聂元梓是从花园村直接去上海的，临走前回过一次北大。在她去上海前，到过钓鱼台找我，要从她存在办公室的小布包里取点东西，我带她找矫玉山从保险柜里取出了小布包，聂元梓从小布包里取出来一、两个笔记本，好像说是取出有关常溪萍的材料，然后把小布包又放回了保险柜。从此，聂元梓这小布包再也没人动过。
就在这次到钓鱼台取材料时，聂元梓向我提出去上海串联的几个问题：一、她们去上海可不可以说是受中央文革的派遣？二、到上海住在什么地方合适？三、到上海后调查了解到的情况怎么同中央文革联系？
对这三个问题，我请示了王力，经文革小组研究，作了如下答复：一、聂元梓等去上海不要说是受中央文革派的，用北大群众组织的名义去串联，帮助上海造反派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二、到上海住在中央文革的上海记者站，那里安全些，也便于联系；三、聂元梓在上海的活动情况可以通过上海记者站同中央文革记者站联系。有关去上海后食宿等问题由中央文革记者负责人徐学增负责安排。我记得王力还说过一句话：张春桥现在正在上海，如果遇到了什么问题和困难，必要时，可以去找张春桥。
我把中央文革对聂元梓请示的几个问题的答复及时向她传达了，她还告诉我下午她回一趟北大。
1982年在审判聂元梓前，她交代去上海串连经过时，硬说去上海她坐火车软卧是我给她买的票，这是推托责任的说法（聂元梓去上海坐软卧，有群众反映她摆谱，搞特殊化）。说我给她买火车票，不是事实。首先，我在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工作一年多，没有给任何人买过机票和火车票，包括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其次，中央文革没有管钱管物的财会部门，没有支票和现金；再次，即使需要车票，也由中央文革的管理员委托中央办公厅有关人员去办。如果是我叫花园村管理员帮她买软卧火车票，不需要拿到北大财务部门去报销，中央文革会给她报销的。
聂元梓在《回忆录》中说，她住在花园村时，王广宇曾去问过她“愿不愿意去上海？”这是莫名其妙的问题，我从来没有接受任何指示，叫我去找她问这么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聂元梓在《回忆录》中说，毛主席派她去上海，是到花园村前已经由肖力传达决定了的（肖力否认），她还向二十多人（包括我）说过毛主席派她去上海，既然告诉了我，我反过来再问她“愿不愿意去上海”，这怎么能自圆其说呢？实际上，在王力叫我传达聂元梓带人问题前，我从来就没听她告诉过我她要去上海。此外，聂元梓《回忆录》中还说了些和我有关的问题与事实不符合，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我这个传达员，不知事情的起因，也不了解事情的结果，我无暇也无必要过问以后的事情。聂元梓去上海后再没有同我联系过。
当然，我的回忆也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准确，但我守住一条，即不说假话，不往自己脸上贴金。说句心里话，我也早超过古稀之年了，不愿意也没有精力去翻那些陈年旧账，把这些问题留给后人改正、研究吧。要了解历史全貌，不能只听一种说法，也应该听听不同的说法，至于谁是谁非，我相信人民是公正的，历史事实是无情的。
十年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大动乱，大灾难，我们这些亲历文化大革命的人，至今回忆起来还心寒齿冷；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我们的后代重蹈覆辙，为此，我们要反思、反省，真正总结教训，以警示后人。不必讳言，我们这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风口浪尖的各色人等，不管最后下场如何，在当时，都自觉不自觉地对这场动乱起了不同程度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应当说我们是欠账的。我们不能只想自己的冤屈，只想社会对自己的不公平，还要想想那些在十年动乱中成千上万的受害者，其中不乏为党和国家立过功勋的功臣良将，默默做过贡献和牺牲的普通百姓，他们才是无辜的。为了不使文化大革命的悲剧重演，文化大革命的亲历者要把历史真相告诉后人，这叫对历史负责，也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我们的子孙后代。
写于200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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