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記　　憶　　　　　　　　　　　２００９年３月１７日第８期
ＲＥＭＥＭＢＲＡＮＣＥ　　　　总第十八期
　　　　　　　　　　　　　　　２００８年９月１３日创刊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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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国史笔谈
顾训中 一部实录文革的好书——简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

史林一叶
余汝信 1970年宪法修改草案解读（下）

他山之石
Joel Andreas（安舟） 关于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的斗争——《坚持特权》第五章（上）

风云人物
李晓航 戚本禹在文革中做的一件好事

口述历史
耿昌贤访谈录（三）

简讯
樵 余 介绍两位重庆老干部回忆文革经历的自印书

故纸堆
把毒草歌曲拿出来示众

小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1970年9月6日)

编读往来
1、马小星来函。 2、阎长贵来信订正。3、董国强来信补正。
4、海外读者纪英瑞来信谈安舟文章的翻译。5、迟泽厚答朗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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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笔谈】

一部实录文革的好书
——简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

顾训中

无论对于关注这段历史的读者还是研究者而言，由卜伟华著、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持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都不失为一部真实记录这段中国现代史上最重要历史的好书。诚如王年一师在本书《序言：历史的教训不能忘记》中所说：“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书。”在粗粗浏览之后，感觉此书在文革史的写作中至少有着如下显著特点：
其一，广收史料
即便是将文革历史界定为从1966年至1969年的三年，其间发生的重大事件之多、出场的重要人物之众、呈现的过程之曲折，都是共和国60年历史中所罕见的。再加之至今重要史料仍深锁于重重铁门之后，要想收集必要史料、真实还原历史，十分困难。本书著者为此下了极大功夫，尽可能搜集各种公开出版物，王年一师在《序言》中曾这样评价著者的史料收集功夫：“决不忽视方方面面、角角落落的小资料（资料本无大小之分，只有有用和无用之别），不忽视唾手可得的材料，把复杂的问题讲得清清楚楚”（第xxii页）。留有深刻印象的是，著者为了描绘出1967年“二月镇反”中福州军区的情况，甚至查找到了一位学生的博士论文（见本书第460页注173）。仅此一例，即可窥见著者挖掘史料的细致深入，以及为此所付出的点点心血。而这类地方文革史料的挖掘和叙述，也成为本书的一大亮点，使得这部文革史书与其他已经出版的同类书籍相比，更显丰满、充实。著者的这一史料挖掘功夫也给了所有文革史研究者一个极大的启示与鼓舞。在无法预计何时才能开放理应开放的档案之前，文革研究不能停顿，更不能放弃，并能演绎出有声有色的壮观场景来。
其二，梳理有致
如前所述，文革期间人多、事多，头绪繁杂，且诸多事件往往相互纠葛，互为因果。弄清其来龙去脉，梳理其发展脉络，十分不易。著者为此颇费心思，以毛泽东对文革的部署以及运动实际发生的进程，对这三年的历史作了独特的分期，并将事件、人物、背景、评说安排得很有条理，即便是不很熟悉这段历史的读者，也不致因此而发生迷误。
其三，秉笔直书
包括王年一师在内的一些评论文章已经指明了本书的这一鲜明特点。需要补充的是，著者身在体制之中，对于种种明规则潜规则有着十分清晰的了解，却仍能本着对历史负责的史家道行和勇气，不为尊者讳，亦不为败者贬，实事求是，秉笔直书。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其中尤为注目的是对历来被尊为正面人物的周恩来、叶剑英等人在文革诸多事件中的种种表现，亦如实作了描述。例如，在1966年8月“破四旧”的高潮中，周恩来也主动将自己居住的中南海西华厅改名为“向阳厅”，主动提出将门口的石狮子搬走，认为“那狮子是封建产物”（第232页）；而叶剑英对红卫兵“破四旧”行动也热情赞扬，甚至肯定红卫兵打死人的行为说：“有些极反动的家伙，……这一回小将们就把他打死了，可能违反一点政策，可是更大的利益是扫除了敌人，扫除了我们社会上的垃圾。”（第251页）。与此相关，著者对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王关戚等所谓反面人物也没有脸谱化、小丑化，而是如实叙述其种种言行。值得关注的是，著者抛弃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等等官方至今仍在使用、却已为事实证明是无稽之谈的字眼，用诸多实例说明毛泽东才是发动文革、并主导文革进程的最高领导者，这些“无产阶级司令部”重要成员只是忠实执行毛泽东旨意的卒子而已。而一旦为毛所不满，即会得到与老干部、知识分子、黑五类分子这些文革打击对象同样被批斗、直至被投入监狱的可悲下场。
其四，严肃考证
在千头万绪的史料之中，著者秉持严肃认真的治史态度，细细考证，力求真实。这方面的例子也不胜枚举。例如：1966年7月8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信历来为史家所重视，被视为解开毛发动文革心结的重要文献。本书著者并未简单罗列各种评说，而是在作了认真分析、判别之后，明确提出了自己的肯定意见：“有论者在经过冷静分析后得出结论，说毛的这封信是他在‘决战前的忧虑和不安心态的坦露’，是很有见地的。”（第174页）。这样的叙述让治史者满足，也让一般读者明了。再如，关于1967年“二月镇反”中四川省究竟抓了多少人，原本并非是影响全局判断的重要史料，但著者仍然本着一丝不苟的态度，分析比较了三份均出自权威机构的不同资料，最后作了判别，让人信服，也让人感佩（第460页注170）。仅以此例，也让读者对本书所引史料的准确性有了信任。
其五，平和措辞
由于文革是场祸及众人的灾难，难免引起许多痛苦的回忆；加之国人文风长期深受意识形态浸染，一时难以改变，造成了许多关于文革的书籍、文章语气尖刻，用词激烈，套话官话连篇，形成了一种以文革文风评说文革历史的难以理喻的悖论。本书著者显然在努力摆脱这种悖论，多用平和、叙述的语气。即使评论也尽力避免情感因素，而坚持理性、客观、真实的视角。这将使本书易受更为广泛读者的认可，走入更多读者之中；也将使本书作为一部描述文革历史的信史而流传更久。

当然，作为一部长达数十万字符、包容如此众多重大事件、人物的书籍，难免会出现一些瑕疵。这里将在阅读本书过程中遇到的某些疑惑开列如下，以求教于著者和学界同道。
其一，书名问题
本书以《砸烂旧世界》为正题，辅以《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的副题，著者似乎想表达毛发动文革的主观动机与文革进程的实际后果两相映衬的效果。但是，“砸烂旧世界”只是毛主观动机的一部分，甚至只是手段的部分。他发动文革的重要目标是“建立新世界”，也是他主观动机的主体部分。正因如此，在1966年年中文革运动刚刚起动、尚遇巨大阻力之时，毛一面在考虑如何推进文革，一面已公开揭示了他的理想目标，即在他就总后勤部一份报告写给林彪的信中所描绘的“新世界”。在文革运动的三年中，从1967年夺权运动开始，到大联合、推进各地革委会的建立，文革重心实际上已经放到了“建立新世界”上来了。只是由毛亲手释出的“大民主”造就的各路革命造反派，在高呼“捍卫毛主席”、“捍卫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震天口号之下，极力维护的是自身利益，即使动用毛泽东的权威也无法制止动乱。“新世界”难以建立，文革运动不得不持续了三年之久，直至1969年“九大”召开才得以宣告“取得了伟大胜利”。
与书名相关的是，著者在封面和扉页上标明了本书涵盖时间跨度为“1966—1968”，而本书内容实际到1969年4月“九大”召开为止。因此，二者统一，还是标为“1966—1969”为宜。
其二，柯庆施、上海市委与姚文《评〈海瑞罢官〉》
关于原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柯庆施与姚文元撰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关系，已有一些文章予以说明，总的趋向是说明柯与此文无关。可参见邓伟志《如何评价柯庆施》一文（载《党史纵览》2003年第9期）。已经查清的历史事实是，江青是在1965年2月到上海组织撰写评《海瑞罢官》的，此时柯正因手术后在广州养病，组织上早已决定柯一般不再过问上海的工作；姚文元是于同年5月开始动笔写稿的，而柯已于4月9日在成都逝世。即便如江青所称，柯庆施是支持批判“评《海瑞罢官》”的，也不可能参与其事。
之所以对柯庆施与评《海瑞罢官》的问题长期纠葛不清，是因为其中涉及了一桩公案，即上海市委与评《海瑞罢官》究竟是什么关系？是热情支持？还是被蒙在鼓里一无所知？在整个文革期间、尤其是文革起始阶段，为了证明上海市委是紧跟毛主席、党中央战略部署、积极支持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上海市委一直将评《海瑞罢官》一文在上海率先发表视为极大荣耀，无论是在市委文件中、还是在领导报告中，都是作为“上海市委是革命的”有力证据加以宣扬。但是，在文革运动结束之后，随着“彻底否定文革”结论的形成，“评《海瑞罢官》”一文成为文革动乱起点之后，原市委领导便极力予以撇清，宣称自己像当年被封锁的其他中央领导人一样“一无所知”，将“脏水”全部泼到了“四人帮”，以及已经逝世、无法开口的柯庆施身上。其实，上海市委是从一开始就知道此事，并积极参与的。江青找柯庆施支持不能视作对其个人的寻求，而是对上海市委的信任。柯逝世后，江即将此事告诉了其继任者陈丕显，更是表明了这一点。具体为江青落实此事的张春桥是代表上海市委来抓这一工作的。在姚文发表之前，上海市委书记处曾多次开会进行过讨论、修改。会上，陈丕显曾以市委第一书记身份要求张春桥：“这是件大事情，你要好好抓好！”
本书在此事上仍沿袭旧说，称“除了柯庆施、张春桥外，对上海市委严格保密”，恐不合适。
其三，批罗中的将帅们
1965年11月对罗瑞卿的突然批判确是毛发动文革的重要部署之一。本书详尽描述了此事的由来，特别是林彪在其中起到的重要作用。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近来已有多篇文章揭示，叶剑英、聂荣臻，萧华，杨成武，李天佑等人积极向毛告状，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本书对此未作介绍，似有缺憾。
其四，北京南下红卫兵在上海的活动
本书中对北京南下红卫兵在上海活动的叙述过略，脉络不清。其实，1966年下半年北京红卫兵南下大致分为三批。第一批是8月下旬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之后，一批来自大中学校的“散兵游勇”自发地南下上海“煽风点火”。这批红卫兵将北京对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猛烈冲击的作派移植到上海，发动了数次冲击市委机关大楼的行动，引起了从市委到群众的难以接受和不满，因而引发了激烈冲突，酿成了上海文革形势的第一次大乱。他们还深入到大中学校，煽动学生起来造领导的反，对上海的震动甚大。第二批红卫兵南下是9月中旬由周恩来亲自组织、称为“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南下兵团”。这是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名义同时向全国各地派出的红卫兵的一部分，原本目标是纠正第一批南下红卫兵的做法，保卫上海市委。因此，这批红卫兵到达上海时，上海市委曾派出了摩托车队予以开道，并提供市体育宫作为其司令部所在地。但是，由于这批“老红卫兵”在北京“破四旧”中已经冲冲杀杀惯了，根本不会听上海市委的话，而是以更左的面目出现，宣扬“阶级路线”，到处批斗、抄家、武斗，制造“红色恐怖”,造成了更大动乱。第三批南下红卫兵是10月以后由中央文革派出、以首都三司为代表、包括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地质东方红、北大“新北大公社”等等组织。这批红卫兵与以往两批不同，积极支持学校造反派，特别是积极串连工厂的造反派，帮助他们组织起来。王洪文等人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正是在这批南下红卫兵的支持、组织下成立的。仅以上述简略叙述便可明了，北京的三批红卫兵南下对推动上海文革运动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不可忽视。
顺便提及，了解上海文革运动的基本情况，有两本书不可不提。一本是由上海“文革”史料整理编纂小组编写的《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定稿送审本）》。该书序言中讲述了这本《史话》的由来。上海在1983年开始的整党、清理“三种人”时，要求各单位都编写《文革大事记》。这些包含有大量第一手真实资料的《文革大事记》最后都集中到了市委整党领导小组。正是这一领导小组以上海“文革”史料整理编纂小组名义运用这些《文革大事记》中的资料，整理编纂了这本《史话》,并于1994年定稿。虽然由于当时的上海市委领导不同意《史话》的公开出版，因而限制了这部珍贵史料的留传。但在关注上海文革的相关人士中，仍然有着一定的流通。据在美国的王友琴告诉我，她也有这本《史话》的复印件.另一本是萧关鸿、李逊合著的《大崩溃——上海工人造反派兴亡史》（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出版）。该书虽然以“工总司”为主要叙述对象，但因这一组织的主要成员贯穿了上海文革的全过程，因而实际上反映了上海文革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和人物，是了解上海文革史的一部重要著述。然而，从引文和书后附录的“参考文献”目录看, 本书著者似乎没有看到过这两本书。或许这是著者对上海文革的叙述尚有不确的重要原因。
其五，关于安亭事件和机联站的成立
本书将安亭事件与解放日报事件放在一个标题之下进行叙述似有不妥。因为，一则，二者对上海乃至全国的文革运动发展的作用不可同日而语；二则，这两件事件也不具有直接的相互关联。同样的，著者将徐景贤等领导的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成立放在“康平路事件”的标题之下处理似也不很合适，淡化了这一事件的重大作用。
解放日报事件与康平路事件充其量只是对上海地区的文革运动有着重大影响。而安亭事件的发生和机联站的“后院起火”对于全国文革运动发展的作用，仅以毛泽东在作出文革新部署的1966年12月26日生日谈话中曾对此作的高度评价即可窥见。他在这一谈话中十分兴奋地说到：“上海的形势很好，工人起来了，学生起来了，现在机关干部也起来了。”“最近时期出现了新的局面，广大工农兵起来了，冲破了各种阻力，建立了自己的革命组织，投入了文化大革命。……主力是工人，没有学生和工人结合也不行，没有机关干部也不行。中国现代史上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运动开始，发展到与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才有结果。这是客观规律。五四运动就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正是依据这样的判断，毛泽东发出了“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新号召。也正因此，毛泽东在上海组织撰写“评《海瑞罢官》”文章、拉开文革运动序幕后再次对上海运动予以关注。不久，他即派张春桥、姚文元作为中央文革调查员赴上海，希望上海能提供“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新经验。本书著者对这两个事件作用的评价似有不足。
另有一情况也值得提出。安亭事件中带头卧轨中断交通的并不是后来成为“工总司”领袖的王洪文，而是潘国平。与张春桥谈判并代表“工总司”在承认其合法地位的第一个“五条”上签字的也是潘国平。直到“工总司”地位得到承认，王洪文才开始活跃起来，以其雇农出身、党员、复员军人、保卫科干部、“老造反”的身份排名第一。
其六，张、姚对上海夺权的作用
拙作《“文革”风云人物的再认识——徐景贤个案解读》曾梳理了上海一月夺权的过程，说明这一切其实都是在毛泽东的直接指挥下进行的。张、姚于1967年1月4日回到上海时的身份只是中央文革调查员，并未得到授权到上海鼓动夺权。因为此时毛泽东对所谓“全国全面阶级斗争”尚无招数，正在密切观察、寻找抓手。元旦清晨周恩来直接打电话给正在病休之中的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要他出面解决保守派工人组织“赤卫队”在昆山阻止铁路交通、造成上海经济形势紧张的局面。张姚到上海来，还带来了中央希望陈丕显出来工作的意见。可见，直到此时，中央并未在上海夺权的部署，张姚当然不会擅自行动。上海制止“经济主义妖风”的两个重要文件《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正是在陈丕显的参与下制定的。正在上海的张姚均未参与这两个后来被称为“一月革命”重要文件的制定工作，甚至一直没有公开活动。他们到上海后只是召集各造反派组织头头开会作调查，了解情况，履行调查员的职责。他们对造反派的许多自下而上的夺权行动并未承认，也未进行鼓动。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两报自下而上的夺权接管完全是内部造反组织的自发行为。张姚事先一无所知，事后也未立即表态。上海主要造反组织于1月6日召开的“打倒上海市委大会”在张姚到上海之前就已策划。张姚到上海后虽参与听取大会筹备的意见，但并未提出“夺权”建议。因此，这次大会并未如许多相关文章所言提出“夺权”，而只是循着惯例要求中央派新的市委书记到上海来。也就在此次大会召开之后，张春桥还找了陈丕显谈话，传达了中央要他出来工作的意见。陈丕显出于自身考虑，表态说在现在情况下出来工作有困难，放弃了这一难得的机遇。1月8日，毛表态支持上海两报这种自下而上的夺权形式，但仍然没有使用明确肯定“夺权”的字样。王年一师曾有评论说，此时，“无论就全国还是就上海全市来说，在夺权问题上，毛泽东大概还要看一看”。因此，张、姚当然还不敢轻举妄动。直到1月12日，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发出的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在“紧急通告”上署名的上海32个“革命群众组织”的贺电中，第一次公开以中央的名义肯定上海这些群众组织联合接管的行动，向全国发出了夺权的号召。第二天，上海各群众造反组织在人民广场召开数十万人参加的“欢呼中央贺电”庆祝大会，张春桥、姚文元才第一次在公众场合“亮相”，按照毛的口径支持夺权行动。
其七，工总司镇压上柴联司的“八四”事件
本书著者十分注意毛泽东于1967年8月4日在上海发出的给江青信中提出的“武装左派”、“群众专政”两大口号，认为“从此全国武斗急剧升级”，“对全国局势造成根本性的影响”。但是，著者忽略了这两大口号的提出与同日在上海发生的“工总司”武力镇压上柴联司的“八四”事件的关联。这一同时间同空间发生的两件事并非巧合，而是有着因果关系的。
后来被称作“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华东地区”的此次毛泽东离京活动起自7月14日赴武汉解决军区支左和群众组织大联合问题，结束于国庆节前夕（9月23日返京）。其间，在上海的停留时间从7月21日到9月16日，长达近两个月。可以说，所谓“视察”三大地区，除在武汉因意外发生了群众组织群起攻击王力、谢富治、局势失控而不得不撤离外，其他地区只是路过而已。毛泽东长期驻于上海，既是对上海局势的满意，也是继续想从上海取得经验，以指导全局。因此，发生于毛眼皮底下的“工总司”调动30多万（不是本书所述10万）人马，以棍棒、长矛、木枪为武器，出动了卡车、铲车、消防车，武力镇压反对派组织上海柴油机厂“联司”的行动，自然不会不引起毛的关注。甚至可以推测，这场上海文革史上规模最大的武斗事件发生在毛在沪期间，很可能事先会向毛报告，并征得其首肯。因为，当天晚上，毛泽东即坐着经改装后的防弹轿车亲自到外滩巡视，亲眼看到了手执长矛、短棍、称为“文攻武卫”的“工总司战士”。他还津津有味地观看了上海电视台播放的“工总司”冲砸上柴联司的纪录片。或许，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直接观看武斗场面，引发了这位当年鏖战疆场的领袖内心联翩浮想，如今已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这让刚刚从混乱失控的武汉离开的毛泽东对上海局势十分高兴，认为这才是他所理想的由工人造反派左右局势的天下。所以，当张春桥向他请示如何重建上海民兵时，他立即指示：“武装10万工人”，“每人发一根棍子”。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他当日提笔给江青写信，提出了“武装左派”、“群众专政”两大口号，欲将王洪文创造的上海武斗经验推广全国。
还值得一提的是，正是通过这一事件，毛对王洪文这一“草莽英雄”留下了深刻印象，最终让王演绎了一场先喜后悲、大起大落的人生活剧。
其八，文革思潮研究
文革期间，曾发生过多起质疑、甚至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思潮。丁东、谢泳曾于日本出版的《中国研究》1996年总第十七期“‘文革’研究专号”上发表了《中国“文革”民间思想概观》一文，对这些思潮作了最早的叙述。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不断深入，已有更多展示。十分可惜，这一内容在本书中未有足够的反映，也未能辟出专题进行阐释。其实，在中国意识形态长期严密控制之下，又遇文革这样空前的政治高压，能有独立思考者在潜行，有种种不同思潮在涌现，是文革期间十分珍贵的思想遗产，也是研究文革历史不可或缺的内容。因而，本书对此的记载和分析均感不足，不能不说是件憾事。此外，本书在叙述发生于1966年底“炮打中央文革”风潮时，较多介绍了老红卫兵的行动。其实，在造反派红卫兵中，最早的觉醒者也为数不少，如地质东方红的创始人朱成昭。而且相比老红卫兵因父母遭受冲击、自身被中央文革抛弃而起来反抗不同，造反派红卫兵的觉醒少有利益考量、更多理性思考，因而更有研究的价值。相比而言，他们后来的遭遇也更为惨烈。
如前所述，本书尽管尚有些许瑕疵，仍无损于一部研究文革历史的好书。且本书的出版恰与王年一师1988年发表《大动乱的年代》这部堪称国内文革研究最重要著作相隔整整20年，前后呼应，让人欣喜地看到了文革研究在极其艰难的情形之下仍然取得长足的进步。这是值得向著者道贺、也值得所有锲而不舍地关注文革研究的同道们同贺的喜事。
2009年2月写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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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页】

1970年宪法修改草案解读(下)

余汝信

二、《草案》文本简析
《草案》由序言和四章、三十个条文构成。本文择其要者析之。（本节论述，参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的部分观点和内容。）
1、序言，核心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草案》序言部分，提及“无产阶级专政”（以取代1954年宪法的“人民民立专政”）有六处之多。核心部分，是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即以下三段：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
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
在这个历史阶段中，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以上四个“存在”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毛泽东文革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指导。该理论最初概念的首次提出，是在1967年5月18日《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中。在同年10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大革命万岁》中，又发展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的光辉理论”，最后在毛批阅过的同年11月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中正式确立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篇文章将该理论概括为六个方面的要点，即：必须用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依然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要把那些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夺了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最重要的是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文章说，这一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立了“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
文革中被大张旗鼓反复宣传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写进了中共“九大”、“十大”的政治报告和修改后的党章，写进了1970年宪法修改草案和1975年四届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当时的国家根本法所确认。
2、总纲第一条，“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总纲第一条规定了国家的本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与1954年宪法第一条规定所不同的是，1954年宪法写的是“人民民主国家”，同时，该宪法序言中称之为“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被“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所取代。
在文化大革命当时的语境下，“无产阶级专政”就其阶级内容而言，实际上只有产业工人（不是一切工人）和贫下中农（不是一切农民）的“工农联盟”（加上“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限制词），才是政权的主人，而其他广大的应该联合和可以团结的群众，则被排除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基础之外。至于被专政的对象，则十分广泛，按《草案》总纲第十四条列举的，有：“卖国贼”、反革命分子、地主、富农、反动资本家和“其他坏分子”。何谓“反革命分子”？如何界定资本家反动还是不反动？《草案》没有说明。在文革期间，右派分子、叛徒、特务、走资派、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甚至“臭老九”（“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均可列入“其他坏分子”，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
3、总纲第二条，“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元首”
《草案》序言充斥了对领袖的溢美、赞颂之词，而条文中以该条至为突出：“毛泽东主席是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元首，是全国全军的最高统帅。林彪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是全国全军的副统帅”。
宪法中加入对领袖的赞颂之词，以领袖人名入宪，以领袖的接班人入宪，并制作为条文，这种做法，是与现代民主精神背道而驰的。
值得十分注意的，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元首”此一前所未有的提法。
毛坚持不设国家主席，但国家元首的位置不能空置。《草案》给予毛泽东一个国家元首（条文中称之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元首”）的名份，毛是欣然接受的，否则，由一个党的主席统率国家军队，在国际上无论如何都是不符合惯例的，真真正正是“名不正，言不顺”。
但凡一个国家，均有国家元首，只是称号和定义不同而已。君主制下，国家元首为君王；共和制下，国家元首通常称之为总统；历史上或现实中号称的社会主义国家，或称国家主席，或称国务委员会主席，又或前苏联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极个别的，如利比亚，没有正式的国家元首称号，但谁都知道卡扎菲是实际上的国家元首，武装部队最高统帅（1970年代后期曾自称总人民委员会总秘书处总秘书）。毛泽东只是说不设国家主席，但他从来没有说不要国家元首，且他心目中的国家元首永远是他自己。“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元首”，堪称《草案》的一个创造性提法。它更类似一个尊号，享有国家元首的地位而无须履行除统率全国武装力量之外的实质性的政务职责。而即便是这么一个尊号，毛泽东也绝不会拱手让给他人，在毛看来，国家元首代表了国家军队的统帅权，毛是牢牢紧抓不放的。
此外还值得注意的是，林彪虽是毛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是全国全军的副统帅”，但并没有被加上“无产阶级专政的副元首”的尊号。元首是唯一的，仅仅就是毛一人。
4、国家机构第十六、十七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草案》第十六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在“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前面加上的限制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文字表达上纯为画蛇添足——整个国家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作为主要国家机器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岂能例外！不过，这也在世人面前充分暴露了一个事实——由于是在中共的具体的、无微不至的领导之下，全国人大确非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草案》第十七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是：修改宪法，制定法律，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提议任免国务院总理和国务院的组成人员，批准国民经济计划、国家的预算和决算，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认为应当由它行使的其他职权”。
对比1954年宪法，《草案》除了加上“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提议”的限制词之外，全国人大的以下职权：监督宪法的实施；选举国家主席、副主席；决定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委员人选；选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选举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批准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划分；决定大赦；决定战争和和平的问题以及罢免国家主席、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秘书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统统被删除。“决定国务院总理的人选”和“决定国务院组成人员的人选”中关键的“决定”一词，改为“任免国务院总理和国务院的组成人员”。“决定国民经济计划”“审查和批准国家的预算和决算”，改为“批准国民经济计划、国家的预算和决算”。主动的决定和审查权都没有了，只剩下被动的在中共中央委员会决定性的“提议”下的“任免”和“批准”，还有何权威的职权可言？名符其实的橡皮图章而已。
5、国家机构第十八条，国家元首部分实际职权的归属
由于《草案》给予毛泽东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元首”即国家元首的名誉尊号，而毛除了统率全国武装力量之外无须履行任何实质性的职责，《草案》所设计的国家元首的除却统率军队之外的其他职权，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集体行使。
《草案》第十八条的表述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它的职权是，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解释法律，制定法令，派遣和召回驻外全权代表，接受外国驻节，批准和废除同外国缔结的条约，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1954年宪法的构思，中国国家元首的职权，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家主席联合行使的，即所谓集体国家元首。1954年宪法规定的国家主席行使的职权，其实大都是程序性甚至是礼仪性的而非实质性的权力。其中国家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理论上是实权，毛担任国家主席时也似乎如是，但1959年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后就变成一句空话，军队始终在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的绝对领导之下。
此外，1954年宪法规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的许多项职权都在《草案》中被删除了，其中有：（1）主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2）监督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3）撤销国务院的同宪法、法律和法令相抵触的决议和命令；（4）改变或者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的不适当的决议；（5）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决定国务院副总理、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秘书长的个别任免；（6）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如果遇到国家遭受武装侵犯或者必须履行国际间共同防止侵略的条约的情况，决定战争状态的宣布；（7）决定全国总动员或者局部动员；（8）决定全国或者部分地区的戒严，等等。两相对照，1970年《草案》仅保留了1954年宪法规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部分职权，其它的，按毛晚年的国家学说思想，“一个党和一个行政机构”（主要还是“一个党”）即已足够。
《草案》第十八条还改变（实质上是矮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称谓，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若干人，委员若干人组成，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或者罢免”。
6、国家机构第十九、二十条，国务院性质、地位和职权的弱化
《草案》关于国务院的条文仅有简单的两条。第十九条称：“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比照1954年宪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及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国务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草案》的规定是模糊、含混的。既没有确定国务院“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更没有认定其“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一方面更为模糊、抹去了“三权分立”概念的痕迹，另一方面弱化了国务院的性质和地位。以毛的说法，“主要还是党的领导和行政上国务院”，“一个党和一个行政机构”，国务院就是党领导下的一个行政机构，而不要提什么“最高国家行政机关”，也不要提“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了，所谓“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只是表面文章，实质上是对中共中央负责并报告工作。
比照1954年宪法，《草案》第二十条规定的国务院职权大为简化，1954年宪法所规定的国务院的多项职权被删除。被砍掉的主要有：（1）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议案；（2）改变或者撤销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的不适当的命令和指示；（3）改变或者撤销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不适当的决议和命令；（4）管理对外贸易和国内贸易；（5）管理文化、教育和卫生工作；（6）管理民族事务；（7）管理华侨事务；（8）保护国家利益，维护公共秩序，保障公民权利；（9）管理对外事务；（10）领导武装力量的建设；（11）批准自治州、县、自治县、市的划分；（12）依照法律的规定任免行政人员。以上职权（不包括“领导武装力量的建设”），《草案》第二十条以“管理国家行政事务”总括之，而“领导武装力量的建设”的职权，毛是收归于中共中央军委的，这不能不视为国务院职权模糊化和弱化的具体体现。
7、国家机构第二十五条，乱局之中的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
文革期间，法院、检察院系统自上而下遭到重创。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院系统，更被全部撤销。到1970年，毛泽东仍完全无意恢复原来独立的国家检察机关体系。
在此形势下，《草案》将1954年宪法中“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十二个条文，大大缩减为第二章国家机构第五节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第二十五条一个条文。砍掉了原1954年宪法中法院部分重要的第七十五条“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依照法律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第七十六条“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第七十八条“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第七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是最高审判机关。最高人民法院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上级人民法院监督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等条文，砍掉了检察院部分第八十一条至八十四条的全部条文。
《草案》将原1954年宪法第八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十分不恰当地修改为“各级人民法院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设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因为《草案》规定的常设机关即为革命委员会，可以理解为将原对立法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降格为向行政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草案》又将原1954年宪法规定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由全国人大选举、罢免，县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并且有权罢免本级人民法院院长，不恰当地统一修改为“各级人民法院院长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任免”，即原由立法机关任免的，降格为由革命委员会即行政机关任免，矮化了法院的法律地位。
由于独立的检察院系统已不复存在，《草案》不恰当地规定“检察权由各级公安机关行使”。其实，公安机关可以行使的只是检察机关职能的一个部分即批捕权，其他国家法律监督职能公安机关并不能行使。
《草案》还规定“检察和审理案件，都必须实行群众路线。对于重大的反革命刑事案件，要发动群众讨论和批判”。这就十分荒谬地以根本法的形式，确认了文革中“群众专政”、“群众办案”这种混乱局面的合法性。
2009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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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之石】

关于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的斗争
——《坚持特权》第五章（上）

Joel Andreas（安舟）
Hsu- Yong 译 H•L- Hsu & L•L-Huang初校
　　
　　毛泽东发动文革时，直接向两部分人开火，即中国社会顶层的受旧教育的精英和新的政治精英。学校系统和党的组织作为这两类精英获得权力的制度性基础，在文革中都被关闭了，遭受到重创。一方面，毛号召学生、工人和农民攻击学校、工厂、农村的党的干部，造成党组织的瘫痪，党各级部门的权威遭到削弱；另一方面，整个教育系统的实践受到质疑。与传统中国文化、西方文化相联系的知识分类——即整个受过教育的阶级的遗产，受到玷污，传统文化的标志被摧毁。知识分子的社会名望、物质地位、自我意识受到残酷打击，这种打击经常涉及对个人的残酷暴行。毛特别担心将政治和文化权力相结合的一个精英阶级的崛起，因此他重新试图削弱革命干部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间的联系，但现在他更担心的是那些五、六十年代被精心培养过的年轻红色专家们的倾向。
　　毛泽东虽然设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两方面的前提，但他的指示经常模糊不清，诸多指示之间甚至产生尖锐矛盾。在各地党组织于1966年夏天到秋天停止运转之后，全国各地的学生、工人、农民分成各种派别，对文革目标进行不同的解释。前一章我重点谈到清华大学派系之一的“井冈山”兵团，它在学校派系中占了主导地位，但它只是清华大学及其附属中学里四个不同政治倾向派系中的一个。这一章，我将分析两所学校派别间的斗争路线是如何划定的。
　　毛的双重打击目标——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每一个都是派别斗争的关键，有些人攻击这个维护那个，有些人攻击那个维护这个。清华大学的情形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而清华附中和大学相比，它的派系与这两个斗争轴心的关系很不相同。中学精英内部纷争，政治资本反对文化资本，干部子弟批斗知识分子的孩子。大学的情况相反，激进派同时攻击新兴阶级秩序的政治与文化支柱，这使得维持现状的温和派得到发展，他们包括旧教育精英和新政治精英的子弟。因此，中学的斗争路线是精英内部纷争的尖锐表现，而大学温和派反映了精英内部联合的再现。我将论证这两种形式都是不断斗争的内部精英结合过程中的表现。
　　对文革中学生派系斗争主流的解释，可称作“竞争精英模式”，强调的是干部子弟与知识分子子弟之间的斗争。在深入研究广州重点中学学生派别的基础上，陈佩华（Anita Chan）、骆思典（Stanley Rosen）和安德佳（Jonathan Unger）总结，知识分子的孩子攻击现存秩序，而革命干部的孩子保卫现状。人们常常忽略陈佩华等人对这个模型解释所加的限制条件，1西方学术界把它作为一个普遍模式来对文革期间的学生派别纷争进行诠释。2
　　竞争精英模式有许多理念，我将在这一章中再次验证。首先，这种模式描述两种主要政治倾向：由革命领导干部子弟把持的“保守派”阵营，由旧知识精英子弟领导的“造反派” 阵营。这两种精英家庭出身的学生组成政治倾向相反的派别。工人的孩子、农民的孩子也分别加入两大阵营，但都不是主要的领导者。第二，这个模式提出，学生派系潜在的关键分歧，是由学校的阶级路线录取政策所带来的：优待工人、农民和革命干部子弟而伤害旧知识精英子女。当前阶级路线政策的受益者倾向支持现状，而该政策的受害者则反对它。第三，这个模式提出，造反派攻击党政干部时更激烈，而攻击知识分子时相对温和，保守派则恰恰相反。
　　运用到当前研究所用的政治和文化资本的基本框架中，竞争精英模式建议由知识分子精英子弟把持的造反派，攻击政治资本（把政党等级制度作为目标），保护文化资本（通过反对阶级路线）；而由政治精英子弟把持的保守派，攻击文化资本（通过提升阶级路线和打击教育等级），保卫政治资本（维护党的等级制度）。这两个最基本的倾向在表5.1得到说明。
　　目前对清华大学和清华附中学生派系的分析反映了竞争精英模式，既有其有效性又有其局限性。我发现，两所学校斗争政治和文化资本中，产生了四种政治倾向，如表5．2所示。竞争精英模式描述了两种倾向（右上和左下）。这是清华附中的主要倾向，这个重点中学类似陈佩华、骆思典和安德佳研究中的学校，其学生主要由政治精英和知识分子精英的孩子组成。斗争的主要方面是政治资本与文化资本的斗争：一派由老革命干部的孩子组成，另一派主要由知识分子的孩子组成。

表5.1 以竞争精英模式判断学生的政治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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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轴心　　 　　　　政 治 资 本
　　　　　　　　－－－－－－－－－－－－－－－
　　　　　　　　　　　攻 击 保 护
－－－－－－－－－－－－－－－－－－－－－－－
文化资本 攻击 　　　　保守派
　　　　保护 造反派
－－－－－－－－－－－－－－－－－－－－－－－


表5.2 清华大学和清华附中学生政治倾向
－－－－－－－－－－－－－－－－－－－－－－－
斗争轴心 　　 政 治 资 本
　　　　　　　　－－－－－－－－－－－－－－－
　　　　　　　攻 击 保 护
－－－－－－－－－－－－－－－－－－－－－－－
文化资本
　　　攻击 大学激进派　　中 学
　　　　　　　　（井冈山） 　老红卫兵
－－－－－－－－－－－－－－－－－－－－－－－

　　　保护 附中激进派　　大学温和派
　　　　　　　（井冈山）　　　（4·14）
－－－－－－－－－－－－－－－－－－－－－－－



然而，清华大学由于招收了许多来自工人、农民的家庭的孩子，其派系斗争的模式与中学大不相同。大学发展的两种主要倾向（左上和右下）不适合竞争精英模式。前面一章我已谈过，大学“激进”联盟（左上），其领导者来自工人、农民家庭；他们同时攻击着政治和文化资本。另一方面，大学温和派（右下）联合反对激进派，保卫政治与文化资本。温和派拥护大学里的政治系统和教育系统，他们得到来自于知识分子家庭的学生，以及农民、工人、革命干部家庭的学生广泛的支持。
　　接下来的部分，我将谈到四种政治倾向的政治立场、领导集团和社会基础，解释两所学校为什么所制定的政治斗争路线不同。首先，我分析中学派系间的对争，然后再分析大学的。
　　
中学派别：政治精英对抗文化精英
老红卫兵：攻击文化资本、保护政治资本
　　清华附中诞生了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它由大胆勇猛的革命干部子弟，一群十几岁的孩子组成。他们把“造反有理”的口号变成了一代文革积极分子的座右铭。这种半隐蔽性的组织，得到毛的鼓励号召，攻击旧知识精英、剥夺他们在教育系统的权力。1966年5月，新生的红卫兵张贴大字报，斥责万邦儒校长，说学校管理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管理，指责他的地主家庭出身。许多知识分子子弟在共产主义青年团干部的领导下贴出大字报，保护万校长和学校行政管理层。红卫兵再贴大字报回应，称这些学生为“保皇派”，因为这些学生保护被批斗的校长。红卫兵在受到学校行政部门及“保皇派”学生攻击的情况下，于6月7日撤出学校。第二天他们返回了学校，力量得到加强，因为北京其他重点中学的学生（大部分是革命干部子弟）也到来了，但是校长关闭了大门。然而，当晚，北京市委派出工作组免去了校长及管理层干部的职务。红卫兵随着工作组得意地重返学校。3
　　在那之后一直到7月，工作组驻扎学校，红卫兵领导主持会议，批评学校旧行政管理部门。争端爆发了，工作组坚持应该把现在已经解散的青年团的某些领导吸收到这场运动中的领导层来，尽管以前他们没有支持红卫兵。不过，红卫兵并没有公开批评工作队。6月末，当蒯大富和其他同学在邻近的清华大学挑战工作组时，附中红卫兵与他们保持距离。红卫兵中的一个成员在中学贴大字报，保护大学反对工作组的造反者。她被工作组批评为“反革命”，而她的同志并没有维护她。4 攻击中学校长是一回事（尽管他是学校党委的领导，但来自地主家庭，能被定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但是攻击党最高权力机构派遣的工作组成员是另外一回事，因为他们个人有无可挑剔的革命资本。
　　在命令工作组撤出学校之后不久，毛于8月1日写了封公开信赞扬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反抗精神。在毛的鼓舞下，8月红卫兵运动横扫全国。清华附中红卫兵和其他学校的兄弟组织成为这场反对旧精英的暴力运动的先锋，斗争对象涉及到学生、老师，学校的行政管理人员。他们领导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运动，抄旧资产阶级和富有知识分子的家，破坏或没收具有传统精英或西方文化性质的东西。5
　　红卫兵强烈拥护党的阶级优先政策——即众所周知的“阶级路线”，斥责旧知识精英所拥有的特权。1966年7月，清华附中红卫兵在传单中写道：
　　“十七年来，我们学校一直控制在资产阶级手中，我们再无法容忍了。我们要推翻它，夺权，组织阶级队伍的革命。根据社会状况确定阶级路线。……我们知道你们的感觉，地主和资产阶级年轻的绅士和女士们……你们认为自己可以利用暂时存在的资产阶级教育以爬上更高的位置，成为白色专家，进入大学，加入‘教授、专家’的行列……甚至有可能建立些政治资本，得到些权力。……你们没有想到你们憎恨的阶级路线会真地来到，毁掉你们的这些梦想，……你们轻视工农和工农子弟以及革命干部子弟，以后他们将占领科学技术文化阵营，你们独霸这些阵营的权力一去不复返了。”6
　　红卫兵对阶级路线进行特别的解析，称为“血统论”，强调他们的角色是革命干部子弟。红卫兵确信自己作为革命干部子弟，文革期间他们有特殊的责任，“跟随革命父辈的足迹”。7 有一幅著名的对联精确表达了血统论原则，这是由来自北京另一所重点中学的革命干部子弟创作的，七月末成为红卫兵的座右铭：“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血统论排斥那些不是“红五类”家庭，即所谓“好”家庭出身的人。8月，他们的权力达到了顶点，清华附中红卫兵宣布：“那些人不是工人、农民、革命干部的子弟……最好在我们面前低头。”8
　　血统论不断升级，把为数不多的那些参加过早期红卫兵运动的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学生大部分清除出去了。据原清华附中红卫兵积极分子估计，到1966年8月，学校里几乎所有的革命干部子弟都参加了红卫兵组织，而知识分子干部的子弟几乎无一例外地被排除在外。血统论对联也暗示排除工人、农民的孩子，因为不像那些干部子弟，他们并不是革命者的子弟。而清华附中红卫兵以工人、农民的子弟名义攻击旧教育精英的孩子，实际上他们的组织是由革命干部的子弟组成的。毕竟中学的学生很少有来自工人、农民的孩子，即使有，大部分要么被红卫兵抛弃，要么被疏远。9
　　清华附中红卫兵运动暴力攻击学校行政部门、旧教育精英，以及与文化资本结合的权力和特权，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他们确实是造反派。然而，他们的血统论座右铭清楚地说明了红卫兵保卫政治资本的保守一面。毕竟，血统政治的本质是使政治资本的继承成为权力获得的合法基础。在新兴的学生运动即蒯大富和其他反对清华工作队的人开始冲击党的等级制度的权威性后，红卫兵的保守一面开始显现。重要的转折点发生于1966年8月24日，清华大学内张贴了攻击刘少奇主席的大字报，这惹恼了中学红卫兵。他们集合城里各中学的红卫兵到大学开会。在群众集会上宣布不允许学生在大学里“翻天”后，红卫兵开始暴力行为，他们痛打教授，用卡车拉倒清华园著名的学府大门（现称二校门），继续攻击旧教育精英和他们的标识。同时，他们撕毁大字报，抨击批评刘少奇和其他高层领导的大学生。10
　　1966年秋天，毛继续动员学生攻击党的等级制度。保护政治资本日益成为红卫兵目标的保守一面（我们称最开始的红卫兵运动为老红卫兵，以此区别于他们的对手，因为对方也称自己为红卫兵）。12月，清华附中的老红卫兵与其他重点中学的类似组织，召开会议组建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数百清华附中学生和数千来自其他中学的学生都参加了这个会议，这个松散结合的联盟，简称“联动”，以组织的名义散发传单，发誓要保卫“各级党组织和优秀而忠贞的领导干部”。11
　　到1967年1月，几个月来遍布全国的学校内尖锐的派别纷争，导致绝大多数老红卫兵组织垮台了。然而，清华附中的红卫兵——这场运动的创始者们感到自豪，虽然成员锐减，但是他们的组织得以保留下来。
　　
中学激进派：攻击政治资本与保护文化资本
　　1966年深秋，对“血统论”的批判开始出现在国家报纸中，同时蒯大富和“井冈山”开始成为清华大学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倾向。清华附中知识分子的孩子组织他们自己的运动，向在中学里占主导地位的老红卫兵发起挑战。他们采用大学激进派的名字，即“井冈山”，但政治倾向不同。
　　遵守文革的准则，清华附中“井冈山”组织的两位主要领导人具有无懈可击的阶级背景：他们都是革命干部子弟（其中关键的一位是前红卫兵，由于她支持蒯以及其他反对清华大学工作队的人而被以前的同志抛弃）。但是该组织构成的实际社会基础是知识分子的孩子。清华附中的“井冈山”积极分子称，1966年末他们向老红卫兵发起挑战的时候，他们在中学的支持率是80%，这个数字可能有些夸张。
　　几个月以前，很多现在活跃的清华附中“井冈山”成员，支持学校行政机构，反对老红卫兵的攻击，结果干部子弟斥责他们为“保皇派”。现在“井冈山”积极分子则称自己为真正的造反派，相反对着他们的对手大叫“保皇派”，指责他们保护党的等级制度。由于毛当时攻击“修正主义和党内走资派”，“井冈山”成员把这个帽子也戴在对手的头上。过去革命干部的孩子称知识分子孩子是旧精英的徒子徒孙，而现在革命干部的子弟被称为新精英的徒子徒孙。他们极力批判“联动”，称这种老红卫兵的松散联盟是新特权阶层的维护者：“一群‘革命干部子弟’组成‘联动’，他们的世界观还没有被改造……因为他们的父母在政治、经济上都处于优势，特别是修正主义者，试图以此教诲自己的孩子，让他们觉得自己有权享有政治与生活方式的特权，以便培养自己的孩子成为修正主义者，将来接替父母的地位。这些修正主义者让自己的孩子远离劳动，远离工人、农民，向孩子灌输‘自来红’观念。他们鼓励孩子摒弃思想改造和那种成为真正的人民的孩子的努力；相反他们凌驾于人民之上成为精神贵族。这些子弟压根就是修正主义者的苗，他们是特权阶层的继承者……，所有‘联动’的行为都是为了保存特权阶层的利益。”12
　　中学激进派大多数来自知识分子家庭，他们的主要兴趣在于挑战政治系统的不公，他们对于毛反对文化资本的目标兴趣不大。中学“井冈山”的积极分子蔡建设（音译）给出明确的观点。“我们不喜欢特权，”他告诉我，“我们永远不反对知识。”13 实际上，清华附中井冈山派的某些头头是坚决保护学校校长的，反对老红卫兵攻击他们。即使后来学校行政机构垮台了，他们被斥为实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但一个“井冈山”头头回忆，“我们支持教育变革，但我们不是很反对校长和行政领导。”14
　　尽管文化大革命中毛激进阶级路线统治的政治环境对任人唯贤政策极为不利，但是清华附中激进派竭力维护这些政策。许多人对遇罗克写的一篇批判阶级路线的雄辩有力的文章深有同感。遇罗克毕业于享有盛名的北京四中，他写的带有苦涩的政治宣言《出身论》，于1967年1 月登载在四中的学生报纸上。这使批判“血统论”的运动达到顶峰。遇罗克加入到对血统论的广泛批判中，但他比主流批判走得更远。当时的主流批判小心地区分“血统论”和阶级路线，批评干部子弟“自来红”思想，而继续支持惠及工农子弟的阶级优先路线（这是毛极力支持的）。但是遇罗克则相反，他抨击整个家庭出身论，并把此比作种姓制度。他认为，尽管“好”的阶级出身的人们宣称他们文革前受到歧视，但是他们已经得到特别待遇。他认为真正受到歧视的人来自“坏的”阶级出身，并提供了大量惊人的例子。15 他写道，“任何通过个人努力不能达到的权利，我们都不承认”。16
　　1966年冬天到1967年春天，一百多万份《出身论》的传单散发到全国各地。北京各中学红卫兵报上有许多文章进行了广泛的讨论。17 清华附中“井冈山”头头曹英（音译）个人认识遇罗克，谈到因为政治原因他们不可能公开支持他的文章，但是“我们认为每个人都应该读一读这篇文章。”18
　　1967年冬天，清华附中本来就高度分化的派别，由于第三派“温和派”的出现使得情况更加复杂，第三派自称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他们没有参与1966年6月老红卫兵攻击文化资本的行动，他们也不愿意参与同一年“井冈山”激进派后来反对政治资本的行动。他们更喜欢现状。用一位原“井冈山”积极分子的话来说，这些温和派“本质上是保皇派”。19
　　温和派主要由知识分子的子弟所组成，而“血统论”陷入衰败与耻辱境地后，革命干部子弟舍弃老红卫兵，他们加入到温和的组织里来。因此，可以说温和派代表着过去青年团所体现的政治和文化资本联合的再现。实际上，温和派组成成员中有几个是原来是学校共青团委员。但是，温和派在清华附中斗争中不是重要角色。正如被老红卫兵和“井冈山”鄙视为懦弱、没骨气那样，温和派不是很积极，他们的寻求调和的呼吁大多被当成耳旁风。
　　
中学派别结盟和其团体利益以及团体身份
　　尽管出现了温和派，清华附中仍主要分成两大阵营，每个阵营大都是根据家庭出身确定的，政治家的孩子和文化精英的孩子是对立的。因此，文革期间清华附中派别斗争采用了与1957年大学斗争相同的路线斗争，1957年毛首先邀请知识分子批评共产党，然后又授权党的干部进行反击。然而这一次，过程反过来了。中学积极分子蔡建设（音译）指出，1966年，“ 毛首先利用红卫兵攻击反动学术权威，然后他又用我们造反派来反对走资派。”20
　　正如竞争精英模式提出者们认为的那样，清华附中各派斗争明显反映了以前各团体的不同和利益的差别。革命干部子弟享受与执政党的亲密关系带来的特别优待，更重要的是，他们对所继承的革命遗产的理解影响和决定了他们的世界道德观和他们在其中的位置。同时，对于知识分子子弟来说，一方面现存的重点中学的等级制度和考试系统，给他们带来了明显的好处，另一方面革命干部子弟对这些制度的攻击破坏了长久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热衷的关于对与错的基本的任人唯贤统治的概念。因此，清华附中学生依据这些路线而分裂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尽管如此，精英的分化本是可以避免的。毕竟，除了个别，大部分清华附中的革命干部子弟参加考试进入学校，在贤能教育系统下，有良好发展。同时，许多知识分子的孩子参加了共青团，获得了相应的领导地位，盼望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毛于60年代中期开始强调阶级路线政策以前，清华附中行政部门努力工作，促进两群体之间的合作。文革初期，共青团里的有组织的精英内部的合作刚刚起步，就被血统论冲击粉碎。而“血统论”是革命干部子弟对毛的阶级路线政策的解释，这个理论导致清华附中学生根据自身利益和出身分成两大阵营。然而，即使在文革条件下，学生分裂成不同阵营政治资本与文化资本的互相斗争，仍是可以避免的。尽管清华大学学生许多和附中的学生家庭背景非常相似，但是依据不同的路线分化。
　　
大学派别：攻击现状或者维持现状
　　与中学学生不同，清华大学学生并不是依据出身而分裂为不同阵营。学生出身统计结果揭示了重要原因：将近40%的大学生来自工人家庭和农民家庭，并且和竞争精英模式不同的是，出身卑微的学生在大学派系斗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这点使学校没有基于精英身份的差异分裂成两大阵营。尽管在动乱初期，清华大学革命干部子弟也宣传“血统论”，但是这个理论在大学影响力很小，因为根据这个理论工人和农民出身的学生既没有像革命干部子弟那样被完全接受，也没有像知识分子孩子那样被完全排斥。“血统论”不能决定大学的斗争双方，因为它只打击文化资本和旧的教育精英，因此血统论很快被激进派的纲领抛弃，他们的目标既包括反对文化资本，又包括反对政治资本。
　　因此，很难根据相关学生的家庭出身来区分大学里的两种派系。但是根据他们政治观点上的不同来区分则不会犯错：激进派同时攻击政治和文化资本，温和派则保护二者。虽然清华大学内的斗争不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这种意义上的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但是它是与阶级有关的斗争。新兴的解放后的阶级秩序的政治和文化基础处于危险之中。
　　
大学激进派：同时攻击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
　　正如前一章提到的，1966年秋，清华大学蒯大富和“井冈山”联盟反对政治当权派，确认的目标是反对党的官僚体制。在这一点上，清华激进派和年轻一些的附中激进派联盟完全相同。然而，与中学激进派不同的是，大学激进派对旧教育系统和文化资本特权者没有任何同情。蒯大富积极推行毛提出的激进纲领：他写道，文革的主要任务是“打击和推翻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打击和推翻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彻底改革教学系统和教学方法。”21
　　清华大学激进派没能提供平台来表达对阶级路线政策的敌意。例如，当遇罗克的反对家庭出身论的文章在中学广为流传并得到中学激进派的支持时，却很少有传单送到大学内，大学激进派谴责这篇文章，认为它是“大毒草”。22在大学挑战阶级路线是难以获得支持的。23一名大学激进派积极分子回忆，“那种想法当时无法在中国存活，不可能获得更多支持，人们仍牢记反对地主的革命。”24
　　“井冈山”谴责清华大学推行促进阶级分化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大学入学考试和大学入学政策，都遭到激进派攻击，诸如招收太多大城市的学生，忽视了农村与落后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即使在大城市，工人的孩子也处于劣势。“井冈山”报评论员指出，在招收的来自上海的学生中，资产阶级出身的学生是工人阶级出身的两倍。25 为了进行纠正，当时建立了一个“井冈山”委员会来研究招生问题，提出应该彻底改变入学规则，强调阶级优先政策。他们写道，60%的学生应该通过群众推荐的方式来选拔，而大学入学考试应该彻底改革，把它当作群众推荐方式的补充。入学的学生中应有65%的工人和农民出身的学生，来自以前的剥削阶级家庭的学生不得超过5%。26
　　“井冈山”头头称，清华大学已成为“资产阶级继承者的培育基地”。他们指责学校通过诸如招收来自特权家庭的学生，鼓励学生和老师与工人农民分离，忽视政治教育，贬低生产劳动，等等，来培养“精神贵族”。蒋南翔鼓动在教育系统划分等级，这注定要制造阶级等级。激进派写道，“优秀”的变得更好，“差”的变得更差，结果“优秀”的成为剥削阶级，凌驾于“底层”劳动人民之上。27
　　“井冈山”很难被归纳进竞争精英模式，因为竞争精英模式中“造反派”攻击共产党干部，但他们却对知识分子有更多的同情。然而井冈山头头一直对大学干部采取不妥协的态度，他们特别对所谓的“清华牌干部”，即从清华毕业并被学校党组织留下来和培训过的干部们持敌对态度。“井冈山”积极分子孙传耀解释，“井冈山”派特别不信任这些干部，因为他们是知识分子：
　　“我们反对所有这些干部，因为他们都是走资派。我们只支持一个干部，我们感到他来自工人和农民，即韩银山……他不是知识分子大学毕业生。清华毕业生——这些人是不好的……他们执行刘少奇资本主义路线。中国大多数的人是工人、农民，对不对？知识分子是少数——非常少的一部分人。我们相信即使他们是党员、共产党干部，也必须代表工人。而他们不能代表工人——他们无法代表工人和农民。只有工人、农民出身的干部才能代表工人、农民。”28
　　清华大学的老红卫兵类似于清华附中的，主要打击“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1949年以前受过教育的、待遇较好的高级教授），而“井冈山”激进派更关注新一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特别是1949年后的清华毕业生，在大学当教师和干部。根据“井冈山”头头分析，因为清华大学的精英政策，这一代人，主要来自非劳动者家庭，他们继续发展资产阶级世界观。与“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相比，实际上他们更具有危险性，因为他们享有与党相关的合法性和权力。“新一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多数人的外部表现是所谓‘又红又专’，其中一些人还是党员和领导干部，因此他们擅长滥用党的名义来发展修正主义垃圾”，造反派报纸的一篇文章认为，“他们有政治资本和特权，大多数事情必须通过他们才能办得到。”29
　　因此，新一代的知识分子特别得到“井冈山”头头的关注，因为他们既有政治资本又有文化资本。“井冈山”头头指责他们是蒋南翔的行政机构的主要社会基础，是大学“特权阶层”的一部分，这一阶层还包括大学的高级领导以及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写道：“清华大学党委不是无产阶级的先锋，而是新一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理人。”30

注释：
1 See Chan, Rosen and Unger (1980) and Rosen (1982).
2 See, for instance, Harding (1991), pp. 154-6, Lupher (1996), p. 202, Meisner (1986), p. 335, and Nathan (1985), p. 64.
3 Zhong (1996) and Interviewee No. 20.
4 Zhong (1996) and Interviewees No. 18 and 20.
5 For an account of Red Guard violence during this period see Wang (1996), pp. 17-34.
6 TAMS Red Guards (1966).
7 TAMS Red Guards (1966).
8 Reprinted in Song and Sun (1996), p. 87).
9 Zhong (1996) and Interviewees No. 17, 18 and 23. As Rosen (1979, p. 186) noted.
10 Hinton (1972), pp. 75-76, Wang (1996), pp. 20-21, and Interviewees No. 12, 16 and 20.
11 Reprinted in Song and Sun (1996), p. 108.
12 TAMS Jinggangshan Regiment (1967).
13 Interviewee No. 22.
14 Interviewee No. 18.
15 For an English translation see Gordon White (1976), pp. 71-93. The Chinese original is included in Song and Sun (1996), pp. 120-40). Several other articles by Yu Luoke are also reproduced in that collection.
16 Cited in Weiran Lin (1996), p. 260.
17 See Chan (1985), p. 233, Weiran Lin (1996), pp. 255-260, Rosen (1979), pp. 196-204. After ignoring the debate in the middle school student press about Yu Luoke’s article for several months, in April 1967 the CCRSG denounced the article, largely stifling further debate.
18 Interviewee No. 18.
19 Interviewee No. 17.
20 Interviewee 22.
21 Kuai (No date), p. 61.
22 Jinggangshan (1967b).
23 The effort made by one student to oppose the family origin system illustrates the limited hearing such views received at the university. (Jinggangshan, August 12, 1967)
24 Interviewee No. 9.
25 Jinggangshan (Nov. 17 and Nov. 24, 1967).
26 Jinggangshan (Nov. 9, 1967).
27 Jinggangshan (May 1, May 8, May 13, and Nov. 17, 1967) and Tang (1996a), p. 58.
28 Interviewee No. 75.
29 Jinggangshan (Oct. 19, 1967).
30 Jinggangshan (Oct. 19 and Dec. 12, 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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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人物】

戚本禹在文革中做的一件好事

李晓航

文革时期，“王、关、戚”人人皆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人，当时可谓炙手可热、不可一世的人物。但到了1967年8月30日，这三人的政治生命开始发生逆转，经毛泽东批准，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几个月后的1968年1月12日，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
有人说，戚本禹之所以垮台，是因为他干的坏事太多，其中之一是搞打砸抢，“多行不义必自毙”。现在，戚本禹已然成为历史人物，有关戚本禹在文革期间搞打砸抢的材料，我没有看到，不敢妄论。但研究历史的人对历史人物的评点，应出言有据，是无须多言的。我手头有两份材料证明，正当红卫兵搞打砸抢盛行全国的时候，戚本禹给红卫兵浇了一盆冷水，为保护古旧书刊、字画做了一件好事。
一份材料是《戚本禹同志与图书、文物、考古、博物馆等单位革命造反派代表座谈时的讲话纪要（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下午四时四十五分至六时三十分在全国政协礼堂三楼会议室）》，这是由北京造纸总厂、中国书店、新华书店、人民文化出版社（原中华书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化部图博文物局、北京图书馆、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等十二个单位造反派共同整理的，整理时间是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
另一份是这次座谈会的直接成果，即参加座谈的十二个单位造反派于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五日联合印发的《关于保护古旧书刊、字画的倡议书》。
我手头这两份材料均非原印件，而是当时的翻印件，都是由“山西省文化艺术界革命造反指挥部”、“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毛泽东思想学用会’‘鲁迅战斗队’”两个造反派组织联合翻印的，《座谈纪要》的翻印时间是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倡议书》的翻印时间是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说明这两个材料当时通过翻印等方式，散发到了全国各地。
这两份材料表明，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下午，戚本禹在全国政协礼堂三楼会议室召集北京文博界和造纸厂十二个单位造反派代表座谈，座谈的主题是，就红卫兵抄家抄出的古旧书处理问题，研究一个办法。
戚本禹在开场白中说：“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有个意见，和大家商量一下。在文化大革命中抄了不少书，有的当废纸卖了，版本书不能造纸，要鉴别一下。文物管理工作要抓一下，看存在什么问题，提些什么办法。抄出不少东西，大家想个办法，大家研究一下。”
戚本禹开场白讲完后，让代表们谈谈有关具体情况。
中国书店代表反映：“有些学校认为古旧书没有用了。建筑科学院的满楼都是书，我们拉回了几车。住户有烧字画的。”
戚本禹问：“为什么？”回答：“怕。”
新华书店代表说：“旧书现在停售了，内部同志也有这个意见。地方上反映，县里烧书较多，八月份破四旧时烧了不少。”
北京造纸总厂代表说：“古旧书现在收了一部分，有些已经造了纸。大部分还没造纸。但这些古旧书都当成原料了。”
戚本禹听到这里，插话：“问题很严重。”
接着，北京图书馆代表反映了类似情况：“北京图书馆清理了书库，送造纸厂的不少。”
中国书店代表埋怨：“现在没人买旧书，不敢收购。”
戚本禹对此不以为然，表示：“我就要去买，有些书需要看。当然这些书不要大量到群众中去。你们造反派也不赞成烧书。你们可以搞个倡议，线装书不要烧，你们看怎么办？有的书可以低价收购，低价售出。搞文科的要看这些书。将来可以内部发行。少数人要搞这些东西。不论哪个阶级起来造反，都要拿这些东西来制造舆论。”
针对抄出的古旧书存在的问题，戚本禹给参加座谈的造反派代表一一作出指示。
给中国书店的指示是：“有些古书一部几百册，今后大批印不可能，还是要收下来。收书没有地方放，我给解决。图书馆送给你，你就要。”
给北京图书馆的指示是：“北京图书馆的书是国家财产，任何人不许动，这是群众的财产嘛！”
给北京造纸总厂等单位的指示是：“你们造纸单位可联合开个会，历史研究所、文物局、北京图书馆、中国书店、科学院图书馆出人帮助搞。”“阿英的书封着，告诉他们不要动。”“不管是哪一派，都要执行。”还说：“解放后出版的书也不要烧。有的印数不多，需要保存。无聊的可以销毁。批判黄色的书找不到书也不行。”
戚本禹让这些单位搞个倡议，提出：“你们搞个倡议给我们看看。难处理的，可以搞个单子。”
在座谈中，戚本禹谈到历史上秦始皇焚书，他原则上肯定秦始皇焚书，但做法上表示不赞成。他说：“秦始皇焚书是有道理的，商鞅也焚过书，他代表新生产力么！他是为了统一思想。他们当时不懂得批判。我们无产阶级不能这么办。要批判才能解决问题。”
戚本禹在座谈中表达了这样一种想法，即大多数人不能看这些书，只有少数人可以看。他说：“有的书广大青年是不需要看的。”“一个青年读这些古书干什么？广大群众不看那些古东西是个大解放。但少部分人要看这些东西。研究历史可以看。这是为了批判，为了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科学，不是为了吹捧这些东西。过去经史子集是每个知识分子都读，这是套在我们头上的枷锁。现在不读这些东西是大解放。搞理工的读它干什么？”
戚本禹对倡议的具体内容作了明确指示：“你们倡议要写破四旧。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烧些书是革命行动！恨起来一把火烧了，但是不能解决问题。所以不能再烧了。过去这点损失是不可避免的。要看到大成绩。倡议要把主流写出来。烧了不能触及灵魂，要批判，要化毒草为肥料。”
最后，他进一步表示：古物、古书画有的集中起来。我是不赞成烧的，真的烧了就烧了，没什么了不起，要想开一点，以后要保护。红卫兵抄了多少，放在哪里调查一下，写个报告。古书画、古物先集中保管起来，这是全国性的。这些东西将来归故宫，归历史博物馆保管。地方上的东西不少，要送文物局选，抄家的文物要管起来。有的可交文物商店。东西不要落入个人手中。一切交回国家。文物局、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共同搞。这些事明天就组织搞。不管是哪一派都要管。第一、图书鉴别；第二、文物保管；第三、不要烧。
根据戚本禹的指示，十九天后，这十二个单位的造反派联合向全国红卫兵和造反派发出《关于保护古旧书刊、字画的倡议书》。
这个倡议书先写了几段诸如“形势大好，越来越好”等当时的政治流行语，然后说：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古旧书刊、字画的保管工作，我们向全国红卫兵和无产阶级革命派提出以下的紧急倡议：
第一、全国红卫兵和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大破四旧，大立四新，彻底批判古旧书刊、字画所传播的流毒；
第二、红卫兵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立即行动起来，加强对古旧书刊、字画、文献史料的保护工作；
第三、全国大中城市原古旧书刊的收购部门，应该恢复收购，限制流通；全国各地图书馆、文化馆以及机关、团体、学校等单位所存古旧书刊、字画、文献史料，在未鉴别前，暂行封存，不得随意处理；各造纸厂收到的古旧书刊、字画、文献史料，要暂行封存，妥善保管，与当地有关部门革命造反派共同鉴别处理；
第四、个人所藏古旧书刊、字画、文献史料亦不得随意销毁。个人交售、捐献的古旧书刊、字画、文献史料，各有关部门应该欢迎、收购。
以上倡议希望得到全国红卫兵和广大革命群众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并请监督执行。

戚本禹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显赫身份，召集北京文博界和造纸厂造反派开这次座谈会，让他们搞这样一个倡议，不管出于什么真实目的（据说康生等曾将抄家抄出的部分文物据为己有），至少他对红卫兵那种把古旧书、字画统统当作“封资修”一把火烧掉的做法，给予了批评，对古旧书等如何处理，提出了一些保护性措施，限制了红卫兵的过火行为，为保存古旧书和古字画起了一定作用。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至于这个倡议执行的效果如何，就另当别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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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历史】

耿昌贤访谈录（三）

毕业分配，我被分配到外交部。不过当时上面说现在外交停顿，要储备外交人才，就把我们弄到安徽城西湖农场劳动。现在看来这实际上也是上面的一个阴谋。当时全国各个高校的毕业生，包括北大、南大、复旦、外国语学院等等，全部被弄到各地军垦农场，实际上就是集中起来进行劳动改造。以我们城西湖农场为例，除了各地高校分到外交部的学生，还有那些分到化工部的学生，一共有几千号人。
到了军垦农场，劳动改造的力度是很大的，从早到晚没有你休息的时候，一天要挖十几方土，挑担子要挑300斤。我们在城西湖湖底下，吃的苦就更大啦。住的是芦席棚，油毛毡的顶，土基垒的墙，房子全是我们自己造的。吃的也很差。刚去的半年，没有什么菜吃，顿顿都是煤油萝卜——为什么叫“煤油萝卜”呢？当时那个地方没有蔬菜，领导上就派事务长乘大卡车到山东去拉萝卜，结果在路上颠啊颠的，把放在车厢里的一桶煤油打翻了，全都淋到萝卜上。等回到家，萝卜表面的煤油挥发掉一部分，也分不清哪个上面有煤油，哪个没有，又不能都扔掉，马马虎虎地洗过之后下锅，那个煤油味浓得不得了。你还不能不吃，因为没有别的菜，要么你就吃白饭。
这个城西湖农场，纯粹是许世友凭着个人主观意志瞎搞起来的。那里原来是淮河上游的一个泄洪地，他指挥人在湖里打起围堰，然后把水抽干了变成农场。按现在的话说，这就是“破坏生态平衡”啦。我们在那个地方两年不到，就发过两次大水。发大水的时候我们全都要撤到湖堤上来，湖滩底下的东西全部淹掉了。等到大水过后，我们再下去把湖水抽干，从头再来，你说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受的罪大啦！冬天就挖河，夏天就打麦子，一天劳动12小时以上。冬天挖河都是赤脚下去挖，湖底那个烂泥都沉淀了几千年了，一脚踩下去就陷到小腿肚子那么深，你怎么穿鞋子啊？到了夏天，整个湖滩里一棵树都没有，我们就在大太阳下面挖沟，一天十几方土啊，要不停地挖才能完成任务。这还不算完，当时正是中共“九大”前后，全国都掀起了学《毛选》的高潮，所以天天晚上我们还要“煤油灯下读宝书”，一直读到夜里11点钟。还有“忠字化”运动，就是跳“忠字舞”，唱“忠字歌”。每天吃饭之前都要跳“忠字舞”，手里拿一本毛主席语录，配上西藏民歌的调子，什么“雪山升起哟，红太阳……”就在那里蹦蹦跳跳扭秧歌。我们成天过的就是这种生活。
我的情况更糟。我还没有到那个地方，师部就接到上头的通知了：“一个‘反许’的大头子马上要来，你们要好好‘招待’他。”我记得我们那天坐船到了霍丘县城，我到师部去报到，师部的人把我的报到证一看，说：“噢，你就是耿昌贤啊，你到四团！”
我问他们：“四团在哪里啊？”这个时候已经是下午五点多钟了。
“你沿着这条大路一直走，边走边问就到了。”
从县城到团部大概有十几里路，也没有个路灯，晚上漆黑一片，我带着一个铺盖卷，一个放衣服的大背包，另外还有一大箱子书，走得很慢。走了半天，好不容易看到灯光了，我跑过去一问，说团部还在前头呢！
等到了团部，团部的人说：“噢，你到三营！”
我问：“三营在那里？”这个时候已经晚上7、8点钟了。
“不远，就在湖底下。”
当时湖底下还在排着水，一路上走过去全是抽水机。我带着行李吭哧吭哧地往前走，走几步就是一台抽水机，走几步就是一台抽水机，我都要带着行李从抽水机管子上爬过去。大概爬过了一千多台抽水机，才走到营部。营部的人又叫我到十八连。一直到了夜里12点钟，我才摸到地方。后来他们跟我说：“就是要让你吃苦头的！看你会造反呢！”哈哈……
下到所谓“学生连”，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都是部队上抽调来的，来之前上级给他们灌输的指导思想就是：“这些大学生满脑子的资产阶级思想，是来接受我们解放军再教育的，你们不能让他们闲着，他们一闲下来就要想资产阶级的东西，所以从早上起床开始，到晚上睡觉为止，所有的时间都要给他们填得满满的，劳动任务要安排足！”
董：我看到当时有些材料吹嘘说，城西湖农场的麦子长得如何如何地好，按照你的说法，就是能收到一点麦子也很不划算？
耿：我跟你说，他根本收不到什么麦子！我们去的第一年，在湖里打起围堰，把里面的水抽干了，然后开始挖沟，把湖滩整成一公里见方一块地。沟挖好了，地晒干了，开始在上面种麦子。种麦子不要我们种，是拖拉机种的。那个麦子长得的确漂亮，土地肥啊，根本不用施肥，麦子就长得呼呼的。
到了第二年收割的时候，下了一场大雨，收割机开下田去，“刺溜”一声就陷到污泥里爬不动了。不能用收割机收割，那就得靠人工啦。当时许世友乘直升飞机来视察。他一向把城西湖农场捧得很高的，说这是毛主席“五七指示”的发源地，我们誓死都要保卫住这个发源地！他一看到那个情况，马上就下了一道命令，叫霍丘县所有农民把自己正在收割的麦子停下来，全部到城西湖来割麦子。结果一下子来了20多万农民。我们几千个学生也一起参加割。一块地一公里长，我们要一口气割到头，腰都不能直一下子，嘴巴里面还喊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割了三天三夜，麦子全部割完了，我们也瘫在田里了，哈哈……但是我们还不能休息。因为那些农民割完麦子以后，全部要赶回去割自己的麦子，所以搬运、脱粒的任务就全部落到我们头上了。几十万亩田的麦子啊，用卡车一车一车从地里运到大晒场上，堆得像山一样！
然后就是脱粒。那些脱粒机一天到晚不停地开着，我们这些学生就分“两班倒”喂机子，一班从早上六点干到晚上六点，另一班从晚上六点干到早上六点。那是大夏天啊，整个大晒场上一点遮挡都没有，而且脱粒的时候麦芒到处乱飞，我们衣裳也不敢脱，还要把破军装的袖口扎起来，用毛巾把脖子扎紧了，头上再弄个帽子戴起来，要不然麦芒粘到皮肤上是很难受的。
一连多少天，我们就这么从早到晚、从晚到早地倒班干，一天12个小时，中间一天都不得休息，时间长了哪里吃得消啊？后来我们找到一个窍门，就是在喂机子的时候，“呼噜”一下把整捆的麦子塞进去，把机器卡住了，我们就喊那些解放军：“哎——！这台机器坏掉了，你们赶快来修啊——！”解放军跑过来修理机器，大家就趁机到旁边休息一下，哈哈……就是这样搞的。
这次脱粒用了多长时间？我们从麦子收上来，一直脱到第二年元旦都没有脱得完！结果那些麦子全都捂得发芽、发霉了，根本派不上什么用场。但是我们还要继续脱。因为上面讲了：“这些麦子是毛主席‘五七指示’的结晶，一粒也不能浪费！在这个问题上不能算经济账，要算政治账！”哈哈……最后我们推算了一下，大概是消耗十斤柴油换一斤霉变的麦子！
我们在城西湖的插曲多了，还死了好多人。当时那里有一种老鼠叫“黑线鼠”，到处传播一种鼠疫——“出血热”。只要它吃过的、碰过的东西，你不小心接触到了，马上就得病，如果救治不及时，很快就死掉了。所以我们在那里不仅要跟天斗，跟地斗，还要跟老鼠斗！有一段时间，我们在房子跟前打“防鼠墙”、挖“防鼠沟”，喝茶的杯子、吃饭的碗，不用的时候都要用毛巾、布袋扎起来挂在半空中。吃饭之前把碗洗了又洗，生怕感染上“出血热”。但是最后还是有不少人感染上了。
这种病一开始的症状跟感冒差不多。结果很快在大家心里形成一种恐惧，就像前两年闹SARS差不多，只要哪个有点感冒发烧了，马上朝师部医院送。最后师部医院住满了，没办法，又让附近的小学停课，把教室和操场全腾出来安置病人。而且据说这种病还不能坐车子，一动一颠马上就死，所以只能用人抬。我们连里有的人去抬担架，把人抬到师部医院，他们也不回来了，说“我们好像也得病了”，就在那里住下来，乘机休息几天。结果全连有一半人住到医院里去了，哈哈……另外这种病治起来还相当麻烦，一上来还不能给你打针、吃药，要先观察几天，如果确诊是鼠疫才按照治鼠疫的办法治，如果是感冒，那就按感冒的办法治，搞错了也不行。这样一来，如果你得的不是鼠疫还没有什么大问题，如果真得了鼠疫，几天的观察期说不定就把小命耽误掉了！
不过据我们后来了解，我们城西湖还不是最苦难的地方。我们还有一些同学到广东围海造田，那个死的人更多。海啸一来，多少人都被卷到海里去了。这个好像有人写过一本书的。另外他们在那里没有淡水吃，就是打出来的井水也是咸的。我们在城西湖吃水还不成问题。所以全国第一苦难的地方是那里。
董：你们在城西湖一共呆了两年？
耿：是的，等于劳改了两年。不过凭良心讲，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我们这帮人的自身素质还是比较高的，随你怎么弄，怎么搞，我们也能够苦中作乐。这当然需要动一点脑筋，想一些办法。
我们首先把看管我们的解放军“俘虏”过来。我们把连长、指导员请过来，大家弄点酒喝喝，然后就跟他们提一些合理化建议：“我们这个伙食不行啊，要想点办法，我们是不是可以组织一个班专门搞蔬菜生产，再弄一个班去养猪、养鸡、养鹅？”他们也很赞成：“行！行！行！”他们也受不了天天吃“煤油萝卜”啊，哈哈……反正那里土地有的是，土又肥，结果猪啊、菜啊都长得好得不得了，小猪们一天能长两斤肉，蔬菜也多得吃不了，后来动不动就杀猪、包饺子。最后那些解放军也很感慨：“这些大学生还真能干呢！”这不是把他们都“俘虏”过来了吗？你说说看，我们文化程度也比你高，田也能种，猪也能养，还要接受你什么“再教育”啊？而且我们唱歌啊，打球啊，开晚会啊，自编自演节目啊，什么都比他们强。所以最后不是他改造我们，而是我们改造他！
那个时候，我们学生之间也很团结。男女生都在一起嘛，男生就照顾女生，重的事情都是我们男生抢着干。抬东西，绳子都恨不得放在我们肩膀跟前。有些女生从大城市来的，哪里吃得消那个苦啊？当时好多女生月经都不得来。就辛苦到这个地步……
董：两年以后呢？
耿：那个之后，大家就分到各个单位去了。
董：您去了哪里？
耿：我没有走得掉。1970年初开始抓“五•一六”，当时大家还没有分配，我就被提前揪回南京来了，后来一共被关了三年带十个月。
董：关在南大吗？
耿：不全在南大。先是关在长江路总统府地下室。关在那里的都是一些“要犯”，造反派的大头头，都是由解放军看管的。后来到1972年下半年，又把我弄到南大关起来。那个时候南大南园宿舍里关了很多人，等于一个大监狱，专案组24小时轮番轰炸，搞得整个南大校园里面都是鬼哭狼嚎的。
董：文凤来的情况怎样？也是被关押吗？
耿：文凤来比我关的时间更长。我还算是受到优惠的，中间还过渡了一下，处于半隔离状态。当时我们好多人都得了精神病了，包括文凤来、朱开地他们。我当时也有点不大正常了，实际上已经有点精神错乱了。他们看看再查也查不出什么东西，就说算了，把我弄到南大化学系关起来，白天就到北阴阳营去种菜。就这样过了年把，算是过渡了一下。
我是1973年10月份被放出来的，接着就把我分配到扬州纺织厂来了。后来打倒“四人帮”，上面要清查与“四人帮”有关的人和事，我又被关了整整两年，说是在张春桥的笔记本子里发现有我的名字。等到邓小平上台清查“三种人”，我又被关了一阵子。最后给我的结论是“帮派思想严重”，其他没有什么问题。后来负责审查我的人跟我说：“老耿，你真不简单，我们专案组派了几十个人，到全国各地调查了一千多人，没有一个人说你的坏话。”那个时候要是哪个人说我一句坏话，比如说你斗过我的，或者说你指挥过武斗的，那就要判刑了，起码判五年。
董：您在扬州被审查期间，是否准许家属探视？
耿：这个是有的。那个时候已经比较人道了，礼拜天还准许老婆、小孩他们去探监。当时我的儿子刚满一周岁。这里还有一个插曲。我的儿子出生后取名“耿耿”，原来的寓意是要对毛主席和共产党“忠心耿耿”，哪晓得这个后来也惹了麻烦，他们说我给儿子取这个名字是对党“耿耿于怀”，哈哈……就为这个我在扬州被批斗了十几场。
董：您前边讲到你们当初造反，是由所谓“黑板报事件”引发的，我想知道除了这个偶然的因素之外，是否还有其他更深层次的原因？
耿：这个问题提得好！
这个文化大革命，按照毛泽东讲的，是一次“大民主”的实践，要自下而上地揭露我们党的阴暗面。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对。那个时候除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你不要反，党中央的事情你不要说，其他的东西你都可以反。那个时候我们为什么有那么大的热情呢？正是因为我们当时觉得文革给我们创造了那样一个前所未有的民主气氛。
我们在学校里上学的人都清楚，在文化大革命之前，那些辅导员就代表党，不过他们做的事情呢，我们当时觉得好像都是特务做的事情，一天到晚就是监视学生的一言一行，而且还要培养许多小特务，你稍微有一点什么出格的言行，马上就有人汇报上去了。我们那个时候很看不惯这些东西！我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我们班有一个同学叫余顺林，那个时候不是在抗美援越吗？有一天他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一篇报道，说越南军民怎么用步枪把美国飞机打下来了，他就在宿舍里随嘴说了一句：“步枪还能把飞机打下来啊？”就说了这么一句，结果就被人汇报上去。我是怎么知道这个事情的呢？到1968年毕业分配的时候，我当时在南大“教育革命委员会”负责学生分配工作，结果就在他的档案上看到有这么一条。你说当时的控制多严啊！
还有一个事情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我当时负责学生分配，有一天接到一个通知，说有一批“右派学生”要进行分配，要我在“文革楼”某教室接待他们。这批学生是我们南大1957届的学生，“反右”的时候被抓起来了，一起送到安徽巢湖农场劳改。这次到我这里来报到的一共有40多个人。你不知道我见到他们的时候，一个个都憔悴得不得了，有的头发苍白，看起来像40多岁的人，其实他们的年纪才30岁出头。看到我进去，他们一起站起来喊：“首长好！”我看了一下他们的档案，他们是1957年被送到安徽巢湖农场劳改的，当时又没有判刑文件，又没有其他法律手续，又没有个期限，就这么糊里糊涂地一直拖到1968年。当时还是巢湖农场跟我们南大交涉，说你们这些学生不能老关在这里啊，又没有任何手续？这样经过南大和江苏省革委会研究，才决定把他们这批人作为一般“就业”，30块钱一个月，统统发配到徐州煤矿。我当时对他们是很同情的。为什么呢？因为当初我们也被工作组打成“右派学生”，说我们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如果不是后来发生的变故，我们的命运还不是跟这些人一样吗？
不过让各级干部和辅导员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毛泽东又不按1957年的路子走了，他反过来支持我们造反，我们这些贴大字报的人不但没有变成“右派”，反而变成“左派”了！包括那个彭冲——后来江苏省革委会成立的时候，他是原省委书记中首先被“结合”进来的——有一次出席群众大会时我和他一起站在主席台上，他就推心置腹地跟我讲：“我们当时跟不上啊，当初我们要是知道主席是那么一个想法，就不会整你们了……”
董：您和彭冲很熟吗？
耿：很熟，我们打过不少交道。工作队垮台以后，我们把他揪回南大来批斗，在青岛路71号匡亚明住的小楼里关过两个晚上。后来又在南园12舍和晨光厂关过一段时间。不过我们批他的时候，在生活上从来没有亏待过他。我经常去看他。他是福建人，饮食口味比较特别，我们还派人专门烧饭给他吃。白天可以放出来看看大字报。不过说句老实话，彭冲被斗的次数比较多。因为那个时候江渭清已经被中央弄到北京保护起来了，各个单位的造反派要批判旧省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找“活靶子”批斗，就只能找彭冲，所以经常把他弄过去走个过场，斗完了再送回来。
后来要成立江苏省革委会，要搞“三结合”，总理就跟我讲：“江苏准备结合彭冲，你回南京去通知他。”所以我就从北京乘飞机回来通知他。我到他家里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你不知道他当时有多激动啊，立刻站起来到毛主席像跟前鞠了三个躬！哈哈……
然后我说：“我们走吧，车子在外面等着呢。”
你知道他说什么？他说：“我要走到飞机场去！”就激动成这个样子！
我说：“哎呀，从这里走到飞机场，路很远啊。”
他说：“我这两年锻炼出来了，成天站在台上挨批斗，腿上有劲得很！”
我说：“你走得动，我走不动啊。”当时他家住在上海路省委宿舍，从那里到大校场机场多远啊？最后硬是被我按进汽车里去的，哈哈……
彭冲这个人还不错。我分到扬州以后，他来扬州的时候还来看过我。
董：“一•二六夺权”以后江渭清的情况怎么样？你们批斗过他吗？
耿：斗过一次。在五台山体育场。
董：江渭清在他的回忆录里讲，他是1967年2月8号那天被中央派专机接走的，在那之前他被批斗得蛮厉害的。
耿：你算算，从1月26号夺权，到他2月8号被接走，那统共才有几天时间啊？又不会天天斗他！所以这些干部吃的苦跟我们造反派比，那是小苦对大苦。哪些干部吃苦多些呢？是那些跟我们一起造反的干部，比如说杜方平。
董：我看了一些材料，我觉得杜方平后来被上面抛出来，实际上是替罪羊。他和高啸平两人都是替罪羊。
耿：这段历史我是最清楚了。在北京谈判“大联合”的时候，吴大胜、曾邦元来找我做工作，叫我代表“红总”写一份报告给中央，揭露杜方平是怎样插手我们“红总”事务的，实际上就是要把他定为“黑手”。当时吴大胜明确跟我讲：“我们正在考虑江苏省革委会的群众组织副主任人选，我们研究来研究去，认为你比较合适。你出身又好，文革期间的表现又不错，我们认为你一直比较稳当的，总理、春桥他们对你的印象也不错。所以只要你代表你们‘红总’写一份报告……”我当时就把他们顶回去了。我跟吴大胜讲：“吴部长，你叫我来做这个事情是不可能的。第一条，我认为你们‘梁、杜、吴’是一个整体，是在南大文革中支持我们造反的，《红旗》杂志上也发表过你们文章的。第二条，根据我和杜部长的接触，我并没有发现他给我们出过什么坏主意，相反他一直跟我们讲，‘军队是毛主席的一个柱石，你们不能动’；第三条，他在缓和南京两派矛盾的问题上是起了很大作用的，1967年6月我们‘红总’召开政治工作会议的时候，我请他来做过讲话，他的讲话是符合中央指示精神的；第四条，我们‘红总’是一直支持和保护杜部长的，这个时候你要我站出来反对他，我变成什么人啦？我对群众怎么交待啊？我将来怎么做人啊？”就这样，我们的谈话不欢而散。
后来我才晓得，他们那个时候还找了“八•二七”的袁服武做工作，要他出面抛高啸平，也许诺他当群众组织副主任……当时中央玩的是一个“平衡战术”。
董：“八•二七”那边不是曾邦元站出来表个态就行了吗？为什么非要袁服武出面呢？
耿：曾邦元跟底下的人说，他是“八•二七”的一把手，由他亲自出面不大合适。再一个呢，“八•二七”里头确实是袁服武他们和高啸平的关系更密切一些。
其实我当时也知道，不管我是否愿意站出来揭发，杜方平都肯定是要被打倒的。文凤来还准备回南京组织人上书中央，再争取一下。我对他说：“没有用的，杜部长我们是保不住的。现在上面要两派揪‘黑手’，主要是中央为了给自己找一个台阶好下，同时也对两派群众有个交代：江苏的文化大革命搞成这个样子，派性斗争死伤了那么多人，中央和广大群众都没有责任，完全都是因为杜方平和高啸平这两只‘黑手’在群众组织背后挑唆造成的。这样不但把中央解脱出来了，另外也暂时把我们两派的头头们稳住了。”
董：刚才谈到吴大胜、杜方平的时候，你一直叫他们吴部长、杜部长，“梁、杜、吴”他们三个人当时究竟是什么官职？
耿：文革前梁辑卿是江苏省军区副政委，杜方平是南京军区军工部部长，吴大胜是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梁辑卿是少将，杜方平和吴大胜两个人都是大校。
董：1966年11月前后，“梁、杜、吴”率先在省委工作队内部起来造反，曾经轰动一时，那是怎么回事呢？据说他们的“造反声明”还是你们“红色造反队”的人替他们起草的？
耿：这个事情是这样的。杜方平原来在浙江省军区当政治部主任的时候，手底下有一个干事叫林杰。他们两人以师生相称。后来杜方平调到南京军区任职，不久林杰也被调到《红旗》杂志去了（注：林杰先作为“调干生”到北师大学习，毕业后才分配到《红旗》杂志社的）。
文革期间，林杰是《红旗》杂志负责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杜方平有一次在《红旗》杂志上看到一篇署名“林杰”的文章，就想这个“林杰”是不是当年我手下的那个干事啊？于是就写了一封信到《红旗》杂志社。林杰接到信后立即给杜方平回了信，说“你过去是我的老师，现在还是我的老师”。另外林杰还在信中透露了一些有关文革的消息。后来杜方平又和林杰通了两次信，把南大的情况和林杰讲了。林杰就要他们写篇表态文章，由林杰安排在《红旗》上发表。所以林杰对“梁、杜、吴”起来造反有很大影响。杜方平跟我们讲了林杰的情况，我们就帮他写了一个稿子，寄给《红旗》杂志。这个文章登出来以后，对南大工作队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注：梁、杜、吴署名的文章《我们是怎样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发表于1967年3月30日出版的《红旗》杂志当年第五期，其时工作队早已垮台）。杜方平后来一直站在造反派的立场上，跟这个事情有很大关系。
杜方平是一个比较有思想的人，一直在部队上搞政治工作的，文化程度也比较高，是高中毕业后参军的。他的老家在安徽，参军以后在山东沂蒙山一带活动，抗日战争时期大概是八路军的一个团政委。解放战争后期大军南下，他大概是军政治部主任。后来在浙江省军区担任政治部主任。文革之前调到南京军区当军工部部长。文革初期他受南京军区指派参加省委工作队，当副队长。后来实行军管，他是省军管会主要负责人之一。江苏形成两派以后，“梁、杜、吴”也发生了分化，梁辑卿就站在“八•二七”那边，杜方平就站在我们“红总”这边，吴大胜呢就当“老好人”，两边都不得罪。
杜方平经常跟我们保持联系，我们这边文凤来等人也对他比较尊敬。他的家是我们经常聚会的地方，所以他的夫人跟我们的关系也相当好，她也是一个老干部，文革前是南京运输公司党委书记，姓卞，我们都叫她“卞大姐”。老太婆现在身体还不错。清查“五•一六”的时候她也吃了不少苦，被打得很厉害。杜方平就更不要谈了，被关过铁笼子的。他后来跟我讲，最后还是总理出面救了他的命，派人把他从南京接到北京保护起来的。
梁辑卿支持“八•二七”，后来也没有得到什么好处，被调到安徽省军区去了。
许世友后来看中了吴大胜，1968年3月江苏省革委会成立的时候，吴大胜当了第一副主任。
董：您刚才谈到“八•二七”后来接受了很多保守派组织的成员，但就我所知，也有许多保守派成员加入“红总”方面的。
耿：是的，“红总”里面也有。像我们南大，后来就有不少“红旗战斗队”的人加入我们“红四联”的，比如当时“红旗战斗队”底下有一个文艺宣传队，后来全班人马都参加到我们这一边。我认为我们在南大的政策还是比较稳妥的。“黑字兵”垮台以后，我亲自回南大一趟，吩咐底下的人对“黑字兵”成员不许打骂，不许戴高帽子。我们班上的“黑字兵”后来全部加入我们“红总”了。不过社会上的“赤卫队”绝大部分都加入了“八•二七”。
董：“黑字兵”垮台以后，朱英才、窦长春、胡才基这些人怎么样了？
耿：他们都变成“逍遥派”了。因为他们是“铁杆老保”，当时名声很臭，所以两派都不要他们，他们就只好变成“逍遥派”了。
董：曾邦元被判刑是怎么回事？
耿：曾邦元后来被判刑，一个是跟“南化事件”有关，那次武斗死了很多人。另外一个是因为他跟许家屯之间的矛盾。文革结束以后许家屯当了江苏省委书记，曾邦元觉得许家屯在文革期间是受到他们“八•二七”保护的，现在上了台就翻脸不认人了，于是就贴了许家屯的大字报，说他是“风派人物”，许家屯不来火吗？
清查“五•一六”运动的后期，他也被关了几个月。这个事情是袁服武告诉我的。他们“八•二七”后来分成两派了，一个“曾派”，一个“袁派”，分裂的主要原因就是高啸平问题。袁服武他们认为曾邦元两面三刀，为了保自己升官就把高啸平抛出来，为人不够厚道，于是便离开他，倒向“红总”这边，寻求我们这边的支持。所以袁服武生前和我关系很好，经常到我这里来玩玩。
清查“五•一六”的时候，主要是揪我们“红总”的人，结果曾邦元他们顺便把“袁派”的人也抓起来了。其实清查“五•一六”这个事情，本来就是上头收拾我们这些造反派的一个借口，也不需要任何事实，也不需要任何根据，只要有人揭发，马上就把你关起来了。关进去之后还要你交代，你不交代就打。所以你总归要坦白交代的，而所谓“坦白交代”就是随嘴瞎讲，因为这个“五•一六”本来就是无中生有的事情嘛。
袁服武他们被关起来，当然恨曾邦元了：你把我们都搞成“五•一六”，你自己倒春风得意，还当你的省革委会常委啊？我们把你一起交出来！结果被关进去的“袁派”就串通起来，一口咬定自己是曾邦元发展的，时间、地点、组织关系讲得头头是道，相互之间的交代也很吻合，结果上面就把曾邦元也弄进去了，哈哈……袁服武亲口跟我讲的：“他妈的，他们要我交‘五•一六’，我想来想去，不把曾邦元弄进去，我心里不得安啊！”所以就把曾邦元一起弄到里面去受罪。
袁服武还跟我说，许世友后来还到牢房里面来找过他。许世友说：“他妈的，你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袁服武回答说：“真的。”许世友说：“你是曾邦元发展的吗？”袁服武说：“是的。”许世友听了，把桌子一拍，说：“他妈的，‘红总’夺我的权，‘八•二七’骗我的权，都不是好东西！”说完就气呼呼地走了。
……还有呢，他们后来还把田普（注：许世友夫人，因公开站在“八二七”一边，被“红总”派骂作“南京的王光美”）、吴大胜也一起交出来了，哈哈……所以这个“五•一六”到最后搞不下去了，再搞就搞到许世友家里去了！哎呀，关于江苏清查“五•一六”问题，闹的笑话太多了，以后我们专题谈。
所以通过这段回顾，你说说我们造反派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都干了一些什么坏事情？造反期间批斗干部，实际上也就批了一个彭冲，而且批他也就是所谓“资反路线错误”，别的也没有什么东西好批的。此外就是一直为了自己的生存权利而斗争。所以这个文化大革命后来全怪罪到我们造反派头上来，这个合理吗？无论从哪个角度，你中央不承认错误，把责任都推到下面来……
董：但是您不能否认，群众当中也有人利用文化大革命瞎搞的。
耿：是的，文革期间，各个地方、各个单位、各种矛盾都出来了，干部之间的矛盾、群众之间的矛盾、群众和干部之间的矛盾错综复杂，局面非常混乱，也有人公报私仇的，也有人搞“打砸抢”的。但是这个混乱局面的形成，我认为根子还是在上面。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目标很不明确。
毛泽东讲过，文化大革命有三个主要任务，第一个是揪党内走资派，第二个是批反动学术权威，第三个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要通过这三个事情实现“斗、批、改”，然后从“大乱”走向“大治”。那么什么叫“走资派”？你没有一个具体标准，到了底下生产队长也是“走资派”，居委会主任也是“走资派”，因为他都是“当权派”嘛，结果就变成“当权派就是走资派”。正因为你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所以底下才可能会出现公报私仇的事情，比如说我对你领导有什么意见，我就说你是“走资派”，群众运动起来以后，想揪哪个就揪哪个，就无限扩大啦。
再说什么叫“反动学术权威”？也没有一个具体标准，结果就变成哪个业务好，哪个就是“反动学术权威”。像大学里面，你是教授、副教授，你就是“反动学术权威”；工厂里面的工程师、总工程师就是“反动学术权威”；到中、小学里，班主任和那些上课上得好的老师都是“反动学术权威”。
至于所谓“牛鬼蛇神”，这个打击面就更广了，只要你是“地、富、反、坏、右”出身，或者你有什么稍微出格一点的言行，或者你的历史上有点什么问题，都可以把你打成“牛鬼蛇神”。
后来所谓“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深挖“五•一六”，都是这么搞的。结果弄得文革当中人人都倒霉，个个都受罪，今天你被揪，明天他被揪，家家都有一本血泪账。你说这究竟是谁造成的呢？是造反派造成的吗？还不都是你中央造成的啊！还不都是你毛泽东造成的啊！
董：我们在研究南大文革时发现，在文革初期群众运动高潮期间，尽管群众组织之间有矛盾，有派性斗争，但总的来讲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还是比较温和的。校史上笼统地讲南大文革期间死了27个人，但只要稍微深入地分析一下，就不难发现绝大多数死人事件发生在1968年军宣队、工宣队进驻之后。也就是说，毛泽东派军宣队、工宣队进驻高校，不是缓和了矛盾，而是激化了矛盾，许多南大师生实际上死于外来势力之手。
耿：是这样的。而且你讲的那27个人还仅限于南大，还不包括那些分配出去以后受迫害致死的人。
董：文凤来后来的情况怎么样？
耿：他是1974年放出来的，到1976年他就自杀了。
董：他放出来以后你们有过接触吗？
耿：有过，我去南京看过他。他那个时候住在广州路省委宿舍。我们去看他的时候，他的精神状态时好时坏。他死得还算是时候。当时正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所以省委还给他开了一个隆重的追悼会，对他的评价还蛮高的。他要是不死的话，等到“四人帮”被抓起来，他也要被抓起来。
董：他死的时候是什么职务？
耿：省革委会常委。那个时候彭冲已经上台了，他对文凤来还可以，追悼会就是他亲自主持的，我们都去参加的。
董：您和周恩来有过接触，您对他有什么看法？
耿：我对周的看法主要是在清查“五•一六”的问题上。我记得他在1970年有一个讲话，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清查“五•一六”问题，填表不填表、有没有组织关系都不是主要的，要重在罪行，主要是看他们有没有反革命活动，看他们是不是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个讲话一下子就把水搅浑了，清查“五•一六”运动的打击面就宽了。
董：文革初期是否存在周恩来倾向于“八•二七”，康生倾向于“红总”的情况？
耿：不对，文革初期周恩来是支持我们的。所以后来是“八•二七”反对周恩来，我们“红总”反对康生。
董：文革期间，许世友一度是江苏的实权人物，您对他怎么看？
耿：许世友是毛泽东的“铁杆”，毛泽东也很信任他。他和毛的关系可以追到延安时期，“延安整风”的时候是毛亲自“解放”他的，把他弄到山东军区当司令去了。所以他对毛一直感恩戴德。1966年“五•一六通知”发布之前，毛泽东到南方各地巡视，在南京曾经问许世友：“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许世友马上站起来表态：“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我立刻带兵北伐！”
从这个事情你也可以看出来，毛泽东解放后的治国方针是很聪明的：各大军区的司令，他用的都是上将一级的干部。再一个，他注意到各个山头的平衡，有不少人是红四方面军的。第三个，这些人都是“大老粗”，文化水平都不高，治这些人容易得很。
照道理讲，各大军区司令那是一路诸侯啊，要指挥那么多军队，你不要派一些能文能武的干部去领导吗？但是毛泽东把那些帅级、大将级的干部都架空了，贺龙被派去抓体育，聂荣臻被派去抓军事科学，刘伯承到南京来办军事学院……然后把许世友这样一批武将派去当各大军区司令，而且一当就当了那么多年不动，为什么啊？还不就是因为这些人头脑简单、成不了大气候吗？毛泽东后来搞刘少奇靠的是他们，搞林彪也靠的是他们！所以林彪在文革期间不跟毛泽东通气，就想动许世友他们，那怎么行呢？连邓小平后来也让许世友三分啊！所以说，中国这个封建主义的影响啊……凭许世友那样的水平，他还能治国吗？他在江苏当了几年革委会主任，纯粹就是在那里瞎搞！
董：耿老师，您今天谈的这些内容非常重要，也非常有意思。今天时间不早了，以后有时间我们再向您请教。
耿：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忙的，你就来找我，我一定全力支持你。我希望你将来的著作能够把文化大革命的情况真实地反映出来，为后人留下一部“信史”。
董：我的愿望和您完全一样。
（全文完）

说明：本文节选自编辑中的《亲历“文革”——14位南京大学师生的口述历史》一书，此书将由美国柯捷出版社近期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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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介绍两位重庆老干部回忆文革经历的自印书

樵 余

重庆市公安局原技侦处处长王成林，离休之后，克服种种困难，在公安局另一位离休干部孙曙的协助下，已经写成回忆录《重庆“砸烂公检法”亲历记》，并于2003年10月自费印出分赠亲友。这部回忆录对重庆市公安局及公检法系统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和军管后遭到的一系列破坏，根据自身亲历作了认真记叙，特别是对军管会在“砸烂公检法”中所起到的恶劣作用作了如实记叙，还分别对军管会治下炮制出的“重庆一号专案”、“兵工专案”、“军统特工组案”、“综合党案”等几大冤案作了具体介绍。作者在回忆录的“开场白”中说：“这不是‘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反思是为了更好地前进。”“现将亲见、亲闻、亲历记录下来，供有心人解读思考历史，使文革悲剧不再在中华大地上重演。”
曾任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部长（文革爆发时任市委副秘书长、宣传部副部长）的离休干部黄友凡，已于去年自费印行了回忆录《以史为鉴——重庆文革片断》，对他的文革亲历以一个个小故事的形式作了回顾，其中如《一篇文章打倒了任白戈》、《市委大院的“三怪”》、《一幅标语的风波》、《〈重庆日报〉的“花边事件”》、《在监狱里开会》、《在干部集训队的日子里》、《“三老会”学习班》等，都对研究那段历史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材料。作者还把当年市委宣传部造反派批判他的一张大字报全文照录于回忆正文之前，供读者了解当时的所谓“革命大批判”到底有些什么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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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堆】

按： “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被称为“四大”，当这“四大”从五七年成长到六六年，就变为“五大”——那一大就是大批判。说起来，这也算是洋为中用——批判一词来自康德，“它主张一切事物都必须接受理性的审查。其本意包含有分析、探讨、评价、判断等多方面内容。”（见维基百科“大批判”）文革中的革命大批判则不然。当人们唱起维族风格的歌曲“萨拉姆毛主席”的时候，批判者就会说，这是“杀了么毛主席”。这个例子告诉我们，革命大批判是理性与非理性结合生出的怪胎。非理性源于无知——有的批判者不知道“萨拉姆”在维吾尔语中是问候的意思。理性来自于坏心眼——有的批判者虽明知就里，可出于邪心恶念，仍要睁着眼睛说瞎话。怀念毛泽东时代的人们，免不了要怀念大批判，并把它视为“大民主”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些人们看了下文，不知会做何感想？

把毒草歌曲拿出来示众

1.《日夜想念毛主席》，王洛宾曲，《歌曲》1962.9。
作者是反革命分子。国民党上校。他竟敢在这首歌曲中玩弄谐音的鬼把戏（注：指歌中反复咏唱的“萨拉姆毛主席”，被一些人怀疑为“杀了么毛主席”的谐音，因此文革前此歌即已遭禁。《歌曲》发表此歌时署名为“新疆民歌，李行配和声”，歌后加注为：“‘萨拉姆’（是新疆维吾尔族语，）即汉语‘问候’之意。”），恶毒咒骂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列主义者，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谁胆敢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叫他粉身碎骨，彻底灭亡！
2.《北京——莫斯科列车》，袁水拍词，徐荣坤曲，《歌曲》1955.4。
林彪同志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我们的一切成就，一切胜利，都是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取得的，都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而这首歌却胡说什么：“毛主席给了我一把金钥匙，就是苏联的先进经验。”此时，斯大林已经逝世两年多，赫鲁晓夫的篡权活动在加速进行。这首歌的作者把苏修的经验比做“金钥匙”，真是反动透顶！
3.《刘志丹》，陕北民歌，《中国民歌选》1955.3。
早在二十四年前，反党阴谋家高岗就宣扬什么“南有广州，北有陕北，南有瑞金，北有照金，南有井冈山，北有永宁山，南有毛泽东，北有刘志丹。”这首歌唱道：“陕北出了个刘志丹”，“江南上来了个毛泽东”，把刘志丹和毛主席相提并论，抹杀毛主席对中国和世界革命的特殊的、伟大的贡献。它和高岗之流的反革命黑话如出一辙。这首歌还用“势力大”、“坐飞机在空中”等极其荒唐的词汇，严重歪曲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形象。
4.《跌倒算什么》，绿永（李凌）词，舒模曲，《歌曲》1962.5。
重新发表的这首解放前的歌曲，为反党分子鼓劲吹气：“跌倒算什么，我们骨头硬，爬起来再前进！”这是吴晗鼓吹海瑞的“刚直不阿，不为失败所吓倒，失败了再干”的反党精神何等相似乃尔！（注：文句不通，原文如此）
5.《送别》，郑洪等词，巩志伟等曲，《电影歌曲选》1963。
影片《怒潮》在一九六三年出笼，是为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大军阀彭德怀树碑立传的。这支插曲《送别》，送的就是彭德怀，“君的恩情永不忘”，“隔山隔水永相望”，——这是彭贼死党和牛鬼蛇神对他感恩戴德，发誓效忠的黑话。最后一句“我持梭标望君还”，更是给这个反动家伙招魂，盼他东山再起，卷土重来。
6.《洪湖赤卫队之歌》，洪湖实验歌剧团集体词，张敬安、欧阳慊叔曲。
歌剧《洪湖赤卫队》是为另一个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大土匪贺龙树碑立传的。这首流毒甚广的歌曲公然篡改历史，大唱“贺龙领导闹革命，红旗飘飘打胜仗”，以此否定我们伟大的舵手毛主席。
7.《赤潮曲》，瞿秋白词，朱霞、田光曲，《革命歌曲大家唱》第一集，1964。
词作者瞿秋白这个大叛徒，他在这首歌中唱出自己的理想：“无论黑白黄，无复奴隶种，今后福音普天下，文明只待共产大同。”这个理想装潢了“共产”的词汇，实际上是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反动腔调。在瞿秋白死去的二十多年后，重新把这首歌拿上来谱曲，这是明显地为叛徒树碑立传，一九六四年，戚本禹同志发表了痛斥叛徒哲学的《评李秀成自述》，周总理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无情地揭露了瞿秋白的叛徒嘴脸。正是在这个时候，《革命歌曲大家唱》上却发表了这首《赤潮曲》，这不是非常发人深思的吗？
8.《谁不说俺家乡好》，吕其明、肖培珩词曲，《电影歌曲选》，1963。
这是反动电影《红日》插曲。抗日战争胜利后，刘少奇提出了“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反动谬论，这首歌是“和平民主新阶段”的一曲颂歌，歌曲唱的是解放战争时期的山东。当时，这个地区的阶级斗争是极其激烈的，敌人不断地对解放区进行围剿，而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吕其明笔下，却一片和平景象：“一座座青山紧相连，一朵朵白云绕山间。一片片梯田一层层绿，一阵阵歌声随风传。”“谁不说俺家乡好，幸福生活万年长。”蒋匪还没有消灭，就“幸福生活万年长”，这不是“和平民主新阶段”又是什么呢？
9.《十送红军》，江西民歌，《革命歌曲大家唱》，1964。
这首歌丑化革命战争，把革命战争写得凄凄戚戚，悲悲惨惨。红军长征是震撼全世界的英雄壮举，但这支歌却唱什么“一送红军下了山，秋风细雨缠绵绵，山上野鹿声声哀号，树树梧桐叶落完。”它和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大唱反调，大肆宣扬失败主义的悲观情绪。
10.《太阳啊，你再照照我》，石汉词，张毅曲，《红霞》，1959.5。
《红霞》是反党头目罗瑞卿亲自支持炮制的一部反动歌剧，这支歌是女主角红霞临死前唱的。作者大肆渲染了革命战争和个人幸福的矛盾。在作者的笔下，革命战争是十分残酷的，它剥夺了红霞的青春，使她丧失了年青的生命，“多少美景我还没看够，多少事情我还没做。”作者对红霞的死是多么的惋惜啊！在丑化革命战争的同时，作者还满怀同情地描写了红霞临死时动摇的心理状态：“天寒地冻盼日出，人到死时真想活。”在作者看来，要活命，这是人的共性，哪怕英雄人物，也有五分钟的动摇。这是典型的活命哲学，是对英雄人物的极大污蔑。歌剧中的红霞根本不是什么英雄人物，而是一个贪生怕死的变节分子。
11.《中苏友谊歌》，郭小川词，瞿希贤曲，《歌曲》1961.3。
一九六○年底举行了第二次莫斯科会议，刘少奇对抗毛主席的“坚持斗争，不惜达到破裂的边缘”的指示，提出了“以和为贵，既往不咎，宽大为怀”的十二字方针，他竟然无耻地三次高呼“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万岁！”“不管风里雨里”都要和苏修站在一起，甚至高呼“赫鲁晓夫万岁！”这首歌马上做了刘少奇的应声虫，胡说什么“马克思列宁的光辉照亮我们心头，共产主义的理想跳在我们胸口，新时代的号角召唤我们去共同战斗。”“山高路远分不开紧握的手，雨骤风狂拆不开亲骨肉。”它极力表达了刘少奇勾结苏修的反动心情。
12.《清凌凌的水来蓝莹莹的天》，胡沙、田川词，马可夫曲，《革命歌曲大家唱》，1964。
这是歌剧《小二黑结婚》中的一段。剧中的小芹，是个典型的中间人物，实际上是个反面人物。处在烽烟遍地的抗日战争时期，小芹对民族危亡毫不关心，唯一惦记的是她的二黑哥，作者大肆渲染了她借着洗衣服等二黑的复杂心理状态：“前晌也等，后晌也盼，站也站不定，坐也坐不安。”“忽听得树沙啦啦，沙啦啦啦，好像是二黑哥的脚步声。唉，原来是刮了一阵风。”这种人物完全是爱情至上主义者，是典型的穿着农民衣服的资产阶级小姐。歌颂这样的人物，就是歌颂资产阶级，就是鼓吹资本主义道路。
13.《九九艳阳天》，石言、黄宗江词，高如星曲，《歌曲》1958.2。
电影《柳堡的故事》插曲。它大写战争与个人幸福的矛盾，歌曲的主人翁是个准备去参加人民解放军的农民，就在参军前夕，他产生了剧烈的所谓“内心矛盾”：“哥哥惦记着小英莲，风向不定车难转，决心没下怎么开言？”作者用小调式的、极其缠绵、感伤的曲调，把这种“内心矛盾”渲染得绘声绘色。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认为，革命战争是革命人民利益的根本所在，只有枪杆子才能改造旧世界，只有枪杆子才能解放全人类。而这首歌却把革命战争写成“灾难”，它剥夺了爱情，破坏了个人幸福。这和苏修的《一个人的遭遇》、《第四十一》中所宣扬的反动观点有什么两样呢？歌曲甚至这么唱道：“这一去枪如林弹如雨”，“这一去两年三载不回还。”把革命战争写得恐怖无比。正如江青同志所指出的：“影片的手法，歌曲，都利用了人情味，问题大。很多手法恶毒，反纪律，用艺术手法使人回味，使人感到军队残酷。”
14.《我的祖国》，乔羽词，刘炽曲，《革命歌曲大家唱》，1964。
电影《上甘岭》插曲，这首歌歪曲了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把志愿军描写成贪恋和平生活的懦夫，影片中这支歌出现的时候，正是志愿军在战壕中战斗最艰苦的时候，志愿军想念祖国，想的都是些什么呢？“姑娘好像花一样”，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明媚的春光”，“到处都有和平的阳光”，当时我们的祖国正在进行着镇压反革命运动和“三反运动”，阶级斗争激烈地进行着，而作者笔下的志愿军，他们想的却是“姑娘”、“春光”、“和平”，这不是把资产阶级的心理状态硬加到志愿军身上去吗？这是对伟大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极大歪曲！
15.《克拉玛依之歌》，吕远词曲，《革命歌曲大家唱》第一集，1964。
这是一首流传十分广的歌。它打着歌颂克拉玛依的旗号，实际上是丑化社会主义。克拉玛依是我国重要的石油基地，这里的工人在忘我地建设祖国的大西北，但是这支歌根本不去表现工人阶级新的精神面貌，根本不去表现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却堆砌了一大堆华丽的词藻，采用了极其轻佻的曲调，把克拉玛依写成一片歌舞升平。歌曲的主人公是一个流浪汉，请看他眼中的克拉玛依吧：“这样鲜艳”，“这样美丽”，“红旗像鲜花”，“歌声像海洋”……这哪儿像社会主义的工地，简直是个花花世界。作者完全是用资产阶级的庸俗幻想歪曲社会主义的生活。在作者看来，社会主义就是“鲜花”、“歌声”等等，就是生活过得好。刘少奇说：“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标，就是要把中国建设好。”这支歌唱的正是刘少奇的这个谬论。
16.《马儿啊，你慢些走》，李鉴尧词，生茂曲，《革命歌曲大家唱》第一集，1964。
这是一首典型的歌颂“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歌曲。作者用极其抒情的曲调，把社会主义时代，写成一个没有阶级斗争，没有火药味，无限宁静，充满着所谓诗情画意的世外桃源，请听吧：“没见过青山滴翠美如画，没见过人在画中闹丰收，没见过绿草茵茵如丝毯，没见过绿丝毯上放马牛。没见过万绿丛中有新村，没见过槟榔树下有竹楼。”“这一条林荫小道有多清幽，别让马蹄踏碎林中的寂静。你看那姑娘还在楼前刺绣，路旁的小溪拨动了琴弦，好像是为姑娘的歌声伴奏。”
这支歌是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之后传唱开来的。一九六二年九月，毛主席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接着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了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就在这个时候，这支歌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把社会主义写成世外桃源，这不是和毛主席的教导唱反调么？！
17.《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民歌，雷振邦改词编曲，《独唱歌曲集》，1964。
这是反动电影《冰山上的来客》插曲。内容是通过爱情的回忆来发泄所谓“爱情的苦闷”，旋律是缠绵悱恻的，情调是感伤惆怅的。这部电影的音乐在1964年曾被夏衍之流阴谋授予最佳音乐奖，它的这支插曲曾在青年中流传很广，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正如江青同志所指出：“这部电影的音乐从头到尾是靡靡之音，情歌都是伪满歌曲的翻版。”更其不能容忍的是，在影片中，作者居然把这样的情歌强加于一个边防战士的身上，一再用来表现他的什么“爱情心理”，边防军谈恋爱是违反军纪的。这样，它就起着涣散军心、破坏军纪的作用，简直反动透顶！
18.《热血歌》，黄自曲，《黄自独唱歌曲选》，1957.10。
1937年，黄自临死之前，写了这首《热血歌》，当时正是“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被迫做出一点抗日的姿态，蒋家的音乐干将马上紧跟上去，挥笔谱曲。这支歌唱道：“快起来为己除害，为国尽忠。”所谓“为国尽忠”，就是为蒋家王朝尽忠，所谓“为己除害”，就是打共产党（注：原歌词是“热血滔滔，热血滔滔，像江里的浪，像海里的涛，常在我心里翻搅，只因为耻辱未雪，愤恨难消，四万万同胞啊！洒着你的热血，去除强暴！热血溶溶，热血溶溶，像火焰般烈，像旭日般红，常在我心头汹涌，快起来为国除害，为国尽忠，四万万同胞啊！拼着你的热血，去争光荣！”）。它在打日本的时候，还念念不忘要“剿共”（注：歌中并无此语），这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在音乐上的具体化。令人惊异的是如此反动的反共歌曲，解放以来居然不断受到一些人的宣扬，光是出版物中就有《黄自独唱歌曲选》、《独唱歌曲200首》、《抗日战争歌曲集》收入此曲。几种不同的中国现代音乐史稿中，都对此歌百般美化，说它是“爱国主义”的歌曲。1958年，吕骥之流竟然为黄自举行“逝世二十周年纪念会”，吹捧黄自为“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作曲家”，充分暴露出吕骥一伙完全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
19.《天涯歌女》、《四季歌》，田汉词，贺绿汀曲，《五四以来歌曲集》，1957。
这两首歌都是电影《马路天使》插曲。电影拍摄于抗日战争时期，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遍了我国的大部国土，这两首歌却大唱什么“人生谁不惜青春”，“侬愿作当年小孟姜”。这种醉生梦死的情调恰恰适应了日本帝国主义麻醉中国人民的需要，也适应了蒋介石的民族投降主义的反动政策。演唱者周璇，是臭名远扬的黄色歌曲大王，被人称为“猫叫派”歌星的代表。一九五七年右派进攻时，某些人打着“旧歌重放”的旗号，把这种歌也拿出来传唱，掀起一股黄色歌曲泛滥的逆流。
20.《游击队歌》，贺绿汀词曲，《歌曲》1956.7。
毛主席在论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时候指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一个事实；有些人否认这些事实，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这是错误的。”而音乐界三十年代的祖师爷吕骥却大叫“不分党派齐奋斗”，老右派贺绿汀也大叫“不分穷，不分富，不分党，不分派”（注：原歌词第二段中有“不分穷，不分富，四万万同胞齐武装，不论党，不论派，大家都来抵抗”，但在文革前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演出时第二段歌词即已不再演唱），他们极力否认阶级斗争，鼓吹阶级投降主义，宣扬王明和刘少奇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充当大资产阶级在革命队伍中的代言人。
彻底批判毒草歌曲！
铲除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
打倒周扬！
打倒刘少奇！
让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占领文艺阵地！

原载江苏省红色造反总司令部《江苏红总》编辑部主办《江苏红总》报第41期，1967年12月4日出版。原文无作者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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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
(一九七○年九月六日中国共产党第九届
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基本通过)

目 录
序 言
第一章 总 纲
第二章 国家机构
第一节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节 国务院
第三节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
各级革命委员会
第四节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
第五节 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
第三章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第四章 国旗、国徽、首都

序 言
中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的武装斗争，终于在一九四九年取得了人民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新时代。
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
二十年来，中国人民沿着毛主席指引的航向，继续前进，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特别是取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巩固和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的祖国，是一个伟大的朝气蓬勃的社会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
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围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
在这个历史阶段中，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我们有充分的信心，有必要的条件，在战胜国内外敌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过程中，在逐步地消灭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斗争过程中，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克服一切困难，把我国建设成为更加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
领导我们胜利前进的是伟大领袖毛主席。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围共产党。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创造我们历史的动力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我国各族人民。
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我国各族人民要在毛泽东主席为首、林彪副主席为副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恕伟大红旗，奋勇前进。
在国内，我们要继续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加强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发展革命统一战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在国际，我们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支援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第一章 总 纲
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第二条 毛泽东主席是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元首，是全国全军的最高统帅。林彪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是全国全军的副统帅。
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
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以工农兵代表为主体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民主协商选举产生。原选举单位和选民，有权监督和依照法律的规定随时撤换自己选出的代表。
第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
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
各民族都有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
第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现阶段主要有两种：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
国家允许非农业的个体劳动者在城镇街道组织、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队统一安排下，从事在法律许可范围内的，不剥削他人的个体劳动。同时，要引导他们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
第六条 国营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力量。
矿藏、水流，国有的森林、荒地和其他资源，都属于全民所有。
国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对城乡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实行征购、征用或者收归国有。
第七条 农村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组织。
现阶段农村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经济，一般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所有。
在保证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人民公社社员可以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牧区社员可以有少量的自留畜。
第八条 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不可侵犯。国家保证社会主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禁止任何人利用任何手段，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和公共利益。
第九条 国家实行“不劳动者不得食”、“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
国家保护公民的劳动收入、储蓄、房屋和各种生活资料的所有权。
第十条 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国家实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促进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在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的基础上，逐步改进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巩固国家的独立和安全。
第十一条 一切国家机关和机关工作人员，必须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反对官僚主义，密切联系工农和一切劳动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机关工作人员都必须参加集体劳动。
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实行精简的原则，它的领导机构，都必须实行军、干、群和老、中、青的革命三结合。
第十二条 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文化、教育、文学艺术、科学研究都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筇十三条 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国家保障人民群众运用这种形式，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以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第十四条 国家保卫社会主义制度，镇压一切叛国的和反革命的活动，惩办一切卖国贼和反革命分子。
国家依照法律在一定时期内剥夺地主、富农、反动资本家、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政治权利，同时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在劳动中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公民。
第十五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民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子弟兵，是各族人民的武装力量。
中国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支战斗队，同时又是工作队，又是生产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的任务，是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保卫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防御帝国主义、社会帝用主义及其走狗的颠覆和侵略。

第二章 国家机构
第一节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十六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军队和华侨选出的代表组成。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特邀若干爱国人士参加。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在特殊情况下，任期可以延长。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每年举行一次。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提前或者延期。
第十七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是，修改宪法，制定法律，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提议任免国务院总理和国务院的组成人员，批准国民经济计划、国家的预算和决算，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认为应当由它行使的其他职权。
第十八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它的职权是，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解释法律，制定法令，派遣和召回驻外全权代表，接受外同使节，批准和废除国外因缔结的条约，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若干人，委员若干人组成，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或者罢免。
第二节 国务院
第十九条 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国务院由总理，副总理若干人，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等人员组成。
第二十条 国务院的职权是：根据宪法、法律和法令，规定行政措施，发布决议和命令；统一领导各部、各委员会和全国地方各级国家机关的工作，制定和执行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管理国家行政事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三节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
第二十一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
省、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地区、市、县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三年。农村人民公社、镇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两年。
第二十二条 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是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同时又是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分别由主任、副主任若干人，委员若干人组成，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或者罢免。
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都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上一级国家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
第二十三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它产生的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在本地区内，保证法律、法令的执行，在国家统一计划下充分发挥地方各级的积极性，领导地方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审查和批准地方的预算和决算，维护革命秩序，保障公民权利。
第四节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
第二十四条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都是民族自治地方，它的自治机关是人民代表大会和革命委员会。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除行使宪法第二章第三节规定的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外，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行使自治权。
各上级国家机关应当充分保障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积极支持各少数民族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第五节 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
第二十五条 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各级人民法院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设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各级人民法院院长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任免。
检察权由各级公安机关行使。
检察和审理案件，都必须实行群众路线。对于重大的反革命刑事案件，要发动群众讨论和批判。

第三章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第二十六条 公民最基本的权利和义务是，拥护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无产阶级专政，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服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
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每一个公民的最高职责。依照法律服兵役是公民的光荣义务。
第二十七条 年满十八岁的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人除外。
公民有劳动的权利，有受教育的权利。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有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
妇女在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
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
国家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权利和利益。
第二十八条 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宣传无神论的自由。
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住宅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不受逮捕。
第二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任何由于拥护正义事业、参加革命运动、进行科学工作而受到迫害的外国人，给以居留的权利。

第四章 国旗、国徽、首都
第三十条 国旗是五星红旗。
国徽，中间是五星照耀下的天安门，周围是谷穗和齿轮。
首都是北京。

本篇文本由余汝信提供，原为他《1970年宪法修改草案解读》一文的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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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读往来】

1、读者马小星来函转告一些朋友的意见：提议本刊做超级链接，以便于阅读。编者借此机会再次向读者说明，本刊早已从去年第九期开始即接受袁伟时先生建议做了超级链接，读者只需以鼠标点击目录上有表示超级链接下划线的作者名或其他文字（或按住Ctrl键，再按提示点击），即可链接到该目录下的文章。另，马小星在信中还谈到他所了解的本刊传阅情况。特摘如下——
我也弄不清现在有多少人在读这份电子刊物，总之是以几何级数在增长。跟我有联系的阅读者，已涉及新闻出版业、档案界、史志办等。有人将它发往在美国的朋友处，很快大洋彼岸来信说“很精彩，喜欢看”。阅读者多为中年人。某局有位八十多岁的离休干部，听人说有这样一份刊物，他很想看，但无法直接在电脑上看，于是同事们挑选了几篇文章，打印出来送给他，他很高兴。我们多是从文革中过来的，都经历过“手抄本年代”。鉴往知来，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是人民需要和渴望的东西，最终定会成为正式出版物的。
祝健康顺利
马小星 2009-3-3

2、阎长贵先生来信，指出本刊上期王年一《军报“一•一三事件”亲历记》一文有两处“事实不对或不确”——
一、说肖力（在中央文革办事组）“接王力的班，当办事组组长”；后面又说：“肖力接王力的班，宋琼接肖力的班”，均不对。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是由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改名而来的。第一任负责人是穆欣，第二任是王力，第三任是宋琼，第四任是王广宇，第五任是阎长贵，第六任，也是最后一任是肖力。如果讲接班的话，肖力是接阎长贵的班。
二、说中央文革小组记者100名，“大多数来自军队院校”，不确。据中央文革小组负责组织工作的王广宇讲，不记得有来自军队院校的，即便有，也是极个别的，多数是来自马列主义研究院的研究人员，以及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的记者和军队的军事记者。

3、作者董国强采访和整理的《耿昌贤访谈录》在谈到大联合、“三结合”时，说耿昌贤是“南京市革委会常委”，董国强来信指出此说不确，按照当时报纸公布的名单，耿应是市革委会委员。因董信来时该文有此内容的连载第二部分已经在本刊上期发出，未及在文中加注说明，特作补正。

4、海外读者纪英瑞来信提出对本刊上期安舟文章翻译的意见——
《坚持特权》那一篇，译文有些绕口，作为读者，我的注意力不是放在对内容的了解，领会上，而是要花力气琢磨文章中句子的结构，一个句子前后要看上几遍，才能弄懂他的意思，有的甚至看完全文，也不是很清楚到底在说什么。实在是有些费劲。例如：“最具权威的学术界对文革期间出现的群众组织的分析，文革积极分子并不是不合理的。”它到底在说啥？“学术界分析群众组织”（分析组织结构？）（得到结果是？）“积极分子不是不合理”？（积极分子合理？还是积极分子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名称，合理？）这样的问题文中不少，就不一一例举了。我没读完这篇文章，实在是读不下去，不好意思！对这样的外文文章，个人认为，译者首先要真正明白作者到底在讲什么，然后，再用我们习惯的语言方式加以意译，而不应该使用直译的方法，这会让读者看得一头雾水，即便勉强读完，也很可能误解、曲解了作者的本意。

5、迟泽厚先生因未上网，托一青年朋友转来答朗钧信如下——

朗钧先生：
很抱歉，我不上网，是一位青年朋友转来你在网上对拙作《一腔悲愤谁诉》的几点质疑。我很乐意回答你的问题。
一，你认为拙作既然讲了“要整丁盛的绝不止华国锋一人。起码如果没有军内有力人士的点头、支持，华国锋不会有此胆气”，拙作应该就此“展开叙述”。你的意见有一定道理。就此我想说明两点：
第一，我对“军内有力人士”的叙述确实是一笔带过，这其中也是有难言之隐，既然你指出来，不妨稍作一点补充，例如，1977年11月18日，除华国锋以外的几位军委主要领导人，曾集体接见广州军区领导，指示“广州军区出了个黄永胜、温玉成、梁兴初、丁盛，问题比其他单位多”，“你们这里不是清水衙门，出了个黄永胜，又出了个丁盛，还有刘兴元，两个突出的，一个中间的”。而此时，被点名的这几个人，都早已不在广州，黄永胜、梁兴初、温玉成已调走10年，刘兴元已调走6年，调离广州军区时间最短的丁盛也已有4年。但是，账还是要算在广州军区头上。就在这次接见中，广州军区被定性为“第十次和十一次路线斗争的重灾区”。既然是重灾区，自然要动“大手术”。于是要求广州军区党委：打破顾虑，“放手发动群众”，大胆怀疑，“一开始怕打击面宽，问题就揭不出来”。可见要整丁盛，是上头的共识。试想，在这种情况下，丁盛还能逃脱吗？在目前情况下，我的补充只能到此为止。
第二，华国锋虽然不是惟一要整丁盛的人，但是，他却是第一个出来宣布丁盛“罪状”、给丁盛定性的人，他是始作俑者。请不要忘记，当时“四人帮”被打倒不久，华国锋声望极高，他既是“英明领袖”，又是军委主席，如果他不想整丁盛，以他的地位和声望，丁盛起码不致倒得那么早，整得那么惨。
二，你认为丁盛的案件近30年不能平反，“不能只怪华国锋”，因为华国锋“在三中全会后大势已去”。事情确实如你所述，拙作也是这样写的。但是，你认为“其中的缘由还要等与丁盛有关的文革档案解密才能搞清楚”。其实不需等到那时，拙作对此事已经作了比较明白的交代。
三，你认为拙作“对华国锋是从不客气的”，“而对黄火青却留有情面”，希望我“对两个人的政治品格的衡量应该使用同一把尺子”。而我认为我是使用了同一把“尺子”的，问题是华、黄两人的问题性质是不同的。在打倒“四人帮”之后，即便有人想借机整丁盛，华是有条件保丁盛的，但是他“是不为，非不能也”（孟子•梁惠王）。而黄火青在“两案”审判时想救丁盛，却是“是不能也，非不为也”。你黄火青为什么没有据理力争？我想，倘若时光可以倒流，回到29年前，让人们体验一下当时的政治气候，就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来了。我以为，这位老同志当时能公开表示不赞成把丁盛列入“两案”被告，已经很不易了。如果说因为他没有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而应受到责难，那么，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许多地位和声望都比黄火青高的著名政治家，也都举手赞成“永远开除”刘少奇的党籍，这又该如何评说呢？关于“两案”审判究竟是怎么回事，有篇长文叫《张思之律师谈“两案”》（张是“两案”审判时的律师团负责人），建议你找来看看，可能你的很多疑问都可以从中得到解答。（本刊注：此文载《往事》第七十三期）
顺便再多说几句。在“九一三事件”之前，华国锋在广州军区机关口碑是不错的，大家认为他比较厚道、谦虚。但从1970年庐山会议之后，他被毛泽东看中，当上了国务院业务组组长，成了中央首长，大家逐渐感觉他不太谦虚了；而在“九一三事件”之后，他兼任广州军区政委，大家更感觉他前后判若两人，待人接物（起码是在广州军区范围内）既不谦虚，也不厚道。当年我也曾是拥华派。因为工作关系，我对他的观察可能更细致些。他在庐山会议之后的变化，我是看得很清楚的，特别是在他1972年告御状，然后亲自披挂上阵，不惜兴师动众，费时半年之久，硬把广州军区副政委、湖南省委及革委会第二把手卜占亚打上“林彪的贼船”之后，我对他的好感便破灭了。他整丁盛，只不过是他整广州军区许多领导干部的又一例证而已。凡是亲身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大约都是对华国锋由不解、失望、伤心而愤慨，是很难再“客气”得起来的。
你还有什么疑问，欢迎随时提出。
迟泽厚
2009年3月7日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