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記　憶　　　　　　　　　　　　　　　２００９年３月９日第７期
ＲＥＭＥＭＢＲＡＮＣＥ　　　　　　　总第十七期
　　　　　　　　　　　　　　　　　　２００８年９月１３日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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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国史笔谈
司马清扬 《“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读后（下）

史林一叶
王年一 军报“一•一三”事件亲历记
余汝信 1970年宪法修改草案解读（上）

他山之石
Joel Andreas(安舟) 超凡魅力型动员——《坚持特权》第四章（下）

蓦然回首
周孜仁 1969年：一段旧闻背后的新闻

口述历史
耿昌贤访谈录（二）

文革遗产研究
顾 土 文革思想遗产断想（一）

编读往来
旅欧读者晓芝来信谈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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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笔谈】

《“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读后（下）

司马清扬

四、对周恩来缺乏历史批判的态度

应该说，作者在此书中还是实录了周恩来的一些负面言行的，特别是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批判几位老帅，以及关于刘少奇一案的批语等。但是综观全书，笔者认为，作者在论述的过程中，由于几十年的潜移默化，还是有不少“为尊者讳”的地方。
（1）“伍豪事件”
作者说在“伍豪事件”后，“斗争经验丰富的周恩来并没有完全被江青等制服，他忍辱负重，引而不发，等待时机。”（《砸》609页）。然而事实上，正如作者指出的“伍豪事件”并没有在社会上扩散，（《砸》书489页），由此可以证明江青等人无意置周恩来于死地。
笔者认为，若没有毛泽东的点头，江青对于周恩来是不可能有任何企图的。江青在收到有关“伍豪事件”的材料之后，致信林彪、周恩来、康生是完全符合组织程序的。直到1972年12月份，江青和周恩来的合作远远大于冲突。特别是在整治“516分子”上，周恩来和江青合作得非常好。“伍豪事件”完全是周恩来自己的心病，这可以由以下这个事实证明。
在1972年6月23日，周恩来做完《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真相》的报告后，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会议处根据录音整理出文字记录送给周恩来。周收到以后看过，但—直没有签字。根据毛和中央政治局的决定，要把这个报告的录音、文字记录稿及其它有关文献资料存人中央档案馆，并发绐各省、市、自冶区的党委和各大军区党委存档。但周恩来如果不签字，这个报告就印发不出来。（《话说周恩来》第473页，赵炜《总理住院期间我所亲历的几件事》）
因此，此事被搁置，绝非周恩来工作忙或者江青等阻拦所能解释的。
直到1975年9月20日，周恩来要进行大的手术。自知很可能再也起不来。在麻醉药都打了的情况下，他叫工作人员让赵炜把此报告尽快送到医院来。赵炜用最快时间送过来，周签字。签好之后，如释重负地说：“我签了字，就算是办完了这件事。”（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来》，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81页）
事实是清楚的，是周自己耽搁的。周恩来非常清楚毛是把此事作为自己头上的“紧箍咒”的，毛泽东的真实意图并不是什么让周恩来澄清事实，整个处理“伍豪事件”的过程完全是一种对周恩来的敲打，告诉全党，周恩来历史上不那么干净。既然如此，又何必去签字难为毛呢？这次手术，周恩来是否能挺过去尚是未知数。因此周恩来希望毛泽东能够了解自己的苦衷，高抬贵手。
（2）抓叛徒
作者在论述抓叛徒（《砸》481－484）时，叙述不止片面，而且还容易造成一种周恩来不支持红卫兵、群众组织抓叛徒的印象。作者先正面叙述了周恩来在红卫兵抓叛徒一事上的作为，下面的论述说：“周恩来的努力只取得了暂时的效果，‘叛徒集团’的事情没多久就世人皆知了。中央文革小组对南开大学红卫兵抓叛徒的活动赞赏有加。并批准同意南开大学抓叛徒的学生以‘中央特许’和‘中央专案组’的名义，到各地任意抄家、抓人、审讯和查阅机密档案。”
而实际上，赞赏有加的不仅是文革小组，周恩来也在其中。而且“中央专案组”的最高领导就是周恩来，以“中央专案组”名义也是周恩来同意的。
周恩来曾经直接授权红卫兵可以进行调查取证为其所主管的中央专案组服务。（聂元梓 《聂元梓回忆录》，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232－233页）周恩来对于红卫兵的行动也曾经给以高度评价。例如周恩来对于学生搞出安子文是黑帮的材料和瞿秋白是叛徒的证据就大为赞赏。（周恩来对瞿秋白的批判，1966年8月30。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而且红卫兵也在报纸上举出证据来表明周恩来对于他们的支持，并多次向周恩来致谢。天津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说：“（1967）一月中旬，我们再次写了《关于搞刘少奇大叛徒集团的请示和报告》送给周总理、谢副总理和中央文革，同时又交给戚本禹同志一部分材料。其后，周总理及戚本禹同志和其他中央首长给予我们极大的关怀，并不断给作重要指示。当总理知道我们过去上报的材料被大叛徒陶铸等坏蛋扣压了的时候，中央文革、国务院联合接待站和总理值班室转达了总理的指示：‘总理叫你们把材料交来。’”（《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我们是如何揪出刘少奇大叛徒集团的？》，天津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1967.00.00。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聂元梓在其回忆录中专门写了一小节来描述“周总理关于‘揪叛徒’的批示”。聂元梓说：

还有，我们参与揪叛徒，也是需要澄清的一件事。现在只说，北大揪叛徒是因为康生写了条子，是受康生指示；其实呢，康生的条子我不知道（笔者注：此说法同聂元梓在同一书另一处所写的有矛盾。），我们是有周总理的批示，周总理同意我们就有关叛徒线索进行调查活动。
事情的原由是这样的：六七年初，社会上揪叛徒成风，所谓“六十一人”叛徒案，就是那时候闹出来的。在当时的环境下，北大也不能置身事外，有一次中央领导开会接见的时候，孙蓬一就给总理写了一个条子，说我们有一些关于叛徒的线索，是否可以进行调查？周总理批示说（那是当时交孙蓬一批示的条子），可以调查。人数少一点，材料不要公布。我们得到了周总理的支持。就“除隐患”来说，我们用周总理的这一批示当“通行证”，用来调查过吴传启的历史。
我们中间的一位同志（姓名记不清了），受命到武汉去调查吴传启的情况－吴传启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造反派，追随王力、关锋、戚本禹，引起我们的怀疑，吴的历史也确实是有疑点的——当时所有的档案都被军管，控制很严。调查人员就拿出周总理的批示影印件，他们也不相信，要求让等一天再来。显然地，他们是要去核实这个影印件的真伪。到第二天他再去，他们就给他大开绿灯，把有关的资料全部提供出来，还让他拍了照片。
我们还带着周总理的批示去找过沈醉，调查吴传启是不是国民党特务。（聂元梓《聂元梓回忆录》第232－233页）

（3）政客作风

从文革初期到火烧英国代办之前，周恩来同王力的关系一直非常好（可见于徐海亮著《东湖风云录》）。火烧英国代办处，那是烧了周恩来的“自家后院”。若毛泽东拿此问罪于周恩来，周恩来该如何向毛交代？最好的办法是主动出击，化被动为主动。当然，王力的出局有多重因素，本文不赘。
类似的还有，作者在书中第479页写道：“周恩来的信虽然措辞严厉，但确实用心良苦。”书中第555页，沿用了官方多年的说法，周恩来“坚持不搬出中南海，使造反派不敢进入，从而保护了在中南海中的许多领导人。”此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在周恩来前往武汉的几天，不正是这些揪刘的造反派闹得最凶的几天么？怎么也没有冲进中南海？原因只有一条，就是毛没有松这个口。
最明显的是在337页的论述：“中央文革小组对待群众组织问题上，旗帜鲜明地支持造反派，对老红卫兵和许多多数派组织则弃之如敝屣。这种明显的支一派压一派的做法，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客作风……”要说这种“政客作风”，周恩来同这些人相比，只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在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以及当年的红卫兵报纸上，周恩来“明显的支一派压一派”的讲话比比皆是。

（4）造神

鉴于此书为通史，笔者认为，对于一些周恩来参与并且十分突出的事情不应遗漏。作者在330页举例叶剑英造林彪的神，其实就此事而言，周恩来无疑比叶剑英有份量得多，也起劲得多。自1966年的5月份政治局扩大会议，到1969年的九大，周恩来对于林彪的吹捧可谓是别出心裁。试举一例。周恩来说：“我们的副统帅林彪同志已经是众望所归的了。经过几十年的培养，经过几十年的锻炼，经过几十年的领导经验的证明，林彪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第一人，……像林副主席这样经过考验的领袖，事实上已经存在了，为什么我们不在法律上定下来呢？”（广州市机关红司 820通讯社上海新化工总部“动态”编辑部《文革通讯》，1967年10月9日第一期）接班人要用法律的形式定下来，也是史无前例的新鲜事。即使翻开国际共运史来看，无论是哪国共产党，也无此举措，周恩来这提议，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五、一些史实的辨正

（1）大闹京西宾馆

第443页写道：“1月20日上午，军委碰头会继续在京西宾馆举行。徐向前和叶剑英二人就肖华抄家一事拍案而起，大发脾气。同时与会的江青、陈伯达等人当时都被震慑住了。”
欧阳龙门在丁凯文主编的《百年林彪》一书中撰文专论“二月逆流”，笔者在此转引有关文字：

中共官方的说法是在与中央文革的对抗中“徐帅一掌拍在茶几上，把茶杯盖震落在地。叶剑英怒不可遏，用拳头连连捶击着桌子”。实际情况是徐、叶两人在是否要揪斗萧华的问题上拍茶几、捶桌子，相互对抗。
《叶剑英传》中隐讳地写到了这一点：“过了一会儿，萧华来了，徐向前问他，昨晚到哪里去了。萧华躲躲闪闪。徐向前生气地对萧华说：‘你是胆小鬼！你怕什么？他们能把你吃掉吗？’他盛怒之下，拍了桌子，把茶杯盖子和碟子都摔了。”叶剑英“也大声地说：‘他昨天半夜里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说话间按捺不住满腔怒火，猛拍桌子，伤及右掌。散会回家以后，端茶杯觉得右手无力，秘书陪他到军事科学院门诊部拍了片子，才发现右手掌骨远端骨折。”
《徐向前传》的描述是：“肖华到会后，讲了头天晚上被抄家的经过。徐向前气得拍了桌子，茶杯盖子摔到地上。叶剑英气愤他说：肖华是我保护起来的，如果有罪，我来承担！说着，也拍了桌子，伤着了手骨。接着‘大闹京西宾馆’一说就传扬开了。”
当时在场的吴法宪后来证实：“作为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出于责任，和陈伯达一起批评总政治部主任萧华，于是引起两位元帅之间的对抗。”“与会的军中高级将领见两位老帅对拍桌子，谁也不敢说话，有的见势不好干脆溜走了，一时会场大乱。”对此，王年一含蓄地说道：“军队高级将领的抗争极为复杂”。（《百年林彪》289页）

《吴法宪回忆录》面世以后，又对此事加以补充：

叶剑英一发火，会场上的气氛立即极为紧张起来。看见这样，身为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就不得不出来批评了肖华。徐向前说：“你肖华是有错误的。你把军队的政治工作搞成了这个样子，影响了我们全军。”
也许徐向前的本意是为了缓和会场上的气氛，但两位老帅在萧华问题上的公开矛盾，给了我们这些与会者很大的震动。一时间，整个会场上鸦雀无声。这天晚上的会议就这样不欢而散了。参加会议的同志回到房间里休息，但是背后都议论纷纷。（《吴法宪回忆录》652页）

至于徐向前的真实意图，则可对照徐向前此前的讲话来判断（徐向前在2月份后变得谨慎多了）。1月20日，徐向前在接见军队革命造反派时的讲话中说：（有人问肖华问题）我不能表态，我没有这个权利，中央没有让我表态，我是党员，我要负责任，还要请示主席。关于他（肖华）的问题，我们已经开了两天会，问题是严重的，但发展到什么范围还没有定……全军文革成员没有走群众路线，在关键时刻这些人暴露出来是好事。（徐向前接见军队革命造反派时的讲话 1967.01.20 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两位老帅对拍桌子，吓坏的不单是江青等人，吴法宪等人也都受到震动。

（2）大闹怀仁堂记叙中的重要缺失

第450页，作者写道：“会议主持人周恩来在三个多小时的会上，几乎一直保持沉默，只是当谭震林发脾气离开会场时，才拍着桌子大声将他叫回。当李先念提到打倒大批老干部是从《红旗》杂志1966年第13期社论开始时，周恩来当场责问康生、陈伯达：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叫我们看看。”紧接着，作者写道：“周恩来在会议中间打电话将会议情况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派汪东兴前来听会。”
读罢此段，笔者至少有两个疑问。第一：作者此写法，给人的印象是周恩来完全是站在谭震林、李先念等一边的，这也是官史一向的说法。第二：周恩来打电话报告毛泽东的意图何在？如果希望汪东兴带给毛泽东的信息是周同谭震林、李先念等人完全站在一边，这可能么？恰恰作者在451页又写到：在二月初，周恩来就事先写信警告谭震林等人，不要说过头话，不要节外生枝等等。显然，周恩来打电话报告毛泽东的目的并非作者表达出来的意思，亦即作者漏掉了其间关键的内容。
作者漏掉的内容是什么呢？笔者根据现有资料试作补充如下：
陈毅确实敢放炮，并且当着周恩来的面说：“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嘛？”周恩来立即作出反应（与陈毅的言论“划清界限”）：“应该检讨，整得对嘛！我有错误，对当时的批评，从来没有意见。”陈毅继续放炮：“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吗？”周恩来又接口说：“所以才搞文化大革命。”（《二月二十六日怀仁堂会议》记录，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文革”十年资料选编》上辑）
毛泽东决定由周恩来主持开会批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个人。周恩来叫王力整理出来一个2月16日怀仁堂会议记录。王力在会上读了，并核对情况。陈毅表示异议，说有一句他没有讲，要求删掉。周恩来当场驳斥：“讲是讲了，不要删了。”（王力《王力反思录》上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245页）周还在此处特别注明：“陈先挑拨康老，后挑周。”（周恩来对《二月二十六日怀仁堂会议》记录整理稿的修改手迹。引自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2005年5月版第210页）
从二月初周恩来就警告这些副总理、老帅们不要出格，以免惹祸上身进而牵涉到自己。现在陈毅竟然在如此众多人面前如此放炮，周恩来自然急于摆脱干系。因此，周才在会议中间打电话向毛泽东报告。虽然汪赶来时高潮已经过去。散会后，周恩来向汪东兴介绍了会议情况。汪东兴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曾涛《正义的抗争——所谓“二月逆流”的前前后后》，载张化、苏采青主编《回首“文革”》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819页）
如果能补充上这些内容，上下文读起来就连贯多了。

六、一些不准确处

第193页说林彪是由吴法宪陪同回京的。此说不确切。根据吴法宪本人的回忆、《毛泽东传》以及舒云在《林彪画传》一书中的描述，吴法宪是到机场迎接的林彪而非陪同回京。
第366页，作者说“（1967年）1月8日，林彪在中央军委常委会议上宣布关锋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笔者认为此事是以讹传讹。余汝信先生已经在《关锋当过总政副主任吗？》一文中表述清楚，笔者在此不多赘言。
第634页，作者说：“1966年8月22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八届十一中全会是在12日结束的，而非22日。
第742页，作者引用《聂荣臻年谱》时说，1945年5月18日，毛泽东在城南庄遇险，是聂荣臻紧急动员毛离开住处的。此事，陈晓农在《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一书中专门辨析过，认为实为陈伯达而非聂荣臻。笔者认为陈晓农的说法言之有理。
作者在747页引用文革结束以后汪东兴的说法来证明周恩来在刘少奇专案上的行为，笔者认为不妥。因为汪东兴这类谈话的可信度非常低。（可见丁凯文和史云先生关于周恩来在林案上表现的争论，见《记忆》2009年第1期与2009年第3期）至少依据笔者手中的材料，周恩来在刘少奇专案一事上，比现在官方的说法激进得多。知情人告知，给刘少奇定案的结论，江青与周恩来各有一份。
此书对于联动的评价，笔者认为过高。是的，联动中“许多人被捕入狱”是事实，但他们受到的迫害相对于其他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的人、相对于他们所迫害的“黑五类”、“狗崽子”来说，则实在算不上什么。而且最关键的是，他们之所以反对文革，是因为他们的父辈已经遭到清洗，根据他们自己信奉的“血统论”，殃及池鱼，他们岂不是也要变成“狗屎堆”了么？这才是为什么要炮轰中央文革，以至最后对当时的毛都要否定了。对于他们是否真的站到了历史的前头反对文革，笔者深深怀疑。迄今为止，那些著名的联动人士，有谁站出来为当年的迫害做过像模像样的检讨与悔过？没有！仅此一点，就难以让人去饶恕他们
最后笔者需要指出的是，笔者认为《砸》书作者对于“黑暗的50天”描述不够，且没有点明谁要为此负责。事实上，这五十天，就是刘、周、邓的另一个版本的文革或者更大规模的反右。如果此文革得以继续下去，遭受整肃清洗的人数未必会比毛氏文革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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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按：王年一老师的这篇遗作，是他生前交给合作研究者陈昭录入的。录入后经其本人审阅校改。陈昭录入时曾向王年一提出，文中没必要为当时的情况做自我批评。王说保持原样。

军报“一•一三事件”亲历记

王年一

1967年1月13日，《解放军报》社爆发了夺权事件，一般称之为“一•一三事件”。有人在刊物上很简略地写过这个事件，而我亲历了这一事件（我原是高等军事学院政治部宣传部的干事，1966年8月借调到军报，在文艺评论组当编辑），又在这一事件中犯过错误，我再来写写这一事件，希望能够说得更清楚一些。军报的老同志大都健在，我说得不准确、不妥当的之处，请多指正。
这一事件，是由以肖力（即李讷，“肖力”是“小李”的谐音）为首的“革命造反突击队”的一张造反大字报引起的。
军报当时的宿舍在北京西直门内，办公室和印刷厂在平安里，上下班有班车接送。1967年1月13日早晨，我和大家乘班车到了办公大楼。一进办公大楼正门，就看到一张很大很大的大字报（用印报的卷筒纸写成，卷筒纸如同布匹。大字报由四、五幅布匹一般的卷筒纸写成。一看便知字是我们文艺评论组的组长胡学方同志写的，胡多年模仿郭沫若的字体，已学得有点像，别具一格）。大家一看落款，更是吃惊，因为大字报是由“肖力”领衔的。
报社大约有一半人知道肖力是何人。后来我从报刊上得知，她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不久，先在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工作了一段日子，接王力的班，当办事组组长，又来到军报，在接待来访群众的一个部门做接待来访的工作。当时来访的人很多很多，军报在它的对门借了一间房子，专门接待来访的群众。军报女同志不多，肖力年轻貌美，引人注目。我在报社是一个新人，但已有老同志向我打过招呼，说她就是李讷。她兼有其父母容貌体态之长，相当漂亮。我又从我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当教授的亲戚处得知，她在北大，品学兼优，作风朴素，回中南海都是坐公共汽车。
肖力等人的大字报是军报夺权的由头，不妨把这份大字报抄录于下（当时报社的有关组织印发了与“一•一三事件”有关的材料）：

《解放军报》向何处去？

最高指示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文化大革命初期，《解放军报》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军委的直接领导下，曾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起了先锋作用，受到军内外群众的普遍赞扬。但是，从六月下旬以后，特别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来，在刘志坚的反动路线的直接影响下，报纸的宣传和社内的文化革命，就背离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走上了歧途。
一、在宣传上，忠实地执行了刘志坚的“愚民政策”，把部队和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隔离开来。以部队特殊为借口，放弃阶级斗争阵地，脱离文化大革命，脱离阶级斗争，脱离两条路线斗争。去搞什么正面教育，去宣传学习“老三篇”，单纯提倡做好人好事。几个月来，没有一篇有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斗争的社论和文章。在《人民日报》《红旗》元旦社论提出开展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时候，作为指导我军全年工作的元旦社论，却依然调子很低，使我军广大干部战士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有的部队就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利用，成为镇压革命群众的工具。有的战士不知道什么是反动路线，看到揭发刘少奇的传单，竟视为“大逆不道”。这种状态，难道和军报宣传没有关系吗?这样的部队，能自觉地保卫毛主席，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吗？
二、这种宣传，在地方上已经起了极坏的作用。不少单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搞“红海洋”，脱离阶级斗争，去组织学习“老三篇”，开讲用会，提倡做好人好事，限制群众，压制革命，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他们这些阴谋活动，却恰恰从“高举红旗”的《解放军报》找到了理论根据，岂非咄咄怪事！革命学生对此极为愤慨，许多人向外出采访的记者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说：“我们不爱看你们《解放军报》，我们爱看《红旗》。”林副主席指示，要热情地支持左派，狠狠地打击右派。而我们的宣传却起了这样的作用，难道还不应该引起我们报社每个革命同志的深思吗？
三、目前，全国发动了对刘、邓路线的总攻击。
刘邓路线在我军的代表人物刘志坚已被揪了出来。在毛主席的关怀下，全军文革小组重新改组。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是我军历史上光辉的一页。在这种形势下，军报为此发表的社论，却是一篇空洞无物，毫无热情的官样文章。社论只字不提军队内部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不讲全军文革小组的改组，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的胜利，也没有表达出全军同志对伟大领袖关怀的满腔热情。这样的时候写出这样的社论，是报社党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必然结果，是《解放军报》的耻辱！
四、几个月来，军报宣传的方向偏了，报社内部的文化革命也相当一段时间冷冷清清。党委一开始就为运动划框框、定调子，继而又整理黑材料，抓扒手，压制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包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派工作组到工厂顽固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挑动群众斗群众。直到广大革命群众纷纷起来革命的今天，社党委仍然以正确者的姿态出现，不承认犯了路线错误。
军报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完全是党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恶果。胡痴同志身为党委书记，在这方面是负有严重责任的。
这一段，报社党委在思想上贯彻了刘志坚的一套黑货，在组织上包庇了一批犯有反党罪行的，有严重错误的人，把他们放到了重要的领导岗位上。冯征过去是反党野心家彭德怀的吹鼓手，也是罗梁反党集团的爪牙，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文化革命中，上窜下跳，大捞政治资本，在群众强烈要求罢官的情况下，依然稳坐副总编的太师椅。王焰，彭德怀的忠实走狗，是反党分子华楠的走卒。张秋桥，反对记者学毛主席著作，具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采通处革命群众写了多揭发他的大许字报，他并不作检查交代。这样的人，却代表党委领导全社文化革命。吕梁一贯右倾，软弱无力，却主持报社的日常工作。另外，还有不少犯有严重错误的主编和处长，在党委的包庇下，也没得到充分的揭发批判。请问，报社具体工作的领导权究竟掌握在什么人手里？在这样一些人把持下的《解放军报》，怎么能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怎么能完成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的历史使命，怎么能不辜负党和人民对我们的期望？如果断续这样下去，我们将成为历史的罪人，将被革命的群众唾弃，以至彻底垮台。
毛主席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革命的同志们，《解放军报》已经到了严重的时刻。我们必须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一边，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我社的恶劣影响，学习《文汇报》《解放日报》闯将的革命精神，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同时，我们强烈要求报社党委悬崖勒马，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上来，和革命群众一道，把《解放军报》办成一张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非常无产阶级化的革命的报纸。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

革命造反突击队：
肖 力、方抚时
孙浩刚、李志高
宋玉芬、武 将
杨秉文、刘福山
1967年1月13日六时半

这个大字报，点了几位领导同志的名，它的指责纯属不实之词。
这个大字报贴在一楼的正中，面向大门，一进门就可以看到。上了二楼，又见另一份大大的大字报。这第二份大字报由和谷岩和宋琼二位领衔，也由胡学方所抄写，它的内容十分简单，即：拥护“革命造反突击队”的大字报。这份大字报贴在二楼的正中，一上楼就可以看到。
和谷岩和宋琼二位，当时是报社的重量级的人物。和谷岩，青年作家，在丁玲主持的文艺讲习所学习过，有一些作品问世。他是报社记者处的副处长，我们文艺评论组由他领导。文艺评论组是“文革”初期成立的，由军报记者组成，只有我一个人是借调来的。文艺评论组在党的生活上属于文化处。他又是报社公选的文革小组的组长（或称“文革委员会”的主任）。平心而论，他当时在报社颇有威信。当时已有消息：他是军委新文革小组的成员。新军委文革的成员中有陈亚丁（总政文化部副部长），在林彪主持的军委会议上，去掉了陈亚丁，添上了和谷岩。这个消息是确实的，1967年1月13日，各大报均公布了军委新文革小组的名单，其中确有和谷岩。
宋琼，也是记者处副处长，但他另有一个重要的职务：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在办事组组长任上，肖力接王力的班，宋琼接肖力的班。宋当时主持《快报》的工作，这更是一项特殊的重要工作。《快报》是中央文革的报纸，由中央文革成员王力专管，它大约有100名记者（又称联络员，大多来自军队院校），分布在全国各地，十分及时地报道各地文革动态，登在《快报》上。《快报》由军报印刷厂的保密车间印制，只发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成员。记者自己写的报道，自己也看不到。100名记者中，有若干专业记者是军报的记者，这些记者的头头就是宋琼。
肖力的大字报由和、宋二人带头表示拥护，对我们很有影响。
我们文艺评论组的办公室在三楼正中，一进办公室，大家就议论开了，各个办公室差不多都议论开了。胡学方也在场，他说，昨天夜间，有人把他从床上叫起，立即赶到钓鱼台，要他抄写两份大字报。由此我们知道这两份大字报都是在钓鱼台写成的。我们问他，这件事江青知道不知道？他说，和谷岩报告了胡痴（当时任军报总编辑，毛主席已任命他为新华通讯社社长，他已到新华社和大家见过面），胡痴已报告了江青，江青知道了。我们全组同志都认为在这样的大事面前要表态。于是由胡学方执笔写了一份简短的大字报（我们这个小团体取名“金猴战斗队”），表示拥护“革命造反突击队”与和谷岩、宋琼等人的大字报，贴在和、宋等大字报之侧。我们最大的教训是看风行事，投机取巧，没有原则，以为站在江青、胡痴、和谷岩、宋琼和肖力一边，总不会有错。其实大谬不然。
当天下午，又一份有分量的大字报贴出来了，这就是反对上述所有大字报的大字报，它认为，军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的报纸，任何人不得夺权。它据理力争，很有说服力。报社的大多数人在上面签了名。我看到这份大字报，才知道自己闯了大祸。本想也在上面签名，可是碍于面子，没有签名，成为终生的遗憾。
当天晚上，报社大多数人在大楼顶层开辩论会。在会上，有人责问肖力想干什么？肖力说不想干什么，我们也是为了军报好，意思已在大字报上说明了。会议很热闹，但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七嘴八舌，辩论什么问题也不清楚。
大概在第二天，肖力又贴出一份小小的大字报，申明他们写大字报的事江青并不知道。这个大字报只有几句话，但是意思是重要的。后来，我们认为，肖力在说谎，但也无从查证。她看到事情办不成了，就为江青开脱。江青究竟知道不知道，到今天我也不清楚。
因为第二份大字报的签名者多系报社老人，所以当时报社内盛传“胡夺胡权”（胡痴夺胡痴的权）之说，胡痴被报社的人押到北京卫戍区关押，后又被要回批斗、关押。
第二天或第三天，胡学方又被抓走了，我不知道谁人抓的，也不知道他被抓到了何处。在他被抓走以后，文艺评论组的同志们推我当组长。只当了几天，就由西虹当组长。西虹是作家，又是记者，他在越南前线采访过。当时工作不忙，又没有什么大事，组里工作平平淡淡。听说，胡学方后来病故，在报社时，他待我如弟兄，我很怀念他。他原来是报社驻广州记者，工作积极，自学成材，想不到他因字写德好而蒙冤。
第二天或第三天，报社成立了“总编小组”，怎么成立的，“总编小组”由哪些人组成，我们在当时和以后一概不知。我只知道肖力当了“总编小组”组长，实际上就是总编辑。我才意识到，总有人对军报不放心，一定要把它的大权夺过去。我们向肖力请示过工作，请她看过大样。就在这时，关锋每日看军报的大样，由他签字印报。不知道是谁要关锋管军报的。
1月20日左右，军报又发生军内院校造反派冲击报社，要夺报社大权的事件。我也躬逢其盛，也站在办公大楼门口阻拦，以表现我的积极和悔过。军内造反派从我们头上走进大楼。晚上，徐向前元帅（军委文革小组组长）和戚本禹来报社，老帅坐在正中，戚本禹讲话，批评了“造反”行动，造反派不服，于是逮捕了一两个造反派头子，事情给压了下去。
不几日，林彪发出一信，大意是：军报的问题由报社内部的人自己解决，军报不许外面的人夺权。听说此件由军委文革小组起草，经毛泽东审阅过。
在4 月，赵易亚来当总编辑。
军报是非太多，而且通天，弄不好要犯大错误。我打了三次报告要求回原单位。谢谢赵总编批准了我的报告，我于1967年5月回到了高等军事学院，还是当我的干事。

王年一原稿中未抄录肖力等所写大字报内容，为使文章内容完整，本刊根据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所载将肖力等大字报内容补上，《文库》注明该大字报转载于北京《风雷激》报1976年2月4日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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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1970年宪法修改草案解读（上）

余汝信

1970年9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基本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以下简称《草案》），是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在法律层面的集中体现。《草案》虽曾由中共中央于当年9月12日通知发至基层单位交群众讨论，惟因四届人大当年未能如期召开而遭搁置。次年“九一三事件”之后，又因涉及林彪的名字而被集中收缴销毁。时隔近四十年，《草案》在民间留存下来者，恐已是凤毛麟角。笔者当年参加宣讲学习，私藏了一份，侥幸保存至今。现将其公诸于众并略加释析，以期对后人了解和认识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以及毛晚年的国家学说有所裨益。

一、修改过程简述

1、宪法工作小组

据汪东兴回忆，1969年“九大”开过后，毛泽东即要着手解决政府工作、修改宪法等方面的问题，提出准备召开四届人大。1970年3月初，在武汉的毛泽东接到周恩来的一封信和附来的一份宪法修改草案提要。3月7日，毛要随卫的汪东兴回京向周恩来等传达他的意见。（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7-20页）
3月8日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讨论毛的意见。“会议一致拥护毛泽东意见，商定立即着手进行以下工作：（一）成立由周恩来、张春桥、黄永胜、谢富治、汪东兴组成的工作小组，负责四届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工作，并约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面商；（二）成立由康生、张春桥、吴法宪、李作鹏、纪登奎组成的工作小组，负责修改宪法工作，先将修改要点写出，至四月八日完成修改工作；（三）由周恩来、姚文元主持起草政府工作报告稿，集中讲当前政策和计划问题等。（《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353页）
笔者认为，上述三个名单，不是北京周恩来等所能决定的，毛必然事前有所授意。其中宪法工作小组名单，尤值得注意之处有二：
其一，小组由康生牵头，张春桥辅之。康、张二人是主角，其他人是次要的。康是毛所属意、拟取代朱德位置的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把手（《草案》称之为常委会主任）。张身兼两个班子的主要成员，是毛所倚重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主要诠释者和承继人。
其二，名义上还是中共第四号人物的“理论家”陈伯达，被排除在上述三个班子尤其是宪法工作小组之外。陈伯达是1954年宪法小组排名第一的成员，1954年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实际负责人。这是否可以表明，毛泽东已决心另起炉灶，与1954年宪法彻底切割？再，是否还可以表明，在1969年发生毛泽东拒绝审阅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稿这种反常情形之后，在尚未召开九届二中全会之前，毛与陈的怨隙已悄然扩张？

2、宪法修改工作启动

3月16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宪法工作小组起草的、就修改宪法的指导思想和修改宪法中的一些原则性问题向毛泽东、林彪所作的《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及其附件。毛阅批了这个报告。
3月17日至24日，中央召开由政治局委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核心小组负责人以及解放军各军区、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会议在北京举行，到会103人，由周恩来主持，主要内容是布置四届人大代表的选举工作，以及对宪法的修改提出初步意见。会议期间，宪法工作小组负责人于3月18日晚上就小组的工作情况向会议通报。
通报提及，一些原则性的问题，要向毛泽东请示。如其中“4、国家机构问题。就是不设国家主席，有关国家主席职权的条款，有些是否可以并入人大常委会职权中。如不设主席，宪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这一条怎么解决？是毛主席统率。国防委员会要不要？值得考虑。原宪法第四十三条关于最高国务会议问题，如何处理？可否删去？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名称不变，各级人民委员会的名称要不要？现在是革命委员会，是否要把原来的名称改过来，仍用人民委员会？省长、副省长等是否改为主任、副主任？我们认为，用革命委员会的名称为好。检察院取消了，主席早有指示。还保留法院”。（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下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第二版267页）
7月10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中央准备召开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的工作计划（送审稿）》。工作计划包括：（一）建议成立由毛泽东、林彪分别担任正、副主任的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二）七月十一日至八月二十日，完成宪法修改的准备工作，讨论通过四届人大代表名单，同时准备政府工作报告、国民经济计划等文件；（三）八月二十八日，召开九届二中全会；（四）九月十五日至二十四日，召开四届人大会议。次日，将工作计划稿分别报送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378页）

3、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及其会议

1970年7月12日，中共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任，林彪任副主任，委员55人名单如下：
中央政治局委员19人：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伯达、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周恩来、姚文元、康生、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4人：纪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东兴。
各省、市、自治区党的核心小组负责人24人：潘复生、王淮湘、吴德、解学恭、谢振华、吴涛、冼恒汉、李瑞山、张江霖、康健民、赛福鼎、杨得志、南萍、韩先楚、程世清、刘兴元、韦国清、华国锋、曾思玉、刘建勋、张国华、天宝、谭甫仁、蓝亦农。
其他（工农兵代表和知识分子代表）8人：王洪文、倪志福、蔡树梅、尉凤英、陈永贵、吕玉兰、张积慧、郭沫若。
7月17日中午，该委员会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毛泽东、林彪、刘伯承、谢富治缺席。周恩来称：“这次，成立了宪法修改委员会。在北京有一个修改宪法起草小组，四个月中，由康生、春桥、法宪、作鹏、登奎共同起草多稿。小组根据毛主席的要求，放进了新的东西。总之，要使宪法简明扼要，通俗易懂。正如新党章一样，工农兵能背诵。修改的宪法当然不会这么短，但是要能够容易记。这是毛主席的要求。”周说，原来的宪法106条，9000多字。现修改的有两个稿子，一个是60条，6000多字；一个是30条，4000多字，经请示毛主席，主席指示，把这两个稿子都发给大家，让大家看一看，提出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下卷270-271页）
周恩来还称，宪法修改要拟个《通知》，明天就要讨论。拟《通知》的问题，根据工作计划，地方的讨论意见由各省（直辖市、自治区）集中，军队由部队自行负责。从7月25日开始到8月5日第一次集中，8月15日第二次集中。意见汇总后，向毛主席报告，再由党的九届二中全会讨论，准备于8月下旬开九届二中全会，从党的方面可以定稿。定稿后8月25日至9月10日发动群众讨论，因为9月15日至24日开四届人大，所以在讨论宪法修改草案的同时应将四届人大代表正式由群众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下卷271页）
7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修改宪法及讨论和通过四届人大代表问题的《中共中央通知》。当晚，由周恩来主持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会议，讨论贯彻《中共中央通知》的问题。周称：“请你们每个组议一本宪法30条出来。请秘书改出来，你们过问一下，看一看。每组一本，共五本。送来我们看，送主席、林副主席。把意见单独写出来。还有特殊的意见，例如江霖同志提出的连人大常委会也不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下卷271-272页。江霖，即张江霖，时任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组副组长，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
在当晚的会议上，宪法工作小组负责人还谈了四个问题：（1）从今年3月到7月，宪法工作小组共出了8个稿子，其中6个稿子认为不要设国家主席。地方的同志认为，应该设国家主席，让毛主席当主席。政治局讨论，也认为还是要主席的好。向主席报告，主席说，不要，我不当主席。不要因人设事。（2）所有制只写两种，不留单干的尾巴。（3）武装的最高统帅归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4）主席讲，要允许罢工、反对官僚主义。60条的稿子，7000字，主席不愿看。又压缩成30条，4000多字。宪法工作小组希望最好能减到3000字至3500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下卷272页）

4、康生8月22日的讲话

8月22日晚，即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开幕的前一天，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在江西庐山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毛泽东、林彪照惯例未出席，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周称，今天政治局委员中富治同志和伯承同志请假，永胜同志跟纪登奎同志值班。起草委员会其他的各省市来的人24位，还有8位工农兵、知识分子都到齐了，一共51位。周请康生讲话。（以下康生讲话内容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下卷273-279页）
康生着重解释了现在的稿子与7月间讨论的试改稿第三稿有什么不同的增改内容。在谈及国家机构部分时，康生指出有以下几个重要修改：
1、第十六条。关于人民代表大会问题，删去了一句话：“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立法权”。陈伯达特别提出这个问题。立法权主要的还是共产党。今天，主席也讲了，共产党、国务院，都立法，单独地写这一句，恐怕不合符实际。所以就不写那一句了。
2、第十九条。删去了国务院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这一条简化了。国务院就是中央人民政府。删去执行机关、行政机关，就不那么绝对地把三权鼎立突出了。这样合乎事实。
3、第二十一条。关于国家行政区划，增加了地区一级。各省的专区要成为一级政权。……
4、第四个问题，意见比较多的是人民法院。这个问题嘛就是有人提议人民法院不要了，同公安机关合并，也就是司法、检察、公安统一起来。咱们老根据地的办法就是这样子的。但在延安的时候法院还有。有的提议，法院作为国务院的一个组成部分。还有一种不占多数的意见，说注意到国际的影响，还是暂时保留着好。我们现在还是留着，所以专门写了那么一条。法院院长到底怎么组成？原来的稿子根本没有，马马虎虎的没有说。后来，郭老（指郭沫若，时任中国科学院革委会主任[仍保留院长名义]，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提出，法院怎么产生呢？他想了个办法，说是写成由法律规定好了。由法律规定，是一句空话。政治局讨论时说，还是写上由本地的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来任免。那就是说，地方的法院由革委会任免。看这样子成不成？我记得程世清同志（程世清时任江西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政委，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说，地方法院根本不要。这也是一个意见，没有把握，写上供大家讨论就是了。
康生将全稿的修改之处一一讲完后，又就另外一些意见简要地谈了他和宪法工作小组的看法。
康生称：地方上讨论中反映的问题，还有一个没有写进去。有的单位说，我们社会主义已经建成了，现在的总任务应该明确地提出消灭三大差别，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大概看来多数不赞成这个意见。多数的意见认为，我们已经取得伟大胜利，但是不要轻易地说社会主义已经建成。我们革命的最后胜利，不但需要本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而且有待世界革命的胜利，有待于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实现共产主义是一百年，甚至几百年的事情，这部宪法不可能管这么长。
在谈完对其他问题的看法后，康生最后说：此外，还有一个问题没有动，但是提的意见不少。这就是关于国旗、国徽、首都，还有国歌。有的人提议说，“五星红旗的4颗星要减去2颗，即减去一个资产阶级，减去一个臭知识分子，只要工农就行了。”有的讲：“一共要8颗星，那一颗大的是毛主席，那7颗小的是7亿人民。”那么，将来再8亿人民怎么办呢？那就又要添了。有的说，“这边画上一条枪，那边画上一枝笔。枪杆子，笔杆子，两杆子要画上。”还有的说：“当中要画上毛主席的书。有笔就要有书。”画上毛主席的书，那么毛主席呢？就要再加上毛主席的像了。所以，这方面没有改动。关于国歌，意见也很多，有的讲把《东方红》作为国歌；有的讲，用原来的曲子，改写歌词。（有人插话：上海已经有了两个稿子了。张春桥插话：江青同志已经组织了好几次，而且修改过好几次，现在还没有完全修改出来。）这方面的积极性很高，群众的创造性也有，是有好的。（江青插话：有个工人同志写了一个。王洪文插话：上海写的都寄给于会泳同志了。他不是集中改吗？现在好多意见都集中到他那里去了。）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是蛮可爱的。但是可惜现在也不晓得吸收哪个意见好，所以结果还是照原来的，没有动。

5、周恩来8月22日的讲话

康生讲完后，周恩来讲话。周称：
下午见主席，我们特别提了国家主席的问题。报告上已经说了嘛，但我们又说了：大家热切希望，既然是一元化嘛，党的主席、国家主席也要一元化，尽管是个形式，但群众热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当然副主席。这样就满足群众愿望。领导嘛，当然是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领导了。但在国家形式上，是国家元首、副元首，我们并且还提了个方案，说接待外国使节可以由元首授权，国家主席授权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接待使节。大概几位同志，伯达、康老、我、林副主席，四个人都说了，主席说，那是个形式。（康生插话：主席还有句话，说“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主席”。）当然，起草的稿子还是照顾那一个一开始由东兴同志传达的主席的意思。但我们还是反映一下子，还提出了一个方案。主席说，现在当然也见了不少外宾，也可以不见，有些不是也没有见嘛。主席说，当国家主席、元首嘛，就是有点好客，不太好不见，虽然接待使节可以由别人。实际上，这个问题主要的还是党的领导和行政上国务院，党的本身也还有一些事。设立人大常委会为的培养干部。外国人不是说，党的决议人民代表大会保证通过，人大常委会更是保证通过。资产阶级也是这样的，你看嘛，英国的国会制，还不是多数是工党的决定？然后国会通过就是了。甚至还没有通过就已经宣布了。现在是保守党是多数了，是保守党的国会。美国也是一样。资产阶级也是一个党和一个行政机构。主席说，那两层都有必要，人民代表大会和常委会。后来康老也说，有人主张把人大常委会同国务院合在一起。主席说，那也不行了，总还要有那么一个机构才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下卷279-280页）
周恩来的讲话，传递了两个重要信息。其一，此际的毛泽东，将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制度有意曲解为“资产阶级也是一个党和一个行政机构”，以此为其有意矮化国家立法、司法机构的作用服务；其二，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周的这一讲话与《周恩来年谱》所记载的同一天下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情况相吻合。（《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386页）正如周所称，政治常委五人中，“伯达、康老、我、林副主席，四个人都说了”，应设国家主席，只有毛不同意，“主席说，那是个形式”。毛还说，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毛坚持己见，不容置辩，四人不得不从。
在康生讲话时，周恩来曾插话称，修改草案“定了以后，以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起草委员会的名义，向全会的同志发下去，大概估计明天可以发。”实际上当晚起草委员会会议已算定稿，并即由中央办公厅印刷以备交第二天开幕的九届二中全会参加者“讨论通过”。

6、林彪8月23日的讲话，九届二中全会“基本通过”《草案》

8月23日，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讲话。林彪称：“这个会和人代会以及宪法，对于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反帝反修的斗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会是有影响的。”“全会这次的三个题目，是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间的大事，三件大事。这次我研究了这个宪法，表现出这样的一种情况的特点，一个是把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用法律的形式巩固下来非常好，非常好！很好！这个可以说是宪法的灵魂。是三十条中间在我看来是最重要的一条。这条反映出我国革命经验中间最根本的经验。”（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1970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2]5号）
官方认可、在中国大陆公开出版的《“文化大革命”简史》，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交锋”一节中称：“会议一开始，林彪就在全体会议上抢先发表讲话。他强调宪法草案的特点是，‘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无产阶级专政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用宪法的形式把这些固定下来非常好，非常好！可以说是宪法的灵魂’。林彪在这里使用‘无产阶级专政元首’的提法，显然是改换另一种用语，表达他仍然坚持设国家主席的主张”。（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增订新版]，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1月第2版202页）
笔者怀疑，《“文化大革命”简史》的作者在动笔之前并未认真阅读过林彪的讲话和九届二中全会“基本通过”的宪法修改草案。《草案》第一章第二条即称：“毛泽东主席是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元首，是全国全军的最高统帅”。故而，“无产阶级专政的元首”是得到毛泽东批准、全会“基本通过”的提法，绝不是林彪个人的提法。林彪的提法其实与《草案》是一致的。这里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元首”或“国家元首”，并不等同于国家主席，否则，按《“文化大革命”简史》作者的逻辑，岂不是整个中央全会都坚持设国家主席？
未可否认，虽然《草案》已基本定稿，九届二中全会上关于是否设立国家主席问题，讨论中仍然有过反复。在此过程中，汪东兴起了重要的作用。陈伯达之子陈晓农称：“汪东兴在全会上所起的作用是最令人难以理解的，很值得研究。按道理，他是与毛泽东朝夕相处的人物，没有人比他更了解毛泽东的意图，可是他在华北组的发言中却毫不犹豫、毫无疑虑地表示赞成设立国家主席”。（陈晓农《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香港：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6月修订版384页）
庐山上的风云突变与汪东兴的表现，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惟限于篇幅，在此不赘。
9月6日，九届二中全会闭幕。9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称：“现将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基本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发给你们，请你们立即转发给各厂矿、公社、军队、机关、学校、企业事业单位、街道组织的基层领导机构，广泛地组织人民群众进行讨论，提出修改意见”。“请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中央军委将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于九月底报告中央”。（《中共中央通知》，1970年9月12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0]56号）
众所周知，四届人大实际上是1975年1月方在北京举行的，比1970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预定的时间推迟了足足四年又四个月。其时，国内形势已经大变，1970年的《草案》，已成明日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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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之石】

超凡魅力型动员
——《坚持特权》第四章（下）

Joel Andreas（安舟）
Hsu- Yong 译 H•L- Hsu & L•L-Huang初校

魅力动员方式和“革命造反精神”

　 韦伯综合比较了理性的官僚主义政权和不理智的魅力权威政权，他有两方面的意思。首先，他把“手段－目标”主导的行为和由信仰主导的行为进行了比较。在这个意义上，他写道：官僚主义理性化通过革命民众“从外面”（改变结构性的机会与约束）来驯服，而领袖魅力的革命民众“从内面”来驯服（改变他们的信仰）。第二点，他比较了行为定向顺应法则与打破法则行为的区别。“官僚主义权威是理性明确的，是受规则约束的，”他写道，“而领袖魅力权威是非理性的，因为它反对一切规则。”
　　我选择用韦伯的概念来解释，文革前官僚主义运动方式和文革期间魅力权威运动方式有何不同。读者可以通过自己的判断来理解。我本应发现，官僚主义方式动员群众、积极分子是用共同利益来鼓励大众的；而魅力权威方式，积极分子是以意识形态目标的定位来动员真正的“信徒”。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首先比较工具性目标和意识形态目标对区分动员方式帮助不大。意识形态和工具主义的目标，与文革前的党员、共青团积极分子、文革造反派纠缠在一起，学者想分离他们相当困难，甚至积极分子自己也难以辨别。另一方面，要比较现有规则和被打破的规则，两者本质是不同的，因为采用的规则方向不同。第一种形式强调官僚主义权威，第二种形式则是强调破坏它。
　　最具权威的学术界对文革期间出现的群众组织的分析，文革积极分子并不是不合理的。这样做，他们把焦点集中在韦伯第一个比较方式。强调文革的积极分子不是真正的“信仰者”,他们不会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理想目标，更愿意作为理智的行动者，追求自身的利益。由于这个原因，文革期间他们发现，很难用领导气质的概念来解释集体行为。王绍光用许多成熟的理论解析毛魅力权威的局限，文革积极分子认为自己是毛的信徒，他反驳他们根据自身的利益来传达毛的信息，他们会告诉你，自己会为理想目标而奋斗。实际上他们更信任自己，潜意识是追求功利的目标。
　　学者们集中的观点，是将其称为文革的“理性的行动者”。他们的阐述被广泛接受，这些理论帮助打消人们的简单认识，认为文革积极分子就是信仰者。大多数读者都有错误认识，认为意识形态目标不重要。实际上对文革积极分子来说，理想目标与功利目标同样重要，二者是紧密结合的。文革前积极分子就存在于共青团中，然而，有一个重要特征能区分文革积极分子和先驱们——他们藐视现存规则。这个特征——远远超越了个人利益——他们使运动有了超凡脱俗魅力的特征（学校的“理性的行动者”勉强承认这一点）。
　　中共是个有自己思想体系的党，用思想理论鼓励党员及追随者，这是基本的运作方式。官僚主义动员方式也采用同样的办法。第一章中我谈论了理想与功利目标相结合的特殊情况：加入共青团，入党（赢得事业发展的重要资格），年青人必须认同党的理想和纲领，包括乐意“为人民服务”，如努力工作、大公无私、集体精神。党和共青团选择年轻男女加以培训，让他们有效地胜任官僚主义的工作。他们受上级领导，指导或监督下级，而服从官僚主义权威是大多数获得奖励的（下级）组织与个人的特征。
　　文革期间，造反派也获得政治资格（赢得运动中的领导地位），此过程与文革前入团相比，并不那么正式，每一处的标准都不同。如共产党、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积极分子、造反派分子必须接受共产党的理论，大公无私、集体主义精神。不同的是党、团积极活动家更渴望全力以赴为当权者效力；造反派热衷于反对当权派。他们用的一种具有煽动性的，甚至暴力倾向的虚张声势的方式，与共产革命相联系的暴动，而不是共产党执政时期平静稳定的、有秩序的活动。毛的话“造反有理”成为运动的座右铭。“井冈山”和类似组织的活跃者，为造反精神感到自豪，他们提倡独立思考，愿意向权威挑战。蒯把自己的领导地位归功于反对工作组，他把毛所说的一句话，当作传统暴动的座右铭：“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像共产党和共青团的积极分子一样，文革造反派都为大公无私、忠诚于理想感到骄傲。而现在利他主义和敢于冒险、敢想敢做是相联系的。刘沛智（音译）和另一位“井冈山”的活跃分子这样描述自己和同志们的行为：“这些人的想法具有创意，用不同的观点支持‘井冈山’。那些注意个人未来，害怕冒险的人，支持现有规则，就不敢挑战它。不像我——不计较个人得失，如果这件事是错的，就挑战它……我去除掉个人利益和忧虑，保持我的原则，仍坚持这样做。如果事情错了，我就坦率说出来，哪怕影响到我的工作。”
　　由于蒯在文革期间是重要角色，后来在监狱中度过17年。他不顾个人安危，重复着斗争的理念，外加上某种历史戏剧化；他说：“我们讨论如果文革失败，将会发生什么……我们觉察到我们会失败，知道结果终将失败，会受到镇压。绝大多数人反对文革，只有很少的人支持毛……我们感到自己是主要的少数派，我们的职责是为他的理想而战斗……我们为理想的新世界而斗争，虽然不清楚未来的新世界是什么样，但我们为理想去斗争。”
　　蒯的反对方不支持他的利他主义，方振中（音译）支持温和派，他用机会主义观点描绘蒯及其同盟者：“蒯大富抓住机会，他认识到这个机会能变得使他与众不同。他出身贫寒……天生就有造反精神，当他们把握了机会，这些人变得勇敢，挺身做了非同凡响的事情，最后的结果将对他们有利。”
　　文革前期的活跃者用利他主义或工具主义来解析文革造反派行为是不容易的。我们的目的----这些不是必然的，蒯是个有野心的年轻人，与众不同，正如方所暗示的，个人野心只是他渴望造反的一个原因。为了证明他的造反同盟，蒯必须表现出自己愿意做出巨大牺牲——无论发生何种情况，生死置之度外，野心与利他主义再次融合了。文革前期、中期积极分子的差异在于，一些人不是被工具主义和意识形态所驱使，而是让他们做决定的大背景所驱使。文革前，共青团和党的积极分子权衡道德和工具主义，用精算准则去管理有秩序的世界。文革的积极分子权衡道德和工具主义，用革命的可能性去执行极端的任务。两种形式的活跃者都有野心，但文革前的党和共青团的积极分子努力工作，旨在寻找——在已建立起的政治标准内实现他们的目标（理想/社会和功利/个人）。文革积极分子也寻找和实现他们的目标（理想/社会和功利/个人）的方法，则是通过推翻现成法则来实现。
　　文革以前党内、共青团中有教养的积极分子活跃在有秩序的官僚主义机构中，文革的混乱，却促成了活跃在政治激变情况下的另类积极分子。事实上，不仅井冈山有积极分子，清华温和派中也有积极分子。虽然温和派组织领导者有意识地保护旧清华的政治体系，反对激进的攻击，但他们并不是原来的为学校党和共青团组织发展准备的顺从类型。文革中许多并不确定的场合，令许多人受到蒋南翔的压制，感到不自在，但是一些人维持现状，而更多大胆的积极分子倾向为理想为政治斗争而争辩，历史戏剧性地把他们与对手联系在一起。

仰仗顶层打击中层官僚

　　官僚主义和魅力权威动员方式的重要区别是，前者需要根据党的等级制度的指导，后者则依靠毛个人领导的地位。魅力权威作用尽可能动员运动以直接反对党的等级制，文革采用的基本策略是“顶层和底层对抗中层”。蒯在1966年6月16日著名的大字报有力证明了这一策略，去批评驻扎在清华的工作组。他写道：“我们将反对任何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人，无论是反对他的权威，还是他个人。”蒯的发言向党的等级制发起空前挑战，同时，他也表达了忠诚于党的最高领导及其超凡脱俗魅力的意向。这种魅力权威也包含在他本人的“思想”中。实际上，他用忠诚于最高领导人作为武器，挑战凌驾于他头上的领导干部。
　　文革早期，工作组和蒯所代表的初期造反派都攻击、凌辱清华大学蒋南翔体制，因此表面上看他们的语言是相似的。但是两大阵营的基本目标不同，清华学生非常清楚。同情工作组的方振中阐述自己的观点：“我不愿推翻这个制度……我相信最高领导人是好的，蒋南翔管理水平较低，才犯了错误。（我们支持工作组）从上层攻击蒋。相比而言，造反派直接攻击蒋，他们是对这个体制不满意。”
　　如方的理解，工作组是为了巩固政治体制，批评一些领导干部。从另一方面讲，作为短期目标，造反派攻击这个体制，既攻击蒋的行政部门又攻击工作组。而“井冈山”积极分子宣布他们全力效忠于毛，他们刚刚获得的权力是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的，他们不从属党的任何部分，而处在反对党体制的位置，建立组织，不向对立面屈服。毛培养了这种激进的运动，没有他的支持，这种运动是无法生存的。他对这个运动如此地关注，只有忠诚于他，对于现有政治系统充满敌意，去审查官僚主义权力下的共产党干部是必要的。
　　文革期间对毛的崇拜达到高潮，他把自己和红太阳、神圣相联系，任何时候他的话都是绝对正确的。毛拥有巨大权力，简单动动嘴皮就改变了事情的发展。毛是遥远的“上帝”，而他的话很少。1966年夏天，党的等级权威被摧毁，人们赢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可以独立思考与行动。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权力集中掌握在个别最高领导人手中——这个现象本质上对民主原则有害——为底层群众挑战党的政治权力提供了窗口。柯明是清华一个学生头头，他说明了魅力权威动员方式如何捣毁党的政治等级系统教育：“文革前，同一时间同一级别，一切命令都来自上级。你必须执行上级的那些指示。而现在突然毛颠倒了这种等级制度，告诉了群众他和这个体制之间有矛盾，不应当听从上级的，要‘独立思考’。我们第一次有时间独立思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支持文化大革命。”
　　这个新的自由不局限于个人的想法，事实上个人的思想意念受到鼓励，渴望去批评哪些强行压制他们的党政干部，乃至凌驾于他们之上的任何权威。清华附中积极分子蔡建设（音译）把文革早期与现在情况相比较：“今天的政府批评文化大革命是残暴的。但对大多数群众来说，很少有公开批评领导人的机会。什么时候你能在讲台上公开怀疑批评党的领导呢？今天谁敢批评清华大学校长呢？”
　　清华的学生热衷于用这种形式，校园里贴满挑衅性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还经常进行着激烈的辩论。当然，批斗与大字报早于文革就已出现。1957年党整风运动的6个星期，是完全被学校党组织妥善安排的。今天没有万能的组织审视和仲裁这场辩论，真正的争论实际上出现在战斗队之间。虽然可以容忍不同的政治观点，但学生参与真正的讨论仍有极大的局限性。“清华内两个派系不是盲目的——他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也很深刻，”学生积极分子柯明解释：“是的，想法仍有很大局限，所有的人都信任毛，但他们对毛有不同的解释，有自己的理解。”虽然政治表达还限制在狭窄的范围内，政治风云变幻增长着参与的暴力危险，文革早期从正统的严格的党组织指教下解放出来，进入了空前高昂的辩论与政治争论时期。
　　造反派攻击党的官僚结构的结果，是使权力更加集中在毛的手中。柯明用一个十分具有说服力的比喻来表达：“文革时期所有权力都给了毛泽东，所有的小神都推翻了，只有一个大神。以前党支部书记也是小神，现在不是了。”很大程度上，如果造反运动成为集中权力的手段，超过以前任何时候，权力集中到一个个人统治者手中，而没有集中到学校、单位底层个人手中。权力通过党的领导干部传递给无数群众支持的组织。以前的党政干部的权威被打破，造反派把他们押上台，他们面对着愤怒的下属。学生、工人、农民赢得了监督干部的大权，质问和批评他们——这些干部曾较大程度地控制了民众的人身自由。在清华，与其他地区也一样，个别干部的命运掌握在造反派学生手中。领导干部经常遭受到有组织的、粗鲁的侮辱。他们也作自我批评和争辩，其中的一部分人，后来根据需要恢复了原来的领导地位。
　　
任务：削弱官僚主义权威和政治教育

　　蒯和他的激进派同志们，成为文革时期最重要的反对官僚的标志。他们毫不含糊地反对党控制下的政治系统。由于抵制工作队的压制，蒯有名了。“井冈山”成为抵抗工作组所代表的政治形态的象征。1966年夏、秋，党的权威和官方的红卫兵是相结合的。1967年春，全国“激进派”和“温和派”分裂，并对学校党组织和干部有不同的评估。温和派保护党组织，号召尽快恢复干部职务；激进派坚持党组织已经堕落，坚决反对重新恢复大多数干部职位，仅同意恢复少部分干部的职位。他们批评侮辱蒋南翔以及其他党领导，与此同时，他们也激情高昂地抨击党的高层干部。
　 “井冈山”积极分子接受毛的“炮打司令部”和推翻党内“走资派”的号召。“井冈山”一份报纸称“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占据了部分政府机构（这些机构已变为资本主义国家机器）”。这就要求“用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即为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在中国阶级斗争长期存在”，这场革命和1949年发生的社会政治革命本质相同。蒯对组织思潮作以下总结：“我们的基本目标是推翻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我们认为他们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根源。我们已经推翻了所谓的老右派，旧知识分子、原来的国民党——他们不是我们的主要目标。复辟危险来自共产党自己的队伍，来自于自己的领导人。”
　 激进的运动不是简单地反对大批的共产党领导干部，而是要破坏政治文化教育。这场运动认真批判刘少奇的书《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刘成为文革的主要目标，诸如遭受夸张的批评，包括有叛徒的罪名。罗德明（Dittmer）在关于刘的传记中清晰地描述，由于运动反对官僚主义权威，刘成为合适的目标。刘不仅支持官僚主义效率和准则，他个人也是以身作则，沉着，忠诚，具有官僚主义者专制的权威。运动反对刘的《修养》，认为这本书成为指导共产党干部的原则；在1967年春天受到文革小组的指责。同时也发出毛的批示：“因为受到《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书的影响，过去党员脱离群众，没有自己独立的见解，成为屈服于共产党组织的工具。不同地区的群众并不欢迎尽快恢复党的机构。”
　　“井冈山”创始者渴望继续这场运动，来公开攻击共产党和共青团的做法。他们称学校党委书记蒋南翔和刘少奇一样，鼓励党员和共青团员为了向党的更高职位攀升，成为“党的驯服工具”。蒋的“座右铭”是“驯服工具和勤恳工作”，被揭露为刘的野心和屈服于“自我修养”的心态表达。实际上，蒋的积极分子说，蒋在清华培养了一群特别任劳任怨的干部。一篇尖锐的文章登在“井冈山”的报纸上，一个自称“纯清华牌”的干部写道，蒋从清华毕业学生中选拔干部的标准是“听话”，他写道：“作为一名好干部，你必须听从‘南翔同志和校党委’。”“只要你听话，你就会成为官员，你就会居于重要的位置上，你会得到许多好处。”
　　作者继续谈道，结果这种选拔和培训被刘的“自我修养”观念摧垮了，他们“总是固守传统（所谓‘框框多’）和奴隶主义；他们的工作只对上级负责，只关注规章制度而不是对与错。面对上级，他们唯唯诺诺。他们运用资产阶级专制统治打击下层，压制不同意见的同志。”
　　“井冈山”的发言人宣称，蒋氏的行政管理，要求学生、教师、职员、工人、干部要毫无条件跟随上级，鼓舞大学里来自政治、学术不同阶层的人向上爬。他们争辩，要赢得伟大的文化革命，“摧毁奴隶主义思想”是得到毛和党的领导人鼓励的，革命的最终目标是扫除“等级制度，干部特权、奴隶主义思想，超负荷的工作形式和庞大的管理机构。”疯狂地反对党政机构是“井冈山”的特征，这个组织广泛吸取不满意政治控制的人们，对于这种政治来说，机会的分配奠定于政治忠诚的基础上，以及高层领导喜好的特权上。

魅力权威动员方式的组织规范

　　魅力权威动员方式与官僚主义动员不同，组织规范也不相同，韦伯写道，魅力权威的组成最纯粹，它是反对正式的规则和等级制度的，形式是真实的。文革组织机构、派别，厌烦相似的官僚机构和共青团，柯明解释道：“文革期间所有组织都不是非常正式的，他们不像共产党，有明确的成员和领导成员。”原来官僚主义的效率、组织纪律、明确的一连串党的命令现在由松散的、无秩序的组织准则所替代。
　　虽然韦伯注意到，魅力权威运动对官僚主义规则和等级制度是反感的，对追随领导者个人的信徒也是反感的，但他对这些运动在基层的组织规范谈得不够。这影响到韦伯专注魅力权威而忽视了由权威领导下的运动。韦伯很容易给人造成一种印象，魅力权威运动是由具有魅力的高层领导者和来自不同阶层的下层追随者组成，这个观点广泛影响了学者，也影响着多数人的想象力。然而简单设想一下，遍布全国的运动，而且这样的局面不断升级，远离中央领导，这场运动如何在当地建构？如何有效组织集体运动？文革提供了一个特别说明问题的例子，遍布全国的千百万人加入了这场运动，来反对官僚主义的组织规范。
　　可能文革中最重要的组织结构特征是当地自己构建的。派系的构成像政治联盟，反映出它们是自发的组织。清华无论是激进派，还是温和派，都是由学生、工人和教师组成的战斗队。战斗队附属于某一个战团，或别的组织，他们是构成大组织的基本单位。战斗队成员可随意加入某组织或退出组织，整个队伍也可以加入某派别或退出某派别。政治活动是战斗团队的工作。这些组织规模小，具有易变性，他们每天讨论政治问题，收集所写的大字报。大串联期间，他们跑遍全国，派系论点转化为暴力倾向，他们经常获得武器或者自己制造武器。
　　学生小派别的领导结构也影响到他们联盟的特征。清华激进派和温和派都由派别的一个委员会领导，从最大和最有影响的战斗队中产生组成。这些战斗队服从于来自总部做出的决定，但是表面看来也来自于其他组织的一系列命令。
　　清华派系斗争和全国非正式组织相联系，凭借个人关系建立大串联运动，在1966-1967年秋、冬，形成了反对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运动。大串联运动破坏当地党组织的权力，其他当地领导人受到来自下层的人身攻击。开始，毛在高层发出声明是必要的，但是效果不明显，当地领导擅长模仿遵守文革要求，但是并未放松对下面的控制。所以，毛鼓励学生全国旅行，进行大串联和其他人“交流革命经验”，他坚持，当地政府不仅要欢迎这些造反派特派员，而且免费提供交通费、食宿。在毛的鼓舞下，学生去学校，工厂和农村，使得没有任何单位的领导能够逃避这种挑战。这些造反派的代表决定他们自己的旅程，这是这个运动中最自由和最奇特的动力。
　　为了打破党组织的权威，毛特别鼓励各个政治机构更多地关注各地区、各机构，各部分和各阶级间的造反运动。这不仅增加当地和部分人士的抱怨，而且焦点集中在国家管理和政治权力之上。裴宜理（Elizbeth Perry ）记录了中共最近几年在镇压大众不满，保持社会稳定方面的努力。镇压反对方的结果增强了各个地区、各个机构、各个社会，各个阶级之间的联系。裴宜理的观点说明今天党内如何保持其衰落的权威。相比而言，1966年大串联的特殊性、重要性在于利用魅力权威动员方式，打破了官僚主义权威体系。
　　大串联期间，许多清华学生分散在全国（通常返回他们家乡）推动当地造反派的运动。其中有部分学生呆在其他省份，因为在全国可享受“井冈山”组织的特权，成为领导当地造反派组织的主角。学生经常代表他们自己，作为清华“井冈山”组织的特使，他们和北京有非正式联系，他们具有广泛的行动、运作的自由。
　　学校、工厂的小组织融入到当地的联盟组织里，“井冈山”领袖对全国类似的激进组织非常有兴趣，准备发展重大的联盟组织。然而，毛决定避免全国性质的派系发展，坚决制止不同地区的组织建立正式的联系。同样的原因，没有正式的组织机构存在于中央文革小组和地方大量激进派组织之间。蒯和其他清华“井冈山”领袖可以和文革小组发生直接联系，清华大学成为激进派网络组织中一个交点，以联结全国各地的组织，扮演着非正式交接角色，连接其他群众组织和中央文革小组的联络关系。尽管如此，这个无序的组织网络不接受任何正式的命令。清华“井冈山”十分冲动，它的领导人甚至参与一些并不成功的战役，以反对自己强大后台的中央文革小组中的某些人，包括康生、谢富治、张春桥，而这些人是不能轻易打倒的。
　　党组织停止运作之后，清华大学的设施、资源落入竞争中的小派系手中，校园印刷厂印制一系列政治资料（后来校园工厂制造枪支）。“井冈山”和温和派纷争，他们两派每天都出版小报，以及传单、宣传小册子，告诉人们当天的议题。这些宣传资料通过非正式积极分子的关系网分配到全国各地。在高昂的派系斗争中，清华“井冈山”报纸在造反派阵营中影响最大，报纸销售量超过国内任何一家报刊，也超过中共的权威旗帜——《人民日报》。
　　考查文革期间组织的准则和激进派阵营的结构，很明显，把领袖魅力型运动看成由单个领导人和一群相同的群众跟随者所组成的运动的观点实在是太简单了。激进派运动的凝聚力来自毛权威特权，由此延伸到地方派系组成的战斗队。这种个人威信特权和党的官僚主义的特权相比，少了正规性、纪律性，多了易变性、流动性。领导气质——超凡领导气质的威信穿插于整个运动中。这不是“办公室的领导气质”，韦伯明确描述了领导气质的官僚主义，但领导气质超出了他的理想模式。当地队伍自己组建起来，每地的领导执行毛的阶级划分，反对官僚主义的目标。每个人都分享着超凡魅力的威信，根据毛发出的指令，他们必须能表达他们勇敢的煽动性，具有鼓动能力。事实上这是一场由上至下，贯穿所有阶级的运动。这样像蒯大富，学生、老师、工人们，他们领导着独立的战斗队，组成清华井冈山兵团；在派系斗争中，必须建立起自己的魅力资质。
　　文革期间，毛泽东发起的造反运动，摒弃了原来党组织的官僚主义权威，但这个运动支持共产党人的目标，包括体现这个任务的领导人。实际上，造反派接受了党的目标；具有热情特征的领导人，在造反运动中处于主导地位。没有对超凡脱俗领袖的狂热支持，革命运动不可能调动如此多的群众，以推动反对难以克服的保守权力所据有的统治。文革造反派依靠毛的魅力权威，不仅保护他们反对党的官僚主义，而且加强了自身力量。在曼海姆（Mannheim）所论及的千禧年运动中，信徒们相信千禧年学说和无政府主义。文革造反派抛弃了世俗的规则、现实世界的抱负，热中于摧毁旧世界，去创造一种更新的、更加完美的制度。他们否认官僚主义阶级的威望，这和韦伯的魅力权威运动类似；他们热衷自己松散的组织，成员们只遵守普遍认可的纪律。虽然他们的组织原则无固定形式，与毛一起合作的造反运动高度有效地打击党的领导干部，摧垮了党政机构的威信。实际上，高效的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是和他们本能地反感的官僚主义等级制度相联系的。
　　人们仍记得文革以前，当时中共拥有庞大的特权，地方干部具有不可挑战的权威。我采访过许多人，对那种高压控制下的政治局面有些人仍有某种怀旧情绪，而另一些人对此则深深地感到厌恶。我感觉到：现在绝大多数的人心情矛盾，既有怀旧的情绪，又有反感的情绪。无论他们怀有什么样的情感，自从1966年毛泽东主席领导了普遍批判共产党领导干部的革命潮流之后，完全听命于传统党政机构威严的日子，就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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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蓦然回首】

1969年：一段旧闻背后的新闻

周孜仁

1969年，我被“截留”云南保山地区的“新生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莫名其妙搞了八个月的新闻工作（何谓“截留”，下面还有说明）。那是全民大说假话的年代，新闻领域更是假话大行其道的集散地。如今回头看，当时新闻人用真诚的谎言或无可奈何的、违心的谎言炮制的大量新闻，都成了老掉牙的旧闻，而那些当时没有可能成为新闻的真实故事，依然久留记忆中，挥之难去。忽然想起电视台有一档节目叫《新闻调查》的，主题词是：“新闻背后的新闻”，这就套用现成格式，把本文称做“旧闻背后的新闻”吧。

一

保山，古称永昌府。昆明西去，过楚雄彝区，过大理苍山，翻越哀牢山地的万重野岭，再过澜沧江，方能艰难抵达。古地理志称：其地“东距省治一千三百四十五里”，够荒远了。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的1969年初，我东辞昆明，乘火车、换汽车，夜宿晓行，也用了整整四天功夫才到。离省会尚且如此，遑论与京城北京相距！古人说“日近长安远”，在此边山野地搞新闻，体会尤为深刻。
之所以搞新闻而感受尤深，当然是新闻最讲时效，而此处偏偏地远路遥，通讯艰难。更要命的是，标志文革“伟大胜利”的“九大”就在那一年胜利召开，整个中国正疯狂着呢，三天两头的，北京总喜欢来点“最新最高指示”、来点“两报一刊”社论，而且都要求“传达不过夜，学习不掉队，照办不走样”。报纸需要运输、新闻需要传递……等等，都不是仅凭几句革命口号就可解决的。
本文一开头说我被“截留”，皆因笔者本系电机专业大学毕业，不幸文革误入歧途，办过两三年红卫兵小报，犯了些不算太小的“政治错误”，遂被发配边疆接受“再教育”。按分配计划，该是去国境一线某小厂当工人，没承想野地边山，人才匮乏，刚到地区机关报到，急需人才的军代表，就死活把我这有政治前科、对上层建筑避之若瘟疾者强留在新闻组。在做过一番毫无意义的抗辩之后，我只能无可奈何表态，说权当临时帮忙，干一段时间，你们还是让我到工厂接受“再教育”去吧！
他们同意了。
先安排搞“记录新闻”。从内地来此，我第一次知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有“记录新闻”一说。干这活儿有点像猫头鹰，总是昼伏夜出。待到夜深人静，人走光了，我就独个儿呆小屋里，对着一老掉牙的电子管收音机，一呆就大半夜。播音员像三天没吃过饱饭，有气无力，老半天念完一个句子，还要来一个“逗号”、“句号”、“冒号”什么的。语调忒像反特故事片里《美国之音》的女播音。我的感觉呢，自然就忒像偷听敌台了。夜半更深，逐字逐句把新闻记录下来，整理清楚了，第二天一早就呈交领导，让他们去“传达不过夜”——事实上，我很快知道了，夜半深更记录的这些“新闻”，内容大都不重要。
真正重要的新闻，肯定是通过中央台晚上八点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相当于现在CCTV的《新闻联播》）“一竿子插到底”的。那时没电视，但电线杆子到处挂满大喇叭。北京一吆喝，边地小城便轰轰烈烈。实际情况如下：如果当天晚上有“最新最高指示”、或者“两报一刊”社论、或者别的什么重要新闻要宣布了，远在昆明的省革委新闻组早早便会电话通知我们，我们自然又忙不迭层层往下通知：各农村公社、各厂矿企业、居民委员会等等，确保无一遗漏，各色人等晚饭后必须到指定地点集中，严阵以待，收听“重要广播”并组织学习讨论，气氛之紧张，不亚于国难当头，吹角连营。
我的记忆中，最为紧张的一次是“九大”开幕当夜，这边厢组织听广播，开大会，游行庆祝；那边厢《新保山报》的编辑、工人更是忙得不可开交。报社刚成立，地点设在地区党校，设备什么的都没完全就位。领导惟恐误事，定要我从庆祝会场赶去现场督促。入得院门，但闻一派鼎沸，树上、檐前、走廊，到处乱拉电线电灯，嘈杂杂一片通明。捡字、排字、打版、开机印刷……所有人等均在挑灯夜战。如果本工序有活好干，就忙不迭干；还没轮到自己工序，就去其他岗位看热闹——这场景很容易让人想起大跃进年代之大炼钢铁。特别需要介绍一下“打版”：这是我第一次见识，印象颇深。该工序情况如下：先把铅字捡好、排好，校对无误，四面用金属箍箍紧，再由技工往上面一层层覆以耐高温绵纸，一边覆一边用带长把的毛刷敲打，务使绵纸严丝合缝紧贴铅字，待纸膜烘干了，再小心取下来——就制成了所谓“纸型”，接下来在纸型上倒入熔融铅水，制成铅版，就可以上机开印了。此工序传承古法，土则土矣，但蛮管用，那时候抢印新闻传单，都用这办法折腾。工人高举毛刷打版，极似秋收时节农民兄弟打场，一招一式，趣味良多。看热闹的闲人也特别踊跃。
“最新最高指示”和“两报一刊”社论总是三天两头来一回，省新闻组给我们的告知电话也就特别勤。打电话的通常是一位姓管的女同志，声音忒悦耳。接听她电话虽说挺享受，又总免不了心中发毛：因为只要一听悦耳女声，当天晚上大家就甭想睡觉，等着折腾吧！更让人头疼的是，每月月初，非常敬业的管女士都会按时给我们寄来一张统计表，对上月各地、市、州在《云南日报》所发稿件数量、版位、头条还是末条……毫不留情地逐一排序——有点像班主任按考分高低向家长公布小学生成绩，哥儿们一见排序表心里准添堵。我至今记得清楚：云南省十七个地、市、州中间，比咱们保山还偏远、还落后、还小不点儿的怒江傈栗族自治州，回回名列榜首！而保山，文化渊源之乡——远在大明年代，杨慎杨状元就已来此地吟风弄月——偏偏回回“赶鸭子”！不倒数一就倒数二。搞得新闻组诸君一个个灰头土脸。
新闻组的顶头上司、军代表叫武建生，来自山西的军人，部队职务是宣传科长，所以大家都管他叫科长而不叫组长。武科长营养极好，脸蛋儿永远红通通的。他随解放大军南下云南，在边疆几十年不挪窝，可依旧乡音不改。最为脍炙人口的山西土音，就是他宣讲毛泽东的伟大教导“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云南人怎么听怎么像是“棕绳变袜子，袜子变棕绳”。武科长待人客气，红通通的脸永远微笑着，可每次见了管女士的排序表，表情立马晴转阴。接着就会不厌其烦地给我们大讲新闻工作的初级常识，什么“新闻五要素”：何时、何人、何事、何地、何因；还有“导语”、“眉题”、“正题”、“副题”、“消息”、“通讯”、“特写”、“报告文学”之区别什么的，等等。他尤其喜欢介绍解放军新闻工作的先进经验，告诉我们如何抓典型，如何挖先进典型的思想，如何找闪光语言和警句。他还特别多次以沈阳军区推出雷锋事迹作为经典案例，告诉我们新闻报道工作的最高境界，就是要“连发”——所谓“连发”，他说，就是典型事迹刊出后，要有“社论”、“评论”、“学习体会”、“座谈会”、“回忆录”、还要有文艺作品一古脑儿跟上：戏剧、快板书、枪杆诗、三句半……这些全配套了，你就成功了。每次说到此，他本来发红的脸，越发两颊飞红。

二

武科长心目中的最高境界对咱们来说，无异于天方夜谭。眼前的问题是，保山新闻组连应酬性质的“豆腐块”要想上《云南日报》好版位都磕磕碰碰，甚至起码的发稿数量都保证不了，遑论“连发”？举例说吧，“最新最高指示”来了。我们首先得去参加大会、游行，作现场采访，还要选择几个典型单位去参加座谈会，又作些现场采访，这才能回机关咬笔杆儿写稿——这轮工作结束，至少大半夜；接着还得挂长途电话发稿——在此需特别说明，当时通讯极端落后，向电信局的值班小姐申请了长途，需等很久时间方可接通，获准对话。这时我就开始当“美国之音”播音员了，慢慢吞吞地让《云南日报》夜班编辑当“猫头鹰”，做一回“记录新闻员”。须知：每次我们电话发稿，其他地、州的新闻工作者也在抢着发稿啊！就像中国每年“春运”，流量高峰，信道不能不拥挤，时间不能不让你等。其实等就等吧，也没啥了不起。反正已经困得不行，乘机得以小睡——只是新闻的即时性就大大打了折扣。
实事求是地说，作为工科学生，我对于运筹学是满精通的。既然挂电话到通话之间有一段时间差，后来遇了上述情况，为争分夺秒，我在联播节目开始后的第一时间就提前向电信局挂号，然后抓紧动手写稿。就像春运高峰还没开始，咱们抢先就把车票预定了，打个提前量。待电话通了，稿也差不多写好了，这就开始用“美国之音”的速度，一字一句、逗号、顿号地发稿。有时电话通了，稿还没完，那也好办，临时现编，也没出什么问题，反正都是些大话、套话、空话，多说几回已顺溜得很——到此为止，自觉新闻套路已被我摸得一清二楚。
事情还没有解决。虽说夜没有少熬，稿也没少发，可兄弟州、市的稿子数量和版位依旧是抢在我们前面。这又发现一个问题：人家稿子的质量确实比我们高啊：每次学习“最新最高指示”和“两报一刊”社论，人家新闻消息里的工人、农民，一谈学习体会，民族特色的闪光语言总是一串接一串，有板有眼。我就纳闷了：他们那搭儿的老百姓（首先是先进典型）莫非先天有语言天赋？莫非真的一个个满腹绝妙好词，出口成章？我开始怀疑其中有诈。
正巧，我偶然发现地区机关有一小图书馆，文革前的。藏书多极了。我以工作需要为由被特许入内，一看，不禁大喜过望。书架上除了《静静的顿河》、《战争与和平》、《少年维特之烦恼》等世界级封、资、修“大毒草”外，重要的是，还有许多我原来没听说过的、云南特色的名歌、长诗，如《线秀》、《俄并与桑洛》、《召树屯与兰木诺娜》、《玉龙第三国》、《望夫云》、《麻葛》，等等。这些情歌、长诗总少不了男男女女，两情缱绻、哥哥向妹妹表忠心、妹妹向哥哥表深情之类，少不了孔雀毛、象脚鼓、攀枝花、山麻雀之类背景资料，极富民族特色。我欣喜若狂，马上誊抄若干，把男女间的山盟海誓改写成对伟大领袖的耿耿忠心，同时还将若干歌段改写为能结合时政、结合思想改造之类的“红段子”，以备不时之需。下面，兹从当年笔记本上摘抄几段以飨读者：
团结类——“篱笆扎得紧，野狗钻不进。团结向前进，革命无不胜”；
阶级斗争类——“石头不能做枕头，山官不能交朋友”，“阶级敌人的心比绿牙蛇还毒，比孔雀屎还臭”。
还有，要讲究“无产阶级专政”了，就来点“权权权，命相连。没有权，苦黄连；有了权，蜜样甜；红色江山永不变，幸福生活万万年”；
要“斗私批修”，好咧，就来“资产阶级私字不挖到痛处，无产阶级公字就扎不到深处”。
要谈忠于毛主席，段子就更多了：“只要有忠于毛主席的心，就能打开万家锁”、“心往忠字上想，劲往忠字上使，血往忠字上流，命往忠字上献”……
我的一个哥儿们、后来成著名军旅画家叫张卓的小伙子，见了我上述精彩段落，神秘兮兮地补充道，你还得加上两句：“尿往忠字上撒，屎往忠字上屙！”……总而言之，有了那些封、资、修巨著垫底，我确信自己再写起文章来，定能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应付裕如。
下一次中央台发布最新最高指示。我马上采取全新战术打法。根本犯不着参加什么大会，也犯不着傻乎乎地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打电话、问人数。区区保山小城，就这么些草民百姓，每次参加游行的人数能变哪儿去？加加减减就得了，何必打电话，多此一举！浪费时间又浪费钞票。保山地盘不过巴掌大，除了电影院广场，庆祝大会还能挪哪儿去？游行也不可能往大山上爬。至于工厂、公社开座谈会，谁谁谁说了些什么，这个采访也完全可以免掉。反正就那几句空话套话，不如自己编起来利索，把笔记本上准备好的“红段子”随便挑几句改改，体会发言保证有水准。具体谁说的？采用模糊战法，每次就来个“他们说”、“他们唱道”或者“有一个傣族老米涛（大妈）说什么什么”、“有一个小卜冒（小伙子）打起了象脚鼓，唱了什么什么”，至于言者歌者姓甚名谁，谁有功夫调查去？只要写得热闹，上头版上头条绝对有戏。
规律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掌握了规律并按规律办事，事情果然屡战告捷，“保山地区报道组”发稿名次迅速提升。我的记忆里，短短时间，在管女士的排行榜上，我们的数量和版位已多次冲顶。
当时写文章都不兴个人署名的，统一署“保山地区报道组”。也没稿费一说，稿酬就是毛泽东像章。每发一篇文稿，不论长短，都发像章一枚以资鼓励。保山交通不便，《云南日报》总是积累了许多才统一寄来，一次一大包。开始，收到“金光闪闪”的领袖像章，大家稀奇得很，数量一多就不一样了：全堆在抽屉里，弃之如废纸，也不上锁，反正搞不清哪枚头像是谁的稿件所获，谁爱拿谁拿。只有一回，我发了一篇稿，收到的稿酬是明确属于我的：四大本《毛主席论世界革命》，封面红得耀眼，还过了塑。因为文章是发在《人民日报》。遗憾的是我对那篇文章现在已了无记忆。几十年后，我询问当年报道组的同事、后来做了云南省委党校副校长的熊学忠，关于那篇文章，他一说是关于知青某某、一说是关于贫农木工某某某——大家都稀里糊涂，只是有一点毫无疑义：这篇新闻表明保山地区新闻“冲出云南，走向全国”，实现了零的突破。四大本红彤彤的《毛主席论世界革命》，我全送给了地区革委会的军代表，狠狠拍了一马屁。
保山地区新闻组的哥儿们从此你追我赶，继续向北京发起冲刺，而且屡屡得手。熊学忠，就是上面说过的哥儿们，他的一则长篇通讯《红日高照崩龙山》（注：崩龙族现已改称德昂族），写梁河县百姓如何“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的长篇报道，竟然被中央台的海外版采用，书面文本还印在中国新闻社一个什么杂志上，再次给保山新闻组全体组员极大激励。

三

对于采写八股新闻，我们自觉已日臻化境。《云南日报》的“豆腐块”失去往日的吸引力。我们应该来点大的了，按照笑嘻嘻的武科长的说法，我们该多来“长篇通讯”、甚至“报告文学”什么的了。我又开始在“封、资、修”图书馆寻找资源，把大堆书籍搬来挑挑拣拣：什么《大路朝阳》、什么《小丫扛大旗》、什么《红桃是怎么开的》……全是文革前大腕的名篇佳什，且不管反动不反动，咱们反正已尝到甜头，只管“拿来主义”。还有，那年月“革命熔炉火最红，毛泽东时代出英雄”，先进典型像雨后的蘑菇疯长，所有条件都已成熟——我们确信：保山地区新闻组大展宏图，指日可待。
机会果然等来了。我查阅了当年的笔记本，时间是7月25日，地区革委会分管政工的军代表赵新华副主任正式向我们宣布，为迎接全省首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简称学代会）”，地区首届“学代会”筹备工作正式启动。他宣布：这次大会“是贯彻落实‘九大’精神的大会，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会，是誓师的大会，战斗的大会，是用活典型、活事迹教育群众的重要措施。是关系到我区200万人民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大事。”说了这一通套话以后，他危言耸听地告诫各位秀才，说会开得好不好，“很大程度在于材料工作搞得好不好。”
接下来，武科长进行具体战略部署。笔记有如下记录：
“任务。分两步：到各县研究选定典型，这是第一步。要求选得准，事迹要过硬。主题紧跟九大精神，紧跟全国大好形势。在8月10日前完成。每县呆三天左右。第二步：回地区汇报情况，帮助加工整理典型材料、重点的材料。负责人回地区汇报，留二人在下面整理加工，大约20天左右完成。”
从7月25到8月10日，前后共15天时间，要跑那么远的路，“帮助加工整理”这么典型的材料，任务确实艰巨，我却丝毫不在乎（事实上，我早就跃跃欲试）。根据分工，笔者负责三个边境一线的县镇：畹町、瑞丽和陇川，我遂再次运用运筹学知识，将日程做了如下安排：从保山直奔畹町（一天半），在当地把材料看了，挑出二至三份基础好的，向当地新闻人员交代修改意见（一天），接着去瑞丽（半天），也是把材料看了，挑出二至三份基础好的，向当地新闻组交代修改意见（一天）；马上又赶陇川（半天）。到陇川就不急着走了，看过材料，向当地新闻组交代修改意见（一天），然后挑出几份基础好的，直接通知典型本人来到县城接受采访，或者亲自赶去现场当面采访，亲自操刀修改或者推翻重来，写好了，再回瑞丽，如法炮制，亲自操刀，完了，又回畹町，把所有材料搞完，最后直接回保山。时间紧，我的状态却高度兴奋，写作效率空前高涨。比如那天在畹町把座谈会开完，时已中午1点。当时每天只有一班过路班车，早过了，我和同伴当即决定步行向瑞丽奔。边疆地区政府机关时兴吃两顿饭，早餐10点钟吃的，开完座谈会，能量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肚子开始咕咕叫，但我俩依旧毫不迟疑，马上动身。从畹町到瑞丽距离27公里，以疲惫之躯走完全程，一路没水喝，没饭吃，快到瑞丽，小县城的炊烟已缕缕在望，二人竟然倒在路边，动弹不得。顺便说一句，正是那次徒步经历，我第一次发现边疆的郊原到处长满含羞草，躺在地上，信手一抹，昂立在霞光中的细碎叶儿便会纷纷合起，垂下头去，趁我们不注意，又默不作声地张开细叶，将柔软的身肢重新举向满天霓霞。这一发现让我像小孩子兴致盎然。直到天已黑尽，这才抖落满衣草叶，继续上路。同行的是中国人民大学高材生，后来当了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广播电视局长的，叫胡乎亭。他比我年长许多，忠实地跟我东奔西跑却绝无怨言。倒在地上那一会儿，我曾暗想，说不准我们也该成为典型的——这话我不敢对他说，因为他是个右派。
实事求是地说，当时我们确实没功夫想自己。太多典型向我们扑面而来，如满盘珍馐，消化不及呢。笔记本上记录的，计有：
彭老嫫。阿昌族典型。县革委会委员。主要观点：“过去边疆受刘少奇影响，革命抓不好，生产抓不好。解放军给我们带来红彤彤的红宝书，好容易才得到了红色政权，我们不掌权咋行？”“全世界人民饿肚子，等于我们在饿肚子，全世界人民受剥削，就等于我们受剥削。”
梅迪。景颇族老太太。盲人。能全文背颂“老三篇”、“九大新党章”。主要事迹是：“跑了946里行程（按：不知道当时怎么统计出如此精确数据？）、41个大队、单位，讲用，背诵。她说，我一个人学好了，好像见到了毛主席。但是很多人还不知道，我不去宣传，对不起毛主席”、“眼睛瞎没关系，思想不能瞎”、“有人说，你只能背，什么是毛主席革命路线也不知道，还去，你不害羞我们害羞。我说，我去背、宣传毛泽东思想，我不懂，慢慢会懂。”
上面这些都是少数民族典型。下一个是革命干部典型：任本立。39岁。笔记没记录身份，好像是“南下干部”，某民族贸易公司原当权派，属“三结合”对象。笔记记录：“进城后，革命意志消退，公司情况复杂，怕困难，不想得罪人，想舒舒服服休息休息了”，“史主任（按：好像是军代表）说我本质好，要加强改造，对敌人不能手软。”
知识青年典型就更多了，昆明的、北京的都有。光点点名字就行了：李志胜、庄慧敏、顾北北、金宝媛、张继新、李玉璞、李玉梅姊妹、廖永崇、廖永□（按：字迹不清了）姊妹……关于这一大帮知青典型，必须说明的是：回到地区机关经过平衡，因全国其他地方来的知青各县都有，唯北京知青全集中陇川，所以京城代表必须在该地遴选。选来选去，我敲定了两个：马燕凌和葛云彦，一女一男。他俩父母都是京城胡同的普通草民，俩年轻人做事本份，见人就谦恭一笑，给人印象好极了。

四

所有这些由我亲自操刀的典型材料之中，必须特别重点一提的，是何高问：畹町镇胜利公社向阳大队第二生产队革命领导小组组长。正因为他，保山地区在全省新闻界闹出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地震，也从此让我结束了八个月的新闻生涯，彻底改变了我个人的生命航程。
何高问的事迹材料我在到达畹町镇的第一时间就看见了。新闻组把一大堆材料送来招待所——虽说边地文章少风采，且难逃时弊，空话连篇，但工作使然，即便嚼白腊啃骨头，总得硬着头皮全数读完吧。也不知咋的，读到何老贫农的材料，我突然来了灵感。原因不为别的，原来接触过的所有典型，一个个绝对活蹦乱跳，活在凡间，而该何偏偏已驾鹤仙逝，这算是该材料一奇。其二，何的死法很有戏剧性：据说头天下午在生产队“珍珠矮”试验田开现场会，会完了怎么就不见回家。镇政府急忙发动群众连夜寻人，结果第二天天明时分，才发现他已倒在田间溘然长逝——看到这儿，我莫名其妙地想起了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3月14日下午两点三刻，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了。让他一个人留在房里还不到两分钟，当我们进去的时候，便发现他在安乐椅上安静地睡着了——但已经永远地睡着了。”
我确实真正地感动了，遂通知镇新闻组同仁，要他们重点抓抓这个典型。至于如何加工改写，我一一面授机宜，然后和中国人民大学的高材生、原右派分子胡乎亭冒着边疆酷热，忍饥挨饿，步行赶去瑞丽了。
等我把陇川、瑞丽二县的材料全部搞完，返回畹町，再看修改过的材料，和我的期望值仍旧相去甚远，只好亲自操刀，跑现场，找当事人一一查证。别的事迹好说，警句、闪光语言也好办，爱咋编咋编，反正死无对证。最麻烦的是那个酷似马克思的死法，竟然一人一个口径：甚至何的亲属也不例外。太太一个说法，女儿一个说法，参加救治的人又一个说法。有的说：他确实死在田里了；有的说：不，他是在医院死的；还有的说：何大爹是抬在担架上断的气……七嘴八舌，我被弄晕了。无可奈何，只好来个文字游戏：既给读者保留当场死亡的感觉（无此感觉，人家说的“文眼”就没了，画龙点不了睛），又来模糊打法，对具体死地不留精确把柄——这篇文章后来被报纸炒得沸沸扬扬，还选进云南省中学语文课本，遗憾的是，我现在手上已经没有这个文本——现凭记忆，把最后定稿忆写如下：

第二天早上，东方欲晓，红霞满天，出工的社员们路过“珍珠矮”试验田，这才看见：何大爹正安详地坐在水田里，手握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背靠新垒的田梗，面向东方喷薄欲出的朝阳。
当大家把他抬回家的时候，他已经停止了呼吸。

瞧，马克思去世的感觉不出来了吗？还有，你搞得清楚先进典型死在哪儿？肯定搞不清楚。他可以当场死，也可以在医院死，还可以在路上死——反正大家“把他抬回家的时候”，他已经死了。对不？人死了不抬回家还能干什么？文章至此，很圆满了。
需要补充强调的是，为了吸引眼球，我的文章里除按惯例编造若干闪光语言外（这些语言的每一则，事后都有幸被媒体大肆炒作），还在干巴巴的革命语言大行其道的大环境里，我独辟蹊径，行文中大量铺陈煽情语汇，也取得了绝佳效果。最为动人处，是写到众人连夜举火寻人，我有意摹仿了阿黑寻找情人阿诗玛的手法，说黑山路上，人们打着火把，爬上高坡，如何之呼唤声声：我们的何大爹，你在哪里？你在哪儿？……真的个凄切动人。
回到地区机关，文章首先就打动了武科长，武马上通知《新保山报》全文刊登。头版全版。文章刊出那天正好我在机关值班，果然收到不少动情者来电话，对文章大加褒奖，有人甚至亲来上访，询问作者为谁？听说文章就是本地新闻组人员所撰，马上啧啧赞叹：我们保山有人才呀！有人才呀！
后来事情越闹越大。
十月初，我乘胜前进，去到德宏遮放区拱瓦山采访又一个景颇族“活学活用”的著名盲人何米瓦，半夜里突然接到长途，要我以最快速度赶去昆明，我不敢怠慢，半夜下山，步行、坐拖拉机、换汽车，当日赶县城，第二天赶保山，再次日坐飞机急飞昆明。我不知什么命运在昆明等待，但确信该是好事情。这是我有生之年第一次坐飞机。是一架载运军用物资的小型货机，没座位，只横放着两条长木凳。飞机飞得很低。八个月前，我坐汽车用四天功夫艰难走过的重岩叠嶂、蜿蜒的江流和稀疏的村落，在天空下面都变成了微缩模型。我突然感到：生活多么奇妙啊！
到达昆明当晚，《云南日报》的几位巨头就集体接见我，宣布了要把这篇通讯作为重头文章发表，还要组织系列宣传活动；第二天，省革委会新闻组组长李长明也在第一时间接见了我——在边疆，我曾多次听过他有关新闻工作的重要指示传达，只知道他叫李科长——第一次谋面，这位来自北方的军人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他的激情奔放如一个孩子，而自信得像一位不成熟的领袖。他对何高问一文的评价更是斩钉截铁，他向我宣布：这个典型和杨水才相比，不差！其境界，甚至还要高得多！杨水才是当时河南新闻界捧出的超一流明星，正红透中华半边天。杨的死法也和马克思近似。杨的名言是：“小车不倒只管推”。
事情至此，我已经弄明白了：武科长梦寐以求的“连发”好梦，不经意间已訇然降临。好事来得太突然，把我有点儿吓坏了，忙向李科长老老实实解释我的全部采写经过，请求说：让我把文中的各事实再落实一下吧！干练精明的部队科长说：可以，但必须快，发稿计划和宣传计划已经确定，时间不等人。我连夜把文中事实分解为四十多个条目，列了一张表，电话通知畹町新闻组，要他们迅速落实，并在我寄回的书面文本上加盖公章予以确认。畹町很快回电，说所有事实确认无误，只对两个细节予以说明：一，文章说何高问年轻时为资本家钻矿洞挖煤炭，应更正为“挖玉石”；二，文中说“山路上、喇叭里……人们四面呼唤着他的名字”，他们确认：大家只用嘴巴喊过，没用喇叭。我将确认信息正式报告报社领导，领导说：算啦，小问题，不改啦，照原样发！
就这样，文章出来了。《云南日报》，头版全版。通栏标题：《向阳山上一青松》。好像还有一个副标题：“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何高问”。一场轰轰烈烈的学习运动在云南就此拉开帷幕，接下来，连篇累牍的学习文章、吹捧文章狂轰滥炸——所有这些资料，我通通没有保留，非常偶然的却是，不久前整理故纸，找到侥幸留下的一本小册子，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政工组宣传组1969年12月印发的《学习材料》第21期。小册子共22页，使我能大体回忆起当时的热闹。小册子共收入如下内容：
《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追认何高问同志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的决定》。时间：1969年12月12日；
连环画《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何高问》。这套连环画有幸让我找到当初我越俎代庖为死者编造的闪光语言：“吃过苦籽果的人，最晓得蜜糖甜；挨过风雪冻的人，最懂得太阳温暖。”“紧跟毛主席闹革命我只有一个死心眼”，“阶级敌人就在身边，我不能放下枪杆子”，“看见姐妹兄弟有困难，我心不安”，“宣传毛泽东思想，我的劲头使不完”，“我人老心不老，要同你们一道把毛泽东思想传遍边疆！”
接下来是《云南日报》根据上述瞎编的豪言壮语撰写的各行各业署名文章：
齐效红：《青松赞》（《云南日报》1969年11月1日）
一○五厂“在险峰”：《做革命的死心眼——二赞何高问同志》（《云南日报》1969年11月8日）
解放军某部战士李石元、昂屹：《永远紧握手中枪——三赞何高问同志》（《云南日报》1969年11月9日）
昆明香料厂吴兴全、学兵：《甘当人民的老黄牛——四赞何高问同志》（《云南日报》1969年11月16日）
解放军某部何军：《永葆革命青春——五赞何高问同志》（《云南日报》1969年12月3日）
省地质局二十地质队萧传宁：《赞“我心不安”——六赞何高问同志》（《云南日报》1969年12月29日）
除了上面这些活动，这篇文章还编进了当时云南省初中的语文课本；还有，保山地区专门搞了一个巡回展览，画满何高问“英雄事迹”的连环画和写满何高问“闪光语言”的展板，被运去保山地区十县一镇，走村串寨，广为宣传。

五

作为这场闹剧的始作甬者，我几乎完全与此绝缘——因为正是这篇文章让我彻底地离开了保山边疆，也彻底离开了新闻界这个谎言集散地。
本文一开始就说了，文革经历曾让我对政治非常厌倦，被军代表“截留”地革委机关，最初我确是很勉强的，后来渐渐得知分配内地的我的同窗们日子比我糟得多，不少都在当伙夫、修铁路、挑泥巴、干杂活……他们对我的特殊际遇非常羡慕，虚荣心重又让我忘记了曾经有过的政治恐惧症，心安理得地接受了现实，心安理得地参与了全社会的谎言大竞赛。当我终于开始了省会的新生活，记得我在给女朋友——她是《新保山报》的排字工——的信中公然这样说过：我会像山鹰一样展翅飞翔的。
闹剧伊始，全省轰动，当时云南的党政军一把手谭甫仁将军的贴身秘书甫汉校官很快找到了我，小做谈话之后，第二天便让组织部门给我送来一封公函，要我立即到“昆明军区八号楼”报到。当时，我正和保山地区的秀才们一道，住省委幼儿园空置的屋里撰写全省“学代会”的典型材料。公函送到的时候，武科长也正好在场，拆开公函，大家全傻了眼。我问他们：
“八号楼是什么地方啊？”
“你不知道呀？云南的中南海！”
大家向我祝贺：“你高升啦！”接下来，又转过去冲武科长玩笑：“你不是天天要树雄心、立壮志，要我们‘连发’吗？瞧！这下可好了，连人也一起给发走啦！”
武科长只能无可奈何地笑笑，对我说：“你去吧！那个地方要你，我们还有什么办法？”
当我第一次走进戒备森严的八号楼，我想不起是高兴？无奈？还是恐惧？总之，我就此结束了那年代荒唐的新闻生涯，而当年政治场的险恶，事实上让我走上了另一条更加荒唐的、人生再也不得安宁的坎坷之路。
几十年过去了，我依旧不知道该如何准确地评价这些旧事。实事求是地说，那年代的中国百姓，因为对某种虚妄理想的忠诚、以及由此衍生的愚昧甚至疯狂——这些，我压根儿也不愿意多加责怪，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毕竟是真诚而单纯的呀！对于虚假新闻中那些显然经过夸张的“英雄事迹”，再去说三道四，也毫无意义。至于我个人，问题恰恰在于：因为当时特殊的政治功利，让一篇莫名其妙的文章在云南制造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新闻神话。它之所以轰动，完全因为主人公特殊的死——如果没有这个，整篇文章的影响力很可能失去了支撑——恰恰在这一点上，我表现得极不负责。
需要补充的是：事情过了两年，首倡“活学活用”的造神推手、被正式写进“九大新党章”的钦定接班人摔死外蒙北漠，全中国接着马上开始了一场对林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批判运动，“林彪反动的虚假新闻路线”也被列其中。昆明再次集中全省秀才召开大会。这一回，《向阳山上一青松》成了反面典型，难逃挨批的命运。听说，众人对文中“闪闪发光”的语言和事迹并不感兴趣，他们的仇恨果然全部集中于：何高问酷似马列主义老祖宗的死法，是真的吗？
我已成局外人，无缘赴会。有参会朋友私下来告诉我这些消息，我反而表现得非常先知先觉，我说，请他们再仔细看看原文吧！我什么时候说何高问死在田里啦？没有啊！我只说“当大家把他抬回家的时候，他已经停止了呼吸。”听说他们回去仔细看了，都说也是。
事情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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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历史】

耿昌贤访谈录（二）

“一•三事件”以后，保守派组织全垮了，成了造反派的一统天下。接着就发生了上海“一月风暴”。当时我们这些人还没有意识到什么“夺权”不“夺权”的问题。后来是总理打电话到江苏来，大概是20号之前，我忘了当时是文凤来还是葛忠龙接的电话，但总理电话指示的基本精神我记得十分清楚，他说：“上海已经夺权了（本刊注：此说存疑。上海夺权建立上海人民公社是在2月5日，在1月20日之前上海发生过“上三司”与“二兵团”等组织的夺权，但因未得到张春桥、姚文元承认而流产。周恩来此时是否会说“上海已经夺权了”的话，需有当时的文字记载为据），你们江苏也要考虑这个问题。”这样我们才动起来的。当时我们在新街口中苏友好纪念馆开了好几次会。一开始曾邦元也参加的。后来因为观点不一致，曾邦元他们就在22号先搞了一次夺权。这样一搞双方的矛盾就激化了。所以后来“红总”方面开会，就不让曾邦元他们参加了。我们经过一系列讨论、研究，最终决定在26号这天夺权。
董：我看到的一些材料说，“红总”方面关于夺权问题的讨论始于22日。这是否与22日《人民日报》社论和两篇署名文章有关？
耿：有点关系，但更主要的是“八•二七”单方面夺权事件的影响。
我们当时也考虑过“三结合”的问题，就是“军队干部”、“老干部代表”和“群众组织代表”的三结合。我们考虑部队方面就是梁辑卿、杜方平、吴大胜，老干部这边准备结合陈光、李士英、包厚昌，还有陈扬，其他中层干部就多了。造反派这边就把“八•二七”抛开，还有“南工东方红”也被排除掉了。另外还有一个“华水革联”。
“华水革联”（华东水利学院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的情况比较特殊，它倒向“八•二七”那边去完全是文凤来粗心造成。“华水革联”本来是我们“红总”这边的，在群众中也有相当的影响，所以我主张在《夺权声明》署名的时候把它也写上去。文风来听了不以为然，他说：“你只要把‘红总’写上就行了，不然我们下属组织那么多，每个组织你都写上去吗？”这样后来就没有让“华水革联”署名。结果“华水革联”一气之下，就跑到“屁派”那边去了。所以说当时我们处理这些事情，就像小孩子闹了玩似的，哪里经过慎重考虑啊？大家都没有什么政治经验。
1月26日那天的夺权活动我是自始至终参与的。“夺权指挥部”设在南京师范学院。我当时负责两个事情：一个是负责跟南京军区联络，一个是负责筹备鼓楼广场的群众大会。与南京军区的接触，我找的是梁辑卿和邢文举。我是25号下午去的，在华东饭店AB大楼。见到他们以后，我就把我们准备夺权的情况汇报了，然后提出三个要求：第一是请军区公开支持；第二是请军区派部队保卫几个地方，包括“夺权指挥部”所在地南师和省委、市委机关；第三就是请军区领导出席鼓楼广场群众庆祝大会。我们谈过以后，梁辑卿就向南京军区许世友、杜平汇报，邢文举就向中央军委和总理汇报。在这之后，梁辑卿对我说：“我们已经请示过了，你们提出的三个要求都可以满足，你回去吧，我们马上派军队维持秩序。”在回来的路上，我就看到南京军区的部队在调动部署。等到我回到南师的时候，大门口已经有解放军战士在那里站岗了。
所谓“夺权”其实很简单，就是把旧省委的一帮子人，像彭冲啊，许家屯啊，还有各厅局的负责人啊，都喊到现场。再一个，就是把省委、省人委、还有各个厅局的大印都拿出来，放在那张大会议桌上，从大到小，排了一大长溜……
董：江渭清来了没有？
耿：江渭清没有来，省委是彭冲、许家屯他们过来的。这个时候文凤来就代表造反派宣布：“从今天开始，江苏省的一切大权归革命造反派所有！这些公章全部作废！”
宣布“夺权”以后，我们就把设在南师的指挥部搬到省政府大院，成立了一个“夺权委员会”，下面设“革命委员会”和“生产委员会”。接着总理就打电话来，要南京军区、旧省委和两派群众组织派代表到北京去商谈“大联合”问题。那次去的人不少，文风来、张建山、葛忠龙、曾邦元、袁服武、陈克兴、朱开地……他们都去了。
那次我没有去，因为“红总”这边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杜方平临走之前跟我讲：“你留在家里，把‘红总’好好整顿一下。”他当时主要是指“红总”下属的老“工总”的那帮子人。这些人参加造反比较早，但是各方面素质比较差，什么打人啊，抄家啊，抢东西啊，对我们“红总”在社会上的形象有不好的影响，所以需要整顿一下。
这样我就留在南京，把“工总”改组了，把原来社会上反映不好的一些人清理出去，然后把一些大单位、大型军工厂的造反派勤务组一把手调进来，朱开地他们就是这个时候进入“工总”领导班子的。这次改组很不容易啊！因为要调整下去的那批人也很有势力，他们到处扬言要抓我，哈哈……
在这期间北京发生了几个大的事件。一个就是所谓“二月逆流”事件。这个对我们江苏局势的影响非常大。本来总理和谭震林负责处理我们江苏问题，他们的出发点是说服我们把江渭清“解放”出来。他们认为江渭清历史上没有问题，文革期间犯的错误也不大。在工作组问题上，彭冲要负主要责任，跟江渭清也没有太大的关系，他最多负个领导责任。但是我们这边文风来高低不同意。他说：“我们刚刚打倒江渭清，现在又要结合他，群众通不过！”后来总理又叫杜方平出来做文凤来的工作。文凤来还是不同意。底下的张建山他们也不同意。这样江苏的“三结合”就拖在那里。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二月逆流”事件，那些老帅、副总理们起来批评中央文革，结果引发了毛泽东的震怒，谭震林等人被作为“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受到批判。这下子江苏问题乃至全国问题的走势就完全改变了。变到最后，是对江苏实行军管。
董：中央是在“三•五指示”中宣布江苏军管的。
耿：是的。江苏军管是一个分水岭，从这里开始，造反派就走下坡路了。军管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取缔所谓“反革命组织”。我们“红总”的许多下属组织被打成“反革命组织”。接下来就要抓我们这些人了。当时军管会把我们的“黑材料”都整理好了，包括我们南大“红色造反队”、长江“红旗”、晨光“革联”，还有炮工“革反团”等等，反正比较重要的造反派组织，军管会都整理了材料。后来我们不是到省公安厅去抢“黑材料”嘛，就是为这个事情。……如果没有4月份的《军委十条》，军管会还要大批抓人。
当时许世友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那些老帅的观点，也就是说，所有的造反派都不是好东西！其实原来许世友和我们造反派的关系还是可以的，后来不知道听了什么人挑唆，一下子就改变看法了。我估计老帅们的态度对他有很大的影响。这样一来我们就受害了，等到4月份中央决定反击“二月逆流”的时候，我们“红总”方面已经有好几千人被抓起来了，什么“南京铁道兵”啦，南京砖瓦厂“红纵”啦，朝阳区和其他几个区的“总部”啦，都被取缔了。“三月镇反”的时候军队一天到晚在街上撒传单，还专门派人到我们“红总”办公室来送，说我们下面全是“反动组织”。我们后来反对许世友，与这次“镇反”有很大关系。
所以说，在文革期间，我们造反派有几天好日子过的？“镇反”期间文风来和我们几个人天天东躲西藏，今天睡在这里，明天睡在那里，今天到这个厂，明天到那个厂，就害怕被他们抓起来。一直到4月份下来一个中央《军委十条》，我们才稍微扬眉吐气一点。
这个《军委十条》和1月份的《军委八条》是对起来的。《军委八条》的主题是“拥军”，实际上就是授权军队镇压造反派。后来发生了“二月逆流”和青海“赵永夫事件”，毛泽东的看法改变了，又出台了一个《军委十条》，转而强调“爱民”的主题，实际上是把军队的权力又收回去一些。尽管中央文革领导人到处发表讲话，强调《军委十条》和《军委八条》的内在精神是互补的而不是对立的，“拥军爱民”嘛，但是经过这个反复，我们和南京军区之间的矛盾就变得不可调和了。
《军委十条》发布之后，我们“好派”势力又开始抬头了，而南京军区则陷入被动之中。当时有两个突出的矛盾：
一个是我们“红总”与南京军区的矛盾。你抓了我们那么多人要放啊！你把我们底下那么多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要平反啊！这个时候军区处于守势，我们处于攻势。我们的主要口号就是“要平反”、“要放人”。我们的人多被关在老虎桥看守所，我们就在看守所外面架了许多高音喇叭，反复播放《军委十条》的内容。
另外一个就是“红总”和“八•二七”两派的矛盾。因为在“一•二六夺权”以后，“八•二七”方面向中央告了我们不少状，说我们“打人”、“抓人”、“捂盖子”。后来又攻击我们的干部政策，说我们用的都是些“叛徒”、“特务”、“走资派”，包括“陈、李、包”，他们说李士英、包厚昌是“叛徒”。这使我们感到很被动。江苏实行军管以后，“八•二七”又与军方配合，镇压“红总”下属群众组织。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红总”这边就想乘机把“八•二七”派吃掉。这样两派矛盾不断激化，南京就发生了一些局部武斗，比如南京砖瓦厂事件、南京汽车制造厂事件、南京机器制造学校纵火事件等等，后来还发生过下关火车站售票大楼的一场武斗。
下关火车站售票大楼武斗是唯一的一次经过我们“红总”领导层开会研究部署的武斗。当时“八•二七”已经全部撤到下关，两派大致以挹江门为界，城里是“红总”的势力范围，城外是“八•二七”的势力范围。但是地处下关地区的火车站和肉类联合加工厂还控制在我们“红总”手里。“八•二七”方面想拔除这两个楔在他们地盘上的“钉子”，于是就调集大队人马围攻火车站售票大楼。我们得到消息之后，就想替据守在售票大楼里的同志们解围。不过开会的时候我们的指导思想很明确：这次派人去就是去救援，把人救出来就行了，不许把事态扩大。当时“八•二七”的总指挥部就设在南京长江大桥工地上，我们也害怕万一事态扩大了，不要有坏人趁机把长江大桥炸掉，造成严重政治后果。我们派了张建山担任救援总指挥。那次武斗死掉两个人，我们“红总”这边死的是一个南体“一一四”学生，全国链球冠军。张建山也差点被对方抓去。我们大队人马冲进去以后，他不知怎么和大部队失去联系了，等到我们大部队撤出来之后，才发现他被困在里面了。后来他是化妆逃出来的。
当然，当时的主要矛盾还是“红总”与南京军区的矛盾，我们的主要精力还是在找许世友算账，要求他放人，要求他给我们平反。就在双方相持不下的时候，武汉发生了“七•二○事件”。7月25日，林彪代表中央在“首都军民声援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誓师大会”上发表了讲话。第二天蒯大富就派人把林彪的讲话录音送来了。这下子我们来劲了！武汉揪陈再道，我们就要揪许世友！
我们迅速成立“揪许火线指挥部”，地点就设在南京军事指挥学院里头，当时参加这个指挥部的人很多，包括南京军区空军副政委王绍渊、政治部主任高浩平也来参加会议，另外还有南京军区、海军指挥学院、军事指挥学院的一些干部……
董：你们当时有枪吗？
耿：一开始我们“红总”这边没有抢。当时无锡、苏州一带的武斗比较厉害，在当地实施军管的27军对造反派来硬的，倾向“红总”的造反派都被他们打出城外，跑到南京来了。我记得那个蒲相海，他是无锡轻工学院的，无锡“主力军”的头头，带了一帮子人到南京来，我们就安排他们驻扎在军事指挥学院大院里。他们是带了枪来的，天天在院子里面训练。有一次他到我们设在南京无线电学校的指挥部来，一见到我们就说：“不得了，你们什么武器都没有准备吗？你们以后要倒大霉的，会比我们还要惨！27军在无锡真刀真枪跟我们打啊！”
后来我们底下有些组织也陆续到部队要了一些枪过来，比如南京无线电学校“八•一二”的一些人跑到空字009部队背了一些枪回来，有的人甚至把飞机上的炮弹都拆下来背回来了，哈哈……后来我们又罚他们把炮弹送回去。其次，就是下面各个工厂里有一些武装，因为南京几个大的军工厂——比如像晨光厂啦，长江厂啦——本来就是制造枪炮的。这样我们南京市的工人武装大概有一个师的规模。第三，就是那些中学生、中专生，像南京无线电学校啦，南京动力专科学校啦，手上大概有一、二百支枪。但是这些枪一直没有用过，我们不准他们使用。至于我们几个“红总”头头，南京军事学院想送几把手枪给我们，说是给我们自卫的，不过我们当时都没有要。
董：据我所知，南京地区的武斗与其他地方比并不十分厉害。南大发生过武斗吗？
耿：没有。南京武斗高潮的时候，“八•二七”从南大撤走了，我们“红总”也不在南大，校园里几乎没有什么人，所以南大没有发生武斗。南京的其他大学里基本上也没有发生过两派武斗。工厂里面也只有一些零星的武斗。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当时有一个总的原则，就是保持相对稳定。我们当时心里很清楚，只要许世友垮了，“八•二七”自然会垮。所以“揪许指挥部”成立之后，我们的指导方针就是要许世友认错，交出认罪书，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个时候，中央派了刘锦平、宋皋率调查组到江苏来。我们就找中央调查组反映情况，向他们递材料。
此前5月份的时候，张春桥、姚文元也代表中央来过南京一次，他们在中山东路体育馆接见了两派代表，当时有4000多人出席。张春桥对我们讲：“到目前为止，中央认为你们两派都是革命组织，没有高低之分。你们两派不要争，要团结一致。”这次讲话以后，两派的武斗有所收敛，缓和了一段时间。后来到8月份，武斗又升温了。
南京地区死人最多的一场武斗，应该是1967年8月发生在江北南京化工厂的那场武斗。当时曾邦元他们经过研究，认为与其在城里被我们分割包围、各个击破，不如把“八•二七”一起撤到下关去。下关如果再守不住，他们就打算朝苏北跑。为了打通向苏北撤退的路线，他们就向“红总”控制的南京化工厂发起进攻。这就是著名的“南化事件”。那次武斗大概死了十几个人，因为当时两边都有枪，你这边一冲，那边机枪就打啊，所以死的人比较多（此处记忆有误。“南化事件”发生于9月1日，共造成9人死亡）。
“反许”风潮是8月初发动的，到了8月20号左右，我们决定加大“反许”的力度，各个群众组织都到中山北路上设立“揪许火线指挥部”，从挹江门开始一直到鼓楼这边，每个单位搭个芦席棚子，前面竖起一杆“反许”的大旗，大标语、大字报把中山北路大道两边整个都贴满了，道路中间还拉起很多横幅，另外各个单位的大喇叭一天到晚响个不停，“许世友滚出来！”、“许世友交出认罪书！”之类的口号此伏彼起。
我们当时也知道许世友已经溜到安徽大别山去了，清华大学“井冈山”的人还跟我们商量：“实在不行，我们派小分队到大别山里揪他去！”但是说归说，实际上也没有人去。我们都知道许世友那个人是很蛮憨的，你带人去了，他真的用机枪把你扫了怎么办啊？再一个，我们认为这个事情最终还是要中央表态，中央不表态，凭我们怎么能打倒他呢？
到9月2号这天，我们原定早上7点钟在鼓楼广场召开10万人“反许大会”。到凌晨4、5点钟的样子，张春桥突然打电话来，要我们取消当天的群众大会。
董：您说的是张春桥还是周恩来？我看到《八•二七战报》上说，9月2号周恩来打电话来……
耿：那也可能是总理和“八•二七”打的，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反正给我们“红总”这边打电话的是张春桥，我们几个头头当时都在场的。这个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那天早上7点就要开大会，但是中央显然知道我们的计划，所以张春桥在凌晨4、5点钟打来电话，明确告诉我们“许世友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不能打倒”。我们接到电话以后，立即分头到雨花台、中山门等地去拦队伍。当时群众的情绪都很激动，我们还不敢对群众说大会不开了，只说延期开。这样才拦下来的。
接着总理打电话来，要两派派代表到北京去谈判。于是我们就从南京军事学院撤出来，然后就是忙着准备材料，商议去北京参加谈判的人选。到9月中下旬的时候，我们就去北京了。这些活动我都参加的。到了北京以后，总理还表扬了我们：“你们南京造反派还是听话的，9月2号的‘反许大会’，中央说不开就不开了，你们是做了工作的。”不过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已经知道风头变了：许世友打不倒，我们不倒霉吗？他回过头来不报复吗？
从9月20号左右开始，一直到1968年的春节，长达半年的时间，我们就一直在北京谈判，其间总理大概接见过我们三、四次，国庆节的时候还把我们接上天安门上去玩了玩。中央召集两派谈判的中心议题，就是两派要联合，当时叫“大联合”、“三结合”。一开始大家都在那里告状，你告我的状，我告你的状，就像小孩子吵架一样。总理他们就坐在那里听着，大概觉得我们好笑。最后总理说：“你们还是大联合吧，我含着眼泪期待你们……”
董：有资料说，周总理、张春桥他们还传达过毛主席的指示，说希望南京的问题在年底之前解决。结果到了年底没有解决，后来又说要在春节前解决……
耿：我记得他们说过类似的话。
这个时候我们明显地感到大势已去，特别是听了总理、康生他们接见安徽代表团的一个讲话，那个讲话的核心内容就是两派揪“黑手”，两边各揪一个“黑手”，然后两派“倒旗联合”。我们想想，一倒旗，你还有什么戏唱啊？组织没有了，你再大的本事都没有用啊！不过当时也没有办法。后来在中央的主持下搞了一个协议，我们也只好签字。接着就成立“大联指”（全称“大联合指挥部”）。什么叫“大联指”啊？就是从上到下，把你们两派群众组织都撤销掉。不过实际上也没有一下子撤销，双方组织还维持了一段时间。
董：在1967年8月“倒许”风潮之后，“红总”方面遭受了很大的压力，但是并没有放弃抵抗，后来在10月3号，两派在南大“文革楼”发生了武斗事件，你对这个事件的前后经过知道吗？
耿：那个时候我不在南京，具体情况不太清楚。后来我听说，当时我们有几十个人守在“文革楼”里，“八•二七”那边在大操场上开群众大会，一散会就向“文革楼”发起进攻，冲在前面的是一批中学生。我们的人用桌椅把下面的楼梯都封死了，撤退到楼顶上。下面的“八•二七”打算用火攻的办法打开通道。那次是很危险的，如果那帮子中学生真地冲上去，那就要出大问题了。最后还是总理打电话给南京军区，指示他们派部队去解救学生。结果部队在“文革楼”外面围了一道人墙，挡住“八•二七”的进攻，我们的人才脱险的。后来他们大概撤退到南京航空学院去了。
董：你们在北京的半年，有没有行动的自由？
耿：自由还是自由的，那个时候我们名义上还是江苏省群众组织的代表。不过不能随便回南京，回南京必须请假。中央把我们弄到北京去有两个目的：一个就是给我们这些人洗脑子，磨磨我们的锐气，要两派实行联合；再一个，把两派的头头都弄到北京去了，江苏的造反派群龙无首，就掀不起大浪了，这样更容易把群众组织吃掉。后来发展到把各个市的头子全弄去，扬州、镇江、苏州、无锡、徐州等地的头子全都弄去了。到了1968年2、3月份，中央撮合两派签订了“大联合”协议，成立了“大联指”，并点名要许世友出面筹建江苏省革委会。这个时候各路人马才又回到南京。
回到南京以后，许世友就从我们南大开刀，首先成立南大革委会。这个是总理跟许世友讲的。总理说：“你们江苏要成立革委会，首先要成立南大革委会。”为了这个事情，许世友把我们关在华东饭店AB大楼，跟我们软磨硬泡。这个里头也有很多斗争，很多笑话。
当时两派都想为自己多争一些名额，因此这个方案怎么拿，各派派多少代表参加，代表怎么产生，就有不同意见。“八•二七”方面一开始提出来实行巴黎公社选举，他们认为“八•二七”在南大人数占优势，全校公开选举可以把我们选掉。我们则主张以“派”为单位进行对等结合。当然实行巴黎公社选举也可以，那就要全南京市都实行巴黎公社选举。因为当时的总体态势是，“八•二七”在南大占绝对优势，而我们“红总”在南京社会上占绝对优势，很多大企业、大单位都在我们手里头。如果在全市范围实行巴黎公社选举，我们最多失掉一个南大。而且即使在南大，我们也不可能一个都选不上。当时搞过一次民意测验，我和李太平得票最高，超过了曾邦元。文凤来的票也蛮多的。因为我们都是“老造反”，在群众中有相当号召力。
后来许世友看看实行巴黎公社选举不上算，决定按照“派”来结合。这样一来“八•二七”那边就感到不上算了。那个时候南大表面上是两派，实际上是四派，除了“红四联”、“八•二七”之外，还有一个后来杀出来的“促联”，另外“八•二七”里面又分“曾派”和“袁派”，各有各的势力。所以大家就在那个地方扯皮，这个系分多少名额，那个系分多少名额，谁当革委会主任，谁当副主任，谁当常委，这样大概争了半个多月，才把南大革委会成立起来。
后来又成立省革委会。这个省革委会就没有群众讲话的余地了，就是他们上面在那里圈圈点点，到时候通知你，你是省革委会主任，你是省革委会副主任，你是革委会常委，就是这个样子。
“大联合”以后，权力全部到军队手上了，群众代表等于摆设，老干部也是摆设。
董：你们“红总”几个核心成员在“大联合”的时候是如何安排的？
耿：文风来是省革委会常委，我是南京市革委会常委，张建山是省革委会委员。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基本上无事可做，而且许世友和“八•二七”还想揪我们。我们南大最早被揪的是张建山。
董：为什么首先揪他？
耿：因为“八•二七”最恨他。他这个人喜欢出头露面，经常到社会上作报告，而且煽动性极强，所以他们最恨他，就拿他开刀。他还被弄到南京警备区关了几天。我们这边及时向中央作了反映。当时中央可能考虑到江苏刚刚实行“大联合”不久，局势还不太稳当，害怕矛盾激化又弄成两派，就指示许世友把他放出来了。到了1968年下半年大学生毕业分配，大家各奔东西，这个事情才告一段落。（下期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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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遗产研究】

文革思想遗产断想（一）

顾 土

文革是一场涉及极其广泛、影响极其深远的浩大运动，这场运动几乎彻底改变了中国人，其思想遗产非常深厚，或明或隐，至今仍左右着我们的思维和言行。不用说经历了文革洗礼的人们是文革思想遗产的天然继承者，即便是文革后出生的人，文革思想遗产在他们体内的主导作用丝毫不亚于他们的前辈。因为他们的前辈毕竟还见识过文革之前，亲历或是从父辈祖辈身上还感受过更早的那个传统中国。而90后，80后，乃至70后，从家庭、长辈到老师和社会环境，无一不经过文革的洗心革面。他们所处的中国，其实已经完完全全是一个继承了文革思想遗产后的“新中国”。文革思想遗产，当然不形成于文革，但在文革中汇聚一台，登峰造极，经过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的强烈灌输，形成了庞大的思想资源系统，铸就了一大批历史定论，完成了思维方式的基本定型。
文革思想遗产，既是文革爆发的思想诱因，也是文革对后文革时代影响的思想基础，在我们身上或多或少都会有所反应。无论你怎样否定文革，怎样与文革决裂，其思想影响照样可能弥漫于体内，流淌于血液，只是多数时候处于一种不自觉的状态。我记得一年前看电视辩论会，一位社会科学院70多岁的研究员，一身中式服装，一脸传统卫道士的神态，但在辩论中却得意地质问对方：你这个观点是哪来的？是马克思的？是恩格斯的？还是列宁的？文革思想遗风，不经意间便表露无遗。
我们从来没有在全民族中彻底反思文革的思想基础。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反思极其有限，即使这样有限的反思也基本囿于国内问题，对外则仅局限于官方私下道歉和积极修复关系，从未涉及民族思想的层面。其实，文革既表现在国内，也显示于对外。我国的改革开放，恰恰是从内外两个方面否定过去。改革，是废止了三十年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国内社会生活；开放，则是改变了过去的那套闭关锁国、敌我分明的战斗状态。相比而言，国内问题更容易驱动人们的反思，在切身的痛定思痛中，在四周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中，在实际利益的日趋改变中，人人不能不思考比较过去。而对外问题，尽管从文革中走过来的人们都参与过反帝反修反对一切反动派的各类大游行，参加过各种对外的大批判，还被强力输入一整套中外关系的概念与历史。但是，文革后，从前被灌输的东西没有任何渠道再反过来加以清除，于是，便永久地存留于人们的意识或者潜意识里，不时地影响中国的今天。人人都猛烈批判过赫鲁晓夫，但文革后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反省在那些所谓的批判中究竟孰是孰非；人人都纵情歌颂支持过柬埔寨的红色高棉，但文革后人们都没有反省过这个政权究竟是个什么政权。人人都狠批过安东尼奥尼，但并没有反省为什么会展开那样的批判，而那样的批判至今还是多数人看待外国乃至中国文艺作品的基本思路。这些对外问题并非简单的对外关系，也不仅仅是对某个外国人的看法，在思维上与国内问题完全一样，都是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反映，都表现出人们思想的深处。二十年多来，对外关系上一有风吹草动，很多人的表现，包括文革后出生的年轻一代，常常令人以为红卫兵之再生。这就是文革思想遗产的强大作用。
在文革中，我们得到了古今中外最为强力最为持久的思想洗刷，可以说，让你知道什么你就必须知道什么，对绝大多数人而言，连怀疑与犹豫的可能性都不存在。文革的思想、观点和思维方式，通过天天背诵、日日演唱、时时学习、学用结合和无处不在无时不见的注入，在人们的身上已化做一种习惯，在头脑中变为理所当然，精神上变为自然而然，生理上变为条件反射。就像样板戏那样，其实已经不是什么喜欢不喜欢的问题，而是生理的反应，并且只能是一种熟悉的亢奋反应。这种习惯的特点就在于，你不但不需要思考，而且还可以此作为任何判断的合理依据。近些年，常有人说“你们中国人”或“我们中国人”，我都会请他们注意，所说的中国人是什么时代的中国人，六十年前的中国人与今天的中国人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文革的思想遗产一旦成为习惯，你会发现，根本用不着事实，也无须逻辑判断，一切都成了天然真理。反过来，你同样也会发现，研究文革思想遗产，常常也不需要新史料新观点，只需反思，只需设疑，只需基本的理性推敲，就可以找出问题的所在。
文革思想遗产十分庞大，来源也很复杂，若要深入研究，非一人或者几人所能胜任。在此，我只敢以断想的方式，就平时所思所想，发表粗浅的看法。

质疑“封锁论”
最近，经济学家茅于轼发表了一个惊人的观点：不要再提耕地保护！此论引起了激烈的争执。暂且不说这个观点如何，但网上的多数反驳者的一个依据却令我感到文革思想遗产对当代社会影响之深远。这个依据就是帝国主义曾经对中国的全面封锁。因为曾经有过这样的封锁，使他们带有深切的忧虑：耕地不足，粮食不够，假如未来西方国家再对中国封锁，大家岂不饿死？
帝国主义封锁我们的说法早在文革前就已经取得了话语霸权，但在那个时代，人们毕竟还有其他事情要做，不像文革期间，每天早晚都在进行阶级斗争教育，一切以阶级斗争为核心。所谓阶级斗争，对内就是与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对外则是和帝修反斗争，所以，帝国主义封锁论在文革期间更是被铸造为一个铁打的结论和不争的事实。其实，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起，帝国主义封锁已经并非专指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而是又加上了一个苏修的封锁。苏修也称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这一称呼的发明如今早就被人遗忘，但却是一个时代中国人最为熟悉的政治符号。苏修封锁的内容就是我们当年曾反复说过无数遍的“撤走专家、撕毁合同，逼迫提前还债”。由于在文革中苏修的威胁被不断渲染，直至超过了美国，因而，苏修封锁的后果后来也被说得远远大于美帝。
我在文革中度过了小学和中学时期，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封锁我们，是课堂学习、读报学习、各种运动学习的基本内容之一。根据我的记忆和翻阅当时的报纸来看，不断强调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封锁，一是为各种困难、匮乏、贫穷找到合情合理的原因；二是为了说明这些国家对中国的敌视态度，借以强调敌情严重和形势险恶，由此提高我们的阶级斗争激情和紧密团结的决心。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封锁我们，到了后来，已经不仅仅是个历史，而是演变为一种民族情绪、一种阶级斗争思维的铁定依据、一种战争预感的充分理由。
封锁，仔细推敲一下，这实际是个笼而统之的说法。大批判的时候、老百姓闲聊的时候、文学上夸张形容的时候，说说还可以，但不宜作为严肃的历史判断。因为封锁一说本身就极其含混。
对一个地区严格意义的封锁应该是上个世纪抗战期间上海孤岛的那副状态，其他所谓封锁都是舆论的一种艺术化说辞。国际间的封锁实际是制裁，其中又分多个层面，有武器的、技术的、粮食的等等，方式就是中断贸易、禁止往来。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所谓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的封锁，究竟属于哪类？达到了什么程度？多数人并不关心，也无从得知，一句“全面封锁”就在脑海里替代了所有实际内容。可是，即便是“全面封锁”，只要扫一眼当时中国的所有邻国就不能不怀疑这种全面封锁能否实现。从北到南，中国的所有邻国几乎全是盟友加朋友。帝国主义想封锁，但邻国不封锁，封锁的效应恐怕就会大打折扣。何况，那时与美国相抗衡的苏联在武器制造、重工业和科学技术研究方面并不落后，新中国的工业又是在苏联的援助下起步的。所以说，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封锁不足以成为中国国内任何困难的主要原因。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困难，尤其是1959年就开始的三年大饥荒，习惯说法是由于天灾加上苏修“撤走专家，撕毁合同，逼迫提前还债”，也就是说自然灾害加苏修的封锁。且不论那时是不是全国一起闹天灾，但六十年代中印关系破裂，与中国有着漫长边境线的苏联和蒙古不再是“社会主义兄弟”，多一半边境的邻国都处于敌对状态，却是一个事实。此时的封锁，看起来的确十分严峻，真正出现了“全面封锁”之势。然而，撤走的专家究竟是些什么专家，撕毁的合同又是哪些合同，被迫还债被迫到什么地步，多数人并不清楚，只在宣传和学习中知道“我们勒紧了裤腰带，提前还清了所有债务”、“不蒸馒头争口气”。如今看见一些研究著述，比如杨继绳的《墓碑》和一些公开的资料表明，苏联中止的合同只是部分合同，其中主要是专家合同，废除的也是科技合作项目；苏联从未逼迫中国提前还债，而且在中国经济困难的情形下还主动提出暂缓偿还，提前还清恰恰是中国决策者自己的意愿。另外，在所谓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封锁的时代，中国的对外援助也始终没有停止过，中国的货轮一直在海外航行，这也是公认的事实。这也由一个角度表明，当时内外有很多渠道还算通畅，“全面封锁”并不全面。
我们不妨以今天的朝鲜为例。朝鲜目前与外界交往的状况与当年的中国相似，甚至还不如中国。他们也在高喊帝国主义封锁给他们带来严重的困难，然而，假如中国和俄国这两大邻国不封锁，所谓的封锁效果就不算严重。除非他们也将这两个国家都当作修正主义看待，好像当年中国对待苏联那样，封锁才会变得“全面”起来。退一步讲，即便所有国家都在封锁朝鲜，即使这样的封锁非常“全面”，可是在朝鲜遭遇大饥荒的时候，出手进行人道主义援助的正是他们认为最敌对的国家。这证明，任何封锁都是有限有度的。
姑且将“帝国主义全面封锁”当作一种事实，姑且不论《墓碑》等著述是否属实，其实，只要思考一下中国的历史，也可以觉察出封锁论的疑点。
中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这是包括官方史书在内的历史定论；中国长期是一个闭关锁国的国家，这也是历史事实，可见，中国人的吃穿住从不倚赖于外国。当所谓“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结束后，中国人的生活最差也不过就是回到了自古以来的那种状态。可是，普通中国人在所谓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封锁的时代感受到的最大困难、最大窘迫，直至大饥荒，却始终都是最基本的吃穿住，并不是石油、核原料、武器装备、重工业、科学技术。尤其令人不解的是，中国小农经济的最长项怎么转眼间变成了最弱项？花生、瓜子、小磨香油只有春节才供应，豆腐、麻酱、鸡蛋、粉丝竟然每月只配给一点点，连洗澡、剃头、住店都长期成为老大难？
所谓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封锁，显然应当是对方主动，我们被动，否则就不能称为封锁，而应该叫自己关门。就像家里的大门那样，对方由外面锁住才是封锁，自己从里面关上则是自闭。回想六十年的历史，究竟是外面封锁还是自己在里面主动关门，或是兼而有之，似乎也值得重新推敲。
当初中美关系的大门是哪一方关闭的？似无定论，但后来中美关系大门的开启却由中方主动，并且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积极回应，尼克松、田中角荣相继来访。可见，主动权在这一边。
中苏交恶，肇事方在谁，说法很多，但一个国家在对方拼命抨击自己的时候是否还会继续积极援助对方？后来中国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就曾让我反思过去的中苏关系。当时阿方也是拼命攻击中方，与当年中国批判苏联一模一样，对这样的指责，中方当然也像苏联那样，断然中止合同，撤走专家，取消援助。20年后的此时，当中国处于20年前苏联的位置时，我不知道是否有人想到过自己曾经的是与非？或许人们早已遗忘。中苏关系后来的改善，虽然有苏联领导人变换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完全转变了对苏政策。也就是说，中方在苏联的“封锁”上也占有相当大的主动权。
在帝国主义已经对中国封锁，人民生活又处于极度艰难的的情形下，按理说，决策者本应该采取措施，积极打开这种被动不利的局面，避免更多的国家与自己对立，行事起码要策略一些、灵活一些、机动一些。遗憾的是，当时的决策者恰恰采取的是为自己雪上加霜的政策，主动急切地先后与过去的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叫板，与在议会中占有很大势力的各国共产党、社会党相继翻脸，只与极少数几个国家保持“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同志加兄弟”，“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可以说，这种横扫一切的方式客观上为“帝国主义封锁”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几个极少数国家除了要钱要物要援助外，从来也没有与中国一条心，有的国家一向脚踩两只船，时时对中国保持着高度警惕，最后翻脸时又如邓小平所说的那样，“还不如资本主义国家”。
在所谓“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华大合唱”中，在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进行“全面封锁”的时候，1962年2月，时任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征得部党委同意，就对外政策给中央负责人写下书面建议。这就是后来著名的“三和一少”，结果遭到了陈毅、康生、毛泽东等人的严厉批判，被认为是向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妥协投降。文革中，这条罪状莫名其妙地又安在了刘少奇身上，并上纲为“三降一灭”，成为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基本依据。从“三和一少”的提出也可以看出，连中共党内都对当时的对外政策抱有不同意见。在那样严酷的环境中冒着风险敢于提出这样的建议，也能想象出当时的对外政策是怎样的不合情理，以致连自己人都难以承受。“三和一少”的提出也足以证明，在对外关系中，面对一扇隔绝的大门，中方拥有主动权；假如纯粹是对方封锁，那又何必建议“三和一少”？1979年，“三和一少”被平反，平反就等于说，当年王稼祥他们没有错。
1978年以后，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这完完全全是由中国主动提出的国策。改革是中国的内政，想改革当然就可以改革，但开放是面向世界，而且主要是面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如果人家坚持封锁，你想开放也只是一相情愿。事实却是，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全面封锁”忽然间烟消云散，对方不提了，我们自己也不说了，该修好的修好，该改善的改善，该贸易的贸易，该进口的进口，该留洋的留洋，该来华的来华，该投资的投资，该贷款的也贷款了。这更证明，中国对外大门的门把手实际攥在自己的手掌心，开启的主动权属于中国决策者。
当年西方国家确实对中国实行了禁运，中断了外交和贸易往来；苏联等国家后来也确实撤走了所有专家，中止了科技合同，但造成的后果有限，与中国人的普通生活无关。改革开放后，中国既没有丧权辱国，也没有俯首称臣，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封锁却悄然隐退，中国人的生活从此日新月异，这只能说明，所谓封锁是一个时代的后果和话语，当这个时代的代表人物成为历史之后，“封锁”自然退出了舞台。
夸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全面封锁”带来的影响，经不起理性的分析，也与历史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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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读往来】

旅欧读者晓芝来信，就今年第六期谈读后感。如下——
看了辽宁省革委会常委名单，有些人和单位的名字真的很熟，那个年代天天听的就是这些东西。今天重温，有点恍如隔世的感觉。
我父母那个研究所，只有两派，辽联和辽革站。文革开始，人人都要表态支持一派，没有中间势力，也就是不参加派系斗争，也要参加，没有选择也要选择。当年，辽联是保宋任穷的，辽革站则是受陈锡联也就是军队支持的。文革开始没多久，随着宋任穷的倒台，辽联也就倒霉了。所有的成员都沦为被改造的对象，其中大多数为知识分子。建所元老（从国外回来的留学生，高级研究员）们，除一人外，都是辽联的成员。我父母都是辽联派，两派都自己制作武器，准备武斗，后来幸好没有爆发大规模战斗，但是邻居东北工学院（现为东北大学）的学生曾经到所里来（串联之类），结果被支持辽革站的军队打，就在我们所里，我妈妈还在混乱之中，从一个小兵的刺刀下救了一个学生，要不是老妈去阻挡，那个学生就被刺刀扎了，不死也得重伤。后来妈妈很后怕，要是当兵的回头给老妈一刀，结果不堪设想。
有一天，从报上看到消息，我妈妈，外婆都紧张死了。那次是军队镇压占领公共汽车的“暴徒"，我没问过是不是辽联的人。总之，前一天，那一派的人用木棍把没带武器的军人打得够呛，上去一个，躺下一个。第二天，军人急了，带枪上阵，不用说，没枪的一方惨不忍睹。
所里的派性恶斗，到军队介入为止，辽革站有军队支持，赢了。我父母那一派，辽联输了！辽革站他们把辽联的成员称为“国民党兵”。为此，到67年夏秋清理阶级队伍时，我父亲由于“站错队”了，受到的迫害更厉害。当时高级知识分子中，只有所长表态支持陈锡联，其他人都支持宋任穷。他当时建议我父亲站在他一边。因为同意宋的观点，我父亲拒绝了他的建议，为此文革十年我们两家像仇敌一样，尽管楼上楼下住，但见面时都怒目相对，直至77年才缓和。想当年，我父亲是因为他的号召才回国的，之后和他的关系一直很好，就因为派性，搞成这个样子，真不知该说什么好！最后还是宋任穷赢了，77年开“十一大”时，我父亲和陈锡联都在辽宁组，那时陈是臭狗屎，小组里没人和他说话。
回头想想，那个时期研究所里发生的一切都是不可思议的。如果用今天的逻辑思维来衡量，判断，几乎所有人都是疯子。
这期的访谈录里面有句话，讲得真好：这个文化大革命啊，什么东西都跟上面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群众组织之间的是是非非，其实就是上面的一句话。如果没有中央的支持，我们造反派一天也不能存活。说你是“反革命组织”就是“反革命组织”。
全国都一样，所有的所谓造反派都是木偶，都是英明领袖手上的工具，用完就扔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