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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忆 2014年4月30日第7期 REMEMBRANCE 总第一一二期 2008年9月13日创刊
女附中文革专辑(六)
目录
【专稿】 叶维丽 活在今天的历史——48年后看女附中“八五事件”(一) 启 之 宋彬彬道歉之后——五种声音,一个背景
【考辨】 李红云 关于女附中红卫兵的袖章和公章
【回应】 刘 进 我与王友琴两年前的一次对话——关于《文革受难者》卞仲耘篇
【评论】 郝奇志 如果我是红卫兵 子 愚 宋彬彬道歉的启示 【访谈】 戴为伟整理 刘秀莹老师访谈
【南周更正】 印红标、宋彬彬对《南方周末》相关文章的更正
【资料】 1.工作组组长张世栋同志的讲话(1966年6月3日) 2.工作组长张世栋同志的讲话(1966年6月4日) 3.西城区工作队队长胡启立讲话(1966年6月4日) 4.胡志涛传达市委召集中学领导、师生代表的会议(1966年6月4日) 5.张世栋传达胡克实同志的报告(1966年6月6日) 6.班代表传达工作组指示(1966年6月8--10日) 7.《5日发生两起打死人事件》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编《每日快报》62期 (1966年8月6日)(附)印红标 关于《每日快报》62期来历的说明 8.胡耀邦批转彭小蒙的一封来信 9. 中央政治局会议文件【1984】2号,附:孔丹、董志雄同志给陈云的信 【编读往来】 1、苗苗等北京老三届谈朱学勤之文,《记忆》简报联系结果。 2. 冯永光谈文革研究者应放弃小是小非之争。印红标、启之回复。
【专稿】
活在今天的历史 ——48年后看女附中“八五事件”
叶维丽 2014年1月12号,一群老年人---30几名老三届学生与23位老教师---在原北京师大女附中(现名“北京实验中学”)校园里开了个会。48年前的8月5号,在这里曾经发生了一起震惊京城的事件:该校党总支书记卞仲耘惨遭学生毒打折磨后死亡,其他四位挨批斗的校领导也都受到严重的身心摧残 (下称“八五事件”)。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师生们都有正视校史上那不堪回首的一幕、共同反思文革教训的意愿,此为这次会议的缘起。像是一粒掷入外表平静水面的石子,会议在社会上激起了不小的“振荡”:它引得海内外媒体的纷纷报道,和网上网下民众的高度关注以致激烈争论。来自各方面的强烈反响揭示给我们的,不仅关乎历史,更反映了中国的现实。也许可以说,在今天,“八五事件” 已经成为一起具有现实意义的公共历史事件。 下面所写的,是我对与“八五事件”有关的“历史”和“现实”的一些想法,全文共分五部分,加上注释,篇幅有些长,希望读者能够耐心地读下去。 一.我写“卞仲耘之死” 2006年秋,我的文章“卞仲耘之死”发表在美国学术刊物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上,次年九月原师大女附中90周年校庆之际,该文中译文登在“二闲堂”网站上。选择这个日子,是为了表达在校庆之日不忘校耻的态度。 2012年,经我本人重新修正润色过的中译文(包括全部注释)收集在启之编辑的《故事不是历史》一书中,由台湾秀威公司出版。这篇文章代表了我对“八五事件”的基本认知,我也想以此为引子来开篇。 我做“卞仲耘之死”的调查,是带着历史学者和原女附中学生的双重身份的。历史学者的身份要求我恪守对史实的尊重,并具有广阔的历史视野及现实关怀;原女附中学生的身份让我把自己“放进去”,怀抱愧疚忏悔之心,感受历史难承之重。同时,作为历史过来人也让我对文革年代的时代氛围、世态人心有比较贴切的了解。事隔已近半个世纪,我们处在今日的语境,站在“道德高地”上臧否当年事件容易,尽可能不超越历史条件地去评说那个如今已难以理喻的时代,难。再难,也要努力去做,这是对一个严肃的历史工作者的基本要求。 对待同一个历史事件可以有基于不同的态度/立场的多种解读,但历史事实本身不是可以任人揉捏的面团。“八五事件”的基本史实并不复杂。我认为,需要搞清楚的包括:
1) 谁是策划/发起人 2) 事件过程 3) 参与人(斗人/动手打人者及围观者)情况 4) 前学生代表会/前革委会主要负责人的责任和当时的表现 5) 卞校长倒下的大致时间 6) 是否抢救了/抢救情况 7) 第二天前学生代表会主席/前革委会副主任刘进的广播讲话及其背景
“八五”下午事发时我不在学校。从2002年到2006年前后四年时间里,我利用假期在京机会做调查,拜访了卞校长的丈夫王晶垚先生并看到他收集保留的珍贵资料,采访了五位老师(梅树民、李松文、赵桂英、艾立川、张贵斋)和二十余位目击了“八五事件”的原女附中学生。在此基础上,我写出“卞仲耘之死”的历史论文,对上述七个问题作出我的回答。 有一点须说明,即历史是无法“还原”的。2006年我写作之时,己距“八五事件”四十年,我所依据的材料,除了王先生提供的事发数月后他对若干人的访谈,大量的是多年后人们的记忆碎片。我们都知道,记忆不是那么可靠的。还要说明的是,由于事件过程的“最后步骤”是将五位校领导带到不同地点去“劳改”,因此没有一个目击者能够始终“在场”。我所做的,是将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对“八五事件”的片断记忆(几个月后的和多年后的回忆)拼凑综合起来加以考察,反复比较核查基本事实,最终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叙述。上述的七个问题中,有些问题的答案相对清楚,有的则不那么清楚。例如,批斗开始的时间和送卞校长去医院的时间基本清楚(分别为午后2点左右和傍晚七点左右),但卞校长不堪折磨倒下的时间则不那么清楚(我个人估计大约在下午4点多到5点之间)。从最近的一些文章看,关于卞校长倒下的时间仍然众说纷纭。看来,有些问题的答案只能估摸,无法做到十分准确。很遗憾,历史学不是数学,历史是个有诸多局限的学科。 我的文章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写的,这位“前人”,就是王友琴女士。 关于批斗校领导的基本过程(高台批斗、游街、担土、分头劳改等),我采用了王友琴的说法,因为她的叙述与我的调查基本吻合。同时,我也对她的某些关键结论提出质疑,如“八五事件”应由以宋彬彬为首的“红卫兵”负责。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做进一步调查,并据此提出有所不同的看法,是历史研究的应有之义,也是任何严肃的学术研究的应有之义。 此番“八五事件”受到社会广泛关注,谁是策划人/发起人成为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这个问题与“八五”责任人密切相关。当年一个简单的基本事实,今天变得扑朔迷离,而这与王友琴不断变换说法有关。最近,她从早先说“高一红卫兵”为批斗活动发起人,转而指向“该校革委会”,说“斗争会”是“革委会”“预先组织的”,“由她们决定并通知五名斗争对象”。 看来,王友琴现在默认了八月五号时女附中“红卫兵”尚属子虚乌有(已有确凿证据证明“红卫兵”当时并不存在, 不再提“红卫兵”了,而是将矛头指向成立于7月中旬的“革委会”,并最终指向“革委会”的主要成员宋彬彬。在抓住宋彬彬不放这点上,她是前后一致的。在最近金钟对王友琴的访问中,王是这样讲的:“十年来,有新的材料表明,宋彬彬对卞仲耘之死的责任比我在文革受难者书里写的要大”,“……革委会没有主任,由副主任宋彬彬和刘进负责执掌学校……那么,宋彬彬在女附中所有暴力中的责任,就很明显了。” 关于这个“革委会”,关于它是如何运筹帷幄、“预先组织”批斗校领导的,是怎样通知五位被斗人的,在批斗过程中又是如何指挥联络的,以及“宋彬彬的责任”等问题,如果能用事实做实,是对“八五事件”史料的重大发掘,我等待王友琴披露证据,并随时准备更正我的看法。这些问题非系我对“八五事件”认知的关键,不影响我对该事件的基本观点。但若仅仅是王女士一句话,则成不了定论。历史研究不是这样做的。 作为“八五事件”的研究者,迄今为止,我没有看到新的证据可以推翻已知的批斗校领导的策划人/发起人:“高一某班”部分干部子弟。高一某班即高一三班,王友琴为该班学生。其实,在她最早一篇关于“八五事件”的文章《女性的野蛮》中,对同班部分同学如何策划和发起批斗校领导,是有翔实生动记述的。文中不但真实地再现了文革初期的语境以及符合该语境的王本人的思想活动,也写下了本班同学发起斗“黑帮”的详细情节:“……一天下午,这一派(指高一三班一部分干部子弟---叶注)的一些同学在教室开会,‘我们要坚持斗争大方向’,‘走,斗黑帮去。’”。关于她本人当时的情况,她是这样写的:“我不是红卫兵,不是因为我拒绝当,而只是因为没有资格。见班上同学去打黑帮,我却无事干,就下楼去看。”遗憾的是,在后来的文章中,王友琴不再提及本班同学,仅以“高一年级红卫兵”代之,变得语焉不详了。 我最近得知的新材料,如梅树民老师(当天被批斗五位校领导之一)的回忆,及高一三班顾湲同学的证词,都进一步证实高一三班部分学生在“八五事件”中从始至终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个做历史的,不仅要力求所掌握的材料接近历史事实(“力求”、“接近”而已),且须将所研究的历史事件放到它所处的历史场景与语境中去加以审视。我认为,把握“八五事件”的关键,是把它放到当时文革风云突变的大局中去,尤其须注意具有中国政治特色的“上中下”(“中央”“市区”“基层”三级)这一维度。我对“八五事件”的解释框架,是将它放在前辈学者王年一先生所说的“文革再次发动”。 王年一先生认为1966年8月1号到12号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标志着文革的“再次发动”,此次发动有别于该年6月初以发表北大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为标志的文革初次发动。我在《卞仲耘之死》一文中认为,“再次发动”的时间应自毛泽东7月中下旬返回北京始,并可以伸延到同年秋天,包括毛八次接见红卫兵的宏观背景中去(于光远先生认为它像一场最高领袖引发的“十级政治大地震” ),来审视上层的政治剧变对一个基层单位(女附中)的冲击和影响。在如何评估来自上层的冲击和影响这一关键问题上,我和王友琴也有很大区别。我是通过审视“文革再次发动”来理解“八五事件”的。我认为,暴力在“再次发动”中有重要功能,“八五事件”是暴力在一所校园的具体体现。 卞仲耘校长的死亡发生在“文革再次发动”的关键节点上:此前的7月底,返回北京的毛泽东下令撤销工作组;八月四号,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摊牌,八月五号当天,毛泽东撤销刘少奇此前反对“乱斗”的指示,并以“超级造反派”的姿态写出“我的一张大字报”。 撤销工作组颠覆了中共历次进行政治运动的“游戏规则”(这里不去议该“规则”本身的问题),一时间从中央的刘少奇邓小平、到北京市委的李雪峰吴德、到市区两级具体主管文革的普通干部,全都懵了。用刘少奇的话讲,是“文革怎么搞,我们也不晓得”;用吴德的话讲,是不知道该怎么领导(北京市)文革了。这是北京高层政治在在七月底8月初的状况。 此时的青年学生被告知,要“踢开工作组,自己闹革命”,“自己解放自己”,“在游泳中学会游泳”。这里的关键词,是“自己”,青年学生们(其中有革命资格的)一下子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革命自主权”。没有了工作组的约束,唯一的权威就是“最高指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成为最流行的语录和对“革命”最权威的诠释。要革命,就不能“温良恭俭让”,这是当时很多人的信条。八月四号,北京四中一些学生自发游斗校领导,所幸没出人命。同天下午,七八个女附中学生冲进校领导所在房间,对她们一顿暴打,至今不知打人者是谁。当晚和五号上午,副校长胡志涛以“生命没有保障”为诉求上访市区两级有关单位,无人理睬。她的经历反映了此时市区两级(“中层”)“不作为”的状况。胡校长哀叹,“工作组走了,没有人管,有什么办法?。” 八月五号,卞胡两位校长回到已经弥漫着暴力气息的女附中校园时,是做了赴死的准备的。(胡校长的一位孩子亲口对我讲,母亲和“卞阿姨”8月5号都穿上接待外宾时才穿的服装,是准备赴死的。) 是高一三班,而不是其它班发起批斗校领导,是有偶然性的。她们班不发起,别的班也会发起,不是在八月五号,也会在六号、七号……,因为学生自主发起批斗活动是“文革再次发动”中正合其时的“革命行为”。而批斗活动伴以暴力,则有必然性。这个必然性,就来自“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一位“八五事件”目击者在看到校领导被殴打体罚时,心里想的就是这句话。那一代的青年学生,哪个对这段语录不是耳熟能详? 文革“再次发动”是以“天下大乱”作为指导理念的,暴力与“乱”如影随形,成为“再次发动”中最具标志性的特点之一,发挥着通过威慑打开文革局面的功能,因此被文革最高领导者听之任之,受到纵容。 也因此,卞仲耘胡志涛等五位女附中校领导在劫难逃,就像杨滨(北京四中校长)沙坪(北京女三中校长)和其他许许多多学校领导一样,成为文革“初次发动”(以北大聂元梓等人大字报为标志)及此后暴力急剧升级的“再次发动”中首先被冲击的对象(而非毛最终要打击的目标)。今天回过头去看,可以说“八五事件”开了对全国文革有示范效应的北京恐怖“红八月”的头儿。一开头,就做绝了。 以上是我对“八五事件”/卞仲耘之死的基本认知。
二.“核心群体”和我们大家 文革开始后、特别是工作组进校后,女附中出现了一个“核心学生群体”(以下简称“核心群体”),它以工作组主持下成立的学生代表会为主要组织形式。在写《卞仲耘之死》时,我对这一群体在工作组撤离后的状况及其在“八五事件”中的表现做了考察。工作组因为当了文革运动的“灭火队”(毛泽东语)而突遭撤离后,“学生代表会”/“革委会”(以下简称“代表会”) 的合法性在事实上成为问题。在当时的情况下,工作组不可能在撤离之际做任何转移“权力”的交待,因为这样做不符合中共的组织原则。原代表会主要成员一方面由于“跟着工作组犯了错误”而困惑迷茫,并感受到此前反工作组的学生,给她们以很大压力。 工作组的后面,是团中央和邓小平的明确支持。工作组的撤销,证明了这些学生是“正确”的,而“核心群体”则“跟着工作组”犯了错误。“反工作组”学生中“革干、革军子弟”比例很高。在工作组撤销后“血统论”甚嚣尘上的形势下,这些人更显强势。在北京城区中学里,像女附中这样在学生中有一股“反工作组”力量的现象比较少见。 反工作组学生的存在对工作组期间女附中文革的走向(包括6月21号、22号两天“揭批”卞仲耘等校领导的大会),工作组撤销后高一三班发起批斗校领导,以及某些反工作组学生给刘进宋彬彬等人带来的思想压力等,都值得进一步探究。 从王友琴《女性的野蛮》一文看,撤销工作组后高一三班一些“革干革军子弟”的失落,与她们发起斗争校领导有某种直接的联系。王友琴是这么写的:“保工作组的一派人多势众……但在工作组问题上,却已显得不够紧跟潮流,有些冷落……一天下午,这一派的一些同学在教室开会,‘我们要坚持斗争大方向’,‘走,斗黑帮去。’她们这样说,似乎这可以使她们摆脱因工作组问题而产生的困境,并以此进一步证明她们的革命性。” 同时,反工作组学生的存在(有些人是刘进、宋彬彬的同班同学),则使刘宋等人“犯错误”的感觉更加直接和强烈。8月19号刘进宋彬彬宣布退出女附中文革领导岗位,与此有直接关系。一方面,这些政治正确者给她们以压力;另一方面,“对联”在此刻的横空出世,又在无形中赋予出身红色血统的她们以“天然革命者”的资格。 换句话说,工作组撤离后,“核心群体”一方面“泄了气”,一方面被“加了码”。这一“泄”一“加”中,“泄”的作用力更为强大,因为它来自最高层;同时,被“血统论”加码的,是全体“红五类”,这些人的革命资格一点儿不比“核心群体”差,这其中就包括发起批斗校领导的高一三班那些革干革军子弟。 此时,原代表会的个别主要成员自作主张不再任事。这不但反映出当时“自己解放自己”的空间,也说明工作组时期作为整体的代表会已不复存在,这也是为什么我用“核心群体”这一概念。原代表会主席刘进为首的大部分成员仍然怀有“继续参与运动的愿望”。此时如果她们也像别人那样急流勇退,也不会有人拿她们问责。刘进等人没有退出运动,是要在运动中继续发挥作用,只是此时她们的身份已经有些尴尬;更重要的是,由于工作组的突然撤离,她们感到“失去领导失去方向”,用刘进的话说,“我们这些保工作组的同学感到十分茫然”。这种迷惘的心情反映出骤然间剧烈动荡的政治大局对这些青少年的心理冲击。对一个群体的深入考察,不能不将之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也不能不触及其心理状态。 我将七月底工作组突然撤离后女附中的形势描述为“混乱、失序和相当程度的无政府状态”。这里说的“混乱”,也包括思想层面上的;在“无政府状态”前面,我加了“相当程度”的界定词,是因为“核心群体”并没散摊儿,其主要成员还有意愿“继续参与运动”,在大多数学生中也仍然享有相当的威望,但要说她们是“货真价实”的女附中“权力机构”(“权力机构”是王友琴的说法),则是无视来自最高层的“十级政治大地震”对一个基层单位造成的强烈震撼,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在“八五”之后的第三天,刘进等人重整旗鼓,成立了一个叫“筹委会”的机构来主持女附中文革,实质上是欲摆脱工作组阴影、重建合法性。换句话说,“八五事件”恰恰发生在女附中权力不甚确定的短暂的灰色过渡期。 在今年一月十二号召开的女附中师生见面会上,针对刘进、宋彬彬道歉“没有保护好老师们”,不止一位老师说“八五事件”不是刘进等人能够控制的,也不是她们的能力和水平能够正确处理的。有的还说,她们“承担了其实不该承担的责任”。这不仅是老师们的宽容大度,也因为他们充分了解骤变的上层政局对小小女附中的冲击,说的是历史亲历者的实在话。 如何看待以刘进为首的“核心群体”在“八五事件”中的表现,是个见仁见智的事。我的看法是:她们“劝阻无力,抢救迟缓”。最近有人指责她们仅仅是对暴力行为有所劝阻,而并没有断然制止批斗活动的进行。这么说是太不了解当时的政治氛围。在领袖高调号召青年学生“踢开工作组、自己闹革命”的情况下,刘进等人不可能制止同学自发起来“闹革命”。事实上,不具备对批斗活动的否决权也说明了她们的地位和当时的形势。她们能做的,就是说些“斗黑帮可以,不许打人”之类的话。前一天的八月四号,当北京四中出现学生自发批斗校领导时,该校的“学生领袖们”也是用类似的语言劝阻打人的---这是以接受阶级斗争合理性为前提下讲政策的说法(当年又有几个人敢质疑阶级斗争的合理性?)。在最高领袖已经明令抛开政策时还讲政策,只能是软弱无力的。在随后而来的“红八月”高潮中,连出来呼吁“要讲政策”的人也极少了。 从卞仲耘不堪折磨倒下,到她最终被送进近在咫尺的邮电医院,中间大约有至少两个小时左右的耽搁,对卞仲耘“抢救迟缓”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果说“核心群体”无法反对批斗活动的进行,在暴力出现时也只能做些无力无效的劝阻,那么当人倒下了,当批斗活动组织者不见了踪影、一般学生纷纷散去之后,也只有她们和少数政治上“过硬的”(政治上没“问题”的)教员能够出面“收拾残局”了。这两部分人确实几乎同时出现在已经气若游丝的卞仲耘身边,共同将她送往医院。此时,已经是暮色苍茫了。 在调查中,我曾多次询问刘进,你们在卞校长倒下后,到最终送她去医院,这中间大约二个小时里在做什么?为什么耽搁了如此之久? 刘进的回忆是,一旦听说卞校长躺在后院小车上,她即刻赶过去张罗送医。此前她人在东楼原工作组办公室里,但做些什么,她已经记不清了。 没有证据表明,刘进在一旦知情后延误了送卞仲耘去医院的时间。 其他“核心群体”成员是否更早就知道卞校长倒下了?根据现有的材料,我取存疑态度。最近有人在文章中提出与此相关的问题,在此我特作说明。在发表于2006年的《卞仲耘之死》一文中,我谈到王晶垚先生2002年给我看的他与宋彬彬的谈话记录,我的文章是这样写的:“在1967年某日与王晶垚先生的谈话中,宋说,她在卞倒下时看到了,但是在距离现场较远的地方。看来她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卞情况的严重性。宋显然不是核心群体学生中唯一知道情况的人。” 在这段话下面,我有一个注释(第29页注3):“在此我愿感谢王先生让我看他对宋彬彬的采访。王先生不记得采访的具体时间,大约应在1967年的某天。从采访的内容和语气看,该访谈具有一定的可信性。事发后,王晶垚先生就卞死事件采访了若干人,包括原女附中工作组负责人。” 2012年这篇文章收进《故事不是历史》一书时,我在原注释之后加了一个新注:“就王先生当年对她的采访,我曾在本篇文章发表之前和之后多次询问宋彬彬。她说她反复搜索自己的记忆,无论如何想不起来她在卞死后见过王晶垚先生并同他谈过话。宋说由于王先生的身份,如果有过这次见面谈话,她应当记得,但她确实毫无印象了。在我听来,宋彬彬的说法有一定道理。在这里,我将这次王先生对宋彬彬的访谈做为一件“疑案”留存。——作者新注。”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在王先生的记录里,宋彬彬提到她从远处看到卞倒下时,卞身边有其他核心群体成员(不是刘进)。 反省我们这代人在文革中的表现,我深感对生命的冷漠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以女附中为例,“八五”动手打人的毕竟是少数,但在暴力批斗校领导和卞校长倒下之后采取观望态度的,却不是少数,在“八五”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淡忘了卞校长之死的,也不是少数。我的同学冯敬兰说,她一个当年被剥夺了“革命”权利的“犹太人”,为什么也要向卞校长的塑像鞠躬道歉,就是因为卞校长倒下后,她什么事都没做,如今感到自责。2001年我第一次见到卞校长丈夫王晶垚先生时,写下了“作为女附中的学生,我感到有罪”一行字,就是因为如果当时在现场,我决不敢上前阻止暴力,也不会在卞校长倒下后,有勇气出面将她及时送往医院。近年来校友罗治等人集资为卞校长塑像,最终有将近五百名老三届学生捐款,其中应不乏在多年后想起“八五”而心怀愧疚的,虽然当年大家各有没去阻止暴力没去抢救校长的理由。我们都是历史的当事人。在一定意义上,为卞校长立像表达了我们大家共同承担历史责任的意愿。 一月十二号的会议上,代表会主席刘进和副主席宋彬彬含泪向卞校长和其他四位“八五”挨斗被打的校领导及她/他们的家人道歉,她们代表的,应该不仅仅是个人,而是所有愿意承担历史责任的女附中老三届人。这样来理解,才更加有分量,也更加有意义。
三.故事的魅力 我始终认为,就“八五事件”本身而言,宋彬彬是个“伪命题”。宋是“核心群体”的重要成员,刘进的主要助手,在“八五”之前和“八五”当天,她没有突出或有别于该群体其他人的言行举止,无须对她个人加以特别关注。 应该说,我与王友琴在对“八五事件”解释上的重要区别之一,是在对宋彬彬作用的评估上。在王关于“八五”的叙述版本中,宋是中心人物。她的说法是这样的:“八五事件”是红卫兵行动,宋彬彬是红卫兵负责人。读者会很自然地沿着该文逻辑得出结论:作为负责人,宋应负主要责任,甚至会进一步联想到,主要负责人理所当然是带头打人的人。在王文里,没有提及任何一个批斗发起班高一三班学生的名字,而宋彬彬的名字则出现了十次。最近发表在“共识网”上美国加州大学历史教授Emily Honig给王友琴的电邮中,就认为王友琴对宋彬彬在“八五事件”中作用的写法,容易让读者产生“误读”。Hogic教授写过分析文革中女性暴力的文章,其中涉及女附中“八五事件”。因为事实不准确,她曾在一家美国学术刊物上给宋彬彬公开道歉。 几十年来,直到今天,宋彬彬始终是公众注意的焦点。这一番“八五事件”获得社会广泛关注后,网上网下争执不休的,是宋当年的责任和今天的态度;媒体报道的切入点也是“开国上将之女宋彬彬”,而近年来由于关心“八五”陆续走到一起的若干名女附中校友,则被冠以“宋彬彬团队”之名。宋彬彬成为人们认识“八五事件”的基本视角。显而易见,王友琴以宋彬彬为人物主角的“八五事件”版本得到了大批国人的认同,连一般公认的严肃学者谈论起女附中事件,也是张口“宋彬彬”,闭口“宋彬彬”,看来宋已牢牢地根植于人们的意识(甚至潜意识)中,且有代代相传的之势(“70后”袁腾飞就拿宋彬彬说事儿),近年来,由于互联网的发达,“打人凶手”宋彬彬/“宋要武”的传言更是不胫而走,看来要去除几乎是不可能了。 宋彬彬为什么有如此强大和持久的“魔力”? 一个重要原因,是莫须有的“宋要武”害了大活人宋彬彬。1966年8月18号,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将“红卫兵”袖章戴在毛泽东臂上,一举成为风头强劲的红卫兵之“脸”;伟大领袖的一句“要武嘛”,被世人理解为对宋的钦赐更名,不满十九岁的宋彬彬给毛带袖章的照片也成为“十年文革最著名的logo”。懂得市场营销的人知道,一个能抓住“眼球”的logo价值无穷。 “八一八”之后紧接着的是令很多人想起依然心悸的北京“红八月”暴力高峰,“要武”霎时间成为成千上万臂戴“红卫兵”袖章“革命小将”的行动,在很多如惊弓之鸟的百姓心中,“要武”传递的是鼓励暴力的信号。随后,更出现了很可能是源自湖北武汉的“宋要武”打死七、八个人的传言。 我们已经知道,宋给毛戴袖章带有相当多的偶然性。 在《卞仲耘之死》一文中,我将“宋要武传说”看作文革中最著名的“迷思”(myth,也是我们通常说的“神话”),在文章的结尾处作了一些讨论。由于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宋彬彬在“八五”参与打骂侮辱校领导,也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王友琴对宋彬彬在当天批斗活动中“负责”作用的指控,在我对“八五事件”的讨论中,没有对宋彬彬个人给予特别关注。作为一个研究历史的,我那时对“神话”/“故事”的兴趣不大。 有些没想到的是,我的《卞仲耘之死》中译文2007年秋在网上发表后,随之而来的是很多人对我的围攻谩骂。挨骂不是因为我“文革再次发动”的解释框架(似乎无人注意),而是因为我“替宋彬彬说话”。于是有人说,叶维丽是“红卫兵”,是宋彬彬的“朋友”,是在为红卫兵洗刷罪恶。直到今日,这种指责仍然延续不断。 我由此领教了“神话”/“故事”的巨大威力,开始琢磨为何如此,并在两篇文章中加以探讨。 此番“八五事件”引起公众广泛关注后,我更加认真地思考史学家书写的“历史”与民间“传说”/“故事”之间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指导老师”是美国史学家Paul A. Cohen(中文名字“柯文”)。他的著作《历史三调》给我以很大启发。 所谓“三调”或“三个钥匙”(3 keys),是指人们可以通过三种不同的方式“认识”已逝的“过去”:亲历者的经历,神话/故事,历史学者的著述。对我们理解“宋要武传说”有参照意义的,是后两种方式。 在柯文看来,神话/故事并非是无中生有,完全虚构的,但它从根本上不尊重历史事实的复杂性和多面性,而呈简单化、本质化(essentialization)、黑白分明的特点;它不是在严格求证的基础上做出言之有据的解释,而是拿历史“说事儿”,“借史喻今”,为达目的往往不惜扭曲或无视基本史实。神话/故事所以能够流传久远,是因为它往往表达了人们心中受到压抑的诉求,甚至可以成为人们批判现实的“武器”,因而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成为一些人坚守的“信仰”,触犯它会激起“众怒”。最近,柯文又探讨了“大众记忆”(popular memory)与“故事”的关系:大众记忆是人们愿意相信的“历史”,或曰故事,它与史家经过严格考证的“历史”偏差极大,却具有十足的魅力。史家道出的事实并非总是遂人心愿,得出的结论也并非总能给人以力量;神话/故事则对一般公众更有吸引力,也更加“给力”。 柯文特别说明,上述三种与“历史”联系的方式都有存在的价值,都不容忽视。 我注意到,自从柯文出版《历史三调》后,他已将学术研究的重点转向考察民间传说/故事的流传衍变,并从一国(中国)扩展到多国。他越来越重视“故事”与“历史”的关系(story-history relationship),也越来越意识到,史学家笔下的“历史”无法与“故事”的魅力相匹敌。之所以如此,恰恰因为“故事”可以不受史实约束,“与时俱进”,在历史重要关头发挥作用(或予人警戒,或给人以鼓舞和力量)。一个“好故事”在中国的例子是“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它在20世纪不同的危机时刻给国人以激励。如果说史家笔下的“历史”是“灰色”的,“故事”则“生命之树常青”。今天,我们对“故事”为何有超越时空的持久魅力还缺乏足够认识,也许它反映了人类深层意识里的需求,并非那么“理性”,但历史工作者一定要对它有足够的重视。 之所以在这里引述柯文,并不是因为我认为公众对宋彬彬经久不衰的兴趣可以与勾践“卧薪尝胆”在中国“大众记忆”中的分量相提并论,而是因为经过几十年的发酵,“宋彬彬/宋要武”及相关的种种说法已经具备“故事”的要素和特点,具有柯文所说的“主观的真实性”(subjective truth),挑战它们会引起一些人强烈的情绪反应。史学家书写的历史不会有这种效果,也往往和公众没有这种关系。 我曾经说过,在王友琴的版本中,“八一八”宋彬彬在天安门给毛泽东戴“红卫兵”袖章改写了女附中的“八五事件”。一年多前,刘进曾当面问王友琴,为什么要将矛头指向宋彬彬,而作为当年女附中学生“带头人”的她自己则变成了“宋彬彬”后面的“等人”(“宋彬彬等人”)。王友琴的回答是,宋是“公众人物”。 这不是一个历史学者的逻辑。宋彬彬成为所谓的“公众人物”是“八一八”之后的事,八月五号时她只是“核心群体”的一名成员而非主要负责人。后面发生的事情(“八一八”)可以给前面发生的事情(“八五”)赋予新的意义(“八五”可以被视为“红八月”的开端),却不能改写已经发生的基本事实。但是,突出“八一八”给毛戴袖章的宋彬彬,可以将女附中校园与天安门城楼和中国政治大舞台连在一起,极大地提高“八五事件”的“故事性”。特别是“宋要武”之名,容易让许多人认为宋是因为打死校长而被特别邀请上天安门的。在她的文章中,王友琴未经调查即认定宋彬彬改了名叫“宋要武”,而且说她“来自第一个打死了校长”的学校,从上下行文中给读者以宋彬彬上天安门与此有关的印象。这样来写,加强了“故事性”,但缺少一个研究者的严谨和严肃态度。 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讲,最成问题还是后面发生的事情改写了前面的史实。遗憾的是,在中国乃至世界,这种的情况太常见了,王友琴犯的是个极为普遍的错误。 这个普遍错误背后有深厚的“群众心理基础”。就说1966年秋“宋要武”打死七八个人的谣言吧,它所以能在大江南北迅速传播,反映了文革“再次发动期”国人生命安全感的缺失和对暴力的恐惧,背后是集体性焦虑。很可能就在那时,宋彬彬/宋要武就根植在国人的意识(或集体无意识)之中,成为“红卫兵”暴力的符号(宋彬彬1968年去内蒙插队时,她“杀人放火、强奸妇女”恶名也跟着到了内蒙)。但凡“故事”中人,都不是有血有肉的活人,而是符号和类型(stereotype)。宋被“符号化”自1966年始,迄今已有近半个世纪。九十年代王友琴关于“八五事件”的文章,是在继续强化已经被符号化了的宋彬彬。 要挑战一个“好故事”和作为故事中心的符号人物,何其难也。我们要面对的,不仅仅是讲“故事”的人,还有其背后广大的“听众”。 我对给宋彬彬彻底“去符号化”不乐观,我甚至认为荒唐离谱的“宋要武传说”还会继续流传下去,成为关于文革的“经典”故事。柯文教授一系列的著作让我明白,“故事”不仅是人类与“过去”、更是与“当下”发生联系的一种重要方式,要承认它的位置和功能。同时,我也要接受,与一个“好故事”的影响力相比,严肃的学术著述往往处于劣势。但即便如此,我只会做历史,不会讲故事,坐“冷板凳”也好,受误解攻讦也罢,我不改初衷。 一个故事能够被一代代人口口相传,一定有它的道理。符号化的宋彬彬如此有生命力,背后有复杂的政治、社会乃至心理等多方面的原因。这里,我想捡出两条来说:一是文革后国家不成文的“历史政策”,二是宋本人的高干子弟身份。如果用几句简单的流行语来概括文革后的“历史政策”,那就是:“林彪四人帮”,“宜粗不宜细”,“向前看”。文革后给卞仲耘昭雪,说她是受“林彪、四人帮”迫害而死。王晶垚先生不服,十数年坚持状告对抹黑迫害卞校长“功劳莫大”的外校成年人袁淑娥,但一次次地被检察院驳回。1980年代,参与北京市委组织调查文革期间中小学命案的刘秀莹(原女附中副教导主任)接到“上面”通知,要她将所有案卷封存上交。文革后受害人家属上告不果、已开展的命案调查半途而废---这样的情况绝不是个别和孤立的,而是有关文革“历史政策”的具体体现。没有司法正义,没有来自各级政府的关怀抚恤,没有国家最高当局的诚恳道歉,只有一纸纸语焉不详的“平反”通知,一笔笔的糊涂账,然后要大家一起“向前看”---这就是我们对待文革中数百万冤魂的态度。 我有一位“发小”,父亲在文革中被迫害,死在我从小生活的大院里。多年后,有人给我看了他父亲去世时的照片。回到熟悉的院里,我突然感觉异样:这个院子有血腥气。几天后的一个深夜,那位朋友打来电话要看照片。我劝他别看了,用的是“向前看”的逻辑。他坚持要看,我无语。如果是他,我也会坚持。放下电话后我想,我们是个受过伤的民族,伤口并未愈合。 今天回过头去看,我们对与文革有关的“历史政策”的负面效应看得越来越清楚。王晶垚先生高声表达出来的激愤,反映出无数文革受难者家人心中从未真正化解的心结。 因此,不管王先生对我本人有什么误解和指摘,我过去、今天、和将来都对他和他的家人抱有发自内心的同情和理解。这里,我的身份是我们这个遭受过巨大苦难民族的一员。 也正是因为“宜粗不宜细”,女附中“八五事件”以及其他许许多多事件没有得到认真调查和妥善处理,导致各种谣传和“故事”流传至今。半个世纪后,宋彬彬仍在为国家未偿清之债付出代价。最近一篇报纸文章认为,不同政治立场的人都“期望她永远做那个符号性质的人”。作为“符号”的宋彬彬成为“背黑锅”的“替罪羊”,众人的“出气筒”,为数众多的人乐于看到她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除了国家关于文革的“历史政策”,宋彬彬被符号化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她的高干子弟身份。王友琴就对此刻意突出、反复强调,连宋任穷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都似乎与女儿上天安门有某种联系。我和朋友曾经议论,如果给毛泽东戴袖章的是焦裕禄的女儿焦守凤---这个可能性在当年是存在的---而不是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国人还会对一个当初的青年、今日的老妪保持近半个世纪不衰的兴趣吗?答案是否定的。宋的高干家庭背景是“好故事”的一个要素。“红八月”时在京城抡皮带打人最凶的往往是干部子弟,因为当年“革命”是要有资格的,而今日的红二代/官二代中为数可观的人对权力和财富的追逐则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老百姓将这一切看在眼里,记在心中,只怕今日的反感情绪比起当年又不知要强烈了多少倍。本人并无劣迹的宋彬彬承受的是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对她所属阶层越积越深的不满,在两个非常不同的时代里均不幸成为公众眼中“红色衙内”的代表和符号。 此番舆论对宋彬彬的态度,反映出今日中国社会尖锐的矛盾与对立。 同时,从网上某些人对我和几位朋友的评论中,我也嗅出“血统论”的味道:对我的批评不是看我的论据是否充足、论证是否合理,而是企图从我的家庭背景中找出我“为红卫兵辩护”的动机;曾经辛辛苦苦帮助王晶垚先生整理材料的于羚成了“红外围”(典型的“文革语言”);当年身为“犹太人”的冯敬兰,则受到一些人对她人格尊严的侮辱和践踏。“身份”在今天的重要性似乎并不亚于动辄问人“什么出身?”的1966。我们这个社会进步了吗?
(未完待续)
【专稿】
宋彬彬道歉之后 ——五种声音,一个背景
启 之
宋彬彬的道歉及女附中团队的集体发声,引起了轩然大波。一时间,群情汹汹,议论蜂起,唇枪舌剑,派别林立。发生在48年前的“八五事件”,演变成了今天的公共话题。南方周末评论员把不同的派别,分成击节者、嫌弃者、嘲讽者三种,这个分法概括不全面,表述不明确。在我看来,不同的观点至少包括五种:1、赞成,2、反对,3、谴责,4、还不够,5、借题发挥。下面详析之。 1、赞成派。这一派大致包括三种人—— 第一种人是女附中的老师和宋的校友。他们肯定宋彬彬的道歉,认为,宋劝阻了打人者,抢救了卞校长。不应该追究她。四十多年来,她替别人背黑锅,生活在阴影之中是不公正的。 但是,这种声音很小,外界鲜有所闻。 第二种人是社会人士。他们或着眼于道德意义——宋的道歉有益于国民反省。宋之一小步,中国一大步。或着眼于效果——宋打破了信息封锁,将文革放在聚光灯下,使罪魁祸首无处遁形。 或着眼于转型正义——文革中的作恶者无计其数,而道歉者凤毛麟角。苛责道歉人,本身就可能不公。或着眼于法理——指责宋假道歉真辩解没有道理。道歉者有权自辩。 第三种人是文革研究者。他们了解事实真相,知道历史的复杂性。针对社会上流传的“老红卫兵乘机翻案”“红二代占领道德高地”的说法,他们指出,这次“道歉-反思”活动的参加者,并非都是老红卫兵和红二代。其中有不少是在文革中受打击迫害者。 针对实验中学把宋被选为“知名校友”,并以宋给毛戴袖章为荣的指责。他们指出,宋在校庆活动只是一个被动的角色,以宋给毛戴袖章一事为荣的是校方。此事正说明学校负责人对文革的无知。 针对舆论指责刘、宋隐瞒真相的说法,他们指出,刘进、宋彬彬作为“八五事件”的当事人,只有澄清相关事实的责任,没有调查并公布全部真相的资格和能力。 针对有人怀疑宋的动机,指责她辩解的说法,他们指出:“揣测动机没有必要,没有意义……道歉时可以做出说明和辩解,因为我们的一切评论和判断都必须基于事实。宋彬彬尤其有权利、有必要对过去发生的事作出说明,还原历史真相。 “任何一个道歉人都有权为自己辩护,道歉并不意味着彻底放弃澄清事实的权利,自辩本身就属于追究真相的一部分。……道歉者的自辩不仅是权利,在诸多不实指控中,甚至还是澄清事实真相的义务。” 2、反对派。这一派大致包括三种人—— 第一种是某些当年的老红卫兵。几个月前,他们化名出现在北京八中校友网,大骂陈小鲁。现在,他们又骂宋彬彬,并以各种方式向她施压。 第二种人是“毛左”。在他们看来,文革是好的,毛泽东是对的。今天的贫富差距和腐败成风,证明了“走资派还在走”。道歉会误导年轻人,把刘邓和红卫兵的错,栽到毛的头上。 第三种人来自社会人士。他们认为,现在的大方向是肃贪反腐,宋的道歉转移了大方向,干扰了中央部署。 3、谴责派。这一派包括各种人:激进人士、“公共知识分子”、愤青、政治上的左、右翼、文革中的造反派、民族主义者,等等。谴责派的理由很多,归纳起来大致有六: (1)阴谋说:说法之一:陈小鲁、宋彬彬的道歉都是国家有关部门的精心安排,旨在舍卒保帅——把文革首恶的罪行转嫁到革命小将身上去。说法之二:宋彬彬为了掩盖罪行,由与王家相熟的叶维丽出面,骗取王晶老的信任,以帮助他整理材料为名,派遣于羚潜伏王家,长期卧底,“掌握了王晶垚的全部资料之后,他们便开始有计划地篡改有关卞仲耘之死的历史事实。” (2)作秀说:宋的道歉是一场道德秀。 (3)辩解说:宋是假道歉,真辩解。 (4)掩盖说:宋的道歉掩盖了“八五事件”的真相。 (5)包庇说:宋的道歉包庇了打人凶手。 (6)否认说:宋的道歉是“文革虐杀否认派”的大暴露。他们否认的,“就是文革中红卫兵大规模、群体性虐杀的事实真相。” 在这六种说法中,“阴谋说”最搞笑。与其说它是在谈文革历史,不如说它在搞文学创作。“作秀说”最经不住推敲。宋之道歉引来了“老兵”的反对,“毛左”的咒骂,上下左右的谴责。与其说她作秀,不如说她自找苦吃。“辩解说”不无道理。宋的道歉确实有辩解的成分。问题是,她有没有辩解的权利?她的辩解对揭示真相有没有好处?“否认说”最不讲理。它罔顾事实,横扫一切。在它的笔下,不但叶维丽、印红标、卜伟华、徐友渔等文革研究者成了“否认派”,而且把卡玛(Carma Hinton)和冯翔(南方周末的记者)也归入其中。甚至卡玛的父亲韩丁、母亲史克也受到了株连。“否认说”对文革大批判的复归,引起了众多的反感,以致连一直为王友琴说话的胡平,都认为“用‘否认派’这种称呼未免简单化”, 并且批评力主此说的亦虹“信口开河”。 在这六种说法中,“掩盖说”最复杂最细微,也最让局外人难以判断。它指的是“八五”前女附中是否成立了红卫兵?殴打卞校长的是不是红卫兵?宋是否参加了红卫兵?宋是不是揪斗校领导的组织者?是否劝阻过打人的学生?是否将卞校长送到医进行枪救?是否改名“宋要武”等具体史实? 比如,张敏对宋彬彬没有参与打人,还对打人者作了劝阻的说法,“部分存疑”。 陶洛诵则认为宋彬彬当时说了“杀杀她们的威风也好”一类的话。 而更多的女附中师生则证明宋彬彬确实进行了劝阻,并没有听到过她说这句话。 再如,王友琴认为,毛接见宋彬彬之后,宋改名为“宋要武”。而宋彬彬和她的同学则证明,她从来没有改过这样的名字。王友琴又以给医院作担保的7人名单为证,说“这7人中有6人是红卫兵学生。名单上的第一个名字是宋彬彬,该校高三学生,红卫兵负责人。” 事实是,这个名单上的第一个名字是女附中的老师李松文,宋的名字写在最后。更重要的是,她不是学校红卫兵的负责人。 “实际上,在卞仲耘之死的当天,北师大女附中是否成立了‘红卫兵’都是一个问题,” 在这一公共事件发生之前,在不断披露的史料和考证详实的论著中,就已经得到了有力而明确的回答。但是,对于不了解内情的人们来说,“掩盖说”仍然很有迷惑力。 在这六种说法中,最有力的是“包庇说”。其代表性言论如:“你们称两次劝阻打人,可事到如今,你们却说不出一个打人者的姓名?你们是真的劝阻了吗?如果是真,你们就应该知道打人者,而你们不说,就是包庇。” 还有一种质问,似乎更命中要害:“如果说,宋彬彬是高三的,不认识打卞的高一和初中的学生,那刘进调查了一百多人,难道还不知道打卞的凶手吗?” 刘、宋和女附中团队,在这些质问面前选择了集体沉默。 在谴责派中,激进者是主力,“公知”是先锋。激进者将宋彬彬视为“红卫兵中对文革事实的‘否认派’”。 “公知”把宋彬彬归为替“老兵”翻案,为“红二代”张目。激进者多在海外,占据自由言说之利,其言论对国内影响甚巨。“公知”多在国内,其标榜自由主义,怀抱宪政理念,追随者众。这内外两种力量相加,使谴责派在诸派之中,处于压倒之势。 “还不够派”。在赞成与谴责之间,有一个广阔的、界限不甚分明的中间地带。很多人在这个地带留连。留连的原因有多种,有人是出于“政治正确”,有人是出于中庸之道,有人是出于有保留的同情。这一派的基本观点是,宋的道歉和女附中团队的调查,值得肯定。但是,她们做得还不够。不够的理由很多:因为她是学校的负责人,因为“她任副主席的学代会参与的对卞的批判,埋下了卞仲耘之死的伏笔。” 因为她给毛戴了红卫兵的袖章,把毛尊为红司令,红卫兵的暴力从此更加势不可挡。因为她的名字引来了“要武”的最高指示,而“要武”对武斗和暴力起了推波助澜作用,“宋彬彬在道歉中并没有承认这一责任。” 因为“调查组在距真相一步之遥处裹足不前,不愿说出虐杀事件的直接责任人。” 余此等等,不一而足。总之,这一派遵循的是“疑罪从有”,而不是“疑罪从无。” 5.“借题发挥派”大体上可分两种人,一种人是朝人去,另一种人朝体制去。其共同点是对“八五事件”没多大兴趣,而是以此为引子,或指桑骂槐,或由此及彼。有人奉劝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滨以及“文革中的干将们、打手们、屠夫们,刀笔手们及早道歉是出路。” 有人借王晶老之口散布这样的信息:邓小平的女儿邓楠、邓榕在“八五”那天晚上曾找到王晶老,警告他不能说出卞的真正死因,只能说卞死于高血压。 有人称邓榕涉嫌打死了卞仲耘。 有人把矛头指向了刘少奇的女儿刘亭亭。 还有人干脆把一锅烩,把宋彬彬、邓榕、刘亭亭三人说成“八五事件”的元凶和组织者。 另外一些人则以绍介新思想新理念新学说为职志,向体制、向首恶、向十七年教育开火。 他们谈论“国家道歉”、“平庸之恶”、“转型正义”和“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借“他山之玉”——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剖析,南非等国家在社会转型经验,来说中国的历史与现实。 以上五派,并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新材料的公布,新观点的传播,诸派会分化。有的赞成派,因为王晶老的声明,转向了谴责。有的“还不够派”和谴责派则因为南周系列文章的发表,变成了赞成派。我认识一位历史学者,刚开始,他给我写电子信对宋彬彬等进行指摘:“作为当事人,仅仅以‘没有劝阻’就脱得了干系了吗?你当时压根就没想过劝阻嘛。甚至还跟着起哄了,还动手了是不是?即使是没直接打卞校长,是不是打过别人、骂过别人?……(女附中道歉者)以求得卞校长丈夫的原谅为终极目的,本身就说明了她们不想成为那个罪行的当事人,没有勇气把自己划为那个时代的‘有罪之人’。这样的道歉与其说是求得死者家属的原谅,不如说是求得自身的解脱。”三天后,他在电子信中改变了看法:“她们已经很不容易了,尤其是在中国文化中没有忏悔因子,毛左们极力反对甚至威胁的背景下。她们可以说是拓荒者。” 与此同时,反对派的阵营也在缩小——随着同情、赞成、正面评价的增多,某些社会人士也放弃了原来的立场。谴责派的中坚人物,也在随机地调整自己的立场:王友琴开始承认宋彬彬的道歉“很好,至少是个进步”,“应该欢迎”。十天后,她又认为,宋是“红卫兵对文革事实的‘否认派’。”这样的否认派的道歉是谈不上进步的。 文革纠缠改革,现实绑架历史。以上五派都来自如下背景—— 一、三十多年来的历史政策,造成了真相掩蔽,是非不清。文革的遗留问题无法得到公正的处理。一方面,清理“三种人”对造反派进行了彻底且严厉的整肃和清洗,造成了新的冤假错案。另一方面,在“红八月”中负有重大责任者,非但没有得到清算,反而当官发财,占据要津。因为文革成了禁区,造成了大面积的思想混乱,有司以防民口为职志,执政以护圈腾来延年。下有毛左为浩劫评功摆好,上有薄氏假平等蛊惑人心。使不少青年人渴望再来一次文革。 二、改革以来,官权独大,吏治败坏,腐败之风蔓延到全社会。学术造假,教授剽窃,“犬儒化”、“两面性”深入学界。孩子上好学校要送礼,动手术要研究怎么送红包。一些“红二代”承父荫,施特权,党政军集体接班,垄断政经资源。“我的爸爸是李刚”“官二代”成了特权阶层。 三、社会不公,两极分化。和谐时时高奏,维稳压倒维权。就业“拼爹”,学历不如权力。贵族、平民,学校等级森严。以职业为基础,以组织、经济、文化三种社会资源占有状况为标准,中国社会分成了十大阶层,省部级领导排第一,国企老总、经理排第二,工人排第八,农民排第九。排第一第二位的,不是有权,就是有钱,其总人数只占全国就业人数的3.7%。工人农民,换句话说,无权无钱的下层人,却占全国就业人数的64.6%。 这一背景使赞成派看到了女附中道歉-反思的启蒙意义。他们知道,一味地质疑宋彬彬的动机,一味地抓团队的小辫子,既不利于青年一代了解文革,也不利于民间反思,更不利于敦促官方改变现行政策。他们指出,“在官方压制文革反思背景下的中国,民间还有顽强破土的‘文革人’道歉焦虑,是件特别难得的事。……无论道歉的内容多么不尽如人意,都至少首先要珍视‘文革人’道歉这一现象,对道歉行为本身首先要肯定、鼓励和支持以及帮助。” 他们看到,宋的道歉是“具有极重要的政治意象”“蕴含的重大的历史意义”。它“开启了对极权政治下普遍人性扭曲的深刻反省”。 他们“希望民间的道歉活动,能够成为推动文革反思的一个契机。” 老红卫兵反对刘、宋道歉,是因为,一者他们对当年打人抄家心里有愧,二者他们担心事情闹大了,会扰乱他们平静安逸的晚年生活。至于“毛左”反对刘、宋发声,则是因为上有“保护首恶”的国策给他们撑腰,下有憎恨贪腐的民众给他们打气。 “事无两样人心别”。赞成派看重的是效果,是大节,是还原历史;谴责派看重的是动机,是细节,是群众情绪。赞成派从事实出发,以历史研究为基础;谴责派从印象、经验或理念出发,以政治诉求为目的。北大孔庆东直言:“那些红二代,飞扬跋扈,搞极左行为。改革开放之后,他们被平反,变为西化派,倒卖国家资产。今天又把他们个人的罪行推到文革头上,这才是历史的真相。” 因此,在同样的背景下,谴责派做出了与赞成派完全不同的选择——抓住了宋彬彬和女附中团队,把她们当做“老兵”和“红二代”的代表,把宋的道歉视为“老兵”为“红八月”翻案,把女附中团队视为“红二代”占了政经便宜,还要占道德高地,企图改写文革历史的一小撮伪善者、阴谋家和作秀分子。他们想通过对宋、刘,对女附中团体的谴责,控诉文革暴力,揭橥首恶罪责,批判现行政策,从而动摇执政党的合法性。 “还不够派”嫌宋彬彬的道歉--反思不够,很大程度是因为“现实绑架历史”——在文革之恶未得清算,某些红二代独占资源,某些官二代独享特权,社会心理仇富仇官的语境下,如果完全放开符号人物宋彬彬,他们在潜意识中会感到担心和害怕,担心舆论的指责,害怕偏离“政治正确”。因此,他们一定要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拒绝批准宋彬彬的道歉,不放女附中团队过关。 “借题发挥派”中的两类人,动机大不同。朝体制去的是基于历史的混沌,政改的停滞,做的是启蒙事业。而朝人去的,多是文革中受到伤害者或现实中的失意者,他们有报仇雪恨之心,无实事求是之意。没有底线,不择手段。只要为了能够泄愤出气,即使胡编乱造也在所不惜。 上述五派,“谴责派”的声音最大。一个重要原因,是谴责“达人”多在海外,他们据时空之便,占自由之利,说话著文百无忌惮。而赞成派在国内发声,不得不小心翼翼。比如,女附中的老师们说话最有分量,但是他们拒见媒体,除了身体原因外,主要是心有余悸。而女附中的大多数校友则不想趟这个浑水,尤其是看到气势汹汹的谴责之后。时空语境之不同,更使刘、宋和女附中团队特别小心翼翼,格外注意策略分寸,以便在有限且严苛的言论空间中生存。
2014-4-15 北京之北
【考辨】
关于女附中红卫兵的袖章和公章
李红云
《记忆》第102期(2013年9月30日)刊登了笔者的论文“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是何时成立的”,作为这篇论文的补充,本文谈谈北京师大女附中(以下简称“女附中”)红卫兵的袖章和公章。 文革期间,红卫兵身份的标志是臂上佩戴的红袖章,上面有毛泽东手书“红卫兵”三个字。但这三个字并非毛为红卫兵专门题写。 1966年8月18日之前红卫兵是否佩戴袖章,如果佩戴袖章是什么样的,笔者没有做过考证。但自从那天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之后,这一款红袖章就成了全国红卫兵袖章的标准样式。(唯一不同的是,给毛泽东配戴的袖章的字体颜色为黑色,后来袖章上字体的颜色为黄色。)这款红袖章的设计和制作就出自于女附中红卫兵之手。 根据刘进校友2006年的调查 ,其制作的情况大致是这样的: 8月18日前两天,女附中筹委会接到上面通知,要组织师生在8月18日到天安门广场集会。接到通知后,学生们开始了紧张的准备,主要是制作红卫兵袖章和标语牌。当时的袖章样式并不统一,制作的方法也不一样,例如,有的同学是直接用毛笔仿照毛泽东的字体写上去,也有绣上去的。8月17日那天,有同学凑到一起制作袖章。她们从毛泽东不同的题词中摘取了“红、卫、兵”三个字,其中“红”字来自“红旗”杂志的刊名,“卫”字为繁体,好像是给卫生部的题词。她们将找来的三个字凑到一起组成了“红卫兵”。然后,一个会木刻的同学将这三个字刻在三合板上,制成了模板。 在买棉布需要布票的那个年代,红布并不容易找到。于是,一些同学把礼堂里的红色横幅、表演服装,甚至红领巾裁剪成了布条,然后在准备好的模板上涂上墨汁印刷。这就是为什么8月18日那天给毛泽东戴的袖章上的字是黑色的——它是墨汁染的。 开始制作时由于掌握不好,出了很多废品。匆匆制作的红卫兵袖章虽然粗糙,但还是在8月18日凌晨出发前发给了各班的红卫兵,还有些来不及印字的红布条也发了下去。 笔者8月18日也随女附中红卫兵的队伍去了天安门广场,那天笔者佩戴的是红袖章还是红布条已经记不清了,但笔者保存了女附中红卫兵统一发的袖章。 图1:笔者保存的女附中红卫兵的袖章
这枚袖章长约30厘米,宽不足9厘米,明显窄于后来流行的宽度。这是因为布料不足,剪裁窄一点就可以多做几条。袖章的材质为当时比较多的人造棉,因为当时买人造棉不需要布票。 注意看一下毛泽东佩戴的这个袖章就会发现,袖章的边缘是没有缝边的,即俗称的“毛边”,这是因为制作匆忙的缘故。笔者问过好几位保存袖章的校友,她们的袖章也都是没有缝边的。图2为一位校友提供的她保存的袖章 ,字体与笔者保存的完全一样,正所谓“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字的颜色也是黑色的。 图2:为一位校友提供的她保存的袖章 至于笔者的袖章为什么是缝了边的,我已记不清了,不排除是后来缝上的。 需要指出的是,宋彬彬给毛戴的袖章上“红卫兵”三个字是黑字的,因为是墨汁染的。但后来公开发表的那张照片很多都改成了黄色。笔者当时发现《供销合作通讯》1966年第10期的封面用的是黑色字体的袖章,于是特地保存了下来。 图3:《供销合作通讯》1966年第10期封面照片上,毛佩戴的红卫兵袖章字体为黑色。 还需要指出的一点是,与校友的袖章不同的是笔者的袖章上加盖了一个女附中红卫兵的公章。 关于加盖公章的事,笔者还有印象。 因为我是住校生,晚上不用回家,1966年8月的一天晚上,具体时间记不清了,从制作袖章的时间来看,应该是在8月18日以后,我在学校某间教室或办公室里,红卫兵的公章不知怎么就到了我的手里。十四岁的孩子,可能第一次拿到这种东西,出于好奇或者好玩,我就拿着刻有“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红卫兵”的公章盖起来。究竟盖了多少记不清了,现在保存下来的一共有四处,分别是:红卫兵袖章一处;正式学生证一处;空白学生证两处。 图4、图5:盖在空白学生证上的红卫兵公章
笔者印象比较深的是:往袖章上盖章时,为了盖得好一点,我让一个同学帮助抻平,我才往上盖,结果因人造棉的质地太差,她手一松回去,袖章就走了型,公章也不圆了。为此我懊恼了好一阵子。 可以肯定的是,在袖章上盖章纯粹是笔者的个人行为。 至于红卫兵有公章是否就表明当时红卫兵的建制已经完备,笔者认为,建制是否完备不是一枚公章就可以确定的。一个组织的建制是否完备,还要看其他许多方面,如:组织章程、组织结构、管理规则、人员名册、加入和退出手续等等。 试想,笔者既不是红卫兵的负责人,也不是红卫兵的骨干,如果红卫兵的建制完备,有严格的规章和对公章的管理制度,公章怎么会到我的手里,而且任凭我盖着玩呢。如果把红卫兵的公章看作是该组织建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笔者的亲历最起码表明女附中的红卫兵不是一个严密的组织。 因此,女附中红卫兵有公章这一事实不足以证明当时女附中红卫兵的建制已经完备。 另外,图4和图5中红卫兵公章上的字清晰可见,女附中的校名用的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这种官方的正式名称。至于有人认为女附中在“八一八”后将校名改为“红色要武中学”,笔者认为这并非官方行为。在笔者保存的当时的笔记本中还将校名写为“红色要武战校”,这纯粹是个人行为。
【回应】
我与王友琴两年前的一次对话 ——关于《文革受难者》卞仲耘篇 刘 进 最近,王友琴在《回应宋彬彬等》一文中提到,在2012年曾与我见面,要我指出她在《文革受难者》(开放杂志出版社,2004年版,以下简称《受难者》)一书中的错误。她对我说——
要说我写得不对,应该指出哪一页、哪一段、哪一行写错了。现在笼统地指责我写的是“故事”而不是“历史”,这不是正常的讨论方式。2012年我曾和刘进见过一次面。我要求她指出我写的卞仲耘之死哪一句不符合事实,她沉吟片刻,说,你书里写卞仲耘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死了。不对,没有死。我们排了班值班,一人两个小时,第一个人时间还没有到,就死了。我当时就请刘进写一篇文章,对我的说法进行反驳。但是一年半过去了,她没有写。也就是说,她能指出的这个唯一的“错误”,她也不能肯定。
实际上,王友琴关于《文革受难者》卞仲耘篇一文中的事实错误,多年前我即发现。2010年4月,在网刊《记忆》47期的五人谈《也谈卞仲耘之死》 中即已明确指出。我之所以没有撰文指出王友琴文章中的不实之处,是因为作为女附中的校友,我们在不要遗忘文革的大方向上是一致的。我希望她把我们的调查看做是对她的补充,如果她能够吸取其中有益的部分,我们将引以为幸。 2012年7月18日下午,校友罗治、李红云促成了我和王友琴同学的见面。我们四人一起谈了将近5个小时。谈话中,我曾指出《文革受难者》卞仲耘篇中的多处失实之处。以下是根据本人和李红云的记录整理的那次谈话的有关内容,(前面的引文均来自此书,后面是我和王友琴的对话):
A 手推车在校门口停了一两个小时。七点多钟……卞仲耘终于被送进邮电医院。医生检查时,她的尸体已经僵硬,她已经死亡多时。——《受难者》第3 页
刘进(以下简称“刘”):你的书有个事实不对,卞校长没在学校死去,是大家送到医院后抢救了一段时间才宣布死亡的,送医院时我还推了车,是我和同学一起推到医院的。抢救时排了值班,两人一个班,一个班两小时。头一个班没有值完,大约晚上9点,卞校长去世。(排班的4个校友中1人为高二3班,3人为高二4班) 王友琴(以下简称“王”):那你写呀,你也可以写呀。
B 刘致平和梅树民在一九九〇年代去世的时候,年纪都不太老。 ——《受难者》第4页
刘:梅树民老师是今年(2012年)才去世的,你书里写他已去世了。梅老师给我说,出书以后你还给他打过电话,但我没有看见你纠正这个错误。 王:说梅老师去世是个误会。因为我打电话没有找到他,后来再打是别人接的。有误会。
C 1、第二天中午,三个学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宣称要“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对该校领导做了类似的攻击。在这张大字报上领头署名的学生叫宋彬彬,高三年级,是当时中共东北局书记宋任穷的女儿。——《受难者》第6 页
2、工作组建立了“革命师生代表会”,工作组长担任主任,宋彬彬等最早写大字报的学生成为副主任。 ——《受难者》第6 页 3、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卞仲耘被打死以后,当天晚上,师大女附中“文革筹委会”和红卫兵的负责人宋彬彬等,来到北京饭店…… ——《受难者》第14页 刘:女附中的第一张大字报是我提议写的,是我去找马德秀、宋彬彬,请她们参加的,是我第一个署的名。你书里为什么说是宋彬彬领头署名的呢?后来我是学生代表会主席,她是副主席之一,为什么你还是不提我,总是揪住她不放呢? 王:提你干什么?你是公众人物吗?你不是。我当然要写公众人物,宋彬彬是公众人物,当然要提她。媒体都是写公众人物,谁都会拿公众人物说话。十一学校的方影竹、 卡玛电影不都是写宋彬彬吗?我把矛头对宋彬彬,用的是公开发表的历史材料,完全合乎规范。王晶垚也问我,原来是刘进、宋彬彬,为什么变成宋彬彬、刘进?刘进不是公众人物,宋彬彬是,所以要点她的名。从新闻、历史的角度看,就应该这样。
D 1、七月三十一日,这所中学的红卫兵宣布成立。工作组离开学校后,控制学校的是红卫兵组织以及工作组建立的“革命师生代表会”。 ——《受难者》第2页
2、八月五日下午二时左右,高中一年级的红卫兵首先发起了这一行动。 ——《受难者》第2页
3、名单上的第一个名字是宋彬彬,该校高三学生,红卫兵负责人。 ——《受难者》第4页
4、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卞仲耘被打死以后,当天晚上,师大女附中“文革筹委会”和红卫兵的负责人宋彬彬等,来到北京饭店…… ——《受难者》第14页
5、八月十八日大会后,在《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中,宋彬彬改名为“宋要武”。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也改名为“红色要武中学”。在八月十八日的大会上,也首次公开了最高权力圈子的变动。林彪取代刘少奇成为最高权力圈子的第二号人物。宋彬彬的父亲宋任穷,则被提升为中共政治局的候补委员。 ——《受难者》第15页
刘:你的书里有个逻辑链:宋彬彬领导的红卫兵8.5打死了校长,8.18她给毛戴了袖章,毛说“要武嘛”,她的父亲宋任穷被提升。实际上宋任穷是8.18之前的8届11中全会(1966.8.1-8.12)提升的。很多人看了这段,都会感觉宋彬彬和打死校长有直接关系。这样写怎么能让读者了解事实真相呢? 王:你的问题很无理。知识界的规则都是写文章要有公开可查的文字为依据。我这么写都是有依据的,是以当时的报纸资料为根据的,《光明日报》《人民日报》都是可查的。宋任穷提升肯定是会后才公布的,是公布的时间。而且我没有说宋彬彬打人。 李红云插话:宋任穷的提升与宋彬彬“八一八”上天安门这两件事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E 八月十八日大会后,在《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中,宋彬彬改名为“宋要武”。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也改名为“红色要武中学”。 ——《受难者》,第15 页
刘:《光明日报》署名宋彬彬(宋要武)的文章,是记者捉刀,并非宋彬彬本人所写。8.18后有人在校门上贴过“红色要武中学”,很快就被撕掉了。当年在校的同学、老师们有谁证实学校改过这个校名? 王:宋彬彬自己说没改名为宋要武,可《光明日报》文章写的就是宋要武。如果宋彬彬自己站出来说没有改名, 那我就可以在文章里加一句“据宋彬彬说,这篇文章是别人写的。”还有,她写的“告武汉人民书”也是这种情况,她自己应该说清楚。 刘:你的这些问题,她都说了呀,都写在《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这篇文章里,发表在《记忆》第80期(2012.1.31)上了,而且在2012年2月就挂在了网上。 F 一九六六年七月三十一日,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成立。工作组离开学校。红卫兵掌管学校。 ——《受难者》第13 页
刘:7月31日成立的应该是主义兵(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简称),那天有校友看到成立的告示了。主义兵的骨干是6月27日写大字报反工作组的人,8.5游斗校领导和她们无关。 王:那天成立的是红卫兵,红卫兵应该是7月31日成立的。这是“星火燎原战斗队大事记”记录的。 刘:我班同学梁二同等是反工作组的头儿,她们6月27日贴反工作组大字报后基本不来学校。7月初她们在校外成立“红旗”,去过海淀区的一些中学。7月30日工作组撤离学校,说明她们正确,于是她们在7月31日成立了主义兵。7月5日,工作组向邓小平汇报工作,我在场,邓说的很清楚,红卫兵是非法组织。我们跟着工作组犯了错误,怎可能他们头一天撤走,我们第二天就成立红卫兵? (1966年10月,教师中反工作组的“星火燎原联队”贴出的大字报是这样写的:“七月三十一日 校内成立了‘红旗’(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红卫兵’。”红旗、红卫兵之间没有标点隔开,不能证实一天成立两个红卫兵组织。) 王: 8月5日之前没成立红卫兵,那你说红卫兵是哪天成立的? 刘:我不记得确切时间。我调查了好几年,问过许多同学、老师,没有人记得具体时间,比较一致的说法是,在8月8日到8月16日之间“一哄而起”的。 (关于女附中红卫兵何时成立一事,李红云根据她发现的原始史料,确认女附中红卫兵成立的确切时间为1966年8月7日。她的论文“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是何时成立的”刊登在2013年9月30日《记忆》第102期上。)
G 当时女附中的权力当局接见了王晶垚。王晶垚不认识他们,请求他们写下了他们的名字。他保存下来了这张有七人名字的纸片。这七人中有六人是红卫兵学生。名单上的第一个名字是宋彬彬,该校高三学生,红卫兵负责人。 ——《受难者》,第 4 页
刘:七人名单是为抢救卞校长给医院写的担保,是李松文老师征求在场部分学生同意后写的,不能说他们是女附中的权力当局。像名单中的徐岩春、王满华都是反工作组的学生。再说,宋彬彬是最后一个,名单竖着写,你不认为应该从右往左看吗? 王:名单在王先生手里,他保存了几十年,不会记错。 刘:我相信李松文老师的回忆不会有错。
以上是那天我与王友琴谈的主要内容。 我本来不想把它们诉之笔墨,如今写出来,不仅是为了回应不实之词,更主要的是,给历史,给八五事件的研究者留下一份资料。
201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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