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社的《北京公社》
进入19世纪60年代,毛泽东好像对他创立的共和国的国家体制不满,他设想通过文革,砸碎旧的国家体制,建立一个崭新的国家机器。像巴黎公社那样的“公社”体制,为毛泽东所欣赏和认可。 1966年6月1日,毛泽东称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1967年初,张春桥通过所谓的“一月革命”,夺了上海市委的权,率先成立了“上海公社”。这时,毛泽东的想法变了。他对张春桥说,人民公社成立以来,一系列问题你们考虑过没有?如果全国都成立公社,那中华人民共和国要不要改名?改的话,就改成中华人民公社。人家承认吗?苏联就可以不承认你,英、法倒可能承认。改了以后驻各国的大使怎么办?等等一系列问题你们考虑过没有?现在许多地方都向中央申请成立人民公社……上海还是改一下,改成革命委员会。毛泽东强调说“革命委员会好”。不久,“上海公社”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北京公社》是《人民日报》主办的内部刊物,创刊于1967年6月16日,目的是“提供一些学习参考材料”。此时,或许他们想到了毛泽东关于北京公社的说法,或许他们还不知道毛泽东对于“公社”的一些最新思考,所以就给自己的杂志起名《北京公社》。 创刊号的主要内容有:以89页的篇幅刊登了《“炮打司令部”——毛主席十七年来对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的批判》,还有《毛主席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夺权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问题》,《列宁论反对无政府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反动的无政府主义》,《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等。我一直没有见到创刊号之后的《北京公社》,或许它的创刊号就是它的停刊号。 当时,造反派组织叫“公社”的很多,报刊名称中有“公社”二字的也不少,如北京政法学院造反派主办的《政法公社》(小报),上海造反派创办的《上海公社》(刊物)等。
《美术风雷》与红卫兵美术
红卫兵美术运动、毛主席语录歌和革命样板戏,被一些研究者认为是文革艺术的“三大神话”。 红卫兵美术的主要载体是红卫兵报刊、街头巷尾的宣传专栏和革命油画。当年街头巷尾的宣传专栏已经不复存在,革命油画因为数量较少十分珍贵而被藏家争相收藏。刊登红卫兵美术作品的红卫兵报刊为我们欣赏和研究红卫兵美术提供了最直接、最便利的条件。不过,这些红卫兵报刊也不容易见到了。 我手头上有一些红卫兵编印的美术类刊物。比如,北京的《美术风雷》、《新美术》,上海的《美术批判资料》、《美术战线》、《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红画笔》,浙江的《美术大批判》,四川的《红涛》等,这些美术类刊物,反映了红卫兵美术运动的情景。 这里说说北京的《美术风雷》。 《美术风雷》的主办单位有10家之多,我不怕麻烦抄录如下:中央美术学院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红代会中央美术学院燎原战斗团、红代会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东方红公社、中学红代会美院附中反修兵团、中国美协红色美术馆红色造反队、中国美术研究所文革小组、北京画院毛泽东思想战斗团革命委员会、人民美术出版社红小兵战斗兵团、人民美术出版社门市部燎原兵团、中央美术学院雕塑创作室万山红兵团。 《美术风雷》编辑部地址在北京东城反帝医院前街中央美术学院内——协和医院被红卫兵改名为反帝医院。 《美术风雷》杂志1967年6月创刊,1967年9月下旬停刊。16开本,一共出5期。每一期都有一个相对的主题,文章的题目也比较“醒目”。 第一期,“彻底铲除为刘少奇树碑立传的大毒草大会专号”,1967年6月出版。主要内容:人民美术出版社红小兵的《旧中宣部、旧文化部反对出版毛主席画像,为刘少奇树碑立传的滔天罪行必须彻底清算》,中国革命博物馆革命造反派联委会的《刘少奇的党羽在革命博物馆为主子树碑立传》,中央美术学院班系大联合代表会红代会美院燎原的《铲除为刘少奇树碑立传的大毒草——反动油画〈刘少奇与安源矿工〉出笼的前前后后》和《大毒草〈刘少奇与时传祥〉(即同志)出笼记》,红代会美院燎原“照天烧”的《油画〈在林区〉是为刘少奇树碑立传的大毒草》,漫画《斩断刘少奇伸向美术界的黑手》等。(购于2005年6月) 第二期,“斩断刘少奇伸进美术界的黑手”,1967年7月出版。主要内容:《愤怒控诉和揭发刘少奇在工艺美术界犯下的滔天罪行》,《从旧北京画院看刘、邓黑司令部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反革命舆论准备的前哨据点——揭开旧荣宝斋的黑幕》,《斩断刘少奇伸向中国画界的黑手》,《打倒刘少奇的叛徒哲学把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叛徒揪出来示众》。杂志中有中央美术工艺学院东方红供稿、丑化刘少奇同志的漫画数幅。(2005年5月购于北京报国寺) 第三期,“美术界十七年来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67年8月出版。本期主要内容:封二是《毛主席给徐悲鸿的一封信》(手稿),以29页的篇幅刊登了《美术界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49—1966)》。还有诗配画《打倒周扬》,共7幅漫画,漫画作者为“红代会美院燎原”,诗作者为“美研所文革小组”。(2005年4月购于潘家园) 第四期,“揭发批判美术界最大走资派蔡若虹、华君武”,1967年9月下旬出版。主要内容:《美术界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总头目——蔡若虹主要罪行录》,《老反革命、老右派蔡若虹丑史》,《蔡、华勾结周扬疯狂抗拒毛主席批示》,《周扬、蔡若虹反毛泽东思想的铁证——揭关于年画工作的一个黑指示》,《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实干家——华君武主要罪行录》,《打倒疯狂反对毛主席的华君武》,《看!华君武的反党黑画多么恶毒》,《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理论的黑旗——王朝闻主要罪行录》,《浸透了铜臭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力群主要罪行摘录》等。(2005年5月购于北京报国寺) 第五期,“揭发批判反动权威齐白石、陈半丁”,1967年9月下旬出版。这期杂志上共有10篇文章,主要是:《毛主席关于模特儿问题的批示》,《彻底清算刘少奇、周扬之流在美术界树立齐白石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从几个罪证看齐白石是“人民艺术家”还是国民党蒋介石的走狗》,《揭开画皮看反动权威齐白石其人其画》,《把黑画家、反革命分子陈半丁揪出来示众》,《在陈半丁问题上的一场严重斗争》等。(2004年5月购于报国寺) 红卫兵美术运动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颠覆权威,从《美术风雷》上的文章可见一斑。陈半丁是中国画院的创始人之一,京派绘画代表画家,诗书画印兼擅,尤以花鸟、山水成就突出,1950年代与齐白石齐名,文革中受到广泛批判。且看第五期刊登的《陈半丁的反动言论和反动诗画》中的“妙语”:
陈半丁自刻的黑印章很多,配合书画,进行反党罪恶活动,列举如下: “下笔知何从”(所画都有政治目的) “莫自鸣馆”(污蔑党的百家争鸣是一家独鸣,恶意攻击) “富贵何如草头露”(咒骂党领导的人民政权不长久) “半生落魄已残年”(发泄对党的怨愤) “晚年清苦”(流露今不如昔的不满和怨愤) “强其骨”(激励自己的反党骨气) “万万人中数我瘦”(发泄对党的怨恨) “年丰人寿”(在我国暂时困难时期,有意刻此章讽刺) “蓬莱公民”(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这本杂志的前两期,封面白纸黑字,没有什么设计,封面纸张也与正文一样。从第三期开始,封面纸张得到改善,并且都有一个质量颇高的封面版画,这在北京出版的红卫兵杂志中是少见的。文革宣传画,“红、光、亮,高、大、全”,不唯美,不纤细,不繁琐,不怪诞,体现了“红色现代主义”的美学原则。这本杂志图文并茂,文,是批判性的文字,将美术界的权威一个个颠覆;图,多为丑化名家、大家的漫画,画得也算传神,发挥了主办者的美术特长。 一般地说,红卫兵杂志创刊时动静都比较大,都有一个剑拔弩张、激情四溢而空洞无物的“发刊词”,停刊时多是“突然死亡”,悄然而去,无声无息。《美术风雷》第5期是停刊号,倒是给读者打了一声招呼,“鉴于首都美术界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故《美术风雷》不再出版”,还算是“走”得从容不迫。
上海画院红旗的《大字报选》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人贴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随后,全社会出现张贴大字报的狂潮。大字报贴在天安门广场、中南海、王府井等大街小巷,贴在墙上、树上、路上、车上、石狮子上,甚至贴在“黑帮”身上。 当时,官方和民间组织编印了许多大字报选编本:66年6月,工作组进驻大专院校后,编印了大字报选之类的小册子。66年7、8月,工作组被批判后,各大专院校成立的“筹委会”也编印大字报选。66年下半年之后,造反派组织为表达和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也各自编印大字报选。67年各地“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仍编印大字报选。这些大字报选,有一册本,数册本,有的按期编印,说它是资料集也好,说它是刊物也说得过去。 这里重点说说上海画院红旗革命造反队编印的《大字报选》(我保存1—4期,可能是海内孤本)。这个刊物,封面设计颇有特色,“大字报选”四个大字填满整个封面,很有“造反”气势。正文铅印(也有几页是蜡纸刻印),有插图。 第1期、第2期,“高举毛泽东伟大红旗坚决砸烂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彻底捣毁旧画院”专辑,1967年7月23日编印; 第3期,“打倒齐白石”专辑,1967年8月14日编印; 第4期,“工农兵批判丰子恺大会专刊”,1967年9月4日编印。 这几期刊物上刊登了30多篇批判美术界知名人士的大字报,点名批判了程十发、齐白石、王个簃、唐云、贺天健、吴湖帆、沈尹默等。特别是重点批判了上海画院院长、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著名画家丰子恺—— 《誓死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彻底批判丰子恺的毒文“代画”》 《伟大的三面红旗不容污蔑——解剖丰子恺的两幅毒画》 《彻底批判反共老手丰子恺攻击双百方针的反动罪行》 ——以上三篇见第1期,文章无署名。 《坚决砸烂疯狂反对毛主席的大坏蛋丰子恺——解剖大毒草“阿咪”》 《漏网右派丰子恺反动嘴脸的大暴露——痛驳配诗漫画集“听我唱歌难上难”》 《丰子恺在国外放毒罪责难逃》 ——以上大字报见第2期,无署名。 《丰子恺恶毒攻击大跃进罪该万死!》(工总司海港指挥部工人革命造反派) 《谁反对人民公社,我们贫下中农家跟谁拼!》(川沙县革命委员会合兴公社贫下中农) 《用生命和鲜血捍卫无产阶级专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红色造反纵队) 《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 《彻底肃清丰子恺在儿童画中的流毒!》(版司少年儿童出版社惊雷兵团) 《红卫兵是一切牛鬼蛇神的死敌!》(上海市美术学校革命委员会筹) 《彻底撕开丰子恺“护生”的画皮》(上海美术家协会机关革命造反派) 《把反共老手丰子恺砸个稀巴烂!》(上艺司画院红旗) ——以上数8篇见第4期,都是1967年8月16日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打“丰”专案小组组织召开的“打倒上海美术界反动权威丰子恺大会”发言材料。
丰子恺早在一九二八年就抛出了《护生画初集》,这是他披着宗教外衣,以迷惑人的形式,所射出的第一批毒箭。当时正是我党领导的第一次国内革命遭到失败后,重新组织革命力量的时刻,而丰子恺在画集中宣扬所谓“不要杀生”,实际上是要我放下武器向反动派投降。以后在抗日战争时期(一九三九年)、全国解放初期(一九四九年),丰子恺相继抛出了《护生画续集》、《护生画三集》,恶毒攻击党的政策。全国解放后,丰子恺为了在国外爱国华侨中制造混乱情绪,煽动逃亡国外的反动余孽、牛鬼蛇神重整旗鼓,伺机反扑,接连在新加坡抛出他的《护生画四集》(一九六O年)和《护生画五集》(一九六五年),大肆进行其反共宣传。(《丰子恺在国外放毒罪责难逃》,见《大字报选》第2期) 在《阿咪》(1962年8月号《上海文学》)这篇毒文中,丰子恺这个老混蛋十分露骨地谩骂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污蔑毛泽东思想。他狗胆包天地写道:“在我们故乡,伯伯不一定是尊称。我们称鬼为‘鬼伯伯’,称贼为‘贼伯伯’,称皇帝为‘皇帝伯伯’,故猫也不妨称为‘猫伯伯’。”毛主席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忠诚。丰子恺!竖起你的狗耳朵听着:谁反对毛主席,谁就是反革命!我们就要专他的政!谁敢把矛头指向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我们就要把他打倒在地,砸个稀巴烂。打倒丰子恺!(《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见上海画院红旗1967年8月编印的《大字报选》第4期“工农兵批判丰子恺大会专刊”)
这些批判文章,通过独特的分析、巧妙的总结、聪明的臆测、精心的杜撰、莫名其妙的捏造,做出尖锐的结论:“反党、反毛泽东思想”——“何其妙也”! 我检索了上海、北京造反派报刊上刊登的批判丰子恺的文章,多出于上海画院红旗革命造反队的手笔。尽管有些大字报没有署名,有些改头换面署了别的群众组织的名,但原创者都是上海画院红旗革命造反队。 丰子恺是如何面对这些批判的?丰一吟在《我的父亲丰子恺》中回忆:起初,丰子恺认真对待批判,怕开群众大会。但后来,他横下了一条心,把批判看作演戏,夜晚过黄浦江去游斗,他说是“浦江夜游”。别人坐“牛棚”不堪其苦,丰子恺倒练出了一身功夫,把坐“牛棚”看作参禅。别人写每天的思想汇报苦思苦索,久久写不出来,丰子恺却一挥而就。他在牛棚里与人谈笑风生,常常是好端端的就忽然被叫去训话了。他去了一趟回来,好像只是去了一回厕所,继续与“难友”们谈下去。有时他在牛棚里靠一本《毛泽东选集》的掩护,偷偷地做诗添词。丰子恺为纪念母丧而留下来的胡须,在一次批斗中被造反派剪去了,但他还是满不在乎地说“会长长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当家里问他造反派在他背上刷浆糊贴大字报的事时,他轻描淡写地说:“快拿酒来,不要谈这些事!” 丰子恺就是这样,看破红尘,宠辱不惊,并且默默地于1973年提前完成《护生画集》最后的一册——第六册——护生画100幅。1975年,他骑鹤而去。 《大字报选》是否就出这四期不得而知,编辑这本刊物的造反派后来是否转战参加更为宏大的《美术批判资料》的编辑工作也不可考。 如今,往事都已成烟,批判成为笑谈。我不合时宜地追问:“上海画院红旗革命造反队”成立于何时?当年的造反者、批判文章的执笔人是谁?有的是不是如今已成为当今美术界的名家了? 文革之初,上海市还成立了“无产阶级革命派打‘丰’专案小组”,这个小组成立于何时?是由哪些造反派组织、哪些造反派组成的? 谁能勇敢地站出来说说当年的这些往事呢?谁敢站出来指着某一篇文章、某一幅漫画说“这是我的作品”呢?
美术批判的集大刊物 ——《美术批判资料》
《美术批判资料》,上海美术界大批判资料编辑部编印,1967年10月创刊。这是一本影响巨大的红卫兵美术刊物,创办者是上海艺术院校革命造反司令部和上海中国画院红旗革命造反队,后来主办者扩大到18家单位之多。编辑部地址在位于汾阳路150号的上海中国画院。 我收藏有《美术批判资料》第1—8期和第12期。 第1期,“砸烂黑画院”专刊(94页),编印于1967年10月。这一期点名批判的有刘少奇、徐平羽、方行、程亚君、齐白石、丰子恺、程十发、吴湖帆、唐云、王个簃、贺天健等。 第2期,“斩断刘少奇伸向中国画院的黑手”专刊(56页),批判刘少奇、王光美、丰子恺、吴湖帆、潘天寿、程十发、黄胄等人,还发表了《美术界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上)。 第3期,“铲除美术界的修正主义黑线”专刊(66页),主要批判周扬、徐平羽、邵洛羊、陈半丁、华君武、邓拓、张乐平、关山月等,以及《美术界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下)。 第4期,“一部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史—上海美术界两条路线斗争展览选编”专刊(53页),“选编”以编年史的形式,记录了上海自1949年到文革开始后这段时间,美术界特别是造型美术、电影戏曲美术、工艺美术等领域的“斗争史”。 第5期,“革命大批判栏报头选辑”。这一期刊登了32幅毛泽东半身及头像作品、100多幅其它美术作品。其中部分美术作品黑红套印,构成一本很有特色的造反派画刊。这期刊物上的一些作品,有创意,有特色,当时流传颇广。比如刊物上刊登的上海造反派创作的漫画“群丑图”,以头像的形式,对几十名党政、文艺界及外国名人的肖像进行丑化。据说这个“群丑图”是上海中国画院造反派创作的。 第6期,“彻底埋葬为刘少奇树碑立传的黑画”专刊(36页),专题批判以刘少奇主席为体裁的美术作品:侯一民的《刘少奇在安源》、王德威的《在林区》和《刘少奇在林区》、李琦的《同志》、天津美术出版社的连环画《燎原》、人民美术出版社的连环画《护送》等。 第7期,“砸烂美术界反共老手丰子恺”专刊。这期专刊从“第一、第二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解放以后”等四部分,在批判丰子恺历史的同时,有重点地批判了丰子恺各个年代的60多幅漫画作品。 第8期,“打倒齐白石”专刊(60页),刊登20多篇批判齐白石的文章。红卫兵运动中,能被“专刊”批判的,都是大家名家,一般的“权威”“享受”不到这个“待遇”。 第9期, 封、资、修连环画批判。(缺) 第10期,美术电影和电影美术批判。(缺) 第11期,打倒华君武专刊。(缺,手刻油印。) 第12期,“彻底清算蒋匪御用反革命文化组织——伪《上海美术会》的罪行”专刊,1968年6、7月编印。腊版油印。 这本刊物上的文章,有的是对批判对象作品的批判,有的是对他们的言论进行批判,有的则翻出这些画家的历史进行批判。且选几则文字:
在画面上看到的只有一所孤单陈旧的茅屋,围墙一角露出一株疏落的败柳!一株瘦弱的桃花种在门外的荒滩上,岸上杳无人影,景象十分萧肃。而门上却写着“人民公社好”五个字。画中题诗曰:“船里看春景,春景象图画,临水种桃花,一株当二株”。丰子恺在这里恶毒地把有着无限生命力的人民公社的美好景象比作“水中月”“镜中花”,“一切都是虚假的”,又借着古诗“三月桃花一时红,风吹雨打一场空”用桃花的轻薄、短命,来诬蔑人民公社瞬息即逝,日子长不了!最后一句则更暴露出他狰狞的面目,丰子恺恶狠狠地大骂我们人民公社辉煌成就,是把“一”说成“二”,是“吹牛皮”,“说大话”。(《解剖丰子恺的一幅毒画——〈船里看风景〉》,《美术批判资料》第1期)
你看,这些批判黑画的文章,想象力极为丰富,他们常常出人意料地强加给画家在作画时并没有的反动思想和动机,并对此进行批判。这些出自专业人员之手的文章,没有逻辑分析,没有事实证据,用不讲理的文字讲道理,偏偏讲得气壮理直;以阶级斗争的目光望文(图)生义,歪曲本义,却大言不惭,满口主义。呜呼!
被刘少奇的黑爪牙周扬之流极力鼓吹的反动“画家”齐白石,不仅在政治上顽固地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在生活上也同那些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样,过着腐朽糜烂的金钱至上的生活……齐白石常将卖画的钱兑换成黄金存放,为了贱价买好货,贪便宜,专找便宜的金锭子买。齐白石生怕有贼偷他的东西,把所有的箱柜堆放一处,并层层加锁,有的上几把锁,甚至施展他木匠的才能,处处严封,所以钥匙就有数斤,不辞劳苦,终年挂上腰间。难怪有人一听钥匙响,就说“齐先生来了。”有买齐白石的画的主顾到他家,便端出花生和干荔枝之类待客,多半因时过久,往往不能入口。有一次又端出广东月饼,坚硬如石,原来是去年中秋节别人送给齐的。(《爱财如命的齐白石》,《美术批判资料》第8期)
文中涉及一些陈芝麻烂谷子的往事,这些旧事并不全是编造的,可能确有其事,但经过“阶级斗争”的“时装”一包装,味道、性质都不一样了。“权威”身上的“盛装”被造反派一层层剥去,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画家”、“反动权威”…… 这本刊物上发表了几百幅宣传画、漫画作品,特别是临摹了被批判对象的作品,一边是临摹画,一边是批判文字,颇有特色。我过眼的红卫兵美术期刊,像这本刊物这样,文字容量之大,宣传画、漫画、临摹画如此之多,还没有出其右者。旧书市场上,这个刊物每本要价数百元。1—12期全套的,没有见过,后4期刊物尤其罕见,有一天我从一个上海书贩那里见到第11期,一问价,1000元,我没有买,以后再也见不到这期刊物的消息了。
黑雨花,红雨花
说《红雨花》之前,得说说“黑”《雨花》。 《雨花》杂志1957年1月创刊,出到1964年第9期停刊。文革中,《雨花》杂志被造反派称为“黑”《雨花》。有诗歌抹黑《雨花》曰:“《雨花》,《雨花》,光生毒草不长花。洋‘权威’,臭‘作家’,尽是乌龟和王八!工农兵奋起千钧棒,砸烂《雨花》我当家。” 一篇名为《〈雨花〉是毒草的大拼盘》的文章写道: 江苏省文联主办的刊物《雨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邓拓所提倡的“杂家”刊物,是封、资、修各种毒草的“拼盘”。这本刊物从1957年1月创刊到1964年9月停刊,不断放毒,在阶级斗争激烈时,竭力配合反动势力向党猖狂进攻。特别是61、62年,这个黑刊改版后,更直接配合国内外阶级敌人的叫嚣,恶毒诬蔑伟大的领袖和伟大的党,肆意攻击三面红旗,毒性之烈,全国罕见。当时《雨花》还是一个“开放”右派分子、反党分子、牛鬼蛇神的“公告栏”,让他们东山再起,甚至连汪伪汉奸钱仲联、徐沄秋、CC幕僚段熙仲,鸳鸯蝴蝶派头子周瘦鹃、范烟桥、程小青等,也成了刊物的红人。61年和62年,这三个鸳鸯蝴蝶派头子,在《雨花》上竟发表了30篇文章,平均每期都有一至二篇,而对工农兵作者却排斥在外。(《文艺造反报》第五期,1967年4月29日。) “黑”《雨花》被批臭,《红雨花》光荣出生。1967年12月《红雨花》创刊,16开本,江苏省工农兵革命文艺公社主办,编辑部地址在南京长江路292号。这本杂志的发刊词《工农兵文艺战士杀出来了!》,颇有些造反气势,可以作为“造反文艺”的宣言书来读——
我们正在进行着人类有文化以来惊天动地的一件大事——由我们工农兵革命文艺战士自己写、自己编、自己印、自己发行、自己看的刊物,就要送到我们掌大锤、舞镰刀、握枪杆的工农兵手心里来了!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路程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剧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通知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 云水怒,风雷激,杀声震天,战地花开,我们工农兵文艺大军浩浩荡荡地杀上了革命文化阵地!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的阳光照耀下,从车间、田野、连队的深厚土壤中开放出我们这一朵革命文艺的《红雨花》! 《红雨花》是宣言书。他用汽笛一样粗犷的嗓门,严正宣判了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为总后台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死刑,宣判了毒草丛生的黑《雨花》的死刑。我们战士的刺刀,要连根斩断周扬统治下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我们工人阶级的铁锤,要彻底砸烂群魔乱舞的江苏省黑文艺界;我们公社社员的开山斧,要开辟光辉灿烂的崭新的无产阶级的文艺天地! 《红雨花》是播种机。每一首民歌,每一段快板,每一篇故事都是毛泽东思想的种子,要撒到我们工农兵心坎里来。在黑板报上,在光荣栏里,在行军途中,在我们火热沸腾的斗争生活间,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推动三大革命运动向前飞越,结出丰硕的革命果实。我们要发动千千万万革命的工农兵,形成一支雄壮的毛泽东思想的文艺大军,战斗!战斗! 《红雨花》是宣传队。他的每一页都是一面革命造反者火红的旗帜,哗啦啦地飘扬在革命造反大军浩荡的战列里!他的每一颗铅字都在大喊大叫共产革命造反的真理,他的每一个栏目都在成千上万革命人民广阔的胸襟面前展开世界人民反帝、反修的革命之窗!每一册《红雨花》都是一队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轻骑兵! 我们是毛泽东时代一群年轻的工农兵文艺战士,我们学会的第一支歌是《东方红》,我们喊出的第一句话是“毛主席万岁”,我们自己办的第一个刊物是在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诞生的红彤彤的《红雨花》!毛主席给了我们工农兵革命群众这种神圣的权利,我们决不辜负他老人家的殷切期望,我们敬祝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红雨花》开放了, 《红雨花》是雨花台下喷射的钢花,是长江两岸怒放的稻花,是五好战士胸前的光荣花!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下,他一定会更加灿烂,更加繁茂,让我们高举无产阶级的双手放声欢呼吧!
《红雨花》第一期发表了十数首工农兵诗歌,像《毛主席微笑着向我们走来——颂毛主席视察六省一市伟大壮举》、《刮一场十级风暴——读江青同志十一月十二日对文艺界的重要讲话之后》,都是以重大政治事件为体裁的诗歌;“点鬼台”栏目中被批斗的“鬼”有李进、章品镇、亚明等;“五洋捉鳖图”里批判的“鳖”有梅兰芳、齐白石、巴金、马思聪等。这期杂志还重点批判了“黑”《雨花》杂志,像《黑雨花是怎样出笼和收场的?》(南京化肥厂工人叶庆瑞),“点鬼台”栏目中批判的《雨花》杂志的主编章品镇,都是研究《雨花》杂志很有用的史料。 我手头只有《红雨花》第一期。这本刊物出版多少期,还有什么“故事”,有待进一步考证。
内蒙“东纵”的《批乌战报》
文革一开始,在内蒙古主政的乌兰夫(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就被打倒。1966年7月21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乌兰夫错误问题的报告》中,指出他的主要错误是:一、反对毛泽东思想,另打旗帜,自立体系,二、反对阶级斗争,反对社会主义革命,三、对修本主义卑躬屈膝,四、以1935年《宣言》为纲领,进行民族分裂活动,搞独立王国,五、安插亲信,篡夺领导权。总之,他是全国省和自治区级的第一书记中,最早被打倒、最早受批判、定性上纲最高的一位。 中央一定性,内蒙古的造反派蜂拥而上,对乌兰夫开始了大批判。当时编印的大字报选、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铺天盖地,小将们还仿照北京的《群丑图》,画了一个内蒙古的《群丑图》(刊登在《红画笔》1967年6月29日,内蒙古呼三司农牧学院红旗兵团主办),以乌兰夫为中心,将内蒙古地区的各界著名人士几十人一一排队丑化。 《批乌战鼓》,呼三司内蒙古师范学院《东方红》战斗纵队批斗乌兰夫联络站《批乌战鼓》编辑部主办。我收集到这本刊物的前两期。 第1期,1967年8月20日出版,主要内容:《毛主席论民族问题》(内蒙师院东纵批斗乌兰夫联络站)、《中国赫鲁晓夫与内蒙“当代王爷”》(师院东纵“二•五战斗队)、《比一比,照一照——刘少奇、乌兰夫反毛泽东思想言论摘编》(内蒙古师范学校东纵、内蒙古农牧学院红旗)。 第2期,9月5日出版,这期刊物刊登了内蒙师院东纵批斗乌兰夫联络站整理的、长达十多万字的“乌兰夫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汇编”。编印这本刊物的主力是“东纵”。“东纵”,当时名气很大,它的全称是内蒙古师院东方红纵队。成立于1966年8月31日,最初是内蒙古造反派组织“一司”的下属组织。因为它鲜明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与“一司”分裂,遂拉起队伍成立了内蒙“三司”,成为“三司”的骨干力量。“东纵”的负责人是师院政教系四年级学生曹清海、化学系学生董玉华等人。1968年春,“东纵”分为两派。其间的是是非非我是说不清了,让对内蒙文革研究的启之说吧——他写有《内蒙文革实录》(天行健出版社2010年1月版)……
从《文艺批判》到《文化批判》
20世纪20年代,创造社有个很有名的刊物叫《文艺批判》。 文革初期也有一个小有名气的《文艺批判》,由新北大公社文艺批判战斗团《文艺批判》编辑部编印,16开本,创刊于1967年6月。 《文艺批判》创刊号上,以一半多的篇幅刊登了《毛主席文艺语录》,以“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知名全国的聂元梓,发表了署名文章《高举毛泽东文艺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胜利万岁——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一文,对三十年代以来文艺界“阶级斗争”形势进行了全面回顾。新北大中文系文艺批判小组的《彻底清算旧北京市委破坏京剧改革的滔天罪行》,歌颂了江青在北京京剧一团进行京剧改革、同旧北京市委斗争,排练出样板戏《沙家浜》的“事迹”。 我保存有《文艺批判》1—8期(第8期出版于1967年12月)。这8期刊物中最有名的是第3期“向江青同志学习专辑”(1967年7月出版),“专辑”收录了江在文革中的10篇讲话,以及数篇歌颂江青对样板戏贡献的文章。《文艺批判》还出了2期增刊:1967年9月,《文艺批判》与《文学战线》联合出版增刊《文艺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49—1967》;1967年10月,《文艺批判》出版增刊之二《江青同志关于文艺工作的指示汇编》。 1968年3月,《文艺批判》更名为《文化批判》,主办者也变成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批判》编辑部。这就是说,这个刊物由当时的群众组织的刊物升格为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公”办刊物。 《文化批判》第1期(总期数接着《文艺批判》,为“总第9期”)的“改刊告读者”说:“为了推动我校革命大批判运动更广泛、更深入地展开,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决定,并由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批准,将新北大公社批判战斗团主办的《文艺批判》改刊为《文化批判》,作为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的革命大批判刊物继续出刊。” 我保存有《文化批判》第1—11期及增刊。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多是批判文化界知名人士、著名作品的,比如6、7期合刊为“批判反动作家赵树理专辑”。68年9月,增刊《抗大的道路》(革命歌舞剧)出版。 《文化批判》出了第11期后再没有出版。1968年8月,工宣队进驻并领导北大——在第11期刊物上,刊登了《毛主席论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知识分子必须自觉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等文章,可以看到工宣队进驻北大的烙印。1968年9月至1969年4月,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聂元梓被审查,《文化批判》随之夭折了。 王尧在《〈文艺批判〉琐记》一文中说:“据我所知,编辑这份刊物的部分人士以及一些参与写作批判文章的一些作者,在文革后有不少人仍然从事文学工作。”遗憾的是,那些编辑这份刊物的人士,没有拿起笔来,写写这本刊物。我说,你们要说话啊,再不说就来不及了。更何况,说说也不可能影响你们的前途和声誉了,没准还会为你们增光添彩呢……
《斗批改》,逗、劈、改
毛泽东说:“要搞好斗、批、改。” 1966年8月8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指出:“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这段话简称“一斗二批三改”、“斗批改”。 《斗批改》,1967年6月15日创刊,编辑部地址在北京大学第一教学楼115室。封面上“斗批改”三字,选自毛泽东书法。创刊号以毛泽东的《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为“代发刊词”——肯定没有征得毛泽东同意,这是典型的拉大旗作虎皮,倒是当时流行的做法。真正有些发刊词意思的是“告读者”:
在无产文化大革命进入大斗、大批、大改的新高潮中,《斗批改》诞生了。 …… 《斗批改》努力发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斗风格。它提倡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旗帜鲜明,尖锐泼辣,锋芒毕露,毫不吞吞吐吐。它敢于创新,敢于提出独特的见解。它勇于为革命的新生事物大喊大叫,鸣锣开道。 ……
创刊号的主要内容有:
《英雄的旗手,无畏的战士——简记江青同志在文艺战线上英勇斗争的光辉事迹》(新北大03《红旗飘飘》) 《江青同志和现代京剧〈沙家浜〉》(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京剧革命闯将谭元寿) 《刘少奇所贩卖的“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是大反毛泽东思想的黑货》(北京钢铁学院《革命造反公社》、401特别兵团《丹兵》支队) 《彻底肃清刘氏修养在清华园的流毒》(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迎春到》) 《革命干部要无所畏惧地起来造反》(北京石油学院《大庆公社》) “大字报选登”
我保存有第1—8期杂志。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任务是“斗批改”。“斗批改”很快演变为一场乱战。天天批斗,月月批斗,年年批斗,大家都烦了。在大专院校,一些学生将“斗批改”改为“斗批走”——离开校园,外出串联,做逍遥派。在民间,“斗批改”被老百姓解读为“逗(斗)孩子,劈(批)烧柴,改毛衣”。严肃的政治斗争变成了嘻嘻哈哈打情骂俏的民间日常生活。这或许是长期政治高压和艰难困苦条件下,民众仍一如既往的生存、生活、乐观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时,“斗批改”类的刊物甚多—— 《斗批改》,首都红代会中国人民大学三红主办。1967年5月创刊。16开本。我保存有1—6期。 《斗批改》,解放军兽医大学红战总部斗批改小组主办。16开本。我保存有第10期之前的部分刊物。 《斗批风暴》,开山屯化学纤维厂红色造反者委员会、石峴造纸厂革命委员会、长春市红卫兵总部二总部斗批改办公室等主办。16开本。我保存有第2期(打倒王力关锋专辑,1967年11月)。 《斗批改通讯》,高教部、教育部革命派联合委员会主办。1967年3月24日编印第一期(第一期还有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教工市联络站翻印本)。16开本。
红卫兵运动中的彭真及《批彭战报》
文革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是第一批被公开批判并打倒的高级领导人,直接原因是他主持起草下发了《二月提纲》。毛泽东曾批评北京市委“针扎不进,水泼不进”。 彭真还是文革开始后第一个被红卫兵公开揪斗的中央一级的“黑帮”。1966年12月4日晚上,中央戏剧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等几家红卫兵组织乘两辆汽车来到位于台基厂的彭真驻地,把一封信交给门卫。红卫兵趁门卫看信之际,强行冲进院子,把刚刚睡下的彭真抢走。他们巧妙地摆脱了随后追来的警卫人员,一口气把彭真劫持到北京郊区隐藏起来。然后,连续对彭真进行批斗。此举开创了绑架、揪斗高级干部的先例。 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回忆说:组织绑架彭真的是中央戏剧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负责人叶向真、刘诗昆。(《吴德口述:十年风雨记事》) 1967年6月,“批斗彭真联络委员会”成立。《批斗彭真联络委员会公告》说:“批斗彭真联络委员会经过半个月的筹备,现在开始投入战斗了!”“战斗”的重要举措之一是编印《批彭战报》(有小报、刊物两种)。 我手头有《批彭战报》杂志第1—6期。刊物上刊登的30多篇文章(漫画)都是批判彭真的:《批斗彭真联络委员会公告》、《彭真在“二月提纲”出笼前后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彭真罪恶史1902—1966》、《打倒彭真》(组画)……。这本杂志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文革初期造反派批彭的情况,对文革研究者有些用处。 如今出版的老一辈革命家传记、将帅传记甚至本人的回忆,涉及文革这一时期,要么语焉待考,要么失之片面。作者没有占有大量文革原始材料是一个重要原因。所以说,文革中红卫兵造反派编印的大字报、报刊等宣传品,还是很有史料价值的。
《批翦战报》中的翦伯赞
文革初期,红卫兵造反派编印了许多小报小刊,其中的多数属于文字垃圾,没有什么史料和保存价值。《批翦战报》是一本手写油印的小刊物,由北京大学新北大批翦联络站作战组编印,我保存有1967年3月编印的第一期刊物。 这本简陋的刊物,有些史料价值。且看这期杂志上刊登的文章:《毛主席指示•有关翦伯赞的重要论述》,《翦伯赞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行》,《翦伯赞罪恶的一生》,《翦伯赞主要毒草介绍》等。 翦伯赞是北京大学副校长、历史系教授、历史学家。1965年12月8日,《红旗》发表戚本禹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文革中,“为革命而……”的句式十分流行),没点名地批判了翦伯赞等人。12月21日,毛泽东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缺点是没有点名。”文革初期,毛泽东曾多次点名批评翦伯赞。 “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认识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1966年3月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文化革命只能依靠群众,如翦伯赞写了那么多书,你能看?能批判?只有他们了解情况,我去也不行。”“文化大革命,批判资产阶级的思想,陆平有多大斗头?李达有多大斗头?翦伯赞出了那么多书,你能斗了他?群众写对联,讲他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搞他,你们行?我不行,各省也不行。”(1966年7月21日讲话) 毛泽东说话了,翦伯赞当然要挨批判。1966年8月,北京师范大学女子中学等各路红卫兵抄了翦的家。 1967年3月,北京大学历史系成立了“批翦联络站”。3月21日下午,召开了由十一个系参加的第一次串联会。3月22日,“批翦联络站”作战组来到翦伯赞家,“审讯翦贼”。 《批翦战报》第一期的“审讯翦贼”记载:
作战组开始叫他背诵主席语录第一条,翦贼磕磕吧吧背不出来。之后问他和周扬、田汉、胡绳等黑帮分子的关系,翦贼态度极不老实,避重就轻,东拉西扯,不是说记不住了,就是说和他们一般关系,“没什么书信来往”。当问到他看了“三结合”的社论后有什么想法,翦贼说:“看了之后我很感叹”,“感叹不该犯罪。”作战组当即指出:“这是你反动阶级本性决定的!”翦贼只好说是。最后,作战组同志问他还有什么想法,翦贼说:“3月18日之后感到紧张,觉得自己罪行没交代彻底。”
1967年中,北京大学举办文化大革命展览会,其中设有“批判翦伯赞”分馆和“批冯友兰”分馆。清华大学井冈山一部第三动态组主办的《动态》第48期(1967年5月12日)也刊登了一则《打倒翦伯赞》:
批翦展览正在进行修改,准备把展览办成面向工农兵的乌兰牧骑式的展览,更好地批臭翦贼。(5月)10日,联络站的同志揪斗了翦贼,翦贼极不老实,不断地摇头晃脑,老妖婆也在一旁捣乱,被革命同志赶走。同学骂老不死的翦贼,翦贼竟疯狂地说:“就不死嘛!”打倒翦伯赞!翦贼对让他写的交代材料一拖再拖,至今不交出。我们一定要把翦贼批倒批臭!让它永世不得翻身。
红卫兵报刊上的这类“简讯”、“动态”,为我们留下了的生动细节,是难得一见的史料。 不知道《批翦战报》后来又出没有。知道的是,以后的日子里,翦伯赞多次在万人大会上挨批斗,还坐了“喷气式飞机”(体罚的一种形式)。 1968年10月,毛泽东说:“对北京大学的翦伯赞、冯友兰要给出路。” 两个月后的12月20日凌晨,翦伯赞夫妇服安眠药自杀。 当时,北大造反派还编印不少油印刊物,如“新北大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冯定、冯友兰联络站”主办的《送瘟神》(1967年3月30日创刊),是专门批判冯定、冯友兰的。
《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简介
这本《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简介,宽26CM×高16.5CM,有30多页,是“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的“会刊”。 1967年6月2日,“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和“首都中等学校红代会”主办的“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在北京展览馆开幕。展览会选在6月2日开幕,是因为1966年6月2日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第一次在社会亮相。 展览会“前言”说:
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号召全国各地举办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歌颂红卫兵的丰功伟绩,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歌颂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歌颂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通过展览教育人民,教育干部,教育后代。《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就是遵照林副统帅的指示,在中央文革首长的亲切关怀下,在人民解放军和广大革命造反派的大力支持下,由红卫兵自己办成的。这个展览会在当前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展开大批判、大决战的时刻胜利展出,将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大课堂,成为激励革命人民斗志的战鼓,成为刺向中国赫鲁晓夫胸膛的尖刀。
“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分序幕厅和四个馆:第一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第二馆: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第三馆:横扫社会上的牛鬼蛇神。第四馆:伟大的红卫兵运动震动了全世界。 这个展览会是对波澜壮阔的红卫兵运动的一年总结。其中有图片、雕塑、宣传画,也有实物,比如: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穿的军装、北京师大附中红卫兵宋彬彬给毛泽东佩带的红卫兵袖章、“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原稿、江青给京剧演员钱浩梁的信等。还展览了红卫兵的“抄家战果”如枪支、地契、委任状以及首饰、黄金、美元等贵重物品。《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简介,图文并茂介绍了展览会的情况。 如今,40年过去了,当年的红卫兵运动已成为遥远的记忆,当年青春焕发的红卫兵如今已两鬓斑白。展览会“教育人民,教育干部,教育后代”的期望怕是落空了。这个介绍展览会的小册子,让我们依稀看到红卫兵运动的一些模样……
从《风雷》开始, 寻找“东方红出版社”
闲翻红卫兵刊物,见到1967年6月30日出版的《风雷》创刊号的封面上,盖有一枚印章,印文是“工代会东方红出版社革命造反战斗大队赠送”。我的目光停住了。文革之前中国没有“东方红出版社”。“东方红出版社”显然是红卫兵运动中出现的新名,它的前身是哪一个? 再翻《风雷》。这本刊物是首都出版界革命造反总部《风雷》杂志编辑部编辑(首都出版界革命造反总部还编印小报《风雷》),地址在北京东四6条19号。第一期刊物上有一篇文章:《旧商务印书馆是刘少奇搞反革命复辟的白色据点》,署名“东方红出版社〈原商务印书馆〉革命造反战斗大队”。 原来,成立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1966年“红八月”被红卫兵改名为东方红出版社。 东方红出版社是徒有虚名还是已经进入出版运作?此后,我一直寻找东方红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一则寻找证据,二则作个纪念。 《风雷》杂志封面上有“工代会东方红出版社革命造反战斗大队赠送”的印文,里面有它署名的文章。——这不能证明这本刊物是东方红出版社的出版物,但可以说明东方红出版社不是徒有虚名。 不久,我见到“首都工农兵业余文艺工作者革命造反总部宣传组”1967年编印的《文艺号角》第4期,这本刊物的封底上注明:文艺号角编辑部,北京东方红出版社(内)。看来,《文艺号角》杂志也与东方红出版社有些关系。 往后的日子,我处处留意东方红出版社的出版物。有一天,我在旧书市场上见到东方红出版社1967年8月出版的汉英对照《毛主席语录》。版权页上写着:
东方红出版社(北京复兴门外翠微路) 第二新华印刷厂印装 新华书店发行 统一书号:1017•213 1967年8月初版,1967年北京第一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64 字数:192千字 印张:9 16/32 插页4 定价0.80元
无疑,《毛主席语录》(汉英对照)是东方红出版社的出版物。东方红出版社还出版了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 纪念白求恩 反对自由主义》(汉英对照)。 再后来,我在北京潘家园、江西井冈山等地,都见到东方红出版社的《毛主席语录》(汉英对照),但多是新印的伪书。 商务印书馆在红卫兵运动中改名为东方红出版社,后来这个出版社的编辑包括造反派,都被送到湖北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编制为一个连,名十六连,接受劳动锻炼。 回过头来,再说《风雷》。我存有《风雷》第1期(1967年6月),第2期(批彭专号,1967年8月),第3期(1967年10月)和两本增刊:《外国文学出版工作十七年来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49—1965)》(首都出版界革命造反总部、人民文学出版社革命造反团编辑,1967年8月)、《刘邓黑司令部破坏和压制毛主席著作出版的滔天罪行》(旧文化部出版局红旗战斗队、人民出版社毛泽东思想战斗团、民族出版社八一三红旗革命造反团编辑,67年10月)。这本杂志共出版多少期,不得而知。
《园林革命》推动“园林革命化”
摆设盆花是旧社会留下来的东西,它是封建士大夫阶级、资产阶级公子哥儿,提笼玩鸟的人玩的。那些吃饱了饭没有事情的人,才有闲功夫养花摆花。全国解放已经十几年了,盆花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比过去发展了,现在要改变,我就不喜欢房子里摆花,白天好象有点好处,晚上还有坏处,我的房子里的花,早就让他们搬了,以后又叫他们把院子里的花也搬了,你们在院子里种一些树不是很好吗?还可以再种,你们的花窖要取消,大部分花工要减掉,留少数管理庭园,今后庭园里要多树木,多种果树,还可以种点粮食、油料作物,北京市的中山公园和香山要逐步改种些果树和油料作物,这样既好看又实用,对子孙后代有好处。(1964年7月与汪东兴的谈话)
这段毛主席语录刊登在红卫兵刊物《园林革命》及当时编印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之类的小册子上。文革中,各行各业都闹“革命”。所以,名为《××革命》的群众刊物甚多,如《设计革命》、《科技革命》、《农业革命》、《文艺革命》、《史学革命》、《外语革命》、《教育革命》等等。 《园林革命》由首都园林批修联络站编辑,刊物联系地点先是在北京百万庄建工部城建局,后来迁到北京林学院。 第1期,1967年6月出版。主要内容:《毛主席关怀园林绿化工作》,社论《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园林系统的大批判》,《花明楼复辟记》,《斩断刘、邓伸向园林的黑手》,《旧市委彭刘集团在园林工作中的罪行》,《黑帮丑闻》等。这是一本没有标明创刊号字样的创刊号。 第2期,“批判刘少奇专集”,1967年7月编印。 第3期,“北霸天——彭真专集”,1967年8月编印。 第4期,“南霸天——陶铸专集”,1967年9月编印。 第5期、第6期,分别是“刘邓陶彭在园林方面的反动言行录”专集(没有注明出版日期)。 第7期,“颐和园改革调查研究专集”,1968年9月编印,颐和园管理处革命委员会与《园林革命》编辑部合编。 刊物中有插图和漫画。第3期的漫画署名“红代会北京建筑艺术雕塑工厂临时革命委员会供稿”,第4—6期注明“插图王维力作”。 在革命和造反的日子里,园林如何进行革命、造反?从这本杂志中可见一斑。他们抓住刘少奇、彭真、陶铸等“当权派”的只言片语以及他们参观园林的一些活动进行批判,同时将自己的“革命”理念付诸造反实践。比如,第7期的“颐和园改革调查研究专集”,就认真研究了将长廊彩画改为反映革命斗争和工农兵人物画、在颐和园东门建造大型工农群像、在昆明湖面种水稻实验田、在万寿山后山种果木林或用材林,以及取直园内道路等问题。
七机部新九一五的《飞鸣镝》
《傅崇碧回忆录》中说:“七机部某院是研究原子弹的,但文化大革命时这里是派性斗争最严重的一个地方。”“七机部某院”的派性斗争是七机部派性斗争的一个缩影。七机部的前身是国防部五院,文革伊始改为七机部。1966年9月15日,七机部一部分观点相同的人进行串联,后来这部分造反派成立了“九一五”,其中政工干部较多。第二天,另一支造反派也拉起了队伍,名“九一六”(其负责人是叶挺将军的儿子叶正光,刘少奇的儿子刘允若也是这一组织的创始人之一),其中技术干部较多,政治上比较激进。两派观点向左,情绪对立,大打出手。公安部部长谢富治说:“两派打架厉害在北京是有名的,好像武斗是九一六厉害。”周恩来说,两派“都是打内战的能手……916打人多一些,卫戍部队都打”。“九一五”常常在深夜打信号弹,闪亮在北京的上空,引人注目。因为七机部物力财力雄厚,这两派在北京城里很有影响。进入1967年,“天派”支持“九一六”,“地派”支持“九一五”,两派的武斗更严重了。 1967年5月,“九一五”更名为“新九一五”。6月3日周恩来在接见科技口各派代表时问:“九一五为什么改成‘新’字?” “新九一五”人员回答:“根据总理指示,进行了火线整风,开除了有保守思想的勤务员,抓出了刘秉彦,迎接新任务,七机部文化大革命进行新阶段,在北航红旗先遣兵团建议下,改成新九一五。”(《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中央首长指示(对七机部文化大革命)》第106页,七机部一院革命造反战团韶山红日、炉火正红、六亿神州战斗队1968年1月编印。)其实是换汤不换药。 《飞鸣镝》,由新九一五革命造反宣传组编印,1967年6月创刊。第1期上没有创刊之类的字样,很容易让人忽视。红卫兵刊物的创刊、停刊时间,没有工具书可以参考。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如何辨认创刊号? 第一,一般地说,报刊的创刊号上都注明“创刊号”、“发刊词”之类的文字,这是最简单的辨认工作,不存在识别的问题。 第二,有些刊物注明“总第一期”,更有“红刊”特色的是“忠一号”、“第一炮”,尽管没有“创刊号”、“发刊词”字样,也可以认定它是创刊号。 第三,有些刊物没有“创刊号”、“发刊词”字样,但在“编者的话”等文字中,有诸如“在……高潮中诞生了”、“在……支持下出版了”等话语,可以认定它是创刊号。 第四,有些刊物只注明“第一期”字样。问题是,一个刊物,每年都有一个“第一期”,如何确定它是不是创刊号呢?我的一个经验是看出版日期。刊物上大都注明编印出版日期,如果这个日期在一年的中间,特别是4月—12月之间,这基本上可以肯定它是创刊号。 第五,“第一期”刊物如果出版在1月—3月之间,要看编印刊物的组织是什么时间成立的,比如说这个红卫兵组织是1月成立的,刊物注明是1月出版的,尽管它没有“创刊”之类的字样,也可以认定它是创刊号。 我是根据上述“第四”款辨认《飞鸣镝》第1期是创刊号的。不久,我就收集到这个刊物的以后几期—— 第1期,“毛主席最新指示专辑”,共选编90条“文化大革命以来常见常用的,且现用的语录本上还没选入的”毛主席语录。 第2期(1967年6月)以专刊的形式,刊登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毛主席开辟的胜利航道上破浪前进——记新九一五的斗争历程》。 第3期(1967年7月)上的文章都是批判刘少奇的《修养》。 第4(1967年7月)、第5期(1967年8月),是“揭发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秉彦罪行”专辑。 新九一五革命造反宣传组还出版有报纸《飞鸣镝》(1967年2月17日创刊)。刊名“飞鸣镝”,取自毛泽东诗词《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飞鸣镝”的意思,毛泽东专门解释过:“指我们的进攻。” 七机部两派的斗争一直持续到1969年仍很激烈,许多单位的生产处于瘫痪状态。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说:“七机部关系到国家大事,关系到世界大事,关系到国内的阶级斗争,关系到国际的阶级斗争。”周恩来曾多次接见两派组织,周恩来严厉地说:如再闹下去,最后只好实行纪律,宣布两派组织解散。1969年8月9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宣布命令,下放该部及其所属系统近万人。之后,两派的斗争才有些缓和。
从《文革风云》看对陈毅的批判
马继森在《外交部文革纪实》(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中说:“1967年9月以前,北外学生造反组织给外交部的冲击力度之大、持续时间之久,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对外交部的冲击,重点指向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 北京外国语学院主要有两派红卫兵,一派是北外红旗战斗大队,主张对陈毅“一批二保”,不打倒姬鹏飞、乔冠华,他们创办了刊物《北外红旗》。另一派为北外红旗革命造反团,他们坚决“打倒陈(毅)、姬(鹏飞)、乔(冠华)”,他们的刊物名《文革风云》。 《文革风云》创刊于1967年年2月27日,16开本,刊物通讯地址:北京外国语学院教学楼139号。我保存有第1—14期杂志。《文革风云》的内容像众多红卫兵刊物一样,都是大字报式的批判文章。这本杂志的独特之处是:比较全面、系统地记录红卫兵批判陈毅的全过程,也让我们从另一个方面看到陈毅与造反派进行斗争的顽强与风采。让我们以这本杂志为“窗口”,看看红卫兵“批判陈毅”的全过程吧—— 1967年1月24日,陈毅在人民大会堂向外事系统群众作检查,时间18分钟。《文革风云》第8期刊登的《陈毅指挥外事口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大事记(1967年1月—4月)》介绍了这次检查的情况。 “打倒陈毅”的口号最早出现在1967年初。在所谓的“二月逆流”中,陈毅在怀仁堂的几句话激怒了毛泽东,在中央“政治生活会”上被批判。毛泽东并不想真正“打倒陈毅”,他说:“群众喊打倒陈毅的口号就让他们喊,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毛泽东的真实想法红卫兵并不知道。 1967年4月13日,首都红代会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等35个单位联合成立了“批判陈毅联络站”。《文革风云》1967年第3期(4月中旬出版)全文发表了《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批判陈毅联络站宣言》。这期杂志上还刊登了《陈毅反毛泽东思想言论集》等。红卫兵、造反派将所有与毛泽东不一致的言论都称为“反毛泽东思想”。 5月4日,《首都红代会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作战组给陈毅的照会》发表。这篇用外交文本格式书写的“照会”,要求陈“必须立即滚到群众中来”,“向毛主席低头认罪,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1967年《文革风云》第4期(5月出版)刊登了《照会》全文。同期还刊登《陈毅反毛泽东思想言论集(二)》。刊物上刊登的陈毅的这些言论,有断章取义之嫌,倒也见陈老总心直口快之风。 陈毅喜好文艺,经常发表一些与文艺有关的言论,也常有诗词佳句问世,这也成了他的一条罪状。1967年《文革风云》第5、6期专门开辟“彻底批判文艺黑线的吹鼓手——陈毅”专栏,刊登了《羊城黑话》、《陈毅诗词批判》等。 6月10日,首都红代会批判陈毅联络站召开“彻底砸烂以陈毅为首的外交部修正主义特权阶层誓师大会”。会上,发表了《给毛主席的决心书》,几位红卫兵代表发言。《文革风云》第7期(1967年6月出版)刊登了上述文章。同期杂志还刊登《陈毅反毛泽东文艺路线言论集》。 《文革风云》1967年第9期和第10期,是两期“批陈专辑”,刊登批陈文章20多篇。其中,第9期以数万字的篇幅刊登了《陈毅黑史简编》。还有《陈毅论“修养”》、《陈毅“三降一灭”言论集》、《陈毅论“陈毅”》等,是陈毅的言论汇编。其中,《陈毅论“陈毅”》,用陈的语言剪辑而成为“陈毅自述”,与较早出版的北京外国语学院另一派红卫兵刊物《外语红旗》创刊号上的《陈毅自传》(首都红代会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战斗大队“百万雄狮”兵团)一文,同工异曲。 1967年7月15日开始,外事口造反派组成千人“揪陈大军”,在外交部大门口安营扎寨,发表了《首都红代会批判陈毅联络站严正声明》、《首都红代会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讨陈檄文》,要“挖出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一些造反派组织前来声援、慰问。《文革风云》第10期上刊登了上述文字。造反派在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的情形,拍了照片,刊登在《文革风云》1967年第13期上。 8月7日晚上,中央文革小组王力会见外交部“革命造反派联络站”代表,公然煽动夺外交部的大权。王力在外交部的谈话,被称为“王八七讲话”,广为流传,掀起一个批陈毅高潮。 “王八七讲话”十分符合主张打倒陈毅的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的口味。8月14日晚,红旗革命造反团和外交部“革命造反派联络站”等召开了“誓死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热烈欢迎王力同志对外事口的‘八七讲话’誓师大会”。《文革风云》1967年第12期对这次誓师大会进行了报道。 革命形势的发展比杂志的发行速度还要快。这一期杂志正要发行,传来消息:毛泽东见了“王八七讲话”的记录稿,在上面批了5个字:“大大大毒草。”毛泽东8月25日又说:“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把他们抓起来。”此时,重印杂志来不及,经费上也负担不起,所以《文革风云》只好将第12期杂志上的那篇报道用一片白纸覆盖起来。杂志多了一个“补丁”,照样发行。 1967年8月11日,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等单位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批斗陈毅大会”,周总理出席讲话。《文革风云》1967年第13期为“批斗陈毅大会专辑”,对会议进行了全面报道和记录,刊登了参加会议的周恩来的讲话、6位批判者的发言全文,大会的“通令”和“三点建议”,还有会场照片数张,其中陈毅“低头认罪”的数张照片,十分“珍贵”,难得一见。 第14期杂志出版在67年9月。此时,鼓动“打倒陈毅”的王力被打倒了。如果我估计的不错的话,以打倒陈毅为主旨的《文革风云》也该停刊了。 《文革风云》突出了对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陈毅的批判。同时,刊登了批判刘少奇、王光美、邓小平、彭真、陶铸、贺龙、罗瑞卿等人的文章。另外,还有对刘白羽、翦伯赞等名家,对《清宫秘史》、《武训传》等作品的批判文章。 这本杂志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每期都有一些插图,丑化陈毅等人,插图的作者署名“遵义红画兵”。
红卫兵的方型杂志
红卫兵刊物多为16开本,也有一些32开本,方型杂志甚少。我见到的,有三种。 ——《红卫兵电影》,上海红卫兵电影制片厂红色造反公社主办,1967年7月创刊。文革伊始,红卫兵将“上海电影制片厂”改名为“上海红卫兵电影制片厂”。《红卫兵电影》创刊号上,近一半篇幅刊登了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的指示和语录,还有《彻底砸烂修正主义特性论》、《文艺界革命大批判的方向》等文章。这本刊物,高23cm×宽185cm,近似上海三十年代流行的方型杂志,在红卫兵刊物中别具一格。 ——《电影革命》,上海工农兵电影制片厂毛泽东思想联合战斗队主办,1967年7月创刊。上海工农兵电影制片厂即科影厂。刊物上刊登了《科教电影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等。开本与《红卫兵电影》相同。 ——《大破大立》,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红旗兵团编辑部1967年编印。《大破大立》1—2期是常见的16开本,3—4期的开本忽然变了——较前两期矮了3、4厘米,成为一种很少见的方型开本。 红卫兵在造反过程中,怎么忽然有了兴致,来个版本“革命”?颇值得玩味。
国家博物馆保存有这本刊物吗?
我说的是《中国历史博物馆陈列批判》。 《中国革命博物馆陈列批判》我保存第1、2、3期。 第1期,编印于1967年6月,由中国革命博物馆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编。第2期、第3期分别编印于1967年9月、11月,由中国革命博物馆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编。这本刊物上的文章,都是批判中国历史博物馆的。 读这本刊物,我关注两件事——
一件事是所谓的“反动印章”问题。 这家刊物的第3期刊登了《康生同志关于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两颗反动印章的批示》、《中国革命博物馆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给康生同志的信》,这两篇文章涉及的所谓两枚“反动印章”是怎么一回事呢? 文革开始后,中国革命博物院自查文物,看是否保存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文物。一查,查出两枚印章,一枚为“兄事斯大林,弟畜毛泽东”,另一枚为“前身祢正平,后身王尔德,大儿斯大林,小儿毛泽东。”印章是柳亚子捐献给博物馆的。 关于这两枚印章,说来话长——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柳亚子敬佩毛泽东,请著名篆刻家曹立菴给毛泽东治印,并要曹为他刻“兄事斯大林,弟畜毛泽东”和“前身祢正平,后身王尔德,大儿斯大林,小儿毛泽东”两方印章。曹立菴回忆道:
亚子先生写诗填词都爱用典。这两方印章也是分别用了两个典故。第一方中的“兄事”、“弟畜”,出于《史记•季布传》:“长事袁丝,弟畜灌夫妇。”说的是季布的弟弟季心,好打抱不平,因杀人逃到吴国,躲到吴丞相袁丝家里。季心像对待兄长一样尊重袁丝,又像对待弟辈一样爱护西汉名将灌夫等人。第二方中的“大儿”、“小儿”,语出《后汉书•祢衡传》:东汉建安初 ,在京城许(进河南许昌)聚集了全国许多贤士大夫,但祢衡只看得起孔融和杨修两人,他常说:“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余子碌碌,莫足数也。”这里的“大儿”、“小儿”,是“孺子”、“男儿”的意思,是对杰出人物的一种崇敬称谓。但他深怕有人不知原意,特意要我为他刻了边款,以明确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的印文意思。边款说:“予倩立菴制印,援正平例,有大小儿语。北海齿德,远在祢上,正平德祖,亦生死肝胆交,绝无不敬之意,斯语特表示热爱耳。虑昧者不察,更乞立菴泐此,以溯其朔,并缀跋如左。一九四五年。亚子。”(曹立菴《我为毛泽东治印》) 造反派读不懂印文,请教专家史树青。史解释说,古人称“儿”,是对人很尊重的一种用法,表明他是一个伟大的男儿,中国至少从汉朝就有这样的尊称。史还解释了印文套用的典故。 消息传到了号称党内有学问的人——康生那里。1966年7月2日,他批示道:“送来的两张照片,阅之不胜气愤,革命博物馆竟然接受和收存这样反动的东西,令人惊异。请文化部彻底追查此事,并监督将二印及照片全部销毁。”他要求文化部彻底追查责任、彻底检查革命博物馆的藏品,还质问“这是个革命博物馆,还是反革命博物馆?”(康生的三个批示刊登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陈列批判》第3期) 文化部负责人肖望东接到康生批示,迅速处理有关人员,销毁了印章,然后上报了《关于两颗印章的报告》,说“已将二印以及照片、底版全部销毁”。 1967年7月,中国革命博物馆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夺了博物馆的权。造反派发现,“反动”印章的照片和底版并没有销毁,遂向肖望东造反,说他“采取假检查、真包庇,假检讨、真抗拒的手法抵制和欺骗康生同志”,“罪该万死”。造反派给康生写信,报告这一发现。 8月29日,造反派当众销毁了“反动”印章照片和底版。(《中国革命博物馆陈列批判》第3期)
另一件事是历史博物馆收集文革文物问题—— 《中国革命博物馆陈列批判》第2、3期连续发表了中国革命博物馆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中国革命博物馆征集文物启示》:“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决定人类命运和前途的史无前例的伟大创举,它将以金光闪闪的巨字载入史册,永葆其美妙之青春。……我们中国革命博物馆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重要阵地。为了更好地向全中国、全世界人民宣传毛泽东思想,让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代代相传,发扬光大,我们热烈地向所有的革命组织和革命要求:请你们及时地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各种革命文献、资料、实物、照片、报刊、宣传画等,以及暴露敌人反动罪行的材料,寄给我们,并请你们协助我们收集这些文物资料,以便供我们收藏和展出。” 显然,文革之初,历史博物馆已经开始了文革文物的收集工作。 文革后,彻底否定文革,许多图书馆、博物馆收集的文革文物都销毁了,不知到中国国家博物馆(即以前的中国革命博物馆)还保存有没有当初收藏的文革文物?还保存有没有造反派编印的《中国革命博物馆陈列批判》?如果没有保存这三本《中国革命博物馆陈列批判》,我倒愿意考虑是否赠予他们。
我最早见到《中国革命博物馆陈列批判》第3期,是在2005年夏之北京潘家园。2006年2月,我从网上看到湖北襄樊一书贩手中有第2期,邮购而来。2008年3月,我在北京报国寺买到第1期。收集这三本刊物用了近四年时间,可见收集“红刊”之不易。
“反动组织”的刊物《井冈山》
北京外国语学院有个有名的造反派组织,名“六一六兵团”,连毛泽东都知道它。1968年6月,毛泽东说,打倒陈毅的有外语学院的六一六。7月28日,毛泽东召见红卫兵“五大领袖”时说:“北外六一六领袖刘令凯是反对总理的,总理把他们放了,有人说这是总理太宽大无边了,我说总理这样做我同意。” “六一六兵团”之所以有名,不是因为它人多势众,主要是因为它指名道姓反对周总理和陈毅、并且与“反动组织”“五一六兵团”有关,早在1967年1月5日,他们就贴出大字报《周恩来你要干什么?》。 首都大专院校、中等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1967年底编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一书中说:1967年6月14日,北外六一六头头刘令凯和钢院“五一六”头目张建旗等人密谋后,在北外成立了“首都五一六兵团”。 “六一六兵团”是“五一六兵团”的发起组织之一。它参与了1967年夏造反派在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揪斗陈毅的活动,还在北京街头张贴了炮打周总理的大字报、大标语。“六一六广播台”也连续播放批判周恩来的文章和口号。 “六一六兵团”编印的《井冈山》“批判陈毅专号”,1967年7月编印。主要内容有:《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斩断刘邓伸向外事系统的魔爪》,《陈毅黑史(简编)》,《陈毅丑史》,《陈毅反毛泽东思想200例》等。或许是心虚的缘故,刊物中所有的文章都没有署名。 文革小组的王力说:六一六对总理的态度是不对的,要改。 “六一六兵团”已经来不及改了。毛泽东说,“五一六兵团”是“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之后,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抓“五一六”运动,几百万人甚至上千万人受到株连。“六一六兵团”自然是重点收拾的对象。 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造反团主办的《文革风云》第14期上说:1967年8月22日,北外红旗革命造反团和师大井冈山一起,抄了“六一六兵团”总部,“抄出大量‘五一六兵团’攻击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的黑传单和黑材料”。 “六一六兵团”的负责人是刘令凯。周总理在1967年11月12日谈到他:“令凯这个人,我保过他多次,他反我反得最早,而且是因为我保陈毅同志……他现在还是当面一套,背里一套。许多学校批他,我和文革小组给他解了围。……六一六的头头不行,他们动摇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破坏无产阶级司令部,恐怕背后有坏人。” 红卫兵运动中,可以自由结社、自办报刊,基本上没人干涉。但如果中央文革认定你为“反动组织”,组织就得解散、报刊就得停刊甚至销毁。文革初期著名的造反派组织“联动”、“百万雄狮”等,都创办有报纸刊物,如今很难见到——当初大都被销毁了。 我见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六一六红卫兵团主办的《井冈山》时,颇有些惊喜的感觉。毕竟,“反动组织”的刊物难得一见啊!
被中央文革勒令停刊的《北京》
在1968年5月编印的一本《中共中央文件汇编》(辽宁编印,具体编印者不详)上,我看到《中共中央关于勒令〈北京〉刊物停刊的通报》:
福建军管会并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 福州发行的名为《北京》的刊物上,擅自大量刊登没有公开发表的、未经核实的中央负责同志的讲话和中共中央文件。中央认为,这种做法是完全错误的。此刊物应立即停刊,并把过去已出版的二十九期送十套交中央文革审查。(中发[67]404号) 中央文革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我收集红卫兵、造反派刊物多年,种类也有千种,竟没有见过福建的这本《北京》。可见“红刊”种类之多,收集之难。接下来,我开始留意这本刊物,从网上查、从旧书摊找,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找到了十来期《北京》,对《北京》编印情况有了大致的了解。 《北京》,1967年8月25日创刊,最初由首都红代会华东联络站驻闽办事处、福建省革造会工联总新华公社联合编印(注:革命造反委员会简称“革造会”,是福建最大的造反派组织之一),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后来改为福建新华印刷厂革命造反委员会编印。刊物16开本,活页版,每期十几页(一般为16页),定价五分,主要刊登中央负责同志的讲话和中共中央文件。这些讲话和文件涉及当时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文革两派斗争情况及中央采取的措施等。 《北京》是红卫兵运动期间中央文革直接行文勒令停刊的惟一刊物。当时,包括北京在内的全国各地编印了大量类似的小册子或报刊(采取简报、动态、首长讲话等形式),不知中央文革小组为何偏偏抓住了福建的《北京》,专门行文取缔并通报全国以警示各地造反派编印的报刊? 骑驴觅驴,或许从这本刊物的字里行间可以找到答案—— 《北京》第二十期(1967年11月7日)刊登《张春桥同志十月十六日重要讲话》,其中说:“简报、小报之多,实在害人,如果照小报办事,那就非犯错误不可,希望各个造反派能自己整理一下,还有咱们办了好多动态报、内部消息、内部参考,这里说得不好听点,那都是搞了许多特务活动,明明很多话说不要登,不要记,国家机密,统统登出来,你们保险啊,你们那些东西不落到敌人手里啊?我可以这样说,根据我历来的经验,凡是印出来的东西,铅印也好,油印也好,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东西,只要印出来的东西,美国国务院都有。你们不要自己马马虎虎,自己给人家当了情报员还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干这个义务情报员干什么啊,不要搞这些了……”。 当时,中央已要求规范各地群众报刊的管理。1967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进革命群众的报刊的宣传的意见》;1967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中央关于严禁在书刊、传单上泄密问题的通知》。福建的《北京》撞到枪口上啦,正好拿它来“杀鸡儆猴”。或许还可以推想:这本来自福建前线的《北京》被送到美国、台湾的情报部门然后又通过我情报部门反馈到国内从而引起中央文革的注意,这也很可能啊。
《延安怒火》“批判516兵团专刊”
1967年4月11日,北京钢铁学院延安公社成立。公社主办有小报《东方红》。 1967年9月19日,北京钢铁学院延安公社编印《延安怒火》第1期,批判516兵团。这一期专刊的主要内容有:《中央首长批判516兵团》、《评陶铸式两面派的“怀疑一切”论——兼斥钢院某些人物“八论怀疑一切万岁”》、《“首都516兵团”是个什么东西?!》、《坚决粉碎反革命组织“516兵团”破坏革命大批判的阴谋》、《“516兵团”反动面目的一次集中暴露——戳穿“516兵团”利用“武汉事件”进行反动宣传的阴谋》、《彻底粉碎“516兵团”建立反革命根据地的阴谋》、《反动组织“516兵团”罪恶大事记》等,文章的作者都是钢铁学院的造反派。 提起五一六兵团(即516兵团),说来话长。 北京钢铁学院有个学生叫张建旗,早在1966年底,他就贴出“炮打周总理”的大字报。1967年5月,为纪念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一周年,中央各大报刊全文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一些人猜测,此时公布“五一六通知”,大概又要抓出一大批了,又要抓谁谁了。社会上出现一股攻击周恩来的浪潮。6月2日,张建旗等人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宣布成立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兵团,发表《给周总理的一封公开信》,并以钢院五一六兵团名义贴出《二十三个为什么》,攻击周总理。6月30日至7月2日,首都五一六兵团在外语学院五楼召开第一届代表大会,通过《首都五一六兵团第一届代表大会决议》,公开反对周总理。 攻击周总理的浪潮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在毛泽东的指示下,文革小组组织红卫兵进行反击。5月24日,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发表声明:“炮打周总理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谁要是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就打倒谁!” 五一六兵团的负责人是张建旗。张建旗所在的钢铁学院自然不能无所作为。8月14日,钢院延安公社、地院东方红公社、农大东方红、师大井冈山等群众组织成立“专揪5•16兵团联络总站”。8月中下旬,首都五一六兵团的头目张建旗被抓,五一六兵团垮台。《延安怒火》就是在这样一个形势下出版的。 五一六兵团在北京没有形成多大气候,就被收拾。可不知道为什么后来事情变得越来越大。不久,中央成立批判和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专门下发了《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的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开始了。有的言之凿凿地说,五一六兵团有八个方面军;有的玄之又玄地说,五一六兵团是单线发展,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子女。各地大抓“五一六分子”,在政治高压、轮番审讯、大胆假设之下,“五一六分子”像葡萄似的一串串的被摘出来。时有民谚曰:“五一六,家家有;不是亲,就是友。”文革的历史因此而拐弯。 《延安怒火》杂志是8月11日中央领导第一次公开点名批判五一六兵团之后最早创办的批判五一六兵团的专刊。刊物的内容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当时批判五一六兵团的情况。《延安怒火》共出版多少期,没有资料可查。1967年12月,《延安怒火》编辑部还编印《彻底摧毁反革命阴谋组织516兵团大事记》。
罕见的《准备》
我对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创办的刊物《准备》早有耳闻,却迟迟没有目睹。吴过的《红卫兵档案》上说:
“联动”成立后,所办的会刊名为《准备!》,鲜红的封皮上写着血淋淋的“准备”二字,准备什么?封面下方是一片空白,只有“准备”二字后边拖着个巨大的惊叹号,像虎视眈眈的炸弹悬在半空中,随时“准备”落下来爆炸。
我收集“红刊”以来,时时关注《准备》,旧书市场上找,网上找,许多比较冷门的刊物我都找到了,连《准备》的影子都没有见着。或许是,“联动”受到批判,他们的刊物当时多被销毁了?这个理由并不充分。历史上,官方明令销毁许多书刊,但事过之后,总还是会有一些被销书刊出现在人们视线内,所谓“鱼过千重网,网网有漏鱼”,“杀不尽,灭不绝”。 2006年10月14日上午,北京报国寺的一个书贩主动给我打招呼,说有一本创刊号你看看。我一看封面,白底黑字,刊名“准备”繁体竖排,是毛泽东的手书。如此朴素的封面,与常见的红卫兵造反派刊物封面那种大喊大叫、大红大绿、剑拔弩张的风格迥然不同,只是封面下方标明的“首都红卫兵《准备》编辑部”字样,让人明了这是一本红卫兵刊物。当然要收入囊中。 问题接着就来了。这本刊物是1967年9月编印的。此时,“联动”在中央文革小组的强大压力下,早已土崩瓦解。这个《准备》显然不是“联动”的那个《准备》。 再看刊物中的内容。以鲁迅的《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作为发刊词。《揪刘火线速写》,描绘的是1967年7—8月间红卫兵“揪刘火线”围困中南海的情景。《从阶级路线看刘少奇和彭真的反革命两面手法》,批判刘少奇和彭真。特别是放在首篇位置的长篇小说选载《站在最前线》,正面描写了“革命家”康生的形象:小说以康生等待毛泽东批准发表聂元梓的大字报,准备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背景,以细腻的笔调描述了中央文革所在地钓鱼台的景致,用美好的辞藻把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描绘成一位与领袖肝胆相照、忧国忧民的旷世之才。 以上文章的立场、内容,与造反派红卫兵的刊物相似。 但刊物上刊登的其它文章,就另有深意了—— 《红卫兵组歌》,这是纪念红卫兵诞生一周年时创作演出的,此时,老红卫兵已经失势,老红卫兵以这个组歌怀念当年的造反历史。这个组歌是红卫兵文艺中老红卫兵的代表作。 思想随笔《国际歌的儿子》,赞美了红卫兵运动兴起时流行的《革命造反歌》。《〈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文学价值》,对1966年6月清华附中红卫兵发表的论“造反有理”的文章,从理论上进行高度评价。诗歌《纪念反修路命名一周年》,回顾了一年前红卫兵把苏联使馆门前的扬威路改为反修路的情景。《革命造反歌》、论“造反有理”和反修路命名,都是最早起来造反的老红卫兵的得意之作。 散文《红叶》中说:“我爱红叶,我爱那晚秋的红叶……我爱那些老革命者,那些永远革命、真正革命、永远向前的老革命者……”这与“联动”成员宣称造中央文革的反,保护老干部的观点是一致的。 组诗《逍遥游》,写了“我”“启程”,到“印尼”、“阿拉伯”、“匈牙利”、“苏联”、“台湾”,然后“归来”的历程,反映了最早起来造反的老红卫兵在受到打击后,逃离政治斗争而“逍遥”的真实思想。 《革命烈士诗抄》,选了蓝蒂裕的《示儿》和任锐的《重庆赴延安途中口占寄儿》,那意思是说,我们这些老红卫兵根红苗正,是革命的后代,与后来的造反派红卫兵不一样。 寓言《黄豆和白薯的故事》,讲了“种薯得薯,种豆得豆”的道理,这与老红卫兵宣扬的“血统论”观点是一致的。 《〈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文学价值》一文中有几句话说得更为直白:
偏有那么一批人,打着“造反”的旗号……这些人们在干什么呢?他们总是在寻找着各种华丽的外衣披在自己身上,然而免不了要露些真相来,什么打倒干部特权阶层啦,抓军内一小撮啦,什么武装保卫×地啦,怀疑一切啦……总之,应有尽有。殊不知,这批先生如此一来,干部成了“走资派”,军队充满了“一小撮”,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解放军的武器弹药“收归公有”,成了不分阶级的“全民所有制”。借口“武卫”,可以打遍天下。造反到底,又可以肆无忌惮地到处冲击国家机要部门……够了,够了!只请你们注意一点,不要脑袋太热,忘记了还是无产阶级专政。
刊物上还刊登了红卫兵话剧《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第六场“为有牺牲多壮志”。这部话剧是1967年—1968年间影响最大的一部老红卫兵话剧。 这本刊物上,没有注明编辑部的地址,所有文章都没有作者署名。它显然不是《红卫兵档案》上描述的那本《准备》。但这个《准备》上的许多文章,鲜明地反映了“联动思潮”,可能是“联动”组织瓦解后,一些“联动”成员自行编印的刊物。因为“联动”已被中央定为“反动组织”,所以不能明目张胆地打起“联动”的旗帜,只好含蓄地说“首都红卫兵《准备》编辑部”。 我翻看着这本刊物,看到上面既有歌颂康生、打倒刘少奇的文章,又有保护老干部、宣传“血统论”的文章,显然编辑思想是混乱的。这或许说明了当时刊物编辑者的认识水平,或者是一种策略——为更好地“掩护”刊物生存也未可知。 后来,我看到杨健的《中国知青文学史》,其中谈到了这本《准备》。史料难得,抄录如下:
《准备》杂志在1967年夏创刊,编辑部人员是国防科委20基地的干部子弟和北京5中、101中、师院、北大附中红旗的部分老红卫兵。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中学老兵组织的负责人和笔杆子。他们认为“中央文革”拉一派打一派,耍政治手段,决心用文艺作武器,找些古诗,写点小说来反“中央文革”,替“联动”翻案。当时他们分析,康生是支持“联动”的,于是制定一个策略:拉康生打陈伯达。于是策划创作了小说《序幕》。《序幕》标以“长篇小说选载”,仅发表了“第一章”。小说描写:在钓鱼台宽敞的大办公室,墙上挂着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他在等待毛泽东批准发表聂元梓的大字报。一双疲倦带血丝的眼睛,苍白的两鬓。红色电话机的铃响了,他拿起电话:“我是康生!”……他放下电话,低声自语道:“终于打响了!”这本进行政治斗争的杂志,为16开本,发表攻击“中央文革”的诗歌、小说和杂文,第一期印了1000册,由于无法收回成本,只出版了两期就停刊了。
我只见到过《准备》第一期。这个第一期,倒是有两种版本。两个版本的内容一致,只是封面不同。一种的封面如上所述,刊名 “准备”,毛体,竖排。一种封面是毛泽东青年时代的画像。
天津大学“八一三”的几本刊物
红卫兵运动中,天津大专院校红卫兵呈三足鼎立之势:河大八一八为一方,天大八一三和南大卫东为一方,天工八二五为一方,三派闹得天津大乱。 天津大学的红卫兵组织名“八一三”,这个名称颇有些来历:1966年8月13日,天津大学的一些学生因造反受到压制,他们徒步到北京告状,中央文革小组得知消息后,派火车到杨村把他们接到北京。江青说:“你们两个造反派组织在万张集团的迫害下步行到北京,后来我们知道了,派汽车把你们接来了,你们这种造反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造反倍感主席亲”,这些学生想到毛主席曾于1958年8月13日视察天津大学,中央文革小组1966年8月13日把他们接到北京支持他们造反,遂将自己的组织名称定为“八一三红卫兵”。“八一三”以坚决向“走资派”造反而著名。 我手头有“八一三”主办的《八一三》、《千钧棒》、《换新天》和《追穷寇》等刊物。 《八一三》,天津大学八一三杂志编辑部编印,创刊时间待考,我存有1967年的几期刊物。 《千钧棒》,天津大学“八一三”红卫兵批判刘、邓、陶联络站主办,1967年4月创刊。“千钧棒”取自毛泽东《七律•和郭沫若同志》诗句:“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我保存有十几期刊物,最大期数是第24期。 《追穷寇》,天津大学八一三红卫兵赴宁调查团、南京工学院井冈山造反军团合办,1967年6月创刊。 这里重点说说《换新天》。刊名“换新天”,出自毛泽东诗词“敢叫日月换新天”。这本刊物由天津大学“八一三”红卫兵批判刘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联络站主办,1967年4月创刊。1967年5月出第2期。第2期的扉页是毛泽东军装像,然后一页是“毛主席论教育”、“1967年5月”字样,这期刊物专题收录毛泽东关于教育工作的话语。 《换新天》第2期可能被送到了毛泽东的面前。 中央文献出版社编印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收入了毛泽东1967年7月6日的一个批示:“陈伯达同志:这一本《论教育》,我未看,可能也收入一些坏东西,请你同文革小组几位同志,连同你们编的那一本,一起审查一下,把坏的一概删去,留下一半左右较正确的就行了。”文稿注释道:“本篇……写在天津大学‘八一三’红卫兵一九六七年五月编印的《毛主席论教育》的小册子上。这本小册子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十五个部分:一、党的领导;二、教育方针;三、教育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四、教育要革命;五、政治是统帅、是灵魂;六、群众路线;七、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八、教学方法;九、知识分子的改造;十、青年;十一、群众办学,勤俭办学;十二、理论联系实际;十三、论知识;十四、破除迷信;十五、批判继承。后面还附有《陈伯达、戚本禹与北京大学革命师生代表座谈有关教育改革问题》的材料。” 我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注释中所说的十五个部分与《换新天》第2期的目录进行对照,两者完全一致。我判断,毛泽东的批示就写在《换新天》第2期上(因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注释不那么详细而无从核实)。中央文革落实毛泽东指示,编辑了《毛主席论教育》,经毛泽东审阅后于1967年12月公开出版,印发全国。说起来,这本毛泽东晚年惟一亲自审阅出版的著作的问世,有“八一三”红卫兵的一份功劳。
周总理问:“八•二五”是什么日子?
《八•二五》,1967年10月创刊,天津工学院八•二五红卫兵主办。 《八•二五》创刊号上刊登了《为革命的大批判大喊大叫(创刊词)》,《毛主席关于大批判的指示(摘要)》,《砸烂套在工人阶级颈上的枷锁——彻底批判刘少奇一手炮制的关于劳资关系暂时处理办法》,《打倒反动的“人性论”》,《从中国赫鲁晓夫的投降主义路线看其叛徒嘴脸》,《历史的车轮绝不能倒退——从合作化看中国赫鲁晓夫是怎样对抗革命转变论的》,《万张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起家和形成》等。 我的疑问是:为什么叫“八•二五”呢? 这个问题,当年周恩来总理也遇到了。 红卫兵运动中,中国最忙的人可能是周恩来。他每天都要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组织,连吃饭和睡眠的时间都被挤占了。1966年10月31日,周恩来接见天津工学院八•二五红卫兵代表。一个叫胡忠信的红卫兵给周总理赠送八•二五的帽徽和袖章。周总理把袖章戴在左臂上,问道:“八•二五是什么日子?”胡回答:“这是我们翻身的日子。” 八•二五红卫兵,成立于1966年8月24日,原名“天工红卫兵”。8月25日,千余名天工红卫兵绝食,与校领导对抗,引起各方关注,从此,号称天工八•二五红卫兵。八•二五后来成为天津影响甚大的红卫兵组织。 我手头还有一本《八•二五》专刊,16开本,编印时间在67年9月。这是八•二五红卫兵在《八•二五》创刊号出版之前编印的一本没有编号的刊物。这本专刊是纪念毛主席巨型全身塑像1967年8月25日在天津工学院落成典礼暨八•二五红卫兵成立一周年而编印的。其中的文章,反映八•二五红卫兵一年来的“战斗历程”、回忆周恩来总理1966年10月31日和11月7日两次接见八•二五红卫兵的情形,记录了毛主席巨型全身塑像落成典礼和八•二五大型展览会的情形,还收录了各地红卫兵组织的贺词、贺信等。 在天津工学院,与“八•二五”对立的另一派学生组织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原名“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成立于1966年8月26日),是一个保守派群众组织。1966年11月1日,周恩来在与这个组织的代表座谈时,也戴上了他们的袖章。
中央音乐学院北京公社的《东方红》
中央音乐学院北京公社成立于1966年11月,前身是1966年8月下旬成立的东方红公社。这个组织成立后,一度被打成“反动组织”,到1967年4月被平反。 中央音乐学院北京公社主编了《东方红》月刊,16开本。创刊号出版于1967年7月。《东方红》“发刊词”说: “我们创办的《东方红》是为了推进音乐舞蹈战线上的大批判运动。……《东方红》将和音乐舞蹈战线上的战友一起,努力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对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进行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把那些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黑头目、黑作品、黑理论统统拉到毛泽东思想的阳光之下,揭开他们的画皮,把他们彻底批倒、批臭。《东方红》将和音乐舞蹈战线上的战友一起,努力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优秀的文艺创作,为工农兵登上文艺舞台,大喊大叫。” 我保存有这家刊物的1—5期。其中的文章,多是批判音乐战线的“黑头目、黑作品、黑理论”的,如批判钢琴家刘诗昆的文章(刘在文革之初是该学院一造反组织的负责人)。从这本刊物,可以看到红卫兵在音乐界造反的情景。 第3期上刊登的《毒草歌曲批判》,对60首“毒草歌曲”一一点名批判:
(一)狂犬吠日,恶毒诅咒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诋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日夜想念毛主席》、《北京——莫斯科列车》、《刘志丹》。 (二)以重新发表戏曲、曲艺段子以及解放前的歌曲的方式,含沙射影,借古讽今,为被打倒的反党分子鸣冤叫屈,鼓劲打气,并猖狂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苦味之杯》、《贺后骂殿》、《林冲踏雪》、《跌倒算什么》。 (三)明目张胆为反党头目、为大叛徒树碑立传,直接为他们篡党篡军篡政作舆论准备:《送别》、《洪湖赤卫队之歌》、《赤潮曲》。 (四)反对革命战争,推进“三降一灭”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政治路线:《新世纪的前奏》、《谁不说俺家乡好》、《十送红军》、《和平友谊歌》、《用友谊来保卫和平》、《太阳啊你再照耀我》、《团结一致,保卫和平》、《中苏友谊歌》、《骑上千里马》。 (五)一九五七年的右派歌曲:《大官僚》、《右派先生懊恼歌》、《木偶》。 (六)大写所谓“中间人物”,即反动落后人物,丑化社会主义,丑化工农兵形象,宣扬物质刺激,名利挂帅、锦标主义及刘少奇的“公私溶合”论:《清凌凌的水来蓝莹莹的天》、《懒老婆十二月》、《懒婆娘骂鸡》、《打夯者之歌》、《工厂来了三位姑娘》、《一面小红旗》、《当了英雄我答应你》、《九九艳阳天》、《我的祖国》、《我为人民扛起枪》。 (七)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贩卖资产阶级人生观、鼓吹资本主义道路:《王三女欢唱农业化》、《姑娘之歌》、《小赶集》、《克拉玛依之歌》、《马儿啊,你慢走》、《昆明湖上》。 (八)大写风花雪月、草木鱼虫,宣扬剥削阶级的腐朽生活方式:《游红山公园》、《美丽的漓江》、《道情》。 (九)用资产阶级、地主阶级臭气熏天的所谓“爱情”,甚至露骨的色情描写来腐蚀毒害人民群众,这些地地道道的黄色歌曲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鸦片烟:《春到人间》、《钗头凤》、《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丢戒指》、《小看戏》、《五哥放牛》。 (十)极力宣扬所谓“五四以来的优秀歌曲”,把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汉奸卖国贼的僵尸从坟墓里请了出来大放其毒:《教我如何不想他》、《老天爷》、《国共合作》、《公仇》、《在绿星旗下》、《我爱自由歌》、《我们向着青天白日飞》。
对《我的祖国》(乔羽词,刘炽曲)是这样批判的:
这首歌歪曲了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把志愿军描绘成贪恋和平生活的懦夫。影片中这支歌出现的时候,正值志愿军在战壕中战斗最艰苦的时候。志愿军想念祖国,想的都是什么呢?“姑娘好象花儿一样”,“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明媚的春光”,“到处都要有和平的阳光”……作者笔下的志愿军,他们想念的却是“姑娘”、“春光”、“和平”。这不是把资产阶级的心理状态硬加给志愿军身上去吗?这是对伟大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极大歪曲!
音乐舞蹈战线的大批判开始之后,大部分中国人就只能大唱“革命歌曲”、大扭“语录操”“忠字舞”了。对于一些所谓的“革命歌曲”,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说:这些歌曲是“配上阿拉伯数字的口号”,是“粗糙的叫喊”,“只有轰隆轰隆的强烈音响”,“硬拼硬装,哩哩啦啦,杂乱无章”。贺绿汀被打成“牛鬼蛇神”,于1968年3月21日被逮捕,他的作品自然也就成了“黑”的,受到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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