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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内容
 文章标题 : 《记忆》第一一一期(增刊)
帖子发表于 : 周四 5月 01, 2014 8:4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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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 周六 2月 28, 2009 5:4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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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忆               2014年4月15日第6期
REMEMBRANCE       总第一一一期(增刊)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4年4月15日增刊
红卫兵报刊过眼录(上)

胡庄子编著

目录
写在前面
1.老红卫兵的怀旧刊物——《首都红卫兵》
2.著名的造反派刊物——《文化革命通讯》
3.最早的红卫兵刊物——《红后代》
4.《风雷激》的“《出身论》有关材料”
5.话说《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专辑
6.《春雷》批判“联动”思潮专刊
7.造反青年,《激扬文字》
8.《点火》,点造反之火
9.《科技造反报》与《群丑图》
10.大批判文章的集大成者——《革命参考文献》
11.为什么《大喊大叫》?
12.太阳门,《天安门》
13.红卫兵的《狂人日记》
14.清华井冈山兵团的《井冈山》
15.“地派”刊物《北京红卫兵》
16.“四三派”刊物《中学红卫兵》
17.内蒙古大学的两本刊物
18.《文史哲批判》,批判“反动权威”
19.《红岩战报》涉及一段《红岩》往事
20.人民大学“三红”的《工农兵》
21.《毛泽东思想战斗文艺》,战斗中的文艺
22.陈伯达与北航红旗的两本刊物
23.“纪念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发表一周年”特刊
24.陈伯达与《教育革命》
25.从《政法批判》上考证“砸烂公检法”口号
26.军队造反派“红联总”的《四海翻腾》
27.人民日报社的《北京公社》
28.《美术风雷》与红卫兵美术
29.上海画院红旗的《大字报选》
30.美术批判的集大刊物——《美术批判资料》
31.黑雨花,红雨花
32.内蒙“东纵”的《批乌战报》
33.从《文艺批判》到《文化批判》
34.《斗批改》,逗、劈、改
35.红卫兵运动中的彭真及《批彭战报》
36.《批翦战报》中的翦伯赞
37.《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简介
38.从《风雷》开始,寻找“东方红出版社”
39.《园林革命》推动“园林革命化”
40.七机部新九一五的《飞鸣镝》
41.从《文革风云》看对陈毅的批判
42.红卫兵的方型杂志
43.国家博物馆存有这本刊物吗?
44.“反动组织”的刊物《井冈山》
45.被中央文革勒令停刊的《北京》
46.《延安怒火》“批判516兵团专刊”
47.罕见的《准备》
48.天津大学“八一三”的几本刊物
49.周总理问:“八二五”是什么日子?
50.中国音乐学院北京公社的《东方红》

写在前面

胡庄子

《红卫兵刊物过眼录》主要介绍1966—1969年红卫兵运动期间,红卫兵、造反派等群众组织创办的刊物。这些刊物,包括1966年8月19日毛泽东第一次检阅红卫兵之前的老红卫兵创办的刊物,包括狭义的红卫兵(大专院校和中学的造反派红卫兵)和广义的红卫兵(包括工人、农民中的造反派)创办的刊物。
“红刊”的出现,是中国当代史上一个奇特而有趣的现象。
1964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上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1966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发动文革的《5•16通知》,指出:“‘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曲、美术、音乐、舞蹈等等。”(《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1988年10月编印)
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刊物严厉指责。文革一开始,大多数刊物就在劫难逃了。1966年5月,北京市委决定,市委主办的理论刊物《前线》停刊。这是文革开始后第一个停办的刊物。仿佛碰倒了第一枚多米诺骨牌,众多期刊哗啦啦纷纷停刊。到1969年,中国大陆只剩下《红旗》杂志等区区20种正式期刊,为中国百年期刊出版史上之最低点。
与国家正式出版物的凋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66年下半年到1969年间,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各类群众(民间)组织大量涌现,“报禁”解除,红卫兵造反派报刊开始出现。特别是随着红卫兵造反派组织不断发展壮大,难以计数的红卫兵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一时间,从油印传单到小报小刊,出版手段呈现民间化的特点,出现了“诸子百家”、“言论自由”的局面——这是中国报刊史上的一个奇观。这些刊物成为当时紧缺的官方刊物的补充。
“红刊”都是自行编辑印刷的,不到出版管理部门批准备案,无须刊号准印证(1968年后,各地开始建立群众刊物的报批制度),稿件也不需要主管部门审查。印刷出来之后,有的无偿赠送,有的用于交换,有的定价出售,有可以通过邮局发行。
“红刊”的特征可以从刊物名称、刊物封面、刊物内容三个方面看出来。
刊物名称具有鲜明的“革命”和“造反”特征。你看:《烈火》、《准备》、《点火》、《上天》、《大喊大叫》、《钢二司》等,尽管名字千奇百怪,但皆有出处。有的是从毛泽东的诗词和文章中找出的现成词语,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万山红遍》;有的是使用文革流行语言,如《斗私批修》、《大破大立》、《教育革命》;有的是以自己组织的名称作为刊物的名称,如《井冈山》、《钢二司》,《八•二五》;有的是本行业的名称与革命词语相结合,如《红色电影》、《外语红旗》、《美术风雷》;有的是直接说明自己杂志的主题,如《批翦战报》、《批彭战报》、《红卫兵文艺》。
“红刊”的封面多是红色基调,主要构图是毛泽东等革命导师形象,毛主席语录及诗词手迹,以及高大的工农兵形象。封面总体上给人以大喊大叫、剑拔弩张的感觉。
“红刊”刊登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刊登毛泽东的文章、语录。特别刊登了毛泽东未公开发表的早期文稿、毛泽东最新指示等。有的编写了毛主席文艺语录、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语录,有的还刊登了民间传抄的毛主席诗词等。
二是刊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指导文革的通知、通告。
三是刊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这些讲话是研究文革的珍贵档案资料。
四是刊登大批判文章。刊登中央或地方及本单位“走资派”的“罪行录”,以及批判所谓“黑头目”、“黑作品”、“黑理论”的文章。这些大字报式的文章,无限上纲、捕风捉影,从论点到论据,几无可取之处。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以“供批判用”的“黑讲话”、“黑理论”,为我们保留了大量老一辈革命家、老辈文人的讲话和文章。
五是刊登派性斗争和武斗的消息、文章。小报小刊既是各派红卫兵造反派组织宣传自己主张的阵地,又是攻击对方的工具。
六是刊登“路线斗争”的历史资料。那时,几乎每个行业都编写了本行业的“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这些大事记一般长达数万字,多是通过自己编印的刊物发表的。
七是刊登本派组织学习毛主席著作、首长讲话、中央文件的心得体会,分析讨论形势的意见。
八是刊登文艺、美术作品,包括小说、散文、诗歌、样板戏、红卫兵编写的大型歌舞史诗、电影剧本、歌曲、版画、政治漫画等等。比如北京大学造反派编印的《文化批判》曾在1968年9月出版了增刊《抗大的道路》(革命歌舞剧);中央戏剧学院红旗文艺兵团在编印的《红旗文艺》创刊号上刊登了歌舞朗诵剧《红卫兵战歌》。这些刊物是我们了解、认识和评价红卫兵文艺的主要渠道。
九是刊登照片。既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照片,也有反映工农兵生活的照片,还有批斗大会现场及批斗对象戴高帽子、挂黑牌子、坐喷气式的照片。像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战斗大队主办的《文革风云》就刊登了批斗陈毅大会的照片,包括陈毅“低头认罪”的照片。
十是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其它一些情况。
“红刊”的发行渠道,不外乎赠送、交换、组织人员外卖等,有的还通过邮局发行。笔者收藏的红卫兵刊物中,有的封面上盖着“交换”、“赠送”印章。由于群众组织的报刊较多,一些城市的街头出现了固定的材料交易点,各红卫兵造反派组织在此交换自己的报刊和小册子。
如果给“红刊”分类,可以有多种区分:从刊物内容分,主要有综合类刊物、美术类刊物、电影类刊物、戏剧类刊物等;从刊物主办者分,有大专院校红卫兵刊物、中学红卫兵刊物、军队造反派刊物、党政机关造反派刊物、农民造反派刊物、各类联络站刊物等;从刊物的开本上分,主要有16开本、32开本、方型本、异型本等;还可以从地域上分,等等。
进入1968年,红卫兵造反派文斗武斗,动枪动炮,各地流血事件不断。7月28日凌晨,毛泽东召见北京“五大学生领袖”谈话,对武斗现象进行严厉批评。随后,“工宣队”进驻并接管大专院校,解散红卫兵组织。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红卫兵刊物有的被停刊,有的由“工宣队”或“革命委员会”接管。民间组织争相创办报刊的局面结束。
十年文革梦醒,大地烟消云散。“造反有理”的喧嚣已被岁月的风尘淹没,存世的“红刊”已经不多见了。尽管在红卫兵运动中,一些新闻单位、图书馆和博物馆不失时机地展开了对红卫兵文物的收藏,但由于时局的动荡、人员的沉浮,特别是文革后有关部门要求对文革宣传品进行销毁,红卫兵报刊如今存留在世的并不多见。
现在,国内外除了一些人收藏红卫兵造反派小报外,几乎不大理睬红卫兵造反派期刊,藏书和读书界也很少有人专门去收集研究“红刊”。当年参与编辑红卫兵造反派刊物者,由于种种原因,也不愿回忆往昔“战斗岁月”。因此,要想研究“红刊”,深究其创刊停刊时间、发行期数、编辑人员等资料,甚难,难于上青天。2000年3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期刊大词典》(上下卷),共收录中国出现刊物以来的期刊33036种,是介绍中国期刊最全面的工具书,可它对红卫兵运动中出版的众多“红刊”只字不提。
当时,到底出版有多少红卫兵刊物?无确切统计,估计有几千种。笔者前几年专题收集红卫兵、造反派主办的刊物(刊物编印比报纸复杂,发行量也小得多),已有近千种,是从各地旧书市场上一本一本攒来的。
“红刊”是文革的语言事实和文字现场,是“活标本”,具有独特的文献价值。收藏并研究这些刊物,对于研究红卫兵、研究造反派、研究文革,或许有着不可或缺的意义。希望这本《过眼录》,能引起文革研究者对“红刊”的关注。

作者谨识
于燕郊之北
2014年元月


老红卫兵的怀旧刊物
——《首都红卫兵》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初设想中,文革的发动者、领导者毛泽东也没有估计到会出现一个影响巨大的红卫兵组织与声势浩大的红卫兵运动。
1966年5月29日,在文革政治风云的影响下,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卜大华、骆小海、邝桃生、王铭、张晓宾、张承志、陶正、高洪旭等十几个中学生在北京圆明园开会,宣布成立红卫兵组织。“红卫兵”一词是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张承志创造的——张承志后来成为著名作家。他们一连贴出三篇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最初的红卫兵,主要由革命干部和工农兵子弟组成。
毛泽东看到了江青转送来的红卫兵论“造反有理”的大字报——有一双政治家之眼又有一双诗人之眼的毛泽东,一下子就发现了红卫兵中蕴藏的极大政治能量及浪漫诗意。他适时地给红卫兵这个幼苗以阳光雨露——8月1日,他出人意料地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回了一封信。从8月18日起,他八次检阅红卫兵,总人数达1100多万人。
毛泽东的支持,使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蓬勃生长。红卫兵为自己能从革命成果的享受者、传统革命的崇拜者而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新的革命的直接参与者、有力推动者、冲锋陷阵者,感到极大的自豪和骄傲。他们冲向街头,“破四旧、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充当了文化大革命这个群众运动的急先锋。随着红卫兵运动兴起,各地红卫兵创办了许多小报小刊,《首都红卫兵》就是其中之一。
说《首都红卫兵》,花开两枝,要分头说起。
《首都红卫兵》报,是著名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三司”)创办的小报,1966年9月13日创刊,共出32号。这家报纸还有中学版、上海版等,影响很大。1967年2月,《首都红卫兵》改为首都红卫兵代表大会(简称“红代会”)的机关报。此处不表。
《首都红卫兵》杂志——与上述《首都红卫兵》报无关——创刊于1967年8月18日,编辑者为《首都红卫兵》编辑部,通讯处在北京工业学校红卫兵委员会。第1期是“纪念八•一八专刊”,“八•一八”是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次检阅红卫兵的日子。刊物的目录如下:

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
社论:英雄的红卫兵万岁
红卫兵赞歌——纪念八•一八(北京八十中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难忘的八•一八(北京工业学校东方红红卫兵战士)
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诗歌)
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诗歌,黑龙江工学院一红卫兵)
红卫兵跟着毛主席(诗歌,北京人民印刷厂刘沛)
英雄辈出在今朝(诗歌,解放军某部营长石其山)
红卫兵的诞生(清华附中红卫兵向东整理)
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
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
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
向旧世界宣战(北京二中红卫兵)
独有英雄屈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粪土当年万户侯(北京39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红卫兵小将的造反精神万岁——记红卫兵小将在“旧全聚”破四旧(北京烤鸭店全体革命职工)
为建立无产阶级的教育制度奋斗到底(无署名)
革命造反歌(歌曲,北大附中词)
……

这些文章,涵盖了红卫兵运动初期的重要文献,反映了红卫兵运动初期“破四旧”的基本状况和场面,是一本了解和研究红卫兵运动不可多得的资料集。
从刊物的内容上看,这本刊物是“老红卫兵”(“老红卫兵”一词,早在1966年9月间就已出现)创办的刊物。所谓“老红卫兵”,指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检阅红卫兵之前起来造反的红卫兵,主要由“红五类”子女组成,他们宣扬“血统论”,批判矛头指向“黑帮”和“牛鬼蛇神”。1966年10月之后,老红卫兵失势,造反派红卫兵兴起(他们最突出的特征是冲击党政领导和批判“血统论”)。这本创刊于1967年8月的《首都红卫兵》,仅见一期,是老红卫兵回忆光荣岁月的怀旧刊物。

著名的造反派刊物
——《文化革命通讯》

《文化革命通讯》由北京大学《文化革命通讯》编辑部编印,是“第一张马克思主义大字报”的第一作者、处于北京“五大学生领袖”之首的聂元梓“执政”“新北大”时创办的刊物。编辑部的地址在聂元梓造反起家的北京大学哲学系。我手头有1—16期杂志。
这本杂志1966年11月创刊,是全国影响最大的红卫兵造反派刊物之一。北京大学在文革初期具有特殊地位,这里发出的每一个信息都影响到全国。《文化革命通讯》发表的许多文章,在全国广为流传。如: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毛泽东),见第13、14期合刊。
《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聂元梓等),见第13、14期合刊。
《李雪峰是北京市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魁祸首》(新北大灭资兴无战斗队),见第1期。
《谭力夫的讲话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辩护词》(东风战斗队),见第1期。
《叛徒常溪萍何以有恃无恐》(兴华、汉明),见第2期。
《三十二问王任重》(清华大学东风战斗队),见第3期。
《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彭真的丑恶嘴脸揪出来示众》(北京市委、市人委代表发言),见第4期。
《砸烂阎王店,打倒陆定一》(斗争彭、罗、陆、杨大会筹备处),见第4期。
《驳给林彪同志的一封信》(立容),附《伊林、滌西其人》及《给林彪同志的一封信》,见第4期。
《踢开李洪山这个反革命小丑,紧跟毛主席闹革命——驳李洪山的反革命言论》(内蒙《井岗山人》战斗队),附《李洪山的大字报》,见第4期。
《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聂元梓等),见第5期。
《看!刘少奇的丑恶的灵魂》(刘涛、刘允真),见第5期。
《篡党篡军的大野心家朱德罪恶史》(郑浩荡),见第8期。
《陈云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罪行》(北京市批判陈云联络站),见第8期。
《陶铸丑闻录》(火炬),见第8期。
《看!谭震林的滔天罪行》(北农大《东方红》),见第9期。
《刘、邓黑司令是反共老手冯友兰的后台》(新北大哲学系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横眉》战斗队),见第11期。
《打倒美术界的黑司令华君武》(红小鬼),见第12期。
••••••

刊物上还刊登了一些漫画作品。
这些大字报式的批判文章,内容多荒谬,使用的多是谩骂、丑化、妖魔化的语言,显示了造反派“拉大旗作虎皮”、“理不够语录凑”的激烈文风,信口雌黄、断章取义、无限上纲的批判方式。这且按下不表。
这里,录下收集《文化革命通讯》的流水账——
2003年夏天,我在北京报国寺得到创刊号,花了50元。有了创刊号,就想着把后面的数期刊物集合在一起。与《文化革命通讯》时隔近40年,寻找它们,如同寻找一群当年出生在北京而失散于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兄弟。难啊!
2003年11月,我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见到《文化革命通讯》第8期,卖者开口100元,没有还价的余地,我没有舍得花钱买。几分钟后,同是在潘家园,我见到第16期杂志,小贩索要3块钱。这本刊物说明,《文化革命通讯》至少出了16期。我明白,要收藏齐这套刊物很难。
2004年12月,我从网上找到第13—14期合刊,它们远在上海,我花100元从一个经营旧书的女子那里买到手。从书商手中买书,不要指望拣到便宜货。
2005年1月,我从潘家园旧货市场得到第10期,5元。
2005年3月5日,在潘家园一个小摊的一堆烂纸中拣到第6、7期(合刊)、第8期、第9期、第11期、第12期、第15期,每本15元,惊喜。
2005年3月12日,在潘家园寻到第5期,15元。又见13—14期杂志,书贩开价15元,我想起以前曾花百元购买,而如今这么便宜,遂又买了一本。
2006年9月2日,在潘家园买到第2、3期,每期10元。
2006年9月28日,我从三亚出差返京,赶到报国寺,得第4期,10元。至此,经过三年多的努力,《文化革命通讯》1—16期收集齐全。看着这16期刊物,忽有“度尽劫波兄弟在”的感叹……
《文化革命通讯》第16期出版于1967年8月。不知道这本刊物后来有没有继续出版。数年来,我在大江南北寻寻觅觅,见过内容相同封面不同的《文化革命通讯》,见过《文化革命通讯》的广州版,却没有见到16期之后的《文化革命通讯》。

最早的红卫兵刊物
——《红后代》

《红后代》,1966年9月25日创刊,编辑、出版者为“红后代杂志编辑部”。这个编辑部由辽宁毛泽东主义学校(原实验中学)一群“红五类”红卫兵组成。
最初,红卫兵是由“红五类”(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军人、革命干部、革命烈士,简称“红五类”)组成的群众组织,非“红五类”是不能参加红卫兵的。辽宁沈阳有一个“红五类”组成的红卫兵组织叫“红后代”,它与北京的联动、广州八一学校红卫兵等联系紧密。
《红后代》是一本透着鲜明“红五类”优越感的刊物。

我们是革命的红后代,我们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凭什么?就凭我们是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的子女;就凭我们对党、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就凭我们敢打、敢闯、敢拼、敢革命、敢造反。……我们到世上来,就是造反来啦!我们就是要造资产阶级的反,造修正主义的反,造旧世界的反,造一切不合理旧制度的反。这个反既然造了,我们就要一反到底,直到杀出个共产主义新世界来!我们都是革命的后代,我们都是造反者的继承人。无产阶级大印我们不掌谁掌?革命的大旗我们不扛谁扛?社会主义江山我们不保谁保?难道能把这一切让给资产阶级的狗崽子吗?不!(见第一期刊登的《沈阳红后代宣言》)
对于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小子们,听着:在你们没有彻底和家庭划清界限,和资产阶级思想一刀两断之前,狗崽子们我们叫定了。怎么?你们觉得刺耳吗?……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人,如果愿意革命,也可以站过来,向你们的祖宗、朋友、亲戚大讲特说阶级和阶级斗争,要么就不为混蛋,要么就滚你妈的蛋!(见第一期刊登的《忠实地捍卫无产阶级专政 捍卫党的阶级路线》,署名“红后代沈阳第一战校”)

当时,血统论和出身论的论战正在进行。这本刊物的主办者自豪地为自己纯正的革命血统呼与喊,毫不掩饰地谩骂出身不好的人为“狗崽子”。

那些被夺了权、被专了政的混蛋们,那些地主、资产阶级当权派的狗崽子们,对我们革命的老干部恨之入骨。他们借着文化大革命之名,打着向资产阶级当权派进攻的旗号,把我们革命的老干部统统打成黑帮,叫喊什么炮轰司令部,打倒一切当权派,要撤他们的职,罢他们的官,抄他们的家,住手!谁敢碰我们老革命干部一根毫毛,我们红后代决不饶他!广大工农兵决不饶他!谁再敢把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跟我们的老干部相提并论,就有他好瞧!……有人说我们是保皇派,任凭他们叫去吧!我们保定了!(见第一期刊登的《红后代在沈阳市各界人民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当时,毛泽东写了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林彪说“谁反对毛主席,就罢谁的官;谁反对突出政治,就罢谁的官”,各地的造反派把批判的矛头直接对准老干部。在这种情况下,这篇文章的语言和观点,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刊物上发表这样的文章,是需要胆识的。
1966年10月以前,以“红五类”为代表的老红卫兵是文革的主力军。10月之后,老红卫兵被造反派红卫兵取代。所以,《红后代》这本刊物可能出了这一本,就无法再继续出下去了。
这本刊物是到目前为止我见到的出版时间最早的红卫兵刊物。

《风雷激》的“《出身论》有关材料”

1966年7月,一副宣扬血统论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在北京流传。这副对联,把英雄的老子与自己等同起来,把文革的对象与1949年之前的革命对象混淆起来。红卫兵的这副对联,在宣扬革命后代自豪感的背后,表达着自身对政治、社会特权的追求。
这副对联从北京流传至全国,受到“红五类”出身的红卫兵欢迎,为“红五类”打击“黑五类”(地、富、反、坏、右)提供了理论依据。许多非“红五类”青年,因为出身不好而成为“混蛋”,没有参加红卫兵的权力,被对联压得抬不起头来,对对联强烈不满。一时间,歌颂对联者有之,批判者有之,北京的大中学掀起了对联大辩论。
在批判“血统论”对联的辩论中,遇罗克的《出身论》最为有名。
在新中国,“家庭出身”是直接影响一个青年考学、招工、参军、求偶、提干等涉及个人利益乃至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出身好,青山绿水,一路风光;出身不好,步步坎坷,命途多舛。那些出身不好的青年,深受其害却不敢言语。遇罗克站出来说话了。《出身论》从“社会影响和家庭影响问题”、“重在表现问题”、“受害问题”等方面系统批驳“血统论”。它认为:人的社会影响是主要的,家庭影响是次要的,提出“一切革命青年,不管你是什么出身,都应受同等的政治待遇”,它抨击了“血统论”和种姓制度。《出身论》的结论是:“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并呼吁“一切受压抑的革命青年,起来勇敢战斗吧!”这篇文章高举“平等”的旗帜,拒绝对人的歧视,为非“红五类”出身的青年投身文化大革命、争取平等提供了理论支持。文章一出,引起轰动,广为流传。正所谓:“血统论”一论既出,震慄全国;“出身论”一纸风行,洛阳纸贵。
1967年5月,在“血统论”与“出身论”论战进行之时,北京四十一中学《风雷激》编辑部编印了《风雷激》“《出身论》有关材料”专刊。专刊刊登的主要文章有:
一、《论出身》(第五研究小组)。——《风雷激》“编者按”:我们向大家推荐一篇好文章《论出身》,我们认为它基本上符合毛泽东思想。它既回击了“无出身论”者——《出身论》作者代表着——从右面射来的毒箭;又回击了反动的“血统论”者——“联动”顽固分子代表着——从“左”面射来的毒箭。
二、《出身论》(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这篇文章署名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实际上作者是遇罗克。文章先以传单形式散发,后刊登在1967年1月18日出版的《中学文革报》创刊号上。
三、《评〈出身论〉》(清华附中红卫兵)。——据卜伟华《阎阳生〈清华附中红卫兵100天〉若干史实辨正》说,1967年1月发表的《评〈出身论〉》,出自清华附中红卫兵阎阳生的手笔。
四、《“联动”的骚动说明了什么——兼评清华附中红卫兵的〈评出身论〉》(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
五、《看!大毒草〈出身论〉的反动实质》(《旭日战报》编辑部)。——《旭日战报》由北京轻工业学院东方红公社主办,这是一张与《中学文革报》观点相左的小报。当时北京的小报也分为两大阵营:批判血统论的小报有《中学文革报》、《首都风雷》、《只把春来报》、《大喊大叫》等;批判“出身论”的小报有《东风报》、《旭日战报》、《首都风雷》(后期)、《红鹰》、《中学论坛》、《教工战报》等。
《风雷激》“《出身论》有关材料”专刊上的这几篇文章,反映了红卫兵运动中第一次思想论战——“血统论”与“出身论”大辩论中三方面的观点。对于研究红卫兵思潮颇有史料价值。
这本刊物的编者“希望大家把有关的意见寄给本编辑部,也可寄一些批判文章及反映中学运动情况的文章”,并且许诺说“如果你的稿件被选用了,我们将寄当期本刊一本给你”。不过,后来一直没有见到《风雷激》的后续刊物。

话说《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专辑

红卫兵运动一开始,就呈现一种非理性的、暴力的、颠覆一切的倾向。这些倾向,后来被归罪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被归罪于国家主席刘少奇。
红卫兵运动兴起之初,北京市有个著名的红卫兵组织——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西纠”下属的六中红卫兵当时颇有影响。
北京六中位于天安门城楼西侧。六中红卫兵成立的很早,并且在1966年9月1日创办四开四版铅印《红卫兵报》(这是北京最早的红卫兵小报之一)。《红卫兵报》第1期社论《论形势》,被《红旗》杂志1966年第12期更名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好得很》刊登。《红卫兵报》第2期改由“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主办。第三期之后,主办方又改由北京六中红卫兵。《红卫兵报》共出15期。
更让六中“出名”的是,六中红卫兵在校园里私设劳教所,擅自抓人,并实施法西斯酷刑,一些人在劳教所被折磨致死。六中红卫兵私设的劳教所被中央发现并被制止,劳教所被公开展览批判。
《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专辑,编印于1967年2月,由北京六中遵义战斗团编印。专辑的内容是批判六中“劳教所”的。其中,详细介绍了六中“劳教所”使用的拳击小腹、刀背打脸、油漆抹脸、坐土飞机、上吊、洗冷水澡、跪煤碴、钢鞭抽脸、火柴点头发等酷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红卫兵的活动,被认为是“在党内一小撮资产阶级当权派的幕后策划下”进行的,是“刘邓路线在中学的滔天罪行”。
从这本刊物的内容看,主办者的立场不同于几个月前主办《红卫兵报》的老红卫兵,而是属于后来崛起的造反派红卫兵。
另外,上海中等学校革命师生红色造反团普陀区指挥部(编辑部地址在上海武宁路48号三楼)编印的《刘邓路线在中学的滔天罪行》(共出二期),第一期也是揭露和批判北京六中劳教所的。
对于红卫兵运动中的暴力行为,西南大学教授吴宓分析说:“忆1923年济在《学衡》中著述,谓今之中学生感情盛,意志强,而理智弱,知识、经验并乏,言论家(政客)惟事鼓荡,至若辈者弱者自杀、颓废,强者愤世嫉俗,今日本身受损,异时祸及国家社会,云云。又西人恒言:‘天下最危险之事,莫如以利刃置诸小儿之手,使之乱割,伤己伤人。’呜呼,四十年世变,至今文化大革命运动,以上之言验矣。”
“人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人想当天使时,却做出恶魔的行为。”(卢梭)对于红卫兵的恶行,可以如是观。

《春雷》批判“联动”思潮专刊

北京八一学校革命造反联合总部主办有4开小报《春雷》(创刊于1967年3月12日),不定期编印《春雷》专刊——不论期数,以“专刊”形式出版。
1967年9月,《春雷》“摧毁‘联动’组织,批判‘联动’思潮”专刊出版。主要内容是:《中央负责同志谈“联动”》,《“联动”简介》,《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会内容介绍》(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摧毁联动展览会编辑部供稿》),《“联动”休想翻案》(摧毁联动展览会镇联兵团),《反动血统论和资本主义复辟》(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赤路卫士)等。
“联动”是“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的简称。1966年12月5日正式宣告成立,他们是北京一部分高干子弟组成的群众组织,在政治倾向上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及造反派组织“三司”,主张保护老干部。“联动”成立后,在西直门城楼上刷了一个巨幅标语:“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他们撒传单说,“江青太狂了”,“打一打戚本禹,吓一吓陈伯达”;他们在1966年底至1967年初,“六冲公安部”,要求公安部释放关押的“联动”成员。
文革的批判矛头指向“走资派”、当权者。“联动”则是“保”这些人的。所以“联动”受到中央文革的严厉批评。“联动”言行中散发出来的优越感和血统观念也让下层群众和“出身不好”的群体有些反感。
1967年元旦,“联动”发出《中央、北京党政军干子弟(女)联合行动委员会通告》,强调“忠于马列主义和一九六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王力反思录》中说:这是“一个被毛泽东很重视的通告”。后来,就传出毛泽东的话:这些红卫兵,夏天是革命的,冬天就不革命了,有的就反革命了。
1967年1月17日,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谢富治说:公安部要保护左派,反击右派,镇压反革命,例如“联合行动委员会”、“西安红色恐怖队”这些组织是反动的,头头是反革命。2月19日,《中共中央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明确指出:“在学校不许成立反动组织,像联动、红色恐怖队这类反动组织一律解散。”在此前后,有140多名“联动分子”被抓,有的被关押数月之久。
1967年2月21日,一些红卫兵反映,“联动”损坏不少东西。江青表态说:办展览会让大家看看。不久,八一学校“毛泽东联合造反总部”在八一学校举办了名噪一时的“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周恩来、康生、陈伯达等参观了展览。《春雷》的这期专刊,说的就是这件事。
文革后,“联动”成员回忆说:展览以所谓触目惊心的大量“事实”,把充当“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急先锋”的“联动”成员,描绘成一群“腐化堕落”、“穷凶极恶”、“手挥皮带”,专搞打砸抢的“暴徒”,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炮制展览会的阴谋家们心里完全清楚,这一切都是假的:所谓“联动”的“高级消费品”是外贸部抄家得来的财物,匕首、铁棒等凶器是从公安局借来的,自行车是从一些学校学生手里扣来的,外国画报是从图书馆里搬来的,而那些被毁坏的教具和标本则是蒯大富、聂元梓之流指挥一些打手一手砸坏的……这是一个用心多么险恶的骗局啊!(乔伊、徐雅雅《联动事件始末》)
1967年下半年后,“联动”基本销声匿迹。有人说,联动像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吉伦特党人一样,属于最先参加大革命而又最早反对这场大革命的那批人。

造反青年 《激扬文字》

《激扬文字》,清华大学东方战斗团编印,创刊于1967年1月。刊名取自毛泽东《沁园春•长沙》中的诗句。创刊号的主要内容有:

《毛主席对自己部分诗词的批注》
《全无敌的战略和策略——学习毛主席词〈满江红•和郭沫若〉》(学军)
《鲁迅言论摘录》
《评几句口号》(惊雷)
《砸烂刘少奇的经济主义》(丛中笑)
《看!刘少奇的丑恶灵魂》(刘涛)
《刘少奇在报刊上发表的言论目录》(梅花笑)
《揪陶简讯》《要闻简讯》

这期刊物上,引人注目的是清华大学学生刘涛的大字报:《看!刘少奇的丑恶灵魂》。刘涛是刘少奇和前妻王前的女儿,她在江青等人的动员下,1967年元旦看望了自己的生母王前,并根据王前谈话中涉及的刘少奇问题整理而成大字报,于1月3日贴在清华大学、中南海职工食堂门口等地。这张出自刘少奇子女之手的大字报,从家庭内部造反,对父亲进行道德批判。它像一个引爆的重镑炸弹,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极大地损害了刘少奇主席的道德形象。
读红卫兵杂志,我常常关注上面刊登的“简讯”之类的小消息,因为它言之有物,记录了正史不载的红卫兵运动的一些信息,比那些空洞无物的大块批判文章包含的信息量大。这期杂志上的《揪陶简讯》用10条消息记录了1966年底开始的“打倒陶铸”的过程。《要闻简讯》有16条消息,记录1966年12月—1967年1月一些所谓的“要闻”,其中一条说:

1月9日晨,师大女附中出现了许多大标语和大字报。其中有这样一条:“谁说公鸡下蛋,谁说三司好汉,三司并非好汉,都靠抓人吃饭!”井冈山兵团“卫东兵”对此挑战予以坚决反击,又贴出“公鸡不会下蛋,三司就是好汉,矛头指向刘邓,全靠造反吃饭!”

两派“对诗”的情景,既有趣,又透露出这本刊物的主办者东方战斗团属于“三司”一派。
我存有《激扬文字》1、2期。刊物封面上,还有盖有“东方战斗团”、“北京市清华附中瑞金战斗兵团总部”两枚大印。红卫兵组织都有自己的印章。1967年1月27日,周恩来总理在接见红卫兵、造反派时说:“(你们夺权后)不要用党委公章,还是用自己造反团的章子。……章子自己刻一个就可以。”

《点火》,点造反之火

现在提起“点火”一词,大家可能首先想起火箭飞天倒计时的情景。
在中国的词典里,“煽风点火”这个词,含有贬义,声誉不好。毛泽东曾批判有些人“煽阴风点鬼火”,“阴”“鬼”两字一加,更形象更生动了。
毛泽东善于赋老词以新意,常有起死回生之妙笔。文革中,他支持红卫兵造反有理,号召大串联,煽革命之风、点造反之火,又赋“点火”以新意。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火是我点起来的。”他要求各级领导“点火支持革命师生”。
周恩来在1966年8月4日、22日在清华大学的讲话中也说:“我是来煽风点火的,煽社会主义之风,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火。你们已经把火点起来了,……我相信这个火也很快在全国都会点起来。”
“点火”这个词,既是中央领导人对红卫兵的要求,又为红卫兵画像——四处串联,煽风点火,进行造反。红卫兵宣称:“我们就是要煽风点火,煽社会主义之风,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火!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燃遍全中国,烧遍全世界!让革命的烈火越烧越旺,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烧成灰烬!”(北京“三司”《南下宣言》)
红卫兵给自己的刊物命名为《点火》。《点火》创刊于1967年1月,编辑者是点火编辑组,出版者是点火文学社,地址在上海延庆路149号。这本刊物主要刊登报告文学、速写、小说、诗歌、曲艺、小剧本、小演唱、杂文、大字报、宣传画等。
《点火》创刊号一出,供不应求。《点火》专门在后来的刊物上发表“启事”:“希望有第一期‘点火’的读者注意:由于图书馆、报社等单位需要,现原价收回,愿退让的同志可电话联系。”
我保存有《点火》第2期(1967年3月)、第3—4期合刊(1967年4月)、第5期(1967年5月)。我从网上见到有人叫卖第一期,那些天太忙,没有来得及订,以后再也没有遇到。
后来,造反派的这个《点火》被另一拨造反派造反了。1967年6月5日,上海“红反会”主办的小报《文革通讯》报道:“最近上海革命工人业余作者接管了旧《点火》文学编辑部。新《点火》已成立临时筹委会,并决心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点火》办成工人自己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并以此把广大工人革命业余作者组织起来,形成一只浩浩荡荡的无产阶级文艺新军。……”
新《点火》出刊后的刊物我手头没有实物。偶尔在一本民间刊物上看到一则《点火》第6—7期合刊的书影,不甚清晰,不知与本文的《点火》有没有关系。

《科技造反报》与《群丑图》

《科技造反报》,上海市科技单位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编。我保存有《科技造反报》第1期、第9—16期。
《科技造反报》创刊于1967年3月。创刊号上的文章有:《“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万岁》,周恩来在1967年1月18日、1月25日、2月1日接见造反派的讲话摘录,《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谈科技界当前革命形势和任务》等。
这份刊物上的大批判文章没有什么好说的,这里重点说说《科技造反报》创刊号封三上刊登的《群丑图》。
《群丑图》最早由北京“斗争彭、罗、陆、杨大会筹备处”以传单的形式散发,后刊登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联络站主办的小报《东方红》1967年2月22日第3版。各地红卫兵报刊广为转载。《群丑图》以刘少奇为中心,刘坐在轿子里,一群人前呼后拥,有抬轿的,有鸣锣开道的,有吹吹打打的,有嘴上咬把刀子的,有举旗子的……漫画构图仿照中国古代官员出巡架式,人物作“蛇”阵排列,在老鸦的鼓噪声中,这群人走向通往“资本主义”的悬崖。画中人物从前到后分别为:陆定一、邓拓、吴晗、廖沫沙、周扬、夏衍、林默涵、田汉、齐燕铭、阳翰生、郑天翔、陆平、蒋南翔、彭真、刘仁、严慰冰、杨尚昆、肖向荣、罗瑞卿、陈鹤桥、梁必业、王光美、安子文、薄一波、贺龙、刘少奇、林枫、李井泉、万里、邓小平、李维汉、刘志坚、吕正操、何长工、刘澜涛、陶铸、肖望东、王任重、钱信忠等。漫画中,每个人物手中都有一个“道具”,背后隐藏着一段故事,形象地说明该人的“罪行”。《群丑图》署名“东方红”。据说,《群丑图》是中央美术学院附属中学学生翁如兰创作的,其父是知名学者,她从父亲的朋友、高层人士中了解到中央及文艺界领导人的形象特征,创作了《群丑图》。北京版《群丑图》发表后传播到全国各地。随之出现许多新的版本。
《科技造反报》上刊登的是北京版的《群丑图》。
我过眼的类似漫画还有:文艺界《百丑图》,最早刊登在天津制本厂筹委会革命到底、白求恩农医学校总队战到底主办的《红工农》第2期第1版。上海版的《群丑图》,刊登在上海美术界大批判资料编辑部编印的刊物《革命大批判栏报头选辑》1967年第5期。内蒙古造反派的《百丑图》,刊登在内蒙古呼三司农牧学院红旗兵团主办的《红画笔》报1967年6月29日。
中国漫画中历来缺少讽刺领导人的传统。以领导人为讽刺对象的漫画一出现,立即引起轰动。
毛泽东见了群丑图(北京版《群丑图》),说:这是丑化我们的党!这种东西不准搞!然后马上叫秘书打电话给陈伯达,要求把此图收起来,不准在社会流传。(见《傅崇碧回忆录》)可是,覆水难收……
以我今天的目光看去,“群丑”不丑,“群丑”甚美。仅从艺术层面来看,《群丑图》结构布局严谨,人物形象分明,情节感也比较强,可谓文革漫画中的精品。
回头再说《科技造反报》。我于2004年在北京得其创刊号。2006年3月上旬,在北京报国寺一书贩手中买到第13期,刊物的封面上有“徐创平”的签名;半个月后,在北京潘家园另一书摊上买到9—12期、14—16期,上面也有“徐创平”的签名,这几本刊物是如何流入两个书贩之手呢?


大批判文章的集大成者
——《革命参考文献》

《革命参考文献》,上海东方红编辑部编印,1967年2月创刊,16开本,不定期出版。“上海东方红编辑部”是哪个造反组织的,从刊物上看不出来。它的编辑部联络站设在威海80号,后改为上海5049信箱,还是看不出承办者的具体情况,我也没有机会予以考证。这本杂志的封底标明“内部交流”,“本刊系内部分配,对外不办理订阅”字样。
我手头有第1—18集刊物。这套刊物是我较早连号收集的红卫兵刊物。
第1集,“风雷激”专刊。
第2集,“斗争彭、陆、罗、杨反革命集团”专刊。
第3集,“彻底埋葬刘家王朝”专刊。
第4集,“把邓小平陶铸王光美揪出示众”专辑。
第5集,“炮打集”,朱德、贺龙、陈云、谭震林、薄一波材料汇编。
第6集,“追穷寇”专刊。
第7—17集,共11集,都是“砸烂文艺黑线”专辑。
第18集,“砸烂旧上海交响乐团”专刊。
《革命参考文献》的封面、封底样式基本固定,每集页数多,容量大,像第6集达170多页。它每集围绕一两个主题,以上海为主,将当时全国流行的批判文章、大字报一网打尽。笔者粗略地统计一下,这18期杂志中,共收录400余篇文章,指名道姓地批判100多“五界三里”(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党里、政府里、军队里,语出“五一六通知”)的知名人士,基本反映了文革初期红卫兵、造反派的批判指向和动态。
《革命参考文献》中批判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刘少奇、邓小平、朱德、贺龙、陈云、谭震林、薄一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陶铸、陈丕显以及王光美等数十人。
《革命参考文献》中批判的文艺界名人有:周扬、夏衍、茅盾、林默涵、田汉、于伶、袁雪芬、李玉茹、丁善德、周小燕、马思聪、沈浮、秦怡、白杨、盛特伟、筱文艳、周信芳、盖叫天、陈素真、张二鹏、罗惠兰、徐玉兰、马连良、石西民、陈其五、杨永直、刘白羽、吴强、吴琛、吕复、杨村彬、黄左临、言慧珠、丰子恺、沈柔坚、丁是娥、杨振雄、红线女、姚克、陈荒煤、孟波、赵燕霞、肖望东、陈荣兰、范哈哈、徐进、邵荃麟、赵树理、巴金、梁斌、田间、叶以群、孔素荪、周立波等100多人。
《革命参考文献》还对许多影片、戏曲以及知名文艺团体进行批判。
这本刊物还有一个鲜明的特色,就是每期都有几个画页,刊登数幅彩色及黑白美术作品,主要是宣传画和漫画作品,这在红卫兵造反派刊物中独树一帜。这些美术作品被其它红卫兵造反派组织的小报转载,流传到全国各地。1995年12月香港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博物馆》(上下册)中,就选登了这本刊物中的美术作品。如果把这十几本刊物中的美术作品集中起来,可以印成一本很有特色的红卫兵画册。
我将这本刊物上刊登的400多篇文章的目录整理了出来,作为附录,从中可以看出这本刊物规模之“宏大”。

为什么《大喊大叫》?

2003年夏,我在北京旧货市场上第一次见到《大喊大叫》2—3期合刊,封面上,红色的底子,填满“大喊大叫”四个大字,颇有些大喊大叫的味道,很有视觉冲击力。“噫!还有叫这个名字的。”当时想买,对方开价60元,我嫌贵。回到家,越想越觉得这个刊名有意思,这后面有文章。再去找这本刊物,却见不到了。2004年的一天,我在网上见到广州一书贩那里有《大喊大叫》第2—3期合刊,没有犹豫,就把它买了下来。
《大喊大叫》是上海戏曲学院红卫兵组织“革命楼”的刊物。“革命楼”成立于1966年8月19日。上海戏曲学院余秋雨同学回忆说:“我们学院一些同学开始造反。以舞台美术系为主,占据了学院的一栋灰色楼房,命名为‘革命楼’,贴大字报要推翻学院的现任领导,批斗一切‘有问题’的老师,不惜采取‘革命行动’。”(余秋雨《借我一生》)
《大喊大叫》主要刊登政论、杂文、特写、散文、小说、剧本、文艺演唱、绘画作品等。杂志要求:来稿必须是“生动的、尖锐的、泼辣的、毫不吞吞吐吐的”,“必须具有战斗的风格,富有大喊大叫的特色”,“我们热烈地欢迎战斗在第一线的造反派战士给我们写稿。那些从亭子间里泡出来的东西都统统滚蛋吧!我们是一律不收!”
为什么“大喊大叫”?我为考证“大喊大叫”的来历,花了许多时间。我收藏的红卫兵造反派报刊创刊号,“发刊词”中大多使用过“大喊大叫”一词。我见到过北京、四川、辽宁红卫兵分别主办的名为《大喊大叫》的小报。北京大学、外交部有叫“大喊大叫”的造反派组织。我只知道“造反有理”是文革流行词,原来“大喊大叫”也这么流行。
许久之后,我考证出杂志命名为“大喊大叫”的出处:1955年,毛泽东为《一个整社的好经验》题写的按语中说:“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总是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的,这就是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1966年8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欢呼〈新北大〉在斗争中诞生》,其中引用了毛泽东的这段话,并且说:“我们一定要为社会主义新制度下的一切新事物大喊大叫”,“为破旧立新大喊大叫”……“大喊大叫”一词,与红卫兵强烈的造反意识一拍即合,于是几百万红卫兵一齐“大喊大叫”起来。
2006年2月,我从网上购到《大喊大叫》创刊号(1967年2月出版),杂志的封二上果然刊登着毛泽东1955年关于“大喊大叫”的那段语录。“创刊词”特别强调:“干革命就要大喊大叫,大叫特叫,大干特干,大造反特造反!我们要与广大工农兵群众一起喊,一起叫,一起干,一起造反!”
其实,文革中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大游行、大批判、大斗争、大夺权、大民主、大自由、大破大立,大造舆论,甚至大武斗,都是以“大喊大叫”的形式出现的。从某个意义上讲,红卫兵运动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大喊大叫”。《大喊大叫》杂志鲜明地反映了红卫兵运动的特点、红卫兵文风的特点。
我保存有《大喊大叫》1—4期。
上海戏曲学院“革命楼”在上海高校中颇有些名气,他们还出了小报《革命楼通讯》和《通讯简报》、画刊《红画笔》(有刊物、小报两种)、刊物《反复辟》(批判谭震林专辑,与工总司农垦系统联合总部、上海戏剧学院革命楼、同济大学东方红联合主办)等。

太阳门,《天安门》

1966年8月,史称“红八月”。“红八月”里,红卫兵在北京街头“破四旧”,“破四旧”的一个重要举措是将旧地名改成革命化的名字。一天,天安门城楼下贴出一张大字报,大字报说,天安门是封建地名,应该改名为太阳门。看大字报的红卫兵辩论起来,有的说天安门应改为“东方红”,有的说天安门广场应改为“东方红广场”等。
进入9月,北京34所中学和外地学生组织的“东方红筹委会”,拟将北京市改为“东方红市”,还决定将天安门前的华表和两个石狮子搬走,立毛主席铜像和英雄人物像。
红卫兵为天安门改名的大胆想法被毛泽东和周总理制止。毛泽东说:“北京的红卫兵把所有街道名称都改了,结果,新名字记不住,还用旧的。因此名字不易多改,形式是次要的,内容是主要的,主要看哪个阶级掌权。”周总理说:“天安门一定要改?你改什么?改东方红?对世界革命也不合适……我和主席谈,主席也不同意改。”
红卫兵没能给天安门改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红卫兵1967年2月编印的刊物《天安门》。
《天安门》杂志“是首都大专院校革命造反红卫兵组织和革命的工农兵相结合,联合创办的”。主办者是谁呀?不清楚。好在刊物上注明了发行站地址:北京文津街5号,封底留有电话(62)1323。
《发刊词》说:

“天安门”的灵魂是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天安门”的任务是宣传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服务。
“天安门”的作风是雷厉风行,艰苦奋斗。
……

创刊号上,刊登了毛泽东写于1919年的《民众的大联合》。其它还有:社论《为巩固无产阶级的权利而斗争》,本刊观察员文章《看夺权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毛泽东思想的壮丽史诗,农民思想革命化的大检验——河南省栾川县庙子公社革庙弯大队扑灭山村火灾的经过》,《激扬文字•造反的火花》等。
我在天安门前工作数年,对天安门感情笃深,对有关“天安门”的文字格外留意。2003年春,我从报国寺淘得《天安门》第1期。这是我收藏“红刊”的起点,从此我的生活多了一扇“窗口”。拿到这本刊物的当晚,把玩许久……我试着按《天安门》封底上刊登的电话号码拨过去,电话竟然通了,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二千零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我一下子从梦中惊醒,打开台灯,从床头拾起刊物一看,这句话正是《天安门》杂志创刊号卷首刊登的一段“毛主席语录”。
2006年夏,我得到《天安门》第2期。以后再没有见到它的影子。

红卫兵的《“狂人”日记》

1966年10月28日,以清华教师为主的造反派组织“红教联”(后来改为“红教工”)成立。“红教联”的负责人是陶德坚。1966年底,陶德坚在安定医院(被红卫兵改为红卫医院)看望病人时,听医院红旗战斗队一个医生介绍说,这里有一个叫陈里宁的病人,过去一直反刘少奇,受到迫害,说他是疯子。陶联想到苏联修正主义者将一些政治上的反对派送进疯人院加以迫害的报道,怀疑陈里宁被送进精神病院里有阴谋,于是组织清华大学红卫兵到红卫医院造反,并且帮助给陈里宁平反。
陈里宁,生于1933年,原是湖南省湘潭县委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从六十年代初期起,他就给中央写信、撰写文章批判刘少奇,说刘少奇是“修正主义者”。公安部门把他作为“反革命分子”进行审查,把他关进秦城监狱。大约在1965年,公安部认为陈里宁有精神病,就把他从监狱转到专门治疗精神病人的安定医院治疗。
“红教联”的想法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王力、戚本禹的支持。1967年1月7日下午,王力、戚本禹来到红卫医院,说陈里宁是“新时代的狂人”,“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很高”,当场宣布释放陈里宁。
“红教联”负责人陶德坚和朱起鸣组织人员到公安部十三局索要陈里宁的档案,被周总理劝回。1月10日,十三局主动给“红教联”送来了陈里宁的档案,让他们抄录。在档案中,他们看到陈里宁除了反对刘少奇外,还有涂改毛主席语录的问题,这在当时是很大的问题。后来,陈里宁涂改毛主席语录被认定为被迫服药后精神错乱所为。戚本禹说:“要看陈的主流,看其大方向,主要他是反刘少奇的。”
1967年1月17日,《首都红卫兵》报用四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陈里宁的“英雄事迹”,题为《狂人日记》。2月,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红教联宣传组编印“杂志书”《狂人日记》,畅销一时。这个小册子里,收录了1967年1月7日王力、戚本禹在红卫医院的讲话,《北京红卫医院战斗队给全国精神病院革命职工倡议书》,陈里宁日记摘抄等,塑造了一个坚决反对刘少奇的“狂人”形象。陶德坚回忆说:

红教工的成员曾昭奋据此(档案抄件)编了一本《狂人日记》,有陈的日记摘抄,也有这一案件发生与揭露的经过。我们自己找印刷厂一次印了五千份,没有几天就卖光了,但我们也未再印,因为全国各地翻印的版本到处都在卖了,而且许多城市被摘抄成大字报张贴在显著的位置。大概不仅因为陈里宁受迫害的遭遇使人同情,他的日记中有许多发自肺腑的语言更增强了对人们的感染力,引起了普遍的共鸣。(陶德坚《风雨人生》)

据说,江青把《狂人日记》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阅后说:“好!”(《反到底》第1期,1967年4月4日,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动态组编印)
陈里宁被安排在学部历史研究所工作。他成了反刘少奇、遭到政治迫害的英雄,频频露面,到处演讲,成为家喻户晓人物。尹舒堃等人还根据《狂人日记》和陈里宁“事迹”,编写话剧《新时代的狂人》,由天津人民话剧院排练并进京演出。
与“红教联”对立的清华大学四一四派等红卫兵组织则认为陈里宁不过尔尔。1967年下半年,王力、关锋被押,陈里宁更成为两派斗争的焦点。10月21日,公安部长谢富治和戚本禹召集对陈里宁持相反意见的两派代表一共28人到人民大会堂开会,谢说:这是个精神病人,两派组织没有必要为他再争论了。
不久,陈里宁涂改毛主席语录的问题被揭发出来,陈里宁又成了“假反刘少奇,真反毛主席”的“反革命分子”,再次被关进监狱。最早宣传陈里宁的清华大学“红教联”和红卫医院红旗战斗队作为反动组织被解散,负责人被逮捕。《狂人日记》成为“反党、反毛泽东思想、反无产阶级专政”的“黑书”受到批判。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414总部《414战报》编辑部编印的《414战报》特刊(1968年5月28日)说:“朱启鸣竟伪造最高指示,说毛主席看了《狂人日记》并说:‘好!’真是罪该万死!”毛泽东到底说过《狂人日记》好没有?这成为“悬案”。
一场荒诞的闹剧,以荒诞的形式开始,以闹剧的形式结束。
陈里宁在一个很短时间内,经历了“阶下囚——坐上宾——阶下囚”的传奇人生。文革后,有关部门确认,陈里宁确实患有精神分裂症,丧失责任能力,不追究刑事责任。

清华井冈山兵团的《井冈山》

在红卫兵运动中,北京出现了几个有名的学生领袖:北京大学的聂元梓、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号称“五大领袖”。
1966年12月19日,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成立,蒯大富是这个组织的“总勤务员”(当时,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都叫“勤务员”)。井冈山兵团编印有自己的报纸《井冈山》报和《井冈山》杂志。组织的名称、报刊的名称与革命圣地井冈山同名,表达的是要继承和发扬井冈山精神的意思。井冈山兵团成员写道:

井冈山,你是革命的山,红色的山,造反的山!
井冈山人,你是革命的战士,红色的先锋,彻底的造反者!
……
上井冈山,作井冈山人;上井冈山,作革命先锋;上井冈山,接过先烈的红旗;上井冈山,作彻底的造反者;上井冈山,上井冈山,永远跟着毛主席,永远跟着红司令!(“丛中笑”的《誓作井冈人》)

井冈山兵团的《井冈山》杂志,有两个“品种”。
其一,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大字报编委会编印的《井冈山》,主要是“配合形势,选辑有代表性的、有一定观点、见解、水平和历史价值的各种大字报”。这个《井冈山》,共编印多少期,待考。我保存有:1.蒯大富在二月四日整风会上的发言(67年2月8日编印)。2.正确对待干部问题(2月25日编印)。3.……缺。4.一边整风一边战斗(3月13日编印)。5.彻底批判大毒草《论造反派》(3月17日编印)。
其二,红代会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井冈山》杂志编辑部编印的《井冈山》。其自我定位是:“教改刊物。主要内容为批判旧的教育制度、方针、方法,对新教育制度的探讨,教育格式史料和有关的调查报告、评论等。”
这本《井冈山》的刊头与大字报编委会编印的《井冈山》相同,社址在清华大学立斋208室。第1期出版于1967年3月24日,发刊词说:“……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井冈山》是匕首,是投枪,刺过去,杀!杀它个落花流水……是手榴弹、爆破筒,投过去,轰!炸它个人仰马翻。《井冈山》永远是无产阶级的战斗旗帜,《井冈山》永远和中央文革小组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这本《井冈山》杂志创刊后,名气很大,供不应求。这本杂志1-3期还出了合订本,以应付索要者。它一共出过多少期不得而知,我保存有12期之前的刊物。
《井冈山》杂志还编印了专刊《三审王光美》。这是1967年4月10日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红卫兵“审问”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记录,以小报形式印刷。
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是造反派红卫兵组织的代表,是中央文革的一只铁拳头。从《井冈山》杂志中,可以看到造反派红卫兵紧跟中央文革造反的情形。

“地派”刊物《北京红卫兵》

1967年2月22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简称“红代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这次会议标志着北京各派红卫兵组织实现大联合。实际情况是,各派组织在官方的撮合下,名义上联合了,但各大专院校的红卫兵组织仍然争吵不休,文斗武斗不断,不久就分裂成为颇有影响的“天派”和“地派”,对立局面更严重了。
天、地两派是怎么形成的呢?
1966年12月,中央文革小组的戚本禹分别指示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和北京航空学院“红旗”到成都抓彭德怀回京批斗。北航红旗抓到彭德怀后,被地院东方红抢走。从此,“北航”(天)和“地院”(地)结仇。
1967年2、3月间,在对“二月逆流”的态度上,造反派红卫兵出现不同观点。北京师大“井冈山”等喊出“打倒谭震林”的口号;新北大公社也喊“打倒谭震林”,但对于其他几个副总理是“炮轰”。两派分别被称为“打倒派”、“炮轰派”。后来,“打倒派”演变为“地派”,“炮轰派”叫“天派”。
4月8日,在批判民族文化宫展览的修正主义问题路线上,同属于红代会的高校红卫兵组织意见不一,发生冲突,导致武斗。这是天、地派斗争的公开化。4月11日,地质东方红、邮电东方红、工大东方红、农大东方红等“地派”一方开出宣传车到北大。北大造反派学生砸了“地派”的宣传车。
4月12日,北大等“天派”组织召开万人大会,炮轰公安部长谢富治。这就是天派、地派的又一个区别:天派有些反谢富治(公安部部长)的倾向,地派保谢富治。
天派与地派都是造反派,两者的区别是“半斤八两”,背后都有文革小组成员的支持。尽管“天”“地”只是松散的“联盟”,没有正式的组织结构、宣言,但影响甚大,以至于各大专院校甚至社会上的造反人群也都分为天地两派。
是谁第一个这么形象地用“天”、“地”概括两派的,已不可考。正式场合提出“天派、地派”,是在1967年9月1日中央文革召开的北京各校群众组织会议上。江青在这个会议上说:天派是北航、北大、清华等校,地派是地质、师大等校,天派要从天上落下来,地派要从地下钻出来。意思是要联合。9月16日、17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先后两次接见大专院校、中学代表,专门就天派、地派问题发表讲话,批评两派,反复强调要联合起来。从此“天派、地派”的说法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开来。
《北京红卫兵》创刊号(没有出版日期),16开本,29页。主办者为“红代会”所属部分院校:邮电学院东方红、农业大学东方红、林业学院东方红、农机学院东方红、工业学院东方红、地质学院东方红、政法学院政法公社、外语学院红旗大队、工业学院东方红、建工学院八•一战斗队、财金学院北京公社八•八战斗队、师范学院联合造反红卫兵红旗大队。编辑部在北京地质学院内。这些主办单位,都是“地派”的。“地派”多由名为“东方红”的造反派组织组成,又叫“东方红派”。
《北京红卫兵》创刊词说:“枪杆子,笔杆子,干革命缺一不可……北京《红卫兵》就是要使无产阶级掌握笔杆子。她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两条路线斗争的决战时刻诞生。她将永远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为宣传毛泽东思想而战,为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战!”
创刊号的文章有:

《刘少奇靠边站》(社论)
《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论团结大多数》(北京师范学院红旗大队军号支队)
《揭露刘少奇白区工作中机会主义真面目——刘少奇罪行调查报告》(刘少奇罪行联合调查团)
《〈论共产党人的修养〉是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典型代表作》(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报编辑部)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两个司令部的激烈斗争》(北京工业学院东方红公社战士)等。

《北京红卫兵》第二期出版于1967年5月,第三期出版于1967年6月,由此推断,创刊号出版于1967年3、4月。
《北京红卫兵》的封面上,突出了“红卫兵”四字,让人误以为这本刊物名《红卫兵》。《北京红卫兵》创刊号,在史料性上不如《首都红卫兵》刊登的内容有价值,在稀见度上没有《准备》罕见,在版式设计上不如《红卫兵电影》有特色,偏偏它的“虚火”很旺,2006年底它的网上定价达1300多元。我认识这个网页的主人,他一口咬定说“这个刊物罕见”。少见吗?我倒没有觉得。

“四三派”刊物《中学红卫兵》

红卫兵最早是由中学生——清华大学附中学生发起的,最早起来造反的也是中学红卫兵。随着大专院校造反派红卫兵的兴起,中学红卫兵在红卫兵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1967年3月25日,首都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简称“中学红代会”)成立,这是中学红卫兵走向所谓的“大联合”的标志。首都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出版了自己的机关报《中学红卫兵》报。
进入4月,中学红卫兵分裂为“四三派”和“四四派”。
“四三派”,以江青1967年4月3日的讲话而得名。这天,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接见中学师生代表。江青针对军训中不少中学红卫兵组织被解散,说:“中学的左派组织不能解散。”许多中学生认为江青讲话好得很,马上成立和恢复了红卫兵组织。对江青讲话持欢迎态度的人,被称为“四三派”。
4月4日,另一部分中学生也组织起来,这就是所谓的“四四派”。
“四三派”“四四派”的形成是中学红卫兵对联动、军训等问题的不同认识引起的。两派的分歧是:“四三派”认为必须彻底批判联动思潮;“四四派”则认为“四三派”不能团结大多数,批判联动思潮是矛头向下。“四三派”认为左派组织不能解散,要以左派为核心,实现大联合,在军训中许多中学革命组织被解散,中学军训两条路线斗争的纲提得不高;“四四派”则认为中学军训好得很。
红卫兵认为:“四三与四四的矛盾是由来已久的,可以从其成员看出:四三派大部分是老造反派,即八月份反对对联,反对血统论,十月份积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十二月猛烈地与‘联动’战斗,一月份群起夺权,可以说,是革命造反精神很强的小将。四四派有两部分主要成员,(一)在很长的时间里与造反小将一起战斗的,也曾经有一二次站在先头,但总的来说,不很得力,比较含糊,在当时就不是主力而是同路人,但也不愧为造反派。(二)受蒙蔽、犯过错误但基本上有所认识的人,如一部分老红卫兵。”
《中学红卫兵》杂志第1期,由首都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中学红卫兵杂志编辑部编印。主要内容:社论《搞好教育革命》,本刊编辑部的《联动的进攻说明了什么》,《关于联动的一批批判材料》刊登的是“几篇联动的代表作”,“供批判之用”。“红卫兵诗歌”栏目刊登的长诗《红卫兵组诗》,是造反派红卫兵的颂歌,也是其代表作。这个组歌与当时老红卫兵创作演出的《红卫兵组歌》相抗衡,流传很广。
从第1期刊物内容看,它歌颂“三司”、批判“联动”,是“四三派”的刊物。
这本刊物上,没有创刊号字样,没有发刊词,没有出版时间。关于红卫兵刊物,到目前为止,没有工具书可以帮忙。我正在以手头刊物为依据,编写《红卫兵刊物简编》。从刊物上刊登的内容来分析,《红卫兵组诗》(又叫《红卫兵组歌》)是新四中公社创作的,北京39中延安公社和新4中公社联合排练,于1967年7月1日公演。由此判断,《中学红卫兵》第1期出版在1967年7月比较靠谱。这本杂志出罢第一期之后又出没有,不得而知。我一直没有见到第2期以后的刊物。
“中学红代会”还编印了名为《指点江山》的刊物,创刊于1967年10月。

附录:《红卫兵组诗》全文:
一、毛主席,发号召,文化革命烈火烧,五一六通知放光辉,公布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毛主席,发号召,红卫兵,上战场,拿起笔,作刀枪,小将勇猛打黑帮。大字报,一张张,如利剑,似刀枪,牛鬼蛇神着了慌,刘家王朝要灭亡。
二、阴云布,恶风狂,反动路线似虎狼,革命小将卧不眠,天下兴亡担肩上,浪翻中流正击水,刘邓黑手对我张。四卷红书指方向,一颗赤心驱虎狼。压制围攻何所惧,顶天立地战恶浪。
三、云雾开,太阳升,千水笑,万山青,毛主席回到北京城,革命小将显神威。战士欢庆十六条,公报字字送春风,白色恐怖挡不住,十一中全会罢刘邓。英明领袖来掌舵,革命磅礴向前进。
四、恶魔在,敌情忙,看热血,洒疆场,西纠鞭下挺胸膛,清华园内鏖战忙。地质部前斗何邹,国防科委揪如璋。刘邓恶鬼一起扫,造反凯歌四海扬。反动路线奈我何,刘家走狗空惆怅。
五、迎着朝霞,向前进,造反的大旗三司举。//革命小将破敌勇,八次欢见毛主席。横扫四旧立四新,牛鬼蛇神一网尽。铁枪猛打黑刘邓,两条路线分得清,三司小将敢造反,战场杀敌立奇勋。革命造反派是当然的红卫兵,高举造反大旗向前进。
六、山连山,水连水,天跨海,海无边,毛主席挥手指方向,冲破重围去串联。征途万里红军路,革命传统记心间。点火炮打司令部,喜看星火正燎原,天南海北显威风,红卫兵战士留英名。
七、说打就打,说干就干,彻底砸烂反动路线,中央文革高举革命旗,三司小将冲锋向前。口诛笔伐群情激,坚决打倒刘少奇!不砸烂反动路线不是好汉。//十二月英勇打联动,造反派个个是英雄,公安部前擒小丑,几次围抄显威风。//说打就打,说干就干,我们要革命,我们要造反,革命造反派誓与联动干,中央文革支持咱,谁敢替联动把案翻,坚决打它个稀巴烂,打它个人仰马翻彻底完蛋。
八、望神州,红烂漫,东方劲,捷报传,毛主席发出夺权令,革命派奋起来夺权。一月风暴动地来,几处喜鹊报花开。//毛主席发出夺权令,革命派奋起来夺权,一月风暴动地来,北京风雷天下传,革命委员会就是好,无产阶级定掌权。//牛鬼蛇神一扫光,刘邓王朝完了蛋,革命人民齐欢笑,高歌猛进永向前。
九、鱼水情,同志心,校园里,迎亲人。去年并肩打联动,今日一起来军训。//鱼水情,同志心,心红志坚解放军。教我活用主席书,教我沙场苦练兵,叫我倾诉阶级苦,叫我斗志百倍增,毛主席路线得胜利。军民团结如一人,军队支左立新功,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知心话,知心讲,造反派最爱解放军,联动挑拨计不成,竹篮打水一场空。毛主席路线得胜利,军民团结一家人,军队支左立新功,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十、红旗飘,军号响,捷报飞,凯歌扬。万里长征第一步,披荆斩棘向前闯。//大批判,大联合,紧紧掌握大方向,团结战斗肩并肩,主席话儿记心上。//造反派,阵容强,革命大军浩浩荡荡。造反造反再造反,大权就要我们掌。回顾崎岖成坦道,笑看前程无限量,壮志解放全人类,愿将青春献给党。誓把革命进行到底,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歌唱领袖毛主席,歌唱伟大共产党。

内蒙古大学的两本刊物

红卫兵运动中,大学校园是个热闹去处。地处边陲的内蒙古也不例外。
1967年,内蒙古的造反派分两派,一派是军区支持的“红卫军”、“工农兵”等组织,一派是北京“三司”支持的学生造反派组织“呼三司”、工人造反派组织“8•18”、机关干部造反派组织“党委红旗”等,两派文斗、武斗,弄得内蒙大乱。
内蒙古大学内也分两派,一派是“呼三司”内蒙古大学井冈山兵团,一派是“内大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由内大红卫兵革命造反总部、内大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和内大东方红战斗纵队组成),另外还有一个以第三者面目出现的“内大红色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红联”)。
1967年4月,“呼三司”内蒙古大学井冈山兵团创办了刊物《文化革命通讯》。这是一本政论性刊物,出了2期。
第1期,是“刘少奇材料专辑”,主要内容:《戚本禹同志谈关于刘、邓、陶问题》、《打倒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刘少奇》、《何其相似乃尔!——刘少奇与赫鲁晓夫一唱一和25例》、《刘少奇在报刊上发表的言论目录(1923—1966)》。
第2期的主要内容是:《毛主席及中央首长谈关于〈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批判》、《揭露刘少奇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中右派真面目》、《刘少奇的医生徐佩珉揭刘少奇》、《邓小平的一次家庭黑会》、《看: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北京六中血淋淋的罪恶事实!》等。
从第3期(1967年6月)开始,《文化革命通讯》改名为《井冈山》。《井冈山》上的文章,像其他造反派的刊物一样,多是批判刘邓的。比较有“特色”的是,它的火力集中在长期主政内蒙古的乌兰夫及其所谓的“代理人”身上,如《乌兰夫黑事录》(《井冈山》第3期)、《乌兰夫的一篇反革命修正主义、民族分裂主义的秘密报告》(《井冈山》第4期)、《乌兰夫反动言论汇编》(《井冈山》第4期)、《乌兰夫论乌兰夫》(《井冈山》第4期)、《打倒“当代王爷”乌兰夫》(《井冈山》第8期)、《乌兰夫四十年丑史》(《井冈山》第8期)等。这些文章一无可观。倒是每期连载的《呼和浩特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为我们了解内蒙文革初期的走势,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尽管它是站在“呼三司”立场上说话。
《井冈山》每期封底上,都有一幅红黑套印的宣传画,正文内也有一些漫画,值得一提。或问:这本刊物共出多少期?答曰:不知道。我手中有前8期中的几期刊物。

《文史哲批判》,批判“反对权威”

金庸说:“文化大革命所针对的正是各界权威人士……。”反权威、颠覆权威,无论多大的权威,都让他们威风扫地,是红卫兵运动的一个显著特征。在“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口号下,几乎所有领域的权威都被批倒、批臭,甚至“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1967年4月,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彻底捣毁刘邓黑司令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联络总站(简称“批资总站”)成立。参加“批资总站”的有“首都工代会、农代会、大专院校红代会、中学红代会及首都机关革命造反派500多个革命组织”。“批资总站”的根本任务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倒批臭,彻底摧毁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斩断他们伸向各个领域的黑手,彻底肃清其散布的修正主义流毒”。
“批资总站”下设文艺、历史、哲学、医药卫生、新闻、经济、体育、外语、劳动工资、图书馆等十个分站。“批资总站”及其分会都创办了自己的报刊。如“批资总站”主办的《文史哲批判》(“批资总站”的办公地和《文史哲批判》的地址都在北京大学外文楼111号)、文艺分会主办的《文艺革命》、经济分会主办的《经济批判》等。《文史哲批判》创刊号(1967年4年出版)的主要内容:

《彻底批判剥削阶级的代理人和辩护士》(红代会人大三红第八兵团)
《让刘少奇的“剥削有理”论见鬼去吧》(工代会百货大楼红暴会工人宋文煜)
《绝不允许篡改党史——揭露刘邓黑司令部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的滔天罪行》(中国革命博物馆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
《揭穿〈中国共产党三十年〉出笼的大阴谋》(首都批资总站史学分会)
《看!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百货大楼是如何搞修正主义的》(首都批资总站哲学分会)
《反党小说〈朝阳花〉与贺龙的皇帝梦》(首都批资总站文艺分会人民文学出版社革命联络总部红鹰造反队)
《鲁迅三十年代对周扬一伙的批判斗争》(新北大公社文艺批判战斗团、人民文学出版社革命联合总部)
……

这些批判文章捕风捉影,无限上纲,典型地呈现出红卫兵藐视权威的特征。
文革后,胡绳反思说:“‘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是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气味的口号。其错误固然在于事实上所打倒的并不是什么‘资产阶级’的权威……但还可以设想,如果真是有一个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学术权威那么无产阶级应该对他采取什么态度呢?应该防止他的世界观发生影响,用适当的方法帮助他改造,而同时认真地向他学习,把他的学术学过来,或者批判地吸收下来。既然他是权威,为什么不应该向他学习呢?可以用革命的群众运动来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政权,但是在任何情况下不可以也不可能用同样的方法打倒‘学术权威’。考虑到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是很多,而是太少,学术权威不是很多,而是太少,这样的口号就更显得荒谬了。”(《红旗》1983年第6期)

《红岩战报》涉及一段《红岩》往事

《红岩战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中国青少年出版社革命造反兵团合编,出版于1967年4—6月间,共出2期,16开本,编印中规中矩。这本刊物,涉及到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长篇小说的作者《红岩》罗广斌文革开始后,进入造反队伍,成为著名的造反派。这就为对立的一派所敌视。
1967年初,各地红卫兵开始“抓叛徒”——这是红卫兵运动中的运动。“抓叛徒”的逻辑是:坐过牢即可能是叛徒,在白区工作过即可能是叛徒,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旧政府里工作过即有可能是“历史反革命”。北京航空学院“红旗大队”驻渝联络站、哈军工“鬼见愁”战斗队和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等红卫兵小将的目光瞄向《红岩》作者罗广斌。
罗广斌,中共地下党员,曾在重庆国民党渣滓洞监狱里坐过牢。解放后,他和刘德彬、杨益言一起合著长篇纪实小说《红岩》。《红岩》1961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并风靡全国。
1967年2月5日,罗广斌被北京航空学院“红旗大队”驻渝联络站、哈军工“鬼见愁”战斗队带走审查其历史问题。2月10日,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通知罗广斌夫人胡蜀兴去见罗广斌。胡蜀兴见到的是丈夫罗广斌的尸体。她被告知,罗广斌跳楼自杀了。
《红岩》的另两位作者刘德彬和杨益言以及罗广斌的夫人胡蜀兴,认为罗广斌不是自杀而是他杀,他们来到北京申诉。罗广斌的死讯传到北京,北京部分大专院校(主要是“地派”)纷纷集会声讨,“声讨重庆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杀害罗广斌同志的滔天罪行”。
1967年4月15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中国青少年出版社革命造反兵团合编《红岩战报》第一期,刊物上刊登了首都大专院校赴渝战斗兵团代表的《妖雾弥漫压山城——向首都革命群众汇报重庆地区资本主义复辟情况》、杨益言的《揭穿谋杀罗广斌同志的阴谋》、胡蜀兴的《罗广斌同志是被敌人谋杀的!》、张羽(中国青年出版社《红岩》编辑)的《不许污蔑〈红岩〉》。
6月15日,《红岩战报》出版第二期。主要内容是:《热烈欢呼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新胜利》,《罗广斌问题调查报告》,《毛主席的红卫兵——李全华》等。
这两期刊物上刊登的内容大都是为罗广斌鼓与呼的。但在当时两派斗争激烈、形势混乱的情况下,是非曲直是没有地方评说的。
本来,关于《红岩战报》的话语到这里就结束了,偏偏在2008年12月,我在一篇文章中见到了这两本刊物的踪迹:

文革开始不久,《红岩》的主要作者罗广斌竟成了“叛徒、特务”,于1967年被造反派整死了。造反派还四处散布,《红岩》是一个右派分子写的,不是罗广斌的作品。刘德彬和杨益言赶来北京,与中青社的张羽、周振甫、陈斯庸等编辑同仁向萧也牧通报了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萧也牧听了,沉吟良久,决然地表态:“罗广斌如果活着,他也不稀罕我这号人去支持他。可是连他这样的人也被整死了,我们还怕什么呢?”这群老编辑当场商定,编辑出版《红岩战报》,为罗广斌雪冤。《红岩战报》第一期发表了杨益言的发言、罗广斌夫人胡蜀兴的申诉和张羽的《不许污蔑〈红岩〉》,第二期发表了萧也牧主持定稿的《罗广斌历史问题调查报告》,传遍大江南北。(石湾的《〈红岩〉的三个作者: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见《人民政协报》2008年12月4日)

这段文字将编印《红岩战报》的来龙去脉说得清清楚楚,难得,难得。
我期望更多的“红刊”的编辑站出来诉说当年事,这是珍贵的历史资料啊,你们再不说,资料将会“死”去啊!

人大“三红”的《工农兵》

红卫兵运动中,中国人民大学有三个较大的红卫兵组织:人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人大红旗、人大三红(“三红”即人大红卫兵、工人红卫兵和东方红三个观点相近的群众组织的合称)。
《工农兵》是人大三红主办的刊物,创刊于1967年5月7日。
1967年4月1日的《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1967年第5期同时发表戚本禹的《爱国主义或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这篇文章首开在中央报刊批判刘少奇主席的先例。《工农兵》杂志创刊号的内容与戚的文章相呼应,都是批判刘少奇主席的。如:“三红”第八兵团的《彻底批判“剥削有功”的反动谬论》,人大红卫兵湘江战斗队的《为戚本禹同志“八问刘少奇”作注》等,还有一篇陈永贵的文章《大寨红旗永远红》。
还应一提的是,1967年1月3日,刘少奇和前妻王前的子女刘涛、刘允真贴出了大字报《看!刘少奇的丑恶灵魂》。大字报中说:“妈妈和他离婚后,堂堂的国家主席竟然不顾党纪国法,就是不许她和我们见面。……1955年,她写信给我,想通信。刘一句一句地教我给她回信,大骂了一通,妈妈通过组织关系,说想见见我们,他非但不让见,还亲笔写信给妈妈工作的地方,说她如何如何不好,造成妈妈所在单位党委给她的压力。……”
《工农兵》创刊号上,刊登了刘涛、刘允真大字报中涉及的上述往事的原始材料:1.刘少奇前妻王前1955年给刘涛(小名涛涛)、刘允真(小名丁丁)的一封信。2.刘少奇在这封信上批语。3.刘少奇给人民大学党委的信(注:王前在人民大学工作)。4.涛涛和丁丁给妈妈王前的回信。——这些史料十分难得,难得在它们在文革前及文革后都是见不到的。
我保存有《工农兵》1—5期。
这本刊物中还有许多漫画插图,引人注目。
《工农兵》还出过一期所谓的“履历表汇编”增刊(封面有两种版本,内容相同),将刘少奇等10位领导人的个人情况,仿档案中的履历表,一一列表公布,其中的内容亦真亦假,嬉笑怒骂,广为散发。
我保存的中国人民大学红卫兵组织创办的刊物还有:《人大红卫兵》(67年2月创刊)、《人大三红》(67年5月创刊)、《斗批改》(67年5月创刊)、《新人大》(67年5月创刊)、《外交战报》等。

《毛泽东思想战斗文艺》,战斗中的文艺

《毛泽东思想战斗文艺》由“首都毛泽东思想文艺造反兵团”主办,这个兵团包括北京的20多个文艺团体的红卫兵、造反派组织(刊物上一一列名)。编辑部地址在北京地安门黄化门街35号。杂志创刊于1967年5月,为不定期刊物。每期售价1角5分,邮购每册1角8分——这里透露出的消息是,全国各地都可以“邮购”红卫兵刊物。
对于红卫兵造反派杂志,我比较喜欢文艺类的,它不像政论类刊物,都是些不讲道理、言之无物、信口雌黄的大批判文章。文艺类刊物毕竟还有些“文艺”,从中可以看出“造反文艺”、“红卫兵文艺”的“风光”。我在收藏这类刊物时,尽量连号收集,配齐全套。我保存有这本杂志的1—6期(第6期出版于1968年1月)。
《毛泽东思想战斗文艺》主要发表:中央领导人关于文艺的讲话指示,如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的指示,江青关于样板戏的谈话等;文艺界斗批改的消息;红卫兵造反派创作的“革命文艺”作品,如毛主席语录歌、大合唱、歌剧、话剧、快板剧、诗歌、对口词、三句半、诗表演、相声、宣传画、漫画、木刻、剪纸、组画、速写、舞蹈、照片以及样板戏唱腔选段等。另外,还刊登大字报,批判文艺界著名人士及著名作品。
且看第5期上刊登的“枪杆诗”《对准“私”字,杀!》(节录):

战鼓咚咚,军号嗒嗒,心头怒火在燃烧,满腔仇恨在爆发,革命战士上战场,对准“私”字杀!杀!杀!杀!杀!杀!杀——嘿!“私”字是剥削阶级的烙印,“私”字是旧社会的爪牙,“私”字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核心,“私”字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敌,“私”字是中国的赫鲁晓夫的总后台,“私”字是帝修反垂死挣扎,“私”字是革命人民的死敌,血债累累罪恶大。……“私”字最隐蔽,“私”字最狡猾,不能满足于几个战斗的胜利,要反复较量反复打。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挖掉“私”字的老巢,杀进他的老家,揪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他的一切黑爪牙。……打它个头破血流,打它个丢盔弃甲,打它个人仰马翻,打它个稀里哗啦。打出一个纯“公”的新世界,打出一个毛泽东思想的红天下。预备用枪,对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杀!杀!杀!——嘿!对准黑《修养》,杀!杀!杀!——嘿!对准“私”字,杀——

这本刊物每期容量颇大,6期刊物刊登数百篇文章及美术、音乐作品,是研究“红卫兵文艺”不可缺少的资料。
研究红卫兵文艺,北京有三个红卫兵刊物特别值得重视:一是《红卫兵文艺》,另一个是《毛泽东思想战斗文艺》,再一个是《美术风雷》。

陈伯达与北航红旗的两本刊物

红卫兵运动中,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简称“北航红旗”)是北京高校中名声最大的五大红卫兵组织之一,号称“中央文革的铁拳头”。他们的主要宣传阵地是小报《红旗》(报社负责人为孔令和、惠凤荣、秦志强)。1967年5月,又办刊物《北航红旗》。
《北航红旗》创刊号,1967年5月20日出版,16开本。封面题字“北航红旗”,采用印刷体,这在红卫兵刊物中是很少见的——“红刊”刊头,一般都采用毛泽东手迹。创刊号上刊登了毛泽东关于教育革命的文章100篇,厚达130多页。卷首的《对创刊号的说明》说:“为了使同志们更完全领会毛主席的教育思想,本刊怀着对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无限崇拜,无限敬仰的心情汇编了一部分至今为止还没有发表过的主席历来有关教育的文章、书信、批示……。”
这个刊物,惊动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
1967年5月27日,陈伯达在接见红卫兵时说:“红旗”两个字是主席给《红旗》杂志题的,不许乱用,其他人乱用是错误的,北航红旗出了一个刊物,也用“红旗”,鱼目混珠,别人分不清,你们写了“北航红旗”出版也不行,不能用《红旗》两个字,我是《红旗》杂志主编,我要垄断,有意见,可以保留。
红卫兵造反派的刊物大都是用毛泽东的题字作为刊头,使用毛体“红旗”二字的报刊甚多,如果毛泽东没有现成的题字,就在毛泽东的手书中拼凑,也没有人来制止。陈伯达知道北航创办了《北航红旗》,进行干预。
由于陈伯达的批评,《北航红旗》出了创刊号以后,不再编印。
1967年6月12日,陈伯达来到北京航空学院,就教育改革发表讲话。他应学生的要求,题词:“当毛主席的好学生,当群众的好学生。”“相信毛泽东思想,相信群众自己的力量,相信集体的智慧,这样就将创造人类历史空前的奇迹。”他还给学校题词:“教学革命的探索者。”他说:“写得不好,大家强迫我写的,坚持了好久的时间。我一定不写,你们一定要我写,那有什么办法呢?只好听人家的意见,不过我出丑了,大家不要再出我的丑,希望不要再贴出去。”他又说:“你们可以办一个刊物。”
1967年7月,北航《教学革命的探索者》创刊。创刊号的扉页上是毛泽东和林彪的合影,然后一页印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誓做教学革命的探索者——感谢陈伯达同志的关怀”字样。原来,《教学革命的探索者》刊头,采用的是陈伯达题词。我保存有其中第1—5期刊物。
文革中,“北航红旗”一枝独秀,学院内没有与它分庭抗礼的红卫兵组织,所以北航没有出现像清华、北大那样大规模的流血武斗事件。对于文革中的北京航空学院以及“北航红旗”情况,北航红旗负责人之一戴维堤的回忆录《逝者如斯》有直接、具体、生动的记录。

“纪念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发表一周年”特刊

1966年5月25日下午2点,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等7人在大饭厅东墙上贴出一张大字报,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对北京大学党委及主要负责人进行批判。
6月1日晚,经毛泽东批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了这张大字报。毛泽东称它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康生说:“这张大字报不仅揭开了北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点燃了北京文化大革命的火焰,而且点起了全国文化大革命的革命火种。”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发表一周年时,北京大学自然要隆重纪念一番。1967年6月1日,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编印了《永远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纪念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发表一周年》。目录如下: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毛泽东)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中央首长谈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
《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
《人民日报》社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革命的新生事物万岁》(北京市革命职工代表会议常设委员会)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北京市农代会常委邓万田)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首都红代会核心小组副组长、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组长蒯大富)
《同新北大公社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国家科学革命委员会张本)
《大海航行靠舵手》(聂元梓等)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为纪念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发表一周年而作》(诗歌,毕文波、吴子勇)

特刊上,还刊登十几幅反映北大文化大革命的照片。
有意思的是,刊物上刊登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署名只有六个人的名字而缺少大字报的执笔人杨克明;刊物上刊登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图片,也将杨克明的名字抹掉了。——原来,大字报发表不久,杨克明就和聂元梓等人分道扬镳,成为对立的一派。所以特刊上不仅抹去了他的名字,还在文章中批判他“背叛了新北大的革命派”。
当时,北大分为两派,一派新北大公社,它得到以聂元梓为代表的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支持,一派为反对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新北大公社的井冈山兵团。两派相互攻击,水火不容。对于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主持的一周年纪念活动,井冈山兵团提出尖锐批评:“……花费几万元,滥印二十万份纪念册,制作十万枚‘普照全世界’的大字报纪念章,至今还有十八万本纪念册拍卖不出去,成了一堆废纸。”(《新北大报》1967年7月26日)不知是不是说的这本纪念册。如今,这本册子也不多见呢。

陈伯达与《教育革命》

文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教育革命”。各大专院校创办了许多名为《教育革命》的刊物,探讨教育改革问题。我收集到的同名刊物有几十种。
1967年5月4日,北京师范大学革命委员会、北师大井冈山公社主办的《教育革命》创刊号出版。这天,恰好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来学校召开五四座谈会,井冈山公社负责人谭厚兰将刊物送给陈观看,有人拿着相机拍摄陈翻看刊物的照片。陈伯达拿起刊物一翻,不知是看到了错别字,还是看到了不正确的观点,说:“这可见你们不严肃,你们办一个刊物,必须很严肃,一个地方都不准错,每一个标点都不准错。教育人的要首先受教育……看来你们的水平不够高啊。”又说:“这个杂志这一期不算了,另外再搞一个创刊号吧。”
《教育革命》创刊号就这样“不算了”,刊物被销毁。
新的《教育革命》创刊号5月27日出版。创刊词曰:

……教育是上层建筑,服务于经济基础。一定的教育制度,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为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为一定的阶级服务的。从来没有什么为教育的教育,超阶级的教育,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教育。教育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霸占不走;它不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就必然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
教育的特点是制造舆论、培养接班人。教育的宗旨是为了政权。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我们的教育,就是要靠毛泽东思想办,要和工农兵结合起来办。“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我们就是要以解放军为榜样,走抗大的路。就是要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服务!
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本质就是批判的,革命的。毛泽东思想就是在批判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只有大破才能大立。我们就是要大破特破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教育思想、教育路线、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大立特立毛主席的教育思想、教育路线、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
我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批判大旗,把火药味搞得浓浓的,来一场大搏斗,大厮杀!将旧教育制度砸个稀巴烂!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落花流水!打出一个无产阶级教育阵地,闯出一个毛泽东思想的崭新的教育制度,杀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让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全中国、全世界高高飘扬!永远飘扬!
……让那些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教授”以及旧教育制度的留恋者,去“向隅而泣”吧!让那些改良主义、调和主义、温情主义,都滚一边去吧!
我们要做无产阶级彻底的革命派!我们要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教育大革命中,冲锋陷阵,大砍大杀,当尖兵,做闯将,胜利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一斗、二批、三改的伟大历史任务,把我校办成一个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

这些话语基本上反映了当时对毛泽东“教育革命”的认识。
《教育革命》创刊号封三刊登了陈伯达观看《教育革命》的照片。这有些像庄子《齐物论》所说“今日起程去越国,昨天就到了越国”(今日适越而昨至也)。主办者意识到这中间存在的时空错位的问题,在照片的说明中说“伯达同志聚精会神地看《教育革命》(试刊)”。其实,哪有什么“试刊”。
《教育革命》共出35期。刊物上主要刊登毛泽东教育革命语录、教育改革意见、批判刘少奇教育思想等文章。这本刊物最早由北京师范大学革命委员会、北师大井冈山公社主办。后来,井冈山公社被解散,从第14期开始,主办者是北京师范大学革命委员会。1970年第1期(总35期)刊登启示说:“《教育革命》杂志一九七0年度改为不定期刊物。本年度第二期延期出版。”此后,再也没有见到它出版的消息。

从《政法批判》考证“砸烂公检法”口号

北京政法学院红卫兵组织“政法公社”成立于1966年9月22日。《政法批判》是“政法公社”主办的刊物,16开本,创刊于1967年5月。我保存有这本杂志的1—7期。
这本杂志发表的文章主要是“揭发批判政法界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征稿启示》)。它是公检法领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缩影。
谢富治“砸烂公、检、法”的著名讲话,在全国很有影响,《政法批判》(第7期)有“功劳”。
1967年8月7日下午,公安部造反派举行斗争罗瑞卿大会。谢富治参加会议并讲话,他说:“砸烂公检法,毛主席当着我的面讲过没有十次也有八次,这完全证明毛主席英明的预见性,还没有发现那一个地方的公、检、法是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谢还提醒说:“我今天讲的话用什么小报,非正式的报纸,给下面送一些去。”在谢讲话前,造反派经常冲击公检法。谢富治“砸烂公检法”的口号一出,冲击公检法更加名正言顺。
文革后,人们对谢提出“砸烂公、检、法”的讲话进行严厉批判。认为是他提出这一口号致使政法战线受到严重破坏的。从谢的讲话原文可知,“砸烂公、检、法”是毛主席说过多次的,他只是传达毛泽东的声音而已。众多的批判者,有的学富五车,有的专修国史,他们或者回避事实,或者不查原文跟着批判,也不知道这是咋回事……
北京政法学院的“政法公社”是北京比较有名的造反组织。它还编印有小报《政法公社》,内部资料《有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参考资料》(主要收录文革小组等领导讲话)和《参考资料》(主要收录大批判文章及被批判对象的文章)等报刊。

军队造反派“红联总”的《四海翻腾》

红卫兵运动中,“军队机关可以成立战斗组织,党委不许干涉战斗组织的活动”(徐向前1967年1月20日接见军队造反派时的讲话)。
海军直属机关的造反派组织“红联总”(全称“海军红色联合造反总部”,成立时间待考),由海政“红联总”、海航“红联总”、海司“红联总”、海医“红联总”组成,是部队中颇有名气的造反派组织,同时它还是得到林彪支持的“三军革命派”的核心骨干组织。时有“全国看北京,北京看三军,三军看海军,海军看红联总”的说法。1967年6月23日的《解放军报》,发表了“红联总”的《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有不小影响。
《四海翻腾》最初由“海直机关无产阶级革命家向刘邓黑司令部发起总攻击委员会”主办,后来改为海军直属机关“红联总”主办。
《四海翻腾》的刊名题字,取自毛泽东1963年1月写作的《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红刊”的刊头题字,多是使用毛泽东手书作品,有的从毛的题词中直接拿来,有的是把毛的几个字凑在一起。
这本刊物,16开,最初每期只有3、4页,像小报,后来越出越厚,变成刊物。主要刊登毛泽东的文章、周恩来和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以及大批判文章。因为它是军队造反派创办的刊物,引人注目。
我手头有《四海翻腾》数期刊物,缺创刊号,它大致创刊在1967年3、4月份。
《四海翻腾》第4期上,刊登了《周总理五月十四日清晨六点接见海军直属机关革命造反派的讲话》。有人告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在1967年5月21日接见“红联总”成员时说:“你们出了《四海翻腾》,印了我的讲话,他们拿给我看,说你们歪曲了我的讲话,要我收回。我讲了,不管怎么整理,这我都不看,我讲了,支持了你们,现在还支持,我不收回。”
《四海翻腾》第20期上刊登了1967年7月21日召开的“彻底摧毁刘、邓黑司令部大会”照片和发言材料。第21期上刊登了1967年8月4日“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大会”的照片及发言材料。这两次批判大会,把军队高级将领彭德怀、谭政、黄克诚、痒勇、廖汉生、苏振华、张爱萍、刘志坚、许光达等拉到会场,挂上黑牌,进行批斗,由于大会是军队造反派组织在部队大院召开的,不为一般人所知。
文革初期,各大专院校红卫兵组织创办的刊物比较常见,部队红卫兵组织的刊物十分少见。我收集了千种红卫兵刊物,只有《四海翻腾》等少数几种是部队红卫兵组织创办的。
1967年11月,海直“红联总”红色新闻战士革命造反队、红色造反团、红色造反队、红战士革命造反队还编印了《海军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苏振华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罪行一百例》,对海军司令员苏振华进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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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记忆》第一一一期(增刊)
帖子发表于 : 周四 5月 01, 2014 8:5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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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社的《北京公社》

进入19世纪60年代,毛泽东好像对他创立的共和国的国家体制不满,他设想通过文革,砸碎旧的国家体制,建立一个崭新的国家机器。像巴黎公社那样的“公社”体制,为毛泽东所欣赏和认可。
1966年6月1日,毛泽东称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1967年初,张春桥通过所谓的“一月革命”,夺了上海市委的权,率先成立了“上海公社”。这时,毛泽东的想法变了。他对张春桥说,人民公社成立以来,一系列问题你们考虑过没有?如果全国都成立公社,那中华人民共和国要不要改名?改的话,就改成中华人民公社。人家承认吗?苏联就可以不承认你,英、法倒可能承认。改了以后驻各国的大使怎么办?等等一系列问题你们考虑过没有?现在许多地方都向中央申请成立人民公社……上海还是改一下,改成革命委员会。毛泽东强调说“革命委员会好”。不久,“上海公社”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北京公社》是《人民日报》主办的内部刊物,创刊于1967年6月16日,目的是“提供一些学习参考材料”。此时,或许他们想到了毛泽东关于北京公社的说法,或许他们还不知道毛泽东对于“公社”的一些最新思考,所以就给自己的杂志起名《北京公社》。
创刊号的主要内容有:以89页的篇幅刊登了《“炮打司令部”——毛主席十七年来对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的批判》,还有《毛主席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夺权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问题》,《列宁论反对无政府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反动的无政府主义》,《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等。我一直没有见到创刊号之后的《北京公社》,或许它的创刊号就是它的停刊号。
当时,造反派组织叫“公社”的很多,报刊名称中有“公社”二字的也不少,如北京政法学院造反派主办的《政法公社》(小报),上海造反派创办的《上海公社》(刊物)等。

《美术风雷》与红卫兵美术

红卫兵美术运动、毛主席语录歌和革命样板戏,被一些研究者认为是文革艺术的“三大神话”。
红卫兵美术的主要载体是红卫兵报刊、街头巷尾的宣传专栏和革命油画。当年街头巷尾的宣传专栏已经不复存在,革命油画因为数量较少十分珍贵而被藏家争相收藏。刊登红卫兵美术作品的红卫兵报刊为我们欣赏和研究红卫兵美术提供了最直接、最便利的条件。不过,这些红卫兵报刊也不容易见到了。
我手头上有一些红卫兵编印的美术类刊物。比如,北京的《美术风雷》、《新美术》,上海的《美术批判资料》、《美术战线》、《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红画笔》,浙江的《美术大批判》,四川的《红涛》等,这些美术类刊物,反映了红卫兵美术运动的情景。
这里说说北京的《美术风雷》。
《美术风雷》的主办单位有10家之多,我不怕麻烦抄录如下:中央美术学院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红代会中央美术学院燎原战斗团、红代会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东方红公社、中学红代会美院附中反修兵团、中国美协红色美术馆红色造反队、中国美术研究所文革小组、北京画院毛泽东思想战斗团革命委员会、人民美术出版社红小兵战斗兵团、人民美术出版社门市部燎原兵团、中央美术学院雕塑创作室万山红兵团。
《美术风雷》编辑部地址在北京东城反帝医院前街中央美术学院内——协和医院被红卫兵改名为反帝医院。
《美术风雷》杂志1967年6月创刊,1967年9月下旬停刊。16开本,一共出5期。每一期都有一个相对的主题,文章的题目也比较“醒目”。
第一期,“彻底铲除为刘少奇树碑立传的大毒草大会专号”,1967年6月出版。主要内容:人民美术出版社红小兵的《旧中宣部、旧文化部反对出版毛主席画像,为刘少奇树碑立传的滔天罪行必须彻底清算》,中国革命博物馆革命造反派联委会的《刘少奇的党羽在革命博物馆为主子树碑立传》,中央美术学院班系大联合代表会红代会美院燎原的《铲除为刘少奇树碑立传的大毒草——反动油画〈刘少奇与安源矿工〉出笼的前前后后》和《大毒草〈刘少奇与时传祥〉(即同志)出笼记》,红代会美院燎原“照天烧”的《油画〈在林区〉是为刘少奇树碑立传的大毒草》,漫画《斩断刘少奇伸向美术界的黑手》等。(购于2005年6月)
第二期,“斩断刘少奇伸进美术界的黑手”,1967年7月出版。主要内容:《愤怒控诉和揭发刘少奇在工艺美术界犯下的滔天罪行》,《从旧北京画院看刘、邓黑司令部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反革命舆论准备的前哨据点——揭开旧荣宝斋的黑幕》,《斩断刘少奇伸向中国画界的黑手》,《打倒刘少奇的叛徒哲学把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叛徒揪出来示众》。杂志中有中央美术工艺学院东方红供稿、丑化刘少奇同志的漫画数幅。(2005年5月购于北京报国寺)
第三期,“美术界十七年来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67年8月出版。本期主要内容:封二是《毛主席给徐悲鸿的一封信》(手稿),以29页的篇幅刊登了《美术界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49—1966)》。还有诗配画《打倒周扬》,共7幅漫画,漫画作者为“红代会美院燎原”,诗作者为“美研所文革小组”。(2005年4月购于潘家园)
第四期,“揭发批判美术界最大走资派蔡若虹、华君武”,1967年9月下旬出版。主要内容:《美术界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总头目——蔡若虹主要罪行录》,《老反革命、老右派蔡若虹丑史》,《蔡、华勾结周扬疯狂抗拒毛主席批示》,《周扬、蔡若虹反毛泽东思想的铁证——揭关于年画工作的一个黑指示》,《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实干家——华君武主要罪行录》,《打倒疯狂反对毛主席的华君武》,《看!华君武的反党黑画多么恶毒》,《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理论的黑旗——王朝闻主要罪行录》,《浸透了铜臭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力群主要罪行摘录》等。(2005年5月购于北京报国寺)
第五期,“揭发批判反动权威齐白石、陈半丁”,1967年9月下旬出版。这期杂志上共有10篇文章,主要是:《毛主席关于模特儿问题的批示》,《彻底清算刘少奇、周扬之流在美术界树立齐白石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从几个罪证看齐白石是“人民艺术家”还是国民党蒋介石的走狗》,《揭开画皮看反动权威齐白石其人其画》,《把黑画家、反革命分子陈半丁揪出来示众》,《在陈半丁问题上的一场严重斗争》等。(2004年5月购于报国寺)
红卫兵美术运动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颠覆权威,从《美术风雷》上的文章可见一斑。陈半丁是中国画院的创始人之一,京派绘画代表画家,诗书画印兼擅,尤以花鸟、山水成就突出,1950年代与齐白石齐名,文革中受到广泛批判。且看第五期刊登的《陈半丁的反动言论和反动诗画》中的“妙语”:

陈半丁自刻的黑印章很多,配合书画,进行反党罪恶活动,列举如下:
“下笔知何从”(所画都有政治目的)
“莫自鸣馆”(污蔑党的百家争鸣是一家独鸣,恶意攻击)
“富贵何如草头露”(咒骂党领导的人民政权不长久)
“半生落魄已残年”(发泄对党的怨愤)
“晚年清苦”(流露今不如昔的不满和怨愤)
“强其骨”(激励自己的反党骨气)
“万万人中数我瘦”(发泄对党的怨恨)
“年丰人寿”(在我国暂时困难时期,有意刻此章讽刺)
“蓬莱公民”(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这本杂志的前两期,封面白纸黑字,没有什么设计,封面纸张也与正文一样。从第三期开始,封面纸张得到改善,并且都有一个质量颇高的封面版画,这在北京出版的红卫兵杂志中是少见的。文革宣传画,“红、光、亮,高、大、全”,不唯美,不纤细,不繁琐,不怪诞,体现了“红色现代主义”的美学原则。这本杂志图文并茂,文,是批判性的文字,将美术界的权威一个个颠覆;图,多为丑化名家、大家的漫画,画得也算传神,发挥了主办者的美术特长。
一般地说,红卫兵杂志创刊时动静都比较大,都有一个剑拔弩张、激情四溢而空洞无物的“发刊词”,停刊时多是“突然死亡”,悄然而去,无声无息。《美术风雷》第5期是停刊号,倒是给读者打了一声招呼,“鉴于首都美术界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故《美术风雷》不再出版”,还算是“走”得从容不迫。

上海画院红旗的《大字报选》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人贴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随后,全社会出现张贴大字报的狂潮。大字报贴在天安门广场、中南海、王府井等大街小巷,贴在墙上、树上、路上、车上、石狮子上,甚至贴在“黑帮”身上。
当时,官方和民间组织编印了许多大字报选编本:66年6月,工作组进驻大专院校后,编印了大字报选之类的小册子。66年7、8月,工作组被批判后,各大专院校成立的“筹委会”也编印大字报选。66年下半年之后,造反派组织为表达和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也各自编印大字报选。67年各地“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仍编印大字报选。这些大字报选,有一册本,数册本,有的按期编印,说它是资料集也好,说它是刊物也说得过去。
这里重点说说上海画院红旗革命造反队编印的《大字报选》(我保存1—4期,可能是海内孤本)。这个刊物,封面设计颇有特色,“大字报选”四个大字填满整个封面,很有“造反”气势。正文铅印(也有几页是蜡纸刻印),有插图。
第1期、第2期,“高举毛泽东伟大红旗坚决砸烂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彻底捣毁旧画院”专辑,1967年7月23日编印;
第3期,“打倒齐白石”专辑,1967年8月14日编印;
第4期,“工农兵批判丰子恺大会专刊”,1967年9月4日编印。
这几期刊物上刊登了30多篇批判美术界知名人士的大字报,点名批判了程十发、齐白石、王个簃、唐云、贺天健、吴湖帆、沈尹默等。特别是重点批判了上海画院院长、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著名画家丰子恺——
《誓死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彻底批判丰子恺的毒文“代画”》
《伟大的三面红旗不容污蔑——解剖丰子恺的两幅毒画》
《彻底批判反共老手丰子恺攻击双百方针的反动罪行》
——以上三篇见第1期,文章无署名。
《坚决砸烂疯狂反对毛主席的大坏蛋丰子恺——解剖大毒草“阿咪”》
《漏网右派丰子恺反动嘴脸的大暴露——痛驳配诗漫画集“听我唱歌难上难”》
《丰子恺在国外放毒罪责难逃》
——以上大字报见第2期,无署名。
《丰子恺恶毒攻击大跃进罪该万死!》(工总司海港指挥部工人革命造反派)
《谁反对人民公社,我们贫下中农家跟谁拼!》(川沙县革命委员会合兴公社贫下中农)
《用生命和鲜血捍卫无产阶级专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红色造反纵队)
《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
《彻底肃清丰子恺在儿童画中的流毒!》(版司少年儿童出版社惊雷兵团)
《红卫兵是一切牛鬼蛇神的死敌!》(上海市美术学校革命委员会筹)
《彻底撕开丰子恺“护生”的画皮》(上海美术家协会机关革命造反派)
《把反共老手丰子恺砸个稀巴烂!》(上艺司画院红旗)
——以上数8篇见第4期,都是1967年8月16日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打“丰”专案小组组织召开的“打倒上海美术界反动权威丰子恺大会”发言材料。

丰子恺早在一九二八年就抛出了《护生画初集》,这是他披着宗教外衣,以迷惑人的形式,所射出的第一批毒箭。当时正是我党领导的第一次国内革命遭到失败后,重新组织革命力量的时刻,而丰子恺在画集中宣扬所谓“不要杀生”,实际上是要我放下武器向反动派投降。以后在抗日战争时期(一九三九年)、全国解放初期(一九四九年),丰子恺相继抛出了《护生画续集》、《护生画三集》,恶毒攻击党的政策。全国解放后,丰子恺为了在国外爱国华侨中制造混乱情绪,煽动逃亡国外的反动余孽、牛鬼蛇神重整旗鼓,伺机反扑,接连在新加坡抛出他的《护生画四集》(一九六O年)和《护生画五集》(一九六五年),大肆进行其反共宣传。(《丰子恺在国外放毒罪责难逃》,见《大字报选》第2期)
在《阿咪》(1962年8月号《上海文学》)这篇毒文中,丰子恺这个老混蛋十分露骨地谩骂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污蔑毛泽东思想。他狗胆包天地写道:“在我们故乡,伯伯不一定是尊称。我们称鬼为‘鬼伯伯’,称贼为‘贼伯伯’,称皇帝为‘皇帝伯伯’,故猫也不妨称为‘猫伯伯’。”毛主席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忠诚。丰子恺!竖起你的狗耳朵听着:谁反对毛主席,谁就是反革命!我们就要专他的政!谁敢把矛头指向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我们就要把他打倒在地,砸个稀巴烂。打倒丰子恺!(《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见上海画院红旗1967年8月编印的《大字报选》第4期“工农兵批判丰子恺大会专刊”)

这些批判文章,通过独特的分析、巧妙的总结、聪明的臆测、精心的杜撰、莫名其妙的捏造,做出尖锐的结论:“反党、反毛泽东思想”——“何其妙也”!
我检索了上海、北京造反派报刊上刊登的批判丰子恺的文章,多出于上海画院红旗革命造反队的手笔。尽管有些大字报没有署名,有些改头换面署了别的群众组织的名,但原创者都是上海画院红旗革命造反队。
丰子恺是如何面对这些批判的?丰一吟在《我的父亲丰子恺》中回忆:起初,丰子恺认真对待批判,怕开群众大会。但后来,他横下了一条心,把批判看作演戏,夜晚过黄浦江去游斗,他说是“浦江夜游”。别人坐“牛棚”不堪其苦,丰子恺倒练出了一身功夫,把坐“牛棚”看作参禅。别人写每天的思想汇报苦思苦索,久久写不出来,丰子恺却一挥而就。他在牛棚里与人谈笑风生,常常是好端端的就忽然被叫去训话了。他去了一趟回来,好像只是去了一回厕所,继续与“难友”们谈下去。有时他在牛棚里靠一本《毛泽东选集》的掩护,偷偷地做诗添词。丰子恺为纪念母丧而留下来的胡须,在一次批斗中被造反派剪去了,但他还是满不在乎地说“会长长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当家里问他造反派在他背上刷浆糊贴大字报的事时,他轻描淡写地说:“快拿酒来,不要谈这些事!”
丰子恺就是这样,看破红尘,宠辱不惊,并且默默地于1973年提前完成《护生画集》最后的一册——第六册——护生画100幅。1975年,他骑鹤而去。
《大字报选》是否就出这四期不得而知,编辑这本刊物的造反派后来是否转战参加更为宏大的《美术批判资料》的编辑工作也不可考。
如今,往事都已成烟,批判成为笑谈。我不合时宜地追问:“上海画院红旗革命造反队”成立于何时?当年的造反者、批判文章的执笔人是谁?有的是不是如今已成为当今美术界的名家了?
文革之初,上海市还成立了“无产阶级革命派打‘丰’专案小组”,这个小组成立于何时?是由哪些造反派组织、哪些造反派组成的?
谁能勇敢地站出来说说当年的这些往事呢?谁敢站出来指着某一篇文章、某一幅漫画说“这是我的作品”呢?

美术批判的集大刊物
——《美术批判资料》

《美术批判资料》,上海美术界大批判资料编辑部编印,1967年10月创刊。这是一本影响巨大的红卫兵美术刊物,创办者是上海艺术院校革命造反司令部和上海中国画院红旗革命造反队,后来主办者扩大到18家单位之多。编辑部地址在位于汾阳路150号的上海中国画院。
我收藏有《美术批判资料》第1—8期和第12期。
第1期,“砸烂黑画院”专刊(94页),编印于1967年10月。这一期点名批判的有刘少奇、徐平羽、方行、程亚君、齐白石、丰子恺、程十发、吴湖帆、唐云、王个簃、贺天健等。
第2期,“斩断刘少奇伸向中国画院的黑手”专刊(56页),批判刘少奇、王光美、丰子恺、吴湖帆、潘天寿、程十发、黄胄等人,还发表了《美术界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上)。
第3期,“铲除美术界的修正主义黑线”专刊(66页),主要批判周扬、徐平羽、邵洛羊、陈半丁、华君武、邓拓、张乐平、关山月等,以及《美术界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下)。
第4期,“一部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史—上海美术界两条路线斗争展览选编”专刊(53页),“选编”以编年史的形式,记录了上海自1949年到文革开始后这段时间,美术界特别是造型美术、电影戏曲美术、工艺美术等领域的“斗争史”。
第5期,“革命大批判栏报头选辑”。这一期刊登了32幅毛泽东半身及头像作品、100多幅其它美术作品。其中部分美术作品黑红套印,构成一本很有特色的造反派画刊。这期刊物上的一些作品,有创意,有特色,当时流传颇广。比如刊物上刊登的上海造反派创作的漫画“群丑图”,以头像的形式,对几十名党政、文艺界及外国名人的肖像进行丑化。据说这个“群丑图”是上海中国画院造反派创作的。
第6期,“彻底埋葬为刘少奇树碑立传的黑画”专刊(36页),专题批判以刘少奇主席为体裁的美术作品:侯一民的《刘少奇在安源》、王德威的《在林区》和《刘少奇在林区》、李琦的《同志》、天津美术出版社的连环画《燎原》、人民美术出版社的连环画《护送》等。
第7期,“砸烂美术界反共老手丰子恺”专刊。这期专刊从“第一、第二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解放以后”等四部分,在批判丰子恺历史的同时,有重点地批判了丰子恺各个年代的60多幅漫画作品。
第8期,“打倒齐白石”专刊(60页),刊登20多篇批判齐白石的文章。红卫兵运动中,能被“专刊”批判的,都是大家名家,一般的“权威”“享受”不到这个“待遇”。
第9期, 封、资、修连环画批判。(缺)
第10期,美术电影和电影美术批判。(缺)
第11期,打倒华君武专刊。(缺,手刻油印。)
第12期,“彻底清算蒋匪御用反革命文化组织——伪《上海美术会》的罪行”专刊,1968年6、7月编印。腊版油印。
这本刊物上的文章,有的是对批判对象作品的批判,有的是对他们的言论进行批判,有的则翻出这些画家的历史进行批判。且选几则文字:

在画面上看到的只有一所孤单陈旧的茅屋,围墙一角露出一株疏落的败柳!一株瘦弱的桃花种在门外的荒滩上,岸上杳无人影,景象十分萧肃。而门上却写着“人民公社好”五个字。画中题诗曰:“船里看春景,春景象图画,临水种桃花,一株当二株”。丰子恺在这里恶毒地把有着无限生命力的人民公社的美好景象比作“水中月”“镜中花”,“一切都是虚假的”,又借着古诗“三月桃花一时红,风吹雨打一场空”用桃花的轻薄、短命,来诬蔑人民公社瞬息即逝,日子长不了!最后一句则更暴露出他狰狞的面目,丰子恺恶狠狠地大骂我们人民公社辉煌成就,是把“一”说成“二”,是“吹牛皮”,“说大话”。(《解剖丰子恺的一幅毒画——〈船里看风景〉》,《美术批判资料》第1期)

你看,这些批判黑画的文章,想象力极为丰富,他们常常出人意料地强加给画家在作画时并没有的反动思想和动机,并对此进行批判。这些出自专业人员之手的文章,没有逻辑分析,没有事实证据,用不讲理的文字讲道理,偏偏讲得气壮理直;以阶级斗争的目光望文(图)生义,歪曲本义,却大言不惭,满口主义。呜呼!

被刘少奇的黑爪牙周扬之流极力鼓吹的反动“画家”齐白石,不仅在政治上顽固地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在生活上也同那些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样,过着腐朽糜烂的金钱至上的生活……齐白石常将卖画的钱兑换成黄金存放,为了贱价买好货,贪便宜,专找便宜的金锭子买。齐白石生怕有贼偷他的东西,把所有的箱柜堆放一处,并层层加锁,有的上几把锁,甚至施展他木匠的才能,处处严封,所以钥匙就有数斤,不辞劳苦,终年挂上腰间。难怪有人一听钥匙响,就说“齐先生来了。”有买齐白石的画的主顾到他家,便端出花生和干荔枝之类待客,多半因时过久,往往不能入口。有一次又端出广东月饼,坚硬如石,原来是去年中秋节别人送给齐的。(《爱财如命的齐白石》,《美术批判资料》第8期)

文中涉及一些陈芝麻烂谷子的往事,这些旧事并不全是编造的,可能确有其事,但经过“阶级斗争”的“时装”一包装,味道、性质都不一样了。“权威”身上的“盛装”被造反派一层层剥去,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画家”、“反动权威”……
这本刊物上发表了几百幅宣传画、漫画作品,特别是临摹了被批判对象的作品,一边是临摹画,一边是批判文字,颇有特色。我过眼的红卫兵美术期刊,像这本刊物这样,文字容量之大,宣传画、漫画、临摹画如此之多,还没有出其右者。旧书市场上,这个刊物每本要价数百元。1—12期全套的,没有见过,后4期刊物尤其罕见,有一天我从一个上海书贩那里见到第11期,一问价,1000元,我没有买,以后再也见不到这期刊物的消息了。

黑雨花,红雨花

说《红雨花》之前,得说说“黑”《雨花》。
《雨花》杂志1957年1月创刊,出到1964年第9期停刊。文革中,《雨花》杂志被造反派称为“黑”《雨花》。有诗歌抹黑《雨花》曰:“《雨花》,《雨花》,光生毒草不长花。洋‘权威’,臭‘作家’,尽是乌龟和王八!工农兵奋起千钧棒,砸烂《雨花》我当家。”
一篇名为《〈雨花〉是毒草的大拼盘》的文章写道:
江苏省文联主办的刊物《雨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邓拓所提倡的“杂家”刊物,是封、资、修各种毒草的“拼盘”。这本刊物从1957年1月创刊到1964年9月停刊,不断放毒,在阶级斗争激烈时,竭力配合反动势力向党猖狂进攻。特别是61、62年,这个黑刊改版后,更直接配合国内外阶级敌人的叫嚣,恶毒诬蔑伟大的领袖和伟大的党,肆意攻击三面红旗,毒性之烈,全国罕见。当时《雨花》还是一个“开放”右派分子、反党分子、牛鬼蛇神的“公告栏”,让他们东山再起,甚至连汪伪汉奸钱仲联、徐沄秋、CC幕僚段熙仲,鸳鸯蝴蝶派头子周瘦鹃、范烟桥、程小青等,也成了刊物的红人。61年和62年,这三个鸳鸯蝴蝶派头子,在《雨花》上竟发表了30篇文章,平均每期都有一至二篇,而对工农兵作者却排斥在外。(《文艺造反报》第五期,1967年4月29日。)
“黑”《雨花》被批臭,《红雨花》光荣出生。1967年12月《红雨花》创刊,16开本,江苏省工农兵革命文艺公社主办,编辑部地址在南京长江路292号。这本杂志的发刊词《工农兵文艺战士杀出来了!》,颇有些造反气势,可以作为“造反文艺”的宣言书来读——

我们正在进行着人类有文化以来惊天动地的一件大事——由我们工农兵革命文艺战士自己写、自己编、自己印、自己发行、自己看的刊物,就要送到我们掌大锤、舞镰刀、握枪杆的工农兵手心里来了!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路程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剧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通知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
云水怒,风雷激,杀声震天,战地花开,我们工农兵文艺大军浩浩荡荡地杀上了革命文化阵地!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的阳光照耀下,从车间、田野、连队的深厚土壤中开放出我们这一朵革命文艺的《红雨花》!
《红雨花》是宣言书。他用汽笛一样粗犷的嗓门,严正宣判了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为总后台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死刑,宣判了毒草丛生的黑《雨花》的死刑。我们战士的刺刀,要连根斩断周扬统治下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我们工人阶级的铁锤,要彻底砸烂群魔乱舞的江苏省黑文艺界;我们公社社员的开山斧,要开辟光辉灿烂的崭新的无产阶级的文艺天地!
《红雨花》是播种机。每一首民歌,每一段快板,每一篇故事都是毛泽东思想的种子,要撒到我们工农兵心坎里来。在黑板报上,在光荣栏里,在行军途中,在我们火热沸腾的斗争生活间,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推动三大革命运动向前飞越,结出丰硕的革命果实。我们要发动千千万万革命的工农兵,形成一支雄壮的毛泽东思想的文艺大军,战斗!战斗!
《红雨花》是宣传队。他的每一页都是一面革命造反者火红的旗帜,哗啦啦地飘扬在革命造反大军浩荡的战列里!他的每一颗铅字都在大喊大叫共产革命造反的真理,他的每一个栏目都在成千上万革命人民广阔的胸襟面前展开世界人民反帝、反修的革命之窗!每一册《红雨花》都是一队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轻骑兵!
我们是毛泽东时代一群年轻的工农兵文艺战士,我们学会的第一支歌是《东方红》,我们喊出的第一句话是“毛主席万岁”,我们自己办的第一个刊物是在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诞生的红彤彤的《红雨花》!毛主席给了我们工农兵革命群众这种神圣的权利,我们决不辜负他老人家的殷切期望,我们敬祝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红雨花》开放了, 《红雨花》是雨花台下喷射的钢花,是长江两岸怒放的稻花,是五好战士胸前的光荣花!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下,他一定会更加灿烂,更加繁茂,让我们高举无产阶级的双手放声欢呼吧!

《红雨花》第一期发表了十数首工农兵诗歌,像《毛主席微笑着向我们走来——颂毛主席视察六省一市伟大壮举》、《刮一场十级风暴——读江青同志十一月十二日对文艺界的重要讲话之后》,都是以重大政治事件为体裁的诗歌;“点鬼台”栏目中被批斗的“鬼”有李进、章品镇、亚明等;“五洋捉鳖图”里批判的“鳖”有梅兰芳、齐白石、巴金、马思聪等。这期杂志还重点批判了“黑”《雨花》杂志,像《黑雨花是怎样出笼和收场的?》(南京化肥厂工人叶庆瑞),“点鬼台”栏目中批判的《雨花》杂志的主编章品镇,都是研究《雨花》杂志很有用的史料。
我手头只有《红雨花》第一期。这本刊物出版多少期,还有什么“故事”,有待进一步考证。

内蒙“东纵”的《批乌战报》

文革一开始,在内蒙古主政的乌兰夫(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就被打倒。1966年7月21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乌兰夫错误问题的报告》中,指出他的主要错误是:一、反对毛泽东思想,另打旗帜,自立体系,二、反对阶级斗争,反对社会主义革命,三、对修本主义卑躬屈膝,四、以1935年《宣言》为纲领,进行民族分裂活动,搞独立王国,五、安插亲信,篡夺领导权。总之,他是全国省和自治区级的第一书记中,最早被打倒、最早受批判、定性上纲最高的一位。
中央一定性,内蒙古的造反派蜂拥而上,对乌兰夫开始了大批判。当时编印的大字报选、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铺天盖地,小将们还仿照北京的《群丑图》,画了一个内蒙古的《群丑图》(刊登在《红画笔》1967年6月29日,内蒙古呼三司农牧学院红旗兵团主办),以乌兰夫为中心,将内蒙古地区的各界著名人士几十人一一排队丑化。
《批乌战鼓》,呼三司内蒙古师范学院《东方红》战斗纵队批斗乌兰夫联络站《批乌战鼓》编辑部主办。我收集到这本刊物的前两期。
第1期,1967年8月20日出版,主要内容:《毛主席论民族问题》(内蒙师院东纵批斗乌兰夫联络站)、《中国赫鲁晓夫与内蒙“当代王爷”》(师院东纵“二•五战斗队)、《比一比,照一照——刘少奇、乌兰夫反毛泽东思想言论摘编》(内蒙古师范学校东纵、内蒙古农牧学院红旗)。
第2期,9月5日出版,这期刊物刊登了内蒙师院东纵批斗乌兰夫联络站整理的、长达十多万字的“乌兰夫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汇编”。编印这本刊物的主力是“东纵”。“东纵”,当时名气很大,它的全称是内蒙古师院东方红纵队。成立于1966年8月31日,最初是内蒙古造反派组织“一司”的下属组织。因为它鲜明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与“一司”分裂,遂拉起队伍成立了内蒙“三司”,成为“三司”的骨干力量。“东纵”的负责人是师院政教系四年级学生曹清海、化学系学生董玉华等人。1968年春,“东纵”分为两派。其间的是是非非我是说不清了,让对内蒙文革研究的启之说吧——他写有《内蒙文革实录》(天行健出版社2010年1月版)……

从《文艺批判》到《文化批判》

20世纪20年代,创造社有个很有名的刊物叫《文艺批判》。
文革初期也有一个小有名气的《文艺批判》,由新北大公社文艺批判战斗团《文艺批判》编辑部编印,16开本,创刊于1967年6月。
《文艺批判》创刊号上,以一半多的篇幅刊登了《毛主席文艺语录》,以“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知名全国的聂元梓,发表了署名文章《高举毛泽东文艺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胜利万岁——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一文,对三十年代以来文艺界“阶级斗争”形势进行了全面回顾。新北大中文系文艺批判小组的《彻底清算旧北京市委破坏京剧改革的滔天罪行》,歌颂了江青在北京京剧一团进行京剧改革、同旧北京市委斗争,排练出样板戏《沙家浜》的“事迹”。
我保存有《文艺批判》1—8期(第8期出版于1967年12月)。这8期刊物中最有名的是第3期“向江青同志学习专辑”(1967年7月出版),“专辑”收录了江在文革中的10篇讲话,以及数篇歌颂江青对样板戏贡献的文章。《文艺批判》还出了2期增刊:1967年9月,《文艺批判》与《文学战线》联合出版增刊《文艺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49—1967》;1967年10月,《文艺批判》出版增刊之二《江青同志关于文艺工作的指示汇编》。
1968年3月,《文艺批判》更名为《文化批判》,主办者也变成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批判》编辑部。这就是说,这个刊物由当时的群众组织的刊物升格为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公”办刊物。
《文化批判》第1期(总期数接着《文艺批判》,为“总第9期”)的“改刊告读者”说:“为了推动我校革命大批判运动更广泛、更深入地展开,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决定,并由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批准,将新北大公社批判战斗团主办的《文艺批判》改刊为《文化批判》,作为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的革命大批判刊物继续出刊。”
我保存有《文化批判》第1—11期及增刊。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多是批判文化界知名人士、著名作品的,比如6、7期合刊为“批判反动作家赵树理专辑”。68年9月,增刊《抗大的道路》(革命歌舞剧)出版。
《文化批判》出了第11期后再没有出版。1968年8月,工宣队进驻并领导北大——在第11期刊物上,刊登了《毛主席论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知识分子必须自觉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等文章,可以看到工宣队进驻北大的烙印。1968年9月至1969年4月,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聂元梓被审查,《文化批判》随之夭折了。
王尧在《〈文艺批判〉琐记》一文中说:“据我所知,编辑这份刊物的部分人士以及一些参与写作批判文章的一些作者,在文革后有不少人仍然从事文学工作。”遗憾的是,那些编辑这份刊物的人士,没有拿起笔来,写写这本刊物。我说,你们要说话啊,再不说就来不及了。更何况,说说也不可能影响你们的前途和声誉了,没准还会为你们增光添彩呢……

《斗批改》,逗、劈、改

毛泽东说:“要搞好斗、批、改。”
1966年8月8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指出:“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这段话简称“一斗二批三改”、“斗批改”。
《斗批改》,1967年6月15日创刊,编辑部地址在北京大学第一教学楼115室。封面上“斗批改”三字,选自毛泽东书法。创刊号以毛泽东的《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为“代发刊词”——肯定没有征得毛泽东同意,这是典型的拉大旗作虎皮,倒是当时流行的做法。真正有些发刊词意思的是“告读者”:

在无产文化大革命进入大斗、大批、大改的新高潮中,《斗批改》诞生了。
……
《斗批改》努力发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斗风格。它提倡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旗帜鲜明,尖锐泼辣,锋芒毕露,毫不吞吞吐吐。它敢于创新,敢于提出独特的见解。它勇于为革命的新生事物大喊大叫,鸣锣开道。
……

创刊号的主要内容有:

《英雄的旗手,无畏的战士——简记江青同志在文艺战线上英勇斗争的光辉事迹》(新北大03《红旗飘飘》)
《江青同志和现代京剧〈沙家浜〉》(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京剧革命闯将谭元寿)
《刘少奇所贩卖的“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是大反毛泽东思想的黑货》(北京钢铁学院《革命造反公社》、401特别兵团《丹兵》支队)
《彻底肃清刘氏修养在清华园的流毒》(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迎春到》)
《革命干部要无所畏惧地起来造反》(北京石油学院《大庆公社》)
“大字报选登”

我保存有第1—8期杂志。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任务是“斗批改”。“斗批改”很快演变为一场乱战。天天批斗,月月批斗,年年批斗,大家都烦了。在大专院校,一些学生将“斗批改”改为“斗批走”——离开校园,外出串联,做逍遥派。在民间,“斗批改”被老百姓解读为“逗(斗)孩子,劈(批)烧柴,改毛衣”。严肃的政治斗争变成了嘻嘻哈哈打情骂俏的民间日常生活。这或许是长期政治高压和艰难困苦条件下,民众仍一如既往的生存、生活、乐观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时,“斗批改”类的刊物甚多——
《斗批改》,首都红代会中国人民大学三红主办。1967年5月创刊。16开本。我保存有1—6期。
《斗批改》,解放军兽医大学红战总部斗批改小组主办。16开本。我保存有第10期之前的部分刊物。
《斗批风暴》,开山屯化学纤维厂红色造反者委员会、石峴造纸厂革命委员会、长春市红卫兵总部二总部斗批改办公室等主办。16开本。我保存有第2期(打倒王力关锋专辑,1967年11月)。
《斗批改通讯》,高教部、教育部革命派联合委员会主办。1967年3月24日编印第一期(第一期还有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教工市联络站翻印本)。16开本。

红卫兵运动中的彭真及《批彭战报》

文革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是第一批被公开批判并打倒的高级领导人,直接原因是他主持起草下发了《二月提纲》。毛泽东曾批评北京市委“针扎不进,水泼不进”。
彭真还是文革开始后第一个被红卫兵公开揪斗的中央一级的“黑帮”。1966年12月4日晚上,中央戏剧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等几家红卫兵组织乘两辆汽车来到位于台基厂的彭真驻地,把一封信交给门卫。红卫兵趁门卫看信之际,强行冲进院子,把刚刚睡下的彭真抢走。他们巧妙地摆脱了随后追来的警卫人员,一口气把彭真劫持到北京郊区隐藏起来。然后,连续对彭真进行批斗。此举开创了绑架、揪斗高级干部的先例。
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回忆说:组织绑架彭真的是中央戏剧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负责人叶向真、刘诗昆。(《吴德口述:十年风雨记事》)
1967年6月,“批斗彭真联络委员会”成立。《批斗彭真联络委员会公告》说:“批斗彭真联络委员会经过半个月的筹备,现在开始投入战斗了!”“战斗”的重要举措之一是编印《批彭战报》(有小报、刊物两种)。
我手头有《批彭战报》杂志第1—6期。刊物上刊登的30多篇文章(漫画)都是批判彭真的:《批斗彭真联络委员会公告》、《彭真在“二月提纲”出笼前后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彭真罪恶史1902—1966》、《打倒彭真》(组画)……。这本杂志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文革初期造反派批彭的情况,对文革研究者有些用处。
如今出版的老一辈革命家传记、将帅传记甚至本人的回忆,涉及文革这一时期,要么语焉待考,要么失之片面。作者没有占有大量文革原始材料是一个重要原因。所以说,文革中红卫兵造反派编印的大字报、报刊等宣传品,还是很有史料价值的。

《批翦战报》中的翦伯赞

文革初期,红卫兵造反派编印了许多小报小刊,其中的多数属于文字垃圾,没有什么史料和保存价值。《批翦战报》是一本手写油印的小刊物,由北京大学新北大批翦联络站作战组编印,我保存有1967年3月编印的第一期刊物。
这本简陋的刊物,有些史料价值。且看这期杂志上刊登的文章:《毛主席指示•有关翦伯赞的重要论述》,《翦伯赞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行》,《翦伯赞罪恶的一生》,《翦伯赞主要毒草介绍》等。
翦伯赞是北京大学副校长、历史系教授、历史学家。1965年12月8日,《红旗》发表戚本禹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文革中,“为革命而……”的句式十分流行),没点名地批判了翦伯赞等人。12月21日,毛泽东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缺点是没有点名。”文革初期,毛泽东曾多次点名批评翦伯赞。
“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认识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1966年3月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文化革命只能依靠群众,如翦伯赞写了那么多书,你能看?能批判?只有他们了解情况,我去也不行。”“文化大革命,批判资产阶级的思想,陆平有多大斗头?李达有多大斗头?翦伯赞出了那么多书,你能斗了他?群众写对联,讲他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搞他,你们行?我不行,各省也不行。”(1966年7月21日讲话)
毛泽东说话了,翦伯赞当然要挨批判。1966年8月,北京师范大学女子中学等各路红卫兵抄了翦的家。
1967年3月,北京大学历史系成立了“批翦联络站”。3月21日下午,召开了由十一个系参加的第一次串联会。3月22日,“批翦联络站”作战组来到翦伯赞家,“审讯翦贼”。
《批翦战报》第一期的“审讯翦贼”记载:

作战组开始叫他背诵主席语录第一条,翦贼磕磕吧吧背不出来。之后问他和周扬、田汉、胡绳等黑帮分子的关系,翦贼态度极不老实,避重就轻,东拉西扯,不是说记不住了,就是说和他们一般关系,“没什么书信来往”。当问到他看了“三结合”的社论后有什么想法,翦贼说:“看了之后我很感叹”,“感叹不该犯罪。”作战组当即指出:“这是你反动阶级本性决定的!”翦贼只好说是。最后,作战组同志问他还有什么想法,翦贼说:“3月18日之后感到紧张,觉得自己罪行没交代彻底。”

1967年中,北京大学举办文化大革命展览会,其中设有“批判翦伯赞”分馆和“批冯友兰”分馆。清华大学井冈山一部第三动态组主办的《动态》第48期(1967年5月12日)也刊登了一则《打倒翦伯赞》:

批翦展览正在进行修改,准备把展览办成面向工农兵的乌兰牧骑式的展览,更好地批臭翦贼。(5月)10日,联络站的同志揪斗了翦贼,翦贼极不老实,不断地摇头晃脑,老妖婆也在一旁捣乱,被革命同志赶走。同学骂老不死的翦贼,翦贼竟疯狂地说:“就不死嘛!”打倒翦伯赞!翦贼对让他写的交代材料一拖再拖,至今不交出。我们一定要把翦贼批倒批臭!让它永世不得翻身。

红卫兵报刊上的这类“简讯”、“动态”,为我们留下了的生动细节,是难得一见的史料。
不知道《批翦战报》后来又出没有。知道的是,以后的日子里,翦伯赞多次在万人大会上挨批斗,还坐了“喷气式飞机”(体罚的一种形式)。
1968年10月,毛泽东说:“对北京大学的翦伯赞、冯友兰要给出路。”
两个月后的12月20日凌晨,翦伯赞夫妇服安眠药自杀。
当时,北大造反派还编印不少油印刊物,如“新北大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冯定、冯友兰联络站”主办的《送瘟神》(1967年3月30日创刊),是专门批判冯定、冯友兰的。

《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简介

这本《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简介,宽26CM×高16.5CM,有30多页,是“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的“会刊”。
1967年6月2日,“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和“首都中等学校红代会”主办的“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在北京展览馆开幕。展览会选在6月2日开幕,是因为1966年6月2日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第一次在社会亮相。
展览会“前言”说:

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号召全国各地举办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歌颂红卫兵的丰功伟绩,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歌颂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歌颂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通过展览教育人民,教育干部,教育后代。《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就是遵照林副统帅的指示,在中央文革首长的亲切关怀下,在人民解放军和广大革命造反派的大力支持下,由红卫兵自己办成的。这个展览会在当前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展开大批判、大决战的时刻胜利展出,将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大课堂,成为激励革命人民斗志的战鼓,成为刺向中国赫鲁晓夫胸膛的尖刀。

“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分序幕厅和四个馆:第一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第二馆: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第三馆:横扫社会上的牛鬼蛇神。第四馆:伟大的红卫兵运动震动了全世界。
这个展览会是对波澜壮阔的红卫兵运动的一年总结。其中有图片、雕塑、宣传画,也有实物,比如: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穿的军装、北京师大附中红卫兵宋彬彬给毛泽东佩带的红卫兵袖章、“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原稿、江青给京剧演员钱浩梁的信等。还展览了红卫兵的“抄家战果”如枪支、地契、委任状以及首饰、黄金、美元等贵重物品。《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简介,图文并茂介绍了展览会的情况。
如今,40年过去了,当年的红卫兵运动已成为遥远的记忆,当年青春焕发的红卫兵如今已两鬓斑白。展览会“教育人民,教育干部,教育后代”的期望怕是落空了。这个介绍展览会的小册子,让我们依稀看到红卫兵运动的一些模样……

从《风雷》开始,
寻找“东方红出版社”

闲翻红卫兵刊物,见到1967年6月30日出版的《风雷》创刊号的封面上,盖有一枚印章,印文是“工代会东方红出版社革命造反战斗大队赠送”。我的目光停住了。文革之前中国没有“东方红出版社”。“东方红出版社”显然是红卫兵运动中出现的新名,它的前身是哪一个?
再翻《风雷》。这本刊物是首都出版界革命造反总部《风雷》杂志编辑部编辑(首都出版界革命造反总部还编印小报《风雷》),地址在北京东四6条19号。第一期刊物上有一篇文章:《旧商务印书馆是刘少奇搞反革命复辟的白色据点》,署名“东方红出版社〈原商务印书馆〉革命造反战斗大队”。
原来,成立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1966年“红八月”被红卫兵改名为东方红出版社。
东方红出版社是徒有虚名还是已经进入出版运作?此后,我一直寻找东方红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一则寻找证据,二则作个纪念。
《风雷》杂志封面上有“工代会东方红出版社革命造反战斗大队赠送”的印文,里面有它署名的文章。——这不能证明这本刊物是东方红出版社的出版物,但可以说明东方红出版社不是徒有虚名。
不久,我见到“首都工农兵业余文艺工作者革命造反总部宣传组”1967年编印的《文艺号角》第4期,这本刊物的封底上注明:文艺号角编辑部,北京东方红出版社(内)。看来,《文艺号角》杂志也与东方红出版社有些关系。
往后的日子,我处处留意东方红出版社的出版物。有一天,我在旧书市场上见到东方红出版社1967年8月出版的汉英对照《毛主席语录》。版权页上写着:

东方红出版社(北京复兴门外翠微路)
第二新华印刷厂印装 新华书店发行
统一书号:1017•213
1967年8月初版,1967年北京第一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64 字数:192千字
印张:9 16/32 插页4 定价0.80元

无疑,《毛主席语录》(汉英对照)是东方红出版社的出版物。东方红出版社还出版了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 纪念白求恩 反对自由主义》(汉英对照)。
再后来,我在北京潘家园、江西井冈山等地,都见到东方红出版社的《毛主席语录》(汉英对照),但多是新印的伪书。
商务印书馆在红卫兵运动中改名为东方红出版社,后来这个出版社的编辑包括造反派,都被送到湖北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编制为一个连,名十六连,接受劳动锻炼。
回过头来,再说《风雷》。我存有《风雷》第1期(1967年6月),第2期(批彭专号,1967年8月),第3期(1967年10月)和两本增刊:《外国文学出版工作十七年来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49—1965)》(首都出版界革命造反总部、人民文学出版社革命造反团编辑,1967年8月)、《刘邓黑司令部破坏和压制毛主席著作出版的滔天罪行》(旧文化部出版局红旗战斗队、人民出版社毛泽东思想战斗团、民族出版社八一三红旗革命造反团编辑,67年10月)。这本杂志共出版多少期,不得而知。

《园林革命》推动“园林革命化”

摆设盆花是旧社会留下来的东西,它是封建士大夫阶级、资产阶级公子哥儿,提笼玩鸟的人玩的。那些吃饱了饭没有事情的人,才有闲功夫养花摆花。全国解放已经十几年了,盆花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比过去发展了,现在要改变,我就不喜欢房子里摆花,白天好象有点好处,晚上还有坏处,我的房子里的花,早就让他们搬了,以后又叫他们把院子里的花也搬了,你们在院子里种一些树不是很好吗?还可以再种,你们的花窖要取消,大部分花工要减掉,留少数管理庭园,今后庭园里要多树木,多种果树,还可以种点粮食、油料作物,北京市的中山公园和香山要逐步改种些果树和油料作物,这样既好看又实用,对子孙后代有好处。(1964年7月与汪东兴的谈话)

这段毛主席语录刊登在红卫兵刊物《园林革命》及当时编印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之类的小册子上。文革中,各行各业都闹“革命”。所以,名为《××革命》的群众刊物甚多,如《设计革命》、《科技革命》、《农业革命》、《文艺革命》、《史学革命》、《外语革命》、《教育革命》等等。
《园林革命》由首都园林批修联络站编辑,刊物联系地点先是在北京百万庄建工部城建局,后来迁到北京林学院。
第1期,1967年6月出版。主要内容:《毛主席关怀园林绿化工作》,社论《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园林系统的大批判》,《花明楼复辟记》,《斩断刘、邓伸向园林的黑手》,《旧市委彭刘集团在园林工作中的罪行》,《黑帮丑闻》等。这是一本没有标明创刊号字样的创刊号。
第2期,“批判刘少奇专集”,1967年7月编印。
第3期,“北霸天——彭真专集”,1967年8月编印。
第4期,“南霸天——陶铸专集”,1967年9月编印。
第5期、第6期,分别是“刘邓陶彭在园林方面的反动言行录”专集(没有注明出版日期)。
第7期,“颐和园改革调查研究专集”,1968年9月编印,颐和园管理处革命委员会与《园林革命》编辑部合编。
刊物中有插图和漫画。第3期的漫画署名“红代会北京建筑艺术雕塑工厂临时革命委员会供稿”,第4—6期注明“插图王维力作”。
在革命和造反的日子里,园林如何进行革命、造反?从这本杂志中可见一斑。他们抓住刘少奇、彭真、陶铸等“当权派”的只言片语以及他们参观园林的一些活动进行批判,同时将自己的“革命”理念付诸造反实践。比如,第7期的“颐和园改革调查研究专集”,就认真研究了将长廊彩画改为反映革命斗争和工农兵人物画、在颐和园东门建造大型工农群像、在昆明湖面种水稻实验田、在万寿山后山种果木林或用材林,以及取直园内道路等问题。

七机部新九一五的《飞鸣镝》

《傅崇碧回忆录》中说:“七机部某院是研究原子弹的,但文化大革命时这里是派性斗争最严重的一个地方。”“七机部某院”的派性斗争是七机部派性斗争的一个缩影。七机部的前身是国防部五院,文革伊始改为七机部。1966年9月15日,七机部一部分观点相同的人进行串联,后来这部分造反派成立了“九一五”,其中政工干部较多。第二天,另一支造反派也拉起了队伍,名“九一六”(其负责人是叶挺将军的儿子叶正光,刘少奇的儿子刘允若也是这一组织的创始人之一),其中技术干部较多,政治上比较激进。两派观点向左,情绪对立,大打出手。公安部部长谢富治说:“两派打架厉害在北京是有名的,好像武斗是九一六厉害。”周恩来说,两派“都是打内战的能手……916打人多一些,卫戍部队都打”。“九一五”常常在深夜打信号弹,闪亮在北京的上空,引人注目。因为七机部物力财力雄厚,这两派在北京城里很有影响。进入1967年,“天派”支持“九一六”,“地派”支持“九一五”,两派的武斗更严重了。
1967年5月,“九一五”更名为“新九一五”。6月3日周恩来在接见科技口各派代表时问:“九一五为什么改成‘新’字?” “新九一五”人员回答:“根据总理指示,进行了火线整风,开除了有保守思想的勤务员,抓出了刘秉彦,迎接新任务,七机部文化大革命进行新阶段,在北航红旗先遣兵团建议下,改成新九一五。”(《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中央首长指示(对七机部文化大革命)》第106页,七机部一院革命造反战团韶山红日、炉火正红、六亿神州战斗队1968年1月编印。)其实是换汤不换药。
《飞鸣镝》,由新九一五革命造反宣传组编印,1967年6月创刊。第1期上没有创刊之类的字样,很容易让人忽视。红卫兵刊物的创刊、停刊时间,没有工具书可以参考。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如何辨认创刊号?
第一,一般地说,报刊的创刊号上都注明“创刊号”、“发刊词”之类的文字,这是最简单的辨认工作,不存在识别的问题。
第二,有些刊物注明“总第一期”,更有“红刊”特色的是“忠一号”、“第一炮”,尽管没有“创刊号”、“发刊词”字样,也可以认定它是创刊号。
第三,有些刊物没有“创刊号”、“发刊词”字样,但在“编者的话”等文字中,有诸如“在……高潮中诞生了”、“在……支持下出版了”等话语,可以认定它是创刊号。
第四,有些刊物只注明“第一期”字样。问题是,一个刊物,每年都有一个“第一期”,如何确定它是不是创刊号呢?我的一个经验是看出版日期。刊物上大都注明编印出版日期,如果这个日期在一年的中间,特别是4月—12月之间,这基本上可以肯定它是创刊号。
第五,“第一期”刊物如果出版在1月—3月之间,要看编印刊物的组织是什么时间成立的,比如说这个红卫兵组织是1月成立的,刊物注明是1月出版的,尽管它没有“创刊”之类的字样,也可以认定它是创刊号。
我是根据上述“第四”款辨认《飞鸣镝》第1期是创刊号的。不久,我就收集到这个刊物的以后几期——
第1期,“毛主席最新指示专辑”,共选编90条“文化大革命以来常见常用的,且现用的语录本上还没选入的”毛主席语录。
第2期(1967年6月)以专刊的形式,刊登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毛主席开辟的胜利航道上破浪前进——记新九一五的斗争历程》。
第3期(1967年7月)上的文章都是批判刘少奇的《修养》。
第4(1967年7月)、第5期(1967年8月),是“揭发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秉彦罪行”专辑。
新九一五革命造反宣传组还出版有报纸《飞鸣镝》(1967年2月17日创刊)。刊名“飞鸣镝”,取自毛泽东诗词《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飞鸣镝”的意思,毛泽东专门解释过:“指我们的进攻。”
七机部两派的斗争一直持续到1969年仍很激烈,许多单位的生产处于瘫痪状态。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说:“七机部关系到国家大事,关系到世界大事,关系到国内的阶级斗争,关系到国际的阶级斗争。”周恩来曾多次接见两派组织,周恩来严厉地说:如再闹下去,最后只好实行纪律,宣布两派组织解散。1969年8月9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宣布命令,下放该部及其所属系统近万人。之后,两派的斗争才有些缓和。

从《文革风云》看对陈毅的批判

马继森在《外交部文革纪实》(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中说:“1967年9月以前,北外学生造反组织给外交部的冲击力度之大、持续时间之久,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对外交部的冲击,重点指向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
北京外国语学院主要有两派红卫兵,一派是北外红旗战斗大队,主张对陈毅“一批二保”,不打倒姬鹏飞、乔冠华,他们创办了刊物《北外红旗》。另一派为北外红旗革命造反团,他们坚决“打倒陈(毅)、姬(鹏飞)、乔(冠华)”,他们的刊物名《文革风云》。
《文革风云》创刊于1967年年2月27日,16开本,刊物通讯地址:北京外国语学院教学楼139号。我保存有第1—14期杂志。《文革风云》的内容像众多红卫兵刊物一样,都是大字报式的批判文章。这本杂志的独特之处是:比较全面、系统地记录红卫兵批判陈毅的全过程,也让我们从另一个方面看到陈毅与造反派进行斗争的顽强与风采。让我们以这本杂志为“窗口”,看看红卫兵“批判陈毅”的全过程吧——
1967年1月24日,陈毅在人民大会堂向外事系统群众作检查,时间18分钟。《文革风云》第8期刊登的《陈毅指挥外事口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大事记(1967年1月—4月)》介绍了这次检查的情况。
“打倒陈毅”的口号最早出现在1967年初。在所谓的“二月逆流”中,陈毅在怀仁堂的几句话激怒了毛泽东,在中央“政治生活会”上被批判。毛泽东并不想真正“打倒陈毅”,他说:“群众喊打倒陈毅的口号就让他们喊,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毛泽东的真实想法红卫兵并不知道。
1967年4月13日,首都红代会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等35个单位联合成立了“批判陈毅联络站”。《文革风云》1967年第3期(4月中旬出版)全文发表了《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批判陈毅联络站宣言》。这期杂志上还刊登了《陈毅反毛泽东思想言论集》等。红卫兵、造反派将所有与毛泽东不一致的言论都称为“反毛泽东思想”。
5月4日,《首都红代会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作战组给陈毅的照会》发表。这篇用外交文本格式书写的“照会”,要求陈“必须立即滚到群众中来”,“向毛主席低头认罪,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1967年《文革风云》第4期(5月出版)刊登了《照会》全文。同期还刊登《陈毅反毛泽东思想言论集(二)》。刊物上刊登的陈毅的这些言论,有断章取义之嫌,倒也见陈老总心直口快之风。
陈毅喜好文艺,经常发表一些与文艺有关的言论,也常有诗词佳句问世,这也成了他的一条罪状。1967年《文革风云》第5、6期专门开辟“彻底批判文艺黑线的吹鼓手——陈毅”专栏,刊登了《羊城黑话》、《陈毅诗词批判》等。
6月10日,首都红代会批判陈毅联络站召开“彻底砸烂以陈毅为首的外交部修正主义特权阶层誓师大会”。会上,发表了《给毛主席的决心书》,几位红卫兵代表发言。《文革风云》第7期(1967年6月出版)刊登了上述文章。同期杂志还刊登《陈毅反毛泽东文艺路线言论集》。
《文革风云》1967年第9期和第10期,是两期“批陈专辑”,刊登批陈文章20多篇。其中,第9期以数万字的篇幅刊登了《陈毅黑史简编》。还有《陈毅论“修养”》、《陈毅“三降一灭”言论集》、《陈毅论“陈毅”》等,是陈毅的言论汇编。其中,《陈毅论“陈毅”》,用陈的语言剪辑而成为“陈毅自述”,与较早出版的北京外国语学院另一派红卫兵刊物《外语红旗》创刊号上的《陈毅自传》(首都红代会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战斗大队“百万雄狮”兵团)一文,同工异曲。
1967年7月15日开始,外事口造反派组成千人“揪陈大军”,在外交部大门口安营扎寨,发表了《首都红代会批判陈毅联络站严正声明》、《首都红代会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讨陈檄文》,要“挖出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一些造反派组织前来声援、慰问。《文革风云》第10期上刊登了上述文字。造反派在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的情形,拍了照片,刊登在《文革风云》1967年第13期上。
8月7日晚上,中央文革小组王力会见外交部“革命造反派联络站”代表,公然煽动夺外交部的大权。王力在外交部的谈话,被称为“王八七讲话”,广为流传,掀起一个批陈毅高潮。
“王八七讲话”十分符合主张打倒陈毅的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的口味。8月14日晚,红旗革命造反团和外交部“革命造反派联络站”等召开了“誓死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热烈欢迎王力同志对外事口的‘八七讲话’誓师大会”。《文革风云》1967年第12期对这次誓师大会进行了报道。
革命形势的发展比杂志的发行速度还要快。这一期杂志正要发行,传来消息:毛泽东见了“王八七讲话”的记录稿,在上面批了5个字:“大大大毒草。”毛泽东8月25日又说:“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把他们抓起来。”此时,重印杂志来不及,经费上也负担不起,所以《文革风云》只好将第12期杂志上的那篇报道用一片白纸覆盖起来。杂志多了一个“补丁”,照样发行。
1967年8月11日,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等单位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批斗陈毅大会”,周总理出席讲话。《文革风云》1967年第13期为“批斗陈毅大会专辑”,对会议进行了全面报道和记录,刊登了参加会议的周恩来的讲话、6位批判者的发言全文,大会的“通令”和“三点建议”,还有会场照片数张,其中陈毅“低头认罪”的数张照片,十分“珍贵”,难得一见。
第14期杂志出版在67年9月。此时,鼓动“打倒陈毅”的王力被打倒了。如果我估计的不错的话,以打倒陈毅为主旨的《文革风云》也该停刊了。
《文革风云》突出了对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陈毅的批判。同时,刊登了批判刘少奇、王光美、邓小平、彭真、陶铸、贺龙、罗瑞卿等人的文章。另外,还有对刘白羽、翦伯赞等名家,对《清宫秘史》、《武训传》等作品的批判文章。
这本杂志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每期都有一些插图,丑化陈毅等人,插图的作者署名“遵义红画兵”。

红卫兵的方型杂志

红卫兵刊物多为16开本,也有一些32开本,方型杂志甚少。我见到的,有三种。
——《红卫兵电影》,上海红卫兵电影制片厂红色造反公社主办,1967年7月创刊。文革伊始,红卫兵将“上海电影制片厂”改名为“上海红卫兵电影制片厂”。《红卫兵电影》创刊号上,近一半篇幅刊登了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的指示和语录,还有《彻底砸烂修正主义特性论》、《文艺界革命大批判的方向》等文章。这本刊物,高23cm×宽185cm,近似上海三十年代流行的方型杂志,在红卫兵刊物中别具一格。
——《电影革命》,上海工农兵电影制片厂毛泽东思想联合战斗队主办,1967年7月创刊。上海工农兵电影制片厂即科影厂。刊物上刊登了《科教电影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等。开本与《红卫兵电影》相同。
——《大破大立》,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红旗兵团编辑部1967年编印。《大破大立》1—2期是常见的16开本,3—4期的开本忽然变了——较前两期矮了3、4厘米,成为一种很少见的方型开本。
红卫兵在造反过程中,怎么忽然有了兴致,来个版本“革命”?颇值得玩味。

国家博物馆保存有这本刊物吗?

我说的是《中国历史博物馆陈列批判》。
《中国革命博物馆陈列批判》我保存第1、2、3期。
第1期,编印于1967年6月,由中国革命博物馆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编。第2期、第3期分别编印于1967年9月、11月,由中国革命博物馆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编。这本刊物上的文章,都是批判中国历史博物馆的。
读这本刊物,我关注两件事——

一件事是所谓的“反动印章”问题。
这家刊物的第3期刊登了《康生同志关于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两颗反动印章的批示》、《中国革命博物馆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给康生同志的信》,这两篇文章涉及的所谓两枚“反动印章”是怎么一回事呢?
文革开始后,中国革命博物院自查文物,看是否保存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文物。一查,查出两枚印章,一枚为“兄事斯大林,弟畜毛泽东”,另一枚为“前身祢正平,后身王尔德,大儿斯大林,小儿毛泽东。”印章是柳亚子捐献给博物馆的。
关于这两枚印章,说来话长——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柳亚子敬佩毛泽东,请著名篆刻家曹立菴给毛泽东治印,并要曹为他刻“兄事斯大林,弟畜毛泽东”和“前身祢正平,后身王尔德,大儿斯大林,小儿毛泽东”两方印章。曹立菴回忆道:

亚子先生写诗填词都爱用典。这两方印章也是分别用了两个典故。第一方中的“兄事”、“弟畜”,出于《史记•季布传》:“长事袁丝,弟畜灌夫妇。”说的是季布的弟弟季心,好打抱不平,因杀人逃到吴国,躲到吴丞相袁丝家里。季心像对待兄长一样尊重袁丝,又像对待弟辈一样爱护西汉名将灌夫等人。第二方中的“大儿”、“小儿”,语出《后汉书•祢衡传》:东汉建安初 ,在京城许(进河南许昌)聚集了全国许多贤士大夫,但祢衡只看得起孔融和杨修两人,他常说:“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余子碌碌,莫足数也。”这里的“大儿”、“小儿”,是“孺子”、“男儿”的意思,是对杰出人物的一种崇敬称谓。但他深怕有人不知原意,特意要我为他刻了边款,以明确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的印文意思。边款说:“予倩立菴制印,援正平例,有大小儿语。北海齿德,远在祢上,正平德祖,亦生死肝胆交,绝无不敬之意,斯语特表示热爱耳。虑昧者不察,更乞立菴泐此,以溯其朔,并缀跋如左。一九四五年。亚子。”(曹立菴《我为毛泽东治印》)

造反派读不懂印文,请教专家史树青。史解释说,古人称“儿”,是对人很尊重的一种用法,表明他是一个伟大的男儿,中国至少从汉朝就有这样的尊称。史还解释了印文套用的典故。
消息传到了号称党内有学问的人——康生那里。1966年7月2日,他批示道:“送来的两张照片,阅之不胜气愤,革命博物馆竟然接受和收存这样反动的东西,令人惊异。请文化部彻底追查此事,并监督将二印及照片全部销毁。”他要求文化部彻底追查责任、彻底检查革命博物馆的藏品,还质问“这是个革命博物馆,还是反革命博物馆?”(康生的三个批示刊登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陈列批判》第3期)
文化部负责人肖望东接到康生批示,迅速处理有关人员,销毁了印章,然后上报了《关于两颗印章的报告》,说“已将二印以及照片、底版全部销毁”。
1967年7月,中国革命博物馆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夺了博物馆的权。造反派发现,“反动”印章的照片和底版并没有销毁,遂向肖望东造反,说他“采取假检查、真包庇,假检讨、真抗拒的手法抵制和欺骗康生同志”,“罪该万死”。造反派给康生写信,报告这一发现。
8月29日,造反派当众销毁了“反动”印章照片和底版。(《中国革命博物馆陈列批判》第3期)

另一件事是历史博物馆收集文革文物问题——
《中国革命博物馆陈列批判》第2、3期连续发表了中国革命博物馆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中国革命博物馆征集文物启示》:“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决定人类命运和前途的史无前例的伟大创举,它将以金光闪闪的巨字载入史册,永葆其美妙之青春。……我们中国革命博物馆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重要阵地。为了更好地向全中国、全世界人民宣传毛泽东思想,让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代代相传,发扬光大,我们热烈地向所有的革命组织和革命要求:请你们及时地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各种革命文献、资料、实物、照片、报刊、宣传画等,以及暴露敌人反动罪行的材料,寄给我们,并请你们协助我们收集这些文物资料,以便供我们收藏和展出。”
显然,文革之初,历史博物馆已经开始了文革文物的收集工作。
文革后,彻底否定文革,许多图书馆、博物馆收集的文革文物都销毁了,不知到中国国家博物馆(即以前的中国革命博物馆)还保存有没有当初收藏的文革文物?还保存有没有造反派编印的《中国革命博物馆陈列批判》?如果没有保存这三本《中国革命博物馆陈列批判》,我倒愿意考虑是否赠予他们。

我最早见到《中国革命博物馆陈列批判》第3期,是在2005年夏之北京潘家园。2006年2月,我从网上看到湖北襄樊一书贩手中有第2期,邮购而来。2008年3月,我在北京报国寺买到第1期。收集这三本刊物用了近四年时间,可见收集“红刊”之不易。

“反动组织”的刊物《井冈山》

北京外国语学院有个有名的造反派组织,名“六一六兵团”,连毛泽东都知道它。1968年6月,毛泽东说,打倒陈毅的有外语学院的六一六。7月28日,毛泽东召见红卫兵“五大领袖”时说:“北外六一六领袖刘令凯是反对总理的,总理把他们放了,有人说这是总理太宽大无边了,我说总理这样做我同意。”
“六一六兵团”之所以有名,不是因为它人多势众,主要是因为它指名道姓反对周总理和陈毅、并且与“反动组织”“五一六兵团”有关,早在1967年1月5日,他们就贴出大字报《周恩来你要干什么?》。
首都大专院校、中等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1967年底编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一书中说:1967年6月14日,北外六一六头头刘令凯和钢院“五一六”头目张建旗等人密谋后,在北外成立了“首都五一六兵团”。
“六一六兵团”是“五一六兵团”的发起组织之一。它参与了1967年夏造反派在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揪斗陈毅的活动,还在北京街头张贴了炮打周总理的大字报、大标语。“六一六广播台”也连续播放批判周恩来的文章和口号。
“六一六兵团”编印的《井冈山》“批判陈毅专号”,1967年7月编印。主要内容有:《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斩断刘邓伸向外事系统的魔爪》,《陈毅黑史(简编)》,《陈毅丑史》,《陈毅反毛泽东思想200例》等。或许是心虚的缘故,刊物中所有的文章都没有署名。
文革小组的王力说:六一六对总理的态度是不对的,要改。
“六一六兵团”已经来不及改了。毛泽东说,“五一六兵团”是“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之后,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抓“五一六”运动,几百万人甚至上千万人受到株连。“六一六兵团”自然是重点收拾的对象。
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造反团主办的《文革风云》第14期上说:1967年8月22日,北外红旗革命造反团和师大井冈山一起,抄了“六一六兵团”总部,“抄出大量‘五一六兵团’攻击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的黑传单和黑材料”。
“六一六兵团”的负责人是刘令凯。周总理在1967年11月12日谈到他:“令凯这个人,我保过他多次,他反我反得最早,而且是因为我保陈毅同志……他现在还是当面一套,背里一套。许多学校批他,我和文革小组给他解了围。……六一六的头头不行,他们动摇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破坏无产阶级司令部,恐怕背后有坏人。”
红卫兵运动中,可以自由结社、自办报刊,基本上没人干涉。但如果中央文革认定你为“反动组织”,组织就得解散、报刊就得停刊甚至销毁。文革初期著名的造反派组织“联动”、“百万雄狮”等,都创办有报纸刊物,如今很难见到——当初大都被销毁了。
我见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六一六红卫兵团主办的《井冈山》时,颇有些惊喜的感觉。毕竟,“反动组织”的刊物难得一见啊!

被中央文革勒令停刊的《北京》

在1968年5月编印的一本《中共中央文件汇编》(辽宁编印,具体编印者不详)上,我看到《中共中央关于勒令〈北京〉刊物停刊的通报》:

福建军管会并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
福州发行的名为《北京》的刊物上,擅自大量刊登没有公开发表的、未经核实的中央负责同志的讲话和中共中央文件。中央认为,这种做法是完全错误的。此刊物应立即停刊,并把过去已出版的二十九期送十套交中央文革审查。(中发[67]404号)
中央文革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我收集红卫兵、造反派刊物多年,种类也有千种,竟没有见过福建的这本《北京》。可见“红刊”种类之多,收集之难。接下来,我开始留意这本刊物,从网上查、从旧书摊找,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找到了十来期《北京》,对《北京》编印情况有了大致的了解。
《北京》,1967年8月25日创刊,最初由首都红代会华东联络站驻闽办事处、福建省革造会工联总新华公社联合编印(注:革命造反委员会简称“革造会”,是福建最大的造反派组织之一),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后来改为福建新华印刷厂革命造反委员会编印。刊物16开本,活页版,每期十几页(一般为16页),定价五分,主要刊登中央负责同志的讲话和中共中央文件。这些讲话和文件涉及当时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文革两派斗争情况及中央采取的措施等。
《北京》是红卫兵运动期间中央文革直接行文勒令停刊的惟一刊物。当时,包括北京在内的全国各地编印了大量类似的小册子或报刊(采取简报、动态、首长讲话等形式),不知中央文革小组为何偏偏抓住了福建的《北京》,专门行文取缔并通报全国以警示各地造反派编印的报刊?
骑驴觅驴,或许从这本刊物的字里行间可以找到答案——
《北京》第二十期(1967年11月7日)刊登《张春桥同志十月十六日重要讲话》,其中说:“简报、小报之多,实在害人,如果照小报办事,那就非犯错误不可,希望各个造反派能自己整理一下,还有咱们办了好多动态报、内部消息、内部参考,这里说得不好听点,那都是搞了许多特务活动,明明很多话说不要登,不要记,国家机密,统统登出来,你们保险啊,你们那些东西不落到敌人手里啊?我可以这样说,根据我历来的经验,凡是印出来的东西,铅印也好,油印也好,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东西,只要印出来的东西,美国国务院都有。你们不要自己马马虎虎,自己给人家当了情报员还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干这个义务情报员干什么啊,不要搞这些了……”。
当时,中央已要求规范各地群众报刊的管理。1967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进革命群众的报刊的宣传的意见》;1967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中央关于严禁在书刊、传单上泄密问题的通知》。福建的《北京》撞到枪口上啦,正好拿它来“杀鸡儆猴”。或许还可以推想:这本来自福建前线的《北京》被送到美国、台湾的情报部门然后又通过我情报部门反馈到国内从而引起中央文革的注意,这也很可能啊。

《延安怒火》“批判516兵团专刊”

1967年4月11日,北京钢铁学院延安公社成立。公社主办有小报《东方红》。
1967年9月19日,北京钢铁学院延安公社编印《延安怒火》第1期,批判516兵团。这一期专刊的主要内容有:《中央首长批判516兵团》、《评陶铸式两面派的“怀疑一切”论——兼斥钢院某些人物“八论怀疑一切万岁”》、《“首都516兵团”是个什么东西?!》、《坚决粉碎反革命组织“516兵团”破坏革命大批判的阴谋》、《“516兵团”反动面目的一次集中暴露——戳穿“516兵团”利用“武汉事件”进行反动宣传的阴谋》、《彻底粉碎“516兵团”建立反革命根据地的阴谋》、《反动组织“516兵团”罪恶大事记》等,文章的作者都是钢铁学院的造反派。
提起五一六兵团(即516兵团),说来话长。
北京钢铁学院有个学生叫张建旗,早在1966年底,他就贴出“炮打周总理”的大字报。1967年5月,为纪念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一周年,中央各大报刊全文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一些人猜测,此时公布“五一六通知”,大概又要抓出一大批了,又要抓谁谁了。社会上出现一股攻击周恩来的浪潮。6月2日,张建旗等人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宣布成立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兵团,发表《给周总理的一封公开信》,并以钢院五一六兵团名义贴出《二十三个为什么》,攻击周总理。6月30日至7月2日,首都五一六兵团在外语学院五楼召开第一届代表大会,通过《首都五一六兵团第一届代表大会决议》,公开反对周总理。
攻击周总理的浪潮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在毛泽东的指示下,文革小组组织红卫兵进行反击。5月24日,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发表声明:“炮打周总理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谁要是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就打倒谁!”
五一六兵团的负责人是张建旗。张建旗所在的钢铁学院自然不能无所作为。8月14日,钢院延安公社、地院东方红公社、农大东方红、师大井冈山等群众组织成立“专揪5•16兵团联络总站”。8月中下旬,首都五一六兵团的头目张建旗被抓,五一六兵团垮台。《延安怒火》就是在这样一个形势下出版的。
五一六兵团在北京没有形成多大气候,就被收拾。可不知道为什么后来事情变得越来越大。不久,中央成立批判和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专门下发了《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的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开始了。有的言之凿凿地说,五一六兵团有八个方面军;有的玄之又玄地说,五一六兵团是单线发展,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子女。各地大抓“五一六分子”,在政治高压、轮番审讯、大胆假设之下,“五一六分子”像葡萄似的一串串的被摘出来。时有民谚曰:“五一六,家家有;不是亲,就是友。”文革的历史因此而拐弯。
《延安怒火》杂志是8月11日中央领导第一次公开点名批判五一六兵团之后最早创办的批判五一六兵团的专刊。刊物的内容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当时批判五一六兵团的情况。《延安怒火》共出版多少期,没有资料可查。1967年12月,《延安怒火》编辑部还编印《彻底摧毁反革命阴谋组织516兵团大事记》。

罕见的《准备》

我对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创办的刊物《准备》早有耳闻,却迟迟没有目睹。吴过的《红卫兵档案》上说:

“联动”成立后,所办的会刊名为《准备!》,鲜红的封皮上写着血淋淋的“准备”二字,准备什么?封面下方是一片空白,只有“准备”二字后边拖着个巨大的惊叹号,像虎视眈眈的炸弹悬在半空中,随时“准备”落下来爆炸。

我收集“红刊”以来,时时关注《准备》,旧书市场上找,网上找,许多比较冷门的刊物我都找到了,连《准备》的影子都没有见着。或许是,“联动”受到批判,他们的刊物当时多被销毁了?这个理由并不充分。历史上,官方明令销毁许多书刊,但事过之后,总还是会有一些被销书刊出现在人们视线内,所谓“鱼过千重网,网网有漏鱼”,“杀不尽,灭不绝”。
2006年10月14日上午,北京报国寺的一个书贩主动给我打招呼,说有一本创刊号你看看。我一看封面,白底黑字,刊名“准备”繁体竖排,是毛泽东的手书。如此朴素的封面,与常见的红卫兵造反派刊物封面那种大喊大叫、大红大绿、剑拔弩张的风格迥然不同,只是封面下方标明的“首都红卫兵《准备》编辑部”字样,让人明了这是一本红卫兵刊物。当然要收入囊中。
问题接着就来了。这本刊物是1967年9月编印的。此时,“联动”在中央文革小组的强大压力下,早已土崩瓦解。这个《准备》显然不是“联动”的那个《准备》。
再看刊物中的内容。以鲁迅的《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作为发刊词。《揪刘火线速写》,描绘的是1967年7—8月间红卫兵“揪刘火线”围困中南海的情景。《从阶级路线看刘少奇和彭真的反革命两面手法》,批判刘少奇和彭真。特别是放在首篇位置的长篇小说选载《站在最前线》,正面描写了“革命家”康生的形象:小说以康生等待毛泽东批准发表聂元梓的大字报,准备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背景,以细腻的笔调描述了中央文革所在地钓鱼台的景致,用美好的辞藻把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描绘成一位与领袖肝胆相照、忧国忧民的旷世之才。
以上文章的立场、内容,与造反派红卫兵的刊物相似。
但刊物上刊登的其它文章,就另有深意了——
《红卫兵组歌》,这是纪念红卫兵诞生一周年时创作演出的,此时,老红卫兵已经失势,老红卫兵以这个组歌怀念当年的造反历史。这个组歌是红卫兵文艺中老红卫兵的代表作。
思想随笔《国际歌的儿子》,赞美了红卫兵运动兴起时流行的《革命造反歌》。《〈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文学价值》,对1966年6月清华附中红卫兵发表的论“造反有理”的文章,从理论上进行高度评价。诗歌《纪念反修路命名一周年》,回顾了一年前红卫兵把苏联使馆门前的扬威路改为反修路的情景。《革命造反歌》、论“造反有理”和反修路命名,都是最早起来造反的老红卫兵的得意之作。
散文《红叶》中说:“我爱红叶,我爱那晚秋的红叶……我爱那些老革命者,那些永远革命、真正革命、永远向前的老革命者……”这与“联动”成员宣称造中央文革的反,保护老干部的观点是一致的。
组诗《逍遥游》,写了“我”“启程”,到“印尼”、“阿拉伯”、“匈牙利”、“苏联”、“台湾”,然后“归来”的历程,反映了最早起来造反的老红卫兵在受到打击后,逃离政治斗争而“逍遥”的真实思想。
《革命烈士诗抄》,选了蓝蒂裕的《示儿》和任锐的《重庆赴延安途中口占寄儿》,那意思是说,我们这些老红卫兵根红苗正,是革命的后代,与后来的造反派红卫兵不一样。
寓言《黄豆和白薯的故事》,讲了“种薯得薯,种豆得豆”的道理,这与老红卫兵宣扬的“血统论”观点是一致的。
《〈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文学价值》一文中有几句话说得更为直白:

偏有那么一批人,打着“造反”的旗号……这些人们在干什么呢?他们总是在寻找着各种华丽的外衣披在自己身上,然而免不了要露些真相来,什么打倒干部特权阶层啦,抓军内一小撮啦,什么武装保卫×地啦,怀疑一切啦……总之,应有尽有。殊不知,这批先生如此一来,干部成了“走资派”,军队充满了“一小撮”,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解放军的武器弹药“收归公有”,成了不分阶级的“全民所有制”。借口“武卫”,可以打遍天下。造反到底,又可以肆无忌惮地到处冲击国家机要部门……够了,够了!只请你们注意一点,不要脑袋太热,忘记了还是无产阶级专政。

刊物上还刊登了红卫兵话剧《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第六场“为有牺牲多壮志”。这部话剧是1967年—1968年间影响最大的一部老红卫兵话剧。
这本刊物上,没有注明编辑部的地址,所有文章都没有作者署名。它显然不是《红卫兵档案》上描述的那本《准备》。但这个《准备》上的许多文章,鲜明地反映了“联动思潮”,可能是“联动”组织瓦解后,一些“联动”成员自行编印的刊物。因为“联动”已被中央定为“反动组织”,所以不能明目张胆地打起“联动”的旗帜,只好含蓄地说“首都红卫兵《准备》编辑部”。
我翻看着这本刊物,看到上面既有歌颂康生、打倒刘少奇的文章,又有保护老干部、宣传“血统论”的文章,显然编辑思想是混乱的。这或许说明了当时刊物编辑者的认识水平,或者是一种策略——为更好地“掩护”刊物生存也未可知。
后来,我看到杨健的《中国知青文学史》,其中谈到了这本《准备》。史料难得,抄录如下:

《准备》杂志在1967年夏创刊,编辑部人员是国防科委20基地的干部子弟和北京5中、101中、师院、北大附中红旗的部分老红卫兵。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中学老兵组织的负责人和笔杆子。他们认为“中央文革”拉一派打一派,耍政治手段,决心用文艺作武器,找些古诗,写点小说来反“中央文革”,替“联动”翻案。当时他们分析,康生是支持“联动”的,于是制定一个策略:拉康生打陈伯达。于是策划创作了小说《序幕》。《序幕》标以“长篇小说选载”,仅发表了“第一章”。小说描写:在钓鱼台宽敞的大办公室,墙上挂着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他在等待毛泽东批准发表聂元梓的大字报。一双疲倦带血丝的眼睛,苍白的两鬓。红色电话机的铃响了,他拿起电话:“我是康生!”……他放下电话,低声自语道:“终于打响了!”这本进行政治斗争的杂志,为16开本,发表攻击“中央文革”的诗歌、小说和杂文,第一期印了1000册,由于无法收回成本,只出版了两期就停刊了。

我只见到过《准备》第一期。这个第一期,倒是有两种版本。两个版本的内容一致,只是封面不同。一种的封面如上所述,刊名 “准备”,毛体,竖排。一种封面是毛泽东青年时代的画像。

天津大学“八一三”的几本刊物

红卫兵运动中,天津大专院校红卫兵呈三足鼎立之势:河大八一八为一方,天大八一三和南大卫东为一方,天工八二五为一方,三派闹得天津大乱。
天津大学的红卫兵组织名“八一三”,这个名称颇有些来历:1966年8月13日,天津大学的一些学生因造反受到压制,他们徒步到北京告状,中央文革小组得知消息后,派火车到杨村把他们接到北京。江青说:“你们两个造反派组织在万张集团的迫害下步行到北京,后来我们知道了,派汽车把你们接来了,你们这种造反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造反倍感主席亲”,这些学生想到毛主席曾于1958年8月13日视察天津大学,中央文革小组1966年8月13日把他们接到北京支持他们造反,遂将自己的组织名称定为“八一三红卫兵”。“八一三”以坚决向“走资派”造反而著名。
我手头有“八一三”主办的《八一三》、《千钧棒》、《换新天》和《追穷寇》等刊物。
《八一三》,天津大学八一三杂志编辑部编印,创刊时间待考,我存有1967年的几期刊物。
《千钧棒》,天津大学“八一三”红卫兵批判刘、邓、陶联络站主办,1967年4月创刊。“千钧棒”取自毛泽东《七律•和郭沫若同志》诗句:“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我保存有十几期刊物,最大期数是第24期。
《追穷寇》,天津大学八一三红卫兵赴宁调查团、南京工学院井冈山造反军团合办,1967年6月创刊。
这里重点说说《换新天》。刊名“换新天”,出自毛泽东诗词“敢叫日月换新天”。这本刊物由天津大学“八一三”红卫兵批判刘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联络站主办,1967年4月创刊。1967年5月出第2期。第2期的扉页是毛泽东军装像,然后一页是“毛主席论教育”、“1967年5月”字样,这期刊物专题收录毛泽东关于教育工作的话语。
《换新天》第2期可能被送到了毛泽东的面前。
中央文献出版社编印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收入了毛泽东1967年7月6日的一个批示:“陈伯达同志:这一本《论教育》,我未看,可能也收入一些坏东西,请你同文革小组几位同志,连同你们编的那一本,一起审查一下,把坏的一概删去,留下一半左右较正确的就行了。”文稿注释道:“本篇……写在天津大学‘八一三’红卫兵一九六七年五月编印的《毛主席论教育》的小册子上。这本小册子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十五个部分:一、党的领导;二、教育方针;三、教育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四、教育要革命;五、政治是统帅、是灵魂;六、群众路线;七、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八、教学方法;九、知识分子的改造;十、青年;十一、群众办学,勤俭办学;十二、理论联系实际;十三、论知识;十四、破除迷信;十五、批判继承。后面还附有《陈伯达、戚本禹与北京大学革命师生代表座谈有关教育改革问题》的材料。”
我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注释中所说的十五个部分与《换新天》第2期的目录进行对照,两者完全一致。我判断,毛泽东的批示就写在《换新天》第2期上(因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注释不那么详细而无从核实)。中央文革落实毛泽东指示,编辑了《毛主席论教育》,经毛泽东审阅后于1967年12月公开出版,印发全国。说起来,这本毛泽东晚年惟一亲自审阅出版的著作的问世,有“八一三”红卫兵的一份功劳。

周总理问:“八•二五”是什么日子?

《八•二五》,1967年10月创刊,天津工学院八•二五红卫兵主办。
《八•二五》创刊号上刊登了《为革命的大批判大喊大叫(创刊词)》,《毛主席关于大批判的指示(摘要)》,《砸烂套在工人阶级颈上的枷锁——彻底批判刘少奇一手炮制的关于劳资关系暂时处理办法》,《打倒反动的“人性论”》,《从中国赫鲁晓夫的投降主义路线看其叛徒嘴脸》,《历史的车轮绝不能倒退——从合作化看中国赫鲁晓夫是怎样对抗革命转变论的》,《万张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起家和形成》等。
我的疑问是:为什么叫“八•二五”呢?
这个问题,当年周恩来总理也遇到了。
红卫兵运动中,中国最忙的人可能是周恩来。他每天都要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组织,连吃饭和睡眠的时间都被挤占了。1966年10月31日,周恩来接见天津工学院八•二五红卫兵代表。一个叫胡忠信的红卫兵给周总理赠送八•二五的帽徽和袖章。周总理把袖章戴在左臂上,问道:“八•二五是什么日子?”胡回答:“这是我们翻身的日子。”
八•二五红卫兵,成立于1966年8月24日,原名“天工红卫兵”。8月25日,千余名天工红卫兵绝食,与校领导对抗,引起各方关注,从此,号称天工八•二五红卫兵。八•二五后来成为天津影响甚大的红卫兵组织。
我手头还有一本《八•二五》专刊,16开本,编印时间在67年9月。这是八•二五红卫兵在《八•二五》创刊号出版之前编印的一本没有编号的刊物。这本专刊是纪念毛主席巨型全身塑像1967年8月25日在天津工学院落成典礼暨八•二五红卫兵成立一周年而编印的。其中的文章,反映八•二五红卫兵一年来的“战斗历程”、回忆周恩来总理1966年10月31日和11月7日两次接见八•二五红卫兵的情形,记录了毛主席巨型全身塑像落成典礼和八•二五大型展览会的情形,还收录了各地红卫兵组织的贺词、贺信等。
在天津工学院,与“八•二五”对立的另一派学生组织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原名“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成立于1966年8月26日),是一个保守派群众组织。1966年11月1日,周恩来在与这个组织的代表座谈时,也戴上了他们的袖章。

中央音乐学院北京公社的《东方红》

中央音乐学院北京公社成立于1966年11月,前身是1966年8月下旬成立的东方红公社。这个组织成立后,一度被打成“反动组织”,到1967年4月被平反。
中央音乐学院北京公社主编了《东方红》月刊,16开本。创刊号出版于1967年7月。《东方红》“发刊词”说:
“我们创办的《东方红》是为了推进音乐舞蹈战线上的大批判运动。……《东方红》将和音乐舞蹈战线上的战友一起,努力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对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进行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把那些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黑头目、黑作品、黑理论统统拉到毛泽东思想的阳光之下,揭开他们的画皮,把他们彻底批倒、批臭。《东方红》将和音乐舞蹈战线上的战友一起,努力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优秀的文艺创作,为工农兵登上文艺舞台,大喊大叫。”
我保存有这家刊物的1—5期。其中的文章,多是批判音乐战线的“黑头目、黑作品、黑理论”的,如批判钢琴家刘诗昆的文章(刘在文革之初是该学院一造反组织的负责人)。从这本刊物,可以看到红卫兵在音乐界造反的情景。
第3期上刊登的《毒草歌曲批判》,对60首“毒草歌曲”一一点名批判:

(一)狂犬吠日,恶毒诅咒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诋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日夜想念毛主席》、《北京——莫斯科列车》、《刘志丹》。
(二)以重新发表戏曲、曲艺段子以及解放前的歌曲的方式,含沙射影,借古讽今,为被打倒的反党分子鸣冤叫屈,鼓劲打气,并猖狂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苦味之杯》、《贺后骂殿》、《林冲踏雪》、《跌倒算什么》。
(三)明目张胆为反党头目、为大叛徒树碑立传,直接为他们篡党篡军篡政作舆论准备:《送别》、《洪湖赤卫队之歌》、《赤潮曲》。
(四)反对革命战争,推进“三降一灭”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政治路线:《新世纪的前奏》、《谁不说俺家乡好》、《十送红军》、《和平友谊歌》、《用友谊来保卫和平》、《太阳啊你再照耀我》、《团结一致,保卫和平》、《中苏友谊歌》、《骑上千里马》。
(五)一九五七年的右派歌曲:《大官僚》、《右派先生懊恼歌》、《木偶》。
(六)大写所谓“中间人物”,即反动落后人物,丑化社会主义,丑化工农兵形象,宣扬物质刺激,名利挂帅、锦标主义及刘少奇的“公私溶合”论:《清凌凌的水来蓝莹莹的天》、《懒老婆十二月》、《懒婆娘骂鸡》、《打夯者之歌》、《工厂来了三位姑娘》、《一面小红旗》、《当了英雄我答应你》、《九九艳阳天》、《我的祖国》、《我为人民扛起枪》。
(七)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贩卖资产阶级人生观、鼓吹资本主义道路:《王三女欢唱农业化》、《姑娘之歌》、《小赶集》、《克拉玛依之歌》、《马儿啊,你慢走》、《昆明湖上》。
(八)大写风花雪月、草木鱼虫,宣扬剥削阶级的腐朽生活方式:《游红山公园》、《美丽的漓江》、《道情》。
(九)用资产阶级、地主阶级臭气熏天的所谓“爱情”,甚至露骨的色情描写来腐蚀毒害人民群众,这些地地道道的黄色歌曲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鸦片烟:《春到人间》、《钗头凤》、《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丢戒指》、《小看戏》、《五哥放牛》。
(十)极力宣扬所谓“五四以来的优秀歌曲”,把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汉奸卖国贼的僵尸从坟墓里请了出来大放其毒:《教我如何不想他》、《老天爷》、《国共合作》、《公仇》、《在绿星旗下》、《我爱自由歌》、《我们向着青天白日飞》。

对《我的祖国》(乔羽词,刘炽曲)是这样批判的:

这首歌歪曲了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把志愿军描绘成贪恋和平生活的懦夫。影片中这支歌出现的时候,正值志愿军在战壕中战斗最艰苦的时候。志愿军想念祖国,想的都是什么呢?“姑娘好象花儿一样”,“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明媚的春光”,“到处都要有和平的阳光”……作者笔下的志愿军,他们想念的却是“姑娘”、“春光”、“和平”。这不是把资产阶级的心理状态硬加给志愿军身上去吗?这是对伟大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极大歪曲!

音乐舞蹈战线的大批判开始之后,大部分中国人就只能大唱“革命歌曲”、大扭“语录操”“忠字舞”了。对于一些所谓的“革命歌曲”,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说:这些歌曲是“配上阿拉伯数字的口号”,是“粗糙的叫喊”,“只有轰隆轰隆的强烈音响”,“硬拼硬装,哩哩啦啦,杂乱无章”。贺绿汀被打成“牛鬼蛇神”,于1968年3月21日被逮捕,他的作品自然也就成了“黑”的,受到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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