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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内容
 文章标题 : 《记忆》第一一O期
帖子发表于 : 周四 5月 01, 2014 8:3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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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忆               2014年3月31日第5期
REMEMBRANCE       总第一一O期
                  2008年9月13日创刊

教育专辑(一)

目 录

【专 稿】
刘小萌 文革前的“阶级路线”问题
——以学校教育为中心的考察

【论 文】
潘祛病 从左向左:十七年教育指导思想浅论
——以中学政治课的调整为例

【述 往】
叶维丽 马笑冬 从“公主”头上的纸冠到红卫兵手中的皮鞭
——中学的阶级路线与“革命化运动”

【资 料】
1.高等学校必须向工农开门 ——上海科技大学工人班的调查报告
2.选好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的苗子是搞好教育革命的第一关
——和驻崇部队干部的座谈纪要
3.与崇明县、金山县部分贫下中农座谈纪要
4.金山县吕巷中学部分教师对高校招生工作的意见
5.关于旧的高考招生制度调查报告
——和格致中学毕业班部分师生及参加招生工作人员座谈纪要
6.济南军区有关招生问题的座谈纪要
7.关于招生问题走访国家计委
8.同济大学招生方案(讨论稿)
9. 触目惊心的复辟

【读者来信】
张晓良谈《听妈妈讲越南的故事》一文提到的岛屿问题

【版权声明】


【专 稿】

文革前的“阶级路线”问题
——以学校教育为中心的考察

刘小萌

提 要:本文以文革前的学校教育为切入点,就当局实施的“阶级路线”问题作了初步梳理,具体包括三个方面:阶级路线的提出、阶级路线的贯彻、阶级路线的影响。作者认为,中共建政以后,着力在青年学生中贯彻阶级路线,乃始于“反右运动”后的1958年。阶级路线的贯彻,辅之以一系列政策性规定,进而在升学、就业、社会地位等方面,形成了对出身“不好”青年的全面歧视。长期推行阶级路线,是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指导下进行的,造成了极恶劣影响:一是在城乡造就了人数庞大的世袭性贱民阶层;二是为上山下乡运动准备了大批后备军;三是为文革浩劫准备了思想、政治、组织条件。认真回顾“阶级路线”酿成的恶果,总结历史的沉痛教训,对提升全社会的民主意识、平等意识、权利意识、法治意识,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阶级斗争 阶级路线 反右运动 青年工作 “黑五类”子女 知识青年

在阶级斗争肆虐中华大地的年代,城乡青年倍受其难。其中,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烈度最深的,莫过于“阶级路线”造成的伤害。几千万城乡青年,因家庭出身“有玷”(所谓家庭出身不好)而受到歧视、侮辱乃至摧残。直至今日,对于这段历史悲剧,披露它的真相仍有相当难度。官方文献,往往将真相掩盖得严严实实,即便偶有记载,也是轻描淡写或几笔带过。笔者先曾就“阶级路线”问题作过初步考察,重点是它在上山下乡运动中的形态以及与“血统论”的关联 。在本文中,笔者拟就上世纪五十年代以迄文革前(1949年至1966年,即所谓文革前十七年)的“阶级路线”问题作一初步梳理,具体包括三个方面:“阶级路线”的提出、“阶级路线”的贯彻、“阶级路线”的影响。
在转入正题前,先就本文使用的两个概念“阶级”与“阶级路线”作一说明。第一,“阶级”的本义,是指基于对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同而形成的社会集团或人群共同体,因此是一个经济范畴。而在文革前十七年,当局划分所谓“阶级”分野并据以区别敌、我、友的,却往往并非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如“黑五类”中的所谓“反革命分子”、“右派”、“坏分子”,“红五类”中的所谓“革命干部”、“革命军人”,皆因人生的某种经历而被分门别类。他们的子女也就相应成为“阶级路线”的受益者或牺牲品。从这个角度讲,当局贯彻所谓“阶级路线”,难免有“挂羊头卖狗肉”之嫌。本文使用“阶级路线”一词,依旧袭用的是那个时代的官方表述。至于该表述的准确与否,不在本文讨论范围。这是应予说明的第一点。
第二,关于中共实施的“阶级路线”,在不同历史时期实有不同含义。前一时期的“阶级路线”,系指中共在夺取政权和建政初期,根据“革命”性质、任务和各阶级经济地位及其对“革命”的态度,区分敌、友、我,确定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路线。据此含义,早在1931年,毛泽东即根据对中国农村各阶级分析,制定了“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的阶级路线。后一时期的“阶级路线”,则指中共建政以后逐步成型,反右运动以后全面贯彻,针对广大城乡青年实施的、以家庭出身划线为基本标志并决定其身份、地位、权利的路线。本文考察,只限于后一时期“阶级路线”。这是应予说明的第二点。
中共创建伊始,即以阶级斗争为夺取政权基本手段。这一传统,并未随着夺取全国政权而彻底改变。五十年代中,当政者通过大规模、疾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在全国城乡实现了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所谓地主阶级、富农阶级、资产阶级。问题是,“剥削阶级”的消灭,既没有导致“阶级斗争”的偃旗息鼓,也没有导致“阶级路线”退出历史舞台,反而在“反右”运动后益发变本加厉。1958年,当局首先在教育领域中大张旗鼓地贯彻阶级路线,既而扩大到与青年工作相关的各个领域。其实质,即根据青年家庭出身的“好”与“坏”,决定其在入学、升学、就业等方面的权益。一方面,为出身好的青年(所谓“红五类”子女)提供种种优惠;另一方面,对出身坏的青年(所谓“黑五类”子女)的天赋人权(诸如教育权、就业权、婚姻权以及前途的选择权等),加以限制、蹂躏乃至剥夺。其结果,铸就了数千万卑贱者的命运。

一、“阶级路线”的提出

当局在青年工作中贯彻“阶级路线”,始于“反右”运动后的1958年。谈到它的缘起,需从五十年代初追溯。
(一)五十年代初的情况
五十年代初,国内战争的硝烟刚刚消散,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纷至沓来。1951年2月,镇压反革命活动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展开。1952年1月,发动“三反运动”(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同时,在工商界中开展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即“五反运动”)。1955年5月,以莫须有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为口实,在全国开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群众运动。同时,在农村掀起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在城市发起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在接踵而至的政治波涛冲击下,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被树立起来,他们成为运动的“活靶子”,其子女的处境随之恶化。不过,若与“反右运动”以后的险恶状况相比,这部分子女的处境总体来讲还算比较宽松。关于其处境,可从入团、升学、就业三个角度略加考察。
1. 入团方面。在城市中,资本家子女被划入资产阶级,但当局对他们的看法还比较温和,认为他们在经济上、生活上虽依赖家庭,容易受到家庭的影响,表现动摇,但是他们的基本趋向是要求靠近党、团组织,愿意在思想上与家庭“划开界限”,站在社会主义一边,做“社会主义的儿女” 。五十年代中期的调查表明,在高等学校中,半数以上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入了团。在北京清华大学、石油学院、钢铁学院三所高校,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中,有65.7%是青年团员。这一比例,甚至略高于北京市高校学生中团员的比例(62%) 。说明这部分大学生不仅没有在入团问题上受到歧视,反而因家境较好、学习成绩较优秀,容易得到团组织的肯定。中共建政初期,百废待兴,亟需青年精英参与新政权的建设;再者,当时中共对城市资本家的评价尚比较正面 ,各级干部对资产阶级的敌对意识远没有后来强烈,对其子女的入团申请设置门槛较低是很自然的。
同时,中共对青年的本身成份与家庭出身,在政治待遇上是有明确划分的。1956年5月18日,《团中央组织部关于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子女的入团问题的答复》中规定:凡是在机关、企业、学校、部队中工作和在学校中读书的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的青年子女,凡符合入团条件者,均可吸收入团。但未改变地主、富农成分的青年,一律不得吸收入团 。
不过,相对于已在外参加工作或求学者而言,留在农村的地富子女在入团问题上已开始受到严格限制。1955年9月,各地根据团中央组织部的意见,采取暂不接收地、富、反、坏分子子女入团的方针 。这一方针的贯彻,应与方兴未艾的农业合作化高潮有关。次年4月,限制始有所松动,规定地富家庭出身的初中、高小毕业生,如已具备入团条件,“经过县团委批准,可以个别吸收入团” 。对于已经具备入团条件的地富子女,仍要附加两条苛刻的限制:一是须经县团委批准,二是只能个别吸收。足见农村自土改运动、合作化运动以来,地富子女已遭受普遍歧视。顺便一提,随着合作化运动的开展,至少在一些地方,连地富子女能否加入互助组、合作社都成了问题 。毛泽东在谈到农村合作化问题时就说过: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青年,只有十七八岁,高小毕业,或者初中毕业,硬是文化教员都不能当,我看也不必,我们可以用他们来扫盲,教会农民识字。究竟是不是可以,请你们加以研究。至于担任会计这样的事情就比较危险了 。毛的话说得比较委婉,但意思很明了:让地富子女担任文化教员还是可以的,如果担任会计就比较危险了。地富子女在农村的实际地位由此可知。这种歧视和不信任,后来日趋恶化,基本上是与地富本身同等看待 。他们的父辈即所谓的地主富农,绝大多数就是普普通通、老实本份、勤劳简朴的农民,其中有些文化的,大体就是传统社会中的乡绅。一旦“阶级斗争”肆虐于中华大地,他们数世积累、合法经营的一块土地、一点家业,就构成政治贱民(“阶级敌人”)的“原罪”。作为农民中相对富裕的阶层,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既无涉国共两党的政治斗争,也无涉“革命反革命”的对峙,他们之所以被划入“敌对阶级”并遭到清算,完全是由于阶级斗争理论驱动下的政治迫害 。何况,这种迫害并非及身而止,还株连到他们的子女。不过,由于当局主导的城乡二元体制当时尚未形成,地富家庭出身的学生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升学、就业尚有一定空间。因此,与实施严格户籍管理制度以后的状况相比,他们的总体处境似乎还不至于绝望。
2.升学方面。中国儒家文化传统的精髓之一就是“有教无类”,隋唐形成的科举制度对莘莘学子的应试资格,少有身份限制;降及明、清、民国,未之或改。而中共秉持马列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夺取政权,早在瑞金时期,即已规定“工农及其子女享有教育的优先权”;工厂主、地主、富农子弟只可进入小学学习,严格禁止其升入初中。抗战爆发后,中共调整政策,宣布地、富子弟也可入学 。中共建国初期,对高考考生的政治条件尚无专门条款。1949年8月,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颁布《关于整顿高等教育的决定》,提出大学生的选拔标准是:“具有高中毕业程度,经入学考试合格者。” 1950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颁布了高等学校招考新生的规定,“凡志愿为人民服务,身体健康”的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力者,均可报考。1952年起开始实行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 也没有就考生的政治问题作出规定。翌年,正式出台了高考政审制度,规定不予录取的考生,限定在本人有政治历史问题者(包括“现被管制分子”、“反革命分子”、“现行破坏活动分子”、“确因反革命以及品质极端恶劣而被国家企业、机关、部队或高等学校清洗或开除的分子”、“历史上有重大政治嫌疑者”)。一直到1956年,政审力度虽有所加强,仍针对考生本身的政治历史问题,并没有涉及到家庭出身 。
根据1956年1月共青团中央的调查报告:全国中等以上学校470万学生中,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约有60万。其中,高等学校有学生28万多人,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将近6万,约占20%;中等专业学校、中等师范学校和普通中学共有学生442万,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约有54万,约占12.3% 。该报告提供的数据只涉及资本家子女在学生中比例,目的应是为了配合中共对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运动。说明资本家子女在高校学生中的比例,远高于其在全国同龄人口中所占比例,这应与其家境比较充裕,基本生活在城市,具有重视教育的传统有关。资本家子女在高校学生中所占比例,高于其在中等学校学生中所占比例,又表明他们在晋身社会知识精英的竞争中同样享有优势。
3. 就业方面。五十年代上半叶,部分城市青年不能及时升学就业的问题已开始显现,随之出现了一个专有名词——“社会知识青年”,特指“在城市街道上具有高小以上文化程度的停学待业的青年”。1955年11月,这部分青年在全国有70余万人。到第二年上半年,除去陆续就业者,还剩下30余万人。但当时的政府部门却遇到了一个新问题:一方面,许多单位反映招不到工人;另一方面,这30余万社会知识青年却没有得到就业机会。为什么出现两头脱节现象?官方报告将其归结为对出身不好青年的歧视,即“现在的社会知识青年中,有30%左右是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亲属中有反革命分子、社会关系复杂、有海外(港澳、台湾)关系,本人历史不清白或有其他问题的青年。”其中大多数是家庭出身或社会关系的问题,本人有问题的只是少数。歧视现象也是形形色色:有些用人单位,不看本人表现,光看家庭成分,不加区别地拒绝录用;有些用人单位,不问情由地对有海外关系的青年,一概不加录用;有些基层干部(主要是某些公安派出所的干部),对社会知识青年,不问本人表现如何,凡家庭出身不好的,都当作阶级敌对分子看待,没有实事求是地反映情况。结果,“几年来,这部分青年因为就业无门,感到前途茫茫,悲观失望” ,上海、苏州、天津、四川等地均发生青年自残或自杀事件 。上述记载表明:五十年代中期,随着政治运动的纷至沓来,政治环境日渐萧杀,使一部分青年感到寒气彻骨,开始“背上出身不好的包袱” 。
在城市青年中,为什么政治歧视现象首先出现在就业领域而非升学领域?笔者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申请就业的青年远多于参与高考竞争的青年,各地方各部门吸纳新工人的实际需求也千差万别,造成双方供求关系的失衡;其次,申请就业的青年的整体素质,远低于参与高考的青年,这就给负责招工的基层人员的为所欲为提供了很大空间;其三,基层人员的素质普遍较差,他们在招工时采取的最简便、有效且最无风险的办法,莫过于立足“唯成分论”基础上的淘汰。但是这样一来,就颠覆了一个正常社会本应遵循的“择优录取”原则,同时开启了以家庭出身决定弃取的“阶级路线”的先河。
(二)1957年前后的形势
1956年中国的内外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国际上发生了“匈牙利事件”和苏共二十大提出了“非斯大林化”方针,一是国内连续发生大中学生聚众闹事事件。
自1956年下半年起,国内的一些地区相继发生了学生闹事事件。据团中央1957年3月的统计: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中发生的学生罢课请愿事件有30起,参加人数约1万名 。同期,还有36所技校发生学生罢课、请愿、罢工事件,参加学生近4千人 。引发学生闹事的原因:首先,是学校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具体问题,如教学水平低、课程安排不当、伙食卫生差、毕业分配难,招生时虚假宣传等。其次,是升学就业的压力空前增大。1957年年初估计,大约三分之一的高中毕业生升不了大学。这与1956年高中毕业生全部升学尚不敷招生指标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尤为突出的是:8万高中毕业生不能升入大学,是中共建政以来前所未有的新问题 。这种情况,导致一部分高中毕业生情绪紧张,“好些地方学生闹事”,以发泄不满 。一些学生进而对当前制度进行批评。尽管这种现象还只是凤毛麟角,但已引起中共高层的关注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57年1月至3月,短短三个月中,毛泽东在党内讲话中,至少六次提到青年学生的家庭出身,以及与之相关的“百分之八十”的比例问题。兹将六次讲话的要点摘录如次:

1.“大学中有百分之八十是地主、富农、资本家家庭出身的” 。
2.“北京高等学校学生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地主、富农、富裕中农、大中小资本家子弟,工人、贫农子弟不到百分之二十” 。
3.“现在大学里百分之七十至八十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 。
4.“高等学校学生有百分之八十是地、富、资本家的儿子” 。
5.“现在的大学,约有百分之八十是地主、资本家、富农的子女” 。
6.“一百个大学生里面只有二十个是工人农民出身的,百分之八十都是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子女。”

中共领导人如此密集地谈论青年学生的出身问题,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而毛泽东关注该问题,都是基于“闹事”的背景。其中,值得关注的有两点,第一,他六次提及“百分之八十”的比例,但在具体对象上,却不尽一致。有时指“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儿女”, 有时指“地主、富农、富裕中农、大中小资本家子弟”, 有时指“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富裕中农”,本不属“四类分子”或“五类分子”范畴;贫农、下中农,一向被中共视为依靠对象,在阶级属性上则归入“小资产阶级”,他们的子女,也被毛划入了“百分之八十”。毛在谈论“百分之八十”时的随意性,由此可见一斑。究其原因,除了毛本人主观性强的特点外,与其未能掌握学生出身的准确数据也有一定关系 。第二,在毛看来,闹事风潮与“百分之八十”学生的不良家庭出身密切相关,他们在政治上是不可靠的,因此必须加以提防。数月之后,毛泽东发动了反右运动,右派学生的出身问题引起中共领导人的高度关注。不过,与年初不同,这一次已是作为重大政治问题提出来的。
(三)关于右派学生的调查
如众所知,广义的反右运动应包括前后衔接的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1957年5月中共开展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后一个阶段是6月8日中共发动的“反右派运动”。这两个阶段珠联璧合,即以“引蛇出洞”为始,以对知识精英的严厉清算告终。自1957年夏至1958年春,共有552877人被打成“右派分子” 。这中间,高校师生为数最多,大约3.7%的大学生被打为右派 。而在右派学生中,出身不好者占有很大比例(详见下文)。
1957年,共青团系统为配合反右运动,组织了针对右派学生的一系列调查并撰写为内部报告。这些报告,目的是为中共制定政策提供参考,其中包括有一系列统计数据,以及抽样调查。在笔者所见报告中,比较重要的有两份,分别是关于上海市高校和全国高校学生的调查。为便于彼此参考,兹将两份报告的基本数据摘录如次,并略作分析:

第一份,《上海各大学学生中右派分子初步排队情况》。根据对同济大学、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16所院校的统计,学生总数32487名。排队人数23287名,排队结果,有713名右派分子,占排队人数的3.06%。这16所院校中,共有19888名团员,排队人数13667名,其中有263名右派,占排队团员数的1.93% 。
第二份,《高等学校学生、团员的政治情况的若干调查》。根据对全国227所高等学校的统计,学生(包括研究生)408017人。其中党员33761人,占学生总数8.81%;团员232393人,占学生总数57.28%。
学生的家庭出身。据70所学校的96895名学生家庭的调查,剥削阶级占37.54%,职员、自由职业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占19.8%,手工业、小贩占4.2%,店员占0.04%,中农占16.8%,贫雇农占8.5%,工人占5.5%,革命干部占0.31%,城市贫民占3.1%,其他占4.39%。
右派学生的家庭出身。据20所学校中1097名右派学生家庭出身情况的调查,剥削阶级占59.81%,职员、自由职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占15.6%,城市贫民占2%,手工业者、小贩占1%,中农占11.2%,贫雇农占4.7%,工人占3.2%,革命职员占0.09%,其他占2.4%。
右派学生的家庭及本人政治历史情况。据62所高等学校中3649名右派学生的家庭及本人政治情况的调查,其中家庭有政治问题者(包括家庭亲属被杀、关、管、斗或逃亡在海外)占31.9%;本人有政治历史问题者(包括三青团员、国民党员、伪军、特务、反革命)占12.4%;本人曾受党、团、行政或刑事处分者占2.7%;本人系品质恶劣当地流氓分子占2.9% 。

综合上引资料,对右派学生的基本情况可有如下了解:(1)学生中的右派比例,全国高校约为3.7%,略高于上海市的3.06% 。(2)全国高校学生中“剥削阶级”子女的比例约为37.54%,而右派学生中“剥削阶级”的子女比例约为59.81% ,后者比例明显高于前者。(3)右派学生中,家庭和本人有政治历史问题、或受过各种处分者高达47%。说明在右派学生中,出身“剥削阶级”和家庭有政治历史的占有很高比例。因为家庭有政治历史问题者,很大一部分又属“剥削阶级”成分,可知上引2、3两个数据在某种程度上是重合的,因此不可以简单相加。
以上就是有关右派学生家庭出身的基本情况。在综合上述因素的前提下不妨作一个推测,即如果认为右派学生中至少有80%的人出身不好(包括其家庭因被归属“剥削阶级”而遭到清算的,家庭及亲属在历次运动中因各种政治历史“问题”而受到冲击、被“杀、关、管”的,以及因海外关系而受到株连的),应该大致不错。
这一估计,足以彰显历次运动对这部分家庭造成的伤害。正是这种伤害,促成这部分家庭的子女对当局产生某种程度的离心离德。他们在整风运动中提出的批评意见,在今天看来依旧是合理的。何况其中许多犀利的言辞和思想火花,迄今仍是鼓舞大陆知识精英追求自由民主的精神动力。但是在五十六年前,其言行却足以使他们被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在政治上被打翻在地,并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1956年1月,中共中央书记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曾给全国500万知识分子戴上“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桂冠。但包括青年学生在内的知识精英在整风运动中的言论,显然出乎中共高层的预料。毛泽东原以为知识分子的思想已被彻底改造,没有想到会对党有如此多的批评,他大失所望,作出的反应因此更为强烈 。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整体评价随即急转直下。1957年12月,中国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吴玉章指出:“由于他们(指知识分子)的家庭出身和过去所受教育的影响,他们的大多数在意识形态上还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一点,在过去我们是认识不够的 。”随着运动的深入,知识分子首先是高级知识分子被明确归入“资产阶级”范畴,而在知识分子中占多数的“剥削阶级子女”,也受到日渐负面的定性。在右派分子中,学生尤为大胆直言。这一点,给中共领导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就说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青年中有些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比社会上一般右派分子表现得更加‘勇敢’……”。并指出:他们中的多数是两种人:一种是阶级敌对分子,对于党和劳动人民怀有深刻的仇恨;另一种是极端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 。
在整风运动以前,中共高层并没有预想到新中国培养起来的青年学生会“向党进攻”。事后总结经验教训,关键的一条,就是认为对学生进行阶级分析不够,没有重视家庭对他们的深刻影响。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中指出:“他们(按指右派分子)又知道许多大学生属于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儿女,认为这些人是可以听右派号召起来的群众”。胡耀邦作为共青团的最高领导人,讲话更有针对性:“这次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以高级知识分子为先锋,并且看重了知识青年这一对象,和我们党争夺对青年特别是对知识青年的领导权……”中共领导层既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总结经验教训,把问题的症结归结为高校学生的家庭出身,也就不足为奇了。共青团中央书记胡克实就曾明确表示:“要想一些办法使学生的成份有所调整。现在剥削阶级出身的学生,占的比例太大了,这是不利的。 ”那么,他们设想的办法又有哪些呢?

二、阶级路线的贯彻

从反右运动后期起,当局即想出种种办法加强对教育界的全面控制。办法包括:从中央一级党政机关抽调高、中级党员干部,派往大、中学校,加强党的领导;建立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在中学和师范学校设置政治课。随着学校进入“整改”阶段,北京、上海等地高等学校的一大批知识分子被下放农村 。1958年初,当局又在高等学校掀起以搞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觉革命,向“红透专深”前进为中心的思想批判运动,开展向党交心,“拔白旗、插红旗”等一系列“兴无灭资”的思想斗争 。在当政者采取的诸多办法中,影响最深、为害最烈的莫过于在青年中贯彻“阶级路线”。贯彻阶级路线,不是一句抽象的口号,而是辅之以一系列政策性规定,集中表现在几个方面:
(一) 限制升学与“开门办学”
当局在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要贯彻阶级路线的提法,首见于1958年《中国青年》第8期的一篇署名文章 。具体则表现为相辅相成的两项措施:一是通过加强政审,不断压缩出身不好青年在新生中的比例;一是通过“开门办学”,为“工农子弟”进入大学打开方便之门。
1. 限制升学。1958年,中共中央在《关于高等学校录取新生政治审查问题的通知》中指出:“在整风运动初期的鸣放中, 暴露出高等学校学生中有一些思想极端反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这一方面说明过去高等学校对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做得不够;另一方面,是由于历年来高等学校招生政治审查不够严格,招收了一些政治上反动的分子。为了保证高等学校招收学生的政治质量,对今年招收的学生在政治条件上应当有更高的要求”。通知规定,除仍按国务院批准的《高等学校录取新生的政治审查标准》进行审查外,应该特别注意,对“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思想反动、坚持反动立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品质作风极端恶劣(例如,一贯偷窃、严重的流氓作风等)、屡教不改的分子”,均不应录取。与以往的政审标准相比,新标准的最大不同在于只有原则,却没有具体的、可操作的硬性规定。什么叫“反革命”,什么叫“思想反动”,什么叫“反动立场”,什么叫“极端恶劣”,对于这些政治污名,完全没有具体尺度可以考量。政审原则的难以把握,以及阶级斗争理论的强化,为政审人员发挥主观随意性提供了巨大空间。结果必然是,将政审重点落实到各类出身不好子弟的头上 。
2. “开门办学”。“开门办学”并不是中共在反右运动后提出的。早在1950年,中共就决定,所有高等学校对于工人、农民应降低录取标准。但实际录取的人数有限,只有400名学生。1952年初思想改造运动处于高潮之际,有1万名干部开始了为期六个月的预备课程。预科结束后,他们被高等院校录取 。1953年5月,中共中央提出“要特别着重培养工人出身的干部” ,使更多的工农干部进入大学,但他们入校后的状况并不理想。因为不是通过“择优录取”、公平竞争入学的,许多学生根本不具备大学生的基本素质:有些学生“在学习上困难重重,除了革命史之外其他课全听不懂”;有的学生以“大老粗”自居,政治领先,不尊重教授,被后者视为“白痴”,还被同学们讽刺为“靠党龄吃饭”的 。1955年,某矿业学院有一个班,从全国各地招收煤矿工人31个,据说都是“解放后”在党的培养下通过三四年的学习,就“由文盲、半文盲达到高中水平”的,其中一部分人入学后跟不上学习进度,不得不退学或留级 。某大学突击招收的“工农学生”“底子差,不会读大学”,一些人连课堂笔记都不会记。该校政法专业招收的一些工农干部,只有初中程度,仍认为“具备条件”,保送入学。其中实在跟不上的,只好退学 。
从这些零星记载已不难看出,“开门办学”政策实施仅三四年,其弊端已暴露无遗。首先是高等教育的政治化倾向,牺牲了“择优录取”的基本原则,为少数学生提供了升学的特殊途径,对其他考生和在校学生而言,却是明显的不公。其次是这种“揠苗助长”的办法,不仅造成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且制造出大批不合格的教育“产品”。一旦他们进入社会精英阶层,担任领导工作,很难不造成误国误民的后果。当然,如果当政者在尔后的年代中能顺应社会发展潮流,及时放弃这种“革命党”做法,走上教育正规化的道路,那它在建政初期对工农干部入学提供某些优惠也并非不能理解。但实际情况却是:当政者在教育领域实施的“开门办学”不仅没有改弦易辙,反而在更趋极端的道路上愈行愈远,以致在文革期间实施所谓“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方针。在将“开门办学”之类荒谬做法发挥到极致的同时,也给中国的教育事业带来灭顶之灾。
回到前边的话题来。1958年初,各地高等学校在讨论向“工农开门”问题时,曾提出一系列具体措施,如扩大招生、优先录取、免试入学、加强对在校生的培养 。也就是从这一年起,工人、农民、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生以及干部,可以不经过任何书面入学考试,仅凭推荐保送就进入大学。在此之前,高等学校中工农出身学生的比例已逐年上升,从1951年的19%上升到1957年的36%。1958年实施新的招生办法后,他们所占的比例上升到48%,1959年至1960年则高达50% 。一些“大老粗”们,仅凭可靠的政治立场即可获得“优先录取”、“免试入学”的资格,他们是贯彻阶级路线中的受益者,理所当然要为这条路线大唱赞歌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青年,不管他们的学业、人品多么优秀,多么积极进取,只要背负着出身“原罪”,难免不沦为阶级路线车轮无情碾压下的牺牲品,不仅教育权被限制,前途也一片渺茫。
六十年代初,当局鼓吹“阶级斗争”的调门越拔越高,阶级路线在招生工作中的贯彻益发变本加厉,限制范围不断扩大。1961年2月,教育部发出关于保证中小学师资质量问题的通知,规定各级师范学校招生,必须保证质量,特别是政治质量。从今以后,凡学生家庭五类分子的一般不予招收 。同年4月,中共中央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一九六一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请示报告》。批示指出:今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可以而且必须采取比以往严格的措施,保证招收政治、学业、健康条件较好的学生入学。这一年,高中考生虽成绩合格却被剥夺入学资格的现象有了显著增长 。1963年,中共提出:高等学校招生除按上年规定进行政治审查外,对于思想反动而屡教不改的考生,一律不得录取 。同时,许多高校在招生中任意扩大“保密”专业范围,也起到限制这部分子女入学的作用 。
阶级路线在招生工作中变本加厉的又一表现,是政审范围由当初的高等学校进一步扩大到中等学校。以重庆市为例,1964年的中学政审文件是由教育局和公安局联合发出的。仅公安机关介入招生工作这一点,就足以说明政审工作已被赋予鲜明的“专政”意味。该文件把加强政审工作拔高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荒诞高度来认识 。在这种观点引导下,招生人员只有对出身不好的考生进一步严格把关。
按照该文件的规定:学校应通过组织认真核实学生的家庭出身。有些学生生身父母是四类分子(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的,即使已经随母后嫁,也要在政审表中写明。文件还规定,对家庭有“重大政治历史问题的”学生要进行重点审查,不仅要将相关情况填入初中毕业生的政审表内,还要把对他们的政审前推到高小阶段。
该文件除规定对保密专业要严格把关外,对报考高等学校一般专业的考生,也明确要求“五不取”,即有反革命活动嫌疑的分子,不予录取;思想反动而屡教不改的考生,不得录取;品质十分恶劣、屡教不改的分子,不予录取;直系亲属因反革命罪行被处死(包括畏罪自杀的),或被判刑、管制的,不予录取;直系亲属在资本主义国家、台湾、香港、澳门等地,从事反革命活动的,不予录取 。 文件虽然对“五不取”的条款附加了若干限制文字,如称“本人确已划清思想界限、拥护党和政府方针政策、表现进步的,可以录取”等,在空前严酷的政治氛围下,这些都不过是欲盖弥彰的空话。
文件特别规定:政审标准和作法,只能传达到学校党支部委员会、公安派出所,不得扩大范围,不得对外公布,理由是“防止造成紧张气氛。”这个理由显然难以成立,说明连政策的制定者们都深知,这种赤裸裸的歧视政策是见不得阳光的,因此只能背着广大师生、家长,由极少数人采取暗箱操作的方式。这样一来,每名中学毕业生尚未跨出校门,他们的档案上就已根据出身不同注有“可去机密单位”、“一般”、“不宜录取”等字样,招收单位主要参考这条决定弃取。大学招生,一旦考生档案上注有“不宜录取”,即使成绩优异,也只有落榜一途。本来浑然一体的学生群体,就这样被人为制造的阶级畛域划分为“敌”、“我”两个阵营。两个阵营的成员非红即白,非敌即友。学生原本享有的平等教育权利,随之被区分对待,或优先、或限制、或剥夺。
对于招生工作中出现的某些极端做法,中共高层也曾表态制止,如提出选择新生,应主要看本人表现,不搞唯成分论 ,并采取发表社论、树立典型、政策宣传、领导提倡等措施,批评青年工作中“搞成分论”的倾向。1965年4月4日,《人民日报》在回答读者提出的“在学校中应该怎样对待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子女”的问题时指出:判断一个学生政治上是不是进步,主要应该看他本人的实际表现,不能以他的家庭出身作为主要根据。同年7月,官方媒体大张旗鼓地宣传周恩来、陈毅视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时接见上海知青卓爱玲等人的讲话。周恩来告诉大家: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和有复杂的社会关系的人,都要看他现在的表现和立场。一个人的出身不能选择,但前途是可以选择的 。随即,《中国青年报》发表了《重在表现是党的阶级政策》的社论,要点是:首先,不能忽视一个人的出身;其次,绝大多数剥削阶级子女是可以改造的;第三,要“重在表现”。这就充分说明,即便是在纠正偏差的场合,当局也是把青年的家庭出身而非本人表现放在第一位的。至于公开提出“绝大多数剥削阶级子女是可以改造的”,更是将这部分人群置于明显低于其他同龄人的屈辱地位。可见,这类宣传所产生的实际效果,与其说是缓解了贱民子女承受的政治压力,还不如说是在他们与其他青年之间划出了一道更为深峻的鸿沟。
因此,也就不足为奇,当局何以一方面表示对青年要“重在表现”,同时却又制定一套绵密的制度,以确保“阶级路线”的实施。1965年有关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报告明文规定:对于条件合格的考生,实施分段择优录取;在每一分数段里,首先要挑选政治条件好的学生;对政治思想好的工农和烈士子女及学生干部,在其考试成绩与其他考生接近时,优先录取 。一是实施分段录取,一是在每一分数段实行“政治优先”。有此两条措施,所谓“不搞唯成分论”的说教无异于掩耳盗铃。实际情况是,到1966年文革前夕,在大学首先是重点大学的招生中,“黑五类”子女基本不收 。
当政者之所以在招生工作中大力贯彻阶级路线,有两个因素必须考虑:
首先,六十年代初,升学压力急剧增大。因最高领导人一系列倒行逆施所导致的“三年困难”(1959-1961),将国民经济推到崩溃的边缘,也严重殃及教育事业。六十年代初,各地对各级学校进行调整精简工作。至1963年,全国高等学校已由1960年的1289所调整合并为407所(其中本科359所),在校学生由1960年的96万人,压缩到75万人。中等专业学校由1960年的6225所,裁并为1355所,在校学生由1960年的222万6千人,压缩到45万2千人 。在升学竞争迅速升温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高中毕业生不能升入大学,限制、剥夺出身不好考生的教育权,就成为“阶级斗争”倡导者顺理成章的选择。
其次,六十年代初,毛泽东发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号召,开展阶级斗争成为各领域首当其冲的任务。1963年至1966年,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的基层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运动”)。同时,在各级学校广泛开展访贫问苦,请“三老”(老贫农、老工人、老红军)作忆苦思甜报告,通过社会调查后写村史、家史、社史、厂史等活动,向学生大力灌输阶级斗争的观念。在阶级斗争的风暴席卷下,对政治贱民及其子女的歧视也愈演愈烈了。
(二)限制申请助学金
助学金是中共建政初制定的一项以家庭困难的大中学生为对象,通过提供一定补助,以助其完成学业的政策。最初,对入校生均给予少量补助。1955年后,除高等师范学校外,全国高校学生助学金由全体发给改为部分发给,即凡家庭富裕能自费者,不发给助学金;凡能自费半数或三分之一伙食费者,发给所缺部分;完全无力负担者,发给全部伙食费。对革命烈士子女学生、少数民族学生、归国华侨学生,在和一般学生同等经济条件下应优先给予照顾 。其时,中共通过农村土改运动和城市“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从经济上剥夺了地主、富农、资本家阶级。往往由几代人积累起来的家业由此凋零,一部分子女上学遇到了困难。贯彻阶级路线以后,他们申请助学金的资格受到日益严格的限制乃至被剥夺。以杭州一中为例,1957年,享受助学金的有677人,占总人数的27%,其中工农子女394人,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250人,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33人。1958年,重新评定助学金,剥削阶级家庭或反革命分子子女(60人)的助学金被全部取消。由于经济窘困,有学生已读到高三,仍不得不退学 。北京某高校的助学金,原实施均分基础上的重点补贴,即新生入校后,一律每月发给12元5角伙食费,对其中家境困难的,再酌情发给2-4元的生活补助费。反右运动后,重新审查助学金的使用,将助学金改为申请制,分成等级,工农子女普遍优先。这一改变,被说成是“对工农开门”政策的措施之一 。在中学,发放助学金,本来就有对工农学生优先照顾的政策。不少学校仍不满足,公开宣布:“地富子弟一律不能享受助学金 ”。这样一来,本来以济弱扶贫为宗旨的助学金制度,就蜕变为当局贯彻阶级路线的一种手段,即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
(三)限制入团
如前所述,中共建政初期,对出身不好青年入团尚少政策限制。反右运动后,中共要求:在团的组织建设方面,必须坚决贯彻主席所指示的紧一点和严一点的方针。今后发展团员,必须强调政治思想条件,对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要有严格的考察 。这条规定,主要是针对城市共青团组织来说的。因为单就农村而言,早在1955年合作化运动高潮时期,已实施停止接收地、富、反、坏、右分子子女入团的方针。1960年初,团中央提出,对富裕中农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申请入团,“要适当地加以控制,审查更严格一些”。这样,就把限制入团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了。
在一些基础组织中,就连中农子女、城市手工业主(小业主)子女、高级知识分子子女、华侨子女都遇到入团难的问题。有些基层组织规定“几不发展”,即家庭关系比较复杂的不发展;五类分子子女,无论本人表现如何,一律不发展;归国华侨不经过长期考验的不发展(其它无关阶级路线者从略) 。1961年,共青团中央书记路金栋批评这种做法过于简单,但他同时又肯定了在发展新团员工作中贯彻阶级路线取得的成绩。他归纳新团员的特点,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阶级成分好”。不难看出,在共青团领导者的观念中,已经完全把“家庭出身”和“家庭成分”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而这种混淆,在六十年代初的官方讲话、文件、传媒中比比皆是。在新发展的团员中,工人、贫农、下中农家庭出身的青年占到80%以上 。这与1957年前的团员结构形成了鲜明反差。说明中共在“阶级斗争”理论下推进的改变团员结构的努力获得了成功。1964年,路金栋强调,为了贯彻阶级路线。对于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入团,必须掌握从严。新措施之一,就是吸收他们入团,一定要征求贫下中农组织和党支部的意见。 总体来看,至文革前,共青团组织的新成员堪称纯上加纯。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女,基本被排斥在团组织之外。正是其政治地位每况愈下的一个突出反映。
(四)限制就业
当这部分青年的境遇每况愈下时,就业之门也对他们越来越严苛。这种严苛,有时是打着“政审”的幌子,但更多场合,则是招工部门和人员在贯彻阶级路线口实下的主动选择。用工单位挑人,没有不挑出身好的。所以,不被学校录取而在街道求职的青年,积年沉淀下来,大多是出身不好 。1965年,成都市有七千余名未升学就业的社会知识青年,其中剥削阶级子女约占70%左右。团市委为了加强对这部分青年的工作,协同安置办公室办了两期训练班。参加学习的青年516人中,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占79%,直系亲属被杀关管的占62% 。1965年,天津市应届毕业生中有2千名未分配出去,其中家长有政治历史问题的就有707人,占35%。在文化高的青年中,出身不好的为数更多。该市西南角街71名初中毕业以上学生中,四类分子子女30人,资产阶级子女18人,合占70% 。这种现象,在各地城市中都很普遍 。
(五)歧视的蔓延
阶级路线在青年工作中的肆虐,既表现为官方政策的制定与强化,也表现为各级工作人员的随意发挥。何况,为当局大力提倡的“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等级意识,已深深毒害众多出身良好的普通群众。他们上下呼应,推波助澜,使对这部分青年的歧视在全社会迅速蔓延,一是歧视现象由少数领域向更多领域扩展;一是影响烈度不断加强,集中反映在几个方面:(1)政治歧视由大学扩展到中学;(2)政治歧视由城市扩展到乡村;(3)政治歧视由“黑五类”株连到更多无辜。
1.政治歧视由大学扩展到中学。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小学均属普及教育,对入学者并没有政审要求,出身不好的学生不仅可以入学,还可以出任班干部、加入共青团。但是在当局贯彻阶级路线以后,这部分学生开始受到孤立、排斥、打击。有些中学提出:“依靠工农子弟,团结改造非工农子弟”的口号 。云南盐兴中学把同一个班的工农学生和地富学生分成两班上课。教师授课,对前者讲得特别详细,对后者却敷衍了事。地富子弟到工农班偷听课,发现两个班讲得不同,质问老师。老师却说:“你们的任务主要是改造思想” 。1958年,贵阳市为招收的剥削阶级子女,单独成立了三个中学。苏州市公安局在苏州农专把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占全体学生的9.5%)统统划归为“新生长反革命的社会基础”,提出在各班成立治安保卫小组,加强对他们的“教育”和控制。河北昌黎一中的地富子女偶尔参加工农学生辅导课,事后班主任召开“贫农学生会议”、“中农学生会议”,提出“不让地富学生与我们争地盘”。武汉市一中有教师在评分时,把地富子弟应得五分的考卷,压为四分或三分。四川资中县二中一个班主任,给一个剥削阶级出身学生的评语是:“该生曾被评为勤工俭学积极分子,但因出身剥削阶级家庭,操行应得丙等” 。在政治上和生活待遇上,也有诸多歧视性规定:如凡是五类分子家庭出身的学生,一律不许担任团、队、学生会干部,已经担任干部的全部撤换。辽宁省安东县二中等学校对这部分学生规定了“几不准”:一是不准当干部,二是不准领助学金,三是不准参加青年团,四是无论做了什么好事,不准表扬。即使是上海这样具有深厚工商业传统、曾洋溢现代文明的大都市,也无力抵制极左思潮的涤荡。1962年,淮海中学高三(四)班团支部在组织学毛选学习小组时,按家庭成分,分别把工农子弟和资产阶级子弟编为两个组。大同中学高二(一)班班主任把班上的干部子弟抽出来,成立了一个“干部子弟小组” 。以上所举虽然都是各地发生的一些极端现象,却足以彰显政治歧视现象在教育领域中的滋蔓和产生的恶劣影响。
政治歧视由高中进而弥漫到初中。一些地方的高中拒绝招收“黑五类子女”。有的农村甚至连小学升初中也规定:出身占60分,表现占20分,学习成绩占5分,其他占15分 。阶级路线的所向披靡,使一部分学生颜面扫地,丧失做人的基本尊严。一提到家庭成分,连初小一、二年级学生,也感到抬不起头来 。
一旦面临初、高中的升学问题,这部分学生就遇到明显障碍。1959年6月,沈阳团组织的一份报告称:毕业前夕,五类分子子弟普遍为前途担忧,消极悲观,“读书无用”的思想蔓延。沈阳四中高三班有4名学生因此退学,该班还有3名家庭是地主成分的学生也想退学。沈阳四十一中学初三(五)班有8名地富子弟担心升不上大学,念高中白费,有6名报了中专。沈阳四中高三(三)班有3个地富子弟退学。有学生请教师劝他们返校。教师却说:“他们的成分不好,反正考不上大学,退就退吧! ”最初,这些极端事例可能还是点滴存在,以后在局部地区蔓延开来,再以后泛滥为全国城乡的普遍现象。
2.政治歧视由城市泛滥到农村。阶级路线的贯彻,最初着力在升学、就业压力较大的城市中,但是随着阶级斗争席卷广大农村,地富子女遭受灭顶之灾。司空见惯的现象是:他们的劳动工分被克扣,被强制出义工;被当成地富分子看待,不准参加社员大会;被勒令参加四类分子会议,陪父母挨斗。一些基层干部,禁止团员、青年与他们接近。更有甚者,限制其行动自由,监督其劳动,对他们的恋爱结婚横加干涉 。山东淄博回乡知识青年李辉三出身不好,与一出身贫农的回乡知青结婚,两年后被大队书记强迫离婚。书记威胁女方:“不离婚就要扣上四类分子的帽子”。河南宜阳回乡知青白麟昭出身地主,与本公社某女青年订婚,女方所在生产队干部强迫她退婚,理由是“和地主子弟结亲,就是走地主路线”。女方被迫退婚。甚至有干部上纲上线,恐吓女方说:“与地富子女恋爱,就是和老虎睡觉,为他们接子续孙”;“和地富子女恋爱结婚就是政治上四不清” 。发展到文革时期,几千万地富子女(首先是男性青年)几乎都成了婚姻的“老大难”。他们性本善良,却要为父辈、祖辈背负莫须有的“罪恶”,以致被褫夺了恋爱婚姻的权利,乃是尽人皆知的事实。
地富子女受到严重歧视,与中共“阶级斗争”的调门越拔越高有着直接关系。官方媒体公开宣称:“当前中国社会上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并且大肆渲染敌对阶级“煽动和拉拢青少年组织反革命集团”、“向子女灌输复仇意识”;地富分子通过“变天账”、留遗嘱、上祖坟、看血衣、看地界等方式向子女“传仇” 。如此耸人听闻的煽惑,不能不加深部分贫下中农对地富分子的猜疑、仇恨,包括对其子女的歧视。有的农村干部说:阶级斗争永远没有完,地主死了,会把仇恨传给子孙,“老猫房上睡,一辈传一辈”。甚至认为:地富子弟和地富分子没有区别,狼坏狼羔子也坏 。如果说城市中的出身不好青年,为摆脱家庭出身的阴影,尚有上山下乡的道路可以选择的话,地富子女“头枕黄土背朝天”的宿命,以及人民公社制度对人身的严格束缚,却注定使他们无法摆脱家庭的羁绊。农村中弥漫的封闭、愚昧、保守、重血缘的氛围,为“血统论”的肆虐提供了适宜的土壤,也加剧了他们处境的险恶。在几千万贱民子女中,地富子女无疑是为数最多,遭受歧视最重,处境最悲惨的一部分。
3.政治歧视由“黑五类”株连更多无辜。许多地方把凡是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青年——民族资本家、高级知识分子、统战对象、侨眷子女——不加区别地视为“剥削阶级家庭子女”,使歧视范围进一步扩大。
在城市,高级知识分子(高级工程师、教授)家庭的青年,被视为“资产阶级家庭出身”,认为他们过得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灌输的是“资产阶级思想”,官方号召他们要“从思想上与家庭划清界限”。
华侨子弟也普遍受到歧视。1958年,华侨子弟郑召达高中毕业,到北京市南苑公社槐房大队插队。一同下乡的二百多名同学陆续返城,他一直坚持在农村。修建密云水库时,他作为“十八勇士突击队”队员,被通报嘉奖。尽管八年中表现积极,仍备受歧视,关键就是他有“海外关系”。1965年8月,他将八年来的遭遇写为长信寄给团中央。信中列举的问题包括:“写了十三、四份入团申请书,始终入不了团”,“无端地被怀疑是反革命”,“经济上受到不平等的待遇”。1958年公社实行工资制,连妇女都评为一、二级工资,他却被评为三级。1961年粮食紧张时,全队只有他和一个老雇农没偷过队里一粒粮食,很长时间每天只吃一顿饭,他要求队长给点机动粮,队长却骂他反对党的粮食政策。1964年年终评粮食定量,他作为一级劳力,却按地主对待,只给二级定量。社会活动不让参加,合理建议得不到支持,生活困难无人过问 。
在农村,许多中农、上中农子女被视同地富子女。一些地方规定,中农出身的团员不能评五好社员,也不能担任团干部。一些县城中学不录取地富子弟,中农子女就成了学生中“成分”最高的,因此受到歧视 。
各地城乡在划分“黑五类子女”范围时,普遍流行“查三代”(即祖辈、父辈、本人)现象,以致发生令人啼笑皆非的情况。1965年,共青团组织的一份调查报告透露:在青海西宁,许多中、小学都把学生家长的家庭出身作为学生本人的家庭出身。不少学生的家长本来是革命军人、革命干部、教师、职员,学生是由这些家长直接抚养长大的,但学生的家庭出身却被填成地主、富农、资本家。省工会主席刘力彬,一九三九年参加革命,其子刘志安(十三岁)、刘志宁(十一岁)、刘志海(九岁),家庭出身都填为地主。省劳动局代局长陈泽民的儿子陈延生(在延安生的),家庭出身填为富农。报告称,这种情况在西宁地区由来已久,许多街道派出所的户籍人员,在户口登记簿上就是这样填写的,学校历来都根据户口簿填写学生家庭出身。也有些学生户口本上原来没有那样填,但强调贯彻阶级路线以后,有的学校通过查问学生祖父的成分,把学生的家庭出身改了过来。问题是:既然如此荒谬,为什么还要实行“查三代”?为什么还要按祖父而非父亲成分来填写本人家庭出身呢?答案很简单,如果不按土改时祖父的家庭成分填写本人出身,阶级斗争将很快失去对象,就会出现某些人所担心的结果:用不了多少年,大家出身都是好的了,就会像苏联那样,模糊了阶级界限 。这说明,阶级斗争的极端化,始终是“查三代”现象泛滥全国的根源。

三、阶级路线的影响

当局贯彻阶级路线前后持续二十五年之久。1958年至1966年,前后八年,为第一阶段,即文革前阶段;1966年至1976年,前后十年,为第二阶段,即文革中阶段,也是为害最烈的阶段;1977年至1983年,前后七年,即文革后阶段,也是阶级路线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阶段(以1977年恢复高考、1979年为地富、右派摘帽、1983年为剩余“四类分子”摘帽为基本标志)。由此构成阶级路线由兴到衰的完整过程。贯彻阶级路线影响深远,有必要加以认真梳理,具体到本文所考察的文革前阶段,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造就了世袭性贱民阶层
五十年代以后,政治运动前后相踵,每一场运动都制造出一批政治贱民。随着阶级路线的贯彻,政治贱民的子女广被株连,世袭性政治贱民的队伍不断扩大。
贱民阶层的主体是“黑五类”分子。其中,“四类分子”的人数,只有大概的估计。1962年,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明确指出:“人民民主专政要镇压的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这些人“大约占全人口的百分之四、五”。其实,中共在建政初期,也曾有过若干年后消除阶级畛域和阶级成分的设想。1950年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中,即有土改完成后,在一定条件下,地主五年、富农三年改变成分的规定 。但随着最高领导人号召一切工作皆“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成分不但没有废除,反而呈现世袭化态势 。1979年官媒披露:土改时期的地主、富农分子,大约有百分之七十左右已经老死;又说,“我国还有地富分子六百多万人”。 按此比例推测,五十年代初期,地主、富农分子至少有近二千万人。加上为数众多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 。“四类分子”的总数超过二千万应无疑义。这与“建国以来2000多万名四类分子”的说法相吻合 。至于其子女人数,如以“四类分子”二千万人为基数,按一比三的比例估算,应有六千万之多。此外,资本家子女约有二百万 ;右派分子五十五万余 ,子女如按同样比例推算,至少也有一百六十余万。以上只是字面上的估算,未必准确。实际上,随着一场接一场政治运动的扫荡,越到后来,遭受政治迫害和株连的人越多,其在人口中所占比例也就越大,早已不是那个策略性的“百分之四、五”了。因此,在阶级路线的扫荡下饱受摧残的贱民子女超过六千万的观点,是没有问题的 。
(二)为上山下乡运动造就了大批后备军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自五十年代掀起初澜,到1962年正式列入国家计划。截至1966年,全国约有129万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加上为数众多的回乡知识青年,总数约有1千万人 。当局在城市中实施阶级路线,为上山下乡运动准备了大批后备军。
六十年代初期,当出身不好青年的升学、就业之途变得日益狭隘时,另外一条据称可以使其“革命化”的“光明大道”摆在他们面前,那就是上山下乡。1965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发行量很大的小册子——《重在表现是党的阶级政策》。宣教对象是为数众多的出身不好的青年。书中收录了几位出身不好,但“选择了革命道路”的青年典型撰写的自述性文章。耐人寻味的是,他们所选择的“革命道路”都是上山下乡。这就给读者一个明确启示,出身不好的青年只有走上山下乡的道路,才能与“反动”的或者剥削阶级的家庭划清界限,才能实现“脱胎换骨”的改造,也才能有“光明的前途”。共青团中央领导人号召说:“特别是生在剥削阶级家庭的青年,吃的是剥削饭,穿的是剥削衣,现在背叛本阶级到农村去,走与农民相结合的路,依靠自己、自食其力,更是革命的行动 。”为此,还树立了若干家庭出身不好的知青典型(黄桂玉、鱼珊玲、孙云杰、董妙玲、陈国基)。但事实依旧是,许多出身不好青年要求下乡并非出于什么“革命觉悟”,而是走投无路之余的选择。有知青一针见血地指出:“农村只不过是一个大垃圾箱,它容纳着各部门不需要的‘废品’” 。这些青年在学校和街道饱受歧视,上山下乡成为摆脱出身枷锁的唯一选择 。一旦下到农村,却难免大失所望,政治歧视往往如影随形,处境比在城市时更加险恶。有青年致信《中国青年报》,信中质问说:“上山下乡是一项光荣的革命道路,到底光荣在哪儿?剥削阶级出身的青年有无前途?我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这条所谓光荣的革命道路上挤满了一些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或者是一些犯了错误的青年。总之,在别的地方找不上工作的青年人,只要你愿意到农村去是完全可以的。由此看来,农村不是什么革命熔炉,倒像是一个收拾‘破烂’的地方。剥削家庭出身的青年,他们总是没有任何权利……所以也只好去农村。党不止一次地讲什么‘重在表现’。但是,在今天就是表现得再好也是无用,到了关键时刻总是被一脚踢开。 ” 这段话说得相当尖锐,却反映了一部分青年的心声。说明早在上山下乡运动兴起初期,当局有关这场运动冠冕堂皇的说教,已无法掩饰深藏其后的社会矛盾。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一部分出身不好的知青率先觉悟,文革初因撰写“出身论”而在青年中引起强烈反响,也因此惨遭杀害的遇罗克,就是他们的代表 。
在文革前下乡的知识青年中,出身不好者占据了大多数。这一点,与文革中的上山下乡知青相比,是有明显不同的。如果说“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指升学或者下乡)”的号召对其他青年学生尚可适用的话,对出身不好的青年而言,除下乡外罕有其它出路。他们在不平等竞争前提下被淘汰出来,走向农村、边疆,很难说是“自觉自愿”。正是因为阶级路线的贯彻,造就了城市中一大批无学可上、无业可就的贱民子女,从而为方兴未艾的上山下乡运动,输送了源源不断的后备力量。
(三)为文革浩劫准备了思想、政治、组织条件
阶级路线的贯彻,在蹂躏、践踏、剥夺这部分青年权利的同时,又给另一部分青年实行“优先”。不过,在享受“优先”的工农子弟中,实际享有的权益却大相径庭。由于政治等级的发达以及特权的高扬,使红色阵营内部的“工农优先权”日益转化为干部子弟的优先权。在大城市,干部子女集中在那些办学条件好、教学质量高的重点学校 。“血统论”意识在干部子弟中迅速发酵、膨胀。1966年文革爆发后,以干部子弟为主体的“红卫兵”以“血统论”作为自己的组织理论,公开宣扬“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绝不是偶然的。首都北京成为“红卫兵”运动的策源地,也是“西纠”、“联动”等学生极端组织制造“红色恐怖”的重灾区。1967年,在北京大兴县、湖南道县等地发生的对“五类分子”及其子女的屠杀,惨绝人寰,是长期鼓吹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与文革前阶级路线在城乡的全面贯彻,也是分不开的。
时至今日,臭名昭著的“阶级路线”早已退出历史舞台,但它的变种并未消弭。只要公民权利并未真正张扬,只要践踏人权的现象依旧存在,认真回顾“阶级路线”酿成的恶果,深刻吸取历史的教训,全面提升全民的民主意识、平等意识、权利意识、法治意识,就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 文】

从左向左:十七年教育指导思想浅论
——以中学政治课的调整为例

潘祛病

1949年起,在中国大陆地区接受过初、中等教育的国人,基本都学习过“政治”这门课程。这是中共建政前后,即由政府主管宣传和教育的部门为全体国民, 特别是学龄儿童、少年和在校青年特设的一门课程。 这门课程随着受教育者在校年级不同,分别安排了政治常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常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等。政治课是政府为培养国民树立以党的意志为核心的人生观、世界观,提供给学校教育的课程。
关于十七年初中等学校政治教育的分期,学界大致有二阶段、四阶段和五阶段三种观点。无论怎么划分,它们的基本点都是将1952年底前作为学校政治教育的第一个阶段,即所谓新民主主义教育阶段。论者在考量初中等教育设立政治课的作用时,基本肯定其政治正确,认为政治课的教学实施,对学生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形成起到积极作用,虽然中途有过左倾激进的倾向,但总体是好的。
纵观中共对学校教育政治课指导思想的发展史,笔者认为,以政治课代替国民政府的“修身”、“公民”教育的举措,就证明了新民主主义教育不过是论者的一厢情愿,而学界公认的,十七年的政治教育对学生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形成有着积极作用的观点,也大可商榷。
笔者认为,十七年的初中等教育中的政治课设置,应该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0年以前,主要是在中学教育中设立政治课;
第二阶段:1951年至1957年2月,中学政治课课时、教材等调整阶段;
第三阶段:1957年至1963年,确立政治课在中学教育中的首要地位。
以下试就这三个阶段的演化做一浅释。

一、1950年以前:政治课设立阶段

在初中等学校中设立政治课并非始于1949年。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中共就在东北解放区的中小学校中开设过此课程。由于战争,中共无暇提供专门的教材,《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论联合政府》、《论解放区战场》等朱、毛的著作成为政治课教材。
这并不是中共对战时学校教育的临时性举措,而是中共一以贯之的教育理念。早在1939年,毛泽东就提出:“青年应该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 同年他对教育又有更进一步的阐释:“学校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心的一环……”。 可以说,毛和他的同事们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前就预设了他们的政权和教育之间的关系,期待培养年轻人的工作可以给自己政权的建立、巩固和长治久安起到推动作用。到中共建政前后,按照毛的思路,将政治课正式列入到所有中共建立政权地区的学校教学计划中,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1948年6月,中共针对新解放区的学校教育出台规定:“在课程方面,开始时可取消‘公民’课,其余课程照旧,然后供给新的政治、国语、历史课本,其余的照旧”。 此时距中共宣布夺取全国政权近在咫尺,能够提出“新的政治”(教材、教程),是此时中共的教育部门已经具备条件,为新解放区学校提供满足其政治需要的宣教材料。
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在北京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是中共建政后第一次全国性的学校教育工作会议。会上正式提出“有计划有步骤地在教师和青年学生中进行政治与思想教育,逐步建立革命的人生观”, “新解放区的中学按照老解放区的经验设置了政治课。” 这应当是政府正式提出政治课教学对新中国发展的作用,并准备具体实施的第一个重要节点。
“1950年8月1日,教育部颁发了《中学暂行教学计划(草案)》的说明中指出,除各科均应贯彻政治思想教育外,初高中各学年均设政治科目,以期加强中学政治思想教育。” 已经是中国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正式对政治课教材和课时做全面、具体的部署和安排了。
此时已经陆续有各级次的政治课本提供给各地中小学校,如武纡生的《高级小学政治课本》(第一册), 程今吾编著的《初级中学政治课本•青年修养》; 薛暮桥的《高中一年级第一学期政治课本•政治经济学》等。 华北专科以上学校必修政治课为《新民主主义论》,用以取代国民政府时期的“党义”、“公民”、“童子军”、“军事训练”等课程。 新政府正在用自己的意识形态来替换另一种意识形态,并把它灌输给青少年。
此时,百业待兴,政府部门配置亦不见得齐备,但对全民各阶层行业的政治教育却迅速全面地铺开。这时不仅对工人、手工业者有专门的政治教材,对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青少年进行必要的政治灌输就更有些时不我待的紧迫。
当年教育部门对政治课程的计划和安排,是放在一个高于其他文化课程的位置来对待的。《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中把“大、中、小学的政治思想教育”作为独立的第一级目录, 与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师范教育、特殊教育等各类别教育平行排列,凸显出政治教育有别于其他科目,强调了政治灌输与学习的重要意义。
在1949至1951年间教学计划中,初、高中的政治课教学,每周均设立为2课时,占比总课时7%弱。从课时比看,政治课教学占总授课时数的比例并不是很高,但此时的语文、历史等教学,均采用苏联或老解放区的课本来替代前国民政府时期学校使用的比较成熟的课本, 有意识深化了执政者意识形态对青少年的教化作用。
在1950年2月举行的团中央第一次学校工作会议上,当时的团中央副书记蒋南翔提出:学校教育目的,是培养学生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 这样提倡加深了学校政治教学的目的倾向,试图以一种新的世界观来占据青少年的头脑。当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执政者没有意识到他们在此问题上揠苗助长的长期效果。附加在政治教学之外,诸如对《共同纲领》的宣传,肃清恐美、慕美思想等,对政治教学起到了辅助作用。学生在主动或被动接受新意识形态的过程中,逐渐疏离了以前的“修身”或“公民”课的影响。民国22年(1933年)出版的“公民”课本,开篇题字“我不盲从,不随声附和”,它所倡导的独立思考能力,是社会思想进步的表现。 但在建国后学校教育中武断地摒弃“公民”教育,用“政治”课取代。实际是取消了对学生独立思考的培养。这是学校教育左转的起步。此时,中国学校教育的这种转变将会给整个社会进步带来什么样变化,虽不能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左倾的趋势已经非常确定。

二、中学政治课课时教材的调整阶段
(1951年至1957年2月)

以1951年3月教育部第一次全国中学教育会议是一个标志,表明初中等教育政治课,进入频繁调整阶段。
1951年3月、6月、11月,全国教育最高行政机构分别出台过政治课课时和课程内容的调整方案。大致是对初中、高中学生加强政治时事教育,弱化或取消初中一、二年级的政治课。 同时加强对初三和高三学生政治学习的强度,增加时事内容的学习,如《共同纲领》等。当时新中国建设很缺乏有知识的人力资源,在国家一时不能增加更多对教育投资,不能满足大多数初中和高中毕业生继续升学要求;这部分不能再继续学业的学生即将成为社会劳动力的生力军。从政府角度看,加强即将毕业学生政治学习,尽快使他们树立符合执政需要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使之一步入社会,就能够坚定地站在执政党所指引的方向上,成为执政党国策的坚定支持者。毕业班的政治课势必成为当时学校教育中比较紧迫的任务。对于非毕业班来讲,把时事教育作为所有中学生必须掌握的一部分知识,只是政府对教育的常规性期待。并不十分紧迫。初中一、二年级除了每周一课时的时事学习,政治课也就可有可无了。
1953年发生了具有较大影响的政治事件,如3月份,斯大林去世;开展农业集体合作化运动;6月份,中美就朝鲜战争准备停战谈判;毛在政治局会议上宣布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等,都不可避免地要对学校政治教学产生较大影响。到1953年7月,教育部在颁布下一年度《中学教学计划》(修改草案)时,又将中学所有年级的政治课恢复为每周2课时。这次调整隐约体现出一种临时安排的随意性。
到了12月,传达《关于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给中等以上学校重新吹响加紧政治课学习的集结号。1953年,是由整个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相对宽松的所谓新民主主义时期,转型进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的重要转折点。此一阶段,政府期待其推出的政治经济举措能够尽快取得社会更广泛阶层认可、接受,当时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初中学生被认为是 “小知识分子”。给他们宣讲过渡时期总路线,凸显出必要性。初中等教育,是学生学习自然和人文科学的重要时期。但教育当局将社会转型的希望和任务,寄托于还在成长中的青少年,似乎有些委以重任的味道,但同时学生又被剥夺独立思考能力的锻炼。这样的教育隐含着一种不能自我化解的悖论。
1954年,中共颁布了建政后的第一部宪法,中等学校的学生除了学习过渡时期总路线外,又增加了宪法课。这部实际宣告中国彻底告别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课程,从字面上理解,可以认为是使学生能够掌握法律知识,了解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但实际上,这部宪法第一次提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个概念, 实际上是宣告党独断专行的开始。这样的宪法,是在学生头脑中持续强化党的领导这个概念,是教育左转的继续。
1954年4月,政务院《关于改进和发展中学教育的指示》,明确提出:“政治思想教育的任务,是树立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培养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础和共产主义道德。” 自此,教育部门更像是为毛式社会主义生产“新人类”的巨型机器。
但这一时期,由于政治斗争形势变化,政治课在学校教学中的要求并不很紧迫,甚至有些松懈的感觉。从1953年开始,到1957年4年之间,初中一、二年级没有设立政治课,甚至连高中一年级的政治课在也被取消了。由于档案不开放,原因不详。但1954年7月,教育部《关于中学部分学科的设置、授课时数的变更及政治教材的通知》中提到:“中国革命常识科因无适当教材,现决定暂不开设”, 并用“卫生常识”课替代“中国革命常识”。 本来已经有正在使用的“中国革命常识”课本授课,为什么突然成了“无适当教材”?据笔者估计,建国后形势日新月异,党内斗争接连不断。高饶事件、斯大林去世所引起的动荡风波、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急速过渡,这些都可能会对“革命常识”的阐释产生阻碍。在政治课教授内容一时无法调整到位的情况下,暂时停课可能是最好的办法。
此后政治课停停改改,到了1956年8月,教育部索性发文“暂行停授中学政治课”。 此时除了高中三年级还有每周1课时的宪法课外,政治课几乎要见到消亡的趋势了。
其实在将1951年到1957年2月划分为17年初中等教育政治课教学调整的第二阶段时,笔者也曾有过其他考虑,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分界,过渡区段等。但在学校教育中,根本没有这样区段的明显区分。在1949年10月发布的《共同纲领》第五章“文化教育政策”中明确提出过:“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等; 在1954年4月政务院发出的《关于改进和发展中学教育的指示》中又提到:“政治思想教育的任务是树立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培养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础和共产主义道德”,“政治思想教育,应根据学生现存的思想状况,继续努力培养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的国民公德”。这两个从文字上都很近似的概念,虽然颁布时间相隔5年,但它们的思路一脉相承,没有本质的区别。 初中等教学政治教学中,也是按照这样方针执行的。所以在教育方面做所谓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分,实际意义不大。
在第二阶段将近6年的政治课课时和课程内容调整阶段,授课内容从初中到高中基本是“中国革命常识”、“社会科学基础知识”、“经济建设常识读本”,没有大的变化;唯一经常被调整的是“政治时事”。这个科目按照政府政治方向的左转路径,从“时事政策”,到“共同纲领”,到“过渡时期总路线”,再到“宪法”。中间由于前面所述原因,有些微调,课时加加减减,总体来说,政治课在1956年竟有了走向末途的征兆。在这6年中,教育部竟没有将政治课教材进行系统编辑。不仅如此,从1951年开始,历经1954年,1956年,教育部三次提出削减甚至取消政治课。 这几次停授部分或全部初中等教育的政治课的动因虽不尽相同,但基本是一种在强势激进的社会政治形态下,教育主管部门考虑到学生对政治接受程度,调整学校政治课教学,使之相对比较平和的阶段。但这并不是就可以得出结论,那个时期对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落后于整体社会的左转方向。因为学校的政治教育不仅仅依靠政治课这一块,它渗透到教学和育人的方方面面,几达无孔不入的地步。
有老教师在回顾起那时候的学校生活时,并不认为当时的学校教育有过左倾向,相反是“相当地温馨”。 笔者理解,这种“温馨”是比照阶级斗争观念进一步加强和文革开始后的血腥斗争而言,出现的一种感受反差造成的。在1953年迅速土地国有化进程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全面贯彻实施,已在经济上夯实了意识形态领域进一步左转的基础。随之而来的批《红楼梦》研究、批胡风、批胡适、肃反等等,就是在文化思想领域大踏步左转。学校教育,是文化思想领域寸土必争的政治阵地,不受时局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
至于为什么相对于当时的政治形势,政治课的调整阶段会出现逐渐弱化的倾向,是国家最高教育管理机构的问题,还是确实如文革时期所批判的,主管教育部门的领导指导思想本来就与更高层的国家管理者有差异,是所谓修正主义的,甚或是没有上级的表态,怕犯错误,索性不作为?这要具体到对教育部主管人员工作状态的研究时,才能有更充分的阐释。

三、政治课在中学教育中的首要地位的确立
(1957年3月至1963年)

但是政治课课时和教材调整的小阳春气候并不很长,1957年3月17日,毛泽东批示:

恩来、陈云、彭真、定一同志:
大学、中学部要求加强思想、政治领导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要削减课程,要恢复中学方面的政治课,取消宪治(法)课,要编新的思想、政治课本,要下决心从党政两系统抽调几批得力而又适宜于做学校工作的干部去大、中学校工作。要赋予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以领导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以上各点,请中央讨论一次,并作出决定。我已到天津。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七日

1957年3月18日,即在毛批示下达的第二天,教育部召开了第三次全国教育行政会议,指出:“忽视政治、取消政治课,设立宪法课都是以苏联为蓝本,机械搬用,是没有研究自己的情况。” 此时,虽然全国最高教育管理部门急于贯彻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但给正在学期中的学生开设政治课是来不及了。6月8日教育部下发《1957—1958学年度中学教育计划》,在初中等教育中重新增设政治课。教材还是由各地自行编写,教育部只给了讲授要点。
政治课整改是个系统工程,在1957年政治气候一天三变的情况下,要很快拿出成型的教材的确不现实。在1957年9月份新学期,除了初中二、三年级学生开设每周1课时的“青年修养”和“政治常识”外,中学的另外四个年级统统开设每周2课时的政治课。不仅如此,1957至1958年度上学期的政治课居然要以反右派斗争为中心,“着重解决当前学生政治思想上的主要问题”。 在这个文件中还有这样的表述:“在中学和师范学校的学生中,一般不开展反右派斗争,不给学生划分左、中、右,不开斗争会,不出大字报”。这个通知的表述已经使中学的政治课内容发生了质的变化。虽然文件表述是在学生中划分右派,但还是在无形中引导学生开始从学习政治向应用政治转变,斗争的味道开始浓厚起来。而且这种斗争有可能近在同学之间了。
是年11月,教育部下达了《关于中学和师范学校社会主义教育课教材目录及说明》,使政治课的教学转入了更窄更急速的左转轨道。文件指示政治课要以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中心,选取有关文件和人民日报社论为教材,政治课学习已经紧密地与社会上的政治斗争联系在一起。1958年3月开始,中学所有年级的政治课均被改为每周2课时,政治课名称也被统一改为“社会主义教育”课程。
大跃进期间的教育工作会议上,更是确立了“我们要用阶级观点、群众观点、劳动观点(生产观点)、唯物和辩证观点、集体观点教育学生。” 中学被要求每周开设2到6课时的社会主义教育讲授、报告、讨论和辩论。政治课的地位大跃进式地凸显了出来。1959年7月,教育部第一次颁发《中等学校政治课教学大纲》(试行草案)规定政治课的地位和任务。 教学内容包括:社会发展常识,政治常识,(政治)经济常识,辩证唯物主义常识,党的方针政策等内容。 教材亦逐步统一由人民教育出版社组织中学政治教材编辑组编辑出版。
此后三年间,各省也采用过其他教材。 在此阶段,政治课教材出现搁置编辑出版的现象。这恰巧是三年困难时期。就是说政治课不能继续紧锣密鼓地左转,原因在于大饥荒。学生连正常的学业课时都无法保证,政治课教学的冲锋陷阵也就只能靠后了。
1963年至1964年,随着经济复苏,有关部门又增加了政治课本的内容,这次调整可以被看作1959年教育部系统整编政治课教材的继续。1963年7月,教育部《关于实行全日制中小学新教学计划(草案)的通知》中规定,中学的政治课按年级从低到高分设:道德品质教育,社会发展简史,中国革命和建设,政治常识,经济常识,辩证唯物主义,时事政策教育。紧接着,1964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中学政治教材编辑组统编的教材出炉。 值得一提的是,此时还增加了《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主要提供给高中二年级使用,同时“高中三年级和初中三年级主要学习毛泽东著作”。可以说,这次调整主要突出了学毛著。至此,政治课已经毫无悬念地成为了毛泽东思想教育课。这一课程,为个人崇拜和两年后的文革做了部分思想上的准备。
文革期间,学校停课期间的乱象不用提,即便复课闹革命后,政治教学也主要以学习和背诵《毛主席语录》为主,中途还夹杂着密集的大批判内容。直到1977年,在中学教育中才大致开始恢复1959年定下的政治课教材模式,但内容受历史变化的局限,虽多少有些调整,主旨并没有太大改变。

小 结

由政治课确立的时间,可以看出,中国至少有两代人,甚至三代人,都被上述意识形态“洗过脑”。
在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的政治教育在进步青年思想上产生过正面效果,为中共建立政权发挥过积极的推动作用。但中共建政后,政府急不可待地将执政者的政治理念作为教育的一门课程推展至全国,推向中、小学校,试图用马恩列斯毛的理论,以及符合执政党政治期待的思想植根于幼小的心灵。
回顾至今已经超过60年的学校政治课教育, 20世纪30年代以后出生的国人,基本都接受过被政府执意设置的一种哲学思想的灌输洗礼。政治课在推动社会进步上,究竟是否起到过积极作用,这不是用一个简单的正面评价就可以了断的。这种以学生作为执政党意识形态传承工具的做法,从几十年的实践来观察考量,已经可以审慎结论:这是危险的,不可再继续坚持的意识形态教学。这样的教育会给小到个体人生观、世界观,大到国家、民族的命运带来什么影响,值得仔细梳理。正可谓从左向左,歧途加速,欲往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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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记忆》第一一O期
帖子发表于 : 周四 5月 01, 2014 8:4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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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往】

从“公主”头上的纸冠到红卫兵手中的皮鞭
——中学的阶级路线与“革命化运动”

叶维丽(作者) 马笑冬(合作者)

作者的话:研究文革,人们往往忽略文革的“前奏”。从1964年左右,我们这代青少年在思想到情感以至外表各方面开始发生显著的变化:知道了什么叫“家庭出身”;开始用“阶级”的观点看待事物;“成名成家”的思想受到了批判,人人争当“革命的螺丝钉”;女孩子们脱下了花衣裙,穿上了蓝布服,等等。我和马笑冬经历这一切的时候,大约是十四、五岁。在这个过程中,书籍和电影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毛主席著作”越来越成为人们一切行为的指南。
基于文革中红卫兵的表现,海内外有人说,我们这代人是喝“狼奶”长大的,文革前夕的革命化教育无非是强化了我们从小到大一以贯之的、以斗争和仇恨为基调的教育。对于这个观点,我无法苟同。如果是那样的话,就不会有马笑冬班上关于“救人”的、具有典型意义的讨论,也不会有我自己此时油然而生的疏离感。“革命化”是对我们早期所受的、包含人文主义内容的教育的否定。如果说在我们小时候,“白雪公主”和“刘胡兰”是可以和平相处的,那么经过革命化以后就只剩下刘胡兰了,而且胡兰子是没有儿女情长的,只有阶级仇、民族恨。
强调事物变化的过程对历史研究者很重要。在过程中,有矛盾,有冲突,有迟疑,也有克服,它们发生在每个经历者的内心。同时,事物变化的大历史背景也格外重要。对六十年代初以来党内党外、国内国际,中苏关系、中美关系等等诸方面的情况变化,专家学者已有深入研究,在这里就大为简略了,但它们的至关重要性请读者切记在心。
整体来讲,六十年代中期革命化过程中对我们一代人的“再教育”非常成功。到文革前夕,“人道主义”已成为资产阶级的代名词,为革命青少年所不齿;“阶级斗争”观点成了我们认识世界的基本武器;而“干部子弟”也具备了有强烈特殊感的群体意识,自视为革命事业当然的接班人。当年很有名的电影“红孩子”中有一首插曲,开始是一句问话:“准备好了吗?”我们这一代人对文革是有准备的,有没有准备大不一样。

马:我在小学毕业前的最大心愿,就是考上北京最好的女校师大女附中。由于考试时粗心,我只考上我的第三志愿:北京女八中。我哭了一个星期才缓过劲儿来。这种考试制度真成问题,不参考平时的成绩,一锤定音。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哪能每次考试都不失误呢?
入学第一天,我一走进女八中校园,看见里面热闹极了。高年级的大姐姐们举着各种各样业余小组的牌子招揽新生,不断有人走上前来问我:想打篮球吗?喜欢书法吗?想参加舞蹈组吗?她们个个朝气蓬勃,充满自信。这让我一下子感觉好多了。
女八中所在的校址是民国时期的女子师范大学,鲁迅在那里教过书,刘和珍、杨德群曾是那里的学生,后来她们被北洋政府杀害,鲁迅写了著名的文章《纪念刘和珍君》。女八中校园里现在还有刘和珍和杨德群的墓碑,坐落在一个幽静的小院里。因为这一点,进女八中还是让我感到欣慰的。没过多久我就当了大队宣传委员,负责出学校的墙报。
叶:你看,你一上中学就受重视,我始终不起眼。你上初一我上初二。我上的是师大女附中。现在北京基本上没有女校了,我还是挺喜欢女校的。女孩子们在一起很舒服,我觉得对女生的自信心也有好处。但女校确实不利于培养咱们和异性交往的能力,弄得咱们一个个都有点像在修道院长大的,对两性之间如何相处格外无知,后来的婚姻生活中往往会出现问题。这是咱们这一代女性吃的大亏,要说下去,就话长了。
你说到第一天上学的感受,我只记得在去学校的路上,碰到另一个女附中新生,她说她当过大队长。女附中的学生在小学尽是大队长、中队长什么的,我只是个小队副。我当时心想糟了,那么多大队长在一起,一个个都那么那个……
马:能干。
叶:就是。但是后来是不是当过少先队干部显得无关紧要了,一个新的标准出现了,就是家庭出身,这个变化太重要了。
中学的班集体给我留下的印象不深,也没有再遇到像吴老师那样既教书又教人的老师。咱们上中学的时候,社会上越来越强化“阶级斗争”,老师们开始变得小心翼翼,从“旧社会过来”的老教师更是夹着尾巴做人。整个大的政治环境的变化,给我这个孩子的感觉,就是中学和小学的经历泾渭分明。我对中学生活最深的印象就是“革命化”。
马:说起革命化,我记得它当时是作为一个运动搞的。
叶:是运动,“革命化”其实是咱们经历的第一场政治运动。虽然没有停课,但课外文体活动时间这时全部用来开会,班里开,年级开,全校开。当时我上初二,头一次经历“运动”,给我留下特别深的印象。它的搞法跟小学的教育方式完全不同,首先声势就不一样,全校都动起来了,教室喇叭里一天到晚就是一个内容,从四面八方包围着你。
革命化当时也是整个社会的氛围。文革前二三年,农村有“四清”,城市有各种各样的“整风”,北京市的很多中学都搞类似革命化的运动,整个社会都在逐步动员起来,用现在的话讲叫“暖身”。回过头来看,这些都是文革的前奏,给文革做准备,而青少年是被准备的重点。当时的提法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小学的时候叫咱们“祖国的花朵”,还挺纯真的,现在成了“接班人”,就不能闹着玩儿了。
马:我是积极参与革命化运动的。那时老说不能让父辈们用鲜血打下的江山变色,要去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我们经常念毛泽东的一段语录:“今后的几十年对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是多么宝贵而重要的时间啊!现在二十来岁的青年,再过二三十年正是四五十岁的人。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每次读到这段话,我都会热泪盈眶,直到现在它都能使我感动。
叶:我的感受和你的不太一样。几十年真的过去了,这个世界和当年要我们去创造的岂止天壤之别,而我们这一代人曾经那么真诚地相信过,现在想起来让人百感交集。
马:当年这些提法激发了我的革命激情和责任感。也就是那个时候,我开始有了自己是“革命干部子弟”的意识,这是个值得一提的变化。在革命化运动之前,我不懂什么是家庭成分。我上的是个胡同小学,周围很多普通市民的孩子,我没觉得自己和她们多不一样。记得有一次填表,在“家庭出身”那一栏,我问爸爸怎么填,他说填“职员”。现在我知道了自己是“革命干部”出身,老实说,心里挺得意的。
叶:小学的时候比谁家官大,家庭出身的观念很淡薄。在我们学校官大的不仅仅是共产党的高干,高级民主人士的官也大,他们的孩子也引人瞩目。到中学就不一样了,民主人士不再吃香,“革命干部”、“革命军人”是最优越的出身。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彼此是什么家庭出身,因为那个时候老填家庭情况表,小学时没怎么填过。
我们学校在礼堂开过一次全校干部子弟大会,这是头一次这么公开地把人按出身区分。每次在礼堂开会都要从教室带上椅子去,全班走的时候桌子椅子稀里哗啦响成一片。那次开全校干部子弟会,班上大部分同学都默默地留在座位上。我搬动椅子时动作尽量轻,感觉有点儿不自在:平时都是挺要好的朋友,怎么就这么把人划分了?我的好朋友是我的同桌,平时我们经常在一起出出进进。她家庭出身不好,留在座位上没动,我走时心里有些歉意。
那次会的内容无非是说我们这些无产阶级后代对革命负有特殊的责任。我们学校有个副校长叫胡志涛,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中共的老干部,说话富于煽动性,能让你热血沸腾,像我这种冷血的都爱听她讲话,更别提那些特爱激动的人了。那次也是由她来讲,她说干部子弟比一般人担子更重,老子打江山,要靠你们来接班。当时一张全国性的报纸发表了宋心鲁“给干部子弟的一封信”,信中也是讲干部子弟对革命有特殊责任的话,责任感加特权意识,那封信的影响很大。你们学校没开过类似的会吗?
马:我没印象。当时讲出身给我的影响主要不是优越感,而是做革命接班人的责任感。那种感觉就是:我们是革命的后代,我们不接班谁接班?
叶:可是“责任感”和优越感是分不大清的。干部子弟成了特殊阶层、革命的“特种部队”,这给后来的文革做了铺垫。
有出身“好”的,就有出身“不好”的,所谓的“黑五类”(地、富、反、坏、右),这样的同学开始被排斥在一些集体活动之外。那时候经常要欢迎外国元首,一欢迎就停课,排着队站在学校附近的长安街上等着外宾和首长的车队通过。有一次欢迎外宾,我忘了什么原因一个人中途返回教室,看到一个出身“不好”的同学孤零零一个人坐在教室里。看到我进来,她显得若无其事,忙于做她的作业,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前几年我有一次见到她,提起这个场景,说很佩服她能那么镇定,没想到她一听就放声大哭,接着就诉说因为父亲是关在监狱里的“历史反革命”,她那个时候心中承受了多少压力。她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小学时是少先队大队长;“革命化”以后家庭出身变得重要,她一下子变得灰溜溜的。她也记得那天教室里的场景。她当时是在我面前竭力维护自己的尊严,不流露任何情绪。她的大哭使我明白,当年的伤害其实到今天也没有完全抚平。
革命化运动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就是“暴露思想”,暴露完了就批判自己的坏思想。十几岁的孩子就得自我批判,就要思想改造。开会发言时每个人都得暴露思想,暴露得好的到全校大会上去讲,在教室的广播里也常听到又有人暴露了什么思想。当时最普遍暴露的是“成名成家”思想。我们班有个同学说自己想当演员,演出成功后大家给她献鲜花。她说现在认识到这是肮脏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要把它清除掉,努力做一颗“革命的螺丝钉”,党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你还记得吗,上小学的时候是鼓励咱们成名成家的,我们班同学谈理想都是要当什么“家”,现在这种思想受到了批判,这实际上是对咱们小时候教育的一种否定。
马:那时候有点儿“私心”就是坏思想,越把自己讲得坏,就说明你革命越彻底。我们年级有个同学检查说赛跑的时候她就盼望跑在她前面的人摔一跤,这样她就能得第一。还有个同学说她出身是赤贫,她爸爸参加革命前是个放牛娃,她这样的人应该思想特别红,可她自己却有很坏的思想,她越说越难过,觉也不睡了,在走廊里整整站了一夜。
叶:她思想怎么坏了?
马:具体的我也不清楚,这事是听她们班同学说的。那时她们临时住校,她的同学吓得都不敢去睡觉,怕那女孩想不开跳楼,守了她整整一夜。
叶:真有点儿走火入魔了。那时候暴露什么思想的都有。我们学校一个高三学生,她爸爸是个文化大名人。她在学校广播里说她看不起她妈妈,嫌她粗鲁。让我惊讶的还不是她说她妈妈的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是她怎么能在大庭广众之下这么说自己的母亲?她妈妈知道吗?文革开始后,批判自己的父母就屡见不鲜了。
我记得我们班有个同学说,她走在大街上觉得别人老看她,她想是因为自己长得好看,心里挺美的。她现在认识到这么想是不健康的,爱美是资产阶级思想。我听了心想,她怎么什么都说啊。
马:那时候就得有什么说什么,不能隐瞒,她能这么说是勇于暴露思想。
革命化运动给我最具体最深刻的影响就是要艰苦朴素,和资产阶级吃喝玩乐、梳妆打扮的思想决裂。自从革命化以后,在我的心目中,只有好逸恶劳、无所事事的阔小姐、太太们才爱美、爱打扮,我当然不肯和那样的人为伍。如果看到有人打扮得花枝招展,我就特别反感。我觉得人们之所以对女人有看法都是因为这些人,我不应该像她们那样,我要把矫揉造作全去掉。
刚进中学的时候,虽然大家都比较朴素,但也喜欢追时髦。那种时髦是比较隐讳的,比如怎么把辫子梳得靠后一些,吊得高一些,这样就显得洋气;穿裤子要穿瘦裤腿的。我也曾追过这类的时髦。革命化开始以后,那一套全都不讲了。我不再穿任何鲜艳颜色的衣服,而是要穿带补丁的,补丁越多越好。过去我一直梳辫子,小时候妈妈把我的两条辫子分别在头的两侧盘成髻,像戏台上的小花旦。到了革命化的时候,我第一次剪了短发。以后每次妈妈给我剪发时我都要和她争吵:“短一点,再短一点。”我妈妈很生气,说:“还怎么短?耳朵都露出一大半了。”我那时年轻,头发很多,洗完头干了以后短短的头发全蓬起来,看起来要多傻有多傻。我常常在晚上洗头,头发快干了就马上去睡觉,把头发压平。
叶:你小时候很爱美,现在不让美了,你不觉得别扭?
马:我确实从小爱美。有一次看了外国童话故事片,对里面公主头上的桂冠和身上的披风羡慕不已,我就自己做了个纸冠,想想还缺一个披风,就把毛巾被披在肩上,在镜子前照来照去,觉得自己变成了童话里的公主。但到了革命化的时候,这些想法全没了,连一点儿影儿都没了。那时候穿得艰苦朴素是心甘情愿的,是我积极追求的,并没有人强迫我去那么做。
叶:我也穿得很朴素。我现在觉得有意思的是,咱们外表装束上的变化似乎发生地那么自然,在不知不觉中就变了,当时没有一点受压抑的感觉。坦白地说,如果不是翻出两张过去的照片,还真没想到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咱们的外表会有这么大的变化。一张是1963年小学毕业时我们班在北海公园的合影,另一张是我们中学班上的一些同学在初二时照的,大约在1965年。第一张照片上我们班女生都穿着五颜六色的花裙子,我穿的是一条连衣裙。第二张照片上大家衣服不是灰就是蓝,没有了色彩和花样,成了“中性”的了。而那时候我们十四、五岁,正是所谓的“花季”,该爱美的时候。服装的变化是有象征意义的,从女孩子穿的衣服上看,1963年到1965年这段时间咱们的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女性服装男性化并不是在60年代才开始的,咱们的母亲都穿着男女不分的干部服,但把它普及推广到全社会,包括少年儿童,大概是在这个时候。我想这和当时的全民皆兵也有关系。
马:毛泽东为女民兵题过一首诗:“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那张女民兵持枪的照片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那个形象对咱们这代人都有影响。
我那时候就是什么都要跟男的一样,对女人感兴趣的东西不感兴趣。你看我的生活知识贫乏到什么地步:人家说“你这衣服挺不错的,是的确凉的。”我就问,什么叫“的确凉”?不知道。人家说这肉很老。我就问,什么叫“老”?别人觉得我连起码的常识都不懂,其实我是故意不想知道那些婆婆妈妈的事儿。我觉得女的什么都应该和男的一样。如果一本书里写一个姑娘笑,总是什么“咯咯咯的笑声”,“吃吃吃的笑声”。我就想讨厌不讨厌啊,她就非得这么笑不可,她就不能“哈哈地笑”吗?
叶:哈哈,书上是这么写的,现在还这么写。
马:我认为那种笑声是为了取悦男人的,我从来没有学会取悦男人。再给我一个青春,我也学不会。
叶:说得好,我也学不会。
马:虽说我处处都想跟男的一样,但上了初中以后,我开始零零星星地听到有人说:“嗨,别看现在咱们女生的功课都不错,人家男的小时候淘气,到了高中、大学,功课就比咱们好了。”我听了很不以为然。那时候我大哥在郊区一所农业技术学校工作,我去他那儿玩儿,听到一种说法:“女的一结婚生孩子就完了。”我对这话特别反感。我想我将来绝对不能像他们说的那样。我从小就对男女不平等特别敏感。
叶:你为什么那么敏感?我就不如你。我从小一直以为男女平等是天经地义的事。看看周围,咱们的母亲都工作,再看看小说电影,里面尽是女书记、女厂长什么的。我也没有听说过哪个女孩子在家里受歧视,至少我的朋友里没有,学校里的班干部也尽是女生。你这么敏感是因为有人刺激过你?
马:没有,我在集体里总是比较强,比较冒尖,没有人敢欺负我。在家里两个哥哥对我都特别好。尤其我大哥,对我十分呵护。而且我最受父母宠爱。
叶:那你的敏感和你母亲在家里比较次要的地位有关系吗?
马:我想在潜意识里是有关系的。我不想做我妈妈那样贤妻良母型的女人,我特别向往做女兵。有两个电影给我的影响最深,一个是《红色娘子军》,一个是《战火中的青春》。我特别羡慕《战火中的青春》里的高山,她女扮男装,管一个排的男兵,让他们服服帖帖。我想怎么机会就落到她身上了?如果我有那种机会肯定能做到她那样。我把头发剪的短短的就是为了像个女战士,我还特别喜欢军装,想要一套都快想疯了。
上中学后我们开始了下乡劳动,一年两次,一次秋收,一次夏收,这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你们也去吧?
叶:去,初二的时候开始去的。听说在我们之前,女附中的学生劳动是去摘草莓,听起来像是郊游。从我们开始,真正参加农业劳动。下乡劳动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经受锻炼,通过劳动改造思想,是培养革命接班人很重要的一课。我们也是在收割的季节去,干最累的活儿,手被镰刀磨得满是血泡。
马:有一次我们去郊区帮助农民收麦子,劳动结束后为了继续锻炼吃苦精神,学校组织我们步行回北京。近傍晚开始走,一百里路走了整整一夜,直到天明才到家。半夜下起了大雨,淋得我们像落汤鸡。有的同学来例假,卫生纸上的血都被雨水泡白了。我脚上磨了好几个泡,咬牙坚持下来了。一到家,我就倒头在父母的大床上昏睡,直到快傍晚的时候小哥哥用妈妈刚蒸好的雪白的菜包子把我逗醒。
头一次下乡劳动回来,我连衣服都不换。我觉得如果我换了干净衣服,就说明我厌恶劳动,认为劳动是脏的。我妈妈说“你为什么不换衣服不洗澡呀?”我说“干嘛呀,我为什么下乡回来立刻就换?要是我现在还在农村,我不是还不洗不换吗?”第二天回到学校,还穿着我下乡时穿的特别破的裤子,上边有大补丁。可是一看见同学我就傻眼了,所有人都换上了干净衣服。我这时才想,大概换一换也没什么。
叶:我们第一次下乡,是去在大兴县的一个公社。我们的卡车快进村的时候,我看见前面路上有座柴火堆在慢慢地移动,等我们的车过去,我才发现是一个十来岁的孩子背着比他的身体大好几倍的柴火在走,腰弯得低低的,看不见脸。这是“农村”给我的第一个印象。
那次下乡是去割稻子,有件事我总也忘不了。当时我们班是和一个高中班在一起,我们管她们班叫“姐姐班”,这是女附中的叫法,初中班管高中班叫“姐姐班”。她们班劳动最好的是个胖乎乎个子不高的人。她干起活儿来一刻不停,浑身衣服都被汗水浸透了,运稻子的时候她每个胳膊下夹着好几大捆,双手使劲拽着衣角,肉都露出来了,她却毫不在意。我忘了自己干活,光看着她,直为她累。后来听说她家庭出身不好。那时候总说出身不好的人要重在表现,但她即使这样干,也没有听说她受到表扬,我觉得她有点儿可怜。
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强调阶级斗争了。在第一次去农村之前学校开了个大会,别的内容都忘了,我就记得校长说农村的情况是很复杂的,不能够看到什么人上去就叫大叔大伯,谁知道他们是不是地主富农坏分子呢。那时农村正在搞“四清”,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特别紧。有出戏叫“夺印”,里面有个地主婆叫“烂菜花”,企图腐蚀村干部何支书,给他做了一碗元宵,戏里面有个很长的唱段是烂菜花唱这元宵有多好吃。今天想想,一碗元宵就能把人给腐蚀了,真是滑稽,现在的干部哪里看得上?
我们这些城市里的孩子,不知道农村是怎么回事,听了校长的话,心里很紧张。到村里后就是干活,和老乡没有接触,不了解任何情况。有一天吃过晚饭天很黑了,我们走回睡觉的地方,一路上看到有人在路边蹲着,模模糊糊地看不清。有个同学就指着一个人悄声说,“他可能是个地主”,好像地主就该在黑地里蹲着。我听了有点儿怕。后来插队了才知道,北方许多地方的农民没事儿就爱蹲着。我们雁北管蹲着叫“圪蹴”,下了工吃了饭,男人喜欢在外面蹲会儿,抽袋烟,说说话再回家。
那时候一讲阶级斗争,到处都是阶级敌人,对阶级敌人就不能客气。因为不知道谁是什么阶级成分,对人就不能随便称呼“大伯大叔”的。小时候咱们受的教育是对人要有礼貌,现在行不通了,这又是对咱们从小教育的一种否定。
马:说起阶级斗争,我们班上政治课时有个同学提出一个问题,说如果有人掉进水里,你不知道他的阶级成份,该不该去救?你救的人万一是个地主呢?有人反驳说,如果一个人马上要死了你还调查他的成份,就来不及了,舍己救人就没有意义了。可又有人说,他要真是个地主怎么办呢?我们翻来覆去地兜圈子,讨论来讨论去没有结果,老师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叶:这个讨论真有意思,特别能反映那个时代。你们的问题在1963年“学雷锋”的时候都提不出来。虽然雷锋说过“对敌人要像严冬般冷酷无情”,但当时并没有特别强调那一面。对咱们小孩子来说,学雷锋就是做好事,帮助人,在公共汽车上给老弱病残让位子,在街上看见老人拿不动东西就帮着拿,不会先问人家是什么出身。到1964年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你们的讨论其实给文革中如何对待“阶级敌人”埋下了伏笔。文革开始后,对地主不但可以见死不救,而且打死也是死有余辜。
马:革命化时开始强调阶级性,对什么都要做阶级分析,就是人道主义也要分阶级性。我对克服“小资产阶级情调”还是有点困难。记得当时上演电影《早春二月》和《舞台姐妹》,我都很喜欢,可它们都被批判成是“小资产阶级情调”。什么是小资产阶级情调?大概像多愁善感、软弱、动摇都算吧。《早春二月》里的萧涧秋,为了帮助一个生活无助的年轻寡妇,决定离开自己的女友,和这个寡妇结婚。那时就批判他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我不明白人道主义有什么不好,但我努力批判自己,向革命化靠拢。
叶:你努力靠拢“革命”,而我开始感到不合拍。我爱看的东西差不多都被批判了。我在一本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叫“陶渊明写挽歌”,我也读不大懂,但喜欢它含蓄压抑的风格,和通常激昂慷慨的文章不一样。很快它就被批了。你刚才提到电影《舞台姐妹》,里面有一句话,“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唱戏”,我一听就想,这话怎么说得这么好啊!有段时间我总在心里默诵,但不敢告诉别人。革命化中批判很多咱们从小珍视的东西,我从心底是困惑和抵触的,也没法说服自己我的想法都是没道理的。
那时候我在新华社图书馆里经常碰到一个长得很秀气的年轻人,脸上总是一副很忧郁的样子,落落寡合,和革命化的气氛特别不协调。我就注意他,每次去图书馆都看看他在不在。我想他是很吸引我的。这要在“暴露思想”中说出来真是“不健康”,所以我不说。
对那些越来越离谱的说法我也有怀疑。有一次我们在校园里劳动,抬黄土垫操场。我跟一个同学一前一后担着个大筐,来回走了几趟,越走土越沉,压的肩膀疼。走着走着,前面的同学突然停了下来,说,“我刚才想起一段毛主席的语录,突然觉得担子轻了。”我心想,“是吗?”不以为然,当然没敢说出来。
马:我想她的话可能是真心的。当时社会上已经开始大学毛选,毛泽东思想精神变物质的说法越来越多了,有了毛的思想武装,就能创造任何人间奇迹。对她的说法我就不会怀疑。你能这样质疑真不容易,我是整个地投入进去了。
叶:我不可能一点儿没进去,周围是那么样一个大环境,但就是心里有些疑惑,感到自己跟不上趟儿了。
那一段革命化运动对我个人的重要性,怎么估计都不过分。从那以后,我对待周围事物总像个旁观者,有疏离感,心存几分怀疑,这种态度跟了我一辈子。但在当时那种革命调子越唱越高的形势下,我又感到深深的自责,从十几岁起就觉得自己是革命对象,得接受改造。我内心开始痛苦,这是小时候从未体验过的。
我的情况并不是没有人注意到。一个老师居然找我谈话,说我的精神面貌太低沉,不像个毛泽东时代的青年人。我心想都被看出来了。而且也不是他一个人觉得我“有问题”,“团组织”也发觉了。我成了我们班干部子弟中极少数没入团的人。在当时那种政治形势下,入团是进步和革命的标志,我们班干部子弟基本上只要满了15岁就会入团。你是什么时候入团的?
马:我是15岁生日那天入的团。可我们学校没有干部子弟一到年龄就入团的规定,那也太明显的是特殊化了。
叶:我们也并没有明文规定,可实际情况就是这样,不管多不起眼的同学,只要家庭出身是革命干部,满了15岁就入团。我们班是谁入团了团支部就在黑板上宣布,祝贺某某入团了,大家就都知道了。到了1966年春天,我们班十几个干部子弟几乎人人都入了团。到了黑板上宣布年龄最小的同学入团的时候,我的一个好朋友说,我一看到黑板上那行字脸立刻就红了。我是感到被排斥了。说的轻松点儿,像别的小孩不带我玩儿。说的严重点儿,就是不让我进“革命队伍”了。当时革命的压力那么大,家庭出身不太好的同学没入团还不那么显眼,我这样的,要是不入团,就有问题了。
我没有入团,不是因为和团支部里任何个人的关系不好,我和大家关系都不错。我想是因为我“不追求进步”,不积极靠拢组织。我曾经跟一个同学开玩笑说,要入团还不容易,不就是写几份思想汇报吗?可是我不写,觉得那东西假。我们班有的同学为了入团,写了学“毛选”的心得笔记,放在别人容易看到的地方。当然这样的人大家都看不上,在底下议论她。她不是干部子弟,要是干部子弟也不用费那么大的心机。我知道如果我想入,就是写几份思想汇报的事儿,但是我不想写。
马:别人都争着革命,你为什么会这样?
叶:我也觉得我有点特别,后来想过是为什么。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长在一个平等和民主的家庭。我爸爸妈妈从来就鼓励我们发表自己的意见,这养成了我比较能够独立自由地去思想而不会受到斥责,在这点上我终生感激我的父母。其实我妈妈已经意识到了我和当时的革命气氛有些格格不入,她开玩笑说我是“名士派”,从小我妈妈就喜欢给我起外号。
马:什么叫“名士派”?
叶:就是有些清高,对待事物保持一定的距离,不那么投入。倒是我爸爸比较担心,那段时间他常在饭后和我一边散步一边聊天,问问我的想法,但我并没有感到什么压力。很多年后我才知道他当时很关心我的入团问题。
新华社大院的环境对我的“自由化”倾向也有影响,在五六十年代我能生活在那样一个信息相对比较丰富的环境里是很可贵的,有些信息你甚至可以反过来看。反修的时候,新华社办了一个展览,都是关于苏联的照片,目的是说明苏联变质了。那个展览是开放的,谁都能看。我记得里面有一张照片,题目是“莫斯科郊外的傍晚”,是一个年轻的美国钢琴家在莫斯科郊外一个剧场演出后的情形,一些苏联姑娘很仰慕地看着他,台上的地板上满是散开的花束。照片的题目和画面给人的感觉都很美,至少对我来说,它没达到“反修”的目的。
我对待周围事物的态度也和我的大家庭有关系。我虽然是干部家庭出身,但因为亲戚中伯伯舅舅们有政治问题,我不那么理直气壮。每次填家庭情况表时,我都发怵填亲友中有无被“杀关管”的那一栏,因为我五伯伯被关押,我不能不填,这在我心理上是有阴影的,也减轻了我的家庭出身优越感和革命冲动。
马:你的情况比较特殊,当时绝大多数青年人都是争着要革命的。
叶:对,所以你比我“典型”。
马:上中学的时候,什么样的人是你的榜样?
叶:我一下子说不上来。你呢?
马:在我看的所有书里,保尔和牛虻给我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在美国,我有一次发现我们那个小镇的图书馆里有电影录像带《保尔.柯察金》,我一愣,拿起来又放下,放下又拿起来,反复了好几次,最后还是决定不看了,因为我怕勾起太多的回忆。
叶:你有“保尔情结”啊,好多中国人都有。
马:确实有。牛虻也给我极其深刻的印象,我看《牛虻》一夜没睡,打着手电一口气读完。我觉得他是一个极其坚忍的人,特别能忍受磨难,又不把它表露出来。那本书里有一句话说,又能忍受、又不诉苦的人是特别伟大的人。这样的人就是革命者的典型,流放到西伯利亚的那些俄国革命者都是这样的,他们对中国年轻人有很深的影响。说到坚忍的性格,有个电影叫《海鹰》,是讲共产党和国民党海军打仗的。共产党的一艘军舰被打中,有个海员负了重伤,但为了不成为大家的负担,他咬牙忍受,没人知道他负伤了,直到他牺牲。这个海员在影片中不是主要角色,但他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希望能做得跟他一样。我常常有“生不逢时”的感觉,很遗憾没有生长在战争年代,错过了做英雄的机会。
叶:其实当时对咱们的教育是挺矛盾的,一方面要轰轰烈烈,英雄主义;另一方面又批判“成名成家”,要我们做螺丝钉、做驯服工具。你说过你不愿意过普通人平庸的生活,结婚生孩子什么的。可你要是费了好大的劲儿还是默默无闻、真像个螺丝钉似的,会不会心理不平衡?
马:怎么说呢?那时候个人英雄主义已经被批得一塌糊涂,成了非常丑恶的东西。我就是特别向往一种跌荡起伏的生活,并不一定要成名。保尔和牛虻都是革命队伍中的普通一员,如果不是被写成了书,也没有人知道他们。我是羡慕他们曲折的经历。
叶:你刚才问我谁是我的榜样。保尔、牛虻对我是有影响的,我是那个时代的人,不可能不受影响,但我没有像你那么着迷,我没有想过要当英雄。我喜欢看屠格涅夫的书,他的《父与子》和《罗亭》中的主人公都是“多余的人”,不是英雄式的人物。我看的书很杂,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看侦探小说。有一本英国人写的书叫《月亮宝石》,我看得入迷,有一天把它带到学校去了。一个同学看到了里面一幅插图,是一个英国贵夫人,还批评我。
说起革命者的形象,我比较喜欢《青春之歌》里面的卢嘉川,他不修边幅,风趣幽默,外表不那么一本正经,甚至有点儿吊儿浪当,但内心却是很坚强的。不过想来想去,我想不出一个可以称做榜样的人物。
你说的保尔和牛虻都是男性,他们对你的吸引,除了英雄主义的东西外,有没有别的因素?
马:我想是有的。保尔、牛虻都能打动我,对我有魅力。我当时主要不是看重外在形象,而是欣赏性格坚韧、有献身精神的人。牛虻和琼玛的爱情故事很吸引我。当牛虻和琼玛再次相遇时,他已经破了相,琼玛一开始认不出来了。后来琼玛从牛虻的举止言谈中感到他就是自己过去的恋人,但牛虻认定他早晚要为革命献身,就没有向琼玛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直到起义前,牛虻给琼玛留下了一封信,信上说:我永远是一只快乐的大牛虻。最后起义失败,牛虻牺牲了。这样的爱情故事让我刻骨铭心。
叶:那时你懂不懂什么是性?
马:不懂。
叶:我想起《青春之歌》那本小说里一个情节:林道静的爱人卢嘉川牺牲以后,江华出现了,他和林道静一起工作,建立了信任。有一天晚上工作完了,江华说他就不走了,林道静一开始没反应过来,可她马上就明白了,说“那就别走了”,就完了。我第一次看这本书是在上小学的时候,根本不懂是怎么回事,觉得江华这个人怎么这么赖啊。长大了再想起这一段就觉得好笑。咱们那时对性一无所知,清教主义对咱们的影响真是很大。文革前文学作品中爱情还是正面的,是值得追求的美好的东西,但是爱情是无性的,也没有日常生活,是纯粹精神上的东西。
马:说起来性方面的知识,我小时候真是什么都不懂。我十三岁的时候来月经,当时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没有人给我讲过这类事情,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妈妈事先也不告诉我。我的震惊简直无法形容。尤其是妈妈跟我说以后会一个月来一次时,一种绝望的感觉从头渗到脚,好几天缓不过来劲儿。这是我第一次知道男女之间有这么大的生理差别。我脑子里不断地想:做女人怎么这么倒霉!
叶:所以咱们管来月经叫“倒霉”啊。我妈妈事先也什么都没跟我说。我是在小学时来的,当时班上女生在底下悄悄议论,神神秘秘的,还带着点儿兴奋。谁要是“来”了,就好像获得了某种身份,而且可以不用上体育课。别人上体育课,她们在一旁笑嘻嘻地看,故意气大家。我盼着可以不上体育课,所以没觉得来月经特别可怕。
说起和性有关的事,我在十三四岁的时候,有一阵特别害怕被强奸,老想要是这事发生在我身上,我是不是就得去自杀,不活了。其实连强奸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不清楚,再说当时整个社会治安还是很好的,像强奸这样的刑事案件很少发生。与其说我是怕强奸,不如说是自杀这个做法让我恐惧。也就是说,我知道“贞操”对女人有多重要,为了保持贞操,女人不惜自杀。可这个观念又是怎么来的?家里和学校都没有人说这些。也许是因为在当时很多反映“旧社会”的电影和小说里,女人一旦失去“贞节”,就生不如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在文艺作品中,“不正经”的女人都是坏女人,不但生活作风坏,政治上往往也坏。我想共产党的清教主义实际上是加强了“贞操”对女人的重要性。
马:我也想起一件和性有关系的事,从来没跟人说过。我在上初一或初二的时候,可能是因为青春期冲动,一天到晚胡思乱想,老想男的女的什么的。其实那时我根本不知道性是怎么回事。我觉得我不应该有这么肮脏的想法,可是它们又不断地冒出来,我就拼命地压制。
叶:我对性的想象和你的表现形式不一样。我妈妈给我的日记本里,有几幅插图是徐悲鸿画的人体素描,我总爱看。十四五岁的时候我就开始画女性人体,画完了放进自己的抽屉里,不给任何人看。我的那些画文革时抄家被抄走了,还给公开展览了,到讲文革时我再说吧。
马:我也有过那么一阵非常想画人体,但只画女人的。我其实很想画成裸体,但每次总是最后又把衣服给加上了。后来我终于画了一个没穿衣服的,画完脸马上红了,赶快又给涂掉了。于是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又有了强烈的犯罪感。

——选自《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第三章,
新华出版社,2008


【资 料】

高等学校必须向工农开门
——上海科技大学工人班的调查报告

这份报告的时间?
“工农及其子女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很早就指出的教育为谁服务的正确方向。但是解放十七年来,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教育界的代理人抗拒了毛主席的这一英明指示,推行了一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把大批工人、贫下中农和他们的子女排斥于校门之外,剥夺了他们受教育的权利,而为剥削阶级子女大开方便之门。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给这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宣判了死刑,十七年来被颠倒了的历史今天一定要颠倒过来, 高等学校就是要向广大工人、贫下中农及其子女开门。但是,要大量吸收工人和贫下中农进入高等学校培养,我们还缺乏经验,有些问题究竟应该怎样掌握,心中无数,倒如:吸收工人入学,在文化程度、入学年龄、工龄等问题上怎样掌握比较好,如何进行推荐选拔,入学以后如何培养等等。遵照毛主席关于调查硏究的教导,我们带着这些问题于十二月中旬到了上海科技大学工人班,向工人学员和革命教师虚心请教,并同他们共同讨论。现将调查情况汇报如下:

一、 工人班的概况

科大工人班是根据柯庆施同志指示于1960年开始举办的。学员都是从本市各工厂选拔来的,工龄十年以上的老工人占很大比例,其中有些是全国和全市的劳动模范及先进生产者。学员入学后,先入预备班补习初、高中课程,根据原有文化基础,补习一年、一年半、二年不等。预备班结束后,升入大学学习三年,插系的则与一般青年学生一样学习5年。
工人班现有9个班,学员共214人。其中预备班4个班,学员101人;大学5个班,学员113人,我们对部分班级作了统计:
工65(2)班共2 8人,其中:
入学时年龄 20—25岁的7人,26—3 0岁的16人,31-35 岁的5人。
工 龄 5—10年的17人,11—15年的9人,16—22年的2人。
文化程度 高小2人,初中20人,高中(包括中专)6人。
党员19人,团员5人,超龄退团的4人。
工人班的学员虽然年龄较大(有的已近四十岁),文化水平较低(有的摘掉文盲帽子还不久),在学习上碰到很多困难;但是他们具有深厚的阶级感情,把到科大来学习看作是受阶级的委托,个个学习劲道很足,起早睡晚,刻苦学习,有的接连几个星期不回家。由于他们这种刻苦奋斗的精神,学员基本上都能跟上班,有的学得很好。他们都有一定的专业技术,学到有关专业课程时,领会比较快,有的学了就能联系实际,加以运用,在技术革新上发挥很大作用。

二、对旧教育制度的揭发批判

工人学员对中国赫鲁哓夫刘少奇及其在上海的代理人陈、曹、杨之流所推行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深恶痛绝。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过去招生工作就是不贯彻阶级路线,分数挂帅,把大批工农和工农子女排斥在校门之外,剥削阶级子女却大量地被吸收入高等学校。这是党的走资派勾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反动学术“权威”专我们工人阶级的政。
工人学员还揭发控诉了上海科技大学党内走资派篡改柯老举办工人班指示的罪行。他们说:柯老提出举办工人班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科大党内走资派却把工人班引向修正主义的道路。在思想上向工人班学员灌输成名成家、当工程师等向上爬的资产阶级思想;在教学上完全是照搬所谓正规大学的一套,追求所谓正规化。学习年限很长,预备班在内最多的要学习七年。教材也是全部釆用初、高中以及大学的课本,一点不准减少,说是学少了要影响教学质量。因此学员学习负担极重,每天学习时间高达十五、六个小时,有的接连几个星期都不休息,健康受到影响。科大旧党委还以照顾工人班学员的学习为名,减少工人班政治学习的时间,不让工人班参加“四清”,平时也不参加劳动,结果造成工人班学员三脱离——脱离政治、脱离劳动、脱离实际,企图把工人班学员培养成为精神贵族。
科大旧党委为了捞取政治资本,表面上对工人班很关心,但实际上并不重视,甚至加以排斥,1962年有69名工人班学员被认为学不下去而令其退学,学员们对此无不感到气愤。
工人学员还提出,过去工人班招生,说起来是釆取推荐选拔的办法,实际上所谓选拔,不过是工厂领导决定,根本不走群众路线,有的选送出来的群众意见很大。推荐来的学员,大体上有这三种情况:第一种是政治上、生产上都是比较好的,有些是全国或全市的劳动模范;第二种是平时会提意见,领导感到难搞,作为包袱丢出来的;第三种是平时与领导关系较好,甚至吹吹拍拍,被领导器重而选送来的。因而有些不合条件的也被选送来了。据反映,去年就查出有一个学员实际是资本家,结果被清洗出去。
学员们还普遍反映一个问题:过去学员都是来自各个类型的工厂,工种也很多;而科大工人班只有三个专业(机械、自动控制、冶金),很多人专业不对口 ,与原有技术结合不上,学起来很吃力。他们认为这是很大的浪费。

三、对今后招生的意见

学员们一致认为,今后招生首先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贯彻党的阶级路线,而向工农兵,把政治条件放在首要地位。即招收工农兵中能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密切联系群众,具有革命造反精神,有朝气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入学。
招收工人,他们认为工龄至少要五年以上,即学徒期满以后,再经过两年以上的劳动。这样的人,工农感情才比较深,技术上也有了一定的水平。
对于文化程度的要求,他们认为一般具有初中以上水平即可。对于十年以上的工龄的老工人,文化水平即使低一点也可以招收。
关于入学年龄问题,大多数同志认为不必作什么限制。根据科大工人班的实践,证明三十几岁是完全可以的。
学员们还认为:招收工人,必须注意学习的专业要与本人的工种对口,这样学习年限可以大大缩短。他们设想,如果专业对口,具有高中程度的学习一年半左右,初中程度的学习二年左右,小学程度的学习二年半左右,最多不超过三年。
关于招生方式,大家都主张采取选拔相结合的办法。工厂推荐,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同时要本人愿意,绝不能由领导或少数人决定。有的同志说:应该把推荐的人选在厂内公布,广泛征求群众意见,这样才能把真正好的人推荐出来。
在谈到招生要不要考试或测验时,大家对考试、测验都很反对。有的同志说:过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是拿考试专我们工人阶级的政,招生考试必须彻底废除。有的同志也认为,考试并不能考出真正的水平,有的老工人试题虽然做不出,但在技术上能够解决根本问题。
此外,还有一些同志提到今后招生肯定要面向工农兵,但在目前过渡时期,也还需要招收一部分政治思想确实好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有的同志还提到招收五年工龄以上的工人培养是必要的,三年以上工龄确实表现好的青年工人也应该吸收培养。

四、招收工人入学,怎样对他们培养提高

工人学员说得很对:我们进入高等学校,不仅是为了业务上的提髙,更重要的是要使我们政治思想上有更大的进歩。因此在学习期间,绝对不能脱离阶级斗争,不能脱离劳动,这样才能不致丢掉工人阶级的思想感情。
关于专业方面的培养,大家认为一定要贯彻毛主席的“少而精”的原则,彻底改革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特别是老工人,他们已有一定的技术专长和生产经 验,所缺乏的是理论知识,因此主要是从理论上提高他们,做到缺啥补啥。
对于工人学员的编班,应该按照专业和现有文化水平,相同或相近的编在一起,否则教学有很大困难。
举办工人班,特别是老工人班,有的同志认为最好由工业局或工厂主办(中、小型工厂可以联合起来办),根据专业的不同,分别办在各种工厂里。教师以工厂为主,抽调工人和技术人员担任,大学也可以选调一部分教师去共同办学。但有的同志认为:过去工厂也办过,但因工厂主要任务是生产,到了生产任务紧张时,学习任务往往被挤掉而得不到保证。也有人主张在全市集中举办一所工人大学,专门培养工人,对全世界将有很大的政治影响。
有的同志还提出教师队伍的整顿改造问题。目前教师队伍的状况,远远不能适应教育革命的需要。不少教师缺乏工农感情,不愿意教工人班,即使去教了,思想感情上不能与工人学员打成一片,加之教的一套又是脱离实际,所以不被工人学员所欢迎。有的同志提出,教师队伍一定要整顿改造,坏人要清除出去,教师应轮流定期(至少一二年)到工厂中去,与工人一道参加劳动,向工人学习,改造世界现,也可以参加一些工厂技术人员的工作,接触实际, 改革教学工作,从而建立一支为工农兵所欢迎的全心全意为工农兵服务的教师队伍。

【资 料】

选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苗子
是搞好教育革命的第一关
——和驻崇部队干部的座谈纪要

一、 大学校门为谁开?

参加座谈会的解放军指战员首先都以强烈的阶级感情,控诉了旧教育制度为培养剥削阶级精神贵族的滔天罪行。苦大仇深的老孟同志说:“解放前我们贫下中农祖祖辈辈读不起书,我十一岁就当长工,地主的儿子上学堂,把我当马骑,还骂我笨,难道我们真笨吗?不! 我们是被剥削了受教育的权利。解放后,我教育孩子要为过去受压迫的人争口气,好好读书,占领文化阵地,可是我的孩子老是得三分,地、富、资本家的女子老是得五分。他们的文化是一代传一代,一级升一级,直通大学。过去大学的校门也就为这些剥削阶级子女大开绿灯,这种现象非要翻过身来不可。
解放军指战员还以铁的事实,证明了广大的工农子女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好苗子。他们过去成绩差是由于家庭经济困难、劳动多、家务多、家长不识字等多方面的客观原因所造成的,绝非是天生的愚蠢。而地、富、资本家的子女之所以能得五分,也绝非是天生的聪敏。例如有个资本家的儿子,家里钢琴、小提琴样样有,还专门请教员帮他复习功课,这样的条件当然可以得五分,当然可以考取音乐学院。但是这些人害怕劳动,一心想成名成家,培养出来只能是精神贵族。而我们工农子女在本质上就是好,就是革命后代的好苗子。有一次,老孟同志以为孩子不争气,考了三分,就打了孩子,结果他孩子造了老子的反,批评爸爸不听毛主席的话,进行武斗。又有一次, 这孩子对父亲说:“爸爸总希望我得五分,我想要五分干吗?爸爸是拿枪杆子的,我也要拿枪杆子,干革命、打美帝,做爸爸的接班人。” 这个生动的例子,说明了工农子女在本质上是要革命的,最听毛主席的话。
与会的解放军干部都一致认为:大学招生应该首先把工农兵及其子女招进来,才能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宣传股老周同志说:大学招生的对象直面向工农兵,而且应该有个比例,最少要占总教的85-90%以上才合理,否则没有一定量的变化是不可能引起质变的。最后与会的指战员都一致赞同大学招生首先应该在数量上保证工农兵及其子女的绝对优势,真正做到面向工农兵,确保“工农及其子女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

二、工农子女为啥进不来?

解放军指战员认为:过去的教育大权被走资派陆定一、蒋南翔、杨西光之流所把持,釆取智育第一的招考手段,达到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目的。他们突出的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不是无产阶级的政治,因此广大的工农子女长期以来被排挤在大学校门之外。这次我们一定要彻底砸烂智育第一的招生考试制度,釆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方法,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确保工农兵及其子女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
如何在招生工作中突出无产阶级呢?
部队的同志认为:毛主席的教育方针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因此我们在选苗的标准上,应该全面地掌握德、智、体三方面的条件,主要是考察是否具备培养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基础并有此可能性。
部队的同志认为:德、智、体三个条件的关系不应该是智育第一, 而是政治第一,应该看成分、看思想,看其是否忠于毛主席,是否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是否愿意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政治条件是首要的决定的条件,如果成绩很好,但政治条件不好,就不能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苗子。这条要坚持,我们部队就是要保证政治上的绝对纯洁。
部队的同志还认为:在政治条件合格的前提下,也要考察其智育与体育诸条件,但就智育与体育的考察来说,也应该突出政治。政治处的同志说:“考试只能看结果,不能说明原因;只能看成绩,不能说明思想。因此对成绩本身也要作具体的分析,要从实际出发。”老赵同志说:“看成绩要看整个成绩的总和,看其上升与下降的变化情况,而且还要分析变化的原因。”总之应该首先考察其愿不愿意刻苦钻研,为不为革命学习,能不能活学活用。“如果一个战士的学习是突出政治的,但由于一时身体不好,或其它原因造成成绩下降,那就不能以此取消他评为五好战士的资格。”体育的考察也是如此。一位后勤股的老同志说得好:“工农子女参加劳动多,身体肯定能吃苦耐劳,但也有的是由于经济条件差,从小营养不良,妨碍了正常的发育。例如我自己入伍时只穿最小号的军服,现在就穿大号的军服了。生活条件好了,也应该突出政治,从实际出发。”

三、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推荐与选拔是保证选好苗的措施

部队同志认为,推荐与选拔应该作为招生的基本方法,而且应该是领导与群众相结合,即采取工农兵代表与革命师生代表相结合,学校与地方相结合,推荐与考核相结合的办法进行挑选。同时他们还建议教育部门应抓三个环节:
1.从初中时期开始就要建立学生档案,作为考察一贯表现的凭据。
2.进行社会调查。由学校的革命干部、革命教员和革命小将组成三结合班子向社会作调查。
3.抓好必要的临场考试,即采取简易的考核办法,考察其活学活用的能力,作为智育的参考。老赵同志说:“智育还是要考察的,政治上好了,成绩太差也不宜于推荐。”老刘同志说:“都是二分,原子弹也造不出来。”

【资 料】

与崇明县、金山县部分贫下中农座谈纪要

座谈时间:1967年11月中旬
参加座谈对象:崇明县堡镇公社四大队,金山县吕巷公社前进大队等部分贫下中农。
在座谈过程中,他们以强烈的阶级感情,对旧的修正主义教育制度特别是招生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控诉,对今后高校招生工作如何面向工农兵等问题也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

一、贫下中农必须真正掌握“文权”

农村文化教育究竟为谁开门?培养哪一个阶级的接班人,这是教育战线上十七年来两条路线、两个阶级斗争的焦点。从金山、崇明两县调查来看,农村文化教育实际上不是面向广大贫下中农。如金山县吕巷公社反映:“前进大队2300多人中,只有一个大学生,五个高中生(包括高师生),高中毕业生不到30人,还有大量的学龄儿童未能上学。在贫下中农子弟中,文盲半文盲逐年增加,升初中、高中的越来越少。有的小队甚至一个会计也找不到,只好到外队去请一个。”崇明县堡镇公社反映:“过去读大学的成分一般都比较差,我们四大队有7000多人,有大学生11人,其中地富子弟2人;有一上中农曾当过伪保长,一家有三个孩子在读大学,而真正贫下中农子弟读大学仅有2人。”
农村中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分子以及他们的代理人——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却时时不忘与无产阶级争夺“文权”。崇明县堡镇公社的贫下中农反映: “地,富分子讥笑我们:‘三代不识字,好像养一圈猪’。他们的子女不要服兵役,父母为他们创造了很好的学习条件,而我们却往往不注意读书,认为‘不识字有饭吃,不识货才没有饭吃。’” 堡镇公社贫下中农还举了一个触目惊心的例子:有个恶霸伪保长的丫头(女儿)在政法学院毕业后,分配当法官。她的父亲在内蒙农场劳改期满时,写信给父亲,为他出主意:“你还是在内蒙留场的自由,回农村来要受群众管制的。”她通风报信,学习法律为她的反动父亲服务。金山县吕巷公社的贫下中农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已深刻的认识到,必须彻底批判和肃清“三自一包”、“物质剌激”、“工分挂帅”等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才能真正将无产阶级的文权牢牢掌握在广大贫下中农和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吕巷公社前进大队的贫下中农们说:“在62年前,我们还想送自己子女读书。但当62年农村中刮起一股‘三自一包、物质刺激、工分挂帅’的歪风后,又看到了一些于部下放农村劳动,因此产生了‘读了书还是要种田’,‘读书要花本钱,劳动还可挣工分’,‘不识字也能种田挣工分’等不正确思想。再加上学校中许多排斥工农子女的规章制度,所以自62 年来,造成贫下中农子弟入学、升学的人数逐年减少。”

二、旧的教育制度包括招生考试制度必须彻底砸烂

金山、崇明县的贫下中农普遍反映:旧教育学制太长,教育内容严重脱离实际,学了也无用。他们说:“农村儿童上学年龄都较大,再加上学制太长,读完高中已是廿多岁了,家庭经济负担也很大。”“教育内容严重脱离农村生产实际,高中生出来电灯装不来,马达线更不会接。现在年轻人不识字不行,读到小学毕业就足够了 ,只要能看看信,记记工分账就可以了。”
这两个县的贫下中农还反映:修正主义教育制度培养出来的青年,书读得越多,越看不起贫下中农,不愿在农村劳动。崇明县堡镇公社贫下中农说“队里来了两个高中生,评工分就摆不平了。他们理论一大套,队长也讲不过他们。”“高中生怕做‘十三级’干部(指锄头柄十三节)”,“有个66届高中毕业生最近参加劳动锻炼,因不知何时结束,竟说,‘这次劳动是无期徒刑’”。贫下中农还气愤地说:一个初中毕业生,竟然骂他当过长工的老贫农父亲:“你呆头呆脑,懂什么?”有些在农村参加劳动的知识青年,认为农村无出息,大材小用,想参军或到工厂去;有的不愿当队长和会计,认为当社员自由。
金山、崇明二县广大贫下中农怀着强烈的阶级感情说,必须彻底改革排斥贫下中农子女入学的一切旧的规章制度,包括旧的招生考试制度。他们认为旧的招生考试制度是向工农关门的办法。“过去的升学办法就是只看考试分数,不看政治表现和劳动。”“我们的子女都要参加生产劳动,家务劳动,读书回家还要喂猪,烧饭、带弟妹,有的上学还要跑很远的路,占去不少学习时间,因此在考试分数上常常不如城镇的学生。考试是向工农关门的办法。”
堡镇公社贫下中农还说:旧的招生考试制度是“二缺、二多、二靠”:“缺政治,缺阶级路线;剥削阶级子女升学的多,毕业后在科研机关掌握实权的多;升学靠个人考分本领,靠家长底子厚、经济条件好。”这种排斥贫下中农子女入学的旧考试制度一定要彻底改革。除此之外,广大贫下中农还控诉说:“过去学校不顾我们贫下中农子女具体困难,用年龄、留级、收学费等不合理规定来限制我们。有一年由于年龄超过规定,被迫退出学校的在学学生就很多。”“有的贫下中农子女因参加劳动较多,考试不及格就要留级。也有的一次、两次被留级,年龄也大了,就不好意思再去上学了。”“我们如果欠了学费,教师就会天天向学生讨。有一次教师来讨学费,我实在无法,只好说‘让我把猪卖了就缴学费’,结果教师从此见了学生就天天问:‘你爸爸养的猪卖了没有?’这样天天讨,小孩就不肯再去上学了 。”

三、建议用推荐和选拔相结合的办法,大量招收工农子女入高等学校

广大贫下中农建议在推荐和选拔过程中,要做到两个三结合,即:“在推荐和选拔中,要学校和农村(公社、大队)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学校由革命师生、干部、工人三结合,农村由大队贫下中农造反派战士、干部、民兵三结合。”具体推荐办法可“由生产队、大队初歩推荐,公社审查、县级机关负责政策捡查和平衡。”“采用类似义务兵役制的办法,集体讨论,民主推荐,好中选好,按照党的阶级路线:看成分,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他们还建议“学生每人写自我鉴定,主动征求群众意见。”
对如何做好推荐选拔工作,广大贫下中农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他们说:“要提倡以斗私批修为纲,做到:‘同学互让,家长互让,干部互让’。”“要看学生的一贯表现,又特别要看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并且要看学生在家的表现。有的学生在校表现很好,但回家不爱劳动,架子很大,这种人就不能推荐。”“要废除招生中重城镇、轻农村的现象,招生应该面向农村,面向工农兵。”“应多招收经过阶级斗争、生产劳动锻炼及在部队中锻炼过的青年入学,家庭经济确有困难的应给予补助。”

【资 料】

金山县吕巷中学部分教师对高校招生的意见

吕巷中学是金山县的一所完全中学,共有学生四百余人。现在教师中已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学生两派组织也实现了革命大联合。但思想上的联合还要进一步巩固。看!吕巷中学部分革命教师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控诉!

一、贫下中农子弟上髙中的人数极少

吕巷中学虽然设在农村集镇,但进入高中、初中上学的,城镇人口占绝大多数,贫下中农子弟非常少。1966年应届毕业生44人中,贫下中农子弟只有 9人。高二班级学生中贫下中农子弟更少。全班40个学生中,只有2个贫下中农子弟。
贫下中农子弟不仅读高中的是少数,读初中的也不多。吕巷中学1964年初中毕业生43人中,贫下中家子弟9人,只占20%;1965年初中毕业生53人中,贫下中农子弟6人,占11.2%;1966年初毕业生88人中,贫下中农子弟13人,占14.7%。
农村中学为什么贫下中农子弟入学这样少呢?这是一场十分尖锐复杂的两条教育路线的斗争,是各级教育部门内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推行刘、邓、陆、杨一套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恶果。

二、 卡住年龄关,大批排斥贫下中农子弟

1962年,市有关教育部门曾规定初中学生农村户口凡满16岁的都要退学,还美其名曰:“不得侵占农村劳动力”。就在这根修正主义大棒的挥舞下,一批就退掉了四十多个贫下中农子弟。当时的学生会主席、团支部书记×××离初中毕业还有一个月,经过学校领导再三动员,以团员必须带头退学的“帽子”压人,这位同学只能含泪离开学校。广大贫下中农心灰意懒地说:“我们贫下中农子弟反正念不下去,何必读初中呢?”
三、卡住升学关,又排斥了一批贫下中农子弟

少数贫下中农子弟好容易读到初中毕业,要升高中十分困难。因为要看统考成绩,一般贫下中攻子弟家务劳动重,复习时间少,考不过那些城镇学生,特别考不过地富子弟,这样又排斥了一批。吕巷中学1964、1965两届初中毕业生贫下中农子弟15人,升入高中的只有七人,占46%,而这两届毕业生中的地富子女6人,却有5人升入高中,占83 %。
经过层层排斥,升入高中,又能读到毕业的贫下中农子弟已经很少、很少了,再经过封建科举式的全国统考,升大学的更是寥寥无几。最突出的是1962年,高考只取了两人,而这两人都是本人政治上表现不大好的,其中有一学生的父亲还是个右派分子。
吕巷中学部分革命教师对高校招生工作的意见:

一、 坚决废除高考制度

革命教师控诉、批判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后,纷纷提出一定要坚决废除高考制度。这种考试制度完全是摧残青年,引导青年走只专不红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道路。有的教师说:“同学中流传着一些话,如‘平常无所谓,比苗头就在高考’;又如,‘高考硬碰硬靠分数录取’,‘三年努力在于高考拼一拼,拼不上一生就完了。’这些都说明,在封建科举式的高考制度下招进来的学生,只能有利于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而不利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一定要坚决砸烂髙考制度。
二、建议釆取推荐和选拔相结合的招生办法

推荐的具体做法:可由学校革命学生、革命教师、革命干部组成三结合推荐机构。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推荐那些德、智、体较好的,家庭出身也好的学生升入高等学校。推荐时,还应该征求学生所在大队贫下中农、党组织、革命群众组织的意见。
德、智、体三方面标准如何具体掌握?
“德育”方面标准应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愿意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革命青年”。衡量一个青年“德”的情况,可以釆取四大民主,充分发动学生、教师议论、评定。同时也需要有—份内部政治审查材料。搞政治审查材料的干部,一定要选择那些真正是群众信得过的好干部。
对于“智育”标准的考察,一定不能采取考试或变相考试的办法来测定。主要看学生平时学习成绩、学习态度、活学活用能力,方法可以由群众公议。因为那一个学生学得怎么样,群众是最了解的。特别是对高中毕业生,更不需用考试办法,因为他们已经高中毕业,这就说明已有一定的“智育”水平了。“体育”方面,除了健康检查外,还要走群众路线,因为有些病医生一时难以看出,而群众倒可能是了解的。
十六条指出:“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资 料】

关于旧的高考招生制度调查报告
——和格致中学毕业班部分师生及参加招生工作人员座谈纪要

毛主席教导我们:“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可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妄想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疯狂地对抗毛主席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教导, 极力把青年引向修正主义。他伙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之流,十七年来控制了教育大权,在教育界中搬弄修、资、洋、古一套,大肆宣扬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黑货,犯了滔天罪行。
高校招生这一环是培养什么人的重要一环。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青年的重要一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要把青年培养成为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而中国的赫鲁晓夫则要把青年培养为资产阶级接班人。于是就在这重要的一环上,设置重重障碍,迫害工农子女。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旧招生工作的实质吧!

一、旧招生工作贯彻了一条“智育第一”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高等院校招生制度中规定考生符合一定的政治标准、业务标准才能录取,但实际上业务是唯一的标准。政治上的要求是极低的,招生委员会是根据学生所在学校品德评语,或是当地居委会来审查的,马虎大意,一分钟审查一个人。实际上政治只看班主任评语,而班主任的评语是怎样写的呢?上级领导曾指出,这是关系到人家的终身,一般不要写得太严重,不是非常重大的问题不要写,否则会影响人家的升学。各校为了追求升学率,在政治标准上也往往弄虚作假。正如一个班主任讲得好,品德评语是狗皮膏药,张三的品德评语也可能是李四的,反正人人都是一样。对教师来说,总想让自己的学生通得过,不影响同学前途。同时还怕写得不好,同学要来无理取闹。因此就将严肃的政治审核标准沦为庸俗的情面工作。健康标准更没有什么好谈的了,反正不生肺病和无残疾的都可通过。所以旧招生工作唯一的录取标准就是业务了。在业务上采取了按分数的分数录取法,只要考了“高分”,录取的可能就很大。招生委员会可以施加种种压力,让各校先将“高分”的同学录取。这个学校挤不上,可以马上转到另一个学校去录取。只要业务好并考了“高分”的同学就能升学,而对于考“低分”的业务差的同学,哪怕政治条件再好,也无济于事。例如有一年同济到江西招生,按规定要60分以上才能录取。后来选了三个政治上较好但考分仅是52分的同学,招生委员会就是不让取走,后经交涉才罢休。
旧招生工作中推行的“智育第一”的标准和“分档录取”的办法,完完全全是一条修正主义的招生路线。让我们看看这个标准,这套办法究竟为谁服务,对谁有利?
不可否认,就目前来说,剥削阶级的子女成绩是比较好的。因为他们的条件好,在家有保姆侍候,在校有老师的特殊辅导,从不参加劳动,因而有大量的时间从事于学习。可是恰恰相反,工农子女特别是农村的中学生,一般基础较差,条件也不好,在学校备受歧视,在家则家务劳动重,自学的时间也少,因此学习成绩势必不如剥削阶级出身的子女好。所以“智育第一”的标准,“分档录取”的办法实质是把大量的工农子女排斥在大学校门外,为剥削阶级子女大开方便之门。在广大的青年中鼓吹业务挂帅,与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格致中学的老师气愤地揭发了下列这些事实:62年在升学率较高的格致中学有两个班级,一个班级的工农同学占70%,而录取大学的仅是两名。另一个班级非工农家庭出身的同学占70%,而录取的却是全班级的70%。又如有一个获得区数学竞赛第八名的学生,品德恶劣,被录取在复旦大学,结果第二年就成了右派。62年又有一个学生王××,该生政治上反动,但高考分数高,复旦就特地打电话来问格致,说要录取他,经格致坚决反对才未取。学生××在学校内有很多反动观点,对党的方针政策处处不满,但62年,录取于北大法律系。尽管当时格致中学曾对此提出意见,仍因高分而录取了。后来该生更加发展到目中无人,终因政治上不及格而被勒令退学了。
这些事实是多么触目惊心啊!由此就可看出我们的大学究竟为谁开门,为谁开绿灯!

二、旧招生工作宣扬了一套“升学第一”“唯有读书高”的封建剥削阶级思想

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同陆定一、杨西光之流,在旧招生工作中,除了积极制订了一套修正主义招生制度外,还作了大量的口头黑指示,制造了种种社会黑舆论,采用了许多恶劣措施,来宣扬“升学第一”、“唯有读书高”的封建剥削阶级思想,毒害广大的青年,请看下列事实:
1. 64年杨西光下令说服动员学生先考大学,然后服从国家分配,并发给各校一份介绍动员学生考大学的经验。并拿出国家要你升学就100%升学等命令,于是各校都采取了各种措施压制赴疆学生。什么不宣传,不鼓动,不树立(去疆学生)标兵等等,极力在学生中宣扬入大学是高级的。
2.各区及市都有重点中学,而什么是重点中学呢?其特点只有一个:升学率高。这本身也是对学生一个坏的教育:“升学才是中学生的正路”。
3.每年高考结束后,就评各校质量高低。其唯一标准,即是以“升学率”的高低来衡量。例如64年育才中学有五个高二学生也考取了大学,就大肆宣传。这也就是告诉了大家,读高中就是为了考大学,只要业务上能行,“不念完高中也可以”。
类似的措施和舆论是不胜枚举的,例如开校友会让“第一流大学”的同学来介绍,吹嘘自己的大学,并动员考自己的大学,组织学生参观大学的设备等等。
上述种种制度,无一不是在宣扬着“升学第一”的思想。读高中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升大学”。高中学生只有一个好出路,也就是升大学。从校长到教师,从教师到学生,头脑中都中了“唯有读书高”的封建剥削阶级思想的流毒。格致中学一个原党支部副书记沉痛地说:“以前认为学生毕业了,考不取大学对不起国家,自己也未尽到责任,感到抬不起头来。”一个教师也说:“以前教师压力也很大,升学率低,说明教师没本事。”他举了个例,有一年校长对他讲:“××年初三百分之百入学,今年看你的了”。这样教师感到压力很大。62年格致有一班因为全班第一批无一个录取,班主任痛哭流涕,几天吃不下饭。学生更认为自己考不取大学而难为情,怕见人。在校内,成绩不好的也抬不起头来。一般考取第一流大学的同学经常回母校。而考取在较差的大学和参加工作的同学,根本不敢回母校。这就是中国赫鲁晓夫在招生工作中鼓吹“唯有读书高”的封建剥削阶级思想对广大青年学生和教师在精神上的毒害。
不仅如此,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各校为了保证自己学校有较高的升学率,还采取了种种错误的措施,其中尤为突出的一个是毕业复习、分类复习、因材施教。他们除了按考生的志愿不同分类外,对同一类学生也按成绩好坏分类。把平时成绩好的学生分在一班,并配备好的教师, 美其名曰为了“拔尖”,而对平时成绩差的同学(其中大部分为工农同学)也分成一班,教师就只好差一点了,要求也低了。这样,当然工农同学升学率更加下降了。格致中学62年一个工农同学占70%班级,仅有三个工农同学录取大学,其原因就在这里。由此可见,中国赫鲁晓夫之流鼓吹的“升学第一”,封建剥削阶级“唯有读书高”的思想不仅毒害了广大的青年,而且也是明目张胆地歧视、排挤工农同学。

三、旧招生工作鼓吹了一条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白专道路

中国的赫鲁晓夫伙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着我们的学校,独霸招生大权。他们从各方面,用种种方法来鼓吹青年走白专道路,灌输一套资产阶级成名成家的思想;只要有一技之长,就可拔尖升入大学,以此来腐蚀广大的青年学生。试看下列事实:
1.各高校在考前都到处宣传动员中学生去考自己的学校,吹嘘自己学校如何好(招生广告尤为明显)。清华、北大每年都来格致,通过行政、党支部来招,教师就设法动员,甚至在上课时也把同学叫出来(成绩好的)动员。同学自然心中有数,这样在同学中造成极坏影响,只要成绩好,就可以上大学,因为来招生的人说:“同学思想不太好,以后可以教育”。如复旦苏步青每年总要来说:“老×,拣数学好的送几个来。”就这样,只专不红的人都升入了高校。
2.各高校为了本校种种利益,也不择手段,弄虚作假到各中学招生。有的学校要体育好的,要打球的,有的学校要文娱好的,有的学校要漂亮的……凡此种种,在未毕业前就去各校物色人才。在上体育课时,躲在楼上看运动员;做广播操时,来挑舞蹈演员;上课时,到教室一个个看相貌(电影学校来招生)。一旦看中,学生终身就定, 不管德、智、体到底怎样。如交大第一天录取了—个同学张××,第二天就代表交大在南巿区参加比赛。其中奥妙,谁都知道。这样不仅招收了一些思想不好的学生,而且还在同学中造成了只要有一专之长,就可以入大学的错误思想。还应提一句,这种文体专长的人,由于种种原因工农子弟是较少的。
3.市内的老爷还规定数学竞赛中前三名可任选一高校,不管其政治条件。这样明显鼓励学生只专不红,许多只专不红的学生从此渠道也流入高校。格致中学一个同学考了全市第二名,去复旦后成了惯偷。
上述这些,充分说明了中国赫鲁晓夫及其爪牙的狼子野心。他们不遗余力地在青年中灌输资产阶级成名成家的毒素,鼓吹广大青年走白专的道路,其目的是拆社会主义的墙脚,向我们无产阶级争夺青年一代接班人,我们决不能等闲视之。

四、旧招生工作的实质是突出资产阶级政治,挑选和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可是旧的招生工作完全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现在让我们看看,中国赫鲁晓夫之流在学校中是怎样搞德、智、体的呢?
1.德: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考虑个人利益还是考虑国家利益,这是德的一个标准。而在刘、邓毒害下,到毕业时,平时学习的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等一套都不要了。为了要考入大学,品德评语上写得不好,可以跟班主任大吵。为了考取大学,高三时三大革命运动全可以不搞,毕业班学生一律不当干部。同时减少政治活动,减少社会工作,减少劳动,什么游行、集会、纠察、接待外宾都可不管。三夏劳动本来要在三夏,可是为了不“妨碍”高考复习,提前一个月,到四月份下乡,结果没事干而回来。62年有几百个人服兵役身体合格,其中一个是团支书,后来再三动员也不去,考取了大学(交大)。有一个团支书,未考取大学,分配在米店了不愿去,甚至有人取在合肥一大学,也心中不满意,不想去。这哪里还以国家的需要为重啊!
此外还有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填志愿表。学生都知道志愿表填得好坏是有关入学的大事,由于名利思想大泛滥,各人施下投机技巧,这可忙坏了班主任。一个班主任说得好,这几乎是摆测字摊,指导投机,全力以赴。鼓励学习好的同学填重点大学,劝阻学习差的同学填一般学校。为了填写一个适合的大学,以便保证录取,但又不要太差,真是绞尽脑汁。
2.智:由于念高中为了考大学,使得一切教育活动围着髙考这一指挥棒转,严重束缚了青年学生智育的发展。特别显著的是高三下学期的毕业复习,完全是指导同学猜高校考题投机的复习。热衷于一些死背教条,提出“滚瓜烂熟,对答如流”,提倡做难题,就是忘记了毛主席提出的理论联系实际,忘记了主席提出的少而精。结果把同学精力,限制在死背一些认为高考有用的条条,有的为了提早复习,压缩原来的学时,而削弱了基本技巧的训练。如有一学期,本来准备上课到十四周,后来听说上海中学全学期都复习了,就连忙把课程压缩到第五周结束,以便腾出时间来练习猜题投机的本领。
另外,教育局每年高考结束总要开一系列会议,什么质量分析会,升学率高的学校经验介绍会等等,反正升学率高就好,低了就批评。下一学期的教学就根据这一学期高考存在的问题来“改进”。如:有的语文教师都是去参加了阅卷,看到规定评分标准为技巧占70%,后来回校后狠抓技巧,不管思想内容。根本不是根据毛主席的教育思想来改进教学。这就根本束缚了教师与学生的创造力,使他们不能去考虑怎样理论联系实际,真正掌握知识。因为这样,按少而精去改,搞理论联系实际,高考就通不过,就不好。结果把学生培养成只懂教条。由于追求升学率,格致中学一定要老“权威”把好三关,一般青年教师不能上马,严重束缚了青年教师的发展提高。由于追求升学率,该校教师之间、教研组之间都搞本位主义,大量布置作业来争时间。有些教师提出宁愿检讨,也不肯放过时间,这样繁重的负担,摧残了同学的健康。有些班主任为了自己班的加强辅导,连别班的课也无心去教。这些都严重地影响了学校教育秩序的正常进行。
3.体:由于高校招生在体育上要求不严,因此学校也不以学生身体为重。不顾毛主席的 “身体第一”的指示,狠抓学习,摧残同学身体。特别是毕业班,上面讲过的老师之间争时间累坏了学生。另外,劳动、政治活动、体育活动都停止,狠抓“滚瓜烂熟,对答如流”,使体质下降。一个老师沉痛地说:“我们学校是近视眼加工厂,一点也不假。”历年来,该校学生当兵及格的极少,能当空军的一个也没有,这就是极好的证明……
由此可见,学校中一切都是为了高考服务,从学校到学生都围着高考团团转。校领导怕升学率低、损害学校名誉,教师怕自己班升学率低而抬不起头来,学生更怕考不取大学而担心自己的前途。因此,从高一到高三,都钻在业务堆中专心致志于考大学。这样就使青年脱离了三大革命运动,根本谈不到德、智、体的全面发展,当然更谈不上是一个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了。这样也就必然是突出资产阶级政治,挑选和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
上面所述,仅是格致中学革命师生控诉的旧招生工作的部分罪行。但就是从这里,也不难看到中国赫鲁晓夫之流在旧招生制度上犯下的滔天罪行!他们在旧招生工作中贯彻的是一条“智育第一”的修正主义招生路线,宣扬的是一套“升学第一”的封建剥削阶级思想,鼓吹的是一条资产阶级成名成家的白专道路。他们在旧招生工作中突出的是资产阶级政治,挑选的是资产阶级接班人。我们必须彻底肃清这些流毒,让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占领招生阵地,将挑选和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大权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手中。
力二金猴奋战斗组
【资 料】

济南军区有关招生问题的座谈纪要

时间:1968年1月20日 地点:山东济南军区、
接待人:济南军区司令部军务部XXX
济南军区司令部动员部XXX

(一)关于征兵
今年征兵年龄为18周岁到22周岁,兵役期缩短为二年。主要使更多的青年得到军事锻炼,同时使解放军的优良传统播及全国。在城市中要征一定量的高、初中毕业生,但从全国来看、从山东全省来看,主要面向农村。
如今征兵最小年龄18周岁是否太大了些?以后是否能改为16 或17周岁?其实年龄小的还是可以的。这样服役二年出来后进入大学,那就更好了。
(二)关于招收现役军人还是复员军人?怎样招收?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山东军区也搞过有关高校招生的几个问题:
1.在1964年山东省高校也曾向军队招生,要招收服役二年半的解放军战士入学,我们花了很大的力量,从全军中挑选出100多名高中程度的解放军,结果经过考试后,被录取大学的寥寥无几。这样向现役军人招生波动面较大。现在看来还是向复员军人招生较好。
2.过去不知哪一年的升学条例是有过这样一条,在农村中的复员军人可以优先录取,但是还要经过高考。这样文化程度要求高,农村中的复员军人就给卡住了。所以说优先录取还是空话,这一套完全不是向工农兵开门的。
你们向工农兵招生,不进行考试,实行推荐和选拔的办法,方向对头,符合毛泽东思想,我们坚决支持。
山东军区总共有复员军人××万,他们的政治觉悟是相当高的,所以招生的来源没有什么问题的。
(三)关于文化程度、年龄和推荐条件
在山东地区复员军人中,高小程度占 60—70 %,初中程度占15—20%,高中程度的较少,文盲约占3—5%。68年将复员一批,政治质量好,文化程度与历届的差不多。现役和复员军人中,农村中来的,高小程度多些,这部分数量约占一半以上。城镇中来的初中程度的多些,这部分数量较少。
今年复员的,年龄在25岁以下的不多,除64年入伍的一些外,大部分是27—28岁。所以推荐的入学年龄是否可放宽些?最好就在27—28岁,当然年龄再大也不合适了。
(四)关于招生日期和业务对口的问题
招生日期是否还要像过去7—8月份招收,因为军队中的复员工作都在每年的第一季度进行。如果可能的话,让高校的招生和军队的复员工作结合一起进行,那就更好了。适当的业务对口也是必要的, 因为部队里还有工程兵种,这个问题也要考虑。
(五)怎样推荐和在军内是否成立招生机构问题
在部队里推荐工作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军队内部每年都要总评,战士评五好,连队评四好,如果让推荐和总评相结合起来,不是解决问题了吗?军队里不必成立招生机构,因为军队里各级领导机关都是健全的,这个任务由各级政治机关负责就行了。走群众路线,领导和群众相结合。
(六)关于待遇问题
在军队里,战士的伙食费是15元,津贴第一年每月 6元,以后逐年增加到8元。进大学后,除国家供给伙食费外,每月给几元钱津贴就可以了。解放军复员后进大学,也不能一律享受这样的待遇,应该与工人、贫下中农子女进大学的一样待遇。这样,比在军队里是差一些,但比回农村略强一些。待遇问题是不大的,复员的解放军战士会有这个觉悟,会正确对待的。

【资 料】
关于招生问题走访国家计委

第一次座谈
时间:一九六八年元月五日
地点:国家计委
接待人:教育处长王XX

(一)招生规模
原来全国的招生规模大致是××万人左右,60年最高的达××万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促进了国民经济大发展,现在已看到了大跃进的苗头,农业上大丰收可以肯定这个大跃进比58年大得多。文教战线也必然会大跃进,大发展。目前,表面上来看,似乎招生十多万过多了,但根据毛主席的三个面向,肯定不够,再增加十万也不够,何况66、67年又没招。但是第一步由于各校的斗批改任务较重,不能招得太多,总数目不低于65年的招生教,维持现有水平(按:各学校根据本校具体性质,专业设置酌情确定招生人数),有了经验再发展。但有一点是统一的,工农兵逐年增加,具体多少应因地制宜。
招生第一步可不考虑专业,先招进来再讲,学了一年再分专业。招生时要考虑专业的设置和发展,有一些专业摸不清的暂时不招,需要多的可以大招。这样可以大招,决定招生人数,便于控制,例如医学可以多招。
(二)招生业务水平
根据不同专业确定招生的业务水平。理科可能业务水平要高一些;某些工科专业可能需要数理化多些;有些专业未必招高中水平,一般工科,文科,医科、农科水平可低一些,学农、学医中小学即可。
(三)招生对象
根据主席教导应向工农兵开门,所以招生对象应是劳动知识青年。毛主席教育思想得到贯彻后,劳动的知识青年多了,以后学制改革后应该是毕业后到工农业战线上劳动锻炼,再从里面进行推荐和选拔。向工农兵开门招生,这是方向问题。
现在过渡时期,主要考虑这方向问题,也要考虑社会上高中毕业生安置问题。一下全部改招工农兵有困难,但可以考虑一定的工农兵比例。具体的可根据地方的实际情况而定,但这个比例应逐年增加。争取在最近几年内,过渡到全部招收在职工农兵。
(四)招生的几点意见
1.67年大学招生,中央应有原则性指示,大学招生不同于中小学。中小学地方管,大学国家计委统一安排,所谓国家指标就是国家的招生和毕业总数。上海市高教局革委会招生组委托我们征询:上海的招生来源是否可以自行解决的问题,上海解决上海招生是行不通的。但对我们提出的学校招生如有先后,是否可以考虑在本地区和有条件的一些省挂钩解决,中央再来解决平衡,如我校在山东、上海等地招,对其它学校则可考虑该校所在地区和另一些省挂钩。对试点招生的个别学校,这个意见可以考虑。总之,不能单往上面要指示,下面要主动搞。对我校这次来京向中央汇报招生问题,这也是对中央各部提出了新问题,而这个新问题是提得及时的,促进中央对此问题的重视。
2.对工校兵入学工资处理问题
你们还需要吸收基层单位和群众的意见,进一步向上反映,我们很想听听基层意见。
3.专业调整不能简单化,砸烂好办;大批判难,对有问题的专业,可以暂时缓招,先搞一个时间的斗、批、改再说。
4.根据元旦社论要求:“全面规划,典型试验相结合”,可以搞试点招生,不影响全局。
(五)国家计委向我们提出的问题,需作进一步考虑
1.招生问题中时间应有统一规定,可根据具体情况而定,由于各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不平衡,各校教育革命开展亦有先有后,所以招生可能有先后,但也要有统一考虑,一般学校66、67年毕业生没分配,就不能招进来,66届分配掉的学校如有条件是否考虑,例如在第一季度有否可能。
2.66、67、68年怎样招生,要继续考虑。66、67年合在一起招,还是分两次招?如分两次招,时间间隔怎样考虑?
3.目前各地均在征兵,有些地方已将高中毕业生安置工农兵生产,若今后要招收部分应届毕业生,这些关系如何处理?需要认真考虑。
4.招收解放军是向现役军人招生呢?还是向复员军人招生?

 第二次座谈
 时间:六八年元月八日
 地点:国家计委 
 首先由山东省革委会宣传部文教组杨XX 同志反映山东有关招生的若干问题

  1.基本上与同济大学的招生方案初步设想的意见一致。
  2.在过渡时期招生是否还要强调全国统一。自中央10月14日六条意见下达后,各大学的招生工作都在等待。现在山东省看来还是有条件招生的,中央对招生问题没有明确指示,则我们就是要等待下去了,这样可能会影响学校的教育革命。
  3.招生时间与高中毕业的安置有密切关系,现山东正着手于高中毕业生的安置工作,如招生问题不及时提出,则高中毕业生的安置有一定困难,安置好了高中毕业生后,再提招生问题就可能更麻烦了。
4.招生对象以后肯定从工农兵中推荐和选拔,在过渡时期同意同济大学的意见,但是不同性质的学校可以招收不同类型的学生,例如在工农兵与应届毕业生的比例、学生的文化程度水平等等方面,不要太强求一律,视具体学校的性质而定。 
同济大学学制改革组
一九六八年元月二十日

【资 料】

同济大学招生方案
(讨论稿)

毛主席教导我们:“只有破坏旧的腐朽的东西,才能建设新的健全的东西。”
旧高校招生大权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所把持,实行了一整套修正主义的招生考试制度,专了我们无产阶级的政,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所以必须把它彻底砸烂!彻底埋葬!
我们根据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在彻底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招生考试制度和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我校1968年招生方案如下:

一、 指导思想

高等学校的招生是关系到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接班入的重要大事。必须髙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用毛泽东思想统帅招生工作,坚决贯彻党的阶级路线,必须确保“工农及其子女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治问题。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全面胜利的今天,必须结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的现象,将挑选和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大权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
挑选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必须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坚持“政治第一”、“政治统帅业务”,反对业务挂帅和重业务轻政治的资产阶级观点,彻底废除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所推行的“智育第一”的招行制度。采取推荐和选拔相结合的崭新的招生制度。
毛主席教导我们: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要经过同旧事物的严重斗争才能实现。招生制度的改革,是教育战线上的大革命,也是一场灭资兴无的社会革命。我们必须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搞群众运动。以斗私批修为纲,彻底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招生制度,肃清其流毒,粉碎一切阶级敌人的破坏,冲破一切旧的习惯势力的重重阻碍,为建立一个闪耀着毛泽东思想光芒的招生制度而奋斗!

二、 培养目标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我校培养的人,必须是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努力学习最高指示,坚决执行最高指示,热情宣传最高指示,勇敢捍卫最高指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必须是全心全意、完全彻底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的忠实勤务员;必须是与广大工农兵同呼吸共命运的普通劳动者;必须是体魄健壮、朝气蓬勃,能吃大苦耐大劳,平时能生产,战时能打仗的普通一兵;必须是永葆革命青春、富有革命造反精神的闯将。
在智育方面,要求初步掌握其本专业的基本知识和生产实践的能力,对工程问题具备调查研究的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招生对象
   
毛主席说:“这里一切文化教育机关,是操在工农劳苦群众的手里,工农及其子女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又说:“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
  我校招生必须贯彻党的阶级路线,首先向工农兵开门。从工厂、农村、部队等单位挑选一批经过三大革命运动实践锻炼和考察的优秀工农兵入学。
在目前情况下,除招收工农兵外,还需要招收一批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表现较好的1966年应届高中毕业生。
今年招生对象是:
(一)具有二年以上工龄的厂矿、企业单位的在职工人;
(二)现在农村(包括农场)参加二年以上生产劳动的贫下中农子女及其他革命劳动知识青年;
(三)一九六八年的退伍军人;
(四)参加四年以上革命工作的在职干部(包括中、小学革命教师);
(五)一九六六年应届高中毕业生。
招生必须贯彻毛主席的指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的。应该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在招生过程中,优先招收工农兵。同时招收一部分1965年应届高中毕业生(不超过新生总数的70%)。

四、推荐与选拔标准

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与业务、政治与军事、政治与经济、政治与技术的关系,政治总是第一,政治总是统帅,政治总是头,政治总是率领军事,率领经济,率领业务,率领技术的。
(一)政治思想
必须坚决贯彻党的阶级路线,(即:第一有成分论,第二不唯成分论,第三,重在政治表现)。对于工人、贫下中农、退伍军人及其子女,本人政治表现好的,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闯将,应优先推荐和选拔。工农兵及其子女在数量上必须占优势。
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和社会关系复杂的,必须严格审查。对于那些经过三大革命运动(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考察,证明能与家庭划清界限的,政治上有突出表现者,也可以推荐和选拔)。
录取者要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能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能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在文化大革命中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敢于革命,敢于造反,敢于斗私批修。
(二)文化程度
除1966年应届高中毕业生外,一般应具有初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
(三)身体条件
经指定卫生部门检查合格者。
(四)入学年龄
一般在三十周岁以下,有特殊贡献者不限。

五、招生地区

由于全国各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不平衡,在目前立即实行全国性统一招生有些困难。因此,我校招生地区首先考虑已成立革委会的有关省市和单位(上海、山东、江西和贵州等地)。

六、招生方法

毛主席说: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坚决废除封建科举式的招生考试制度,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方法,即在工厂、农村人民公社、部队团以上单位、企业、事业单位及中学等,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进行推荐,我校再从中选拔。
高中毕业生。应就本人的一贯思想表现,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平时的学习态度,理论联系实际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身体健康状况做出自我评定。由本单位师生和革命干部讨论评定,做出德、智、体三方面的评语,作为推荐的依据。评语必须征求学生所在地区的组织(包括现在劳动单位)和革命群众的意见。
推荐的工农兵,本人不做自我鉴定。由推荐单位采取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方法对推荐对象各方面的情况作书面介绍。
基层单位推荐名额必须稍多于选拔名额,推荐和选拔工作人员一定要毛泽东思想挂帅,坚持无产阶级的党性,坚持打倒小资产阶级派性。必须坚决彻底地杜绝“开后门”的现象。

七、组织机构

列宁教导我们: “政权在哪一个阶级手里,这一点决定一切。”招生工作必须保证党的绝对领导。在市革会招生委员会领导下,我校成立由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革命的领导干部组成的招生工作组。其成员有校党核心小组人员(或校革会副主任),各系招生小组负责人,工人,解放军等。下设办公室、组织组和政宣组。
各系相应成立招生小组。

八、招生打划

由于教育革命正在进行中,有些专业是否要办下去,尚未确定,所以我校今年暂按系招生。
各系招生人数可参照1964年和1965年招生的平均数。
全校招生人约1000名。

九、其 他

学习年限:入学新生学制按“五七公社设想方案”,暂定为三年。
学员待遇:工农兵入学后的待遇,根据中央有关规定办理。
招生时间: 我校招生时间自四月份开始。

同济大学革命委员会招生工作筹备组
1968年3月

以上资料均选自《学制改革》第6期(1968年)
同济大学革命委员会《学制改革》编辑组编
编辑组地点:同济大学胜利楼112室


【资 料】

触目惊心的复辟

一、吹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打击工农干部、学生

交大旧党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余仁、张华、邓旭初、范祖德之流,为了达到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大肆鼓吹什么“老交大传统”,胡说什么“老交大,老就老在老教师开课方面”,“老交大基础课好”,叫嚷“交大必须继承老交大传统”等等。在这个烟幕下,他们大肆吹捧资产阶级“权威”,把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捧上了天。他们给这些反动“权威”种种特权,为教授配备助手,并且助手要“好用”,“不便随意调动”。为了拍这些“权威”的马屁,余仁之流还特地为这些臭“权威”拜年祝寿。余仁这个老混蛋为了照顾周志宏的个人兴趣,竟不顾国家计划,抵制国防科委要七系某专业下马的决定。尤其不能令人容忍的是,资产阶级“学者”,原一系系主任李永庆死了,交大黑党委竟组织党委书记、总支书记一直到学生的大队人马,为其号哭送葬,甘心情愿充当了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与此相反,余仁之流对于广大工农干部,使尽了打击、迫害、排挤等卑鄙手腕。如:现一系办公室主任田修同志,是一个工农干部。他工作任劳任怨,踏踏实实。但他进交大十五年,工作竟被调动二十余次,工资也一直没有调整过。复员转业军人是交大革命左派队伍中的骨干力量,而校黑党委把他们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一批批地把他们赶出校门。59年我校调来390名复员军人,这些人大都是工农子弟,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他们觉悟高,干劲足,但是余仁、张华、邓旭初等眼里,他们没有“权威”吃得开,没有“教授”们的水平高,因此他们来校后像工具一样地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任意使用。今天调去挖挖土,明天调去烧烧饭,东调西调。最后,到了62年,余仁之流觉得这些人已成为他们的“包袱”了,于是一声令下,全部离校。有些同志不肯走,他们就污蔑这些同志“光吃饭不干事”,“像菩萨一样供着”等等,十分恶毒。结果,全部被他们赶出校门,真是卑鄙之极!
交大黑党委如此狂热地吹捧资产阶级“权威”,如此疯狂地排挤、打击、迫害工农干部复转军人,这难道是偶然的吗?根本不是!“世界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余仁、张华、邓旭初、范祖德等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爱和憎,表明了他们和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是一丘之貉。他们鼓吹的“老交大传统”,实际上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交大结的一只苦瓜。所谓“老交大传统”,实际上是“教授治校”的翻版;余仁之流就是打着发扬“老交大传统”的幌子,行复辟资本主义之实。

二、阴谋篡权,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政权,就丧失了一切。人们可以对余仁之流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举出一千条一万条的罪行来,但根本一条就是他们阴谋篡权,对广大革命师生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修正主义教育黑纲领《高教六十条》出笼以后,他们为资产阶级的“一长制领导”“教授治校”的时机已到,于是就公开叫嚣反对党的领导,勾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一大批牛鬼蛇神塞进了校务委员会,掌握了招生、分配、教学、行政的大权,让这批混蛋们骑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
更露骨的是,《高教六十条》下达之后,交大黑党委亲自制订了《交大十七条》,两者比较起来,后者更有发展,甚至给予校务委员会任免大权。人们不禁要问,难道我们社会主义大学的人事任免大权要由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来掌握吗?难道无产阶级要由资产阶级来领导吗?
与此同时,一大批漏网右派、牛鬼蛇神被捧上副校长、系主任、教研室主任等领导的宝座。据不完全统计,在担任各系系主任、教研室主任、副主任的186人中,教授占了20.1%,讲师占45.7%。其中出身于剥削阶级的占46.2%,而出身于工人、贫下中农的仅占9.1%,教育大权究竟在谁手里,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余仁之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说:“系主任、教研室主任要业务上有一套的人担任,这样才能压得住阵”。在他们的庇护下,漏网大右派陈石英被捧上了校长的宝座,资本家李太云被捧上了八系系主任的宝座;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程福秀,被捧上了六系系主任的宝座;大右派莫善祥摘掉帽子后立即提升为教研组主任,六四年还通报全校表扬……。这批牛鬼蛇神上台后确实为余仁、张华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压了阵,维护了反革命修正主义统治。

三、培养了资产阶级接班人

培养哪个阶级的接班人,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的大事。毛主席说:“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而交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余仁、张华、邓旭初、范祖德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根本无视毛主席的伟大指示,把培养接班人的大权拱手让给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这批坏家伙对新生力量与又红又专的人才拼命压制、打击。余仁这个老混蛋采取“卡两头”的卑鄙方法,胡说什么“讲师以上不得开课,要经过校长的批准,新助教开课要经过教务处批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范祖德竟说“不要阿狗阿猫都拉上去讲课”。他们让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操纵了青年教师的生杀大权,胡说什么“较大规模考核青年教师是一个创举,步步考,逐步形成考风”,“青年教师的考核试题应由教研组主任出、教授出”。疯狂鼓吹“业务至上”,“理论第一”,使得一部分青年教师投入了反动“学术权威”的怀中,形成所谓实力派,培养新生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此相反,那些真正走又红又专的道路的青年教师,却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抬不起头来。这些同志气愤地控诉到:“交大没有我们的容身之地。”
交大黑党委为了达到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在交大大肆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给他们的篡权打下社会基础。他们制订了“重点培养的骨干教师”,炮制了复辟资本主义的所谓“培养教师十年规划”。
这批“重点培养的骨干教师”共有五十九名,其中教授讲师共52名;剥削阶级出身的34名。这些人大都是余仁、张华亲自点名的所谓“业务拔尖”的人物。这59名重点培养的“骨干教师”中,包括张寿、何友声这样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凤初、李学道式的叛国分子,胡善荣、秦士元式的白专人才,谢广祥等那样的“修养”的忠实信徒。
对这些重点培养的人才,余仁、张华等特别强调“学校要为他们寻找到同路人提供方便”,要“下决心减退他们的行、政、教学与社会工作,使他们每周保证有三分之一的工作日用于进修”,叫嚷“业务上冒尖的应给予特别注意”,“必要时还可以抽出来脱产或半脱产进修”,这跟刘少奇鼓吹的“为了培养专家,可以不让他入党,不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的谬论是同出一辙。由此可见,余仁、张华之流跟他们的主子是何等地紧啊!所谓“培养师资十年规划”具体内容究竟是些什么呢?这看下表:
年度
人数
职务 共计 教授 副教授 讲师 助教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1963 1179 58 4.9% 48 4.1% 215 18.2% 358 72.8%
1972 1278 82 6.4% 203 15.8% 815 63.8% 178 13.9%
由此表清楚地看出,这个发展计划的实质,就是“向教授,副教授进军”,就是要培养更多的走白专道路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四、猖狂反党

毛主席说:“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对派绝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做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与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毛主席又说:“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而我校的牛鬼蛇神,则利用教课来进行反党活动。
编写教材是关系到培养哪个阶级接班人的大事。教材编审工作理应由政治觉悟高的人员来担任。可是交大旧党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出于他们反动的阶级本性,顽固坚持教材编审工作应由“学术水平较高,教学经验丰富”的“教授”来干,再三叫嚷“要注意总结国外有关经验”。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旧党委把我校王公衡、凌渭民、曾继铎、程福秀、夏安世、李勃仲等一大批牛鬼蛇神塞进了教材编审委员会,而讲师只能担任秘书工作,助教则根本跨不进编审委员会的门槛。据初步统计,我校担任教材编审委员会工作的人中,教授、副教授占53.3%,其中剥削阶级出身的占52.7%。像凌渭民这样的漏网大右派,有关单位曾多次提出不能让他参加教材编审工作。但是余仁、张华之流,仍然把他塞进了编审委员会。
这些牛鬼蛇神掌握了编年审大权后,即向党猖狂进攻。他们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全面否定58年大跃进时革命学生自编教材。而把“帝”“资”“修”的一套破烂货塞进教材中。他们所鼓吹的是“教授创造世界”,“惟有读书高”的反动谬论。这批混蛋利欲熏心,为了猎取稿费,教材搞得多而繁,严重脱离实际。
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漏网右派凌渭民,利用盘踞的主编英文教材的大权,大肆放毒,向党猖狂进攻。在他编审的外文书中,外文例句都是些什么“解放以后阶级就不存在了”,什么“在困难年月里,整个省遭受灾荒”,什么“一个又红又专的工人得到了奖金”,什么“××省发生灾荒,心里很沉痛”等等。大肆鼓吹阶级熄灭论,宣扬物资刺激,恶毒攻击三面红旗。凌渭民疯狂叫嚣:“政治文章学不到什么东西,主席译文中有很多错误”,以此来抵制反对主席著作作为外文教材。对于这样一个反动分子,群众多次要求批判,交大黑党委却长期不予理睬,反而变本加厉,委以重任,让他担任国防科委英语班主任教授解放军。这样进一步暴露了余仁、张华之流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狰狞面目。
看了以上触目惊心的复辟事实,我们体会到,旧高等校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据点,是培养修正主义特权阶层的温床。
余仁、张华之流鼓吹的所谓“老交大传统”是修正主义教育在交大结的一只苦瓜。我们一定要从苦瓜摸黑藤,顺着黑藤摸黑根!这黑藤就是范祖德、邓旭初、张华、余仁等直至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这黑根就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向我们发出了伟大号召:“学生就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我们一定要批臭批倒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斗臭、斗垮、斗倒刘少奇、陆定一、余仁、张华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交大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教育革命通讯》1967年第6期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革命联络站
《教育革命通讯》编辑部
(以上资料由夏晋先生提供,谨此致谢)


【读者来信】

《记忆》编辑部:
真实多在细节中。读《听妈妈讲越南的故事》(109期)一文,看到白龙尾岛原中国渔民的遭遇,令人心酸!2011年我曾作博文《遗恨痛失浮水洲》,特摘录如次:
南海西北隅,北部湾的中心位置,有一座富饶美丽的海岛。我国20世纪50年代发行的地图上标名为夜莺岛,后来的地图则标称白龙尾岛。这个海岛本应有其更加生动、更加真正的名称——浮水洲岛。浮水洲岛是南海诸岛中最大的,面积达9.96平方公里,是太平岛的2倍,永兴岛的4倍。与其它南海诸岛不同的是,其他岛屿都是珊瑚岛,而浮水洲岛则是大陆岛,上面有山川河流,茂密的森林!相对于西沙,浮水洲岛更适合居住。
该岛在历史上一直由中国实际控制,清代中法战争后被法国殖民者占领。1955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该岛,行政上隶属广东省海南行政区儋县,设立有“儋县人民政府浮水洲办事处”,“中共儋县委员会浮水洲工作委员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南军分区浮水洲守备大队”。银行、供销社、小学校、渔农生产合作社等,均使用浮水洲名称。
在抗美越战争期间,为了给海防和河内的防空增加预警时间,胡志明亲赴北京,找毛泽东要浮水洲岛。毛觉得中国是个大国,让一个小岛还是可以的,同意把浮水洲岛划入越南领土。1957年3月交给越南,被越南改称白龙尾岛,在其上设置雷达,防空阵地,通讯站。
在对越自卫反击战期间,中国没有意识到这个岛的主权问题。
2004年6月30日,中越《北部湾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协定》和《渔业合作协定》同时生效。中国严令禁止本国渔船在白龙尾岛周边15海里范围内捕鱼。
读《听妈妈讲越南的故事》,才知不仅岛划给了越南,连渔民也划给了越南。不禁让我联想到文革中戚本禹一篇文章的标题——“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

张晓良 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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