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论坛
现在的时间是 周六 2月 16, 2019 12:22 pm

当前时区为 UTC - 5 小时[ DST ]




发表新帖 回复这个主题  [ 2 篇帖子 ] 
作者 内容
 文章标题 : 《记忆》第一O九期
帖子发表于 : 周五 2月 28, 2014 7:29 pm 
离线
Site Admin

注册: 周六 2月 28, 2009 5:46 pm
帖子: 2502
记 忆               2014年2月28日第4期
REMEMBRANCE       总第一O九期
                  2008年9月13日创刊


目 录

【北京文革】
胡宗式 北京文革两派斗争简史(二)
3.卢正义的叛徒问题是分歧的导火索
4.陶铸问题
5.统战部“1•15事件”,造成统战民委系统的大分裂
6.民族学院的武斗,表态的单位显示师大派的存在
7.夺权斗争及“高教部事件”
8.反击“二月逆流”,多个系统分裂
9.民族宫“4•8事件”,两大派正式亮相

【上海文革】
李 逊 革命名分的诱惑——上海文革史稿导言

【评 论】
胡庄子 红卫兵运动中的“十大金曲”

【述 往】
于向真 听妈妈讲越南的故事——春节撞见不速客(外一篇)
曾国一 《末代贵族浮沉录》选登

【考 证】
阎长贵 《毛泽东年谱1949—1976》文革部分的若干问题
附录:《林彪确实主持过政治局常委扩大会批判邓小平》等六篇

【读者来信】
“一卷阅罢头飞雪”谈“党国体制”

【版权声明】


【北京文革】

北京文革两派斗争简史(二)

胡宗式

三、卢正义的叛徒问题是分歧的导火索

1966年5月,先后有三张大字报问世。
北大聂元梓等7人大字报,发表于5月25日,这是《5•16通知》和北大社教的产物。北大社教的反复,逼走了一些人,如张恩慈和杨克明。张恩慈正好到了中央理论小组曹轶欧那里,后来才起了穿针引线的工作。吴传启的大字报《评杨述的青春漫语》发表于5月23日,此事应与关锋有关。卢正义的大字报发表于5月26日凌晨,他自己说是25日。按教育部丁健的文章《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的说法,卢正义的这张大字报和康生有关。中央文革说:“写第一张大字报的都要支持。”在对待高教部“延安公社”及其领导人卢正义的问题上,北大与师大及学部的吴传启们发生分歧。北大认为卢正义是叛徒,师大和吴传启支持卢正义,说卢正义是左派,赞扬叛徒的言论不一而足。
北大《动态报》43期 (1967年1月30日),刊登了卢正义1935年化名“卢树森”在国民党江苏反省院写的“变节书”——《转变》:

我抛弃了旧日的路程,
踏上了新的道路。
这不是因为旧路的荆棘从生,
是因为荆棘的尽头找不到花园。

我抛弃了旧日的路程,
踏上了新的行程。
这不是因为旧路的崎岖险恶,
是因为崎岖的道上找不到山泉。

我憧憬着美丽的花园,
我渴望着清澈的山泉,
我抛弃了旧日的行程,
踏上我新的道路。
(抄自伪江苏省反省院半月刊第二卷第71期,民国24年2月16日见报)

北大《动态报》第128期(1967年5月10日) 刊登了一篇报道《奇文共欣赏——卢氏叛徒哲学》(摘自教育部延安公社的大字报):

1.“越是叛徒,越是左派”。
2.“卢正义同志是鲁迅的形象”。
3.“卢正义是第二号马克思”。
4.“30年代卢正义犯了政治错误,60年代卢正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坚持了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坚定的革命左派。”
5.“即使三十年代犯了错误,难道六十年代就不能变化吗?……他至今是革命者,而不是什么叛徒。”
6.“卢正义同志第一次被捕,还没有确立毛主席为党中央领导。”
7.“如果卢正义有鬼的话,真是叛徒的话,他不会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敢冲、敢干、敢革命、敢造反。”
8.“把‘自首变节’提升为叛徒。”
9.“首先必须弄清什么是叛徒这个概念,出卖同志、出卖革命自首之日起,直到进棺材一直死心塌地的站在敌人一边者名曰叛徒。”
10.“审查卢正义历史是‘厚古薄今’的历史观,应该厚今薄古,而不是厚古薄今。”

谭厚兰1967年11月15日在师大讲用会上,检查了卢正义问题:
在教育部我们支持延安公社,北大支持北京公社,也吵得很厉害,但林杰也是无孔不入地发表意见,加剧了矛盾的发展,甚至还去慰问我们被北大打伤了的同学,这样更坚定了我们的一些错误做法,把矛头指向聂元梓同志。卢正义的问题也是在这个时候产生的。北大的同志指出卢正义是无产阶级的可耻叛徒,这是完全正确的,应该坚决同他划清界限。但我们却出自派性,再加上林杰的支持,不但不接受新北大同志的意见,反而一意孤行,公开为叛徒卢正义辩护,说什么“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是造反的,是坚定的革命左派”,说他是叛徒的材料“不充分”,“当时他还很年轻,没有形成定型的世界观”等极其错误的论调,根本不愿意去进行调查研究和作认真的阶级分析。在卢正义问题上犯错误,教训是很深刻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我们没有保持清醒的头脑,听信林杰的话,把敌人当朋友看待,这是立场性的错误。

王恩宇证实康生讲过保护卢正义的话。康生为什么要保卢正义呢?是为了保自己还是为了保别人?吴、林都抓回来了,卢正义为什么能长期逃亡?一个人长期逃亡,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到底是因为什么?他知道些什么?有些人怕什么?这是非常大的疑点。一个人有历史疑点,别人避之惟恐不及,林杰为什么要那么出力支持他呢?这些人互相勾结,团伙性显而易见,不是结党营私,又是什么呢?

四、陶铸问题

陶铸1966年6月由广东调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8月选为政治局常委,兼任中央文革顾问。他在许多问题上和中央文革发生分歧,其中关于对吴传启的评价更是针锋相对。陶铸女儿陶思亮的回忆文章写到:“江青等人开始攻击陶铸。中央文革通风给卢正义”。1966年12月19日,高教部李冠英等五人贴了反陶的大字报,卢正义贴了支持这张大字报的大字报。12月20日,戚本禹表态支持李冠英等五人和卢正义的大字报。这样卢正义就闹了个“反陶英雄”的桂冠。陶铸在1967年1月4日离开工作岗位。
1967年1月,许多组织集中在中宣部,成立了一个联合批陶的组织,对高教部延安公社是否能加入的问题,发生分歧。吴传启、谭厚兰等人支持延安公社加入,北大等单位反对延安公社加入。林杰也来过问,和北大的代表聂向前顶起来。林杰说:“凭聂元梓的权威,不能把延安公社排除在外。” 聂向前把桌子一拍,说:“凭你林杰的权威,也不能把卢正义拉进来”。经过大多数组织的坚持,延安公社没能参加第一次批陶大会。但是,批陶组织从此而分裂,师大的一派叫“北京无产阶级革命派批斗陶铸联络站”,另一派可能叫“首都红代会斗争陶铸筹备处”。后来吴传启、卢正义、谭厚兰等人又召开了批陶大会,在学部外的橱窗里,还展览了他们三人在主席台上的照片。可见“师大派”的核心早已形成。
需要说明的是,北大在当时对陶铸和吴传启的关系了解不深,在一些场合称吴传启是陶保派和保陶派,这是不对的。陶铸是不支持吴传启的。看某个人倒台了,就把对立派和他联系起来,文革时期许多组织都是这样做的。

五、统战部“1•15事件”,造成统战民委系统的大分裂

1967年1月15日凌晨1时15分,刘郢(统战部宗教处副处长、国务院宗教局第一副局长)和学部民族研究所洪涛,调集了“红色联络站”二百余人,把政协委员会自建国以来的全部机密档案(包括人事档案)洗劫一空。2时20分,“红色联络站”原班人马又跑到统战部,将统战部1949年以来的全部机密档案一百多柜,以及大批资料、文件抢劫一空。当天,民族学院红卫兵总部(即民院抗大)和统战部的部分群众把洪涛、刘郢扭送到公安部,通过张经武向周总理汇报了这件事。周总理指示:由三方面(中央并公安部为一方,抢档案的为一方,民族学院红卫兵总部为一方)协商追回档案。下午,公安部副部长严佑民,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曹幼明亲临现场。严佑民说:“我们来是总理指示的,总理很关心,怕国家机密被弄走。”并指出:“这个事件是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抢档案事件”,“这是严重的政治事件”。但是第二天,刘郢、洪涛却被公安部释放了。
1月17日,公安部办公厅秘书处印发了三千份《公安部某负责人就一月十五日“红色联络站”接管中央统战部档案问题的讲话》。全文如下:

一、《彻底摧毁中央统战部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红色联络站》的革命左派同志,为了保护国家档案,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晨,接管了中央统战部一批档案并封存,这完全是革命行动,大方向是正确的。
二、中央统战部革命造反团的一小撮人,盗用公安部的名义,非法绑架、斗争、拘留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洪涛、中央统战部《东方红公社》刘郢、林祉成等革命同志。这是犯法行为,是直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为。
中央民族学院文革临时筹委会材料组,又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十时印发传单,佯称“中央民族学院革命造反派红卫兵总部于一月十五日把现行反革命分子洪涛等人扭送公安部,公安部已签字拘留”。特郑重声明:洪涛、刘郢等同志是革命左派,大方向是正确的。说“公安部已签字拘留”了他们,这是彻头彻尾的造谣。
三、公安部接待站的个别人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晚十一时五十三分,趁接待站来访人员较多,秩序混乱之际,不分是非逮捕了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韦清风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违法乱纪的。
事后,经我部调查了解,韦清风同志是革命左派,并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上午宣布释放,公开道歉予以平反。对上述所犯错误的有关人员,我们已责令其作公开检讨,并于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办公厅秘书处印
一九六七年元月十七日

“1•15事件”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对此事件的不同看法,使统战、民委系统分裂成两派。在北京,按系统分裂的这是第一个。在夺权时,地质学院东方红支持统战部的红色联络站。

六、民族学院的武斗,表态的单位显示师大派的存在

上述公安部某负责人的讲话发表,并释放刘郢、洪涛以后,民族学院总部的人到公安部论理。对立派以冲公安部和打击左派的名义,将民院总部的头头郑仲宾扭送到公安部,公安部竟然将郑仲宾关押了13天。在民族学院两派多次发生冲突时,许多单位到民院支持“东方红”(即反郑仲宾派),这些单位除了统战民委系统和学部系统的,还有师大、高级党校、马列主义研究院,显示了师大派的雏形。2月6日我到民院调查“2•2”、“2•4”武斗情况,双方对“1•15事件”的看法明显对立。我发现支持民院东方红的单位和在高教部支持延安公社的单位基本一致。2月8日我向聂元梓报告了民族学院的情况,她也指出,师大和学部等单位联合起来,反对我们。
民族学院1967年2月某日的武斗中,不知为什么冒出一股酸味。红卫兵造反总部说是总部方面放的毒,毒害他们的。后来有人说是亚硫酸,民族学院的师生也闹不清亚硫酸是什么毒,更说不清它是怎么来的。按造反总部的说法,这毒气有选择性。只毒“造反总部”,不毒“总部”。我到民院调查时,有的学生绘声绘色地描述“毒气”情况,只是说有酸味,没有说人中毒的症状。中央民族学院的两派,多次在大礼堂展开辩论,双方在礼堂各占一半,每方上台发言20分钟,然后另一方上台发言,这倒也公平。
2月22日的辩论会上,一名清华井冈山战士告知“造反红卫兵”,他是清华工程化学系的,要上台讲讲毒气。“造反红卫兵”的领导人也没有问他要讲什么,什么观点,又是清华井冈山的,就让他用“造反红卫兵”的名额上台。此人是清华工程化学系二年级胡宗华,跟蒯大富比较早闹革命的,曾受总部委派参与高教部夺权,因而知道民族学院红卫兵造反总部在高教部夺权中的态度。他上台后,开头是这样说的:“亚硫酸是什么,好多人闹不清,我举一个例子,你们看过街上卖的馒头吗?它的表面很白。卖家在蒸馒头的时候在锅底放个碗,碗里放点硫磺,经加热硫磺变成亚硫酸,把馒头表面熏白了,人们吃得很高兴”。接着他话锋一转:“造反红卫兵在高教部和叛徒卢正义在一起……。”北大《动态报》第65期(1967年2月24日) 对这件事有报道:

22日上午民院辩论大会上,清华28团一名战士上台,指出造反红卫兵和大叛徒卢正义坐在一条板凳上。当你在人民烈士纪念碑前,当你想到无数革命先烈时,你们不感到可耻吗!义正词严的讲话,刺痛一小撮人,打手韦青风等人冲上台去对清华同学拳打脚踢,按头坐飞机。并无理送到公安部,公安部没有收。

在民族学院的礼堂里,造反红卫兵喊的是送公安部。汽车开出校门,没有向南去公安部,而是向北,走了不远,就把胡宗华放到马路上。胡宗华的发言,是他的个人行为,事前没有得到清华井冈山总部的指示。他只是凭借对高教部卢正义的看法、对1.15事件的看法,从高处看待民族学院两派的争论。他的行为导致清华井冈山和民族学院抗大公社关系很好。
上移一行
因为“1•15事件”,民族学院红卫兵总部有反谢富治的情绪,市革委会的一些人利用手中的权利,要把民族学院红卫兵总部开除出红代会。北大《动态报》第121期(1967年5月3日)刊登如下消息:

精心策划,将保护档案的组织民族学院红卫兵总部,开除出红代会
1967年1月15日发生抢统战部档案事件,“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抢档案事件”,这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在它的面前每个人都要表态。被公安部称为“这完全是革命行动,大方向是正确的”。发表《公安部某负责人就一月十五日“红色联络站”接管中央统战部档案问题的讲话》。对“1.15事件”的看法不同,导致统战、民委系统的大分裂,也是北京市两派分裂的根源之一。支持抢档案的某些人,不断的打击郑仲宾和民族学院红卫兵总部。手法之一就是把民族学院红卫兵总部开除出红代会。本文就选登几份有关文件,供读者研究。

民族学院红卫兵总部就此发表声明,兹摘录如下:

民族学院红卫兵总部4月30日就“红代会组织组三月二日决定”发表严正声明,指出“中央民族学院原是首都大专院校一司核心组成员,是红代会发起单位之一,是红代会的当然成员,从一月二十三日开始一直参加红代会筹备处工作,为实现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作出了应有的贡献。红代会筹备处曾两次调查(民院)红卫兵总部的情况,决定(民院)红卫兵总部为红代会正式成员。二月二十二日在红代会成立大会上(民院)红卫兵总部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自二月二十二日开始,中央民族学院红卫兵总部就是红代会成员,这是谁也否认不了的。”并且揭露3月2日红代会组织组在某些人的操纵下,听信保字号组织“恶意捏造的谢副总理所谓‘民院红卫兵总部是保守派组织’的谣言,未经红代会核心组同意就作出‘民院红卫兵总部不予吸收’的决定”,谢副总理根本没讲过‘民院红卫兵总部是保守组织’,3月11日谢副总理办公室给红代会核心组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等同志的信中明确指出:‘谢副总理表示:他对民族学院的情况根本不了解’。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红代会组织组3月2日……非法决定。”声明“坚决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一定会支持恢复(民院)红卫兵总部在红代会的合法地位和参加红代会正常活动的权利。”并“强烈要求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依法严惩滥用谢副总理名义制造谣言,对(民院)红卫兵总部进行政治迫害的罪魁祸首。”

附件一:
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组织组意见

根据谢副总理元月十七日接见洪涛等同志的讲话精神,和我们现有的调查材料,作如下决定:
坚决按中央文革、总理、谢副总理的指示精神办事。
民院红卫兵总部不予吸收。
六七年三月二日下午
附件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谢副总理办公室给红代会的信
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并核心组各同志:
最近,中央民族学院红卫兵总部连续写信给谢副总理,反映他们学校二派之间的斗争情况,对他们没有被吸收参加红代会也有意见。我们把来信向谢副总理汇报了,谢副总理表示:他对民族学院的情况根本不了解。不能因为外边流传他讲过某一句话,就决定他们不能参加红代会。他还说,民族学院红卫兵总部是否应当参加红代会,请你们考虑。
敬礼
谢副总理办公室(章)
3月11日

七、夺权斗争及“高教部事件”

上海“一月风暴”吹到北京,中央号召群众组织夺权。各高校到自己的上级领导部门和相关单位去夺权。政府机关内的组织也起来夺权。在夺权过程中,小团体思想也是有的,想在夺权时做领导,因而也会发生矛盾。例如北航和清华联合一些单位,成立“首都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委员会”夺了市政府的权;聂元梓和蒯大富联合30多个单位成立“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声称夺北京市的权,双方又联合又斗争。一月夺权时,地质东方红在统战部支持刘郢。在高教部,清华的一部分战斗队支持北大,一部分支持师大,矿业学院和人民大学那时支持延安公社。 在夺权时,民族学院红卫兵总部和北大联系很少,但在民院武斗以后,由于北大支持他们,于是成为北大的最亲密战友。在北京日报,主要是北航和师大的矛盾,北大和北航在一起。
1967年1月18日,周总理在一次讲话中说:“北京市的一些综合性大学,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大、师大等在北京的夺权当中要下大的力量。”根据周总理的这个讲话精神,北大派出13路夺权大军,其中高教部夺权最引人注目。在北大去高教部时,已有许多单位去了,参加夺权的30多个单位,组成联合夺权委员会,负责单位是清华井冈山。高教部延安公社的负责人是卢正义、徐非光。由于叛徒问题,北大不承认延安公社,为延安公社问题,北大和师大矛盾突出。清华大学井冈山驻高教部的代表胡宗华在会议上说:“延安公社,一个公社,5个叛徒”。在请示蒯大富后,发表了一个中立的宣言,不介入北大和师大的矛盾,宣布退出高教部夺权。前期北大暂时在高教部掌权,处理一些事情,记得聂元梓曾对我讲过这样一件事:她在高教部夺权后解决了一位教师两地分居的问题:一位在东北工作的男教师,多年要求调回老家湖南,长期没能解决,北大帮他解决了。
后来,卢正义、谭厚兰等人纠集了数百人在高教部搞了反夺权,双方发生冲突。2月2日下午,关锋、王力电话批评北大,内容如下:

关锋:孙蓬一同志,我通知你一件事,中宣部前些天搞了一个所谓夺权,阮铭勾结反动组织职工红色造反团一起搞的,他们夺了印刷厂,印刷厂本来已归《红旗》杂志夺了(注:《红旗》杂志社在中宣部院内,后勤系统如汽车班、印刷厂隶属中宣部),把中宣部的印收了去,钥匙也收了去。中宣部的权中央早就夺了。阮铭的问题很严重,勾结反革命。已经向阮铭交待,要他老老实实,向真理投降,将功赎罪。你们要注意跟他划清界限,你们为什么说徐非光是叛徒?当时大家的水平都那么高吗?要说检查的话,聂元梓也有检查嘛!阮铭也有嘛!徐非光是叛徒,那他们算什么?(注:北大社教时,阮铭、徐非光都是工作队的)师大的同志还是顾大体、识大局的,没有公布聂元梓的材料。你们现在有些做法,恐怕是要考虑的。自己解放自己,但是中央文革的意见还是要听的。……下面王力同志有话和你说。
王力:昨天夜里,接到师大井冈山同志的情况反映,今天又听到一些反映。关于高教部的事情从几个方面得到反映,在你们的支持下,砸了延安公社,抢了北师大的广播台,然后北师大又去抢回延安公社。你们又调了一两千人,还有军队。他们遭到你们的围攻和打骂。据说北大同学还要师大同学承认是反革命事件,师大提出不能这样做。结果你们绑架走了7个人,围攻了三百多人。民族研究所支持你们的人中有的是绑架过洪涛的人,这个问题我们感到很严重。……(孙蓬一说:“我们掌握的情况和你了解的情况恰恰相反,是不是我把情况向你汇报一下?)我们不听了,你们两家打架的情况我都不愿意听了。……
关锋:你们就不应该去,你们应该严格要求自己。

在接到关锋、王力的电话后,北大撤出了高教部(高教部和教育部在一个院子里,我分不清当时两部文革是否合在一起,文章中两部的名称都用)。
1月19日北大进入统战部,这时已发生了“1•15事件”。地质学院东方红联合那里的东方红(刘郢)已经夺权了。当时北大对部内三个组织“114”、“革造”、“东方红”没有表态,同时认为地质东方红是左派,于是向他们表示道歉就撤出来了。后来再进行调查,第二次又派队伍进入统战部并正式表态支持“114”。
高教部“2•2”事件以后,北大开始反思前一段的运动。在动态组内,我归纳出一个形象的说法:31路线,32路线。31路线指地质学院、航空学院、清华大学、矿业学院等,公共汽车31路经过那里。32路线,即32路汽车经过的地方,把师大也划到这条线上,它由学部、师大、高教部、统战部、民院、高级党校某些组织形成。这时并没有把地质学院列入师大派。
在高教部事件上,清华大学内部分成两派,分别支持北大和师大,矿院东方红支持师大,人大三红支持师大。后来矿院东方红和人大三红却都成为新北大公社的好朋友。
《动态报》第55期(1967年2月13日)——

2月11日人大三红在教育部门口贴出大标语:“坚决支持延安公社!”
矿院东方红“全无敌”战斗队11日在教育部大院及附近街道上大量张贴漫画小报,攻击教育部《北京公社》并在漫画上提及北京公社的后台是“×××夺权兵团”,把矛头直接指向新北大。

八、反击“二月逆流”,多个系统分裂

“二月逆流”事件的本质,是老帅们和几位副总理通过对“四人帮”的声讨,表示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和怀疑,引起了毛主席的震怒,被扣上“二月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帽子,并在社会上发动了反击“二月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现在“二月逆流”变成“二月抗争”,许多文章都讲述了此事。但是,很少人提到在反击“二月逆流”时,基层群众的表现。实际上,基层许多组织和群众,以不同的方式,抵制了中央文革的倒行逆施,也是可歌可泣的。对待“二月逆流”问题,北京市分成两大派。
1967年1月,北农大东方红曾经发动过一次“炮打谭震林”。1967年1月7日,周总理接见七机部“915”、“916”两派代表时说:“一向拥护毛主席的谭震林说成是农林战线最大的黑帮,非要揪,还要揪李富春,这怎么行?把毛主席身边都揪了,这怎么保卫党中央呢?”
戚本禹1967年1月8日在政协礼堂接见北京农业大学师生时说:下面讲谭震林的问题,你们最关心的问题。总理讲了,你们不服气,我明确表态,我是同意总理意见的。……首先,在刘、邓反动路线问题上谭震林过去有些错误,但是在农业走什么道路上谭震林是跟着毛主席走的。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件事……当时我看到谭震林在三个材料上亲笔写的意见,他逐条驳了包产到户的建议,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他出来反对包产到户……所以要我改变这个成见是比较困难的,因为这是我亲眼见到的事实。
听了周恩来总理、戚本禹讲话,农大东方红的同志承认了反谭是不对的,向谭震林同志请罪,一条“向谭震林同志请罪!农大东方红” 的标语就贴在北大41楼外的院墙上,面对海淀马路,乘坐32路汽车的人,都会看到。但事情刚过了一个多月,风云突变。3月7日,由师大井冈山、学部联队、新人大公社、石油学院北京公社、钢铁学院919、民族学院东方红这六个单位,提出“打倒谭震林!”、“坚决反击二月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这些单位没有一个是农口的,其中的五所高校,除师大井冈山,其他四所高校组织,当时也不是红代会的单位。本来红代会已经成立,反击“二月逆流”的行动,交给红代会才是正常的。但中央文革的一些人,要把反谭震林的桂冠加戴在师大井冈山、学部联队的头上。当时绝大多数院校的组织,也都是晕头转向。农大东方红的动态员到北大的动态组了解情况,他对我说:“师大真不够意思。我们到师大去,师大的人说你们先表态,再给材料。”
我们动态组全力投入调查,深入地去了解情况。当时得到的情况是:中央开了会,谭震林说了话。就这么几个字。我们不知道毛主席为“二月逆流”定了性。另外还了解到,他们下一步还要打李富春、李先念、陈毅、余秋里,最后反总理。我们怎能根据这一点情况,就动员群众跟着他们走呢?这涉及到对建国十七年的评价问题。我们认为,十七年在经济、外交、军事等许多战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主流,把副总理都打倒,就是否定十七年。总部态度明确:不能反总理。当时,我们已对师大和学部存有戒心,就是前面所说的“32路线”,我在向聂元梓和总部汇报时,强调他们队伍的组成及他们下一步还要打李富春、李先念、陈毅、余秋里,最后反总理。校文革和总部委员,天天来动态报,每天晚上在动态报开会,研究形势的发展。物理系和地球物理系战斗团在8日就表态:炮打谭震林!他们还到动态报来指责我保守。公社总部三天没有表态。3月11日戚本禹提出,收回他1月份保谭震林的讲话,公社总部才正式表态,先是提出“炮轰谭震林!”,再升调为“打倒谭震林!”
《动态报》第80期(1967年3月14日)第4版要闻:

3月11日晚,戚本禹同志通过秘书乔玉山同志给农大东方红电话:我委托农大东方红的红卫兵同志,到农口有关单位收回我元月八日在政协礼堂的讲话录音。这个录音不要放。这次讲话的记录稿也一律收回,不要翻印。(戚本禹同志那天讲话中还是把谭震林当作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编者注)

3月12日,在矿业学院红代会办公处,聂元梓主持红代会核心组扩大会议,研究反击“二月逆流”问题。核心组成员都参加了会议,我陪同聂元梓参加了会议。红代会作战部长讲情况,农大代表讲情况,说的事都是1月及以前的事。许多单位要师大介绍情况,师大代表拒绝。农大代表快讲完了,谭厚兰才来到会场。代表们请她讲话,她说:“我没有什么可讲的,我也没有什么材料,我们就是要反他!”农大代表讲完之后,聂元梓说:“农大同志讲完了,大家看一看怎么办?”韩爱晶提出:红代会组织全市大游行,时间就是明天。各校没有反对就通过了。由聂元梓向中央文革请示,聂到套间去打电话,一会儿回来,说“可以。”有人问,是否中央批准了?聂说:“没有,我把红代会的决定反映给办事组的×××,讲了明天的行动和口号。办事组没有表示什么意见,这就是同意了我们的行动。”第二天,红代会组织了十万人反谭震林的大游行。
在“打倒谭震林”后,按照中央文革的部署,某些单位开始攻击几位副总理和老帅,提出揪副总理后台的口号,矛头指向总理。周总理说“余秋里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第二天师大等单位就开广播车到计委门前狂呼:“余秋里决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说余秋里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混蛋逻辑”。洪涛到地质学院说:“谭震林、余秋里是二月逆流的哼哈二将。”民族研究所的洪涛和统战部的刘郢(就是1月15日带头抢档案的),贴了题为“就统战民委系统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与李富春同志大辩论”的大字报,其内容是批李富春同志关于统战系统的一个讲话。同时在经委,一派通过反薛暮桥来反李富春,进而把矛头指向总理。

北大《动态报》第83期(1967年3月17日)在第4版刊登如下内容:

周总理、李富春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里的人!
洪涛、刘郢肆意攻击李富春同志罪责难逃!
统战民委系统红色联络站负责人洪涛、刘郢于3月13日贴出题为“就中央统战部运动中的几个问题和李富春同志大辩论”的大字报,肆意攻击李富春同志,这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我们必须给以有力的回击。

兹将大字报中的一段摘录如下:

从运动开始以来,李富春同志对中央统战部文化大革命每个阶段所作的指示和谈话,从来不是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支持革命造反派闹革命,摧毁以徐冰为首的中央统战部这个大阎王殿,而是打击革命造反派,支持保守派,竭力保护徐冰为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司令部。
又讯:今日,新北大公社部分战斗队上街贴大标语:“周总理李富春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不许洪涛、刘郢攻击李富春同志!”

打倒李先念的重要材料是“四•六事件”,扣上叛徒的罪名。解放战争时期,中原解放军某部2000人被国民党包围,战斗到弹尽粮绝。这时中原解放军总部郑位三、陈少敏指示,可以在不出卖组织的情况下,以农会会员或战士的身份投降,时间是四月六号,称“四•六事件”。当时李先念生病休养。有人利用这一件事要搞李先念,他们公布了陈少敏写的材料,说是李先念指示叛变。我校参加“四•六专案组”的人来动态报反映情况,指出财经学院“四三”派的头头公布的材料是不对的。我依据我校同志的材料,在动态报上发表了一篇 “简讯”,(北大《动态报》第145期(1967年5月30日)内容是:本月29日,财贸口各单位纷纷发表声明“打倒大叛徒头子李先念”。李先念1946年负责中原地区的工作。当时中原地区被敌人围困。突围前郑位三和陈少敏对干部作出指示:“为了保存力量……可以以新四军战士或以农会会员的身份向敌人自首。只要不暴露党员身份,不以党员面目自首,以后归队不以自首论。”公开瓦解无产阶级军队,唆使我战士向敌人集体投降,这是可耻的叛徒行为。李先念同志作为当时中原地区的负责人,对这一叛变行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内容上讲,和“四三”派的公布的材料是针锋相对的。结语怎么写,我考虑了许久。在当时反“二月逆流”的高潮中,就采用了上面的措辞。
对李先念和陈毅,他们发起多次攻击,对叶剑英、徐向前和聂荣臻也进行攻击。每贴一次副总理的标语,都会加上揪出后台,明眼人一看就知他们要干什么。
广大群众以实际行动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进行了抵制,突出的是石油学院大庆公社。他们说:“余秋里是毛主席点的将,我们信得过!”保得旗帜鲜明,为此没少挨批,后文“高校学习班”有这方面的报道。由此,北京市分成两大派:“打倒派”和“炮轰派”。打倒派认为谭震林、李先念、陈毅、余秋里等是敌我矛盾,并要揪出他们的后台。炮轰派认为李先念、陈毅、余秋里等是人民内部矛盾,反对炮打周总理(对谭震林的口号是打倒)。
下面列举北大《动态报》当时的一些报道,从中可以看到两种观点的对立。

三月十八日 红代会电话通知:
周总理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任何人不能对周总理有半点怀疑,绝对不能贴周总理的大字报,炮打周总理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必须彻底专政。
不要贴李富春同志的大字报。
李先念、余秋里的问题还不清楚,正在调查。
——《动态报》第85期(1967年3月2日)第5版

院校动态
矿院东方红武工队三月十七日发表声明,指出:“谁炮打周总理和中央文革,谁就是反革命”,同时指出:“任何人不准贴李富春同志、李先念同志的大字报”,并认为“余秋里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炮打余秋里同志是错误的”。最后强调“谭震林是资本主义复辟逆流中跳出来的急先锋,必须坚决打倒,彻底解放农林口”。
清华井冈山总部于三月十九日发表声明,表示“坚决支持兵团炮轰余秋里、打倒谭震林的一切革命行动。”
——《动态报》第85期(1967年3月20日)第6版

三月二十日下午,北京石油学院大庆公社等六个组织,在石油部门前发起“打倒薄一波,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誓师大会”,并对余秋里问题展开辩论。大庆工人代表要求就大庆问题、机械学院东方红就一机部情况、大庆公社就石油部问题、国家计委红色革命造反委员会就国家计委问题与师大井冈山兵团学大庆战斗队展开辩论。
——《动态报》第87期(1967年3月22日)

“大标语摘登” 1967年3月23日
三月二十日 北京石油学院大庆公社贴出“打倒薄一波,揪出其死党和爪牙!”“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余秋里是毛主席点的将,我们就是信得过!”“余秋里就是打不倒!”等大标语。
——《动态报》第88期(1967年3月23日)第4版

关于李先念、余秋里问题动态:
师大井冈山公社作战部三月二十三日发表“最严正声明”,声明中说:“坚决打倒谭震林,坚决打倒余秋里,不打倒誓不罢休!”“余秋里从来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文化革命运动中跳出来破坏文化革命,反对毛泽东思想罪责难逃!”“现在是用鲜血生命保卫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的时刻,一切真正革命的同志都应站出来。”
——《动态报》第89期(1967年3月24日)第3版

三月二十三日在师大操场召开了《彻底粉碎余秋里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誓师大会》。二十三日,师大井冈山公社作战组贴出了长篇大字报:“李先念在财贸口复辟资本主义罪责难逃”。
师大校内还贴有大量大标语:“不打倒余秋里死不瞑目!”“打倒反革命分子余秋里!”等。
农机学院东方红公社3月23日发表声明,声明中说,余秋里是毛主席司令部里的人,我们信得过。师大“井冈山”某些人在当前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夺权的关键时刻,在余秋里问题上无视红代会,运动群众,制造分裂,配合了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
矿业学院东方红曾发表声明炮轰余秋里(据说当时总部勤务员不全),现在总部有分歧,两个武工队都倾向于保余,群众中保余的多。
地质东方红表示继续坚决炮轰余秋里,至于是哪个司令部的人还要继续观察,并有人说:“总理可以有总理的认识。”
北航红旗保持炮轰余秋里,坚信周总理,对师大井冈山提出打倒余秋里不可理解,要继续观察动向。
中央财经学院《八.八战斗队》总部坚持“炮轰李先念、炮轰余秋里”,“支持师大井冈山、毛泽东思想哲学社会科学部红卫兵联队、北石北京公社”。
清华井冈山坚持“炮轰余秋里”,对李先念不表态。
民院红卫兵总部22日发表声明:“李先念副总理、余秋里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绝对不能打倒,也不能炮轰。”并号召全体战士“立即行动起来,坚决打退社会上一小撮人掀起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逆流。”
民院造反红卫兵东方红公社22日下午举行示威,高喊“打倒李先念!”“打倒余秋里!”
《动态报》第90期(1967年3月25日)刊登:

三月二十四日下午,在计委大楼广场召开了“打倒刘、邓、陶、薄、谭,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誓师大会。
石油部机关东方红造反总部代表发言谈到,打倒余秋里是绝对不允许的,在公交口薄一波和死党已在活动,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就表现在他们身上。大庆赴京报告团讲:有人说从大庆看余秋里的野心,就是否定大庆,否定大庆道路,就是否定一切,打倒一切,这就是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大庆公社(北石)代表讲话说:要把矛头指向薄一波,不应该指向李先念、余秋里,目前薄一波的爪牙还在兴风作浪,妄图夺取革命的果实,这是大是大非问题,难道不应该警惕吗?又讯:师大井冈山广播车开到了会场,高呼“打倒余秋里”等口号,会后由师大井冈山、 化工红旗公社与机院东方红、石油大庆等激烈辩论。(第3版)

《动态报》第90期(1967年3月25日)第4版《痛击反革命逆流》:

师大署名“誓死保卫毛主席”战斗队于24日上午贴出反革命大字报“给周总理贴张大字报”,长达十几张,质问总理为什么一再保余,强烈要求总理出来澄清“余秋里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否真实,这张反革命大字报出笼不久立即被井冈山盖掉。
3月24日井冈山作战部发表声明说:“《给总理贴大字报》是一株大毒草,目的是把水搅浑,来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混淆两个司令部,把谭震林、余秋里同总理混同,周总理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
23日大标语:“舍得一身剐,誓把余秋里拉下马”、“师大井冈山誓与余秋里血战到底”。

“炮轰派”的观点和行动不合中央文革的意。后来,时不时拿“二月逆流”大棒,打压“北大派”,经常说不许为“二月逆流”翻案。
下面说说江一真来北大的事,这件事被当时的一些报纸炒得沸沸扬扬,把它说成聂元梓和谭震林勾结的重要证据。江一真是国务院农办主任,是谭震林下面农口的最高领导。1967年5月初(或4月底)经公社动态组的王××介绍,江来到动态报,同行的有他的秘书、左叶和×××。我接待了他。他说,在中南海呆久了,外面的事不清楚,来北大看看,了解外面的情况。谈话时主要是我谈,讲北京当时的形势,两派的分歧。谈话的内容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当时接待他们,因为他们是保谭派的主要干部。他来之前和走后我没有向聂元梓报告。在北大发起反潘、吴行动以后,江一真的秘书来找我,问农口单位参加反潘、吴的问题。我考虑“二月逆流”的问题,怕他们参加引起麻烦,不让他们参加,说:“你们看着就行。”

九、民族宫“4•8事件”,两大派正式亮相

1967年1月,民族文化宫参加民委统战系统“红色联络站”的“东方红”夺了民族文化宫的权,对立面“二•七兵团”被排斥在外。
当时在北京民族宫有民族工作展览。民委系统的两派都在争夺对展览的批判权,一些高校也介入其中。1967年4月4日,民族宫“二•七”兵团和新北大公社等19个单位组成“批判展览联委会”,4月5日召开《批判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会》,这个大会受到对立派的冲击,预示更大的冲突即将到来。
4月8日上午,双方和警卫排一起商定,双方各自派人进入展览会场。对立派掌管钥匙。9点半左右我方70~80人按时来到会场,把门的人是对立派,不叫进入。协商不成,我方强行进入。到了11点半对立派调来300来人,口号是“保卫国家财产”,“你们是保守组织,无权批判展览”,强行把我们的人赶出去。中午左右,在展览馆内已无我们的人,按说事件到此可以结束。但是对立派得寸进尺,要把我方在民委的人全部赶走。冲突的现场不在民族宫,是在民委的大院内。
晚饭时,总部接到展览人员的告急电话。公社总部头头卢×(中文系的学生),从新北大公社中文系抽调50余人乘一辆大轿车前去,我恰好在总部,也跟着车前往。没有准备武斗,人人都是赤手空拳,有四分之一是女生。民委大门外已集了很多人,我们到时人群分开,让出一条通道,我们是打着新北大公社红卫兵的旗帜往里走的,听见有人议论:北大来了。
我和卢×曾去谈判,会场乱糟糟,来的人基本站着。没有谈判的基础,他们就是谩骂和指责:“新北大公社支持老保,快滚蛋”。后来他们提出谈判,我方派出新北大公社、石油大庆、北外红旗、轻工红鹰各一人。他们提出四项条件:

“二七”,“抗大”等保守组织,必须退出彻底批判展览联络委员会;
抢走的材料必须放回原处;
做公开检讨;
我们愿意和一切真正的革命造反组织联合起来进行批判。

在谈判过程中,由红代会核心组组长聂元梓和副组长蒯大富签发的“经戚本禹同志同意”的两项命令传到:
“一、红代会所属单位之间发生矛盾,绝对不准武斗,目前双方离开民族宫、民委,不得接触(包括所有矛盾双方,而本机关除外)。二、双方掌握的材料不准转移,不准销毁,暂时保留在材料持有者手中。有矛盾由红代会主持协商解决。”
地质东方红当即发表“严正声明”:“一、红代会委员聂元梓、蒯大富发表的两项命令根本没有经过全体常委的讨论,更没有经过全体委员的讨论,丝毫没有是非观点,没有两条路线斗争观念。此命令是完全错误的,也是完全非法的。二、我公社革命委员会研究决定,完全不承认此命令,也根本不执行这项命令。三、此命令所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由聂元梓、蒯大富两人负责。”
我当时在一座三层的楼房内,是北大批判展览会的办公地。此时楼内不到100人。我在一层,房间像教室大小,室内有4~5个人。窗户是上下开启的那种。我看到外面有一人,没有佩戴标记,向我招手,示意叫我开窗。我刚把窗户开一道缝,他一把沙土向我的脸上撒来,眼睛里进了不少沙子,有十几分钟不能睁眼。
凌晨两点半,中央文革小组派戚本禹的秘书为代表,和吴德在民族宫召集双方开会,传达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要求双方“马上撤出民族宫、民委”。此时对立派一心要把北大等单位赶走,吴德的讲话不起作用。到了后半夜,对立派的总攻开始,他们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将各楼房内我方的人从门或窗户扔出去。从我们的楼门口到大门外,排起两行,像夹道欢迎似的。在楼内,他们四人一组(都是男生),从每间屋子里把人拽出来,送到夹道的首端,夹道的人你一把我一把,拽着你往前走(顺便也打你几下),送出大门外。我到了门外,上了学校的汽车。一位女同学把新北大公社的旗帜,缠住身上带出现场。一些材料带不出来,放在厕所水箱的上面,过了两天去找,居然还在。凌晨6点左右,一位同学指着公共汽车站的一个人对我说,那是刘郢。看来他忙了一夜,胜利了,该回去了。
4月9日,双方都发表声明指责对方,直接参与“4.8”事件的单位并不多,但在声明上签字的单位却各有几十个,向社会表明了存在两大派。



【上海文革】

革命名分的诱惑
——上海文革史稿导言

李 逊

1966年8月至1976年10月,中国大陆处于文化大革命十年灾难。说文革是场史无前例的灾难,不仅因为其破坏性,还在于其荒唐性。它的阴影,至今没有消失;它对中华民族文化和心理的破坏,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无法消除。如今,熟知这段历史的人物正在渐渐老去。当年的权力中心“四人帮”也已全部离世。但真相始终被掩盖和扭曲,使本来已经扑朔迷离的历史更添无数问号。为了维护政权的合法性,为时十年的文革正在被刻意忘却,或者被定格在四人帮挑动、造反派迫害的平面思维。历史仿佛失忆失踪,几句简单的描述和解释,涵盖了所有的真相和记忆。
然而,历史不会因为忘却而不重演。文革的幽灵,在文革结束后的近40年来,始终固执地时隐时现,有时附民众的怨气表达,有时借官方的言论还魂。文革被刻意遗忘的,恰恰是其反普世价值的本质,更是其发生发展的机制和制造者的责任。
这本书的内容是上海十年文革历史。由于官方史料的不开放,无法了解上层政治。所以我的选择,更多地侧重于底层的群众运动。上海文革是中国十年文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革除了上层的政治斗争,群众运动是其最大特点。文革群众运动由两大部分组成:红卫兵运动,以北京为典型;工人造反派运动,以上海为典型。红卫兵运动,到1968年上山下乡基本结束。工人造反派运动,到1968年“大联合”也基本结束。只有上海以王洪文为首的工人造反派,通过组织的体制化,基本保留了骨干队伍,在上海的文革政坛活跃整整十年。除了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上海还有一支其它省份城市都不拥有的文革力量:以张春桥和姚文元为首的上海市委写作组。这股势力左右着上海的舆论,对全国的舆论也起着重大影响。上海的文革就这样与中央文革派紧密相连,从1965年的批判《海瑞罢官》,到1966年的安亭事件;,到1967年的一月夺权,到1976年的未遂武装反抗,始终为毛泽东的文革寻找突破口,忠实地实现毛泽东的心愿。
思路与方法
隐藏在本书整个叙事背后的,是一个又一个的“为什么”,我追溯的是历史的初始动机和逻辑。每个章节的叙述背后,都有这样一条主线。许多事情或事件,最初究竟因何而起,我希望通过细节,寻找历史的来龙去脉。我认为历史是由细节组成,没有细节的历史有时可能有着巨大的黑洞。我试图拼接我所能得到的碎片,重新梳理这段历史。许多细节是我有意识的选择,有些是为了再现场景,有些是希望能为学者和后人的研究提供关注点。我而且希望能尽量再现文革参与者的轨迹和形象,他们也是历史的组成。所以,我理解的历史以及我对历史的叙述方式,可能和主流的叙述和体例不一样,但这是我对历史的感觉。
忠于史实的根本,在于一切从史料出发。而目前对于文革的研究,最大的困难就是史料不足。这不仅包括档案的不开放,也包括对一些重要当事人的监控。这使得任何人的研究,包括我,都不可能全面深入。在撰写过程中,非常多的时候,我苦于没有资料,尤其苦于看不到当时的文书档案。有些事其实只要查一查有关会议记录或简报,马上可以真相大白,但是不可能。而等到档案开放,又将等到何年何月?我只能寻找当事人,请他们回忆那段历史,解释自己当时的动机;我并且查阅文革时期的报刊文件、传单小报,以及文革后的清查、交代;我也关注每一本或每一篇新出的关于文革的回忆和研究文章。书成稿之后,我请当事人核对史实,尽量在史实方面求得当事人的认可。由于时间久远,资料的稀缺,有些重大历史事件,当事人的说法与主流叙述不一致,我尽量找到当时的文字记载对照,努力爬梳出真相。我所做的一切,只是收集史料,尽可能地还原史实。这是历史研究的最基础工作。
对上海的文革研究,我的关注点不只是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康平路事件、一月夺权等大的政治事件,我而且关注文革的其它方面,诸如老保组织、大联合、科层精简、转型后的群众组织、后期造反派、写作组、第二武装,等等。这些都应该是文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由于资料的限制,我的研究无法深入,但我希望以这样的扩展,抛砖引玉,引起其他研究者对这些领域的关注,为今后学者的研究提供历史线索。我也希望能为过来人重演历史记忆,为不知文革为何物的青年再现历史场景。
在研究整个上海十年文革历史的同时,我对等级身份制在文革中所起的潜在作用特别感兴趣。虽然,这个问题已经被许多学者研究。我的不同在于,将1949后各种等级身份,归为体制和政治两大类,并且分析两者的相互作用。共产党执政后,消灭了以财富为基准的等级身份和不平等,但又建立了另两个不平等的等级身份体系:以户口、编制和工作单位所有制为归属的等级身份,即体制身份;以阶级斗争理论划分出的本人成分、家庭出身、政治面貌、政治表现为标准的等级身份,即政治身份。前者更多体现着经济利益的分配,后者更多体现着政治权利的分配。比起财富的不平等,这是两个更宿命和无奈的不平等。这两种身份体系,是我对中国1949年后的等级身份的分类;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则是我对中国1949年后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文革的能量来源分析。
这两个体系的等级身份,完全重构了中国1949年后的社会结构。不仅破坏了传统中国农村和城市之间的交换和勾连,也破坏了每个个体对身份自我转换的权利和能力。这样的制度,将各种不同的阶层群体和政治形态,隔离在各个层次等级,不许横向联系,以方便执政者分而治之。两类身份之间的相互转换,形成了独特的激励和惩罚机制,成为十分有效的社会控制手段。到文革前,两个体系日益强化,成为统治中国老百姓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基础。
体制身份——被隔离的阶层群体
等级身份中的第一大类是体制身份,与户口和工作单位的所有制及编制有关;还有地区差别、城市等级差别,等等。基本属于经济层面,体现的是经济分配关系。是中国当时经济体制下的特有身份,可以统称为“体制身份”。
以下是体制身份等级示意图:

体制身份中的第一种与户口有关,即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城市户口优越而世袭,“农村户口”是贫困的同义词。而城市也有等级,依据城市的政治或经济地位划分行政级别:中央直辖市、省辖市,地(专区)级市,专区所辖县级市,以及县城、镇,等等。直辖市等级最高,县以及镇的城市等级最低。此外,全国分为十一个工资区,以一类地区为基准,每高一类,工资标准增加3%。文革前,上海市区职工工资属于八类地区,基数在全国比较高;相比之下,作为首都的北京市区只有五类。上海郊区十个县,九个县属于五类地区,还有一个崇明县属于四类地区。所以在上海郊县,县属企事业单位的工资要比市区同类低约9%左右。
第二种体制身份与编制有关:即干部编制和工人编制。在干部编制中,又分各种等级。机关干部有行政级别,其他属于干部编制的大学教师、文艺文化工作者等,都各有相应的等级。在工厂,技术人员和科层管理人员也属于干部编制。在干部编制中,实际身份最高的是党的领导干部,他们是权力的所有者。干部的等级是最森严的,被定为二十四个行政级别。 各种级别的“待遇”十分分明。十二级以上属高级干部,单是看病,就可以进只对高干开放的华东医院。
工人编制,实际就是第一线干活的工人。工人编制中有各种技术等级:最高八级,视各类不同工种而定。有些技术工种最高八级,有的只有六级、七级,等等;或者根本没有技术级别,只被算作辅助工种或简单工种。和干部的级别比起来,工人的技术级别只是技术水平的体现,只有责任和工资的差别。不像干部级别,不但是责任和工资的差别,更是权力、权利、待遇的差别。
第三种体制身份与所有制有关。即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以及体制外的差别。身份最高的是全民所有制职工:终身职业保障,带薪事假、病假、产假,连同家属医疗保险在内的“大劳保”,低租金的住房分配,退休后领取退休金、继续享受医疗保险,死后还有丧葬补助费,等等。甚至在劳动保护用品的发放等方面,全民所有制也远比其他所有制要优越许多。总之,真正是生老病死有依靠。集体所有制中,上海还有大集体、小集体之分,作为区县政府的工业部门或文教商业等部门管理的大集体,职工的起点工资,较全民所有制职工低10%左右,退休工资也低许多;医疗保险是只保个人不保家属,或只保家属费用一半的“小劳保”,等等。不过尽管工资福利较全民企业稍差些,但就业一般较稳定,近乎终身制。而归街道管理的小集体,职工收入更少,且没有医疗保险及退休、病假工资,更不是终身制。
城市职工中身份地位最低的是处于体制外的临时工、合同工与外包工。他们就业无保障,无法享受绝大部分社会保障,是事实上的廉价劳动力,
以上所有这些身份,都与体制的结构性框架有关。本来,在哪个行业工作就是那个职业的身份,职业身份的社会地位由收入、知识和技术含量等因素决定。但所有制身份将职业身份再分等级,成为职业身份的附加值。身份最低的是农民。所有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与他们有关的少得可怜,劳动付出和收入完全不成比例,大多数人生活最苦、收入最低。这样的体制身份,使得将农民成为社会地位最低的职业身份。
体制身份后面除了经济权利,也有政治权利。全民所有制工厂的职工被划作马克思主义学说中代表最先进生产力的产业工人,国家骨干企业的基本阶级队伍。他们可以加入工会,集体所有制职工则大部分无此权利。至于临时工、合同工和外包工,则不能参加工会,也不能参加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完全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
所有这些体制身份,有些是先天就被政府分配定了的;如城乡、地区户口,随父母而定。改农村户口为城市户口是最难的。有些体制身份是被后天分配的,如所有制单位,在每个人第一次被分配职业时决定。这第一次分配几乎定终身,以后若要改变也非常困难。还有编制身份,工人编制只能当生产工人,即使有希望升迁,当上管理人员,要改工人编制为干部编制也十分困难。因为干部编制属于非生产人员,尤其在工厂,名额很少,属于稀缺资源。工人要上升到管理层,第一个关口,就是变工人编制为干部编制,只有改变了编制,以后才有进一步上升的可能。许多人便只能长期“以工代干”,待有了干部编制的名额,方能改变身份。
地区、企业或各类职业之间的工资收入、福利待遇及社会地位各不相同,甚至差距很大,在任何社会都是正常现象。但在中国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一切不是个人努力或个人选择的结果,而是由政府一次性分配,而且基本是单向和封闭的,几乎没有流动的可能。靠个人努力改变被分配定了的体制身份非常困难。于是在当时这个大力宣传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国家,却有着最多的宿命、无奈甚至绝望。
政治身份——被隔离的意识形态
等级身份中的第二大类是政治身份,由阶级斗争理论派生。是以阶级分析为基础,给每个人派定的政治等级身份。它属于政治层面或意识形态领域,体现的是政治权利。
以下是政治身份等级示意图:

在各类政治身份中,最基本的是阶级成分,也称本人成分,是由阶级斗争学说划分出的第一种政治身份。共产党执政后,以阶级斗争学说重新定位中国的社会阶层,在整个社会划分出敌、我、友。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加上被划为“同盟军”的农村贫农、下中农,都是“革命的主力军”。这是宪法规定的。属于革命阶级的还有革命干部、革命军人,也即1949年前参加共产党的干部和军人。地主和富农,则是敌对势力,革命对象。而“民族资产阶级”虽然按阶级斗争学说,也应是革命对象,但由于共产党对其采取“团结、赎买”政策,所以被作为“团结和改造”的对象。
这样的身份,从1949年共产党执政前的个人职业而来,由职业在生产关系中的位置,以及从业者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而划分,本来应该算作职业身份。但是阶级斗争学说,将各种不同职业,划入各种阶级,职业身份成为政治身份。
在阶级成分中,等级最高的是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和中农,文革中被称为“红五类”。等级最低的是地主、富农,是实际上的贱民。两个对立的等级之间,是“职员”,其中包括绝大部分知识分子,以及“民族资本家”,上中农等。这些中间等级的阶级或阶层的地位很暧昧,有时是革命对象,有时是“团结对象”,全由政治运动的指向决定。至于许多1949年前在国民政府和军队中任要职者,虽然成分算作职员,但被作为“历史反革命”,也是等级最低的贱民。被阶级分析的还有“家庭出身”,这是个与生俱来的宿命身份。阶级成分主要与本人过去的职业身份有关,加上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在许多情况下还是个人选择的结果。而家庭出身的划分,则完全被父亲的阶级成分决定,是个由阶级成分派生出来的先天政治等级。同一个性质的,还有“社会关系”,也即家庭成员或亲属的阶级成分。
第二种政治身份,是各类“政治面目”。分为: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群众、民主党派。党员自然是革命的领头者;团员也是被信任的。群众,则是需要教育和引导的对象。民主党派是“团结”对象。
第三种政治身份是被1949年后的各种政治运动划分出来的,名目繁多。此外还有现行反革命和坏分子。“现行反革命”从字面理解,就是“现在正在行动”的反革命,其实,大多是反执政党和政府者,甚至只不过是有点意见牢骚者。“坏分子”,主要指那些触犯刑律被关押劳改后的刑满释放者;还指虽没触犯刑律但触犯当时的道德和社会规范者,例如“流氓阿飞”、“投机倒把”者、“乱搞男女关系”者,等等。
地主、富农,再加上反革命、坏分子,文革前统称“四类分子”。文革中再加上右派,统称“地富反坏右”,又称“黑五类”,与“红五类”对应。不久,又加上叛徒、特务、走资派等等,称为“黑六类”,或者“黑七类”、“黑八类”。革命对象随着革命的胜利越来越多。
以上三项内容,都是共产党执政后,各种个人登记表格中的必填项目。而第四种政治身份,则是登记表格上没有的,却由各级党组织掌握,有可能记录在个人档案中。这就是“政治表现”,根据各个政治运动中的不同标准或称谓而定。总体来说,不外乎“积极分子”、“依靠对象”、“落后分子”,在学校中还有“反动学生”,等等,只是大多数人不知道自己的这个真实政治身份。在这方面,干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有权分配“政治表现”。尤其在各次政治运动中,他们根据各人表现,进行政治排队,给每个人贴上每场运动新制定的政治标签。这类政治排队,一般都会在运动后期塞进个人档案。以后,事主的提拔、培养等等,都会受到档案的影响。
政治表现与历次政治运动对象一样,是最具弹性的政治身份,尺度全由各级干部掌握。不同处在于,后者是公开的,是政治运动的结果;前者是不公开的,是下一次政治运动可能的靶子,当事人可能毫不知晓。
所有被视为敌对和可疑的对象,都由各级党组织掌握,随着每次政治运动的需要,被有选择地抛出。文革初期,横扫牛鬼蛇神阶段和红八月抄家批斗阶段,许多人都是被单位党组织抛出个人档案内容,成为批斗或抄家对象。这样的制定运动对象模式,到1966年底,因为批判走资派和夺权而暂时有所改变;但到1968年开展的“清队”,又重新恢复并继续。
在政治身份中,家庭出身和本人成分,还有社会关系,都是被先天派定的;而后三种政治身份:政治面目、运动对象和政治表现,则是按政治态度也即对共产党和共产党政策的拥护程度划分的。这为个人选择留下空间。尤其政治表现,可以通过个人努力争取,诸如“积极分子”、“依靠对象”,等等;此外,还有各种先进人物称号:“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五好职工”、“三八红旗手”、“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等等。
政治身份是现代的政治“名分”
所有这些政治等级身份,实质就是由执政党对社会进行甄别,考察对革命的忠诚度,制订出每个个人在阶级斗争社会中的政治位置,以此建立严格的政治秩序。文革前的中国,本质上是个身份社会而不是契约社会。为了达到高度统治的需要,执政党以阶级斗争为纲制造政治等级,对社会一次又一次地分层再分层。将其中最可能有独立思想的知识精英,隔离在最不确定的等级;将最有活动能力的前政府时期的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隔离在最低的等级。当政者用隔离各种生存空间和政治倾向的方式,不使各类阶层群体和各种思想意识产生纵向联系,以便于分而治之。
从表面上看,政治等级身份不像体制等级身份那样,直接与经济利益挂钩。政治身份体现的是与主流政治的亲疏关系,而不是经济分配关系。所以更像是一种被指派的外在身份,一种名义上的政治身份,也可以说是一种名分,一种由执政党分配的政治符号。
在中国文化中,名分是个很特别的现象。简言之,名分中的“名”,是个体的人在人际和政治社会关系中的身份和位置,例如君臣、父子、夫妻等关系,是传统中国的社会秩序在个人身上的体现和规范。而名分中的“分”,则是与“名”对应的权利、义务和社会地位。因此,名分实际就是身份政治,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宗法等级和人际等级关系,核心是“礼”;也即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和伦理秩序,由此构建了整个传统中国的社会制度和秩序。
传统社会的名分,以及1949年后建立的政治名分,实质都是为了治民。与政治名分相似的是:传统社会的名分,大多也是一种名义上的身份。而有了名义上的身份,则可以相应得到或转化为其他利益。但是,政治名分与传统社会的名分也有不同。主要在于,1949年后越来越强化的政治等级身份制度,是国家强力推行的;各种政治名分,都是执政党通过各项政策和运动,由各级党组织强行分配给每个个人。而传统社会的名分理念,是通过教化施行影响而强化的,并不伴随着完整严密的国家制度。国家虽然也给忠于朝廷者赐予各种名分,但国家并不直接分配社会秩序和社会生活中的名分;各种名分主要不是由各级官员派定,而是礼所规范。
看起来,所有政治名分中,工人阶级的等级是最高的,农民的等级也不低。但真正处于第一等级的,是革命干部和革命军人,也即干部阶层,以1949年前参加共产党划线。由于基本都担任各级领导职务,掌握着所有的政治和物质资源,所以是实际上的最高等级。光是从工资收入,就能比较出干部和工人的实际等级:工人中的最高工资,是八级技术工人的工资,在上海是105元至118元(各个行业不同,轻工业和纺织等系统稍低些,重工业系统最高),只相当于16至17级干部的工资。此外,各种文件的传达包括信息的传递,干部总是最先按级别逐级知晓的,工人、农民却总是最后才被告知。
工人和农民的实际地位,还可以从对人的处罚看出。文革前和文革中,对人的最重处罚,除了关监狱或送去劳动教养,便是革去城市户口,发配农村当农民。即使不下放农村,下去劳动也是严重处罚。所谓“下去劳动”,实际就是下去当工人,干工人的活。由此可见工人的崇高地位严重名不副实,农民实际地位最低,完全是个空名分。这反映出体制身份与政治身份之间的内在冲突,也反映出意识形态与体制结构的巨大矛盾。
体制身份与政治名分的关系
所有的政治名分后面,实际仍然是利益和权利的分配。因为名分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
与各种体制身份有着不同的经济权利和待遇相对应的是,各种政治名分也有着不同的政治权利和政治待遇,包括话语权、信息权,政治参与权。具体来说,就是说话的权利、听文件的权利,参加运动的权利,入党入团加入工会的权利。此外还有居住权、工作权、受教育权,等等。
本来,政治名分和体制身份,是两个层面或范畴的身份。前者属于政治范畴,后者原则上属于分配领域的经济范畴。但由于1949年后,所有的资源——有形和无形的,越来越集中到执政党手里,各种资源的分配,越来越向政治层面的政治名分倾斜。使得原本只是政治态度或政治地位的政治名分,越来越成为被分配各种资源的考量。到1960年以后,随着阶级斗争之弦越绷越紧,出身、成分和政治表现越来越成为考察和选用人的主要标准,包括大学和重点中学的录取标准。作为权利的“分”,越来越和政治的“名”紧密相联。换言之,现代社会公民所应有的权利不是天然的,而是根据“名”的等级而酌情给予的。
政治名分可以提高体制身份。光有能力、职业和名声还不够,还要被认为“可靠”。那些政治积极分子,会被看中培养或提拔,工人编制可以转为干部编制进入科层甚至权力机构,农村户口有可能“吃上公粮”,被安排公职转换为城市户口;学生的毕业工作分配,有可能被留在等级高的大城市,获得好工作。文革中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被取消城市户口。他们要重新获得城市户口,只有通过被推荐招工或上大学。这样的机会,对于没有背景的普通家庭子女来说,必需用政治和劳动表现换取。而劳动表现,在文革中被政治化,是政治表现的具体体现。在工厂,对科层管理人员的提拔也是这样。尤其从工人中提拔政治工作干部,一定要“政治表现好”。王洪文文革前从一个普通工人,被提拔为厂保卫科干部,编制身份从工人编制转为干部编制,就是因为政治表现符合主流要求。王秀珍文革前,作为一个普通工人,被报送进上海的专科学校学习,也是因为她出身好,加上政治表现好。
一般来说,人的社会地位是由能力、职业、财富、权力、名声、出身等因素组成的,不同形态的社会各有侧重。其中最能体现个人选择和特点的,应该是职业身份。但是,1949年前的职业身份变成了政治身份中的阶级成分,1949年后的职业身份又与难以变更的体制身份捆绑。加上个体对从事何种职业,越来越没有选择权利,到文革前夕,职业身份如果没有体制和政治的优势,已经无法对社会地位起决定作用。例如同样是教师,集体所有制民办小学老师的社会地位,无法与全民所有制学校的老师相比。还有政治名分,也越来越成为职业身份的重要附加值。一些著名的专家学者,只有被认为是革命的,也即有了革命的名分,才会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而在另一方面,如果政治名分降低,那么体制身份也有可能降低。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运动对象最后都会被处理。那些胡风分子、右派分子等等,许多是专家、学者、文化人或干部,成为打击对象后,社会地位骤然降低,不但失去原来的工作,而且失去在大城市的居住权,“下放”去中小城市或边远地区,甚至驱逐去农村劳改,被取消城市户口。更多人则被调离原来的工作,工资降级。文革初期,北京就发生过大规模驱赶四类分子出北京、遣送去农村的情况;上海虽然规模不及北京,但同样的情况也曾发生。
所以,政治名分可以提高体制身份,也可以降低体制身份。而在上文所述的两大类身份中,虽然体制身份中的户口最为“宿命”,编制也几乎是一次分配定终身,但在政治身份中,还是有着个人选择的正负空间。政治名分资源积累到一定程度,不但有可能转换体制身份,甚至有可能转换体制身份中最难转换的户口。在这方面,个人的政治表现是至关重要的,尤其在政治运动中的表现更是关键。不但日常的政治表现,每场政治运动,更是一次大规模的政治名分变更的机遇。因为这是向执政党表现自己忠诚的最重要机会。与此同时,被认为表现不好或者政治历史被认为有问题者,则有可能被抛出作为运动的批判对象,从而被贴上各种负面政治名分。背着这样的政治名分,动辄得咎,没有希望,没有出路,还有可能被打入底层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或放逐农村,甚至判刑、劳教。每一次政治运动,尤其在文革中,这些人都首当其冲地成为批判和冲击对象,而且累及子女甚至第三代,永世不得翻身。巨大的人生代价,使得很少有人敢于以自己乃至后代的人生作抵押,去对抗执政党。人们不得不积极投入各项政治运动,挣得标志着被信任的政治名分。
这是革命名分的诱惑,也是反革命名分的威慑。政治名分和所有制身份之间的这种转换,就这样成为最有效的激励和惩罚机制。这是共产党执政后历次政治运动的动员能量,也是历次政治运动的动员结果。
文革中的政治名分与体制身份之争
1949年以后,每一场政治运动都是对政治名分的不断划分。由国家政治体系层层布置,自上而下地鉴别和划分依靠、团结、打击对象, 重新鉴定政治名分。于是,每一场政治运动,也为每个个人提供了提高政治名分分的机会。文革就是1949年以来最大的一次重新划分政治名分的运动。
文革前,评定政治名分的坐标系,纵向轴是时间——参加共产党革命的年份,参加得越早,等级越高;横向轴的是对执政党的态度,即是否“听党的话”。文革中,文革派试图实行新的名分规则:时间改为1966年的文革,造反越早,名分等级越高;横向轴由听话顺从,改为“敢于造反”,这成为文革中上海对干部的考察和提拔标准。这是文革政治名分与十七年的不同之处。不过,这个不同只是“听话”对象的不同。文革虽然暂时可以不听各级干部的话,但必须听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话。这是文革始终没能发展成真正自主的群众运动的重要原因。
文革初期,许多造反者都自认是紧跟党的积极分子。但实际上,这个自我认知的革命名分,很可能与他们档案中真正被各级党组织认定的“政治表现”相去甚远。当他们给干部们贴大字报时,干部们会抛出他们个人档案中的一些内容作为反击。这些内容包括偷偷记下的他们过去的言论,或者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的家庭成员或社会关系情况,例如张伯生平时的玩笑与闲谈,谢鹏飞父亲的政治历史问题。运动初期各个学校和工厂频发的“抢黑材料”行动,是最初的对干部暗箱操作、划分政治名分的冲击,也是对干部划分群众政治等级身份权力的反抗。“不得秋后算账”,实际就是干部不得在运动后期再来一次政治分层,强加名分,反攻倒算。
抢黑材料,又是造反派超越规范的开始。在此之前,虽然对牛鬼蛇神的人身侮辱和抄家等行为,也都是逾越规范的;但是这样的行动,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的土地革命时期,是执政党与生俱来的革命手段,而且针对的是革命对象。而抢黑材料行为,则针对各级党委自身,质疑他们的权力。这个挑战执政党严密控制民众制度的造反行动,是之前所从未发生过的。可以说,这是文革中造反派对十七年规则的第一次真正逾越。
在文革中,“革命造反派”成为新的政治名分。以往的那些政治名分:党团员、劳模先进人物、历次运动积极分子,等等,在文革初期全部成为“运动阻力”的代名词,暂时失去了以往的荣耀。由以上几类人物组成的上海工人保守派组织“赤卫队”,被上海市委的一个负责干部斥为“队伍严重不纯”。但是,尽管这几类人员文革初期的政治名分似乎降低了,一时不如造反派,但党员、劳模先进人物等政治名分的含金量还是实际存在。毕竟文革前的入党标准非常严格。能入党者不但政治表现要好,其它方面也必须突出;吃苦在前自不必说,还必须是道德楷模。群众基本认可这样的标准。劳动模范的评比也是这样,工作必须十分出色。所以,尽管文革中一方面批判党员及劳模先进人物的“奴隶主义”,也即缺乏造反精神;另一方面造反派中的党员,却比其他造反派更受到信任。毕竟入党就是对政治和道德的筛选。于是,工总司筹备成立时,身为党员的王洪文会当选为负责人;而继续北上告状的二兵团的前身北上大队,在北上途中推举负责人时,会呼吁“共产党员站出来!”
王洪文虽然是造反派,但他对党员也是更给予信任和推重。安亭事件结束后,王洪文马上要人去基层厂挑选党员造反派。党员——文革前的带头者,造反派——文革中的革命者,在王洪文身上得到交汇。这也是王洪文以后被毛泽东看中的重要原因。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另外两个骨干人物王秀珍和金祖敏,也都是这两个革命名分的兼有者。他们两人也都被提拔重用,在上海工人造反派中,地位仅次于王洪文。
此外,由于文革虽然是又一场大规模的政治分层,但分层标准却仍然延续十七年的阶级斗争思维。所以,政治名分中的出身、成分效应继续存在。文革初期红卫兵的大规模抄家批斗,都是针对十七年的革命对象。而且出身不好者,甚至连参加文革的资格都没有,马上会遭到大字报反击。工总司的潘国平、黄金海、谢鹏飞等最初造反时,都被贴大字报,说他们出身不好,意即他们没有资格参加运动。登峰造极的血统论,干脆将出身简化为“红五类”和“黑五类”:前者被封为“自来红”,是天生的革命接班人;后者被称为“狗崽子”,只有老老实实挨批判斗争的份。此种政治等级观念,即使造反派也不能免俗,加入造反队时要查家庭出身和本人成分,出身不好者自己也会觉得名不正而矮人三分。谢鹏飞被大字报揭发说他父亲有历史问题后,在工总司筹备成立时,认为自己不适于担任主席团成员,推荐了别人。
文革中新的革命名分“革命造反派”,甚至超过了十七年历次政治运动的政治名分。过去的积极分子,只有在宣布造反后,他们之前的名分资源优势才能够延续到文革之中。因为过去的积极分子都是原来的干部培养提拔的,他们和那些干部有着割不断的感情联系。当这些干部被作为文革对象,他们培养的积极分子,自然被视为文革阻力。所以许多过去的劳模先进人物,还有党团员、积极分子,在一月革命造反派大局已定之时,都一次又一次地检讨自己,表示要反戈一击起来造反。以这样的表态,表达对文革的认同,从而延续自己的革命名分。一些人也因此保持甚至提高了名分,而且还提高了体制身份。例如杨富珍,宣布造反后,一次又一次地检讨自己“被旧市委利用”,从而成为劳模先进“正确对待文革”的典型。她因此被提拔重用。文革前她是纺织厂车间挡车工人;文革中她当上普陀区委书记,体制身份得到了转换。
政治名分的实际价值,靠体制身份的转换体现。如果一辈子只有积极分子的名分,体制身份没有转变,那么除了有可能在评工资时被评得高些,这个名分几乎是空的。文革前,只有像王洪文那样,被从工人转为科室干部;像王秀珍那样,被送去专科学校培养,毕业后成为技术人员,政治名分所携带的附加值才得到兑换,才是名至实归。文革中,1968年毛泽东提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后,凭着“领导阶级”的名分,大批过去的普通工人进入各级党政机构,成为党政干部。王洪文是其中升得最高的,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其他如黄金海、叶昌明、戴立清、陈阿大等等,也都从普通工人成为市级领导干部。革命的政治名分就这样为体制身份的转换,提供了最坚实的条件。而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造反派们最焦虑的,就是干部们对他们身份转换的抵制。他们希望以革命造反派的名分进入各级领导位置,从工人变成干部。一些人直截了当地提出:“造反派就是要当官”。
但是,文革中政治名分与体制身份的转换是不完全的。所有当了干部的原工人们,人事关系仍在原来的工作单位,工资也由单位按文革前夕的原工资标准发放。他们只是被“借调”去担任新的领导工作。即使当了干部甚至市革委会上层干部,职业变了,但编制仍然是工人。甚至王洪文,当他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他的人事关系还在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工资仍是他当厂保卫科干事时的64元,而且仍由上棉十七厂发放,每月派人给他送去。与此相对照的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当时的工资是404元(毛泽东工资以行政干部24级第一级算,应是610元。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毛自己要求降低到404元)。王洪文去北京后,工资不够开销,只好由上海市革委会给他补贴。而那些被打倒的干部,以及被驱赶去干校劳动、去工厂“战高温”的干部,他们的政治名分虽然一时降低,工作一度被调动,但他们的编制始终没有被变更,始终保留着干部编制。许多干部即使在被批判期间工资“冻结”,但一旦恢复工作,被扣工资立即补发。还有那些被“解放”但降级使用的干部,工资一般也不会随之降级。这样的处理与文革前不同:文革前,干部如果被降职,一般会被相应降级降工资。
文革前,工人被提拔为干部,编制和工资也会随之转换,成为干部编制和拿干部工资。文革中,被提拔为干部者都不转换编制,工资也不相应增加。所以,他们虽然成为干部,但只要编制不变,他们的身份转换就没有最后完成。这是与文革前干部提拔制度的显著不同。这种状况,使得那些被提拔的工人一旦犯了错误,立即被打回原形,说声“下去劳动”,就被一撸到底,回原工厂重新当工人。而对于干部编制的各级领导干部和科层人员,即使去干校或“四个面向”,保留的干部编制,使他们保留着重回科层和领导岗位的可能。事实上,到文革后期大批干部也确实回到了机关。两边的身份转换,都停止在编制,都没有名至实归地最后完成。如此只改变职业,不改变编制,初衷可能是为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但这样做的结果,却使底层即使向上层流动,也因没有完成体制身份的最后转化,面临随时重回底层的威胁。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文革前就有着干部编制身份的干部及科层人员的让步和照顾,也是对文革中被提拔的工人干部的限制和制约。
政治名分在许多时候,需要编制身份的确认。“工人阶级”的政治名分,只有在工厂工作的工人才具有。而“产业工人”的政治名分,更只有全民所有制工厂的工人才拥有。到1968年毛泽东提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工人阶级的名义地位上升到顶点。对文革新干部的提拔,有没有“革命造反派”的政治名分是个标准;但若要再提拔到上层,有没有产业工人所必需的全民所有制编制身份,也是重要标准。在一次讨论市革会的女委员人选时,王洪文提名同是老造反的徐美英和王秀珍。但徐美英是集体所有制工厂的工人,算不上产业工人;王秀珍工作的工厂是全民所有制大厂,属于最正宗的产业工人基地。尽管王秀珍是干部编制,不能算是“真正的”工人,但张春桥最后挑选了王秀珍。而许多工人对自己“工人阶级”的名分也十分珍惜。当被调去科室或各级领导职位时,他们担心自己会不会从此变成“当权派”,不再被算作工人阶级,从而成为下一次政治运动的对象。
文革又是1949年后,唯一由底层群众给各级干部进行政治分层的运动。1949年后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自上而下地由各级干部给群众划定政治名分。只有文革,是唯一的一次自下而上,由底层群众给各级干部划分政治名分的运动。“造反有理”,就是群众有权评判干部。文革始终有两个目标。一个是各级干部们的目标,一个是毛泽东的目标。这两个目标在整个文革中此起彼伏:最初的批判对象“牛鬼蛇神”之类,是干部们的目标;不久毛泽东的目标“走资派”成为运动重点;到清队,干部们的目标重又回归。而政治名分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判定权,随着这两个目标的转换而转换。
1966年下半年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争,实际就是底层群众与干部争夺对政治名分的划分权。从1966年下半年批判资反路线开始,到1967年的一月夺权,这个争夺完成。对政治名分的划分权转移到群众手里,哪些干部是走资派,哪些干部是叛徒、特务,还有什么里通外国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死不改悔走资派,决定权在群众。而且群众还可以决定哪些干部是可以“解放”后被三结合的,哪些干部靠边暂不使用,哪些干部挂起来继续审查。不过,这个时间段不长。从1966年6月开始,到1967年底结束。随着党政一体化的各级革委会建立,政治名分划分权由各级革委会掌握。1967年年底开始的清队,对名分鉴定的权力又重新回收,清队对象重新由革委会也即各级权力系统决定。但由于各级党组织尚未恢复活动,革委会尚未建立权威,所以这一鉴定在许多单位,是由工宣队和军宣队执行的,在执行的过程中帮助革委会重构权威。
文革也是共产党执政后,底层民众自己给自己确定政治名分的唯一时段。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十六条》,就是新的革命名分标准。对照《十六条》,群众对自己政治名分的认知与干部对他们的评定不对称,于是发生冲突。这样的冲突,正是毛泽东文革动员的巨大资源和能量。1966年下半年,保守派组织和造反派组织都要求各级党组织承认他们是“革命群众组织”。而到了1967年初,干部的权威下降到底点,造反派组织无须干部们的承认,他们自己宣布自己是革命群众组织。频繁的批斗大会,就是自我身份鉴定的表演仪式。由于没有了鉴定权威,群众只需自我鉴定,或者得到其它组织的认同。于是许多组织都想争夺革命名分鉴定标准的话语权,生怕别人给自己作鉴定。派性,就是对政治名分鉴定权和鉴定规则的争夺战。赤卫队,一、二、三兵团等,就这样被取消革命名分,没有了存在权利,大小武斗纷纷而起。
文革中几乎所有的运动都是争取政治名分分,但也发生过大规模的争取体制身份的要求,这就是1967年初的经济主义风潮。人们既然无法自己选择或改变体制身份,便只能寄希望于操分配大权的干部们,要求他们放松或改变分配体制身份的政策。于是1958年后因“大跃进”造成持续三年严重经济衰退而被辞退或动员回乡的职工,要求恢复城市户口并恢复工作;支内职工和支疆下乡青年要求回城恢复上海户口;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要求转全民所有制,小集体所有制职工要求改为大集体所有制。体制外的临时工、外包工、合同工连工人阶级的名分都没有,于是他们先要求工人阶级的名分,希望正名后再要求享受体制内工人的工资福利待遇,等等。实质都是要求体制身份后面的那个经济利益分配的“分”。
文革中的造反派们,虽然反对由掌握实权的干部划分政治名分和体制身份,但这些反对行为,始终没有跳出阶级斗争和计划经济思维模式。体制内的工人质疑自己被贴上的政治标签,但对于整个政治等级身份制度却毫不怀疑,地富反坏右始终在他们的批判和打击范围内。对于经济体制等级身份,他们也同样毫不质疑。有着稳定工作和收入的体制内职工造反派,在争取自己政治权益的同时,对处于社会边缘的临时工等漠不关心,认为他们为私造反。在“反击经济主义妖风”时,毫不手软地将他们的组织“红工”取缔。没有人想到,他们应该享有与自己相同的一切权利。而那些体制外工人,在争取体制身份的经济主义风潮中,虽然反对体制等级身份,但却不反对政治等级身份。红工在与市委签订要求参加文革的条约时,特地注上:“黑六类除外”,对政治贱民们没有丝毫同情,更不说考虑到他们的权益。而且他们反对的只是自己被派定的体制身份,不是体制身份制度。他们反对体制身份的目的,只是为了自己能挤进体制,享受体制内的经济权益。
所以,文革虽然是一场重新评定政治名分的造反运动,但是,文革冲击的只是政治名分中的很小一个部分,也即干部对政治名分的评判权。造反派们要求的是评判别人包括评判干部政治名分的权利,不是打碎整个体系。对整个政治名分制度,文革不但没有冲击,而且强化,所有文革前十七年曾经被打击的对象,到文革中几乎全部被再整上一圈。虽然一部分造反派试图打破家庭出身的隔离,但是打不破阶级成分的隔离。家庭出身不好者,只是争得了一个“可以改造好的子女”的名分。有了这个名分,至少可以得到多一点的权利,例如被推荐上大学,例如入党入团。但“本人成分”这个政治名分原封不动,对本人成分“不好”者的冲击批判,甚至比文革前有过之无不及。对于经济层面的体制身份等级隔离,文革也基本没有触动冲击。
通过自己的努力提高身份,改变境遇,是任何一个形态国家的国民都有的心态和行为。只是,在当时的中国,因为所有的资源都被垄断,要享有这些资源,必须表现出对执政党的高度忠诚。所以才会有中国这样的民众对政治运动的积极参与:通过政治运动,提高政治名分以提高其它身份,从而获得被执政党严控的各种资源。以革命名分改变自己的人生,这应该是文革能够发动起如此众多群众的重要原因。
文革结束后,中国社会越来越多元化,两个体系的等级身份越来越淡化。尤其政治名分,除了先进人物称号,几乎完全退出政治生活;职业身份越来越成为名符其实的社会身份。人们不必再通过争取政治名分去换取利益。这是社会的极大进步。


页首
 用户资料 发送Email  
 
 文章标题 : Re: 《记忆》第一O九期
帖子发表于 : 周五 2月 28, 2014 7:32 pm 
离线
Site Admin

注册: 周六 2月 28, 2009 5:46 pm
帖子: 2502
【评 论】

红卫兵运动中的“十大金曲”

胡庄子

红卫兵运动中流行红卫兵歌曲。红卫兵歌曲以铿锵、粗暴、强烈与单纯、明快、朴素相统一又相矛盾的旋律,为红卫兵运动伴奏。
红卫兵歌曲包括狭义的红卫兵歌曲和广义的红卫兵歌曲。
狭义的红卫兵歌曲包括:红卫兵创作和演唱的歌曲,以及红卫兵创作、供“牛鬼蛇神”演唱的歌曲。这类歌曲大概有几百首。广义的红卫兵歌曲包括狭义的红卫兵歌曲,以及红卫兵、造反派演唱的歌曲。仿照如今流行的排行榜,笔者排出了红卫兵运动的“十大金曲”。

一、《革命造反歌》——最早最流行的红卫兵歌曲

《革命造反歌》,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的严恒创作于1966年6月,在7月1日学校左派举办的建党纪念日上演唱,引起轰动。《革命造反歌》歌词如下:

(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地)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革命师生齐造反,文化革命当闯将。//忠于革命忠于党,刀山火海我敢闯。革命后代举红旗,毛泽东思想放光芒。//歌唱毛主席歌唱党,党是我的亲爹娘。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杀!杀!杀!——嘿!

这首歌是最早出现的造反歌曲,其中有一种造反气势、文革腔调,很快在“红五类”中流行起来。1966年8月6日,江青等人在天桥剧场接见红卫兵。红卫兵唱了这首歌。江青在讲话中说:“造反歌,我想找一个作曲家,请人帮你们忙。但是他们都在整风,不知道谁能担负起这个任务。我们的确是想把它流传下去。国歌不是田汉编的吗?田汉是叛徒。所以我很谨慎,你们先这样唱着。”——最终也没见到“江青版”的造反歌。
《革命造反歌》又叫《造反有理歌》,是红卫兵运动中流传最广泛的一首歌曲,刊登在众多老红卫兵出版的报刊上。1967年2月首都红代会新北大井冈山兵团星火燎原战斗队编印的《红卫兵文选》一书,也收录了这首歌曲。同时,这首歌也是被老红卫兵津津乐道、评价很高的一首歌。
这首歌诞生、流传一年多后,老红卫兵发表文章《〈国际歌〉的儿子————评〈革命造反歌〉》、《不是余音——二评〈革命造反歌〉》,对这首歌进行回顾和点评。对一首歌进行如此郑重其事的评论,在红卫兵歌曲中十分罕见。从“一评”、“二评”中,可以看出红卫兵特别是“老兵”的音乐观,看出他们对造反歌曲的认识。细读这两篇文章,几乎可以摸到红卫兵内心的律动、造反的脉搏。
《〈国际歌〉的儿子——一评〈革命造反歌〉》说:

如果我们说红卫兵是巴黎公社的后代,那么伴随我们度过艰苦岁月的《革命造反歌》就是国际歌的儿子。红卫兵决不是历史舞台上来无影去无踪的匆忙过客,最最最起码的,在她的身后久久地回响着《革命造反歌》的余音。
歌声就是炸弹和旗帜,在严酷的搏杀中,在捍卫党的事业、捍卫毛泽东思想的事业中,终于,一支红卫兵自己的歌,诞生了。“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它见阀王!”它号召“拿起笔做刀枪”,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冲杀;它把毛主席的声音“造反有理”告诉人民;它告诉党,红卫兵是工人阶级的儿子。《革命造反歌》一诞生,就像霹雳一般把整个社会都震动了;它一诞生,立刻压倒了所有的靡靡之音。我们,这共产主义运动中第一批红卫兵,曾踏着阳光唱它,多少路人停下来,怀着惊叹、称赞默默地听;我们冲向地富反坏右的狗巢时,唱它,那些王八蛋吓得魂飞丧胆;晨曦里,我们唱它,迎来了战火纷飞的一天;八一八,我们在金水桥唱它,看到了毛主席的微笑。它飞过三山五岳、塞外南疆,一切受到刘邓路线迫害的人民,不是用喉咙在唱,而是用整个心、整个战斗的豪情在唱“拿起笔做刀枪……”
《革命造反歌》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里第一支最有力、最深刻、最生动的战歌。有些人讥嘲我们不懂音乐,不懂柴可夫斯基、肖邦,是的,红卫兵不懂1、2、3、4与乐谱有什么区别,也不知道伤风感冒与西洋乐有什么差距。但是,人民是音乐的伟大见证人。1966年8月6日,文化革命的旗手江青同志代表广大工农兵、代表党中央说:“这首歌,好!这,就是结论。巴黎公社的子孙们不会忘记国际歌,继老红卫兵的造反者也不会忘记“《革命造反歌》“。
这首歌随着八月突变的风雷、传到全国各地,甚至外国。最近和朋友们谈到往事,一位同志讲到这样一件事:“我去广州,当时火车太挤了,我就跑到一个软席卧铺车厢。夜降临了,我站在人不多的走廊,当我快要睡着的时候,隐隐约约听见一个歌声,要是别的歌,可能会成我的催眠曲,可是这首歌太熟悉了,而且唱得那样认真,有时还重复地唱几次,最使我奇怪的是,为什么用一种异国的语言唱呢?……我打开传来歌声的门,一看,你猜怎么着,原来是个黑人,他厚厚地嘴唇一上一下地动着,低低地唱着造反歌呢!”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故事啊!黑人朋友为什么深夜不眠高唱歌曲,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一个有觉悟的红卫兵,一个毛泽东的战士,无论来到那里,无论命运把他抛向何处,无论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乡人(将来是异邦人),举目无亲,离乡背井,他都可以凭着《革命造反歌》的熟悉的曲调找到自己新的同志和战友。

当时,老红卫兵被中央文革认定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具”,被中央文革抛弃。他们不甘心,常常沉浸在一年前创立红卫兵、率先走上街头,高呼“造反有理”“破四旧”的荣光中。《革命造反歌》成为他们对造反运动的最好回忆和纪念。《不是余音——二评〈革命造反歌〉》中说道:

评论一支歌曲,这是难题呀。我至今还常常把音符念成壹、贰、叁。还搞不懂一些所谓音乐家同教壹加壹等于贰的算术老师有什么区别。那更别说难懂的“蝌蚪文”了。……但是《革命造反歌》,这支战歌我却对它产生了那样深厚的感情。在斗黑帮的大会上人家唱着我哼着,在串连的火车上人家唱着我哼着,在南京路上人唱着我哼着……终于,我学会了斗争,学会了这只歌。
学会一支好的歌子,实际上也是一堂重要的政治课。“造反歌”形式是简单的,但内容却是深刻的。正像劳动号子那样容易上口,又那样给人力量。只要你一操起刀戈向敌人冲杀过去,你的思想,你的挥舞,你的搏斗就都自然地符合了这支歌火热的、战斗的旋律。
……不少音乐家给自己的表情术语是温柔地、缓慢地、抒情地,而我们红卫兵却给“造反歌”写下了使他们毛发悚然的八个字:“威凤凛凛,杀气腾腾”。不少音乐家给自己的作品的结尾安排得很巧妙,不是那样狂热,就是那样悲哀,使得歌手们唱完后都要感动得倒下。而我们的“造反歌”真能使他们倒下,这是异常凶狠的“杀! 杀! 杀!——嘿!”
……这只歌子在三山五岳回响,在大河上下奔腾,在五洲四海怒吼。北京、上海、广州、哈尔滨,哪里有红卫兵哪里就有这只歌;反修路上,天主堂的废墟,上海市委门前,哪里有战斗哪里就有这只歌;青海高原,橄榄市前,越南战场,哪里有红卫兵的忠魂,哪里就有这只歌!一听见这只歌就看见了这支队伍!那草绿的军装,鲜红的袖章,那些低俯的身躯,那向前直刺的战旗,那回首相招的粗臂——红卫兵在冲锋。那高吼的战歌,那凶狠的杀声,给一切敌人带来了恐惧和死亡。
这支歌虽不及“山连水,水连天”那样辽阔,虽不及“铁锁黑牢挡不住,我不死我要活”那样慷慨,但是她却用那简单的音符,战斗的旋律,振奋的诗句鼓舞着我们去战斗,甚至催促我们,激励我们为革命去献身。“拿起笔,做刀枪”已经不仅是红卫兵的,而且是广大革命群众响亮的战斗口号了。她号召千百万人冲碎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镣铐。
“造反歌”来自红卫兵的战斗,又推动了红卫兵运动。我第一次感到一支好的歌曲在革命斗争中会有着多么巨大的作用。你看,“造反歌”难道不是“三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音乐形象,“造反歌”难道不是红卫兵的音乐形象!“造反歌”伴随着伟大的红卫兵运动,她岂只是一只歌,她是一部雄浑、悲壮的交响乐,只不过她的第一、第二、第三……乐章不是写在五线谱上,而是写在千里的疆场!
上面都是回忆和遐想啊,回忆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像“造反歌”这样的歌要永远唱下去。……

二、《鬼见愁》——反映“老红卫兵”“血统论”思潮的代表作

1966年8月,歌曲《鬼见愁》在酷热的北京流行: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你)就滚他妈的蛋!(呼口号)滚、滚、滚!滚他妈的蛋!

歌词粗俗,观点鲜明,给人以飞扬跋扈,粗暴绝决之感。
《鬼见愁》(又叫《红卫兵战歌》、《造反歌》),为“红八月”和“破四旧”伴奏。它是老红卫兵集会时的必唱歌曲。这首歌的前两句,取词于当时在中学生中流行“血统论”的对联;“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源于江青7月23日在北京大学的讲话,她说:“我们站在革命派这边。革命是个大熔炉,最能锻炼人。谁不革命谁就走开,革命的和我们站在一块!” “他妈的”是中国北方民间的一句粗话,从前偶然出现于文学作品,鲁迅曾专门分析过这句话,毛泽东在他的政治论文《新民主主义论》中也曾用过。红卫兵将这句粗俗之语写入歌词,是“神来之笔”,开创了政治语言粗俗化的“新局面”。随后,红卫兵的演讲、辩论、大字报、歌曲和诗歌中,就大张旗鼓地使用“他妈的”了。
北京四中的赵振开(北岛)回忆说:“《红卫兵战歌》由我们班长刘辉宣作词作曲,一举成名。这首歌最后一段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你就滚他妈的蛋!’每次合唱都会不断重复‘滚他妈的蛋’,如空谷回声。”
《红卫兵战歌》的主创者刘辉宣回忆说:当时经常开辩论会,大家想找一个合适的歌到会场上唱一唱,一定很有声势,但一时找不到。大家就撺掇我瞎编了一个,连词带曲一挥而就。为了起哄,大家还七改八改,有意弄得更难听一些。结果到会场上一唱就轰动了。各路红卫兵也不听辩论了,纷纷过来抄谱,就像发现了什么稀罕玩艺儿似的。那个时候和现在也一样,出洋相的东西保不齐就成了流行艺术。这个歌随后就唱响了全国。我在贵州串联时,甚至听到过铜管交响乐的演奏呢。这个恶作剧的意外效果使我很是错愕了一阵,又有些洋洋自得,但后来就不可笑了。批判“血统论”的时候,各路红卫兵追着我的屁股后面打,从家里将我拎出来批斗。有一阵挺惨的。
《造反歌》在流传过程中,出现许多新版本。比如:黑龙江版的《造反歌》名《鬼见愁》,哈尔滨工程学院造反宣传队作曲,词曰:“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呼)基本如此!基本如此!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你)就滚他妈的蛋!(呼)要是不革命,就罢他娘的官!滚他妈的蛋!”
《造反歌》还有一种版本专供“黑帮”、“狗崽子”自唱自辱,名《鬼见愁之歌》,词曰:“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鬼见愁。要是革命我就站过去,要是不革命就滚我妈的蛋!”
这年夏天,还有数首同名的《红卫兵战歌》流行全国,比如:
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红卫兵集体创作的《红卫兵战歌》: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大风大浪里练红心。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横扫一切害人虫。敢批判,敢斗争,革命造反永不停。敢批判,敢斗争,革命造反永不停。彻底砸烂旧世界,革命江山万代红。//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无产阶级立场最坚定。踏着前辈革命的路,时代重任来担承。敢批判,敢斗争,革命造反永不停。敢批判,敢斗争,革命造反永不停。彻底砸烂旧世界,革命江山万代红。//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文化革命打先锋。团结群众齐上阵,誓把黑帮全肃清。敢批判,敢斗争,革命造反永不停。敢批判,敢斗争,革命造反永不停。彻底砸烂旧世界,革命江山万代红!万代红!
北京101中学红卫兵创作的《红卫兵战歌》:战鼓响,烈火熊,杀声起,军旗红。冲天霹雳泣鬼神,杀出英雄红卫兵。砸烂八股旧学制,横扫黑帮立奇功。党给一身造反骨,唇枪舌剑杀气腾。主席亲手授战旗,小将高唱东方红。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杀!杀!杀!

三、《嚎歌》——中国音乐史上耻辱的一笔

1966年8月,有一首专供“牛鬼蛇神”唱的歌,叫《嚎歌》,又叫《鬼见愁战歌》、《认罪嚎歌》、《牛鬼蛇神歌》,在中国大地流传。
《嚎歌》歌词出自北京四中红卫兵之手,也属于“老红卫兵”的作品。词的作者是谁?四中的同学至今还不好意思直接说出他的名字。
如今,流传下来的《嚎歌》歌词有许多版本,笔者以为,最可靠的是北京四中教师王行国在1966年8月12日的日记中记载的《牛鬼蛇神嚎丧歌》歌词:

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罪人。我有罪,我该死,我有罪,我该死。人民应该把我砸烂砸碎,砸烂砸碎。我是牛鬼蛇神,我向人民低头认罪。我认罪,我改造,我改造,我认罪。不老实交待,死路一条,死路一条,死路一条。

北京四中的赵振开(北岛)在《北京四中》一文中回忆说:《鬼见愁战歌》的歌词是: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罪人。我有罪,我该死,人民的铁锤,把我砸烂砸碎……
北京四中的同学回忆了“红八月”学校里教唱《嚎歌》的情景:“只见牛鬼蛇神们正襟危坐,面对挂在墙上的一纸曲谱,由一位音乐教师教唱,教一句学一句。那位老师手持小木棍,不时地提醒大家,必须带着认罪的感情去唱,咬字要清晰,不许走调。在座的牛鬼蛇神中,有的表情麻木,有的神色恍惚,但有的居然摇头晃脑,打着拍子,自我陶醉一般。周围站满幸灾乐祸看热闹的人。……学得最快的是刘铁岭副校长。……老师没教几遍,他就会唱了,于是自告奋勇为大家示范,他字正腔圆,抑扬顿挫,歌声既嘹亮又有节奏感。他以这种独特的形式,似乎在证实自我赎罪的真诚与信心。”
有一种说法,说《嚎歌》的谱曲者是著名作曲家周巍峙。周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曲作者。陈荒煤回忆说:“一九六六年我们一同被关在文化部旁边那个大庙里,不知从哪里送来了一首歌词,硬要周巍峙同志谱成曲子,并由他教唱。这个歌曲的全部,现在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我记得,其中重复了两句特别别扭的调子,就是:‘我有罪,我们是牛鬼蛇神!我们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
周巍峙则否认自己是《嚎歌》的作曲者。他说,他只是教唱过《嚎歌》。周巍峙的儿子周七月说:“可以肯定的是, 陈荒煤的记忆一定有误。我父亲关于《嚎歌》的记忆是这样的:有一天,部里的造反派和外单位的人来到牛棚,给我一张纸,让我教大家唱‘牛鬼蛇神歌’,因为牛棚里关了那么多人,但只有我一个人懂音乐……。”
据说,“牛鬼蛇神”在唱《嚎歌》时,有合嚎、独嚎之分;演唱时对体形姿式也有要求,或双膝跪地,或两腿弯曲。又分自嚎和展示表演,后者供参观拍照之用。有的红卫兵还要求“牛鬼蛇神”按歌曲的旋律边唱边抽自己的耳光,或者锤击自己的胸膛,以示自己认罪及痛不欲生。
1966年9月9日,“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发布第六号通令,明确提出:“《嚎歌》属于侮辱人,不是我们应采取的斗争方法。”
说归说,唱归唱。《嚎歌》仍在流传。
新凤霞被打成“牛鬼蛇神”后,劳教队命令她和其他“牛鬼蛇神”一起学唱《认罪嚎歌》。她和溥仪两人怎么也唱不好,被罚出列练唱。她回忆说:“我个子低,皇帝个子高,可是我声音高,皇帝声音低,这一高一低更不是味儿了。歌词只有几句:‘我有罪呀!哎哟!我该死了!哎哟!哎哟!该死,该死!真该死呀!我有罪呀!有罪,有罪,有罪,哎哟,唉唉哟哇!罪该万死了,我有罪呀!唉唉!我该死唉!唉唉、唉哟、唉呀……’” 看管人员也觉得不好听,不让他们再唱下去了。
音乐家马思聪不堪迫害,携家逃离中国大陆。1967年4月,他在美国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了题为《我为什么离开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的公开讲话。这篇讲话中他列举了所受到的各种凌辱,其中包括被迫唱《嚎歌》:“每天早晚,我们必须在一起唱——有时是单独唱——一首令人厌恶的歌,作曲者是一个指挥教授的儿子,曲名是“黑帮的吠声”。歌词如下:‘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我必须由人民监督,/因为我是人民的敌人。/我必须坦白,/如不坦白,将我碎尸万段。’这支歌的最后一个音符是‘7’,为加强音,唱起来非常难听。” 《嚎歌》从此流传世界。
《嚎歌》让人自虐自污、自甘羞辱,让人精神自焚、灵魂自缢。它是中国音乐史上耻辱的一笔。

四、《造反更觉毛主席亲》——造反派红卫兵的代表作

这首歌是歌舞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中的一首歌。词曰:

抬头仰望毛主席,心中升起红太阳。有多少贴心话儿对您讲,有多少热情的赞歌给您唱。呃!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更觉毛主席亲。您给我们撑腰,我们给您争气,为了捍卫您的革命路线,为了捍卫您的伟大思想,刀山我敢上,火海我敢闯。
抬头仰望毛主席,心中升起红太阳。我们对您无限崇拜,您给我们无穷无尽的力量。呃!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更觉毛主席亲。
挖掉修正主义根子,粉碎资本主义复辟。为了捍卫您的革命路线,砸烂旧世界,红旗天下扬。

这首歌是套用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歌词改编的。它与红卫兵、造反派的其它造反歌曲的风格很不一样,有些抒情,有些柔婉,有些伤感。它宣泄的是红卫兵、造反派在文革初期受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击或压抑时的苦闷情绪,同时表现了他们在毛泽东支持他们“造反有理”、得到平反后的感恩和激动。这首歌流传很广。
《造反更觉毛主席亲》被收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1969年元月编印的歌曲集《红卫兵歌声》一书中。

五、《四一四战歌》——歌曲后面的一段荒诞故事

《四一四战歌》是清华大学“四一四总部”的队歌。关于这首歌,有一段故事。
“四一四总部”一把手沈如槐回忆说:为了表示414为真理而献身的决心,在纪念414成立一周月的大会决议中,我们引用了这样一段林彪语录:“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这段语录后来被414战士谱了曲,变成了《四一四战歌》,成为鼓舞414与团派斗争的有利武器……”
414另一位负责人周泉婴的回忆更直接、更具体。他在《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一书中,专辟一篇“关于‘414战歌事件’”,说明414派战歌的来历和围绕这首歌曲发生的争斗。节选如下:

清华414派的战歌,一反文革时代人们习惯中的常规,采用林彪语录为主体词,而不是采用毛泽东主席语录为主体词……:“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结尾口号为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当时,我通过认真地通读了一本《林彪语录》,无意中发现了后来在414战歌中用的那段语录,我当时以为这段语录来自林彪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某个讲话,因为其内容确实充满了抗日将士临战时的那种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因此我爱不释手,连续念了好多遍,突然我的大脑中出现一个灵感,我想如果将这段林彪语录谱写成为414派的战歌,那在政治上将是一个绝妙的杰作:(1)这个战歌本身就是治疗414派固有温良恭俭让的弱点的一剂良药;(2)这个战歌一反文革时代人们习惯中的常规,不是采用毛泽东主席语录为主体词,这本身就是对毛支持中央文革坚持的极左文革的路线的一种非议;(3)这个战歌本身显示了414派对军队力量的态度,因此它隐含着414派对军队力量的一种期望,期望军队力量在未来的文革里程中至少能够对清华两派斗争保持中立。
于是,我首先找到我们动力农机系低年级会作曲和拉小提琴的同学为上述的林彪语录谱曲,结果这个同学用小提琴奏了一遍他谱的曲子,我感觉力度不足;接着我又去找文工团的414派的同学重新谱曲,新的曲子出来后,我听了之后还是觉得力度不够,所以我还不罢休,还企图找懂音乐的高手去再谱曲子。然而,出乎我意料,文工团谱曲的414派同学,居然自作主张、自告奋勇地跳上当天414派在礼堂召开的大会讲台上,用他谱的曲子向台下数千名“四一四串联会”的成员教唱他谱的“414战歌”。结果台下数千名“四一四串联会”的成员,一听这个“414战歌”就群情大振,很快都学会了这个“414战歌”,就这样414派的战歌就在清华两派斗争中应运而生了。
1967年12月5 日,蒯大富不知道听了谁的建议,命令团派广播台发表声明,称414战歌的歌词不是林彪语录,因此唱414战歌是炮打林副统帅。
1967年12月13日,蒯大富在团派大会上说:他在11月27日就414战歌中的语录问题请示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将蒯的请示转给吴法宪(中央文革中的军方代表之一),让吴法宪查实414战歌中的语录到底是不是林副主席的语录,结果吴法宪明确地告诉他:“林副统帅没有讲过那段话,肯定没有讲过,也不会那样讲”。因此,蒯在会上又说:“我们把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已经公布于众,他们还要唱‘完蛋歌’,我们认为这是在开反革命的顶风船,我们决不允许把这种不像样的联动式的法西斯歌曲强加给我们最最敬爱的林副统帅。”
此后,414 方面不少高干子女纷纷出动,去找寻414战歌中的那段林彪语录的实际出处,结果很多书籍和照片确凿地证明,414战歌中的语录确实是林彪语录。为此,414方面采取“诱敌深入”的策略,一面故意不公布有关能够证明414战歌中的语录确是林彪语录的证据,一面通过414广播台于12月16 日发表《严正声明》,重申414战歌中的语录完全是林彪语录,从而反过来攻击蒯大富,说他有关414战歌的言论才是真正炮打林副统帅的犯罪言行。
就在414广播台发表上述《严正声明》的晚上,即1967年12 月16 日晚上,似乎蒯大富调来了“天兵天将”——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和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在与首都高校群众座谈时,对清华的414战歌问题旗帜鲜明地表了态。当清华团派代表问谢富治414战歌中的语录是否是林彪语录时,谢富治明确地回答:“我从未听见过,谣言!”接着,戚本禹的表态更为鲁莽,戚本禹针对414战歌中的语录说:“造毛主席、林副主席谣的人,罪该万死!”你相信吗?靠毛泽东思想嘛!你们学了这么多毛选,还分析不出来?”
至此,414方面意识到在414战歌问题正面反击团派及其后台的进攻的时刻到来了。1967年12 月18日,414在清华礼堂召开关于414战歌的专题大会,会上414总部常委陈楚三发言,他公开批评1967年12 月16日戚本禹和谢富治关于414战歌语录的表态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同时陈还公开向全体414成员展示证明414战歌语录是林彪语录的确凿证据。原来,414战歌中所用的林彪语录,出自解放军总参谋部编的《林彪元帅有关战役方面的论述汇编》,在该汇编中,有一篇林彪1959年11月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其中明明白白地记载着414战歌中的那段林彪语录,一字不差。

这下子,让许多人感到很尴尬。事情不了了之,《四一四战歌》继续响彻清华园。
《四一四战歌》,又叫《完蛋歌》、《敢于牺牲》、《在需要牺牲的时候》。
1967年8月苏州出版的《文攻武卫》第30号头版,曾刊登了这首歌的词曲,不知道和414版的是否同一版本。
清华大学的“井冈山兵团”为了丑化对立的“四一四”派,编了一首模仿中央领导人讲话口气的歌曲《中央首长评四一四》,在自己的大喇叭上对着“四一四”派播放:“四一四出现是有背景的,四一四头头是不纯的,四一四是有后台的,四一四大方向是不正确的,四一四的理论是反动的。四一四上台不行!不行!!不行!!!”还有一首骂“四一四”的歌,歌词是这样的:“你说那个四一四为什么这么坏?因为它有罗征启和沈如槐。你说沈如槐为什么这么坏?因为他的一只眼睛睁不开!”
“四一四”以牙还牙,作歌曰:“井冈山是老蒯的山,二十八团小爬虫满山钻。革命干部凌老机,革命阿姨陶德坚。坚决要求大翻个,流氓痞子要掌权。”

六、《打倒宋任穷》——红卫兵歌曲的一个代表门类
《打倒宋任穷》这首歌,出自东北地区造反派中主张打倒宋任穷的一派之手。

东边一条绳,西边一条绳,勒住了宋任穷的个鬼喉咙啊。你反对毛主席,向主席思想进进攻,打着红旗反红旗,闹的可真是凶啊。
南边一条绳,北边一条绳,宋任穷的个鬼喉咙勒的可真不轻啊。你反党反人民,想篡军又篡政,妄想复辟资本主义白日瞎做梦啊!
革命人民眼睛亮,识破阴谋看得清,揪出宋任穷狠狠打,造反有理干得冲。工农兵和学生联合起来闹革命,主席思想来武装,横扫一切害人虫。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造出一个新世界哎红通通!

词曲阴阳怪气,有些西邪东毒的味道。
《打倒宋任穷》的词曲作者是沈阳音乐学院井冈山。“语录歌”最著名的作者劫夫就是这个学校的。不知道劫夫参与这首歌的创作没有。
《打倒×××》这类歌曲,是红卫兵歌曲的一个代表门类,大概有近百首。这类歌曲中,批判刘少奇的最多,各地造反派还将本地区的“走资派”编入歌曲,其歌词都是几乎都是政治口号的堆积与罗列。比如,何蜀在《文革中的歌曲》一文中说:1967年初,武汉出现过一首《打倒王任重》的歌曲,歌词是:“说抓就抓,嘿!说干就干,杀!揪住王任重,斗倒斗臭!集中火力猛攻黑炮手,枪打出头鸟王任重!我们舍得一身剐,敢把王任重拉下马。不打倒王任重不是造反者,打倒他给保皇派看一看!”何蜀考证说,这首歌是在1946年流行于东北野战军中的歌曲《说打就打》重新填词而成的。

七、《向江青同志学习》——献给第一夫人的颂歌

颂歌(歌颂领袖,歌颂共产党,歌颂工农兵,歌颂文革,歌颂造反,歌颂本派),是红卫兵歌曲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歌颂领袖的歌曲中,最多的是歌颂毛泽东的歌曲,也有一些歌颂林彪的歌,比如《以林副统帅为榜样,永远忠于毛主席》等。除了这两位之外,还有几首歌颂毛泽东夫人江青的歌,在造反派中传唱。
1967年夏天,“陆海空三军驻京部队无产阶级革命派文体战士联合演出委员会集体创作”、演出了一台歌舞《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胜利万岁》。这台节目分为两部分,其一,“欢庆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其二是“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胜利万岁”。这台节目的第二部分的最后一个节目是“歌舞:《向江青同志学习》”,歌词的内容是:

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江青同志对毛泽东思想无限热爱,江青同志对毛泽东思想无限忠诚。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她毛主席著作学的最好,为革命而学,为革命而用。高举着毛泽东思想红旗,揪出了黑线,牛鬼蛇神现原形。为发展无产阶级文艺事业,她百折不挠,忠心耿耿。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人民立下了不朽的战功。她是党的好儿女,人民的勤务员,青年的好榜样,是毛主席的好学生。革命的文艺工作者,让我们联合起来,高高举起毛主席革命文艺伟大红旗,彻底粉碎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为无产阶级文艺更坚定、勇敢地战斗!让毛泽东思想去占领一切阵地!

“陆海空三军驻京部队无产阶级革命派文体战士联合演出委员会集体创作”的《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胜利万岁》,音乐出版社1968年1月正式出版,《向江青同志学习》这首歌自然收录其中。《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胜利万岁》一下子印了310300册,使其中的歌曲广为流传。
《向江青同志学习》后来还收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1969年元月编印的歌曲集《红卫兵歌声》一书。

八、《我们和中央文革在一起》——造反派红卫兵的心里话

中央文革小组,是文化大革命的指挥部,具有“书记处加政治局”(谢富治语)的职能。它是造反派的代表、造反派的后台,是造反派的大本营。造反派对中央文革小组大唱赞歌,歌而咏之……
首都中学红卫兵“四三”派于1967年夏编演大型歌舞史诗剧《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剧中有一首创作歌曲《我们和中央文革心连心》,歌词曰:

山连山,水连水,我们和中央文革心相连,心相连哪。风再大,浪再险,我们和中央文革肩并肩,嘿!肩并肩!洒热血,心甘愿,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炮声隆隆,嘿!吼声震天,文化大革命掀起狂涛巨澜,革命造反派冲锋陷阵,坚决把刘邓彻底砸烂! 山连山,水连水, 我们和中央文革心相连。

这首歌曾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多次广播。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1969年元月编印的歌曲集《红卫兵歌声》一书中,收录了这首歌。
这首歌是造反派创作的。歌曲在流传过程中,一些造反战士根据本地实际进行了改造,出现一些新的版本。何蜀曾在一篇文章中介绍了“成都版”的《我们和中央文革心连心》,他说,四川著名的群众组织红卫兵成都部队创作的大型歌舞《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第七场《四川很有希望》中有一段歌词为:“巴山蜀水连北京,我们和中央文革心连心。毛主席是舵手,江青同志擎大旗。红卫兵战士永作您忠实的红小兵!风险大,浪连天,革命的重担挑在肩。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赴汤蹈火也心甘!山连水,水连天,我们和中央文革心相连。紧跟舵手毛主席,斗私批修永向前!红卫兵战士永跟中央文革心不变!”
类似的歌颂中央文革小组的歌曲还有几首:
《誓做中央文革的铁拳头》(选自1967年首都中学红代会红卫兵战歌演出办公室编演的“大型革命歌舞”《红卫兵战歌》):像海边的灯塔指引着革命的航程,像高山的青松无比勇敢坚强。光荣的中央文革啊,您是毛主席的忠实助手。光荣的中央文革啊,您是毛主席最好的学生!英雄的红卫兵革命意志坚,心红甘愿排除万难。大风浪里跟着您,海枯石烂心不变。誓做您的铁拳头,彻底砸烂旧世界!敬爱的中央文革啊,我们永远跟您心相连!我们永远跟您胜利向前,胜利向前!
《誓作中央文革的铁拳头》:革命派,心最红,誓作中央文革的铁拳头。敢批判,敢斗争,粉碎敌人的新阴谋。革命派,心最红,誓作中央文革的铁拳头。指到哪里,打到哪里,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大风浪里去战斗,千难万险不回头!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誓作中央文革的铁拳头!
《永远忠于中央文革》:无产阶级革命派顶天立地,革命造反举红旗,我们永远忠于中央文革,我们永远终于敬爱的毛主席。头可断,血可流,坚决和中央文革战斗在一起。无产阶级革命派顶天立地,革命到底志不移。我们永远忠于中央文革,我们永远终于敬爱的毛主席。挺起胸,昂起头,坚决和中央文革战斗在一起。永远跟着毛主席,创造毛泽东思想的新天地。

九、《文攻武卫歌》——为红卫兵造反派武斗伴奏的歌曲

1967年7月22日凌晨,江青在接见河南省造反派代表时说:“我记得好像就是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我们坚持毛主席提出的文斗,坚决反对武斗,做深入的群众工作,这是第一条……但是,还要有第二条,不能天真烂漫。当他们不放下武器,拿着枪枝、长矛,大刀对着你们,你们就放下武器,这是不对的。你们要吃亏的,革命小将你们要吃亏的。” 天一亮,北京的造反小将倾城出动,宣传江青讲话。当天出版的《首都红卫兵》全文刊登江青讲话。次日,江青讲话在上海《文汇报》公开发表。“文攻武卫”的口号迅速传遍全国各地。
上海音乐学院的造反派组织“新上音”、戏剧学院的造反派组织“革命楼”紧跟造反形势,创作了《文攻武卫之歌》:

文攻武卫,嗨,文攻武卫,我们快快武装起来!江青同志号召我们文攻武卫,我们再也不能天真烂漫。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垂死挣扎疯狂十倍,他们血腥镇压革命派,我们手无寸铁要吃亏。文攻武卫,嗨,文攻武卫!杀杀杀,嗨!//文攻武卫,嗨,文攻武卫,我们快快武装起来!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林副统帅、中央文革。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垂死挣扎疯狂十倍,他们血腥镇压革命派,我们手无寸铁要吃亏。文攻武卫,嗨,文攻武卫!杀杀杀,嗨!

这首歌对于宣传江青的“文攻武卫”,对于造反派武斗,“功”不可没。

十、《南京知识青年之歌》——红卫兵的落魄之歌

毛泽东1968年“7•28”召见“五大红卫兵领袖”之后,红卫兵运动式微。大批红卫兵被打发去“上山下乡”。南京中学生任毅创作了《南京知青之歌》:

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长虹般的大桥,直插云霄,横跨长江。威武的钟山,虎踞在我的家乡。//告别了妈妈,再见了故乡。黄金似的学生时代已载入了青春的史册,一去不复返。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多么漫长。生活的脚步深陷在偏僻的异乡。//跟着太阳起,伴着月亮忙。沉重地修地球,是光荣而神圣的天职,我的命运。用我们的双手,绣红地球,赤遍宇宙。憧憬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到来!

歌词的后面几句,显然不是真实心态,更多的是为表达“政治正确”的需要,但总的来说,它反映了知青的心态。
这首歌不知通过什么渠道传到了苏联,“苏修”称之为“中国知识青年之歌”,在电台播放,用于批判中国的上山下乡政策。
1969年8月,任毅在电台中听到“苏修”电台在播放自己创作的歌曲,顿感五雷轰顶,连忙跑到公安局自首,公安局没人理睬他。直到1970年2月,有关部门才追查下来,不久任毅被判了死刑。时任省革委会负责人、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说:“一名知青,仅凭一首歌就被判处死刑,岂有此理!”1970年7月,任毅被改判为有期徒刑10年。
以上“十大金曲”,基本上属于狭义上的红卫兵歌曲。
广义上的红卫兵歌曲,指红卫兵时代的歌曲,其中既有红卫兵创作的,也有文艺工作者创作的。这些红卫兵歌曲散见于红卫兵报刊上,同时被许多群众组织结集出版,版本甚多。
1969年1月,“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红卫兵”《教育革命》编辑部编印《红卫兵歌声》一书,收录“毛主席语录歌曲”32首,“毛主席诗词歌曲”20首,“纵情歌唱毛主席”(包括长达800多字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88首,“革命歌曲选编”41首,“组歌、革命歌舞剧”6部,“现代京剧样板戏选段和革命芭蕾舞剧选曲”24段。这本《红卫兵歌声》,是红卫兵运动中最有名的一本歌曲集,因为它是官方认可的“红代会”编印的,具有半官方性质,其中收录的都是“政治正确”的歌曲;像老红卫兵的歌曲,一首也没有选收,包括本文所说的前面几首著名红卫兵歌曲,都没有收入。


【述 往】

听妈妈讲越南的故事
——春节撞见不速客(外一篇)

于向真

除夕那天,我的小学同学王枫来电话,通知3月初“越侨联谊会”有活动,希望我妈妈和我能参加。所以我嘱咐妈妈找出一些在越南的老照片,以便活动时与大家交换着看看。王枫上小学前的两年多,随父母在越南生活,儿童时期学外语能力最强,王枫至今还会说一些越南话呢。1973年至1977年,我父母在新华社河内分社工作,住的就是王唯真、陈萍夫妇(王枫的父母)上世纪50年代末住过的小院中的小楼;除了新装空调之外,一切家居用品都是原来王唯真夫妇使用过的旧物。
我父母在河内那几年正值越战结束前后,属于报道任务最重的驻外分社之一。社里除了我父母和几位总社派驻人员以外,还有十几位雇员,都是在越华侨。我父母回国后不久,中越关系日趋紧张,越南一度大肆排挤迫害华侨,在河内分社工作过的华侨雇员大多数回到国内,有几位成为新华社正式记者。他们念过去与我父母工作中结下的友谊,刚在国内站稳脚跟,纷纷到家里看望我父母。有两三位甚至经常走动,我父母离休后依然常来探望,这份情谊很是真诚感人。
上午,我一边扫描那些老照片,一边和妈妈闲聊天,因为我扫描的都是父母在越南工作期间的那些照片,妈妈回忆着往事絮絮地说,我有一搭无一搭地接着下茬。起先妈妈说的尽是那时期中越关系、“抗美援越”中的两国往来,中苏越三角关系的演变等等重大的外交事件,我虽知重大却并不感兴趣。后来妈妈突然说起一件小事,却引起我的注意,以致我放下手头的活儿去打听,妈妈不明白我为什么单单对这件小事感兴趣。事情是这样,我说给你听听:

1975年春节,河内分社忽然来了十几位不速之客,一听他们中有人会说标准的普通话,分社雇员就热情地把他们让进会客室。我妈妈闻讯也赶来,刚请他们落座,就见一位中国驻越南大使馆的馆员急匆匆跑来招呼我妈妈出去讲话。他告诉我妈妈,这些人原来是南海的中国岛民,后来这个岛被中共领导人“赠送”给越南了,“这些人已经是越南人了,尽快让他们离开,以免惹出外交事端。”妈妈让使馆的人走了,进屋环视一周,一下就被那些人眼睛里流露出的感情打动了,马上亲自为这些人沏上好茶,并殷勤地拿出从国内买的高级糖果,剥开糖纸一一递到他们手中。转一圈回过头时,妈妈惊讶地发现他们不论男女每个人都激动得热泪盈眶,有几位年长者更是双泪长流,哽咽不已。妈妈又劝他们喝茶,耐心地等他们慢慢平息激动之情。
“好久没喝过这么好的茶了,真香啊!”““好久没吃过祖国的糖果了,真好吃啊!”他们开口说。然后七嘴八舌地告诉我妈妈,自己原来是白龙尾岛的中国岛民,以打鱼为生。岛屿被赠送后成为越南公民,抗议无效,不久岛上的人都被输送到越南大陆,分别安置在不同省份地区。“现在生活大不如前了,非常艰苦……”。我妈妈劝他们:“仗快打完了,以后该搞生产建设了,日子会好起来的。”“哎——”,他们叹着气说:“日子苦点倒没什么,我们很多亲戚都在中国呢,再也见不到了!”“把我们分散的哪儿都是,过年了好不容易聚起这些人,每逢佳节倍思亲呀。今天可好了,我们总算见到祖国的亲人啦,还吃上祖国的糖果、喝上祖国的茶了。”说到这儿,老人的眼泪止不住又淌了下来。

妈妈说到这儿,我也不由地同情起这些人,他们原来是我们的同胞,对祖国的依恋之情自然是很深很深的。我想起使馆已有嘱咐,就问妈妈:“后来你怎么下的逐客令呀?”妈妈说:“他们根本没等我表示,可能也担心惹事生非,只坐了一会儿就匆匆告辞了,走的时候千恩万谢的,以后也没有再来过。”这件事已经过去30多年了,我妈妈也老了,大过年的我不想让她老人家心里有丁点儿不快,就忍住好奇心不再多问,尽管心里还有问号和感慨,只能留在心里酝酿吧。此处此刻,我忍不住还在想:不知道当初那个岛、那些岛,究竟是怎样划归越南的?我一向关心时事,怎么从没听说过南海岛屿易手之事啊?感慨领导人一句话,竟使那些人就此改变国籍,就此与亲人故友两相隔绝,而彻底改变个人与家庭的命运。1998年,我在朝鲜访问期间也遇到过类似事情,一些老志愿军战士,在停战以后非志愿性地被遗赠给朝鲜,他们后来的悲苦命运实在令人唏嘘感慨……
和平年代已经许多年了,地球在互联网的影响中仿佛变小了,人类的共同利益正被空前强化,国家概念也日益淡薄。我是从半个世纪前走过来的人,深深理解传统的文化观念对老辈人根深蒂固的影响,其中对祖国的深挚爱恋深入每个人血液之中。30多年前那十几位造访河内分社的原同胞,只是被命运捉弄被迫改变国籍的众人中的一个小小缩影,他们千方百计四处奔波联系到星散开来的昔日同岛居民,不顾一切地偷偷跑到越南首都河内,跑到大使馆被拒之门外后又来到新华社分社,才见到曾经的同胞说上两句亲热话、洒下几滴相思泪,他们的举动我能理解。当年他们一定庆幸遇到一位和善热情的女士(我妈妈),见到故国亲人的笑脸相迎,品尝一点点来自故国的茶点,马上就心满意足地离去,这群“过去时的”同胞是多么可爱啊。
从这件小小的往事中,我又一次体会到当年中国人曾经对祖国和亲人怀有多么深深的依恋。这份真情平时往往都埋在心底,若逢年关来临时,它会像火山爆发一样将炽热的烈焰冲上天际,照亮天幕!

2008年春节写于北京
2014年2月18日修订



妈妈与红色高棉领导人的点滴交往

于向真

昨天,我看了一篇博友写的游记,介绍了金边“屠场”见闻。于是我和老妈妈议论起柬埔寨大屠杀之事,勾起妈妈的回忆,给我讲了当年她与红色高棉领导人有过的点滴交往。
我爸爸妈妈是新华社的老员工,1973春至1976年秋在越南河内工作。妈妈昨天告诉我:“那时期,柬埔寨人从中国回国时,都先乘飞机经过河内再去金边。西哈努克亲王夫妇常驻北京,中国为他俩配备了一架专机。波尔布特当政时,往返中柬也乘坐这架飞机。1976年4月中旬,我和你爸爸回国时坐的就是这架飞机.那次西哈努克夫妻回金边,返回北京空着也是空着,正巧总社叫我们回国述职,我们就搭乘那架飞机回了北京。那次你也去接机了,还记得吗?”
哦,我想起来了,那次我是和新华社的两位干部一起去机场接机,站在候机厅大玻璃窗前,见到一架小型飞机停落后,只有爸爸妈妈两人走下来,我们三人还颇感奇怪呢,敢情是中国给西哈努克准备的专机。妈妈说:“别看飞机不大,里面的座位很舒适,能坐十几个人。”
妈妈又说:“我国驻越使馆设宴接待过波尔布特,我们也参加了,印象中波尔布特文质彬彬的。我们分社还接待过访华归来的英萨利、英蒂丽夫妇,看得出他们夫妻感情很好,后来才知道他们一伙儿竟然指使红色高棉干了那么多令人发指的坏事。” 妈妈又说:“英蒂丽告诉我:她和英萨利是在外国留学期间相识相恋结为夫妻的。”妈妈说:“那小两口都非常健谈,充满朝气。”
是啊,人是最难琢磨的动物了。好人坏人常常貌似神也相似,混在一处实难区别。有时公认的好人,甚至万民敬仰的伟人却能干出缺德透顶的坏事,又有十恶不赦的杀人犯却怀揣着对至爱亲朋的千般柔情万种义气。难怪在老妈妈的印象中,魔鬼波尔布特竟然也“文质彬彬”。英萨利、英蒂丽夫妇也曾是红色高棉的领导人,要不是妈妈提起来,我早已把那两人忘了,也不知道那“感情不错”的夫妇俩后来的命运如何?
妈妈10来岁,在一个小枕头皮儿里装了两件衣服,背着小枕头皮儿就参加八路军了,朴实无华,老实得自己都常笑话自己。我相信妈妈说的话,也相信即使是杀人狂魔也有光鲜体面的一面。
与其怨恨某个人、某些人,不如从制度上找寻根本的原因!国际社会审判红色高棉的当事人,就是审判波尔布特为首的血腥残暴、反人类的集权统治!历史一定会将所有残暴的、犯有反人类罪行的家伙一一押上严正的审判台,钉上历史的耻辱柱!

2009年4月26日


【述 往】

《末代贵族浮沉录》选登

曾国一

第六章 血的洗礼——镇反亲历

杀场设在青弋江江边沙滩上,暮春枯水时节,江水下降,露出来很阔的一片片沙滩。沙滩左前面是岷江和青弋江三江交汇处,江面很宽,波涛汹涌。那有名的世界第一大佛——乐山大佛就矗立在那两江交汇对岸的岸边。大佛后面郁郁葱葱的山上是著名的规模很大的凌云寺——和尚已经被驱走了。改为“荣誉军人疗养院”,住了许许多多从朝鲜战场上被打得断胳膊少腿的“最可爱的人”……大佛的两只脚在岸边,身躯从江边直抵山顶,大佛的头与山顶相平。整个大佛乃戳戮?山而成,高达数百米,突兀在那壁立陡峭的土黄色崖壁间,真乃雄伟壮观。大佛的一只手掌上面就能够摆下几张桌子,可见其伟岸。乐山大佛昂昂然地俯瞰着整个乐山城,而今也昂昂然地俯瞰着这新开辟的杀场。大佛如果还有灵气,定然想不到,他俯瞰了千百年的平静的沙滩上竟突然如此喧嚣!人们竟选择在他的眼皮子底下大开杀戒!真是阿弥陀佛啊!枪毙人那天,万人空巷,围观者人山人海。我也亲临现场。
那年月枪毙人,都用威力很大的步枪,用枪口紧紧抵着后脑勺。一枪下去,脑壳粉碎,红色的血浆向天空乱喷,灰白色的脑浆溅洒得遍地。枪毙之后,已经没有脑袋了,只剩下躯体!老百姓没有眼见过这样枪毙人,有的说人道,有的说非人道,众说纷纭。我活了二十岁,也是第一次看到杀人。面对此情此景——涂地的血浆、脑浆,心情免不了紧张,但是必须强自镇定,显得泰然……灵魂深处,人性与兽性的搏斗便悄然而生!   
至于“人道”、“非人道”之说,当时亿万草民和我们这些年轻干部都太孤陋寡闻,“老革命”们的“保密工作”又做得百分到家。延安时期杀人基本上不浪费子弹,都是“斩首”、“活埋”。活埋的较多,叫你自己挖坑自己跳下去,刽子手只负责填土。以后在东北,基本上都是“蘸糖葫芦”——把将被处死的人吊起来。剥光一切——赤身裸体用鞭子、藤条之类抽打。打得皮开肉绽,血肉模糊,抽打数百鞭。打得鲜血布满全身,成了鲜红的“血人”,叫做“蘸糖葫芦”,真比“凌迟处死”残酷!还同样必需男女老少去“杀场”目睹,听那痛苦的嚎叫,看那悲惨地走向死亡!当人变成了野兽时,比野兽更加残暴!

第七章 共你的产——土改亲历

  我被任命为犍为县第六区寿保乡第三小乡的土改工作队队长。命令我们四个工作队组成了一个“联合斗争指挥部”。我被任命为 “联合斗争指挥部”总指挥,建兼?团委员会书记。
对于“糟得很”的事情,我是坚决制止。由于人性未泯,还有道德底线——“武装队员”轮奸地主家的少女,我立即抓起来,关起来,严厉查处。有次几十个农民把一个地主家的少女全身脱光了,裸体站立在风雨之中。一个老农民慌慌张张的跑来告诉我,我立即赶了过去。只见一个少女浑身赤裸着,瑟缩在寒风中,弯着躯体,低着头用双手遮住羞处。一个年轻农民嬉皮笑脸的要去拉开她的双手。我愤怒地大吼一声,斥退了那个农民。叫两个女人赶快把少女带去穿好衣服,送她回家。让这伙人站在雨地里,严加申斥,而且把带头的禁闭起来……
我不允许使用这种低劣的手段来进行报复,老农民也不同意这些作为。他们都支持我在斗争中要掌握原则,把握住政策界限。我想这是作为一个工作队长应该坚持的。不过这种坚持对还是错?也暗地里思考过。因为《毛泽东选集》里面有这样的教导:“那地主少奶奶的象牙床也要泥腿子上去滚一滚。”我理解这只是象征性的语言,并不是真要去上去“滚一滚”,更不能把人家的黄花闺女弄到草堆里去滚,几个人去轮奸,那和日本鬼子有什么差别?所以我认为这种坚持不是丧失阶级立场。而是坚持执行政策。
然而也并不是所有的干部都持我同样的观点,也有的“独裁者”对于“滚一滚”的行为视而不见,置若罔闻的,甚而还有也去“滚一滚”的。中共乐山地委宣传部长方驰辛,称这类干部是“被裤腰带套着了!”致使一些地痞流氓乘机去地主家里随意奸污,被糟蹋者不敢告发,也无人敢于检举。夺地、劫财、打杀、奸淫遍布农村……农民们怕地主以后“反攻倒算”,不仅只是从“五个方面打倒地主阶级”,恨不得把他们从肉体上都全部消灭。
分浮财时候。每个村都搞了“地、富集中营”,把地、富家的主要成员关押起来,把老的小的留在外面。一家一家的扫地出门。没收了一切,有的甚至连穿在身上的衣服也扒掉。土地改革结束时候。一个工作队能够“整”出来多少钱,是最被看重的工作成绩。

第十一章 割了舌头的被告

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委派驻沙坪坝工作组组长陈梦玎,到学校来作报告。命令所有的人都必须去听报告。
陈部长那三寸不烂之舌,真会“煽风点火”。他一再号召党团员带头“帮助党整风”,“北京人民大学一个女同学(指林希翎——作者),真是一代新人!”我已经麻木了的心灵被他点燃,有点蠢蠢欲动(陈梦玎以后也被打成了“右派分子”。是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张文澄反党集团的“骨干分子”——作者)。听过报告之后,为了响应党、团员带头“帮助党整风”的号召,心情不能平静。这时候数学科正准备全体集会联合签名请愿,请求延长学制。我认为这不仅仅是数学科学生的心愿,也是全校学生的心愿。我一时心血来潮,写了一张只有二十个字的大字报:“要求学生会领导全校同学请求进行学制改革”。
此大字报于当天晚饭前贴在大食堂外边。谁知竟“一石激起千层浪”,紧接着半小时里,晚饭后一眨眼之间,百十张回应,支持的大字报雪片般的贴满在大食堂外边。以后陈梦玎称我这篇大字报掀起了全校的“大鸣大放高潮”。
为什么能“一石激起千层浪”呢?当时调干学生很多,大多对现行教学制度、教学方法不满,不能容忍,渴望改变现状。而这种不满久已闷积于心无处发泄,这么一篇大字报道出了心声,激起了同感,有如导火线一点就着。故而能“振臂一呼,应者云集”。
在此意想不到的反应,刺激我立即写了一篇:《矛头指向哪里?》的文章。文章里认为,在中国的大学里面,从苏联去“先搬后化,全盘苏化”,是教条主义;全校广大学生对现行教学制度、教学方法不满,当局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是官僚主义;只是纸上谈兵,毫无改正的具体行动,是形式主义。矛头应该指向教条主义、指向官僚主义、指向形式主义。当时毛泽东号召“帮助共产党整风”,整风的内容是“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形式主义”。而我这篇文章正是针对毛泽东提出来的这样三方面的内容去“帮助共产党整风”,而且有理论有事实有煽动性。当天晚上,我这篇文章在校广播站连续广播,引起了陈梦玎的注意。此文以后被称为是“反党集团的纲领”。
当时钱伟长也因为“反对硬搬苏联那些不值得学的东西”而被打成了极右分子。因为当时宣扬的是苏联一切都好,一切都要向苏联老大哥学习,谁敢说不的,就是反苏,反苏等于反党,反党就是反革命。许多人对于这种“奴气”,敢怒而不敢言,因为许多人在和这些苏联专家打过几次交道之后,大多大不以为然:什么样的苏联大鼻子一来到中国就妄称专家。一个技术工人,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甚至中等专科学校毕业生都敢妄称专家!有如“天朝”降临臣属小国的钦差大臣!真是戏弄中国人,蔑视中国人!侮辱中国人!
我在乐山当干部,和所谓的苏联专家打过交道,真觉得颇为廉价。钱伟长敢于“顶撞”,敢于抗拒这种奴气,与毛泽东“一边倒”的要求背道而驰,当然罪不容诛。
  第二天,在我们的“督促之下”,学生会主席王文哲(以后担任过重庆师范学院副院长)召集了一个“兴趣者座谈会”。会上成立了“学生会学制改革领导小组”。与会者四五十人都要求王文哲兼任组长,王文哲不干,指定学生会文娱部长钟文江为组长,我被大家推举为副组长。干这么一桩事情,不干则已,干起来当然多有运筹帷幄之处,而我成为了运筹帷幄之人。“学生会学制改革领导小组”声势浩大,下设秘书组、宣传联络组、后勤组……每个小班都有联络员,网络遍及校内外。参加各个小组工作的大多是久经操练的调干学生。有的还担任过一定的领导职务(钟文江任过泸州市的区长,邓镇河任过中共县委秘书),而且在过去机关工作中训练有素,不仅工作能力强,而且对学制改革满怀热情。他们一个个废寝忘食,把校广播室作为了学制改革的宣传鼓动阵地,白天、夜晚大广播里都是许多写手鼓吹学制改革的文章,学制改革立即成为全校关注的中心。全校师、生、员、工几乎人人都在讨论这件事,关注这件事。一时成为了全校的热点,人心所向,热情高涨。
在“鸣放”初期,中共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曾召集重庆市各个大学的学生会干部,在中共重庆市委小礼堂开会交底说:“这一回主要是想看看民主党派人士对党有些什么不满的,你们这些年轻娃娃对党有什么不满的?所以没你们什么事。”有叫大家“知趣”、“识相”,“先打招呼”的意思。其实毛泽东的“阳谋”,早在1957年5月15 日的《事情正在发生变化》一文中,就已经向党内高层交过底的。任白戈应该是知道底细的人。而重庆市市委宣传部长张文澄以下可能看不到那文件,成了不知道底细的人,所以在1957年6月份还在积极的去发动去鼓吹“大鸣大放”。这种鼓动以后被视为反党活动,于是打出了重庆市党内最大的“张文澄反党集团”。殊不知全国不听招呼的大学生也要关心政治,相信“民主”似乎真的要来了!
这还了得!大学生也敢妄想什么民主!!……于是毛泽东说了一句:“大学生中也有右派分子。”学校得此“尚方宝剑”,立即忙不迭的行动起来。

第十九章 文化大革命

小旮旯“灿烂辉煌”了好几个月。造反派“雄”了几个月,我看见他们高举着我制造的那些美丽的红旗,招摇过市。冲过来、闯过去,雄赳赳、气昂昂,威风凛凛,不可一世!千万之众喊着革命口号,高唱革命歌曲,似乎这世界真成了他们的了。而他们又成了什么?不知道有没有谁去想过?定然有人会去想的。
每天全国人民都不可少唱的有两首歌:《东方红》和《国际歌》。《东方红》唱“他是人民大救星”,而《国际歌》却唱世界上“从来没有救世主”。“大救星”和“救世主”显然是一回事,然而“有”或者“没有”却是截然相反的两个概念。中国的小老百姓就是这么的可爱,当然也实在是可怜!这边高唱有“大救星”,那边高唱没有“救世主”;唱罢有“大救星”,接着高唱没有“救世主”。他们的那些脑袋瓜真的就连这么一点点判断能力都没有吗?
“众人皆醉,唯我独醒”。我想当年没醉的,清醒的或者半清醒的定然还有,然而却不得不一同去“装疯卖傻”,几亿芸芸众生天天去唱“有”“大救星”“没有”“救世主”!!“红卫兵”运动,“打、砸、抢”,导致全国混乱而不可收拾。这是毛泽东踏入“文化大革命”陷阱的开始,从脚髁陷进了大腿了。然而自己尚毫无自省,毫无醒悟。

第二十三章 要打出个“ 反革命集团”

邓小平下台以后,我们六个右派,偶尔碰到了一起,对于邓小平之被赶下台,很多感慨,于是就到了我家里吹牛。大家都很沉闷,因为都是右派,对谁也无有戒心,于是说刘、邓路线,说林彪坠机,林立果全国选美,江青的《红都女皇》,毛泽东的……当时四处传闻的小道消息,你吹点我凑点,说什么的都有。
殊不知,当天晚上吹牛的内容,第二天市公安局三处的全部都知道了。邓小平下台以后,“四五”事件正在全国性的追查,全国都迫不及待的当成首要任务去穷追猛打……自贡市抓了两个那天从天安门广场上跑脱了的。除了抓和“四五事件”有关的人以外,凡是跟邓小平有关的一切,都要上纲上线的抓“现行反革命”。
一天夜晚,胡思敏悄悄地跑来把我约了出去,说:“出事了,人家说,那天晚上吹牛的人,市公安局要搞出个现行反革命集团出来。昨天已经开始行动了。陈洪虎……家里市公安局三处的都去了人。限制了他的行动自由。逼他交待。不准上班、不准出门。只是还没有开始抓人。情况紧急。所以来给你通报一声,好有个思想准备……像《七•二七》号文的事情,如果追问,咋个说。”
我说:“你们那么几个,都是知根知底的自己人,市公安局咋个会知道吹牛的内容呢?”胡思敏说:“肯定在这六个人中有一个去告密的。”我说:“哪个?”胡思敏说:“我们基本上肯定了一个。怪我们太麻痹了。其实,市公安局三处在各个角落,在右派分子里头收买得有线人,我是老早就知道的。特别对于右派分子当中的有些人,他们定的重点监视对象。老早就安排得有线人。目前全国都在抓跟邓小平有关的人和事,不得漏网一个,这种情况,当然更要进行重点监视。我们估计王泽隆就是公安局定的监视重点,你很可能也是。”
胡思敏这些话对于我触动颇大,真的太麻痹了。居安尚且思危,而我们这些人是居危当然更应该思危。这使我想起了王之南老人的谨慎小心。百炼钢成绕指柔!真是从深心里佩服老人家那种“噤若寒蝉”、大智若愚的难能可贵!
胡思敏说:“王泽隆如果是他们的重点监视对象,这回就是他们的重点打击对象。现在把陈洪虎软禁起来,主要是要逼他们供出王泽隆……也提到了你。”我说:“王泽隆到底说了些什么话吗?”胡思敏说:“公安局的就是要追这句话:说把邓小平逼下台,这是宫廷斗争。毛泽东把邓小平弄下台是失策,这样一来,失去了缓冲、保护屏障,毛泽东更容易被架空!”
我说:“这几句话分量也太重了点,一般的人是说不出来的。”
胡思敏说:“问题就在这里,如果这几句话被肯定了,王泽隆肯定被抓,肯定要打出个现行反革命集团,我、还有其它几个都跑不脱。”
我说:“那怎么办呢?”
胡思敏说:“我和王泽隆商量了几条办法,其中一条,可能是唯一能奏效的。”
我说:“说说看。”胡思敏说:“王麻子你认识吗?”
我说:“听说过这个人,没有见过面。”
胡思敏说:“我回忆了很多情况,把以前的很多疑点联系起来,我敢判定王麻子是公安局收买的线人。现在的办法是,要王麻子去公安局推翻他说的话,只要推翻了就什么事也没有了。陈洪虎肯定什么都不会说的。”
我说:“要是王麻子不去呢?”
胡思敏说:“我们就摊牌。警告王麻子,我们就要到公安局去说,大家都知道他是领津贴的线人。他的这种身份一暴露,他还有什么利用价值?说不定公安局会让他消失。”
这倒是真的,孙子曰:“间事未发,而先闻者,闻与所告者皆死。”老祖宗古已有之的这种严厉的惩罚原则,当今肯定是依然遵循的。我说:“这绝是绝点,毒是毒点,对于这种人恐怕也是唯一的办法了。”
胡思敏说:“王泽隆说还再考虑考虑。看还能不能找到一条稍微缓和而又能解决问题的其它办法。”
我说:“事不宜迟。迟则生变,下定决心就这么干。”胡思敏说:“他们很可能要来找你,你应该考虑好怎样应对他们。”互相叮咛几句,又相约有新情况及时通报。


【考 证】

《毛泽东年谱1949—1976》文革部分的若干问题

阎长贵

第五卷

页600,( 1966年)7月18日,毛泽东回北京,不记刘少奇去看毛泽东被拒见。
页623, 9月5日,突然出来“关于少奇同志的生活会,不要再开下去了”的记载;前面没有开始,这里怎么有“不要再开下去了”?这是一次什么样的会?似应说得清楚些。实际上,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毛曾叫林彪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批评刘少奇,后来因违背毛泽东原意,即变成了批判邓小平,并且调子很高,被叫停。应该说,这是文革初期的一件大事,影响深远,不仅对文革有影响,还影响到文革以后,因而当有头有尾地反映。(参见附录一)

第六卷

页1—2,10月1日晚,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对李宗仁说:红卫兵把全国政协、民主党派封了,但政协还是要的,民主党派还是要的。——这意思当然重要,同时毛泽东还对李宗仁说了:“火(指文化大革命的火)是我自己烧起来的。”(参见李涛《肝胆相照:毛泽东与国民党爱国将领》,长征出版社2003年版;又见2008年12月5日天津《书报文摘》,摘自《老年生活报》马祥林文)作为文革部分的《年谱》,这点是不是也应指出来?
页4—12,在10月9日—28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公开点了四个人的名,称他们为“反党分子”,这四个人即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地质部党组书记(和副部长)何长工、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汪锋、黑龙江省长李范五。我作为会议工作人员,听到这个消息,也没告要保密,我还把这件事向关锋的朋友、哲学研究编辑部主任林聿时透露了——如果不是毛泽东点他们的名我也不敢透露,这四个人我一个人也不认识。最近,我问了当时地质学院一个造反派头头朱德瑜,他也说听到这件事(不知谁告诉他们的,当时我不认识地质学院的一个人),因为点了何长工的名,他们非常高兴。
页16注1,说“安亭事件”张春桥表态,“立刻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究竟首先是毛泽东表态支持,还首先是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不是人们都已经知道毛泽东以“先有事实后有政策”的认识论来支持张春桥的做法嘛!(参见附录二)
页16—18,14日下午,毛泽东在主持召开的讨论“安亭事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还要(即布置)陈伯达起草关于工矿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文件,而又说17日国务院召开的工交座谈会讨论陈伯达主持起草的这个文件(简称《十二条》)——这样叙述表明陈伯达两天(即15、16日)就把这个文件起草好了;可能吗?按照常识常理不可能。事实上,这个文件早在“安亭事件”之前,陈伯达就主持起草了。应该说,这个叙述有矛盾,问题就在于不符合事实。(参见附录三)
页18,说谷牧主持起草的《十五条》“遭到陈伯达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反对和指责”。又页22,说“林彪等人批判并否定了这个规定稿(笔者按:指同一个《十五条》)”。人们会问:毛泽东的态度呢?他对《十五条》支持还是反对?如果毛泽东不反对,莫说陈伯达,即使林彪他敢吗?他能这样做吗?(参见附录三)
页25,(1966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时)“毛泽东,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实际上,毛泽东讲的是“全面内战”。关锋等人写元旦社论时有意地改成“全面阶级斗争”。也未见毛泽东对这个改动提出批评。(参见附录四)
页29—30,(1967年)1月8日,毛泽东讲话对陶铸的批评(或批判)不应该不提。又页2注3,说陶铸“1966年年底被打倒”。页47,2月6日条目中说:“……对陶铸的问题,没有经过我、林彪和总理同意,你们(指陈伯达、江青)只用两三个小时就把他解决了,是事后报告的。伯达对我有事也不商量,骄傲起来了。”页50,2月10日条目中说:“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讲话,要求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在群众中公开点名打倒陶铸一事,并说: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陶铸到底是谁打倒的?在政治局常委中,陶铸位列第四,人称“四号人物”,陈伯达位列第五,一个第五号的常委能打倒第四号的常委吗?江青只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连候补中央委员都不是,她怎么能打倒一个政治局常委?即便江青和陈伯达联合起来也不行吧。应该说,这是共产党组织原则的一个常识。既然《年谱》作者已经认定陶铸 “1966年底被打倒”,又记录1967年2月6日和10日毛泽东批评陈伯达、江青两个人打倒陶铸,这是不是有点自相矛盾?人们恐怕要问:“1966年底”陶铸是被“谁”打倒的?这件事说白了:陶铸1966年底已被打倒,这是党内机密,而在1967年初(1月4日)陈伯达、江青二人把这个党内机密向群众公开了——陈伯达、江青犯了“泄露党内机密”的错误。而这个错误也非同小可,吓得陈伯达要自杀,江青倒跟没事人一样的。(参见附录五)
页31注1,中央文革小组第一次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名,是不是应说明这是毛泽东的指示;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指示,谁敢这样提高中央文革小组的地位和权力。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112页注1指出:“‘中央文革小组’,是毛泽东审阅时加写的。”
页53—54,16日(周总理召开怀仁堂会)说:“散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整理出一份会议记录,于当晚是十时向毛泽东作口头汇报。”——这天会议记录是当天晚上整理的吗?这个会议记录还送陈伯达和总理看过,还有总理的改动(这在中央档案中当能查到,事实上,这个档案已被能看到和看过档案的人利用过了),当天晚上能做这些事吗?历史事实是,这个会议记录是为了开“政治局生活会”,批评陈毅、谭震林等,总理布置整理的,因而不是在16日当天,而是在16日以后几天,最早也是在18日晚或19日凌晨毛泽东对16日怀仁堂会议大发脾气以后。(参见附录六)
页73—74,毛泽东对江青1967年4月12日讲话有一个重要修改不当忽略。江青是这样说的:“……主席还健在,有些人就可以不听主席的话。在上海的时候,华东局、上海市委里头,可微妙哪。主席的话不听,我的话也(注意这个“也”字——笔者)不听,但是一个什么人的话,简直捧得像圣经一样。”毛泽东把江青讲的“我的话也不听”中的“也”字改成了“更”字。应该说,这个改动很重要,含义很深刻和很微妙。毛泽东这一改动,“一下字就把江青的地位拉正了”。按照原来的说法,“主席的话不听”,可以理解为“尚可”;“我的话也不听”,那还行,——这不是把自己摆在主席之上了吗?如果不是主席看到和感到这一点,他为什么要把“也”字改成“更”字。这当然是一字之改,是一个很小的历史细节,但这个细节仿佛还是应该重视的。也许有人认为这可能是江青“口误”;恐怕这样辩解不行,须知对录音整理稿,江青本人是“改了几次”,才送主席审阅的。退一步说,即便江青确系“口误”,毛泽东给改正了,也是一件值得体味的事情。我的看法不知是否有当,姑妄言之。
页77,关于王力、关锋写的《<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发表前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过,并发了号召“各单位的革命同志”认真学习和讨论的通知,这些情况似应有所反映。
页104,江青7月22日讲了“文攻武卫”并于23日在《文汇报》公开发表。“全国武斗急剧升级”——这样说能令人信服吗?实际情况是这样吗?
页107,8月4日,毛泽东以“润之”名义致江青的信(其内容:武装左派,给左派发枪……)。这份文件(或档案及其复印件)很多与党史有关的权威部门不少人看了,文革史研究专家王年一生前告我:他有这封信的复印件,可以去看:我没当回事,一直到他逝世我都没去看,很遗憾。这封极其重要的信怎么不收录?
页112,毛泽东对姚文元文章的批语,除了“很好”,还有“极好”,即比对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评价还高。(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292、401页)

附录:
一、林彪确实主持过政治局常委扩大会批判邓小平

文革中和文革后都有材料证明确有这次会议:
——1967年1月13日,周恩来在接见解放军参加中央文化部文化大革命工作队造反联络站代表时的讲话中说:十一中全会(按:指1966年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时间很短,而集中又是批判刘少奇的错误,刘少奇作为毛主席的接班人,二十多年了,有许多的错误。对邓小平没有多少批评,会后常委开了一些生活会,才揭得较深,但是少数同志参加的。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50页载:“8月15日(按:指1966年8月15日)在林彪处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林彪处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当然是由林彪主持的;而内容,可以想象,也就是周恩来1967年1月13日所说的。
——毛毛著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2000)第25页有这样一段话:“十一中全会结束后,毛泽东决定,由林彪主持召开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会议原定继续批判刘少奇,但林彪、江青等人认为,刘少奇已实际打倒,目前的主要危险和最大障碍是邓小平,于是将会议的矛头指向邓小平。他们不但刻意组织人员批邓,林彪还亲自出马,将邓的问题说成是敌我矛盾。”
用这几条材料证明,在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林彪确实主持过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其内容也主要是批判邓小平,应该说,是没有什么疑问的。

二、关于“安亭事件”

按照亲历者、当事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的回忆,其情况是这样的: 1966年11月10日“安亭事件”发生后,总理主持召开了中央常委扩大会,参加者有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会议决定派张春桥去处理,议决的意见为:不承认跨行业组织,不认为卧轨拦车、中断交通是对的,工人立即回上海就地解决问题,江青、张春桥都没表示不同意见。张春桥带着陈伯达起草的给造反派的电报回上海。张去后,中央文革小组,包括陈伯达、江青都没有接到什么报告,张自己就处理了。张处理后,13日晚,才向陈伯达报告(当时王力在陈处),说:“工总司的五条要求我不能不签字,也来不及请示华东局、上海市委和文革小组,不然车就不能通,他们不肯回上海。”接着,陈伯达又接到了陈丕显的电话,抗议张春桥不同华东局、上海市委商量,背着华东局、上海市委,直接同工人组织签字。陈伯达和王力立即找江青商量怎么办,要江青请示毛主席。江青态度非常明显,认为陈丕显不对,说:“我看上海市委就是要整。”江青说:她连夜报告主席。第二天,即14日,毛主席到钓鱼台召开常委扩大会,参加者有陶铸、文革小组和部队几个人。会议一开始,毛主席拿出宪法念了一段工人有集会结社自由的权利,说先有事实后有政策,张春桥是对的,他根据事实改变了过去的政策。(参见《王力反思录》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第653—655页)“安亭事件”就是这样以张春桥的胜利解决和结束的。

三、关于谷牧搞的《十五条》

“安亭事件”之前,毛就提出工矿企业要搞文化大革命,认为光学生不行。他要陈伯达起草工厂文化大革命的文件,陈伯达和王力搞了一个《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草案)》(简称《十二条》)。这个《十二条》提出了工厂要搞文革,认为工人群众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好得很,其中明白地写道:“允许工厂成立派系组织”、“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等。但在“安亭事件”后,这个《十二条》还是显得落后了。该《十二条》交周恩来、陶铸,指示余秋里、谷牧召开工交座谈会征求意见。谈了二十天,普遍认为《十二条》“左”,他们说《十二条》总的精神不对:第一,对工交系统没有正确估计。他们说:“工交战线还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形势还是大好的。”第二,工厂的文化大革命不能全面铺开,只能分批分期进行。第三,一定要坚持党的统一领导。第四,工厂中不要建立群众组织。对于建立全市性工人联合造反组织不要松口。第五,不能准许学生到工厂串连。第六,一定要搞好生产,对于“闹革命”不能放手。(参见《王力反思录》下,第657—658页;《劫后长忆——十年动乱纪事》第173—174页)在这种情况下和这种基础上,座谈会对《十二条》进行了大量修改,实际上基本否定了。他们又搞了与之相对的《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即《十五条》),——对这个《十五条》,中央文革小组不满意,毛泽东 “不同意”,他说,“《十五条》不行”,要“另写”(参见《王力反思录》第661页;《劫后长忆——十年动乱纪事》第175页)。他叫陈伯达、王力重搞。陈伯达、王力搞出了一个新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简称《工业十条》)。
毛泽东指示林彪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工交座谈会问题。1966年12月4、5、6日下午,在林彪主持下连续召开三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听取谷牧关于工交座谈会情况的汇报,讨论通过《工业十条》。在这三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除了围攻谷牧外,就是批判陶铸。在12月6日会议上, 对陶铸进行了严厉批判(参见《大动乱的年代》,第143—144页;《王力反思录》下,第670页)。陶铸也作了检查。他说:“工业农业文化大革命问题,我要负主要责任。……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各省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中央工作会议也没有完全解决。各省的抵触情绪很大,思想还不通,在许多方面还有怀疑情绪。”他表示:“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拿我这样一个例子来批判,来教育各地,我看很好。”
最后,林彪作了总结讲话。他说,实质不是谷牧的问题,而是陶铸的问题,是书记处的负责人坚持一些错误观点,现在本人也作了检讨(参见《大动乱的年代》第141—145页;《王力反思录》下,第670—673页)。林彪讲话显然不是他个人的意见,而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和传达了毛泽东的意图。

四、关于毛泽东讲“全面内战”的情况

关锋生前,有一次跟我说:“毛主席当时(指1966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宴会上)讲的是:‘为开展全国全面的内战干杯!’我听到后怔住了,觉得不好理解,在起草《红旗》杂志元旦社论时把‘全面内战’改成了‘全面阶级斗争’。”关锋这个记忆可能是对的。当时在场的戚本禹1967年1月10日在总政话剧团接见部分革命造反者时说:“现在形势一句话,概括地讲,全民全面的全国的阶级斗争,各个战线,各个地区,用火药味的话来说,就是全面展开内战。”(参见1967年3月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首长讲话》,第1本,第84页)我认为,这可以看作是关锋记忆的一个佐证。显然,如果毛主席没这样说过,戚本禹是不能也不敢这样讲的。徐景贤在《十年一梦》又提供了一个佐证。他说,1966年12月27日姚文元给他打电话说:“昨天晚上我们中央文革的几个人都到毛主席那里去了,祝贺主席生日,给主席敬酒。……主席和我们碰杯的时候说:祝全国全面内战开始!这一期《红旗》杂志将要根据主席的指示发表元旦社论,你们要很好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徐景贤问姚文元:“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可不可以在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范围内传达?”姚文元说:“不要开大会,你们先在小范围里吹吹风吧!”接着,徐景贤在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骨干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并提醒与会者思考:“毛主席说的全国全面内战开始了,究竟有什么样的深刻含义?我们应该怎么做?”(参见《十年一梦》,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7~8页)看来毛泽东在生日家宴上确实说了“全国全面内战”。唯当时在场并参加起草《红旗》杂志元旦社论的王力说,我从来没听毛主席这样说过[参见《王力反思录》(下册),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第696页。这份材料是论“全面阶级斗争”一文的一条注释,见《问史求信集》2013年版第123页]。

五、1967年1月8日毛泽东批判陶铸——官修党史的说法

在这里我引两段也是官修党史书上的话:《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增订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283页载:“1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说,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这个人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我起初就说,陶铸这个人不老实。邓小平说,陶铸还可以。陶铸领导下的几个部都垮了。陶铸问题,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红旗出版社1993年版)第三卷在《陶铸冤案始末》中,对毛泽东1月8日批判陶铸做了更详细的记载,全文如下:“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说: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不老实。当时问陶铸怎么样?邓小平说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坚决执行刘邓路线,在接见红卫兵时,在报纸上和电视上都有刘邓的照片,这是陶铸安排的。陶铸领导下的几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要这个部那个部。教育部管不了,文化部也管不了,你们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可红卫兵一起来就管住了。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你们也没有解决,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毛泽东实际上批准了打倒陶铸。”(见该书152页)
结论:毛泽东在1月8日对陶铸的批判和陈伯达、江青1月4日对陶铸的批判有什么不同?其区别不过是一个在中央的会议上,一个在群众场合,如此而已。

六、“大闹怀仁堂”会议记录后整理的真相

“大闹怀仁堂”会议,即1967年2月16日周恩来主持召开的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亦称中央碰头会)。这次会议原定是讨论“抓革命,促生产”的。会议还没有开始正式讨论,谭震林问张春桥为什么不让陈丕显(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到北京来,张说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谭气愤地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他站起来要退出会场,周总理叫他回来。陈毅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他又说:延安整风时有些人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历史不是已经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吗?”李先念说:“就是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连,老干部统统打掉了。”这次会议的情况还有很多,但这些是主要的。(参见《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81—1482页,《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956—957页)
不难看出,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也是阵线分明、斗争十分尖锐和激烈的会议,其矛头直指正在轰轰烈烈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及其领导机构中央文革小组。这次会议,当时被叫做“二月逆流”。
这样一次会议的记录是什么时候和怎样整理的?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在“二月逆流”的条目中说:“二月十六日下午,继续开碰头会。这次会上,斗争更加激烈,即所谓‘大闹怀仁堂’。散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立即向江青汇报,并于当晚整理出<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材料,由江青安排,向毛泽东作了汇报。”(见该书第408页)
此后许多著作,如《大雪压青松——“文革”中的陈毅》、《谭震林传奇——从印刷工到副总理》、《中国元帅聂荣臻》、《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四人帮”兴亡》等等,都采用类似的说法。
应该指出,这样说不符合历史事实。从档案中可以查到,是周恩来让王力整理一份2月16日怀仁堂会议记录,他还在紧要之处作了若干修改。其用途是为从2月25日到3月18日开政治局生活会批评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用。试想这样的会议记录当天晚上能整理得出来吗?
王力是“大闹怀仁堂会议”的参加者。他说:……会议开到七点,总理说:“现在时间到了,以后再说吧!”就宣布散会,总理没当回事。刚一散会,姚文元就对我说:“王力,你要站稳立场,这是一场大的斗争。”张春桥约王力和姚文元到他的房间说:“今天这个问题很大,要将情况对一对。”我也赞成对情况,我说不能歪曲事实。我记下了要点,当时认为是不对的话,都对上了,包括总理、康生、陈伯达的。注意:他们说的是对情况,不是说整理记录。接着张春桥去报告江青,姚文元和我是一起去的。张春桥向江青一条一条讲,江青暴跳如雷,说“这是一场新的路线斗争,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是附和错误路线,周恩来、康生、陈伯达在路线斗争中动摇。”江青说要立即报告主席,“你们三个人都要去。”江青马上打了电话……晚十时左右,我们到了主席那里。(《王力反思录》北星出版社,2001,第979—980页)
可以看到,王力根本没谈到2月16日当晚整理会议记录的问题。按照王力的说法,这次会议从七点散会,他们三人 “对情况”,接着向江青汇报,十点左右到主席那里“告状”,其间不过三个小时,他们纵有三头六臂也整理不了会议记录啊!
再看看经手印刷会议记录的王广宇的说法。王广宇时任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即办公室主任),他写有一篇《我是“二月逆流”会议记录稿的唯一见证人》(收录在2009年由红旗出版社出版的《问史求信集》)。他说:1967年2月中旬一个晚上,王力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在场的还有关锋。……王力交代说,这是一份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的记录稿,是我同春桥、姚文元回忆追记的,经伯达、总理修改后,现在准备印发有关同志。王力把记录稿和张春桥姚文元留给他的信一起给我看(此时张春桥、姚文元已回上海)。张春桥给王力的信中说,看了王力执笔的这份记录稿,觉得大致就是这样,没有什么补充修改。并嘱王力把这个记录送伯达、总理过目后再发。我翻看了一下王力执笔的这份2月16日怀仁堂会议的发言记录。我看这份记录稿是经总理、陈伯达看过修改后的稿子,不太记得陈伯达有修改的字迹,只是周总理亲笔在记录稿上作了几处补充。周总理的补充字数不多,都是加在发言中间的插话。我印象最深的一处是:当谭震林气呼呼地说:“我不干了,叫你们干吧!”时,拿起衣服和帽子就要退出会场。这时,周总理拍了桌子严厉地说:“回来!坐下开会。”这段话王力的原稿未记,周总理作了补充,还补充了几处字数不多的插话,内容记不清楚了,记录稿后边署名是张春桥、王力和姚文元追记。
2月1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记录和相关内容,办事组的工作人员无一人知道,王广宇是惟一见证人。根据他说,“大闹怀仁堂”会议记录,更不可能是2月16日当晚整理的了。


【读者来信】

“一卷阅毕头飞雪”谈“党国体制”

《记忆》编辑部:
余敏玲《党国体制》一文直接点出了人们早就明白而不能讲的问题,非常棒。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党国体制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专制文化所结出来的果。
中国的制度文化内核是“家”,“国”是“家”的延伸。讲“家”,就有了“我家”与“人家”的分别。延伸到“国”,可以替换为“族”,就有了“我族”与“他族”的分别,“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在“家”中,必然有因血缘的传承而自然出现的家长及家族的继承延续关系。因为血缘的传承,家长与子女处于一种不平等的给予生命与接受生命的关系中,家长具有了不容分说的权力。延伸到“国”,君主就是家长,因而君主的权力就有了家国想象中的似乎出于自然的权力的合法性。但是,这种家国同构关系毕竟是想象出来的,这种想象需要从“家”到“国”的推导;这种推导又使其过程中离家越近越亲,离家越远越疏,亲疏关系随着圈子的扩大而不断扩散。费孝通用水纹的扩散来做比喻:一块儿石头扔到水里,会形成一圈圈的波纹,离中心越近,波纹越清晰,越远越模糊。
在国家这个想象的大家庭(欧洲人是想象为大社区,中国人是想象为大家庭)中,整个社区是一个大家,但这个大家是由小家这块石头的波纹扩散而成。所以,小家是核心,越往外扩其温情越减。儒家文化就是在强调专制的温情一面,强调家长/君主对其家庭/国家既然拥有绝对权力,也就拥有了一份绝对责任,要爱子女/爱子民,成为子女/子民的靠山。但毕竟这种大家庭是一种想象,其血缘纽带比起小家庭来极其松散,甚至于这种血缘纽带也是想象出来的(当我们说炎黄子孙时,事实上已经把汉族以外的民族排除出去了,这就与“56个民族是一家”的说法矛盾了)。所以,要得到一个国家并维持一个国家的安定,仅有温情想象是不够的,这就为法家传统提供了合理性。以秦始皇为代表的强调法家传统的文化,显示的是专制的权力不容挑战的冷酷的一面。国家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并不是一家人,统治者的天下是靠武力征服夺得的。这就使“家”的想象出现了逻辑上的困难,于是便建构一种意识形态来弥合这个间隙:哪一家把天下打下来了,这一家就被宣扬为是上天(现在换成了“人民”)让他们当家长,根据由小家到大家的推演的水纹原理,天下就由他们父子相承。所以,专制社会实行的是家天下。儒家传统只是使专制温和一些而已,与秦始皇的法家传统底色是一样的。
20世纪,皇权的合法性不复存在,但根深蒂固的制度文化只是表面上产生变化,内核并没有变化,于是,“家”被替换为“党”,“家天下”顺利演变为“党天下”。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在这样的制度文化环境下,都逃不开这种文化制约,都不能容忍其它政党的权力要求。清朝政府当年已经预备立宪,但同盟会认为满族非我族类,必欲“驱除鞑虏”。辛亥革命后,中华已经恢复,民主体制已经建立(虽然中间有袁世凯称帝的闹剧),但国民党还是用武力推翻了那个民主政权,建立起一党专政的天下。正是因为要推翻那个政权而借力共产党,使共产党成为一个与之争权的政党,而共产党也在血的教训中明白一个道理,在中国的制度文化环境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国共两党都是党指挥枪,军队就不可能国家化,两党也就根本不可能和平相处,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人们看到了共产党与苏联体制的关系,国民党与希特勒德国的关系,这都没错。问题是,根据辩证法(辩证法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它自有其历史发展,是人类认识发展的成果),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为什么国共两党会选择那些专制思想制度;或者再扩展开来说,为什么中国人会选择那些专制思想制度,而不是其它思想制度?在20世纪,美国已经成功说明自由主义及民主制度有其强大生命力,为什么中国人没有选择它?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所形成的路径依赖!所以,国共两党都是中国传统文化所结出来的果实。中国传统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专制文化,它不能容忍权力的分享。“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政治解决,而不是用枪杆子说话,用人民的选择权来决定权力的合理性,这样的观念与“打天下,坐江山”的中国传统观念对话,无异于鸡同鸭讲!
“党天下”是“家天下”演变过来的,而“党天下”事实上是党的首领的天下。只要党的首领有自己的具有思维和行为的自理能力的男性子嗣,“党天下”很容易演变为“家天下”。台湾是父传子,朝鲜是父传子,前苏联列宁和斯大林无人可传,中国大陆的情况就不用说了。即便因为首任领导无子可传使党天下失去传子的传统,另一种传统却保留了下来,就是由前任指定接班人的传统,而这个传统也是中国历史上所形成的传统。
大陆和台湾虽然在制度文化上有种种差异,但内核没变。两党虽然尖锐对立,但其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都极为相似。1960年代台湾讴歌蒋经国的纪录片,让人怎么看怎么像是大陆当年的纪录片。关于蒋经国如何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深入群众、体察民情、艰苦朴素、廉洁自律等的叙述,把名字换成周恩来一样可以,甚至于我在看的过程中就感觉着是在讴歌周恩来。台湾当年闹民主运动时,国民党的做法和报纸上的宣传法,和现在大陆上的样子一模一样。毛泽东当年说台湾人民受苦了,说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在受苦;蒋介石当年则是反过来说大陆人民受苦了,要光复大陆,解救同胞,何其相似!他们都有一种强烈的家长的责任感,要为人民服务,根本不去想人民是否需要他们服务,需要他们怎样服务。我们很难怀疑他们要为人民服务时的真诚,但我们所实际感受到的却不乏他们为人民所带来的灾难。同一个深入民众、和蔼可亲的蒋经国,却又是台湾白色恐怖的实际制造者;同一个要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的毛泽东,却在他掌握最高权力的28年,制造了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大灾难。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在一党专政的格局中,都既显现出儒家的仁爱,又显现出法家的残忍,“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不遗余力地对国民进行洗脑工作,用“两杆子”(笔杆子与枪杆子)来维护政权的永久性。党国体制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专制之恶的现代转型。要走出像春节联欢晚会上的小彩旗那样的专制的怪圈,必须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深刻的批判,进行一场持久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不是毛泽东搞的那种文化大革命),使民主文化在中国真正扎下根来。

2014年2月3日


【版权声明】

版 权 声 明

《记忆》创刊于 2008年9月13日,是一份研究中国当代历史的电子刊物。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版面设计、专栏目录与名称等内容,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
未经著作权人明确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发行、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xx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举报邮箱:dw66778899@163.com


页首
 用户资料 发送Email  
 
显示帖子 :  排序  
发表新帖 回复这个主题  [ 2 篇帖子 ] 

当前时区为 UTC - 5 小时[ DST ]


在线用户

正在浏览此版面的用户:没有注册用户 和 1 位游客


不能 在这个版面发表主题
不能 在这个版面回复主题
不能 在这个版面编辑帖子
不能 在这个版面删除帖子
不能 在这个版面提交附件

查找:
前往 :  
Powered by phpBB © 2000, 2002, 2005, 2007 phpBB Group
简体中文语系由 PHPBB中文翻译小组 维护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