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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记忆》第一O八期(增刊)
帖子发表于 : 周日 2月 16, 2014 10:1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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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忆               2014年2月15日第3期
REMEMBRANCE       总第一O八期(增刊)
                  2008年9月13日创刊


师大女附中文革专辑(五)

2014年2月15日增刊二

目录
【见面会综述】
韦 陀 师大女附中“老三届校友与老师见面会”综述

【见面会发言】
1.罗 治(67届高中)开场白
2.刘 进(66届高中)
3.宋彬彬(66届高中)
4.叶维丽(66届初中)
5.高 宁(65届高中)
6.王本中老师(女附中前校长)
7.储瑞年老师
8.丁东红(女附中校友、胡志涛副校长的长女)
9.丁德泗老师
10.张春条老师
11.王思梅(中五实验班)
12.郭平英(65届高中)
13.艾立川老师
14.金 元老师
15.朱学西老师
16.韩 彪(80届高中)
17.张力力(80届高中)
18.郭北临(中五实验班)
19.罗 治的总结

【见面会书面发言】
张静芬 悼念卞仲耘校长及其它

【见面会说明】
罗 治 关于邀请文革受害的师长亲属参加“见面会”的情况说明

【见面会回访】
罗 治 李红云 2014年1月26日再与老师见面会记录
(附录)2014年1月14日王本中老师电话内容

【访谈】
朱晓茵、刘进等 刘秀莹老师访谈选录(2006--2009)
叶维丽、刘进等 梅树民老师访谈(2006-4-22)

【资料】
1.学生代表会主席刘进的三点意见(1966年6月20日)
2.女附中工作组组长张世栋讲话(1966年6月20日)
3.张世栋在第一次“揭批卞仲耘大会”前的动员报告(1966年6月21日)
4. 西城区工作组组长胡启立在第一次“揭批卞仲耘大会”上的讲话
(1966年6月21日)
5.张世栋在第一次“揭批卞仲耘大会”后的总结(1966年6月21日)
6.张世栋在第二次“揭批卞仲耘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6月22日)
7.张世栋讲话(1966年6月23日)
8.张世栋讲话(1966年6月25日)
9.女附中工作组副组长刘阳春讲话(1966年6月27日)
10.刘阳春讲话(1966年6月29日)

【编读往来】
1.庄菁瑞谈“宽恕与和解”
2.郝奇志谈“八五事件”的责任
3.周元龄谈感想
4.于向真谈叶维丽的观点
5.丁凯文谈“卞案”中袁淑娥所扮演的角色
6.何芬奇谈十七年的教育
7.编辑部补遗:106期应为“师大女附中文革专辑(四)”

【版权声明】


【见面会综述】

师大女附中“老三届校友与老师见面会”综述

韦 陀

2014年1月12日,师大女附中“卞仲耘塑像执行小组”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召开了“老三届校友与老师见面会”。与会的教师23人,校友31人,媒体记者11人。执行小组向受难者家属发了邀请。
会议由执行小组召集人罗治主持,在刘进、宋彬彬向老师道歉后,王本中、储瑞年等老师发表讲话,他们高度评价了叶维丽、于羚、冯敬兰等人多年来不图名利,坚持不懈地从事“八五事件”真相的调研。高度评价了执行小组高宁、郭平英、罗治及五百多位校友为卞校长捐款塑像的工作。充分肯定了刘进、宋彬彬直面历史,不推卸、不回避,坦然承担的道德勇气。与此同时,他们也指出,评价“八五事件”,追究“卞案”的责任,不应该脱离当时的政治条件和历史环境,否则任何指控、谴责和道德批判都站不住脚。他们认为,应该从全球化和文化基因的高度总结历史经验:文革是有党无法,独尊一人的产物,是愚民政策,狂热盲从、独立思考缺失的结果。新闻媒体对“宋要武”的大肆宣传透露了民族文化DNA的缺陷,党与法的矛盾,至今仍是当今中国的一大难题,它仍旧可能将人们置于“听党的话却不合法”的两难境地。而文革历史被长期屏蔽,民间反思遭受无理打压的社会现实,更令人痛心疾首。
在校友的发言中,丁东红以校友和受害者家属的双重身份指出,一个民族如果不能正视自己的历史,这个民族就没有前途。为“八五事件”搞调研的校友,顶住压力,正视校耻,其历史责任感,值得敬佩。郭平英希望在建校一百周年之际,校方能将铜像从校史馆移到校园,以便让学生了解文革,记住校耻。王思梅、郭北临是“八五事件”的目击者,她们在即兴发言中,谈到了极左思潮对她们的毒害,提供了“八五事件”的新证据。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她们承认了自己当年对老师、同学的伤害,并向他们当场道歉。


【见面会发言】

女附中“老三届校友与老师见面会”
(2014年1月12日)


罗治(67届高中):
欢迎大家参加今天的女附中“老三届校友与老师见面会”。
母校是我们魂牵梦绕的地方,老师更是我们成长的引路人和终生的精神导师。离开母校已经40多年了,今天我们怀着一颗感恩和歉疚的心再次回到母校,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是来赎罪的。半个世纪了,文革初期发生在女附中的“八五事件”就像梦魇一般压在我们心头,对于受迫害的老师和亲属,也包括同学们,更是锥心刺骨的记忆。在2014年春节即将到来的时候,我们终于有了这个机会,能够和各位老师、同学沟通交流。说实话,我们老三届早就想找这么一个机会,专门向老师们表达我们对文革的反思,表达对在文革中给老师们造成的肉体和心灵创伤的悔恨和自责,也表达我们对老师发自内心的真诚感谢和大爱。有的同学早就向老师们道歉过,更有同学多年前就给老师写过道歉信,老师们都是那样的宽容大度,不予计较。但这些都是有良知的个人行动。我们盼望有一天能够公开面对老师集体表达歉意和反思。陈小鲁去年8月20日就文革期间批斗校领导写了一封真诚的道歉信,八中老三届同学又在刚过去不久的10月7日安排了一场公开的文革道歉会,这些举动在社会上赢得了广泛的好评,也给了我们很好的启发,我们再不行动,就来不及了,就要后悔一辈子了。今天的见面会是在我们几天前“八五事件”讨论会的基础上组织的,时间有些仓促,但老师们那么支持我们,有的老师不顾高龄,远道抱病而来,我们心中特别感动。
转眼之间,我们这些老三届都已进入花甲之年,当年教过我们的敬爱的老师们也都进入耄耋之年,有的甚至已经离开了我们,所以一种真正的使命感和紧迫感越来越强烈的驱使着我们,这就是对文革的切肤之痛。我们必须勇敢直面历史,对卞校长的英灵,对各位在文革中受迫害的校领导、老师和亲属及同学们,进行诚恳的道歉,以对历史、对社会彰显我们的觉醒和忏悔之心。
组织今天会议的,是曾经为卞校长塑像的执行小组,高宁、郭平英几位学姐都是我们执行小组的主要成员。这个小组是六年前,专为组织落实卞校长塑像捐款工作成立的临时小组。由于我们不像四中、八中有同学会、校友会,所以大家决定还是由塑像执行小组来担负起师生见面会的组织工作。
今天的会议有四项内容:
一是女附中文革初期的学生负责人对受迫害的校领导、老师及亲属还有同学公开道歉。老三届校友集体向卞校长塑像默哀。
二是向老师们汇报近年来我们对女附中文革初期这一阶段所做的调查,特别是关于“八五事件”的调查,以及集体为卞校长捐款塑像的经过和反思。
三是汇报今后继续深化文革反思的计划和打算。
四是希望老师们和各位来宾,继续给我们指导和帮助,与我们直接进行沟通和交流。我们调查“八五”、反思文革的目的就是直面历史,抢救记忆,弄清真相,最后达到宽容和和解。
下面,就开始第一项内容,由文革初期学生代表会主席(革委会副主任)刘进向当时的校领导、老师,及受迫害的同学们道歉。

刘进(66届高中):
尊敬的各位老师、各位来宾、老三届的校友们:
首先,感谢各位老师和同学们,冒着严寒来到学校,参加这个聚会。感谢母校老领导的理解和大力支持,感谢现任领导为我们提供场地和方便,让我们终于实现了这个盼望已久的师生见面。
今天,在安放卞仲耘校长塑像的会议室里,回顾48年前发生的那场劫难,校园秩序大乱,师长被批斗,学生斗学生,黑白颠倒的行为却被奉为革命,直至发生了卞校长被殴打折磨致死,其他校领导身心受到严重创伤的残酷事实!我的内心充满懊悔和痛苦。是卞校长的死,让我猛然惊醒,我多次问自己,这就是革命吗?革命的目的是什么?
我感到非常对不起卞校长,对不起胡校长、刘校长、梅主任、汪主任,对不起受到伤害的老师、同学们。这种负疚感,让我不能把所有问题都归结到上面,归结到运动中的身不由己,或者归结到教育路线,我应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那部分责任。因为,是我领头在学校贴的第一张大字报,导致校园秩序大乱;是我,作为工作组期间任命的学生代表会主席,在工作组撤走以后,没有有效地阻止8月5日高一某班发起游斗校领导过程中学生发生的暴力,而造成卞校长不幸遇难。
我要借此机会,向老师们表示道歉,为了贴第一张大字报对老师们造成的伤害而道歉。我要向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梅树民、汪玉冰等校领导和他们的家人表示道歉,为了40多年前的那一天没有保护好他们而道歉!我也要向校友们表示道歉,为我当时的偏激思想和行为对你们造成的影响和伤害而道歉。最后,我也要向我的同班同学宋彬彬道歉,是我让你和我一起贴大字报,8.18是我作为总领队派你带领同学上天安门城楼,而影响了你的人生。
我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老师、同学们,是你们打破禁忌、提供了母校文革初期的真实情况,是你们刻骨铭心的自身经历,帮助我在调查和厘清文革初期的混乱局面中,接近和寻找到真相。我感谢许多出身平民家庭的同学,你们文革前受压抑,文革中受打击,你们的遭遇和感受,使我对阶级斗争教育的危害有了更多更具体的了解,帮助我打开视野、换位思考,在反思文革,对照自己时,有了更大的勇气和持久的动力。
在对母校文革初期的事件进行调查的过程中,我有以下几点粗浅的认识:
1、文革和历次运动不同之处是首先发动学生,我们中学生是被利用来开路的。尤其是党报舆论把革命与暴力等同起来时,大多数人都失去了分析能力和判断能力,以为采取更激进的方式,才能证明自己最革命。
2、卞校长死于校园里的暴力,而少数施暴学生基本上是干部子弟。为什么文革初期以干部子弟为首的所谓“红五类”成了暴力活动的主力军?因为当时的教育告诉你,你是革命事业的当然接班人,因此,当革命事业出现危机的时候,你要像父辈那样责无旁贷地站出来捍卫。这种由“血统论”带来的接班人意识与领袖崇拜造成的盲从意识,必然会引发无法无天的暴力行为。
3、阶级斗争教育强化了“血统论”和等级观念,将学生无形地分成三六九等,造成了学生的分化,埋下了仇恨的种子,最终导致了学生斗学生、学生打老师,无视生命,侵犯人权。这种流毒延续到了今天。
4、“八五”悲剧是政策和运动高于宪法的悲剧。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任何个人或团体都不得超越,生命才有保障,人民才有安康,国家才有安定。
我认识到,直面历史、追溯真相、反思文革,不是为了制造新的仇恨,而是要唤醒良知,尊重生命,保障法制,促进和解。这样的社会才会有尊重、宽容、互助和大爱,才能使侵犯人权、践踏生命的悲剧失去滋生的土壤。
最后我想说,我爱我的母校,爱我的老师,我爱我的同窗校友,感谢你们给我这个道歉的机会。谢谢大家!

罗治:
第二个发言的是宋彬彬,她在文革工作组时期,是学生代表会副主席(革委会副主任)。现在宋彬彬向文革中被伤害的校领导、老师和同学做道歉发言。

宋彬彬(66届高中):
  今天我特别激动,很早就盼望有这样一个见面会了,但没想到在老师和同学们的共同努力下,用4天时间就办成这个会见,没想到会这么快!我还不到70岁,在座的老师都比我年长,许多老师年高体弱,如朱学西老师都近90高龄了,还冒着严寒来参加会议,我非常感动。谢谢老师们,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和老师、同学们见面,谢谢你们能听我在四十多年后说的一些心里话。
  女附中的文革,是从1966年6月2日我参与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开始的,大字报不仅破坏了学校的正常秩序,更波及并伤害了许多老师。所以,我首先要向当时在校的所有老师和同学们道歉。
  我是工作组进校后任命的学生代表会负责人之一,在工作组撤走一周后,校园里发生了暴力致死卞校长的“八五事件”。我和刘进曾两次去大操场和后院阻止,看到围观的同学散了,以为不会有事了,自己也走了。因此,我对卞校长的不幸遇难是有责任的。当时我想的更多的是工作组犯了错误,我们也跟着犯了错误,担心别人指责自己“反对斗黑帮”,所以没有也不可能强势去阻止对卞校长和校领导们的武斗。二是我们欠缺基本的宪法常识和法律意识,不知道公民享有被宪法保护的权利,人身自由不可侵犯。对人权、生命的集体漠视,酿成了卞校长遇难的悲剧。
  请允许我在此表达对卞校长的永久悼念和歉意,为没有保护好胡志涛、刘致平、梅树民、汪玉冰等校领导,向他们的家人表示深深的歉意,这是我终生的伤痛和懊悔。
  文革是一场大灾难,对此我也有切肤之痛。1966年8月18日,我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主席献了红袖章。毛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啊?”我说叫宋彬彬。“是文质彬彬的彬吗?”我说:“是。”毛又说:“要武嘛。”事后光明日报记者来学校采访,要我写文章,我说就那几句话,没什么可写的,当时还有别的同学在场。
  没想到,1966年8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署名宋要武,括弧宋彬彬。8月21日《人民日报》转载此文,立即家喻户晓。短短几天内,暴力横扫全国,不但造成无数的家破人亡、生灵涂炭,还带来了国家精神、文化、经济上的惨重损失。而真实的历史是我从来没有改名叫宋要武,我们学校也从来没有改名叫“红色要武中学”。
  40多年来,有两个不同的宋彬彬:一个是老师同学们认识、了解的宋彬彬,另一个是成为文革暴力符号的“宋要武”。我想借此机会,在了解我的老师们面前再说一句,我在文革初期没有组织、参与过任何暴力活动,包括抄家、打人、故意伤害老师和同学。
  我是2003年回国的。回来后,参与了刘进、叶維丽等对学校“八五事件”的调查。在这十年中,见到和拜访过梅树民老师、刘秀莹老师、李松文老师,我的班主任赵克义老师和多位文革时在校的老师和同学们。这个过程促进了我对文革的反思。
  我们曾在不同场合对老师和校领导表达了道歉,而老师们的宽容体谅又让我深深受到教育。譬如在反右和文革中都深受迫害的朱学西老师,曾对我们说:“宋彬彬因‘宋要武’受害,她没有做这些事情,就不要有什么负担,否则我们一辈子受害,你们一辈子也受害了。”李松文老师在“八五”当晚,为了让医院尽快抢救卞校长,带头签名作保,四十多年后,为了澄清事实,再次作证。刘秀莹、梅树民二位老师对我们既有严厉的批评,也有真心的爱护,对于我们的调查文章逐字逐句审核批改,这份关爱一直持续到他们生命的尽头。如果他们能参加这个见面会,该会有多高兴啊。我希望九泉之下的老师,也能听到我们真心的道歉和感谢。
  我是1960年考进女附中的,从少年到青年,我人生中最关键的六年是在女附中度过的,老师和母校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这六年中,老师们循循善诱的教导,树立了我做人的基本品格和道德底线。文革之后,母校坚守原则证明了我的清白,老师们更是鼓励我要实事求是,正直坦荡地度过晚年。反思我的一生,虽然坎坷曲折,有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我可以负责任的告慰老师告慰母校:我没有辜负你们的教导,一生都恪守“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的原则。
  今天,我能面对当年的老师和他们的家人说出多年来我一直想说而又没有说的话,是因为我觉得,我个人受到的委屈、痛苦都算不了什么,重要的是,一个国家走向怎样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如果忘记了过去的悲剧,忘记了过去的错误,悲剧还可能重演,错误还可能再犯。没有真相就没有反思。同样,没有反思也难以接近真相。我希望所有在文革中做过错事、伤害过老师同学的人,都能直面自己、反思文革、求得原谅、达成和解,我相信这是大家的愿望。
  我要再次说声,对不起!
再次说声,谢谢老师们,谢谢母校!

罗治:
下面是叶维丽发言。她是一个历史学教授,她的文章总是体现一种非常求实的态度和非常严格的考证。她的发言是“从“八五”谈起”。
叶维丽(66届初中):
今天真的是百感交集,看到这么多老师们,尤其是教过我的老师。这个会从策划到召开,只用了短短几天的时间,这是师生共同努力、一拍即合的结果,没有老师们的鼎力支持,这个会开不成。刘进非常感慨,说这是瓜熟蒂落。从我们学生的角度来讲,这个瓜熟得太迟了。
刚才主持人罗治说,我们这个会的目的,是“直面历史,抢救记忆,反思文革”,最后达到“宽容和解”。前面的几点,也是我们1月4号会议(一个有若干老三届同代人参加的会)的宗旨,“宽容和解”是这一次加上的。我非常赞同加上这一条。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制造新的仇恨、新的冤案。在“直面”、“求实”和“反思”的基础上,我们最终是为了达到全社会的宽容和解。在今天这个充满矛盾和对立的社会中,提出宽容和解也许太理想主义了,但把它提出来非常有意义,就算是我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吧。
像很多女附中的同学一样,“八五事件”给我带来巨大的心灵创伤,我的文革记忆是带着“八五”的血迹的,是带着1966年北京“红八月”的血迹的。2001/02年左右,我开始做有关“八五事件”的调查。在这个过程中,我得到卞校长的丈夫王晶垚先生的首肯和帮助,也得到了二十几位原女附中老师同学的帮助,包括今天在座的一些老师们。逐渐地,从开始时的一个人变成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五个人,到2008年左右,我们形成了一个五人团队,我想先简单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团队的每一位成员。
首先介绍于羚同学,她是“中五”(相当于高中三年级)的,是我山西插队时的“铁姐妹儿”。2002年初,我请她帮助整理王晶垚先生在当年极为困难的条件下收集的原始资料。那时于羚已经退休了,本来不想再做什么事。当知道是帮王先生整理材料时,她说,“我责无旁贷”。过了一段时间,我打电话问王先生对于羚的工作还满意吗?王先生说,非常满意,(于羚)是踏破铁鞋无处觅啊,一连说了好几遍。
刘进同学。我是2002年夏天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见到她的。“八五”当天我不在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刘进第二天在广播里通告卞校长死亡消息时说的一句话:“死了就死了”。这句话给我的刺激太深了。多年过去了,我不敢肯定自己的记忆一定准确,所以见到刘进,我就问,你那天说没说那句话?她说,“说了”。她的坦诚当时就给我好感。后来在刘进的帮助下,我了解到“死了就死了”那句话背后的情况。以后我又陆续和刘进有接触,每一次访谈她都十分坦诚,逐渐地我们走到一起,共同做一些调查。
宋彬彬同学。我是2006年的春天第一次对她进行访谈的。刚接触的时候,我觉得她身上裹着一层厚厚的壳,她感到委屈,急于辩白。如果我们设身处地的想一想,40多年来,她一直背负着莫须有的污名,那样的心态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目睹她一步步地走到了今天,始终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有的压力之大令人难以想象,她能走到今天,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我再介绍一下我的同班同学冯敬兰,她出身不好,生长在社会底层,文革中在班上挨过整。2002年是她帮我联系了我们班多名同学,她们都是“八五事件”的目击者,我们分两次开会谈当天所见。此后冯敬兰还帮我找了其他班的同学,对我调查“八五事件”帮助很大。07年底08年初她正式参加进来。敬兰的参与提供了一种底层“小人物”受害者的视角,非常可贵。2010年我们的“五人谈”在网上杂志《记忆》上发表之后,大家希望宋彬彬能单独站出来谈一谈,但她有些畏缩,不想出来。一天敬兰对她说了一席话。敬兰说,她们院里住着一位曾经是傅作义部队下级军官的老人。1966年“红八月”里的某一天,一所中学的红卫兵来到她们院,批斗老人,最后将他用开水活活浇死。敬兰这一番话后,宋彬彬就决定站出来,就有了后来她写的“四十多年后我想说的话”。
这番话和我们之间的这类谈话是一个让我们每一个人跳出小我、换位思考的过程。我们五人出身背景不同,经历不同,到今天我们对问题的看法仍然不尽相同,但是这一路共同走过来,我们每个人都在成长,都在受教育。
无须讳言,关于“八五事件”,我们与女附中某些同学在一些观点上不同,方法上不同,甚至在理念上也有所不同,但我们在直面历史、反思文革的大方向上是一致的。不同看法的辩论,也促使我们能够越来越接近真实的历史,在这点上我们也感谢表达不同看法的同学。
2006年,我发表了一篇题为《卞仲耘之死》的英文文章,这是一篇学术研究性质的论文,已经翻译成中文。最近几年,我又发表过两篇与“八五”有关的文章:《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2010年)和《从“八五事件”说起》(2011年)。后两篇文章最初发表在《记忆》杂志上,目前三篇文章在共识网上都能看到。2006年以来,我没有再就“八五事件”进行过调查。继续做调查访谈的是刘进。她背着个大书包,风尘仆仆,总共采访了一百多位老师和同学,人数比我多,收集的材料也比我全面丰富。
这两年,我们又结识了李红云同学,咱们学校老初二的,北大法学教授。她就一些史实认真做调查,已经写出了几篇文章,还会接着写下去。关于“八五事件”,大家在继续做。参与做卞校长塑像的五百多位同学也非常不容易,会有同学作专门介绍。今天来了这么多的老师和校友们,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咱们是众人拾柴火焰高。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我关于“八五事件”的看法。
我认为,把握“八五事件”的关键,是把它放到文革初期的历史场景中去,放到当时文革风云突变的大局中去。我曾亲耳听于光远先生说,当时发生的是一场“十级政治大地震”。这个说法给我印象深刻。这个大地震的“震源”来自于“上”,受到强烈冲击的有“上”、“中”、“下”三个层面:上为中央,中为市区两级,下为作为基层的女附中(及其他基层单位)。卞校长之死发生在上中下三条线交集点上,有着重重的背景,不是一个简单的“学生打老师”事件。
在文革初期的历史中,1966年的8月5号处在一个什么时间节点?
这里,我受到文革研究者王年一先生“文革再次发动”观点的启发。我们一般说文革是6月初北大第一张大字报贴出后搞起来的。王年一先生认为,那是初次发动,效果不理想(后来毛批评说,工作组是“灭火队”,运动“搞得冷冷清清”),1966年8月初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再次发动。
卞校长之死恰恰发生在“文革再次发动”这一历史时段中。
王年一先生的“再次发动”特指八届十一中全会,我将再次发动的时间拉长,往前延伸到7月20号左右,往后到八一八接见红卫兵、随后的破四旧、大串联和秋天多次接见红卫兵。同时我认为,再次发动的关键期在七月底八月初,卞校长就死在这个节骨眼上。
与六月份的初次发动相比,再次发动有五点不同:
1、最高领袖直接走到前台;
2、中共中央最高权力突然改组;
3、指导理念为“天下大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初次发动时力求维持脆弱的秩序,再次发动以撤工作组始,这一撤,非同小可,改变了中共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历次政治运动的“游戏规则”——这对各级组织和干部的震撼太大了,上上下下全懵了。刘邓派工作组,是用四清加反右的方式搞文革,整干部,整学生,但多少还讲究个度,此时则毫无底线了。也许可以说,经过再次发动,文革才真正称得上是“史无前例”;
4、“青少年”(具体指北京市中学生,清华附中红卫兵/北大附中红旗)被引领上中国政治舞台(这里强调的是“引领”,而不是他们自己登上去的。虽然他们在舞台中央的时间很短,但他们与领袖的上下互动带来极为强大的气场);
5、也是与“八五事件”直接相关的,是暴力成为再次发动最具标志性特点,有重要功能,其功能就是通过威慑打开文革局面,也因此而被文革领导者听之任之,受到纵容。
这里我不去多讲“上中下”三个层面的“上”,虽然它最为重要。关于“中”(即市区两级)的状况,我以胡志涛校长的亲身经历来作简要说明:八月四号下午卞校长、胡校长等校领导在办公室遭受莫名毒打后(至今不知何人所为),胡校长紧急去市区两级“上访”,明确诉说生命没有保障了,但没人管。用胡校长的话说:“工作组撤了,没人管了”(见胡校长《八五祭》)。胡校长的经历说明市区两级在“十级地震”强烈冲击下的不作为。
最后让我们来到女附中校园,即“上中下”的“下”。我在写“八五事件”时遇到的一个挑战,是向今天的读者说明女附中那几天是个什么状况。我用了这么几个词来形容:混乱、失序和相当程度的无政府。当时上边告诉我们学生,要踢开工作组,自己闹革命,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这样一来,革命的主动权到了学生手里。执行了“错误路线”的工作组被撤,权威在短短的两个月里第二次轰然倒塌,其冲击力甚至强于第一次(第一次校领导倒台后马上派来工作组,这一次是彻底解放)。
工作组时期成立的师生代表会权力的合法性成为问题,开始受到一些同学的质疑(我访谈的有些同学就说不认她们了)。女附中有反工作组的学生(其他很多城区学校没有),她们大多数是干部子弟,工作组期间严重受压,工作组撤走后,这个群体的存在给原师生代表会带来压力,令她们“犯错误了”的感受强烈。但是要说原师生代表会完全失去权威也不确切,在大多数同学中她们余威犹存,但因为和工作组的关系,身份有些尴尬,像是“跛脚鸭”。“八五”之后三天的8月8号成立筹委会(李红云同学有证据),就是因为有“重打鼓另开张”的必要,有摆脱工作组阴影的必要,有重新树立合法性的必要,虽然筹委会和师生代表会基本上是同一批人马。因此可以说,在“十级政治地震”的强烈冲击下,8月5号是女附中权力不确定的一段灰色过渡期。这种情形很难令没有经过那个时期的人们理解。
同时不要忘了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它对中学生的冲击甚至甚于撤销工作组。学生群体因家庭出身的分化在文革前就出现了,但对联的横空出世使这个分化公开化、极端化。由于家庭出身的不同,一部分学生亢奋激动,一部分学生胆怯慌乱,还有一部分学生要努力证明自己也是革命的。撤工作组加上对联对各类学生群体产生的虽然不同但同样强烈的冲击是一个重要的无形因素。无论是什么出身,人人都必须尽快适应一个骤然剧烈变动的世界。换句话说,8月初小小的女附中达到了文革领导者所希望的“乱”,产生了暴力出现的条件。乱和暴力如影随形。
“八五事件”是红卫兵行动还是一些学生的自发行为?鉴于红卫兵在今天的恶名,说是红卫兵干的是省事的说法。我们反复调查的结果(李红云最近发现了确凿证据):八月五号那天女附中红卫兵尚未成立(已经成立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是个不同的组织),批斗校领导发起人当时的身份不是红卫兵。追究这些历史细节是有意义的。个别班级的一些学生(我想特别强调,她们是干部子弟)有资格也有能力在全校发起斗争校领导,这只能是在一个极度混乱、相当无政府时期才有可能发生,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那个非常时期的状况。她们发起批斗校领导是“自己解放自己”的正当时令的“革命行动”,是完全“符合运动大方向”的。
2003年美国打伊拉克,一开始有个shock and awe (震慑)的阶段。我认为,文革的再次发动也包含shock and awe 这一重要内容,这是一个用暴力“打场子”的阶段(当年天桥耍把戏的,要先来回抡一根拴着铁块的绳子,行人纷纷后退,一块场地遂被腾出来---我这里借用八中计三猛的说法)。一代青少年为文革打出了“场地”。在这个无比血腥的阶段,北京师大女附中首当其冲, 卞仲耘校长成为首都北京第一个牺牲的教育工作者,其他四位校领导的身心受到终生伤害。8月5号应该定为师大女附中(实验中学)的校耻日,2016年的8月5号是女附中校耻日五十周年,让我们用这种方式永远记住那一天。


罗治:
下面由65届校友高宁发言。高宁是我们500位同学捐款塑像活动的总指挥,她的发言是为卞校长捐款塑像的过程和反思。

高宁(65届高中):
其实我不是总指挥,我只是一个执行者,因为我当时有一个公司,有办公室,可以帮助我们收集钱,真正的推动力还是罗治她们。今天,我不想流水帐一样介绍这次捐款塑像的过程,因为发给大家的材料里都有,还因为我特别感慨刚才听了刘进、宋彬彬还有罗治、叶维丽的发言,我特别感慨的是因为,这件很简单的事儿的过程是如此漫长。从2007年9月一直到今天,已经是6年了,6年才做成这样一件事,真是挺不容易的,我觉得这个过程里有几个节点,我们必须铭刻在心。
首先,2007年,这个动议的提出是在师大女附中90周年校庆筹备期。这个时候本来是一个大唱赞歌,大唱辉煌的时候,中国人为尊者讳,为长者讳,90年大庆你应该说好听的,评功摆好,这也是共产党的一个传统。但是,像罗治她们这些当年高二的同学,非常严肃地提出这个问题:1966年8月5日是我们的校耻日,我们把我们的一个校长打死了。我们90周年大庆时,在我们唱赞歌、评功摆好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我们的耻辱。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节点,提出我们的学生应该以这个节点做反思,做忏悔。其实,这个事是我们今天这个会议的一个开头,也就是后来刘进讲的,叫做水到渠成,瓜熟蒂落,这个事情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启动的。
还有一个节点我要特别强调的,就是海外同学的动议。海外同学几乎是在同一时间,我们班有两个同学,一个华欣,一个沈乾若,她们是海外留美、留加的学者,她们给我打电话,说我们应在学校里给卞校长做一个塑像。这个提议跟罗治她们班的提议不谋而合。我在想,为什么海外的同学这么敏感,她们当时不在学校,也没有90年周年大庆这样一个环境,为什么她们能提出呢?我觉得她们是生活在一个和我们不同的生态,包括刚才发言的叶维丽,还有王友琴、王容芬这些对“八五事件”都特别热衷执着进行调查和判断的海外同学们,她们生活的社会生态跟我们确实不太一样。因为她们很早就开始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对“八五事件”的反思,甚至对整个中华民族这一场灾难的反思,深刻的反思。所以我觉得海外同学的推动力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尽管她们互相之间有一些观点不一样,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有争执,但我觉得她们的初衷都是一致的。
另外这件事是得到了校领导的支持,尽管这个支持是有限度的,但是我认为这个支持非常关键,如果没有校领导的支持,这个事几乎是做不成的,因为它没有它的合法合理性。学校的领导也代表了老师,当时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王本中老师的态度。我老听刘文莲讲王本中,心里对他是一种很崇敬的感觉。后来我听罗治她们讲,在她们动议这件事的时候,首先就是跟王老师商量,王老师全力支持。王老师当时已经不是校长,但他的权威还在,所以他影响了整个学校后来的两任领导,对我们这个事情都是支持的。其实当时外界对他们压力很大,因为什么呢?因为曾经出过一个记述“八五事件”的纪录片,在海外影响非常大,在国际得过奖,国外的记者媒体很关注这件事。学校的领导们肯定是承受了一定的压力,所以在这个事情上他们是很谨慎的。但无论如何,包括今天这个会议,他们都是支持的,这也是这个事件的一个关节点。
另外,是我们的行动力。这个事情能持续6年,持之以恒,我觉得是我们女附中的一个传统,这可能也是女生的一个特点,做什么事很韧,很顽强。虽然我们受到了很大的阻力,但是事情始终没有中断。2007年9月24日,组成执行小组,然后大家做了计划和布局,每一个年级都选了召集人。2009年9月,我们的募捐完毕,塑像塑成,一直到2011年5月才完成塑像安放仪式。这中间经过的很多曲折,说明了同学们的行动力。行动力是女附中的一个传统,也是女同志的一种韧性,一直在往前走,不声不息。尽管媒体从来没有报道过,我们也没有得到过外界强大的推动力,但是我们自己内心一直在压迫着我们往前走。这是我们这个事件一个很重要的节点。
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节点,是我们这个塑像的塑造者孙家钵先生的介入,他是咱们国内一流的雕塑家,是校友刘小沁推荐给郭平英的。孙老师是国内高品位一流艺术家,是一个特别具有人文气质的人,他跟现代很多艺术家不一样,不是用艺术去挣钱,而是去做自己喜爱的事情。他一听说我们这样的事情,认为特别有意义,就讲他不要钱也要做这个事。他提出只要工本费,你们只要有6万块钱的工本费就行。后来我们商量了一下,还是要有一个劳务费,我们决定把我们募集资金的指标定在9万。另外,孙家钵提出的塑像气质定位特别好,这一点他是跟郭平英反复商量的。郭平英的艺术素质很高,是我们的艺术总监,每一次去看,都是她作为代表,由她去跟孙家钵切磋、沟通。因为这不仅是政治思想文化,也是一个艺术方面的创造。孙家钵提出,我不是做一个英雄,不是做刘胡兰,赵一曼,江姐。他一开始提出来就是要做一个母亲,非常平凡的母亲,这样一位母亲应该是最被社会呵护的;另外她又是一个校长,应该是最被学生们尊重的一个人,却被自己的学生打死。他认为这样做,会更有震撼力。这个雕像,其实目前也有一些人不认可,认为不像。但是我们认为她从气质上非常像卞校长,因为卞校长身上那种平民气质就是这个雕像里反映出来的。这点说的是孙家钵的介入。
还有一个,这个事情是非常艰难的。刚才我讲到了,我们9万块钱筹集了将近一年,为什么呢?其实这么多同学拿出9万块钱并不难,而且很多同学是很有钱的,而我们当时的初衷是一定要让这件事做到大家都出力,让我们的同学尽量每一个人都能出钱,都能参与到反思的行动当中去。所以我们一再发动,开了四次会,一次一次发动,我们去把冷僻的地方,把空白的死角填上。当然,实际上由于对此事看法不同,以及文革中比较激进的一些年级、班级,在做这个事情上也有顾忌,尽管最后还是有一些死角,但我们还是做到了尽量的募捐广泛。后来我们募了499个校友,2位老师(只有两位老师,是因为我们没有在老师中广泛募集),每一个人都是200、100、50元这样募捐来的,最后募捐了9万块钱。我们原定于2009年11月20日做安放活动,当时没有搞成,我感觉是因为有一些外界的压力。最后是在2011年5月7日举行了塑像揭幕仪式,只是做了这么一个小小的活动。
我觉得这个事情阻力之大也有一个因素,就是“八五事件”是文革中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这也跟女附中当时的地位和影响有关系。这个事件今天我们的反思可能会比八中陈小鲁的道歉影响还大,因为女附中在文革发生的种种事情都更具有标志和示范意义。所以,这个事情的阻力大我认为也是很正常的。
另外,我还要特别提到,从2007年到现在,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两个同学刘蓓蓓、张育芷都病逝了,这两位同学都是我们的骨干。我特别要提到刘蓓蓓,她比我们还大,是62届的,她实际上跟女附中的文革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她从一开始就非常积极,跟我讲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弄,那个表应该怎么画,我这么画对不对,你看清楚了没有。后来我发现她的这种偏执精神特别可贵。她当年曾经是我们的偶像,因为她当年是高考文科状元,她的一篇作文《雨后》当时被同学广泛传看,特别有想象力,我们都挺崇拜她,后来她考到了北大中文系,所以跟她一块儿合作我们非常开心。她跟同届的一个同学动员她们那一届——62届的一批老大姐,捐了很多钱,做了特别漂亮的表格传真给我,眉目非常清楚,我特别感动。如今,我把这些表格都留着。当时,她已经疾病缠身,第一次和第二次来开会的时候,她站不起来,走不了路,但是她特别的乐观。2009年准备开塑像安放会的时候,我们准备搞一个非常精彩、非常隆重的纪念活动,还组织了一个歌队,也是由蓓蓓亲自牵头,有五六个老大姐准备了好几首歌,她们一遍一遍反复练唱。后来蓓蓓跟我讲,唱的歌里面有一支曲子是“光荣牺牲”,我当时听了一愣,为什么要光荣牺牲,太沉重了,我们将来是走向和解和谐,这个事情不要搞得那么沉重那么剑拔弩张。可是通过咱们今天这个会,我感觉到真的是光荣牺牲,卞校长也是光荣牺牲,她只是代表了所有的受害老师去挨了最后那一鞭子,如果她当时不死,可能我们女附中还会有别的校领导被打死。整个反思过程对我们民族来讲也是一个光荣牺牲的过程。一两年以后我们要重新启动这个塑像安放仪式的时候,她非常健康神采奕奕地又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完全不像一个动过大手术,已经病入膏肓的人。她一直精神焕发地跟我们一起筹备这个会,去年她去世了。刘蓓蓓代表女附中的品行,她是有一些偏执,但是我觉得推进好多事情就是要靠一些人的偏执,如果没有人去偏执去坚持,这个事情是推进不了的。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节点。
还有一个重要的节点,我觉得是刘进、宋彬彬的推动,她们本人是当事人,刚才叶维丽讲,当初宋彬彬还是有包袱的,但是这几年我觉得她感受非常深刻,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其实她可以完全不去做这个事,任你们去评说,但她们是受自己良心的驱动。她们今天的讲话,也将推动我们的反思。
另外,在整个推进过程中,我深深感觉到了整个社会的良知。我们2011年5月7日的活动搞得特别成功,有郭小林(著名诗人郭小川的儿子)写的一首诗,有郭平英的朗诵,还有钟里满的配乐。
回顾6年来我们走过的路,我有两点体会。
一是我觉得我们对文革的反思和回顾,任重道远。因为我一直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上一次发言我就讲过的,文化大革命不是哪一个人的责任,是民族躯体上长了一个瘤子,它溃烂了,所以才成了这么一个运动,你不能说是毛泽东一个人的事,也不能说是共产党的事,是我们整个民族肌体里一个恶性东西的发展,所以才会闹成这样一个大事。我本人是比较悲观的,所以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会是一个反思会,是一个直面历史的会,我们任重道远,今后还要持之以恒。
二是尽管我是悲观主义者,但我觉得还是要从我做起。我们现在老说日本人不反思二战,整个亚洲的人都讨厌日本人。但是我在想,我们中国人不反思文化大革命,人家不讨厌我们吗?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设身处地的想,我觉得我们也应该从自己做起,去看别人,参照别人,参照历史,参照自己。

罗治:
下面请全体起立,向卞校长塑像默哀。
下面请敬爱的老师给我们讲话。首先请王本中老师讲话。

王本中老师:
我是1963年到当时的女附中来的,在坐的有我的老师,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是这个学校的老师。文革时我们都是年轻教师。有这次机会和大家见面,很难得。很多老师像朱学西老师,89岁高龄,张静芬老师身体也不是很好,也赶过来了。也有我的同事,都是1960年到1964年这几届,大部分从北师大毕业到女附中工作的,文革以前到女附中工作的同事也有不少。另外还有一批老三届的校友,这些校友里面有几位是我直接教过,一年也好,一学期也好,还有几位我做过班主任的,罗治她是67届的,还有一些我没有教过的,但是我也知道。
在反思文革的活动当中,无论是为卞校长塑像,还是为这次的见面会,大家都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对“八五事件”历史真相的深入调研,能够直面历史,把珍贵的记忆抢救出来,对严肃的历史事实进行了梳理,形成文字材料。这不论从史学的研究的角度,还是从探究事实的角度,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对此,对同学们、校友们我表示感谢!
参加这个会,我非常感慨也非常激动。我们平时也很难得与这些老师们在一起有一个见面的机会,包括老教协的活动也很难得有这么多老师在一起。很遗憾的是,当时的几位校领导卞仲耘书记、胡志涛校长、刘致平校长、梅树民、汪玉冰主任。前四位都已经辞世了,汪玉冰主任还在世吗也不知道(注:汪主任很早调到外校,已去世——编者)。自我来到女附中以后,受到他们很多的教导。我在女附中,后来改成实验中学工作的这一段,很长时间还与刘校长和梅主任,后来也是梅校长,在一起共事,他们对我的工作也做了很多指导,也非常感谢他们,如今他们都辞世了。
这样一次见面的机会对我来说也是难得的,和我的老师们,和我的同事们,还有和原来已经毕业的同学们,围绕着文革,进行一次见面交流,所以非常感谢这次会的组织者,罗治、叶维丽、刘进等等,包括刚才讲的为卞校长做塑像,更是一个接近5年的漫长的历程,很不容易。这是第一点意思。
第二点意思,我也非常同意“八五事件”确实是当时的女附中一个校耻,就这一件事目前并没有形成共识,在百年校庆时应怎么样对待?
对待这件事我也很同意刚才同学们说的,我们在直面历史的时候,反思历史的时候,当然有我们的辉煌,有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但是更有我们的教训。这种历史的教训,有一些非常深刻,对我们今后民族的走向和发展,特别有价值,这方面我们过去太忽略了。我们总是讲盛世,但是不讲教训,没有危机的意识。
从这个意义上看,从学校发展来讲,学校是教育人的部门,教育离不开经济和政治发展,但是它不能作为政治和经济的工具,因为它要促进人的发展,它有它独立的精神,独立的价值取向。所以在这个回顾当中,作为校史,这一段发生在我们学校的事件,在百年校庆时,应该予以重视,应该予以反思。我也会把这个意思向新的领导表达。这一届领导,已经刚刚换届宣布,还是蔡校长,我会议前跟蔡校长说了,因为他参加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正好今天开会,他本来要来。他也支持了,请编教组的来录像。他也在准备百年校史。百年校庆怎么做,应该把“八五事件”列入,这是我个人的意见。这是第二点意思。
第三点意思,我觉得刚才很多同学从自己的良知,从自己的个人责任担当这个角度作了道歉,我觉得是积极的,我也很感动。但是我觉得这种道歉和见面更多地是引发我们做更深刻的思考,就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未来的走向。
现在提出了民族的复兴,我一直在想两个问题。
一是我们的国家在既要继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又要代表世界先进文化要求的进程中,我们的国家是否还存在着再次发生文化大革命的可能性?我们的文化当中还有没有这种基因,这是我们的国家、民族应该反思的一个问题。
比方说,现在我们发展方式的转变,从整个世界来说,从用暴力的方法,用掠夺的方法去发展,到用和平的方法去发展,这种方式的变化,到全球化以后已经形成了共识。包括原来所谓的帝国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也在用和平的方式发展,就是既“竞争”也要“竞和”,就是在互赢共赢的情况下去发展。已经不是过去的发展方式,你死我活,我要活必须要你死这样一种逻辑,已经不是斗了,已经到和了。我一直考虑一个口号,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我很早就给它断句,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结果是穷。穷,一个是穷困潦倒,这是文化大革命已经证实了的。一个是穷凶极恶,就是斗得我们精神上已经没有了真善美。在那样一种大的思潮下,我们都跟着,都认为自己是革命者,无论从动机上从方法上,我们是跟着历史的。当时我是一位青年教师,一方面挨斗,也斗别人。对反动权威,对什么都要批判,这种批判是响应号召。那个时候已经没有辨别是非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在这样一种大的思潮下面,我们失去了自己独立的判断能力,失去了对历史的选择能力。我们这个民族,以前曾经这样过,以后还会重蹈覆辙吗?还存在不存在这种社会条件?
再比如说刚才讲到一种现象,“宋要武”已经成为那个时代的一个政治符号。当然跟宋彬彬本人没有关系,但你不得不承认这个政治符号,这是时代的一种标志。它不光影响到了女附中,影响到“八五事件”,而且影响到很多。为什么新闻媒体会抓住这一点扩大宣传,甚至违背事实?新闻媒体为什么会这样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不是个人的责任,这是民族文化中的毒瘤。在我们的文化中,还可能存在着这种基因。
在我们的基因里面,创新的基因有多少?当然,我们的文化传统当中,从精神层面我们是有很多优秀的东西,物质我们也创造了,前人有四大发明。但是在制度层面、思想层面呢?
宋彬彬本人很坎坷很苦恼,希望她可以解脱,但是永远解脱不了,你把事实讲了以后也解决不了的,因为宋要武已经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政治符号了。宋彬彬是实实在在一个人,活生生的人,刚才她讲了,我们都能理解,她也承担了一些其实不该承担的责任。包括刘进,她怎么可能去保护老师呢?你没动手就不错了。所以在我们反思历史的时候,我们的角度不一样。每个人应该在这个潮流中反思自己,当时为什么会这样?当然更多的老师同学,虽然我们已经退休了、老了,但是这种思考还是应该有的,这样更加积极。
二是既然存在这样的基因,如果再出现类似四十多年的情况,我们又将如何去选择?比方说,法和党。文革你说不合法,现在回过头来看是不合法,但是合乎党的领导。咱们一直是党领导一切,就转为那时候毛泽东领导一切,中央主席领导一切,都听他的话。我们那时候也是真心实意的,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不是革命吗?从体制上来看,我们将来再出现这样的问题怎么办?我们现在依然是党的领导,如果是中央出现了问题怎么办,中央领错了怎么办?你起来反对,违法不违法?像这样一些深刻的问题,我们在考虑民族复兴的时候,要从历史的角度看待这些问题。还有文化基因的问题,《东方红》和《国际歌》的思想绝对是背道而驰的,《国际歌》是讲从来没有救世主,《东方红》就是要有一个大救星,《东方红》只能在中国唱,在其他国家相不相信有个大救星呢?这是一种文化,一种历史观。
所以从我这儿来考虑,我们反思这些问题的时候,要问自己,如果将来面对这种现象,我们该怎么选择?我们可以保护自己不介入,不去伤害别人,也可以站出来。我们也可以安度晚年,不管不问。所以这次见面会的意义,我觉得对每一个人来说,全球化以后,我们不光对国家民族负责,还要对世界负责。从这些角度,我觉得很多问题还有待不断学习思考。
今天就讲这么三点和大家一起讨论。

罗治:
现在请储瑞年老师发言。

储瑞年老师:
今天参加这个会,刚才王本中老师说的我有同感。一个是很感动,虽然已经过去48年了,但是1966年的“八五事件”确实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折射了那个历史阶段中国所出现的一些状态,从历史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做一些什么思考,我想,这是这个见面会的意义所在。
当时刘进和宋彬彬两位同学回顾了“八五事件”,谈了她们所负的责任。刚才王本中讲了,这个事件不是她们所能够控制的,也不是她们的能力和水平能够正确处理的。今天在坐的老师们都经历了这段历史,我们当时也是年轻的老师,当时的形势下到底该怎么思考,怎么判断,我们头脑中间也是很不清楚的,所以我想现在只能从历史的角度进行分析。
两位同学做了非常诚恳的道歉,我也很感动。其实,我们老师和这些同学之间并没有那样一种非常对立的情绪,因为我们也理解当时这个过程当中,她们所可能做的事情,所以我想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进行反思。女附中现在是实验中学,建校已经快一百年了,我们也的的确确培养了许多的很有成就的同学,为国家做了重要的贡献,这个历史的功绩一百年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但是,回顾这样一个历史扭曲的时期,有这样几个问题我觉得很重要。第一个是法制的教育,当时同学头脑里根本没有法的概念,而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法制,这个国家要想顺利发展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特别强调对中学生进行法制教育。第二个是理智地思考。“八五事件”的发生与不理智有关。因为在这样一个年龄段,没有社会经验,受当时的思潮的影响,出现了一些过激的行为,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就是不理智。现在我们强调,要理智地面对工作和环境。女附中在这一方面,做了许许多多很有效的工作,今后这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发扬光大。第三个现在强调建立和谐社会,今天这个会本身就体现了这一时代精神。过去虽然给大家心灵留下了很多的创伤,但是过去了这么长时间,我们师生之间并没有为此而影响应有的正常关系。这也是我们今后要继续发扬光大的。
谢谢大家。

罗治:
下面请胡校长的女儿丁东红讲话。

丁东红(女附中校友、胡志涛副校长的长女):
“八五事件”不可置疑、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中国现代史上一个历史性的事件,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它已经具有历史符号的作用;这个事件又非常不幸落在了我的母校,落在了我们女附中、现在的实验中学。我想,面对这样一个历史性的事件,如果说我们还承认历史的意义,就应该恢复这个历史事件的本真面目。
历史是什么呢,其实历史就是活着的人的一种记忆,这个记忆是不是真实,应该靠这个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目击者来作证。我们今天在座的所有的人——老师和同学们,其实就是要为这样一个不光彩的、但是又必须正视的历史事件作证。从这个角度来讲,所有到会的人我都非常尊重,我们不管在这个事件中担当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不管是历史潮流推着你,把你推上了潮头,还是在这个事件中受到了伤害,大家都来为这个历史负责任。尤其我们很多高龄的老师,今天仍然到会,我相信他们心里也是希望把这个历史事件的真实情况留下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它的历史肯定有荣有辱,有光荣的时刻,也有可耻的、屈辱的时刻。无论荣辱,都必须正视它。一个民族如果不尊重、不正视自己的历史的话,这个民族就没有前途,就没出息,就站不起来。所以我觉得应该抱着历史的责任感,为这个历史事件作证。
当然,我也听到了很多同学在此前做了大量的工作,做调查,收集材料,有的人是专门研究历史的,也有很多并不是研究历史的。我觉得,作为一个正直的人,有良好的愿望,深怀着历史责任感来做这样一件事,是很了不起的。实际上,在现在这个情况和气候之下做这个事情,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她们如果不做的话,大家都看到了,在座的除了少数比较年轻的人以外,大多数人都是有了相当的年龄了,如果现在不做,或者说不抢救的话,这一段历史、文化大革命这一段历史就被淹没了。这一代人过去了,这个历史被淹没了,这难道是一件好事吗?如果是这样一个结果,对中华民族来说,那是又埋下了将来灾难的种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今天来的人不管观点有没有分歧,可能有一些想法不一定大家都完全一致,但是对历史负责的精神是一致的,这是我的第一个想法。
第二个想法,既然这是一个历史事件,肯定有人在其中活动,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个人只要你是置身在当时的潮流当中,总是有自己的一个位置,一个角色,不管是大角色还是小角色,但是你自己的角色怎么扮演是由你自己的行为构成的。我觉得今天发言的同学是很勇敢的,她们把自己当时的行为,所能够记得的都真实地展现给大家,当然大家还可以互相补充,把这个记忆更完善起来。我也知道,也有一些同学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觉悟,或者说还没有胆量站出来。但是历史是不会饶恕任何人的,你自己不接受良心的拷问,你的后人也会接受历史的拷问。所以我希望每一个活在今天的中国人,都应该有这种面对历史的勇气。当然面对历史的目的,刚才好几位都说了,一个是为了反思,能够使我们自己的认识得到提高,精神得到升华;同时也得到一种和解,而不是说,反思这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就增加了仇恨,增加了苦难。我觉得这个反思是为了今后更美好的生活,大家能够真正获得一种和解。
至于我母亲,她是这个事件的亲历者,她很有幸熬过了文革,也看到了拨乱反正,看到了改革开放。我亲耳听到她多次表达对文革这一段经历的看法,她当时很强调的是:学生们毕竟还是孩子,文革这么大的事,组织上要负责任。尽管遭受侮辱和暴打,她宽容了所有的同学。她还不止一次点名道姓提到一些同学,说这些学生真的是好孩子。我知道她是一个非常讲原则的人,她自己在很多原则问题上是宁死不弯的一个人,但是作为老师、作为文革前在女附中负责学校全面工作的副校长,她宽容了所有的同学。当时我们这些老三届的、参加到这场运动当中来的同学们,从年龄来讲,还不是能够承担完全法律责任的人。我今天同我母亲是同样的态度,大家都往前看吧,这样我们今天的活动才更加有意义。
谢谢大家。

罗治:
丁东红讲得真好,让人感动。下面是师生自由发言,大家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但是要控制一下时间,每人五分钟。

丁德泗老师:
我是张静芬老师的老伴,我也曾是师大女附中的老师。张老师今天是带病来参加这个会议的,医生给她开了5天的点滴,她说明天的会议很重要,要把点滴停下来2天,说没问题,而且她昨天连夜又写了一篇回忆。她说这个会议太重要了,我一定要去参加。
1966年8月5日,卞仲耘校长遇难以后,她用左手写了一封匿名信给王晶垚老师。她写那封信我不知道。同时,我也写了一封短信给王晶垚,有几句我还记得很清楚。我说,老王大哥,噩耗传来,悲痛之极,历史会作结论的,请你节哀。后面我说拥抱小四宝(卞校长的小女儿)。
我是1958年认识卞仲耘校长的,那时我还在部队。前几年,我听说女附中为卞仲耘校长做了一个塑像纪念她,我没有通过任何人也没有要任何老师来引导,我自己就跑进学校院里,这个会议室的门没有锁,我自己进来的。对不起,我虽然当过兵,但感情很脆弱,我一见到这个塑像,就给她敬了一个军礼,我说:“卞大姐,我来看你来了。”借此机会,我要感激制作这个塑像的校友们,我不认识你们,但是你们有很高贵的品德,我就此表示感谢,谢谢大家。

罗治:
请张春条老师发言。

张春条老师:
我的女儿40多岁了,她都不知道文革这些事,外孙更不知道。我觉得他们应该了解一点。
我接到聚会通知,开始有些犹豫,我觉得不好定调。后来我想,文革中的学生,四十多年后来校缅怀故去的校长老师,这是可贵的师生情谊,应该参加。
文革时,我是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人,虽然知道一些1957年“反右”的事,知道“运动”又来了。但是开始就那么乱,真不知所措。文革初期,在工作组组织的批判会上,我的发言也曾伤害过我非常尊敬的老师,事后很懊悔。后来听说班上有学生斗学生,很想知道我的班的情况,但知道去了也无能为力。文革动乱伤害了千千万万人,更影响了学生们的一生。
咱们学校卞校长和其他几位校长、主任,对我们年轻老师非常重视。她们那种对事业的认真追求和为人,对我影响非常深刻。谈谈师生情谊大家都愿意,文革中的很多问题,现在还说不清楚。
为什么不让后代尽早知道一些文革中的惨痛教训呢?相信将来总会让后人知道的。
同学们,你们年岁也比较大了,希望保重。

罗治:
还有发言的老师、同学吗?

王思梅(中五实验班):
我是女附中实验班中五2的学生。今天来开这个会我心里还有很多障碍,这么多年我都不愿意迈进女附中的大门,那些事件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记忆,心中有一种永远的痛,不愿触及,但是刘进还是让我来听一听。
听了大家的发言,我深深感到自责和羞愧。这么多年,我对这一段历史采取了一种回避的态度。文革中,因为自己独特的出身,我也做过很多错事,给班里的同学,给我的老师造成很多伤害。但我始终没有勇气面对被我伤害过的老师,因为我始终觉得这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悲剧,不是我们个人的责任,不是个人能承担的。尽管可以这样来认识,但是你个人做错的事情,良心永远会受到谴责。
刘进她们多年来所做的一切工作,她们的勇气、责任和担当,都让我非常敬佩。我也常常在追问自己,为什么没有勇气向被你伤害过的老师作出真诚的道歉?今天会议的主题是“正视历史、深刻反思、包容理解”,根本的宗旨是让中国不再重蹈覆辙。罗治说到“没有勇气反思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很有道理。今天我在这儿,向在文革中伤害过的高文鵉老师表示道歉。我对她的伤害是很致命的,我批判过她,贴过大字报还到过她家,给高老师全家造成极大的压力和伤害。我希望高文鵉老师能谅解我年轻时的冲动无知和政治上的幼稚。
文革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怀疑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我记得这是当时一个很流行的口号,说是马克思最喜欢的一句话,我很信奉,所以对当时很多东西采取怀疑态度,很冲动地去质问老师,到她办公室去提抗议。今天我觉得我们这一切都是在当时极左思潮那样一种氛围下造成的错误行动。如果今天高文鵉老师来到现场,我也会向她当面道歉,因为她已经90多岁了,如果我再不站出来,不代表我的同学,代表我们这一代人向伤害过老师的错误行为表示真诚的道歉,可能就真的来不及了。希望其他老师能代为转告高文鵉老师我真诚的歉意。

郭平英(65届高中):
高宁刚才讲了在做卞校长塑像中的过程,因为当时我似乎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角色,我想把做塑像跟孙家钵交流中的一些事给大家介绍一下。
孙家钵曾经在言谈话语中,讲过他在文革中也是一个年轻人,他也曾经怀着对党和领导的感情做了很多作品,所以他觉得他现在能够得到为卞校长做塑像这样一个机会,也是凝聚了他在文革中间十年情感上的一种纠结。他希望通过在这个像的塑造过程,澄清过去经历过的迷茫。他在雕塑创造过程中间能够留下这样一个符号,也是自己心愿的一种表达。
在塑像的构想上,除了刚才高宁介绍的,孙老师除了把卞校长作为一个母亲来塑造以外,他也谈到教师是一个很崇高的职业。我们过去都知道,教师是灵魂的工程师,所以他所塑造的卞校长,既是卞校长的像,也不是卞校长的像,而是所有从事教育工作者的教师的像。这个女教师对下一代、对年轻人有着博大的心胸,能够爱这一代的孩子,就那样和蔼地微笑着向孩子们走来。在具体构思的时候,从铜像采取颜色的选择,还有背景交代上,我们也有过一些交流,我们现在能看到铜像背后的绿植,正是孙先生在创作过程中间有一个小样的设计。我们去过他创作室的同学,都会有这个印象,他是在铜像后面有一个绿色为基调的背衬,这个背衬可以是石头,也可以是绿植。现在我觉得我们用了绿植在后面做背衬,基本上和他的创作意图是相吻合的。
再就是铜像具体安放在什么地方的问题。我可以很坦率地说,铜像的制作和铜像的安放,学校给了极大的支持,而且我觉得显示了学校领导者的智慧。他们很放心地说由同学们出面做这件事,这是对我们的信任。确实,这一件事情如果不是由同学们来做,而是由其他的人,其他身份的个人出面,可能都有很多的不方便。所以,我们很荣幸得到了这样的信任,由我们来做这件事情。在运作的过程中间,最后终究要有个问题,这个像放在哪里?大家提出要放在大家方便看到的地方,放在青年学生、未来的学生、不曾经历过这一段历史的学生们方便看到的一个地方。我们首先想到了是校园,校园不方便的话,可以是走廊、门厅,后来又提出来,或者是放在校史陈列室。最后学校同意了安放在校史陈列室,我觉得这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不做领导,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知其难。
孙老师在做完铜像之后,他考虑了基座的材质问题,那就是后来的工作,刘进更多跟孙先生沟通了。最后选择了石材,比原来设想的基座更坚实了。原来没有考虑用石材,原来所选用的材料比较轻一点。等到石材加工好以后,就又遇到了一个实际的问题,咱们这个楼是危楼,如果把这个基座抬到三层楼去,可能对这个楼的稳定性有一定的影响,就是在搬运过程中间,也有一些很实际的困难。这样,学校就选定了在咱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会议室的这一角来安放这个像。以后,我们有了这样一个场所,能够在卞校长塑像面前举行相关的一系列的活动,这也是学校提出来的一个不错的建议。
今天借这个机会,我把这个过程讲一下,但是从我个人来讲,最好的位置还是校园的一角。如果能够安放在一个有绿树的环境中,并不是在广场正中,是在绿树的环境下,在一种生命的颜色衬托下,能够和孩子们更接近一些,我觉得这和创作者的意图也比较贴近,和我们很多同学的想法也比较贴近。这个想法能不能实现,我现在只作为我个人的一个建议提出来,在可能的情况下,请学校领导考虑一下,也未必一定马上要做成这件事情,也许在百年校庆的时候,或者在其他什么时候,选择一个更合适的地方来做安放卞校长的像。谢谢大家。

艾立川老师:
今天从历史的角度来谈文革很深刻,能更好的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在当时的大变动中,每个人都会被卷入。你的人生怎么走,包括一些突发事件,你怎么应对,跟每个人自身也有极大的关系。刘进、宋彬彬带着非常诚恳的感情谈了她们的想法,对过去做的不对的地方,她们主动地承揽责任和道歉,这很需要勇气。
像王本中老师刚才讲的,她们本身既没有足够的权力、也没有那么大的能力来左右这个形势。当时,宋彬彬只是一个高中学生,她被这个历史的狂潮卷在里面了,历史的偶然性把她卷到了天安门广场,卷上了天安门城楼,卷到了毛泽东的身边,毛还问她你叫什么名字。毛的一句“要武嘛”,影响太大了。这个短暂的经历,在当时是一种非常难得、非常荣耀、非常令人羡慕的事情,立即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那个时候摆在她面前的人生就是两条道路。一个是投机取巧,搞政治投机,回来后向校内外振臂一呼,肯定会有各种人群跟着她成立诸多的“造反团”、“战斗队”,在各个地区和单位向着史无前例的方向猛进。如果是这样,那肯定会给女附中和全国添加难以想象的深重祸害和灾难!铁的事实证明,她和刘进都没有走这条自毁毁人而又祸国殃民的罪恶之路,而就在见毛后的第二天,即1966年8月19日,她们两人在校园用大字报形式,公开宣布退出那场“伟大的”运动。我认为,这是文革中,我校学生公开对抗文革的第一个闪光点。据说,后来还有学生猛醒后反戈一击,冒死反中央文革。
今天她们俩又来参加这个道歉会,又当众进行诚恳的反思。我觉得,作为一个人来讲,也相当不容易了。
这体现了女附中一大批老同学在这方面非常重要的人品和道德。一个人的道路要靠自己走。
胡校长的亲属来了,使我回想到“八五事件”的打人情景,远望着胡校长边挨痛打,边大声向打校领导的学生宣讲党的政策,劝她们停止打人。在自身不保的关键时刻,还顾及到其他挨打的校领导的安危!这不愧为真正的共产党人,真希望现在这种干部多一些。
民主、法治很重要。当然,还必须看是怎么去立“法”,立的是什么样的“法”。比如,秉承某一个人的意旨,非得把具体的接班人写进国家级的大法中,还说是一个创造,历史证明就是错误的。权力越大,地位越高,若不正确运用,带来的错误或灾难会非常严重。千秋功罪,人民评说!任何事情,历史都必会有最终的公正判决。
今天见到以罗治、叶维丽、冯敬兰等等为代表的全体老校友,谁也没有给她们任务和经济酬劳,是自发联系起来坚持不懈地进行调查、核实、分析、回顾和反思的,而且多数是退休的老人了,完全可以享受晚年之安乐。说明了她们对国家、对民族具有高度的历史责任感。说明了她们在当今各种思潮混杂和交锋的时候,还坚持着正确而奋发的人生。实在让我这个老师敬佩。
以上事实说明,虽然经过了这样的曲折和灾难,但是中华民族的骨头是硬的,民族的传统精神还是存在的。群众性的反思,已经势不可挡地以诸多方式逐渐兴起,这是对人为强加的文革灾难群众性的历史反弹。这意味着我们的民族没有被史无前例的深重灾难压倒、压垮,而是顽强地挺立起来,以不畏万难和险阻的精神,自强不息,在继经济、科技腾飞之后,又从政治、文化思想上挣脱束缚,勇敢地向现代化迈进。当然,反思的深入肯定会有各种难以预料的曲折和障碍,但是,经过文革这种人类历史上空前残暴洗礼的中华民族,一定会克服各种艰难险阻,通过全面深刻正确的反思,实现全面现代化。经历文革的人虽多已进入老年,但在这场反思中,具有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一定会尽最大努力,力所能及地用不同的方式为反思做些事情,并以此教育我们的后代,使他们吸取有益的经验和教训,使他们个人和国家不再遭受文革这样残酷的命运。
我相信,在本世纪末,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一定会以全面现代化的面貌屹立于世界之林,并为人类的正义事业和健康发展做出贡献。

罗治:
谢谢艾老师!金元老师对我们有很多方面的帮助,请您给我们讲几句。

金元老师:
我从12岁考入女附中,从上学到工作就在这儿度过,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女附中周围一公里以内的地方,我盼着女附中好。8号那天在我家,同学们问我,我说再不做就来不及了。这些年我和这些同学有来往,我觉得她们真是不容易,包括像叶维丽、罗治、刘进、牛立、冯敬兰、李红云她们,都为调查女附中文革尽了很大的努力,我向她们致敬。另外,她们能把这些老师请来,这些老师在大冷天真的都到场了,我也非常的感动。我们师生,在文革后40多年见面,这样坦诚的交流,大概也就这么一次。以后我估计也很难了。
今天,这么多老师到场,我也向你们致敬。

朱学西老师:
我也想讲几句。刚才听了好多老师、同学的发言,我感觉到大家对文革的反思非常深刻。今天,我想和大家交流一下自己对文革的认识。主要有四点。
第一点,文革三害。我认为文革有三害。
一是伤人多。根据相关资料,因文革而致死的以及在经济、政治、心灵上受到沉重打击的,当以千万计。
二是误国重。十年的动乱和破坏,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都遭到严重摧残,拉大了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的差距,损害了国家的形象。
三是害党深。文革降低了党在人民中的崇高威望。甚至直到今天,还有人对一党政治是否是最佳的政治制度,存有怀疑。
第二点,责在高峰。
我认为三害之所以产生,与当时最高领导人一些错误判断有关。
一是误判敌情。认为大量的革命干部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特务等,导致打倒一大片的后果。
二是滥用权力。任意破坏国法和党纪,关闭公检法机构,停止党团活动,停课闹革命等,导致了社会大混乱。
三是错定斗争策略。动员、组织未经世事的青少年参与复杂的政事斗争,频频发出暴力革命信号等,使文革具有明显的破坏性质。
第三点,无罪有愧。
红卫兵卷入文革很深,是否也有一定的罪责。根据共和国的历史,我认为无罪(极少数除外)。众所周知,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政治运动频繁,它们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特点,即:最高领导为了达到某一政治目的,撇开公检法,发动群众,围攻(批斗等)认为有问题的人。结果导致了千百万冤假错案。就我所知,没有一名群众因错斗他人而认为有罪的,何况红卫兵,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是未成年人。
红卫兵们虽然无罪,但是有愧。应该说,文革之初,红卫兵们是很自豪的,认为自己的行动都是革命行动;后来,当历史证明文革不是革命,而是一场大破坏时,他们中的许多人便由自豪转为愧疚了。由于被伤害的多是曾精心培养自己的老师,所以这种愧疚便非常沉重。由自豪转为愧疚,我认为是一件好事。他反映了红卫兵良知的回归,反映了对文革的正确认识。
第四点,鼓掌欢迎。
认真说来,昔日的红卫兵今天对文革的认识不是一致的。我认为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无视历史,仍然认为文革是一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因而认为当年自己的行动,仍是革命行动。这是极少数。二是正视历史,承认文革不是革命,是场史无前例的灾难。从而对自己当年的行为感到愧疚,这是大多数。三是在愧疚的基础上勇敢的挺身而出,真心实意的向社会承认自己的错误,向当年的受害者赔礼道歉,这也是少数。我觉得刘进和宋彬彬都属于这一类型。
据资料记载,延安整风时,也存在着扩大化的问题,整了一批不该整的干部。毛主席是整风的主要负责人,在整风总结会上,他以严肃、诚恳的态度,用脱帽鞠躬的方式,向被错整的同志表示赔礼道歉,当场获得了热烈的掌声。我是师大女附中教师,是在文革中受尽折磨的人。我觉得刘进、宋彬彬的检讨很好,不是全包全揽,是实事求是的检讨。实事求是的检讨是真诚的检讨,负责任的检讨。我十分欣慰,鼓掌欢迎。

罗治:
朱老师是今天与会最年长的,他已经89岁了。他是我们非常敬重的历史老师,在调查中,他给了我们很多支持帮助。谢谢朱老师。
我们也请80届校友韩彪说几句话。这个男生也是我们的校友,因为女附中后来招男生了。他们1980年入学,根本不知道女附中的“八五”校耻。其实我们原来与他们完全不认识,是在学校网上一点一点找的。但是,没有想到一找他们一拍即合,他们非常主动地了解我们学校这一段历史,积极参加我们的捐款活动。后来,他们又自己出资,制作了这些资料光盘,所以现在大家还能看到卞校长塑像安放仪式。我们感谢80届的校友,也希望你们今后要一如既往的关注这件事。我们逐渐老了,你们要继续把文革反思的事情进行下去。

韩彪(80届高中):
谢谢罗大姐。我们是1980年高中毕业的,也是文革之后第一届通过中考进入实验中学的,当时已经叫实验中学了。“八五事件”发生时,我们当时只有四岁。后来有机会跟罗大姐接触,才逐渐了解了这个事件。“八五事件”是实验中学也是过去女附中没有办法抹去的一个伤疤,当然更是我们民族的一个悲剧。作为实验中学也是女附中的毕业生,我们是非常热爱这个学校的,也热爱我们的学长和老师,但是我们更敬佩她们有勇气去看到自己身上的伤疤。我非常同意刚才的提议,应该把“八五”作为实验中学的一个校耻日,以此教育我们后来的学生,以避免这种事件在中国再次发生。谢谢大家。

张力力(80届高中):
我也是80届,非常难得有这个机会来到这里。我非常感谢学姐们做了那么多的工作。看到她们这么敢于直面人生,直面自己,为她们感到骄傲,而且为这样正直、大度、宽容的老师感到骄傲。以前总是觉得非常热爱母校,但是今天非常感动,感动不是说自己能上北大,有一个很好的自身发展,而是为有这样好的老师感动。谢谢大家。

郭北临(中五实验班):
刚才听胡校长的女儿说,胡校长全部宽容学生。虽然说宽容,但实际上作为我们个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我当时确实参加了批斗班主任高文鵉老师,我也批斗过一些所谓有反动思想的学生。对此我都是有责任的。
文革的责任在上头,毫无疑问。但是作为我们每个人都要反思,我就觉得我的表现在文革中真的不如刘进、宋彬彬,我亲眼看到她们看到打校长的时候都去制止了。当时校领导被押在台上,有打人喊口号的,刘进、宋彬彬跑来说:不能这样!大家散开散开,都回教室去。学生散去了,她们就走了,没料到又有学生去打。那时年轻,没有想到后果会死人。我亲眼看到宋彬彬和刘进都说不让打校长,可我根本没有管,因为我满脑子都是毛泽东的思想,“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学生打人不过是“矫枉过正”。学生运动是“好得很”,而不是“糟得很”。直到第二天,我到现在都记得早上我到学校听广播,听到刘进说,昨天卞仲耘被打死了,死了就死了,但这是违反党的政策的,我们学校再也不能发生这样的事情。这是我印象中记忆特别清楚的,我当时心咯噔一下,脑海里第一个闪现的是:“竟然打死人了!要早知道能打死人,我为什么不去拦一下呢!”
随着这么多年大家对文革的认识,我每一次想到卞校长遇难,我都特别痛心。今天特别让我感动,没有一个老师批评同学,而且全都是宽容,把问题归结到上头去。我就觉得当时在文革中,每个人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我那时比刘进、宋彬彬左得厉害。
作为我个人的反思,有三点。第一,作为一个人的一切行为,都要遵法,而那时根本没有法制概念的教育。第二,一定要讲人道,有人性。这些在以前是被批判的资产阶级观点,而我们是在阶级斗争的教育下成长的一代。现在我们明白了,只有人道地对待人,哪怕他真的是有罪恶的,也不能虐待残害他。如果有这种认识,我相信,卞校长之死的惨剧就不会发生。第三,要实事求是。文革就是不顾事实,制造冤假错案。我们今天反思文革,不能用文革的思维来批判文革。比如说宋彬彬,她背负了几十年对她的错误评价,对她完全没有做的事,就不能非说她做过,否则就是在制造新的冤假错案。要实事求是,说的就是真相;只有实事求是,才是直面历史。
我特别感谢老师们,你们太宽容了。

罗治:
今天老师们都太累了,时间已经超过一个多小时了,大家的发言都非常精彩感人。48年了,今天我们老三届师生首次在这里集体见面,说到文革,说到“八五”,我们共同的记忆是极为沉重、刻骨铭心的。老师们都讲到,文革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作为受迫害的校领导、老师、家属和同学,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卞校长和几位老师甚至失去了宝贵的生命。作为那时的在校生,每当想起这些,就感到深切的耻辱和悲哀。
我们今天的道歉,是良知的回归,是公义社会的追求,是从个体反思上升为集体反思,是用民间的反思撬动上层的反思。更重要的是公开的道歉能化开我们双方的心结,揭开历史疤痕,弄清真相,最终寻求宽恕与和解。
今天我们和老师见面,更多的是集体的感谢,感谢老师给予我们知识和思想,感谢老师培养我们的正直、独立思考和坚持不懈的品性,正是由于一代代的师大女附中老师所秉持的价值观,才把我们引向追求公平正义公理的理想之路。
刚才许多老师和朋友,对我们前一段女附中文革历史的调查反思和塑像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其实我们自己在总结当中觉得做得还不够,如宣传不够,当前处于信息时代,而我们不善于利用媒体,在争取更多的校友参与反思方面也存在很大的差距。1月4日,我们联合八中、四中、师大一附中、清华附中的同龄人开了一个座谈会,主题是“八五事件•记忆与反思”,就是刚才交给老师的这本资料。会上,很多同龄人都发表了很有见解的意见建议。八中的陈小鲁认为女附中文革发生的事情具有典型意义。第一是时间长,48年过去了,一直没有被遗忘,一直被关注,是社会热点。第二是层次高,与中央领导有直接的交集。第三是影响大,“八五事件”,给领袖戴袖章,文革符号等等,在国内外的影响都很大。第四是内容丰富,比如文革初期第一张大字报,反工作组,“八五”,反中央文革等等,这些事件都发生在女附中,而八中就没有这么丰富。所以,他认为女附中成为国际研究文革的好典型不是偶然的。而且,2007年发生在女附中的校庆风波也是国内罕见的。
我们结合大家的建议,对今后的工作进行了研究汇总,向老师们汇报如下:
第一,继续以塑像执行小组的形式(因为现在没有同学会),开展各种活动,尽可能的把校友发动起来,参加到对文革的反思中。在清明和“八五”忌日开展纪念活动,对卞校长英灵,对胡校长等我们最崇敬的领导、老师进行网上祭奠。二是设置一个“道歉网”。澳大利亚政府从1998年5月26日开始,把这一天定作为国家道歉日。澳大利亚曾把土著的儿童,全部送到白人家庭长大,由此断绝了澳大利亚土著的文化,政府向澳大利亚土著,尤其是儿童表示道歉。我们提议把八月五日定为师大女附中的道歉日,以便让更多的人通过这个网站,向文革中被自己伤害过的人和做过违背宪法的事道歉,使良心得到救赎。
第二,要以历史担当的精神,以严谨求实的态度,坚持不懈地进行文革调查研究。因为,一个不能正视自己历史的民族永远无法真正崛起。我们在调研当中要注意反思的深度,不能总是就事论事,我们要进行真相的还原,注重史料的收集。先从完善文革初期的大事记做起。所以特别希望老师、同学们、朋友们,如果你们手中存有与女附中文革有关的笔记、日记、材料、传单等等这些非常有价值的材料,请你们一定要支持我们。叶维丽、李红云等都非常需要这方面的资料,因为她们撰写的文章不是听说、据说、传说,而是依据史料。史料在历史研究中是最重要的。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史学就是史料学。
第三,我们要利用媒体公开说话,扩大宣传做好舆论导向工作,和有关网站合作,做女附中的系列报道。我们深知,我们的工作不会得到所有人的支持,甚至还会招来不解和谩骂,但是我们相信社会的良知和公正,我们会把女附中文革研究继续做下去。
第四,编辑整理出书。刚才老师们都已经拿到几本资料,一本是今年1月4日座谈会发言,一本是近年来各位校友调查所写的文章,非常有价值。对文革研究非常有意义,对全国的文革研究也是一个推进。我们准备把女附中文革研究和有关回忆编辑出书,希望老师们积极参与。因为现在局限于学生,而老师们的回忆,弥足珍贵。恳切希望把你们珍贵的回忆,睿智的思考写出来,相信师生一定会共同写出非常有价值的资料。南非大主教图图在《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中曾经说过,他理解中国人出于传统文化中保守面子的需要,对道歉可能感到为难。中国如果能够妥善处理往昔的痛苦,就会成为更加伟大的国家,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图图这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的一个重要思想是,只有还原历史的真相才能达到和解和宽恕。
今天的集体见面会是文革后的第一次,我们有了开头,今后我们会经常来看望老师,我们还会在会下与一些老师、老师的亲属和同学们进行沟通交流。
谢谢大家几年来所做的调查,谢谢温暖人心的真诚的道歉。
再次感谢各位老师的宽容。祝老师们身体健康,阖家快乐!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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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记忆》第一O八期(增刊)
帖子发表于 : 周日 2月 16, 2014 10:2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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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 周六 2月 28, 2009 5:46 pm
帖子: 2854
【见面会书面发言】
编者按:张静芬老师是1966年8月8日为卞仲耘校长写第一封匿名唁函的老师,她得悉见面会的消息,非常激动,不顾重感冒在身,停了点滴,参加见面会,并在1月11日带病写了这篇回忆卞校长的文章。

悼念卞仲耘校长及其它

张静芬

卞仲耘校长离开我们已有半个世纪了(四十七年),如今她的音容宛在,而我们却已是天人永隔。这是个无可奈何的无奈,也是无人能够解决的无奈,对于我们来说却是心中永远的痛!

初见卞仲耘

初见卞仲耘是在1951年秋,在一次欢送我去参加土改的小型会议上,到会的都是学校中层以上领导。会议刚开始,只见从西边远处飘然而来一位神仙般的人物!使我惊羡万分。在夜幕映衬下,她的白皙皮肤映入眼中更显夺目。只见她双目含情望着大家,略一顾盼,微笑着点首,像是对于姗姗来迟的歉意,也像是对多日未见的朋友们的亲切问候。她正好落座在我的对面,并对我深深地注目了一下,像是赞许,又像是对我寄予无限的期望。我赶紧低下了头。她的气质高雅不凡,一望而知是位受过极高等教育的高级知识分子。这时,我才发现她身穿一身洗旧了的列宁服。我猜想她是位来自延安的老干部(这时,原北平的师大女附中已与延安来的育才学校合并)。她的双目灵动有情,温和亲切。会议中,她插空低声对我说:“你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有关希(腊)波(斯)战争的文章我看过了,写的很好。你小小年纪,真不容易呀。”我不知说什么好,只好说,那是“大三”时在女附中的实习总结(发表于1950年11月2日)。后来,我才知道那时她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

工作作风 平易近人

卞仲耘校长有着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她长期做政治思想工作。她与人谈话总是和风细雨,使人如浴春风,使人心服口服,得到真正的进步。不是让人感到受批评,而是谈完话使人感到心里很舒服,她不让你为难,不给你难堪,不顺心没有了,思想疙瘩解开了。她像一位温馨的大姐,又像一位慈母。大家都愿与她交谈,与她接近。往往说笑间思想问题就解决了,不必另外占用时间。她善于平衡各种关系,使学校成为一个团结友爱的集体。秩序井然。她尽量解决群众的困难,使群众的生活有所改善,所以大家生活在一个校园里都感到幸福、亲切。不愿意离开,不得已离开时,也是恋恋不舍。很多人都在女附中工作一辈子。她永远以平等的态度待人,从不颐指气使,声色俱厉。她传达党的方针政策准确到位。在自己身患多种疾病的时候,还不忘群众,在节假日抱病到患病老师家里去探望,有时还去探望老师的家属。

大爱无言 敢于担当

使我印像最深的是对学生的博爱、大爱。那是发自内心深处最真诚的深深的爱。文革前一年阶级斗争的弦已是越来越紧了。高三毕业班的学生都要有自我鉴定。先在小组会上暴露思想开展批评自我批评并写成书面的文字材料。比如对家庭的认识,学习目的,学习态度的认识,检讨自己的不足等。很多学生都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当她得知这些材料已一一放入该生的档案袋中时,她坚持指示(是“坚持”,说明有斗争,不是“坚决”,是比坚决更坚决),必须拿出来烧掉。这真是一大德政啊,试想:若不拿出,将对孩子的一生产生何等可怕的后果?!孩子们啊!当你们在各种岗位上生活、工作的时候,你们可曾想到过,你们的背后有着怎样慈爱的、母亲般的老师在护佑着你们呢啊!可是这样伟大、慈爱的母亲般的老师却在文革中惨死在几个不谙世事的自己的学生手中。真是惨、惨、惨啊!世界上还有比这件事更黑暗、更悲惨的事吗?孩子们,你们懂什么是政治斗争,什么是阶级斗争吗?你们知道你们在做些什么吗?你们知道老师为你们担着多大的责任吗?

文革之觞 泣血悼文

我真是忍受不了,我为她写了悼文才稍稍安了一点心。有人问我,你为卞仲耘写悼文你不害怕吗?当然,在那人人自危的黑暗日子里我也会想到自已的安危。文革一开始,我就把我校的教职工二百人都一一想了一遍,谁是反革命呢,我的结论是我校一个反革命也没有。如果有反动分子,他一定早就被抓出来了,因为大家多年在一起,彼此是太熟悉不过了。领导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梅(树民)、汪(玉冰)吗?他们都经上级组织部门千挑万选选出来的,都是优秀者,决无问题,一般干部进入学校也是反复挑选审查的。苏校长在校时进入一位教员,校长马上随堂听课,审查作文批改等水平,不合格,三天内马上退回。想想自己,我和同学们的关系很好,感情很深,是“亦师亦友亦姐妹”。谁也不会把我当成反革命。我本人历史清白,我的家庭也很好。我的父亲张宗周(字为东、维东)是抗日志士,他的抗日事迹毛著中也有所述及,现在网上可以查到。我并不害怕。我为卞仲耘校长写悼文,思想深处也是自幼受到父亲的教诲和师长的教育。我祖籍辽宁辽阳,“九一八”后,父亲曾在辽宁省桓仁县师范学堂大操场参与召开过有几万人参加的抗日誓师大会。会后,大家分头率军与日寇血战。他们曾把日寇驱逐到鸭绿江边。我父在前线卧冰雪抗日,我母亲怀抱着还不会走路的我,牵着两个哥哥(一个比一个大两岁)随难民群流亡到山海关内,因惊吓及长途跋涉劳累,很早就亡故了,所以我自幼就没有了母亲。“七七”事变后,我父又领我们流亡到内地,继续抗战。当时,我正上中学,最爱唱的歌就是岳飞的满江红。那怒发冲冠激昂的情调,同学们一唱起来就热血沸腾,好像要上前线去打日本。父亲曾教育我说:父一生戎马,两袖清风,没有什么留给你们,只留给你们两个字“爱国”。他说一个人一生最重要的一件大事就是要爱国。爱国不是抽象的而是很具体的。爱国就是要爱我们祖国的山河、一草一木,爱祖先、爱父母、爱师长、爱同学,爱人民。爱你周围的老百姓。他们有了困难,你都要尽力帮助,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人要有同情心。所以文革中我看到那么多的老师受辱受难,我心里很难过。心里想,要是让我去斗争我的老师那是绝不可能的。平日在街上遇到我的老师(包括师母),当我看到第一眼时,我立刻跳下自行车,向老师迎面走去,到老师面前鞠躬问安。我最受不了的是小孩子到台上去斗争自己的父母,说什么“你不是我的父母,你是我的敌人”,但是回家还要吃父母做的饭。

信史为鉴 恩泽永存
黑暗已成遥远的过去。痛定思痛。一代代已老去,一代代在成长。如今八零后的已可顶上去了,这令人万分欣喜,这也是历史的必然,可是今天仍有人不知“文革”为何物。我们有责任让后人知道什么是真实的历史,我们要总结历史上血的经验教训。
如今卞仲耘校长已驾鹤西去,她的恩泽永留人间。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没有教育者,没有辛勤的园丁,培养不出人才,成材的大树无从长成。“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校人才济济,各条战线都活跃着我校毕业生的身影。我们应该正视现实,冰释前嫌,在十八大精神鼓舞下,只要我们按照中央24字核心价值观去做,相信我们的国家会越来越富强,人民生活会越来越幸福,祖国会早日得到统一,以慰卞仲耘校长在天之灵。

张静芬敬书
2014年1月11日



【见面会说明】

关于邀请文革受害的师长亲属
参加“见面会”的情况说明

罗 治

关于请王晶垚先生的情况。我们在捐款塑像时就想请王先生来,后来考虑他年纪太大,怕他激动,影响身体,就找了她的大女儿王学,王学在卞校长材料提供、塑像制作等等方面一直积极配合我们。2012年6月24日王友琴和罗治将集中反映捐款塑像全过程的光盘送到王先生家时,王先生一开始就说:我不接受,你们这是个阴谋。他非常激动,我俩怕他身体吃不消。后来在王友琴和我三个多小时的说明后,王先生高兴的接受了光盘,没想到7月9日 他又将光盘退给了王友琴。
1月12日会议,我们一开始就想到要把可能找到的文革受害校领导和老师的亲属都找来。考虑到王先生已93岁高龄,因临近春节,又是三九寒天,我们就没有直接请王先生,通过丁东找到卞校长儿子王行的电话和邮箱,发了邮件,打了电话,无奈他都不回或不接。刘进又找了高宁,高宁电话找到身在贵阳的王学,王学回电表示支持,但是因为可以理解的原因,她和弟妹不能参加。
胡校长的孩子表示大力支持,她们一定参加。梅主任的夫人表示参加。由于会议准备时间仅三天,刘校长和汪主任的亲属实在没有找到。
此外我们还费了很大周折找到1968年自杀的周学敏老师的女儿刘大文、陈洪涛先生(林莽)的女儿陈晓林。刘大文在1月12日上午已出发参会,走到西单,家中电话说远道来了亲人,把她叫回去了。陈晓林1月12日早上发烧,打来电话请假。1月26日她参加了与老师的再次见面会。

2012年2月11日


【见面会回访】

2014年1月26日再与老师见面会记

罗 治 李红云

继1月12日会议半个月后,2014年1月26日上午十点,我们到实验中学老教协活动室再次与老师见面,汇报近期活动的情况,送交1月12日会议照片及讲话资料等。
因活动室地方有限,参加这次见面会,只有王本中、金元、张春条、艾立川、童琦因五位老师,刘进、宋彬彬、罗治、郝新平、冯敬兰、牛力、黄光光、李红云等老三届学生,及林莽先生的女儿陈晓林。
首先,罗治就1月13日《新京报》的报道向老师们表示了歉意——由于该报急于将见面会的消息第二天见报,而夜间审查时又强调版面限制,把老师和同学最重要的发言删掉了,变成了一篇对宋彬彬的专访,而这部分内容是我们最期望见报的,没有了老师和同学们的支持和见证,不但我们的调查取证不完全,见面会也绝对不会取得这样宽容和解的效果。今后在接待记者时一定要避免此类事情发生。
第二个内容是感谢老师们给予我们的告诫。1月12日师生见面会后,引起了国内外舆论的强烈反响,除了几家党报、大报外,各报纸争相登载;各网站都在13日上午引为头条。总的来说正面报道的很多,体现了我们的拱卒精神,以民间促政府对文革的反思。但质疑的、谴责的也不少,有的人还在继续传播制造谣言。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老师及时提醒我们:一定要有思想准备,不要被压倒。老师还说:新闻是双刃剑,师生见面是好事,但不要搞成政治事件。新闻容易敏感,老师要求我们:说话要把握尺度,一定要有底线。我们只说当时应承担的,说对下一代应承担的。
第三个内容是向老师们汇报我们与新闻媒体接触的情况。12日会后,我们迅速与共识网、搜狐等大网站取得了联系,共识网先后登载了叶维丽、冯敬兰和罗治等数十篇文章,内容涉及“八五”、塑像、1月4日同代人座谈会、反思道歉等,对于体现我们团队 “直面历史、抢救记忆、反思文革、宽容和解”的宗旨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叶维丽写于24日登载在“共识网”上的“致王晶垚老师的一封信”真挚感人,表达了我们对于王晶垚先生最诚挚的关心和祝愿。女附中的学生数十年进行“八五”调查及捐款塑像就是没有忘记文革受难者卞校长,就是不能让卞校长的鲜血白流,就是希望向卞校长的亲属表达我们的反思和忏悔,我们最想告慰的就是王先生,这个世界带给他太多的苦难,推动我们不断反思调查的动力就是想给卞校长亲属一点宽慰和解脱。
目前国内独擎宣传大旗的是冯敬兰同学,她用诚挚和犀利的笔触还原了“八五事件”和宋彬彬,诠释了道歉与和解的本质,她顶住了多少误解、质疑和谩骂,为世人了解文革中这桩标志性事件写了大量有力度的文章。
此外我们还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南方周末、美国CNN、英国卫报、法国世界报、德国南德意志报等内外媒体的采访。相信在舆论纷杂的环境中对于澄清事实、还原真相必将起到应有的作用。
1月12日师生见面会也在女附中老三届同学中产生了积极的反响,一些班级和同学也在认真思考当年同学斗同学的现象,并筹划着道歉宽容和解的行动。
会上我们把1月12日见面会的照片发给了老师,并将老师们当天的发言打印出来请老师核对。随后老师们发表了讲话。(以下根据记录整理,未经老师们审阅)

艾立川:
刘进、宋彬彬是被利用的。打人时她们尽力制止了,由于没有经验,预料不了后果。这么多年来,她们背负的压力很重。作为女生这么多年很不容易,道歉很不容易。
她们的人品如果很差,可以借此(上天安门带袖章)兴风作浪,可以干很多坏事,比如跟着领袖去支持武斗,但她们没有这样做。这和人品、良心有关。她们的做法客观上起了积极作用。她们受委屈多年,这么多年证明了她们的人品,做人的起码的良知和历史使命感。
我从心里佩服这些做调查、做塑像的同学。我不赞成借校庆炒作宋彬彬当荣誉校友。宋彬彬没有改过名,也没有打过人,这件事情校方有责任,而不应把责任推给为塑像捐款的校友。
王本中:
通过这次见面会的准备工作和整理发言稿、送1月12日见面会照片可以看出,事情虽小,但大家做事非常认真。不足之处是《新京报》删掉了一些内容。这可以理解。媒体眼里盯着的不是民间关心的事情,而是领导关心的事情。
上次发言中我提到了两个名字“宋彬彬”和“宋要武”,如果宋彬彬想政治投机,就改名了。这也可以理解为革命热情。现在是你想说清楚,有人偏不让你说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坚持追求历史真相,非常不容易。这也是女附中的传统,这是好的传统。
83届的同学找了我,他们不知文革发生了什么。我说我们不能忘记历史,下来才是追究责任的问题。没有历史事实,不可能有认识。

金元:
我为什么支持这件事,是看了叶维丽文章受到的启发。应该追究始作俑者的责任。我挺佩服同学们的,虽然你们当时年纪不大,但现在承担责任,我支持。建议道歉会后大家要休息休息。

张春条:
上次活动接到通知时我有想法,犹豫该来还是不该来,会不会引起一系列的问题,所以犹豫。后来我想,谈师生情,为什么不能来,来了也没问题,所以我来了。我还想,会不会有人问我,是否了解刘进、宋彬彬。我可以说,我不了解,但谁说她们有罪,谁举证。
关于“校耻日”,我有不同意见。这不是学校的耻辱。我们说的“校耻”,是精神层面的东西,不是法律层面的或政治层面的。
“清理阶级队伍”死的人更多,工宣队、军宣队对此负有领导责任。

童琦因:
非常佩服这些同学,感谢这些同学。
我当时的身份是介于教师和学生之间,因为我刚留校工作。“八五”那天,作为出纳,我正在准备发工资,当时想去制止,但不敢去,因为我有海外关系。于是我就让出身好的老师去找刘进,想让她们赶快制止。
那个时代的悲剧不能重演。感谢同学们。你们做的这件事意义重大 ,有很多值得思考的事情。

见面会结束后,我们兵分几路继续看望老师。刘进、宋彬彬、冯敬兰、罗治、牛力、黄光光、李红云看望了高文鸾老师、梅树民的爱人安玲老师。刘进、宋彬彬、冯敬兰看望了李松文老师、张静芬老师夫妇。郝新平看望了李令倩老师。牛力、李红云、黄光光和罗治到老教协徐乐同老师家,请其帮助发放其他老师的相片,徐老师表示今后会大力支持我们的工作。

【附录】
2014 年1月14日王本中老师电话内容
刘进(记录)

我有几点看法和你们交流一下,希望大家也考虑考虑。
1、网上对你们道歉反映强烈,正面的很多,质问的、穷追不舍的也不少,有的还在继续传播制造谣言。了解情况的知道是怎么回事,像学校的老师、同学,不了解情况的会继续演绎推理。这些都是正常现象。反响为什么这样大,超出去年陈小鲁?因为宋彬彬和陈小鲁不一样,是时代的政治符号。所以你和彬彬,尤其是彬彬一定要有思想准备,不要被压倒。
2、新闻媒体这么积极介入,有它的原因。新闻是双刃剑,直面历史,宽容和解是好事,但不要搞成政治事件。新闻容易敏感,往上推,我们说话要把握尺度,一定要有底线。我们只说当时应承担的,说对下一代应承担的,其他少说。打人事件违法,教训是什么?有客观原因,环境、教育等,不必多提,因为中央三中全会早有精神。主观原因,你们也说到了。储瑞年老师也说到了,按他说的讲就行,主要还是没有法制教育,不懂法,对当年的学生现在要谅解宽恕。
3、现在媒体想采访老师,我的看法是要保护好老师,原则上拒绝采访。老师年龄都大了,需要过平静的生活,不能激动,否则影响健康。如果涉及到政治,打击更大。所以对他们来说,采访不是好事。有的采访我个人可以接受,但近期太忙,可安排到春节后再说。
4、昨天不少媒体找到学校,找人采访找不到,想要材料。我把你电话告诉办公室了。给不给,怎么给,你们处理。见面会肯定也会有资料,老师的讲话你们也会引用,建议用就用讲宽容和解的,讲希望的,其他不要讲。有情况再联系。



【访谈】

刘秀莹老师谈女附中文革

受访人简介:
刘秀莹(1930年4月16日--2013年11月27日)1949年北师大女附中高中毕业,考入清华数学系。1952年回母校任教,先后担任数学教师、政治教师、班主任、副教导主任,校党总支宣传委员。1955年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和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1964年调到北京市中小学教育“四清”运动办公室。1966年初调到西城区委。1968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在五七干校监督劳改。1972年平反至1984年,先后任职于北京八中、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北京市教育工委工作部、市教育局中教处。1984年参加北京市中学文革的“揭批查”运动。1984年至1990年任北京四中校长。退休后,不顾重病在身,热情支持女附中的文革历史调查,对调查者、采访者给予多方面的指导和帮助。2013年11月27日,因肾病不治,逝于北京。享年83岁。
刘秀莹老师生前曾任《北京市中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回顾》副主编,对民国时期和十七年中学教育深有研究。本刊将陆续刊发其口述和回忆录。

一.2006年6月5日

时间:2006年6月5日上午
地点:教育科学出版社,朝阳区安惠北里,安园甲九号
谈话者:刘秀莹
记录者:刘进
证明人:朱晓茵
缘由:朱晓茵向刘老师介绍了一些情况,刘老师让刘进回电话。

电话内容简记如下——
卞仲耘是我的恩师,我特别怀念卞。但我对王友琴文章中的不实之词不安,对说宋彬彬打死人不安。
对王友琴的说法,李锐、于光远、胡绩伟都相信。所以王晶垚光想找他们,还想让我帮助找,劝也劝不住。
1978年揭批查小组抓了袁淑娥和刘南南。
责任不在学生、老师,要想想我们的教育。
对这一段历史应该说清,说清不仅是为个人,更是为了历史。

二.2006年6月9日

时间:2006年6月9日下午3点-6点多
地点:车公庄中里12楼3单元2号,刘秀莹老师家
受访人:刘秀莹
采访人:朱晓茵、宋彬彬、刘进、任建民

访谈内容简记——
刘老师逐一指出王友琴《文革受难者》一书中存在的问题,如老师任职,梅树民老师死、胡秀正老师的死因等,最后把此书的影印本拿给我们,让我们看除了她写在书上的问题外,还有哪些问题。
刘老师说支持过王友琴的调查,指出过她的问题,但没有效果。胡志涛校长也劝过王友琴。
刘老师觉得宋彬彬应该以适当的形式说话或写文,得找出“八五事件”为什么会发生的原因。
刘老师还讲了1978年揭批查小组的一些情况。
刘老师说原来对我们在8月5日那天的表现不了解,所以有意见,是1978年在参加卞追悼会在汽车上问了刘进,刘讲了当天在学校、医院和向上级汇报的情况,刘老师消除了误解。

三.2007年7月20日

时间:2007年7月20日下午
地点:车公庄中里12楼3单元2号,刘秀莹老师家
受访人:刘秀莹
采访人:朱晓茵 刘进(7月24日根据回忆整理)
缘由:征求刘老师对朱晓茵文章的意见,刘老师谈到了文革的一些事情。

刘老师留下朱晓茵写的文章,准备看后再谈意见,之后拿出两篇文章复印件,开始了关于文革的话题。
一篇是林莽去年在卞校长纪念会上的发言。刘老师说卞校长是她的恩师,卞校长为人温和,待人诚恳,在学校有很高的威望,老师们都十分怀念她。但很多老师对林莽纪念卞校长老师的文章有看法,认为其中写的一些主要情节与事实不符,有渲染成分。刘老师说当时自己不在学校,所以专门把胡志涛校长的《八五祭》仔细看后进行对比,觉得的确有事实不符。刘老师还说,胡老师既是亲历者,又是她最信任的人,因此觉得林莽的文章确有不实之处,所以让我们也看看。
另一篇文章是一个外国人写的类似通缉令的檄文,通缉的是文革“罪犯”,点了三个人的名字,第一是宋彬彬,第二是刘婷婷,第三是刘晋(?),还有……(那第三可能是指我)。刘老师说,中国人的事情中国人自己会解决,用不着外国人来指手画脚,他们连基本情况都不清楚,听了一些人的话,就全盘接受了。当然首先是说话的中国人得负责。
于是又提到王友琴。十几年前王友琴找到刘老师,刘老师热情接待了她,给她提供了很多资料。之后,王友琴开始在美国发表文章。之后,刘老师与王友琴一直交往着,包括让王友琴来家里。刘老师跟王友琴说,历史研究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一定要注重事实。后来刘老师在王友琴的文章中看到有很多与事实不符之处,多次向王指出,但王依然如故。一次,王友琴又来电话时,刘老师对她说:“为什么就不能做到与事实相符?即使你拿美国的工资,但你是中国人,不能这样做。”(大意)之后,王友琴再也没有来电话。
刘老师说,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事情发生存在必然性,不管谁是阻止也难阻止得住,何况是你们这些学生。我1965年调到西城区区委,1966年参加四清,虽然当时不在学校,但住在学校宿舍,区委也近,后来在市“揭批查小组”,所以了解情况。卞校长定为四类干部,主要是两条,一个是袁素娥提出的生活问题,一个是曾不挠(管人事档案)贴出小字报,说卞老师是刘仁介绍入党假党员。这些事情对学生、老师影响不小。我当时也受到冲击,一些学生贴大字报让我回校接受批判,我请示区委,区委说去吧,于是我就回学校了,一到学校,杨某某就给我两个大嘴巴……。还有一次,好多学生冲到我那里揪我,被看门的大爷拦住了,还有……我不怨他们,她们年纪小,很容易选择这种方式来表现。年纪小的学生打人厉害,觉得是革命,打坏人。某某某打人不对,得分析,不能只看这件事。文化大革命谁不想能够跟上,后来是后来的认识。经历过的人都应该知道这种体会。
以前,我劝彬彬说话写文章,看来,现在不是时候,你把这话转告她。

四.2008年5月11日

时间:2008年5月11日,下午2点半至晚上近8点
地点:车公庄中里12楼3单元2号,刘秀莹老师家
受访人:刘秀莹
采访人:朱晓茵、刘进(现场记录)

你希望通过稿子让大家了解当时的情况,但得分清看稿子人的不同情况。
有三部分人。
第一种是揪住你不放的人。但是,揪你是表面的,实际上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这些人是少数,包括王友琴。
第二种是大部分人,像校友老师等,他们恨文革,恨红卫兵,对红卫兵恨,就会恨你。但看了你写的东西,觉得你实在,就会理解一些。
第三种是了解你的同学还有老师,原来就不会恨你。他们看了你的东西会了解一些原来不知道的情况。我这次给赵克义老师打电话,她就说刘进和彬彬都是好学生,为什么光揪住她们不放!包括梅老师、赵桂英老师都觉得你写的东西还可以,不错。
我和他们的感觉不一样。
1978年开卞校长追悼会时,那是文革后第一次看到你,我当时就一愣,心想你怎么还好意思来参加追悼会。
开胡秀正追悼会时,W来了,哭得厉害,还说了不少,我觉得她是作秀,对她有意见。胡秀正就是她负责革委会时出的事情。
所以后来我在汽车上问你为什么打卞校长,你说没有打,还讲了许多当天的情况,我才对你们有理解。
有先入为主的看法是很难去掉的。后来和朱晓茵接触很多,她说了不少情况,我才慢慢了解了你们。
校庆时,为彬彬当知名校友的事情,我的电话都给打爆了。有了对你们的了解,我也在电话里介绍一些你们的情况,但是不是这样说一说就行的。如J,她原来是学生会主席,她就说:“老师,你为什么光向着她们!”后来我给王本中打电话,让他要防着出事情,王本中给袁校长做了工作。
要让大家理解、谅解要有个过程,要有个等待。我们的国家还没有到要让大家说清的时候。
这是一个总的看法。下面谈一下对文章的看法。
如果要求不高,写成这样可以说就行了。梅、赵都认为可以了。
如果高标准要求还不行,主要是缺乏分析,有些地方有事实有分析,有些地方就显得浅些。当然也可以分开,前面的事实就是实事,后面是反思。
你写了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大字报是如何贴出来的,这实际上说的是女附中的教育问题。对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确实很多,这是事实,但给人的感觉是你们之所以犯错误都是教育的结果。当然有教育的原因,但教育再偏激,也不会教育学生去打老师。
解放后,一直强调教育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解放初期、60年代初,学生也贴大字报,双反两比(?),一类叫西瓜园地,都是建议,我的好多大字报都在西瓜园地,还有我批改的学生作业。
大字报不是从1966年开始的。学生贴大字报,但不参加老师的运动。
苏老师在时,搞了忠诚老实运动,谁是最可爱的人,幸福的花为谁开。
厉害的是肃反,对做了结论的人也要斗。
反右时允许高中学生旁听,批林莽(陈洪涛先生)、朱学西。当时光语文组就有6个右派,全校有十几右派。学生不参加运动,只旁听。
只有文革是先发动学生。毛对刘邓,打刘,对邓留一手。先打外围,用老干部、老知识分子,用工人,都不行,于是用年轻人。年轻人容易点起火。若没有毛的支持,年轻人不敢也不可能有这些行为。
所以,我认为教育不能负文革的责。
你们起来革命,没有独立思考是最大的失误。
原来让我教过政治课,我不会讲,不知道怎样讲。有些东西今天讲了明天就不一样,学生问为什么,我无法回答。当时急得直哭。
佘靖入党前,我去你们班做调查,佘靖的什么都好,我问佘靖有什么缺点,你们回答不了,不知道有缺点。
第一部分内容要压缩。
教育要负一定的责任,但不是主要的责任,主要责任在中央。决议否定了文革,按决议写就行。
万里最近提过好几次要重新评价毛。
吴法宪的回忆录写了不少事情,有一点写得很有意思。他说,对同样的问题,毛周是犯错误,我是犯罪。
你们是想革命,想跟着毛主席革别人的命。
张文瑜(音)是第一个被打死的老部长张霖之(音)的儿子,他的《告别元老》(香港出版)写的不错,写了不少老人的事情,最后一篇是写彬彬的爸爸宋任穷的,用的都是夹叙夹议的写法。
你现在的这种写法,当时的人看了不过瘾,后来的人看了不理解。你可以找《告别元老》看一看。
《八五祭》也应该附在你的文章后面。
你是亲历者,亲历者要描绘得更清楚一些,不要太客观,当时乱的局面要写出来。
你们是要革命,要革别人的命,不是革自己的命。
缺乏经验,缺乏人道主义精神也是当时的普遍问题。
写了反工作组、保工作组的问题。但反、保工作组根本不是路线问题。派工作组是毛同意的,刘邓执行,他自己游泳去了。文革最大的损失是毛自己没有威信了。
红卫兵确实犯了很多错误,也像你写的那样是一哄而起的,红卫兵起来是毛的需要。我们还都清楚记得毛八次接见红卫兵的情况。8•18之后红卫兵什么事不干,抄家、破四旧,多少人受伤害,多少文物被毁坏。我当时到96中去,就看到了不少金条。
红卫兵是一个群体,没有必要说这个和那个有什么不同,说这些没有用。卞校长是女附中学生打死的是一个事实。
为什么现在揪住宋彬彬和你,而蒯大富反而不揪?只能说你们倒霉,人家把你们看成是红卫兵的代表。
文革中为什么有了红卫兵,而且闹得这么大,因为毛需要有这个棋子,你们就是毛打刘的小石子。打完了就没有用了,就让上山下乡了。
红卫兵那一阵子的确给国家带来损失,给人民带来损失。我清楚记得1966年8月19日,那天在中山公园开四、六、八中校领导的批斗会,校领导都挨了打。八中温寒江住在我隔壁,一墙之隔,他的爱人是女附中的。我亲眼看见温寒江被骑自行车的学生用皮带驱赶着,温跑着挨着打,就这样边打边赶到会场。他的家被挖地三尺,学生边挖还用木枪打温的头。某某某打人可凶了。
六中私设公堂谁都知道,还有人性吗!
女附中有不少老师是非正常死亡。
卞校长是被打死的。清理阶级队伍时,胡秀正跳楼自杀,赵炳炎搬城砖,说他参加过三青团,干了四天就死了。教地理的赵寿琪老师,他爱人是右派下放到山西,另一个老师照顾他,说他们关系不正常,他就自杀了。梁希孔老师是家里有事,许占魁是工人,过去当过警察,也都自杀了。王永海是王爷的后代,失踪了。王荫桐当过傅作义的幕僚,是有病不治而亡。周学敏上吊还给小女儿留了遗书,交待女儿的棉衣裤放在什么地方了。安春佑是用皮鞭打后死亡……
大家都清楚记得红卫兵犯的错误,对那些打砸抢的行为不满。
其实红卫兵是很倒霉的一代人,本来是要上高中、大学的,上不了学,结果去革命,然后到农村受苦受辱。这样毁了不是一代人,儿女也跟着受苦。
你不用写主义兵和红卫兵不是一回事情,大家觉得都是一回事,都是红卫兵。
你可以回过头来看看红卫兵是怎么回事。孔丹就不错,他保护了杨滨。
当时我也想不通:怎么一夜之间我们的孩子就变成这样了?那时抄我的家就抄了4次,我到清华去住,还追到清华去抄。在女附中宿舍抄家时薄××去了。抄家时什么话不说,什么事不干。当然他们都是孩子,要革命。但对人的伤害太大太深了。
90年代到四川出差时,我们同行的几人找饭馆吃饭,进了一个饭馆,到处挂的是红卫兵时的画,是红卫兵饭馆,很不舒服,我们马上就出来了。
在揭批查时,为卞校长的案子抓了两个人,一个是袁淑娥,一个刘南南。刘南南是革军出身,初中在女附中,高中是女三中的,那时她又跑到女附中来了。当时对她的处理是双开,开除党籍军籍。后来“宜粗不宜细”又恢复了。
袁淑娥是恩将仇报,卞仲耘把她爱人调到女附中,她文革前就跟卞闹了,后来,丁××调到二附中了。卞仲耘还要帮助别人,连他们家的保姆都说,你有一个袁淑娥就够了。
事实要说清,要有自责心,承担该承担的。
1955年取消了工农子弟班,高考排队。1961年又有了,因为学费贵、学习跟不上、比吃穿、比家庭等,工厂办子弟学校。我当劳模就是因为把工农子弟班的学习搞上去了。
文革后我在八中住了三年校,在四中住了六年。
可以看一看《晚年周恩来》,作者高××是写周年谱的,资料可靠。还有《炎黄春秋》可以看,关于毛泽东的书也可以看一看,写的角度不一样,自己分析,像《千秋功罪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毛泽东》等。
你还可以把自己的经历写一写,把文革中的事情作为一章。
我写的意见都可以给你,有些意见说得很尖锐,我给你念一段……,你不要着急,回去看一看,再想一想。
下面是刘老师的书面意见。

问题一:女附中第一张大字报是如何贴出来的?
(1) P1-P4都写的是阶级斗争教育、唯成份论、社会上的影响使你写了第一张大字报。学校、社会影响是外因,那么有没有内因呢?为什么别的同学没有贴第一张大字报?在自己身上也要找一找原因。外因是条件,内因才是根据。
(2) 大字报的内容,如果记不清了,总可以有一个大概印象吧?自己写的,找彬彬、马德秀共同回忆一下,主要写了什么?
(3) 写的外因和大字报是矛盾的。大字报主要指责学校办学方向、道路、路线……从你所受的教育,在当时已是极“左”了,那么你当时认为的正确方向、路线是什么呢?学校如何只讲红、不讲专,让你们复习的高考科目便是修正主义、毛的教导“又红又专”学校有什么错?自己在校三年,对所受教育到底不满的是什么?
(4) 当时的个人崇拜、盲目迷信、无独立思考、干部子弟的优越感,要革命,只革人家的命,不革自己的命。
(5) 今日对这问题的反思。第一张大字报在学校起了什么作用?推波助澜?煽风点火?

问题二:工作组在校时
至于保工作组、反工作组就不好说了。把派不派工作组看作路线斗争,今天看起来完全是整人的借口。刘少奇、邓小平不代表党中央?只有毛代表?毛老人家不见了,点了火就没影了,回来就整刘邓,这是耍得什么权术?今天再把保或反工作组看成是错误的,还有意义吗?难道反工作组的人就是觉悟高?在此期间发生的斗学生问题、批斗校领导、打人问题,你们有没有责任?卞仲耘划为四类,学校划为四类校,你们干什么去了?你们真的这样认为吗?你们真的恨这些老师入骨,非要置之死地不可吗?师大女附中真的是四类学校?
结构:
一、 实事经过可客观叙述;
二、 分析认识,找主观上的原因,找自己不对的地方;
三、 反思自己的蒙昧无知、被利用、不讲政策、不懂法、自己应负的责任。今日应如何认识这一问题,态度要诚恳,反思要有深度。

问题三:我所了解的校园暴力事件
这是文章的重点。
这一段应该交待清楚,学校里有没有人负责?谁负责?到邮电医院签名的7个人是不是负责人?不是为什么签名?如果是,当时各负什么责?
卞被打死的过程可附上胡志涛的全文《八五祭》,以免大家凭主观臆断乱写。胡是当事人,应该最清楚。她这篇文章也比较形象生动。
学校的学生把自己的校长打死,这不是一般的暴力事件,是女附中的校耻。女附中从1917年成立,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件。日伪、国民党时期,学生闹学潮,轰过主任,都没有打人、伤害人的事件。一个校长犯了错误,不论多大的错误,有上级党领导可以制裁,学生无权打死人,更何况卞仲耘还是一个好校长?
已经发生了殴打校长、主任的暴力行为,只是轻描淡写地劝说了一下,便又回楼讨论,是单纯幼稚,还是缺责任感?拿人的生命不当事,自己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难道就没有自责?
对黑帮劳动惩罚,抬土的筐装得过满,这些人抬不动,有的学生劝解,保工作组的学生去劝受了揶揄,你当时有没有去说说,抬土量可少些,适可而止,你有没有觉得有些学生做得过分?
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革命,不能手软,就是残害人?你当时真的认为这些学生的话是对的?他们是革命?还是残忍?人道主义、怜悯心难道一点也没有吗?
既然已经不是学生组织的领导成员了,为什么还能在广播里宣布卞死亡的消息?是否可以不用表白自己不是负责人,因为一直到8•18,你明显的还在负责,和你打人不要混同在一起,负责人不一定是打人的人,但负责人负的是什么责?应有认识。
8月8日又成立了文化革命筹委会,刘进是主任,宋彬彬是副主任,可见你仍是这场运动在女附中的负责人。当时各级党政机关都已瘫痪,成立什么组织也没有人任命批准,都是自发的。
事实过程:(1)无妨引用胡志涛的全文《八五祭》,可以澄清不少事实;(2)对于卞的被打死的沉重负疚;(3)怎样认识暴力事件:不是一般暴力革命,是耻辱,犯法、犯罪。学校负责人应负责任,客观上没法制止,主观上打黑帮不算问题,黑帮该打,没有料到后果;(4)如果这件事发生在自己父母身上,换位思考,什么感受?
反思对待这一场打死人的武斗:(1)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事件;(2)自己虽未打人,但自己的地位,应有什么责任?(3)自己的良心安然麽!负疚、悔恨、愧对、沉重。

问题四:8•18女附中红卫兵上天安门的情况
在红卫兵的名称上不必纠缠。
“主义兵”、“红旗”、“红卫兵”都是红卫兵,和“井冈山”、“老团”、“老4•14”一样,名称不同,实质都是毛用来打人的一块小砖头,一个棋子,过河小卒,待用完了,全滚蛋,去插队,哪一个也没有好下场。
花那么多篇幅去解释“主义兵”和“红卫兵”不是一回事,人家只会觉得可笑、可气。四十年了,还在这里喋喋不休讲这种红卫兵内部的小分派,能说明什么?蠢!
对整个红卫兵应有一个认识。红卫兵可以说罪恶滔天。他们毁了多少书?烧了多少书?文物?国宝?杀死多少人?对宋庆龄主席都进行了侮辱,使多少专家、学者丧生。他们居然敢揪斗刘少奇、彭德怀、陈毅、贺龙,一代开国元勋,也有不少死于红卫兵之手。
红卫兵是杀人的、抢劫的、砸烂四旧的人的总称,至于你们有多少个小组,名称是什么?有什么小区别,都无所谓,本质上你们是一回事,只不过有的更凶残,有的稍好些,都有打砸抢行为,有的还有烧杀罪行。人们恨红卫兵,提起红卫兵,大家不寒而栗,人见人怕,人见人骂。刘进、宋彬彬出了名,就成了众矢之的,这是在情理之中、又不在情理之中。恨红卫兵就恨你们,把红卫兵的账不得都算在你们头上?不合情理之处是你们无法也不应承担那么大的责任。红卫兵的罪行,也不能都让你们两个承担。不必再为红卫兵辩护,不得人心,极不得人心。不用说你是什么什么红卫兵,不是“主义兵”,主义兵干的,不等于红卫兵干的。卞仲耘死时,女附中还没有红卫兵,越描越黑,越不得人心。红卫兵就是那些打、砸、抢、烧、杀的一切坏青年干坏事的总称。90年代去四川,看到一个红卫兵饭馆,成年人都避之不及、心生恶感。
红卫兵是毛要搞掉刘的一个棋子。聂元梓、蒯大富……五大领袖全是中央文革的黑手在后操作。张霖之煤炭部长死于北航红旗红卫兵之手,还不是因为毛说了张是走资派?红卫兵是害人的,但大多数红卫兵是孩子,是青年人,他们单纯、热情、无经验、易冲动,正好利用,就成了毛发动文革的一个棋子。但当红卫兵干了坏事,以致不可收拾时,毛就抛弃了他们,都去上山下乡,都去插队,去当兵。到1967年8月27日时,已经就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了,红卫兵就已滚出历史舞台。
稍有觉悟的红卫兵,到67、68上山下乡去插队时,看到农民那样苦,便恍然大悟我们上当了,我们受骗了,毛主席不要我们了。
毛为什么要接见红卫兵,让刘少奇看看老百姓、青年人是拥护毛的。毛认为我的一声令下,让谁完蛋谁就完蛋。因此,什么宪法,什么人权,什么人道主义、什么老百姓的生命,什么知识分子,统统滚蛋,他要尽显自己的威风。8•18是开始,共十次接见,把周总理搞得筋疲力尽,工农业生产瘫痪。红卫兵串联,到处煽风点火,惹事生非,唯恐天下不乱,越乱越好,以致火烧英代办、缅甸大使馆,在东南亚,在世界上都惹了不少麻烦。
无知而幼稚的孩子们,都以见到毛主席为光荣,给毛主席戴袖章何其光荣,毛是红卫兵中的一员了,你们连做梦都会乐醒的。知道吗,每次检阅后,都有被踩伤的,甚至踩死的,多少只鞋,还有金条、金块……红卫兵串联、接见,全国停产,中国人疯了,中国疯了,一个国家疯了,毛主席亲自建立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疯了、垮了。不是吗,到了76年四五运动时,毛就镇压人民群众了,还有天安门事件更使毛震惊的麽?林彪出逃,毛的命丢了一半,天安门事件四五运动,毛就死了。那于无声处的惊雷,使他感到人民的伟大可怕,失人心者失天下啊!
如果对这些东西到今天还认识不清楚,就认真地想想吧!
毛一生就干了两件大事,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成功了,二是文化大革命,以失败而告终。
想从红卫兵成立的时间说明卞仲耘的死与红卫兵无关,没有这个必要了吧!卞是女附中和外边来的学生打死的,打死卞的人有的是红卫兵,有的不是,有的是女附中的,有的不是。总而言之,女附中的卞仲耘是被打死的,死于文化大革命初期,死于学生之手。宋彬彬没打人,刘进也没有打人,二人还劝阻来着,力量有限,劝不住,发疯了的女孩子们,谁也拦不住了。
上天安门献袖章,当时的心情。
现在应怎样看?怎样认识?
上天安门献袖章,事先不知,不是上级指派的,自己临时定的,去献了袖章。当时兴奋、荣幸,令人羡慕,当时有多少孩子不能加入红卫兵,更不要说去天安门了。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是给自己惹来祸端的标志,被骂,被讽刺、攻击,反感……
事情已经发生了,认清事情本事的面目,事情的发生不是你自己争取的,也不是有意安排的,去是铁定的事实,这事放在当时任何人头上都会和你一样兴奋、荣幸,令人羡慕,上天安门的不是宋彬彬一个,我们女附中62届的L就是哈军工当时去天安门上见毛主席的。L为什么没有挨骂?哈军工没打死院长,院长也受冲击了,L不是负责人,L的爸爸是林彪的宠将,青岛海军航空兵司令员,风光了一阵,也倒霉了,这就是事物转化。
现在看来,是文化大革命害了你们,红卫兵运动害了你们,根子在上面,再说得露骨一些,毛主席毁了年青人,你们是上当受骗者。
(1) 事实说清,前后不要矛盾,要有自责之心来承担该承担的问题。
(2) 认识要提高,分析要在理,使人信服。
(3) 反思要深刻,使人感到他们是觉悟了的共产党员。

五.2008年9月26日

时间:2008年9月26日下午3点至5点半
地点:车公庄中里12楼3单元2号,刘秀莹老师家
受访人:刘秀莹
采访人:刘进(记录)、朱晓茵

下午和朱晓茵一起看刘秀莹老师。刘老师说担心我接受不了她提的意见,我说大部分能够接受,有一些理解不了,觉得自己应该沉一沉、想一想,所以过了这么久才来看老师。
我给老师讲了自己对改稿的过程和思考。
5月11日交流后,仔细看了老师的书面意见,为了记住和思考,还录入了一遍。之后想把记录和反思揉合在一起,但反反复复都不满意,无法进展。后来就看书查资料,还和印红标见面,他说做二条就行了,首先是记录,然后要反思承担。我说愿意记录,也愿意反思和承担,但还有顾虑。自己被当作红卫兵的代表人物,但红卫兵那些最招人恨的事情我没有参与,你不反思这些会觉得不到位,说没参与大多数人不会相信。还有,在宜粗不宜细的背景下,文革没有彻底清算,反思不可能到位。所以想来想去,我觉得还是分步走,先记录后反思。
稿子第一、二部分要简化,第二部分主要谈自己记得的几个大事件,不求全,第三、四部分也要做修改。

刘老师谈了不少具体意见。
过去讲阶级分析,现在说出身烙印。干部子弟出身烙印很深,认为天下大任是我们的。女附中三高子弟集中,这样的学校,有点风吹草动就不得了。1966年上半年那种情况,你们会责无旁贷地站出来,认为革命的责任就落在自己的肩上。
这也不能说都不好。好的是挑重担,不好的是自来红,觉得别人都不行,觉得我们更有责任。责任感好,但里面有优越感。这样不自觉就会给其他人造成压力,而且压力很大。
有一次×××冲到我办公室,大声说:刘老师,为什么让你管初中!我觉得你应该管高中!安子文的女儿在中学还没有看出怎样,上大学后给我来信,说她上大学了才认识到接班的重要。
干部家庭影响有很好的一面,子女形成优点,但也产生了偏激和热情过度的问题。
我觉得你写时还要注意两个问题:
一是要写历史的真实,二是要写今天的认识。要结合起来写,否则不好看。
我们是长你们一辈的人,像你们那样的过度盲目,我们也有,但不像你们那样偏激。我特别相信毛,但对打倒彭德怀不理解。没有文革的过程,很多问题也认识不了。你们的问题,我们也有。
现在目标又对着刘婷婷去了。林莽说看见一个高个子同学打卞校长了,还说最近有一个学生给他打电话,说这个高个子同学是刘婷婷。
我知道刘婷婷,初一的学生,个子平常。
工作组的内容可以简化,主要是“八五”的情况。保还是反工作组都说不清楚,反、保都没有什么了不起。工作组是毛同意派的,后来又不同意了,说不清的就不说。
其他班也有打人的情况。
袁爱俊对知名校友的事情处理的太简单。文革时她还太小。
你写完了也一个字都不要发表,现在的情况是他们不允许任何人说一个字。纠缠起来也说不清楚。
重点是第三部分,是“八五”。得考虑“校园暴力”的提法是否合适,文件里说的是十年浩劫,动乱,但放在学校的事情上也不合适。
过程得写清楚,主要过程胡校长的文章都写了,有个别地方有误。还要看林莽和王友琴文章里写了什么,有针对性地写。林莽从窗户往外看见了如何打,还说学生把校领导的脸都抹黑了,胡校长说是打翻了墨汁瓶造成的……
我们不是要揪那个学生打了,打了几下,在那种情况下,出问题的必然的。后来有的打人的同学给胡校长当面道歉了,她说你们还年轻,党号召起来革命,你们就斗了我们。胡校长给我说了这些情况,后来丁宁宁也给我说过,打人是谁,妈妈都知道,但她不说。我很赞同胡校长的观点。×××向胡倒痰盂脏水,过去的事情不要提了。
除了事实,还应该谈些认识。比如惋惜、歉意,我是一个学生,没有想到会打死人,今天看起来……
红卫兵分几派不必细写,简单写写就行了,对这些大部分人不会感兴趣。
你可以看一看《红太阳的陨落》。
我参加过揭批查,了解不少北京市学校的事情。当时很多学校搞得比女附中“八五”更过分,不过“八五”是第一个打死人的。26中(汇文中学)让干部跪成一圈,中间放书烧,还说这是“焚书烤儒”。中古友谊小学,给校长头上钉图钉。八中韩老师被打后送邮电医院,医院说有气的不要,没气的要。学生说过一个钟头就没有气了,医院说那你们就一个钟头后再送来。回来是学校其他老师说必须救才救的。打后倒脏水,得了败血症……张继恒老师被抄家,她是九小姐,她公公是韩九方,当过军机大臣。当时学生还说胡校长参加过国民党,胡翻开毛选给学生看深入敌后的文章,说历史是这样的。
你可以看一看严家其的《文革十年》,材料不少。还可以看一看《左祸》,毛是有权术的。
你写了,现在也不宜发表,而且一句话都不要出现在网上,一个面都不要在电视里出现。
就是犯了错了,难道连话也不让说了吗?老鬼写母亲就很生动。
告别时,刘老师说:你回去给彬彬说,不要着急,你和彬彬的事情我会帮助的,我问帮助什么,刘老师说如果有人问我,我会告诉他们是怎么回事,说彬彬没有打人,也没有改名字。但倒霉就倒霉在这个名字上了。任建新的爱人问过我,我就给她说了。

六.2009年12月7日

时间:2009年12月7日下午
地点:车公庄中里12楼3单元2号,刘秀莹老师家
受访人:刘秀莹
采访人:朱晓茵、宋彬彬、刘进(记录)

我是49届女附中毕业生,后在女附中工作了几十年。58年说胡志涛反党,59年被打成反党分子。卞仲耘让我看着胡,我看胡边唱歌边洗衣服,还洗头,还上过香山,一点也不怕。对我教育很大。
孙岩认为女附中右,要搞人人过关,凡是家属是右派的都过不了关。她对高文鸾老师说,你要把葫芦里的药都倒出来。
李炳泉原来是新华社的,他的爱人刘可欣在东德讲文学,想换工作,被批了个够。
57、58年女附中打了12个右派,语文组有6个。
庐山会议期间,女附中学生去了100多个。之后左太北要求住校,她是彭德怀的养女,我说不能住,她说:“伯伯出事了,你不知道啊?”我回答了一句,她说:“老师,你说的不对,和我爸爸说的不一样。”
刘伯承的女儿刘解先、刘××,有四门不及格要保送到哈军工,学校问刘帅意见,刘写:该留级就留级,不能因为是我女儿就特殊。
胡志涛61年恢复工作,当时胡、卞、孙都在。
当时黄柏、黄楠(黄克诚的女儿)穿着布袜子,说是我爸爸让穿的,不穿不行。
有一年学校拟出20人的保送名单后,有不少军队干部的家长到哈军工跑关系,结果把学校的名单给否了。邓颖超秘书的女儿肖米娜是在校生,她反映给邓了,最后周总理不许任何人走后门,按学校拟出的名单办。
解放初期,咱们学校不少学生的母亲都是老家的,最近军事谊文出版社出了一本《我们的小脚母亲》。
赵紫阳和一个宣传委员的妻子好上了,非要结婚,好像是张国华报上去的。曾庆红的母亲是红一方面军的30个女红军之一。
53届的一位同学给我打电话说想写女附中,她看到贝满女中写的好,说为什么女附中不写?
我一辈子最好的时代是女附中,是黄金时代。我是女附中培养大的,以后做的都是女附中教育给予的。让我教政治课时,马列没读一本,我也敢教。我非常感谢女附中。
人就怕经过运动,人伤人。揭发的事情有真有假,假的就丑化了一些人。像朱晓茵写我、写语文老师刘超尘、张静芬,我们不愿意写,写不下去。写卞仲耘之死,也很难写。写张玉寿、王明夏很好,但她们也有缺点,张先生有时处理问题有问题,我也左,认为是资产阶级思想,看不惯。当时说学生负担重,如何减轻,张先生就大喊,就应该重,现在不重,女附中不重不行,大哭大闹,卞让我陪她看病,我年轻气盛,又左,我做的不自如。我是她的学生,好学生,这时就不是听话的学生了。这时写感情就出不来了。
写女附中要写出精髓、精神。
关秉衡老师是满族旗人,独身,一辈子不得意。她教数学,上课没有大声说过话,没有瞪过眼发过脾气。学生问:“习题五的答案是多少?”她马上就说:“负负得正,往南……往北……”她总是鼓励学生,学生很爱学。关老师是二级教师。
当时的二级教师有谢莹(化学)、赵静园(××)、关秉衡(数学)、刘希普(物理)。安子文说他们教的这么好,应该都给长一级。卞仲耘马上去区委报,结果他们都长了一级。
关老师存了钱买了棺材,不做饭,天天在小饭馆吃,还养了个猫。我家到月底就没有饭吃,父亲去世时我小弟弟才三个月,母亲带着我和一个哥哥、四个弟弟,我们在北师附小和宏庙小学上学,中午不吃饭,晚上喝粥。我开始工作时工资是30-50元,我每个月向关先生借5元钱,关先生接济了我两年,56年我工资调到80元,我才开始给关先生还账。
我每周日回家洗全家的衣服,卞校长和张××去家访,说不能让我这样累。家庭负担重,我到80年代才买了手表。65年四清,我没有棉大衣,想尽办法买大衣。我生孩子是穿的别的老师的大衣和围巾。当时就是一门心思做工作教学生,虽然生活困难,但一天到晚都高兴,情绪特别饱满,就是这样困难,还关心班里的学生,给困难的学生钱。
虽然有运动,但一直没有冲击到我头上。当时党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但让我由教数学改为教政治,我不愿意,胡志涛问我你的志愿是什么?我说是共产主义……这样就教政治了。我们青年教师之间都很融洽,都是千方百计做好工作。
杨秀峰是部长,他经常一推门进来就听课,学生告诉胡志涛,杨来了,胡到班里来时,杨已经去食堂看学生伙食了。
我和张贵斋是一个班的,我们班有23个小脚母亲,其中有两个做的不好,还召开过家长会。当时有很多感人的事情,要么年轻人为什么会热情地跟着干呢!


【访谈】

梅树民老师访谈

时间:2006-4-22下午3点到近6点
地点:西城区云梯胡同5号院2-4,梅老师家
受访人:梅树民
采访人:叶维丽、刘进(记录)、宋彬彬、于羚

游街是8月5日下午2点多开始的,斗卞、胡、刘、梅、汪五个黑帮,当时头扣上了纸篓,看不清楚是哪些人打的,后来知道某某某他们班的很多人参加了(高一三)。那天我穿了一件新衬衫,被人用带钉子的木头打在背上,钉子扎在肉里,腰也被打得很疼。
那天天气特别闷热,在后院抬土时,把我累得够呛,我想那几个女老师根本不可能受得了。当时我的衣服被汗水湿透了,也快晕倒了,于是走到东楼前低声给某某某说自己不行了,某某某说你到楼里扫厕所去吧。我赶快到厕所去,先用凉水冲洗了冲洗,然后一直在打扫厕所,呆到学校里没有动静的时候才走回家去。
第二天我才知道卞仲耘被打死了。当时我们在校办工厂劳改,我和刘致平在一起听广播,广播中说不许打人,我们心里才觉得有了安全感。
除了这次挨打,就是在6月底的斗争会厉害了。那次倒没有怎么打,但是用木枪顶着我的后背,腰必须弯到90度,我的腰病就是那次落下的。
美国的那篇文章,有不少地方与事实不符。
2006-5-11补



【资料】

学生代表会主席刘进的三点意见
(1966年6月20日)

一、
1、要按照党的政策办事,不能过早下结论。
2、反对在学生当中开斗争会。
3、坚决不打、不骂、不围、不哄,坚决贯彻党的政等。
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三、欢迎大家给学生代表会提意见。

【资料】
女附中工作组组长张世栋讲话
(1966年6月20日)

刘进代表学生代表会组长的提的三点意见很好,我们再补充几点:
一、为了更好地搞好文化大革命,就必须高高举起毛泽东思想红旗,好好地、认真地、反反复复经常不断地学习,运用主席思想,在斗争中学,边学边用。这是关键的关键,根本的根本。边学、边议、边揭、边批。
二、在高三四班贴出批评我们的大字报后,我们表示欢迎。我们的工作确实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我们欢迎全校革命师生员工对我们加强监督。没有群众的监督,我们的工作是不能搞好的。同学们对我们的批评是最大的关心、爱护。
三、在师生员工中对问题的看法有分歧,这是难免的。人民内部的要采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达到新的团结,不能用压制的办法,不能过早下结论,更不能乱戴政治帽子。应该充分摆事实、讲道理。
四、划分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保皇派,就看他对待毛泽东思想怎样?这是唯一的标准。比如他走的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道路,毛主席给我们指出的是社会主义光明大道。还要看他对待这次运动的态度,这个运动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
五、为了很好地提高同学们的认识,大家要很好地学习6月1号以来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等的社论。因此我同意,今天我们就来武装思想,学习文件,然后对前一阶段来个总结,要看到成绩和问题,吸取经验。为什么我们的工作有问题,我看主要是因为工作组存在一些问题,如发动群众等等,我们欢迎大家批评,同时还希望大家讨论一下今后的运动怎么搞。

【资料】

张世栋在第一次“揭批卞仲耘大会”前的动员报告
(1966年6月21日)

我们工作队进校已经18天了。我们学校的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昨天我们对工作进行了群众性的总结。我们现在的任务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发扬成绩,克服缺点,将运动推入一个新的高潮。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针对一小撮挂着共产主义羊头卖反动狗肉的坏人,是针对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学校主要把矛头指向:1、原北京市委的修正主义路线及影响;2、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3、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知识分子。
重点是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总的说来要整三个方面,为什么这样:1)为什么学校这么顽固执行原市委修正主义路线,这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有密切联系的。因此,要想彻底揭发批判,必须重点整党内走资道路的当权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知识分子之所以嚣张、猖狂,也是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分不开的,因此重点放在整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
怎样揪黑线,黑帮呢?这是有一个揭发、批判、斗争的过程的。运动一开始,为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我们进行了广泛的揭发,批判,这给我们重头揭发批判打下了基础。这两天群众又通过大字报,小字报揭发了问题,这样不仅对准了牛鬼蛇神,而且可以全歼牛鬼蛇神。昨天总结会上,大家认为可以转入重点揭发批判,但这并不妨碍广泛深入揭发批判。因此我们决定从今天开始转入重点揭发批判,但仍要向一切黑线、黑帮开火,向一切牛鬼蛇神开火。
今天下午2:30召开揭发卞仲耘的大会。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资产阶级顽固堡垒开火,向黑线、黑帮开火,向一切牛鬼蛇神开火!

【资料】

西城区工作组组长胡启立
在第一次“揭批卞仲耘大会”上的讲话
(1966年6月21日下午四时)

今天我参加了你们的大会,是来学习你们的斗争经验。
一、形势大好。师大女附中的革命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始了,这是刚刚开始,这时我们来看看运动的方向是否正确?是不是响应了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是不是依靠了真正的革命左派?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是辨别工作立场的标准。
我们认为,师大女附中的群众革命运动是响应了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是依靠了真正的革命左派,矛头是指向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师大女附中绝大多数的师生是革命的,每个班的绝大多数的人也是要革命的。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运动中都在受着考验,在斗争看他站在哪个方面,看他的言行是有利于人民还是有利于敌人的。每个人都愿成为革命左派,这既不能靠领导指派,又不能靠自己自封,要靠你的言行。我们不懂得这一点,就是不懂政治,不懂得毛泽东思想。一切革命师生团结起来。
二、我们的工作是否有缺点?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我们的成绩方向是第一位的,缺点是第二位的。方向对,立场对,但有缺点。工作组经验不够,这个轰轰烈烈的运动是史无前例的,没有经验,仓促上马,工作方法,没有好好研究。我们都是小学生,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我们的工作是在斗争中前进的。在处理缺点错误采取什么态度?毛主席说:“对敌恨,对己和”。谁是我们的敌人,朋友,这个界限是不能含糊的,工作组的人是自己人,在革命师生中发生一定的争论,这是避免不了的,不要纠缠在这上。有很多问题可以在运动中搞清,我们欢迎大家监督我们的工作,我们相信广(大群众)。
三、文革目的性:斗争目标指向学校领导中的牛鬼蛇神,也要批判钻在党内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党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权威。我们认为斗争目标必须明确,重点必须鲜明。同学中大量主要的矛盾属人民内部矛盾,极个别的有反动言论,极右思想,但不能把矛头指向他们。要提出,要批评,留到以后慢慢解决,查领导核心。对于工作组和同学之间的大量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要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办法解决。我们要实事求是地提意见,我们的口号是“一切革命的师生团结起来,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我们绝不要做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我们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资料】

张世栋在第一次“揭批卞仲耘大会”后的总结
(1966年6月21日)

同志们,这个大会开得好,好得很!这个大会长了革命师生员工的志气,大灭一切牛鬼蛇神威风!这是毛泽东思想在我校的又一伟大胜利。卞仲耘的问题,根据大家的揭发,是非常严重的。大家要提高警惕,他们检查根本不是检讨,他想蒙混过关,想混过去。我们决不能让他混过去!为了彻底清算她们的罪行,我们请示了上级,决定从现在起,停他的职。为了彻底弄清楚,为了清算她,要开大会,继续开下去,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我们的主要矛头是牛鬼蛇神,不是同学们,一切革命师生团结起来,一致对敌!



【资料】

张世栋在第二次“揭批卞仲耘大会”上的讲话
(1966年6月22日)

我想讲的第一句话就是:今天打了一个大胜仗!如果说昨天会开得好,那今天就是好上加好!今天揭得好,批得好,大家革命积极性高涨起来了!这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结果,也是毛泽东思想在我校接二连三的伟大胜利!从揭发的事实来看,卞仲耘不仅有问题,而且有罪恶,她是非常狡猾的,阴险的,要提高警惕继续和他斗争,斗争到底!
几天的斗争经验证明,最好的武器是用毛泽东思想大揭大批事实。今天每个同学揭得好,批得好,为了彻底算帐继续揭发批判,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今天大家很愤慨,这是可以理解的。应该支持的,因为她有罪恶。打他几下是不对的,今后注意不用打他,因为揭发就可以打倒它,消灭它。为了继续斗争,要好好准备炮弹,继续打,提高警惕,准备全歼,取得最后胜利!要好好贯彻党的政策。今天的会总的来说开得好,特别好!同志们,光荣,胜利归功于党,归功于伟大的毛主席。从今天的看出,革命师生团结得越来越紧,越来越坚强了!

【资料】

张世栋讲话
(1966年6月23日)
同学们,同志们:
一、我们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战斗打响了,已经取得很大胜利。这仅仅是开始,我们今后的任务是要把一切牛鬼蛇神揪出来,斗臭、斗垮、斗倒。首先把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斗倒,在我校,首先要打好卞仲耘这一仗,怎样才能把一切牛鬼蛇神全揪出来,把卞仲耘斗臭斗垮呢?首先希望全校革命师生员工起来和她斗争,这场斗争是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他关系到我党前途命运的大事情,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的大事情,且不能等闲视之。这场斗争向我们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中你究竟站在哪一边,是作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作资产阶级保皇派。希望大家做无产阶级革命派,希望大家行动起来,中间道路是没有的,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就是资产阶级保皇派,革命师生员工都要积极参加这场斗争,向一切牛鬼蛇神开火,向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代表人物开火!做无产阶级革命派!
二、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冲锋陷阵,夺取胜利。我们要把一切牛鬼蛇神都揪出来,斗臭、斗垮、斗倒。唯一最强大的思想武器就是毛泽东思想,它是政治方向,是最高指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也是检验我们是不是积极参加这场斗争的标准。在斗争中学习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斗争任务,也是检验你是革命派还是保皇派。边学边议、边揭、边批,把学习和斗争结合起来。为了更好地学习,每天要学习,要有固定的学习时间。主席著作随身带,一有问题学起来。要学著作、语录,23条——这是不署名的毛泽东著作,还要学习《人民日报》的文件。
三、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开火。大辩论是很好的武器,我们要用这个武器斗臭、斗垮、斗倒牛鬼蛇神,目前我们就是要用大字报这个武器向卞仲耘开火,我们要把她淹没在革命的大字报的海洋中。
四、运动开展以来,大家揭发批判了很多问题,主要是卞仲耘的问题,我们现在有必要把卞仲耘编编辩子,因为编了辩子就可逐个加以揭发批判。大家讨论一下她到底有什么问题,有什么罪状,要把她批透、批垮、批倒,为了很好编,大家可用毛主席著作和有关社论把思想武装起来,好好编。最关键的是有很多人要当面声讨,揭发,批判,我们有时间让大家把意见说出来。
五、大敌当前,我们全校革命师生必须在毛泽东思想红旗照耀下团结起来,一致对敌,我们的斗争矛头应该针对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牛鬼蛇神,而不是针对同学们,在同学中不能乱批,乱斗,乱戴帽子。毛主席给我们提出了战斗任务——斗争矛头,我们应该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指向哪里,我们就打向哪了,向卞仲耘开火。
六、为了保证运动彻底胜利,我们应该贯彻毛主席的政策,因为它体现了我们革命的根本利益。从我们学校来看,我们是认真贯彻党的政策,为了夺取更大的胜利,我们必须更好地贯彻党的政策,和不拿枪的敌人斗的武器是用揭发批判来斗臭,斗垮,斗倒,对这样的敌人,我们不用打就可消灭他们。在斗争中我们不要打他们骂他们,这样不能很好的解决问题,还可能被敌人利用。卞仲耘的问题是严重的,态度是恶劣的,大家对他们气愤,是可以理解,是要支持的。我们要把气愤化为力量,和他们斗,听毛主席的话,我们才能把运动搞好,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一切革命的师生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拿下卞仲耘这个堡垒而战斗,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而战斗!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而战斗!
(注:此文校对时未对照原文)


【资料】

张世栋讲话
(1966年6月25日)

同学们,同志们:
我要讲当前运动的任务和具体安排。
当前运动任务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加强领导贯彻政策,继续放手发动群众,首先为揪出和粉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斗争。
有的同学问:什么叫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是不是所有的校领导,干部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认为从学校来讲,就是学校领导中的党内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到底谁是呢?这就需要具体分析,有的可能是学校领导都蛻化了,也可能是一部分,也可能没有。
还有的同学问,为什么先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呢?主要因为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开火是关系到政权问题,是夺权斗争,是要夺取领导权。还有的同学问,为什么不几个人一齐整呢?如果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谁也不会放过的,仗总是要一仗一仗打的,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利用矛盾多个击破,这是符合主席思想的。因为我们决定首先要向卞仲耘开火,不起义,我们就要向他开火了。我们虽然和卞仲耘斗争两天了。但这仅仅是开始,还要进一步揭发,批判,揭深批透,前一步离此还较远。这首先是为了我们要斗臭、斗垮、斗倒。要把他们的问题全部彻底地揭发出来,我们才能认清他,看透他。不仅要彻底大揭发,还要彻底批判。毛主席老早就教导我们: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马列主义的本质就是批判,革命,他的基本点是要批判、要斗争、要革命。毛主席说:“不破不立….”要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只有批判他,斗争他才能斗臭他,斗垮他。我们不仅要斗臭,斗垮他…….还要触及人们的灵魂,改造人们的思想,提高群众的觉悟,这就要进一步揭发批判他们的问题。只有在斗争中,才能提高觉悟。有的人还不清楚什么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毛泽东思想,教师队伍中相当一部分人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没移过来,这就需要对敌斗争,在斗争中,提高自己。
依靠什么来批判?唯一武器就是毛泽东思想,因此批判他们,革他们的命。毛主席的四篇著作要反复学,反复用,不断学,在斗争中学。学习的好坏,重要标志是看你是否领会了精神,是不是能用主席思想进行斗争。除了学习四篇外,还要学习有关著作、语录、《人民日报》社论,这些社论都反映了主席思想,是用主席思想写成的。每天要学习二,三,四个钟头,我们要把学习主席思想当成首要任务,根据需要,活学活用。这样我们就有了武器。我们今后每批判一个问题,都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总而言之一句话,我们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这是我们唯一的,重要的,伟大的战斗武器。
我们依靠全校革命师生来批判,来斗争,来革命,怎样批,方法是什么?可以采取以下几种形势。
1、以班、教研组为单位,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揭发批判。我们工作组一进校,就把矛头对准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收集了他们的材料,编了提纲,我们可以边学习,边议论,边揭发,边批判。
2、每批判完一个问题,一个班选出一,二,三个代表,全校组成每个问题的战斗组,加以归纳整理,然后准备和卞仲耘面对面的斗争。
3、在上面两个基础上,再开大会揭发,批判大会,会要开仗要打,毛主席教导我们不打无准备之仗,我们要打仗,要打有准备之仗,要打胜仗!我们要团结起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6月25日——7日5日安排:
第一战役 新战役准备阶段
6.25.
1、今天上午宣布当前任务和具体安排;
2、然后班座谈讨论,提意见;
3、学习《中国青年报》社论《左派………》《党的………》。可以讨论:
(1)怎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怎样学习毛著,结合实际。
(2)怎样保证,体现党的领导。
(3)怎样团结大多数。
(4)怎样更好贯彻党的政策。
(5)斗争目标锋芒矛头。
6月26日.休整,休息
6月27日:
1、介绍卞仲耘的问题,大家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揭发批判,提出一个学习毛著、语录的目录。
2、准备
6月29日,全班揭发批判
开大会揭发批判斗争,批她一个、两个、三个问题。
7月1日 庆祝党的生日。
第二战役
7月3日以班批第4-8个问题,
7月4日 休息
开大会和她面对面斗争


【资料】

女附中工作组副组长刘阳春的讲话
(1966年6月27日)

今天上午把卞仲耘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公布一下,材料是根据大字报、小字报综合起来的,大概不够系统、全面,也没什么分析,供大家揭发批判时参考,同时希望大家进一步绍介卞的材料。狠狠揭发批判,批倒、搞臭卞仲耘。
市委领导中小学文化大革小组关于学习主席著作的通知:
一、毛主席著作是一切工作的最高指示,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指示,目前正在开展的文化大革命,是捍卫毛泽东思想的革命运动,也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毛主席著作是我们识破、揭露批判,扫除一切牛鬼蛇神的锐利武器,也是我们在斗争中锻炼成长的根本保证。越是斗争激烈的时候,越要学习毛主席著作,我们一定要在运动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我们一定要通过这次文化大革命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推向新的高潮。
二、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着重学些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论述,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论述,着重学习下列著作:《毛主席语录》、《阶级和阶级斗争》、《新民主主义论》、《中国历史的特点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在这……》引言《关于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糟的很,好的很》,同时要学习《人民日报》等报的社论和文件;“九评”、“高举……”“千万不……”“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
三、按照“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方法,在斗争中学、斗争中用。


【资料】

刘阳春的讲话
(1966年6月29日)

一、为什么批
这一阶段我们是要批判斗倒卞仲耘,今天和明天上午,背靠背地进行批判,明天下午开批卞仲耘的大会,希望大家集中火力,集中目标向卞仲耘猛烈开火。
1)批卞目的:批掉了卞,不等于她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在同学中没有市场了。因此我们要从思想上,政治上把她搞臭、打垮,这样来达到夺回无产阶级思想阵地的目的。
2)为了提高我们自己,增加敏感力,以后发现牛鬼蛇神,我们就可以不致于上当,不致于受骗。
3)通过批判斗争学会搞阶级斗争的本领,现在阶级斗争是复杂长期的,我们年青一代要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高高举起阶级斗争这个纲,来建设社会主义,因此我们要学会阶级斗争这个本领。现在我校出现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资产阶级权威,这就是我们搞阶级斗争的时候,我们要念念(四不忘)。以后阶级敌人不管用什么手法,明的、暗的、我们都可以和他斗。
二、怎样批:
1)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去批判。
2)抓住要害。
明天批判:1、反对学习毛泽东思想,诬蔑党的方针政策;2、顽固地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3、带着阶级感情来参加批判;带着无限崇拜、无限热爱、无限信赖的感情,带着保卫党中央、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感情去进行批判,可以搞对比、忆苦思甜,我们应毫不留情地斗争用实际行动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编读往来】

1.庄菁瑞谈“宽恕与和解”

《记忆》编辑部:
看了这期记忆,里面有一句话让我想了不少。
(反思)这一过程的终点是和解,但不是无原则的,在这中间还有两个阶段:正义和宽恕。确立正义,弄清是非曲直,说明暴力发生的真相,加害者在心灵上受到震动,并真诚悔罪,在此基础上受害者宽恕对方,实现和解。南非,甚至塞拉利昂、卢旺达都能在对待过去的悲剧上都能做到和解和宽恕,有着千年文明传统的中国为什么做不到呢?
这话前半段说得似乎有道理,但经不住仔细推敲。而且,用南非,卢旺达做比喻也不是太合适。
我们的文革问题和德国纳粹的情况近似,和南非等国的差距较大。南非等国的问题是种族问题和制度缺陷,只要白人政权不再坚持过时的统治方式,两个族类就能和平共处。既然连统治权都能和平放弃,说明统治者本身对曾经所做的一切已深刻反省,并随之有了正确的行动,这使得黑人族群对白人族群产生谅解和宽恕,族群和解是自然的结局。
德国战后对待纳粹问题则是另一番景象。虽然整个民族深刻反省,知识分子们集体忏悔,政府出面对所有受难犹太人幸存者进行补偿,且时间覆盖整个余生。但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大多数德国人自己,都无法宽恕纳粹和纳粹分子们的行为。只要是恶行累累的漏网纳粹,天涯海角都要追捕归案,不论年纪一律绳之以法。现在的德国宪法,明令禁止任何纳粹思想的宣传。
文革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危害,祸害,绝不亚于当年纳粹对犹太人的残害,不亚于纳粹党给德意志民族带来的灾难。为什么我们不能在深刻反省的同时,深究当事人的罪恶?姑息罪恶的根源,来源于内心不愿彻底反省。如今,连文革都不愿提、不能提的时刻,反省成了奢望。没有整个民族的彻底反省作基础,和解与宽恕是不可能有的。任何关于和解与宽恕的谈论也都是不恰当的,特别是在当下的环境中。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提倡什么宽恕与和解,而是反省和清算。深刻的个人反省和民族反省,以及对残害他人的犯罪分子的清算。
宽恕是受害者群体对那些面对施暴者的恶行无动于衷,不能站出来捍卫正义的当事人群体的谅解。
当他们深刻忏悔后,这两个群体可以摈弃前嫌和睦共处。对残忍的施暴者本人,即便被害人和家属不再深究,法律也要为他们伸张正义,不能一笔糊涂帐。这是公正与公平的保证,只有这样,正义才能得以伸张。中华民族才能有个崭新的未来。别无他途。
庄菁瑞
2014-1-20 于阿姆斯特丹

2.郝奇志谈“八五事件”的责任

《记忆》编辑部:
感谢你发来的106期记忆。认真拜读了。有很多新的感受,也为其中一些老师发主的角度而感动,其认真度让我没有想到。如是不是“红卫兵”打死的卞校长?卞校长是不是第一位被学生打死的校长?这些对我而言还是挺新的资讯。
不过,我也有不认可的内容,如叶维丽的关于“凶手”的那段内容,我就很不能认同。“你一下,我一下”也是需要站出来面对,说清楚的。围观者有围观者的责任,冷漠者有泠漠者的责任。就算在那个大时代下,有太多的环境因责。没有人性的行为就应该面以,就应该反思,就应该自责!只有这样,中国之后之路才不能再出现这样的悲剧!否则,下次这种行为还会出现。
在我看来文革之毒离我们当今生活并不远,最多半个小时,一片打砸与非人性的行为就会出现,钓鱼岛事件人们的行为就是铁证!在这点上,我真的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站出来,讲出更多的细节,为当年的自己的行为赎罪!


3.周元龄的感想

《记忆》编辑部:
杨继绳的《道路•理论•制度——我对文革的思考》一文写得很深刻,采用实用主义是不可能从根本上否定文革的,前几年薄熙来的“唱红打黑”居然能弄得轰轰烈烈就是一个证明。虽然网上对宋彬彬和刘进的道歉有贬有褒,但是我认为毕竟的迈出了第一步,值得肯定。
周元龄1月21日

4.于向真谈叶维丽的观点

《记忆》编辑部:
刚才拜读叶维丽写给王晶垚的信时,不禁心潮起伏难平。关于刘进、宋彬彬道歉一事,我高度认同叶维丽的观点。为此,竟然与众多“志同道合的老朋友”产生分歧,有人甚至怀疑起我的人品。
我看到师大女附中师生见面会的报道后,在第一时间写了《民间认错倒逼清算文革》,表示理解并支持反思者与道歉者。随后,众多“冷眼看道歉”“质疑宋……”等文章被陆续推到网站头条,与我在博客网站交往多年、以往观点高度相近的朋友们竟然开始诅咒“红二代”,“清算宋的罪行”等等。我转发了从网上找到的叶维丽之前的文章后,有人开始怀疑我“不说真话”等等。
一些人仇恨敌视红和红二代的情绪突然爆发了……出身寒门的人,有的已经移民北美、日本,有的“事业有成”为官为商,平时很是客观冷静,面对“红二代”,一些人突然露出内心深深的、不可调和的仇恨。这一点,几年前我就有所体味,这次更深切地领教了一番。
叶维丽女士的成长道路,与我多有相似,我们都是新华社老职工的女儿,文革初,我爸妈也挨过批斗,仅仅因为我爸爸是当年有名的“孩子头”,爱说笑话爱打球,国际部一帮年轻人喜欢他,批斗时有人故意将他轰到后面角落里(当然他的官位也很低,不属于主要领导)免于重创。但我妈妈就很悲惨了……也许因为这些共同的经历,我对她的观点高度认同、契合。
前几天,单人独骑与老朋友纷争辩论,那种滋味挺难过的,突然就因血压高躺倒了两天,直到此时还在为看重并真诚交往数年的朋友们的挖苦疏远暗自神伤。当然,对那些敌视与偏见,我很快就不再辩解,因为人的感情根深蒂固,有些狭隘是没办法解开的,只能求同存异吧。
我的老朋友徐唯辛教授,曾画过卞校长夫妇的肖像,也曾在“今日美术馆”展览过。我去徐教授画室多次,拜望过他夫妻肖像多次,心中充满难言的感伤。面对所有文革受难者,作为当年的红卫兵我也不止一次反思道歉,我盼望着更多人站出来回忆、反思文革,“倒逼”上层正视历史,清算旧债,最终让领导人像德国、俄罗斯首脑那样正式道歉,了解历史负资产,让我们灾难深重的国家轻装前进,踏上正路!
2014.1.27

5.丁凯文谈在“卞案”中袁淑娥所扮演的角色

《记忆》编辑部:
这期《记忆》增刊编得非常有意义,就文革初起时师大女附中的状况作了深入的探讨。然读罢之后,心里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卞仲耘案里面袁淑娥所扮演的角色。
刘进说,袁淑娥在6月21日工作组组织批斗卞仲耘时“冲会场”,指责卞仲耘“有生活问题”。
罗治则说:“不能忽略坏人袁淑娥挑唆的因素”。
至于袁淑娥仇恨卞仲耘的原因,冯敬兰的解释是:袁淑娥与卞仲耘原是朋友,袁通过卞将丈夫丁某某调到女附中当老师,后袁丁婚姻破裂,袁独自抚养孩子,袁要求卞扣发丁的部分工资补贴家用。但是卞拒绝,由此导致袁卞关系紧张。于是袁到处告状,告状信最终转到工作组手中,成为卞被批斗的重要因素。
这里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中国的法制在那个年代是不健全的,在个人或家庭的纠纷中,解决矛盾的双方往往不是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而是通过党的政策,依靠单位的领导,更何况法院也是在党的领导下。应该说,袁淑娥与丈夫丁某某关系破裂后要求丁付孩子的抚养费并不过分,她找到丁某某的领导卞仲耘提出这样的要求也是合情合理的。只有当袁淑娥的各种努力全部付诸东流后,告状也就是她能够采取的唯一的手段了。
第二、袁淑娥“冲会场”到底是个人行为还是组织行为?袁淑娥控诉卞仲耘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我们知道,共产党开批斗会时一定要找几个控诉对象,比如土改斗地主时一定要有“苦大仇深”的老贫农“声泪俱下”“愤怒声讨”,惟如此才能调动普通老百姓的仇恨情绪,方能达到彻底斗倒地主们的目的和效果,地主们不是被当场处死就是从此以后永世不得翻身。如果袁淑娥在批斗会上控诉卞仲耘是组织上刻意安排的,由此而煽动起学生们的愤怒和仇恨,那么工作组应该承担最主要的责任。
第三、显然,袁淑娥的“控诉”有很大成分是泄私愤,袁本人恐怕也是被工作组利用的一个工具,是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其实文革中的干群之间斗来斗去有多少是路线之争? 但是如果简单地指责袁淑娥是“坏人”,那么文革那个时期揭发、批斗过别人的人何止千千万万?是不是这些人也全属于“坏人”? 所以,不应简单地将某某人定性为"好人“或者”坏人“,而是分析具体的情况,客观、公正地评价那个年代所发生的一切。

6.何芬奇谈十七年的教育

《记忆》编辑部:
《记忆》第106期增刊甚佳, 一气读完。最大的感触是“十七年”的教育思想和教育体制问题。
其实, 这才是问题本质之所在。“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此言您我都不陌生. 姑且不谈教育是不是一定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什么话?! “八五事件”中卞仲耘校长的惨死当被视为是这一口号的直接结果.
网上流传的所谓“孔丹–秦晓之争”,其实,是否有那场争辩并不重要。我曾数度与冯永光谈起,如果咱们四中老三届能够再度聚会,真想也真应该去问问那二位学长,他们均已退休,那么请他们回首他们过去几十年的所作所为,是否是在坚定不移地践行着他们心目中的所谓 “无产阶级革命”或“共产主义运动”?他们理应回答得斩钉截铁!
如果他们做不出或不能斩钉截铁地作出肯定性回答, 那么 … 那么, 我无法去想象或推演会场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
1月24日

7.《记忆》编辑部说明:本刊自2010年至2012年间,先后刊发了三期“北京师大女附中文革专辑”。(2010年4月28日第四十七期,2010年5月23日增刊第四十九期,2012年1月31日第八十期)。2014年1月15日刊发的第106期应为“师大女附中文革专辑(四)。特此补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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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创刊于 2008年9月13日,是一份研究中国当代历史的电子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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