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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内容
 文章标题 : 《记忆》第一O七期
帖子发表于 : 周日 2月 02, 2014 1:2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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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忆               2014年1月31日第2期
REMEMBRANCE       总第一O七期
                  2008年9月13日创刊

目 录

【专 稿】
胡宗式 北京文革两派斗争简史(一)
—— 导言
1.1966年北京文化大革命概况
2.吴传启其人

【上海文革】
李 逊 工人武装的尝试——文革中的上海民兵指挥部

【述 往】
黄东汉 怒海鸳鸯——海上纤夫的爱歌

【序与跋】
谢 韬 苦难磨人,心存高贵——《末代贵族的浮沉录》序一
史宗伟 历史人物曾国一 ——《末代贵族浮沉录》序二

【书讯】
韦 陀 曾国一先生撰写的《末代贵族浮沉录》在台出版

【编读往来】
1.秋山枫叶读“党国体制”的看法
2.余敏玲对秋山枫叶的回复
3.李新宇谈党国体制
4.张晓良谈感想

【版权声明】


【专 稿】
作者简介:胡宗式,1941年4月生于天津市宁河县。1960年毕业于天津二中,同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学制六年)。毕业前夕发生文革,1966年12月成立“动态报”(也称“动态组”),一直工作到1968年8月工军宣队进校。之后分配到宝鸡902厂(现在的宝钛集团)。1971年1月至1973年3月清查“五一六”期间,被押回北大接受审查。工军宣队的结论是:“跟着聂元梓犯政治错误,不予处分,不记档案,不作书面结论。”1992年任锻造分厂厂长,1996年任厂研究所所长,技术职称为教授级高工,享受政府津贴,2001年退休。退休后从事文革研究,著有《北京文革两派斗争亲历记》等。

北京文革两派斗争简史(一)
胡宗式

导 言
   
   1967年初至1968年8月前,北京市的文革中产生了两大派,即现在人们通常所说的“天派”、“地派”。 关于“天派”、“地派”的分歧点,有多种说法,例如思潮说、对谢富治的态度说、造反和保守说,我认为这些说法都不确切。两派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起初可以追溯到北大和某些单位为一方,同师大联合的一些单位为另一方,在高教部发生一场冲突,逐步演变成两大派。在1967年6月以前,两派被称为“北大派”和“师大派”。1967年5月以前,清华蒯大富和北航韩爱晶,没有参加“北大派”,在民族宫“4.8”事件时,他们还偏向地质学院。后来由于吴传启等人支持清华“4.14”,在反对吴传启时,清华蒯大富和北航韩爱晶进入到北大阵线,和北大等单位一起对吴传启作战。可以说,对待吴传启的态度是两派的分水岭。
  两派都打着“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旗号,都认为自己是革命派,是保卫毛主席的。在反“二月逆流”之后,北大等单位被扣上“二月逆流派”的帽子;在北大开始反潘梓年、吴传启后,北大又被扣上“分裂中央文革”,“干扰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支持全国老保”等等帽子。“北大派”的核心是聂元梓,“师大派”的核心表面是谭厚兰,背后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以下简称学部)的吴传启等人。
  文革前,关锋、吴传启、林聿时以“撒仁兴”(三人行的谐音)的笔名发表文章,他们的关系密切而久远;关锋和林杰是《红旗》杂志的同事,关系密切。林杰是军人,喜欢读书,后入师大历史系,最后进入《红旗》杂志。谭厚兰作为调干生1961年保送入师大政教系,毕业后分配到《红旗》杂志工作。文革开始时,谭厚兰在师大进修,从而参加师大的文革。卢正义和吴传启同住在西便门国务院宿舍,早就相识。这些人结成一伙,在文革中协同配合,成为北京文革中最大最有力量的派系。他们抢档案、保叛徒,其图谋非常可疑,在反击“二月逆流”时气势汹汹,为许多人侧目。他们的一些倒行逆施,遭到北大等力量的抵制,促成“北大派”的形成。
  在北大,聂元梓的反对派中的许多人,包括他们的一些领导人,在反潘梓年、吴传启的斗争中曾和我们一起战斗。后来由于对形势的看法不同,或对聂元梓的一些做法有意见,成为反聂派,对他们在这一段的作用应给予积极的评价。
  1967年9月,我和北大井冈山的负责人侯汉青,在路上相遇时攀谈起来,他说:“我们保王、关是保错了。”这是北大人的胸怀和科学态度。而30年后的《北京大学纪事》的编者,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对当年北大革命师生反潘梓年、吴传启的行动只字不提;1967年4月13日北大发生炮打谢富治的事也没有了踪影;更有甚者,把对立派做的事却说成是聂元梓、孙蓬一干的。作为中国的最高学府,自称有科学与民主精神的北大,竟然这样不尊重历史,真是太可悲了。
  1966年12月中旬,我得到了清华大学井冈山出版的一份动态报(油印),已经到了二十几期。我也想出这样的小报,把校外的情况介绍给同学们。这时在五院二楼召开一个串联会,对新近返校的同学介绍校内的情况。我在会上说:“有一项具体工作,谁想干会后留下来商量”。会后留下的人中,有4人愿意和我一起办小报,他们都是物理系的,其中有陈伯钧的女儿和黄克诚的女儿,她们当时属于黑帮子女。我想,我们只是一个民间组织,谁想参加都可以。当时动态报没有得到校文革任命,新北大公社也还没有成立,我们以“新北大捍卫毛泽东路线联络站”的名义,出版动态报。前几期就是翻印清华大学的动态报,后来逐渐加入自己的内容,以后就完全自己编辑了。消息的来源有:(1)红代会动态报交换站;(2)动态员和各单位联系得到的(包括观点不同的单位);(3)主动搜集的首长讲话;(4)有人到动态报反映情况。动态报人员的扩大,都是互相介绍或毛遂自荐来的,大家的基本出发点都是想干一些事,不愿意闲待着。动态报内分成三个小组:编辑室、外联组、发行组。编辑室由物理系职工施××负责。动态报诞生初期赶上夺权斗争,每天晚上外联组的人回来以后,把他们认为有必要在动态报发表的事情对编辑组交待以后,大伙围在一起对形势进行讨论,对各种现象综合、提炼和升华,对吴传启一伙的行径有了初步的认识。
  1967年2月15日新北大公社成立,之前有一个官方的动态组——动态二组(30多人),由蒋明负责,人员都是由各系抽调上来的。我们的动态报称为动态一组(20多人)。当时两个组的分工是:动态一组的任务是一般性联络和出版动态报,动态二组是搞情报和重点调查,不出动态报。由于某些原因,动态二组的工作进展不大。新北大公社成立之后,总部将两个组进行合并,仍由我负责。我们的动态报自然地由民办变成了官办,从2月20日第61期起以“新北大动态报编辑部”名义出版动态报。在两个组合并之后,公社总部让我把两位“黑帮”子女辞退了。
  1967年陈伯达的“6.5讲话”以后,北大校内开始了大动荡,动态报也产生了分裂。编辑组负责人施××带领了近一半的人组成了“红暴队”(除他以外都是动态二组的),宣布造反,并占领了动态报办公地。动态报的全部档案,包括我个人保留的动态报、内部参考、工作笔记本等全部落入到红暴队之手。不久前,一位同学将他保有的一份动态报给了我,虽然不全,但很珍贵,成为我写回忆文章的重要参考。
  动态报编辑室的刘××和黄××两同学,另外联系一些人组建了“火车头”战斗队,“火车头”负责出版首长讲话。其余的人(约15人)继续工作,称动态组,办公室由25楼搬到44楼的一楼。动态组曾以“愚公”的名义发表一些文章,所以动态组又称“愚公战斗队”。
  党中央号召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而公平、公正的基础就是要尊重事实。我写此文,就是要告诉人们我所知道的一些历史真相。为了反映历史的原貌,当时的文件尽量不修改。当然,我个人的看法和掌握的材料可能会有不当或遗漏之处,欢迎有识之士的批评指正。

一、1966年北京文化大革命概况

1966年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引起极大的轰动,北大成为当时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中心。许多院校也发生了给校党委贴大字报的现象,给党委贴大字报的学生被看作反革命。上级部门派出工作组进驻学校,工作组按反右运动的模式来领导运动,导致一些学校发生反工作组情况。中央文革小组先后在北京广播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发表讲话,说工作组犯了路线错误。北京掀起赶工作组的浪潮,各校的群众组织分成反工作组和保工作组两大派。中学出现“红卫兵”,也就是老红卫兵。老红卫兵兴起之初,在抓流氓、小偷,维护交通秩序等方面起了一些好的作用。后来在宣扬血统论、破四旧、抄家等方面干了许多坏事。老红卫兵的一部分人变成“联动”(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
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毛主席接见百万革命群众,我参加了这一次大会,位置在金水桥旁。这是我看到毛主席最近的一次。当毛主席回里面休息,刘少奇走到城楼的一侧时(此时刘少奇的地位变到第7位),下面的人一遍又一遍地喊:“刘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这一幕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由于8.18毛主席戴上“红卫兵”的袖标,许多高校群众便自发成立红卫兵。群众按观点组合,反工作组和保工作组都可以成立红卫兵。在全市范围内,又筹建红卫兵司令部。以师大井冈山为主体成立了“一司”,成员中反工作组和保工作组的都有,谭厚兰做了司令。北大参加“一司”的是 “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二司”大部分为保工作组的组织,后来北航红旗造了“二司”司令部的反,韩爱晶成为“二司”领导。北大参加“二司”的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三司”以地质学院东方红为主,参加的都是反工作组的。“三司”筹建时,朱成昭派周永章代表地质东方红主持工作,“三司”的第一任司令是周永章,后来变成朱成昭,第三任是王大宾。北大参加“三司”的是“井冈山红卫兵”,领导人是地球物理系的魏××,她是校田径队跳跃组的,我是跳跃组组长,因而彼此比较熟悉。
北大井冈山红卫兵组成的目的不是反工作组,而是反聂元梓。北大当时最大的红卫兵组织“北京大学红卫兵”,是支持聂元梓的,领导人是牛辉林,没有参加哪一个司令部。由于牛辉林后来反对聂元梓,1967年2月军训时,北大组建新的红卫兵组织时不再称“北京大学红卫兵”,而是称“新北大公社红卫兵”。
1966年运动的主要任务是串连,推动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反工作组;反“联动”。这时,天派、地派的主要单位还是相互支持的,当然也有不和谐的地方。出于山头主义,三个司令部有互挖墙脚的动作,具体到北大,朱成昭和蒯大富都曾支持北大井冈山。
   后来分成两大派时,一司的大部分单位成为北大派,三司的大部分单位和师大组成师大派。二司的大部分成员自生自灭,余下北航,我不记得有其他单位继续存在。高校以外的单位,重要的是学部,它有许多下属单位,在1966年赶工作组后成立“学部联队”,高校的造反组织普遍支持它。

二、吴传启其人

   对于吴传启,许多人不了解。学部孟祥才在一篇文章中,对学部运动和吴传启作了详细的介绍,我摘录部分内容供读者参考。当时学部内部分作三派,我手里没有总队方面的资料,没有办法对细节进行比较。下面是孟文的摘录:

  吴传启、林聿时是学部哲学所的司局级干部。由于他们在“文革”前与关锋就是熟稔的老朋友,所以“文革”开始时他们能从作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关锋那里得到最核心的机密,比一般人更能窥透当前的政治动向。凭着这一优势,他们于1966年5月23日率先贴出批判杨述《青春漫语》的大字报,一下子占领了学部造反舞台的制高点。之后一路狂扫,不到一个月,即将当时的学部领导关山复、张友渔、刘导生、姜君辰和安排在经济所做研究员的张闻天以及一大批司局级的干部打入“走资派”的行列。当其时,他们的攻势之凌厉,进攻目标之精准,真具有势如破竹、所向披靡之势。之所以如此,原因很简单,——他们的每一步行动,都有关锋甚至陈伯达、康生的幕后指导。
  6月中旬,吴传启、林聿时推出潘梓年作牌位,掌握了学部文革的领导权。这时,在各单位的呼吁下,中央开始向直属单位派出工作组,以代替各单位的党委领导“文化大革命”。6月26日,时任中央宣传部长的陶铸,向学部派出了以国务院文办主任张际春为首的工作组。这个工作组进驻学部后,即与吴传启、林聿时、潘梓年相结合,共同领导学部的运动。
  7月中旬,在外地巡视的毛泽东回到北京。7月26日,他下令撤销工作组,并指出派工作组是“方向、路线的错误”。此后,学部开始批判工作组执行的“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事实是,张际春为首的工作组在学部领导运动的一个月里,所有的决策吴传启、林聿时、潘梓年都是参与的。可是不久他们就借批判“资反”路线之机大批工作组,说他们与工作组之间一直存在“路线斗争”。在批判张际春的时候,吴传启、林聿时慷慨激昂地举出一系列的例子,说明他们在与工作组的斗争中始终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张际春则坚决予以否认,认为他们之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路线斗争。他说:“所有的大事都是我们一起决定的,那时你们没有提出任何不同意见,怎么现在就有了路线斗争?不久,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使我大吃一惊:一天晚上,吴、林等人一起在近代史所开会,策划第二天的一个会议,准备对一个人进行批判斗争。我与另外二十多个人参加了这次会议。第二天开会时,参会的一个人突然站出来揭发林聿时,说昨天晚上林策划了一个大黑会,并将林讲的一段话原原本本复述出来,要求林作出答复。我这才明白这个人是对立面派出的一个“卧底”,他讲的完全是事实。我正为林聿时如何回答琢磨时,林不动声色地说:“根本就没有这回事,你是造谣。”这个人马上将会议在什么地方召开,谁坐在什么位置的情况都讲了,问林还有什么话说。林依然不动声色说:“你就是造谣!你根本就没有参加那次会!你说你参加了,谁能证明你参加了?”因为参加这次会议的人除了这个“卧底”外,其他都是与林一派的人,自然谁也不会出来证明他的话是事实。后来,传出林聿时对他的心腹之人传授的“政治斗争三原则:“一、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二、谣言重复三遍就是真理。三、善于引导对手犯错误。”
  学部的运动进行到8月份,随着社会上红卫兵组织的蓬勃发展,吴、林等感到需要在学部成立一个红卫兵组织作为他们的工具,于是就由他们指定的年轻的造反派、哲学所的邹永图出来联络学部其他所同一派的组织,酝酿成立一个学部的红卫兵组织,得到了各所的赞同,于是在8月27日成立了学部的第一个造反派组织“学部红卫兵联队”。
  在学部,我们的对立面见我们成立了一个红卫兵组织,他们也很快拉起了一个叫“学部红卫兵总队”的组织,领导者叫总队长和教导员,这显然是要在名目上压我们一头。他们的斗争矛头主要指向吴传启,以后学部主要就是这两派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
  总队的一个专门小组,查阅了吴传启的历史和大量文章,以各种形式揭发和宣扬他的“罪行”,将他定为“三反分子”穷追猛打。其中最要害的是吴在一次会上攻击大跃进的话:“裤子赔光了,还谈什么政治!”哲学所的保吴铁杆分子则针对总队提出的指控一一进行反驳。后来双方达成协议,于1966年的9月12日至17日,进行了七天的大会辩论,一对一发言,双方都使出浑身解数,声嘶力竭,唇枪舌剑。结果自然是谁也不服输。总队于是将吴的“罪行”材料抄成大字报,印成小字报,贴满北京城。重复最多的是吴的点睛之论:“裤子赔光了,还谈什么政治!”一时间将吴搞得灰头土脸。
  在辩论会进行的同时,吴传启、林聿时正通过关锋运作,要求陶铸出面保吴传启。9月20日,陶铸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长的身份发出了四点指示,中心内容是肯定吴是“革命左派”,“中央宣传部对他是信任和支持的”,但也指明,群众对吴的问题可以辩论。拿到陶铸的四点指示,吴、林如获至宝,立即印成传单广为散发。至此,明眼人都意识到,吴、林上面有“硬根子”,是不易扳倒的。此后,总队每况愈下,其中的不少群众纷纷“反戈一击”,站到了联队方面。
  进入1966年12月,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决定抛出陶铸。最先得到内部信息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李冠英等人于12月19日贴出批判陶铸的大字报,指控他“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样得到内部信息的吴、林立即紧紧跟上,指使联队到中宣部大院贴出“打倒陶铸”的大标语和大字报。蒙在鼓里的总队认为陶铸是当时中央的第四号人物,怎么也不应该打倒。于是也组织人到中宣部大院贴出“谁反对陶铸,就砸烂谁的狗头”的大标语和大字报。总队棋失一着,更加被动。
  吴、林对陶铸的垮台欣喜若狂,一面指使哲学所周景芳等50余人联名于12月23日贴出《陶铸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到底站在哪一边?》的大字报,同时动员其他所也贴出攻击陶铸的大字报,大造声势;一面要联队出面,与教育部延安公社、北师大井冈山兵团等造反组织联合成立“批判陶铸联络委员会”,将批陶的旗帜牢牢抓在自己手上。
  然而,这时的吴、林也面临着一个难题:如何解释陶铸“九二〇”保吴的四点指示?因为在多数群众看来,这个指示是“吴、林与陶铸勾结的铁证”。其实,这种事的辩证在以耍笔杆子为职业,极尽翻云覆雨之能事的吴、林那里,不过是小菜一碟。他们立即指使几个人贴出批判“四点指示”的大字报,硬说“四点指示”是“陶铸反革命两面派的阴谋”,明里保吴传启,实际上“支持总队继续整吴传启的黑材料”。
  1967年初,吴传启、林聿时操纵联队,以打、砸、抢、抓、抄的血腥手段,将总队打垮,暂时实现了他们在学部的“一统天下”。紧接着,所谓大批判开始,吴、林利用他们与王、关、戚、穆欣、林杰等人的关系,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了大量批判刘少奇的文章,出尽了风头。
  不过,联队中对吴、林飞扬跋扈、颐指气使、专断独行不满的人越来越多。这些人逐渐结合在一起,酝酿对他们展开新的斗争。1967年4月初,傅崇兰联合近代史研究所张德信、张海鹏,外国文学所吴元迈,经济所吴敬琏、黄范章,宗教所金易九、黄心川以及其他所对吴传启、林聿时不满的部分人,决心拉出队伍同吴、林对着干。我起草了一份翔实的报告,将吴、林的劣迹作了详尽的记述,希望戚本禹能支持我们的行动。报告送上去以后,我们立即给当时戚的秘书李斌城打电话,要他尽快将我们的报告让戚看到并表态。李说他已经将我们的报告放在送阅文件报告的第一份,戚第一眼就能看到。第二天,我们再打电话给李问情况,李说戚已经看到了,但脸色很难看,没有在你们的报告上批一个字。对戚的态度,我们三人进行分析,认为戚与关锋关系很好,而吴、林又是关执意支持的。关也知道戚一直支持我们。我们向吴、林发难,关可能怀疑是戚背后支持的,我们的行动使戚很作难。在这种情况下,戚不明确表态反对,我们就可以干了。就这样,我们与吴、林一派分裂,另立了一个山头。被打垮的总队看到我们起而反对吴、林,也趁机再起,恢复活动。至此,学部就分成了三大派。
  既然造了吴、林的反,我们就要选一个突破口作为攻击的重点,思谋再三,就选了潘梓年。为什么选他作为突破口呢?一是因为他是学部的一号人物,在学部的副主任中级别最高,行政六级,一级研究员,排名仅在郭老之下,打倒他,影响大。二是因为他是吴、林的牌位,打倒他,吴、林就摆脱不了干系。三是他有叛徒的问题。他坐过国民党的监狱,据社会上传来的一些材料,他是叛徒的可能性很大。当时全国正形成一个抓叛徒的热潮,北京大学的聂元梓一派是北京造反派中的“天”派,与以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为代表的“地”派对立,吴、林支持地派,天派自然想打倒他们。北京大学的造反派一直宣称他们有打倒潘梓年的过硬材料。为同学部的林、吴作斗争,他们还组织了一个潘梓年专案组。我们于是通过各种关系与他们沟通,终于把他们掌握的材料弄到手。之后,傅崇兰安排我向我们一派的骨干分子们做了一次潘梓年问题的报告,大家一致认为,就凭这些材料也可以打倒潘梓年。于是我们这一派就在学部召开了声势浩大的揭露批判潘梓年的大会,由我在会上详细介绍了潘的所谓叛变材料,使我们这一派人认为潘的叛徒问题是板上钉钉的铁案。我们这次大会后,吴、林并没有组织大规模的反击,只是在他们的骨干分子小范围内,由白钢介绍了潘的有关情况,结论是他不是叛徒。后来的事实说明,我们的材料是似是而非的,潘并不是叛徒。
  我们一派在集中力量揭露和批判潘梓年的同时,对吴传启和林聿时也写大字报进行揭露和批判。一天,历史所思想史研究室的黄宣民找到我,有点神秘地对我说,你看看这两本书。说着拿出苏联学者罗森•塔尔解释《资本论》的一部书和吴传启所著同样内容的一部书。他翻开两书,各找了两段,让我对比看一看。这两段文字基本相同。我问黄:“你认为吴传启的书抄了罗森•塔尔?”黄说:“我一年前就发现吴传启的书基本上是从罗森•塔尔那里抄来的,以前你们同吴传启站在一起,我不敢告诉你。现在你们反他了,我想这是打击他的很有力的炮弹。你看怎么办?”我说,立即写大字报揭发他,这对搞臭吴传启能起很大作用。黄建议我找几个人先写几张大字报贴出去,他准备整理一份将两书详细对比的资料油印,广泛散发。我同意黄的意见,就找了王宇信几个人写大字报,揭露了吴传启剽窃的丑行。记得王宇信的大字报幽默地讥讽说:“我们建议吴传启干脆改名叫吴传•塔尔吧!”后来不少批判吴传启的大字报就称他为吴传•塔尔了。十多天后,黄宣民刻写的六七万字的罗森•塔尔、吴传启两书对比的材料油印出来,广为散发,这对解构吴传启的学者形象发挥了重要作用。
  1967年8月7日,王力对外交部的造反派讲话,煽动他们火烧北京的英国代办处,造成了重大的外交事件。毛主席下令将王力、关锋逮捕监禁。陈伯达、康生和江青立即出来大骂王力、关锋是隐藏在中央文革内部的“小爬虫”和“变色龙”,宣扬他们一贯同王、关作斗争。据说上边一开始准备将戚本禹与王、关同时端出来,是毛主席决定暂时将戚与王、关分割开来,以观后效。由于王、关被端出来,学部与其有密切联系的以潘梓年、吴传启、林聿时、周景芳、洪涛、王恩宇为首的“红卫兵联队”一派就垮了台。由于我们一派是从“联队”一派中分化出来,而且支持我们的戚本禹又仍然在露面,所以原“联队”的群众都纷纷倒向我们,我们一派一时占了上风,达到我们这一派最辉煌的时期。一时间我们忙于收拾残局,一方面将原联队的头头看管起来,另一方面根据戚本禹传达的周总理指示协助二炮保卫部追捕在逃的吴传启、潘梓年等人。不久,吴传启、潘梓年、林聿时、周景芳、洪涛、王恩宇等被北京卫戍区收监,联队在各所的头头全都隔离审查。(孟祥才:《我所知道的关锋、林聿时和吴传启》《历史学家茶座》,2011年第2期)
  
  下面引用谭厚兰1967年11月15日在师大讲用会上的检查,使读者了解吴传启、林杰和谭厚兰的关系——

  由于林杰与潘吴这些反党分子勾结紧密,因而我们也就和潘吴发生了关系,我们最早和学部发生关系,是从批陶铸开始的。联系比较多是在二月逆流到社会上反潘吴这一段,直接和潘吴接触也是这一段。这一时期,我见过吴传启四次面:第一次是高教部夺权,第二次是在民族文化宫,搞一下什么北京市委员会,给中央文革小组一封建议信,第三次是二月反二月逆流时,吴传启来到了我们学校,说他们掌握了李富春同志很多材料,他们要先搞谷牧、薛暮桥,让后再搞李富春。第四次就是在体育馆参加“七一”批陶大会,兵团所展览的那张照片是在那个大会上主席台上照的,大会上通过王恩宇介绍,才知道学部有个潘梓年,见到潘梓年,我就只那一次。由于我和林杰接触多,又介于我们对林杰的信任,因而我们和学部一度接触较多,再加上潘吴这些特务叛徒别有用心地利用我们,千方百计地把我们和他们拉在一起,好招摇撞骗,便于他们可耻的反党活动。在这里,向大家交待一个事情,就是在二月份时,王恩宇用中央文革名义,从我校邀请了二十几个同学作调查组,调查中央各口的情况。现在看来,这个调查组问题很大。而我一方面是听信了他们说是中央文革调人,一方面也是由于相信林杰的缘故,因而丧失了阶级警惕性,阶级斗争观念差,而犯了错误,帮了敌人的忙。基于卢正义问题的教训,当四月份社会上揪潘吴时,我没有轻率地发表什么意见,特别是看到北大、三红整理潘梓年的材料,看了潘梓年从二八年到四八年,一味吹捧蒋介石,攻击鲁迅,我当时一看,就认为他和吴晗差不多,是个反共老手。当时社会上也说吴传启历史很复杂,当时我觉得吴传启历史复杂,要搞调查研究,要少和这些人打交道。(《谭厚兰的检查》油印件,本文作者收藏)
  
以上两文清楚地说明了关锋、吴传启、潘梓年、林杰、谭厚兰等人的关系。1966年10月,谭厚兰带领师大井冈山,干了两件惊天的大事:一是去曲阜造孔子的反,砸了部分文物;二是造“工业学大庆展览”的反,并到大庆揪铁人王进喜。对谭厚兰的这些举动,我当时真是目瞪口呆。没有后台的指示,她怎么能想到这样的大动作?“工业学大庆展览”和“农业学大寨展览”是同时存在的。1966年为什么不去造“农业学大寨展览”的反呢?而到了1967年3月,为了反击“二月逆流”,谭厚兰等才去造“农业学大寨展览”的反。事实上,1966年10月和1967年3月,他们造反的理由是一样的:展览不突出毛主席,而是突出刘少奇及其党羽,没有林彪的相片。可见造什么反,是要看政治需要。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出版的报纸《东方红》,1967.10 连载文章:天翻地复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3.9—1967.10)写到:

(1966年)10月27日 师大“井冈山”造“工业学大庆”展览的反,说法是展览没有突出毛主席,而是突出刘少奇。刘少奇的照片多,比毛主席的大。没有林彪的照片,尤其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继续展览。陈伯达当即写信支持。29日,戚本禹接见师大代表,表示支持。
(未完待续)


【上海文革】

工人武装的尝试
——文革中的上海民兵指挥部

  李 逊

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的成立

自1967年上海年初的“一月革命”后,因“夺权”引发的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一再升级,加上部队“支左”介入,更加激化矛盾。全国各地造反组织与部队的矛盾不断升级,从青海的“2•23”事件开枪,发展到1967年7月20日的“武汉事件”,毛泽东狼狈离开武汉,坐着普通的轿车离开武汉。毛泽东自从1949年后不愿意坐飞机,这次却不得不乘飞机去上海。据说,这个匆忙的逃离使毛泽东“有受制于人的感觉”。
毛认为军区和武装部支持右派。毛泽东早就对军队介入文革后镇压造反派不满,提出要武装左派。 1967年7月22日江青在接见河南赴京代表时,借河南一个群众组织提出的口号,将毛泽东的想法公布于众。江青说:“我记得好像就是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被江青公开提出“文攻武卫”口号后的不几天,7月31日,张春桥给毛泽东写信,要求上海成立文攻武卫组织。
主席:
“文攻武卫”的口号提出来之后,上海的工人要求成立武卫组织。据了解,目前上海武斗虽然不多,但是,小规模的武斗经常不断。出现武斗,一般是由市革命委员会派出少量徒手解放军去制止。他们人数少,到得慢,而且往往挨打,效果也并不都好。如果由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负责,成立工人武卫指挥部,在市区每个区搞一万人左右的队伍,十个区(不含郊县)搞十万人左右,从一百几十万产业工人中选拔并不困难。这十万人,当然不需要天天出动,每天有十分之一的人值班,就足够了,也不会妨碍生产。这支由工人造反派组成的队伍,在目前可以制止武斗,更重要的是可能从中找出一条改造民兵的办法。上海原有的民兵,偏保的不少,枪支弹药已经由警备区收起来了,组织瘫痪在那里。如果目前提出整顿民兵,条件不成熟,麻烦也不少。不如成立工人武装组织,从小到大,从徒手到发枪,逐步建立起一支以造反派为基础的人民武装。因为几次听到主席提出民兵的改造问题,造反派夺去的枪不要急于收回的问题,联系到上海工人造反派提出的这个要求,形成了以上的想法,不知是否妥当。如果大方向不错,可否在上海试验一下,请批示。
敬 礼!
张春桥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一日
毛泽东在张春桥的这封信上批示:“林、周、文革各同志阅示”。这显示,毛泽东对张春桥的提议没有异议;或者可以说,毛泽东同意张春桥的提议。
“文攻武卫”口号提出后,上海的许多造反派组织以“文攻武卫”为名互相冲砸。从1967年7月下旬到整个8月,上海的武斗达到高峰,其中最大的武斗即8月4日的砸“联司”武斗。“文攻武卫”口号使得武斗更师出有名,这一时期的绝大多数武斗都以“文攻武卫”名义进行。
从张春桥给毛泽东的信可以看出,他最初是想建立“文攻武卫”组织,制止日益升温的武斗。而在1967年的上海,维持社会治安的公安机构被“砸烂”,警察们又都成立了各自的造反组织忙着打派仗,社会秩序和治安没有一个权威机构维持。张春桥曾经让“上体司”治安祖,代行治安职责,然“上体司”只是一派群众组织,让其出面制止其他组织的两派武斗,缺乏权威,且“上体司”施暴太多,甚至打死逼死多人,激起民怨。因张春桥一向对上海警备区抱有戒心,不愿像其他省市那样,让军队介入上海事端。而由民兵出面,张春桥也不愿意,正如他信中所说,上海民兵中老保不少,而且毛泽东一再说要改造民兵, 怎样改造?还待研究。张春桥可能有一个没有说出来的理由:民兵在军事业务上是受上海警备区领导的,这又涉及与警备区的关系。所以,建立“文攻武卫”组织,便是他的最佳选择。而且可以造反派为主体,符合文革政治的需要。
8月4日,上柴“联司”被“工总司”等组织调动几万人以武力摧毁。这场大武斗,可以说是上海文攻武卫组织行动的预演,得到观看了武斗全程录像的毛泽东的赞许。而据王力回忆,在8月4日武斗的当天,毛泽东写信给江青说:现在有75%以上的军分区以上的干部支持右派,因此当前主要任务,第一是武装左派的问题,决定发枪。毛泽东“那时已经明确地有建立第二武装的思想,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本来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武装,现在好像不大够了,要很好改造,要搞第二武装,直接把所谓革命工人、革命学生武装起来”。 由此可见,毛泽东对普遍抵制文革的军队有着某种担忧,他要再造另一支制约军队的武装力量。这应该是各地“文攻武卫”兴起的直接原因。
张春桥将砸“联司”行动,看作工人武装行动的预演。他在一次“工总司”总部负责人对砸“联司”行动的汇报会上说:“听了‘8•4’的情况,给我一个新的启发,就是革命不能没有武器,‘8•4’是这样组织武装的一次演习”。张春桥还说这是“关系到巩固和发展新政权的大事”。砸“联司”行动后的第三天,8月7日,姚文元又打电话给王洪文说:“春桥和我两人共同表示一个明确的态度。支持成立‘文攻武卫’统一指挥部”。
市革会立即组织人撰写《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成立“文攻武卫”指挥部的打算》,8月26日送张春桥阅,张在上面批了7条意见:“把造反派武装起来,按班、排、连、营、团、师组织好”,“武装5万、10万、15万人”,等等。 8月26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成立了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筹备小组,确定以国棉17厂、上海港务局、上海第二机电工业局、江南造船厂、先锋电机厂、上海第三钢铁厂、上海冶炼厂、中华造船厂、沪东造船厂、上海工具厂、上海矽钢片厂、先锋电机厂,共12个单位,都是“造反派在政治上、组织上占优势”、“已经实现革命大联合”的,作为筹建“文攻武卫”组织的试点。在这个会上,还讨论通过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成立“文攻武卫”指挥部的打算》。文件对上海文攻武卫部的领导以及性质、作用阐述说:
“文攻武卫”指挥部,是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以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主要任务的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武装自卫组织。它是组织左派、武装左派,也是包围广大革命群众的一支队伍;它是生产队,宣传队,也是战斗队。“文攻武卫”是革命的群众武装,是协助人民解放军保卫国家财产,维护革命秩序、制止坏人杀害革命群众,打击一小撮坏人的强大力量。成立“文攻武卫”指挥部,有利于维护和巩固上海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秩序,有利于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有利于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同时,上海处在东海前沿,是水陆交通的要道,搞好“文攻武卫”,对于加强敌情观念,提高战备思想,防止帝国主义侵略和美蒋特务的窜犯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最初包围上柴厂的造反派组织,因为都是自发而去,行动仓促,装备不全。但之后由“工总司”调动而去的队伍,大多得到叮嘱,戴上了安全帽。那个时候的安全帽都是柳条枝或藤条枝编的。于是,蓝色工作背带裤,或者蓝色、白色的斜纹或帆布工作服,柳编藤编安全帽,成为不久后成立的上海文攻武卫成员的典型形象。
1967年10月1日国庆节,上海举行游行。队伍中最引人注意的,就是由12个试点单位的五千一百多产业工人组成的“文攻武卫”队伍。他们头戴藤编安全帽,身穿背带裤或蓝色或白色工作服、胸佩“文攻武卫”标志,手握步枪、冲锋枪、机枪,还有高射炮等装备,以“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大旗开道,通过人民广场检阅台。这个以国庆游行方式让“文攻武卫”首次亮相上海的行动,是市革会决定的,为此还特地将这些人脱产集中操练。张春桥、王洪文等都在检阅台上。张春桥高兴地对身边的王承龙说:“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队伍”。
从“文攻武卫指挥部”到“民兵指挥部”
“文攻武卫”被定位为“革命的群众武装”。 但是,这个“革命群众的武装组织”,与文革前的民兵究竟是什么关系?还是在1967年“文攻武卫”指挥部成立之初,市革会便收到不少询问。
文革前,民兵归军队管:军委-大军区-省军区(或警备区)-县(或区)人民武装部(当时简称 “武装部”或“人武部”),民兵工作都是通过这一条线布置下来的。
各级武装部是1951年建立的,军队编制,工作人员都是现役军人,负责民兵训练。武装部曾经一度被取消,1958年恢复。文革前民兵只在工厂、学校等单位或郊县生产队,视人数多少设连或营建制,没有市、区两级的指挥机构,民兵工作由区或县的武装部负责。武装部接受警备区和上海地方党委的双重领导:业务受警备区领导,党的关系在区、县,武装部的负责人都是所在区的区党委成员;文革中许多区、县的武装部长,更是被“三结合”为区或县革委会的“一把手”或“二把手”。而在一般大型工厂,文革前都设有“人民武装部”(也称武装部),中小型工厂有负责民兵工作的专职武装干部;这些机构或人员的经费和业务由警备区下属的区人民武装部负责,人员由工厂任命。
1967年3月,上海“一月夺权”后建立“三结合”革委会阶段,上海警备区曾经根据中央军委有关指示,要求在“三结合”权力机构中,要有专职人民武装干部或“优秀民兵”担任的民兵代表。 上海警备区试图以这样的方式,保留夺权企业中警备区军队对民兵工作的领导权。但是事实上,除了恢复由警备区领导的工厂专职武装干部外,工厂的民兵建制实际瘫痪,没有恢复活动。1967年的乱局中,工厂首要的是恢复生产秩序,无暇顾及民兵。
1967年8月底,第一批“文攻武卫”成立后,工厂基层的反映很大,问成立了“文攻武卫”后,还要不要民兵?工厂的“文攻武卫”是否还归厂武装部门管辖?“文攻武卫”和民兵是什么关系?9月26日市革会在内刊《接待通讯》上,刊登了回答口径,其中,在《接待须知》栏目,关于“文攻武卫”组织与民兵的关系回答,
文攻武卫组织同民兵组织是两个不相同的组织,两者没有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因为,民兵是由原民兵系统领导的,其工作和各项活动是按民兵系统领导所布置的要求进行;文攻武卫组织是按文攻武卫组织的系统垂直领导的,其工作和各项活动是按文攻武卫组织系统领导所布置的要求进行。
文攻武卫队员是按照文攻武卫队员条件接收的,凡符合文攻武卫队员条件的革命造反队员,不论是否民兵或是否武装民兵,均可参加文攻武卫组织。反之,即使是武装民兵,但不符合文攻武卫队员条件,也不能成为文攻武卫队员。
文攻武卫组织同各革命群众组织,也不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词。各革命群众组织应积极配合。
这个回答,只说了“文攻武卫”和民兵的关系。给人的感觉,“文攻武卫”与民兵是并行存在的。但没多久,11月17日,市革会常委会开会讨论“文攻武卫”有关问题,决定以文攻武卫“改造基层的民兵组织”,“凡已建立文攻武卫队伍的单位,文攻武卫组织就代替原民兵的一切活动和工作”。 至此,“文攻武卫”取代民兵,上海工厂的民兵活动全都停止。
从民兵到“文攻武卫”,看上去只是名称的改变。事实上,改变的不只是名称,更重要的是领导关系和指挥权。文革前的民兵工作,由警备区通过各区、县的武装部领导,地方政府或党组织对民兵的领导,只是政治意义上的而不是军事业务上的。区、县武装部的军人领导都是所在区、县的党委成员。从市到区、县都不设专门的民兵机构,地方党委和政府无权指挥民兵的军事训练等业务工作。军队是民兵工作领导的主体。民兵之间没有横向联系,联络纽带是区武装部。尤其在军事活动的安排上(主要内容都是军事训练和沿海地区的军民联防),全由警备区制定,通过区、县武装部布置到工厂。地方政府布置的民兵工作不多,基本是与军事无关的节日游行之类礼仪活动,以及抗灾救险行动。
文革中的上海“文攻武卫”,从市到区、县,另设市、区两级指挥部。在市里,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自1967年8月成立,一直是上海党政合一的市革会领导下的一个部门,一切听命于市革会,由市革会布置任务,王洪文分管。而各区的文攻武卫指挥部也听命于市指挥部,形成可以垂直指挥、横向联系的网络。
1967年建立的“文攻武卫”,增加了许多行动内容:冲砸沪办、制止武斗、刮“红色台风”,等等 。这些行动也都与军事训练无关,只需报市革会即可。但军事训练、军民联防等行动,仍需由警备区布置。于是原来由警备区一家指挥的民兵工作,变成民兵指挥部与警备区共同领导;原来的主体,变成了一方;原来的被领导者,变成了主体的一方。就这样,对民兵的控制权,实际从军队转入上海地方政府。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变。
最初“文攻武卫”调动队伍的指挥权不是很明确,张春桥对此提出规定:“你们调动队伍都是谁调的?要严格控制。解放军调一个连要经过毛主席批准。文攻武卫调一兵一卒要经市革命委员会批准,要有二至三人批准”。 1968年2月15日,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向市革会提出关于调动队伍权限的规定:“凡调动队伍一个营(500人以上),进行群众专政,协助专政机关捕捉反革命,收缴私藏武器、弹药,打击流氓阿飞、投机倒把,收缴武斗工具、武斗车辆,以及制止大规模武斗等武卫行动时,必须经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廖政国、王少庸、王承龙、王洪文等同志共同签署批准执行”。不过如有特殊情况,可以由其中一人与市指挥部负责人研究后,调动一个营以下的队伍。还提出:“凡需文攻武卫队伍执行抓人、关人、抄家任务,和在指挥部审查时,必须经廖政国、王少庸、王承龙、王洪文共同签署批准后,方可执行”。 7月4日,市指挥部又向市革会提出关于调动队伍权限的建议:一个连需经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市革会王少庸、王洪文和王承龙,四个领导中的两个批准,调动一个营需经四人中的三人批准,调动一个团需经四人共同签署并报张春桥、姚文元;调动一个师需经张春桥、姚文元批准。 “文攻武卫”当时频繁“刮红色台风”,动辄出动上万人甚至几万人,都经过市革会授权。
“文攻武卫”成立后的第一个任务,是为来上海访问的外国首脑作迎送的外围保卫工作。这种以群众组织作保卫的做法,文革中曾经有过先例。1967年6月26日,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偕夫人,在周恩来的陪同下到上海访问,外围的警戒就是由“工总司”负责的。外围警戒包括机场、沿途街道,需要的人数多,当时没有武警,只靠公安警察人手不够,上海市革会想到调用“工总司”。“文攻武卫”成立后,就由“文攻武卫”负责来访外宾的外围警戒。仅1967年的10月9日至16日,就先后有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刚果(布)代表团来上海访问。“文攻武卫”指挥部在12个试点单位共抽调20770人次,进行迎送、保卫。 此外,批斗陈丕显、曹荻秋等市委领导干部的电视批判大会的会场、公判大会的会场和刑场,还有集会、庆祝大会等,也都由“文攻武卫”负责警卫和秩序维护。例如1968年10月1日的庆祝国庆游行,人民广场主席台以及整个广场的警卫,就是由十万“文攻武卫”队员担任的。
“文攻武卫”成立的最初两年年,对建立“文攻武卫”组织单位的资格要求比较严格,规定一定要是已经大联合,而且大联合比较巩固的老造反掌权的单位。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强调:“为了确保枪杆子真正掌握在工人革命造反派手里,必须保持队伍的纯洁可靠”。 首批共12个“文攻武卫”组织的试点单位国棉17厂等,都是“造反派在政治上、组织上占优势”、“已经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单位。当时在许多工厂,赤卫队虽然被强行解散,但老保们对造反派的反感和抵制始终存在,他们如果成为拥有武器的“文攻武卫”队员,可能对造反派形成威胁。此外,“文攻武卫”成立之初,正是上海武斗高峰时期,许多工厂两派对立,冲突不断。市革会担心,如果在那些派性严重的工厂建立“文攻武卫”,武器发下去,加剧两派对立,有可能酿出事端。因此,凡有派性斗争的工厂,一律不建立“文攻武卫”。于是,1967年和1968年“文攻武卫”发展速度比较缓慢。
随着文革的发展以及大批1968年中学毕业的学生被分配进工厂,对成员资格不再限定非老造反不可。但是,对营以上干部的要求始终坚持必须是“老造反”,尤其区和市一级的领导成员,更是严格。据1969年的一个统计:“从3484名连以上干部的情况来看,大部分是起来造走资派反较早的同志,路线斗争觉悟较高,70%是共产党员,28%是复员转业军人”。 以后上海的“文攻武卫”改名为“上海民兵”,但工厂派出的重要负责人必须是“老造反”这一原则,仍然一直坚持,有没有造反派掌权是重建民兵的依据。这一原则一直实行到文革结束。
张春桥最初对“文攻武卫”这个名称不是很满意,认为不是很确切。他在1967年10月6日市革会的讲话中说:
文攻武卫四个字包含内容太多了,那等于文化革命的两个方面你们都包了,那恐怕包不了。因为它基本上是个武装,武装组织你可以搞文的,也可以搞武的。
于是,11月25日,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向市革会打报告,建议改名:
“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这个名称包涵的面过于广泛,没有体现出工人武装的性质,建议改称为“上海市革命工人武装指挥部”。
虽然这个建议后来没有被采纳,但是,从这个名称建议可以看出,市文攻武卫指挥部给自己的定位是“上海工人武装”。这个“上海工人武装”的概念,和文革前的“民兵”有着不同。后者是出于藏兵于民和全民武装的理念,而前者,则有着阶级武装和地区自卫队的意味。
1967年9月,上海港务局建立第一个“文攻武卫”师,而且被编制为上海市文攻武卫第一师,直属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领导。接着,在港务局、第二机电工业局、铁路分局、城市建设局以及建筑工程局,成立了以系统为建制的“文攻武卫”师。
但其他行业的“文攻武卫”,基本不按系统建制,而是归属到工厂所在区的“文攻武卫”指挥部。杨浦区是第一个建立区级“文攻武卫”指挥部的,以后各区都建立了指挥部。最初区级组织称“区分部”后来王少庸觉得国民党的“区分部”重名,遂改为“区指挥部”。
文革前夕1966年的上海民兵,全市共建有21个武装基干团、近百个武装基干营;还有高炮(机)、地炮、侦察、通信、防化、运输、医护等多种类型的民兵专业技术队伍。 文革中,到1969年中共“九大”前后,随着秩序的巩固,上海的“文攻武卫”的发展速度加快。据统计,仅1969年,就发展了4万1千多名文攻武卫队员,是1967年和1968年发展总数的两倍;而到1970年3月已建立了7个师,72个团,151个营,623个连,共21万人。
“文攻武卫”口号1967年7月被提出后,全国其它地区也有成立“文攻武卫”组织的,但后来全部都被解散。中共“九大”以后,民兵活动恢复,统一都称为“民兵”,唯独上海还保留“文攻武卫”的名称。此时的“工总司”也仍然保持着名称,没有像全国各地那样称为“工代会”。不改名的理由一样:大家对“文攻武卫”这个名字有感情。1969年刊登在《工人造反报》上的一篇文章说:“广大文攻武卫指战员的意见,‘文攻武卫’叫起来亲切,听起来热乎,听到这四个字,就能联想到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最好能继续保持这个具有文化大革命特点的名称”。
但全国都称“民兵”,上海不能独立特行。终于,1970年5月31日下午,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在虹口体育场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上海民兵工人基干队伍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民兵有四万六千二百多人。上海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主持大会,王洪文宣布:“为了适应全国人民武装力量名称的统一,市革命委员会讨论决定将‘文攻武卫’改称为‘上海民兵’”。
但是,这次改变名称,只是改了“文攻武卫”成员的名称,也即将“文攻武卫”队员改称为“民兵”。但市、区两级机构仍然称“文攻武卫指挥部”,仍然挂着原来的牌子。直到1972年9月10日,市、区两级的“文攻武卫指挥部”才全部改名为“民兵指挥部”。就像“工总司”更名“工会”一样,上海的工人造反派,又一次成功地保留了自己在“文攻武卫”的骨干队伍。
市革会负责“文攻武卫”指挥部(以及后来的民兵指挥部)工作的,是王承龙和王洪文。王承龙后来下台,王洪文去中央,这个工作就由分管群众工作的市委书记王秀珍负责。
虽然,“文攻武卫”指挥部以及后来的民兵指挥部,都是市革会下面的一个工作部门,由市革会领导,不属“工总司”以及后来的总工会领导。但在市革会中,具体分管民兵工作的是王秀珍,王秀珍是工人造反派。而且,在任命民兵的各级领导的标准中,明确规定营以上干部必须是造反派,干部队伍以工人造反派为骨干。所以,上海民兵实际始终在工人造反派的掌控中。说上海民兵是上海工人造反派的武装,是非常确切的。 “文攻武卫”和总工会一样,都是工人造反派的领地,而且是两个最重要的并行领地。
市“文攻武卫”指挥部的筹备时期,最初筹备组的工作人员都是原机关干部。市革会组织组从市革会各组、办,各局机关,调集了30余名干部,作为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筹备组第一批工作人员,于1967年9月1日,到淮海中路1469号原上海市妇联的办公处报到。王承龙代表市革会宣布,由翁默清主要负责,钟定栋、郑惠仪两人协助。翁原是部队某军的政治部副主任,此时刚从部队转业;钟和郑文革前都是市、局机关的普通干部。
1967年11月17日,市革会召开常委会,讨论有关“文攻武卫”的一些问题,对“文攻武卫”的性质、体制、经费以及与民兵的关系等,作了规定。其中,关于市指挥部的干部构成决定:“实行三三制,军队可吸收一部分,原市革会派的干部不宜过多,还要从基层调一些工人造反派来充实指挥部”。翁默清不久被调往市革会专案组,王洪文派了“工总司”委员张宝林和康正勤增补,与钟、郑,以及阎波 ,组成核心小组。1970年,7月15日,市文攻武卫指挥部首次成立领导小组,由上海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以及张宝林、陆耀华。邢殿英、钟定栋、阎波、郑惠仪七人组成。李彬山为组长,在警备区领导干部中,他与上海造反派关系始终比较好。张宝林是副组长。张宝林后来被下放工厂劳动。据说是因性格原因,脾气比较冲,不易和周围人处好关系。
1972年,市文攻武卫指挥部,与警备区所属野营训练指挥部合并,组成新的七人小组:李彬山仍为组长,警备区副司令员胡守富,以及原杨浦区人民武装部长吴立义为副组长,组员为钟定栋、阎波、郑惠仪,加上警备区政治部副主任夏琳。军队干部比初期有了增加。
到1974年至1976年间,市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的成员为:组长李彬山,副组长胡守富、吴立义,都是军人;周宏宝、施尙英,两人都是工人。组员钟定栋、郑惠仪、印玉泉。 施尙英后来实际主持工作,他是江南造船厂的工人。江南造船厂在文革中几派纷争不断,是有名的“老大难”单位,王洪文曾亲任工宣队长赴江南厂处理问题,后来又兼任江南厂的厂革委会主任和厂党委书记。施尙英是大派的负责人,办事稳重,1970年担任主持工作的厂党委常务副书记,得到王洪文信任。印玉泉文革前是南市发电厂工人,周宏宝文革前是上钢一厂工人,都是工人造反派。施尙英和周宏宝、印玉泉都是第五届上海市总工会的常委。
在市指挥部存在的9年中,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始终是指挥部领导小组的组长。1975年2月后,周宏宝调任国务院教育部负责人,李彬山回警备区工作,施尙英成为市指挥部的实际负责人。但所有的工作必须向李彬山汇报,重大事情必须征得李彬山的同意。由于李彬山与上海市革会关系一向比较好,所以一般民兵指挥部提出的工作设想,他基本都同意,包括王洪文改造民兵的许多设想,有些军队干部很抵触,而李彬山基本都是积极贯彻的。
市指挥部办公处最初在原市妇联,9天后搬往外滩中山东一路原英国领事馆。1968年12月20日搬往普陀区长寿路582号的上海第一棉纺织厂,就近处理与平息普陀区连续不断的两派武斗事件。1969年9月15日又迁往近外滩的黄浦路20号原苏联领事馆内。1972年9月因与野营拉练指挥部合并,曾一度迁往南京西路1418号,1976年5月又迁回黄浦路20号。

王洪文“改造民兵”之一:“参加社会阶级斗争”

1967年7月31日,张春桥在给毛泽东要求成立上海工人“文攻武卫”的信中说,毛泽东曾经多次提及民兵的改造。毛泽东的“民兵改造”思想究竟是哪些内容,尚未查到毛泽东的原话或张春桥的解释。但是从可以查到的张春桥和王洪文对民兵改造的要求,主要是两个方面。
首先是“参加社会阶级斗争”。这是王洪文反复强调的。王洪文提出:文革前,民兵脱离阶级斗争,不少民兵组织有名无实,是“墙头上的官,抽屉里的兵”。 意思是民兵干部只是名单贴在墙上公布一下,以后就没事干了;民兵的名单只是写入花名册,然后就放进抽屉里了。王洪文说:“文攻武卫指挥部的工作很多,我觉得还是抓阶级斗争,如果离开了这一条,这个队伍的生命就不会很长了”。 他在“上海民兵第二次四好连队、五好战士代表会议”上的讲话,集中表达了这个思想:
民兵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是有很大教训的,一下子给冲垮了。如果民兵不这样参加阶级斗争,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又会冲垮。过去民兵组织是比较健全的,但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下子冲垮了呢?过去民兵有很大弱点,不参加或很少参加当时的阶级斗争,脱离现实的阶级斗争。大家想一下,在文化大大革命中,当时(民兵)保上海市委的多,还是打上海市委的多?我的看法,我也是民兵,是连长,从全市来看,是保市委的多,有的变成镇压群众的工具,有的出动民兵搞武装游行,这是很大的教训。
文革前的民兵,只是在军事训练时才有活动,于是在大多数时间里不像实体组织。王洪文希望通过民兵“介入社会阶级斗争”,给民兵以常规性的工作内容,使民兵成为常规性的实体组织。
1967年12月7日的查抄国务院各部、各省市驻沪办事处的行动,就是“文攻武卫”首次“介入社会阶级斗争”的行动。这个行动是张春桥提议的。张春桥为什么提议组织这样的行动?据他当时说是由于北京已有行动,上海要跟上。12月初,他将市革会负责人之一王承龙以及市革会办公室负责人朱玉佩叫去,说:“北京专门查抄各省市驻京办事处,收获很大,上海也要这样搞。要文攻武卫指挥部制定计划,抓紧准备,每个省市驻沪办事处的地形图要画详细,有几道门,电源在那里,行动时红卫兵一起参加,让他们神气一番”。
王承龙即回康平路向王少庸汇报,随后又找市文攻武卫指挥部传达布置。经过侦察、绘制地图、调集车辆等一番准备,并成立了由王洪文、王承龙、张宝林、钟定栋组成的临时指挥部;市革会还为这次行动印制了“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查询证”。12月7日,五千余名“文攻武卫”队员和一千余名大专院校红卫兵集结在人民广场,分几路行动。行动人员手持“查询证”,冲进各驻沪办,宣布该驻沪办马上停止办公,所有物质一律封存。这次行动,共查封国务院各部委和各省市的驻沪办事处307处。并将所有的工作人员集中“学习”,之后要他们限期离开上海,回所属各省、市。
12月7日的行动,随即由市革会决定,在《工人造反报》上详细刊登,《文汇报》和《解放日报》也同时报道。称这次行动摧毁了走资派和牛鬼蛇神在上海的“避风港”和“安乐窝”;还查抄出许多武器、电台和变天账。而事实上,后来据张宝林回忆,那只是早已被封存作废的股票、保险单据、地契,以及警卫武器和报废枪支,还有工作电台。 1968年1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1月4日关于查封、清理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驻沪办事机构的请示报告批转全国,称这是“是一件很有意义的革命行动,中央各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应给予积极的支持和配合”,并对被查封单位的财产归属和人员去向,以及以后的业务关系作了一些规定。这表明,中央支持上海的这个行动。
1967年12月7日的查封只是开始。12月27日,市指挥部对上海的十大饭店和一批市级医院进行突击检查,以查“躲藏在上海旅馆和医院的走资派”为名,抓了住在饭店或医院的外省市干部几十人,关在交通大学。12月29日,市指挥部又调动近万名文攻武卫队员,对全市近三百家大小旅社进行突击检查。这样的查封和突击检查一直持续到1968年3月,共冲击各种机构631处。其间的1968年四五月间,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协助市革会工交组,对全市57处宗教庙宇房屋进行查封和接管,查封面积8.1万平方米,查封后由工交组派人管理。
这样的行动,还针对上海外来人口和外地来上海躲藏的“走资派”和“坏分子”。1968年9月20日,市指挥部调动2万名队员,加上3万名财贸职工和大学生红卫兵,对全市车站、码头、大饭店、医院,以及水陆和公路等重要场所近三百处,实行突击检查,抓了1982人。这个行动一直持续到10月的国庆节。1969年2月,在市文攻武卫指挥部与市公检法军管会联合成立的“上海市清查办公室”领导下,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又与市公检法和里弄干部,在2月4日联合出动七万多人,抓了1395人,其中“嫌疑分子”149名;2月6日又出动近七万人,清查江、河船只七千五百多条,抓了68人。整个行动延续到2月25日,共出动28万人,抓了2516人,其中外地来沪的1155人。1968年6月6日,市指挥部与市公检法军管会、市劳动局革委会一起联合行动,于凌晨2时对支疆回沪人员中的“犯罪分子”采取强制集中统一行动。市指挥部调动四千多名“文攻武卫”队员,强制集中了205人,加上从山东、杭州等地抓回的支疆回沪造反组织负责人14人,共强制集中219人。除拘留的外,都强制将他们遣返所工作的边疆地区原单位。
这些行动,主要目的,一是清理上海外来人口和外地来上海躲藏的“坏分子”,二是“打击投机倒把”。计划经济时期,上海的商品供应一向远比外地丰富充足,许多人便从上海的市场买了商品去外地销售,在当时的语境及政策下,属于“投机倒把”及“扰乱上海市场供应”的行为。于是由“文攻武卫”出面,“对那些利用旅馆、饭店、招待所、浴室、船只为据点(当时浴室晚上可以住宿而且很便宜——笔者注),进行非法套购、抢购、贩运的投机倒把分子,狠狠给予了打击”,“稳定了市场,改变了某些商品供应紧张的状况”。这样的行动,每年都要进行几次。
这样一类的行动,还有1969年3月24日至27日的“打击破坏上山下乡现行活动”,抓了376人;1968年7月19日抓外滩海员俱乐部门前“围观外宾”者的行动,抓99人;1971年3月27日的“打击现行犯罪分子,整顿车站、码头”行动,出动12896人,冲击对象733人,等等。
从1967年12月始,这样的大规模行动又发展成“刮红色台风”,到1973年7月,“全市先后组织了30多次。每次参加的民兵少则几千,多则几万、十几万,对全市各个角落,特别是“坏人容易躲藏和避风的地方,依靠群众大检查,大清理”。 这在前面的第23章已有叙述,这里不再赘述。
文革中,上海每年逢重要节日,都要大规模地刮几次这样的“红色台风”。这些任务行动,最初都是王承龙或王洪文向“文攻武卫”布置的,每次都由市指挥部制定出行动方案,报市革会批准。当时任指挥部主要负责人的张宝林回忆说:
我们没有决定权,只有执行权。我们所有的任务都是市革会交办的,具体是王承龙来布置。在文攻武卫的行动中,多数是王承龙通过钟定栋布置的。我作为一个普通工人,那时对政治没有概念。市革会决定市文攻武卫指挥部的任务及所有的财务开支,我们那时是市革会领导下的一个部门,与工总司平级,工总司没有权力来指挥我们。
1967年至1970年间,公安机构瘫痪半瘫痪,社会秩序混乱,聚众殴斗、拦路抢劫、侮辱妇女等刑事犯罪案,时有发生。有些地区妇女不敢走夜路,女工下夜班不敢单独回家。“文攻武卫”在维持社会治安方面,在一个时期取代着公安机构的职能;以后又游走于政策边缘,执行政府机构不便出面的行动,例如抓那些没有明显犯罪行为的“流氓阿飞”,例如各种查封行动,例如强制遣送行动。当时没有武警,警察人数不多。对于一些团伙性的犯罪,民兵人数多,每次出动能迅速拉出几十甚至几百人的队伍,在应付突发性事件上有着优势。例如1975年夏,南京路上的王家沙对面,一个女孩去新华电影院退票,旁边的几个男青年上前硬要搭讪,还将她的衣服扯去。女孩逃到附近的交通警察岗亭躲避,他们追到警察岗亭,交通警拦也拦不住,女孩的衣服全被撕扯光。南京路被看热闹的人挤得水泄不通。市民兵指挥部接到报告后,立即从静安区指挥部调调了几十个民兵,很快平息事态。
制止武斗也是“介入社会阶级斗争”的一个内容。1968年7月,为制止日益严重的全国各地武斗,毛泽东签署批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7•3布告》和《7•24布告》,7月26日北京派出工宣队进驻大学制止武斗。“工总司”的“老大难”办公室,也向长期派性争斗不止的单位派出工宣队。市文攻武卫指挥部配合宣传中央的两个布告,出动1009车次的宣传车,以及“文攻武卫”队员10619人次,上街和下厂宣传制止武斗。接着,又先后派出上百个“文攻武卫小分队”下厂,协助市“老大难”办公室共同制止武斗。双方各有侧重:市“老大难”办公室派出的工宣队,较长时间驻扎在厂,不解决矛盾不撤出;“文攻武卫”则是发生武斗时,临时调去人员,分隔对峙的两派,劝阻双方,武斗平息后便撤人。
1969年8月2日,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又配合中央关于制止武斗的《7•23布告》,出动三万多人,近百辆车游行,并向102个“老大难”单位派驻“文攻武卫小分队”。而且大多数情况下,都以人海战术大规模出动,首先从人数上压倒对方。小分队队员们手拿棍棒,对方若有不从,先抓起来关上一阵再说。比起必需恪守“骂不还口、打不还手” 原则的军队,“文攻武卫”的这种半强制方式倒是更容易见效。上海科技大学两大派武斗不断,市革会和军宣队劝阻不成。“文攻武卫”以人数的绝对优势进驻学校,强制两派头头交出武器。上海闵行地区三所学校:上海电机制造学校、上海航空工业学校、劳动局第一技工学校,被称为“三只鼎”,自行制造武斗凶器,闹得闵行地区不得安宁。“文攻武卫”进驻后,也是先对头头“采取措施”,即关上几天,迫使两派交出凶器。徐景贤所以说:“有个地方搞武斗,上海警备区去讲没用,我讲几小时也没有用,结果武装工人拿着棍子去,问题解决了”。 张春桥对此曾总结说:
工人武装制止武斗比解放军好,解放军有“四个不”,讲话也受到限制。一武斗,他们(工人武装)戴上一顶柳条帽就去了。你是造反派吗?我也是;你是群众吗?我也是;你辩论,我就同你辩;你打我,我也能打。看样子,我们这个队伍比民兵好,因为是造反派,是在阶级斗争中建立的,原来的民兵是在和平环境中建立的。
“文攻武卫”和后来改名的上海民兵,原来只是不定期地刮“红色台风”,或组织一些大规模的行动。1970年,市民兵指挥部在《文攻武卫简报》上,刊登了一篇情况介绍,是关于上海焦化厂向附近街道里弄派出民兵小分队维持社会治安的。王洪文看了这份“民兵抓社会阶级斗争”的简报后,立即批示说,这是“新鲜经验”,要求总结经验。1971年4月16日,闸北区指挥部从13个工厂组成13支民兵小分队,首次进驻13个里委会,作为先行试点。7月6日,《解放日报》的《增刊简报》,又刊登上海电梯厂组织民兵小分队进驻杨浦区眉州路街道里弄的经验,王洪文又马上批转,要市革会将这个“民兵改造中的新鲜经验”,在全市企事业单位推广。于是,各区的指挥部都派出区属民兵小分队,在各街道建立“民兵小分队办公室”,工作人员5至8人不等,负责人称“联络员”,均由区民兵指挥部指派;街道下面的各里委,每个里弄进驻2至3名小分队队员。为了使派出的联络员与所在街道的工作协调,市民兵指挥部特地与分管街道里弄的市革会地区组商定,民兵小分队办公室的负责人,由区指挥部派驻,但必须“结合”进街道党委,负责该街道所属范围的治安保卫工作。民兵小分队办公室的治安业务,接受街道党委和区指挥部的双重领导。
“文攻武卫”初建时的“刮红色台风”只是临时性行动,行动完后便回厂。派“民兵小分队”介入社会治安,使社会治安成为民兵的长期日常工作。小分队的人员全部脱产,但那么多非生产人员由工厂提供,人员编制和工资都仍然由工厂承担,加重了工厂负担。1972年3月马天水提出民兵不应脱产,于是民兵小分队改为业余活动。到1976年全市111个街道,都设立了民兵小分队办公室;全市1100多个里弄,都进驻了民兵小分队。 据1973年7月的统计,全市派出1170多个小分队。 市民兵指挥部为此还起草了《民兵小分队条例》。
民兵小分队进驻街道里弄,主要职能是巡逻执勤,打击犯罪,起着社区保安的作用。据统计,从1971年至1973年,“两年多来,全市民兵小分队共破获各种案件二万二千余起”。 自从民兵小分队巡逻执勤,一些喜欢聚众街头闹事起哄的小青年收敛多了。他们称小分队为“阿文攻”,一声“阿文攻来了”,那些站立街头的小混混马上作鸟兽散。侮辱强奸妇女的案发率也下降多了。1973年,上海市委以《关于上海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的情况报告》上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
当时在中国,公民人身权利不可侵犯的观念,本来就很淡薄,文革中更是任意抓人任意揪斗成风,民兵小分队也沿袭了这样的风气。在民兵小分队之前,“文攻武卫”抓人要经市革会批准。1969年下半年,指挥部以每次抓人都由市委领导直接批示不方便为由,要求能有自己的“查询证”,即抓人时出示的证件。王洪文批准。
有了“查询证”,民兵抓人比过去不受限制多了,只要认为谁是“流氓阿飞”,先抓起来,扭送去区民兵指挥部关押再说。市指挥部和各区指挥部都有自设的“隔离室”,全市共11处,抓来的人,关在隔离室自行审讯。比起训练有素的专职警察,民兵都是普通工人,素质参差不齐,打人之事时有发生。市指挥部不赞成,但也管不住,只能发现一个处理一个。1975年,市指挥部到徐汇区调查时,甚至发现徐汇区指挥部,一个进驻在闹市区的小分队,私做铁笼子,用来关押被他们抓的人,还说是向公安局学的。市指挥部马上对徐汇区指挥部的领导成员进行撤换,不许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这只是治末不治本,只要抓人权限不受制约,这样的现象很难根治。
1966—1970年,全国各省、市、区陆续宣布撤销劳教、少年管教和强制劳动。作为替代,上海民兵 “对一些违法严重民愤较大的但还不能判刑的犯罪青少年,采取办劳动教育学习班的形式,把他们放到工厂去,夹在工人和民兵中间,边参加生产劳动,边进行教育改造”。据文革中的一份材料显示,1973年,“这种集中管教的学习班有9个,一年来有1359名对象进学习班,经劳动教育后返回学习和工作岗位的有1106名”。 而据文革结束后的一份材料显示,当时上海全市各区办了40多个“边劳动、边改造、边审查”的“三边”学习班,既关人,又审讯;既立案,又办案。市指挥部还联系10个区和六个国营农场,建立了五十多个“劳动教育学习班”的点,将过去历届遗留下来的因打架、“流飞”(流氓阿飞的简称)等问题而未分配工作的一万多名青年,放在那些指定的工厂或农场“考察”,由民兵看管。
最初,刮“红色台风”等,虽然都有里委会和公安机构派出所参与,但由于公安系统处于半瘫痪状况,所以“文攻武卫”实际起着主要作用。1968年1月,上海市公、检、法系统被军管,之后公安局的职能逐渐恢复,在社会治安方面的工作内容,与“文攻武卫”的“维持社会治安”重合,加上公安系统的警察和军代表,很多都与造反派不合,产生诸多矛盾。他们认为,民兵管社会治安,是“国际饭店门口摆粥摊”,没有必要。他们尤其反对“刮红色台风”行动,认为抓人应该是公检法的事情,民兵不应随便抓人。对于“红色台风”,公安局或者“一直不表态,表示难办”,或者反对。以至于1970年7月下旬,一次市文攻武卫原定的“红色台风”,没有刮起来。对民兵小分队,也是“去派出所不给介绍信”。
1968年下半年,一次向市革会的汇报会议上,当谈到“文攻武卫”和公安局,因为各自都管社会治安而产生矛盾时,张春桥说:“可以联合起来嘛!两家共同维护社会秩序”。于是由上海市公检法军管会,派出空四军军代表王思贤和一些公安人员,驻市攻武卫指挥部。1969年7月15日,以市文攻武卫指挥部为主,与市公检法军管会、市革会有关组办,组成“市维持革命新秩序办公室”,简称“维办”,在黄浦路20号办公,主要负责人王维国、李彬山、张宝林、钟定栋、刘志明等。之后,“文攻武卫”在社会治安方面的一些大的行动,包括“刮红色台风”(后来称为“革命行动”)、重大节日或外宾来访安全保卫等,一般都经市革会批准,由“维办”协调两方,市公检法和市民兵指挥部共同行动。1970年3月27日,市指挥部根据王洪文、王少庸、徐景贤、王维国的批示“抓人的事,应由公检法军管会办理”,向市革会送交《关于对在押人员、未了专案的处理和今后有关社会治安问题的请示报告》,提出:(1)冲击对象。其中案情重大者交公检法惩处,一般的交工厂、单位处理;(2)专案,交公检法;(3)除交办任务外,一般不再受理群众扭送人员、调解民事纠纷、维护剧场、车站、码头秩序等任务。4月1日市革会批示同意。
1971年初,第十五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重新确定公安、司法等机关的作用,并明确规定非专政机关也即公安、司法等机构,其他组织不准抓人关人。王洪文对此很不满意,评论说:“第十五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文件是背着中央搞的,针对上海‘文攻武卫’的,中央也不了解,就批发了”,“说什么民兵不能搞无产阶级专政,如不能搞,要民兵干什么,否则就不叫无产阶级专政工具了”。王少庸则对市民兵指挥部说:“上海文攻武卫搞群众组织是市革会批准的,我们这样做不叫抓人,叫冲击审查,你们不要怕,要继续搞”。 自此以后,民兵抓人不称“抓”,改称为“冲击”,说民兵抓人绝大部分都只是教育一下就放了,所以不能称是抓人。以后,各级民兵的报告,都将“抓人”改称为“冲击”。
主管上海公检法的王维国,对民兵小分队不支持,认为和公安部门的工作重复。1971年9月林彪事件后,王维国被牵连,之前他对“文攻武卫”的态度,被看作是反对民兵介入社会阶级斗争。1973年市革会向中央的一份报告说:
上海城市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是在同林彪死党王维国一伙进行斗争中坚持下来的,王维国一伙慑于民兵的威力和作用,竭力阻挠和破坏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他们利用当时在市公检法所把持的一部分权力,散布了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是别出心裁,是搞专政的多中心,还布置派出所对进驻里弄的民兵小分队不支持,不表态,不提供材料,在工作上百般刁难污蔑,攻击上海民兵,妄图迫使民兵停止参加社会活动,退出群众专政的各个阵地。
1974年,市公检法军管会撤销,市公安局、市检察院和市法院恢复。年底上海市高级法院召开“审判工作会议”,会上,市指挥部的负责人周宏宝提出三种方式:第一种:需要逮捕判刑者,转公安机关审理并向法院起诉;第二种:民兵自己审理,不转公安机关,直接向法院起诉;第三种:由民兵提出判刑意见,党委批准,法院办手续。周宏宝说:“目前3种方式都可以试行”。王少庸表态:“周宏宝是市革会分管公安、法院、民兵方面的领导,他的话代表市委,你们要认真执行”。 以后,也实际是这样执行的。抓人权是社会治安的核心权力,民兵指挥部不肯放弃这个权力。
197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部宪法颁布,其中对抓人权限有明确的表述:“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住宅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不受逮捕”。许多人包括市和区指挥部的一些负责人,对民兵的抓人权限提出质疑。为此,王秀珍特地作解释: “最近,对民兵抓人有不同看法,你们不要自己怀疑自己,自己否定自己”,“宪法只规定逮捕、拘留要有专政机关执行,没有讲冲击,冲击不等于逮捕、拘留”。 徐景贤对此定性说:“什么叫专政机关?文攻武卫指挥部就是专政机关之一!”
就这样,凭着将“抓人”改称“冲击”的文字游戏,直到文革结束,上海民兵始终有着抓人权。

王洪文“改造民兵”之二:“三位一体”

“改造民兵”的又一项内容,是改造民兵的机构建制,扩大民兵的功能,增强民兵组织的独立性。内容之一是“三位一体”,即将基层单位原有的武装、消防、保卫,三个部门合为一个部门。
这是王洪文在1970年提出的。他在自己原来工作过的工厂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与厂党委成员谈话时提出,将民兵、治安保卫、消防三项工作,由一个部门管,“三位一体”。他要求在厂里先行试验。1973年9月28日,王洪文在毛泽东“大办民兵师”讲话12周年纪念大会上提出:
公、检、法抓治保、消防,民兵指挥部抓民兵,这怎么行呢?造成民兵不管治保,治保不抓民兵,这不好,民兵要把治保、消防负担起来,不要再另外组织了。
1971年3月29日,王洪文在上海民兵第二次“四好连队、五好战士”代表会议上又说:
在单位里要充分发挥民兵的作用,如消防,如对四类分子的监管、平时保卫安全工作等,民兵都应该负责起来起作用。
武装部、保卫科和消防科,都是工厂科层的职能部门。一般二千人以上的大、中型工厂,都会设武装部和保卫科;不足两千人的工厂设武装和保卫人员。
几个部门中,保卫科的工作最忙,不但要管工厂的保卫,防止破坏和偷盗,还要管工厂发生的刑事或非刑事案件,诸如打架、“流飞”(流氓阿飞行为)甚至“不正当男女关系”。还协助公安部门破案;有些小偷小摸的盗窃案子,保卫部门自己破。保卫科还负责分管工厂的安全保卫以及对“四类分子”(地、富、反、坏)等专政对象的监管。保卫科下面设“治保委员会”,在每个车间部门都设不脱产的兼职“治保委员”。工厂的消防也是保卫科负责,一般在保卫科有人专职或兼职管理。有些特殊情况的大厂例如造船厂、炼油厂、化工厂等,厂里专门设消防科,还有专职的消防队,日夜值班。此外,黄浦江沿岸的工厂,每年汛季的防汛工作也归保卫科负责。
武装部是管民兵的。工厂按人数多少设班、排、连、营等民兵建制,班长等都是业余的,日常工作由厂武装部专职人员负责。经费从国防经费开支,所以都由警备区发放,不过厂武装部挂部不是现役军人,任命权在工厂。武装部比较空闲,因为民兵训练只是集中在一些特定的日子,而不是常规工作。文革前,民兵除了业余军事训练,一般没有其它活动。在许多工厂,武装部的干部平时也协助保卫科做些工作。
所以王洪文认为,保卫、消防和民兵,三个工作可以合并。他这几个工作都做过,他文革前就是工厂保卫科的干事,还是民兵连长。他说:“三位一体,我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因为我当过治保主任,也搞过消防,搞过民兵,当过保卫干部,我知道嘛”。 王洪文提出“三位一体”,就是不但要工厂的民兵组织取代武装部,而且要民兵将工厂的保卫和消防工作也接过去。这一方面是为了扩大民兵的影响,另一方面与“民兵要介入社会阶级斗争”用意一样,显然也是为了让民兵有名正言顺的日常工作,从而成为工厂的正式职能部门。
“三位一体”,首先在王洪文工作过的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以及另外7个工厂试点,此外,还在郊县的嘉定、金山的一些农村生产大队也进行了试点。以后推广到全市。
对科室的精兵简政是文革的共识, 1968年3月30日的两报一刊社论曾刊登毛泽东所提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之一,就是要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因此。王洪文的这个提议,没有遇到大的反对。最初以王洪文自己工作过的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为试点,之后推广到全市,全市98%的工厂、企事业单位都实行了“三位一体”。

关于“三位一体”办事机构的组织设置,党委、总支厂,一般设立武保组。武保组既是革委会的办事机构,又是民兵的办事机构。为了顺利开展武保工作,武保组的主要领导由民兵团、营干部担任为宜,独立支部厂原则上不设武保组,民兵、治保、消防三项工作在党支部领导下,由民兵连统一负责,分工专人抓。
合并后的部门就称为“武装保卫组”,简称“武保组”,文革中砸烂科室,工厂所有的科改称“组”,民兵负责人是武保组的当然负责人。武保组负责人的任免,必须通过区或市民兵指挥部的批准;而过去,厂武装部和消防科的负责人都是由工厂党委任命的。
就这样,上海的民兵,在工厂外的社会上,以“介入社会阶级斗争”的形式,代行公检法职权;在工厂内合并武装、保卫和消防科室,名正言顺地扩大工作职能。一个原来只是为备战而建立的、在和平时期没有日常工作的组织,就这样成为一个重要的职能科室。工作在接受所在单位党委、革委会领导的同时,也接受区文攻武卫指挥部的业务领导。
但王洪文还是不太放心,他希望通过中央,将“三位一体”巩固下来。1971年12月13日,王洪文在去北京工作前,到市指挥部做工作安排,并提出:“三位一体的试点经验还是要很好抓一下。要在原来的基础上,再找几个单位继续试点……这不光是上海的问题,要报中央才能解决”。
1973年7月,上海市革会将上海民兵“介入社会阶级斗争”,以及“三位一体”的经验,写成报告《上海城市民兵的情况调查》和8个附件,报送中央。报告是由市委写作组修改定稿的,王洪文对报告很满意。报告中特地将“三位一体”作为搞好基层民兵工作的重要经验列上, 理由是:
有利于加强党对武装保卫工作的一元化领导,便于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有利于精兵简政,减少层次,提高效率;有利于平战结合,促进战备工作的落实,同时,也充分体现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真正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每一个基层。
11月19日,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以1973年162号的文件号,将这个报告转发全国。转发通知对上海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高度评价,要求各地向上海学习。 据说,周恩来在年底的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的会议上,也要求各军区去上海学习上海的民兵工作经验。
中央转发上海的这篇报告,王洪文立即打电话给马天水,要上海抓住时机大力宣传,“扩上海民兵在全国的大影响”。 上海方面立刻于当年12月24日组织召开全市民兵工作大会;1974年1月14日,又在杂技场进行“歌唱民兵”专场演出;还组织举办展览会、拍电影纪录片、写小说、出版书籍。 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更是集中刊登了一大批关于上海民兵的文章。
1975年,马天水又提出:“下面三位一体了,上面怎么办?”建议创造条件,将部分公安工作与民兵工作逐步合署。市民兵指挥部遂打算,将属于区公安分局的治保科(治安保卫可)和经文保科(经文化保卫科)的大部分职能,以及公安局消防队的全部工作,全都并到民兵指挥部的作战组。
公安局的治保科是管社会治安的;经文保科是负责工厂、学校、医院等单位内的保卫工作的。而且一些大厂的保卫科与公安分局的经文保科,都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工作联系。市指挥部打算先在一个区进行试点。 试点之前,施尙英先开了几个座谈会征求意见,下面意见很大,质疑民兵权限与公安局职责关系;此外,这些公安局原来的日常工作合并给民兵后,警察职责将完全架空,于是连试点都没有进行就停止了。

王洪文“改造民兵”之三:“二部合一”

“二部合一”,就是警备区系统的区、县武装部的某些职能,与民兵指挥部合并。
“文攻武卫”取代民兵后,各区“文攻武卫”都归市文攻武卫指挥部领导,而文革前,区、县武装部的最主要日常工作,就是民兵管理和训练,还有征兵工作以及和地方政府合作的复员、退伍、转业军人的安置工作。征兵工作和安置复退军人的工作,每年都是季节性的,集中在一两个月。而由于民兵工作被市和区文攻武卫指挥部划去,区武装部的主要的日常工作没了。虽然各区文攻武卫指挥部里都派有武装部的干部,但这不是以区、县武装部为主开展工作,而是协助工作。武装部实际成为多余。此外,在市区的各区,设文攻武卫指挥部领导;但郊县不设文攻武卫指挥部,民兵仍归各县武装部管。于是上海的民兵存在着两套体制。
王洪文提出精兵简政,将这两套体系归于一统,警备区的“野营训练指挥部”与“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合并。还是在1970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对一份关于部队军事野营拉练的总结报告上批示,要求野营拉练活动也要在工人、学生中开展,全国于是开展群众运动般的野营拉练。上海成立了以警备区为主的野营训练指挥部,市内各区也成立以武装部为主的野营训练机构,市区两级的文攻武卫指挥部也都参加日常工作。
王洪文一直希望将野营训练指挥部和文攻武卫指挥部合并,实际就是将警备区领导下的有关机构,与文攻武卫指挥部合并。1971年12月13日,他去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布置工作时,说自己已经和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商量过,将这两个部门合并起来再说,“首先是上面要合起来,上面合了,下面就好办了,合了有利条件多!” 杨浦区的文攻武卫指挥部与野营训练指挥部首先合并,名称仍为“上海市杨浦区文攻武卫指挥部”,但不再有“野营训练”的名称,接着,其他区也纷纷合并。
但是,上海警备区及其上级领导南京军区,始终不赞成保留文攻武卫指挥部。他们提出,市区10区已经有武装部,现在又有文攻武卫指挥部,形成两套系统,这样,光是在10个区便实际存在20个对民兵的指挥机构。军队真正的意思是反对地方党政插手民兵指挥,而核心就是要求解除被文革派掌握的上海党政对民兵的指挥权。1970年8月,解放军总参在北京召开全国民兵工作座谈会。会上,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廖容标提出恢复武装部对民兵的领导,要求撤销文攻武卫指挥部。还说,这件事,南京军区难讲话,上海警备区也很为难,希望中央表个态。对民兵指挥部的干部安排,廖容标提出3条建议:(1)原来武装部来的,还回武装部;(2)原来是专职武装干部,回厂仍当专职武装干部;(3)不是专职武装干部的工人,回厂抓革命促生产。廖的话说出军队干部的心声,参加会议的上海警备区胡守富副司令员“没有表示反对意见”,实际是非常赞成;主持会议的军委参谋长阎仲川对廖副司令的讲话非常欣赏,会后专门写成简报,发至各大军区和省军区。
会后,廖容标来到上海,召开10区文攻武卫指挥部负责人会议,提出全国都是武装部,只有上海是民兵,不适合形势。他提出,可以“两块牌子,一套班子”。 廖容标的“两块牌子”只是让挂民兵指挥部的牌子而已,是名义上的让步;实际就是只要武装部一套班子,恢复武装部抓民兵工作,撤销民兵指挥部。参加会议的文攻武卫指挥部负责人当然全都反对,撤销文攻武卫之事无法推行下去。
各区野营训练指挥部与文攻武卫指挥部合并,但市里这两个机构始终没有合并。直到1972年,在王洪文的一再要求下,野营训练指挥部与市文攻武卫指挥部筹备合并。但由于警备区和南京军区的反对,合并报告1972年2月打给南京军区,迟迟批不下来,拖了七个月。 1972年9月10日,市文攻武卫指挥部与野营训练指挥部终于合并,名称为“上海民兵指挥部”,区级文攻武卫指挥部也都相应更名为某某区民兵指挥部。
市文攻武卫指挥部与野营训练指挥部合并后,警备区不放弃对民兵领导的努力,仍然要求:“合并后,在市委一元化领导下,日常工作由警备区负责”。 为便于警备区对市指挥部的领导,警备区要求合并后的市民兵指挥部,按照警备区的建制,设置办事大组(内分秘书、管理小组)、政工大组(内分宣教、干部、群报小组)、指挥大组(内分作战、训练、动员小组)、后勤大组(内分装备、财务、卫生小组),共4个大组,直接与警备区相应的业务部门对口。市指挥部工人马上感觉出这是警备区对他们的夺权。他们反映说调整后“原来的地方干部一律降为副职”。所谓的“地方干部”,就是非军人的干部或工人。 而事实上,市革会给市民兵指挥部的编制是110人,警备区派去50人。合并后据统计,上海警备区派的干部在市指挥部约占一半以上。在指挥部大组一级的11个正副组长中,除办事组组长和指挥组组长外,其余均由部队干部担任。在大组下属的11个小组中,组长也均由部队干部担任,各区民兵指挥部的负责人,相当一部分也是军队干部。警备区认为:“这样,就从组织上较好地保证了军事系统对民兵工作的领导”。
合并后的“上海市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成员由李彬山、胡守富、吴立义、夏琳、钟定栋、郑惠仪、阎波共7人组成,李彬山任组长,胡守富和吴立义任副组长。三个正副组长都是军人
在区级文攻武卫指挥部与野营训练指挥部合并过程中,警备区也对领导成员进行调整。警备区群工处副处长王国兴布置:“要把权抓过来,权要我们军队掌握”,“今后工作还是武装部抓的,现在就应该打好基础”。 静安、虹口、长宁、徐汇、闸北5个区文攻武卫指挥部的主要负责人原来都是“地方干部”,也即工人,合并后,这些“地方干部”都被调整降级为“三、四、五把手”。合并后的10个区民兵指挥部的负责人共56人,警备区派去的军人35人,工人21人。
但不管警备区怎样调整,对民兵指挥部而言,保持自己的这个机构的存在,不被解散,就是达到了目的。从市到各区,文攻武卫指挥部与野营训练指挥部首先合并,名称仍为“文攻武卫指挥部”,不再有“野营训练”的名称。而且从原来主要由区武装部负责的部门,变为区委、区革委会下面的一个组办。接着,其他区也纷纷合并。
在市民兵指挥部与野营训练指挥部合并之前,郊县的民兵属于县武装部领导,合并后,各县也成立县民兵指挥部。全市240多个公社(镇)武装部也都被民兵团部取代。
1974年9月2日,解放军总参谋部在北京召开组织训练工作会议,研究民兵的组织建设、军事训练和民兵战斗骨干队伍的建设问题。会议快结束时,张春桥和王洪文要求学习上海的民兵经验,于是又延期三天,至25日结束。这个会议的《总参组训会议纪要》,10月30日,国务院和军委以1974年104号文件转发全国,要求全国各地也建立民兵指挥部。 全国各省市都来上海参观取经学习,包括八大军区也都派人来上海考察民兵工作。民兵指挥部在各省市纷纷建立。
但是,所有的民兵指挥部,都遇到那个绕不过去的问题:成立后的民兵指挥部,与武装部是什么关系?本来由武装部管民兵,现在民兵自己成立指挥部,这是否多此一举,多出来的机构?民兵指挥部与武装部究竟是平行关系,还是被领导与领导关系?还有,每年民兵训练所需的武器、弹药配备计划,过去都是军队编的,通过武装部下发,也由武装部管理;成立了民兵指挥部,这些事情由谁管理?等等。这是全国各地来上海取经学习这都必定提出的问题。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也专门到上海来调查。
王洪文于是又提出“四部合一”,即将武装部、民兵指挥部、人民防空办公室、复员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这四个部门合并为一个部门,称为“四部合一”。这将是继野营指挥部与文攻武卫指挥部合并后,民兵体系与部队有关部门的又一个合并。而且是最终落实民兵武装归谁领导的体制性合并。部队反映很大,反对者众多。后来马天水提出,“四部合一”涉及面多,精简不是主要目的,要从本质上考虑问题。还是先将区武装部和民兵指挥部合并,关键是武装部,把武装部并起来了,其它的好解决。马天水抓住了合并的本质:武装部并到地方,民兵的指挥权也就能剥离出军队,转移到地方。这是核心,是民兵转为地方武装的关键。
1975年 7月,王洪文回上海。9月18日,王洪文在锦江小礼堂接见市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全体成。在这个会上,王洪文提出武装部和民兵指挥部合并的“二部合一”设想:
现在是否将武装部和指挥部合起来,抓一二个区,一个县试点一下,上面军事训练由警备区抓。不管怎么样,警备区也是市委一个军事部门,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进行工作。民兵工作过去有缺点,军队管民兵,没有地方的同志参加,许多地方统不起来。搞一个区,一个县把武装部和指挥部痛起来,试点把武装部做的一些工作都并过来,试点一下。把武装部做的一些工作都并过来,复员、征兵都可并过来,对外牌子不一定叫武装部,可以叫指挥部。也可以搞两块牌子一个班子,这样有利于统一领导,有利于精兵简政,统一指挥。可以先并起来,然后再精简,地方和军队搭配起来,军队多一些也可以,地方多一些也可以,但是有一点:班子不能大。……
王洪文要求“四个月内拿出材料来,这个问题老不解决,就危险”。王洪文明白,军队中的许多人是不同意另设民兵指挥部的,所以他在会上又透露:“现在有人骂我们是第二武装”, “现在军委要把民兵至于武装部管理之下,我是不同意的”, 还说:
对民兵的组织形式争论是很大的,过去争论的是民兵要不要参加社会阶级斗争,将来争论的是组织编制问题。如果否定了组织形式,也就否定了民兵的任务。去年的文件有人还在反,组织形式推翻了,任务也推翻了。
王洪文要求马上就抓紧试点,“现在就试”,先在两个区、一个县试点一下,能够两个月到三个月搞出来就更好,然后给他送报告。王洪文说:“赶快试点搞出材料,总结经验,报告主席,什么人也不好说了”。 “我报主席,主席批了,谁也不敢反”。王洪文希望借毛泽东的威望推行自己的这个设想。毛泽东的意志就是法律,只要毛泽东批示,上海的民兵指挥部就都有了坚实的合法存在依据,不必再担心与武装部的关系问题,然后从上海推向全国。
王洪文的这个信心来自毛泽东对上海民兵的关心:
反正我知道主席对上海文攻武卫是肯定的。主席多次问“你们文攻武卫还在吗?”要主席在上海多住几天,主席讲“好啊,上海有文攻武卫嘛!”主席讲不在名称在内容实质名称叫什么都可以,叫武装小组,武装部,指挥部都可以。
市民兵指挥部即于10月9日给上海市委打报告,要求在杨浦区、卢湾区和上海县试行武装部和民兵指挥部合并的“二部合一”。市委同意。10月13日上午,李彬山和施尙英到杨浦区和卢湾区,钟定栋去上海县,传达王洪文的指示,并说:
这是王副主席考虑了很久的一个方向性问题,带有巴黎公社的意义。
这确实是个方向性问题,因为涉及民兵究竟由地方管还是由军队管。如果武装部合并到地方,那么军队对民兵的指挥权和约束力将大大缩小,民兵将成为地方武装。这是个涉及军队对民间武装力量管理体制的重大变动。王洪文深知军队不会同意,他也知道有人说他搞第二武装。所以他在进行合并试点时,没有报中央,也不让报南京军区,想悄悄先在上海试点,做成一两个试点后,让毛泽东圈阅后推广全国。
但是,从开座谈会调查研究开始,合并就非常不顺利,军队方面一片反对声。首先涉及的是体制问题。武装部是军队在地方的派出机构,要取消武装部,首先要得到军方同意。其次,取消武装部,涉及全国各地武装部的去向,上海取消,全国怎么办?再次,涉及工作职责问题,民兵工作从武装部划到民兵指挥部那头去,为了什么?精简?指挥权?这个问题的背后,实际还是民兵归谁领导。第三,涉及干部编制问题,合并后的原武装部干部,仍然保持现役军人身份,还是转成地方干部?如果转成地方干部,那么就与军队没有关系了;可是这样一来,部队对民兵的领导又怎样体现?第五,王洪文还想将公安部门的社会治安也划过来,民兵集治安、征兵、复员退伍军人安置等工作于一身,这不只涉及军队的建制,还涉及公安的建制,不是王洪文一人有权解决的,更不是上海警备区或上海市委有权决定的。 警备区反对合并最有利的依据,是6月24日至7月16日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会议提出武装部要做好民兵工作。这实际体现军委的态度:由武装部负责管理民兵。
即使作为试点的杨浦区、卢湾区和上海县,也遭到这些地方武装部人员的抵制。1975年10月13日,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和市民兵指挥部负责人施尙英,带着试点调查组,去杨浦和卢湾两个区办学习班,10月15日市民兵指挥部负责人钟定栋带人去上海县。但他们都遭到抵制。武装部的人员提出:武装部编制是中央军委定的,地方无权取消;这么大的事情,上级军事单位为什么不派人来?既然没有派人,那么有没有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文件? “二部合一”困难重重,许多矛盾无法解决,进行不下去。最后不了了之。

警备区与民兵指挥部的关系

从最初的市“文攻武卫”指挥部成立开始,南京军区与上海警备区就始终不赞成不支持。据钟定栋给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的一信中说:
对于这一新生事物,当时警备区的廖政国是不支持这支队伍的。
在“文攻武卫” 建立时,这支队伍很需要部队支持和帮助,市革会明确指出要警备区抓,但警备区态度暧昧,迟迟不抓。后来虽派了一些军队同志来,他们总是说:“我们是宣传队”,当当参谋,是来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因此,他们是不受市革会统一领导和安排的,说走就走,调动频繁。不管工作怎样紧张、重要,警备区一个命令,经常全部撤走回去学习一、二个星期,对工作影响很大。警备区有些同志对毛主席关于改造民兵这一指示,情绪很抵触。
警备区对参与“文攻武卫”的工作很冷淡,保持距离,显示了他们对这个机构的不认同和不赞成。
1967年9月,还是在市“文攻武卫”指挥部筹备成立阶段,市革会便要求市区基层工厂的武装部停止民兵工作,取消了657个工厂武装部,涉及822名专职武装干部。 这些基层的武装干部,虽然人事编制都在工厂,但业务工作都是由警备区领导的,而且工资也是国防经费开支由警备区支付的。为了稳定这些原武装干部的思想,警备区为他们办学习班;而且到1969年2月,还在向现役军人的区县武装干部发放《毛主席语录》、毛主席像章的同时,也仍然向他们发放,连没有被“三结合”进基层厂革委会的原武装干部也照样发放,但是不发放给“文攻武卫”指挥部的人。这实际是继续承认原有的民兵体系,不承认市革会关于停止上海民兵活动的决定。这让市“文攻武卫”指挥部的人很恼火。
警备区不止在干部的安排上制约民兵指挥部,而且对民兵指挥部的存在始终不赞成。张春桥要求对郊区民兵体制在一个公社作试点,当时的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拖着不办,没有下文,王洪文对此很不满。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组织人向警备区和南京军区送大字报,其中由市、区两级民兵指挥部写的大字报,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关于民兵问题,指责上海警备区和南京军区对民兵工作不支持。
而几乎在给警备区送大字报的同时,上海市委还针对上海警备区,布置市民兵指挥部进行了一次秘密备战。那是在1974年3月,王秀珍秘密去北京,
王、张、姚、接见我时,张春桥说:你们要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注意阶级斗争动向,王少庸与许(指许世友)的关系很深,王会给许通情况的,你们要注意,不要被人家把你们抓起来,要加强保卫工作。姚文元说:你们要注意阶级斗争动向,要加强要害部门的保卫,报社、电台、自来水、煤气、机场、大饭店等,林彪、王维国搞政变时,就抓这些要害部门。(二月份,王洪文打电话给我,他说:要在批林批孔中,民兵要加强对批林批孔运动的保卫,要加强战备等)
王秀珍回上海后,向市委常委和列席常委传达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的这些话,要民兵指挥部提高警惕,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保卫批林批孔运动。3月20日左右,市民兵指挥部负责人周宏宝向市委电话报告说,警备区最近有许多辆摩托车在淮海路、常熟路一带巡逻,是新动向,情况反常,从来没有过。马天水和王秀珍看到电话记录后,将周宏宝和民兵指挥部的另一个负责人钟定栋,叫去康办学习室。王秀珍在询问民兵指挥部值夜班情况后,要求:只是指挥部机关的工作人员值夜班不行,要有民兵值班,加强战备。民兵指挥部的另一个负责人钟定栋后来回忆,周宏宝回指挥部,即传达了王秀珍的指示。
要指挥部搞一个加强对康平路、机场、电台等重要目标的保卫方案,范围越小越好。当时,我也没有告诉作战组的同志。周要求选择一些在九、十两次路线斗争中有战斗力的单位。我是积极紧跟的,根据这些意图亲自做了方案,并布置了长宁、杨浦、徐汇、静安等区指挥部选择了十多个单位,但他们并不知道我们的意图。周宏宝和我还撇开了区,直接到了一些厂去检查,搞得非常神秘,非常紧张,有的厂结果子弹都放在弹夹里,区里对此也很有意见。我们对(警备区)胡副司令、夏副主任根本不信任,他们是领导成员,但这个方案根本没有送他们看,周就直接带到了市委。王秀珍在这个方案上还做了批示:“拟同意,要抓紧落实”。
王秀珍所批的方案,就是《关于加强战备的几点意见》。在这个方案中,市民兵指挥部组织了上面所提及的4个区指挥部下的民兵团、港务局和上钢三厂两个民兵直属师,共十多个单位一万民兵的战备队伍,配备四管机枪10挺,重机枪79挺,步枪、冲锋枪等六千余枝。还组织由120民兵、配备54辆摩托车的战备机动小分队,昼夜值班待命。为了“保护市委领导”,市指挥部还赶紧将正在野营拉练的约200名民兵调回市区,同时又抽调杨浦区4805厂的一个连约200名民兵,组成两支持枪荷弹的机动队伍,分别驻扎在外滩市革会办公大楼以及康平路办公大院附近,每夜在周边马路上巡逻。 这次战备持续3个多月。王秀珍和钟定栋后来都承认:“矛头对准警备区和南京军区”,“完全是提防警备区,把矛头指向了解放军”。
不过,警备区和南京军区虽然对另立民兵指挥系统不赞成,但对于上海的民兵训练还是指导与配合的。加上警备区具体负责民兵工作的是副政委李彬山,李彬山与上海市革会的关系一向比较密切,他与民兵指挥部的关系也就比较融洽。市民兵指挥部曾经组织过几次大的军事实战训练或演习,都是和军队一起举行的。这些军事演习有:1974年的抗登陆演习,以苏联为假想敌。在南汇县海岸,选择了一处当年日本侵略者的登陆地点,以一个民兵营,一个警备区的连队组织演习。1975年秋,以部队为主,南京军区出动了装甲兵的轻型坦克和空军的轰炸机,民兵出动了上海港务局的一个连;上面飞机扔炸弹,下面坦克过江,民兵架桥和高炮掩护。这样的部队与民兵合作的军事演习,可能是1949年以来的第一次。还有每年都组织的高炮实弹射击,也都是在南京军区的批准下进行的。上海所有的民兵高炮共一千多门,全部拉去训练场地,经过打浦桥隧道时,道路全部封锁。以至上海一些老百姓传说要打仗了。
上海民兵的军事训练,所有武器弹药,都是部队提供下发的。每年训练,都是由中央军委总参,制定全国民兵训练计划,下达到各大军区,再由各大军区下达省军区,上海是下达到警备区,由警备区布置给民兵指挥部。
但是,民兵的参加“社会阶级斗争”,则不由警备区制定。只报送市革会批,不必报警备区。
到1976年,上海市民兵指挥部共辖有9个师,602个团,1287个营,1.87万个连,约300万人。不仅有步兵,而且还有摩托、高炮、水上及防化、通讯、工程等专业兵种;拥有各种枪械20.6万件,火炮1900余门,火箭筒2600枚,各种车辆500余辆,以及耗资100多万元建造起来的“上海民兵101舰”。 形成一支举足轻重的地方武装力量。

王洪文的民兵思想

文革前,当王洪文还是国棉17厂的保卫科干事时,就曾经是厂民兵连的连长。所以可以说,王洪文对文革前的民兵工作是比较熟悉的。纵观王洪文的“改造民兵”思想,核心就是尽量减少军队对民兵的控制权,把民兵改造成工人的武装队伍、地方的武装力量。这样的“改造”,自然遭到军队方面的抵制。
王洪文将民兵看作自己工作的最大成果。1975年9月18日上海民兵工作座谈会上,王洪文说:“现在军委要把民兵至于武装部管理之下,我是不同意的”,“谁要一个巴掌把民兵打下去,只要我不死,二十年后我还要把这个队伍拉出来!” 9月18日,王洪文在锦江小礼堂接见市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全体成员。王洪文在听取汇报后说:
有一点同志们要清楚,关于上海民兵是经过斗争的,今后还是有斗争的。我们要谦虚谨慎,不要翘尾巴,特别是以后是不是站得住,同志们要注意,你们做点思想准备人家一巴掌打过来,看我们是否站得住。这就要看我们是否能做好工作,要创造些好的经验,从理论上、实践上都能站得住脚,将来就驳不倒。
王洪文显然认为自己是民兵工作的行家。从一开始成立“文攻武卫”,他就始终想在上海做出点成绩,作为自己的特长和特色。更重要的是,军队和干部阶层对文革的抵制,让他一直存在着危机感。所以他抓民兵,也是希望自己手里有能够抗衡军队的武装力量。他一再强调,上海民兵对外要反对侵略,对内要反复辟。他还说:要抓好民兵两条路线斗争,还要对民兵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民兵要与修正主义对着干。 这是王洪文的“实践上能站得住脚”。
王洪文的“理论上站得住脚”,应该来自马列著作。1970年的庐山会议后,毛泽东提倡读马列的书,其中有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以及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前本书中,马克思将“废除常备军而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总结为巴黎公社的重要经验之一;后本书则专门论述革命不能只限于夺取政权,还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这两本书,在萧木等写作组成员的辅导下,王洪文都认真读过。王洪文还要萧木辅导,专门读了列宁的《军队和革命》, 这是篇专门论述军队与国家关系的文章。文中指出:“在各个地方以及一切国家里,常备军与其说是用来对付外部敌人,不如说是用来对付内部敌人的。常备军到处都成了反动势力的工具”。
王洪文认真学习这些文章,显然是希望在马克思和列宁那里,寻找他民兵思想的政策依据和理论资源。1975年10月13日,李彬山等传达王洪文关于“二部合一”指示时,也强调,这是王洪文考虑的方向性问题,“带有巴黎公社的意义”,前文已提及。巴黎公社的工人武装,显然是王洪文心底的情结。
王洪文对军队始终不放心。1975年9月18日,上海召开民兵工作座谈会,会散后,王洪文问马天水,仓库里还有多少武器没有下发?马天水回答了一个数字。王洪文又问,武器在哪个仓库放着?马天水说:在警备区仓库,王洪文说,不要放在军队仓库里,放在军队仓库里不放心,要下发到民兵手里,打起仗来民兵手里有武器。他多次对上海市革会的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交代,要尽快武装上海民兵,抓紧制造民兵武器,“自己武装自己”。于是,上海方面从1974年以后——
在国家拨给的民兵武装计划经费外,又私自动用大量地方经费造枪、买枪。据统计,1974年擅自增加了718万元;1975年又擅自增加了515万元;今年(1976年——笔者注)他们更是变本加厉,竟高达2050万元。
他们私设生产武器的工厂和车间。1974年前,王洪文等就在一个工厂搞了一个专门车间,试验生产半自动步枪。以后王洪文亲自窜到这个工厂视察,指使马天水等人决定正式投产,每年生产5000枝。1974年以来共生产了15000枝步枪。王洪文、马天水还瞒着中央有关部门,又私自安排另一个厂每年生产全自动步枪一万枝,1974年以来共私制了3万枝。
他们私购军事生产超产的枪支。1874年底有5个工厂超产了步枪1462枝,枪弹392万发。马天水等人不向军委有关部门报告,就从地方经费中拿出183万元,私自买了下来。
这样准备武器,显然是为了打仗。王洪文学着毛泽东的话说:要准备上山打游击。他也多次对市革会的马天水、王秀珍等以及民兵指挥部负责人,讲打巷战的问题。四届人大期间,王洪文把马天水和王秀珍、金祖敏等人专门叫去,特地要他们看一部关于打巷战的美国电影。王洪文对马天水他们说,给你们看看,今后上海如打仗,就这样打,上海楼房多,在里面都可以打。 打巷战,显然不是对付外敌。
王洪文的担忧,是文革派共同的担忧。1976年4月的天安门广场事件中,最乱的那一天,张春桥始终在人民大会堂里面往外看。事后他对萧木说,当时他想:“假如军队把枪口都调过来那怎么办?”
王洪文曾有成立全国民兵指挥部的打算,并打算自己担任总指挥。1973年8月下旬,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后,9月即对王秀珍说:“上海民兵这支队伍是有战斗力的,我是信得过的,光有下面指挥部不行,上面有人抓才行。我要建立全国民兵总指挥部,我任总指挥”。1974年5月底,王洪文又打电话给马天水说:“全国准备建立民兵总指挥部。如果这个组织正式成立,准备调周宏宝到全国民兵总指挥部工作,你们可做好思想准备”。 但是此事后来再不见下文。这应该是军队反对抵制的结果。

小 结

民兵,是上海文革与外地文革的又一显著差别。由于王洪文对上海民兵的掌控,这一这一差别更显得突出。
文革高举巴黎公社的大旗。巴黎公社是毛泽东的情结,他在文革中一再提到巴黎公社。巴黎公社的经验之一,就是砸碎国家机器,其中包括常备军,以民兵取代常备军。1971年3月18日的两报一刊社论《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强调:“巴黎公社废除了资产阶级反动政府的军队和警察,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它,把枪杆子掌握在工人阶级的手里”。王洪文要求民兵在理论和实践上都“站得住脚”。他的理论,显然就是来自马克思、列宁对巴黎公社的论述。这是他在上海扩张工人武装的合法依据。但是王洪文显然没有很好地考虑过,巴黎公社工人自卫武装,与中国民兵传统,到底是不是一回事。民兵在中国的文化和政治中,始终是军队的延伸和辅助,在政府的控制下,作为国家军队对外抵御侵略、对内镇压叛乱的补充和后备力量,是藏兵于民。离开了国家控制的民间武装,是土匪、谋反和叛乱。文革中全国民兵扩张的大背景,是毛泽东提出的“要准备打仗”,也即准备可能与苏联的战争。这个协助国家正规军的任务,是中国民兵的传统。
巴黎公社的工人武装“国民自卫队”,在理念上与中国民兵是国家军队的辅助和延伸传统完全不同。它从西方市民自治的政治和文化传统发展而来,本质上是与国家军队对立的。国民自卫队不仅是巴黎公社的产物,更是西方市民自治的政治文化产物,是西方古代城邦和公社的公民兵精神和公民兵制度的延续。西方民兵作为公民防止国家滥用权力和捍卫自治共同体的武装组织,本质上是与西方限制国家权力的理念相一致的。而在中国,国家从来是高于一切的,当别的领域和语境都是国家至上,民兵却要制约国家扩张权力,显得非常不协调,也根本不现实。加上中国民兵辅助国家的传统,上海民兵自然会被看作是有可能反叛国家的武装力量。而从王洪文一系列讲话来看,将民兵作为抵抗反文革势力的地方武装,也确实是他内心的真正想法。事实上,文革结束时,上海方面也确实有以民兵反抗中央政府的未遂行动。
即使王洪文大力发展上海民兵,他也无法对抗国家。所以他十分矛盾,既要利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政治资源,使他的这支武装名正言顺;但在实践中,他还是只能将民兵建设成政府的辅佐力量。他给民兵找各种任务,甚至从公安那里挖来一些日常工作。王洪文看到和平时期民兵组织的空洞化,这是由于民兵任务的空洞化所造成。因为没有战争,民兵最本质的军事行动便没有了用武之地。王洪文提倡民兵介入社会阶级斗争,他要让民兵有事可干,凸现民兵存在的必要性,让本来没事可做的民兵有存在的合法资源。
但是,合并后的民兵指挥部归谁领导始终是要害问题。全国各省市的民兵都归军队管,落实到地方,就是军队的派出机构区、县武装部管。唯独上海,区、县武装部管不了民兵;市一级又多出个市民兵指挥部,上海警备区对民兵的领导必须通过市民兵指挥部。虽然警备区也派军人参加市、区两级民兵指挥部,但那只是“参加”,而不是如文革前那样的单独指挥权。文革前的上海工厂民兵只是分散的存在,没有纵横向联系,联系各厂民兵的枢纽是区、县武装部。文革中市、区两级民兵指挥部的建立,使得全市各工厂的民兵,有了独立于军队之外的纵横指挥网络。虽然警备区平时都派人参与工作,而且民兵指挥部与参加工作的军人关系也很融洽;但民兵指挥部一旦举事,完全可以抛开军队的领导。这个随时可以脱离军队的独立指挥系统,是文革中的上海民兵不同于文革前民兵的最本质特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革中的上海民兵是一支“第二武装”。这样的军队无法完全掌控的地方武装,有悖于中国民兵是军队辅助力量的一贯传统,自然引起军队的警惕。上海民兵唯一受到制约的是武器的发放,始终掌握在军队手里,这是军队最后的防线。
民兵的社会治安功能,在文革中被特别强调,到达顶点,包括天安门事件。这也是因为警察的不发达。军队对外,警察对内。但当时中国的警察建制,始终只停留在维持交通秩序和一般社会治安的水平上。在应对突发性群体事变方面,由于没有武装警察,人手和装备远远不够。原来发生突发事件可以动用军队;1972年8月,中央决定撤销解放军支左,军队逐步撤出地方。地方于是没有了可以随机调动的治安队伍,所以客观上也需要一支机动队伍。民兵是较好的替代:业余行动,所需经费由出人的工厂承担;人数众多,一旦有情况可以及时拉出队伍。但是这样的做法,增加了企业的负担。而且,让那些没有经过严格训练的普通工人,承担常规的社会治安,必然会产生执法过度、暴力执法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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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记忆》第一O七期
帖子发表于 : 周日 2月 02, 2014 1:3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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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往】

怒 海 鸳 鸯
——海上纤夫的爱歌

黄东汉

月老——中国的丘比特,是掌管人间的爱情与婚姻的神仙。当月老在天庭上用一条“红线”,或者叫“赤绳”把一对男女连起来,那么人间所对应的一男一女,自然就会缘定三生,结为一对美满的夫妻。40年前的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在巨浪滔天的大鹏湾岸边,当26岁的阿陈把一端系着23岁的阿洁的麻绳往自己的身上一绑,那条连着两个年轻的身躯的麻绳,就是他俩的“红线”与“赤绳”,不知是否有来世,但今生月老是把他们捆在一起,永不分离了。
起锚与偷渡,督卒等,尽管叫法不同,其实都是一种以生命为赌注的投奔自由,每个逃亡者都必须具有无比的勇气。今天改革开放已三十多年了,往昔的起锚客今已垂垂老矣。今日把他们昔日的豪情胜慨写出来,对他们的英勇行为予以赞扬和歌颂,就是对往昔封建独裁进行无情的揭露与鞭挞。
大海的波涛究竟有多厉害,只有曾经在波浪中挣扎过,尤其是经历了多天的爬山涉水,拖着饥饿与疲乏的身躯下到水中,那才能真正感受到它的威力。白天表面看似平静的大海,黑夜下到水中,会感到无风也有三尺浪;稍有一点风,浪涛就不止三尺。在大海的风浪中,遇到几层楼高像小山似的巨浪是平常的事,这时即使是万吨巨轮也会作30度的摇晃。古往今来,喜怒无常的大海不知夺去了几多人命。在和大海风浪的搏斗中,人类往往是弱者。横亘在中港边界的大鹏湾与后海湾,尤其是大鹏湾,那里紧邻着太平洋,水更深流更急,风更高浪更大,并时有鲨鱼出没。在那疯狂的年代里,两个海湾的风浪,不知夺去几多逃亡者的性命。那时的逃亡者,由于没有天气资讯,经过多天的逃亡,只有幸运儿才能到达海边。逃亡者大多是内陆人,千辛万苦到了海边,遇上风暴,几曾见过如斯巨浪。面对如山的巨浪,一般人都不敢贸然下水,宁愿退回山上,等风暴过了再来。如若此时下水,实为九死一生。下水者必须有超强的决心和勇气,才能走入大海。然而在那疯狂的年代,敢冒生命危险战胜滔天巨浪,创造偷渡奇迹的也不乏其人。一对患难鸳鸯,在1973年7月,在9号风球高挂下,来到大鹏湾海边。在滔天巨浪前,他俩没有退缩,而是手牵手一齐勇敢地走向大海。他们视死如归,在海中互相帮助,在危难中生死相随,在怒涛中谱写出人间真爱的篇章,最后竟然一起创造奇迹,共登自由的彼岸。
今年8月18号,香港知青艺术团和广州一中同学会联合举办了一次游艇活动。当游艇停泊在浪笳湾的海面时,由于台风“尤特”刚过去一天,海面风力很大。“浪笳湾”得名叫“浪笳”,并非浪得虚名,游艇在波涛中不住摇摆,很多人都晕船了。然而这时却还有几个善于戏水的弄潮儿,敢于在船边跳下去,绕着游艇在大海中畅泳。其中一个头发花白,精神饱满,年约60余岁的“浪里白条”的泳姿特别引人注目。只见他时而像一只穿花蝴蝶在海面翻腾,时而又像大鹏展翅一样自由畅泳,偶然才展露他优美流畅的蛙式泳姿。这个在波浪中逐浪而戏的人,就是40年前,1973年7月,在台风袭港中,在黑暗及巨浪中用一条绳子把女朋友拖过了大鹏湾的阿陈。我那次活动有幸认识了阿陈及阿洁,因与他俩都是有差不多经历的“起锚”者,故一见如故,征得同意,将两人不寻常的经历记载下来。凭我个人对他们的欣赏,对两人的回忆描述稍作发挥,但整篇都是真实的记述。

阿陈1947年出生于广州一个殷实的家庭,有6兄姐弟,他排第5,上有2兄2姐,下有一弟。他爷爷原本是一名成功的商人,陈家也就居于广州的西关—广州有钱商人云集的地区。到了他父亲这一代,家道有点中落,不过仍不愁吃不愁穿。解放前几年,他父亲在一间饼干厂做“店员”。他的这个高级“店员”其实就等于今天的“推销员”,每天拿着雀笼在各大茶楼酒家里和客户谈生意,从中赚取佣金。1950年在新旧政权交替时,阿陈的父亲因患“肺痨”而英年早逝,只遗下了西关区一间屋和一个“店员”的身份给他们。这间西关大屋并不全属他们,他祖母临终时把屋契交给她最信任的媳妇,即他母亲保管。父亲走后未过三七,尸骨未寒,叔伯们就逼母亲交出屋契,卖屋后他们只分得应得的一份。阿陈的家庭成份,似乎可以定格在“店员”这个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略为偏好的位置上,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阿陈的一个哥哥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由部队转业,接收单位准备把他培养成为工会主席,对他那个已死十多年的“店员”父亲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在那大搞阶级斗争的年代里,工会主席这个位子一定要由根正苗红的人来担任。毛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把人分成了好几等,夺取政权后他的徒子徒孙执行起这一法宝时就更加严肃细致准确,时有发扬光大,同一个阶层他们都会再细分出几个等级来。工作人员查取了大量人证物证,都找不到他父亲解放前三年有剥削行为,几经推敲才把他的成份定为“城市贫民”。查共产党的字典,所谓“城市贫民”大多由流氓、地痞、二流子等组成,并非纯正红五类,他的哥哥自然也当不成工会主席。从此,他的家庭成份就成了“城市贫民”;而解放后不久,他们成了真正的“城市贫民”。
阿陈的母亲原是个泰国华侨,是个在旧中国接受过正规接生训练的医护人员,是正规的产科毕业生。不料这一资格解放后不被承认。由于丈夫过世,一家的生活重担落在肩上。为了养活儿女,这个曾经在是接生方面的医务工作者,在解放后的广州最后沦落到在饭店里做洗碗女工,每月工资只有34元。由于工资微薄,人口众多,入不敷出,卖屋后分得的钱不多,一家人只能改为租房住。辗转搬了几个地方,最后在广州河南宝岗区的一个木屋区定居了下来。第三世界大城市的木屋区,基本上就是贫民窟。自从住进了贫民窟,阿陈的一家就成了新中国的新一代“城市贫民”。住进了贫民窟之后,由于生活困难,升上了初中之后,阿陈申请生活困难助学金申请,一申请即批准,每月获得8元人民币的乙级助学金。同全世界的贫民窟一样,广州河南宝岗区的木屋区缺水少电,所幸那儿靠近珠江河。那时环境污染没有现今严重,河水还算清澈,小时候的阿陈便每天傍晚都到珠江里去洗澡,久而久之小小年纪的他便练成了一身好水性,横渡珠江对他来说小事一件。
1960年秋,阿陈进入了在河南宝岗区的广州第五中学。五中很大,各种体育设施齐全,还有一个足球场,是广州市著名的体育重点中学。阿陈一进入五中,立即显示了他体育方面的才华。他肌肉结实,动作灵巧,不久便被选进了学校的体操队,加以特训。他曾代表学校参加广州市的比赛,还获得了不错的名次。由于身体素质好,他还兼玩田径、足球与篮球。除体操外,其它项目他也都是好手。阿陈体育了得,学习成绩也很好,数理化尤甚。这样全面发展的学生,五中怎会轻易放过。1963年秋他初中毕业,很自然的就留校升读五中的高中。此时升读高中的他并不想做一名运动员,他只想进入大学,最后成为一名工程技术人员,有固定工作与工资,最好还有宿舍,令到一家人可脱离木屋区。高中的三年里,他锻炼认真,读书也认真,为的就是实现这一目标——脱贫。
1966年初夏,刚考完毕业考试,阿陈正准备和全国的高中毕业生一样,为实现自己的大学梦,准备全力以赴冲击高考这一关时,那令人诅咒,整整改变了一代人命运的运动的文革发生了,它粉碎了无数人的大学梦,自然也包括阿陈。
阿陈是个聪明、勇敢而又正直的人,在那场运动的急风骤雨之初,破四旧时,即使头脑冷静的他,在盲目的洪流中,追随大众也做了几件愚蠢的事。今天的他不无内疚地回忆说,当年他曾亲手砸碎了广州白鹅潭的标记“鹅潭酒坊顶”几只瓷器白天鹅。当一众同学合力要将黄花岗72烈士墓前的一个巨型石香炉从高台撬落地面,但又不够力度,他在旁观,最后不敌同学的一再催请,违心地跳上去帮了一把,结果香炉跌落地面撞出一团火。然而运动再向纵深发展,一件事情令到他幡然而悟,认识到这运动的荒唐与无聊,认识到人性的险恶,从而勇敢地站到运动的对立面,不怕被批斗,勇敢地说出了自己想说的话。
当运动发展到抄老师家,批斗老师,把老师关进牛棚的时候,同学之间传阅着一本从班主任家中搜出的笔记本。他打开班主任的笔记本一看,里面有写进档案的每个同学的评语的底稿。他看到关于自己的一段,班主任在档案里这样写他:“身体健康,理解力强,记忆力强,但思想觉悟一般,参加各顷政治运动表现一般。”读高中时,每当开会或政治运动时,不知是有点抗拒还是真的有点落后,阿陈一般很少发言,有时甚至从不发言,他看后觉得以这样一般的政审评语,如何过得了高考政审这一关。相反,他看到被班主任写评语写得很好的人大都是班团干部和积极分子,有些甚至写上如“适宜从事国防科技原子能的研究或适宜研究尖端科技”。他的班主任是教语文的,原子能是关系数理化的,那些人数理化成绩并不特佳,这样的评语肯定是从家庭成份出发的。当运动发展到组织同学对班主任进行批斗,要把他打成牛鬼蛇神时,正直、勇敢而平时开会少发言的阿陈,竟然够胆在这时站出来说班主任不是黑帮,为他辨护,并且为此还写了一张匿名大字报,力保班主任,这张匿名大字报竟然也获得不少同学签名支持。命运就是这样无情的为那班主任开了一个玩笑:那些被他一直悉心栽培的班团干部,这些人有些后来还成了校革委或专案组成员,但他们此时并没有站出来保护恩师;而那个他认为政治上的落后分子,却在那人鬼难分的时候敢于为他说话。
当那场运动发展到同学斗同学,即那些家庭出身好的“红五类”子弟批斗那些“黑七类”子弟时,阿陈看到了人性的险恶:好同学与好朋友可以一夜之间反目成仇,一些人为了不可告人的私心,竟可如此对待昔日的同窗好友。他感到血统论的荒唐,他不愿踩着别人的身躯往上爬,便毅然从那荒唐的文革洪流中抽身而出,当起了超级逍遥派。他的这个逍遥派真的十分逍遥,在后来红卫兵大串连—免费大旅游中,他亦仅仅到过广西梧州,看到到处一派乱七八糟,便即打道回府,不贪这唾手可得的便宜,继续做他的逍遥人去了。几十年后他告诉我,由于他文革前在政治上是落后的一族,加上好朋友、好同学基本上都是造反派,故他当时的思想感情是偏向造反派一方的。
在毕业分配前的两年多时间里,阿陈大部分时间躲在木屋区的家中,和其他很多的男逍遥派一样,在家中自学起木匠活来。不管外面两派如何厮杀,我自安居学鲁班。经过两年左右的摸索,竟成了一个手艺不错的木匠,在家中做了不少工艺精湛的家具。
1967、1968这两年的夏天,不知为何好像特别热。那时流经广州的珠江里,到处都充满了年轻人,人最多的一段是海珠桥到人民桥这一段,“工纠”驾着船四处去捞捕及驱赶都不起作用。这些到珠江里游泳的大部分都是逍遥派,他们美其名曰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到江河湖海去游泳,到大风大浪里去锻炼,其实目的不外是消暑及解闷。当时到河里游泳的逍遥派,大部分都还没有将来要去偷渡的想法。想不到经历了上山下乡之后,这些在河里游泳的逍遥派,会成了偷渡香港的主力大军,而流经广州的珠江竟成了他们的训练场,这两个夏季竟然为日后的逃港潮训练了大批“浪里白条”。阿陈家住在江边,自然更是躬逢其盛,竟日泡浸在江水里,直到天冷了还坚持游冬泳。几年下来,他的泳技更加精湛,体格更加强壮,这就为日后征服大鹏湾的巨浪准备了条件。
终于两派大规模的文斗与武斗终止了,1968年冬,所有的逍遥派和两派的积极分子一起,回校参加毕业分配。当年五中和全国所有中学一样,只有极少部分留城,绝大部分闹事的造反派和逍遥派都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当年的社会风气跟现在一样,都是要“拼爹”,特别在毕业就业分配上。现在是拼谁的爹官大与有钱,那时拼的是谁的爹是革干,谁的爹是响当当的“红五类”。广州五中邻近宝岗这个贫民窟,学生很多都来自这个木屋区,照道理五中学生家庭成份应该有很多“红五类”才是,但事实并非如此。阿陈回忆说,五中当时高中部6个班,家庭成份好的人数最多是他们这个班,最后因成份好而获得先当辅导员而后留城的仅有4人,已是全校最多。
阿陈的家庭成份半红不黑,在只有这么少留城名额的情况下,他只能选择到农村去,而不是去不去的问题。他知道如果选择抗拒下乡,那将会给已在城里工作的兄姐带来很大的政治压力。上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农民,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生活水准自然比“城市贫民”还要差,只比囚犯好一点。阿陈这个城市贫民已经过了不短的贫困生活,自然不想以后一辈子过更贫困的生活,因为那时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一辈子的事,而不是去个三五年就可回来。当知道自己一定要到农村去时,阿陈这个文革中的逍遥派,历年来的政治运动中的不怎么积极的人,就暗暗下定决心,不要一辈子耕田,他也要学那些勇敢的先驱逃亡者们,偷渡到香港去,为自己创造美好的明天。
当年的毕业分配,完全体现了毛的阶级斗争路线政策,在那迹近无政府状态下,一切只能以家庭成份作标准。但上山下乡却不计成份,很多红五类也不能幸免。五中学生如果任由学校分配,只有两个选择:去海南岛军垦农场当兵团战士或去博罗县插队当农民。为了能去好一点的地方,或者邻近港澳方便日后偷渡,他首先想到回自己的家乡南海县里水去。但一经交涉,家乡的干部以那里人多田少又没有名额为由,拒绝了阿陈回乡的申请。接着阿陈希望能以投亲靠友的方式,跟一个同班好友到顺德县杏坛去插队,但此路亦不通。他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另一死党老同学身上,那人是回自己的家乡番禺万顷沙。那地方除了生活水平较好之外,由于地处珠江口,历来是以乘坐一种窄长小艇偷渡香港的好地方。果然他的同学回了家乡一年多,于1970年就乘坐小艇成功抵港,比阿陈足足早了三年。阿陈托那人去问可否一齐去万顷沙插队,初时得到的答复是不可以,故此他只好选择服从学校分配,到博罗县的一条小村去插队。当他把户口迁移手续办妥,一切已成定局时,那同学又说万顷沙家乡同意接收他,惜为时已晚,无可奈何。
1968年11月15日,在一片震耳欲聋的锣鼓与口号声后,阿陈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别了家人与广州,到了博罗县铁场公社。博罗县全县大部分地方都是山区,但铁场公社位于博罗县西南,与东莞县及增城县交界,是个平原地区。境内有东江流过,人少田多,原来也是一个好地方,也是一个世外桃源,只是解放后不当的政策,令到当地农民每况愈下。那天,一批百多知青到达铁场石湾等候分配。阿陈是个不甘被命运作弄的人,当知道会被分配到远离铁路的偏远大队时,他这个高三老大哥,就与几个老高三一起带头闹事,不服从公社干部统一分配,要求把他们分到离铁路近一点的大队去。结果是当日同一批去的百多人都乖乖地服从分配走了,只有阿陈等十几个落后分子不服从分配,留在了石湾。这一微弱的抗争行动的另一个好处是,他迎来了日后属于他生命的另一半——阿洁。
当年,全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麻醉下,人人都失去了自我,在一片学雷锋、王杰气氛中,人们只能表现得坚决服从党的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锻炼自己。阿陈既然一开始就立志逃亡,当然不再任人摆布。他带头要为自己争取回一点东西,然而在那个时代,这样做需要极大的勇气。公社干部们平日见惯的都是驯服如羔羊的群众,这次面对着一群准备接受他们再教育的红卫兵闹事,一时也不知道如何处理,便只好让这十几人在石湾住下去,等第二批来了再一齐分配。阿陈与十几名敢于抗争的同学在石湾一住就住了半个月,天天四处游荡玩耍。石湾隔着东江对岸是石龙,那儿有很多廉价食店。为了吃饭便宜点,这十几人经常乘船过石龙。阿陈身上带的钱不多,为了省2分钱渡船费,每次都单手托起干净衣物游过东江。那时大家已不避忌偷渡议题,有人笑说:阿陈,如能到达海边,世界就是你的了。阿陈的确对自己的水性和体力很有信心。后来偷渡,他选择东线再往东南走,远离国防公路,可较安全地到达海边,但要向西南方游较远的海程才能抵达英界。半个月后,1968年11月28日,他们迎来了80多名同校的第二批报名而来的同学,就这样阿陈邂逅了年轻貌美加纯洁的小师妹阿洁。公社干部对他们说,你们必须要跟第二批来的一起走,否则当严重抗拒分配遣送回去。终于阿陈与8男3女分到了博罗县铁场公社黄西大队田头村,或者叫第八生产队。阿洁则与阿陈分到同一大队,她去了第七生产队,两个生产队距离很近,两条村中间隔了一间学校和一大片田。阿陈等十几人的抗争,终于以他们的胜利告终。他们是到了离铁路较近的大队,不过由他们所住的地方走到铁路边,也要走两个多小时。阿陈从第二批来的熟悉他家情况的同学口中得知,他母亲因为又一个儿子当农民,终日以泪洗面,因他的大哥早几年已下放到了农场。
当年的阿洁长得貌美如花,杏脸桃腮,皮肤白晢幼嫩,一双大眼睛神采奕奕。加上面上经常挂着灿烂的笑容,接近一米六的身高,身材饱满,骨肉停匀,年方17岁,正处含苞待放的年华。在五中读书时就是一朵小校花,可惜生不逢时,娇柔的小花也要到农村接受再教育。在同来的女生中,她的娇美显得格外突出,特别引人注目,自然也引起阿陈的关注。阿洁出生在一个工人阶级家庭,上有三兄一姐,她排第五,是家中最小的女儿。一个如花似玉的小妞,自然赢得了双亲及兄姐的无限关爱。阿洁在关爱中长大,性格如其名,纯洁且温柔。史无前例的文革来临时,她正在五中读初二。面对急风骤雨人斗人的场面,单纯幼稚的心灵不知如何是好,她不愿卷入违反人性的运动中,便像阿陈一样,早早就躲在家中做逍遥派。1968年秋复课闹革命后不久,毕业分配中班里只有几个留校升读高中的名额,这几个名额自然给了那几个革干子弟,她这个工人子弟只差一点没捞到一个。阿洁这个初二生,也就当作初中毕业被扫地出城,送到农村接受再教育去了。双亲及兄姐怎舍得把如花似玉的心肝宝贝送往农村,一家人曾经想抵抗不去,故阿洁没有参与第一批下乡。第一批同学走了之后,她终于抵受不住“军宣”“工宣”的压力,为了不给父母及兄姐带来麻烦,她千万个不情愿也要参与第二批下乡,在母、姐的哭声中上了火车,来到了铁场公社,不久她认识了阿陈。
阿陈是个正直、勇敢而又坚持原则,不怕开罪干部的人。他这个高三老大哥,在刚下放时很自然的就成了一众师弟妹的领袖。为了所属生产队知青的利益,敢于与干部据理力争,以致与某大队干部结怨,为日后遭打击报复埋下伏笔。当年每个知青下乡,国家补助230元,这笔钱到了黄西大队,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是阿陈领头要这笔钱该为知青买农具的买农具,修房子的修房子,添置生活必须品的尽量购买,尽心尽力为知青的事出头。有个村干部见到知青的泥屋有几块阻挡湿气的床板想取走,阿陈不顾初来步到,硬是据理力争,为了知青集体的利益把那村干部喝退。当地每年秋冬农闲时节都要大搞水利,这些都是苦差事,本地人都不愿去,这时每个生产队都派知青和那些地主子女去。有一次阿陈又被派去修水利,一行人到了工地已近傍晚,领队的大队干部为了邀功竟然要他们立即开工。阿陈一看连睡觉的窝棚、煮饭的炉灶都没搭好,同行的地主子女不敢吱声,又是阿陈领头反对立即开工,与那位已反感他的大队干部大吵了一场。
当地由于人少田多,生活水平比较好,对待知青的态度是要女不要男。当地人认为,男知青来了会落地生根,会分薄他们的收益,相比而言女的将来会嫁走,说不定还会嫁给当地人。但在工作中却又重男轻女,男人尽干些轻巧的技术活,如晒谷、驶牛犁田等,女人则干插秧、割禾等粗重累活;就连送公粮、运化肥等,男人大多骑单车运送,女人则只能肩挑走路。昔日中国农民是社会的最底层,而农村妇女更是底层的底层,而女知青比起那些自小生活在农村的妇女更加苦不堪言。阿洁这个水嫩嫩的美人儿,加入了农村妇女这个劳动大军,每天日出而作,日落未息;除了要过劳动关之外,还要过好生活关。多年后她回忆说,那时最怕七八这两个月,因这两个月在农村是“双抢”的农忙季节,割完禾又要插秧,从天未亮干到日落西山,真是累死人,现在想来都怕怕。
相比之下,阿陈劳动关比阿洁过得容易。他体格强健,身手敏捷,头脑灵活,加上他和大多数知青一样,刚来时劳动都比较热情,一般的农活一学就会;而且因为体力好,干得比那些熟手农民差不了多少。可初次评工分时,只给他评了小孩“放牛仔”级的工分。因为他是男的,而且不久学会了驶牛犁田,队里便分给他一条老牛,这时也把他的工分提高到妇女级。这条牛实在太老了,每天只能犁两个篮球场般大的地。那时,每当周围没有人时,阿陈便会哼起俄罗斯民歌“三套车”。那老牛听到那哀伤的曲调,可能感同身受,人牛同悲,以后只要他一唱起这曲调犁田,那老牛就特别合作。
阿陈刚接受再教育时,表现还是不错的,同队里社员的关系也不错。所属生产队要搞一个五金农具维修厂,他亲自跑回广州去帮他们采购设备,如鼓风机、铁锤、铁砧等。可到了选拔人员时,生产队领导却出现了排外,把他这个功臣一脚踢开,理由是他是知青不是本地人,迟早会离开。结果由于挑选出来的本地农民知识水平不够,那农具维修厂办不下去,所有设备报废。又不久大队要挑选拖拉机手,阿陈在一次送公粮时显露了一手,把他在学校“支工”时学会的驾驶汽车本领使出来,把一辆在粮站乱摆的解放牌泊好位。本来选人开拖拉机选个会开车的人会比较好,亦有农民提议选他,但大队干部还是以他不是本地人为由不选他,他亦无所谓。
阿陈的大哥这时在博罗县的杨川农场,与他下乡的地方在同一个县,距离不太远。他大哥的遭遇很坎坷,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就读于广州师范学校,在读期间成绩很好,不料一时鬼迷心窍犯了小过,到新华书店偷了书。本来正如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所说,“读书人窃书不算偷”,就算是贼也是个雅贼,这等事学校如果爱惜人才的话就应大事化小,进行思想教育就可以了。但偏偏学校当正阶级斗争来抓。大哥是以学生身份犯错,学校有责任保护学生,争取将犯事学生要回学校处理,而不应该将他推给社会,推给司法部门。有关部门的处罚准则又受到当时政治气候所影响,结果大哥受到了不合理的惩处,没有给予申诉的权利,被剥夺了广州的户籍,遣送到博罗县杨川农场某作业区当核算员;文革爆发再受冲击,被调放牛。后来娶了一个宝安县龙岗区贫农成份的女子为妻,也就是他嫂嫂的一家,后来对阿陈的起锚帮助极大。
杨川农场编制仿军队,阿陈插队后第一次去探访大哥,所属连队的连长通知大哥召阿陈到连部,查问阿陈的身份。那年代的政治气氛就是如此荒谬,很多私人的事都要被过问。为免大哥为难,阿陈带着不忿的情绪去拜会连长,心想我探大哥与你何干!那天阿陈穿一套挺合身的旧军装,军装是二哥当兵时的剩余物资。连长三十多岁,也披一件旧军衣,相形之下阿陈算得上相貌堂堂,已将连长的气焰压下三分。再凭着对当时政治理论的认识,搬出那些“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及“革命与反革命”等共产党八股烂调去应付,居然令连长放下官威,承认大哥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阿陈又引用毛泽东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屁话,婉转为大哥抱不平。大哥是正统的财政学校毕业生,后来再读师范,是数以万计的农场职工中极其缺乏的会计专业人才。文革开始,农场却撤销了他核算员的职位,安排他去放牛,其实损失的是农场。谈话由严肃开始,轻松结束,最后连长客客气气送阿陈出连部门口,还说欢迎日后多来探大哥。就这样,在以后的日子里阿陈经常到农场探访大哥,还可和农场的同道知青交流,不多久就跟大嫂及大嫂一家人混熟了,这就为以后的逃亡铺排好路线和方法。
时光很快进入了1970年,经过几年文革的洗礼及年多上山下乡的折腾后,很多广东各地的知青认识到再也不能这样被人愚弄下去了,他们必须要为自由,为个人的前途而赌一赌。广东因为邻近港澳,大家都知道那是个自由的好地方,因而一个以知青为主体的逃亡潮已经开始。阿陈一下乡就抱着随时会去偷渡的打算,他所认识的知青及同学与朋友已有不少人成功。阿陈本来也想出发,但此时他的境况发生了变化,以及不久他恋爱了,故此暂把“偷渡”的心压一压。1970年初,黄西大队抽调了4名知青到县里参加一个三个月期的师资培训班,阿陈和阿洁都有幸被抽中。那个主管知青的大队干部,同时主管大队的文教与卫生,因阿陈一来就不服从分配,加上以后经常与他顶嘴,故一直对阿陈看不顺眼,先前有几次调动的机会都不考虑阿陈。但这次他阻拦不了,因为阿陈在生产队里人缘好,更因为他是广州名校的老高三,学历在村里最高,不选他选谁?抽调了他去当老师,当时学校老师工资由大队负责,生产队送走一个知青,分红时可分少一份,何乐而不为!由于阿陈是由下面的贫下中农推荐上来的,故而那大队干部只能接受。至于阿洁,这个初二生为何会获得生产队推荐?本来大队还有几个高中生,学历比她高,原因就是她的家庭成份是“工人”,做老师教育贫下中农子弟,在那阶级斗争如此激烈的年代,此岗位一定要找个可靠的人,而唯一的而又简单的标准就是比家庭成份。在一众知青中,阿洁家庭成份最好:她大姐夫是老革命,大哥二哥是复员军人,平时她又常被派去公社开会再回生产队传达会议内容,而她又传达得很好,是生产队推荐她。其次由于阿洁长得美,在众多城里来的女知青中就数她长得最标致,平日她混在那些大妈、小媳妇中干活,在众人眼里她就像下凡的仙女一样。乡下人原来也会怜香惜玉,他们也知道如果长期让这朵鲜花干粗重的农活,她会很快凋谢,一有好机会便先让与她。反正她日后只是教导他们的孩子,又不是真的离去,乡下人日后早晚还可看得见她俏丽的身影。
就这样,阿陈与阿洁在训练班里邂逅了,受训完毕后一齐回到黄西大队小学做老师。由于大家来自同一城市,同一中学,一同受训,又一起工作,不久两个年轻的生命擦出了火花,他们相爱了。她爱他真诚,勇敢,聪敏及强壮,他爱她美丽,纯洁及温柔。
阿陈的母亲由于长期生活贫困,加上心里经常牵挂两个不在身边的儿子,心情长期忧郁寡欢,这时病倒了,医生诊断是妇女很少有的鼻咽癌。那个时期得了这种病无疑是绝症,从此阿陈便经常要广州博罗两边走。当初下放,母亲就鼓励儿子偷渡,后来知道儿子做了农村教师,又有了女朋友,她也知道偷渡是很凶险的事情。虽然知道儿子水性高强,但为了儿子的安全着想,她叫阿陈能在农村当个教师就算了,不要去偷渡。阿陈是个孝顺儿子,为了让母亲安心养病,此时唯有暂时打消偷渡的念头,直到母亲亡故后。
黄西大队小学附设有初中部,有初一初二两个年级。这所学校有十几个老师,大多数是像阿陈一样的由大队发工资的民办教师,只有少数几个是公办教师。在这群教师中,就数阿陈和两位同届知青学历最高,故而初中部的物理与化学由他来教。那时因为时在文革,学校的物理与化学都叫做“工农兵知识”,阿陈的“工农兵知识”基础甚佳,因此教起来对他一点难度都没有。此外,由于他来自五中这所体育尖子名校,各种运动都是个中好手,因而他还要兼教体育。至于阿洁,则教小学五年级的语文。凭着她的聪慧与勤奋,这工作她也胜任愉快。当了教师后,他们不用干粗重的农活,且三餐都在学校饭堂搭食,不再为吃饭伤脑筋。他俩把种菜的自留地退回生产队,生产队则多分给他们一些谷作补偿。
阿陈与阿洁初为人师,工作都很认真负责,他们备课充分,上课讲解透彻,批改作业一丝不苟,渐渐赢得了家长、同事与原老校长的认同与赞许。特别是阿陈,他为了搞好学校的“工农兵知识”实验室,趁回广州探母病的机会,为学校购置了大批物理及化学的仪器及用品,把学校的“工农兵知识”实验室搞得井井有条,令学生学到了很多日后非常有用的“工农兵知识”。除此之外,他在广州还通过熟人的关系,以一元一个的超低价帮学校买了十几个足球与篮球,并帮学校把球队建起来。他的强项是体操,自然少不了购置体操器材,并亲自动手把单杠、双杠等安装好,除了自己练习外,他还收了不少学生徒弟。阿陈的教学方式很生动灵活,别具一格,很受学生欢迎,他所教的两个年级成绩特别好。那时学校要军训,阿陈把在五中学到的标枪五步投掷法应用到手榴弹的训练中,结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他的一个学生后来在县里运动会手榴弹投掷比赛中拿到了冠军,后来还进了省运动队。阿陈由于工作积极,教学质量高,当时的老校长和公社都很看重他,曾经有意将他转为公办教师。阿陈说如果当年真的将他转为公办教师,每月工资有40多元,这个工资水平在当时的农村是相当高的,他将会与阿洁在当地成家,而不会冒死逃港。
但这样的好日子不会太长。1971年,就在他俩任教一年多的时候,原本的老校长调走了,新来的校长是个喜爱弄权的小人,对上巴结逢迎,对下专横跋扈,顺他者昌,逆他者亡,一上任便与大队掌管知青与文教卫生的那个干部串通一气。阿陈是个有点恃才自傲的人,他最看不起那些无才而又极左的人,因而与新校长关系不好。每当学校开那些无聊的政治学习会议时,他总是经常迟到早退,在开会时也像从前一样很少发言,阿陈同时还秉持着抵抗那些极左的、形式主义的东的勇气。新来的校长要学校的老师每天一早到所属的各村去领学生上学,要求老师带队,学生高举语录牌,高唱语录歌,一路操兵回校,要搞这样形式的三忠于及行动军事化。阿陈对这些充满个人崇拜及形式主义的东西心里一直不认同,故而坚拒,一直不参与。由于这些活动流于形式且劳民伤财,新校长勉强搞了一个多月就难以为继,最后无疾而终。但他又不甘心一上台就被落面子,于是下狠手立威,以莫须有的名堂清走了一位姓骆的,学校成立之初期就由外乡聘请的,已在黄西桃李满门的中年民办教师。真实原因是,骆老师和阿陈平时较多倾谈,有共同话题,而阿陈和另外几位老师统一阵线,对抗新政。那几位老师都是公办教师,一时无从下手,骆老师便无辜成了开刀目标。骆老师后来很惨,教了十多年书,身体瘦弱,再回到生产队以劳力挣工分,无疑把他赶入绝路,新校长以卑鄙手段,想起杀一儆百之效。新校长与阿陈的关系就更差了,他的民办转公办的希望自然就十分渺茫了。
其时阿陈与阿洁正在热恋之中,一对金童玉女经常在花前月下,融融细语,卿卿我我,向乡下人展现了一幅城市青年自由恋爱的图画。他俩相恋的事,受到许多同事和高年级同学的赞许和祝福,有几位老师还在旁扇拨得很起劲。无奈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农村,在婚姻问题上还相当封建落后。当地人结婚基本上要靠媒人婆,甚少自由恋爱。那些媒人婆替男女双方讲好条件,一件迹近一买一卖的婚姻就算完成。对于阿陈与阿洁的自由恋爱,在很多人的心目中,算是移风易俗。但新校长及主管知青及文教的那位大队干部,却别有用心地将健康的恋情批评为不够马列主义,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东西。稍为有些马列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封建制度消灭了奴隶社会,而资本主义又是封建制度的死对头。而那校长利用当时封闭而又封建的农村现状,却用落后的观念去打击进步的观念,胡说他俩自由恋爱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表现,开始对他俩进行打击。
做了一年多的教师后,学校为4位新来的民办老师评级。那时民办老师领取大队干部最低一级的工资,分三个级别,每个级别只差2元,而最低一级有三十二元。阿洁虽然学历低年资短,但人长得美,加上又是学校领导小组成员,自然给评了个中级。她自己也没有异议,毕竟三十多元在农村是个不小的数目,比起那些同来的知青,他们既辛苦还要超支,就感到心满意足了。至于阿陈,由于教学质量好,加上学历最高,教师大多数认为他应值最高级。可到了那位与他有过节的大队干部手里,竟然被打回头。那干部以他年资浅只能评最低级,而学校老师大多数认为他值最高级,几经反复争议,那大队干部才勉强同意评他为中级,与阿洁同级。阿陈本来对一二元钱之差并不在意,他只是为那些人无中生有地搞“针对”,处心积虑搞报复而气愤难平。
时间到了1972年初,他俩的恋爱越来越热烈。新校长搞的“三忠于”及行动军事化等表面极左的一套得不到阿陈的支持,两人关系越来越差,于是便串通那大队干部,要将阿陈这眼中钉除去。由于阿陈是老高三,学历高,加上教学质量最好,一时找不到开除他的理由,便先从打击他的自尊开始,希望他自动离开。新校长这时突然宣布不要阿陈教初中的工农兵知识,下调到与阿洁一起教小学五年级,而且还要做其中纪律最差的那个班的班主任。阿陈知道有人有意“针对”他,但人到无求品自高,他处之泰然,毫不退缩,反正有气有力,大不了回生产队耕田,并不留恋教席。但为了令重病中的母亲安心,更为了能与阿洁在一起,他忍住了。这样对他也有好处,当了两年的老师,他积累了不少的教学经验,以他的资历教小学更加轻松自如,很多时候连备课都不用。
这样又过了几个月,那些人见阿陈没有自动请辞的迹象,便对他展开第二波打击。大队专案组的人员对阿陈展开查账,要调查他帮学校建立“工农兵实验室”及帮学校购买体育器材中有没有贪污。一旦发现数目不清,不但可将他开除,还要将他法办。幸亏阿陈是个公私分明及办事小心的人,一张张单据清清楚楚地摆在查账人面前,任凭专案组人员如何反复认真核算,都是分毫不差,直令到那些“有心人”无可奈何。
为了打击及逼走阿陈,他们最后用上了卑鄙的一招:釜底抽薪,转向阿洁动手。他们藉口学校要精简人手,而阿洁只是个初二生,故而先将她调回生产队参加劳动。说阿洁学历低理由不充分,同校的民办教师中就有几个都是初二生。阿洁是省城名校初二生,水平无论如何都比农村的初二生高。如若真按教学水平来算,被调回者怎样也轮不到阿洁。但权力在他们手里,调回阿洁的目的其实主要是对付阿陈,双方都心知肚明。阿洁当了两年的小学老师,如今要重新回到生产队去干粗重的农活,一来体力不适应,二来心里难过,所以回到生产队过了一段短时间后,就告别了乡亲和阿陈,重回广州父母的怀抱,长期做起无户口无工作的倒流回城知青。而自阿洁别去后,阿陈顿觉形单影只,了无乐趣,心中经常思念阿洁,对于教学再也没有当初的激情。两人分别后只能靠书信联系,两地相思更难捱。孤单的日子过了一个学期,1972年底阿陈的母亲已逝,他更了无牵挂,终于他抵受不住两地相思的痛苦,作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爱情与面包,他选择了爱情,他把自己开除出教师队伍,如了某些人所愿。他递了辞职信,返回广州追寻自己的爱情去。就这样,一朵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自由恋爱的花蕾,在黄西大队的土壤上不能开花结果,却在不久之后在一个不太远的自由的地方盛开。阿陈辞职表面是如了他们的愿,其实是乱了他们的阵脚。出乎意料,那大队干部竟出面挽留,说会安排阿陈去大队林场,继续享受大队干部亦即民办教师的待遇,不要一下子回生产队,叫他再三考虑。由于阿洁已经离去,心上人不在身边,阿陈的心亦早已跟随阿洁飞回了广州,这时说什么也留不住他了。阿陈去意已决,交代了班主任的事务后,随即将教师宿舍内的私人物品全部搬回生产队。至于学校那场争斗,阿陈与阿洁没有战败。那所学校短期内有三位有为的教师以不同的方式被清走,阿陈的辞职加上同期另一知青教师以私人理由请辞,他们一时难以向上交代,又难于找人替补空缺,学校运作大受影响,校长和那大队干部都受到各方的指斥,事后日子并不好过。
阿陈与阿洁在广州重逢之后,两人都成了广州城的黑人黑户。幸亏两人教书期间已储足偷渡资金,生活上不用家庭其他成员负担。黄西大队成了他俩不想回的地方,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竟然没有容身之地。好在他俩是广东知青,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一条路可走,就是“起锚”到香港去。自1968年11月初上山下乡开始后,一场以广东知青为主体的偷渡潮就已经掀起;到了1972—1973年,这股偷渡潮进入了高峰。他俩的同学、朋友及黄西大队的知青,很多人都成功了,阿陈与阿洁如今也要考虑走这条路了。阿陈是个大孝子,母亲在的时候,他忍辱负重,千方百计也要保住教鞭,不谈偷渡;虽然早已有心,为的就是让重病中的母亲安心。如今母已离世,他已没了顾忌及牵挂。为了自由,为了前途,更为了爱情,他要和阿洁一起,开始为“起锚”作准备了。
说起母子情深,母在不忍分离,不去偷渡,像阿陈这样的例子在当时也不少。其中一个携母渡海的故事,我想在这里说一下,看到这个故事的人或许会唏嘘叹息一番。故事的主人翁叫李×忠,广州11中老三届同学。李同学自幼丧父,没有兄弟姐妹,与母相依为命。他母亲只有他一个亲人,自然把一切希望寄托在他身上。自小时起,他母亲就把好吃的留给他吃,好穿的留给他穿,母子十多年从未分开过,这样的结果必然是母慈子孝。上山下乡运动一来,李同学也要走了,母子俩相拥大哭了一场,难分难舍。分手后不久,母亲就病倒了,儿子马上从农村赶回来随侍在侧,长期在广州做黑人黑户。街道居委会见他回来是尽孝,也就没难为他。这时,很多同学与朋友相约他一齐“起锚”,他都以母病为由推拒了。母亲的病是绝症,李同学直到母亲病故了,料理完后事,才与朋友一起“起锚”。起初的几次,李同学都失败了,不是在山上被俘就是在海上被捞起,运气总差一点。最后的一次,也就是成功的一次,李同学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他把母亲的骨灰装在瓦罐里,用塑料布包好,背在背上出发,宁愿带少几斤干粮。几天后,千辛万苦到了海边。临下水前,他把装着母亲骨灰的瓦罐解下来,放在沙滩上祭拜。他对母亲说:等会儿孩儿就会带你一起渡海,你要保佑孩儿。如若不成功沉到海底,孩儿也就永远和你不分开;如果成功了,我把你带到香港,我们也不分开。祭拜完后,李同学重新把母亲的骨灰包好背上,才走下大海。那晚风浪很大,原本背着的骨灰罐少说也有几斤重,在水中本应觉得很沉重才是。但李同学却感到浮力特别大,就好像有人在水中托着他,他知道那是他母亲在护佑他。结果天亮时李同学游过了大海,而他亦从此在香港与母亲永不分离了。
闲话休题,书归正传。阿陈与阿洁在广州重聚之后,他们都知道“起锚”这条路相当凶险不易走,没有超强的体力与泳技不行。阿陈这方面没问题,但阿洁不行。阿洁的体力与泳技比较差,在当时如果不加以特训,根本不可能成功。故那时阿陈天天对阿洁进行体力及泳术训练。那是1972年冬,好在南国的冬天不太冷,在天气较暖和的日子里,他俩先是在泳池里游,后来索性到珠江去实战。他俩天天都外出锻炼,一来可以提高技术与体力,二来还可避开街道居委会白天的劝归。转眼到了1973年初春暖花开时,经过几个月自觉刻苦的特训,阿洁的体力与水性提高了很多,在泳池里已可游几千米,风平浪静时也可跟着阿陈在珠江从广州游到石门去。阿洁的父母兄姐看到自己心爱的小妹天天跟男朋友去练水,也心知肚明是怎么一回事,他们都不加点破,大家都希望阿洁能亲口说出来。
转眼到了初夏,是快要出发的时候了,阿洁找个机会单独对母亲说:她将会与男朋友去偷渡。听到女儿亲口说出来,母亲心里既难过又担忧。这时能说什么呢?如果不准她去,只能长期留在广州做黑人黑户,准她去的话又怕危险。如果阿洁是男孩,做父母的担心可能少些,可她偏偏又是个如花似玉的美人儿。母亲沉默了良久,最后因怕反对会误了女儿的前途与姻缘,勉强点了点头,从此全家人都默默地为他俩准备上路需要的东西。那个时期,广州下层家里凡有知青的都有一种说法,那就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偷渡,全家光荣;一人成功,全家脱贫。这句话的意思是,谁家有一个孩子“起锚”成功了,那全家人的日子都会好过了,所有亲朋好友都会向这家人道贺。一个知青逃脱了,全家人的负担马上减轻,今后还会有源源不绝的南风吹拂。当时阿洁家里并不富裕,无权无势无后门可走把女儿调回来。把女儿留在家里一天天耗着也不是办法,说不定让她出去闯一闯,会为她自己闯出一条生路来。还有,女儿有一个人品好且体格强健水性好的男友领着上路,她父母这才默许她“起锚”。
1973年6月,他俩已作好准备,随时为了两人的自由、前途与爱情用年轻的生命来赌一赌。因为要带着女朋友上路,为了安全及增加成功率,阿陈单枪匹马先行去探一探路。阿陈的大哥的大舅这时已在惠州城安了家,他便先写信与大哥联系好,然后从广州空身乘车先到惠州城大哥的大舅家。在大舅家中,阿陈见到了他大哥的小舅子,那人原来是宝安县龙岗区的高中学生。宝安县龙岗离大鹏湾已很近了,朝里有人好办事,阿陈由一位熟悉当地情况的人士带领,两人先乘车后骑自行车。沿途那人不断的向他讲解,路要怎么走,哪儿会有岗哨,哪儿又会有什么危险,阿陈把这些都默默记于心中。他大哥的小舅子很轻易的就把他带到离海边很近的一个小山,并对他说:翻过这个山就是海,海那边就是香港。普通人不容易来到这里,你如果现在要走会很容易。阿陈这时也知道,如果他现时一个人走,的确很容易。马上上山躲起来,天一黑就下水,凭他的水性,明天早上就可在香港喝早茶了。但他此时想到,广州有个阿洁在等着他回来带路。如果他现在一走了之,胆小美丽而又单纯的阿洁肯定不会跟别的男人上路“起锚”,那么即使他成功了,两人将会长期分隔,说不定这段姻缘会因这一念之差而失去。他深爱着阿洁,他也尝过与阿洁分隔两地相思的苦涩。他不愿失去阿洁,因而拒绝了这天大的诱惑,选择了重回广州与阿洁一起走艰苦的旅程。
1973年6月中,探完路回来的阿陈与阿洁,另外还有一位朋友,出发了,开始了他们人生中第一次反抗封建极权,争取自由的抗争。三个人分两批走,阿陈与阿洁不带任何行李,先乘车到惠州大哥的大舅家,在大舅处住一晚,第二天才用大哥帮他俩搞到的证明乘车到宝安县的龙岗。至于另外一人,则第二天才出发直接到龙岗,大家约定时间在龙岗车站会合。大哥的大舅帮阿陈搞到的证明是真的,不过名字不是他俩。幸亏那时不像现今人人有个身份证,冒名顶替容易得很。另一人的证明当然是假的,不过能买到直到龙岗的车票,仿真度非常高。那时真真假假证明满天飞,每人都在赌自己的运气罢了。中午时分他俩先到龙岗,大哥的丈人前来接他们,接到后正领着他们往一个熟人做场长的林场走去,准备拿取为他们预备的包裹并就此送他们上山。正在路上走的时候,忽然迎面走过来一队红小兵,那些小家伙警惕性非常高,一见到陌生人即大叫“偷渡客”!声音惊动了附近的民兵,把他们押到民兵队部去。幸亏他俩有张“真证明”,又能准确说出来探访的人的名字,加上有当地人担保,才放了他们。获释后他们立即赶到车站会合另一人,一行人赶到林场拿到预先准备好的包裹后,阿陈与阿洁考虑到他俩已经曝光,如果继续起程,万一被抓将会牵连很多人。为了大家安全,决定放弃这次行动,打道回府。至于另外一人,则因已经到了龙岗这么近边境的地方,不愿放弃。阿陈把他俩的干粮都给了他朋友,其余的物资则交回大哥的丈人,留待下回再用。阿陈的朋友单独上路后,果然不成功,几天后在边境被捕,被押回广州。他俩则第二天坐车回到广州。此行虽然出师不利,尚幸能平安而退。
返回广州后,他俩没有气馁,而是及时总结经验,调整出行的策略,并为此作更周密的准备。他俩听说带上晒干的老虎粪便,其气味可吓退狼狗,其实这说法没有科学根据,只是以讹传讹。试想想,其时老虎在南中国已绝迹多时,那些军警所训练的狼狗根本不知老虎是什么东西。一天,他俩相约一起到动物园游玩,伺机偷取老虎屎。不料到了老虎笼前一看,大失所望,只见老虎笼里清洁得干干净净,一点粪便都没有。可能动物园方面的负责人也听到这个传言,为了不给逃亡者有可乘之机,故要求有关工作人员一定要把老虎笼清理得干干净净。老虎屎没偷着,无可奈何俩人手牵手辗转来到孔雀围栏边观赏孔雀。突然,一只愤怒的公孔雀走到美丽的阿洁面前,张开它美丽的尾羽,要与阿洁争艳一番。看到这难得一见的孔雀开屏,两人心中有点暗喜,难道这预兆着他俩将会行好运?
第一次失败回来后,他俩休养生息了大约一个月,1973年7月10号,他们又出发了。这次他们调整了出行的方法,不再乘车,而是共乘一辆用很低廉价格买来的自行车。这种价格低廉的车肯定是贼赃。当时为了偷渡,广州的偷窃自行车之风比今日的农民工偷自行车之风还盛。阿陈出发的时候,把家中唯一比较值钱的闹钟带上了,其目的是把每一段路程所需的时间记录下来,为后来者准备一些有用的资料。果然,他们成功后,一年后阿陈的弟弟根据他所提供的资料也成功逃抵香港。
阿陈骑着那辆低价买来的自行车,车尾架搭载着阿洁,刚刚出了广州的沙河区,正顺着广汕公路向东踏去,突然遇到一个令他俩毕生难忘的行刑队。老实说,如果没有遇到这个行刑队,在海边面对滔天巨浪,可能会没有勇气下水。两辆解放牌军车满载武警,几个衣衫褴褛的年轻人被五花大绑,背后插着一块写着字的木牌,每人都被几个武警按着游街。那两辆军车驶得很慢,车后还跟着两列长长的骑着自行车的武装民兵,那些民兵一边前进一边高呼口号。阿陈一时好奇,骑着自行车跟随着。那行刑队出了广汕公路不久,就在公路边的一片小树林里执行死刑。几下枪声过后,几个年轻人倒在血泊中。他俩挤上前去,看到尸体上的木牌写着的是“偷渡集团主脑”。想不到偷渡的刑罚最高竟然是死刑!想到自己现时就进行偷渡,回想到在动物园看到孔雀开屏,如果那次是吉祥预兆,莫非这是凶兆?心都凉了半截。他俩想不到这次出门,竟然先要为几位勇敢而又不幸的大哥送行,有不祥之感。但开弓没有回头箭,唯有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继续上路,并在心中默祷祝几位大哥一路走好。
那次行刑,各位如若不信,可以到广州公安局翻阅档案记录,看看1973年7月初是否枪毙了一批偷渡犯。不知现在的当政者,会不会把他们的前辈那不光彩的记录销毁掉。何谓偷渡集团?那时三人以上就叫集团。所以那时偷渡大多为单枪匹马,最多“二人转”。如果三人以上出发,被捕时最好不要一齐被捕;如若一齐被捕,最好大家假装互不认识。如果不这样做,那么在拘留所里公安和管教一定会对被捕者进行逼供信,务求揪出首脑加以严惩。
看过行刑,送别了几位为争取自由而遭难的同道中人,他俩默默无言。阿陈搭载着阿洁奋力继续向前,于傍晚时候到达了博罗县长宁这个小镇。在这个小镇的一家小旅馆里,阿陈找到了他的一个老朋友。那人原也是知青,不久前抽调到镇上旅馆当服务员。他交游广阔,早知道阿陈会偷渡,找了一张某地质学院的教学地图给老友。地图清楚标示出深圳的地形地貌,让阿陈拟定走东线,再向西南游上曲岛的路线。后来才知道,地图上的曲岛即香港的吉澳岛。老友知道他俩此行是去偷渡,什么证明都没有,但还是尽力帮助他们,没有证明也给他们开了一个房间,让他们安度一宿,还备了一顿丰富的晚餐为他俩饯行,第二天一早再送他们上路。第二天晚上,阿陈搭载着阿洁向前。由于他俩没有行李,又曾是附近一带的知青,加上惠州比较偏北,离香港较远,盘查较松,所以一路上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平安抵达大哥的大舅家中,当晚就住宿于大哥的大舅家。
第三天由于路线改为向南,沿途要经过新墟一个叫佛指坳的检查站。那个检查站盘查很严,每天都有很多人在那里落网,是个令偷渡客胆寒的地方。第三天一早,阿陈改为搭载他大嫂,他大哥则搭载阿洁,两部自行车徐徐的向检查站骑去。到了检查站,由于他们没有行李,只有一个闹钟,加上有当地人带着,而他大哥大嫂又有当地的证明,故很容易就过了此关。他们过关时,看到有不少人落网。过关后,他们看到大哥的丈人及丈母娘在一旁等候,相方也不搭话,只是互使了一个眼色,便各自骑车飞奔而去。直到离开了检查站很远,大家才停下来,休息了一会。他大哥把他俩交给自己的丈人后,便载着老婆先行回去。阿陈这时重新搭载着阿洁,和大哥的丈人丈母娘一起向着龙岗飞骑而去。
由于已进入边防区,故两部自行车不敢靠得太近。阿陈年轻力壮,故而搭载着阿洁先行,两位老人家则随后。他们不走大路走小路,骑了很久,到了龙岗,再按照两位老人预先给的指示,转向东偏南坪山方向小路骑车约40分钟。这是吸取上次的教训,尽量找一些人迹稀少的地方“埋堆”,宁愿海程远一点,但陆上安全一点;以阿陈的心理,海上把握比陆上大。这时两辆自行车拉开了很远的距离。为了等候两位老人家,他俩在路边一处草木茂盛的地方停下来,阿陈把单车推到小路的下方掩藏好,而两人则躲在小路上方的草丛中。等了大约十分钟,两位老人的自行车才到达,他们才从草丛中跳出来与之会合。会合之后,大哥的丈人及丈母娘迅速为他俩指明了方向及应注意事项,并把为他俩准备的包裹交给了阿陈。包裹里有两人几天的干粮,指南针,吹气救生圈及一条麻绳。这吹气救生圈和麻绳,是他俩预先准备好并托人预先带入龙岗的,两件物品都是在海上要用的。交代完毕后,两位老人一人骑一辆自行车先行离去,而阿陈及阿洁则继续躲在路边的草丛中,静待黑夜降临。天将近晚时,突然一队十多人的社员收工回家,就在他俩身边走过。这时如果有人要在路边小解,肯定会发现他俩,幸亏有惊无险。他俩躲在草丛中,直到天全黑了,四野无人,才爬出来并向最近的山上奔去。
阿陈与阿洁的逃亡得到许多人的帮助。尤其是大哥,几年后,他曾经帮助两个弟弟成功偷渡的事露出蛛丝马迹,被隔离审查,差点被拖累而身陷囹圄。帮助他们的人多少有点沾亲带故。其实,那时每一个逃亡者,或多或少都会受到亲友的支援。这不就是一场真正自发的人民战争吗!从当年逃港这么多人成功而又有那么多人失败来看,这场老百姓自发的人民战争与“毛的”人民战争的互相较量,很难说那一方大获全胜,只能说互有胜负,彼此彼此而已。
他俩由于没有步行逃亡的经验,尤其是夜间走山路。第一晚采取了错误的方法,就是根据日间指南针提供的方向,采取直线前进的方法。要直线前进,就要不断的上山下山。山上林木茂密,又没有路,加上黑暗看不清,经常被树木与岩石阻挡,有时真要披荆斩棘才能前进一步。这样直上直下的爬法一来很消耗体力,二来速度很慢,下了山再爬上山,折腾了整整一晚。第二天他们改变了策略,不再直上直下的走直线,而是顺着山势走。这样虽然迂回曲折,走远很多,但比较安全和省力。开始,白天他俩也像其他逃亡者一样,躲在草丛中。躲在草丛中时间长了,上晒下蒸加蚊叮虫咬,蚂蚁满身爬,滋味实在很难受。白天他俩躲得难受时,看到四野无人,便索性起来走一段。也算他俩人运气好,在往后的几天,在山上没有遇到任何人,或许是他们选对了人迹稀少的陆上路线。这样,他俩主要靠夜晚走,白天看到周围无人也乘机赶一段路,走走停停,跌跌撞撞,一路上互相扶持,互相鼓励,饿了吃一把干粮,渴了就喝田沟水。那时年轻力壮身体好,加上人在逃亡中处于高度紧张状态,身体可能会分泌一种不知名的荷尔蒙,令身体的抵抗力特别强,喝了脏水也不会染病。在山上遇到有番薯田,为了节约粮食,填饱肚子,他俩也像所有偷渡客一样,用手挖番薯来生吃,虽然这样挖到的番薯都很细小。今日成功的“起锚”者,应该要感谢当地的农民。那时,明知长出来的番薯大多数会落入逃亡者的腹中,他们还是照种不懈。这样子走了4个日夜,于第4个晚上,他们爬上最后一座山,看到了辽阔的大鹏湾。本来从地图上看,龙岗到海边只有20公里左右,但这段路他们走了4—5天,可见当时逃亡的艰难。
第4天的半夜,他们在山上看到的大鹏湾虽然辽阔,但星光灿烂,月明如画,很多渔船点起渔火,把海面照得很亮。清风除来,海面风平浪静,波涛不兴,两岸的灯火虽然稀疏,但很清晰。看到这美丽的夜景,他俩都充满信心,明晚一定能胜利游过大鹏湾。但他们却不知道,如此风平浪静的夜晚,竟是一个超级台风来临的前夜,那众多的渔船都是回港避风的。他俩此时绝没有想到,明晚他们下到海中,竟然要进行一场生与死的大博斗,大海竟然是验证他俩是否有真爱的严峻考场。他俩趁着如此良辰美景,赶了一会夜路下山,直到天快黎明时,才在半山腰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
第五天的白天,他俩躲在半山腰。他们清楚地记得,那是1973年7月16日。这时,他俩发觉天气突然变坏,山上的风越来越猛烈,天色越来越暗。白天不能下山,好不容易等到黄昏来临。阿陈临出发时,看到闹钟所指的时间是下午五点半。他俩不知,当他们赶到海边的时候,正是台风“黛蒂”正面登陆香港之时。他俩此时急匆匆的下山,无疑是去赶赴一个死亡的约会。
当他俩赶到海边的时候,已是晚上11时半,足足走了六个小时。当时他们觉得风越来越猛烈,强烈的阵风吹得人都站不稳,四周一片漆黑,狂风呼啸声慑人心魄。天空忽然一道闪电,令他俩看到海面翻起滔天巨浪。他俩都是内陆人,几曾见过如此大风?他们所游的珠江,那有如斯巨浪?他们这时看到的大海与前一个晚上所见到的温顺的大海,完全是两个模样。他们这时面对的是怒海,狂怒的大海!
此时下水无疑自寻死路,真乃九死一生。胆小的阿洁见到此情此景,在狂风中大声对阿陈说:不去了!不去了!但此时如若不去,留在海边同样危险:随时会被巨浪卷走;即使能捱到白天,也会被俘。如果退回山上,下来时要六小时,上山更艰辛。山上也没遮风挡雨的地方,处处泥石流,危机重重。更重要的是,他们此时已粮尽,偷挖的番薯也已吃光;这场风看来刚开始,倒退回去将要挨饿受冻。此时的他们进亦难,退亦难。这时一道闪电过后,响起了几下雷声,这阵响雷甚似他俩出发之初听到行刑的枪声。这时,他俩的脑海中突然涌现出几个年轻人倒卧于血泊中的血腥画面。阿陈这时感到,虽然被捕很少被处以极刑,但看到那几个年轻人屈辱地死于刽子手的枪下,自己不如为尊严、为自由而死于海中,说不定会大难不死,换来美好的明天。想到这里阿陈主意已定,便将进退的利弊向阿洁分析,并鼓励阿洁勇敢下水。他在海边对阿洁说:不要怕,我绝不会丢下你,你永不会孤单;即使到了那边,也有我伴着你!
这时阿陈在狂风中把救生圈吹涨,然后用带来的绳子一端捆好救生圈,绳子的另一端则打了一个圆圈,绕过脖子穿过腋下。阿陈把绳子绑扎好,并且打了个死结,以让阿洁知道他永不会离开她,就算死也要死在一起,这条绳子此时竟作了他俩的“红绳”。丢掉了多余的东西,在阿陈的鼓舞下,阿洁一手抱紧救生圈,一手紧紧握着阿陈的手,战战兢兢的向着死亡或自由走去。在大灾难面前,人们一秒钟的抉择往往会决定生死,是没有后悔可言的。他们第一次冲下海,就被巨浪打回岸边,然后几次冲击都被巨浪打得仰面跌在乱石堆上。他俩喘息了一下,再次勇敢地冲进大海!这时,一个如小山般超级巨浪把他们高高举起。当浪头落下来时,不是把他们推回岸边,而是把他们倒卷出去。就这样几个大浪之后,他俩已被冲离岸边很远了;这时就算他们后悔了,想往回游也不可能了。阿陈当晚用的是纤夫拉船的架式,把麻绳斜挂在肩膀上,拉着阿洁和救生圈。不过纤夫拉船是行走在崎岖的岸边,而他是在汹涌的波浪中拉游。这种捆绑牵拉方式,他俩曾在广州珠江河西村至石门的一段河道演练过;不过演练时风平浪静,而此时恶浪滔天。阿洁这时双手紧抱住救生圈,只用双脚来撑水,她不敢把头浸到水中,全靠阿陈来拉她。阿陈的双眼在苦涩的海水中浸了一会觉得很痛,四周一片漆黑,便索性闭起眼睛来游。阿洁趴在救生圈上给阿陈指示方向,阿陈则在波涛中埋头苦干,两人就这样在波涛汹涌的海上,演译了一幕海上纤夫的爱。阿陈竭尽全力把阿洁拖往灯火幽暗的远方,因为他知道灯火明亮处是近处,是大陆,是他们要逃避的不自由的地方;而灯火幽暗处是对岸,是远方,是一个他们赌命也想到的自由彼岸。一会儿他们就离岸很远了。这时,由于地形改变的关系,他俩觉得在海中间浪头没有在岸边那么高,不过仍然很大。巨浪一个接着一个。一个巨浪把他俩打沉,他们挣扎着浮起来;跟着又一个巨浪涌来,又把他们打沉,他俩不服输又浮起来。就这样,他俩整晚就是在巨浪中浮浮沉沉,在波峰间隙中艰难地一点一点地前进。
他们下海之后,除了风伯越来越肆虐,浪越来越大,雨师也赶来助兴。漆黑的天空下起倾盆大雨,豆大的冷雨时疏时密,打得水中的两人更加喘不过气来。天空时而电闪雷鸣,在闪电的一剎那,才能看到浪有多高,岸有多远。他俩在漆黑一片的海中与巨浪搏斗,几番浮沉,不知喝了几多苦涩的海水,很快就筋疲力尽。然而他们知道,必须继续拼下去,因为死神就在一旁窥伺。连系他俩的“红绳”不长,两人的距离三米左右。阿洁死死的抱着救生圈,她感到拖她的绳子时松时紧,然而在漆黑中知道他没有丢下她,因为在狂风巨浪中,两个年轻的身体经常会撞到一起。每当两人撞到一块时,阿陈无论多疲累,他都会对阿洁说:不要怕!不要怕!有我在你旁边!拼搏了几个小时后,风浪越来越大,而他俩更加筋疲力竭,死神似乎离他们越来越近。阿陈由于要拖着阿洁,体力消耗更大,这时出现了虚脱,甚至出现幻觉。但他意念仍清晰,自己父母已殁,已无挂虑,但阿洁父母此刻正为他们的小女儿牵肠挂肚。他觉得阿洁的生命比自己重要,她一定要活着!他默默的向雷电交加的上天发誓,绝不会一个人活着回去见她的双亲。极度虚脱的他依然记得,他拖着的是他深爱的阿洁。他记得,曾向她保证过,一定会把她拖过去的,他会和她生死一起的。他还记得,曾向她母亲保证过,一定会令她女儿幸福平安的。阿洁的存在,是支持阿陈继续拼搏下去的精神力量。他这时真怕阿洁抱不紧救生圈,更怕连着两人的绳子断了,阿洁被巨浪冲走。失去了阿洁,他也就失去继续拼搏的勇气,会一同去见死神了。就这样,在风雨巨浪中,演绎了一段生死不离的人间真爱,感动了上苍。
也是他俩命不该绝,那晚风是从香港往大陆吹,但海流却相反。天将黎明时,强大的海流在急风骤雨中,把他俩推到香港这边吉澳岛的附近,黑暗中两人还不知道。突然,又是一个超级巨浪把他俩高高举起,跌下后胸腹突然被软软的物体拖过,惊吓得神经突然绷紧:一下水就惊恐会遇到从南中国海回游避风的鲨鱼群,莫非真的遇上了?原先水平浮游的身体本能地即时放直踩水,意外地脚部碰到石头,原来那软软的一团是海床上的水草。两个人着陆了,虽然虚惊一场,心情仍然紧张。天仍未亮,隐约看到前面黑压压一座很陡的山,爬上山顶后见天空有些鱼肚白,眼前又是一个约200米宽的海湾,朦胧地见到对岸破旧的村屋。幸好山的另一面并不太陡,疲累的身躯不知何来一股劲,半滚半爬落山,死命的游过最后的200米,然后安安稳稳的走上吉澳岛的海滩。可能海龙王见一整晚的狂风巨浪都打不断连系着两个年轻人的“红绳”,故而卖个人情给月老,让他俩平安着陆吧。
当他俩脚踏实地时,虽然风雨还很大,觉得死神已远离他俩。当看到海滩上的垃圾时,确信已到了香港这边,不禁相拥,喜极而泣。阿洁掺扶着阿陈向岸上走去,两人一路上非常紧张,警觉地观察四周环境,恐防遇上左派渔民。路上遇到一个出来挑水的老婆婆。那老婆婆知道他俩昨晚从对面游过来,对他们说,台风黛蒂昨晚正面袭港,天文台昨晚11时45分挂起9号风球,这么大风浪你们还敢下水,不要命了。在老婆婆家中,阿陈看到时钟正指早上六时多。也就是说,昨晚他们在海里整整拼搏了六小时,而这段时间正是天文台悬挂9号风球时,难怪风浪这么大。
由于“黛蒂”是正面袭港,那场风真的非常厉害。他们上岸后三天,所有风球才除下,那位好心的老婆婆收留了他俩三天。第三天天气好转,一大早老妇小心翼翼带两人离开她的家,沿路彼此保持距离,扮作互不相识。先领两人进入吉澳有名的距离码头几十米的天后宫,内里没有人,安排两人在左边门后躲起来,老妇再到码头视察。确认有水警轮停泊,回来告知详情。水警轮已放下跳板连接码头,旁边停泊都是左派渔船,码头旁边疏疏落落的几个人都是左派渔民。那老妇催促两人跑去找水警轮,还再三叮嘱不要理睬任何人。两人紧张得来不及说多谢和再见,立即冲出天后宫向码头飞奔,终于踏上水警轮的跳板,跨上水警轮向警察自首。那老婆婆指示他俩如何避开左派渔民到小岛的码头去找水警,两人最后成功。全凭老婆婆冒着被起诉窝藏及教唆非法入境的危险,善心帮助,是他俩的大恩人。三年后,两人的大女儿一周岁,专程去吉澳探望和报答老婆婆一家。在水警轮上当警员听到他俩是“黛蒂”袭港,高悬9号风球时从对面游过来,都有点难以置信,不过人证物证俱在,不由他们不信。那水警轮接载了他俩,本来打算到香港这边的各个小岛去搜寻。那时还未有返解令,每天水警都要到边界各小岛去搜救前一夜成功泅水而来的偷渡客。这次由于台风刚过,海面风浪还很大,水警轮被抛上抛下,左摇右摆,恐有翻船危险而放弃继续巡逻,便载着他俩返回大埔水警基地,再转元朗警署,拘留审查了一天。在差馆里,他们虽是被拘禁的非法入境者,但相当自由,早餐是鲜奶加面包,午餐是餐肉蛋面或意大利粉,吃不饱还可以再加。这样的生活水平,他们觉得比大陆的干部还要好。
从差馆里一放出来,他俩就立即写信回家报平安,并且要家人代向亲友派糖,宣布他俩旅行结婚去了。一领到身份证,他俩立即注册结婚。当年逃港者男多女少,靓女更少,阿洁一来与阿陈感情深厚,二来她知道阿陈就是她在大海中的救生圈,她必须紧紧的抓住他。她感谢上苍送给她一个在生死关头没有私自逃生,对自己一往情深,生死与共的好男人。就这样,一条麻绳把这一男一女捆在一起,一捆就是一生。
抵达自由世界后,他俩立即从土插队变成洋插队,立即先要解决生存的问题。当年的逃亡者大多数是单身人士,而他俩上岸后立即结婚。对阿陈来说,他已是有家室之人。两人从差馆里一出来,立即就要去找工作。好在那个年代香港工业刚刚起飞,找工作很容易。阿陈先到一间塑胶厂工作,而阿洁则到传统的女工多的制衣厂做车衣女工。他俩为了生活一直都非常勤劳,特别是阿陈,他知道自己已是拖家带眷的人,为了家庭经常加班加点,而且从不赌博。
一年后,阿陈在亲戚介绍下,进入了一间大型外资电梯公司做学徒。由于人聪明加勤奋,很快就升做师傅,并且不久后还升做工头,经常带领一组人外出安装或维修电梯。1986年,由于已在电梯行业工作了十多年,积累了很多工作经验及人脉关系,为了摆脱大公司的掣肘并求得更大的发展,阿陈辞去了高薪的工头一职,改为当起外判判头,也就是当起电梯行的外判工程商。这样做比较自由,除了接原公司的工程,还可以接外间的工程,这样一干就干了廿多年,一直到去年退休才止。至于阿洁,一来到就做车衣女工。1975年,来港一年多,他俩的第一个爱情结晶,他们的大女儿出世后,把女儿交给别人带,自己则继续工作。直到1979年二女儿出世后,那时阿陈已升做工头,经济上已可赡养全家,她才转做全职家庭主妇。到了90年代,三个孩子都大了,她又重新出来做社会工作,直到去年才与阿陈一齐退休。
70年代的香港,政治和经济都较现在公平,政府的政策并没有过分向大财团大地产商倾斜。当年两人的学历未被承认,加上居港7年的政策限制,都只能投入社会的最底层谋生。反正在大陆做知青也是身处社会底层,偷渡前已有从底做起的心理准备。香港公平之处在于,辛勤的付出会得到合理的回报。作为底层的新移民,温饱容易解决,想求一个安乐窝则难于登天。两人把握香港所谓”出咗半斤力,攞翻足8两”的公平制度,延续了投奔怒海的拼劲,艰难地逐步向置业目标靠拢。
刚来港时,两夫妻租住新界沙田红梅谷隔田村一间铁皮屋。那地方虽然租金便宜,但每天上下班路途遥远,且地处偏僻。一年后由沙田搬入市区,租住了深水涉钦州街一间织毛衣山寨工场内的板间房。房内只能摆放简单家具,吃饭也要坐在床上,大女儿就在那里出生,织机声和毛线灰尘伴着她健康长大。
大女儿两岁时,又搬到红磡崇志街一大厦的二楼。屋主原套间用作皮革工场,在平台上加建一套间自住,他们一家租住套间的一间房。最要命是,该套间贴近红磡闻名的鸡毛厂,鸡毛的臭味及微细的鸡毛,加上另一工场的皮革味和皮毛碎,前后夹击,一家三口居然仍能抵御。那时大女已睡不下细小的婴儿床,晚上在床边加一床板,变成6尺乘6尺的大床,一家人共睡一床,其乐也融融。
1979年,他们又搬了家,搬到土瓜湾区有名的13街,即是旧机场边,飞机航线下的13条私家街上13排战前旧楼地段。租住鹰扬街尾26—28号街闸入口天台的其中一间铁皮屋,顶层是8楼,天台即是9楼,无升降机。居所的特点是,一天到晚有飞机经屋顶升降,引擎声震耳欲聋。另一特点是被工厂包围,方圆二百米内的厌恶性工厂或场所就有煤气鼓、牛骨厂及屠房等,散发出难闻的有毒气味。还有,夏天铁皮屋内的气温会比屋外高出2—3度,暑气要到深夜才散去。外面刮风会令屋内外气压不平衡,铁皮会受到不同方向的压力而向内或向外伸展震荡,发出不规则的响声,晚间令人难以安睡,更令女儿受惊。遇上台风,屋顶的上下震幅会达二三寸,大人也吓怕,全家人要到下一层躲避。二女儿就在那时出世。但一家人安于那样的环境,直到1984年。其间阿洁带着两女,还向制衣厂接牛仔布料回家加工。大女已上小学,很懂事,常帮助母亲搬上搬落。阿陈已无后顾之忧,在外亡命工作,经常到工作的工地附近民居传来“欢乐今宵再会,各位观众晚安”的电视声浪,他才收拾工具收工。他曾经三次工伤,自恃身体好,每次都带伤工作,至今留下伤患。虽然挣钱艰难,但两人并没忘记接济大陆的亲人。
经过多年打拼,置业目标已慢慢达成。先由一家人同睡一床,到儿女分睡碌架床,再到三个儿女都有自己的房间,继而由环境恶劣的地区迁居到近海的红磡黄埔区。
当年的阿陈与阿洁只穿短球裤、泳衣上岸,一无所有,还欠下两位老人一笔人情债。最初十年的艰苦,犹甚于当年的知青生涯。但所得到的回报,享受到的社会公平与自由,知青却无法相比,两人无悔当年的偷渡行为。凭着当年海上纤夫的坚韧毅力,如今港粤都有自住和出租物业。阿陈为人低调,总觉得一点点薄产不值得炫耀,微不足道。值得炫耀、值得骄傲的,是他们那段珍贵的历史。
退休后的阿陈还像年少时一样,天天一早到居所附近的海边游泳,冬天也不间断,泳毕都会到酒楼饮早茶。两夫妇经常结伴去旅游,过起相当舒适写意的退休生活。经过多年的奋斗,他们已成为香港的中产阶层,早已脱贫。现时有些大陆人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是三十年河西,他们比香港好了。对于这说法,阿陈不以为然。他认为无论过去、现在及将来,香港都比内地自由得多。起码内地由于实施一孩政策,内地的同学、朋友都只有一个孩子,人丁单薄,而他有三个:二女一子,而且个个大学毕业,个个高薪厚职。的确,他现在人丁兴旺,儿孙满堂,个个孝顺,光这一点,大陆人就不能相比。
今日他家庭幸福,生活写意,人生似乎没什么遗憾。但有人说:他俩欠缺一场完整的婚礼。阿陈听后诙谐地说:渡海的那晚就是他俩的婚礼,那条麻绳就是他俩的“红绳”,风伯、雨师与海龙王为他俩证婚,大鹏湾的虾兵蟹将与鲨鱼是宴会的宾客。对于这样的回答,大家当然不满意,但也没有办法。唯有寄望于50周年钻石婚之时,他俩的儿孙为他们补办一场。

2013年12月18日写于香港



【序与跋】

苦难磨人,心存高贵
——《末代贵族浮沉录》序一

 谢 韬

国一同志:
你寄来的两本书(指《末代贵族追思录》和《我的黄埔魂》),我看得很慢,一是我眼力不好,一是书印刷太淡。看很吃力,但终于看完了。关于五种版本追思录,我看起来就顺利多了。
你太受苦了。也幸运的活过来了,真不容易!
你的书为历史留下了有力的证词,是一代人时代的真实纪录。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苦难历程,也是一种强烈的控诉。它会促使人们的觉醒,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一只手。
你的文章文笔生动朴实,长处是那些具有地方色彩的语言,俚语具有民间的生活特色和语言特征。
你应该继续写下去,也许你已有写作计划和安排。但也可用散文形式,篇幅不长,写一件事,写一个感受,写一个场景,一个人物。都是具体而生动的。但都是人生一个侧面。也是历史的真实纪录。有些生活细节最容易被遗忘,也最具有真实的感染力。但要求作者要站得高一点,不要只限于那点个人感受。那会削弱思想的启发性,应从具体的个别的细节中引发人们广阔的思维,引发思维的独立性。思想自由与思想的独立性是密不可分的。
你太受苦了。写几句给你。我就我读后感受写了几句。
你现在是一支火种。按照传说神话,偷来的火种散布人间的人只能是受苦的。普罗米修斯就是他在人间偷了火种。丹柯是用自己的心变成了火炬,照亮了黑暗。这些都富有生活的意义。最平凡的也最具有深刻的哲理性意义
谢韬
二〇〇八年九月十一日

谢韬诗赠曾国一

苦难磨人不屈身,心存高贵逞精神。
留得心中一点火,化它冰雪傲争春。

八七翁 谢韬 题赠 二千零八年九月



【序与跋】

历史人物曾国一
——《末代贵族浮沉录》序二

史宗伟

国一老是彪炳史册的文正公曾国藩的后人,其曾祖父官居清朝正三品,其父辈也大多是黄埔军校毕业,在戎马生涯中或捐躯疆场,或成长为将军。国一老之所以将该书名之为《末代贵族浮沉录》,也或是缘于这样的家族出身。
我读该书,深刻感受的不是这样的贵族出身,而是那样的一种贵族精神——品格情操的高贵,是谢韬老所谓的在“苦难磨人”状况下的“不屈身”、“心存高贵”、“逞精神”、“一点火”、“化冰雪”、“傲争春”!贵族贵在品格情操的高贵,这高贵乃是一种品格、气质、理念的传承,与富、贫无关。富者不一定贵,贫者非贱,尤其是当今中国之暴富者更难具有此种高贵的品格、气质和精神。
这样一种高贵的贵族精神,在国一老《末代贵族浮沉录》中不仅体现为个体,而且在各自不同的艰难处境中以不同的方式体现为一个“遗老遗少”群体。众多“遗老遗少”在“磨”难中的顽强挣扎和韧性抗争,正是出于对这种贵族品格、气质、理念的秉持和传承!
在那样一个万马齐喑、风霜刀剑威逼之下的浩劫年代,以至于到今天这继续“颂圣”、“永远伟光正”的、“辉煌”的“盛世和谐”时代,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秉持人格正气、天地良心的“遗老遗少”贵族群体,正是因为他们对于高贵精神的坚执,才使得我们这个民族于天地之间少了一点儿愧色。
1957年,储安平在报上发表了“党天下”,章伯钧说“储安平成历史人物了”;2008年,谢韬发表了《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曾国一说“谢韬成为历史人物了”;今天,我读了《末代贵族浮沉录》,也想说“曾国一成为历史人物了”。

2012年6月27日


【书讯】

曾国一回忆录《末代贵族浮沉录》在台出版

韦 陀

曾国一先生撰写的《末代贵族浮沉录》2013年在台问世。出版方为著名的秀威资讯科技股分有限公司。该公司锐意开拓大陆图书市场,近年来出版了上百种大陆作者撰编的书籍。是大陆作者出版图书的一个重要平台。
曾国一先生是曾国藩的后人,此书是他在八十高龄时撰写的一部长篇回忆录。
曾国一先生1931年出生,1949年后参与了“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三反、五反”、“肃反”、“民改”等一系列政治运动。1957年被打成反党集团头子、“极右分子”。两次劳改,两次入狱,流落江湖二十年。经历了大跃进、大饥馑、文化大革命等残酷、荒谬、恐怖的苦难岁月。
作者以真实、生动、传奇的笔调,血的真实,记叙了众多“遗老遗少”----“末代贵族”六十年间遭受的凌辱和苦难,以及他们面对残酷的死亡,所做的顽强的挣扎和柔韧的抗争。此书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稗官野史。(附该书目录)
第一部
第一章 葬礼吉尼斯
第二章 人奶——原罪
第三章 叛逆的灵魂
第四章 追求自由民主
第五章 狼奶——洗脑
第六章 血的洗礼——镇反亲历
第七章 共你的产——土改亲历
第八章 槛外之人
第九章 流放生涯
第二部
第十章 跳槽“入关”
第十一章 割了舌头的被告
第十二章 黑旗翻滚
第十三章 人格的挣扎
第十四章 铁窗生涯
第十五章 人间底层
第十六章 吃饭是最大的真理
第十七章 食、色性也
第十八章 血盆里抓饭吃
第十九章 文化大革命
第二十章 为生存权杀开一条血路
第二十一章 再次死里逃生
第二十二章 “七二•七号”传闻
第二十三章 反革命集团
第二十四章 枉死城前
第二十五章 “株连”之灾
第二十六章 法西斯虐杀
第三部
第二十七章 “挖”出“坑”来
第二十八章 中国式的传奇
第二十九章 新启蒙运动
尾声 茉莉花开



【编读往来】

1.秋山枫叶读“党国体制”有感

《记忆》编辑部:
看了105期《记忆》中的“同中有异的两岸党国体制”一文,觉得有些关键问题作者并未说清楚,或者也许是有意回避了。两岸的党国体制,形式上都是党天下独裁,但核心内容还是有相当大的区别。如此混为一谈地归纳,会有许多问题说不清讲不透。下面把我的想法和你们说一下:
“同时学习苏俄的国共两党,共产党学到精髓,国民党学到皮毛”。我个人认为国民党从一开始便不是真心学习苏俄。孙中山联俄联共是为了寻求物质支持,就如当年为了推翻满清,不惜牺牲国家民族利益寻求日本援助一样。但苏共则利用这个机会,在红色苏维埃没有多少盟友支持的世界局势下,把自己的势力向远东扩张。所以才有了国民党北伐前后貌似“学皮毛”的一系列表象。
蒋中正掌握国民党之后,由于亲眼见过红色苏维埃的种种恶行,对苏共的那套根本不欣赏。从1927年排共开始,他走的是亲西方之路,学的是纳粹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思想: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国民党在纳粹德国那儿受益良多,从武器装备到意识形态。如果说孙中山的国民党学了一些俄共党国思想的皮毛,那么蒋中正的国民党则是学了些纳粹党国思想的皮毛。老蒋的党国和苏俄的不挨边,不能称之为学苏俄。
至于退守台湾的国民党,在蒋经国的实际操作下,按照他留学苏联学来的那套红色恐怖方式,成功地实行了几十年的党国体制。小蒋的党国,是白色帽子下的红色专制,他学苏俄绝不是只学到皮毛,至少领会到了相当的精髓部分。尽管如此,也不能武断地说蒋经国学习苏俄,因为他学的只是手段并非核心思想价值观。无论老蒋和小蒋,他们的思想都是儒家意识形态为主,为核心,西方价值观为辅,为表象的一锅杂烩。因此,从大陆到台湾,国民党从苏俄那里得到的是比皮毛还少,连外衣都称不上的技术手段,早期还有一些物质援助。从意识形态上看,国民党的党国体制和苏俄的没有多少关联,不能归为一类。
至于中共的党国,在毛本人掌握实际控制权之前,曾极力模仿苏俄,那时的江西苏维埃政权虽然不地道,但和苏俄的相比也有几分神似,勉强可以说是“学到精髓”。但毛掌权之后,特别是1949年进城以后,尽管表面上是照搬苏俄的党国体制,但实际操作上则是中国特色,党国体制为表,封建专制为里。毛的独裁,凌驾于全党之上的权威带有浓厚的皇权专制色彩。他的党国,无论希特勒还是斯大林的,都无法与之相比。所以,说中共的党国学苏俄学到精髓并不完全准确,应该说是创造性地把苏俄专制思想和中国传统皇权合为一体。中共的党国体制,从始至今都是中国特色独裁专制,和国民党有太大的距离,不能笼统地归于一类。
我大学一年级时,曾是元首的粉丝,别笑,那时的我对纳粹怀有很深的好感,曾读过大量关于第三帝国的文字,不敢说多有研究,但的确了解不少。对国民党,我则一直怀有好感。从少年至今,我读过太多的民国研究资料,共党党史文献等。尽管老蒋的独裁让我的父辈忌恨一辈子,但我始终认为,老蒋的党国比红朝的宽容得多,他给了国民相当的自由。虽然蒋家的“白色”恐怖让台湾人恨之入骨,但这都是让共党逼出来的。没有小蒋的恐怖管制,就没有台湾今日的民主和自由。所以,国民党的党国体制根本不能和共党红朝的党国体制相比。
我这几年有个感觉:大陆的很多学者对国民党,对老蒋的认识很贫乏,对民国的一切也了解不多,很多相关问题上的看法都很肤浅很模糊,准确地说是看不到问题的关键。除了得不到足够的资料外,会不会也有“身在此山中”的迷惑呢?我和吴老师曾就张博树的文章反复争论,我至今仍认为,研究经济出身的张博树,所读过的民国历史资料一定不是很多,否则对毛,不会有那样的结论。

荷兰 秋山枫叶
2013年12月31日

2、余敏玲对秋山枫叶的回复

《记忆》编辑部:
谢谢转来读者来函。无论意见为何,读者的意见总是能督促自己,是否将问题写清楚,说明白。限于时间,在此只能简要回覆。也烦请转交给这位读者,谢谢他的提问。
首先,两党党国体制的比较是个非常大的题目,几本书都说不完。我在写两岸分治的导论时,觉得各篇文章内容太分散,用党国体制的架构勉强可以将他们圈在一起,也想引起读者注意,国共同时在学习苏联的过程和结果是很不同的。既然叫做党国体制,就不能将制度完全排除在外。国民党制度方面的学习,台湾有些这方面研究,不一一列举。
过去就有不少国民党党国元老为党的联俄政策辩护——正如这位读者一样,国民党只是想取得苏联的物质援助。问题没那么简单。从1995年以来陆续出版的俄国档案,可以看出孙和蒋对于阶级斗争有所保留之外,他们对于苏联的军事政治制度大有学习之心。即使老蒋访苏回来,也不是像他日后出版的苏俄在中国一书所言,反对苏共的一切,我另外有文章专谈他的访苏,请见附档。
简言之,孙蒋最想学的是组织、党纪。到今天21世纪的国民党在组织上,还是沿用过去苏联的委员制。1948年国民党在内战节节败退之际,蒋在他的日记写道,读了延安整风文件,大为佩服赞叹,并恨知道得太晚。以国民党现有的意识形态和组织,就是想学延安整风也学不来。国民党的意识形态确实有许多儒家的东西,但是请不要过分美化儒家思想,它固然比毛的共产主义好,但也不是没有问题,否则就不会有五四激烈的反传统。我们必须承认儒家思想不能回应现代社会的许多问题,晚清以来中国一连串的溃败与儒家思想不能做现代化的转型有很大关系。毛泽东的许多封建专制思想和作为不也是从儒家来的?
两蒋的民主在很大的程度是被美国和社会逼出来,小蒋的好处是当他看到已经无法高压统治,不愿再见到台湾流血,才决定解严。如果详读老蒋的日记,很难得出他有浓厚的亲西方思想。又,若如这位读者所言白色恐怖是被共产党逼出来的,那么2•28事件的杀害如何解释呢?这其实还是涉及到蒋的统治理念和方法,不是单纯的反共与否。两蒋的社会确实比毛的社会有更大的活动空间,这与台湾不是所有生产工具都国有化关系密切。倘若有人不赞同国民党的一切,不想当官的话,至少可以开家小店小铺,求个温饱没问题。2•28和白色恐怖家属受到的政治迫害还是有的。
无论是纳粹德国、国民党(蒋)、共产党(毛)都有共同点,就是希望建立以党领政,党的精英来治国,党的领袖凌驾一切。老蒋的能力不够——这也是台湾人民幸运的地方,他很多地方想学共产党,没学成。我知道许多大陆人士因为痛恨共产党,就觉得国民党都很好。这是一种美丽的误会。我希望藉由两党体制的比较,提醒思索当今中国出路的人士,不能以为反过来学国民党就能解决问题。

余敏玲
2014年1月2日
于台北近代史所

3. 李新宇谈党国体制

关于两党一党专制的不同,我有一点小小补充:国民党虽然搞一党专制,但由于他们有一些从辛亥革命走来的前辈,在理论上并不认为那是合法的,因而也不可能是永久的,所以有训政结束即还政于民的许诺。之所以拖得那么久,是因为总没有和平建设宪政的机会。
中共一党专制,却不是“训政”,不是为实现民主宪政而训练国民,所以从来不曾有过“还政于民”之说。我觉得有那个许诺和没有那个许诺大概不一样。所谓政改,关键是把国家交出来还给全体国民,有那个许诺,可能就容易;没有那个承诺,可能就要难上许多。

李新宇 2014-1-3

4. 张晓良谈感想

《记忆》编辑部:
过去的一年,在《记忆》读到许多好文章,有史实回忆,有思考探索,更有文艺创作。的确开卷有益,受益匪浅!在网上看到一幅文革时期通缉令的图片,被通缉者因别人高呼毛主席万岁时说了句“人没有能活到一万岁的”被判十年。
去年底我在博客贴出《我的2013》:重帘不卷乱读书,鼠标一点天地宽,应弦又落几啼鹃,所史且待说从头,无益事悦有涯生。
张晓良
2014年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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