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 忆 2014年1月15日第1期 REMEMBRANCE 总第一O六期(增刊) 2008年9月13日创刊
《记忆》106期(2014年增刊一)
“八五•记忆•反思”座谈会
目 录
【编者的话】 李红云 反思文革 拒绝遗忘——老三届同代人座谈会纪实 【主持人语】 罗 治 关于“八五﹒记忆﹒反思”座谈会 【八五真相】 冯敬兰 校长是怎样死的 ——原北京师大女附中文革初期“八五事件”综述 叶维丽 从“八五”说起 李红云 我对“八五”的研究 【我们的反思】 刘 进 “八五”反思 宋彬彬 我的反思 罗 治 为卞仲耘校长捐款塑像的经过和我的感悟 吴迪(启之) 十七年教育与学生暴力
【反思与对话】 陈小鲁 我的想法与建议 印红标 社会需要真相与反思 卜伟华 把史实搞清楚是最重要的 丁 东 澄清真相 分清主流 邢小群 民间的推动 细节的力量 顾 湲的发言 郝新平的发言 【会议总结】 叶维丽 在真实的基础上反思——老三届的责任 【与会者名录】
【版权声明】
【编者的话】
反思文革 拒绝遗忘 ——老三届同代人座谈会纪实 李红云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 67届初中)
2014年1月4日,一些在北京经历过文革的“老三届”中学生举行了一次以“反思文革 拒绝遗忘”为主题的座谈会。与会者主要毕业于北京四中、八中、师大女附中、师大一附中和清华附中。 最近,原八中学生、当时的校“文革委员会”主任陈小鲁代表八中老三届校友向在文革中受到伤害的老师公开道歉。这一举动受到社会的一致好评,其社(1月4日座谈会会场 北京大学法学院)会影响之大,远远超出了他们原来的想象。受此举的影响,远在美国的原师大女附中的校友叶维丽(美国马萨诸塞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提议,女附中与陈小鲁等同代人共同举行一次座谈会,共同反思那段历史。她的提议受到了校友和一些同龄人,包括八中的陈小鲁的热烈响应和支持。电子刊物《记忆》同意与女附中校友共同组织这次座谈会。 文革初期,即1966年的8月5日,女附中校长卞仲耘被学生殴打致死,这就是“八五事件”。多少年过去了,女附中的校友们对此事仍保存着刻骨铭心的记忆。近年来,女附中的校友们对这一事件做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因此,这次座谈会就从这启在当时轰动全国的事件说起。并对文革初期发生在北京的“红卫兵”运动,以及学生打老师现象及其的根源等问题,进行热烈、坦率而深入的讨论。目的是呼吁我们的同龄人,乃至整个社会,直面那段历史,共同反思,不要让历史的悲剧再次重演。 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有原师大女附中的九位校友。其中有文革初期工作组在校时师生代表会负责人刘进、宋彬彬,还有多年来一直关注和研究“八五事件”的校友。她们毕业于女附中不同的年代,有着不同的家庭背景。受邀参加座谈会的除陈小鲁外,还有八中的计三猛、四中的印红标、吴迪(启之)、师大一附中的丁东、米鹤都、清华附中的卜伟华,文革史研究者邢小群,还有来自《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财经》杂志和《记忆》网刊的年轻记者等22人。人民大学研究党史的两位学者辛逸、耿化敏也参加了座谈会。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中的一些人不仅是那场运动的亲历者,也是国内对文革有着深入研究的学者,他们的著作近年来在海内外都有着很重要的影响。这也是女附中的校友们第一次面对媒体,公开就“八五事件”进行反思。 座谈会由女附中校友罗治和《记忆》主编吴迪(启之)共同主持。罗治在开场白中介绍了这次座谈会的目的,她指出:弄清事实真相是反思的基础、前进的起点,捷克前总统哈维尔说过:要“生活在真实中”,否则生活在谎言与欺骗里,只能使人永远沉沦在中世纪的黑暗与恐怖中。 上午的内容主要由女附中的校友介绍对八五事件的研究及反思情况。她们就目前的研究情况做了总结,并就其中的重点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她们还从历史学和法学的角度反思了这一事件。通过与会者的调查和研究,还原了“八五事件”的真相,以及近年来对此事的反省和深入的思考。 宋彬彬被媒体冠名为“宋要武”之后,对她有各种各样的传闻与误解。今天她除了澄清真相,更勇敢地站出来,深刻反省了自己。刘进和宋彬彬为她们当时没能保护校长和老师,没能阻止一些同学殴打卞校长的行为,表示了深深的自责和真诚的忏悔和道歉。 多年来,女附中的校友们对“八五事件”的反思从来没有停止过,在2007年女附中90周年校庆之际,女附中校友们为了更好地记住这段历史,自发捐款为遇难的卞校长建造铜像,以反省自己,并警示后人。座谈会上,罗治介绍了女附中五百多位校友为卞校长捐款塑像的经过和感悟。女附中校友冯敬兰、顾湲、郝新平、李红云也作了发言。 座谈会上,八中的陈小鲁介绍了他公开道歉的心路历程,并对女附中校友们集体还原八五真相的执着及反思表示赞佩,他说要向她们学习,争取如实还原八中文革历史,以告诫后人。几位文革研究者在发言中都谈到,在还原历史真相时细节很重要。并指出要从历史的深度、人性的高度去认识发生在中学生中的暴力行为。丁东强调要分清当时最高层、中层和下层的不同责任,文革的发动者要负最大的责任。米鹤都说女附中校友们打破出身的界限,把过去所谓的“红五类”和“出身不好”的同学都团结到反思文革上来,是个创举。他也提出不要关门,而要开放式地反思。印红标提出反思文革要“普及”到现在的几代年轻人中,他们普遍不关心、不了解文革。对我国的当代史被割裂,导致极左思想回潮、美化文革的现象,值得十分警惕。卜伟华的发言要点是文革研究要注重事实考证,有一说一有错及时修正。邢小群等人提出师大女附中的校友们做的努力非常值得称赞,认为推动历史进步就要靠一点一点的不懈“拱卒”精神。 座谈会最后由叶维丽作了总结发言,她说,虽然国内文革研究还很不深入,但我们要以历史担当的精神,坚持不懈地搞下去。现在从事文革研究的人不是多了,而是还很少。她呼吁,我们这一代人要直面历史,抢救记忆,拒绝遗忘。 纵观整个座谈会,发言十分热烈,既有深入的理论探讨,也有不同看法的争论。与会者认为,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对文革作出了结论,这对文革的反思和研究给予了有力的指导和推动,但《决议》没有也不可能穷尽对这个问题的探索。只有反思了这段历史,悲剧才不会重演。与会者认为,仅仅是几个人或一些人的对一个事件的反思是远远不够,现在需要的是公开的、整体的反思。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才能发展,我们的国家才能更加富强。
【主持人语】
关于“八五•记忆•反思”座谈会
罗 治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 67届高中)
首先我代表今天共同发起这个座谈会的女附中校友和《记忆》电子刊物感谢各位的光临。让我们感到特别亲切的是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经历过文革的老三届,因此我们的今天聚会,是个同代人的聚会,也是个老年人的聚会,屈指一算,文革开始已经快50年了,对于文革的切肤之痛,正以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和紧迫感驱使着我们——要还原历史,抢救记忆,拒绝遗忘。 今天座谈会的主题是“八五事件•记忆与反思”,由于种种原因,文革这场震惊全世界的反人类浩劫至今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算。发生在女附中的“八五事件”已然成为文革标志性的事件之一,卞校长之死成为海内外研究文革的专家学者最瞩目的案例之一,对此社会上却流传着不同的版本,众说纷纭。时至今日,也没一个打人的学生公开站出来表示忏悔和道歉。 然而一些有担当、有思想的学者、朋友、文化人,以及女附中校友早就对八五事件开展了大量调查,形成了不少的文章和影视资料,八五真相逐渐显现,这是我们今天对话的基础。 今天到场的有八中、四中、师大一附中、清华附中的同龄人,八中是女附中的近邻,我们两所学校的大门,几乎就是隔着一条马路。遥想当年,我们年年一起组成国庆游行队伍中的游泳大军,一起比赛排球,一起演出话剧,那是多么美好的青春岁月啊!现在我们又一起反思文革,陈小鲁早在去年8月20日就在八中老三届同学会的博客上,就文革期间批斗校领导写了一封真诚的道歉信。八中老三届同学又在刚过去不久的 10月7日安排了一场公开的文革道歉会,这些举动在社会上赢得了广泛的好评,引起了新一轮对文革的思考。女附中的同学一会儿也将详细介绍近年来开展的对于“八五”的集体调查和反思活动,因此参加会议的八中和女附中的校友们,今天又多了一重两个学校的身份和情谊。 今天到会的其他嘉宾都是研究文革的重量级人物,也是文革的亲历者,你们以历史的眼光、科学的态度、深刻的思想撰写了大量研究文革的著作和文章,我们对此非常钦佩,参加会议的同学,个个都是会议的主人,今天我们坐在一起,热烈期望大家通过对话,激荡出思想的火花,把我们所受的教育以及对文革的反思、对现实的思索进行得更深入、更透彻一些。因为我们坚信,你们的肩膀是我们可以借助的平台。 今天对话的机会非常难得,确实现在对文革彻底反思的环境气氛还没有形成,但从学术和文化的角度来讲,再难的东西也要研究。况且我们这些亲历文革的老三届都已经进入老龄,我们再不说更待何时?中国人指责日本对侵华战争不反思,我们对自己的历史又反思得如何呢?回首文革,我们发现,在那些美好的口号后面竟然是那么的丑恶、污秽和血腥!人类总归是要从愚昧走向理智、从野蛮走向文明,摆脱苦难走向幸福。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弄清事实真相,这是反思的基础,也是前进的起点,正如捷克前总统哈维尔所说:要“生活在真实中”。生活在谎言和欺骗中,只能使我们永远沉沦在中世纪的黑暗与恐怖中。 参加今天座谈会的还有记者朋友,我们非常欢迎你们的到来,要扩大全社会对文革的反思,只有通过你们的努力。你们在舆论导向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陈小鲁和八中的道歉所以在社会上产生了积极影响,就是你们的新闻影响了今天。希望你们继续关注我们的话题,也希望通过你们对女附中八五事件有一个拨乱反正的宣传。你们若对我们的话题有兴趣,请一定与我们的联系人李红云沟通。 上午的发言,每人不能超过15分钟,下午的发言,每人不能超过10分钟。关键是我们在全天六个小时的会议时间中安排了一半近三个小时的评论、提问和讨论的时间,所以没有安排发言的朋友(包括记者和老师)也有充足的时间进行交流,我们的目的就是请大家开诚布公的提问题,谈看法,提建议,但每人不得超过5分钟,相信通过我们大家的合力,会议一定开得非常有意义,有效率! 今天上午主要由女附中的同学介绍八五真相和我们的反思,下午请各位专家学者和到会的朋友与我们一起交流。
【八五真相】
校长是怎样死的 ——原北京师大女附中文革初期“八五事件”综述
冯敬兰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 66届初中)
说到文革,对于当年师大女附中的在校学生,“八五事件”是无法绕过、必须面对的记忆,是集体的心灵疮疤。多年来,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对“八五事件”的研究和评论在网络上广为流传,因为采用的实例不够,观点和论断多有偏颇和值得商榷之处。 我参与了八五事件的调查过程,了解全部内容。
一. “八五事件”
1966年8月5日下午,在高一3班少数干部子女发起的游斗校领导的过程中,一些学生对五位校领导殴打体罚、侮辱折磨,党总支书记卞仲耘副校长不幸遇难,其他几位校领导身心受到严重伤害。发起者都出身“革命干部家庭”,其中有几位是住在京西大院的军队干部子女。她们决定游斗“黑帮”,要求教室里的同学不分阶级出身,必须都参与。理由之一是工作组在的时候不让斗黑帮,现在他们走了,我们可以斗黑帮了;理由之二是现在“主义兵”(全称: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是反工作组一派)成革命的了,主席已经发出号召,我们也要革命,也要斗黑帮。 高一3班王友琴第一个公开披露了“8•5事件”,20年后,她在《女性的野蛮》(1986年)一文中写到:一天下午,这一派的一些同学在教室里开会,“我们要坚持斗争的大方向”,“走,打黑帮去!”她们这样说,似乎这可以使她们摆脱因工作组问题而产生的困境,并以此进一步证明她们的“革命”性。 高一3班其他同学也有类似记忆,一个学生在采访中证实,班里打人厉害的,初中都不在本校就读,初中就在女附中上学的,对老师有感情了,下手没有她们厉害。她们平时表现一般,并无过人之处。所以,当她们在8-5那天以激进、暴戾的姿态出现后,不仅让本班同学,也让年轻的班主任大为吃惊。时任教导处副主任的梅树民老师也证实了批斗发起者为高一3班部分干部子女。 根据目前所得资料可以确认,当天下午的“游斗”分为四步,一是围着大操场“游街示众”三圈,以扩大影响,吸引更多人参加,二是在宿舍楼旁的一个狭小高台上批判斗争,三是押到小操场强迫劳动和体罚,把整筐土、大花盆搬来搬去,最后分散到各处打扫楼道和厕所。整个过程中,不断有各年级学生围观,人数时多时少,聚聚散散。我的一位同班同学是最早的目击者之一,她说:“当时学生不多,就是高一的,有人不断出来,给他们头上戴高帽子或纸篓。后来人多了,我就回教室了。”围观的学生证实说,由于胡志涛校长不承认自己是黑帮,有个学生把一大瓶墨水,兜头泼了她一身,说:“现在就让你变黑!”随着游斗活动的升温,对校领导的侮辱和推搡,很快演变成暴力殴打。有人号召去木工房拿棍子,一些学生就取来带着钉子的桌子腿椅子腿。据目击者指认,在游斗过程中对校领导施加暴力和侮辱行为的,不仅是高一3班的少数学生,也有高一其他班和初二年级的学生。 甚至也有个别出身不好的学生为了表示革命,殴打了老师。 梅树民老师回忆说,当天他穿了一件新衬衫,晚上回到家里,衬衫后背血迹斑斑。胡校长对少数学生的暴行始终予以批评和反抗,因而白衬衫被泼墨弄成黑衬衫,长裙被撕裂到胯部,“除了一双脚,浑身上下都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腰痛得不能躺下”,当夜被家人送到北大医院,确诊为腰椎棘突骨折。卞校长被强迫打扫宿舍楼的厕所。有目击者看到,卞在洗墩布时,一个初二学生按着她的头,逼她喝脏水池里的水,当时她已经站不稳了。也有人看见她从楼梯上摔下去。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殴打折磨后,她终于倒下了。当时校园里大部分学生已回家,她被校工抬上手推车,置于东楼后的小操场,暴晒于烈日之下。 游斗中的暴力行为给多数围观者带来的是精神的震慑和恐惧。现场也有老师和高年级学生对施暴者进行劝阻。高三1班刘沂伦回忆说:“王丽莎拉住一个小孩(高中生如此称呼初中生)说别打人,别打人,这个小孩回头瞪了我们一眼,问,你们什么出身?我们一愣,立刻哑口无言。我们出身好,应该立场坚定,怎么能阻拦斗黑帮呢?于是我们就不再说什么,只在旁边看着。” 刘进、宋彬彬等作为工作组时期的学生代表会负责人,在工作组因路线错误被撤走以后,也深感自己犯了错误,颇为灰头土脸。但是在干部子女中间,她们依然存有一定威信(并延续至今),有些人一直追随着她们,每天集中在工作组留下的办公室检讨错误,寻找革命方向。当时她们对高一3班发起游斗活动的几位军干子女并不熟悉,闻讯两次去劝阻,要求现场学生不要打人,看到围观的同学陆续离开后,她们也走了。多年以后回忆当时的情况,她们认为自己的劝阻没有力量,是因为自己跟着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理不直气不壮。由于没有预见到惨重后果,她们为当时不能奋力阻拦暴力行为,而造成卞校长死于非命,感到终生的懊悔。这就是她们认为要公开道歉的原因。 傍晚,昏迷的卞校长被刘进、宋彬彬、李松文等多位师生送到邮电医院,医生要求出示学校证明方可抢救,为此双方发生了争执,最后达成共识,由李老师牵头作保,院方予以抢救。于是,我们就在胡杰电影里看到了那个名单,从右往左依次写着:师大女附中 李松文 徐岩春 李小琦 马恬 王满华 刘进 宋彬彬。经抢救无效,卞校长于晚9点去世。 给医院作保的老师学生名单,为李松文老师所写
当夜,刘进、宋彬彬与几位高年级学生找到北京新任市委书记吴德,报告了卞校长被学生暴力致死的情况。身处困境的吴德听完汇报,沉思良久,说:“死了就死了,以后不要打人了。”
二. “八五”之前
正如文革中的每一事件都有自己的因果,卞校长之所以成为学生愤怒发泄的对象,也有具体的原因。一是管过人事的老师揭发她是刘仁介绍入党的,刘仁与彭真作为北京市委领导,是文革最早被打倒的“反党集团”,由刘仁介绍入党也就成了假党员。二是大连工学院俄语教员袁淑娥检举她有生活作风问题。1959年,卞校长住院时认识了袁淑娥,从此多有往来,两家成为朋友。1963年,通过卞校长,袁把丈夫丁德泗从北京空军转业到女附中做英语老师,随后两人婚姻破裂。袁淑娥多次来找卞校长,希望扣发丁的部分工资,以补贴家用,卞校长认为应该遵循法院判决,予以拒绝,愤怒的种子就此埋下。袁在文革爆发(6月1日)前,写了上万言的针对卞校长的上告信,分别寄给毛主席、团中央、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因为女附中隶属于北师大),信最后分别到了邓小平和胡克实手里。 袁淑娥的万言书转到工作组手里,增加了把卞校长划为“四类干部”的充足理由。工作组突然决定在6月21日、22日连续两个半天举行批斗大会,这是工作组进入学校后举行的唯一一次批斗大会。袁淑娥带着母亲儿子冲了会场,声泪俱下,对卞校长进行诬陷和控诉。会场的愤怒情绪达到沸点,卞校长被学生用木枪你捅一下我捅一下,伤痕累累,当场呕吐。袁淑娥还带着学生到卞校长家,满墙贴满侮辱性文字。 工作组撤走后学校的无政府状态,在胡志涛校长的回忆文章《八五祭》(写于1986年)中得到了证实。文章写到,8月4日下午,几位集中学习的校领导被突然闯进来的七八个学生,用棍子和皮带殴打了一顿。晚上,家人看到她身上的伤痕说:“你们学校怎么这样乱?!”她说:“工作组走了,没有人管,有什么办法?!”8月5日上午,胡校长去北京市委“上访”,找到分管文教口的同志,再次强调工作组撤走后,学校处于无人管理的混乱状态,基层领导干部的人身安全已得不到保障。胡校长虽然预见到了,但是她已自身不保。 卞校长也预见到了致命的危险在迫近,家人劝她躲一躲,她认为自己作为校领导,不能离开岗位。8月5日一早离家上班,她和老伴王晶垚握手告别。
三. “八五”之后
校长之死,让刘进痛感到这样下去也许还会出大乱子,必须组织起来,应对新形势。由她牵头,8月8日宣告成立了 “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简称“筹委会”),主任刘进,副主任宋彬彬等十几个,各年级各班还有联络员,也包括反工作组的“主义兵”。2013年10月,女附中1967届初中生、法学教授李红云在《记忆》102期发表文章,披露了女附中成立红卫兵的原始会议记录,证实红卫兵和筹委会在同一天成立,进一步证实8月5日游斗校领导并不是以红卫兵的组织发起。发起者、打人者后来都会是红卫兵,但8月5日她们还没有这个身份。 1970年春,女附中为卞仲耘内部平反。1978年6月3日中共北京市西城区委做出了《关于卞仲耘同志的昭雪决定》。1979年,袁淑娥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以挟嫌报复罪逮捕。西城区检查院认为袁借文化大革命捏造事实、诽谤他人,已构成诽谤罪,但已过追诉时效,1981年3月14日发出“不起诉决定书”。 1989年12月1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在答复一位全国人大代表所提建议时,认为“西城区人民检察院(80)西检审刑字第72号对袁某某不起诉的决定,应予维持。”因校长之死被捕的还有一位女三中68届高中学生,叫刘××,她初中是女附中学生,8月5日那天因在现场施暴突出而被举报。刘××因此被“双开”,后来也因同样原因被释放,恢复党籍军籍。 刘进参加了1978年在八宝山举行的卞校长追悼会。1996年在胡志涛校长去世一周年的纪念会上,当面对王先生表示慰问,并合影留念。2006年4月,她带着鲜花和叶维丽、于羚去看望了王先生。2006年6月,刘进给梅老师写了道歉信,信中说“我向老师表示道歉,为了贴第一张大字报对老师造成的伤害表示道歉,为了40年前那一天没有保护好老师表示道歉!希望老师能够接受我的道歉!”刘进得到了梅老师的谅解,梅老师向她说出了“八五”真相,并逐字逐句审校了她交由学校存档的文革初期调查报告。 最后,我以胡志涛校长在《八五祭》里的一段话作为结束语,以此纪念卞校长和胡校长:“她是在校园里出现的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混乱、大骚动中,被一群纯真、热情,又是她最心爱的学生用种种残忍的手段把她活活地折磨死的。这真是一次空前绝后的‘尊师重教’的大倒退,这个历史教训应该永远牢牢记住。”
2014年1月14日修订
【八五真相】 从“八五”谈起
叶维丽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 66届初中)
我想先介绍一下于羚同学,她是女附中中五的学生。2001年-02年间我去看望卞校长的丈夫王晶垚先生,王先生给我看了他当年为卞校长之死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收集的一些材料,我感到太宝贵了,但多年过去,纸片已发黄,字迹也不甚清楚,需要有人帮助整理。于羚是我插队时的好友,当时已退休,我告诉她王先生那里需要人帮助,于羚说,“我责无旁贷”。她已年过五十,为了帮王先生,学会了电脑打字。此后三年,她从广渠门住家倒几趟车去王先生在紫竹院的家,风雨无阻,王先生随叫随到。一次我问王先生是否满意于羚的工作,王先生连声说了几遍,“我是踏破铁鞋无处觅啊,”非常满意于羚的工作。 下面是我的发言: 卞为北京市因学生暴力致死的第一人, 由于其发生的时间(8月初),地点(光天化日下在北京市最著名的中学校园里),施暴者的性别(女性),特别是施暴者与受害人的师生关系,当年就震惊京城,此后,暴力之风席卷北京及全国,教育工作者这个群体死于非命的人数在文革受难者中触目惊心----这一系列的事实使得卞案成为文革中最骇人听闻和最恶名昭著的案件之一,也成为一起有先兆性和重大影响力的事件。多年后,当文革成为遥远的历史,一个叫卞仲耘的名字应该会被记住,“八五事件”也应该作为著名的文革案例受到后人的注意。 卞之死给我和很多同学们带来巨大心灵创伤,它几十年后仍然出现在我的噩梦里,驱使我探究它的前因后果。我于2001年开始做调查,2006年之后终止调查,此后其他同学接着做调查。关于“八五事件”我先后写过三篇文章。这里讲的,主要根据我2006年写的《卞仲耘之死》一文。 先讲几句不算是多余的话。在调查写作的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双重身份:我既是个做历史的,也是当年女附中的一名学生。这使我在面对卞校长之死“谁之责”的问题时,无法站在“外面”或“高处”来评点事件、臧否人物,而是把自己放进去,怀抱愧疚忏悔之心,背负着女附中有史以来最沉重的集体耻辱。 在探究“八五事件”时,我要做的,是把它放在文革初期的历史场景和语境中去。文革过去四十几年了,今天我们站在道德高地上容易,有历史感难。研究卞之死,要对当时的文革大局有所把握,而那是一个风云突变的大局,这其中有“上”“中”“下”三个层面:上为中央,中为市区两级,下为作为基层的女附中。关键在“上”。卞之死发生在上中下三条线的交集点上,有重重背景,不是一个单纯的学生打老师事件。将卞案放在风云突变的 历史场景中去,是理解该案的钥匙。 我自认为本人的两个最主要观点,一是将“八五事件”放在文革再次发动的背景之中,二是高度重视暴力在这场突然发生的“十级政治地震”(于光远语)中的重要作用。 卞死于1966年8月5号,在文革初期的历史中, 这处在一个什么时间段? 在理解1966年7月下旬8月上中旬这一时期上,我受到王年一先生“文革再次发动”观点的启发。我们比较熟悉北大第一张大字报的“发动”,王认为,那是初次发动,效果不理想 (后来批评说,工作组是灭火队,运动“搞得冷冷清清”),1966年8月初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再次发动。 卞之死恰恰发生在“文革再次发动”这一历史时间段中。 王的“再次发动”特指八届十一中全会,我将再次发动的时间拉长,往前延伸到7月20号左右,往后到“八一八”接见红卫兵、随后的破四旧、大串联和秋天多次接见红卫兵。同时我认为,再次发动的关键期在七月底八月初,卞就死在这个节骨眼上。 与初次发动相比,再次发动有五点不同: 1.最高领袖直接走到前台; 2.中共中央最高权力机构改组; 3.指导理念为“天下大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初次发动时力求维持脆弱的秩序,再次发动以撤销工作组始,这一撤,非同小可,它改变了中共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历次政治运动的“游戏规则”---这对上层和中层各级组织和干部的震撼太大了,全懵了。刘邓派工作组,是用四清加反右的方式搞文革,整干部,整学生,但多少还讲究个度,此时则毫无底线了。也许可以说,经过再次发动,文革才真正称得上是“史无前例”; 4.“青少年”(具体指北京市中学生,清华附中、北大附中)被引领上中国政治舞台(这里“引领”,而不是他们自己登上去的。虽然他们在舞台中央的时间很短,但他们与领袖的上下互动带来极为强大的气场); 5.也是与“八五事件”直接相关的,是暴力成为再次发动最具标志性特点,有重要的功能,其功能就是通过威慑打开文革局面,也因此而被文革领导者听之任之,受到纵容。 下面我想挑出一些点来讲,其中一些观点,如下面讲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很多人都讲过,这里放在“文革再次发动”的框架里讲。 1.“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八月中旬公布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16条”中的第四条说:“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他们的首创性,不要担心,不要怕乱。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革命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在再次发动这一关键时刻重提四十年前的考察报告意味深长。在所有毛著中,此文对文革初期的走向影响最为巨大深刻,我们作为过来人都有印象。当时毛语录中,“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最常被引用的,连我这个最不会背语录的人至今仍能脱口而出。这是在定义“革命”。在有组织的权威一个接一个倒台后,最高指示变成唯一和至高的权威。说来有意思,四十年前关于中国农村农民运动的文章在指导城市学生的“文化革命”。 2.“造反有理” 一些学者(包括美国学者)说毛号召“造反有理”,其实造反有理这个说法的出现有个上下互动的过程,上为领袖,下为青年学生,具体说是清华附中红卫兵,先下后上。此时的清华附中红卫兵与领袖心有灵犀,在全中国上下很多人都不知道文革到底要干什么的情况下,似乎只有这些青少年知道领袖要什么(卜大华讲要“失控”),他们挖掘出一篇原来不那么重要的文章(毛四十年代在延安的一次讲话),写出“三论造反”。可以说,文革的核心价值“造反有理”是在再次发动阶段才变得清晰,这些青少年帮助定义了文革到底要干什么。 3.我们在去女附中校园之前,再看一下市区两级文革领导机构(即上中下三个层面的“中”)的状况:胡志涛校长在8月4号下午挨打后去市区两级“告状”胡反映:“生命没有保障了。”(胡的原话:“工作组撤了,没人管了”。)但这两个机构都没人管。胡的遭遇说明市区两级在此时的不作为。工作组撤销后,吴德(北京“新市委”第二书记)说,不知怎么干了。 4. 现在我们来到女附中校园,即“上中下的下”。我在写卞之死文章时的一个挑战,是向今天的读者说明女附中那几天是个什么状况。我用了这么几个词来形容:混乱、失序和相当程度的无政府。当时的说法是踢开工作组,自己闹革命,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革命的主动权到了学生手里。工作组被撤,说是执行了错误路线,权威在短短的两个月中第二次轰然倒塌,其冲击力甚至强于第一次(第一次马上派来工作组,这一次是彻底解放)。工作组时期成立的师生代表会地位尴尬,正当性受到质疑(我访谈的有些同学就说不认她们了)这里需要说明,女附中有反对工作组的学生(其他很多城区学校没有),她们多数是干部子弟,工作组期间受压,工作组撤走后,这个群体的存在给原师生代表会带来压力,让她们“犯错误了”的感受强烈。但要说她们完全失去了权威也不确切,在大多数同学中余威犹存,但因为和工作组的关系,她们的身份有些名不正言不顺,像是“疲脚鸭”。“八五”之后三天的8月8号成立了筹委会,虽然和师生代表会基本是同一批人,但需要“正名”,摆脱工作组阴影,“重打鼓另开张”。因此8月5号是权力不确定的灰色过渡期;(这也是我和王友琴同学的一个关键分歧:她说8月5号当日存在一个权力机构,她就是一句话,而我要说明当时的情况须费很多口舌,还不一定能让人明白,当时的情况令今人难以理解)。同时不要忘了对联,它对中学生的冲击甚至甚于撤工作组,学生群体因家庭出身的分化在文革前就出现了,但对联的横空出世使得这个分化公开化、极端化。由于家庭出身的不同,一部分人亢奋激动,一部分人胆怯慌乱,还有一部分人要努力证明自己也是革命的。撤工作组加上对联对各类学生群体产生的虽不同但同样强烈的心理冲击是一个重要的无形因素。无论是什么出身,人人都必须尽快适应一个骤然剧烈变动的世界。换句话说,8月初小小的女附中达到了文革领导者所希望的“乱”,产生了暴力出现的条件。乱和暴力如影随形,对于这一点,干了一辈子革命的文革领导者应该是十分清楚的。 5.“表演革命”: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批斗组织者到各班催着叫人下来看“斗黑帮”(我班同学回忆,她们不敢不下来看)。希望有人观看,这表明她们的所作所为有政治表演成分,她们更多是为了表现自我而不是斗争敌人,是做革命姿态而不是因为有什么深仇大恨,甚至可以说,暴力行为成为她们的革命成年礼。文革给我们这代人表演革命提供了舞台,但对我们的角色培养,并非自文革始。 6.“血统论”:发动批斗的是某班的干部子弟。后来参与打人侮辱人的也许并非都是“红五类”,当时有“你一下,我一下”的场面,但我坚信,施暴的骨干非干部子弟莫属,当时革命是要有资格的。文革中的干部子弟现象值得研究。我在几年前的一本小书中说,“我总觉得干部子弟现象值得好好研究,它反映出来的血统论和森严的等级制是反动落后的东西,是对共产党人追求平等理想的极大讽刺。为什么这一套在中共子弟中这么有市场?它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当年参加革命人群本身的问题?”(《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页106,新华出版社,2008)我是“营垒中人”,这段话可以算作我的反躬自问。 7.“八五事件”是红卫兵行动还是一些学生的自发行为?鉴于红卫兵在今天的恶名,说是红卫兵干的是省事的说法。我们反复调查的结果:八月五号那天女附中红卫兵尚未成立(已经成立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是个不同的组织),批斗发起人当时的身份不是红卫兵。个别班级的一些学生有资格也有能力在全校发起斗争校领导,这只能在一个极度混乱、相当无政府情况才可能发生,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那个非常时期的状况。 8.“八五”那天动手打人的,毕竟是少数,但“八五”后对卞死持冷漠态度的,却并非少数。继卞仲耘后,北京市又有一批中学校领导和教师被学生打死。下手的人是少数, 但对一个又一个死亡持冷漠态度的不是少数。十来年前第一次去看王晶垚先生时,我怀着深深的自责。那自责,是因为冷漠的人群中有我。对生命的漠视,是一代人的问题(姑且只说我们这代人)。它背后有深层原因。省思,是我们大家的事情。 最后再回到暴力问题上。所以念念不忘暴力,是因为我的文革记忆带着抹不掉的1966年“红八月”的血迹,也是因为有一些问题至今仍然值得追问,比如暴力与“革命”是什么关系?这个关系在中国20世纪革命史中是如何形成和确立的?为什么在和平时期成长的一代人会那么迅速地“拥抱”暴力?我不绝对反对暴力,有时被压迫者革命的暴力是必须的,我问题的重心在最后一个:我们我们这代人为什么会迅速拥抱暴力。 美国打伊拉克,一开始有个shock and awe (震慑)的阶段,我想,文革的再次发动也包含shock and awe 这一重要内容,这是一个用暴力来“打场子”(北京八中计三猛的说法)的阶段。一代青少年是为文革“打场子”的,但是谁在抡这根拴着铁块的绳子,这后面有没有一只无形的手?我认为,有。 在这个无比血腥的阶段,北京师大女附中首当其冲, 卞仲耘校长成为首都北京的第一个牺牲。
【八五真相】 我对“八五事件”的研究
李红云
一、 我为什么做“八五事件”的研究
首先谈谈我为什么做“八五事件”的研究。 我做“八五事件”的研究,完全是因一次偶然的事情。2007年女附中90周年校庆后,一些校友发出了为卞校长塑像捐款的倡议。通过校友录,这件事迅速传播。我支持这一倡议,主动捐款,但也有人提出了质疑。有人说,“我又没打人,为什么我要捐款”;还有人问,“文革被迫害死的人多了,为什么要给她捐?”还有人直截了当地问,“这么多年过去了,她们到底想干什么呀”?看到这些意见后我才知道,原来校友们对此事的看法是不一样的。 此后,我开始关注此事,查阅了很多资料,了解了在此事上不同的主张和争议的问题。 我是研究法律的,弄清事实的真相是对一个案件作出评判的第一步。作为女附中的毕业生,作为亲历了文革的那代人,我觉得有义务把这一事件搞清楚。只有把事实搞清楚了,才能在此基础上进行反思。
二、 我是如何做“八五”研究的
史学研究讲究的是史料,法学研究讲究的是证据。这二者说的是一个道理,即,一个事实的存在需要用客观的、原始的资料证明。 由于年代久远等原因,文革时代的原始资料保存不多,而官方档案又不开放,这些都是研究中的困难,也是造成对“八五事件”存在争议的一个重要原因。尽管如此,我还是坚持使用原始资料。 所幸的是,女附中这一段的历史还是保存了一些珍贵的资料: 1、校友罗治保存的工作组期间的笔记。详细记载了那段时间几乎每一天工作组的讲话等内容。 2、北师大学者范世涛在旧货市场淘到了1966年5月——7月女附中一高三学生的日记。 3、1966年10月由女附中星火燎原战斗队编辑的“师大女附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66.6.1-10.3)”。 4、一位校友提供的她保存的当时“筹委会”的会议记录。 此外,我自己也保存了少量当时的日记和笔记。 依靠这些资料并参考了学者的大量研究成果,我完成了两篇论文,一篇是《工作组与女附中文革》,另一篇是《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是何时成立的》。通过第一篇论文,我得出如下结论:
工作组将运动的目标锁定为以卞仲耘、胡志涛为首的女附中领导。召开揭批会,已有暴力倾向出现。 女附中工作组在邓小平的直接指导和参与下开展工作,主张依靠党团组织,不主张学生自发建立群众组织。工作组在校期间,女附中没有成立红卫兵或类似红卫兵的组织。 这段时间内出现暴力倾向,为后来的暴力埋下了祸根。
在红卫兵何时成立的问题上,我通过对原始资料的分析和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文革期间,女附中曾出现过两个红卫兵组织,即“红旗”(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和“红卫兵”。 “红旗”正式宣布成立于1966年7月31日,由反工作组的部分学生组成。她们此前已有一些活动,不排除是以“红旗”的名义。 “红卫兵”成立于1966年8月7日。同时,“筹委会”会议决定“红旗”并入“红卫兵”。 两个红卫兵实际并未合并。“红旗”后来更名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具体时间待查。但应该是在8月7日之后, 8月7日前,女附中未成立过带有“红卫兵”三个字的学生组织。”
我的研究清楚地表明,“八五事件”不是红卫兵组织的。事件发生时,女附中并没有成立带有“红卫兵”三个字的学生组织。 我的研究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力求严谨,符合学术规范。
三、 反思的思路
思路1:反思应该是公开的,整体的
陈小鲁代表八中同学的道歉之所以有那么大的社会反响就是因为他们是公开的道歉,私底下的道歉肯定有许多,但只有公开才能有社会影响。 反思应该是整体的。不仅仅应该是几个人或某个群体或某个学校对某件事的道歉和反思,而应该是全社会对整个文革的反思。 文革的情况非常复杂,受害者和加害者的角色也发生过变化。打人只是一种行为,你没有参与打人,但这并不能代表你反对打人,这也可能是对打人行为的默许或认同。所以,反思应该是全民族和全社会的事情,不是部分人的事情。红卫兵在当时只是青少年,很多还是未成年人,把当年的错误都推到他们头上显然是不公平的,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思路2:反思什么?
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对文革作出了结论,这对文革的反思和研究给予了有力的指导和推动,但《决议》没有也不可能穷尽对这个问题的探索。对这个问题的探索是个漫长的过程。 我自己也在不断的研究和探索的过程中。 陈小鲁在代表八中的道歉中专门提到文革是对人权的践踏。我非常赞同他的说法。恰恰是在1966年,联合国通过了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两部人权公约,即《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而当时的我们竟对“人权”二字闻所未闻,更谈不到人权方面的基本知识。今天,中国已经成为《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缔约国,并在1998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承诺要批准该公约。这表明了社会的进步。 建立一个尊重人权,保护人权的社会是每个公民都需要的。所以,从尊重人权和保护人权的角度进行反思是我的一种思路。
思路3:反思要经历的过程——正义与和解
季羡林先生在他的《牛棚杂忆》里讲过,他一直在等待,等着那些在文革中迫害他的人道歉,但他一直也没有等到这个道歉。“八五事件”过去这么多年,至今也没有人承认自己参与打人。 另一方面,在受害者一边,我们看到的是,他们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对当年的红卫兵严厉痛斥,还有一些人以受害者代言人的身份为他们伸张正义,要对当年的加害者进行清算。 受害者是值得同情的,尤其是他们当年忍受了失去亲人的痛苦,这完全可以理解。但是,这种情绪只能使受害者陷入到无尽的仇恨中。而“抓凶手”“追究责任”又使得加害者因担心无法得到宽恕,而不敢承认自己的暴行。因为没有官方的、权威的事实调查工作,因此也无法得到事情的真相。没有真相也无法完成对历史的反思。没有反思,也谈不到文革的悲剧不再重演。这成了一个怪圈。 其实,这是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曾遇到过的问题: 一个饱受暴力冲突伤害的社会,如何应对复仇的冲动,如何让其成员对过去的历史采取和解的态度。这方面最成功的例子是南非。南非在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后,昔日饱受种族迫害之苦的黑人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对待曾经施行暴虐的白人,是如何在共同未来的基础上建构两者的新型关系。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公开承认过去的弊端,还要呼吁对共享未来的期盼。 南非在处理这个问题上,走过了一个漫长的冲突化解的过程。1995年5月19日,曼德拉总统签署了《促进民族团结与和解法案》,该法案为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开展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据。同时他们还建立了真相委员会,提出“以大赦换真相”。说到此,不得不提到的一个人就是图图大主教,他引导了南非真相与和解的进程。为此,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这一过程的终点是和解,但不是无原则的,在这中间还有两个阶段:正义和宽恕。确立正义,弄清是非曲直,说明暴力发生的真相,加害者者在心灵上受到震动,并真诚悔罪,在此基础上受害者宽恕对方,实现和解。 南非,甚至塞拉利昂、卢旺达都能在对待过去的悲剧上都能做到和解和宽恕,有着千年文明传统的中国为什么做不到呢?
【我们的反思】
“八五”反思
刘 进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66届高中)
我是女附中文革初期的学生负责人,几十年来,我对卞校长的去世一直抱有深深的愧疚和歉意,也没有停止过对文革和“八五”的反思。 我认识到,作为亲历者,正视历史,以事实为依据做好记录是最重要的。2006年,为了第一张大字报对老师造成的伤害,为了40年前那一天没有保护好老师,我向梅树民老师书面道歉。但是道歉只是反思的第一步。清算文革的难度很大,我所能做的就是寻找事实,拒绝遗忘。这些年我(1月4日座谈会 刘进)走访了一百多位老师和同学,老师讲的自身经历和学校情况,让我受益匪浅。不少非干部子弟出身的同学,文革前受压抑,文革中受打击,她们的遭遇和感受,使我对阶级斗争的危害有了更多更具体的了解。 对那个年代,需要去追问的太多:为什么是我贴了第一张大字报?为什么与历次的运动不同,文革首先是发动学生?为什么宣传阶级斗争就会引起群体暴力?为什么文革初期学生打骂侮辱老师的行为大规模发生,上面却听之任之?为什么中国在那个时候发生文革?为什么那么多老干部都被打倒了?等等。 我没有能力回答这些问题,只能把我心里话跟大家说一说。 一、我的心路历程
我1965年底入党,文革刚开始时,凭着一股想革命、想保卫毛主席的原始冲动,贴了第一张大字报。6月初,工作组指定我当学生代表会主席,那时每天忙的团团转,觉得是在干革命。直到7月29日后,才知道毛主席批评工作组压制群众革命,犯了大错误。对此,我很迷惑,每天都处在寻找又找不到的感觉中。 卞校长的死,让我觉得更找不到方向了,我不知道什么是革命,革命又在哪里?我后悔、自责,心里想的都是如果事情不发生就好了,如果能够把卞校长救过来就好了。后来,哥哥的朋友劝我说,那么大的运动,你能怎样?你不过是个中学生,能做到这样就不错了。这给了我一些安慰,但心里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1967年,看了不少马列的书。《国家与革命》专门讲到暴力除了作恶外,也能起到的革命作用。但是,女附中的暴力能排除是作恶的吗?它破坏的是什么又要开辟什么呢?这符合党的一贯政策吗?……不管怎么想,还是不明白。当时能想清楚的,一是将来要把事情记下来,二是以后要做,就做能够看明白的事。从那时起,我一心想到工厂、农村去劳动,觉得劳动肯定是有益的事情。 70年代末,有人提醒可能会因“八五事件”关押我时,我说关就关了,因为我觉得这样有利于事件的调查,而且我没有保护好校长,也有责任。 1981年决议,1985年整党。整党时,我对自己的分析是:“文革中我没有打过人……抄过家,当时是属于反对打砸抢的。……‘我’……对有些过火、混乱的东西不理解,又认为对修正主义的东西要坚决批判,所以处于既积极参加运动,又有些不理解的矛盾状态。”我的“这个错误属于‘左’的路线的影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反修防修……(的)错误……” 这些认识,在我进行“八五事件”调查的过程中,得到了丰富和深化。我认识到—— 1、我们是被利用的。梅树民老师说的好,“文革是毛主席发动的,当时,学生要响应党的号召起来革命,谁也挡不住。你们是被利用的,工作组也是被利用的。”利用我们干什么呢?用天桥把式的行话,是利用我们打场子。中学生正处于青春期,容易接受激进狂热的宣传,做出成年人做不出的蠢事来。尤其是党报舆论把革命与暴力等同起来时,大多数人都会采取更激进的方式证明自己是革命的。如刘秀莹老师所说,文革和历次运动不同之处是首先发动学生。之所以要首先发动学生,就是因为毛看中了青年学生容易被利用的特点。来为他的政治路线开路。 2、卞校长死于暴力,而实施暴力的大多数是干部子弟。为什么文革初期干部子弟成了暴力的主力军?因为人家告诉你,你是革命事业的当然接班人,因此,当革命事业出现危险的时候,干部子弟责无旁贷要站出来捍卫。这种接班人意识与领袖崇拜造成的盲从意识,和以阶级斗争为纲造成的仇恨心理结合起来,就会引发无法无天的暴力行为。 3、“八五”悲剧是运动高于宪法的悲剧。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任何个人或团体都不得违宪,国家才会安定,人民才有保障。所以,必须从儿童开始普及宪法知识,做到人人知宪、遵宪、守宪,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4、当时教育传授的是非黑即白的思维,不是对的就是错的,要立场坚定就没有中间道路可走。这让人失去了分析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决定了容易在大环境下行动的绝对化。 二、阶级斗争教育
1963年后,阶级斗争的弦绷得更紧了,每天强调“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不能让江山变色国家变修;不要忘记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1964年开始强调干部子弟的“接班人意识”。当时女附中的校训是:“‘政治热情高,团结友爱好,谦虚谨慎,勇敢勤劳’,……学生在政治上的压力很大。压力大,反弹也就大。”1966年5月中旬,学校做了文革动员报告,政治课学习主题改为:保卫党,保卫社会主义,捍卫毛泽东思想。大家都感到有参加革命的机会了。“一是干部子弟是当然的接班人,要冲锋在前,二是阶级路线在学生中沉淀的压抑,文革中也会受到激发。这些都引导人在政治上走向极左。” 另外,当时阶级斗争是最高原则,讲的是为国为民的牺牲,忽视的是对生命的珍视。我们从小就知道刘文学,他为了集体的辣椒,连生命都可以牺牲,何况是政治运动呢。还有,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批判人道主义,强调阶级感情,遇到风浪要态度鲜明、立场坚定,对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把他们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这种教育,仿佛是给了打“敌人”的合理性,只要有了革命的名义,打骂、侮辱、残害生命就变得天经地义。 我认识到,文革前的阶级斗争教育是使学生分化和导致学生斗学生、学生打老师的原因。 刘老师说:女附中的教育,对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确实讲的很多,这是事实,……但教育再偏激,也不会教育学生去打老师。阶级斗争的教育再深入,也不会教育学生去打砸抢。 梅老师看了我写的教育对自己的影响后,半天才问了一句:“你认为这都是学校教育的结果?是我们这些老师的原因?”我说:“全国上下都一样,咱们学校也不例外呀。”所以我专门加写了一句“女附中也不例外”。 对此,我们班同学并不认同,她们说:“女附中的教育根本不是‘也不例外’,而是走在北京市的前面。尤其是贯彻阶级路线影响很大,对出身不好的是压抑,对出身好的是使命感。” 出身不好的同学入团很难,要求进步,就得经常写思想汇报,出身好的觉得自己根红苗壮,担负着帮助其他同学责任。现在看来,所有学生都受了伤害。 加强阶级斗争教育后,学校每星期都有全校的典型报告会,树立了各式各样的学生典型。有同学回忆说:“记得校广播里的样板还有立目标当女总理的,引导我们革命引导得太厉害了,我们的压力该有多大。”另外,搞暴露思想的影响也很大,以暴露思想为要求进步,同学之间相互征求意见,征求不到的,都能急哭了。“为了暴露思想就使劲挖,说的都不见得是自己的真实思想。”有个学姐暴露的活思想是:“希望能赶上这样的机会,就是把人民大会堂炸了,经历过这样重大的事件会很幸福。”这种教育的结果使“班里分化得很厉害,不同出身的分化,相同出身的也有分化,大家都得表现紧跟。要争取进步就得压抑自己。” 文革前的分化,在文革初期以学生斗学生形式表现出来了,当然不同班级情况也不一样。66年6月17日第一张反工作组大字报贴出后,当天有不少大字报反击,质问、孤立反工作组的学生,不少班级乱了。除了因为保、反工作组造成的对立外,一些班级还出现了由于其他问题,如同学间过去的矛盾、争执,个别人的品行或错误,特别是家庭出身问题引发的学生斗学生的现象。18日,高二2班学生用“毛主席的共青团员”署名在班里贴大字报,点名批判了张育芷等12名同学,批判会连续开了两天一夜。张育芷说:“自己受到特别大的打击,批斗后罚扫厕所几周。于菲菲受不了,后来神经病了。”初三3班的冯敬兰说: 66年7月14的日记,记了自己在班里被以“反夺权”的名义揪出来了。这和7月7、8、9三天与反工作组同学开展“领导权”的全校大辩论有关。高二3班的一个同学说:“文革中,我们班有两个同学疯了。一个是查子慰,文革前,她是坚决和家庭划清教育的典型,在学校做过学习共产党员修养的发言,她和她姐姐都是这样的。文革的冲击让她受不了了,疯了。她在疯人院还喊:刘少奇万岁,后来死了。还有一个孙薇英,父亲是科学院的高级工程师,学习非常好,乖乖女,封闭了自己好长的时间,她的疯肯定是因为文革,她一直在和自己较劲,经常关注自己的鞋带子是红的还是黑的,黑鞋带,红鞋带。” 6月20日,鉴于学校内已发生此类现象蔓延的情况,我以学生代表会的名义在校会上讲了反对学生斗学生的三点意见:“1.要按照党的政策办事,不能过早下结论。2.反对在学生当中开斗争会。3.坚决不打、不骂、不围、不哄,坚决贯彻党的政策。”(罗治笔记)这些意见虽然对学生斗学生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但在当时的形势下作用非常有限。 6月21日下午,工作组第一次召开揭批会,主要是揭批卞仲耘校长,会上曾不挠老师揭发卞是假党员,袁淑娥冲会场说卞有生活问题,引起学生义愤,马上失控,几个拿木枪的学生把卞捅倒,还不断有学生、老师冲到台上质问、喊口号,甚至拳打脚踢。这是学校第一次发生的公开暴力行为。 这些事实说明,以阶级斗争为纲必须彻底否定,其流毒必须坚持不懈地肃清,这样才能使侵犯人权等非人道行为失去滋生的土壤,只有如此国家才有希望。 三、我的“左”
除了大背景和教育的原因外,还有个人的原因。1985年整党时,我分析说:“自己之所以不可避免地被卷入这场灾难,是因为在思想上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影响。……在当时防修反修的教育中,听到有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睡在主席身旁,真恨不得赶快把这个坏蛋揪出来,保卫毛主席。在长期的正统教育中,自己的思想带着片面僵化的痕迹,带有明显的个人迷信色彩,另外对女附中当时的教育方法也有一定看法,所以运动一来,则不可避免地卷进去了。” 1966年,从6月2日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到8月19日我和宋彬彬公开宣布退出运动,前后80多天的时间,影响了自己一辈子。那是一段赤胆忠心、倾尽心力追随毛主席干革命的日子,是当时绝大多数青年学生都经历过的心路。那时的政治形势一天一变甚至瞬息万变,每天都有不断翻新的思想、事件撞击你,激发你。来自学校、家庭和社会的挑战层出不穷,每天脑子里都装得满满的,事情多得应接不暇,多得不知道该如何想清楚,该干什么。我家离学校仅一路之隔,那么近也从不回去,每晚就在教室前面的木讲台上合衣倒头就睡,第二天爬起来又不知道去忙什么了。天天这么过着,直到8月19日退出,自己也没搞清正在进行的是一场什么革命,应该怎样干革命。所以我同意刘老师的分析。她说:干部子弟出身烙印很深,认为天下大任是我们的。……1966年上半年那种情况,你们会责无旁贷地站出来,认为革命的责任就落在自己的肩上。 班里同学的看法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干部子弟是当然的革命者,刘进和彬彬是自己要革命,不是要革别人的命,是除了自己要革命,还要帮助别人革命。在高中时,班级的太左和刘进关系很大。尤其从南口劳动开始,使大家感到很大压力。比如抬筐加土,以前都还觉得我们挺革命的,怎么一下子让人觉得自己都变成小资了。”对同学提到的南口劳动,我记忆犹新。我当时“左”的表现,的确给同学造成了很大压力。 之前在政治课上,梅老师提出能挑100斤应该挑多少斤的问题。大家都说挑100斤,老师说挑80斤,说要留有余地。我举手说,不对,能挑100斤就要挑100斤,将来需要我们时就能挑起120斤。老师没说什么,转过身去,在黑板上写了两个大大的字:“偏激”,还说让事实来说话。 去南口劳动后,梅老师和我单练,从一人多深的树坑往外铲土,然后挑筐担土,都没有找到我的限度,后来让我和班里个子最矮的同学抬土,抬土时我把筐都要抱到胸前了,就是这样,前面的同学还是双手撑着扁担,身子扭着,被压得够呛,于是我赶快说:“我错了,不抬了,不抬了。”后来,我在全校劳动总结会上发言,检讨自己没有群众观点,影响了党的政策贯彻,脱离群众,影响了同学健康,干了使敌人高兴、群众受损失的事情。(罗治笔记) 我的“左”和个人经历有关。三年困难时期,我是在重灾区河南度过的。每天只有2两粮食,因为吃不饱饭,每年只能上两个月的课。不久,我饿得掉了30斤,连坐起来的力气也没有了。原来一直生活在蜜罐里,现在才知道了饿的滋味和粮食的珍贵,才知道解放了还会有这么苦的日子,社会主义祖国还有这么一穷二白的地方。后来我常跟着炊事员晋叔叔挖野菜,又找了一些古巴矮脚麦的种子,在省委家属院种地自救,还在父亲的带领下挖了个坑当厕所,积攒肥料。父亲调离河南时我想留下,觉得苦地方更需要人。我觉得改变一穷二白面貌不是空话,需要做到勤劳勇敢、艰苦朴素和不怕吃苦,上学时就要做好准备,将来才有出力的本钱。到女附中后,我特别看不惯学校的“骄娇”二气,看不惯干部子弟的特殊化,高一作文,还拿“骄娇”二气做文章。为了锻炼自己,我一年四季每天早上坚持洗冷水澡、做哑铃操,绕教育部跑三圈,然后到学校去领着走读生早锻炼。当了民兵排长后,又领着大家操练、匍匐前进……这些都没少给同学压力。有同学说,那时不敢说苦说累,不敢穿新衣服,还有同学说,幸亏自己初中入了团,要不现在怎么要求进步也没可能了。 在梅老师、佘靖的帮助下,1965年底,我作为学习共产党员修养、纠正偏激思想的典型入了党。入党材料中有这样的话:“共产党人就是为广大劳动人民谋幸福的。……只要是对人民、对事业有利,就是献出生命也无所畏惧。……我一定要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做一个敢于革命的闯将……(做)一枚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做一个红色的革命事业接班人,把自己的一切全献给党,献给人民。” 今天看来,我这个当初“纠正偏激思想的典型”,其实恰恰起到了宣传偏激思想和一味盲从的作用。在此,我要向同学们道歉。尽管导致学校运动的发起是大背景所致,但我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也确实影响了一些同学,特别是一些低年级的同学,这是我后来听她们讲起而在当时并没有意识到的。 今天主要说的是问题,因为找到问题才能解决问题。但我也不想一味地找问题而否定一切,因为那个时代也给了我非常美好、光明的东西,特别理想的东西,这也是我一直追求和坚守的。
【我们的反思】
我的反思 宋彬彬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66届高中) 近十年来,在女附中同学、老师和历史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女附中文革初三个月的事件得以梳理清晰。我感谢大家实事求是的无畏精神,给我提供了一个可以说话的平台。今天,我的发言,就是为了和大家一起冲破文革思维的桎梏,公平地承担一个文革亲历者的历史责任。 首先,我要说的是,四十多年来,有两个不同的宋彬彬:一个宋彬彬是始终反对武 斗暴力和血统论,能够对她的所作所为负责任的本人。另一个宋彬彬是虚构的“宋要武”,她(1月4日座谈会,宋彬彬)是在文革及90年代被某些人杜撰出来的。社会上有一种说法:宋彬彬 = 宋要武 = 红卫兵头头 = 领导制造了“红八月” = 身上负有七八条人命。以上说法对于了解真相的人,比如我的母校、老师、同班同学都清楚这完全是谣言。对于不知情的人批判咒骂我,我可以理解,因为那是出于对文革暴力的痛恨,并且我也要和大家一起坚决批判“宋要武”这个文革暴力符号。 1966年8月18日,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给毛主席献了红袖章。毛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啊?”我说叫宋彬彬。“是文质彬彬的彬吗?”我说:“是。”毛又说:“要武嘛。” 1966年8月20日《光明日报》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发表了一篇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署名宋要武,括弧宋彬彬。8月21日《人民日报》转载此文,影响遍及全国。当时我和同学校友们都不认为毛要我改名。我在此郑重声明,我从来没有改名为“宋要武”,女附中也没有改名为“红色要武中学”。 但毛主席戴红卫兵袖章和一句“要武嘛”激发了青少年保卫伟大领袖的疯狂,在中央文革的纵容下,“红八月”暴力横扫全国,不但造成无数生灵涂炭,还造成了精神、文化、经济上的惨重损失。 我要和所有被暴力迫害的人和家属一起,坚决谴责因“宋要武”及其他因素带来的“红八月”暴力行为。 2012年,我写了《四十多年我一直想说的话》。在这篇文章中,我谈了我文革初期的经历和想法,这里不再重复。今天,我主要讲以下五个问题。 一、我为什么要道歉 近十年来我们对女附中文革进行了大量认真细致的调查,这本身就是一个反思和受教育的过程。我和同学们曾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对老师和校领导表达了道歉。女附中的老师、校领导和八中的一样,对学生都非常体谅宽容。他们对我们说:“对八五事件的分析不能离开当时的大环境”,“你们没有主持发起过批斗校领导和老师,就不必道歉了。”对我们这些年的调查工作和女附中校友给卞校长立像,老师们还感动地说:“你们做这些事情费心尽力了,可以告慰自己告慰蒙难者了。不要老沉在里面,影响情绪,可以沉进去做,做了也要走出来。” 最让我感动的是,在反右和文革中都深受迫害的历史老师朱学西诚恳地对我们说:“宋彬彬因宋要武受害,她没有做这些事情,就不要有什么负担,否则我们一辈子受害,你们一辈子也受害了。” 老师们的宽容并不意味着我们对“八五事件”完全不负责任。梅老师曾问我们,“八五”那天斗我们时,我在想你们学生党员都到哪里去了?我们说我们阻止了两次,看到学生们都散开了,以为没事就离开了。 现在反思当时我们为什么没能保护好校领导,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一.我们还年轻没有经验,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以为人散了就没事了。 也没有想到把校领导带走。 二.“八五”那天,当高一某些学生发起批斗校领导后,不少学生为了表现其革命性参与其中;学生的狂躁在暴力下加剧,更导致了迫害的野蛮和残忍。我们虽然反对武斗反对侮辱人格的行为,但却顾虑自己已经犯了保工作组的路线错误,工作组刚撤走,我们已然没有了任何组织和领导,没有了制止学生的权威,故只能劝阻学生要讲政策不要打人,而不敢坚决反对批斗“黑帮”。 三.最重要的一点。现在反思为什么我们不敢坚决制止批斗“黑帮”,没有法制观念是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所受的教育使我们从心底里反对暴力,知道《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规定“不许虐待俘虏”呢;但我们又怕再犯阻止革命行动的保皇派错误,所以只敢说“斗黑帮可以,不许打人”。但是,我们欠缺宪法的教育,完全没有认识到公民享有被宪法保护的权利。即便校领导是“黑帮”,也是需要通过法律程序来判定,而不能任人随意批判。 我以为这不仅是造成“八五”悲剧——“女附中校耻”,也是造成文革中诸多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我们和更多的学生群众当时就有法制观念,可能不仅卞校长,而且女三中的沙萍校长,八中的华锦书记等许多的校领导和老师或许就不会死于非命。十年的调查研究,使我逐渐认识到:查清女附中文革初期的事件不仅是我个人和女附中的事。道歉不仅是为了安慰个人的良心,还是要让后代记住历史的教训。
二、文革是一场浩劫 要记住历史教训,我们就有责任用亲身经历告诉人们,文革是怎么一回事。我个人的经历在《四十多年》一文中说了。这里说说我家的几件事—— 1967年,我父亲被打为东北最大走资派。1968年4月15日,我和妈妈被勒令回沈阳,哥哥陪我们一起回去。妈妈刚下火车就被揪到东北局批斗劳改,不许回家;而我被勒令在家不得和外界有任何联系。一天东北局造反派到家里要揪我去跟妈妈陪斗,我哥说:“中央有规定,不许她与外界接触,我是长子,我替她去”。批斗后我哥回到家,鼻子流血脸也青了,人坐在那儿发呆,问他也不说话,我不知发生了什么。 后来妈妈告诉我,那天批斗后游街,道路两边围观的人又打又骂。我哥被押着走在前面,妈妈看见有人挥舞一根大铁棍朝我哥后脑勺砸去,妈妈吓坏了,这一棍子下去,人不死也残了。刹那间,不知谁伸出胳膊挡住了铁棍,没有砸到我哥。 这件事对我触动很深,我哥保护我是因为他是我哥,但在那个人人都表现革命的场合下,那位不知名的群众挡住铁棍救了我哥一命。这是何等的无私无畏,这不就是正直人性在霎那间的闪现吗! 我父亲的警卫秘书和司机王师傅都住在我家楼上。文革前张秘书跟我家孩子很亲近,但自从我父亲被江青骂为东北最大的走资派后,他就无中生有地编造谣言诬告我父母和我。为了监视我家,他还砍断了院子里阻挡他视野的大树。但是司机王师傅,不管专案组的人怎么逼迫利诱,决不肯说违心的话去揭发我父母。王师傅夫妇看到我家孩子缺吃少钱,生活很苦,常常背着张秘书偷偷给我们送吃的。 1969年我父母被送到盘锦大洼的军队农场,父亲白天要劳动并被批斗,晚上还要写永远通不过的检查。两老常年见不到油腥细粮。父亲喂猪,但过年时部队杀猪会餐,父亲想要一点猪头肉都被骂走。他重病缠身,血压高到极其危险的程度,体重只剩90多斤。所以我们孩子们探望父母时,都尽可能多地背些食品。这一路很难走,先坐火车到盘锦,换乘长途汽车到连吉普车都难以通过的泥泞盐碱地,再步行几十里土路。 1974年初冬,王师傅看见我要带给父母的大包小袋食品,直替我犯愁。他偷偷联系了一位跑长途的货车司机捎我去盘锦。为了不让张秘书发现,司机按约定在半夜轻敲我家的窗户,我悄悄溜出大门,他把我一直送到汽车再也无法行驶的土路上。寒冬腊月,我肩扛手提大包小袋,踏着积雪,心中充满了对父母的不尽担忧,还有对这两位司机冒险相助的不尽感激。 王师傅和张秘书在文革中截然不同的表现,让我更加认识到人性的善恶。 然而,我家所遭受的苦难与千千万万群众干部,尤其是知识分子和“地富反坏右”比起来,实在算不了什么。《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事实》一书统计的文革中受难伤亡数字令人触目惊心。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 三、文革浩劫与阶级斗争 父母和学校的教育让我们这代人从小就树立起基本的道德品格:爱祖国爱人民,谦虚谨慎艰苦朴素,正直诚实,知错就改,懂得感恩等等 。“人人爱我,我爱人人”、“为人民服务”是我从小深信不疑的理念 。高中之前,所有的人和同学在我都没有出身地位的分别,阶级斗争在我只是电影里的概念。但上高中后,“反修防修”、“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主流教育思想,我头脑中也渐渐有了阶级斗争这根弦。 1964年起,社会上开展“四清”运动,学校大力教导“一切不忘阶级斗争”,干部子弟要有“争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的使命感等报告会座谈会不断,造成了同学间人为的分裂。虽然我反对“血统论”,但我们班非红五类出身的同学说,我和他们不再像初中时那么亲近了。 “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学校的主导教育思想,而学校法制教育的薄弱导致学生完全没有法制观念。对法制的践踏和对人性的集体漠视皆因此而起,文革中的暴力行为得以“革命的名义”堂而皇之的进行。 四、“革命”与法治 人性中有善有恶。每一个健康的社会都有惩恶扬善的机制。如果说,扬善是表彰好人好事,那么惩恶则是依法治国。文革之所以成为浩劫,是因为它以革命的名义,打着“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发动群众的“民主”旗号,一方面极大地发扬了人性中的恶,另一方面又砸烂公检法,撤去了法治这道惩恶的底线。 陈小鲁倡议在学校引进宪法教育及在社会开展普法教育,以宪法保障社会制度,扭转现今社会的诸多不良倾向。但“法”受制于制定者实施者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如果执法者不懂法不遵法,法律就变得毫无尊严。 纵观开国后宪法在我国的执行,不能不令人警醒。我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曾提醒“运动”有副作用,应当“以依法治国代替运动治国”,“国家没有法制就不能成为国家”。1951他曾写信给毛泽东和饶漱石,指出“党直接做政权机关的工作是不好的。”同年12月4日毛泽东复信说:“我认为你给饶漱石同志的信的内容是正确的……”但是,1957年10月《人民日报》连发两篇社论,说“政法战线的斗争是阶级斗争最尖锐的最集中的部分”,指责政法工作“忽视专政倾向和忽视党的领导”。 1958年,政法小组委员彭真升任组长,董必武从组长被降为委员。1959年董老退出了最高法院候选人。 1982年饱尝了抄家挨斗、人格侮辱,坐了十年大狱的彭真重新当权后,认识到法治的重要性。在主持宪法起草时,特别强调要把“党要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任何组织不得有超越宪法的特权”写入宪法。 我国清末民初的首位民法学家高梦熊大法官说:“天理、人情、公道包括了一切条规。” 这句话高度概括了法制与道德人性相辅相成的关系。 道德人性是宪法能公平公正执行的基本保障之一。而现今的社会,蔑视道德人性的暴力倾向比比皆是,暴力执法暴力抗法的消息层出不穷,这些都是不得不另人警醒的“文革”基因。反思文革,希望社会法制的逐步健全完善以实现对人格、普通生命的尊重,执法机构能实事求是、依法办事。 五、结 语 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无论是党内高层,还是各级组织机关团体学校等,不乏有整人者变成了被整者,被整者又变成了整人者,而文革则是这众多冤冤相报后延续的又一环。我们的老师和前辈给我树立了宽容的榜样。尽管关于宋彬彬/宋要武的传说、谩骂、攻击持续了四十多年,我仍真心愿意理解一切骂我误解我的人,甚至原谅造谣者。 杜绝文革遗毒,在学术上不能唯我独尊,要允许不同意见的公平讨论,对不同意见不能再采取文革中扣帽子打棍子甚至造谣谩骂的作风。我希望不同意见观点的人都能本着尊重事实,清理文革遗毒的态度,一起公正严肃地认真反思文革带来的教训。 今天,我要借此机会再次向卞校长和校领导及其家属表示深深的歉疚: 为了四十八年前,在那个疯狂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不懂法律的我们没有勇气坚决地保护好校领导和老师,使他们免受惨无人道的迫害。同时我也认识到反思必须从自我做起。经过十年来不懈的调查研究,我们迫切感受到万不能因文革远去而淡忘其教训,要避免文革的思维和行事方式,杜绝执法者和国民中的暴力倾向,格守宪法、尊重人权。 最后,我以女附中90高龄的高文鸾老师的一句话作为结束:“要经常反思才能有进步,一个政党一个个人都要经常反思才能把事情办好。”为了中国有一个和谐美好、人民安居乐业的幸福明天,我将继续对文革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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