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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内容
 文章标题 : 《记忆》第一O六期(增刊)
帖子发表于 : 周日 2月 02, 2014 1:1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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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忆               2014年1月15日第1期
REMEMBRANCE       总第一O六期(增刊)
                  2008年9月13日创刊


《记忆》106期(2014年增刊一)

“八五•记忆•反思”座谈会

目 录

【编者的话】
李红云 反思文革 拒绝遗忘——老三届同代人座谈会纪实

【主持人语】
罗 治 关于“八五﹒记忆﹒反思”座谈会

【八五真相】
冯敬兰 校长是怎样死的 ——原北京师大女附中文革初期“八五事件”综述
叶维丽 从“八五”说起
李红云 我对“八五”的研究

【我们的反思】
刘 进 “八五”反思
宋彬彬 我的反思
罗 治 为卞仲耘校长捐款塑像的经过和我的感悟
吴迪(启之) 十七年教育与学生暴力

【反思与对话】
陈小鲁 我的想法与建议
印红标 社会需要真相与反思
卜伟华 把史实搞清楚是最重要的
丁 东 澄清真相 分清主流
邢小群 民间的推动 细节的力量
顾 湲的发言
郝新平的发言

【会议总结】
叶维丽 在真实的基础上反思——老三届的责任
【与会者名录】

【版权声明】

【编者的话】


反思文革 拒绝遗忘
——老三届同代人座谈会纪实

李红云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 67届初中)

2014年1月4日,一些在北京经历过文革的“老三届”中学生举行了一次以“反思文革 拒绝遗忘”为主题的座谈会。与会者主要毕业于北京四中、八中、师大女附中、师大一附中和清华附中。
最近,原八中学生、当时的校“文革委员会”主任陈小鲁代表八中老三届校友向在文革中受到伤害的老师公开道歉。这一举动受到社会的一致好评,其社(1月4日座谈会会场 北京大学法学院)会影响之大,远远超出了他们原来的想象。受此举的影响,远在美国的原师大女附中的校友叶维丽(美国马萨诸塞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提议,女附中与陈小鲁等同代人共同举行一次座谈会,共同反思那段历史。她的提议受到了校友和一些同龄人,包括八中的陈小鲁的热烈响应和支持。电子刊物《记忆》同意与女附中校友共同组织这次座谈会。
文革初期,即1966年的8月5日,女附中校长卞仲耘被学生殴打致死,这就是“八五事件”。多少年过去了,女附中的校友们对此事仍保存着刻骨铭心的记忆。近年来,女附中的校友们对这一事件做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因此,这次座谈会就从这启在当时轰动全国的事件说起。并对文革初期发生在北京的“红卫兵”运动,以及学生打老师现象及其的根源等问题,进行热烈、坦率而深入的讨论。目的是呼吁我们的同龄人,乃至整个社会,直面那段历史,共同反思,不要让历史的悲剧再次重演。
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有原师大女附中的九位校友。其中有文革初期工作组在校时师生代表会负责人刘进、宋彬彬,还有多年来一直关注和研究“八五事件”的校友。她们毕业于女附中不同的年代,有着不同的家庭背景。受邀参加座谈会的除陈小鲁外,还有八中的计三猛、四中的印红标、吴迪(启之)、师大一附中的丁东、米鹤都、清华附中的卜伟华,文革史研究者邢小群,还有来自《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财经》杂志和《记忆》网刊的年轻记者等22人。人民大学研究党史的两位学者辛逸、耿化敏也参加了座谈会。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中的一些人不仅是那场运动的亲历者,也是国内对文革有着深入研究的学者,他们的著作近年来在海内外都有着很重要的影响。这也是女附中的校友们第一次面对媒体,公开就“八五事件”进行反思。
座谈会由女附中校友罗治和《记忆》主编吴迪(启之)共同主持。罗治在开场白中介绍了这次座谈会的目的,她指出:弄清事实真相是反思的基础、前进的起点,捷克前总统哈维尔说过:要“生活在真实中”,否则生活在谎言与欺骗里,只能使人永远沉沦在中世纪的黑暗与恐怖中。
上午的内容主要由女附中的校友介绍对八五事件的研究及反思情况。她们就目前的研究情况做了总结,并就其中的重点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她们还从历史学和法学的角度反思了这一事件。通过与会者的调查和研究,还原了“八五事件”的真相,以及近年来对此事的反省和深入的思考。
宋彬彬被媒体冠名为“宋要武”之后,对她有各种各样的传闻与误解。今天她除了澄清真相,更勇敢地站出来,深刻反省了自己。刘进和宋彬彬为她们当时没能保护校长和老师,没能阻止一些同学殴打卞校长的行为,表示了深深的自责和真诚的忏悔和道歉。
多年来,女附中的校友们对“八五事件”的反思从来没有停止过,在2007年女附中90周年校庆之际,女附中校友们为了更好地记住这段历史,自发捐款为遇难的卞校长建造铜像,以反省自己,并警示后人。座谈会上,罗治介绍了女附中五百多位校友为卞校长捐款塑像的经过和感悟。女附中校友冯敬兰、顾湲、郝新平、李红云也作了发言。
座谈会上,八中的陈小鲁介绍了他公开道歉的心路历程,并对女附中校友们集体还原八五真相的执着及反思表示赞佩,他说要向她们学习,争取如实还原八中文革历史,以告诫后人。几位文革研究者在发言中都谈到,在还原历史真相时细节很重要。并指出要从历史的深度、人性的高度去认识发生在中学生中的暴力行为。丁东强调要分清当时最高层、中层和下层的不同责任,文革的发动者要负最大的责任。米鹤都说女附中校友们打破出身的界限,把过去所谓的“红五类”和“出身不好”的同学都团结到反思文革上来,是个创举。他也提出不要关门,而要开放式地反思。印红标提出反思文革要“普及”到现在的几代年轻人中,他们普遍不关心、不了解文革。对我国的当代史被割裂,导致极左思想回潮、美化文革的现象,值得十分警惕。卜伟华的发言要点是文革研究要注重事实考证,有一说一有错及时修正。邢小群等人提出师大女附中的校友们做的努力非常值得称赞,认为推动历史进步就要靠一点一点的不懈“拱卒”精神。
座谈会最后由叶维丽作了总结发言,她说,虽然国内文革研究还很不深入,但我们要以历史担当的精神,坚持不懈地搞下去。现在从事文革研究的人不是多了,而是还很少。她呼吁,我们这一代人要直面历史,抢救记忆,拒绝遗忘。
纵观整个座谈会,发言十分热烈,既有深入的理论探讨,也有不同看法的争论。与会者认为,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对文革作出了结论,这对文革的反思和研究给予了有力的指导和推动,但《决议》没有也不可能穷尽对这个问题的探索。只有反思了这段历史,悲剧才不会重演。与会者认为,仅仅是几个人或一些人的对一个事件的反思是远远不够,现在需要的是公开的、整体的反思。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才能发展,我们的国家才能更加富强。


【主持人语】

关于“八五•记忆•反思”座谈会

罗 治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 67届高中)

首先我代表今天共同发起这个座谈会的女附中校友和《记忆》电子刊物感谢各位的光临。让我们感到特别亲切的是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经历过文革的老三届,因此我们的今天聚会,是个同代人的聚会,也是个老年人的聚会,屈指一算,文革开始已经快50年了,对于文革的切肤之痛,正以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和紧迫感驱使着我们——要还原历史,抢救记忆,拒绝遗忘。
今天座谈会的主题是“八五事件•记忆与反思”,由于种种原因,文革这场震惊全世界的反人类浩劫至今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算。发生在女附中的“八五事件”已然成为文革标志性的事件之一,卞校长之死成为海内外研究文革的专家学者最瞩目的案例之一,对此社会上却流传着不同的版本,众说纷纭。时至今日,也没一个打人的学生公开站出来表示忏悔和道歉。
然而一些有担当、有思想的学者、朋友、文化人,以及女附中校友早就对八五事件开展了大量调查,形成了不少的文章和影视资料,八五真相逐渐显现,这是我们今天对话的基础。
今天到场的有八中、四中、师大一附中、清华附中的同龄人,八中是女附中的近邻,我们两所学校的大门,几乎就是隔着一条马路。遥想当年,我们年年一起组成国庆游行队伍中的游泳大军,一起比赛排球,一起演出话剧,那是多么美好的青春岁月啊!现在我们又一起反思文革,陈小鲁早在去年8月20日就在八中老三届同学会的博客上,就文革期间批斗校领导写了一封真诚的道歉信。八中老三届同学又在刚过去不久的 10月7日安排了一场公开的文革道歉会,这些举动在社会上赢得了广泛的好评,引起了新一轮对文革的思考。女附中的同学一会儿也将详细介绍近年来开展的对于“八五”的集体调查和反思活动,因此参加会议的八中和女附中的校友们,今天又多了一重两个学校的身份和情谊。
今天到会的其他嘉宾都是研究文革的重量级人物,也是文革的亲历者,你们以历史的眼光、科学的态度、深刻的思想撰写了大量研究文革的著作和文章,我们对此非常钦佩,参加会议的同学,个个都是会议的主人,今天我们坐在一起,热烈期望大家通过对话,激荡出思想的火花,把我们所受的教育以及对文革的反思、对现实的思索进行得更深入、更透彻一些。因为我们坚信,你们的肩膀是我们可以借助的平台。
今天对话的机会非常难得,确实现在对文革彻底反思的环境气氛还没有形成,但从学术和文化的角度来讲,再难的东西也要研究。况且我们这些亲历文革的老三届都已经进入老龄,我们再不说更待何时?中国人指责日本对侵华战争不反思,我们对自己的历史又反思得如何呢?回首文革,我们发现,在那些美好的口号后面竟然是那么的丑恶、污秽和血腥!人类总归是要从愚昧走向理智、从野蛮走向文明,摆脱苦难走向幸福。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弄清事实真相,这是反思的基础,也是前进的起点,正如捷克前总统哈维尔所说:要“生活在真实中”。生活在谎言和欺骗中,只能使我们永远沉沦在中世纪的黑暗与恐怖中。
参加今天座谈会的还有记者朋友,我们非常欢迎你们的到来,要扩大全社会对文革的反思,只有通过你们的努力。你们在舆论导向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陈小鲁和八中的道歉所以在社会上产生了积极影响,就是你们的新闻影响了今天。希望你们继续关注我们的话题,也希望通过你们对女附中八五事件有一个拨乱反正的宣传。你们若对我们的话题有兴趣,请一定与我们的联系人李红云沟通。
上午的发言,每人不能超过15分钟,下午的发言,每人不能超过10分钟。关键是我们在全天六个小时的会议时间中安排了一半近三个小时的评论、提问和讨论的时间,所以没有安排发言的朋友(包括记者和老师)也有充足的时间进行交流,我们的目的就是请大家开诚布公的提问题,谈看法,提建议,但每人不得超过5分钟,相信通过我们大家的合力,会议一定开得非常有意义,有效率!
今天上午主要由女附中的同学介绍八五真相和我们的反思,下午请各位专家学者和到会的朋友与我们一起交流。


【八五真相】

 校长是怎样死的
——原北京师大女附中文革初期“八五事件”综述

冯敬兰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 66届初中)

说到文革,对于当年师大女附中的在校学生,“八五事件”是无法绕过、必须面对的记忆,是集体的心灵疮疤。多年来,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对“八五事件”的研究和评论在网络上广为流传,因为采用的实例不够,观点和论断多有偏颇和值得商榷之处。
我参与了八五事件的调查过程,了解全部内容。

   一. “八五事件”

1966年8月5日下午,在高一3班少数干部子女发起的游斗校领导的过程中,一些学生对五位校领导殴打体罚、侮辱折磨,党总支书记卞仲耘副校长不幸遇难,其他几位校领导身心受到严重伤害。发起者都出身“革命干部家庭”,其中有几位是住在京西大院的军队干部子女。她们决定游斗“黑帮”,要求教室里的同学不分阶级出身,必须都参与。理由之一是工作组在的时候不让斗黑帮,现在他们走了,我们可以斗黑帮了;理由之二是现在“主义兵”(全称: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是反工作组一派)成革命的了,主席已经发出号召,我们也要革命,也要斗黑帮。
高一3班王友琴第一个公开披露了“8•5事件”,20年后,她在《女性的野蛮》(1986年)一文中写到:一天下午,这一派的一些同学在教室里开会,“我们要坚持斗争的大方向”,“走,打黑帮去!”她们这样说,似乎这可以使她们摆脱因工作组问题而产生的困境,并以此进一步证明她们的“革命”性。 高一3班其他同学也有类似记忆,一个学生在采访中证实,班里打人厉害的,初中都不在本校就读,初中就在女附中上学的,对老师有感情了,下手没有她们厉害。她们平时表现一般,并无过人之处。所以,当她们在8-5那天以激进、暴戾的姿态出现后,不仅让本班同学,也让年轻的班主任大为吃惊。时任教导处副主任的梅树民老师也证实了批斗发起者为高一3班部分干部子女。
根据目前所得资料可以确认,当天下午的“游斗”分为四步,一是围着大操场“游街示众”三圈,以扩大影响,吸引更多人参加,二是在宿舍楼旁的一个狭小高台上批判斗争,三是押到小操场强迫劳动和体罚,把整筐土、大花盆搬来搬去,最后分散到各处打扫楼道和厕所。整个过程中,不断有各年级学生围观,人数时多时少,聚聚散散。我的一位同班同学是最早的目击者之一,她说:“当时学生不多,就是高一的,有人不断出来,给他们头上戴高帽子或纸篓。后来人多了,我就回教室了。”围观的学生证实说,由于胡志涛校长不承认自己是黑帮,有个学生把一大瓶墨水,兜头泼了她一身,说:“现在就让你变黑!”随着游斗活动的升温,对校领导的侮辱和推搡,很快演变成暴力殴打。有人号召去木工房拿棍子,一些学生就取来带着钉子的桌子腿椅子腿。据目击者指认,在游斗过程中对校领导施加暴力和侮辱行为的,不仅是高一3班的少数学生,也有高一其他班和初二年级的学生。 甚至也有个别出身不好的学生为了表示革命,殴打了老师。
梅树民老师回忆说,当天他穿了一件新衬衫,晚上回到家里,衬衫后背血迹斑斑。胡校长对少数学生的暴行始终予以批评和反抗,因而白衬衫被泼墨弄成黑衬衫,长裙被撕裂到胯部,“除了一双脚,浑身上下都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腰痛得不能躺下”,当夜被家人送到北大医院,确诊为腰椎棘突骨折。卞校长被强迫打扫宿舍楼的厕所。有目击者看到,卞在洗墩布时,一个初二学生按着她的头,逼她喝脏水池里的水,当时她已经站不稳了。也有人看见她从楼梯上摔下去。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殴打折磨后,她终于倒下了。当时校园里大部分学生已回家,她被校工抬上手推车,置于东楼后的小操场,暴晒于烈日之下。
游斗中的暴力行为给多数围观者带来的是精神的震慑和恐惧。现场也有老师和高年级学生对施暴者进行劝阻。高三1班刘沂伦回忆说:“王丽莎拉住一个小孩(高中生如此称呼初中生)说别打人,别打人,这个小孩回头瞪了我们一眼,问,你们什么出身?我们一愣,立刻哑口无言。我们出身好,应该立场坚定,怎么能阻拦斗黑帮呢?于是我们就不再说什么,只在旁边看着。”
刘进、宋彬彬等作为工作组时期的学生代表会负责人,在工作组因路线错误被撤走以后,也深感自己犯了错误,颇为灰头土脸。但是在干部子女中间,她们依然存有一定威信(并延续至今),有些人一直追随着她们,每天集中在工作组留下的办公室检讨错误,寻找革命方向。当时她们对高一3班发起游斗活动的几位军干子女并不熟悉,闻讯两次去劝阻,要求现场学生不要打人,看到围观的同学陆续离开后,她们也走了。多年以后回忆当时的情况,她们认为自己的劝阻没有力量,是因为自己跟着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理不直气不壮。由于没有预见到惨重后果,她们为当时不能奋力阻拦暴力行为,而造成卞校长死于非命,感到终生的懊悔。这就是她们认为要公开道歉的原因。
傍晚,昏迷的卞校长被刘进、宋彬彬、李松文等多位师生送到邮电医院,医生要求出示学校证明方可抢救,为此双方发生了争执,最后达成共识,由李老师牵头作保,院方予以抢救。于是,我们就在胡杰电影里看到了那个名单,从右往左依次写着:师大女附中 李松文 徐岩春 李小琦 马恬 王满华 刘进 宋彬彬。经抢救无效,卞校长于晚9点去世。

给医院作保的老师学生名单,为李松文老师所写

当夜,刘进、宋彬彬与几位高年级学生找到北京新任市委书记吴德,报告了卞校长被学生暴力致死的情况。身处困境的吴德听完汇报,沉思良久,说:“死了就死了,以后不要打人了。”

   二. “八五”之前

正如文革中的每一事件都有自己的因果,卞校长之所以成为学生愤怒发泄的对象,也有具体的原因。一是管过人事的老师揭发她是刘仁介绍入党的,刘仁与彭真作为北京市委领导,是文革最早被打倒的“反党集团”,由刘仁介绍入党也就成了假党员。二是大连工学院俄语教员袁淑娥检举她有生活作风问题。1959年,卞校长住院时认识了袁淑娥,从此多有往来,两家成为朋友。1963年,通过卞校长,袁把丈夫丁德泗从北京空军转业到女附中做英语老师,随后两人婚姻破裂。袁淑娥多次来找卞校长,希望扣发丁的部分工资,以补贴家用,卞校长认为应该遵循法院判决,予以拒绝,愤怒的种子就此埋下。袁在文革爆发(6月1日)前,写了上万言的针对卞校长的上告信,分别寄给毛主席、团中央、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因为女附中隶属于北师大),信最后分别到了邓小平和胡克实手里。
袁淑娥的万言书转到工作组手里,增加了把卞校长划为“四类干部”的充足理由。工作组突然决定在6月21日、22日连续两个半天举行批斗大会,这是工作组进入学校后举行的唯一一次批斗大会。袁淑娥带着母亲儿子冲了会场,声泪俱下,对卞校长进行诬陷和控诉。会场的愤怒情绪达到沸点,卞校长被学生用木枪你捅一下我捅一下,伤痕累累,当场呕吐。袁淑娥还带着学生到卞校长家,满墙贴满侮辱性文字。
工作组撤走后学校的无政府状态,在胡志涛校长的回忆文章《八五祭》(写于1986年)中得到了证实。文章写到,8月4日下午,几位集中学习的校领导被突然闯进来的七八个学生,用棍子和皮带殴打了一顿。晚上,家人看到她身上的伤痕说:“你们学校怎么这样乱?!”她说:“工作组走了,没有人管,有什么办法?!”8月5日上午,胡校长去北京市委“上访”,找到分管文教口的同志,再次强调工作组撤走后,学校处于无人管理的混乱状态,基层领导干部的人身安全已得不到保障。胡校长虽然预见到了,但是她已自身不保。
卞校长也预见到了致命的危险在迫近,家人劝她躲一躲,她认为自己作为校领导,不能离开岗位。8月5日一早离家上班,她和老伴王晶垚握手告别。

   三. “八五”之后

校长之死,让刘进痛感到这样下去也许还会出大乱子,必须组织起来,应对新形势。由她牵头,8月8日宣告成立了 “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简称“筹委会”),主任刘进,副主任宋彬彬等十几个,各年级各班还有联络员,也包括反工作组的“主义兵”。2013年10月,女附中1967届初中生、法学教授李红云在《记忆》102期发表文章,披露了女附中成立红卫兵的原始会议记录,证实红卫兵和筹委会在同一天成立,进一步证实8月5日游斗校领导并不是以红卫兵的组织发起。发起者、打人者后来都会是红卫兵,但8月5日她们还没有这个身份。
1970年春,女附中为卞仲耘内部平反。1978年6月3日中共北京市西城区委做出了《关于卞仲耘同志的昭雪决定》。1979年,袁淑娥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以挟嫌报复罪逮捕。西城区检查院认为袁借文化大革命捏造事实、诽谤他人,已构成诽谤罪,但已过追诉时效,1981年3月14日发出“不起诉决定书”。 1989年12月1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在答复一位全国人大代表所提建议时,认为“西城区人民检察院(80)西检审刑字第72号对袁某某不起诉的决定,应予维持。”因校长之死被捕的还有一位女三中68届高中学生,叫刘××,她初中是女附中学生,8月5日那天因在现场施暴突出而被举报。刘××因此被“双开”,后来也因同样原因被释放,恢复党籍军籍。
刘进参加了1978年在八宝山举行的卞校长追悼会。1996年在胡志涛校长去世一周年的纪念会上,当面对王先生表示慰问,并合影留念。2006年4月,她带着鲜花和叶维丽、于羚去看望了王先生。2006年6月,刘进给梅老师写了道歉信,信中说“我向老师表示道歉,为了贴第一张大字报对老师造成的伤害表示道歉,为了40年前那一天没有保护好老师表示道歉!希望老师能够接受我的道歉!”刘进得到了梅老师的谅解,梅老师向她说出了“八五”真相,并逐字逐句审校了她交由学校存档的文革初期调查报告。
最后,我以胡志涛校长在《八五祭》里的一段话作为结束语,以此纪念卞校长和胡校长:“她是在校园里出现的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混乱、大骚动中,被一群纯真、热情,又是她最心爱的学生用种种残忍的手段把她活活地折磨死的。这真是一次空前绝后的‘尊师重教’的大倒退,这个历史教训应该永远牢牢记住。”

2014年1月14日修订


【八五真相】
从“八五”谈起

叶维丽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 66届初中)

我想先介绍一下于羚同学,她是女附中中五的学生。2001年-02年间我去看望卞校长的丈夫王晶垚先生,王先生给我看了他当年为卞校长之死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收集的一些材料,我感到太宝贵了,但多年过去,纸片已发黄,字迹也不甚清楚,需要有人帮助整理。于羚是我插队时的好友,当时已退休,我告诉她王先生那里需要人帮助,于羚说,“我责无旁贷”。她已年过五十,为了帮王先生,学会了电脑打字。此后三年,她从广渠门住家倒几趟车去王先生在紫竹院的家,风雨无阻,王先生随叫随到。一次我问王先生是否满意于羚的工作,王先生连声说了几遍,“我是踏破铁鞋无处觅啊,”非常满意于羚的工作。
下面是我的发言:
卞为北京市因学生暴力致死的第一人, 由于其发生的时间(8月初),地点(光天化日下在北京市最著名的中学校园里),施暴者的性别(女性),特别是施暴者与受害人的师生关系,当年就震惊京城,此后,暴力之风席卷北京及全国,教育工作者这个群体死于非命的人数在文革受难者中触目惊心----这一系列的事实使得卞案成为文革中最骇人听闻和最恶名昭著的案件之一,也成为一起有先兆性和重大影响力的事件。多年后,当文革成为遥远的历史,一个叫卞仲耘的名字应该会被记住,“八五事件”也应该作为著名的文革案例受到后人的注意。
卞之死给我和很多同学们带来巨大心灵创伤,它几十年后仍然出现在我的噩梦里,驱使我探究它的前因后果。我于2001年开始做调查,2006年之后终止调查,此后其他同学接着做调查。关于“八五事件”我先后写过三篇文章。这里讲的,主要根据我2006年写的《卞仲耘之死》一文。
先讲几句不算是多余的话。在调查写作的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双重身份:我既是个做历史的,也是当年女附中的一名学生。这使我在面对卞校长之死“谁之责”的问题时,无法站在“外面”或“高处”来评点事件、臧否人物,而是把自己放进去,怀抱愧疚忏悔之心,背负着女附中有史以来最沉重的集体耻辱。
在探究“八五事件”时,我要做的,是把它放在文革初期的历史场景和语境中去。文革过去四十几年了,今天我们站在道德高地上容易,有历史感难。研究卞之死,要对当时的文革大局有所把握,而那是一个风云突变的大局,这其中有“上”“中”“下”三个层面:上为中央,中为市区两级,下为作为基层的女附中。关键在“上”。卞之死发生在上中下三条线的交集点上,有重重背景,不是一个单纯的学生打老师事件。将卞案放在风云突变的 历史场景中去,是理解该案的钥匙。
我自认为本人的两个最主要观点,一是将“八五事件”放在文革再次发动的背景之中,二是高度重视暴力在这场突然发生的“十级政治地震”(于光远语)中的重要作用。
卞死于1966年8月5号,在文革初期的历史中, 这处在一个什么时间段?
在理解1966年7月下旬8月上中旬这一时期上,我受到王年一先生“文革再次发动”观点的启发。我们比较熟悉北大第一张大字报的“发动”,王认为,那是初次发动,效果不理想 (后来批评说,工作组是灭火队,运动“搞得冷冷清清”),1966年8月初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再次发动。
卞之死恰恰发生在“文革再次发动”这一历史时间段中。
王的“再次发动”特指八届十一中全会,我将再次发动的时间拉长,往前延伸到7月20号左右,往后到“八一八”接见红卫兵、随后的破四旧、大串联和秋天多次接见红卫兵。同时我认为,再次发动的关键期在七月底八月初,卞就死在这个节骨眼上。
与初次发动相比,再次发动有五点不同:
1.最高领袖直接走到前台;
2.中共中央最高权力机构改组;
3.指导理念为“天下大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初次发动时力求维持脆弱的秩序,再次发动以撤销工作组始,这一撤,非同小可,它改变了中共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历次政治运动的“游戏规则”---这对上层和中层各级组织和干部的震撼太大了,全懵了。刘邓派工作组,是用四清加反右的方式搞文革,整干部,整学生,但多少还讲究个度,此时则毫无底线了。也许可以说,经过再次发动,文革才真正称得上是“史无前例”;
4.“青少年”(具体指北京市中学生,清华附中、北大附中)被引领上中国政治舞台(这里“引领”,而不是他们自己登上去的。虽然他们在舞台中央的时间很短,但他们与领袖的上下互动带来极为强大的气场);
5.也是与“八五事件”直接相关的,是暴力成为再次发动最具标志性特点,有重要的功能,其功能就是通过威慑打开文革局面,也因此而被文革领导者听之任之,受到纵容。
下面我想挑出一些点来讲,其中一些观点,如下面讲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很多人都讲过,这里放在“文革再次发动”的框架里讲。
1.“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八月中旬公布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16条”中的第四条说:“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他们的首创性,不要担心,不要怕乱。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革命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在再次发动这一关键时刻重提四十年前的考察报告意味深长。在所有毛著中,此文对文革初期的走向影响最为巨大深刻,我们作为过来人都有印象。当时毛语录中,“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最常被引用的,连我这个最不会背语录的人至今仍能脱口而出。这是在定义“革命”。在有组织的权威一个接一个倒台后,最高指示变成唯一和至高的权威。说来有意思,四十年前关于中国农村农民运动的文章在指导城市学生的“文化革命”。
2.“造反有理” 一些学者(包括美国学者)说毛号召“造反有理”,其实造反有理这个说法的出现有个上下互动的过程,上为领袖,下为青年学生,具体说是清华附中红卫兵,先下后上。此时的清华附中红卫兵与领袖心有灵犀,在全中国上下很多人都不知道文革到底要干什么的情况下,似乎只有这些青少年知道领袖要什么(卜大华讲要“失控”),他们挖掘出一篇原来不那么重要的文章(毛四十年代在延安的一次讲话),写出“三论造反”。可以说,文革的核心价值“造反有理”是在再次发动阶段才变得清晰,这些青少年帮助定义了文革到底要干什么。
3.我们在去女附中校园之前,再看一下市区两级文革领导机构(即上中下三个层面的“中”)的状况:胡志涛校长在8月4号下午挨打后去市区两级“告状”胡反映:“生命没有保障了。”(胡的原话:“工作组撤了,没人管了”。)但这两个机构都没人管。胡的遭遇说明市区两级在此时的不作为。工作组撤销后,吴德(北京“新市委”第二书记)说,不知怎么干了。
4. 现在我们来到女附中校园,即“上中下的下”。我在写卞之死文章时的一个挑战,是向今天的读者说明女附中那几天是个什么状况。我用了这么几个词来形容:混乱、失序和相当程度的无政府。当时的说法是踢开工作组,自己闹革命,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革命的主动权到了学生手里。工作组被撤,说是执行了错误路线,权威在短短的两个月中第二次轰然倒塌,其冲击力甚至强于第一次(第一次马上派来工作组,这一次是彻底解放)。工作组时期成立的师生代表会地位尴尬,正当性受到质疑(我访谈的有些同学就说不认她们了)这里需要说明,女附中有反对工作组的学生(其他很多城区学校没有),她们多数是干部子弟,工作组期间受压,工作组撤走后,这个群体的存在给原师生代表会带来压力,让她们“犯错误了”的感受强烈。但要说她们完全失去了权威也不确切,在大多数同学中余威犹存,但因为和工作组的关系,她们的身份有些名不正言不顺,像是“疲脚鸭”。“八五”之后三天的8月8号成立了筹委会,虽然和师生代表会基本是同一批人,但需要“正名”,摆脱工作组阴影,“重打鼓另开张”。因此8月5号是权力不确定的灰色过渡期;(这也是我和王友琴同学的一个关键分歧:她说8月5号当日存在一个权力机构,她就是一句话,而我要说明当时的情况须费很多口舌,还不一定能让人明白,当时的情况令今人难以理解)。同时不要忘了对联,它对中学生的冲击甚至甚于撤工作组,学生群体因家庭出身的分化在文革前就出现了,但对联的横空出世使得这个分化公开化、极端化。由于家庭出身的不同,一部分人亢奋激动,一部分人胆怯慌乱,还有一部分人要努力证明自己也是革命的。撤工作组加上对联对各类学生群体产生的虽不同但同样强烈的心理冲击是一个重要的无形因素。无论是什么出身,人人都必须尽快适应一个骤然剧烈变动的世界。换句话说,8月初小小的女附中达到了文革领导者所希望的“乱”,产生了暴力出现的条件。乱和暴力如影随形,对于这一点,干了一辈子革命的文革领导者应该是十分清楚的。
5.“表演革命”: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批斗组织者到各班催着叫人下来看“斗黑帮”(我班同学回忆,她们不敢不下来看)。希望有人观看,这表明她们的所作所为有政治表演成分,她们更多是为了表现自我而不是斗争敌人,是做革命姿态而不是因为有什么深仇大恨,甚至可以说,暴力行为成为她们的革命成年礼。文革给我们这代人表演革命提供了舞台,但对我们的角色培养,并非自文革始。
6.“血统论”:发动批斗的是某班的干部子弟。后来参与打人侮辱人的也许并非都是“红五类”,当时有“你一下,我一下”的场面,但我坚信,施暴的骨干非干部子弟莫属,当时革命是要有资格的。文革中的干部子弟现象值得研究。我在几年前的一本小书中说,“我总觉得干部子弟现象值得好好研究,它反映出来的血统论和森严的等级制是反动落后的东西,是对共产党人追求平等理想的极大讽刺。为什么这一套在中共子弟中这么有市场?它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当年参加革命人群本身的问题?”(《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页106,新华出版社,2008)我是“营垒中人”,这段话可以算作我的反躬自问。
7.“八五事件”是红卫兵行动还是一些学生的自发行为?鉴于红卫兵在今天的恶名,说是红卫兵干的是省事的说法。我们反复调查的结果:八月五号那天女附中红卫兵尚未成立(已经成立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是个不同的组织),批斗发起人当时的身份不是红卫兵。个别班级的一些学生有资格也有能力在全校发起斗争校领导,这只能在一个极度混乱、相当无政府情况才可能发生,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那个非常时期的状况。
8.“八五”那天动手打人的,毕竟是少数,但“八五”后对卞死持冷漠态度的,却并非少数。继卞仲耘后,北京市又有一批中学校领导和教师被学生打死。下手的人是少数, 但对一个又一个死亡持冷漠态度的不是少数。十来年前第一次去看王晶垚先生时,我怀着深深的自责。那自责,是因为冷漠的人群中有我。对生命的漠视,是一代人的问题(姑且只说我们这代人)。它背后有深层原因。省思,是我们大家的事情。
最后再回到暴力问题上。所以念念不忘暴力,是因为我的文革记忆带着抹不掉的1966年“红八月”的血迹,也是因为有一些问题至今仍然值得追问,比如暴力与“革命”是什么关系?这个关系在中国20世纪革命史中是如何形成和确立的?为什么在和平时期成长的一代人会那么迅速地“拥抱”暴力?我不绝对反对暴力,有时被压迫者革命的暴力是必须的,我问题的重心在最后一个:我们我们这代人为什么会迅速拥抱暴力。
美国打伊拉克,一开始有个shock and awe (震慑)的阶段,我想,文革的再次发动也包含shock and awe 这一重要内容,这是一个用暴力来“打场子”(北京八中计三猛的说法)的阶段。一代青少年是为文革“打场子”的,但是谁在抡这根拴着铁块的绳子,这后面有没有一只无形的手?我认为,有。 在这个无比血腥的阶段,北京师大女附中首当其冲, 卞仲耘校长成为首都北京的第一个牺牲。


【八五真相】

我对“八五事件”的研究

李红云


一、 我为什么做“八五事件”的研究

首先谈谈我为什么做“八五事件”的研究。
我做“八五事件”的研究,完全是因一次偶然的事情。2007年女附中90周年校庆后,一些校友发出了为卞校长塑像捐款的倡议。通过校友录,这件事迅速传播。我支持这一倡议,主动捐款,但也有人提出了质疑。有人说,“我又没打人,为什么我要捐款”;还有人问,“文革被迫害死的人多了,为什么要给她捐?”还有人直截了当地问,“这么多年过去了,她们到底想干什么呀”?看到这些意见后我才知道,原来校友们对此事的看法是不一样的。
此后,我开始关注此事,查阅了很多资料,了解了在此事上不同的主张和争议的问题。
我是研究法律的,弄清事实的真相是对一个案件作出评判的第一步。作为女附中的毕业生,作为亲历了文革的那代人,我觉得有义务把这一事件搞清楚。只有把事实搞清楚了,才能在此基础上进行反思。

二、 我是如何做“八五”研究的

史学研究讲究的是史料,法学研究讲究的是证据。这二者说的是一个道理,即,一个事实的存在需要用客观的、原始的资料证明。
由于年代久远等原因,文革时代的原始资料保存不多,而官方档案又不开放,这些都是研究中的困难,也是造成对“八五事件”存在争议的一个重要原因。尽管如此,我还是坚持使用原始资料。
所幸的是,女附中这一段的历史还是保存了一些珍贵的资料:
1、校友罗治保存的工作组期间的笔记。详细记载了那段时间几乎每一天工作组的讲话等内容。
2、北师大学者范世涛在旧货市场淘到了1966年5月——7月女附中一高三学生的日记。
3、1966年10月由女附中星火燎原战斗队编辑的“师大女附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66.6.1-10.3)”。
4、一位校友提供的她保存的当时“筹委会”的会议记录。
此外,我自己也保存了少量当时的日记和笔记。
依靠这些资料并参考了学者的大量研究成果,我完成了两篇论文,一篇是《工作组与女附中文革》,另一篇是《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是何时成立的》。通过第一篇论文,我得出如下结论:

工作组将运动的目标锁定为以卞仲耘、胡志涛为首的女附中领导。召开揭批会,已有暴力倾向出现。
女附中工作组在邓小平的直接指导和参与下开展工作,主张依靠党团组织,不主张学生自发建立群众组织。工作组在校期间,女附中没有成立红卫兵或类似红卫兵的组织。
这段时间内出现暴力倾向,为后来的暴力埋下了祸根。

在红卫兵何时成立的问题上,我通过对原始资料的分析和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文革期间,女附中曾出现过两个红卫兵组织,即“红旗”(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和“红卫兵”。
“红旗”正式宣布成立于1966年7月31日,由反工作组的部分学生组成。她们此前已有一些活动,不排除是以“红旗”的名义。
“红卫兵”成立于1966年8月7日。同时,“筹委会”会议决定“红旗”并入“红卫兵”。
两个红卫兵实际并未合并。“红旗”后来更名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具体时间待查。但应该是在8月7日之后,
8月7日前,女附中未成立过带有“红卫兵”三个字的学生组织。”

我的研究清楚地表明,“八五事件”不是红卫兵组织的。事件发生时,女附中并没有成立带有“红卫兵”三个字的学生组织。
我的研究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力求严谨,符合学术规范。

三、 反思的思路

思路1:反思应该是公开的,整体的

陈小鲁代表八中同学的道歉之所以有那么大的社会反响就是因为他们是公开的道歉,私底下的道歉肯定有许多,但只有公开才能有社会影响。
反思应该是整体的。不仅仅应该是几个人或某个群体或某个学校对某件事的道歉和反思,而应该是全社会对整个文革的反思。
文革的情况非常复杂,受害者和加害者的角色也发生过变化。打人只是一种行为,你没有参与打人,但这并不能代表你反对打人,这也可能是对打人行为的默许或认同。所以,反思应该是全民族和全社会的事情,不是部分人的事情。红卫兵在当时只是青少年,很多还是未成年人,把当年的错误都推到他们头上显然是不公平的,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思路2:反思什么?

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对文革作出了结论,这对文革的反思和研究给予了有力的指导和推动,但《决议》没有也不可能穷尽对这个问题的探索。对这个问题的探索是个漫长的过程。
我自己也在不断的研究和探索的过程中。
陈小鲁在代表八中的道歉中专门提到文革是对人权的践踏。我非常赞同他的说法。恰恰是在1966年,联合国通过了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两部人权公约,即《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而当时的我们竟对“人权”二字闻所未闻,更谈不到人权方面的基本知识。今天,中国已经成为《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缔约国,并在1998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承诺要批准该公约。这表明了社会的进步。
建立一个尊重人权,保护人权的社会是每个公民都需要的。所以,从尊重人权和保护人权的角度进行反思是我的一种思路。

思路3:反思要经历的过程——正义与和解

季羡林先生在他的《牛棚杂忆》里讲过,他一直在等待,等着那些在文革中迫害他的人道歉,但他一直也没有等到这个道歉。“八五事件”过去这么多年,至今也没有人承认自己参与打人。
另一方面,在受害者一边,我们看到的是,他们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对当年的红卫兵严厉痛斥,还有一些人以受害者代言人的身份为他们伸张正义,要对当年的加害者进行清算。
受害者是值得同情的,尤其是他们当年忍受了失去亲人的痛苦,这完全可以理解。但是,这种情绪只能使受害者陷入到无尽的仇恨中。而“抓凶手”“追究责任”又使得加害者因担心无法得到宽恕,而不敢承认自己的暴行。因为没有官方的、权威的事实调查工作,因此也无法得到事情的真相。没有真相也无法完成对历史的反思。没有反思,也谈不到文革的悲剧不再重演。这成了一个怪圈。
其实,这是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曾遇到过的问题:
一个饱受暴力冲突伤害的社会,如何应对复仇的冲动,如何让其成员对过去的历史采取和解的态度。这方面最成功的例子是南非。南非在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后,昔日饱受种族迫害之苦的黑人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对待曾经施行暴虐的白人,是如何在共同未来的基础上建构两者的新型关系。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公开承认过去的弊端,还要呼吁对共享未来的期盼。
南非在处理这个问题上,走过了一个漫长的冲突化解的过程。1995年5月19日,曼德拉总统签署了《促进民族团结与和解法案》,该法案为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开展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据。同时他们还建立了真相委员会,提出“以大赦换真相”。说到此,不得不提到的一个人就是图图大主教,他引导了南非真相与和解的进程。为此,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这一过程的终点是和解,但不是无原则的,在这中间还有两个阶段:正义和宽恕。确立正义,弄清是非曲直,说明暴力发生的真相,加害者者在心灵上受到震动,并真诚悔罪,在此基础上受害者宽恕对方,实现和解。
南非,甚至塞拉利昂、卢旺达都能在对待过去的悲剧上都能做到和解和宽恕,有着千年文明传统的中国为什么做不到呢?



【我们的反思】

“八五”反思

刘 进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66届高中)

我是女附中文革初期的学生负责人,几十年来,我对卞校长的去世一直抱有深深的愧疚和歉意,也没有停止过对文革和“八五”的反思。
我认识到,作为亲历者,正视历史,以事实为依据做好记录是最重要的。2006年,为了第一张大字报对老师造成的伤害,为了40年前那一天没有保护好老师,我向梅树民老师书面道歉。但是道歉只是反思的第一步。清算文革的难度很大,我所能做的就是寻找事实,拒绝遗忘。这些年我(1月4日座谈会 刘进)走访了一百多位老师和同学,老师讲的自身经历和学校情况,让我受益匪浅。不少非干部子弟出身的同学,文革前受压抑,文革中受打击,她们的遭遇和感受,使我对阶级斗争的危害有了更多更具体的了解。
对那个年代,需要去追问的太多:为什么是我贴了第一张大字报?为什么与历次的运动不同,文革首先是发动学生?为什么宣传阶级斗争就会引起群体暴力?为什么文革初期学生打骂侮辱老师的行为大规模发生,上面却听之任之?为什么中国在那个时候发生文革?为什么那么多老干部都被打倒了?等等。
我没有能力回答这些问题,只能把我心里话跟大家说一说。

一、我的心路历程

我1965年底入党,文革刚开始时,凭着一股想革命、想保卫毛主席的原始冲动,贴了第一张大字报。6月初,工作组指定我当学生代表会主席,那时每天忙的团团转,觉得是在干革命。直到7月29日后,才知道毛主席批评工作组压制群众革命,犯了大错误。对此,我很迷惑,每天都处在寻找又找不到的感觉中。
卞校长的死,让我觉得更找不到方向了,我不知道什么是革命,革命又在哪里?我后悔、自责,心里想的都是如果事情不发生就好了,如果能够把卞校长救过来就好了。后来,哥哥的朋友劝我说,那么大的运动,你能怎样?你不过是个中学生,能做到这样就不错了。这给了我一些安慰,但心里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1967年,看了不少马列的书。《国家与革命》专门讲到暴力除了作恶外,也能起到的革命作用。但是,女附中的暴力能排除是作恶的吗?它破坏的是什么又要开辟什么呢?这符合党的一贯政策吗?……不管怎么想,还是不明白。当时能想清楚的,一是将来要把事情记下来,二是以后要做,就做能够看明白的事。从那时起,我一心想到工厂、农村去劳动,觉得劳动肯定是有益的事情。
70年代末,有人提醒可能会因“八五事件”关押我时,我说关就关了,因为我觉得这样有利于事件的调查,而且我没有保护好校长,也有责任。
1981年决议,1985年整党。整党时,我对自己的分析是:“文革中我没有打过人……抄过家,当时是属于反对打砸抢的。……‘我’……对有些过火、混乱的东西不理解,又认为对修正主义的东西要坚决批判,所以处于既积极参加运动,又有些不理解的矛盾状态。”我的“这个错误属于‘左’的路线的影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反修防修……(的)错误……”
这些认识,在我进行“八五事件”调查的过程中,得到了丰富和深化。我认识到——
1、我们是被利用的。梅树民老师说的好,“文革是毛主席发动的,当时,学生要响应党的号召起来革命,谁也挡不住。你们是被利用的,工作组也是被利用的。”利用我们干什么呢?用天桥把式的行话,是利用我们打场子。中学生正处于青春期,容易接受激进狂热的宣传,做出成年人做不出的蠢事来。尤其是党报舆论把革命与暴力等同起来时,大多数人都会采取更激进的方式证明自己是革命的。如刘秀莹老师所说,文革和历次运动不同之处是首先发动学生。之所以要首先发动学生,就是因为毛看中了青年学生容易被利用的特点。来为他的政治路线开路。
2、卞校长死于暴力,而实施暴力的大多数是干部子弟。为什么文革初期干部子弟成了暴力的主力军?因为人家告诉你,你是革命事业的当然接班人,因此,当革命事业出现危险的时候,干部子弟责无旁贷要站出来捍卫。这种接班人意识与领袖崇拜造成的盲从意识,和以阶级斗争为纲造成的仇恨心理结合起来,就会引发无法无天的暴力行为。
3、“八五”悲剧是运动高于宪法的悲剧。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任何个人或团体都不得违宪,国家才会安定,人民才有保障。所以,必须从儿童开始普及宪法知识,做到人人知宪、遵宪、守宪,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4、当时教育传授的是非黑即白的思维,不是对的就是错的,要立场坚定就没有中间道路可走。这让人失去了分析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决定了容易在大环境下行动的绝对化。

二、阶级斗争教育

1963年后,阶级斗争的弦绷得更紧了,每天强调“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不能让江山变色国家变修;不要忘记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1964年开始强调干部子弟的“接班人意识”。当时女附中的校训是:“‘政治热情高,团结友爱好,谦虚谨慎,勇敢勤劳’,……学生在政治上的压力很大。压力大,反弹也就大。”1966年5月中旬,学校做了文革动员报告,政治课学习主题改为:保卫党,保卫社会主义,捍卫毛泽东思想。大家都感到有参加革命的机会了。“一是干部子弟是当然的接班人,要冲锋在前,二是阶级路线在学生中沉淀的压抑,文革中也会受到激发。这些都引导人在政治上走向极左。”
另外,当时阶级斗争是最高原则,讲的是为国为民的牺牲,忽视的是对生命的珍视。我们从小就知道刘文学,他为了集体的辣椒,连生命都可以牺牲,何况是政治运动呢。还有,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批判人道主义,强调阶级感情,遇到风浪要态度鲜明、立场坚定,对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把他们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这种教育,仿佛是给了打“敌人”的合理性,只要有了革命的名义,打骂、侮辱、残害生命就变得天经地义。
我认识到,文革前的阶级斗争教育是使学生分化和导致学生斗学生、学生打老师的原因。
刘老师说:女附中的教育,对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确实讲的很多,这是事实,……但教育再偏激,也不会教育学生去打老师。阶级斗争的教育再深入,也不会教育学生去打砸抢。
梅老师看了我写的教育对自己的影响后,半天才问了一句:“你认为这都是学校教育的结果?是我们这些老师的原因?”我说:“全国上下都一样,咱们学校也不例外呀。”所以我专门加写了一句“女附中也不例外”。
对此,我们班同学并不认同,她们说:“女附中的教育根本不是‘也不例外’,而是走在北京市的前面。尤其是贯彻阶级路线影响很大,对出身不好的是压抑,对出身好的是使命感。” 出身不好的同学入团很难,要求进步,就得经常写思想汇报,出身好的觉得自己根红苗壮,担负着帮助其他同学责任。现在看来,所有学生都受了伤害。
加强阶级斗争教育后,学校每星期都有全校的典型报告会,树立了各式各样的学生典型。有同学回忆说:“记得校广播里的样板还有立目标当女总理的,引导我们革命引导得太厉害了,我们的压力该有多大。”另外,搞暴露思想的影响也很大,以暴露思想为要求进步,同学之间相互征求意见,征求不到的,都能急哭了。“为了暴露思想就使劲挖,说的都不见得是自己的真实思想。”有个学姐暴露的活思想是:“希望能赶上这样的机会,就是把人民大会堂炸了,经历过这样重大的事件会很幸福。”这种教育的结果使“班里分化得很厉害,不同出身的分化,相同出身的也有分化,大家都得表现紧跟。要争取进步就得压抑自己。”
文革前的分化,在文革初期以学生斗学生形式表现出来了,当然不同班级情况也不一样。66年6月17日第一张反工作组大字报贴出后,当天有不少大字报反击,质问、孤立反工作组的学生,不少班级乱了。除了因为保、反工作组造成的对立外,一些班级还出现了由于其他问题,如同学间过去的矛盾、争执,个别人的品行或错误,特别是家庭出身问题引发的学生斗学生的现象。18日,高二2班学生用“毛主席的共青团员”署名在班里贴大字报,点名批判了张育芷等12名同学,批判会连续开了两天一夜。张育芷说:“自己受到特别大的打击,批斗后罚扫厕所几周。于菲菲受不了,后来神经病了。”初三3班的冯敬兰说: 66年7月14的日记,记了自己在班里被以“反夺权”的名义揪出来了。这和7月7、8、9三天与反工作组同学开展“领导权”的全校大辩论有关。高二3班的一个同学说:“文革中,我们班有两个同学疯了。一个是查子慰,文革前,她是坚决和家庭划清教育的典型,在学校做过学习共产党员修养的发言,她和她姐姐都是这样的。文革的冲击让她受不了了,疯了。她在疯人院还喊:刘少奇万岁,后来死了。还有一个孙薇英,父亲是科学院的高级工程师,学习非常好,乖乖女,封闭了自己好长的时间,她的疯肯定是因为文革,她一直在和自己较劲,经常关注自己的鞋带子是红的还是黑的,黑鞋带,红鞋带。”
6月20日,鉴于学校内已发生此类现象蔓延的情况,我以学生代表会的名义在校会上讲了反对学生斗学生的三点意见:“1.要按照党的政策办事,不能过早下结论。2.反对在学生当中开斗争会。3.坚决不打、不骂、不围、不哄,坚决贯彻党的政策。”(罗治笔记)这些意见虽然对学生斗学生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但在当时的形势下作用非常有限。
6月21日下午,工作组第一次召开揭批会,主要是揭批卞仲耘校长,会上曾不挠老师揭发卞是假党员,袁淑娥冲会场说卞有生活问题,引起学生义愤,马上失控,几个拿木枪的学生把卞捅倒,还不断有学生、老师冲到台上质问、喊口号,甚至拳打脚踢。这是学校第一次发生的公开暴力行为。
这些事实说明,以阶级斗争为纲必须彻底否定,其流毒必须坚持不懈地肃清,这样才能使侵犯人权等非人道行为失去滋生的土壤,只有如此国家才有希望。

三、我的“左”

除了大背景和教育的原因外,还有个人的原因。1985年整党时,我分析说:“自己之所以不可避免地被卷入这场灾难,是因为在思想上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影响。……在当时防修反修的教育中,听到有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睡在主席身旁,真恨不得赶快把这个坏蛋揪出来,保卫毛主席。在长期的正统教育中,自己的思想带着片面僵化的痕迹,带有明显的个人迷信色彩,另外对女附中当时的教育方法也有一定看法,所以运动一来,则不可避免地卷进去了。”
1966年,从6月2日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到8月19日我和宋彬彬公开宣布退出运动,前后80多天的时间,影响了自己一辈子。那是一段赤胆忠心、倾尽心力追随毛主席干革命的日子,是当时绝大多数青年学生都经历过的心路。那时的政治形势一天一变甚至瞬息万变,每天都有不断翻新的思想、事件撞击你,激发你。来自学校、家庭和社会的挑战层出不穷,每天脑子里都装得满满的,事情多得应接不暇,多得不知道该如何想清楚,该干什么。我家离学校仅一路之隔,那么近也从不回去,每晚就在教室前面的木讲台上合衣倒头就睡,第二天爬起来又不知道去忙什么了。天天这么过着,直到8月19日退出,自己也没搞清正在进行的是一场什么革命,应该怎样干革命。所以我同意刘老师的分析。她说:干部子弟出身烙印很深,认为天下大任是我们的。……1966年上半年那种情况,你们会责无旁贷地站出来,认为革命的责任就落在自己的肩上。
班里同学的看法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干部子弟是当然的革命者,刘进和彬彬是自己要革命,不是要革别人的命,是除了自己要革命,还要帮助别人革命。在高中时,班级的太左和刘进关系很大。尤其从南口劳动开始,使大家感到很大压力。比如抬筐加土,以前都还觉得我们挺革命的,怎么一下子让人觉得自己都变成小资了。”对同学提到的南口劳动,我记忆犹新。我当时“左”的表现,的确给同学造成了很大压力。
之前在政治课上,梅老师提出能挑100斤应该挑多少斤的问题。大家都说挑100斤,老师说挑80斤,说要留有余地。我举手说,不对,能挑100斤就要挑100斤,将来需要我们时就能挑起120斤。老师没说什么,转过身去,在黑板上写了两个大大的字:“偏激”,还说让事实来说话。
去南口劳动后,梅老师和我单练,从一人多深的树坑往外铲土,然后挑筐担土,都没有找到我的限度,后来让我和班里个子最矮的同学抬土,抬土时我把筐都要抱到胸前了,就是这样,前面的同学还是双手撑着扁担,身子扭着,被压得够呛,于是我赶快说:“我错了,不抬了,不抬了。”后来,我在全校劳动总结会上发言,检讨自己没有群众观点,影响了党的政策贯彻,脱离群众,影响了同学健康,干了使敌人高兴、群众受损失的事情。(罗治笔记)
我的“左”和个人经历有关。三年困难时期,我是在重灾区河南度过的。每天只有2两粮食,因为吃不饱饭,每年只能上两个月的课。不久,我饿得掉了30斤,连坐起来的力气也没有了。原来一直生活在蜜罐里,现在才知道了饿的滋味和粮食的珍贵,才知道解放了还会有这么苦的日子,社会主义祖国还有这么一穷二白的地方。后来我常跟着炊事员晋叔叔挖野菜,又找了一些古巴矮脚麦的种子,在省委家属院种地自救,还在父亲的带领下挖了个坑当厕所,积攒肥料。父亲调离河南时我想留下,觉得苦地方更需要人。我觉得改变一穷二白面貌不是空话,需要做到勤劳勇敢、艰苦朴素和不怕吃苦,上学时就要做好准备,将来才有出力的本钱。到女附中后,我特别看不惯学校的“骄娇”二气,看不惯干部子弟的特殊化,高一作文,还拿“骄娇”二气做文章。为了锻炼自己,我一年四季每天早上坚持洗冷水澡、做哑铃操,绕教育部跑三圈,然后到学校去领着走读生早锻炼。当了民兵排长后,又领着大家操练、匍匐前进……这些都没少给同学压力。有同学说,那时不敢说苦说累,不敢穿新衣服,还有同学说,幸亏自己初中入了团,要不现在怎么要求进步也没可能了。
在梅老师、佘靖的帮助下,1965年底,我作为学习共产党员修养、纠正偏激思想的典型入了党。入党材料中有这样的话:“共产党人就是为广大劳动人民谋幸福的。……只要是对人民、对事业有利,就是献出生命也无所畏惧。……我一定要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做一个敢于革命的闯将……(做)一枚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做一个红色的革命事业接班人,把自己的一切全献给党,献给人民。”
今天看来,我这个当初“纠正偏激思想的典型”,其实恰恰起到了宣传偏激思想和一味盲从的作用。在此,我要向同学们道歉。尽管导致学校运动的发起是大背景所致,但我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也确实影响了一些同学,特别是一些低年级的同学,这是我后来听她们讲起而在当时并没有意识到的。
今天主要说的是问题,因为找到问题才能解决问题。但我也不想一味地找问题而否定一切,因为那个时代也给了我非常美好、光明的东西,特别理想的东西,这也是我一直追求和坚守的。



【我们的反思】

我的反思
宋彬彬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66届高中)

近十年来,在女附中同学、老师和历史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女附中文革初三个月的事件得以梳理清晰。我感谢大家实事求是的无畏精神,给我提供了一个可以说话的平台。今天,我的发言,就是为了和大家一起冲破文革思维的桎梏,公平地承担一个文革亲历者的历史责任。
首先,我要说的是,四十多年来,有两个不同的宋彬彬:一个宋彬彬是始终反对武 斗暴力和血统论,能够对她的所作所为负责任的本人。另一个宋彬彬是虚构的“宋要武”,她(1月4日座谈会,宋彬彬)是在文革及90年代被某些人杜撰出来的。社会上有一种说法:宋彬彬 = 宋要武 = 红卫兵头头 = 领导制造了“红八月” = 身上负有七八条人命。以上说法对于了解真相的人,比如我的母校、老师、同班同学都清楚这完全是谣言。对于不知情的人批判咒骂我,我可以理解,因为那是出于对文革暴力的痛恨,并且我也要和大家一起坚决批判“宋要武”这个文革暴力符号。
1966年8月18日,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给毛主席献了红袖章。毛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啊?”我说叫宋彬彬。“是文质彬彬的彬吗?”我说:“是。”毛又说:“要武嘛。”
1966年8月20日《光明日报》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发表了一篇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署名宋要武,括弧宋彬彬。8月21日《人民日报》转载此文,影响遍及全国。当时我和同学校友们都不认为毛要我改名。我在此郑重声明,我从来没有改名为“宋要武”,女附中也没有改名为“红色要武中学”。
但毛主席戴红卫兵袖章和一句“要武嘛”激发了青少年保卫伟大领袖的疯狂,在中央文革的纵容下,“红八月”暴力横扫全国,不但造成无数生灵涂炭,还造成了精神、文化、经济上的惨重损失。
我要和所有被暴力迫害的人和家属一起,坚决谴责因“宋要武”及其他因素带来的“红八月”暴力行为。
2012年,我写了《四十多年我一直想说的话》。在这篇文章中,我谈了我文革初期的经历和想法,这里不再重复。今天,我主要讲以下五个问题。

一、我为什么要道歉

近十年来我们对女附中文革进行了大量认真细致的调查,这本身就是一个反思和受教育的过程。我和同学们曾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对老师和校领导表达了道歉。女附中的老师、校领导和八中的一样,对学生都非常体谅宽容。他们对我们说:“对八五事件的分析不能离开当时的大环境”,“你们没有主持发起过批斗校领导和老师,就不必道歉了。”对我们这些年的调查工作和女附中校友给卞校长立像,老师们还感动地说:“你们做这些事情费心尽力了,可以告慰自己告慰蒙难者了。不要老沉在里面,影响情绪,可以沉进去做,做了也要走出来。”
最让我感动的是,在反右和文革中都深受迫害的历史老师朱学西诚恳地对我们说:“宋彬彬因宋要武受害,她没有做这些事情,就不要有什么负担,否则我们一辈子受害,你们一辈子也受害了。”
老师们的宽容并不意味着我们对“八五事件”完全不负责任。梅老师曾问我们,“八五”那天斗我们时,我在想你们学生党员都到哪里去了?我们说我们阻止了两次,看到学生们都散开了,以为没事就离开了。
现在反思当时我们为什么没能保护好校领导,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一.我们还年轻没有经验,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以为人散了就没事了。 也没有想到把校领导带走。
二.“八五”那天,当高一某些学生发起批斗校领导后,不少学生为了表现其革命性参与其中;学生的狂躁在暴力下加剧,更导致了迫害的野蛮和残忍。我们虽然反对武斗反对侮辱人格的行为,但却顾虑自己已经犯了保工作组的路线错误,工作组刚撤走,我们已然没有了任何组织和领导,没有了制止学生的权威,故只能劝阻学生要讲政策不要打人,而不敢坚决反对批斗“黑帮”。
三.最重要的一点。现在反思为什么我们不敢坚决制止批斗“黑帮”,没有法制观念是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所受的教育使我们从心底里反对暴力,知道《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规定“不许虐待俘虏”呢;但我们又怕再犯阻止革命行动的保皇派错误,所以只敢说“斗黑帮可以,不许打人”。但是,我们欠缺宪法的教育,完全没有认识到公民享有被宪法保护的权利。即便校领导是“黑帮”,也是需要通过法律程序来判定,而不能任人随意批判。
我以为这不仅是造成“八五”悲剧——“女附中校耻”,也是造成文革中诸多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我们和更多的学生群众当时就有法制观念,可能不仅卞校长,而且女三中的沙萍校长,八中的华锦书记等许多的校领导和老师或许就不会死于非命。十年的调查研究,使我逐渐认识到:查清女附中文革初期的事件不仅是我个人和女附中的事。道歉不仅是为了安慰个人的良心,还是要让后代记住历史的教训。

二、文革是一场浩劫

   要记住历史教训,我们就有责任用亲身经历告诉人们,文革是怎么一回事。我个人的经历在《四十多年》一文中说了。这里说说我家的几件事——
1967年,我父亲被打为东北最大走资派。1968年4月15日,我和妈妈被勒令回沈阳,哥哥陪我们一起回去。妈妈刚下火车就被揪到东北局批斗劳改,不许回家;而我被勒令在家不得和外界有任何联系。一天东北局造反派到家里要揪我去跟妈妈陪斗,我哥说:“中央有规定,不许她与外界接触,我是长子,我替她去”。批斗后我哥回到家,鼻子流血脸也青了,人坐在那儿发呆,问他也不说话,我不知发生了什么。
后来妈妈告诉我,那天批斗后游街,道路两边围观的人又打又骂。我哥被押着走在前面,妈妈看见有人挥舞一根大铁棍朝我哥后脑勺砸去,妈妈吓坏了,这一棍子下去,人不死也残了。刹那间,不知谁伸出胳膊挡住了铁棍,没有砸到我哥。
这件事对我触动很深,我哥保护我是因为他是我哥,但在那个人人都表现革命的场合下,那位不知名的群众挡住铁棍救了我哥一命。这是何等的无私无畏,这不就是正直人性在霎那间的闪现吗!
我父亲的警卫秘书和司机王师傅都住在我家楼上。文革前张秘书跟我家孩子很亲近,但自从我父亲被江青骂为东北最大的走资派后,他就无中生有地编造谣言诬告我父母和我。为了监视我家,他还砍断了院子里阻挡他视野的大树。但是司机王师傅,不管专案组的人怎么逼迫利诱,决不肯说违心的话去揭发我父母。王师傅夫妇看到我家孩子缺吃少钱,生活很苦,常常背着张秘书偷偷给我们送吃的。
1969年我父母被送到盘锦大洼的军队农场,父亲白天要劳动并被批斗,晚上还要写永远通不过的检查。两老常年见不到油腥细粮。父亲喂猪,但过年时部队杀猪会餐,父亲想要一点猪头肉都被骂走。他重病缠身,血压高到极其危险的程度,体重只剩90多斤。所以我们孩子们探望父母时,都尽可能多地背些食品。这一路很难走,先坐火车到盘锦,换乘长途汽车到连吉普车都难以通过的泥泞盐碱地,再步行几十里土路。
1974年初冬,王师傅看见我要带给父母的大包小袋食品,直替我犯愁。他偷偷联系了一位跑长途的货车司机捎我去盘锦。为了不让张秘书发现,司机按约定在半夜轻敲我家的窗户,我悄悄溜出大门,他把我一直送到汽车再也无法行驶的土路上。寒冬腊月,我肩扛手提大包小袋,踏着积雪,心中充满了对父母的不尽担忧,还有对这两位司机冒险相助的不尽感激。
王师傅和张秘书在文革中截然不同的表现,让我更加认识到人性的善恶。
然而,我家所遭受的苦难与千千万万群众干部,尤其是知识分子和“地富反坏右”比起来,实在算不了什么。《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事实》一书统计的文革中受难伤亡数字令人触目惊心。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

三、文革浩劫与阶级斗争

父母和学校的教育让我们这代人从小就树立起基本的道德品格:爱祖国爱人民,谦虚谨慎艰苦朴素,正直诚实,知错就改,懂得感恩等等 。“人人爱我,我爱人人”、“为人民服务”是我从小深信不疑的理念 。高中之前,所有的人和同学在我都没有出身地位的分别,阶级斗争在我只是电影里的概念。但上高中后,“反修防修”、“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主流教育思想,我头脑中也渐渐有了阶级斗争这根弦。
1964年起,社会上开展“四清”运动,学校大力教导“一切不忘阶级斗争”,干部子弟要有“争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的使命感等报告会座谈会不断,造成了同学间人为的分裂。虽然我反对“血统论”,但我们班非红五类出身的同学说,我和他们不再像初中时那么亲近了。
“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学校的主导教育思想,而学校法制教育的薄弱导致学生完全没有法制观念。对法制的践踏和对人性的集体漠视皆因此而起,文革中的暴力行为得以“革命的名义”堂而皇之的进行。

四、“革命”与法治

人性中有善有恶。每一个健康的社会都有惩恶扬善的机制。如果说,扬善是表彰好人好事,那么惩恶则是依法治国。文革之所以成为浩劫,是因为它以革命的名义,打着“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发动群众的“民主”旗号,一方面极大地发扬了人性中的恶,另一方面又砸烂公检法,撤去了法治这道惩恶的底线。
陈小鲁倡议在学校引进宪法教育及在社会开展普法教育,以宪法保障社会制度,扭转现今社会的诸多不良倾向。但“法”受制于制定者实施者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如果执法者不懂法不遵法,法律就变得毫无尊严。
纵观开国后宪法在我国的执行,不能不令人警醒。我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曾提醒“运动”有副作用,应当“以依法治国代替运动治国”,“国家没有法制就不能成为国家”。1951他曾写信给毛泽东和饶漱石,指出“党直接做政权机关的工作是不好的。”同年12月4日毛泽东复信说:“我认为你给饶漱石同志的信的内容是正确的……”但是,1957年10月《人民日报》连发两篇社论,说“政法战线的斗争是阶级斗争最尖锐的最集中的部分”,指责政法工作“忽视专政倾向和忽视党的领导”。
1958年,政法小组委员彭真升任组长,董必武从组长被降为委员。1959年董老退出了最高法院候选人。 1982年饱尝了抄家挨斗、人格侮辱,坐了十年大狱的彭真重新当权后,认识到法治的重要性。在主持宪法起草时,特别强调要把“党要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任何组织不得有超越宪法的特权”写入宪法。
我国清末民初的首位民法学家高梦熊大法官说:“天理、人情、公道包括了一切条规。” 这句话高度概括了法制与道德人性相辅相成的关系。
道德人性是宪法能公平公正执行的基本保障之一。而现今的社会,蔑视道德人性的暴力倾向比比皆是,暴力执法暴力抗法的消息层出不穷,这些都是不得不另人警醒的“文革”基因。反思文革,希望社会法制的逐步健全完善以实现对人格、普通生命的尊重,执法机构能实事求是、依法办事。

五、结 语

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无论是党内高层,还是各级组织机关团体学校等,不乏有整人者变成了被整者,被整者又变成了整人者,而文革则是这众多冤冤相报后延续的又一环。我们的老师和前辈给我树立了宽容的榜样。尽管关于宋彬彬/宋要武的传说、谩骂、攻击持续了四十多年,我仍真心愿意理解一切骂我误解我的人,甚至原谅造谣者。
杜绝文革遗毒,在学术上不能唯我独尊,要允许不同意见的公平讨论,对不同意见不能再采取文革中扣帽子打棍子甚至造谣谩骂的作风。我希望不同意见观点的人都能本着尊重事实,清理文革遗毒的态度,一起公正严肃地认真反思文革带来的教训。
今天,我要借此机会再次向卞校长和校领导及其家属表示深深的歉疚: 为了四十八年前,在那个疯狂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不懂法律的我们没有勇气坚决地保护好校领导和老师,使他们免受惨无人道的迫害。同时我也认识到反思必须从自我做起。经过十年来不懈的调查研究,我们迫切感受到万不能因文革远去而淡忘其教训,要避免文革的思维和行事方式,杜绝执法者和国民中的暴力倾向,格守宪法、尊重人权。
最后,我以女附中90高龄的高文鸾老师的一句话作为结束:“要经常反思才能有进步,一个政党一个个人都要经常反思才能把事情办好。”为了中国有一个和谐美好、人民安居乐业的幸福明天,我将继续对文革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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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记忆》第一O六期(增刊)
帖子发表于 : 周日 2月 02, 2014 1:1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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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反思】

为卞仲耘校长捐款塑像的经过和我的感悟

罗 治

我受在座同学们的委托,向大家汇报给卞校长捐款塑像的过程及我的感悟。

一、捐款塑像的过程

2007年8月份两位1965届海外学友沈乾若、华欣提出为卞校长塑像,我们老三届与他们联合有一段过程。2007年6月10日,师大女附中为90年校庆召开校友志愿者会,我在会上提出应该牢记女附中文革黑暗的一页,建议学校为卞校长举办追思会。同年8月21日,张育芷、罗文冬和我,就这个问题找到王本忠和袁爱俊两位新老校长,袁校长表示追思会不好开。我们说准备捐款给卞校长做铜像,她提到有两位海外校友的提议,建议我们和她们一起来做。
我们很快与这两位校友取得了联系,并成立了塑像执行小组,向广大老校友发出了《关于给卞仲耘校长捐款塑像的公开信》,在随后的两年时间里,我们多次召开会议组织协调捐款塑像的各项事宜,各班的校友利用节假日聚会、校友网、电话、邮件等形式,回忆女附中的文革,反思自己的行为表现。这期间也遇到不少问题,“八五事件”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大家的记忆存在不少偏差,有些甚至有所遗忘,加上出身经历各不相同,文革中派性也不一样,所以捐款初期对“八五事件”的观点与看法还有不少出入。执行小组成员开会分析:我们的目的是告慰死者、反思文革,首先应从还原“八五事件”真相入手。王友琴、叶维丽、冯敬兰等校友所写的回忆文章以及胡杰拍摄的“我虽死去”影片在这时起了很大作用(当然也有争论)。绝大多数同学看完后,都觉得作为当时在校的学生,对于这样公然践踏人权、违反宪法的暴行没能阻止,负有责任,并深怀愧疚,纷纷捐款表达自己的怀念和忏悔之心。
经过大家的努力,从1959届到1980届18个年级44个班的499位同学和几位老师及校外朋友,共捐款人民币9万余元。参与捐款的所有校友都收到了执行小组设计制作的纪念卡和捐款收据。纪念卡上,卞校长遗像旁题写了两行醒目的诗句:“黄昏血色往事何堪回首 绿地晨曦今朝勿忘反思”
中央美院著名雕塑大师孙家钵先生不收一文报酬(我们只支付了材料费),倾注心血创作了卞校长的半身铜像。2009年11月18日,铜像被安放在实验中学东楼一层会议室。2011年5月7日,又经过一年半的努力,举行了有五十余名校友参加的铜像揭幕仪式。
会后,我们将揭幕仪式及捐款塑像的经过认真编辑成光盘,并于2012年3月7日召开光盘发放会议。这时距离当初动议塑像已经有近五年的时间了。

二、捐款塑像活动促进了校友们对文革的集体反思

随着形势的发展,随着同学们的交流逐步深入,大家对文革、对暴力、对人性、对国家体制逐渐展开了思考,大部分校友对“八五事件”的态度也从回避逐渐转变为直面反思。有的同学说:老三届学生绝大多数不是施暴者,很多同学当时也不在事发现场,或者在场也没有勇气,更没有能力来制止打人,但是这都不能成为漠视、躲避、与己无关的理由。回顾这一过程,我深深感到,我们每一个女附中老三届学生,在对待卞校长之死的事情上,应该扪心自问、拒绝遗忘,反思文革,从自己做起,唤醒良知,儆戒将来。
文革前就从女附中毕业的学姐们不是“八五事件”的亲历者,她们当时早已退休,但通过执行小组成员刘蓓蓓、高宁学姐的广泛联络,有十几个文革前毕业的班级捐了款。特别是高中1965届,她们是铜像的首倡者,也是捐款最多的年级。该届校友高宁是我们捐款塑像活动的总指挥;该届校友郭平英参加了2007年到2011年的全部活动,执行小组开会,都是在她管理的郭沫若纪念馆,她的两个哥哥死于文革,但是她在讨论问题中特别理性。学姐们对文革、对暴力的认识比我们深刻的多,对我们的思想成熟度有很大影响。
捐款人员还包括1973届和1980届的校友,他们是“八五事件”之后入学的学生,但他们主动了解女附中的这段历史,积极参加捐款、写文章谈感想,还专门出钱复制了两千张卞校长揭幕仪式的光盘,发到实验中学后学圈中,扩大了捐款塑像者的范围,我们当然特别愿意让年轻人加入到队伍中,因为我们逐渐老了,今后继续把反思文革的工作做下去,还要依靠这些年轻人。
由于当时的一些原因,我们并没有主动联系老师们参加捐款,但老校长王本忠非常支持这项活动,并对他在校长任上没有完成这件事情深表遗憾。很多老师也向我们表达了由衷的感动,觉得我们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年轻教师谢薇薇看完光盘后泪流满面,她说她到实验中学工作也有一些年头了,完全不知道女附中还有这么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同时她对我们这些老校友的集体反思行为深感敬佩,她说,塑像安放在学校东一楼会议室,每天都有很多人来开会,凡是看到卞校长铜像的人都会问,这是谁?为什么放在这儿,她是怎么死的?每个听到介绍的人,都为文革中的残酷暴行感到不可思议,希望文革绝不能再次发生。
在制作铜像的过程中,很多校外的朋友也对我们表示了大力支持。八中老校友钟里满得知我们为卞校长塑像这件事后,特别为女附中人的独立思考精神、反思忏悔意识所感动,他说,不少学校也打死了校长,有的甚至更为残暴,但都选择了集体沉默,唯独女附中开始了对文革的反思。他还联络知青诗人郭小林写了一首专门献给卞校长的长诗《悼念一位母亲》,校友们读后大为感动,大家可以从光盘中听到郭平英校友在铜像揭幕仪式上的深情朗诵。在揭幕仪式上,所有的同学都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文革教育。有同学在校友网留言:昨天的活动非常震撼,非常成功。几位校友代表的发言,发自肺腑,感人至深。引起大家深深的回忆和反思……虽然大家在文革中的处境不尽相同,但是今天能够直面历史,深刻自省,让我看到了女附中学生高尚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情操,这样的氛围太感人了,也太难寻觅了。只有回到久违的母校,才能得到这样净化灵魂的精神洗礼。

三、我的体会和感悟

1、“八五事件”折射出文革前意识形态中的政治教育和历史传统

我常想,面对卞校长备受摧残的残酷场面,打人者怎么能下得去手?卞校长和自己的母亲年纪差不多,所谓揭发批判的那些“罪行”,也根本构不成死罪,是什么动机使这些女孩子丧失人性,变得这么凶残?大家讨论的结论之一就是:来源于意识形态中的政治教育和历史传统。
一是文革前严重的个人崇拜教育导致盲从和迷信,只要有一点“出格”的言论,立刻上纲上线说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就要专政就要打倒”,完全没有法制、没有人权,越左越革命,右了就是立场问题,就是反革命,搞得人人都要表现自己忠诚革命,立场坚定。马克思说:“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与人性是不相容的。兽性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414页)二是长期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教育,历次运动人为制造阶级鸿沟,制造阶级敌人,今天你斗我,明天我斗你,人人生活在恐惧中,像英国作家奥威尔在《1984》中写到的那样,每天搞“两分钟仇恨”仪式,每月搞一个“仇恨周”, 制造敌人、灌输仇恨。仇恨教育造成人性的丧失,不对敌人狠,就不能证明自己革命。“八五事件”那天学生们的表现就是这种教育导致的恶果。
至于历史传统——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农民运动到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之残酷就不细说了。

2、要把“八五事件”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来认识

现在的文学和影视作品说起文革,给人的印象都是红卫兵打砸抢、实施暴力打死人。能把文革中的死伤,包括打死卞校长的责任统统推到当时的中学生或红卫兵身上吗?我觉得不能!丁东曾对我说,文革初期有三张大字报,当时哲学社会科学部(即现在的中国社科院)的吴传启写的大字报是第一张,比聂元梓的大字报还早两天。当毛泽东选择支持聂元梓的大字报时,就决定了教育系统领导势必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红卫兵充当了文革的马前卒,在文革初期起到打乱正常秩序,制造红色恐怖的作用。然而,他们是被利用的,很快又被抛弃。
另外,当时的社会氛围就是极左狂热。毛泽东对红卫兵说:“我支持你们”,“革命小将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使得年轻幼稚的红卫兵忘乎所以。江青于1966年7月28日,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稍早在6月23日的讲话中,都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说:“好人打坏人活该。”这类话语无疑传递了一种信息,促使狂热的学生把打人当成革命行动,且更加有恃无恐。
当时,上边已经决定抛出卞校长:1966年7月份,女附中领导班子就已经被工作组划为“四类”,即属于“敌人”的最坏的那一类,当然应该打倒。邓小平在接见刘进、宋彬彬时,也发出了“对于学校的走资派批一两个就可以了”的指示。
此外,也不能忽略坏人袁淑娥挑唆的因素。
我们在讨论中认为,要反思文革,一定要分清主次,发动者、领导者、参与者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据统计,1968年开始清理阶级队伍时的死伤人数大大超过文革初期,女附中此时就有四位老师因残酷批斗导致自杀身亡,当时的领导者就是上面派下来的工宣队、军宣队等等。所以我们要有历史的眼光、求实的态度对待文革全过程的暴力武斗死伤问题。当然,无论是行动上还是语言上对别人造成过伤害的人都应扪心自问悔过道歉,但是那些文革中的各级领导者及发动者更应担负责任、忏悔道歉。我个人还认为,对于少数打人者凶残暴戾、丧失人性的行为早晚应该追究,具体操作时,应分清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的界限。

三、反思文革的任务任重道远

在募集捐款初期,校友中也有一些非议。有人说 “卞仲耘又不是什么英雄,给她塑什么像”,“文革的话题太沉重,它是我们心里的疮疤,尽量不要去揭它”, “现在很和谐,老提那些伤心事干什么”,还有人建议我们搞一下社会调查,看看到底有多少人关心文革,希望老百姓本分,摆正自己的位置,好好做事、好好做人,不要玩政治。
大家在讨论中认为:出现这些言论,与这些年来没有彻底清算文革历史旧帐有很大的关系。德国人对自己的历史不厌其烦的反思道歉,我们对自己的历史又做了什么?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屏蔽了文革的历史,所以大家有责任把“八五事件”,把文革的事情讲出来,我们组织捐款塑像,目的就是让大家直面历史,拒绝遗忘,敲响警钟,用老校长的鲜血告诫后人,以期阻止悲剧再次重演。
有人说你们反思了半天,也没有打人者公开站出来道歉。你们反思有什么用?我们说,对文革的反思,是建立在每个人反思的基础上,我们不仅自己要反思,还要通过集体反思给打人者制造氛围、提供机会,让她们自己从内心的惭愧、愤怒和耻辱中解脱出来。这件事看来很难,但我们会继续做下去。南非大主教图图在《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中曾经说过,他理解中国人出于传统文化中保守面子的需要,对道歉可能感到为难。中国如果能够妥善处理往昔的痛苦,就会成为一个更加伟大的国家。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图图这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只有还原历史的真相,才能达到和解与宽恕。
谢谢大家!


【我们的反思】

十七年教育与学生暴力

吴迪(启之)
(北京四中 67届初中)

今天上午的主题是“八五事件”。冯敬兰做了综述,叶维丽谈了她的研究,李红云讲了她的论文,宋彬彬和刘进做了反思,罗治介绍了给卞校长塑像的过程。可以说,这是一个三维立体的呈现和探讨,使“八五事件”的经过、原因、教训更加清楚了。这个座谈会的意义也正在这里。
叶维丽说天下大乱、失序、无人管是理解“八五事件”的一把钥匙。很多人,包括一些学者都忽略了这把钥匙,有的研究者,甚至故意对它视而不见。不过,失序、无政府、没人管只是为“八五事件”创造了外部条件,如果没有学生的施暴心,“八五事件”也不能变成现实。换句话说,理解“八五事件”有内外两把钥匙,叶维丽说的是外因,我这里说说内因。
这把打开内因的钥匙,就是十七年的教育——我说的教育是广义的教育,不仅是学校教育,还有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它在课堂上,在课外活动中,在报纸上,在广播中,在剧场、少年官和电影院里。总之它遍布社会各个角落,深入到生活的每个细胞。对于学校来说,这种教育,主要是思想政治教育。它教给学生的不是知识,不是获得知识的方法,而是一种立场(政治的、阶级的、路线的),一种观点(世界观、人生观),一种方法(阶级分析、非此即彼)和一种感情(忠君爱党)。
女附中的老师们普遍认为,学生施暴于老师,不能归咎于十七年教育。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教学生打老师。”相信绝大部分当年的教育工作者都会持这种观点。是啊,世界上没有哪位老师教导学生去侮辱自己,也没有哪种教育怂恿学生打杀师长。可是,卞仲耘死在女附中的操场上,胡志涛被她的学生打得伤痕累累。1966年的“红八月”仅北京就打死了1772人,其中有很多是中学的老师、校长。
这怎么解释?
唯一合理的解释:在十七年的教育中藏有貌似真善美,实际是假恶丑的毒素,这些东西蒙蔽了所有国人,教育工作者自在其中。他们自己先中了毒,又诲人不倦地把这些毒素灌输给学生,平时看不出来,一旦时机成熟,毒素就会在学生身体内发作,打杀师长的事情就会发生。
那么,这些毒素是什么呢?
首先是阶级斗争教育。在发言中,大家都提到了1963年以后的阶级斗争教育,说它是造成“八五事件”的罪魁祸首。我赞成这个观点,但是,我想追问一句,阶级斗争教育与暴力心理之间是什么关系?为什么阶级斗争教育就会造成对人权对生命的漠视?
我的看法是,阶级斗争教育灌输的是反人道意识、等级观念和危机感。
一般认为,阶级斗争教给了人们仇恨。其实,在仇恨的后面是反人道。叶维丽有一个重要观点:阶级斗争为纲提出来之后,教育界出现过一个否定过去教育路线的思潮。1962年以前的教育被重新审视评价,凡是具有普世价值和共同人性的教材、教法、教育思想都受到了批判。一个典型的例子,六十年代初,南京出了一位好教师,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最美”教师——斯霞。这位师范附小的老师,不但把孩子们当成学生,而且当成自己的儿女。她告诉人们,教师不但要像一个辛勤的园丁,“给我们的幼苗带来温暖的阳光,甘甜的雨露。”还要像孩子一样,保持一颗童心,“以童心爱童心”。 1963年5月,《江苏教育》宣传斯霞的事迹和教育思想,1963年5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斯霞与孩子》一文,赞扬斯霞,肯定“母爱“教育。
斯霞说的对不对?“母爱”教育好不好?媒体赞扬这种教育思想错不错?如果你这样问80后、90后,人家会毫不迟疑地告诉你:“我靠,这还用问吗?你的脑袋是不是进水了?”
那时候,国人的脑袋确实进水了,而进得最早,进之最多的是那些决策者的脑袋。1963年月10月,《人民教育》连发三文 ,三文异口同声,说斯霞的“母爱”教育是资产阶级“爱的教育”的翻版,说她的教育思想关系到教育是否有阶级性?是否要坚持无产阶级方向?是否要对孩子们进行阶级斗争教育,是否要在他们的思想上打上阶级烙印等大问题。
十个月之后(1964年8月),经过一番早有了结论的讨论,《人民教育》以评述的名义,告诉人们“这场讨论揭露了教育战线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是教育工作上两种思想、两条道路斗争的反映,是教育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是和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的教育思想,特别是和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决裂的序幕,还要有更大的主力战在后头。” 这是国家教育最高权威发出的声音,它昭示人们:斯霞是错的,因为她不讲阶级。“母爱”教育是坏的,因为它不分阶级。媒体赞扬爱的教育,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天下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对阶级敌人的任何同情怜悯,就是对革命的背叛。……阶级斗争的教育将母亲变成了狼外婆,将母乳变成了“狼奶”,将普世之爱变成了阶级之恨。在这种教育思想指导下,不反人道才是怪事。
在灌输反人道意识的同时,阶级斗争教育还把人划成了不同等级。它告诉人们,不同的成分和出身对革命的态度不同。1963年以后的文艺作品为此做了大量的功课,其中的反面人物全是地富反坏右,正面人物全是贫下中农。《槐树庄》里面的地主崔老昆藏着一本变天账,他的儿子崔治国对分他家的地和浮财的贫下中农恨之入骨,理所当然地成了右派分子。《箭杆河边》中的地主佟善田为了掩盖他13年前杀死了贫协主席的罪行,向老贫农下毒手。而他的儿子则是其变天账的继承者。《夺印》中的阶级敌人陈景宜篡夺了小陈庄的大权,他的老婆处心积虑拉拢干部下水。这些文艺作品,更准确地说,这些文艺性的宣传品千万遍地重复着一个“真理”——黑五类要翻天,要杀人,要进行阶级复仇。
有了红五类是革命的主力军,黑五类是革命的对象这样的政治逻辑,这两种出身也就带有了革命与不革命或反革命的遗传基因。成分和出身成了衡量好坏善恶的最重要的标准,红五类出身的优越感随之而起,黑五类出身的自卑感油然而生。社会分成了两个对立的阶级,具有中国特色的“雅利安人”和“犹太群体”就此形成。宋彬彬发言中提到的,她原来出身意识,跟同学的关系很融洽,阶级斗争来了,要在同学中划分三六九等,让她感到很别扭。刘进的发言中,谈到了文革前的阶级斗争教育使学生分化,文革一来,就发生了学生斗学生的事。
阶级斗争教育还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危机感——刘进谈到,文革前夕,女附中做政治报告,报告里提出,要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社会主义,捍卫毛泽东思想。这在当年是极其普遍的提法,但是这些提法极其荒唐可笑——你有国家机器,有几百万军队,有无产阶级专政,建政以来,你镇反肃反整风反右拔白旗插红旗反右倾反苏反修反帝,随心所欲,想反谁反谁。而所谓的阶级敌人黑五类只求苟且偷生,不敢乱说乱动。你跑到中学煽动学生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这是干什么?这不是自欺欺人,大忽悠吗?可在当时,从上至下,千真万确地认为,党中央毛主席社会主义红色中国处在极度危险之中。这种危机感来自于方方面面,从政治课到电影院都不断地提醒人们,阶级敌人正在磨刀霍霍,他们藏着变天账,做着翻案梦,念着剥削经,企图以十倍的疯狂,百倍增长的仇恨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资本主义复辟就在眼前,马上就要人头落地,帝修反亡我之心不死。
在米鹤都编的回忆与思考里面,记载了这样几件事,1966年开始八中陈小鲁,就感觉到阶级斗争的火药味越来越浓。 四中的秦晓,觉得江青在北大的讲话,“就好像在进行战前动员。” 女附中的罗治听到夏青广播的人民日报社论,“立即心跳加速,头皮发紧”,感觉“好像战争发生了。” 天津一中的学生王端阳在日记里暗下决心:“我虽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但是并没有经过革命的暴风雨。这次历史上最大最深入的大革命赶上了,一定要投入进去,捍卫党中央,捍卫毛主席。”在日记的最后,他模仿高尔基笔下的海燕,向战斗发出热情的呼唤:“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1985年整党时,刘进分析自己:“……在当时防修反修的教育中,听到有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睡在主席身旁,真恨不得赶快把这个坏蛋揪出来,保卫毛主席。”这是真实的心情。当时的中学生,尤其是被视为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干部子弟,危机感更严重。
反人道是暴力心理的培养基,它跟“革命就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的说教一结合,骂人打人就不可避免。等级意识使人群分化,出身不好的要么甘当政治贱民,要么拼命表现自己,用过激的行动表现自己革命。出身好的则很容易成为“血统论”的信奉者。“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社会分成了对立的两个阶级,英雄好汉镇压反动混蛋是合乎逻辑的。危机感是暴力心理的助燃剂——资本主义眼看要复辟了,我们的手还能软吗?
阶级斗争教育之外,还有一个榜样教育。我们的榜样教育源远流长,五十年代学的英雄,卓娅、舒拉、马特洛索夫、保尔柯察金、黄继光、董存瑞、邱少云、刘胡兰。学的是他们英勇战斗,不怕牺牲的精神。到了六十年代,榜样教育有个明显的变化,这时的英模王杰、雷锋等等有三个共同点,一是苦大仇深,二是狠学毛著,三是特别热爱写日记。苦大仇深是阶级出身,狠学毛著是思想觉悟,写日记是奉献忠心。这种榜样教育与等级观念合流,它告诉人们,当英模必须出身好。出身不好的,别想出人头地。显而易见,这种教育强化了以出身为标准的等级观念,宏扬了红五类的优越感,为“血统论”的流行打开了方便之门。
这种教育提升了两个传统,一是神化领袖,神化领袖思想,二是教育大家盲从,做一颗螺丝钉。神化与盲从是一个硬币的两面,领袖高高在上,是因为我们匍伏在地。领袖英明天纵,所以,我们就得把头脑收起来,一切都听毛的。领袖成了神,人民就成了物,就成了钉子。
榜样教育面对的是全体学生,还有一种教育面对的是少数学生。这就是1964年开始的“接班人”教育。它的大背景是毛泽东对“和平演变”的担忧。 在叶维丽的著作中,在女附中的发言里多次提到当年学校专门为干部子女开会,抗日战争时期就参加中共的老干部,副校长胡志涛做报告,强调“干部子弟比一般人担子更重,老子打江山,要靠你们来接班。” 这种教育有两个理论支撑,一是“反修防修”,一是“阶级出身”,它在提高干部子弟的社会责任感的同时,与上面所说的等级观念一道,强化了干部子弟的优越感和特权意识。可以说,接班人教育是“老子英雄和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个“血统论”对联的催生婆。正因为“‘阶级出身论’和‘阶级血统论’有着共同的思想基础,”所以前者才能在文革中顺利地完成向后者的转换。
这些教育并没有直接宣扬暴力,它只是通过各种方式告诉学生,人生下来是不平等的,有高低贵贱之分,高贵者有责任教育、管理低贱者。这些教育没有说可以打骂老师,它只是说,对待阶级敌人要恨,而最高的恨,就是打骂他们,杀死他们。因此,制止打骂就成了对敌人的同情,对革命的不忠。换句话说,它为人性恶者提供了作恶的理由,为人性善者提供了对恶不闻不问的避难所。
学生打老师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是各种因素加在一起的结果。它们加在一起,才能唤起人性之恶。换句话说,这些东西配在一起,才构成所谓的狼奶,才能使人中毒,年轻人抵抗力差,中毒得更快更严重。中了毒,看不出来,当社会失序没人管的时候,它就会发作。
上述三种教育,除了接班人教育是六十年代新增设的项目之外,其它的两种都是传统节目。阶级斗争教育的理论基础是“阶级出身论”。此论是中共在夺取政权时进行社会动员的最重要的武器。六十年代的阶级斗争教育之所以一马平川,畅通无阻,原因之一是,它早就存在于五十年代的教育思想之中。换句话说,阶级斗争教育中的非人道意识和等级观念源远流长。
高华对此有精辟的分析:“‘阶级出身论’在新中国的兴起与发展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的,它的思想背景是马列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但是‘阶级出身论’并不是一套完整系统的理论,甚至不符合原典马克思主义,事实上它更接近于中国历史上的‘父债子还’、‘株连九族’的传统。”
阶级斗争是要消灭封资修,因此“兴无灭资”“反封反修”就成了十七年教育的主要内容。而什么是封建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无,什么是资,整个毛泽东时代非但稀里糊涂,而且好坏颠倒。许多现代文明,传统美德都被当作封资修而批倒批臭。连党内知识分子出身的高级干部都是如此。1957年,江西省长邵式平给周恩来写信。对中学语文教材提出批评:古典文学太多,解放后的作品太少。反映革命传统教育、劳动教育的也太少。这位当年北师大史地系的高材生,忧心忡忡地告诉总理:“柳永的《雨霖铃》、《八声甘州》文词很美,但内容上却充满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多愁善感的情调。这同我们今天教育青少年要树立社会主义的人生观,自觉的革命纪律性、准备随时响应祖国的号召,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火热斗争中去的要求相差多么远啊!” 因此,他强烈要求将毛主席著作收入教材。
榜样教育堕落成神化领袖和歌颂盲从,固然与毛林联手大搞个人崇拜有关,但是,从根源上讲,神化领袖和歌颂盲从早在延安时期就开始了。有了“东方红,太阳升”,才会有“大海航行靠舵手”“四个伟大”“一句顶一万句”。有延安整风才有了后来的兴无灭资、思想改造和思想革命化。神化领袖和盲从教育使领袖的权威性高于道德伦理,高于法律法规。由此一来,就会产生一个意想不到,又无可避免的结果,领袖的一句话,即使毫无道理的昏话,也足以让人们失去思考能力。
最近,我看了一本书《红色青春——建国十七年中学思想政治教育》(东方出版中心,2011),作者是副教授,法学博士。此书是他的博士论文。这本书让我再次领教了当今人文学科,尤其是当代国史研究的“犬儒化”——作者回避了十七年教育中的真问题,没有一点独立见解,完全按照官方调子说话。叶维丽刚才发言提出的“为什么在和平时期成长的一代人会那么迅速地‘拥抱’暴力?” 等问题,在这本最应该面对的学术著作中,没有一句靠谱的回答。我曾就这个问题请教过党史系教授。从他那里,我再一次看到了研究者的无奈,看到了当代学界普遍存在的两面性。



【反思与对话】

我的想法和建议

陈小鲁
(北京八中66届高中)

我对“八五事件”知道很早,觉得女附中文革发生的事情很有典型意义:第一是时间长,四十七年过去了,一直没有被遗忘,一直被关注,是社会热点;第二是层次高,与中央领导毛、邓有交集;第三是影响大,“八五事件”、给毛戴袖章,宋彬彬被变为文革符号,国内外的影响很大;第四是内容丰富,如文革初期的造反、贴大字报,反工作组、“八五事件”,反中央文革等等。所以,我认为女附中是研究文革的好典型,既有历史价值,又有故事可说。比较而言八中文革就有点四平八稳,乏味单调了。当然八中更没(1月4日座谈会 陈小鲁)有那样的国内外影响,女附中成为国际研究文革的例子,而本世纪发生的女附中校庆风波也是国内罕见的。
文革前,八中没有顾湲班上的揪家庭出身不放的事,也没有刘进那样自我革命、检讨偏激的典型,八中的学生党员我知道只有三位(当然有1964年底个别高三班级斗学生而引起的风波,但文革时他们已离校)。文革中,八中没有反工作组的,尽管有对工作组的不满,所以没有大规模斗学生的现象。中央有没有介入八中文革,如老邓直接听你校汇报和给主席戴袖标。八中书记受虐自杀,比卞校长要晚,也没有受到更多的关注。八中也没有出反中央文革的英雄,如某某。军训时杨蕾和另外两个女附中校友经常来找我,回去后把我们议论的事情有名有姓有内容地记到日记里。大概是1968年初,日记被发现后, 某某因反中央文革被抓、被批斗。当时军训团了解到各方都说陈小鲁是好人,让我当了政治保卫组的副组长,组长是军训团的。一次女附中来人外调,军训团让我接待,我问要调查什么,她们说调查陈小鲁。我说我就是陈小鲁。她们没说话就走了。
八中校友会有700多人,会员交会费,虽然数目不大,但每年可以向老师表达一些心意和开展一些活动。这次道歉,就是从我给校友会写的信开始的,我是会长,大家看了信赞同的不少,不见得都同意,但没有人出来反对,所以我可以作为大家的代表来道歉。我们实际上在个别场合,很多同学都道歉过,跟同学道歉过,跟老师道歉过,这个反思不是从现在开始的。我讲,我们成立同学会为什么?我们讲我们搞“奖教基金”(奖励教师的基金)为什么?它都包含着用这种实际行动来修复这样的一种关系,有这么一个含义在里头。所以老师早就谅解我们了,但是也确实缺少一个公开的道歉,所以我必须站出来,而且要认识到文革的根本问题是违宪。现在有36家媒体采访,我一概接着,多数媒体都报了。尽管我有发起组织西纠、斗争北京市教育系统领导和解散民主党派的事情,但主要采访的是与个人相关,所以媒体采访我时对八中的事只是一带而过。这次《中国新闻周刊》“影响中国2013年度人物”选了我,让我参加领奖,我拒绝了,因为比我有影响的人很多。后来他们没给我颁奖,但向我表示致敬。
我看了女附中校友这几年做的工作,觉得研究得很细,比八中深入细致,基础好,值得我们学习。我对你们今后的研究有几条建议:
第一个建议:对女附中文革进行整体研究,从1966年初到1969年老三届离开学校,当然“八五”事件是一个重点。(你们对事实的考证基本到位,所差就是点名施暴人了,虽然这样有爆炸性,有看点,但我不建议这样做,你们也不会这样做),你们有能力,有基础,也应该继续做下去。
第二个建议:今后不以辩白为目标,即不理会他人指责,相信自己的真诚就够了,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这与第一个建议有联系,研究突破“八五事件”,一些争论显然就不那么重要了。这样你们摈弃贴标签的做法,以更严谨求实的态度研究文革,自然会得到多数人的欢迎。
第三点建议:有了对“八五事件”的考证,问题是如何让更多的人知道,唯一的办法是利用媒体。公开说话,不要指望人人都会支持,而且肯定会招来骂声,但要相信社会的良知和公正。这样不仅对女附中文革研究有意义,对全国文革研究也是一大推进。因为这是我们这代人的责任。
第四个建议:1、可以出书;2、多说自己,少讲别人的问题;3、注意反思的深度,联系现实;4、平台,你们虽没有同学会,但有500名同学为卞校长塑像,还可以继续策划一些活动。
以上建议供参考。


【反思与对话】

社会需要真相与反思

印红标
(北京四中 67届初中)

师大女附中校友的座谈澄清历史真相、以道歉呼唤这一代人的反思,回应社会的期待,很有意义。

一. 社会需要正视历史和文革历史的再教育

群众暴力的狂潮过去四十余年了,它对社会造成的伤害至今难以平复。对文革浩劫的苦难记忆,是改革开放的最主要动力之一。1980年代前期进行的“彻底否定文革”教育虽然不免时代的局限,但是对文革动乱做了大规模的揭露和谴责。近三十年来,由于刻意遮蔽文革问题,使得文革在青年一代心中只是模糊而抽象的概念,只剩下荒诞的“阳光灿烂的日子”,而残酷血腥的真实一面被淡化。严肃的研究也受到压抑。在当今社会矛盾尖锐的背景下,这种作法的危害日益显现出来,出现了歪曲、美化文革的思潮。因此,正视文革,再度揭示文革中残暴、丑恶的历史事实,对青年一代进行文革真相的再教育十分必要。

二.社会需要伸张正义,期待道歉和反思

陈小鲁和八中老三届校友的道歉在社会引发广泛的正面评价,表明社会需要正义、良知。今天师大女附中校友的反思也是我们这一代人应当做的。1966年给北京市民留下的最残暴、恐怖的记忆莫过于以红卫兵为代表的群众暴力。对这种暴力的揭露、控诉和谴责在1980年代前期曾经进行过,但是后来被搁置,当前的道歉、忏悔开始弥补缺失,适应了社会正义、良知的需要。
同时,对于那些在暴力横行的时候,或多或少劝阻青少年暴行,保护、同情受害者(不论是教师知识分子、当权派、还是“黑五类”)的行动,都应当作为义举、善行展现出来,受到社会的尊重。
实际上,道歉、忏悔很早就已经开始,只是传媒受限,鲜有报道,不为公众所知。现在当年的青少年更多地站出来,除了良心所系之外,也有退休之后不不必顾及官场或职场竞争等客观条件,并且能够站出来讲的,多为当初的青少年之中过错不大者。尽管如此,予伸张正义,推动社会反思都具有积极意义。
社会的进步需要对历史错误的深入反思,当年中学生、未成年人的反思应当推动,或者说“倒逼”当年成年人、领导者的反思。青少年的罪错固然有本人的原因,并且不可推脱,同时大批的群众暴力更直接反应了那个时代的谬误:谁把这么多的青少年变成了魔鬼?
文革中的群众暴力,直接反映了文革前阶级斗争教育的后果,当时的思想政治教育难辞其咎。文革中青少年的暴力方式,直接来自学校和社会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教育。《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暴力”的语录经反复灌输,令群众耳熟能详。百花奖得主、电影《红色娘子军》里面革命农民押着地主游街的场景,客观上给文革群众游街批斗活动提供了示范。当时青少年打人,很多是打给人看的,欲以暴力表现其革命性。美化和神圣化革命暴力的思潮由来已久。具有讽刺意味的无情事实是:很多曾经执行阶级斗争教育的党团干部、政治教师,在文革大潮之初,成为自己教育对象的牺牲品,可谓“大水冲垮龙王庙”。
当然也应当指出:文革前的阶级斗争教育还是讲政策,有分寸的,但是它建立的是非观念,到了文革中突破了管束。青少年的偏执和躁动在领袖者纵容之下,无法无天了。
1966年6月18日,北京大学一些学生未经工作组批准,斗争所谓“黑帮”并出现打人现象,被刘少奇为首的中央批评。不久,毛泽东指责这是压制革命。由此,地方和基层领导人不敢出头制止暴力。这是文革领导者纵容乃至鼓励暴力的典型。此事是师大女附中“八五事件”的近期背景。
从文革前的政治教育到文革中的暴力,是激进主义不断升级的过程。后来的极端激进超越此前的激进,又以后者为基础。因此反思要追溯既往。

三.追求真相,深入研究

令人信服的反思必须建立在历史真相的基础上,不论出于何种目的和缘由,妖魔化、脸谱化都有损于真诚反思和总结教训。例如,关于女附中“八五事件”时是否成立了红卫兵的考订,澄清了历史,有利于作出准确评论。实际上,不论是“红卫兵暴力”还“群众暴力”都应当谴责,并无二致。社会需要的是真相,历史学者追求的首先是真相。没有真相就不可能有道歉或忏悔,就不可能有正义的伸张。
在这里,需要呼吁文革研究的深入、文革资料的整理开放,严肃研究成果发表渠道的畅通。最起码应当“松绑”。文革在中国,文革资料、研究和出版在外国(或境外),是中国和中国学术的耻辱,是对中国软实力的讽刺。为了防止重蹈文革覆辙,为了改革的深入,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应当开放文革研究和教育。


【反思与对话】

把史实搞清楚是最重要的

卜伟华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68届高中)

去年,乘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重印我的《砸烂旧世界》那本书的机会,我对书中的一些瑕疵作了修订,其中一处就是关于师大女附中的。
原文是:“师大女附中出现了红卫兵将本校副校长卞仲云(女)殴打致死的恶性事件。”修订为:“师大女附中出现了学生将本校副校长卞仲耘殴打致死的恶性事件。”就是将“红卫兵”改为“学生”。
因为现在我们知道,1966年8月5日的时候,师大女附中实际上只有一个红卫兵组织,就是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而这个组织的人员当天并没有参与对卞仲耘等校领导的批斗、殴打活动,如果说是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将卞仲云殴打致死,显然是不对的。
比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成立晚一些却人数众多的师大女附中红卫兵,也就是刘进、宋彬彬所参加的那个红卫兵组织,现在还没有人能够说出它成立的准确时间,但根据本校亲历者的回忆,我们大致可以判断出该红卫兵组织成立的时间是在1966年8月上旬到8月18日之间,虽然多数人倾向于是在8月5日之后,但我们还是不能将其视为定论。在不能确定8月5日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是否已经成立的情况下,下结论说是红卫兵将卞仲云殴打致死的,至少是不够严谨的。
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八五事件”是文革初期一个影响很大的事件。有人说,卞仲耘是文革中第一个受难的教育工作者,其实是不准确的。南京师范学院的教务长、党委副书记李敬仪于1966年8月3日被本校学生从家中拉出去批斗、殴打,在残酷的“游斗”过程中死亡。李敬仪遇难的时间比卞仲耘早两天。她的丈夫是江苏省教育厅长吴天石(当时已被公开点名批判),也被一起拉出去批斗,遭受殴打,受尽了折磨,于两天后去世。
与北京师大女附中“八五事件”一样,对李敬仪之死,也有不同的说法。据南京师范大学(即以前的南京师范学院)网上的《百年校史》介绍:“在‘红卫兵运动’和‘斗、批、改’运动中,一部分干部、教师、学生遭到错误的批判和摧残,其中校党委副书记李敬仪及其丈夫、省教育厅厅长吴天石等人被残酷折磨致死。”有亲眼目睹惨案发生的当年在校学生对此说法提出了质疑:“吴夫妇惨死时,南师还没听说‘红卫兵’的概念,何谈死于‘红卫兵运动’?他们惨死之日(8月3日)命名的‘八•三事件’,是当年师生都一清二楚的事件,而南师‘革命造反’的红卫兵成立于八月下旬,这才是红卫兵运动开始的标志。”
我认为这样的质疑是有道理的。怎么可能在没有任何红卫兵组织存在的情况下出现红卫兵运动的受难者呢?
值得注意的还有北京二十六中校长高万春之死。王友琴在《恐怖的红八月:红卫兵打杀教师》一文中介绍说“1966年8月25日,该校红卫兵在校中‘斗争’了46名教师。高万春被五花大绑,跪在铺有碎石的凳子上。他几次被打翻在地又被拉上凳子再打。高万春在这样的‘斗争’之后‘自杀’,时年42岁。”
可是后来范世涛根据可靠的史料,写出《关于高万春之死及其它》 ,考证出当年并不是二十六中红卫兵开会斗争的高万春,而是该校的一个叫做“赤卫军”的工人组织召开了批斗高万春的大会。
二十六中高三某班的团支部书记,一个学生党员在自己的日记中记录了高万春当晚被打的情况:

晚上开追悼李春长同志大会。李春长同志出身贫农,他是被高万春、丁连信、冯大同等黑帮逼死的。他们迫害他染重病,一直对他百般刁难,使心脏病益加严重,最后死去了。会上,李春长的哥哥、李春长的爱人控诉26中黑帮的罪行。会场上不断爆发出愤怒的呼声:“打倒高万春!”“为死难的阶级弟兄报仇!”当把黑帮押上来的时候,群众拥上前去,狠力打去,那伙黑帮拼命逃窜。
这次大会是由赤卫军(我校工人组织)组织的。

这篇日记清楚地记述了高万春死前遭受批斗、殴打的情况。高万春是在该校工人组织“赤卫军”组织的斗争大会上遭受批斗、殴打后自杀身死的,以前那种说高万春是在被红卫兵斗争后自杀的说法是不准确的。
也许有人会问,你对师大女附中八五事件所作的修订有什么意义呢?
我认为,对文化大革命历史的研究,应该本着实事求是、认真严肃的态度。文革历史本身错综复杂,扑朔迷离,加之文革历史档案的封闭和现在的舆论导向不敢正视文革历史,总是企图掩饰或淡化这段历史,文革史的研究环境相当严峻。我们在对待每一条史料时都必须慎之又慎,反复求证,稍有不慎,就可能出现差错。当年写作本书时掌握的史料有限,出现差错在所难免,一旦有了新的史料,知道了过去的差错就应该尽早纠正,以免谬种流传。可能有人会批评说,你是在为老红卫兵辩护,企图掩饰他们的错误或罪过。可能还会有一些其它的更为严厉的批评,对此我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我想说的是,对我本人有何误解并不重要,把史实搞清楚,搞准确才是最重要的。
有人会说,即使不能确切认定当天打死卞仲耘的人是红卫兵,那么参与批斗、殴打卞仲耘的人中会不会有人后来成为了红卫兵呢?我不否认有这种可能性。但在对这一事件进行述说时,我只能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南京师范学院“八•三事件”的亲历者对其母校《百年校史》提出的质疑,范世涛对北京二十六中校长高万春之死做出的考证,在我看来都是很重要的。他们对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推进文革史的研究都做出了贡献。
在文革中,以至于文革后的很多年,关于宋彬彬杀人的传说可以说是纷纷扬扬,五花八门,有人怀疑,也有不少人相信。现在我估计大多数人是不会再相信这个传说了,但不可否认,现在仍然有人在继续充当这个传说的传播者。
网上有一篇《袁腾飞讲文革》,其中讲到了这个传说:

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六次接见红卫兵,全国铁路系统大瘫痪,全国的红卫兵涌向北京,要瞻仰毛主席。我三舅舅当时串联全国,周游全国花了二十五块钱,13块钱还买了条裤子,我来瞻仰毛主席,你问我要钱,就是反革命。毛主席有个特点,比较热爱女青年,当时毛主席问一戴红袖章的小女孩,你叫什么名字?小女孩回答:宋彬彬,彬彬有礼的彬彬。毛主席一挥手:革命要武斗,不要彬彬有礼!结果小女孩改名叫宋要武。文革当中宋要武亲手打死了七个人,文革一结束跑到美国去了,他爸爸是宋任穷上将。文革的这帮人为什么没有罪恶感啊?因为毛泽东还在天安门停着呢,他是伟大领袖,他让我们这么干的。他没罪我有什么罪啊。就跟日本人一样,天皇没罪我有什么罪,我打仗为谁打啊?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宋要武打死了七个人,现在在美国皈依佛门忏悔呢,来世变个苍蝇啊,跳骚啊,或者就永世不得超生了。非常可怕。所以这么一来,事情玩大了。
袁腾飞是一位中学历史老师,将来的孩子们如果都听着这样的历史课来学习历史,来了解文化大革命,那该是一个多么可笑而又可怕的事情啊。



【反思与对话】

澄清真相 分清主次

丁 东
(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67届初中)

今天讨论师大女附中1966年发生的“八五事件”,我的心情很沉重。当时我是师大一附中初二的学生,和卞仲耘的儿子王行是同班同学。和北京八中的书记华锦是一个院的邻居。当年的悲剧,就在身边发生,离自己并不遥远。
我们这一代,已经年过花甲,应当反思自己的过去,对历史有一个交代。反思的前提是恢复真相,而不是改写真相。我要坦率地承认,我自己当时是个人崇拜的信徒,文化革命的信徒。我家庭出身不是红五类,也不是黑五类。我想积极投身文革,又有一种轮不上自己充当革命主力的失落感。我虽然没有参与过武斗,但参加过文斗,用极左思潮的逻辑和语言,批判过同学,伤害过别人。
当时的舆论宣传导向,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放到十分突出的位置。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就有这样的说法:“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据穆欣回忆,在起草过程中,刘志坚曾建议删去这些话,认为这是毛泽东过去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讲的话,现在引用,搞得不好,就会在文化大革命中拿当年贫苦农民对待恶霸地主的办法,来对待本单位的领导干部,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陈伯达说:要革命就不能怕乱,毛主席的话没有过时,文化大革命也不能文质彬彬。刘志坚等人的意见没有被采纳。可见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的高级干部,对宣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严重后果有预感。但是,对于十几岁的中学生来说,哪里懂得其中的深浅?就是当时动手打人的学生,也是那种狂热政治宣传的受害者。
还原历史真相要关注微观细节,也要结合宏观背景。卞仲耘之死,不仅仅是校长和学生两方面的事。要把基层的事件放在文革的全局中考察。从1966年6月开始,不只是师大女附中一个学校的领导被打倒,进而成为暴力摧残的对象,全国大中学校的校长书记几乎同时遭遇了灭顶之灾。究其原因,就不能不直面当时高层领导人的政治决策。
文革的发动者是毛泽东。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之一是“易储”,也就是换接班人。“五一六通知”里有一段话,是他亲自加上去的: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毛泽东没有参加当年五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但会议讨论“五一六通知”时一个字都不能改。毛泽东已经打定主意,用群众运动的方式,通过天下大乱实现权力的重新洗牌。但从哪里入手,具有偶然性。此前拿《海瑞罢官》开刀,编历史剧的人已经危了。批“三家村”,写杂文的人也危了。但这时还没有发生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五一六通知”下发以后,中央文革几个人分头点火,找“五一六通知”传达范围内的人写大字报。
五月下旬北京出现了三张大字报,一张是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一张是学部吴传启的大字报,比北大早两天,一张是教育部卢正义的大字报,和北大同一天。毛泽东选择了北大的大字报向全国广播,作为发动群众的突破口。这张大字报的题目点了宋硕、陆平、彭佩云的名字。陆平是北大校长、书记,彭佩云是副书记,和他们职务相似的全国大中学校的校长书记,面对突如其来的文革,态度其实差不太多,他们很快在本校成为众矢之的,纷纷倒台。
火烧各个学校的校长书记并不是毛泽东的最终目标,他们是通向最终目标的垫脚石。平心而论,在党政军群各条战线,学校的领导干部既不是最腐败的,也不是官僚积习最深的。但毛泽东说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大中学校停课闹革命,校长、书记们在6月就失去了免于恐惧的自由,成为文革初期付出代价最大的群体。我们师大一附中的书记兼校长是刘超,他没有被打死,也饱受皮肉之苦,落下了后遗症。
当时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是刘少奇、邓小平。他们领导运动的时间虽然不足两个月,但他们对学校校长书记的态度也应当正视。以他们分别过问的师大一附中、师大女附中为例。
刘少奇6月21日接见师大一附中工作组部分成员时说:“刘超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是可以肯定的。”“要争取陶书寅(师大一附中的副书记)起义,她不起义就批判。”
邓小平7月5日接见了师大女附中工作组的讲话提到卞仲耘,说她“意志衰退”,“卞仲耘只给我寄了一个信,承认她执行了前北京市委修正主义路线。”从中这些言论中,我们可以体会一种舍卒保车、舍车保帅的心态,而非尊师重教,保护校长,砥柱中流,仗义执言。
刘、邓和这些受冲击的中学校长书记其实有三重关系。第一重是中央领导与基层领导的关系。第二重是参加革命先后的关系。这些学校的校长书记,大多是抗战前后参加革命的党员,他们的革命资历刘、邓是知道的。第三重是家长与校长的关系。刘、邓都有子女分别在师大一附中和师大女附中在读。这些中学是北京市的名牌学校,用今天的话说,是稀缺教育资源。作为家长,他们本来是乐于把子女送去读书的。运动以前,他们对校领导的态度也是友好的。如果认为校长书记是坏人,他们不会把孩子往火坑里推。可是运动一来,就翻脸不认人了。放在文明史的长河里看,家长与校长这样的关系,也是不多见的。虽然很快刘邓也受到文革冲击,成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但他们运动初期体现的政治伦理也有反思的必要。
陈小鲁、刘进、宋彬彬作为北京八中和师大女附中临时机构负责人,为当年没有保护好校长、老师而道歉。这种主动承担历史责任的精神值得肯定。但是,还原当时的历史环境,实际上他们掌控局面的能力相当有限。不能超越时空,要求他们完成当时不可能做到的事。我们每个过来人应当从严律已,拷问自己的灵魂。但对别人应当实事求是,不能要求别人承担不应承担的责任。
文革是一场全民族的灾难。文革的罪责应当在弄清真相的基础上,分清主次。毛泽东去世后,一些文革中受到冲击的老革命重新掌握了国柄,否定了文革。80年代初追究文革责任时,审判了两案,强调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的罪责,在清查“四人帮”和清理“三种人”的过程中,一些文革的既得利益者和一些文革初期积极造反的青年品尝了苦果。但有些地位高得多的老革命,其实在文革的某些阶段,也曾紧跟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对干部、教师、学生和其他公民有这样那样的伤害,他们只强调自己受迫害,并没有反思自己伤害过别人。这个问题,不应成为历史的盲点。



【反思与对话】

民间的推动 细节的力量

邢小群
(山西太原第五中学 68届初中)

1966年文革发生时,我是初中一年级,老三届最后一届,我不在北京,在山西太原。但也是文革过来人。听了大家的发言,我讲两点感受:

一、反思历史是可以一步步向前推动的

2006年,我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一次民间的小型文革研讨会。叶维丽的发言讨论了打死卞仲耘的学生当时是不是红卫兵的问题。尽管我此前已经读过王友琴的文章,知道“卞仲耘事件”,但叶维丽的考证还是给我以启示。使我想到,如何还原历史真实,史学有很多的工作要做。真相是可以一步一步接近的,反思也是可以一步一步推向深入的。
叶维丽的文章之后,又看到了胡杰的纪录片《我虽死去》,“卞仲耘事件”引起了更广泛的社会阶层关注。
师大女附中九十年校庆,评选杰出校友,印画册,再次展示了宋彬彬“八一八”给毛泽东戴袖章的照片,又一次把宋彬彬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冯敬兰等人觉得,社会的传闻与当时的真相距离很大,于是在《记忆》和《炎黄春秋》发表“五人谈”。这些对一直处于舆论漩涡中的宋彬彬也有触动。当年刘进曾是师大女附中文革初期的重要角色。她和宋彬彬意识到历史当事人的责任其他人无法替代。于是刘进也出面,参与采访了100多名当年的初高中同学和老师,力求还原于女附中1966年“八五事件”前前后后的真相。李红云是法学专业的学者,她也投入进来,以罗治当时的日记和当年产生的大事记为基本史料线索,在还原历史真相上又前行了一步。同时,几百名师大女附中的校友,还捐款筹资,为卞仲耘塑像,这就进步挖掘了“八五事件”的历史价值和公共意义。所有这些事,都是在八年间一步一步地发生的。其实,一座无形的文革博物馆,就是这样从无到有,初步地矗立起来。
联系到陈小鲁、计三猛介绍的八中校友会最近向老师道歉活动在海内外引起的强烈反响,再联系我看到的孙怒涛等人反思清华大学文革的大书《良知的考问》,我感到一股自下而上的反思历史的思潮已经势不可挡。我们无须等待官方为文革研究松绑。历史的进步从来是合力推动的。人为的压制只能引起更强烈的反弹!女附中、八中同学的行动,让我看到了希望。我相信,会有更多的同学加入进来。我们都是年逾六旬的人了,我们应当在有生之年活个明白。这些年我从事口述历史工作,对文革方面的研究也有所关注。我感到,反思文革正在从学术界少数人研究的课题,变成民间的公共话题。当然,这个话题能否走向深入,需要坚实的学术支撑。

二、要相信细节的力量

历史现象的发生,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偶然性的细节,更能让我们看到历史事件的复杂原因。
陈小鲁一直是反对武斗的。当原八中校领导说到当年受到污辱性批斗,与音乐堂的辩论有直接联系。陈小鲁立即告诉老师,那次辩论会是他组织的。虽然陈小鲁无意伤害老师,但他的行为产生了他预见之外的后果。这个细节的承认,让我们看到陈小鲁反思中的精神力量。他并不是代表他自己,而是这一代人应该有的精神态度。
顾湲的发言,让我知道文革前一年,为了某种政治需要,改变了招生标准,家庭出身因素成为录取标准的一部分。这一变化,影响了校风和校园文化,造成了同学之间的隔阂。一部分政治原因照顾进来的学生,正是“八五事件”中有暴力倾向的学生。她的这一层分析,让我看到了文革风云,有文革前社会因素的发酵。女附中的校领导,没有想到自己的招生选择,竟成为自掘历史陷阱的重要因素。不挖掘这样的细节,我们对文革的思考,就达不到新的深度。


【反思与对话】

顾湲的发言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 67届高中)

原来我没有打算发言,现在想说几句。
“八五”游斗是我们高一3班发起的,发起带有偶然性。是谁发起的?主要是高一才来女附中的学生,多数是军干子弟,文革时特别凶。为什么会这样?这要从初中到高中的变化说起。我初中也在女附中,当时班里只有6个干部子弟,家长大部分是国务院系统的,虽然也讲阶级斗争了,但班里气氛还是挺好的。到了高中,情况一下子变了,干部子弟共有24个,学号全排在前面,我是37号。学校一直是按成绩排学号,后来有个机会才知道,原来自己的入学成绩是全班第二。这些招来的学生学号排在前面,但有些人学习不行,劳动也不行,累一点都受不了。表现是这样,还动不动说自己父母是老红军,干革命时经历了多少危险艰苦,用这个来表现自己有“阶级感情”。她们不能老是落在后面,所以文革中就更要表现。
8月5日那天,有几个住在西边大院里的同学说要斗黑帮,那时工作组撤了,“主义兵”是革命的了,她们也想表现,于是把校领导集中拉到操场去游斗。当时大家都在教室里,我们出身有问题的人都集中坐在一起,她们让我们必须去看。我很尊敬胡校长,出于个人感情也想去看,就一直跟着她。胡校长很硬,挨打最多。看着她被折磨得不像样子,我心里痛,但没有眼泪,也说不出一句话。因为两年来我就被剥夺了讲真话的权利,而军训回校后铺天盖地的“红色恐怖”则压倒了一切良知,剥夺了我所有的话语权。我想自己当时几乎处于麻木状态。班里受学校宠的同学要跟胡校长“划清界限”,也有打她的,但看得出来是手下留情。打人厉害的,很多是高中才招到女附中的。以后文革稍微平静一些,这些人就不回学校了,再也不露面了。
我们班同学之间也互相斗,一切都按出身站队,分成红卫兵、红外围、黑五类等等,再也没有正常的同学关系,大家彼此心怀芥蒂,互不往来。所以现在根本没有高中班的聚会,只有初中的。高中同学全散了,没有两个人在一个地方插队的,大部分人多年不联系,学校有活动也不来了。
我学习一直很好,表现也好,但自从1964年搞阶级斗争后,一切都变了,变得必须不断写材料骂自己的父亲、母亲,骂轻了还不行,按照《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要上升到是官僚资产阶级来认识,一个劲给父母、给自己上纲上线斗私批修,否则就不能入团,心里很有挫折感。到文革时已受伤害两年了,所以反倒能够冷静一些,当个旁观者边看边分析。插队后到了社会最底层,把许多事情看得更透了,才把自己彻底解放了。
我觉得,当时很多事情都不能完全归咎于个人责任,像“八五”那天打人最凶的主要是初二的学生,连我们高一学生在内,还都是未成年人。她们为什么会这样疯狂,没有人性?恐怕从社会背景去分析更清楚些。


【反思与对话】

郝新平发言

(根据回忆整理)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 68届高中)

2013年8月21日,凤凰网一早报道前一天八中老三届同学会博客上,小鲁的一封关于要向母校文革当年被批斗老师道歉的信。感动、振奋,我即刻将此报道以微信形式发给海内外亲朋好友并马上得到强烈回应,纷纷表达对陈小鲁的高度赞佩。更有(我弟弟)提议应该设立一个“道歉网”,以便让更多的人通过这个网站向文革被自己伤害过的人和做过违背宪法的事道歉。其好处在于广泛性、隐私性,可令那些背负沉重压力的人通过这种方式自我忏悔并且道歉,有了一个抒发自己愧疚之情的出口。今天提出来,不知是否可行。
那天,我同时给小鲁发了手机短信说“我校也没人牵头道歉,也许卞校长的事太敏感了。彬彬背负太重。”小鲁即回复说“遗忘是人类的天性,九零后有几人了解这段历史?我们不说,对不起自已,对不起老师,对不起后人和历史。”这段短信对话后来被媒体采写的关于八中道歉的报道所引用。但是,朋友中也有个别人公开指责陈小鲁“不像话”。
  我所在的中四一班干部子弟只有三四个,互相之间没有谁歧视谁的。文革开始,几乎全班同学都积极投入运动中去。记得文革初期,大家给班主任周学敏老师(一位在语文教学上卓有成效的老师,曾因“周学敏教学法”引全国各地教师来我班观摩语文课)贴大字报。我班还到首任班主任、数学老师李令倩家中抄家并批斗她的母亲(解放前父亲在外国公司做职员)。几年前,班里同学聚会,特别请来李令倩老师,是在胡志涛校长女儿胡依年(现名丁东红,文革前即转学师大二附中)中央党校教育学院一间会议室。本来不知道李老师是不是能来,可她来了,并且欣然接受了同学们的道歉,大度地原谅了同学们。
当工作组进驻学校一段时间后,我和好友申明燕加入了学校反工作组的行列,是我班仅有的两个。班里同学向我俩发起批斗,记得在教室的后面,我们贴着墙坐着,任大家指着鼻子骂“反动学生”。一天连饭都没得吃,也尝到被批斗的滋味,不同的是心里却充满自豪,认为自己才是真正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今天,有学者问我当年为什么要反工作组,我想当时就是认为:工作组压制了学校的运动和我们的革命热情,运动因此没有了当初的轰轰烈烈。我们常常聚在一个同学家中,不分昼夜地讨论、写大字报。自工作组受到批评撤走,因为支持工作组,刘进、宋彬彬变得“灰溜溜”了,她们不再以学生领袖的形象示人,也不太看得见她们了。校园里一片混乱,学生斗老师、学生斗学生的场景随处可见。
一天,我看见初二的罗峪平(罗点点)在操场的双杠上坐着,一些学生围着她骂“罗瑞卿的狗崽子”。没有辩解、没有争吵,更没有“划清界限”之类的话语,罗始终昂着头,一言不发,显示一种隐忍而倔强的性格。
最近我向她讲述这一幕时,她说其实那个时候我心里特别难受,自己的命运真是从天上掉下来了。8月5日,一群高一、初二的一些学生把校领导揪到操场,让他们围操场一边转圈一边殴打他们。我亲眼目睹,不忍看下去,没有也不敢制止便很快走开。后来在学校后门看见卞校长躺在垃圾车上奄奄一息,那一幕成为心中永远的痛。
  在那个疯狂的年代,我们做出的一切对不起老师、有愧于社会的事不能仅归于无知幼稚加上青春期的躁动和形势,毕竟也有同学什么都没有做。
  今天,我常常向孩子述说这段历史,尽管是那样地不堪回首。通过讲文革真相,反思文革、反思人性,以期避免这场悲剧重演,也是对自己灵魂的救赎、净化和升华。今天仍有文革亲历者在美化文革,公开说文革死人是革命就会有牺牲,甚至死的是自己的家人也可以理解。实在令人毛骨悚然!因此,道歉、忏悔、反思,对真相的不断追求、公开尤为重要,并且应该是长期的。

2014-1-18修订


【会议总结】

在真实的基础上反思——老三届的责任

叶维丽

北京的老三届同代人在一起话说文革,非常难得,来的都是主不是客。谢谢大家!
关于文革,一百个人有一百个人的文革,一百个地区有一百个地区的文革,不同年月有不同年月的文革。我们在这里讲的,是1966年8月份北京市中学的文革(其影响力是全国性的,大大超出中学校园)。为什么1966年8月在我们每个人的记忆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为什么我们认为它在文革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就因为它为文革定下了调子,绘出了底色。这是一个暴力的基调。
今天有些人在美化文革,呼唤文革,这与我们今天的社会存在严重对立和矛盾有关,也和很多青年人对文革无知有关。我们在这里想说的是,以暴力作为手段和重要特征的文革,应该受到彻底否定(印红标曾提出文革中暴力的三种形式:红色恐怖、武斗、逼供信)。如印红标所说,今天的社会需要“再教育”,需要知道文革的残暴。无论是从“硬道理”还是从“软道理”上讲,都不应该将文革作为我们解决今天问题的资源。“硬道理”是陈小鲁讲的无视宪法,无法无天,宪法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软道理”是没有人性,不讲人道,弑师(如同弑父母),突破了古今中外人类文明底线。
我们当年是少年,如今都已步入老年。今年是文革发动的第四十八年,将近半个世纪了。我们这个社会,我们的年轻一代,对四十八年前发生的那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多少真正的了解?又有多少人想去了解?2001年我去女附中找卞校长照片,校史办的工作人员不知道卞校长是被自己的学生打死的;在2002年为女附中85周年为校庆出版的“大事记”上,提到文革十年时,除了改校名,是一片空白(和日伪时期一样)。
最近常听到历史虚无主义的说法,这是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这次我们本想请一些年轻的研究生参会,但据说没人愿意来,因为做文革,文章发不了,工作不好找。说到这里,我心中感到深深的悲哀,和一种对历史的负债感,耻感,我们愧对我们的民族在“史无前例”中付出的无以伦比的惨重代价。三十多年前文革结束时,我以为那不堪回首的一页被彻底翻过去了,但今天看,还真是不好说了。陈小鲁说的很对,本来从共和国的角度也好,从共产党的角度也好,都应该通过文革得到新生,但我们没有因此获得新生;我再加重一下:远远没有。
今天与会的朋友们提出一些很好的观点,年轻的记者朋友也提出一些很好的问题。我特别想感谢卜伟华说到历史研究时的一个基本态度:“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这是严谨、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有朋友不理解我们在调查“八五事件”时对事实细节的追究。有个英谚讲: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s, 或许可以翻成:“真相在细节中”。追究真相是力求接近历史真实,而真实的历史从来不是只有黑白两色。在接近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进行反思,才有说服力,才是严肃认真负责任的态度。
在座的一些年轻朋友比较关注谁是“八五事件”的“凶手”。在这个问题的背后有个假设,即存在一个或几个不仅有杀人动机,而且在行为上直接导致卞校长死亡的凶犯。非常遗憾的是,“八五事件”不存在在法律意义上罪责明确的凶手。在最高领袖有意制造“天下大乱”的非常时期,在一度出现“你一下,我一下”众人参与打人的混乱情形下,到底哪一下置卞校长于死地?在“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成为很多人最高信条的时代,如何判断个人还剩下多少“自由意志”和“是非标准”?
这样说,绝不是否认个人应负的责任,而是说,卞案不是一个易于审理的法律问题,事情不是那么简单明了,黑白分明,这也是卞校长之死特别令人悲哀感叹之处。
我们都知道,在“红色恐怖”的1966年8月,多所北京中学出现学生打死校长和老师的事件。而今天,“凶手”阙如是个普遍现象,不止女附中一家。可以说,我们面临一个历史的难题:在没有厘清上层责任的情况下,如何面对青少年(很多是未成年人)应当承担的个人责任?如前所述,把这个问题放到当时的历史情景和语境中去看,涉及诸多层面,要让当年的青少年承担全部历史责任,是他/她们不能承受之重,“推诿”有它的道理,甚至“有情可原。”
道歉还是不道歉,这是个问题,是困扰我们一代人的问题。最近,八中的陈小鲁等同学向文革中受到伤害的老师们公开道歉。勇于道歉是承担个人良知的责任。我一直认为,不是什么问题都可以归结于道德。但在这里,感动我们的确实关乎道德,关乎人之为人的羞耻之心、向善之心,唯其稀少,尤足珍贵。我们向八中同学致敬。
最后想说的是,我们女附中的几个一同做“八五事件”调查的同学,来自不同的家庭背景,有着不同的经历,这些年一路走来,就像郭小林讲的,在一点点地“拱卒”,感到我们都在成长,都在受教育。虽然今天我们每个人对问题的看法仍然不尽相同,但我们珍视一路走来所建立的信任,也一直感受到我们身上承担的历史义务。同时我也想说,虽然我们与女附中某些同学在一些观点上不同,在方法上不同,甚至在理念上也有所不同,但我们在直面历史、反思文革方面的大方向是一致的,不同看法的辩论,也使我们能够越来越接近历史真实,在这点上我们感谢表达不同看法的同学。
再次感谢大家参加我们这个同代人的聚会。


2014年1月4日 “八五•记忆•反思”座谈会与会者合影 北大法学院


【与会者名录】

姓名 原毕业中学 或 工作单位 或 职业
刘 进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66届高中
宋彬彬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66届高中
罗 治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67届高中
于 羚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66届高中
郝新平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68届高中
叶维丽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66届初中
冯敬兰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66届初中
李红云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67届初中
顾 湲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67届高中
陈小鲁 北京八中66届高中
计三猛 北京八中67届高中
印红标 北京四中67届初中
吴 迪 北京四中67届初中
丁 东 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67届初中
米鹤都 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68届初中
卜伟华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68届高中
邢小群 山西太原五中68届初中
林 衍 中国青年报《冰点》记者
刘晓磊 《南方周末》副刊编辑
袁 凌 《财经》记者
郭小林 诗人
戴为伟 《记忆》编辑
辛逸 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
耿化敏 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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