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 忆 2013年12月31日第14期 REMEMBRANCE 总第一O五期 2008年9月13日创刊
目 录
【专 稿】 余敏玲 同中有异的两岸党国体制
【毛泽东研究】 唐少杰 简论文革时期毛泽东的情结和角色 余汝信 “五七指示”:毛的理想社会模式及其破产
【评 论】 阎长贵 不为尊者讳,不为自己隐——读《良知的拷问》兼谈文革回忆录的写作
【述 往】 王 锐 我亲历的“吃人肉事件” 潘祛病 一生育桃李 终身求真知——纪念《记忆》的良师益友刘秀莹老师
【编读往来】 1.周元龄的建议与纠错 2.何蜀谈任彦芳文章之误 3.吴盛杰谈文革历史研究 4.庄晶瑞称赞顾土之文 5.读者谈杨继绳的文章 6.吴赛丽、黄小龙谈《记忆》 7.赵晖对胡庄子之文的纠正补充
【年终小结】
【2013年总目录】
【版权声明】
【专 稿】
同中有异的两岸党国体制
余敏玲
1949年10月,毛泽东在北京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此形成国共政权在两岸长期对峙的局面。由于国共相左的意识形态,在国际上又分属两个不同的阵营,从而开启了亚洲冷战史关键的一页;同时也使得冷战时期两岸历史发展迈向新的阶段。 早期关于美苏对立的冷战时期研究,西方学界主要是政治学者的天下,后来慢慢有经济学者和社会学者加入;历史学者由于能够直接掌握的史料不足,长期缺席。这个现象到1991年苏联解体,档案大量开放之后,迅速改观。西方历史学者投入冷战时期研究日多,台湾则明显落后。有感于此,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遂于2000年成立两岸研究群,希望藉此推动历史学者加入冷战时期两岸历史研究的行列。自2001年起,两岸研究群陆续举行四次关于两岸分治以来历史发展的会议。第一次会议的部分成果,以“1950年代的海峡两岸”专号的形式,刊登于第40期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其后的两次会议则以专书形式出版。陈永发主编的《两岸分途:冷战初期的政经发展》,是台湾第一本全由历史学者撰写的两岸研究论文集,梳理1949年到文革之前,国共两党政策如何影响台海两岸的政治与经济的发展,特别重视新史料与档案的运用。其内容包括两岸分立之后,国共如何巩固政权并向美苏学习、如何回应恢复与发展经济问题的挑战,以及知识分子如何重新调整与国家权力的关系。第二本是谢国兴主编的《改革与改造:冷战初期两岸的粮食、土地与工商业变革》,探讨中共如何利用“民主评议”的手段向民营公司课税,国民党技术官僚又如何透过建立金融机制引进外资与发展经济;两岸经济体制的相反走向:台湾国营铝业公司如何将技术转给民营工厂以求生存,大陆如何透过改造将私营企业等国有化。此外,该书也比较了国共两党在政权分立初期粮食供应政策的异同,并重新反思两岸的土地改革。 本书收录的论文大多数来自于2008年6月召开的“冷战时期海峡两岸的社会与文化”会议。论文选择的标准,以能够提出新资料或新观点为原则。各篇论文虽各有其重点,不过还是可以放在党国体制的大框架下来讨论。 这里所谓的“党国体制”,乃指一国之中某一独大政党意欲或实际掌控国家所有的资源与机构,并试图将党的意志和权威尽可能地渗透到政府的每个机构,甚至到社会的每个角落。同时,政府所有机构均无法独立于党的领导和指令之外,国中也没有其他任何一个政党或其他社会力量强大到可以监督、挑战这个党,或与之抗衡。党政合一的结果是,党的利益优先于政府的利益。部署各篇论文清楚地彰显出,冷战以来两岸的社会文化发展,均是在党国体制的架构进行,无法脱离政治单独讨论,族群问题更是如此。即使后来有党国体制的松动或崩解,两岸所出现的种种问题,也必须溯及源头,才能了解症结所在。 党国体制本来不全然是国共最初设想的治理蓝图。不幸的是,两党自从以俄为师之后,即殊途同归地朝向这条道路迈进。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本以宪政民主为最后依归,然而孙逸仙主张效法苏联共产党,期使国民党因此成为具有战斗力、能够完成统一大业的政党,即埋下了建立党国体制的种子。南京政府成立,国民党号称统一全国,实际上能够控制的省份并非真的及于全国,其后又有日本侵略与国共内战;加上党的松散意识形态与组织,在大陆时期始终未能实现所欲成就的党国体制。国民党撤退来台,由于坚持反共抗俄的政策,继续延用1948年在南京颁行的动员戡乱临时条款,冻结许多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而其统治的台湾在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相对稳定,面积又小,加上有军队作为后盾,要贯彻党的意志,远比大陆时期容易,反而真正成就了党国体制。同时,在台湾海峡的另一边,中共面临的挑战更大。相对而言,中共的建党从一开始就与苏联关系密切,理念与组织也更为贴近苏联共产党及其党国体制。在中共执政之前,特别是延安整风之后,党意志力的贯彻远比国民党彻底,这也是其能取得内战胜利的要因之一。然而中共建政之后,所面对的再也不是侷促一隅的根据地,而是全国发展不一、土地广大、民族杂居的中国,如何实现以党领政,通行全国,确为一大挑战。 无论是蒋介石或毛泽东,在两岸分立政权之后,其首要任务均为坚实地建立或扩大党国体制,巩固政权。党在制定政策之后,由谁执行、如何执行,如何宣传党的理念和政策,在在考验党国制度的建立与成效。本书将分别从学术建制、图像宣传、族群政治的角度,探讨他们在党国体制之下的运作情形。蒋介石和毛泽东时代同是施行党国体制的高峰期,但是在这三方面的发展与结果,可以看出两者仍有不少相异之处。国共党国体制的同中有异的对照,可以令人更为明晰地看出两党在本质上的区别及其所显现的意义。
一、学术建制
党的势力进入学术机构,并且成为党国体制的一部分,是1949年之后国共特别是共产党,汲汲经营之所在。党国体制在学术机构的体现,主要在意识型态的渗透与灌输,以及党组织的建立。在中共眼中,从国民党接收过来的学术机构都是受到欧美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重灾区”,如何扫除他们的资产阶级思维和作风,如何建立与运用新的意识形态和组织,来树立党的权威与合法性,是中共念兹在兹的工作重心所在。过去研究已对中共重组学术机构勾勒出一外在骨架,却缺乏内在理路的剖析。王扬宗与杨东平的文章恰恰提供许多过去无人谈及的重要细节,彰显出党意志的执行与贯彻。西人有云:“魔鬼藏在细节里”。正是这些魔鬼般的细节,反映出中共学术建制的核心所在。 建党以来,中共即在校园内发展地下秘密组织,尽管中共亦有共青团作为党的外围组织,不过建国后党势力的进入校园,主要透过院系调整,设置党组或党委来完成,以达到改造受“资产阶级毒化教育过深”的大专院校的目的。目前中国大陆出版关于院系调整及大学改革的论文或专著之中,完全没有触及党的势力如何进入高等院校。 杨东平论文的贡献之一,即在于以清华大学为例,清楚地说明了这个过程。在老师方面,中共透过具有党员身份的青年教师逐渐接管系所大权;对于非党员的资深教授或进行思想改造,或外调他校他市。民国时期著名大专院校的教授大多被调出,总数减少;大学教授也从过去可以自由选校的身份,变成固定在某一院校的附属品。在学生方面,党的组织进驻学校之后,开始对学生施行政治审查。凡是过去有历史问题或阶级背景不符合当时政治标准者,皆不准入学。 其次,中共利用各种教学管道与教材,积极灌输马列主义和阶级斗争的观念,进行党化教育。再者,配合共青团的活动,在学生中物色与培养新的干部。1953年,清华校长蒋南翔率先提出从思想及学习好的学生之中选拔担任政治辅导员,更是中共培养又红又专的接班干部的重要制度。当今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清华就读时,就曾担任过政治辅导员。 诚如杨东平的结论指出,中共对院系调整重视拆分更多于合并;目标是将1949年以前著名综合大学,也是“崇美、亲美、媚美”的重点大学肢解,特别是拆散其人文学科。中共原本计划慢慢地进行,因为韩战的爆发,认为机不可失,马上拉高层次,打出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封建买办教育的口号,声称教育应该成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这使得受美国资助的学校如清华大学、辅仁大学、燕京大学等,立即成为被整顿与拆分的目标。拆分的结果是,许多综合大学变成专业专才的大学,原有的教会大学全部消失。同时中共眼中所有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学科,如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均被取消。显而易见地,院系调整不是单纯的大学结构的改变,而是透过各系科目更为专业的分化,调整人事之余,改造旧的教育制度和教授的思想。 院系调整终止了中国半世纪之久,源自欧美的综合大学制度,走向重视新意识形态与更为实用的专才教育;学门窄化,弃通才,偏专才;重理工,轻人文。事实上,这种偏专才与重理工的现象,早在1930年代国民党即曾提出过,只是没有实行而已。当时有人鉴于太多文法学院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建议不如发展理工等科目。再者,九•一八事变的影响和学潮的关系,促使国民政府更重视实科教育。陈果夫甚至提出应停招专上文法科十年,将其经费拨给农工医科使用;后以太过狭隘而没有骤行。 耐人寻味的是,观诸今日大陆又流行大学整并之风,以超大型的综合大学为目的,这是否意味着钟摆又向另一极端的摆荡? 反观国民党势力的进入大专院校,主要以安定校园、防止学生受到共产党“蛊惑”为前提;此乃由于国民党认为学潮不断是失去大陆的要因之一。1950年12月,党中央卽在当时台湾现有的六所大专院校成立知识青年党部(不是青年团),多由校长或训导长担任党部主任委员,同时以此监控教职员员工与学生的活动。教师若有反政府、反党言论者,小则受到约谈和恐吓,大则可能会有升迁困难或遭解聘的后果。 不过,国民党与中共不同之处在于没有思想改造,对学生也没有政治审查。其所施行的党化教育,也只是在1950年恢复三民主义为大学共同必修课, 并且没有要求用三民主义来诠释所有的学科(包括自然学科)。同时,国民党也没有将台湾大学原有科系进一步细分成更为狭窄的专才化大学。 1950年代的国民党势力进入大专院校实际上共有三个管道:知青党部、军训制度与救国团。军训制度名义上是为了教授学生军事训练的术科,其实还有教官与训导处配合的管理及监督学生纪律与思想的功能。 学生军训与救国团的结合始于1953年。救国团的前身是中国青年反共抗俄联合会(1950年4月成立),后被并入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简称救国团,隶属于国防部总政治部,为国民党的外围组织。救国团成立于1952年10月31日,由当时身为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的蒋经国兼主任。其目的在于加强青年团结,并以三民主义教育领导全国青年,完成反共抗俄复国建国使命。 救国团活动招募的对象,以高中生与大学生为主。 蒋介石期望救国团能兼具教育性、群众性、战斗性的功能。所谓教育性,乃是在三民主义的指导下推动正确的革命教育。群众性,指从学校青年扩展到整个社会参加反共抗俄,战斗性则为提高战斗情绪、学习战斗技能、力行劳动生活、加强服务热忱,以应战时需要。 在精神方面,需要培养青年崇尚主义、领袖、国家、荣誉、责任;军训教官由国防部甄选与核定。正如《自由中国》社论指出,救国团的章程号称“申请加入”,却又规定高中以上学生一律参加;名义上的加入,不代表就控制了青年的心。其次,救国团的成立没有法源依据,只有总统的指示;且浪费公帑至巨。 救国团的答辩,其成立依据是为了负责学校军训;成立目的则是为了避免大陆学潮再现,需以积极方式“团结青年、教育青年,使每一位青年人都能认清是非,明辨敌我,以及了解他自身对国家民族所负的重大责任。” 1960年3月,军训移归教育部管辖,与救国团分离;并将原有军事化形态,改为辅导性的委员会制,以青年社团为主要工作对象,建立青年育乐中心;废除学生个人团员制,改为学校团体团员制。 救国团在性质上有点近似于共青团,但即使在成立初期也没有特别重视思想教育的灌输,后来的活动“逸乐取向”越来越浓厚,与政治的关系越来越淡薄。对国民党而言,只要能将学生精力引导于社团康乐活动,不闹学潮,就算完成任务。 此外,国民党虽然希望能够做到以党领校的目的,实际操作视学校校长而定。台湾大学受自由主义影响,即使校长是国民党员,依然遵循自由学风;纵受干扰,也很难完全实现国民党所期望的以党治校。 同样地,国民党迁台后对中央研究院的控制比大专院校还低。朱家骅代理院长十八年间(1940—1957),虽身为国民党组织部部长,因明了过去在蔡元培领导之下,学术独立于政治之外的传统,在大陆时期从来没有企图在院内设置党部组织,并尊重各所研究方向与人事。 至于中央研究院党部何时设立,因资料散佚,一直找不到确切年份,目前仅知中央研究院为第35党部。中研院来台后有一不成文规定:院里高层必须有一人为国民党员,来贯彻党中央的命令。胡适(1957—1962)、钱思亮(1970—1983)、吴大猷(1983—1993)均非国民党党员,故任命具有党员身分者担任总干事。 朱家骅、王世杰(1962—1970)虽为党员,也是尊重中研究的学术自由传统。无论是院长或院士选举,国民党高层能够干涉的程度十分有限,院士投票有相当高的自主性。即使偶有与党政高层关系良好而当选院士者亦是极少数。 早在1949年之前,中研院确立的遴选院长的传统是先由评议会投票选出三位院长候选人之后,再由总统圈选。即使国民党高层有属意的人选,如果不在三名的名单之内,也必须尊重程序。 然而,这不表示中研院能够完全抵抗国民党的意志。三民主义研究所的成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967年,有党国元老提议在中研院设立三民主义研究所。1970年代初,为因应台湾退出联合国、校园爆发钓鱼台风潮、美国总统尼克森访问中国,及为了引导青年思想等,国民党指示中研院成立三民主义研究所。院方多以必须慎重,或预算已编,尚需时日等理由,行使拖延战术。钱思亮院长力阻在院内成立三民主义研究所多年。然党中央有人以三民主义模范省的台湾,不能没有三民主义研究所为由,终于在1975年成立筹备处,六年之后正式成所。钱思亮院长虽然被迫成立三民主义研究所,但他延聘专业杰出的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陈昭南担任所长。陈昭南虽是国民党员,晋用人才的标准却是学位与专长,而非党内资历,院长也支持他的作法,因此三民所内纯粹的国民党意识形态专家人数屈指可数,反而有不少学有专精的经济、社会、政治、法律学者。 可见,国民党仍然无法完全左右中央研究院的院务。其次,国民党在院内仍是一松散组织,党小组规定每月开会一次,常常因为没什么事而不开会。党员的存在主要是缴交党费。党小组的组长多半委派工作不忙者担任,不像共产党以政治积极表现为标准。党员多半研读党交代的文件或讨论事务;开全院党院大会也以改善院务为主,与政治关系甚微。 他们没有像共产党员那样过严格的党的组织生活。 相较之下,中共当局对待中国科学院的态度,与对待清华、辅仁等亲美大学并无二致;亟欲积极消除其资产阶级遗毒,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研究机构。王扬宗处理的,是1949年以后中国科学院的内部重组。中国科学院乃是留在大陆的中央研究院与北平研究院的合成体,中共将院士称号改为学部委员。这个看似简单的称号改变,实则牵涉到全国最高研究机构的体制改变。1955年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制度确立。当时官方人士号称此乃过渡阶段,最终还是要实行院士制度,实则不然。中共不愿党权旁落,结果在毛泽东时代一直没有实行院士制度。即使到1994年又恢复院士的称号,但是院士仍然不能选举院长。王扬宗利用许多外人难得一见的中国科学院档案资料,巨细靡遗地写出学部委员提名经过。无论是删减或增加名额,都有浓厚的政治考量;学部委员的提名实际上是红与专的拔河。我们可以从中共在筹组中国科学院的阶段,即由中宣部和统战部主其事,在院内成立党组,并且强力主导正副院长的任命,看出共产党亟欲管控科学院的强烈企图。 王扬宗比较中国科学院和中央研究院,写出变与不变的地方,十分精采。他虽然对政治干预学术的分析很多,也合理地指出有些弊病并非全然因为政治之故。例如,因为门生故旧多或近水楼台,得票也较多。这点在台湾也有近似之处,例如,李济担任史语所所长时,有段期间,人文组院士提名不是来自国外,便是来自史语所。霸气十足的李济,连曾经担任过国民党宣传部长、国民政府教育部长与外交部长的王世杰院长,对他也是忍让三分,不敢提名国内法学界的同行。 很难想像类似的情形会发生在共产党掌控的中国科学院。
二、图像宣传
党国体制的建立,不但需要党势力进入或渗透到各机关、团体、社会,同等重要的还有宣扬党的理念与政策。政治宣传的成效,更需依赖组织机构的配合、方法和工具的讲究,以及宣传内容的浅显易解。图像作为宣扬政策和领袖人物的媒介,比起文字在文盲占多数的中国,更能发挥功能。 受苏联影响,中共从建党开始就重视宣传,设有专职机构。从建党到建国,中共前后共有16位宣传部长(国民党有32位),其中有一半是留学苏联的。 各地的党支部也设有组织和宣传部门,并且强调组织与宣传相辅相成的关系。对共产党而言,宣传不只是单纯的散播观念、政治教育或争取政治同盟,还必须与组织、意识形态及党的一元化配合。党的领导一元化与马列主义的贯穿其中更是重要。然而,这亦非可以一蹴而成。其关键就在于,中共利用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推行整风及思想改造,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强调党的利益高于一切,锻炼党性,以此强化组织与党的领导。唯有透过这样的机制,才能达到党员惟党是从的要求。党一元化的真正确立,是在延安整风之后。 1949年后,中共为因应全国的需要宣传编制迅速扩大。宣传部长陆定一更提醒宣传工作者,宣传部不是管党校、出版、报纸等具体业务(这些是思想工作的工具);宣传部是帮助党委掌管整个思想战线。 在既有的基础上,特别是延安整风形成的党的一元化领导,中共的宣传体制愈臻完善。 同时学习苏俄的国共两党,共产党学到精髓,国民党学到皮毛。民国初年,改组后的国民党新添了组织部,且强化了宣传部。但是与共产党相比,其间差异颇大。第一,最初掌管和活跃于组织与宣传部门的多为跨党分子,资深且有分量的国民党员对这些部门的工作,缺乏兴趣。国民党从1927年分共到1949年,宣传与组织部门负责人虽都由资深党员担任,然其更迭之频繁,令人咋舌。宣传部长几乎每年一换。第二,宣传部门和组织部几乎各行其是,中央与地方亦是不同的步调。第三,国民党奉为圭臬的三民主义,内容松散庞杂,可以诠释的空间很大。中共的马列主义相对严谨,加上组织、宣传、动员与意识型态由上而下的贯串,效率高,基本上能确保党路线的执行。内战时期,近似心战的宣传竞赛,国民党会一败涂地,不是没有原因的。 蒋介石认为国民党在内战的惨败,宣传不力是关键之一。来台后,痛定思痛,于1950年成立了中央改造委员会,将政治宣传视为反共复国的精神骨干之一。其所制订的宣传目标为:对内,争取民众对党反共抗俄政策的了解与支持;对外,争取国际人士的同情与合作。宣传机构因而扩编,第四组(简称中四组;1972年改名中央文化工作会,简称文工会)专司对台湾岛内的宣传工作,海外宣传由第三组(后称海工会)负责,敌后(大陆)宣传由第六组(后称陆工会)负责。1950年代初期,蒋介石亲自主持经常性的宣传决策会议,参加者除外交、宣传的党政机构负责人及其实务工作者外,还有蒋的亲信。如此形成了宣传决策核心,蒋介石甚至亲订反共标语32条。 尽管如此,宣传部门确立及其决策核心的形成,并不意味组织部门能够与之密切配合。从当时蒋介石一再强调宣传与组织不能各行其是,可见问题依旧。 其次,国民党亦试图改善宣传方式。1949以前国民党宣传对象以知识分子为主,重视的宣传媒介是文字型的报刊杂志。然而撰文者却很少顾及读者的反应,视文宣如作文比赛,鲜少琢磨宣传技巧。这些弊病在国共内战时期,展露无遗,国民党也因此付出昂贵代价。1949以后,国民党开始重视下层民众,提倡宣传下乡,因而有巡回车到山地或各乡镇作文化宣传。在媒介上也变得较为多元化;除了传统的报纸、书刊之外,还有反共歌曲、戏剧(布袋戏、歌仔戏、话剧)、民间杂艺、电影、新闻影片等。事实上,这些形式国民党在大陆时期也曾讨论过,只是鲜少付诸实行;或者曾经利用过,频率亦低。同时,启用俄国十月革命后已有的交通工具宣传方式,在岛内增设了铁路公路宣传列车、出海宣传轮,要求在各地及各项商品(车票、火柴、菸盒、酒瓶等)张贴或加印反共标语。其中以收音广播最受重视,期望在各乡镇能达到“一里一收音机”的目标。 可叹的是,来台后国民党的宣传与内战时期相比,改善有限。这可从1955年国民党检讨宣传问题,看出端倪。中央委员会举列出来的宣传面临的问题有:(1)如何写出让农工群众易懂的文字与喜爱的;以目前党营报刊而言,为基层民众接受者不多。(2)如何加强宣传与反映民众心理的配合。(3)如何加强宣传与组织训练的配合。(4)如何加强艺术宣传;艺术是可以达成宣传下乡的利器,其中尤以戏剧最重要。但目前连台北仍无一个良好的剧场。剧本来源的恐慌、戏剧人员的培育、地方戏剧的改良均须注意。 基本上,有关当局知道问题所在,但是宣传的思维及运作模式和内战时期的相距不远,并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更多的是纸上谈兵。特别是在当时物质环境下,寄望台北须有一个良好剧场,才能作好宣传的想法,更是一种精英与城市为重的思维。 不过,还是不能因此完全否定国民党的力图改善宣传方式。无可否认,来台后的国民党宣传媒介远比大陆时期多样化,尤其是非文字型的宣传,漫画就是其中一例。张世瑛的论文是台湾首篇研究国民党非文字宣传的力作。他透过党营报纸出版的政治漫画宣扬反共抗俄的国策,带领读者进入一个新的世界。党营漫画副刊在1953年多停刊,然到1950年代后期仍有反共漫画的出版;它们虽然不是刊登在国民党的机关刊物,仍是党授意之下的产物,如山巴(邱锡勋)的《反共小英雄》、刘兴钦的《反共双枪侠》及陈海虹的《小侠龙卷风》。根据陈海虹的说法,他是以小侠对抗魔教的故事,比喻台湾(小侠)为复兴基地,对抗中共“匪帮”(魔教)。 只是这样的隐喻,对于以看故事和图片为主要兴趣的儿童,恐怕很难理解其中的微言大义。台湾的政治漫画到了1960年代开始走下坡,这可能与当时政府颁定连环图画辅导办法(即审查制)有关。这也反映出国民党其实对以漫画为主的图像宣传,热度不长;为何如此,引人深思。 论及图像宣传媒介,海报(中共称之为宣传画或招贴画)其实要比漫画流传更广,更不受限制。海报可以张贴在大街小巷,各地醒目的位置。好的海报即使没有文字解说,简单几笔,也能达到老幼能解的目的。海报在政治宣传上大量使用且最成功的例子,莫过于俄国内战。当时布尔什维克党网罗了一批杰出的艺术家,以简单幽默或震撼人心的笔触,丑化敌人,也宣扬共产党的理念。 国民党北伐期间,曾经印制过一些政治海报。 然而,最令人纳闷的是,国民党从清共之后,1930年代,甚至来台以后,电影海报或其他商业海报经常可见,唯独政治海报零零星星。为什么?个中原因值得探讨。 相异于国民党,中共从建党开始就重视对下层阶级的宣传;也因为中共的根据地在农村,必须更重视非文字的图像与口语传播,方能达到目的。中共承继俄共擅于运用政治海报的特点,加上鲁迅推展木刻运动的促进力量,使得海报与漫画在宣传革命上有相辅相成之功。抗战期间,中共将西方木刻与中国年画艺术结合,发扬光大,积极且成功地运用在政治宣传上。 中共执政后,掌握了国家机器与物资,大量运用图象宣传,如电影、下乡巡回的幻灯片队等等。但政治海报并没有因此被打入冷宫,反而大力提倡。例如1951年春,北京举行苏联宣传画和讽刺画展览会。1959年底举办十年宣传画展,共展出175幅政治宣传画。以图像而言,国共呈鲜明对比。国民党在1950年代初期之后的图像宣传,越来越不重视,中共则是越来越多; 可能因为大陆1950年代的海报留存下来的较少,当前最引人注意的是文革时期的海报研究。 国民党在台湾的宣传主轴是反共抗俄政策,民族救星蒋介石的形象虽也是宣传内容的一部分,却没有像中共那样对毛泽东形象那么大规模,甚至走向极端地个人崇拜的宣传。毛泽东的光辉形象,除了诉诸报刊、文学等文字形式之外,早在抗战期间,已有许多非文字如音乐、美术等作品颂扬他的伟大;并用“红灯笼”、“太阳”、“北斗星”、“火炬”等与“光”有关的形象来比喻毛。 建国之后,宣传毛图像的比率遽增。文革期间毛泽东就是党的化身,而他的受人瞩目,并没有因为文革的结束而消失。无论在毛泽东的生前或死后,无论在政治或非政治方面,至今依然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以他为主题的视觉作品所展现的多重形象及其隐含的意义,值得进一步的探讨。梅嘉乐(Barbara Mittler),运用海报、绘画、徽章、T恤衬衫、茶杯、瓷器、雕刻,甚至护身符等多种媒介,说明毛泽东的形象在文革前后,甚至今日,都广受注意。 梅嘉乐质问,如果毛泽东只有张戎的传记《鲜为人知的毛泽东》所描述的魔鬼那一面,那么为何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多年,毛在今日中国依然流行?她的研究指出,毛的形象事实上是多重,而非单一的。时至今日,仍有许多中国人认为毛象征好的、平等主义的和利他的过去。梅嘉乐并以文革时期所展现的毛泽东形象作为标准,讨论出现在文革之前和之后有关毛的艺术作品的异同。无论今昔有关毛泽东的作品是对其表示推崇、嘲弄、批判或嬉戏的态度,都必须有官方宣传的标准毛形象作为背景,否则即使想颠覆他的形象也无法达到目的。纵然文革已经结束,毛泽东已经死亡,毛的形象仍旧无所不在,成为人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成为今日中国流行文化的一部分。
三、族群政治
国共对族群问题的思索,向来是政治考量高于一切。基于国防、战略与统一的考量,中共建政以来对于居住在广袤领土上的少数民族,一直不敢轻忽,并且积极运用党国意识形态与制度争取民心及认同,期望将全国56个少数民族全部纳入党国体系之中。而国民党早期对于族群问题的漠视和压制,反而造成日后党国体制崩解的要素之一。 这个部分的标题以“族群”包含“民族”,主要考量是使用“族群”一词讨论台湾的省籍问题比较方便。“民族”与“族群”有许多共通的地方,他们之间最大的差异,在于民族通常牵涉到“政治主权”的观念。 “民族”与“族群”可以成为互相置换的名词,是晚近十多年来的事。按照美国社会学家Richard A. Schermerhorn 对“ethnic group”“族群”的定义:大社会中的集体(次团体),其成员拥有真实或假设(想像)的共同祖先,有共同历史记忆,有自我定义的特别文化表征(其中包括亲属模式、宗教信仰、语言或方言、部族、国籍、地域主义等)。通常数量占优势的民族,如美国的白种人、中国的汉人,不会将自己当成一个族群;只有当一弱势族群界定这个多数族群,后者才会产生“我族”的族群意识。此外,从1970年代以后美国人类学者,已经不认为“种族”是个可以使用的分析或价值中立的概念,反而是带有歧视、社会不平等的观念。“民族”、“种族”、“族群”虽然可以有不同的范畴,但也可能形成彼此穿透或竞逐的“拉杂共构”情形。所谓“拉杂共构”,就是“相互假借、比喻、穿凿附会,共同建构一个整体的故事”。省籍问题会演变成“族群关系”,是经过许多的拉杂共构而成,在台湾特别是和“国家认同”挂钩。 对国共而言,两党所面临的学术建制及图像宣传,性质相似;歧异的是范围或规模大小。但是族群问题则不同,两党所面临的不仅是数量与种类之别,更大的性质差异来自于两党对“民族”的分类或定义,以及所辖领土的大小,因此很难处处作同等比较。国民党在台湾所面临的原住民,是唯一拥有同族群所居住土地的非汉民族。满、蒙、藏、回族虽也不是汉人,但他们在台湾都没有同族群居在自成一区的土地上。同时,原住民所居之地不涉及国家主权或国防、战略等问题,处理起来相对容易。相比之下,中共面对的是占有全中国土地六分之一的新疆,占有八分之一土地的西藏,生活在西南或东北的众多少数民族,加上有国家主权及国防的考量,其所面临的挑战,远比局促一隅的国民党要巨大和复杂得多。 国民党初建之际,民族问题一直其关切的焦点之一。辛亥革命后的孙逸仙的民族观由排满,变成“汉、满、蒙、回、藏”的五族共和。孙所言的各民族一律平等,实际上是以汉族取代满族的民族观念。孙认为民族乃是由血统、生活、语言、宗教、风俗习惯构成。1943年,蒋介石发表的《中国之命运》,主张“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和而成的。这多数的宗族,本是一个种族和一个体系的分支。……他们各依其地理环境的差异,而有不同的文化。由于文化的不同,而启族姓的分别。” 由于同源或婚姻关系,而成宗族,形成一个大家庭;而五族之外的其他少数民族,被视为部落。蒋的民族构成观比孙更重视“血统”关系。 其次,国民党在民族政策方面,主张以三民主义来治理,寻求全国统一。1929年,国民党召开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蒙回藏族的政治决议,只要求住在这些地区的人民必须实行三民主义。1931年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特别注重边地的开发及其人民的生计。1935年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提到:“重边政,弘教化,以固国族而成统一。”1945年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对边疆政策指出:“政府处理蒙藏事务,一以三民主义为最高原则,一个宗族一律平等为基点,进求融合其文化习俗,消弭狭隘之部落界限。一面培养各宗族之自治能力。”国民党虽一再重申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然其民族融合的实质是民族同化—以汉人的文化来同化不同民族的文化。 二次大战及来台后,国民党的民族观与民族政策仍是延续这样的思维。简言之,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没有“少数民族”的概念;只有边疆政策,没有民族政策。国民党边疆政策的施政核心在于实行三民主义,至于如何施行与落实、具体方法为何,鲜有讨论。 国民党最初对原住民的界定仍是沿用部落与宗族分支的概念。詹素娟的文章详细地论述台湾原住民的称呼与自我称呼的历史变迁过程,时间跨度从二战后一直写到二十世纪末。1945年,国民政府接收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对岛上原住民以“高山族”,取代日本人的“蕃族”称呼;1947年,又改称为“山地同胞”,简称山胞。一直到蒋介石过世后,随着台湾党国体制的逐渐松动。1983年开始有原住民大学生发起的“台湾高山族民族自觉运动”,争取少数民族的身份与基本权益,伴之而来的是原住民“正名”运动。经过十年的奋斗,终于在1994年促使“山胞”一词走入历史。1997年的修宪,原住民取得了“民族”得较高位阶。国民党对原住民身分认定与称呼的改变,反映出其民族观从“宗族”与“部落”到“民族”的演进,此乃因党国体制的松动,社会的多元化逐渐形成,国民党的“民族”等于“宗族”的定义与政策受到质疑和挑战所致。 如果说国民党在蒋介石时代向来不认为原住民是少数民族,那么对于发生在汉人之间的外省人与本省人,基于历史文化、生活习惯差异及制度不平等造成的族群问题,更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冲突产生之时,则尽量压制,不愿正视问题的存在并试图解决。结果留下严重的后遗症,造成日后越来越难解的族群怨怼与冲突。 许雪姬的论文,正是处理台湾的省籍族群问题的历史根源及其发展。她将其历史源头溯自清代、日治时期;并认为“二二八”事件的发生,证明了台湾族群问题已经十分严重。1950年代初期,国民党中的有心人希望能消弭省籍分歧,因而创办了《旁观杂志》。然而该杂志批评政府政策,并将其与日本的统治相比较,被有关当局视为对党国权威的挑战,结果遭到停刊的命运。此后,鲜有刊物讨论省籍问题,国民党也利用各种政治手段压制省籍问题的讨论。由于省籍族群问题被压抑过久,没有经过适当的疏导和沟通阶段,导致解严之后,顿时如火山爆发一般,熔岩四处流窜。国民政府迁党初期,人民纵或有国家认同的问题,不至于太严重。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在解严、开放大陆探亲后,国家认同的问题渐渐浮现,使得族群关系日益紧张;加上选举时期的各党派候选人操弄,省籍问题不幸成为台湾一条最敏感的神经,也是造成今日台湾在关键议题上难有共识的要因之一。 相似于台湾因为外来政治权力的介入而产生的省籍族群问题,在中国大陆也曾经发生。最明显的是南下干部问题。中共官方对挑战他们的本地干部,一概以“地方主义”名之。这与国民党来台之初一直将“台湾人意识”当成“地方主义”、“省籍意识”、“区域意识”, 倒是不谋而合。1950年代初中共当局分配干部南下接收或接管新占领区或实行土地改革,这些干部与当地干部造成的冲突,部分要因实则就是省籍族群冲突而起。不过,目前大陆学者出版的著作中,均以中央与地方的权力之争来解释,完全忽略文化差异等问题导致的族群冲突。 相对于汉人内部的族群问题,中共更关注的是少数民族问题。中共的民族观在吴启讷的论文已有讨论,兹不赘述。中共民族政策与国民党的最大区别,在于加入了苏联的民族识别经验;“识别”不完全是根据民族学的标准,而是有更多的政治考量。吴文全面剖析了中共的“民族识别”体制与政策,对僮族的分析尤为过去研究所忽视。虽然有大批民族学家参与了民族识别工作,由于受到中共指导思想与党国体制的制约,因而无论是化异为同,还是化同为异,都留下许多后遗症。大陆幅员广大,西南方面的族群问题与蒙古、新疆、西藏很不一样。但是中共为了兼顾56个民族,制定的政策,很难包含一切,自然造成困难与问题。最重要的是,中共民族识别的理念和手段在实际操作下,出现自相矛盾的情况,这些矛盾的出现正好暴露出中共背后的政治目的。 全书之中,唯一同时以两岸作为对照比较的是张中复的文章。它的时间跨度长、议题多;从西方学者的观点到明清以来中国政府如何看待与界定中国的穆斯林,以及台海两岸穆斯林应该以民族,还是宗教来界定自己和汉族的关系,均有讨论。张中复认为,国共均是在族国体制(多民族所形成的国家)的概念下,藉由“汉”与“非汉”人群区隔与共生关系,来形塑民族/族群。国民党的一个“回族”,在中共治下则划分为十个“穆斯林少数民族”(包括说突厥语、伊朗语、蒙古语者)。国民党将汉地回族视为“内地生活习惯特殊之国民”,是“汉人”的一个分支,虽有主从之别,但基本上不干预其内部生活。中共则视汉回是大家族中平等的一员,亦是少数民族的一支。中共承认回民的非汉身份,也增加了对其政治干预。张文谈的虽然是族国体制,但是“族”的定义最后还是由独大的一党来决定,成为党国体制中的一部分。 国共的民族观及其政策,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两党有志一同的是:为了国家的统一与国防的需要,不容许非汉族有分裂国土的行为。国共两党均号称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实则所施行的民族政策基本上还是从汉人的立场出发。中共指责南京国民政府的民族同化政策是汉人沙文主义;中共将大量汉人迁入新疆、内蒙、西藏,未尝没有改变民族人口比例,增加汉人影响力的意图在内。此外,国共的民族政策均有因时制宜之处。国民党自南京政府以降向来反对民族自决,来台后治不及西藏时,则又赞成民族自决。 中共的民族识别法学自苏联,因应中国现实情况也作了调整,将中国的民族由国民党的五族,识别出56族来;并进一步在各少数民族地区,建立党组织,培养积极分子,训练党干部。南京时期的国民党一如中共,也曾在边疆地区建立党的组织,但名存实亡,作用不大。 其次,国民党培植的非汉族干部(中央政治学校边疆干部班),对象以当地上层子弟为主,这与共产党的干部主要来自下层社会,差别很大。再者,中共至少给予少数民族发展自己语言和文化的机会,国民党连这个都没有。 不过,台湾解严之后,多元文化日受重视,政府也逐渐承认并尊重原住民自己的文化。其次,由于原住民对于国民党的政权向来不具威胁性,加上不像蒙古、西藏、新疆等地区的少数民族牵涉到政权合法性与邻国的疆界问题,原住民居住的地区也没有资源和战略价值的问题,因此国民党的对原住民的政治控制不像中共控制少数民族那么严厉。
1949年之后两岸政权的分立与分治,并不等同于两岸的分途,并非完全的分道扬镳。虽然国共分属于不同阵营,在意识形态及政治、经济、文化所建立的制度,差异良多,不谋而合的是两党均实行党国体制。 两岸分治后的国共两党莫不急于建立党国体制,试图以党领政,藉以巩固其政权及维护其合法性。蒋介石和毛泽东统治时期,全球冷战形成壁垒分明的两大阵营,当时两岸均处于比较隔绝孤立的环境,资讯不流通,使得党国体制容易建立与维持。不过,从本书各章的结论显示,相较于共产党,国民党的统治其中缝隙更多。以学术建制为例,中共党的组织对学术机构的控制,远比国民党要严密得多;中共在宣传方面亦是如此。这牵涉到两党组织与意识形态强弱的问题,导致国共有不同的取径,因此能够贯彻的程度也大有不同。 众所皆知,毛泽东的形象从延安时期迭有宣传,到了文革因为个人崇拜的盛行,推展到高峰。经过文革的密集宣传,什么是毛泽东的正确形象已经深植人心。正是奠基于此,改革开放后,各种毛像作品的出现,无论出于反讽或嬉戏心理,都是对既有的官方宣传形象的回应或反射。这中间就出现了十分有趣的现象:一方面是中共党国体制宣传系统有效的施行,使得正确的毛形象广为人知。另一方面,对于与毛官方形象背道而驰的作品,正也反映出党国体制出现的缝隙,其根基已经不若改革开放前那么稳固了。同样地,台湾原住民的位阶能从部落提高到民族,亦是受到党国体制松动之赐。在宣传或族群方面,当外来讯息的增加,社会开始多元化,党国体制因而松动所出现的裂缝,成为最值得细究的地方。 不过,历史的发展充满吊诡。党国体制的崩解在台湾部份源于族群矛盾。诚如钱永祥所言,台湾民主化的主要动力之一,来自于过去蒋介石的国民党所不愿正视的族群矛盾。国民党迁台后,政治权力主要掌握在占全岛人口12%外省人手中。由于历史原因使然,本省人的身份认同与价值观与外省人有些地方不大相同,而权力集中在外省人手里,造成本省人有很强烈的疏离感。本省人主要走中小企业的发展道路,形成台湾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得到一定的经济力量之后,自然对当时政治权力的分配高度的不满,进而要求开放更大的政治空间。在台湾,所谓“反对者”与“统治者”的矛盾,正好契合族群的界线。族群的区别具有很强的动员能力,族群议题一旦成形,“我们”与“他们”就分开了,阵营的区分非常明确。 族群问题在台湾遂成为两面刃:一方面促成台湾民主的进展,一方面也因为族群问题与国家认同的纠结不清,造成社会分裂,至今仍难形成全国共识,从而可以共同面对与试图解决国际社会给予台湾人民的种种挑战。 冷战时期,国民党的党国体制较易松动,除了有美国等外在因素,还有另一要素亦须列入考量。那就是国民党不像共产党那样将所有生产工具国有化。中共将所有生产工具收归国营,藉此来控制人民食衣住行育乐等的方方面面,使得老百姓除了依附党国,别无他路可以生存,也因此造就了中共更为严密的党国体制。而国民党虽有大量国营企业,仍允许私人经济存在,这就为社会留了一条活路。凡不见容于国民党的党国体制者,仍可以在私营经济中求存。当这些人形成足够力量,反过来会冲撞党国体制,这也是造成台湾党国体制崩解的另一因。 在讨论国共党国体制异同之余,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面向是中国大陆和苏联的比较。两国在意识形态和制度上固然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然而由于文化与国情的不同,还是会产生诸多差异。以本书的三个主题为例,两者在宣传方面颇多契合之处,民族识别政策的异同在吴启讷的文章已有说明,这里仅举出学术建制上的若干差别,作为参考。其一,苏联的党组织不是直接进驻科学院,而是透过科学院的秘书处而存在,并受其所在地的区党部指挥。中国科学院则是将党组设在院内,直接由中共中央掌控。苏联科学院院长在1951年之前都不是党员,自然科学院士也享有不少质询政府政策的自由。 换言之,即使在斯达林掌权下的党国体制高峰期,苏联当局对科学院的控制也不若中共严厉。显而易见地,中共比苏共对科学院的政治介入更深。其二,苏联的院系调整重点在于对自然学科作更专门的细分,主要调整工农学科方面,也过度强调其与工业生产的配合。 中国院系调整主要是为了思想改造,人文学科反而成了改造重点。中共严格要求高校教师要服从组织分配。教师若抗拒调配,只有失业一途;最后只能放弃个人生活、兴趣或其他考量而屈从。 这是中共收编高级知识分子关键性的一步。其三,苏联当局对知识分子的尊重远胜于中国。1953年,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稼夫率领科学院代表团访问苏联,并与苏联科学家举行座谈。当场有些苏联科学家明白表示,中共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简单粗暴”。他们举列宁为例,说明十月革命后不少科学家选择离开,苏联严重缺乏科技人才,当时苏共尽可能地设法挽留科学家,尊重他们的习惯,为他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优越的条件。 反观中国大陆,随着镇反、反右一波高过一波的政治运动,对知识分子的摧残,却是日益严重。中苏这些差异是如何产生的,亦是值得继续探究的问题。 总之,本书各文提出了许多可以重新思考的问题。我们无意也不可能回答所有的问题;只希望本书能够有抛砖引玉之效,激发更多人的兴趣与关注,投入冷战以来的两岸研究,共同浇灌这块新园地,那么就达到本书出版的目的了。
【毛泽东研究】
简论文革时期毛泽东的情结和角色
唐少杰
欲了解中国现代历史,必须了解“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且不带引号);欲了解文革历史,必须了解毛泽东。“说不尽的毛泽东”的主要所在,就是毛泽东从事文革所“说不尽”的方方面面。作为文革整个历史剧目的“导演”、“原著者”、“编剧”(或“策划”)、“制作人”和“第一号男演员”,毛泽东对于文革具有其他任何人不可替代的情结和不可超越的角色。即使在文革爆发四十多年、结束三十多年之后,毛泽东之所以发动、领导文革而具有的主观因素和客观作用,依然值得开掘和探讨。本文主要简论文革时期毛泽东的情结和角色,以期有益于理解和把握文革时期毛泽东的心理境况和实践特征。 “情结”(complex)是心理学中精神分析学派的一个重要术语,指的是一群重要的无意识(或“下意识”)组合,或是一种隐藏在一个人神秘的心理状态中强烈而无意识的冲动。最早使用这一术语的荣格(Jung)认为,情结是有关观念、情感、意象的综合体。他把“情结”形容为“无意识之中的一个结”,即可以将情结设想成一群无意识感觉与信念形成的结。这个结可以间接获知,而表现的行为则很难理解。弗洛伊德(Freud)认为,情结是一种受意识压抑而持续在无意识中活动的、以本能冲动为核心的欲望。在汉语世界,“情结”还指很深的情感。 文革时期毛泽东的情结,主要表现出的是他个人的心理或意识的蕴涵及其特征,我把毛泽东的这种情结主要概括为五个方面:
1.君师合一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同斯诺(Snow)的谈话中,他认为对他的个人崇拜此时需要“降温”了,在提及文革初期盛行的“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时,他说:“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由此可见,毛泽东特别看重“导师”(Teacher)或“伟大的导师”。不管毛泽东是否听说过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所期望的那种由哲学家来统治的国家是最理想的国家(即最高明的统治者应是哲学王),但是毛泽东至少知道,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唯有作为至尊至圣、“万世师表”的孔子的思想影响和精神魅力,超过了几乎所有中国古代皇帝的总和,所以,被称之为“素王”的孔子也是中国千年历史上真正的“无冕之王”。毛泽东在开创、指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事业中,不但十分重视自己的实践表率作用,而且非常重视自己的精神规范职责。与中国古代历史诸多统治者颇为相似的是,毛泽东极为注重把他的功名事业和价值取向加以教条化、伦理化甚至泛道德化,力图把他的文革思想和文革行动加以理论化和规范化。无论毛泽东把文革视为他自己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还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之一在于保证他的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毛泽东在发动、领导文革的经历中,都把他的“君师合一”情结推向了顶端。 毛泽东“君师合一”的情结,还从他文革时期对秦始皇的赞扬和对孔子的斥责中折射出来。从今天的角度,可以提出一个基于中国历史考察而来的颇为荒唐、颇有意味的“问式”:毛泽东=秦始皇+孔夫子?显然,在毛泽东那里,“秦始皇”是不能与“孔夫子”合而一体的,亦即他要争当“秦始皇”,就意味着必须打倒“孔夫子”。毛泽东要把孔子的地位、影响加以颠覆或消解,他就要试图成为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独一无二的“导师”。在毛泽东“君师合一”的情结中,孔子必须“让位”,这种“师”只有他本人来充当。在毛泽东看来,这种“师”高于、重于、大于这种“君”,因为他可以拒绝荣膺“大元帅”,也可卸任国家主席,但是“伟大的导师”却是一种超越了“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的终生的追求乃至似乎永远的重任。的确,“伟大的导师”情结,使得毛泽东不遗余力地变换文革由可能走向必然、相对趋于绝对、有限变为无限的运动或价值。尽管毛泽东“君师合一”的情结在文革时期行之一时,但是由于文革的破产,这种情结也随之破灭,今天的中国很少有人把毛泽东视为“导师”。
2.“接班人”情结
毛泽东的这一情结,既在一定意义上类似中国古代历史上王朝统治者的“嫡传”情结,又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毛泽东内心的“斯大林情结”与“赫鲁晓夫情结”的综合作用。“斯大林情结”之一,就是斯大林生前所谓没有成功地培养出“接班人”;而“赫鲁晓夫情结”,就是赫鲁晓夫对于斯大林死后的政治鞭尸直至移尸入坟。这些无疑给毛泽东晚年的心理带来挥之不去的阴影。文革的一个直接动因,就是清除毛泽东身边的“中国赫鲁晓夫”。毛泽东在其生命最后二十年所最为担心的事情之一,就是历史对他的评说和后人对他的评价。“历史的评说”和“后人的评价”,汇集成毛泽东晚年的一大幽魂。能否和怎样选定“接班人”,既关乎到毛泽东的历史,也关乎到历史上的毛泽东,更关乎到毛泽东与历史的互动。“接班人”情结,俨然构成毛泽东晚年政治生涯的“命穴”。毛泽东生命最后十余年的一大任务,就是选定他的“接班人”。文革可谓在广义上是毛泽东培养所谓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而在狭义上只是培养他自己一人的“接班人”的一场运动。与此同时,文革又是毛泽东培养和选拔其“接班人”,并且无不使其选出的“接班人”走向或废黜、或死亡、或夭折、或更替的历史。从刘少奇到林彪到王洪文到华国锋,毛泽东对于其“接班人”的一系列做法,也反映出毛泽东对于自己的身后信心不足、对于文革的下场忧虑重重。 毛泽东的“接班人”情结及其实践表现富有独特的地方,还在于毛泽东对于“接班人”所做出的“隔代指”,即毛泽东既要选定自己的“接班人”,又要选定其“接班人”的“接班人”。这就不仅不同于以往中外政治极权领袖遴选“接班人”的做法,而且给文革注入了某种致命的因素。毛泽东曾建议自己“钦定”而又为中共党章“法定”的接班人林彪接受张春桥为林彪的接班人,这就使得毛泽东与林彪的关系很有可能走入不归之路,更有可能致使文革的高层人事变动成为某种宿命。毛泽东或许从来就没有认真考虑过其“接班人”与其“接班人”的“接班人”之间的关系。文革历史证明,这种“接班人”与“接班人”的“接班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双方水火不容、视如仇敌,就是彼此你死我活、不共戴天。对“接班人”的“接班人”的指定,“嫡传”接班人对“隔代”接班人的厌恶和否决,后续接班人的更换和最后接班人的惊天之举等等,这一系列的行径仿佛成为注定毛泽东的文革命运的“系数”! 毛泽东文革时期的“接班人”情结,往往致使身居毛泽东之侧的中共中央第二号领导人兼任毛泽东“接班人”的工作和地位,成为中共历史上最难以胜任的工作和最微妙复杂的地位;同时,也使这类“接班人”处于“一人之下、亿人之上”最为危险的境地和走向被文革历史最终离弃的结局。这种“接班人”情结,还带来了文革时期中共党内党外从中央到基层、从领袖到群众、从领袖到领袖和从群众到群众的斗争,异常残酷、惨烈、复杂和深重。正是由于“接班人”的情结,既使文革不断地自我分裂、衰竭、异化,也使毛泽东不可能成为一位现代民主政治的领袖。
3.诗人诗化
这一情结不是指毛泽东擅长赋诗作词,而是指毛泽东在理想与现实、未来与当下的关系上具有诗人诗化的情结。毛泽东的这一情结,更多地缘于1958年他期望中国驶入共产主义天堂的“大跃进”运动。在经过了1921年至1949年二十八年的革命斗争(内有二十二年的武装斗争)之后,毛泽东力图既使中国崛起,也使他的功名事业趋向前所未有的辉煌。而在1949年之后的二十七年里,尤其是文革十年里,他的治党治国治民的模式,表现出无序而混乱的群众运动、诗人诗化的取向和理想高于一切等等特点。文革时期,毛泽东把他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乌托邦主义,发展到了漫画式的浪漫主义、民粹主义、反智主义。从1958年之后到1976年去世之际,毛泽东的上述模式几乎是不断地从失败走向更大的失败。自1958年之后,毛泽东试图用他诗人诗化的“乌托邦”壮举改天换地,却把中国引入了饥饿、清贫、落后的社会主义天地。1966年之后,毛泽东促使这种“乌托邦”变成对亿万中国人民的活生生的极权制约和泛道德化的专政。 毛泽东的“诗人诗化”情结,在文革时期绝不是什么如歌如画如诗如戏的情结,而是理想凌驾于现实、未来强制于当下的情结。这种情结进而化成文革的“魔影”,无不时时、处处钳制文革的方方面面;即在文革时期,似乎一切都取决于与未来的关系、全部生活都依赖于与理想的关系。换言之,现实的价值由未来所裁决,当下的意义由理想来充填。这也就必然导致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的现实或当下,不断地被未来或理想所否定、愚弄、绑架直至专政。然而,“未来”究竟是什么,“理想”又在何方,这只能取决于毛一人任意的勾勒或涂画。这类“未来”和“理想”是否经得起质疑或批判,可否成立或实现则化为永远的悬念。文革时期诸多的未来和理想,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梦魇,就是可欲而不可求的幻觉。 1949年之后,新中国所逐步建立或实施“党—国家—社会”三位一体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运作。文革时期经过毛泽东“诗人诗化”情结的作用,出现了更大更广的乌托邦主义价值追求,凝聚了泛道德化的民粹主义实践取向,陷入了屡遭重大挫折的窘境。毛泽东1966年5月7日写给林彪的信(即著名的“五七指示”),既是文革社会理想和社会建构的一个“蓝图”,也是毛泽东“诗人诗化”情结的聚集映现。文革也可谓毛泽东诗人的诗化运动和诗化的诗人政治,只不过这种运动的浪漫、炫耀,是与这种政治的破碎、灾难成正比的。从毛泽东“五七指示”所憧憬的“工农商学兵”一体同构的民粹社会,到文革形形色色“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诸如“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解放军”、“革命文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等)的全盘铺排;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和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实行“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到文革后期各行各业千百万大众以诗歌朗诵会的方式补缀文革的破败,这些都一再表明了文革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最久的一次“乌托邦”社会实践,而毛泽东的“诗人诗化”情结,就是文革“乌托邦”的绝唱。文革时期毛泽东的“诗人诗化”情结所造成的牺牲、损害和浪费,难以估算,这也注定了这一情结成为历史的噩梦。
4.世界革命领袖
自中国与苏联分歧、论战和分裂之后,毛泽东的“世界革命领袖”情结日益增长;到了文革时期,达到了顶点。据坊间所传,斯大林去世后不久,毛泽东就说过:“我一生打遍天下无敌手,最大的遗憾就是同斯大林打了个平手。”的确,自斯大林去世之后,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中,没有哪一个共产党国家的领袖在经历、业绩、名望、魅力甚至形象上堪与毛泽东相匹配。毛泽东1958年带领中国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天堂”之际所提出的“超英赶美”(即“七年超过英国”、“十五年赶上美国”),今天应该解读为要超过苏联;因为赶上了世界头号强国美国,苏联就不在话下。对于苏联,毛泽东当仁不让。他不仅期望中国坐上世界社会主义阵营龙头老大的交椅,而且他自己要成为继列宁、斯大林之后的“世界革命领袖”。由于中国国力不足,最主要的是稍后持续数年的全国性饥荒,毛泽东“世界革命领袖”的情结受到抑制。 文革时期,毛泽东的这一情结一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二是上升到了理论学说的层面。在前者,毛泽东被誉为“世界革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北京取代昔日“中国革命的圣地”延安成为“世界革命的圣地”,昔日“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转换为在毛泽东的带领下由落后民族、不发达国家包围西方发达国家的世界革命道路。中国要取代苏联,开创出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新中心。在后者,《人民日报》为纪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所发表的社论 ,把毛泽东的这一情结和相关的观点,系统地概括为“马克思主义历史的第三个里程碑”,毛泽东成为了世界革命的领袖兼导师。实际上,这种世界革命,更多地是限于不同地区的民族革命或农民革命,而决非真正意义上的世界革命,更不是什么社会主义革命或无产阶级革命。不同于文革最初的五年,自中国与美国实现了双方最高领导人的对话和联系之后,毛泽东“世界革命领袖”情结的“革命”色彩大大减退。因为毛泽东所采取的“联美反苏”的策略,把中国过去革命的、激进的、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外交政策,转换为当下务实的、温和的、国家利益为主导的外交实践。这些尽管是对文革理论和文革实践的某种解构,尽管显现出文革国内意识形态与文革外交政策的张力或反差,但是却没有消解毛泽东的“世界领袖”情结。在文革时期的外交领域,毛泽东体现出来的与苏联对着干而决不调和的举措和气魄,对美国既联合又批评的做法和风范,意味着毛泽东要在美国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包括日本)和苏联以及东欧国家集团的“两极世界”之外,建立一个以毛泽东的中国为最大国家的“第三世界”。作为“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者,毛泽东理所当然地想要成为“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精神领袖。“三个世界”的理论并不符合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原则,也不符合正统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很难有持久的生命力。但是历史地来看,它更符合毛文革时期的“世界革命领袖”情结。
5.“马”表“法”里
这里的“马”,是指马克思主义;这里的“法”,是指中国古代法家思想和理论。文革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宗旨最初被“红卫兵”和“造反派”诠释为毛泽东二十多年前说过的“造反有理”,后来演变为“阶级斗争论”、“继续革命论”和“全面专政论”三足鼎立的文革意识形态。具体言之,这“三论”就是指社会主义条件下“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三论”的关系,旨在由“阶级斗争论”演进到“继续革命论”而推进到实施“全面专政论”。 从毛泽东早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民粹主义、道德主义、实用主义式的理解和运用,到他晚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唯我论、唯权力论、唯意志论的改造和应用,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史上独特的一大变种。文革时期毛泽东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既肤浅、通俗,又零散、混乱,很难说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但却有着文革特有的实践效用和功利价值。文革时期毛泽东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更多、更主要地表现为心理经验层面和日常行为层面的说词,没有什么理论著述。 显而易见,毛泽东“‘马’表‘法’里”的情结,在文革中、后期赤裸裸地表现为毛泽东更加看重和惯用的是法家的东西。毛泽东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精通谙熟,在文革时期尤为体现在他对法家的主张和方法的融会贯通直至践履力行。毛泽东深切地意识到,中国古代千年历史的儒、法、道、释之间的关系,就是“‘儒’表‘法’里,‘道’、‘释’补充”,而法家所强调和推行的“法”(法律、法制)、“势”(权力、权威)、“术”(政治驾驭手段),比起儒、道、释诸家来更为可行、更为重要。法家思想和学说,可谓中国古代版本的“马基雅维利主义”(Machiavellianism),其主旨就是千方百计地维护和扩大君主权力和君主权威,其真髓就是不遗余力地奉行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为了实行恐怖不计结果、民众畏惧自己更有效于民众热爱自己等等君主统治的准则。冯友兰早在1949年之前就写道:“谁若想组织人民,充当领袖,谁就会发现法家的理论与实践仍然很有教益,很有用处,但是有一条,就是他一定要愿意走极权主义的路线。” 毛泽东在文革时期所实施的极权主义策略和行径,无不与他的法家理念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一点,在“批林批孔”运动以及“评法批儒”的宣传中达到了如火如荼的地步。从毛泽东文革时期再次自称“秦始皇”到他对法家的厚爱或垂青,从毛泽东对文革国内大局的掌控和党内高层人际关系的操纵到他对文革国际格局的设计和外交政策的制约,都或多或少、或隐或明地闪现出法家的阴魂或幽灵。毛泽东认为,他在文革时期坚持了、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但毛泽东心目中的这种马克思主义,实质上通向了法家的观念和策略。因此,不难得出结论:文革时期毛泽东的所谓马克思主义与其说是马基雅维利主义化的马克思主义,不如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法家化。荒谬,然而却是事实! 毛泽东文革时期的诸多情结既有内在的关联,也有相互的张力和抵牾。这些方面深刻地展示出,文革总体意识恰如一座中国囿于前现代性时代、憧憬现代性 生活、警惕后现代性因素的图景中的叠嶂。 如果说文革时期毛泽东的情结过多地表现为他个人的主观因素或意识特质,那么文革时期毛泽东的角色,则主要标志着他个人的客观作用或历史职能。“角色”(role)一词源于戏剧,后来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学与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个体在社会舞台上的身份及其行为。角色本质上反映一种社会关系,体现的是与社会地位相一致的社会限度的特征和期望的集合体。社会学所指的“角色”,更多地是“社会角色”的简称,指个体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的身份和由此而规定的行为规范、行为模式的总和。质言之,“角色”就是个人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相应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并按照一定的社会期望,运用一定权力来履行相应社会职责的行为。
文革时期毛泽东的角色,主要表现出的是他个人的地位或职能的蕴涵及其特征,我把毛泽东的这种角色主要概括为五个方面:
1.上帝—神
毫无疑问,毛泽东文革时期是中国至高无上、无出其右的人物。文革时期全民性的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最广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这种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是由毛泽东所认可、怂恿、操纵并又在文革中后期加以节制的。毛泽东把这种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视为他发动和领导文革的一个合理的、可行的前提。也正是基于这种独一无二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毛泽东才成为了文革的“上帝—神”。这里所说的“上帝—神”,既不是宗教意义上的“上帝”,也不是世俗生活意义上的“神”,而是指毛泽东本人成为文革时期中共党的机制的绝对准则,新中国国家运行的唯一标准,日常生活道德伦理规范的最终依据和亿万民众心目中的最高权威。例如,文革初期广为流传和遵行的“四个伟大”、“三忠于”、“四无限”、“大树特树” 等等政治风尚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我本人亲身经历和见证过的文革初期对毛泽东顶礼膜拜的日常仪式化、符号化和秩序化,更是确切地反映了这一点。我还清晰地记得,我们在文革时期与他人之间的交往或交流或交谈中,一旦出现了矛盾、分歧、争论,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引用毛泽东的“权威”,每每以说“我向毛主席保证……”或“我向毛主席发誓……”来说服对方、证明自己。经过潜移默化的文革日常政治的运作,“毛主席”真正成为亿万百姓从头上到心中的“上帝—神”。 毛泽东在文革时期“上帝—神”的角色,是与他同一时期政治上的极权和精神上的独裁相辅相成的。唯有这种角色才可以保障这种极权和这种独裁通行开来,也只有这种极权和这种独裁才可以确证这种角色畅行无阻。这种角色更多地显现出文革政治的机会主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直至专制主义的特色,更大地聚集为整个文革历史过程及其各个阶段的“底色”。 毛泽东自己相信不相信他所放任和纵容的对他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以毛泽东具有的智力和智商,能不能看出对他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的荒唐和可笑?从前面所引的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中,完全可以证明,毛泽东把这种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当成权宜之计,当成文革得以发动和进行的一个必要条件,进而,表明他本人并没有自我陶醉或自我迷惑于这种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所以,毛泽东依靠或利用对他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完全是为了保证、维护、巩固他那似乎不可动摇、不可替代的文革最高地位、最高权威的作用和影响,亦即“上帝—神”的角色及其职能。只有充当这种“上帝—神”的角色,毛泽东才真正有可能成为文革的毛泽东!文革中、后期的一系列危机和弊端,削弱了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在这种迷信和崇拜不断淡化、衰变的同时,偶像趋于假象,神化的过程走向神话的土崩瓦解,“上帝—神”角色的结局,完成了这种“上帝—神”角色的分崩离析。
2.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式的改革家
“马丁•路德式的改革家”,可能是文革时期毛泽东最富有吸引力或最具有魅力的角色。16世纪初期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不仅改换了上帝与信民、信仰与信徒、罗马教廷与世俗国家(即教权与王权)的关系,而且改写了基督教历史、德意志历史乃至欧洲历史。马丁•路德所倡导的“内心信仰”、“因信称义”、变革基督教教会及其职责的主张等等,扭转了欧洲中世纪的发展方向。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对于后人、后来历史的精神启示或激励,往往超出了这一改革当时的实践意义或作用。无论毛泽东对于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有无了解或有多少了解,根据文革时期毛泽东的所作所为,确实可以把毛泽东的角色同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的角色加以比较。从“上帝就在我心中”这一宗教改革所带来的资本主义伦理精神的喷薄欲出,到“革命倍觉北京近,造反更知主席亲”这一文革初期所形成的群众造反心理活动的横空出世,毛泽东文革时期的角色及其一些做法,与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做法有着形式上的相似之处,即他们都是从上处着眼、从下层入手。从马丁•路德所推行的基督教的世俗化、民族化,到毛泽东所倚重的文革的全民性、草根性,不难看出,像宗教改革、文革之类的社会运动,都是由它们的肇端者所掀起的“触及灵魂”(用文革术语来说)的民众运动。 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革之际,充分估计到了并且相信广大群众会积极响应他的文革鼓动和号召。他直接呼唤出“红卫兵”这一文革初期的“天兵天将”,他打开了“造反派”这一文革政治的潘多拉盒子,他惯于把党内斗争与党外斗争加以彼此互动,他善于把高层斗争与基层斗争加以双向引入,他同情“小人物”和擅长“打群众牌”,他持续不断地把“群众运动”演变成“运动群众”,等等,这些都既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国家和党的治理体制,又改变了中共党和国家过去惯常的运作机制,更使中国游离出以莫斯科为中心、以“苏联模式”为圭臬的社会主义传统。毛泽东文革时期改写了中共党和国家的“正统”历史,重塑了中国的形象,这种改写和重塑所造成的影响或遗迹,至今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里都不会消失。因为,毛泽东“马丁•路德式的改革家”的角色,在某种程度上赋予文革本身固有的一种“范式”: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与人民的关系如何处理?干部与群众的矛盾如何解决?尽管今天可以说文革是一种历史的破产或是所谓“历史的试错”,但是文革曾经力图处理、解决的上述关系和矛盾,则意味着共产党有没有可能脱离人民,干部有没有可能背离群众这类问题远没有过时或没有解答。 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唤起了民众而又最终恐惧民众,这也注定了这种宗教改革不可能成为宗教革命。与之多少相似的是,即使毛泽东锤炼出文革颇具价值的上述党民关系、干群矛盾的“范式”,但是作为文革最大“造反派”兼文革最大“保皇派”的毛泽东本人,没有也不可能解决这类问题。
3.现实的世俗领袖
毛泽东不仅仅是文革时期的“上帝—神”、“马丁•路德式的改革家”,他同时还是文革“现实的世俗领袖”。作为中共党的最高领袖、新中国的实际元首和解放军的统帅,毛泽东不可能无限地膨胀他的第一种角色,也不可能任意地放大他的第二种角色,他必须时时、处处把这两种角色置于其“现实的世俗领袖”这种角色的制约之中。毋庸置疑,不管毛泽东怎样试图把文革的尘世打造成文革的天国,不管毛泽东怎样尽情地挥舞文革的“千钧棒”,把中国大陆社会打得“天翻地覆慨而慷”,这些都必须以确保他的上述最高领袖、元首和统帅的权力和权威为前提,以不能动摇、不能颠覆他作为文革的最高主宰者为底线。 因而,毛泽东文革时期的诸多角色之间具有内在的张力(tension)。在毛泽东那里,不可能是“上帝的事情上帝管,凯撒的事情凯撒管”;“上帝的事情”与“凯撒的事情”常常是纷乱芜杂地交织在一起的,或是“上帝的事情”充当了“凯撒的事情”,或是“凯撒的事情”扮演了“上帝的事情”。毛泽东文革的诸多角色之间的嬗变或演进,既使毛泽东在文革整个过程中自始至终处于不断的自我异化,又使他本人在文革的各个阶段或时期不可逆转地居于经常的自我否定。这也就完全有可能出现今日毛泽东反对彼日毛泽东、此一毛泽东背离另一毛泽东、前面毛泽东消解后面毛泽东的境况;这种境况在文革之中比比皆是,不一而足,形形色色,无以复加。这种境况甚至成为了文革自身的痼疾。 尽管在文革最初三年里,毛泽东更多地表现出其“上帝—神”、“马丁•路德式的改革家”的角色,而文革后七年毛泽东更多地施展出其“现实的世俗领袖”的角色,但是文革的历史和文革的逻辑,反复证明了毛泽东更加看重和更多展现出来的是其“现实的世俗领袖”角色。即使是在文革最初的三年里,这种角色也有其独特的表现。例如,毛泽东为了“天下大乱”,他可以使“党权”暂时无序、“政权”一度混乱而过分倚重“军权”,军队全面介入文革,“军权”相对于“党权”、“政权”而迅速攀升,日显至关重要,必然出现那种毛泽东曾经反对过的“枪指挥党”的局面。此时,他本人不得不带头认可和接受“枪指挥文革”的局面。稍后,毛泽东为了“天下大治”,重整文革初期的党权—政权—军权之间的关系,恢复“党权”,重建“政权”,抑制“军权”,仿佛使它们又回到了表面上的三者鼎立的状况。但这却促使林彪事件爆发,由此所引发的文革的最大危机表明,毛泽东的“上帝—神”、“马丁•路德式的改革家”、“现实的世俗领袖”这三种角色之间是根本不可能和谐一致的;表明毛泽东这些角色的关系,造成他本人陷入从角色分裂到人格分裂再到更大的角色分裂的难以自拔的境地。毛泽东“现实的世俗领袖”的角色或多或少地延缓了文革战车的突飞猛进,或多或少地保证了文革只能是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亿万人民置身于其中的所谓“内乱”,而不可能是结束或推翻毛泽东的文革的所谓“动乱”。所以,文革不是真正的革命,毛泽东也不是真正的文革“革命家”!
4.“马克思加秦始皇”的转换
毛泽东在文革之前就讲过“马克思加秦始皇”。 尽管人们对毛泽东的这种讲法有不同的诠释,尽管有关学者认为毛泽东的这种讲法是强调当时“大跃进”时期经济工作中的民主与集中的关系, 但是,毛泽东试图应用把马克思与秦始皇加以综合起来的某种东西来治党治国治民,则是没有什么疑问的。至于毛泽东是否具备并表现出“马克思加秦始皇”的角色,至少毛泽东在文革之前就明确地自称为“秦始皇”;虽然毛泽东没有自称过中国的“马克思”,但他在文革之前和文革期间自视为坚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在毛泽东那里,“马克思加秦始皇”不仅仅是一个讲法的问题,而是一个做法的问题。其实,文革时期,“马克思加秦始皇”的讲法和做法都发生了非常值得探寻的变换。纵观毛泽东一生,他对马克思的重视,大致上可以说,1956年之前是重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而在1956年之后,是重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一生没有创建、没有参加任何一个政党并且没有治党治国治民经历的马克思,不可能给毛泽东提供什么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经验。毛泽东在其生涯最后的二十年里,尤为关注的是斯大林的专政实践经验,而不是马克思。斯大林专政下的“农业集体化”、“大饥荒”、“大肃反运动”以及党内高层持续不断的“大清洗”等等,都在中国孪生出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翻版”。强调这一点,是为了表明文革时期毛泽东的角色重心已由马克思转向了斯大林。文革时期,毛泽东与秦始皇的关系更是一个富有意义的话题。不过,在我看来,毛泽东尽管在文革不同场合自称“秦始皇”,但是其“秦始皇”的角色却发生了某种微妙的改观,即已经不完全是毛泽东在文革之前所自称的“秦始皇”。最主要的一个具体体现,就是从吴晗的著述和命运中所折射出的毛泽东与朱元璋之间的历史关联。1948年11月,毛泽东两次与吴晗晤谈。对于吴晗送来的朱元璋传记稿本,毛泽东批评吴晗对朱元璋的“暴戾”、“滥杀”、“专权”等指责过多,评论不当。在两次晤谈之后,毛泽东写给吴晗的信中,他以一种间接的方式指责吴晗的历史观“错误”。在其1960年代初出版的《朱元璋传》一书,吴晗以“奉命史学”的做法,把朱元璋由过去的“僧钵到皇权”改写成了“农民革命领袖”。尽管如此,吴晗稍前所写的并不涉及朱元璋的《海瑞罢官》剧本,却成为文革的第一个祭品;后来,成为文革头号笔杆子的姚文元受毛泽东的指使而对该剧本的挞伐,正式拉开了文革历史大剧的序幕。朱氏皇权的因素与文革的渊源有着微妙的关联,明王朝的某种历史污迹流淌到了文革的泥塘。即使毛泽东本人文革之前和文革期间对朱元璋没有表示过明确的批评或赞扬,但是他对朱元璋的生平事业和政治经验谙熟于心,应用自如,1972年12月毛泽东制定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这一著名的国策就是典型的例证。毛泽东以及整个文革与朱元璋这位贫苦农民出身的农民起义领袖兼农民王朝开国皇帝的历史关系,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这里,并不是说,文革时期毛泽东的角色就是“斯大林加朱元璋”,而是说毛泽东所讲过的“马克思加秦始皇”的做法,充满过多过重的“斯大林加朱元璋”的因素,亦即文革之前和文革时期毛泽东“马克思加秦始皇”的角色,已具有了“斯大林加朱元璋”的蕴涵或取向。
5.超非凡魅力(Charisma)
文革时期毛泽东所充当或所扮演的多种角色,构成为特定的一体,这也就带来了毛泽东的文革“角色丛”(a role set)问题。如果说这些角色具有各自与文革不同的特定关系,即“上帝—神”的角色凸显的是毛泽东的个人权威,“马丁•路德式的改革家”的角色凝聚的是毛泽东与群众的关系,“现实的世俗领袖”突出的是毛泽东与他自己的当下的关系,“马克思加秦始皇”的转换角色映射的是毛泽东与其所受到的中外文化及其代表的影响的关系,那么这种“超非凡魅力”的角色,展现的是毛泽东与文革之间的综合性的或总体性的关系。社会学家韦伯(Weber)所用的“超非凡魅力”一词,是指领袖人物具有的超凡气质和神秘的个人魅力,它具有三种类型:传统型、法理型、个人魅力型。文革时期毛泽东的“超非凡魅力”角色,主要体现在他的个人魅力型上。由于毛的去世,而使这种个人魅力型的角色不复存在,这种角色就有可能持久地表现为传统型的角色上。毛泽东的“超非凡魅力”角色,主要反映出的是毛以及文革与“大历史”的关系。 文革源于千年中国文化的转型、百年中国危机的演变和数十年中共党内的斗争。它的一个重要缘由,就是中国1911年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历史的“撕裂”,即这一革命结束了皇权制度,终止了约两千年的“皇权—绅权—族权”三位一体的社会历史结构。但是它所遗留的最大问题,就是中国社会如何重建?中国文化如何重构?1911年之后二十年不止的军阀割据混战、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国共两党的决战,表明了当时整个中国没有能力进行这种重建,没有力量完成这种重构。1949年之后,只有毛泽东以及中共党才真正有可能从事这种重建和重构。早在1928年,毛泽东就基本上找到了这种重建和重构的方式,即通过“(党)支部建在连上”的建立红军的方式,扩大到中共党所占据的每一根据地“(党)支部建在村上”的方式,并由农村党支部建立起相应的农民群众组织(“贫协”)、农民武装组织(“民兵”)、农民妇女组织(“妇联”)、农民青年组织(“青年团”)直至十余岁少年组织(“儿童团”),同时由于进行史无前例的、“耕者有其田”的土地革命而使广大农民获得的初步解放,共产党就从根本上不同于国民党而赢得了人民大众。毛泽东过去所说的中共具有的“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统一战线”这“三大法宝”,今天看来应该改写为“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群众运动”。毛泽东领导中共以“党—军队—农民”为主线的革命斗争,迎来了1949年之后逐步建立或深化了在中共党的绝对一元化领导下的“七大制度” ,初步完成了中国古代、近代以来的社会历史转型。但是,1840年以来的中国近代历史主题——“世界化”(即中国能否和如何走向世界)以及1898年以来的四大问题——“独立、统一、富强、民主”,依然是新中国面临的重任。自1949年至1976年,毛泽东试图以“革命”的方式加速完成中国社会历史的转变和改造,以大大小小五十余场“革命运动”来治党治国治民。毛泽东的“超非凡魅力”角色,实际上定格于“革命”。作为大半个20世纪解决中国社会历史矛盾和危机的首选之举,“革命”仿佛成为毛泽东的新中国立国之本、建国之基。文革既推动革命的毛泽东登峰造极,又促使毛泽东的革命全盘滑坡。无论今天人们把文革说成是“比赛革命的革命”,或是“没有革命的革命”,还是“革命的革命”,文革既是中国现代革命所带来的聚合与裂变、创造与异化、成功与失败的不二法门,也是毛泽东的革命的自我棱镜。毛泽东的“超非凡魅力”角色,是中国20世纪革命的休止符!历史地看,毛泽东的这种角色非常类似于俄国的彼得大帝、列宁和斯大林诸多角色集于一体的角色。对于俄国而言,彼得大帝近似革命大帝,列宁近似革命教皇,斯大林近似革命君王。而在毛泽东那里,俄国改换为中国,他把上述角色熔为一炉,陶冶锤炼,把其“超非凡魅力”角色乃至其全部角色推向了文革历史的峰巅。换言之,“中国的彼得大帝、列宁、斯大林”是连为一体的,不是分隔开来的,亦即没有单独的“中国的彼得大帝”或“中国的列宁”或“中国的斯大林”。 毛泽东文革时期的诸多角色,既有内在的综合和转化,也有相互的矛盾和冲突。这些方面深刻地显示出,文革历史过程本身恰如一处中国身居前现代化时代、心系现代化 生活、受挫于后现代化因素的长河中的岔口。 总之,如何认识和评价毛泽东,已不只是毛泽东个人的问题,而是当今中国如何认识自己和如何实现自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中国现、当代历史和未来历史如何变革自身和如何创造自身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因而,本文最后提出的并且不做回答而留给读者思考的问题就是:文革时期毛泽东的情结和角色的问题及其影响,在中国消失了没有?过时了没有?反思了没有?告别了没有?
【毛泽东研究】
“五七指示”:毛的理想社会模式及其破产
余汝信
1966年5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以中央名义,转发了毛泽东5月7日给林彪的一封信,全文如下:
林彪同志: 你在五月六日寄来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作出适当的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毛 泽 东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
毛泽东给林彪的信,后按写信日期简称“五七指示”,多为人所知。所附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本来不过是一件普通的工作简报 ,毛泽东借题发挥,洋洋洒洒一大通,将其赋予了特别的政治含义。 文件原规定仅发至县、团级党委,不登党刊。1966年7月31日,中共中央通知:“中央同意湖南省委的建议:将中央转发的《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像一九五九年主席的六条指示信(党内通信)一样,印发到工厂、农村、机关、学校的基层支部中去,直接向广大党员和群众宣读,并认真组织讨论。文件由支部委员会负责保存,经常检查执行情况,每年向群众宣读和组织大讨论一次或两次”。 8月1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分别发表纪念建军三十九周年社论。社论同时用黑体字公开了经过文字修饰的“五七指示”的主要内容。《人民日报》社论称:
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去做,就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人民的无产阶级意识,促进人们的思想革命化,促进人们同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决裂。从而能够进一步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能够更快地铲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 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去做,就可以促进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就可以避免城市和工业的畸形发展,就可以使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就可以培养出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全面发展的亿万共产主义新人。 按照毛泽东同志说的去做,就可以实现全民皆兵,大大加强我们的战备工作。帝国主义胆敢侵犯我们,就会被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按照毛泽东同志说的去做,我国七亿人民就都会成为旧世界的批判者,新世界的建设者和保卫者。他们拿起锤子就能做工,拿起锄头犁耙就能种田,拿起枪杆子就能打敌人,拿起笔杆子就能写文章。 这样,全国就都是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都是共产主义的大学校。 中国人民解放军,几十年来就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思想办事的,现在还在不断发展提高。解放军是最好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全国的工厂、农村人民公社、学校、商店、服务行业、党政机关,都要以解放军为榜样,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五七指示”是毛泽东逆社会发展潮流的、军事共产主义思维的产物。其思想根源,滥觞于毛泽东青年时代的空想社会主义信仰。 毛泽东早于1919年便服膺于“新村生活”的构想。所谓新村主义,原为二十世纪初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1885—1976)所提倡。武者小路实笃心目中的“新村”,人人平等,人人劳动,财产公有,各取所需。1918年底,武者小路实笃甚至还在日本九州岛宫崎县内购地40多亩,建立起“新村支部”,信众始为19人,后发展至22人。1919年3月,周作人在《新青年》六卷三号发表了《日本的新村》一文,详细介绍了武者小路实笃的理论和实践,在中国引起了颇大反响。一时《新青年》、《新潮》、《国民》、《每周评论》等刊物,都对新村主义进行了介绍。与此同时,工读互助主义也在中国悄然兴起,一部分青年远渡重洋出国勤工俭学,一部分则将其与当时流行的互助论、新村主义相结合,形成一股工读互助主义的思潮。工读互助主义与新村主义相类似,其特征为:财产公有,人人平等,一边读书,一边工作。 1919年12月,毛泽东将其草拟的新村计划书中的一章——《学生之工作》发表于《湖南教育月刊》。毛的新村,是从创造新学校始,“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新学校中的新学生,为创造新家庭之成员。“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举其著者,如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等。”“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毛泽东还认为,岳麓山一带,“乃湘城附近最适宜建设新村之地也”。 青年毛泽东要将其乌托邦式的新村计划试验于“湘城附近”,无论有否去试验或试验成功与否,均无伤大雅。问题是四十年之后,毛泽东已是夺取了中国大陆政权的“伟大领袖”,一旦要将全国都作为实现他那些花样翻新的乌托邦式理想的试验场,破坏力不可谓不惊人。 新的乌托邦,叫人民公社。 1958年第四期《红旗》杂志,发表了陈伯达《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一文,引述了这样一段话:“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 在这句话后面,陈伯达有一段说明:“在这样的公社里面,工业、农业和交换是人们的物质生活,文化教育是反映这种物质生活的人们的精神生活;全民武装是为着保卫这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全世界上人剥削人的制度还没有彻底消灭以前,这种全民武装是完全必要的。毛泽东同志关于这种公社的思想,是从现实生活的试验所得的结论。” 1958年8月9日,毛泽东在山东视察时称: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8月29日,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毛泽东在决议稿上加写了一段话,内称:“实际上,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就已经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了。这种全民所有制,将在不断发展中继续增长,逐步地代替集体所有制。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过渡到了全民所有制,如国营工业那样,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然后再经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质量都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生产主义时代。” 北戴河会议甚至断言:“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翌月,中央书记处召开全国各省、区、市委(缺西藏)电话会议,听取各地汇报办人民公社的情况。据汇报:目前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建立人民公社的高潮已经到来。河南已经全省实际公社化,河北、北京市郊区9月10日前可实现公社化,山西、山东、上海市郊区9月半可实现公社化,其它大部分省正在总结试点经验,逐步展开,估计9月底前均可实现公社化。只有内蒙、福建、新疆三个地方,9月搞试点,秋后铺开,计划到今冬全部搞完。至会前统计,全国农村已建立九千零三十四个人民公社。一般是一乡一社,少数是数乡一社,除河南武修县外,山西、陕西、青海也有个别县实行一县一社。最大的社已达六万四千户(山西高平县),最小的不到一百户(黑龙江一个公社,但方圆有八九十里)。 1958年11月4日,中宣部编印的《宣教动态》第134期刊载了《山东范县提出一九六○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一文,报道了该县人民公社党委(即县委)第一书记关于范县两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规划报告的摘要。内称:“到1960年,基本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分配制度。到那时: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大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种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毛泽东头脑极度发热,批示道:“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陈伯达、张春桥、李友九三同志有意思前去看一看吗?行路匪遥,一周可以往还,会后出征,以为如何?” 同年11月21日,中共湖北省委作出关于人民公社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的指示(草稿),主要内容为:(一)“吃饭不要钱,按月发工资”,即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是目前广大农民群众的迫切要求。……它是人民公社在现阶段应当实行的一种比较适当的分配方式。(三)目前各个人民公社以实行“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较为适宜。(七)要把推行工资制和供给制当作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当月武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毛泽东批示“此件请印发到会各同志研究”,实质上对王任重为首的中共湖北省委的做法是赞同的。 同年12月7日、10日,毛泽东为印发陈寿《三国志》中的《张鲁传》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的与会者,两次写了批语:“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也好,那时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我对我国历史没有研究,只有一些零星感触。对上述性质的分析,可能有错误。但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色彩这一点就最贫苦的群众来说,而不是就他们的领袖们(张角、张鲁、黄巢、方腊、刘福通、韩林儿、李自成、朱元璋、洪秀全等等)来说,则是可以研究的。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张修、张鲁祖孙三世行五斗三世,行五斗米道。行五斗米道,民夷便乐,可见大受群众欢迎。其法,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义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目的似乎是招来关中区域的流民);修治道路(以犯轻微错误的人修路);犯法者三原而后行刑(以说服为主要方法);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各领部众,多若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这几条,就是五斗米道的经济、政治纲领。” 古已有之,于今为烈。毛泽东将他的批语与《张鲁传》一并印发予党内高干,缘由是他认为,他所倡导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与历史上农民起义建立的张鲁政权在许多做法上十分相似:“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甚至他心目中理想的工农商学兵“政社合一,劳动武结合”,也类似张鲁政权“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故而,“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 毛泽东不仅要求普遍推广人民公社,而且还要求推广军事化的民兵师组织。1958年9月,毛泽东在巡视大江南北后对新华社记者谈话时称:“民兵师的组织很好,应当推广。这是军事组织,又是劳动组织, 又是教育组织,又是体育组织。” 军事化与人民公社化伴随而生。11月10日,毛泽东批示要“研究一下”的中办机要室关于在徐水县劳动中所见所闻情况的报告中也说:“这里的劳动组织完全按军队那样编成连和营,劳动是军事化、战斗化,纪律很严,为突击收秋种麦,还组织了一个野战部队,在地里吃饭宿营,是劳动中的一支突击力量。” 人民公社实际上是一个利用行政性权力,超越社会发展的现实阶段,赋予强烈的空想社会主义理想和军事共产主义形式的畸型混合体。到了1959年,人民公社的名称虽还保留(且一直存在到文革后的1984年),但实质内涵已有极大变化,供给制、公共食堂、免费吃饭等等已不能再实行,所谓两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狂妄计划,只不过给历史留下了一个笑柄。接下来的1960年代的头三年,中国人民都在勒紧裤带过日子。始料未及的是,1964—1966年初国民经济刚刚有所恢复,日子刚刚好过了几天,毛泽东头脑中左的一套又故态复萌。“五七指示”,就是承继和发展了人民公社运动极左的空想社会主义——军事共产主义思维的典型。 “五七指示”所描绘的,是毛泽东头脑中的所谓理想社会的模式。王禄林在《〈五七指示〉初探》一文中认为,毛泽东这一模式有如下的特征: (一)一个逐步消灭分工的社会。“五七指示”要求军队把“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兼起来”,“工人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按毛泽东的理想,其发展前景是,每个单位都有工、农、学、兵,从而可以成为自成体系,自给自足的“小社会”。这样发展下去,不仅社会各行业之间的专业界限将逐步消失,而且“小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也都能“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社会成员之间的分工界限也逐步消失。 (二)一个逐步消灭商品的社会。王禄林认为,“五七指示”中要建立的“大学校”,与人民公社有一个重要区别:人民公社内部工、农、商、学、兵五业俱全,而“大学校”里只有工、农、学、兵,砍掉了商业。王禄林还认为,经过1960年代初期的几年思索和研究之后,毛下了决心要逐步消灭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的制度,办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大学校,是他设想出的消灭商品的途径。从“五七指示”发表一直到毛逝世,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动摇过。 (三)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毛泽东设想的消灭社会分工,消灭商品制度,根本目的是要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毛泽东所追求的所谓消灭三大差别,不是用发展生产力的办法,是用平均主义的办法来消灭三大差别。“大学校”里的每个人都做点工,务点农,学点军事、政治、文化,这似乎就达到了每个人在参加劳动和接受教育方面的平等。文革中,毛泽东要求没有经过“大学校”的,所谓由旧学校培养的学生,送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知识分子、工宣队、贫宣队管理大、中、小学;干部轮流进“五•七干校”,等等。王禄林认为,显然,毛泽东构想的是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 我们倒认为,毛泽东要构建的,决不是一个什么理想国,而是一个与世界发展潮流、与普世价值观背道而驰的怪胎。在“五七指示”中,毛强调,军队“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 ”,工人、农民、学生统统“也要批判资产阶级”,而且,“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毛对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深恶痛绝,不言而喻。然而,事实证明,在二十世纪最后的四十年,资本主义显得比毛式“社会主义”有活力得多!“五七指示”中军事共产主义的色彩,更甚于人民公社化时期,其中体现出来的毛的“理想社会”模式,更接近于试图将整个中国社会工、农、学、商各行各业全面纳入一个划一思想、划一意志的军事化大兵营(美其名曰“大学校”)。说句不好听的话,这样一个社会模式,其实不是与社会法西斯主义的距离很近吗?! 在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前夕,毛泽东写这样一封信给林彪,中央文件的标题也突出了这是“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毛的本意,值得推敲。是否有借用林彪在军队中的威望,并谋求在地方上也树立林的威望,以换取林彪的支持,以求在军队及全国顺利遂行毛的个人主张之意? 在毛写了这封信之后,林彪内心是否支持毛的主张?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可以知道的是,毛泽东这类军事共产主义的思维模式,倒是并非军人出身的张春桥曾在1958年就阐述过并得到毛的赞赏。张春桥当时在《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中即称:“正是这种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作风,毛泽东的思想作风,在亿万人民中已经扎了根,开了花,结了果。而这种用共产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战斗锻炼的军队和人民,是无敌于天下的!中国革命的全部历史不是早已作了证明吗?”张春桥还称:“在全国解放以后,这种以‘供给制’为特点的一套军事共产主义生活,还是很吃香的。……原来过惯了供给制生活的同志,也并不羡慕什么薪金制,人们喜爱这种表现一种平等的相互关系的生活制度。但是,没有多久,这种生活制度受到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攻击。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核心是等级制度。……” 张春桥将战争年代军队中的供给制美化,并要将其延伸至和平年代的全社会,其思想之“左”,比毛泽东有过之而无不及。 张春桥与毛泽东思想的接近和“理解”,是否就是毛泽东晚年“换马”,要抛弃林彪这位毛认为已是尾大不掉的“换班人”而换上张春桥的主要原因呢? 就在毛泽东津津乐道他那限制并消灭商品生产、将原始共产主义式的所谓“公平”作为最高目标,不以社会效率为价值取向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想国”的当月,中国实际上已揭开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国家现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此后十年,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的破坏,物质极度匮乏,武斗连续不断,整个中国大地满目疮痍。 相反,同一时期的西方各国,却是另一番气象。一度被认为是“垂死”“腐朽”的资本主义世界,其经济正经历一次迅速发展的黄金时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都在3%以上,西德达到6%,日本则达到9.3%,个别年份甚至超过15%。战前和战争中发展起来的科技成果被大量转移至民用,一大批崭新的行业被建立起来,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战后西方各国大力加强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调节,通过扩大政府开支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使经济增长得以保持较强劲的势头;西方各国政府在战后都着手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大大缓和了阶级对立情绪,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大发展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以毛泽东的所谓“理想模式”改造中国,事实证明,此路不通!在整个1960—1970年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与西方各主要国家大大地拉开了距离,个中缘由,难道还不值得国人反思么?
2013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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