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 论】
警惕另一种“非毛化”
顾 土 “非毛化”是近来被不断批判的一种倾向,但在这些文章里,你会发现另一种“非毛化”,其倾向更为严重;如果按照毛泽东时代的说法,是“用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因为在他们的笔下,毛泽东早已不是历史上的那个毛泽东,而是被想象化、片面化、碎片化、截留化的毛泽东。他们对毛泽东的叙述和评价,如果放在毛泽东时代,属于贬低毛泽东、歪曲毛泽东、抹煞毛泽东。如果依照当时的罪名,应该叫“打着红旗反红旗”、“将毛主席领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混同于普通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地地道道的“形左实右”。 1956年以后的阶级斗争历史被淡化 评价毛泽东的革命业绩,不妨分为三大阶段,即1949年夺取中国国家政权之前、1950年至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1957年至毛泽东去世。1949年以前,是毛泽东及其老战友并肩率领中国共产党推翻旧政权的历史时期;1956年之前,是毛泽东与多数老战友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进入“一化三改造”的“过渡时期”;1957年开始到最终,应该是毛泽东一生最辉煌的时期,这既是中国史无前例的时代,又是任何社会主义国家都不曾出现过的时代,更是全世界都无法复制的时代,当然也是毛泽东与绝大多数老战友逐步分道扬镳的时代。 古往今来,推翻一个旧政权创立一个新政权,在全世界不计其数。中国历史自成汤打败夏桀开始,每个朝代的开国之王或帝,都是开国领袖,也都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夺取政权之前,他们都是在野或未当政的政治领袖和政治集团的核心。在环境的逼迫下,在大军压境面前,在自己的政治地位尚未得到全社会的认可时,很多措施和方式,属于无奈之举,或权宜之计,或是在特殊情形中的特殊举动,有些是迎合民心,也有些是为了夺取政权而顺应当时的社会诉求,还有的是出于对当朝者的痛恨和反叛而采取的对立手法。他们的口号、号召、说法、论说,是夺权舆论的一部分,是站在反对当政者立场上发表的说辞,至于能否兑现,是否表里如一,是否一以贯之,就要看他们取得天下之后的表现了。李自成的“迎闯王,不纳粮”,就只是一种鼓动口号和夺权宣传,如果他果真打下了整个江山,这个口号能否坚持,就值得怀疑了。对于李自成夺权前和夺权后的所言所行,连毛泽东都很清楚,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之所以受到高度重视,成为整风文件,就在于此。 新中国成立前,1945年毛泽东与路透社记者的问答中阐述的那些设想,新中国成立以后就没有实行,也没有想实行。其实,延安的很多做法和说法也只能产生在延安当时的那种环境和条件下。夺取全国政权后,有的不可能继续,有的也没必要继续,事实上也确实没能保留下来。总是叙述那个特殊时期的一些政策和做法来表现自己的历史,是模糊了特定场合和特定年代,最终只能成为遥远的回忆和诗情里的感怀。夺权采用什么方式,是以农村包围城市,还是直接攻取城市,仅仅是一种夺权的形式,关键在于最终能否夺取政权。只要夺权就是成功,与是什么主义、建立什么社会没有因果关系。而且在中国历史上先占农村,先占山头,再攻城市,也并不罕见,无法直接占领城市的时候几乎都是先占山为王。将一种作战方式作为毛泽东的主要业绩,其实并没有将毛泽东放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位置上,而只作为一位优秀的军事指挥家而已。 1949年以前的毛泽东,追求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实现的也是其愿望的第一步,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这一时期依照标准的说法,与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有着一致性。而且,这一时期的目标只是推翻,完成的是改朝换代,“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推翻之后建立的究竟是个什么社会,仍是个未知数,还要看以后的历史发展进程,不能因此就说建立了什么社会。其实,近现代中国完成改朝换代的还有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等人,他们所设想的社会在完成改朝换代后也没有实现,蒋介石的治国意图恐怕到了台湾才结出了果实。 所谓过渡时期,很明显,是旧时代遗留和新时代创造并存的时期。这一时期并不是中国共产党所设想创立的社会,也不是毛泽东所想要保持的社会。最初时,毛泽东等人还设想这是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但最后却在短短数年内就迅速完成。过渡时期的经济成就和人民生活的提高,应该说,既来自于旧时代遗留的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的经营方式,也来自于新时代创立的公私合营、国营和互助组加合作社,还有的是来自于两种体制并存而产生的效应。作为共产党领袖的毛泽东,其根本意图是要取消旧时代的遗留,而当时的那种并存也只是一种不得已的做法,不过是暂且的过渡罢了。近些年,很多人最津津乐道的时代恰恰就是这一时期,因为短短几年间人民生活迅速提高,生产成就也特别明显。但这种说法实际却又是非常尴尬的,因为这并不是社会主义时期,其中还有私营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的巨大功劳,而且这一时期最终还被很快“过渡”掉了。 毛泽东在“过渡时期”发表的文章,只能作为过渡时期的思想来看待,不能作为1949年以后27年执政的整体思想来评价。因为涉及1956年后的说法和想法,还要看后来的执政历史和思想发展历史,比如《论十大关系》和1957年初所做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在以后的日子里大多并没有实现,有很多还背道而驰,思想核心很快就转变成“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了。 1957年以后进入了“社会主义”,整整19年,是毛泽东的理想得以实现的时期,也是毛泽东主要业绩的完成时期,更是毛泽东用阶级斗争治国理政思想独立发展形成的时期。但是,在很多批判“非毛化”文章里,在很多歌颂毛泽东功大于过的文章中,1957年以后不是一笔带过,就是简单地以失误而蔽之,或者干脆语焉不详,甚或压根儿不提。 席卷全国、影响深远的历次政治运动被轻描化 在批判“非毛化”的文字里,毛泽东已经被退化成“开国领袖”,功绩也被矮化为“民族独立”、“国家统一”了;就是说,将毛泽东的一生定格在新民主主义的胜利历史中。 在中国历史中完成“国家统一”的大有人在,而且统一的版图还更大。民族独立,在中国历史上也是长期存在的事实;即便抗日战争时期,也不能说当时的中华民族就不独立,因为中国毕竟没有亡国。依照现代革命传统的说法,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就是没有完全独立。可是,专制社会的人治、家天下、一言堂、株连、文字狱、刑讯逼供、权比法大,一直延续到很久以后,而半殖民地的典型特征——租界和治外法权,早在抗战胜利时就已经结束了。如果将受外国严重影响、被强国所制约也算做一种半殖民地,那苏联和斯大林的影响和制约又算什么?过去被我们称做“美帝国主义走狗”的日本、以色列、韩国、新加坡等等,后来我们也知道,他们都不能算不独立;欧洲很多受强国影响的中小发达国家,从前深受苏联和中国影响和制约的越南、朝鲜、柬埔寨,我们也不能说人家不独立。其实,就像土地改革,有的政权采取和平方式,有的政权采取暴力方式那样,摆脱外国影响和制约,有的是一步闹翻,势不两立,而有的则是循序渐进,双方互利,但同样都可以达到目的。而且历史已经证明,和平方式、循序渐进的方式,更有益社会文明的进步,也更有益于国家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当国家比较贫弱时,为了国家建设和国民生活的需要,依赖外援,求助于强国,受相对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技术、文化的影响,在当代世界及其正常。这也好像自己强大之后,也会去影响、制约、援助其他弱小国家一样,属于自然而然。 就在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被放在“民主革命”的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阶级的革命,1949年以后的政权长期是阶级的政权,毛泽东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统帅,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导师,是阶级斗争思想的舵手。这一系列历史事实,正在被遗忘和淡化,一说起毛泽东的成就,几乎都在“新民主主义”和“过渡”时期的那些事情里打转。如果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和毛泽东为之奋斗终生的理想仅仅如此,那中共自成立以来几十年与阶级敌人英勇斗争的红色革命历史、毛泽东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领袖长达27年的执政历史,就难以解释了。因为这个党和领袖最初与最终的理想都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长期从事的也是世界革命,阶级革命、阶级斗争,始终贯穿在毛泽东生前的一切言行中,无产阶级专政才是毛泽东一生念念不忘的根本大业。不能因为现在不讲阶级斗争了,不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了,允许私人雇工了,准许拥有私人财产了,于是乎就将历史也改头换面了,只在那里说说建国大业了。 从批判武训开始,一直到文革,中国的政治运动紧锣密鼓,从未间断,一次比一次声势浩大,一次比一次影响深远,直至彻底摧毁了文化传统,荡涤了每个人的心灵,改变了民族的精神世界,让绝大多数中国人达到了洗心革面的状态,至今仍是许多中国人的思想资源。这些由毛泽东亲手发动、亲自指挥的政治运动,无论从时间上说,还是从影响上讲,才是毛泽东执政27年的主要业绩,是他对20世纪中国社会的最大“贡献”。政治运动的起源就是阶级斗争,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而不是什么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假如仅仅将毛泽东的业绩限定在开国,那他27年的执政历史就是完全的空白,而且是将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和领袖毛泽东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革命,变身为19世纪至20世纪世界许多国家都曾发生过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民族主义革命,与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等同起来,这是毛泽东在世时绝不允许的,也是深恶痛绝的。这种变身,在毛泽东时代,其罪名就是修正主义,其思想正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直接对象,其人物叫做“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其理论依据为“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民主革命时期”;从党里政府里军队里清除这些人物,恰恰是毛最后的革命。 批判“非毛化”的文章还将经济建设的成就、核武器、人造卫星作为毛泽东的主要业绩。可是毛泽东从1957年起,就始终在高度警惕并严厉批判这种修正主义思潮,经济主义、唯生产力论、只拉车不问路,始终是毛泽东批判的靶子;与刘少奇等人的决裂,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中与陈伯达等人的对立,1975年开始对重返政治舞台后的邓小平的严重不满,对周恩来的长期不信任,其重要的思想根源就在于如何看待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政治挂帅、政治第一,是毛泽东社会主义革命的灵魂,即便提“促生产”,也是放在“抓革命”之后,而且是靠“抓革命”来“促生产”。苏联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中成就最大,尤其在斯大林去世后,经济建设更成为国家的重点,不但核武器世界一流,而且人造卫星、载人航天技术等都达到了全球领先的地位。但毛泽东所批判和痛恨的恰恰正是这样的苏联,叫做“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尽管社会生活明显改善了,可却变修了,成了社会帝国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死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叛徒。“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毛泽东语) 20世纪,无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无论修正主义,还是反修正主义,无论半封建国家还是全封建国家,除了短命的红色高棉这样的“彻底革命派”外,只要是和平发展时期,几乎都在进行经济建设,都在发展科学技术,否则,一个国家、一个执政党还想干什么?只是有的成就斐然,有的一无所成;有的迅速腾飞,有的进展缓慢;有的比例失调,有的和谐发展;有的只顾重工业而荒废了人民生活的需要,有的更加重视社会生活的全面进步。评价这样的经济建设,重点不在有没有,而是达没达到自己国家应有的发展水平和发展质量。在毛泽东时代,报纸和文件几乎每天都在号召和炫耀钢产量,都在要求农业亩产上纲要、过黄河、跨长江,可常年进展迟缓。农业亩产,不是虚夸就是停滞不前;钢产量,报纸宣传还总是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资本主义国家做比较,却不知道20世纪下半叶世界的发展速度。而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人民公社被取消、计划经济退出历史舞台之后,这些号召和炫耀也就销声匿迹了,因为产量不但迅速攀升,还大大过剩了,卖不出去了,收购不了了!核武器也是20世纪人类的发明,但纳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那些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的国家都在试验,都有成功或接近成功。其中有的是富国,也有的就是穷国,有的是不顾人民死活,有的是想征服世界,有的则是为一姓一家一个利益集团服务,根本说明不了什么。此外,世界上还有很多没有核武器或从来没想过要发展核武器的国家,他们的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国家实力,从来也不弱于那些发展了核武器的地方,甚至更为强大。 毛泽东之所以发动文革,就是要对打下工业基础和发展核武器的文革前17年,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到各阶层领导加以全面批判和揭露,因为这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这也证明,在毛泽东的心目中,这些既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也同样可以为资产阶级服务。其实,在当今那些批判“非毛化”的人群中,也有相当多的人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经济成就、科学技术成就视而不见,却只专注于社会的另一面。这不也说明他们更看中的是政治,而不是经济与科学技术?不然,为什么一谈到毛泽东领导的阶级斗争高于一切的时代,偏偏又热衷于拿经济建设说事? 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深受苏联影响,得到苏联的技术、专家、贷款的全力支持。后来中苏关系恶化,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那一套体制和思路并没有改变。所以,那个时期的经济发展与苏联的影响密不可分;作为在苏联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中国革命政权,发展并奠定了那样的经济基础。应该说,苏联,厥功甚伟。那个时代,一大批知识分子回国,热情参加新中国建设,一大批留苏学生回国,用苏联技术为祖国服务。他们的技术专长,正好应和了当时的经济建设需求,对当时的工业基础建设和原子能发展贡献极大。没有他们,光靠工农兵的热情,哪来的成就?不幸的是,他们中间的多数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饱受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有的还含冤而死。 1956年以后,毛泽东的最大经济手笔就是“三面红旗”,因为“三面红旗”与旧中国毫无关系,也与苏联当时的影响没多少关联。说“三面红旗”是经济,还不如说是政治,因为在毛泽东的治下,经济也是政治。为了捍卫“三面红旗”的果实,1959年庐山会议不惜对彭德怀等老战友开刀,打成反党集团,而“三面红旗”的后果,则是人人皆知的事实,只是在具体数字上各执一词而已。此外,毛泽东的业绩都是政治运动,最终出现了文革。有人说建设“大三线”是功绩,其实这是战备;如果不是为了战备,相信毛泽东也不会将工厂非要建到要什么没什么的山沟里去。至于石油开采、汽车工业,这是任何国家都会发展的经济,而且发展迅速的也并少见,不属于作为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毛泽东特有的成就。 谈历史功绩时不能只讲一种;讲一种就会顾此失彼,反而扭曲了历史。纳粹在德国上台后也获得了显著的经济成就,从一战失败中彻底翻身,大大“振奋了民族精神,鼓舞了全国的士气”,但在政治上,却犯下了反人类罪,最后被人类所不齿。红色高棉在反对外来侵略时非常英勇,所以赢得了民心;但上台后对柬埔寨各阶层人民也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最终被全世界所抛弃。 有的批判“非毛化”文章,一说到毛泽东的功绩就喜欢用“毛泽东领导下”,一到错误就变成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林彪、彭德怀、康生、四人帮或者当时的领导层都有责任。其实,一个国家、一个党、一个地方、一个单位出了问题,主要领导人都要负主要责任,这是全世界的共识,也是当代中国的共识,而且早在20世纪就已经得到认可。不然,为什么那时候发生的许多不幸和灾难,我们都无一例外地归罪于太后、总统、总理、执政、委员长呢?何况,毛当政的权威和声望在中国历史上无与伦比,我们也一再歌颂他“高瞻远瞩,明察秋毫”。 有些运动,比如镇反、肃反、三反五反,现在也被一些人认为是成绩。可即便是成就,其中就没有严重负面的内容?任何政治运动,都是人治的结果,都是抛弃法制的产物。在没有法治只有人治的运动中,冤假错案必然横行;在政治高压下违心作证,说假话取悦当权者,添油加醋揭发批斗对象,借运动挟嫌报复,不能不成为一大社会风景。那些在一边倒的政治情境下的揭发控诉有多少水分?那些没有申辩、失去辩护、缺乏专业素养的审案,能不误判、错判、胡判?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罗隆基、章伯钧等人,还有包括宋庆龄在内的许多“民主人士”,他们的主要意见就是对此前各类运动中的错杀、误杀不满,要求平反。他们的意见至今仍然认定是反党吗?以阶级斗争观念主导审判早在1950年前就已经盛行,电影《徐秋影案件》原型邵玉魁的冤屈便是明证。而这种“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式的侦破、断案、审判,实际上始终贯穿着改革开放前的所有社会生活之中。 反修防修这一思想核心和行动指南被彻底虚无化 今天讲毛泽东的业绩,已经完全看不到任何反修防修的内容。而从赫鲁晓夫上台开始,在毛泽东的思想和行动中,反修防修一直占据统治地位;不但主导着政治运动,也深深渗透在全社会的一切生活中。到了文革,更是登峰造极,所有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都紧密围绕着反修防修而进行,连“养儿防老”都改成“养儿防修”了;全国人民都会背诵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件件都在防止赫鲁晓夫那样的修正主义分子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与苏联为首的“修正主义”毫不妥协地坚决斗争、彻底揪出睡在身边的中国的赫鲁晓夫,正是上个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的主流历史。可以说,失去了反修防修,就失去了一个真实的毛泽东,一个完整的毛泽东,一个主要的毛泽东。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毛泽东自认为最大的历史贡献,也是毛泽东在世时所有歌颂毛泽东文章中认定的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大发展。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说法的核心就是反修防修,行动就是文革。在毛泽东心目中,没有什么比保持红色江山不变颜色更重要,没有什么比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更重要,因为“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正是毛泽东时代人人天天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所以,剥离了反修防修,也就剥离了毛泽东的主要业绩,也就剥离了毛泽东的思想基本。 反修防修思想的核心,就是不能“卫星上天,红旗落地”,苏联则是殷鉴。防止中国走上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所走的道路,是毛泽东近20年始终不忘的斗争目标。苏联,正是在建立了雄厚的工业基础,形成了强大的军事力量,社会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改善,成为可与美国比肩的“超级大国”的时候,被毛泽东认定为变修了。在毛泽东的眼里,政治才是最主要的,因为与不变修相比,什么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都是次要的。所以,用工业基础、军事力量等等来评价毛泽东的业绩,本身就是与毛泽东的反修防修思想相对立的,是对毛泽东政治业绩的根本否认。 1957年之前,毛泽东文章不少,但很多说法都没兑现。如果真能依照《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所说的那样,文革也不至于那么残酷无情。1957年以后,毛泽东没有文章,但他的具体实践却表露出真实的思想和意识。从反右、反右倾、四清到文革,始终体现出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始终表达出反修防修的目的,始终不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他的各类最新指示不断通过文件或报刊文章发布到全国各阶层,引发全国人民的全力学习和深入贯彻,其中都离不开阶级斗争、反修防修、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是中国人民的行动指南。剔除了这些内容,毛泽东的主要业绩无论如何也不能成立。 毛泽东的历史悲剧就在于,他生前最看重的成就和贡献如今正在被人虚无化,他不大在意或并不看重的历史正在被当做他奋斗一生的主要内容。在人们的心目中,他已经由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彻底转变为与孙中山等人一样的新三民主义者、新民主主义者。因为,他最在意的那些成就和贡献无不以失败告终,连最拥戴他的华国锋、汪东兴等人都在他死后不久,就急匆匆抓捕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忠实信徒,赶紧结束了文革,转向了“大干快上”的经济建设。 他的历史悲剧就在于,他的革命实践尽管名义都很新颖,但手法却是历史的老套路,家天下、一言堂、文字狱、株连、人治、抄家、游街示众,每一项在中国历史中都能找到无数的例证。而且在他的治下,还达到了集古今中外之大成,一概登峰造极。至于反革命集团、反党集团等等,则来自于过去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医疗改革、教育改革虽然都十分必要,但是,苏联的全民公费医疗、欧洲国家的医疗保险全覆盖,欧美国家的教育改革,他都没有学习和实践,而是采用了最简单最容易最方便最讲阶级斗争也最无法持久的方式,比如短期培训赤脚医生、医疗队下乡、师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学生参加运动闹革命、学生批判老师、放弃学习下放生产第一线劳动锻炼、工农兵上大学、课本改用领袖文章和阶级斗争素材、文科大学停办,再加上对学术权威和儒家文化传统的大批判,等等。结果,苏联的全民公费医疗至今让俄罗斯人民受用无穷,医疗保险全覆盖也成为当今中国的奋斗目标,而欧美国家的教育改革实践已经培育出一批又一批人才,还吸引了中国的青少年纷纷出国留学。 我想,若九泉之下的毛泽东有知,他最始料不及且最啼笑皆非的就是,今天他的很多信徒竟然都是当年应该被横扫的“牛鬼蛇神”,有老板,有亿万富翁,有走资派,有雇工剥削和出租房屋的工商业者及富农,也有各种海外关系和港台关系的人物。信奉他的知识分子中,再也找不出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徐景贤那样出口成章、下笔有神的秀才,而都是些出口就骂、抬手就打的教授。而在很多人心目中毛泽东的形象,不是一个大搞残酷阶级斗争的毛泽东,不是一个进行你死我活路线斗争的毛泽东,不是一个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思想的毛泽东。这是那些不满现状者幻觉中的毛泽东。有人还以被他打倒的那么多人仍然信奉他为依据,借以证明他的正确和权威。但“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已经畅行了数千年,这并不能证明为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人民领袖的魅力。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条件,按照毛泽东的设想: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而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绝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这些,不但适用于接班人,也更应该适用于无产阶级革命领袖自身。但毛泽东的悲剧在于,他的很多思想都将自己彻底刨除在外了。 失去了反修防修,失去了残酷的阶级斗争,失去了不间断的路线斗争,失去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毛泽东,还是毛泽东吗?
【评 论】
《“四人帮”兴亡》一书的得失 ——与叶永烈商榷(三)
黄金海
十六、关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初赵全国夺权问题 “ 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二兵团”的耿全章和红卫兵“三司”的赵全国,带了一帮人到康平路夺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权。张春桥找耿金章严肃批评了这件事,耿就宣布退出了。赵全国不服,去了北京,几天后回上海,又搞了一帮人又去康平路夺权,结果被拘留起来了。 此事被叶永烈写成,张春桥找耿金章批评这件事时,在兴国招待所,张如何站在门口“迎接”;如何不敢称“老耿”,因为与“老梗”同音,改称“金章同志”;如何开空调,如何请他抽烟,留他吃饭(《兴亡》第505页),好像叶永烈就在张春桥身边。事实是,张春桥从来没有拔烟请人的习惯,在市委开会,从来不发香烟;至于空调,更是编造出来的,当时根本没空调,康办开会的小礼堂也只是天大热时旁边放点冰块,一般只开电风扇;而且张春桥也没有请人吃饭的事,连王洪文、马天水也都没有被请吃饭的情况。 叶永烈说二兵团退出后,张春桥召王洪文、徐景贤等人开“紧急会议”,愤怒地说:“要对‘上三司’采取革命行动!……于是王洪文带领一班小兄弟出现在康平路,……仅半天就胜利粉碎了一次政变。”可怜“上三司”头头,被套上政治扒手的紧箍咒进了上海监狱。(《兴亡》第507页) 这里叶永烈故意隐去了赵全国的名字。如提赵全国名字,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一听便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又含糊了耿的退出和赵全国第二次进康办夺权的时间,似乎张批评耿退出后就开“紧急会议”,随即采取革命行动。这都是叶精心设计的! 事实上,赵全国去了北京,好几天后才回来,再度冲进康平路要夺权,并说见到总理,有三条指示,一是肯定赵全国夺权是正确的,二是“工总司”是保守组织,三是张春桥被工总司控制了,上海的情况不向中央汇报。经核实,“三条周总理指示”完全是赵全国伪造的。在这种情况下,才对赵全国采取拘留审查的。本来耿金章、赵全国撤出康办后事情就结束了,根本没有打算对赵采取什么措施,叶永烈故意隐藏事实,混清视听。
(十七)关于“1.28炮打”事件
叶永烈虽没详细写,但作了关键性的险恶编造,如说“张春桥指令工总司冲上街头,使红革会原定两小时后举行的炮打张春桥大游行流产了。”(《兴亡》第514页)又说,一月三十日,“清晨六时,几十辆工总司宣传车驶上街头,几万工总司工人把守交通要道,炮打张春桥海报被中央文革特急电报所覆盖。”(《兴亡》第513页)覆盖大字报是有的,“工总司”调人,则是无耻造谣!二十九日中央“特急电报”已下达,三十日还会调人? 叶永烈还说,在一月二十九日凌晨,“张春桥通知徐海涛,部队处于戒备状态,随时准备上街镇压游行队伍,通知王洪文工总司必须紧急动员起来,粉碎‘红革会’阴谋”(《兴亡》第512页)。这完全凭空胡编,而且编得太拙劣。事实是,对于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炮打张春桥事件”,工总司在一月二十九日中央文革“特急电报”之前,态度是“不表态,不参与” ,并对各区、县、局联络站布置,仅在总部大楼上拉了一幅“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 标语。从“一•二八” 开始,到一•二九“特急电报”下达前,“工总司”各基层都没卷入,也没发生反击。一月二十九日晚,中央“特急电报下达后,红卫兵都起来造反,揭发红革会头头。这时工总司基层造反队并没有总部动员,自发地上街用中央文革电报内容,覆盖炮打的大标语的情况是存在的,工总司总部并没有作动员式布置。这种情况下,三十日还开什么“炮打大会”?又何来张春桥指令工总司“冲上街头”,又何来调几万人“把守交通要通”?又何需调军队镇压?再说调军队也不是张能调得动的。 徐海涛仅是一个副政委,上面还有政委,司令还有警备区党委。徐海涛怎能命令部队进入戒备状态,随时准备镇压游行队伍?张春桥不会连这一点起码常识都不懂:要部队戒备,起码要警备司令廖政国、警备局党委决定,还得南京军区的批准。
(十八)关于“斜桥事件”
此节叶永烈作了大量的胡编乱造。叶说,起由是“‘二兵团’常委范建华。那天,耿金章派他到南市区执行‘公务’,被‘工总司’南市区联络站抓去了。……耿金章派了十几个人,坐着卡车,前往斜桥。一去没音讯。又派一批。又是一去无回音。再派一批。还是泥牛入海,杳无音讯。三批人马,五六十人全部被‘工总司’南市区联络站抓起来!这分明是王洪文向‘二兵团’寻衅。耿金章大怒,调集十万之众,前往鈄桥。……由‘一兵团’的戴祖祥担任总指挥。”“而且还准调三万人马砸掉张春桥家”(《兴亡》第516页)。 写得活龙活现,像惊险小说。“三批人马”人间蒸发了,很吸人眼球。可是,全都是胡编乱造! 事实上,二兵团的全称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北上返沪二兵团”,是工总司下属的一个兵团。可是为了另立山头,在各区也设立联络站,制造两派矛盾;不仅企图吃掉工总司各区联络站,甚至想砸掉工总司总部取而代之。所谓“斜桥事件”,正是这个背景下发生的。二兵团与工总司南区指挥部(简称“南总”),发生一次冲突。 事由是,二兵团范建华去砸南总办公室,并非什么“公务”。正是去砸南总办公室,“南总”的队员及许多群众将范建华等揪送到南市区公安分局。接下来二兵团就调人去冲击南市区分局,要求放人。为此,二兵团又调人,再次冲击“南总”,并将“南总”负责人袁根林等几人常委抓去。开始时“工总司”总部并不知情,接到报告后派戴立清等人去处理,要求耿金章放人,事情很快就解决了。事情就这么简单,冲突人数绝不超过二千人,加上一些看热闹的,无一人伤亡。叶永烈却捏造出二兵团调动十万人,还设“总指挥部”,叫一兵团头头戴祖祥任“总指挥”,还另调三万人“准备冲张春桥家”,竭力渲染成“震撼上海的大事件”。试想,南总就是办公室几个人值班,值得调十万人去冲吗?拆一条街也不需这么多人!所幸“总指挥”戴祖祥还健在,我特地找了他核对。戴说,叶永烈完全胡说。那天他仅带了三四个人去,转了一圈便走了,什么“总指挥”,完全是虚构的。再说,耿要冲张春桥家更离奇。同南总的矛盾、磨擦,各区都有一些。原因前面已讲了,和张春桥有什么关系?耿金章很清楚。二兵团之所以存在並得以这样扩展,从几百人迅速发展到十几万,正是张春桥一手支持的结果。张正是利用“二兵团”钳制“工总司”王洪文,反之利用“工总司”制约“二兵团”,这都是大家心照不宣的事实。耿对张是言听计从,在张面前摇头摆尾,大气都不敢出。只是在六七年二月夺权后,为私利才有些分歧,但也还是要张当上海第一书记。怎么会因与南总的矛盾,调三万人去冲张春桥家?这种谎言狗屁不通。还说张春桥批评耿金章,要他把人撤了,耿就乖乖的撤了,这又不是自相矛盾吗?既然准备冲张,怎么张一批评马上就服服帖帖俯首听命呢?胡编乱造昏了头!
(十九)关于上海成立人民公社受到毛主席“严厉批评”
上海六七年二月初成立人民公社一事,当天《人民日报》没有表态。之前,东北已有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毛主席考虑叫什么名称为好,曾找张春桥、姚文元去京研究这个问题。过来人都知道,夺权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至于叫什么名称,开始没有统一规定。毛主席感到叫人民公社,涉及到国家政体。国家叫什么?中华公社?外国承认不承认?有等等问题。完全是工作研究性质。可在叶永烈的笔下,竟写成毛主席对上海夺权“严厉批评”,给人的感觉,上海的夺权是张姚出于个人野心篡权。加上上海的夺权斗争“最早”,对全国造成“极坏影响”。于是文化大革命的“夺权斗争”,并不是毛主席、党中央的部署决定。 为此,叶永烈作了绘声绘色的描述:毛主席召张、姚去中南海时,“并不是因为屋里的暖气开得太大,并不是因为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军装里面还穿着厚厚的毛线衣——他们出的不是热汗,而是冷汗。”“毛泽东边说边笑起来。張春桥却没有笑,他的脑袋里乱糟糟的,盘旋着一个巨大的问号。主席是不是把我看成那个篡政的王莽?这么一想,张春桥的内衣被冷汗湿透了,冰凉地紧贴在嶙峋的脊梁骨上。”“毛主席并没有感觉张春桥脸色变白”。谈话结束后走出来时,“张春桥下意识地摸了摸帽子上的红五角星,犹如摸了摸乌纱帽。虽说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 总算乌纱帽还在。”(《兴亡》第524、526、427页) 怪哉!不禁要问:这次谈话,你叶永烈难道不仅全程参加,而且具有孙悟空的法术,能知张春桥穿什么内衣,出什么温度的汗,并能得知张春桥的“下意识”?这也算纪实?也算是历史?这本是一次正常的工作交谈,到叶永烈笔下,竟写成一次批评会,而且毛主席早已知道了两个“篡党夺权的野心家”。请问:毛主席边说边笑是怎么一回事?毛主席说:“上海可以保留人民公社,其它地区一律不搞人民公社”, 是怎么一回事?《人民日报》社论热烈祝贺是怎么回亊?“王莽”升为政治局常委,又是怎么回事?
(二十)关于捉耿金章一事,叶永烈做了大段虚构
首先对起因就是胡编。叶说,张春桥找王洪文、耿金章谈工总司和二兵团合并问题。当时王洪文和耿金章约第二天谈,并决定上午八时在国棉三十一厂。(《兴亡》第528页)这是胡编出来的。 这件事自始至终是我直接办的,最有发言权:捉耿金章的大背景,是在六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前几天,耿金章为了权力再分配,想制造上海第二次大乱,搞了一百多辆大卡车游行,贴大标语,还要和王洪文电视辩论。为了维持上海的大好形势,捍卫经中央批准的新的权力机构,王洪文找我,要将耿金章抓起来。我问张春桥同意了没有?王说,是张的意思。早在耿金章从苏州回来拉“二兵团”,我就准备端掉他。人都组织好,已到达二兵团总部。但张春桥不同意,才作罢,所以这次我问张春桥是否同意。根本不存在谈大联合问题。具体实施由我来办,送到杨浦公安分局,市革会已与杨浦分局联系好。 这天我联系耿金章,到三十一棉来同王洪文商量电视辩论事宜。这完全是我自己想出的办法,王洪文根本不知道。上午耿金章九时准时到了,我事先安排好人,车一到,我就与他抬杠子,要和他辩论。耿要王洪文出来,我说,你耿金章如何去苏州及我怎样把你们接回来,你怎么拉起二团,我一手经过,清清楚楚。我辩不过你,再叫王洪文出来。吵起来后,他带来的警卫班要将耿拉回去。我代表工总司总部不许他们行动。警卫班里几个骨干还是我们厂里的人,没人敢动。我就将耿推上了卡车,送到了杨浦分局拘留。非常简单,轻而易举。耿被拘后,总部发了通告,《造反报》发表好几篇文章揭露耿的错误。二兵团基层统一归口,一点反复也没有。 可是叶永烈写成原由是张找耿、王谈“大联合”一事,完全子虚乌有。这样一写,把为了维护上海的大好形势抓耿,变成“破坏大联合”了。杨浦分局二话没说,因为亊先己联系好了。可叶永烈却描述成分局如何不敢收,怎么怕二兵团队伍冲等等,拒绝收耿。这全是胡说八道。接着又编下去,说我没办法,就送到警备区,找廖政国司令;廖也不肯收,我又如何同廖政国吵了起来,等等。(《兴亡》第528页)叶永烈不愧是写过幻想小说的,想象力实在丰富。 在释放耿金章时,叶永烈又胡编乱造一套。说王洪文带了“两员大将”——我和陈阿大去杨浦分局。说耿在文革中有功劳,中央首长关心,决定要放你。并要他出去后,很好地参加工作总司工作,等等。事实是,两个多月后,上海形势稳定,王洪文找我,说耿可以放了。抓是你抓的,放还是你去放。这天就我一个人去了杨浦分局,根本没有王洪文、陈阿大。在同耿谈时,只问了他两个月以来有什么收获?他态度很好,说总部这样决定是完全正确的,不仅稳定了上海的大好形势,也挽救了我。否则我利令智昏,还要犯更大的错误,等等。当时我肯定了他的进步,并没有当面对他讲要释放他。谈话后我对分局负责人说,可以放人了,第三天放了。出来后,根本没有在工总司担任什么职务,仅安排到轻工业局基建组,任副组长。
(二十一)将伟大的文化大革命写成野心家篡权
在写王洪文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后,“王洪文得意地向他的小兄弟解释:副主任就是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又说,小兄弟们为他捧扬说:胜者为王,老王你老子给了你一个姓,应了这句古语,“胜者为王”。“王洪文用坐山雕的口气对小兄弟们说,你们都弄个师长旅长干干。”((《兴亡》)第649页) 但是,王洪文说这些话在什么时间?对哪些“小兄弟”讲话?都没有。我可称得上最亲近的“小兄弟”了,为什么我从来也没听到过这种胡言乱语?我询问了其他许多被称为王洪文的小兄弟,也没有一个人听到过这种话。只是在其它一些“文革记事”文章中,见到过说王洪文在“安亭事件”中,得到毛主席、党中央的支持胜利后,王洪文对“小兄弟”说,现在全国都知道我“王司令”了,你们都弄个师长旅长干干这样的编造。叶永烈捡来,用到王洪文当市革委会副主任后来讲,则狗屁不通。一个副主任,怎么会说让小兄弟当师长旅长?完全是无耻的造谣!
(二十二)关于上柴“联司”事件,叶永烈作许多歪曲和无耻的造谣
1.造出了一个联司冲击张春桥的家的奇闻!说“一月革命高潮中,联司干了一件震惊上海的事,翻墙突然袭击康平路张春桥的家,要找张春桥,据说是找张春桥告东方红的状。”接着又编出了王洪文在1月24 日率领几千造反队冲入柴油机厂,一下子抓走二百多人。(《兴亡》第651页) 首先,冲张春桥的家,是莫须有的胡编。在当时,有人冲中央文革副组长的家,肯定是震惊上海的大事件。这么大事件,我们一直在上海,怎么从来没听见过?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上海人,恐怕没人听见过有此事。除了赤卫队制造康平路事件曾冲张春桥家外,从未听见有第二次。“1.28日炮打”、“4.12炮打”,也都没有发生冲张春桥家的情况。怎么唯独叶永烈一个人发现了这件令人“震惊”的大事?咄咄怪事!这种事叶也敢胡编,真够大胆的,完全不像他自我表白的:“我这个人胆子很小”。 2.捏造出一个联司“冲张春桥家”,“顺理成章”,又捏造出一个“1.24”事件。 这件事情倒是有的,但绝非叶永烈所说的因为冲张春桥家引起的。我正是这次事件的当事人。事实是:一月下旬,上柴厂“东方红”到工总司杨浦局联络站,状告“联司”在厂里挑动武斗打“东方红”。杨浦区联络站负责人刘开宇、余益顺派第二纺织机械厂沈克祥(联络员)去调查情况,结果被“联司”打了,关在地下室。沈逃出来后,向联络站报告了情况。刘开宁、余益顺非常气愤,调动了一千多人包围上柴厂,要联司交出打人凶手。这时已是晚上了。我得知情况后,赶到上柴厂,找到余益顺问明情况后,也很气愤。这时上千人包围厂区,大铁门关着进不去,有人准备冲击大门。这时王洪文开了一辆幸福摩托车,后面带着陈阿大,两个人赶来了。这天王洪文太疲劳了,开车打瞌睡,结果摔了一跤。我向他汇报了情况后,王洪文说不要冲,并说是张春桥的意见,让他们表演表演。这才做大家工作,要大家撤。 整个事件就这样结束了,何来王洪文率领几千人冲上柴厂?大门都没进,又何来“抓走联司几百人”?这谎言也太离奇了! 3.为了使上柴联司搞武斗合理化,叶永烈又编了个“青年宫事件”。 叶永烈说,早在“六月二十三日,联司大量印发了题为《警惕!!!一个血洗上柴厂的反革命阴谋计划!》 的传单。这份传单,泄露了王洪文的天机:‘现在还隐藏在专政机构中的一小撮坏人……他们正在酝酿一个更大规模的镇压联司、血洗上柴厂的反革命计划,可能今后半个月之内出现血洗上柴。这张传单……情报完全准确。”“市革会政法指挥部在上海青年宫开过秘密会议,决心七月五日以前踏平联司。联司理所当然地进行反抗。”(《兴亡》第655页)用这种凭空捏造的谣言,来证明联司的反抗是“理所当然的”,于是六月二十八日联司大喊:“我们要杀出去,杀向政法指挥部,杀向公安局,杀向社会!”“终于暴发了,联司和支联站袭击了市青年宫,一场武斗开始了。双方受伤达二百多人,伤势较重的五十多人……。” 这种离奇的编造,叶永烈可谓用心良苦。政法指挥部是由三军组成的,有堂堂正正的挂牌办公楼,开个会哪里需要像地下工作似的,躲到青年宫。说“七月五日之前踏平联司”,怎么“踏平”?用军队、飞机大炮?政法指挥部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下属的一个司法机构。市革会直至八月三日,还是苦口婆心地给联司发公开信,规劝引导。八月三日晚上,市革会宣传公开信时,发生被联司砸车、抓人的严重事件。开会时,对联司是否采取强制措施,仍有不同意见,怎么会六月二十三日就决心在“七月五日之前踏平联司”? 那份“联司传单”,也许只有叶永烈看过,我们听也没有听到过。即使有,只能说明这是联司、支联站为煽动更大动乱采取恶人先告状的手法制造的谎言! 至于所谓“青年宫大武斗”,更是叶永烈故意歪曲事实!事实是,那一段时间,“联司”、“支联站”天天在人民广场搞所谓的大辩论。每天人民广场、西藏路、福州路、南京路等地,拥满成千上万人,包括看热闹的人。与其说是辩论,不如说是寻衅滋事,常有流氓斗殴,制造社会动乱。凡发表不同意联司、支联站观点的,即遭到围攻殴打。在福州路、南京路,甚至还发生将不同意见的女工衣服扒光肆意侮辱的事件。在这种情况下,靠近人民广场的上海市青年宫,贴出反对联司和支联站的大字报。六月二十九日夜,大批联司、支联站的人冲击青年宫,大搞打砸抢,将值班的人拖到西藏路上毒打,抄出一些反联司、支联站的大字报放在西藏路上焚烧。这便是“六二九”青年宫事件的真相!当时里面没有几个值班的人,何来“大武斗”?又何来“双方受伤二百多人,伤势较重的五十多人”?这不是大白天说梦话吗?叶说,支联站“袭击位于市中心的青年宫。他们原想从那里查抄王洪文踏平联司的计划,结果查到近百张尚未贴出的攻击联司的大字报,便在青年宫门口烧毁。” (《兴亡》第655页)说“情报准确”,怎么没抄到王洪文的阴谋计划?工总司要搞计划,为什么要到青年宫?要为联司肆意挑动武斗辩护,也不应编造如此荒唐的故事! 要说“大武斗”,就在这同一天,在柴油机厂内,联司有计划、有预谋地准备凶器,控制电话总机,对武装部民兵调虎离山,集合队伍奔向指定目标……这些叶永烈在书中写得很详细。(655页)对上柴东方红发动的大武斗,确实打伤东方红许多人,怎么将这场大武斗搬到了青年宫? 事实上,两件事情发生在同一天,都是联司、支联站一手策划挑起的。叶永烈却将联司、支联站搞打砸抢、引发武斗说成“理所当然”,这不是颠倒黑白,混淆事非吗? 4. 对解福喜之死,叶永烈的说法也不符合事实。 解福喜是东方红派的一个中层干部,在一次武斗中被联司捉到地下室,活活被打死,当时的解剖验尸报告及照片我还有。经市检察院、法院、法医检验所、公安局有关法医,及东方红医院、延安医院、上海市胸科医院、第一人民医院、工农兵医院、上海第一医学院、肿瘤医院、华山医院等有关骨科、病理科医师解剖鉴定,死者面部、头部、上下肢、颈部、胸部、肩部、腹部、腰部、臀部,大小损伤达五十五处,其中臀部的伤最为广泛和严重,损伤性质为钝器击打。剖检结果,前胸皮下组织有11×8厘米的大块出血;左第五肋骨骨折,第五颈椎体骨折;脑膜及脑实质充血、水肿,心内腔出血,心外膜出血;两肺多处散块状出血。证明死者生前受强烈暴力,引起肺损伤及脑震荡,可以致死。发现两侧肾脏集合管中有大量血红蛋白圆柱形成,可以说明死者因臀部严重损伤而成为低肾单位肾病(挤压综合症),足以引起死亡……。认定死者生前被严重殴打所致。 可叶永烈却写成:“在混战中……东方红成员解福喜受了重伤,不久死去”,“解福喜明明是武斗中死去”(《兴亡》第656页)。甚至引用“联司”的传单,说是“中暑”死亡。叶还有一点实事求是之心吗? 5. 关于搞掉“支联站”,叶永烈又笔下搞鬼,说:“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九日,在‘888’开过一个会(‘888’是上海警备区支左办公室的电话最后三位数,故后来习惯就以‘888’指代这个办公室),制定了代号叫‘888’打联司的行动计划,五条内容”,设“三线指挥部”(《兴亡》第659页)。这又是胡编乱造! 事实是,当时陈卜昌、全向东等人,利用“上柴联司”在上海搞了一个“支联站”,天天在人民广场搭台搞“辩论”。所谓大辩论,实际上流氓滋事,企图制造第二次大乱,稍有不同意见即遭殴打围攻。人民群众异常愤怒,纷纷来信来访,要求制止这种严重破坏人民生活秩序、社会治安秩序的行为。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都必须采取必要措施,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和社会的治安。然而劝说无效,越搞越严重,“青年宫事件”就是个典型。青年宫里的造反派不同意支联站的观点,贴出大标语,随即遭到冲击、殴打、火烧……。 在这种情况下,在支左办公室(即“888”)开过一个会。得知“支联站”一伙坏头头,在七月三十一日策划成立全市“支联总站”,企图制造更大的动乱。就在他们开会时,一举将他们包围,只有全向东逃脱,制止了上海第三次大乱。 叶永烈用心险恶还在于,他制造一段情节,将八月四日打联司足足提前了十一天,说王洪文在会上讲:“我们必须在八月五日之前消灭联司和支联站”,还制造出一个“888”为代号的“打联司”行动计划。这样一来,就造成“八.四”行动早在七月二十九日就拟定了,是“有计划有预谋的”。 事实是,直至将解福喜活活打死,仍对联司进行规劝。八月三日,市革会还发表《给上柴联司公开信》,并派三军媒体去厂里宣传。结果遭到联司的围攻,宣传车被砸,摄器材被抢,人也被打,衣服被撕。 在这种情况下,八月三日下午,在“888”开会时仍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还是应坚持宣传说服;一种认为不能再软弱了,再软下去要脱离群众,上海形势要更乱,生产、生活秩序无法正常。在激烈的争执中达成一致,决定八月三日夜里在人民广场召开大会,由被打的人控诉,揭露联司坏头头杨仲池等人罪行,市革会讲话。目的还是想对联司及全向东等坏头头施加压力,希望联司广大群众同他们划清界线。至此,也没有“消灭联司”的设想。怎么会在七月二十九日就拟定打联司的“行动计划”?王洪文又怎么会提前十一天就讲,要在“八月五日前消灭联司”?叶永烈能给出一点证据吗? 此后之所以发生“八四”打联司行动,完全出于偶然,也是联司一手挑起的。事实是,八月三日大会(叶永烈故意“忽略”了这个重要的十万人大会,竟一字未提及)后,已是八月四日凌晨。散去人群沿南京路游行至外滩时,有联司的卡车冲击冶金系统的队伍,有人被撞伤,一下子激怒了游行的群众。于是一部分人就直奔上海柴油机厂去抗议。这部分先去的队伍都是赤手空拳,根本就没有打联司的准备。天亮后,一些工厂得知这情况,纷纷自发地去上柴支援,这时候就有戴藤帽的了。市革会领导王洪文、王少庸、徐景贤等人散会后回家休息,得知上柴厂被几千人包围后,才匆忙从床上起来赶去。此时已无法做工作了,才临时决定,要将坏头头杨仲池等绳之以法。八月四日上午,我在三十一棉厂里搞整风。看到许多卡车向东开去,沿途许多群众鼓掌欢迎。经问工总司杨浦区联络站头头刘开宇,才知道是去上柴厂,他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中午,我和刘开宇搞了一个辆车,赶到上柴厂。 如果事先就策划打联司,肯定工总司要通过各区联络站调队伍。八月三日晚上大会去的队伍,肯定“全副武装”,怎么联络站头头竟不知道?我被称为王洪文的“得力干将”、“五虎上将”之一,怎么这么大的事一点也不知道? 6. 在描述“八四”行动的过程中,叶永烈大量虚构,胡编乱造。且看: 叶说:“王洪文要来上海柴油机厂详图,铺在‘888’那宽大的桌面上,四周小兄弟围着议论着。直到这时,他司令部才有一点司令部的味道,他这司令才有点像司令的样子。”((《兴亡》第661页)“第一步是包围,第二步是攻坚,这是一场硬仗。除了上体司仍然要作为先锋外,公革会、消革会也要起骨干作用”。“公革会、消革会头头立即表示,听从司令调遣”。“耿金章也被王洪文请来参与军机,因为老耿在指挥方面有两手”。“潘国平也来了,他手下也有一支人马。”徐景贤说:“我们要先礼后兵,要逼得联司先开第一枪”。“徐景贤在节骨眼上提出重要策略”(同上)。 叶永烈没有交代,这是哪次会议,是什么时间?是“八四”现场吗?哪来的“888”“宽大的桌面”?又哪来上柴厂详图?事先准备好的吗?完全在瞎编!大概《南征北战》看多了, 灵感来了。 至于说耿金章参与“军机”,也很荒唐。当时耿金章从杨浦分局放出不久,那天确实来了,但只是随基层队伍到过现场,怎么成了参与“军机”?潘国平“有一支队伍”更加离奇。潘当时早在厂里劳动,哪来队伍?工总司如要解决一个上柴厂,就是在厂门口百米左右一幢办公楼(原是厂部办公楼,后被联司占领成“联司”大楼,就五层左右),哪里要用潘国平的什么队伍?这不是很可笑吗?至于公革会(公安局革命造反委员会)头头,应该是王维章,那天根本没见到他影子(况且他和工总司一直不对)。消革会(上海消防革命造反委员会)头头应是陈醒民,根本没来。吴步林则是在联司乱郑燃烧并引起火警,派消防车来时才来的,何来“当即表示听从司令调遣”? 说徐景贤“在节骨眼上提出重要策略”,要“逼联司先开第一枪”,更是胡扯蛋。“八四”早上,徐景贤等市革会几个负责人闻讯赶去上柴时,车也进不去。只好在旁边一个单位找一间办公室,临时组织指挥。 所谓这次“888会议”,完全是无中生有。故意采取隐晦的手法,不说这次会议的时间。编造出这样一个会议,使人感觉打联司早已预谋。说市革会给联司的《公开信》是“假惺惺”的,是逼联司“打第一枪”。于是叶永烈说“联司当然进行了反击”。 说“联司当然进行了反击”,是指八月三日上海市革会去上柴宣传《公开信》时,还是八月四日发生群众包围上柴厂之时?如果是前者,叶永烈为什么不敢将《公开信》的内容公开出来让大家听听?又为什么不敢将“反击”的成果讲出来给大家看看?其实,那天既没调动队伍,更没包围上柴。仅几辆宣传车和几个媒体单位,连厂都没进,结果联司组织人冲出来打人、抓人、砸车,这也叫“反击”? 如果是后者,发生大批群众包围上柴厂(八月四日凌晨),起因前面我已讲了。首批去的人全都赤手空拳,根本没有要“打联司”的准备,只是气愤、抗议,可联司却早已做了充分准备,特制弹弓、硫酸、燃烧瓶……对手无寸铁的群众,铁弹如雨下,射伤许多群众,这也叫“反击”?在这种情况下,加上后续赶来的群众,仅就地取些砖头、木棍。这才称得上自卫反击。叶永烈也说“取原始的砖头……”,可是又将联司用的特制弹弓强加到群众头上,实际上去的人没有一个有弹弓的。 叶永烈还离奇地编造出“两架直升飞机在上柴厂上空盘旋,摄影师们用电影胶卷记录着王洪文立功”(《兴亡》第661页)。那时有没有直升飞机我不知道。上海治安配直升机,直到2010年才配几架。我在现场,上万人在现场,谁见到直升飞机了?难道是隐形飞机?不仅雷达扫不到,连肉眼也看不见?只有叶永烈具有特异功能才看见了? 叶永烈引用了王洪文的审查记录。“王洪文说:‘伤亡几百人,主要我负责’。”这个记录怎么出来的,原来不知道,以为只有天知道。但看到《邱会作回忆录》,才恍然大悟。原来王洪文被抓后受到酷刑。从被抓第一天起,就带上会自动紧固的刑具;安装“电响器”,“发刺耳”钻心的噪声,对人的神经进行刺激。一天吃不上四两米,饿得浮肿,头也抬不起,直到公审前才稍吃饱一点……提审都是车轮大战,搞得王洪文常常讲讲就睡着了。这时就给他强注一种针,注射后心里烦躁,十分痛苦。后来交换条件是,只要好好交代就不打针。王洪文说,“为了减少痛苦”,为了活下去,他什么都承认,让他说什么就说什么。(《邱会作回忆录》页866)原来如此! 上海的“八•四”行动从没死一个人!伤有不少,但绝大多数是被联司用弹弓射伤和硫酸灼伤、铁棍打伤的群众,而不是“联司”的人。这是王洪文清清楚楚,全上海人都知道的事实! 叶永烈又引用了一个叫徐盼清的“证人”的话。这个人是什么角色,他符不符合“证人”条件都不清楚。徐说“抓一个毒打一个,把男的上衣扒光,女的上衣撕破,作为标记。”我作为当时在场者,可以证明徐的证言是胡说八道。叶永烈就喜欢这类胡说八道,再加以编造。 不说一般的联司人员,就说联司主要头头杨仲池和一个不知名的短发女人。这个女人弹弓弹得最准、最狠,下面许多人都被她弹伤。当时下面的群众非常痛恨,有人叫:“这个小娘捉牢伊,敲煞伊”。我不敢说,这些人在从楼上下来时一个也没被打,杨仲池下来时头上就被人打过。但从没有男的“扒光上衣”、女的“撕破上衣”做“标志”的情况。当杨仲池和那个女的下来后,确实不少人异常气愤,冲上去要打他们。我和几十人群众硬是手挽手,保护杨仲池等几个人,自己肩上还挨了几棍子。在那种气氛下,若不是群众保护,说不定杨仲池和那个女的真的会被失手打死。 至于说联司的“群众财物被抢劫一空”,更是不值一驳的胡说八道!这种谣言太低级了。 歪曲事实,编造事实,充斥叶的《全集》。许多事我已懒得一一揭穿,我想当事人一定会在适当时候来戳穿。从我亲身经历的几件事实,可见其造谣惑众的一斑。 叶永烈在《序言》里自称走访了许多人, 包括许多大员, 似乎非常严谨,似乎读者对书中所写情况的真实性不必有丝毫怀疑。其实不然!有些文人墨客正是以此来欺骗读者。被访者怎么讲归被访者, 我想怎么写, 就怎么写。叶永烈就是这样的文人墨客。 比如他采访过陈伯达, 关于陈被捕一节, 已讲清由于患淋巴结核病危, 陈被保出, 并没有悔过签字之类行为。不像经刘少奇同意,“履行简单手续”出来的安子文等六十一人,签了反共启事, 而且发表了。“可是叶永烈的书至今还说陈伯达是叛徒”。(《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第384页)从这个简单的事实,就可以知道他那些连篇累牍的纪实作品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如何了。
2013年8月修改
【争 鸣】
也谈中央文革小组的结束时间
余汝信 曾 鸣
关于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以下简称文革小组)的结束时间问题,有学者认为,中共九届一中全会后,按照毛泽东的思路,“中央不再设这个机构了”, “寿终正寝了”。(霞飞:《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设立和取消》,《党史博采(纪实)》2012年第1期)又有学者称,“九届一中全会后,中央文革小组逐渐停止活动。”(沈传宝:《中央文革小组的历史沿革及立废原因探析》,《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1期)连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也称,毛泽东在1969年3月间在谈到九大文件时说过:“中央文革不要加了,是管文化革命的。文化革命快要结束了,用常委。”故而,《毛泽东传》声称,毛泽东“确定在九大后取消‘中央文革小组’”。(《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1556—1557页) 我们认为,1969年4月中共九大之后,并无任何人(包括毛泽东本人)宣告过要取消文革小组。在文革小组结束的问题上,换句话说,有关它的存废问题上,毛泽东实际上采取了秘而不宣、以新替旧的办法,即不公开宣布文革小组的终止与否,而是在他认为适当的时间,成立一个新的机构,代替文革小组。这个新机构,就是政治局常委、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倒台后,1970年11月成立的中央组织宣传组。如此说成立,文革小组的正式结束时间,则应迟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的1970年11月。 持此说的理由如下。 1.由毛泽东倡导成立并亲自掌握的文革小组,是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通知》(习惯上称“五一六通知”,1967年5月公开发表时标题改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决定“重新设立”的,它“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这是毛泽东亲笔所加的,毛对这份文件作了许多修改。文革小组成立初期可谓阵容强大: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选举产生的三名政治局常委——陶铸、陈伯达、康生,分别担任组长和顾问,还有包括毛泽东夫人江青任副组长(不久任第一副组长,后任代组长)在内的近20名成员。这样,文革小组不仅地位显赫,而且和中共中央书记处并驾齐驱,很快便取而代之。 2.如前所述,毛泽东修改过的“五一六通知” ,把文革小组在中央的地位抬高了许多。且不论毛泽东为它说了很多好话,单就中央发文这一方面而言,可以看出它在高层的位置不断地前移。 1967年1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公开见报(1967年1月12日《人民日报》)。这是文革小组首次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向全国显示了其地位的重要性和权威性。同月23日,又以四家的名义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此后,这种以四家联合署名发文的情况屡见不鲜。如处理一些省、市问题的决定(1967年3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1967年8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处理鞍山问题的决定》等)和对各省、市、自治区请示成立革委会报告的批复,对重要会议的批复,通令和通告以及布告,大都是以这四家联名的形式下达或发布的。期间,也有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并列发文的,如中发[68]144号文件即转发上海市《关于在产业工人中有步骤地发展新党员的请示报告》(1968年9月29日),中发[68]170号文件《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1968年12月26日)等,排名是中共中央首位,文革小组其次;还有中央军委与中央文革并列发文的,如《关于工人进军事院校及尚未联合起来的军事院校实行军管的通知》(1968年9月2日),排名是中央军委第一,文革小组居后;当然,也有文革小组单独发文的,如《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地方电台应严格掌握宣传内容的通知》(1969年1月19日)。 1968年11月15日,在发出中发[68]158号文件《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一九六八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时,在四家的排名上发生了重大变化——文革小组紧随中共中央排在第二,国务院由第二退居第三,中央军委排为第四。此后,凡是以这四家名义发文,排名都是照此办理的。如:《关于一九六八年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半工(农)半读学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1968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一九六九年征兵的命令》(1968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学校放寒假问题的通知》(1969年1月28日),《转发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一九六八年全军实行节约的情况报告>》(1969年2月24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一九六九年城乡居民棉布分配的通知》(1969年3月4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迅速掀起春耕生产新高潮的通知》(1969年3月15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做好军队复员干部安置工作的通知》(1969年3月22日),等等。这些文件足以表明,当时中央文革的地位,仅次于中共中央,高于国务院和军委;权力愈来愈大,不仅管意识形态和党的工作,而且插手政府事务和军事工作。文革小组的地位和权力如此膨胀,源于毛泽东的支持和倚重以及高层重量级人物的推波助澜。为了将这种格局强加给全党、全国和全军,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和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中,都对文革小组作了充分肯定。 毛泽东把文革小组捧得这么高,如若在1969年4月中共九大前后即时宣布取消文革小组,岂不是自打嘴巴?尽管他在1969年3月3日讨论一个文件的署名时说过不加文革小组的名字(《毛泽东传(1949—1976)》,第1547—1556页),但是在同年3月4日、15日、22日的中央文件,仍以四家的名义下发,如上所述,文革小组仍然名列第二。可见,毛泽东并没有中止文革小组的活动,更遑论取消文革小组了。 3.这样,中共九届一中全会后,虽然陈伯达、康生仍为中央常委,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进了政治局,他们本来应不再需要中央文革这块牌子,但文革小组的名称,却还继续出现在一系列中央文件之上。如1969年5月25日文革小组下发的中央广播电台关于对电视文艺宣传中错误的初步检讨,同年8月2日文革小组转发王秀珍(时任中共九届中央委员)给张春桥、姚文元的信,批语是以文革小组独家名义,写给各省、市、自治区及地、县革命委员会,各级党委及党的核心小组,并发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的。此前的7月6日上海市革委会《关于上海开展夏季爱国卫生运动的情况报告》,抬头写的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国务院、中央军委”。同月23日,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关于解决山西问题具体措施的报告》,抬头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中央军委”。直至9月12日中共第六十八军委员会关于成立连云港市革委会的报告,抬头还是“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国务院、中央军委”。年底12月24日四川省革委会、成都军区党委关于解决四川当前若干问题的报告,抬头仍为“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国务院、中央军委”。假如文革小组不存在了,上海、山西、四川这些省级组织以及成都军区党委、六十八军党委,是不会在报告的抬头写上“中央文革”的;中央在转发或批复这些报告时,更会将“中央文革”四字去掉。 陈伯达此时是政治局常委,其文革小组组长也未宣布免去。曾鸣1969年曾在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山西地区班“学习”过,当年8月6日在空军第二高级专科学校听过陈伯达、纪登奎对这个班全体学员的训话。纪称,“在伯达同志的领导下,谢副总理和我分管山西问题的解决;伯达同志是政治局常委、文革小组组长,是我党优秀的理论家;你们必须按伯达同志讲的,坚决贯彻落实毛主席批示照办的七二三布告,斗私批修”,等等。 4.1970年6月22日,中共中央批准《国务院关于国务院各部门建立党的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在请示报告的附表中,明确将广播事业局和新华通讯社“归中央文革领导”。此可说明,迟至1970年中,在中共中央及国务院两者看来,文革小组仍旧存在。不过,两个月后,事情起了变化。 5.1970年8—9月间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的垮台,在客观上为文革小组的结束提供了条件。同年11月6日,经毛泽东、林彪批准,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该决定以中发[1970]60号中共中央文件发至省、军一级党委,全文如下:
一、为了党在目前进行的组织宣传工作,实施统一管理,中央决定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设立中央组织宣传组。 二、中央组织宣传组设组长一人,由康生同志担任,设组员若干人,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同志担任。 三、中央组织宣传组管辖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新华总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光明日报、中央编译局的工作,以及中央划归该组管辖单位的工作。 四、工,青、妇中央一级机构和它们的五•七干校,均划归中央组织宣传组管辖。 五、中央组织宣传组可设短小精干的联络办公室。 六、中央旧中宣部、政治研究室均取消,归中央办公厅负责管理它们的五•七干校和安置工作。
从以上文字中,人们不难看出这个组的分管领域包括了党的组织建设和高级干部的任免以及宣传部门,其权力不小于文革小组。特别是“以及中央划归该组管辖单位的工作”,扩展性很大。事后证明,中联部、国务院文化组、科技组也被纳入它的管辖范围。 自中央组织宣传组成立后,文革小组不再在中央文件中提及。康生不久因病无法工作,中央组织宣传组实际上由江青主事。因此,我们不认为,文革小组的无声结束,是毛泽东在某种程度上为了限制江青的影响和权力。经过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江青的权力比文革小组时期还要大一些。 综上所述,文革小组和中央组织宣传组,一脉相承,相互衔接;前者的中止,是后者的开始。因此,我们认为,文革小组的结束时间,应定在1970年11月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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