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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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内容
 文章标题 : 《记忆》第一O四期
帖子发表于 : 周一 12月 02, 2013 9:5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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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忆               2013年11月30日第13期
REMEMBRANCE       总第一O四期
                  2008年9月13日创刊

目 录

【专 稿】
杨继绳 道路•理论•制度——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

【上海文革】
李 逊 上海工厂里的造反派——响应毛主席号召的积极分子们(三)

【评 论】
顾 土 警惕另一种“非毛化”
黄金海 《“四人帮”兴亡》一书的得失——与叶永烈商榷(三)

【争 鸣】
余汝信 曾 鸣 也谈中央文革小组的结束时间

【述 往】
任彦芳 唐漠之死与我的忏悔——我的文革日记与回忆

【简讯】
童 园 北京大学史丹福中心召开“21世纪书写毛泽东时代的历史”学术研讨会

【编读往来】
1.杜钧福询问武传斌文中一段话的出处 2.武传斌答杜钧福(阿陀整理)
3.周元龄谈黄金海与叶永烈商榷之文 4.碧瑶谈读《记忆》的感想

【版权声明】


【专 稿】

道路•理论•制度
——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

杨继绳

文革产生的原因,要在文革前的17年的制度中、当年的意识形态和政治道路中寻找。毛泽东开始认为半年、一年、三年文革就可以结束。但在进行过程中出现了原来没有想到的情况。他没有想到1967年8月全面失控,不得不抛出文革的坚定支持者王、关、戚;他没有想到1968年军队内部出现不可调和的争斗,不得不抛出杨、余、傅;他希望“九大”以后转入“斗批改”,没有想到林彪和他出现分歧,最终酿成震惊世界的林彪事件。毛泽东的文革理念遭到实践的反复碰撞以后,偏离了它初期的目标,只能在进退维谷的泥潭中挣扎。林彪事件之后,毛还是想将运动拨回文革初期的方向,但此时文革已失掉民心,人们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了周恩来。这样,继刘、林之后,周又成了毛的革命对象。一个新问题接着一个新问题,用后一个错误纠正前一个错误。文革是问题导向,是摸着石头过河,这一摸就是十年。如果不是毛逝世,还不知道文革如何收场。
文革像钱塘激潮一波又一波地涌动。每一波都是多种力量互动的结果。每一波都有一批人被政治恶浪吞没。随着文革原动力减弱、抵制文革力量增强,观望者增多,文革波逐渐衰减,最终波平浪静,直至文革失败到完全被否定。
文革像一个长期革命过程的浓缩,像巨大革命画卷的缩微:开始批判一切、否定一切,鼓动反潮流,破坏旧秩序。旧的秩序破坏以后,群雄蜂起,你争我斗。今天这一派得势,明天那一派掌权;今天整人者,明日被人整;今日是战友,明天成仇敌。当全民被政治斗争拖得筋疲力尽的时候,就出现了派别的联合,由动乱向稳定转变,社会思潮和人的行为由激进趋于保守。价值观念和革命的初始相反:今非而昨是,昨是而今非。最后由混乱走向秩序。

文化大革命中充满了权力斗争,而且权力斗
争的野蛮、黑暗、残酷,表现得淋漓尽致;
但是在权力斗争的深层,还有中国向何处去
的道路之争,权力是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

有一些研究者认为,文化革命纯粹是一场权力斗争。其根据是,刘少奇收拾大饥荒的残局,取得了成效并在党内赢得了威望。毛泽东大权旁落。于是就发动文革剥夺刘少奇的权力。
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经不起认真分析。第一, 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毛7月23日的一次讲话,就把掌握兵权的彭德怀元帅搞下了台。1965年底,毛召开一次会议,就把彭、陆、罗、杨四个位高权重的高官打倒了。毛要打倒刘少奇,何必兴师动众搞文化大革命?第二,毛把文革当作他平生的两件大事之一,另一件大事是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文革的目的仅是夺取刘少奇手中的权力,其重要性能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等同吗?第三,毛说文化大革命七八年一次。第一次已经把刘少奇打倒了,权力拿到了手,为什么今后还要七八年一次?毛、刘当时都是七八十岁的人,再过七八年他和刘都不在世了,他们之间还有什么权力斗争?第四,毛并没有“大权旁落”;如果真正大权旁落了,他能力排众议发动文化大革命吗?
不可否认,整个文化革命过程,从中央到基层都充满了权力斗争,而且权力斗争的尖锐性、残酷性、野蛮性表现得淋离尽致。但是,在政治家那里,权力不是赏心悦目的玩物,而是实现政治目标的工具。政治目标就是中国的政治方向,即“中国向何处去?”在这一点上,毛、刘分歧已久,而且各自形成了一支队伍。
走社会主义道路,利用政权的力量,统筹全局,实现社会公平,在这个基本问题上中共领导人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在什么条件下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过渡的速度是稳一点还是快一点?毛和刘是不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刘少奇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的秩序”,即经过一段时间发展资本主义,提高了社会经济水平以后,再搞社会主义。毛认为,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资本主义一旦发展起来,就会造成复辟,只有不停顿地继续革命,才能实现共产党的既定目标。他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就是进入社会主义革命之时。
刘少奇也强调阶级斗争,但他的斗争目标是地、富、反、坏、右、腐化堕落的基层干部和不听话的知识分子;毛当然是1949年以来打击各路“阶级敌人”的始作俑者,但他的斗争目标重点在党内,在高层,因为只有党内高层才对中国发展方向有决定性作用。无疑,三年大饥荒是加剧毛刘分歧的重要原因。毛不甘心“三面红旗”的失败,还想再找机会建立他的乌托邦。他要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没有城乡差别,没有工农差别,没有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所有的被压迫者都获得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这个社会组织是“一大二公”的、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政企不分的社会组织。要建成这个社会,就必须限制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限制按劳分配原则,在经济上建立自给自足的社会组织,依靠这样社会组织进行大生产。他坚信“小生产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商品经济对社会、对人心有强烈的腐蚀性,按劳分配是社会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他认为,如果放任小生产发展、追求物质利益,放弃战争年代的革命精神,党就要变修,国就要变色,资本主义就会复辟。他这种设想在1958年提出来过,经过试验失败了。文化大革命中又重新提了出来,而且在实践中比1958年更彻底。
如果说,毛泽东建立制度的出发点是“善”,那么,用政权的强制来实现虚幻的“善”,最终必然酿成空前的“恶”,必然将所有的人推向被奴役的境地。
其实,社会主义这个“善”,只是知识分子设计的一种美好的愿望。作为集体主义这个大范畴的社会主义,是以抹杀个人为前提的,是违背人性的。毛泽东为了建成社会主义,他试图改变人性。用强权将社会主义目标构建的制度必然是极权制度。社会主义理想在几百年的实践中处处碰壁,没有成功的先例。社会主义在中国也是一再受挫,而且前景渺茫。毛泽东不从社会主义这个乌托邦的本身中找原因,而归罪于“修正主义”,归罪于“阶级敌人”。
毛搞阶级斗争,就是为他建立这种乌托邦扫清道路。令毛忧虑的是,不仅刘少奇抵制他的政治路线,刘少奇周围的一批人都站在刘的一边。刘少奇这些人并没有达到背离社会主义的程度,但他们确实看到了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的困难而畏缩不前。刘少奇等人收拾大饥荒的残局的做法(“三自一包”、“三和一少”)与毛的路线背道而驰。毛把这些不符合他的路线的作法称为“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把不同意走他这条道路的高级干部称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修防修”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毛认为,要按他这条路线走,就得让千百万人接受他的路线,就得动员千百万人齐心协力。大规模发动群众搞文革,不仅是为了打倒刘少奇,主要是为了贯彻他的革命路线,建立他设想的美好社会。所谓“反修防修”就是为毛泽东的主张扫清障碍,所谓“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就是改造人性,为乌托邦清理心灵的基地。
毛泽东想按他的梦想在中国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这个梦想一旦付诸实施,“即使怀抱着建立人间天堂的最美好的愿望,但它只是成功地制造了人间地狱——人以其自身的力量为自己的同胞们准备的地狱。” 毛泽东所指引的中国道路在大饥荒年代已经制造了人间地狱 。为这条道路来扫清障碍的文革,必然再一次制造人间地狱。
然而,直到21世纪,中国还有人高喊“道路自信” ,真是咄咄怪事!

毛选择的政治道路有着明确的意识形态背景。
在文革中,这种意识形态鼓动起狂热的群众
运动。全民的疯狂、对政治贱民和不同观点
的人的空前凶残,是因为意识形态迷惑了民
众,毒化了社会心理,否定了传统道德。

文革是大规模的急风暴雨般的群众运动。这场群众运动下扫政治贱民 ,上打官僚集团。每一个阶层,每个单位、每个地区、每个家庭都卷入其中,夫妻因观点不同而吵架,父子因看法不一而翻脸,至亲好友为路线不同而分道扬镳。1966年秋,我到贵阳串联,一下火车,一群小学生就围上来质问:你是什么观点的?我在湖北串联听说,夫妻二人正在包饺子,一边包着一边谈文革,谈着谈着,就吵了起来,把包好了的饺子掀翻了。文革卷入的人数之多,参与者投入之深是空前绝后的。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主动参加的,政治贱民们为没有参加的资格而苦恼。有人说,文化大革命不是群众运动,而是运动群众。但是,群众是怎样被运动起来的?是靠多年灌输的意识形态。文革前十七年,通过教科书、报纸、会议等一切形式,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向每一个人灌输官方意识形态,对与官方不一致的思想不停地批判,对外来思想严密封锁,使得官方意识形态控制了每一个人的头脑,指导每一个人的行动,充塞于全社会的整个话语体系。由于官方意识形态渗透到中国人的灵魂中,很多人是怀着极大的政治热情参加运动的,很多人有“革命是劳动者的节日”那种快感。意识形态不仅使单个的人对政权心悦诚服,还造就全社会的群体意识。社会群体意识鼓动着成千上万的人向着意识形态指引的方向狂奔。不按照这个方向狂奔的任何人,都会被浩浩荡荡的狂奔群体踏成肉泥。
这种意识形态来源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同情劳动者,反对压迫和剥削,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因而具有极大的魅力。它那严密的理论体系也使很多知识分子折服。它的道德魅力和美好前景,让千百万人愿意为这个“主义”献出一切,包括生命。
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石。剩余价值学说就是揭露资本主义剥削。这是一种片面的理论。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由三个要素构成的:劳动力、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剩余价值理论没有把资本、科学技术、企业经营管理当作生产力的要素,从而得出资本剥削劳动的结论。
要消灭剥削就得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从消灭剥削这个角度来说,他的概括是有道理的。马克思还指出,资本主义最根本的问题,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他说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解决的“固有矛盾”。 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得消灭私有制。“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毛泽东高举“造反有理”的旗帜,反剥削、反私有制、反资本主义,这些主张和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
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认为,人类的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必须经历的五个发展阶段;通过这五个阶段,最终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历史规律的必要。当时官方教科书一再强调,历史发展规律是不可抗拒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阻碍历史规律者必然被历史前进的巨轮碾得粉碎。这就是说,历史发展规律是“天律”。这种历史决定论不仅被理论界否定,也被二十世纪的实践否定。但它在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按照这个意识形态,地、富、反、坏、右、国民党反动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等,都是阻碍历史发展规律的绊脚石,清除他们是为了实现“天律”,是“替天行道”。在这个神圣而高尚的意识形态的指导下,只有阶级情分,没有私人情分。“亲不亲,阶级分”,背后告密和当面揭发不仅是必要的,还是光荣的。儿子出卖父亲、妻子出卖丈夫是“大义灭亲”;学生打死老师是因为“吾爱吾师,但更爱真理”。对政治贱民的屠杀当然不会有负罪感。这种意识形态把人性中凶恶的一面全都煽动激发起来了,还披上了崇高而正义的外衣。
所谓阶级,本来是一种经济范畴。如果消灭了私有制,私人不掌握生产资料,就不应该有阶级了。1936年的苏联完成了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就认为苏联社会中的阶级已经消灭了,没有阶级斗争了。然而,像苏联这样以集体主义为宗旨的政权是扼杀个性、违背人性的,必然有出自人性的反抗。没有强力镇压,这样的政权一天也不能维持。革命队伍以外的敌人消灭了,就在革命队伍内找敌人;经济范畴的阶级消灭了,就在政治范畴和思想范畴上划分敌我。1939年苏联开展了对高层大屠杀的“肃反”运动,以后揪出了一个又一个“反党集团”。苏联一方面说消灭了阶级,一方面不停地镇压。他们这样做了,但没有形成一套理论。1956年的中国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中国共产党不仅没有放弃阶级斗争,还逐渐形成了一套理论。这套理论1964年基本成型,著名哲学工作者艾思奇说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阶段”(也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个里程碑 ),“毛泽东思想就是这个阶段的马列主义”。艾思奇的这一说法来自中央高层。1962年2月13日至3月2日,周恩来在广东从化组织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在2月25日发言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对资本主义时代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产生的列宁主义的发展。 1964年,艾思奇在多次内部报告中传播“第三个里程碑”的观点,我当时看到了在大学生中传阅的油印稿。两三年后,“第三个里程碑”进一步发展成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的要点 是:
1.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
2.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3.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4.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报斗争,必然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必须充分揭露他们,批判他们,整倒他们,使他们不能翻天,把那些被他们篡夺了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
5.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最重要的,就是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6.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就是“斗私、批修”, 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要用无产阶级的思想去战胜资产阶级利已主义和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在共产党已经掌握政权之后,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
毛认为,苏联变修了的原因之一,是用物质利益作为激励人的手段。为了防止人的自私、贪图享乐的本性使人的思想蜕化、政权变质,毛泽东强调“精神”,强调“突出政治”,强调“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强调“精神可以变物质”。在政治领域要“兴无灭资”,在私人领域“要斗私批修”。毛泽东企图用这个意识形态改造人性,塑造出不追求个人利益、一心为公的“全新的人”;只有有了“全新的人”,才能造就“全新的社会”——他心中的乌托邦。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矛头,指向了享受特权的领导干部。在全社会普遍存在官民矛盾的情况下,这个理论有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连著名哲学家冯友兰也站到支持这个理论的行列之中。
虽然一再声称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不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但毕竟是和毛泽东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是毛泽东思想的人格化。意识形态强化了毛泽东的权威,毛泽东的权威又强化了意识形态。长期以来,毛泽东不仅是最高的政治权威、最高的军事权威,还是最高的意识形态权威。在皇权时代,士以“道”自重。他们以“道”来批评政治,并希望按“道”来建立政治社会秩序。“道”就是那时的意识形态。可见意识形态的权威高于政治权威。明末学者明确提出:“势者,帝王之权也;理者,圣人之权也”,可以用“圣人之权”批评“帝王之权”。毛泽东集“理”和“势”于一身,既是“帝王”又是“圣人”,没有独立于毛泽东之外的批评政治权威的“理”。这样,全国只有一个人是大智大慧的哲人,其他人不是政治愚民,就是被迫的政治哑巴。这就实现了中国人全体一致地嘻笑怒骂。意识形态一旦成了人们的信仰,人们就会为实践这一意识形态赴汤蹈火。信仰是很多人参与文化革命的动力。在文革中,无论是高级官员还是大知识分子,虽然自己被批得体无完肤,但还要争先恐后地批判他人。他们在被逼自杀时,还要留下向毛泽东表忠心的遗书,要求子女听毛主席的话。这些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都被意识形态所俘获,普通百姓就更难逃脱意识形态的天网了。
意识形态成了宗教,毛泽东就成了向全民布道的主教。在文革中常见的万人集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大手一挥,广场上就掀起狂热的浪潮,这是罗马教宗望尘莫及的壮观场面。文革的群众运动胜过宗教的狂热。
在意识形态煽动起来的狂热的群众运动中,人们没有个性,也没有理性。他们变成一个群体,他们获得了一种集体心理,这使他们的感情、思想和行为变得与他们单独一人时的感情、思想和行为颇为不同。只要他们公认的领袖发出号召,千百万人会真诚地、奋不顾身地、争先恐后地做出种种荒唐事。夫妻可能反目成仇,父子可能两军对垒,忠厚善良的人会血口喷人,正派廉洁的人被舆论压迫得承认有罪,滥杀无辜被认为是“除恶务尽”……。在做这些荒唐事时,最谦和的公民会变成最野蛮的暴民。不管这些人在群体行动中如何残暴,然而他们都是专制者最为恭顺的臣民;在专制者面前,他们像虔诚的教徒跪拜在上帝面前一样。
用传统观念看来,文革中道德堕落到极点。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那种把整体目标置于一切之上,为整体目标的实现不顾一切,也是一种道德观。正如哈耶克说的:“像国家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这一类运动背后所蕴含的道德情感的强度,也许只有历史上伟大的宗教运动与之相比。”“哪里存在一个凌驾一切的共同目标,哪里就没有任何一般的道德或规则的容身之地。” 共同目标就是共产主义。群众无私地投入一个伟大目标,是极权制度的一个特点。
二十世纪人类的实践,使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大厦轰然倒塌。中国的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破除了中国人对它的信仰。但是,这个意识形态留下的精神垃圾还没有清除。以这个意识形态为旗帜的官僚集团以及把这个意识形态当作精神支柱的人们,还在倒塌的废墟上留连不舍,企图用废墟上破砖烂瓦来恢复它昔日的辉煌。这是徒劳的。物质在大厦崩溃以后可以按原样重建,心灵的大厦崩溃以后是不可能按原样重建的。21世纪还有人宣称“理论自信”。如此“理论自信”,实际是“理论心虚”。这正如中国民间的一句歇后语:“走夜路吹口哨——自己为自己壮胆”。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制度化就是共产党的
官僚专制制度,文革的产生根本原因就在
十七年的制度之中。文革灾难不能仅归结
为毛个人品质,必须在社会制度中找原因。

毛处在特权制度金字塔的顶端,他享受着最优厚的特权;毛掌握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他当然会被权力这种最强的腐蚀剂所腐蚀。但是,如果把文革归结于毛的个人品质和操守,那就过于简单。用对执政者个人的道德的批判来研究政治与历史,不可能穷尽事情的本质。所以,我在这本书里不评价毛泽东的个人道德操守。
前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在论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时说:“要是只把这归结在某个人的错误或林彪、‘四人帮’的邪恶狡猾上,就太简单了。” 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
文革前的制度是产生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原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中国皇权专制的土壤上构筑的苏联式权力结构。这个制度实行了高度的经济垄断、政治垄断和思想垄断。在经济国家所有制的基础上,把每一个人的生产和生活都纳入了国家计划之中,国家政权的控制力深入到了社会的每一个毛孔。尽管当时是中国皇权专制的尾声,但这种制度对社会、对民众的钳制比历代帝王更为严密细致、更为深入广泛。在皇权专制年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只不过是皇家的愿望,实际上皇家权力很难深入到中国版图的每一点、落实到每一个人。那时还有蛮荒之地,化外之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依靠现代武器、现代交通工具、现代通讯技术和组织手段,国家的权力深入到一切山野村落、一切车间田头,深入到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大脑和肠胃。行政权力的扩张,已经到了尽头,到了极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是一种极度集中的严酷制度,我不能为这种制度取一个名称,只知道totalitarian--system(极权制度)是它的近义词。
多少年来,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即中国人是原子化的个体。这些“原子”文化低下,对外界知之甚少。毛泽东用意识形态和组织手段把这些“原子”聚集起来,就成了他手中掌握的“原子弹”,他可以用这“原子弹”来对付任何人。当时中国人口10亿,即在1后面9个零。毛泽东是1,是被视为救星的伟大导师和领袖;9个零是缺乏自我利益意识的群众。他们为毛的乌托邦作出无私的奉献。没有这9个零,毛泽东不能成为伟大的领袖;没有毛泽东这个“1”,9个“零”就毫无意义。这就是极权制中领袖和群众的关系。毛泽东的极权制度是一种严密组织的社会,是那个时代意识形态的制度化。
这个严密而严酷的制度,是由数百万官僚组成的权力金字塔构成的。由于社会被行政权力完全吞噬,官僚集团几乎是治理国家的唯一依靠。这就是官僚政治。
王亚南 说:“官僚政治是一种特权政治。在特权政治下的政治权力,不是被运用来表达人民的意志,图谋人民的利益,反而是在‘国家的’或‘国民的’名义下被运用来管制人民、奴役人民,以达成权势者自私自利的目的。” 在极权政治条件下,特权更为严重。
皇帝通过治官来治民,治官是皇帝的主要职责,也是皇帝最大的难题。中国古语说:“天下难治,人皆以为民难治也,不知难治者非民也,官也。”毛泽东也面临这个难题。毛泽东是这个官僚集团的一员,他又不同于他以下的官僚群体。他是董事长,不是总经理和部门经理。他需要官僚集团实现他的意志,但官僚们有二重性:他们有恪守职责的一面,也有为自己、家庭和“山头”谋求利益的一面,官僚集团有独立于最高统治者之外的利益。前者为“公”,后者为“私”。
毛泽东看到官僚们“私”的一面不断膨胀,他身边的大量事实也证明蜕变在发生、在加速。他怀着深深的忧虑。
毛泽东虽然是这个制度的缔造者之一,但他对这个制度并不满意。他发现,这个制度建立起来以后,和他的初衷不一样。中央部委的“条条”和地方政府的“块块”交织成禁锢社会的锁链,官僚们通过这个严密的锁链对社会、对百姓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钳制。1958年毛曾通过下放中央部委的权力来打破苏联体制,结果造成混乱。文革中他再一次下放权力。但这种排斥市场的“行政性分权”,多次进入了“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循环。毛泽东对这个制度不满是多方面的:他对等级制、官僚高高在上不满,这和他骨子里的民粹主义、和他年轻的一度相信的无政府主义相抵触,也和他终生相信的马克思主义相抵触。他对官僚们用物质利益作为调动积极性的手段不满,他担心这种作法会把社会引向人欲横流的境地。他对官僚们欺压百姓和特权腐败不满,他担心特权和腐败会使掌权者成为人民的对立面,他当然熟悉“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的古训。
1964年7月14日发表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即“九评”中的第九篇)一文,毛泽东下了很大功夫参与修改、定稿,还亲自改写了一大段话:“苏联特权阶层控制了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职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他们的一切活动,都以特权阶层的私利为转移。” 毛泽东批评苏联,也警示中国。
1964年12月12日,陈正人 上报了《在洛阳拖拉机厂的蹲点报告》,几天以后,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上批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这些人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的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 请注意,毛泽东提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
毛泽东说的 “特权阶层”,包括“官僚主义者阶级”和附着在“官僚主义者阶级”上的、被“官僚主义者阶级”捧为“学术权威”的知识分子。“特权阶层”的主要部分、核心部分,是“官僚主义者阶级”。
无独有偶。南斯拉夫的密洛凡•吉拉斯 在《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The New Class:Analysi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中写道:“共产主义革命是以取消阶级为号召开始,但最后竟造成一个握有空前绝对权威的新阶级。”“这个新阶级的贪婪而不能满足,就像资产阶级一样。不过,它并无资产阶级所具有的朴素和节俭的美德。新阶级的排斥异己正像贵族阶级一样,但没有贵族阶级的教养和骑士风格。”“这个新阶级的极权暴政和控制,如今已变成了驱使全民流血流汗的桎梏。” 吉拉斯指出,该阶级的权力并非基于拥有财富,而是对于国家所有财富的控制。吉拉斯在《新阶级》里的宣判:新阶级将留下“人类历史上最可耻的篇章。” 这个新阶级就是官僚特权阶级。
虽然毛泽东和吉拉斯都认为共产党政权里有一个新阶级,但他们的出发点和解决办法完全不同。
吉拉斯的《新阶级》认为:“共产主义对于我是一种理想的幻灭”,造成这一幻灭的主要原因之一,即是斯大林式的“暴政”和“原始与简单化的教条主义的共产主义”。吉拉斯的最终理想是突破斯大林主义的暴政,走向“民主社会主义”。而毛泽东却维护斯大林,企图建立一个超越斯大林体制的乌托邦。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比吉拉斯落后了一个时代。毛对这个制度的一切不满和忧虑没有触及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本:为实现共产主义乌托邦而建立的极权制度。
毛泽东企图从国家理论的探索中找出路。文革期间,毛泽东号召干部要读六本书: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命》,这几本书都分析了国家的本质。可见毛泽东对国家问题的专注,他希望更多的人研究国家问题。
人们痛恨国家,又离不开国家。痛恨它,是因为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是官僚主义的温床。在毛泽东推荐的这几本著作中,说国家机器“像蟒蛇一样把活生生的市民社会从四面八方网罗起来(缠绕起来)”,是“与社会分离而独立社会之上”的“寄生赘瘤”,还有“国家是祸害”、“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国家消亡”等说法。为什么又离不开国家呢?因为国家有三重性:阶级国家,官僚国家,公共国家 。人们痛恨的是阶级压迫的国家、官僚特权的国家,但不可缺少管理公众事务的国家。
国家是人类的社会性的产物。人类是高度社会化的动物,他们在一起生活、娱乐、寻求食物和配偶,个体之间难免有冲突,有纠纷。这就需要权威来判断曲直;定了曲直以后还不服从,就得由权威来惩罚。柳宗元说:“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 作为一个群体社会,需要有一个组织机构来处理公共事务。如果没有公共国家,则公共事务无人管理,是非曲直难以分别,内部纷争不可调和,对抗外部的侵犯没有力量。所以,人类不能无政府。政府、军队、警察、监狱,都是公共产品,都是保证人类社会活动正常进行的必需品。
什么是阶级国家呢?就是“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的国家 ,就“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 ,就“是用来镇压某一个阶级的暴力组织”。 林彪说得更明确:“政权是镇压之权”。毛泽东时代,经济上的阶级已经消灭,却用政治、思想上的阶级理论镇压了大批人,形成了亿万政治贱民。
什么是官僚国家呢?恩格斯说:“官吏既然掌握社会权力和征税权,他们就作为社会机关而驾于社会之上。……于是制定了官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一个最微不足道的警察却有大于克兰代表的权威。” 于是,官僚们就“由社会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在没有权力制衡的专制制度下,“社会公仆”变成“社会的主人”是不可避免的。官僚们一旦变成了“社会的主人”,由于人性恶的一面,就必然对被统治者进行压迫和盘剥。
国家机器,这是一个能量强大的怪物。一旦没有国家机器这个权威,不仅公共事务没人管理,而且人类会在自相残杀中消灭。但是,它一旦建立起来,就会成为社会的“赘瘤”,就会伴生出庞大的官僚集团。无政府主义其所以经久不绝,是因为国家机器会产生阶级压迫和官僚特权;国家机器其所以必要,是因为人们畏惧具有破坏力的无政府主义。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就是在无政府和国家权威的矛盾中反复挣扎的过程。
当时中国所面对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官僚集团,而是庞大的官僚体系嫁接极权主义制度树干上,从而形成了极权主义官僚体系。在极权主义官僚体系的统治下,不仅在官民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第一重紧张关系),在官僚体系内部也存在着紧张关系(第二重紧张关系)。第二重紧张关系是因为干部任命制、上级决定下级的命运造成的,也与“打天下”过程中形成的派系、“山头”有关。处在极权主义官僚体系顶端的毛泽东,处在两重紧张关系的焦点上。他常用第一重紧张关系来制衡第二重紧张关系,用民粹主义的口号来缓和第一重紧张关系。用民众的力量来平衡极权主义的官僚体系,就是鼓励群众造官僚的反。在文革中,这两重紧张关系互相交织、互相纠结,使政治斗争失去了是与非、正确与错误的界线,广大参与者成了角斗场上左冲右突的群氓。
毛泽东多年没有找到解决官僚集团的方法。文革前的种种针对官僚集团的斗争都是通过官僚集团来实行,都是通过政权体系自身来解决官僚集团的问题。他发现,过去的那些作法就像自己拿刀为自己动手术那样,不可能切除病灶。毛最终找到的办法是,他自己直接成为底层群众的代表,甩开官僚集团,直接发动群众、指挥群众“砸烂旧的国家机器”,“火烧”官僚,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毛泽东要发动群众清洗官僚集团,实现“天下大乱”,就需要造反派。毛也不能让无政府状态长期存在,要恢复秩序实现“天下大治”,就得要官僚。造反派是毛泽东的左手,冲击官僚体制需要他们;官僚集团是毛泽东的右手,恢复秩序需要他们。
文革初期毛挥动他的左手,鼓励造反派冲击官僚,让造反派将官僚们“烧一下,但不要烧焦了”。然而在官民矛盾尖锐的条件下,哪能“烧而不焦”? 文革后期, 毛泽东挥动他的右手,让官僚们遏制造反派,但要求官僚们“不要整他们” 。在造反派和官僚已经结下深仇大恨的情况下,重新掌权的官僚哪能不整造反派?文革,这是一场毛泽东、造反派、官僚集团之间的三角游戏。这场游戏的结局是:胜利者是官僚集团,失败者是毛泽东,承受失败后果的是造反派。被毛当作“砸乱旧的国家机器”的工具、用来敲打官僚集团的石头——造反派,最终被这架不可停止转动的官僚机器压得粉碎。

历史上的大劫难会带来历史的大补偿。对
文化大革命的补偿因素就在文革遗产之中。
然而,由于官方利用政治权力规避毛泽东
和极权主义制度对文革的责任,官僚体制
没有改变,历史大补偿的得利者是官僚集
团,广大群众继续着吞咽专制制度的苦果。

无论从意识形态层面、道路层面还是制度层面来分析,文革必然失败。在各省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全国山河一片红”时,就可以判定文革已经失败,因为革命委员会完全是旧制度的复归,没有一点制度创新;毛泽东发动文革最重要的伙伴林彪出逃以后,进一步表明文革失败,毛泽东因此健康大为恶化;邓小平出山后搞“全面整顿”,加速了文革的失败;1976年的“四五运动”,表明文革已经丧失民心,文革失败已成定局。
文革终于失败了。毛泽东死后不到一个月,以他妻子为核心的四个文革领导人被捕。文革一度摧毁的旧制度,在文革后期已完全恢复。
中国人为文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叶剑英在十二届一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披露文革遭受迫害及死亡人数:(1)规模性武斗事件,4,300 多件,死亡 123,700 多人;( 2 ) 250 万干部被批斗,302,700多名干部被非法关押,115,500 多名干部非正常死亡;(3 )城市有 4,810 ,000 各界人士,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非正常死亡 683,000 多人;( 4 )农村有520 多万地主、富农(包括部分上中农)家属被迫害,有 120 万地主、富农及家属非正常死亡;( 5 )有1 亿 1,300 多万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打击,557,000多人失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的《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事实》载:1984年5月,中央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核实,重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是: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万7千余人,703 万余人伤残;7万多个家庭整个被毁。
这两组数据不一致,文革中受害的准确人数恐怕永远无法搞清。虽然数字不能确切统计,但可以确切地说,文革对中国来说,是一场大劫难。还有文化上的劫难。
恩格斯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 文革这场大劫难也会带来历史的大补偿。而补偿的因素就在文革的遗产之中。文革到底留下了哪些遗产呢?
第一,摧毁了官方长期塑造的共产党和官员的美好形象,文革前那种对党组织的盲目信任、对官员的盲目尊敬已不复存在。文革打破了1949年特别是1957年以来,共产党不可批评的神话。对共产党奴隶式的服从已被怀疑和批评取代。官方用“信任危机”来概括这种现象,而这种对政治权力的不信任恰恰是从臣民社会走向公民社会的必要条件。
第二,摧毁了长期灌输的意识形态。文革依赖意识形态而发起、而运行,文革的失败使意识形态大厦崩溃,中国人从此摆脱了几十年的精神桎梏,从荒唐的意识形态神话中觉醒。老百姓再也不相信官方宣传的五阶段的历史发展规律,多数人不相信共产主义。官方认为这是“信仰危机”。这种对精神枷锁的“信仰危机”,正是思想解放的必要条件。
正是官方感到的“信任危机”和“信仰危机”,使得群众思想空前活跃,普通百姓的独立意识开始形成。1976年的“四五运动”,1978年的西单墙,1989年的北京政治风波,都是打破精神桎梏后的思想解放。这种思想解放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必要条件,也是以后推进中国民主化的重要条件。
第三,“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把残酷的屠刀在文革中罪恶昭彰。它不仅伤害普通百姓,也伤害到整个官僚集团特别是邓小平这类高层。丢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把屠刀,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第四,“无法无天”的“群众专政”不仅伤害了普通百姓,也伤害到高层官僚。官僚们复职以后重视法律建设。虽然官僚们构建的法制与真正的法治社会相距甚远,但毕竟迈开了走向法治社会的一步。
辉煌一时的意识形态的大厦已经是一片废墟,强大无比专政机器已经锈迹斑斑,铁桶般的极权制度已经百孔千疮。多数民众已经觉醒,一批有理智、有抱负的官员准备行动,改革开放的列车轰隆而来。从此中国进入了加速现代化的重要时代。这就是历史对文革这场灾难的补偿!
不幸的是,文革的最后胜利者还是官僚集团。官僚集团掌握着文革责任的追究权、改革开放的主导权和改革成果的分配权。
文革责任的追究决定了改革开放的干部队伍。邓小平强调,“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绝对不能提上来,一个也不能提上来,已经在领导岗位上的,必须坚决撤下去。” “跟随林彪、江青一伙”实际就是跟随毛泽东。如果邓小平提出的这个用人标准是正确和必要的的话,他们却采取了双重标准。文革后清查“三种人”时,对“恐怖的红八月”中骨干人物却大加保护,在改革开放以后大都走上了领导岗位,因为他们是官僚的后代。而对普通人,中共中央下了一个文件 ,要求对文化革命的头头“记录在案”,还要求今后选拔领导干部和选派出国人员,必须看这些档案。为了落实这个文件,各单位对文革期间在校的大学生进行了普遍的调查,对一些人限制使用,从而压制了一大批优秀人才。
改革开放的主导权决定改什么,不改什么。为了维护官僚集团的利益,他们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他们虽然全面否定文革,但对造成文革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却全盘继承。还是那个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还是文革前那个政治体制:一党专政,高度集权、权力至上。正是靠毛泽东的这些政治遗产,使得毛泽东时代的官僚集团(包括他们的后代和亲友)成为新的权贵。
官僚集团掌握了改革成果的分配权,使得改革成本的支付和改革收益的分享错位:劳动者、普通公务员和知识分子付出的改革成本最多,分享较少;对改革成本支付较少的权贵集团却享受最多的改革成果。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条件下,权贵们都抢占一切有利的先机:普通百姓子弟上山下乡的时候,他们的子弟参军;普通百姓子弟务工务农的时候,他们的子弟被“推荐”上大学。第一波出国镀金的是他们,利用父兄的权力地位下海经商成为亿万富翁的也是他们。
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官员复职以后,没有记住产生文革的教训,却牢记了对造反派的仇恨。他们不怕当“还乡团” ,除了对造反派进行无休止的报复以外,搞起特权和腐败来超过文革以前。不同的是,文革前整个社会贫困,改革开放以后社会财富更多了,特权和腐败有着更充裕的物质条件;文革前没有民间资本,改革以后有大老板,权力和金钱可以互相交换;文革前没有市场经济,有了市场经济以后,权力可以控制市场、操纵市场、参与市场竞争。哈耶克说:“一个富人得势的世界仍比一个只有得势的人才能致富的世界要好些。” 在当今中国,恰恰是得势的人致富。
“革命我有功,文革我有苦,改革我有权”。毛泽东静静地躺在水晶棺内,造反派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官僚们志得意满,为所欲为。他们千方百计地阻止民主进程,有选择地引入市场机制。三十年改革建立的体制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质是“权力市场经济” ,即权力控制市场、操纵市场。在权力市场经济体制下,大大小小的权力中心像一个一个吸引力极强的黑洞,把社会财富吸引到与权力有亲密关系的社会集团之中。权力市场经济最根本的问题是不公平,有权的人和没有权的人之间太不公平。不公平的社会不可能和谐。

官方文革史维护原来的意识形态,维护专制
制度,维护官僚集团的利益,这就难免违背
文革的真相。研究文革就是要跳出时代的局
限、利益的局限和情感的影响,站在人类文
明和政治文明的高度,还原历史本来面目。

对文革真相的探究和反思,不仅仅是让后代知道那段痛史,而是为了弄清目前政治腐败的原因,寻求摆脱社会危机的出路。这是因为,目前的官僚制度是文革前的官僚制度的延续。但是,对文革的研究却受到了中共中央1981年那个决议的限制。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在1981年6月27日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关于文革的叙述,是官方文革史的蓝本。这个决议根据1981年的政治需要和当时所能允许的政治条件来叙述和评论建国以来的历史。说它是一部历史问题的决议,不如说它是它是一部政治问题的决议。它是对当时面临政治问题的折衷和妥协。以折衷和妥协的态度来写文革,当然不可能忠于事实、穷究事理。
《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 把毛泽东1956年以后发展起来的思想理论从毛泽东思想中切割出去,是为了保全“毛泽东思想”,是为了挽救“信仰危机”。显然,只有保全了毛泽东思想,才能保全专制制度的灵魂,也才能保全官僚集团的利益。这种实用主义的切割是不能服众的。
官修文革史还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这一论断又把“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从中国共产党中切割出去。这种切割是为了把文革的责任推给“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从而保全中国共产党,是为了挽救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危机”。如果真有这两个集团的话,他们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部分,他们是在党内兴起、党内消亡的,很难把他们从中国共产党切割出去。
官方文革史既保全了毛泽东思想,又保全了中国共产党,也就保全了整个官僚集团,保全了官僚集团继续执政的合法性和他们的全部利益。
在官方文革史和受官方影响的写文革的书中,刘少奇像驯服的绵羊,任凭毛泽东摆布,最后被毛送上绝路。事实上,作为革命家出身的、历经战争和多年党内斗争考验的刘少奇和以他为代表的官僚集团,从文革一开始对毛就有抵制。刘少奇还没有下台时,有“二月提纲”对姚文元文章的对抗;五一六通知出来后,又派工作组对抗。刘少奇被打倒以后,有“二月逆流”和“二月镇反”对文革派的对抗,有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批人对文革的对抗。其间,还有军事官僚集团更为强硬的抵抗。这一系列的对抗主要不是正义和非正义的对抗,而是利益的对抗。在对抗中,以老百姓的牺牲为代价。把刘少奇写成驯服的绵羊,是为了使官僚集团不承担文革的责任,掩盖了军政官僚们在文革中摧残群众的恶行。美化周恩来、掩盖周恩来在文革中紧跟毛泽东的事实,也是出于这一目的。
官方文革史说,文革恶果是“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而造成的。这是为毛泽东开脱,也是对历史的歪曲。其实,1973年8月才有“四人帮”,在这以前根本不存在“四人帮”。 此时,老干部大多复职了。如果说有个“林彪集团”,这个集团也是在1969年4月以后形成的,到1971年9月就不存在了。在这前后,即使有林彪、江青两部分人,他们也是支持毛泽东进行文革的重要力量。江青说“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让我咬谁就咬谁”。江青和林彪被毛泽东利用,他们不可能利用毛泽东,他们只能利用毛泽东创造的机会清除个别反对自己的人。所谓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行为”,大多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推进文革的行为。所以,将官方文革史中的“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这个专用名词,用“毛泽东”或“中共中央”置换更为接近历史事实。
由于已经否定文革,在记述文革的书刊中,党内的高级干部们都标榜自己如何抵制文革、如何坚强不屈,完全掩盖了他们曾经追随毛泽东搞文革的事实,掩盖了他们曾经参与迫害干部、镇压群众的事实,也掩盖了一部分官僚对受迫害的官僚幸灾乐祸甚至落井下石的事实。罗瑞卿跳楼自杀未遂的消息传到杭州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说:“跳楼自杀也要有讲究,应头朝下,他是脚先落地。”邓小平说:“罗长子跳了个冰棍”。叶剑英诗兴大发,写下了 “将军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 的词句。在极权制度的顶层,没有温暖,没有人情,没有道德。他们都费尽心机地揣摩最高领导人的意图,并千方百计地迎合。一旦他的同僚被最高层抛出,他们不仅极力划清界限,还像一群恶狼,迅速冲到被抛弃者身边,疯狂地撕咬他的尸体。这些文革中的真实情况,官方文革史完全回避。
官修文革史对干部受迫害的情况写得很多。实际上,在文革中受迫害的普通百姓比受迫害的干部要多千倍。恐怖的“红八月”、工作组反右、1967年的“二月镇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清理阶级队伍”和某些地区的集体屠杀等一系列的血腥镇压,官修文革史不是轻描淡写就是极力歪曲。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文革最后的胜利者是官僚集团,漠视百姓的苦难是很自然的。
写文革史是危险的。你提出任何一个理由充足的论点,都会有人提出理由充足的反驳;你写出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会有人批评你叙述的片面性。这是因为文革的当事人大都健在,这些人在文革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有着不同的处境,有着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体验。当事人的这些批评是很可贵的,它会使研究者不断逼近历史的真实。只有当代人写当代史才可以获得这种可贵的资源,当然这也是当代人写当代史的难处。
文革是极其复杂的历史过程,它是多侧面历史的组合,是多层次斗争的叠加。多种力量、多种角色在长达十年的时间维度和广阔空间维度中,反复角逐、多次变换。各种思想、各个群体、各种利益集团之间,既有反反复复的斗争,又互相交织、相互纠结。某一时段上的胜利者,在另一个时段上是失败者;某一个时段上的整人者,在另一个时段被人整。整人的人挨过整,挨整的人也整过人。用“肯定”还是“否定”这个非白即黑的简单思维,不可能记录和评述这个复杂的历史过程。
写文革历史不仅要跳出《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思想框架,也要跳出文革经历者感情纠葛。不排除感情纠葛,就很难客观、冷静。没有客观就没有真实,没有冷静就没有理智。不站在官方立场,也不站在文革亲历者的个人立场,那么,站在什么样的立场呢?我同意丁东先生的看法:应该站在人类文明、政治文明的高度,用普世价值观点来研究和反思文革。 当然这样做是不容易的,因为人们很难超越自身环境的局限。

2013.10.25初稿
11月2日修改


【上海文革】

上海工厂里的造反派
——响应毛主席号召的积极分子们(三)

李 逊

厂党支部的培养对象谢鹏飞
谢鹏飞,“工总司”发起人之一。 上海工人造反派重要人物。
共产党执政前,谢鹏飞的父亲在银行工作。1949年,那家银行的主任去了香港,父亲没跟去,就这样失业了。母亲于是进了大中华橡胶厂,挑起全家生活重担。到1955年,父亲被培训一年后,分配去浦东东昌区的干部学校,当了一名政治教师。所以,谢鹏飞一直认为自己虽然出身在职员家庭,但父亲是党校教师,“成分”应该算比较好的。谢鹏飞母亲生了六个孩子,父亲没有工作的那几年,全家生活很拮据。但母亲工作的工厂包下了所有的学费,他们兄弟姐妹上学全部免费。母亲很感谢共产党,工作一直非常积极,是厂里的先进工作者。
谢鹏飞初中毕业后,进了上海市劳动局第二技校。1964年毕业后,被分配在地处江湾的上海铁路装卸机械修理厂当锻工。母亲叮嘱他一定要好好工作,“争取进步”。他自认自己也是这样做的。他努力工作,政治上积极靠拢共产党,进厂就打入团申请报告。文革前,厂里要建立热处理车间,“厂里让我负责组建,所有的设备都是我经手置办的。厂里还派我去上海机床厂、上海柴油机厂和上海建筑机械厂学习。”文革结束后谢鹏飞这样回忆,他觉得,这是工厂党组织对自己的信任和培养。
1966年6月1日,聂元梓大字报发表,谢鹏飞也在几天之后的6月6日贴工厂党支部的大字报。谢鹏飞后来回忆说:
我那时对中央的事一无所知,我只知道上海市长是谁,铁路局长是谁,我们厂的厂长是谁;中央的人,除了毛主席、刘少奇、周总理等,我都不知道,彭真是谁我也不知道。但聂元梓大字报出来后,我看社论和报纸,觉得自己应该跟上报纸。报上的号召在我心里引起共鸣,联想到厂里的事情,于是我在6月6日贴了厂支部书记的大字报,质问支部几个问题:(1)为什么中央已经这样号召了,厂党支部却不动,这是对运动的态度问题;(2)厂里的组织路线有问题,重用出身不好的人。我当时觉得自己出身职员,算出身好的。这张大字报用词是比较温和的。我是响应党的号召贴大字报的,觉得应该投入运动。
贴大字报的不止谢鹏飞,还有邝三腾、周国庭、陆云龙、万金荣、蒋周法、傅世而等,都是和谢鹏飞差不多年龄的青年工人,观点相同。这家工厂的“四清工作队”此时已经转为“文革工作队”。工作队也不示弱,组织人贴反击大字报,说周国庭一贯工作吊儿郎当,邝三腾有偷窃行为,万金荣“生活作风有问题”;至于谢鹏飞,大字报揭发说他“出身有问题”。原来,谢鹏飞的父亲在抗日战争时期,曾经自己出钱捐给安徽省国民政府主席李明祥一百担白糖,送给他组织的“长江中下游抗日挺进军”。谢鹏飞父亲以这样的行动支持抗战,李明阳给他封了个“专员”,是个无工资又无工作任务的空头衔,纯粹为了表彰他父亲的爱国行为。但这个前政府的“专员”头衔,到共产党执政后,就成了他父亲的“政历”问题,“四清”时被审查,此时又被拋出来作为谢鹏飞的问题。
谢鹏飞他们7月初干脆在厂里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战斗队”,还经常去附近的复旦大学看大字报。大字报上传抄的形形色色的“中央首长讲话”,更坚定了他们的信心,觉得自己“大方向没有错”。不过,工作队那时除了组织人贴他们的大字报,也没有其他什么更进一步的行动。
事态的变化在9月4日。本书第四章中曾提及:周国庭、邝三腾、陆云龙那天与北京红卫兵在高安路时,被华东局的干部认出不是学生,邝三腾还被从身上搜出偷东西被抓后的检查。三个人被交给南洋模范中学的红卫兵,挨打之后,第二天押回厂。据说,为这几个人,华东局书记魏文伯亲自给上海市公安局写了批示,要尽速“处理”上海铁路局装卸机械厂周国庭、邝三腾等人的“公事”。上海市公安局接令后,转告铁路公安处协调处理。分局党委也专门为此事讨论了数次,定案“现行反革命分子”。
厂党支部和驻厂工作队,事先已经接到华东局干部调查这3人的电话。

9月5日早晨,上海铁路装卸机械厂全厂停工,紧急集合,工作组和党支部召开全厂大会,会上人保主任×××宣布:“周、邝、陆在华东局制造匈牙利事件,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工作队秘书×××说:“现在我们厂的牛鬼蛇神揪得还不够多,再等几天,再揪出一批给你们看看”。
下午四点多钟,周、邝、陆被押回厂,推进食堂,跪在凳子上。
这三人都被剃了“阴阳头”,同来的红卫兵一阵皮带再一次殴打他们。这时有人高叫:“我们厂里还有他们的人”,这是指谢鹏飞以及和他一个战斗队的蒋周法 和傅世而 等人。立即,这些人也被推上台,台上一共十几个青年工人,都跪在凳子上——
逼着工人承认有“反革命集团”,开过“黑会”,到外校串连是“反革命串连”,还要他们交出“同党”,脸上给涂上墨水,在衣服上写上“牛鬼蛇神×××”,木棍、皮带没头没脑打来,有的还用车床车下的弹簧状钢丝抽打。
斗争会开了三个多小时,跪着的人膝盖都出了血,其中一个跪着的人还被一脚踢出去,脑袋撞在地上。党支部和工作队当场宣布邝三腾、周国庭是“反革命分子”,其余人是“反党小集团成员”。斗争会开完后,共16人全部被关押在厂,厂里组织了84人日夜三班看管。
厂里为什么这样对待这些青年工人?估计是与华东局当时打来的调查周国定等3人的那个电话有关,甚至很可能是华东局布置要审查他们。
谢鹏飞也被关押在厂里。他文革后回忆说:
我妈妈见我晚上没回家,第二天闻讯找到厂里来了。见到我就哭。第一句话就是共产党救了我们,你怎么可以反党?你读书的钱都是共产党付的。厂党支部书记也找我谈,说你和他们那些人不一样,你是我们的培养对象,我们对你那么好,你为什么还要反对党支部?这时我思想有过动摇,我怎么成了反革命?我没有反党啊,我对党一贯忠心耿耿,我是否错了?
厂党总支书记也找被关着的谢鹏飞谈话,说你们技校当时分配进厂二十几个人,厂里让你去筹备热处理车间,这是对你的信任和培养,你为什么还要反党?谢鹏飞辩解说自己根本没有想过要反共产党。不过,他不敢说出自己其实也去过市委门口,反正没人知道。
被打得最厉害的是邝三腾他们3人,因为他们去过华东局。其间,邝曾经逃出去过,被抓回吊起来再打。这样,这16人从9月5日一直被关到11月初。终于,11月3日这天早晨,谢鹏飞谎称上厕所,趁看守人员不备从厕所翻窗逃了出去,一路狂奔到97路公共汽车的终点站,上车乘到山阴路终点再换车,直逃到“炮司”所在的巨鹿路691号,被那里的红卫兵收留,不回厂了。
这样毒打和关押贴大字报者,在上海工厂很少见。十多天后,在“工总司”成立大会上,这些被毒打的工人将举着血衣上台控诉。
最初的造反原因
从以上一些造反派最初的造反经历来看,王洪文和王秀珍的造反经历是一种类型。工作队没有打击或围攻他们,只是不重用或将他们晾在一边。他们与工作队的矛盾不是受到打击后的反弹,也不仅仅是出于个人恩怨。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响应毛主席号召”。他们比照《十六条》和报刊一系列社论,觉得工作队所作所为不符合中央精神,于是和工作队有了分歧。这样的类型还有叶昌明。
另一种类型,则是受压制后的强烈反弹。他们因为贴党委或厂领导的大字报,遭到围攻,被指为“反党”、“向党进攻”。这反而使他们的反抗意识更强烈,一定要诉求公正的评判。许多老造反都将当初自己的这种反抗看作是最初的造反。潘国平、黄金海、戴立清、耿金章,都可以纳入这种类型。
我们还可以从其他工人造反派的自述,看到同样的被压制和围攻后的反弹。例如马振龙, 当时是上海搪瓷机修厂工人,以后成为“工总司”骨干成员。文革结束后当被问及怎样造反时,他详细谈了自己怎样贴大字报,又如何因此遭到围攻。审讯人员要他对自己受压制的过程谈得简单些,他为自己辩护说:
这个要讲,不讲我怎么回答你我怎么造反呢?去掉这个,造反就谈不上了。为什么毛主席后来讲“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呢?揪走资派的,对否?这个事情就来了。要说老实话,要尊重历史,我看就得谈。
“工总司”发起人之一、以后成为“工总司”总部委员的徐美英, 最初也是因为给厂党支部贴大字报而受到压制。徐美英当時是147服装社工人,同时也是生产组长和厂工会女工委员。有着这些社会职务的工人,当时一般都被视作“积极分子”和“党的依靠对象”,所以徐美英始终认为自己文革前是“靠拢党组织”的。徐美英这年33岁,已有4个孩子。据徐美英回忆: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厂领导示意她写一个临时工的大字报,徐美英不愿意,说厂领导自己有很多问题:工人做错事例如损坏马达,领导说是破坏生产,而领导自己的亲戚下班用厂里的缝纫机做私活,临走时忘了关掉带动缝纫机马达的电开关,导致马达因空转烧毁,却不了了之,等等,她要贴厂领导大字报。大字报贴出后,她立即遭到围攻。她很不服气——
我想,我一没贪污盗窃,二没生活腐化,三没历史问题,四没和人吵过架,我没有什么老底或把柄可被揭的。厂里拿我没办法,因为我当时不是党员,他们无法用党纪压我,只好不让我参加厂里组织的工人红卫兵。
“工总司”发起人之一,以后成为“一兵团”负责人的戴祖祥, 当时是上海第三钢铁厂第二薄板车间的专职工会工作人员,负责宣传工作。这个车间是军工车间,对工作人员政治上的要求很高,这让戴祖祥认为自己是被组织信任的。戴祖祥也认为自己是忠于共产党的:他文革前夕是“四清”代表,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组长,打了申请加入共产党的入党报告。 他在1967年一次演说中宣布自己的造反原因:
我们厂我是第一个贴出党委大字报的。因为他们老是反三家村,不许揭发党委问题。我贴了大字报,党委书记骂我混蛋,说我乱了人民,把我软禁在防空洞两个礼拜。为了找真理我出来的。
“工总司”发起人之一、以后曾经担任过“工总司”总部常委的范佐栋, 当时是上海保温瓶二厂的喷花工,即在热水瓶外壳喷油漆花样的工人。这是个技术性很强的工种,范佐栋是六级工,是油漆工的最高技术级别。文革初期,批判“牛鬼蛇神”和“反动学术权威”;工厂里没有学术权威,技术好的范佐栋被说成是“反动技术权威”,也被贴大字报。范佐栋觉得这是党支部为了躲避群众对他们的意见,有意将斗争矛头转移向他这个普通工人,而他当时既没有给厂领导贴过大字报,也没有参加过任何“战斗队”之类的造反组织。他很气愤,就去离工厂不远的市委门前看红卫兵的大字报有什么说法,由此认识了北京红卫兵。
“工总司”发起人之一张伯生, 同样是因为被大字报围攻而造反。他平时喜欢写写文章投在工厂黑板报上,也算是个活跃分子。当时“四清”刚结束,文革开始,厂里的黑板报好长时间没有出,他就投了篇批评稿给分管此事的厂工会,说黑板报怎么那么长时间开天窗。投稿后的那天是他的轮休日,轮休日后他去厂里上班时,只看见从厂门口到楼顶,上上下下都是针对他一个人的大字报,说他“枪口对准工人”,说他“地主出身”。而实际情况是,身为基干民兵的他,在一次民兵活动的休息时间,开玩笑地拿枪对着同事模仿电影说“不许动”;地主出身的缘由,则是他在闲聊时说的话,说起自己小时候无锡家乡的风俗,过年总要做些米酒和年糕。这些话被大字报质问:“解放前穷人连饭都吃不起,你怎么能吃上年糕?只有地主才吃得上年糕”。平时无心的举止和闲谈,被拿出来证实自己是异己分子。张伯生很气,也写大字报还击。他感到压力很大,直到《十六条》出来,说不许压制群众,他的日子才好过些。他工作的人民电机厂离静安寺不远,他是机修钳工,工作时间比较弹性,他就经常去延安西路市委大楼看大字报,认识了北京红卫兵。
还有一类造反,是因为对领导有这样那样的意见。例如汪湘君 的造反,就是因为对厂党支部简单粗暴的工作作风不满。她是厂工会的女工委员,曾经获得过“三八红旗手”的先进称号。但因为和厂里另一个男工多说了几句话,厂党支部就认为他俩“关系不正常”,将她调去上海停经片厂。她很生气,这不是没来由的乱猜测吗?会影响她的名声和夫妻关系。她就写了大字报,贴回原来工作的工厂。这是厂里的第一张大字报。公司马上派出工作队,原来的工厂和新去的工厂,两个厂围攻她,“那些天厂里所有的大字报都是对着我的,我日子难过”。她就去延安西路市委接待站告状。可能是市委接待站的干预,厂里撤了对她的大字报。她文革后回忆:“我倒不是什么路线觉悟,什么是路线斗争其实我到现在也搞不明白”。
王腓利 的造反也是对领导有意见,而且是对领导在文革中的行为不满。他是复员军人,在厂里的工作是车间统计员,算干部编制。文革前夕,他因为表现好,受到信任,被调到市委“四清”工作队当队员,后来又分到市委第八工作队,分管自己工作的工厂和其他几个厂。文革开始后,他并不是厂里第一个贴厂党委大字报的。厂部技术科有人贴党委大字报,他还贴大字报与他们“商榷”,不同意他们对党委的指责。他后来对厂党委有看法,是因为他们对北京红卫兵的态度。当时他们厂里也派了老工人,去延安西路市委大楼前,与北京红卫兵辩论。他听到厂党委干部对那些老工人布置说:如果有红卫兵问起,你们就说是自己去的。他觉得这样太不光明磊落,明明组织人去,却又不敢承认。他于是贴出大字报揭露此事,“就这样和厂党委有了隔阂”。
还有施尚英 ,当时是江南造船厂船体安装车间的工人,共青团员,参加车间“四清”工作队,应该算是积极分子,执政党的依靠对象。运动初期,有人给他们车间的车间主任贴大字报,说他是“四清下台干部”。这个车间主任是个南下老干部,人很随和,和工人的关系很好,施尚英打抱不平,贴了反击大字报,说他不是下台干部。那些贴大字报的人当时是保市委观点的,大多是后来的“老保”;而施尚英不久参加了“工总司”的成立大会,就这样成了造反派。
王明龙也是这种情况。 王明龙原是学徒工,1955年参军,在部队入党,1960年复员。复员后被分配进上海重型机床厂,当厂长办公室秘书。他工作的工厂在上海郊区的闵行工业区。文革开始时,重型机床厂的运动在工作队领导之下。《十六条》公布后,加上那时已经有红卫兵去他们厂串连,王明龙认为厂里的运动不符合《十六条》精神。他后来回忆说:“群众拿小工具回家,食堂管理员揩油饭票,都要交待,所以我觉得和中央精神不一致,工作队的路线有问题,群众的问题不应是主要问题”。王明龙于是和厂里的一些工人贴大字报,目标对着工作队。就这样造反了。不过,大字报贴出后,没有遭到反击和围攻,党委也没有找他谈。王明龙所以没有感受到大的压力。
对领导作风不满的还有张宝林。 他是天津人,16岁进当地技校学习电焊,因成绩优秀,1958年“大跃进”时,被提前分配到上海钢窗厂(后改名为上海玻璃机械厂),做电焊工,和潘国平一个厂。1960年响应号召参军,1965年复员,回上海钢窗厂。1966年初,上海要在衡山公园底下造地下建筑,是保密工程,要挑选一批“政治表现好”,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过硬”的工人,审查非常严格,张宝林被选上,进上海基础公司工程4队,还是当电焊工。提起自己当初的表现,他说:“我工作的公司是承建保密工程的,政审要求很严,百里挑一,我的祖宗三代都被查了一遍。而且我技术好,尤其仰焊,当时很少人能掌握。我这样的人,难道不是共产党所信任的吗?”他造反,是因为文革初期,队里出了一起安全事故,死了一个工人,队里却没有重视。他当时虽然没有贴大字报,但却对队里的这种漠然态度很不满。

小 结

1966年6月以后的中共中央,公开出现两个声音,这是1949年以来所从未发生过的,因为中央决策层对外始终宣称“团结一致”。自从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以后,中央实际形成两个决策中心,即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以及实际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而且后者的话语正在日益取代前者的话语。听哪一个?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们与工作组矛盾迭起的整个1966年下半年,正是中央两个决策中心并存时期。两个声音通过两个渠道向下传达,工作队和各级党组织所听从的声音,是从中央书记处到地方的党组织,通过层层会议或文件,正式传达下来的,这个渠道由中共严密的组织架构和操作程序形成,是一贯的法定程序。工作组没有觉察出中央有两个声音,抑或是不愿意觉察,因为违反程序的任何操作,都违反组织纪律原则,是共产党生活的大忌。
王洪文们听从的,是来自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决策层的声音,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不断发布一系列支持群众造反的讲话,使造反派们发自内心地认同他们。虽然,从本质上说,文革中所有造反派的造反,都只不过是对毛泽东号召的定向回应,是“应召造反”;但是,从“反右”等一系列“应召”提意见者的下场来看,还是有着莫测的风险。而且,作为共产党员的王洪文、王秀珍、金祖敏,只选择《十六条》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论等传递的信息,而不选择工作单位党组织通过组织渠道所传递的信息,既需要政治上的敏感,更需要勇气。选择听从非正式渠道的信息,是一种自我选择,一旦出错,是“立场错误”,没人为选择者承担后果。
人们以自己的解读投入这场运动。在保守派是“捍卫”,在造反派是“打倒”。无论打倒还是捍卫,都是为了表明自己对文革的积极参与,或者说更是为了表明自己对共产党的忠心。虽然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下,这样的选择有时可能更多会有政治投机或赌博的成分。
中共自从1949年执政以后,一次又一次地发动政治运动,每一次政治运动都是对政治身份的又一次划分。而且每一次划分都是由各级干部掌握划分标准和划分权,自上而下地评定谁是依靠对象,谁是又一轮打击对象。只有文革是唯一的一次自下而上的划分,由底层群众评定哪些干部应该被批判。聂元梓大字报,标志着政治身份评定权的转换。只是,1966年6月至8月,各级干部并没有意识到这个转换。于是,1966年的6月至8月,自上而下打击提意见群众和自下而上批评干部,两种现象并存。群众显然处于弱势,直到8月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十六条》公布,文革的话语权和政治身份评定权才逐渐置换。
在文革中,共产党员作为“先锋队”的成员,党对他们的要求就是作群众的带头人。所以他们一定都是以自己对文革的理解投入文革,无论是当造反派,还是当保守派,都是对党所发动的运动的积极参与,都是他们理解文革的行动。他们或者成为造反派的领袖,或者成为保守派的领袖。这是他们对自己的要求,也是群众对他们的推举。这个现象,不但在工人中,而且在学生中也十分显著。例如红卫兵中“红革会”的马立新,“红反会”的蒋彪、“上红总部”的李本荣、韩烽火,等等,他们都是学生中的共产党员。
以上所提及的工厂中的这些最早的造反派,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文革前就是紧跟党的积极分子。而从他们的实际表现看,真正违反道德和法律底线的,只有曾经有过盗窃行为的邝三腾。文革结束后,评价造反派,说他们在文革前便都是“社会渣滓”;或者给造反派贴上另一种标签,说他们都是受执政党政策压抑的受压制者,“受压制者造反精神最足”。两种说法都有偏颇之处。实际上,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文革前,有一部分人已经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而其他许多人,也都是努力使自己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积极响应共产党的号召,积极投入各项政治运动,积极申请入党入团。即使以当时的政治标准衡量,许多人也符合主流政治的要求。他们努力争取的,正是“党的依靠对象”或“积极分子”的身份。所以他们“响应毛主席号召”,给自己工厂和车间的党的领导或驻厂工作队贴大字报提意见,以求得主流政治的认可。而且,他们最初所提意见和17年斗争方向一致:大多数都是指责基层党组织“包庇地富反坏右”、“不抓阶级斗争”,并不是指责整个干部阶层,更不是批判整个体制。而因为他们大都身为底层普通工人,主要根据自己的经历和处境去理解这场运动,所以其中可能也会掺杂着个人恩怨。但昔日主宰工人命运的干部们,一则不甘心自己的政治权威遭到挑战,二则为显示自己的革命坚定性,立即起而还击,给他们加上“反党”的罪名;他们或被批判,或被围攻,有的甚至还被殴打关押。
其实,从他们文革前的表现和文革初期的造反经历来看,促使他们造反的,并不是他们的个人品质,也不是他们的个人境遇,而是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造成的久被压抑的社会矛盾。由于缺乏社会监督和批评机制,所有的矛盾得不到及时宣泄化解;加上封闭的就业环境,一些积怨就这样沉淀发酵,无法通过就业流动淡化或消解,只能靠几年一度的政治运动让群众出气。文革初期,这些矛盾又被当政干部在处理时沿袭惯性思维进一步激化。毛泽东成功地将底层群众对干部的这些不满,转化成文革社会动员的能量;而《十六条》,正是毛泽东在文革发动时期赋予底层群众的可资运用的政治和政策资源。
对比红卫兵造反派,工人造反派的崛起要艰难得多。这一方面是因为学生自1966年6月3日停课“闹革命”,有的是时间;工人必须严守8小时工作制,只能在业余时间“闹革命”。更为艰难的是与当权派的关系。学校对学生只是人生的一个阶段,他们造反再激烈,也最终会因为毕业分配而离开学校,这使他们今后不会再面对那些曾经被他们革过命的领导。而工人造反派则没有这样的缓冲余地。尤其文革前凝滞的劳动人事制度,造成他们与工厂的凝固人生依附关系,他们将可能长期甚至终身处于那些被自己批判过的干部的掌控之下。在社会资源和物质资源高度统一在当政者手里的环境下,他们的造反成本是非常高的;而且对成年人的处罚从来都比学生严厉得多。这使他们对自己的造反行为不得不小心谨慎,而且一旦造反,就一定要诉求有关领导对自己造反行为的认可,杜绝被“秋后算账”的后顾之忧。否则,政治异己的身份有可能伴随终身。他们以后说自己当初是“提着脑袋造反”,虽然言过其实,但也确实有着某种真实。
造反派中的相当一些人,文革前相比其他普通工人,具有更多自我意识及个性,比较不安于现状,对自己的人生有着自我设计和追求。这样对自己人生意义有着明确追求的人物,是任何社会都存在的。只是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在当时所有政治和物质资源被执政党高度垄断的中国,他们只能努力使自己符合执政党的要求,积极投入各种政治运动;此外,他们业余时间读夜校,学技术,努力提高自己的技术和受教育水平。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使用执政党所包揽的资源。而这场文革政治运动,又一次为底层提供了通过在运动中的表现,积累政治资源、提高政治身份,从而提高社会身份的可能。这些都更激发了许多人性格中的活跃因素。
但阶级斗争这个压倒一切的价值取向,将他们中的一些人视为异类进行打压。造反派中也确实有个人道德品质较差者,在那个将道德泛政治化的年代,这些人尤其被视为“社会渣滓”。到1967年年初中央明确支持造反派,造反风险大大降低之后,这样的人一哄而起,更是给造反派的形象打上了深深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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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记忆》第一O四期
帖子发表于 : 周一 12月 02, 2013 9:5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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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 周六 2月 28, 2009 5:4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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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论】

警惕另一种“非毛化”

顾 土
  
  “非毛化”是近来被不断批判的一种倾向,但在这些文章里,你会发现另一种“非毛化”,其倾向更为严重;如果按照毛泽东时代的说法,是“用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因为在他们的笔下,毛泽东早已不是历史上的那个毛泽东,而是被想象化、片面化、碎片化、截留化的毛泽东。他们对毛泽东的叙述和评价,如果放在毛泽东时代,属于贬低毛泽东、歪曲毛泽东、抹煞毛泽东。如果依照当时的罪名,应该叫“打着红旗反红旗”、“将毛主席领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混同于普通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地地道道的“形左实右”。
  
  1956年以后的阶级斗争历史被淡化
  
  评价毛泽东的革命业绩,不妨分为三大阶段,即1949年夺取中国国家政权之前、1950年至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1957年至毛泽东去世。1949年以前,是毛泽东及其老战友并肩率领中国共产党推翻旧政权的历史时期;1956年之前,是毛泽东与多数老战友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进入“一化三改造”的“过渡时期”;1957年开始到最终,应该是毛泽东一生最辉煌的时期,这既是中国史无前例的时代,又是任何社会主义国家都不曾出现过的时代,更是全世界都无法复制的时代,当然也是毛泽东与绝大多数老战友逐步分道扬镳的时代。
  古往今来,推翻一个旧政权创立一个新政权,在全世界不计其数。中国历史自成汤打败夏桀开始,每个朝代的开国之王或帝,都是开国领袖,也都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夺取政权之前,他们都是在野或未当政的政治领袖和政治集团的核心。在环境的逼迫下,在大军压境面前,在自己的政治地位尚未得到全社会的认可时,很多措施和方式,属于无奈之举,或权宜之计,或是在特殊情形中的特殊举动,有些是迎合民心,也有些是为了夺取政权而顺应当时的社会诉求,还有的是出于对当朝者的痛恨和反叛而采取的对立手法。他们的口号、号召、说法、论说,是夺权舆论的一部分,是站在反对当政者立场上发表的说辞,至于能否兑现,是否表里如一,是否一以贯之,就要看他们取得天下之后的表现了。李自成的“迎闯王,不纳粮”,就只是一种鼓动口号和夺权宣传,如果他果真打下了整个江山,这个口号能否坚持,就值得怀疑了。对于李自成夺权前和夺权后的所言所行,连毛泽东都很清楚,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之所以受到高度重视,成为整风文件,就在于此。
  新中国成立前,1945年毛泽东与路透社记者的问答中阐述的那些设想,新中国成立以后就没有实行,也没有想实行。其实,延安的很多做法和说法也只能产生在延安当时的那种环境和条件下。夺取全国政权后,有的不可能继续,有的也没必要继续,事实上也确实没能保留下来。总是叙述那个特殊时期的一些政策和做法来表现自己的历史,是模糊了特定场合和特定年代,最终只能成为遥远的回忆和诗情里的感怀。夺权采用什么方式,是以农村包围城市,还是直接攻取城市,仅仅是一种夺权的形式,关键在于最终能否夺取政权。只要夺权就是成功,与是什么主义、建立什么社会没有因果关系。而且在中国历史上先占农村,先占山头,再攻城市,也并不罕见,无法直接占领城市的时候几乎都是先占山为王。将一种作战方式作为毛泽东的主要业绩,其实并没有将毛泽东放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位置上,而只作为一位优秀的军事指挥家而已。
  1949年以前的毛泽东,追求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实现的也是其愿望的第一步,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这一时期依照标准的说法,与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有着一致性。而且,这一时期的目标只是推翻,完成的是改朝换代,“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推翻之后建立的究竟是个什么社会,仍是个未知数,还要看以后的历史发展进程,不能因此就说建立了什么社会。其实,近现代中国完成改朝换代的还有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等人,他们所设想的社会在完成改朝换代后也没有实现,蒋介石的治国意图恐怕到了台湾才结出了果实。
  所谓过渡时期,很明显,是旧时代遗留和新时代创造并存的时期。这一时期并不是中国共产党所设想创立的社会,也不是毛泽东所想要保持的社会。最初时,毛泽东等人还设想这是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但最后却在短短数年内就迅速完成。过渡时期的经济成就和人民生活的提高,应该说,既来自于旧时代遗留的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的经营方式,也来自于新时代创立的公私合营、国营和互助组加合作社,还有的是来自于两种体制并存而产生的效应。作为共产党领袖的毛泽东,其根本意图是要取消旧时代的遗留,而当时的那种并存也只是一种不得已的做法,不过是暂且的过渡罢了。近些年,很多人最津津乐道的时代恰恰就是这一时期,因为短短几年间人民生活迅速提高,生产成就也特别明显。但这种说法实际却又是非常尴尬的,因为这并不是社会主义时期,其中还有私营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的巨大功劳,而且这一时期最终还被很快“过渡”掉了。
  毛泽东在“过渡时期”发表的文章,只能作为过渡时期的思想来看待,不能作为1949年以后27年执政的整体思想来评价。因为涉及1956年后的说法和想法,还要看后来的执政历史和思想发展历史,比如《论十大关系》和1957年初所做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在以后的日子里大多并没有实现,有很多还背道而驰,思想核心很快就转变成“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了。
  1957年以后进入了“社会主义”,整整19年,是毛泽东的理想得以实现的时期,也是毛泽东主要业绩的完成时期,更是毛泽东用阶级斗争治国理政思想独立发展形成的时期。但是,在很多批判“非毛化”文章里,在很多歌颂毛泽东功大于过的文章中,1957年以后不是一笔带过,就是简单地以失误而蔽之,或者干脆语焉不详,甚或压根儿不提。
  
  席卷全国、影响深远的历次政治运动被轻描化
  
  在批判“非毛化”的文字里,毛泽东已经被退化成“开国领袖”,功绩也被矮化为“民族独立”、“国家统一”了;就是说,将毛泽东的一生定格在新民主主义的胜利历史中。
  在中国历史中完成“国家统一”的大有人在,而且统一的版图还更大。民族独立,在中国历史上也是长期存在的事实;即便抗日战争时期,也不能说当时的中华民族就不独立,因为中国毕竟没有亡国。依照现代革命传统的说法,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就是没有完全独立。可是,专制社会的人治、家天下、一言堂、株连、文字狱、刑讯逼供、权比法大,一直延续到很久以后,而半殖民地的典型特征——租界和治外法权,早在抗战胜利时就已经结束了。如果将受外国严重影响、被强国所制约也算做一种半殖民地,那苏联和斯大林的影响和制约又算什么?过去被我们称做“美帝国主义走狗”的日本、以色列、韩国、新加坡等等,后来我们也知道,他们都不能算不独立;欧洲很多受强国影响的中小发达国家,从前深受苏联和中国影响和制约的越南、朝鲜、柬埔寨,我们也不能说人家不独立。其实,就像土地改革,有的政权采取和平方式,有的政权采取暴力方式那样,摆脱外国影响和制约,有的是一步闹翻,势不两立,而有的则是循序渐进,双方互利,但同样都可以达到目的。而且历史已经证明,和平方式、循序渐进的方式,更有益社会文明的进步,也更有益于国家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当国家比较贫弱时,为了国家建设和国民生活的需要,依赖外援,求助于强国,受相对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技术、文化的影响,在当代世界及其正常。这也好像自己强大之后,也会去影响、制约、援助其他弱小国家一样,属于自然而然。
  就在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被放在“民主革命”的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阶级的革命,1949年以后的政权长期是阶级的政权,毛泽东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统帅,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导师,是阶级斗争思想的舵手。这一系列历史事实,正在被遗忘和淡化,一说起毛泽东的成就,几乎都在“新民主主义”和“过渡”时期的那些事情里打转。如果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和毛泽东为之奋斗终生的理想仅仅如此,那中共自成立以来几十年与阶级敌人英勇斗争的红色革命历史、毛泽东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领袖长达27年的执政历史,就难以解释了。因为这个党和领袖最初与最终的理想都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长期从事的也是世界革命,阶级革命、阶级斗争,始终贯穿在毛泽东生前的一切言行中,无产阶级专政才是毛泽东一生念念不忘的根本大业。不能因为现在不讲阶级斗争了,不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了,允许私人雇工了,准许拥有私人财产了,于是乎就将历史也改头换面了,只在那里说说建国大业了。
  从批判武训开始,一直到文革,中国的政治运动紧锣密鼓,从未间断,一次比一次声势浩大,一次比一次影响深远,直至彻底摧毁了文化传统,荡涤了每个人的心灵,改变了民族的精神世界,让绝大多数中国人达到了洗心革面的状态,至今仍是许多中国人的思想资源。这些由毛泽东亲手发动、亲自指挥的政治运动,无论从时间上说,还是从影响上讲,才是毛泽东执政27年的主要业绩,是他对20世纪中国社会的最大“贡献”。政治运动的起源就是阶级斗争,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而不是什么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假如仅仅将毛泽东的业绩限定在开国,那他27年的执政历史就是完全的空白,而且是将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和领袖毛泽东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革命,变身为19世纪至20世纪世界许多国家都曾发生过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民族主义革命,与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等同起来,这是毛泽东在世时绝不允许的,也是深恶痛绝的。这种变身,在毛泽东时代,其罪名就是修正主义,其思想正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直接对象,其人物叫做“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其理论依据为“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民主革命时期”;从党里政府里军队里清除这些人物,恰恰是毛最后的革命。
  批判“非毛化”的文章还将经济建设的成就、核武器、人造卫星作为毛泽东的主要业绩。可是毛泽东从1957年起,就始终在高度警惕并严厉批判这种修正主义思潮,经济主义、唯生产力论、只拉车不问路,始终是毛泽东批判的靶子;与刘少奇等人的决裂,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中与陈伯达等人的对立,1975年开始对重返政治舞台后的邓小平的严重不满,对周恩来的长期不信任,其重要的思想根源就在于如何看待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政治挂帅、政治第一,是毛泽东社会主义革命的灵魂,即便提“促生产”,也是放在“抓革命”之后,而且是靠“抓革命”来“促生产”。苏联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中成就最大,尤其在斯大林去世后,经济建设更成为国家的重点,不但核武器世界一流,而且人造卫星、载人航天技术等都达到了全球领先的地位。但毛泽东所批判和痛恨的恰恰正是这样的苏联,叫做“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尽管社会生活明显改善了,可却变修了,成了社会帝国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死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叛徒。“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毛泽东语)
20世纪,无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无论修正主义,还是反修正主义,无论半封建国家还是全封建国家,除了短命的红色高棉这样的“彻底革命派”外,只要是和平发展时期,几乎都在进行经济建设,都在发展科学技术,否则,一个国家、一个执政党还想干什么?只是有的成就斐然,有的一无所成;有的迅速腾飞,有的进展缓慢;有的比例失调,有的和谐发展;有的只顾重工业而荒废了人民生活的需要,有的更加重视社会生活的全面进步。评价这样的经济建设,重点不在有没有,而是达没达到自己国家应有的发展水平和发展质量。在毛泽东时代,报纸和文件几乎每天都在号召和炫耀钢产量,都在要求农业亩产上纲要、过黄河、跨长江,可常年进展迟缓。农业亩产,不是虚夸就是停滞不前;钢产量,报纸宣传还总是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资本主义国家做比较,却不知道20世纪下半叶世界的发展速度。而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人民公社被取消、计划经济退出历史舞台之后,这些号召和炫耀也就销声匿迹了,因为产量不但迅速攀升,还大大过剩了,卖不出去了,收购不了了!核武器也是20世纪人类的发明,但纳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那些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的国家都在试验,都有成功或接近成功。其中有的是富国,也有的就是穷国,有的是不顾人民死活,有的是想征服世界,有的则是为一姓一家一个利益集团服务,根本说明不了什么。此外,世界上还有很多没有核武器或从来没想过要发展核武器的国家,他们的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国家实力,从来也不弱于那些发展了核武器的地方,甚至更为强大。
  毛泽东之所以发动文革,就是要对打下工业基础和发展核武器的文革前17年,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到各阶层领导加以全面批判和揭露,因为这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这也证明,在毛泽东的心目中,这些既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也同样可以为资产阶级服务。其实,在当今那些批判“非毛化”的人群中,也有相当多的人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经济成就、科学技术成就视而不见,却只专注于社会的另一面。这不也说明他们更看中的是政治,而不是经济与科学技术?不然,为什么一谈到毛泽东领导的阶级斗争高于一切的时代,偏偏又热衷于拿经济建设说事?
  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深受苏联影响,得到苏联的技术、专家、贷款的全力支持。后来中苏关系恶化,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那一套体制和思路并没有改变。所以,那个时期的经济发展与苏联的影响密不可分;作为在苏联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中国革命政权,发展并奠定了那样的经济基础。应该说,苏联,厥功甚伟。那个时代,一大批知识分子回国,热情参加新中国建设,一大批留苏学生回国,用苏联技术为祖国服务。他们的技术专长,正好应和了当时的经济建设需求,对当时的工业基础建设和原子能发展贡献极大。没有他们,光靠工农兵的热情,哪来的成就?不幸的是,他们中间的多数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饱受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有的还含冤而死。
  1956年以后,毛泽东的最大经济手笔就是“三面红旗”,因为“三面红旗”与旧中国毫无关系,也与苏联当时的影响没多少关联。说“三面红旗”是经济,还不如说是政治,因为在毛泽东的治下,经济也是政治。为了捍卫“三面红旗”的果实,1959年庐山会议不惜对彭德怀等老战友开刀,打成反党集团,而“三面红旗”的后果,则是人人皆知的事实,只是在具体数字上各执一词而已。此外,毛泽东的业绩都是政治运动,最终出现了文革。有人说建设“大三线”是功绩,其实这是战备;如果不是为了战备,相信毛泽东也不会将工厂非要建到要什么没什么的山沟里去。至于石油开采、汽车工业,这是任何国家都会发展的经济,而且发展迅速的也并少见,不属于作为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毛泽东特有的成就。
  谈历史功绩时不能只讲一种;讲一种就会顾此失彼,反而扭曲了历史。纳粹在德国上台后也获得了显著的经济成就,从一战失败中彻底翻身,大大“振奋了民族精神,鼓舞了全国的士气”,但在政治上,却犯下了反人类罪,最后被人类所不齿。红色高棉在反对外来侵略时非常英勇,所以赢得了民心;但上台后对柬埔寨各阶层人民也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最终被全世界所抛弃。
  有的批判“非毛化”文章,一说到毛泽东的功绩就喜欢用“毛泽东领导下”,一到错误就变成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林彪、彭德怀、康生、四人帮或者当时的领导层都有责任。其实,一个国家、一个党、一个地方、一个单位出了问题,主要领导人都要负主要责任,这是全世界的共识,也是当代中国的共识,而且早在20世纪就已经得到认可。不然,为什么那时候发生的许多不幸和灾难,我们都无一例外地归罪于太后、总统、总理、执政、委员长呢?何况,毛当政的权威和声望在中国历史上无与伦比,我们也一再歌颂他“高瞻远瞩,明察秋毫”。
  有些运动,比如镇反、肃反、三反五反,现在也被一些人认为是成绩。可即便是成就,其中就没有严重负面的内容?任何政治运动,都是人治的结果,都是抛弃法制的产物。在没有法治只有人治的运动中,冤假错案必然横行;在政治高压下违心作证,说假话取悦当权者,添油加醋揭发批斗对象,借运动挟嫌报复,不能不成为一大社会风景。那些在一边倒的政治情境下的揭发控诉有多少水分?那些没有申辩、失去辩护、缺乏专业素养的审案,能不误判、错判、胡判?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罗隆基、章伯钧等人,还有包括宋庆龄在内的许多“民主人士”,他们的主要意见就是对此前各类运动中的错杀、误杀不满,要求平反。他们的意见至今仍然认定是反党吗?以阶级斗争观念主导审判早在1950年前就已经盛行,电影《徐秋影案件》原型邵玉魁的冤屈便是明证。而这种“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式的侦破、断案、审判,实际上始终贯穿着改革开放前的所有社会生活之中。
  
  反修防修这一思想核心和行动指南被彻底虚无化
  
  今天讲毛泽东的业绩,已经完全看不到任何反修防修的内容。而从赫鲁晓夫上台开始,在毛泽东的思想和行动中,反修防修一直占据统治地位;不但主导着政治运动,也深深渗透在全社会的一切生活中。到了文革,更是登峰造极,所有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都紧密围绕着反修防修而进行,连“养儿防老”都改成“养儿防修”了;全国人民都会背诵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件件都在防止赫鲁晓夫那样的修正主义分子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与苏联为首的“修正主义”毫不妥协地坚决斗争、彻底揪出睡在身边的中国的赫鲁晓夫,正是上个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的主流历史。可以说,失去了反修防修,就失去了一个真实的毛泽东,一个完整的毛泽东,一个主要的毛泽东。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毛泽东自认为最大的历史贡献,也是毛泽东在世时所有歌颂毛泽东文章中认定的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大发展。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说法的核心就是反修防修,行动就是文革。在毛泽东心目中,没有什么比保持红色江山不变颜色更重要,没有什么比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更重要,因为“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正是毛泽东时代人人天天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所以,剥离了反修防修,也就剥离了毛泽东的主要业绩,也就剥离了毛泽东的思想基本。
  反修防修思想的核心,就是不能“卫星上天,红旗落地”,苏联则是殷鉴。防止中国走上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所走的道路,是毛泽东近20年始终不忘的斗争目标。苏联,正是在建立了雄厚的工业基础,形成了强大的军事力量,社会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改善,成为可与美国比肩的“超级大国”的时候,被毛泽东认定为变修了。在毛泽东的眼里,政治才是最主要的,因为与不变修相比,什么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都是次要的。所以,用工业基础、军事力量等等来评价毛泽东的业绩,本身就是与毛泽东的反修防修思想相对立的,是对毛泽东政治业绩的根本否认。
  1957年之前,毛泽东文章不少,但很多说法都没兑现。如果真能依照《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所说的那样,文革也不至于那么残酷无情。1957年以后,毛泽东没有文章,但他的具体实践却表露出真实的思想和意识。从反右、反右倾、四清到文革,始终体现出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始终表达出反修防修的目的,始终不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他的各类最新指示不断通过文件或报刊文章发布到全国各阶层,引发全国人民的全力学习和深入贯彻,其中都离不开阶级斗争、反修防修、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是中国人民的行动指南。剔除了这些内容,毛泽东的主要业绩无论如何也不能成立。
  毛泽东的历史悲剧就在于,他生前最看重的成就和贡献如今正在被人虚无化,他不大在意或并不看重的历史正在被当做他奋斗一生的主要内容。在人们的心目中,他已经由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彻底转变为与孙中山等人一样的新三民主义者、新民主主义者。因为,他最在意的那些成就和贡献无不以失败告终,连最拥戴他的华国锋、汪东兴等人都在他死后不久,就急匆匆抓捕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忠实信徒,赶紧结束了文革,转向了“大干快上”的经济建设。
  他的历史悲剧就在于,他的革命实践尽管名义都很新颖,但手法却是历史的老套路,家天下、一言堂、文字狱、株连、人治、抄家、游街示众,每一项在中国历史中都能找到无数的例证。而且在他的治下,还达到了集古今中外之大成,一概登峰造极。至于反革命集团、反党集团等等,则来自于过去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医疗改革、教育改革虽然都十分必要,但是,苏联的全民公费医疗、欧洲国家的医疗保险全覆盖,欧美国家的教育改革,他都没有学习和实践,而是采用了最简单最容易最方便最讲阶级斗争也最无法持久的方式,比如短期培训赤脚医生、医疗队下乡、师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学生参加运动闹革命、学生批判老师、放弃学习下放生产第一线劳动锻炼、工农兵上大学、课本改用领袖文章和阶级斗争素材、文科大学停办,再加上对学术权威和儒家文化传统的大批判,等等。结果,苏联的全民公费医疗至今让俄罗斯人民受用无穷,医疗保险全覆盖也成为当今中国的奋斗目标,而欧美国家的教育改革实践已经培育出一批又一批人才,还吸引了中国的青少年纷纷出国留学。
我想,若九泉之下的毛泽东有知,他最始料不及且最啼笑皆非的就是,今天他的很多信徒竟然都是当年应该被横扫的“牛鬼蛇神”,有老板,有亿万富翁,有走资派,有雇工剥削和出租房屋的工商业者及富农,也有各种海外关系和港台关系的人物。信奉他的知识分子中,再也找不出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徐景贤那样出口成章、下笔有神的秀才,而都是些出口就骂、抬手就打的教授。而在很多人心目中毛泽东的形象,不是一个大搞残酷阶级斗争的毛泽东,不是一个进行你死我活路线斗争的毛泽东,不是一个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思想的毛泽东。这是那些不满现状者幻觉中的毛泽东。有人还以被他打倒的那么多人仍然信奉他为依据,借以证明他的正确和权威。但“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已经畅行了数千年,这并不能证明为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人民领袖的魅力。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条件,按照毛泽东的设想: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而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绝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这些,不但适用于接班人,也更应该适用于无产阶级革命领袖自身。但毛泽东的悲剧在于,他的很多思想都将自己彻底刨除在外了。
  失去了反修防修,失去了残酷的阶级斗争,失去了不间断的路线斗争,失去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毛泽东,还是毛泽东吗?


【评 论】

《“四人帮”兴亡》一书的得失
——与叶永烈商榷(三)

黄金海

十六、关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初赵全国夺权问题

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二兵团”的耿全章和红卫兵“三司”的赵全国,带了一帮人到康平路夺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权。张春桥找耿金章严肃批评了这件事,耿就宣布退出了。赵全国不服,去了北京,几天后回上海,又搞了一帮人又去康平路夺权,结果被拘留起来了。
此事被叶永烈写成,张春桥找耿金章批评这件事时,在兴国招待所,张如何站在门口“迎接”;如何不敢称“老耿”,因为与“老梗”同音,改称“金章同志”;如何开空调,如何请他抽烟,留他吃饭(《兴亡》第505页),好像叶永烈就在张春桥身边。事实是,张春桥从来没有拔烟请人的习惯,在市委开会,从来不发香烟;至于空调,更是编造出来的,当时根本没空调,康办开会的小礼堂也只是天大热时旁边放点冰块,一般只开电风扇;而且张春桥也没有请人吃饭的事,连王洪文、马天水也都没有被请吃饭的情况。
叶永烈说二兵团退出后,张春桥召王洪文、徐景贤等人开“紧急会议”,愤怒地说:“要对‘上三司’采取革命行动!……于是王洪文带领一班小兄弟出现在康平路,……仅半天就胜利粉碎了一次政变。”可怜“上三司”头头,被套上政治扒手的紧箍咒进了上海监狱。(《兴亡》第507页)
这里叶永烈故意隐去了赵全国的名字。如提赵全国名字,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一听便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又含糊了耿的退出和赵全国第二次进康办夺权的时间,似乎张批评耿退出后就开“紧急会议”,随即采取革命行动。这都是叶精心设计的!
事实上,赵全国去了北京,好几天后才回来,再度冲进康平路要夺权,并说见到总理,有三条指示,一是肯定赵全国夺权是正确的,二是“工总司”是保守组织,三是张春桥被工总司控制了,上海的情况不向中央汇报。经核实,“三条周总理指示”完全是赵全国伪造的。在这种情况下,才对赵全国采取拘留审查的。本来耿金章、赵全国撤出康办后事情就结束了,根本没有打算对赵采取什么措施,叶永烈故意隐藏事实,混清视听。

(十七)关于“1.28炮打”事件

叶永烈虽没详细写,但作了关键性的险恶编造,如说“张春桥指令工总司冲上街头,使红革会原定两小时后举行的炮打张春桥大游行流产了。”(《兴亡》第514页)又说,一月三十日,“清晨六时,几十辆工总司宣传车驶上街头,几万工总司工人把守交通要道,炮打张春桥海报被中央文革特急电报所覆盖。”(《兴亡》第513页)覆盖大字报是有的,“工总司”调人,则是无耻造谣!二十九日中央“特急电报”已下达,三十日还会调人?
叶永烈还说,在一月二十九日凌晨,“张春桥通知徐海涛,部队处于戒备状态,随时准备上街镇压游行队伍,通知王洪文工总司必须紧急动员起来,粉碎‘红革会’阴谋”(《兴亡》第512页)。这完全凭空胡编,而且编得太拙劣。事实是,对于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炮打张春桥事件”,工总司在一月二十九日中央文革“特急电报”之前,态度是“不表态,不参与” ,并对各区、县、局联络站布置,仅在总部大楼上拉了一幅“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 标语。从“一•二八” 开始,到一•二九“特急电报”下达前,“工总司”各基层都没卷入,也没发生反击。一月二十九日晚,中央“特急电报下达后,红卫兵都起来造反,揭发红革会头头。这时工总司基层造反队并没有总部动员,自发地上街用中央文革电报内容,覆盖炮打的大标语的情况是存在的,工总司总部并没有作动员式布置。这种情况下,三十日还开什么“炮打大会”?又何来张春桥指令工总司“冲上街头”,又何来调几万人“把守交通要通”?又何需调军队镇压?再说调军队也不是张能调得动的。
徐海涛仅是一个副政委,上面还有政委,司令还有警备区党委。徐海涛怎能命令部队进入戒备状态,随时准备镇压游行队伍?张春桥不会连这一点起码常识都不懂:要部队戒备,起码要警备司令廖政国、警备局党委决定,还得南京军区的批准。

(十八)关于“斜桥事件”

此节叶永烈作了大量的胡编乱造。叶说,起由是“‘二兵团’常委范建华。那天,耿金章派他到南市区执行‘公务’,被‘工总司’南市区联络站抓去了。……耿金章派了十几个人,坐着卡车,前往斜桥。一去没音讯。又派一批。又是一去无回音。再派一批。还是泥牛入海,杳无音讯。三批人马,五六十人全部被‘工总司’南市区联络站抓起来!这分明是王洪文向‘二兵团’寻衅。耿金章大怒,调集十万之众,前往鈄桥。……由‘一兵团’的戴祖祥担任总指挥。”“而且还准调三万人马砸掉张春桥家”(《兴亡》第516页)。
写得活龙活现,像惊险小说。“三批人马”人间蒸发了,很吸人眼球。可是,全都是胡编乱造!
事实上,二兵团的全称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北上返沪二兵团”,是工总司下属的一个兵团。可是为了另立山头,在各区也设立联络站,制造两派矛盾;不仅企图吃掉工总司各区联络站,甚至想砸掉工总司总部取而代之。所谓“斜桥事件”,正是这个背景下发生的。二兵团与工总司南区指挥部(简称“南总”),发生一次冲突。
事由是,二兵团范建华去砸南总办公室,并非什么“公务”。正是去砸南总办公室,“南总”的队员及许多群众将范建华等揪送到南市区公安分局。接下来二兵团就调人去冲击南市区分局,要求放人。为此,二兵团又调人,再次冲击“南总”,并将“南总”负责人袁根林等几人常委抓去。开始时“工总司”总部并不知情,接到报告后派戴立清等人去处理,要求耿金章放人,事情很快就解决了。事情就这么简单,冲突人数绝不超过二千人,加上一些看热闹的,无一人伤亡。叶永烈却捏造出二兵团调动十万人,还设“总指挥部”,叫一兵团头头戴祖祥任“总指挥”,还另调三万人“准备冲张春桥家”,竭力渲染成“震撼上海的大事件”。试想,南总就是办公室几个人值班,值得调十万人去冲吗?拆一条街也不需这么多人!所幸“总指挥”戴祖祥还健在,我特地找了他核对。戴说,叶永烈完全胡说。那天他仅带了三四个人去,转了一圈便走了,什么“总指挥”,完全是虚构的。再说,耿要冲张春桥家更离奇。同南总的矛盾、磨擦,各区都有一些。原因前面已讲了,和张春桥有什么关系?耿金章很清楚。二兵团之所以存在並得以这样扩展,从几百人迅速发展到十几万,正是张春桥一手支持的结果。张正是利用“二兵团”钳制“工总司”王洪文,反之利用“工总司”制约“二兵团”,这都是大家心照不宣的事实。耿对张是言听计从,在张面前摇头摆尾,大气都不敢出。只是在六七年二月夺权后,为私利才有些分歧,但也还是要张当上海第一书记。怎么会因与南总的矛盾,调三万人去冲张春桥家?这种谎言狗屁不通。还说张春桥批评耿金章,要他把人撤了,耿就乖乖的撤了,这又不是自相矛盾吗?既然准备冲张,怎么张一批评马上就服服帖帖俯首听命呢?胡编乱造昏了头!

(十九)关于上海成立人民公社受到毛主席“严厉批评”

上海六七年二月初成立人民公社一事,当天《人民日报》没有表态。之前,东北已有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毛主席考虑叫什么名称为好,曾找张春桥、姚文元去京研究这个问题。过来人都知道,夺权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至于叫什么名称,开始没有统一规定。毛主席感到叫人民公社,涉及到国家政体。国家叫什么?中华公社?外国承认不承认?有等等问题。完全是工作研究性质。可在叶永烈的笔下,竟写成毛主席对上海夺权“严厉批评”,给人的感觉,上海的夺权是张姚出于个人野心篡权。加上上海的夺权斗争“最早”,对全国造成“极坏影响”。于是文化大革命的“夺权斗争”,并不是毛主席、党中央的部署决定。
为此,叶永烈作了绘声绘色的描述:毛主席召张、姚去中南海时,“并不是因为屋里的暖气开得太大,并不是因为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军装里面还穿着厚厚的毛线衣——他们出的不是热汗,而是冷汗。”“毛泽东边说边笑起来。張春桥却没有笑,他的脑袋里乱糟糟的,盘旋着一个巨大的问号。主席是不是把我看成那个篡政的王莽?这么一想,张春桥的内衣被冷汗湿透了,冰凉地紧贴在嶙峋的脊梁骨上。”“毛主席并没有感觉张春桥脸色变白”。谈话结束后走出来时,“张春桥下意识地摸了摸帽子上的红五角星,犹如摸了摸乌纱帽。虽说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 总算乌纱帽还在。”(《兴亡》第524、526、427页)
怪哉!不禁要问:这次谈话,你叶永烈难道不仅全程参加,而且具有孙悟空的法术,能知张春桥穿什么内衣,出什么温度的汗,并能得知张春桥的“下意识”?这也算纪实?也算是历史?这本是一次正常的工作交谈,到叶永烈笔下,竟写成一次批评会,而且毛主席早已知道了两个“篡党夺权的野心家”。请问:毛主席边说边笑是怎么一回事?毛主席说:“上海可以保留人民公社,其它地区一律不搞人民公社”, 是怎么一回事?《人民日报》社论热烈祝贺是怎么回亊?“王莽”升为政治局常委,又是怎么回事?

(二十)关于捉耿金章一事,叶永烈做了大段虚构

首先对起因就是胡编。叶说,张春桥找王洪文、耿金章谈工总司和二兵团合并问题。当时王洪文和耿金章约第二天谈,并决定上午八时在国棉三十一厂。(《兴亡》第528页)这是胡编出来的。
这件事自始至终是我直接办的,最有发言权:捉耿金章的大背景,是在六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前几天,耿金章为了权力再分配,想制造上海第二次大乱,搞了一百多辆大卡车游行,贴大标语,还要和王洪文电视辩论。为了维持上海的大好形势,捍卫经中央批准的新的权力机构,王洪文找我,要将耿金章抓起来。我问张春桥同意了没有?王说,是张的意思。早在耿金章从苏州回来拉“二兵团”,我就准备端掉他。人都组织好,已到达二兵团总部。但张春桥不同意,才作罢,所以这次我问张春桥是否同意。根本不存在谈大联合问题。具体实施由我来办,送到杨浦公安分局,市革会已与杨浦分局联系好。
这天我联系耿金章,到三十一棉来同王洪文商量电视辩论事宜。这完全是我自己想出的办法,王洪文根本不知道。上午耿金章九时准时到了,我事先安排好人,车一到,我就与他抬杠子,要和他辩论。耿要王洪文出来,我说,你耿金章如何去苏州及我怎样把你们接回来,你怎么拉起二团,我一手经过,清清楚楚。我辩不过你,再叫王洪文出来。吵起来后,他带来的警卫班要将耿拉回去。我代表工总司总部不许他们行动。警卫班里几个骨干还是我们厂里的人,没人敢动。我就将耿推上了卡车,送到了杨浦分局拘留。非常简单,轻而易举。耿被拘后,总部发了通告,《造反报》发表好几篇文章揭露耿的错误。二兵团基层统一归口,一点反复也没有。
可是叶永烈写成原由是张找耿、王谈“大联合”一事,完全子虚乌有。这样一写,把为了维护上海的大好形势抓耿,变成“破坏大联合”了。杨浦分局二话没说,因为亊先己联系好了。可叶永烈却描述成分局如何不敢收,怎么怕二兵团队伍冲等等,拒绝收耿。这全是胡说八道。接着又编下去,说我没办法,就送到警备区,找廖政国司令;廖也不肯收,我又如何同廖政国吵了起来,等等。(《兴亡》第528页)叶永烈不愧是写过幻想小说的,想象力实在丰富。
在释放耿金章时,叶永烈又胡编乱造一套。说王洪文带了“两员大将”——我和陈阿大去杨浦分局。说耿在文革中有功劳,中央首长关心,决定要放你。并要他出去后,很好地参加工作总司工作,等等。事实是,两个多月后,上海形势稳定,王洪文找我,说耿可以放了。抓是你抓的,放还是你去放。这天就我一个人去了杨浦分局,根本没有王洪文、陈阿大。在同耿谈时,只问了他两个月以来有什么收获?他态度很好,说总部这样决定是完全正确的,不仅稳定了上海的大好形势,也挽救了我。否则我利令智昏,还要犯更大的错误,等等。当时我肯定了他的进步,并没有当面对他讲要释放他。谈话后我对分局负责人说,可以放人了,第三天放了。出来后,根本没有在工总司担任什么职务,仅安排到轻工业局基建组,任副组长。

(二十一)将伟大的文化大革命写成野心家篡权

在写王洪文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后,“王洪文得意地向他的小兄弟解释:副主任就是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又说,小兄弟们为他捧扬说:胜者为王,老王你老子给了你一个姓,应了这句古语,“胜者为王”。“王洪文用坐山雕的口气对小兄弟们说,你们都弄个师长旅长干干。”((《兴亡》)第649页)
但是,王洪文说这些话在什么时间?对哪些“小兄弟”讲话?都没有。我可称得上最亲近的“小兄弟”了,为什么我从来也没听到过这种胡言乱语?我询问了其他许多被称为王洪文的小兄弟,也没有一个人听到过这种话。只是在其它一些“文革记事”文章中,见到过说王洪文在“安亭事件”中,得到毛主席、党中央的支持胜利后,王洪文对“小兄弟”说,现在全国都知道我“王司令”了,你们都弄个师长旅长干干这样的编造。叶永烈捡来,用到王洪文当市革委会副主任后来讲,则狗屁不通。一个副主任,怎么会说让小兄弟当师长旅长?完全是无耻的造谣!

(二十二)关于上柴“联司”事件,叶永烈作许多歪曲和无耻的造谣

1.造出了一个联司冲击张春桥的家的奇闻!说“一月革命高潮中,联司干了一件震惊上海的事,翻墙突然袭击康平路张春桥的家,要找张春桥,据说是找张春桥告东方红的状。”接着又编出了王洪文在1月24 日率领几千造反队冲入柴油机厂,一下子抓走二百多人。(《兴亡》第651页)
首先,冲张春桥的家,是莫须有的胡编。在当时,有人冲中央文革副组长的家,肯定是震惊上海的大事件。这么大事件,我们一直在上海,怎么从来没听见过?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上海人,恐怕没人听见过有此事。除了赤卫队制造康平路事件曾冲张春桥家外,从未听见有第二次。“1.28日炮打”、“4.12炮打”,也都没有发生冲张春桥家的情况。怎么唯独叶永烈一个人发现了这件令人“震惊”的大事?咄咄怪事!这种事叶也敢胡编,真够大胆的,完全不像他自我表白的:“我这个人胆子很小”。
2.捏造出一个联司“冲张春桥家”,“顺理成章”,又捏造出一个“1.24”事件。
这件事情倒是有的,但绝非叶永烈所说的因为冲张春桥家引起的。我正是这次事件的当事人。事实是:一月下旬,上柴厂“东方红”到工总司杨浦局联络站,状告“联司”在厂里挑动武斗打“东方红”。杨浦区联络站负责人刘开宇、余益顺派第二纺织机械厂沈克祥(联络员)去调查情况,结果被“联司”打了,关在地下室。沈逃出来后,向联络站报告了情况。刘开宁、余益顺非常气愤,调动了一千多人包围上柴厂,要联司交出打人凶手。这时已是晚上了。我得知情况后,赶到上柴厂,找到余益顺问明情况后,也很气愤。这时上千人包围厂区,大铁门关着进不去,有人准备冲击大门。这时王洪文开了一辆幸福摩托车,后面带着陈阿大,两个人赶来了。这天王洪文太疲劳了,开车打瞌睡,结果摔了一跤。我向他汇报了情况后,王洪文说不要冲,并说是张春桥的意见,让他们表演表演。这才做大家工作,要大家撤。
整个事件就这样结束了,何来王洪文率领几千人冲上柴厂?大门都没进,又何来“抓走联司几百人”?这谎言也太离奇了!
3.为了使上柴联司搞武斗合理化,叶永烈又编了个“青年宫事件”。
叶永烈说,早在“六月二十三日,联司大量印发了题为《警惕!!!一个血洗上柴厂的反革命阴谋计划!》 的传单。这份传单,泄露了王洪文的天机:‘现在还隐藏在专政机构中的一小撮坏人……他们正在酝酿一个更大规模的镇压联司、血洗上柴厂的反革命计划,可能今后半个月之内出现血洗上柴。这张传单……情报完全准确。”“市革会政法指挥部在上海青年宫开过秘密会议,决心七月五日以前踏平联司。联司理所当然地进行反抗。”(《兴亡》第655页)用这种凭空捏造的谣言,来证明联司的反抗是“理所当然的”,于是六月二十八日联司大喊:“我们要杀出去,杀向政法指挥部,杀向公安局,杀向社会!”“终于暴发了,联司和支联站袭击了市青年宫,一场武斗开始了。双方受伤达二百多人,伤势较重的五十多人……。”
这种离奇的编造,叶永烈可谓用心良苦。政法指挥部是由三军组成的,有堂堂正正的挂牌办公楼,开个会哪里需要像地下工作似的,躲到青年宫。说“七月五日之前踏平联司”,怎么“踏平”?用军队、飞机大炮?政法指挥部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下属的一个司法机构。市革会直至八月三日,还是苦口婆心地给联司发公开信,规劝引导。八月三日晚上,市革会宣传公开信时,发生被联司砸车、抓人的严重事件。开会时,对联司是否采取强制措施,仍有不同意见,怎么会六月二十三日就决心在“七月五日之前踏平联司”?
那份“联司传单”,也许只有叶永烈看过,我们听也没有听到过。即使有,只能说明这是联司、支联站为煽动更大动乱采取恶人先告状的手法制造的谎言!
至于所谓“青年宫大武斗”,更是叶永烈故意歪曲事实!事实是,那一段时间,“联司”、“支联站”天天在人民广场搞所谓的大辩论。每天人民广场、西藏路、福州路、南京路等地,拥满成千上万人,包括看热闹的人。与其说是辩论,不如说是寻衅滋事,常有流氓斗殴,制造社会动乱。凡发表不同意联司、支联站观点的,即遭到围攻殴打。在福州路、南京路,甚至还发生将不同意见的女工衣服扒光肆意侮辱的事件。在这种情况下,靠近人民广场的上海市青年宫,贴出反对联司和支联站的大字报。六月二十九日夜,大批联司、支联站的人冲击青年宫,大搞打砸抢,将值班的人拖到西藏路上毒打,抄出一些反联司、支联站的大字报放在西藏路上焚烧。这便是“六二九”青年宫事件的真相!当时里面没有几个值班的人,何来“大武斗”?又何来“双方受伤二百多人,伤势较重的五十多人”?这不是大白天说梦话吗?叶说,支联站“袭击位于市中心的青年宫。他们原想从那里查抄王洪文踏平联司的计划,结果查到近百张尚未贴出的攻击联司的大字报,便在青年宫门口烧毁。” (《兴亡》第655页)说“情报准确”,怎么没抄到王洪文的阴谋计划?工总司要搞计划,为什么要到青年宫?要为联司肆意挑动武斗辩护,也不应编造如此荒唐的故事!
要说“大武斗”,就在这同一天,在柴油机厂内,联司有计划、有预谋地准备凶器,控制电话总机,对武装部民兵调虎离山,集合队伍奔向指定目标……这些叶永烈在书中写得很详细。(655页)对上柴东方红发动的大武斗,确实打伤东方红许多人,怎么将这场大武斗搬到了青年宫?
事实上,两件事情发生在同一天,都是联司、支联站一手策划挑起的。叶永烈却将联司、支联站搞打砸抢、引发武斗说成“理所当然”,这不是颠倒黑白,混淆事非吗?
4. 对解福喜之死,叶永烈的说法也不符合事实。
解福喜是东方红派的一个中层干部,在一次武斗中被联司捉到地下室,活活被打死,当时的解剖验尸报告及照片我还有。经市检察院、法院、法医检验所、公安局有关法医,及东方红医院、延安医院、上海市胸科医院、第一人民医院、工农兵医院、上海第一医学院、肿瘤医院、华山医院等有关骨科、病理科医师解剖鉴定,死者面部、头部、上下肢、颈部、胸部、肩部、腹部、腰部、臀部,大小损伤达五十五处,其中臀部的伤最为广泛和严重,损伤性质为钝器击打。剖检结果,前胸皮下组织有11×8厘米的大块出血;左第五肋骨骨折,第五颈椎体骨折;脑膜及脑实质充血、水肿,心内腔出血,心外膜出血;两肺多处散块状出血。证明死者生前受强烈暴力,引起肺损伤及脑震荡,可以致死。发现两侧肾脏集合管中有大量血红蛋白圆柱形成,可以说明死者因臀部严重损伤而成为低肾单位肾病(挤压综合症),足以引起死亡……。认定死者生前被严重殴打所致。
可叶永烈却写成:“在混战中……东方红成员解福喜受了重伤,不久死去”,“解福喜明明是武斗中死去”(《兴亡》第656页)。甚至引用“联司”的传单,说是“中暑”死亡。叶还有一点实事求是之心吗?
5. 关于搞掉“支联站”,叶永烈又笔下搞鬼,说:“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九日,在‘888’开过一个会(‘888’是上海警备区支左办公室的电话最后三位数,故后来习惯就以‘888’指代这个办公室),制定了代号叫‘888’打联司的行动计划,五条内容”,设“三线指挥部”(《兴亡》第659页)。这又是胡编乱造!
事实是,当时陈卜昌、全向东等人,利用“上柴联司”在上海搞了一个“支联站”,天天在人民广场搭台搞“辩论”。所谓大辩论,实际上流氓滋事,企图制造第二次大乱,稍有不同意见即遭殴打围攻。人民群众异常愤怒,纷纷来信来访,要求制止这种严重破坏人民生活秩序、社会治安秩序的行为。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都必须采取必要措施,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和社会的治安。然而劝说无效,越搞越严重,“青年宫事件”就是个典型。青年宫里的造反派不同意支联站的观点,贴出大标语,随即遭到冲击、殴打、火烧……。
在这种情况下,在支左办公室(即“888”)开过一个会。得知“支联站”一伙坏头头,在七月三十一日策划成立全市“支联总站”,企图制造更大的动乱。就在他们开会时,一举将他们包围,只有全向东逃脱,制止了上海第三次大乱。
叶永烈用心险恶还在于,他制造一段情节,将八月四日打联司足足提前了十一天,说王洪文在会上讲:“我们必须在八月五日之前消灭联司和支联站”,还制造出一个“888”为代号的“打联司”行动计划。这样一来,就造成“八.四”行动早在七月二十九日就拟定了,是“有计划有预谋的”。
事实是,直至将解福喜活活打死,仍对联司进行规劝。八月三日,市革会还发表《给上柴联司公开信》,并派三军媒体去厂里宣传。结果遭到联司的围攻,宣传车被砸,摄器材被抢,人也被打,衣服被撕。
在这种情况下,八月三日下午,在“888”开会时仍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还是应坚持宣传说服;一种认为不能再软弱了,再软下去要脱离群众,上海形势要更乱,生产、生活秩序无法正常。在激烈的争执中达成一致,决定八月三日夜里在人民广场召开大会,由被打的人控诉,揭露联司坏头头杨仲池等人罪行,市革会讲话。目的还是想对联司及全向东等坏头头施加压力,希望联司广大群众同他们划清界线。至此,也没有“消灭联司”的设想。怎么会在七月二十九日就拟定打联司的“行动计划”?王洪文又怎么会提前十一天就讲,要在“八月五日前消灭联司”?叶永烈能给出一点证据吗?
此后之所以发生“八四”打联司行动,完全出于偶然,也是联司一手挑起的。事实是,八月三日大会(叶永烈故意“忽略”了这个重要的十万人大会,竟一字未提及)后,已是八月四日凌晨。散去人群沿南京路游行至外滩时,有联司的卡车冲击冶金系统的队伍,有人被撞伤,一下子激怒了游行的群众。于是一部分人就直奔上海柴油机厂去抗议。这部分先去的队伍都是赤手空拳,根本就没有打联司的准备。天亮后,一些工厂得知这情况,纷纷自发地去上柴支援,这时候就有戴藤帽的了。市革会领导王洪文、王少庸、徐景贤等人散会后回家休息,得知上柴厂被几千人包围后,才匆忙从床上起来赶去。此时已无法做工作了,才临时决定,要将坏头头杨仲池等绳之以法。八月四日上午,我在三十一棉厂里搞整风。看到许多卡车向东开去,沿途许多群众鼓掌欢迎。经问工总司杨浦区联络站头头刘开宇,才知道是去上柴厂,他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中午,我和刘开宇搞了一个辆车,赶到上柴厂。
如果事先就策划打联司,肯定工总司要通过各区联络站调队伍。八月三日晚上大会去的队伍,肯定“全副武装”,怎么联络站头头竟不知道?我被称为王洪文的“得力干将”、“五虎上将”之一,怎么这么大的事一点也不知道?
6. 在描述“八四”行动的过程中,叶永烈大量虚构,胡编乱造。且看:
叶说:“王洪文要来上海柴油机厂详图,铺在‘888’那宽大的桌面上,四周小兄弟围着议论着。直到这时,他司令部才有一点司令部的味道,他这司令才有点像司令的样子。”((《兴亡》第661页)“第一步是包围,第二步是攻坚,这是一场硬仗。除了上体司仍然要作为先锋外,公革会、消革会也要起骨干作用”。“公革会、消革会头头立即表示,听从司令调遣”。“耿金章也被王洪文请来参与军机,因为老耿在指挥方面有两手”。“潘国平也来了,他手下也有一支人马。”徐景贤说:“我们要先礼后兵,要逼得联司先开第一枪”。“徐景贤在节骨眼上提出重要策略”(同上)。
叶永烈没有交代,这是哪次会议,是什么时间?是“八四”现场吗?哪来的“888”“宽大的桌面”?又哪来上柴厂详图?事先准备好的吗?完全在瞎编!大概《南征北战》看多了, 灵感来了。
至于说耿金章参与“军机”,也很荒唐。当时耿金章从杨浦分局放出不久,那天确实来了,但只是随基层队伍到过现场,怎么成了参与“军机”?潘国平“有一支队伍”更加离奇。潘当时早在厂里劳动,哪来队伍?工总司如要解决一个上柴厂,就是在厂门口百米左右一幢办公楼(原是厂部办公楼,后被联司占领成“联司”大楼,就五层左右),哪里要用潘国平的什么队伍?这不是很可笑吗?至于公革会(公安局革命造反委员会)头头,应该是王维章,那天根本没见到他影子(况且他和工总司一直不对)。消革会(上海消防革命造反委员会)头头应是陈醒民,根本没来。吴步林则是在联司乱郑燃烧并引起火警,派消防车来时才来的,何来“当即表示听从司令调遣”?
说徐景贤“在节骨眼上提出重要策略”,要“逼联司先开第一枪”,更是胡扯蛋。“八四”早上,徐景贤等市革会几个负责人闻讯赶去上柴时,车也进不去。只好在旁边一个单位找一间办公室,临时组织指挥。
所谓这次“888会议”,完全是无中生有。故意采取隐晦的手法,不说这次会议的时间。编造出这样一个会议,使人感觉打联司早已预谋。说市革会给联司的《公开信》是“假惺惺”的,是逼联司“打第一枪”。于是叶永烈说“联司当然进行了反击”。
说“联司当然进行了反击”,是指八月三日上海市革会去上柴宣传《公开信》时,还是八月四日发生群众包围上柴厂之时?如果是前者,叶永烈为什么不敢将《公开信》的内容公开出来让大家听听?又为什么不敢将“反击”的成果讲出来给大家看看?其实,那天既没调动队伍,更没包围上柴。仅几辆宣传车和几个媒体单位,连厂都没进,结果联司组织人冲出来打人、抓人、砸车,这也叫“反击”?
如果是后者,发生大批群众包围上柴厂(八月四日凌晨),起因前面我已讲了。首批去的人全都赤手空拳,根本没有要“打联司”的准备,只是气愤、抗议,可联司却早已做了充分准备,特制弹弓、硫酸、燃烧瓶……对手无寸铁的群众,铁弹如雨下,射伤许多群众,这也叫“反击”?在这种情况下,加上后续赶来的群众,仅就地取些砖头、木棍。这才称得上自卫反击。叶永烈也说“取原始的砖头……”,可是又将联司用的特制弹弓强加到群众头上,实际上去的人没有一个有弹弓的。
叶永烈还离奇地编造出“两架直升飞机在上柴厂上空盘旋,摄影师们用电影胶卷记录着王洪文立功”(《兴亡》第661页)。那时有没有直升飞机我不知道。上海治安配直升机,直到2010年才配几架。我在现场,上万人在现场,谁见到直升飞机了?难道是隐形飞机?不仅雷达扫不到,连肉眼也看不见?只有叶永烈具有特异功能才看见了?
叶永烈引用了王洪文的审查记录。“王洪文说:‘伤亡几百人,主要我负责’。”这个记录怎么出来的,原来不知道,以为只有天知道。但看到《邱会作回忆录》,才恍然大悟。原来王洪文被抓后受到酷刑。从被抓第一天起,就带上会自动紧固的刑具;安装“电响器”,“发刺耳”钻心的噪声,对人的神经进行刺激。一天吃不上四两米,饿得浮肿,头也抬不起,直到公审前才稍吃饱一点……提审都是车轮大战,搞得王洪文常常讲讲就睡着了。这时就给他强注一种针,注射后心里烦躁,十分痛苦。后来交换条件是,只要好好交代就不打针。王洪文说,“为了减少痛苦”,为了活下去,他什么都承认,让他说什么就说什么。(《邱会作回忆录》页866)原来如此!
上海的“八•四”行动从没死一个人!伤有不少,但绝大多数是被联司用弹弓射伤和硫酸灼伤、铁棍打伤的群众,而不是“联司”的人。这是王洪文清清楚楚,全上海人都知道的事实!
叶永烈又引用了一个叫徐盼清的“证人”的话。这个人是什么角色,他符不符合“证人”条件都不清楚。徐说“抓一个毒打一个,把男的上衣扒光,女的上衣撕破,作为标记。”我作为当时在场者,可以证明徐的证言是胡说八道。叶永烈就喜欢这类胡说八道,再加以编造。
不说一般的联司人员,就说联司主要头头杨仲池和一个不知名的短发女人。这个女人弹弓弹得最准、最狠,下面许多人都被她弹伤。当时下面的群众非常痛恨,有人叫:“这个小娘捉牢伊,敲煞伊”。我不敢说,这些人在从楼上下来时一个也没被打,杨仲池下来时头上就被人打过。但从没有男的“扒光上衣”、女的“撕破上衣”做“标志”的情况。当杨仲池和那个女的下来后,确实不少人异常气愤,冲上去要打他们。我和几十人群众硬是手挽手,保护杨仲池等几个人,自己肩上还挨了几棍子。在那种气氛下,若不是群众保护,说不定杨仲池和那个女的真的会被失手打死。
至于说联司的“群众财物被抢劫一空”,更是不值一驳的胡说八道!这种谣言太低级了。
歪曲事实,编造事实,充斥叶的《全集》。许多事我已懒得一一揭穿,我想当事人一定会在适当时候来戳穿。从我亲身经历的几件事实,可见其造谣惑众的一斑。
叶永烈在《序言》里自称走访了许多人, 包括许多大员, 似乎非常严谨,似乎读者对书中所写情况的真实性不必有丝毫怀疑。其实不然!有些文人墨客正是以此来欺骗读者。被访者怎么讲归被访者, 我想怎么写, 就怎么写。叶永烈就是这样的文人墨客。
比如他采访过陈伯达, 关于陈被捕一节, 已讲清由于患淋巴结核病危, 陈被保出, 并没有悔过签字之类行为。不像经刘少奇同意,“履行简单手续”出来的安子文等六十一人,签了反共启事, 而且发表了。“可是叶永烈的书至今还说陈伯达是叛徒”。(《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第384页)从这个简单的事实,就可以知道他那些连篇累牍的纪实作品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如何了。

2013年8月修改



【争 鸣】

也谈中央文革小组的结束时间

余汝信 曾 鸣

关于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以下简称文革小组)的结束时间问题,有学者认为,中共九届一中全会后,按照毛泽东的思路,“中央不再设这个机构了”, “寿终正寝了”。(霞飞:《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设立和取消》,《党史博采(纪实)》2012年第1期)又有学者称,“九届一中全会后,中央文革小组逐渐停止活动。”(沈传宝:《中央文革小组的历史沿革及立废原因探析》,《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1期)连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也称,毛泽东在1969年3月间在谈到九大文件时说过:“中央文革不要加了,是管文化革命的。文化革命快要结束了,用常委。”故而,《毛泽东传》声称,毛泽东“确定在九大后取消‘中央文革小组’”。(《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1556—1557页)
我们认为,1969年4月中共九大之后,并无任何人(包括毛泽东本人)宣告过要取消文革小组。在文革小组结束的问题上,换句话说,有关它的存废问题上,毛泽东实际上采取了秘而不宣、以新替旧的办法,即不公开宣布文革小组的终止与否,而是在他认为适当的时间,成立一个新的机构,代替文革小组。这个新机构,就是政治局常委、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倒台后,1970年11月成立的中央组织宣传组。如此说成立,文革小组的正式结束时间,则应迟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的1970年11月。
持此说的理由如下。
1.由毛泽东倡导成立并亲自掌握的文革小组,是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通知》(习惯上称“五一六通知”,1967年5月公开发表时标题改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决定“重新设立”的,它“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这是毛泽东亲笔所加的,毛对这份文件作了许多修改。文革小组成立初期可谓阵容强大: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选举产生的三名政治局常委——陶铸、陈伯达、康生,分别担任组长和顾问,还有包括毛泽东夫人江青任副组长(不久任第一副组长,后任代组长)在内的近20名成员。这样,文革小组不仅地位显赫,而且和中共中央书记处并驾齐驱,很快便取而代之。
2.如前所述,毛泽东修改过的“五一六通知” ,把文革小组在中央的地位抬高了许多。且不论毛泽东为它说了很多好话,单就中央发文这一方面而言,可以看出它在高层的位置不断地前移。
1967年1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公开见报(1967年1月12日《人民日报》)。这是文革小组首次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向全国显示了其地位的重要性和权威性。同月23日,又以四家的名义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此后,这种以四家联合署名发文的情况屡见不鲜。如处理一些省、市问题的决定(1967年3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1967年8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处理鞍山问题的决定》等)和对各省、市、自治区请示成立革委会报告的批复,对重要会议的批复,通令和通告以及布告,大都是以这四家联名的形式下达或发布的。期间,也有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并列发文的,如中发[68]144号文件即转发上海市《关于在产业工人中有步骤地发展新党员的请示报告》(1968年9月29日),中发[68]170号文件《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1968年12月26日)等,排名是中共中央首位,文革小组其次;还有中央军委与中央文革并列发文的,如《关于工人进军事院校及尚未联合起来的军事院校实行军管的通知》(1968年9月2日),排名是中央军委第一,文革小组居后;当然,也有文革小组单独发文的,如《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地方电台应严格掌握宣传内容的通知》(1969年1月19日)。
1968年11月15日,在发出中发[68]158号文件《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一九六八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时,在四家的排名上发生了重大变化——文革小组紧随中共中央排在第二,国务院由第二退居第三,中央军委排为第四。此后,凡是以这四家名义发文,排名都是照此办理的。如:《关于一九六八年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半工(农)半读学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1968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一九六九年征兵的命令》(1968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学校放寒假问题的通知》(1969年1月28日),《转发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一九六八年全军实行节约的情况报告>》(1969年2月24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一九六九年城乡居民棉布分配的通知》(1969年3月4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迅速掀起春耕生产新高潮的通知》(1969年3月15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做好军队复员干部安置工作的通知》(1969年3月22日),等等。这些文件足以表明,当时中央文革的地位,仅次于中共中央,高于国务院和军委;权力愈来愈大,不仅管意识形态和党的工作,而且插手政府事务和军事工作。文革小组的地位和权力如此膨胀,源于毛泽东的支持和倚重以及高层重量级人物的推波助澜。为了将这种格局强加给全党、全国和全军,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和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中,都对文革小组作了充分肯定。
毛泽东把文革小组捧得这么高,如若在1969年4月中共九大前后即时宣布取消文革小组,岂不是自打嘴巴?尽管他在1969年3月3日讨论一个文件的署名时说过不加文革小组的名字(《毛泽东传(1949—1976)》,第1547—1556页),但是在同年3月4日、15日、22日的中央文件,仍以四家的名义下发,如上所述,文革小组仍然名列第二。可见,毛泽东并没有中止文革小组的活动,更遑论取消文革小组了。
3.这样,中共九届一中全会后,虽然陈伯达、康生仍为中央常委,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进了政治局,他们本来应不再需要中央文革这块牌子,但文革小组的名称,却还继续出现在一系列中央文件之上。如1969年5月25日文革小组下发的中央广播电台关于对电视文艺宣传中错误的初步检讨,同年8月2日文革小组转发王秀珍(时任中共九届中央委员)给张春桥、姚文元的信,批语是以文革小组独家名义,写给各省、市、自治区及地、县革命委员会,各级党委及党的核心小组,并发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的。此前的7月6日上海市革委会《关于上海开展夏季爱国卫生运动的情况报告》,抬头写的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国务院、中央军委”。同月23日,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关于解决山西问题具体措施的报告》,抬头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中央军委”。直至9月12日中共第六十八军委员会关于成立连云港市革委会的报告,抬头还是“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国务院、中央军委”。年底12月24日四川省革委会、成都军区党委关于解决四川当前若干问题的报告,抬头仍为“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国务院、中央军委”。假如文革小组不存在了,上海、山西、四川这些省级组织以及成都军区党委、六十八军党委,是不会在报告的抬头写上“中央文革”的;中央在转发或批复这些报告时,更会将“中央文革”四字去掉。
陈伯达此时是政治局常委,其文革小组组长也未宣布免去。曾鸣1969年曾在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山西地区班“学习”过,当年8月6日在空军第二高级专科学校听过陈伯达、纪登奎对这个班全体学员的训话。纪称,“在伯达同志的领导下,谢副总理和我分管山西问题的解决;伯达同志是政治局常委、文革小组组长,是我党优秀的理论家;你们必须按伯达同志讲的,坚决贯彻落实毛主席批示照办的七二三布告,斗私批修”,等等。
4.1970年6月22日,中共中央批准《国务院关于国务院各部门建立党的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在请示报告的附表中,明确将广播事业局和新华通讯社“归中央文革领导”。此可说明,迟至1970年中,在中共中央及国务院两者看来,文革小组仍旧存在。不过,两个月后,事情起了变化。
5.1970年8—9月间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的垮台,在客观上为文革小组的结束提供了条件。同年11月6日,经毛泽东、林彪批准,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该决定以中发[1970]60号中共中央文件发至省、军一级党委,全文如下:

一、为了党在目前进行的组织宣传工作,实施统一管理,中央决定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设立中央组织宣传组。
二、中央组织宣传组设组长一人,由康生同志担任,设组员若干人,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同志担任。
三、中央组织宣传组管辖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新华总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光明日报、中央编译局的工作,以及中央划归该组管辖单位的工作。
四、工,青、妇中央一级机构和它们的五•七干校,均划归中央组织宣传组管辖。
五、中央组织宣传组可设短小精干的联络办公室。
六、中央旧中宣部、政治研究室均取消,归中央办公厅负责管理它们的五•七干校和安置工作。

从以上文字中,人们不难看出这个组的分管领域包括了党的组织建设和高级干部的任免以及宣传部门,其权力不小于文革小组。特别是“以及中央划归该组管辖单位的工作”,扩展性很大。事后证明,中联部、国务院文化组、科技组也被纳入它的管辖范围。
自中央组织宣传组成立后,文革小组不再在中央文件中提及。康生不久因病无法工作,中央组织宣传组实际上由江青主事。因此,我们不认为,文革小组的无声结束,是毛泽东在某种程度上为了限制江青的影响和权力。经过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江青的权力比文革小组时期还要大一些。
综上所述,文革小组和中央组织宣传组,一脉相承,相互衔接;前者的中止,是后者的开始。因此,我们认为,文革小组的结束时间,应定在1970年11月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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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记忆》第一O四期
帖子发表于 : 周一 12月 02, 2013 10:0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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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往】

唐漠之死与我的忏悔
——我的文革日记与回忆

任彦芳

1966年6月10日,我离开文化部领导的《焦裕禄》电影创作组,回到长影参加文化大革命。我到长影时,省委派出的强大工作组已经进厂几天。我在回长春的列车上写出这样的日记:

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
主席思想,指路明灯。坚信不疑,无限崇敬。
积极投入,阶级斗争。明辨真假,擦亮眼睛。
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深思细想,警惕盲从。
敢说敢闯,彻底革命。打垮权威,卑视虚名。
扫除垃圾,彻底干净。文化主人,是我工农。
精神振奋,红日初升。牛鬼蛇神,无处存容。
欢呼长影,走向新生。列车万里,劲吹东风。
心情激荡,略记豪情。
1966.6.10下午,59次列车上

坚决把主席思想当最高指示
要深信不疑。几十年的革命史已经证明,今天世界人民革命斗争在证明,伟大的革命实践在证明:毛主席的书——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的马列主义。
凡是不合主席思想者,不论是何人,都要反对!因为,那样,会把中国变成修正主义。
要保卫毛泽东思想,就是真正的革命者。
反对折衷主义!
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调和的余地。
我这一生,要成为学习主席思想的一生,做毛主席的好学生,是一生最高的要求。
当前斗争如此复杂,要用主席思想去量已量人的的言行。从而在斗争中真正站稳左派立场,毫不动摇!
要做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员,这是光荣的职责!
充分认识这次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意义。
这是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大进军!谁阻碍它的车轮,谁就要灭亡!中国不能走修正主义的老路!
我想,只有打掉个人主义,方可以真正接受毛泽东思想,才可以坚信不疑,无限崇拜。

这就是我当时所思所想。回厂第二天,全厂开大会,发起向黑线开火的动员令。日记记着这次大会:

1966年6月11日 上午十时
全厂职工大会。岳林同志讲话,表示态度:没有把好关,愿做检查,长影的黑线又粗又长。
胡绍祖、王本禄、何贵之、岳林、徐谦、胡仁智和工作组五人,一同参加大会和大家见面。
要彻底挖掉修正这义根子!
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总是千方百计的搞反动宣传,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为篡夺领导权,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多少年来,斗争是激烈的。1957年,1959年,1961年,1962年,在暂时困难时期,国内外反动派进攻……我们要搞深搞透。职工同志们,必须行动起来,这是我们的责任!要自己起来干革命,共同的任务是高举毛泽东伟大红旗,把长影建成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社会主义新长影。这是一场深刻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从思想上挖掉修正主义根子。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斗争,是触及每个人灵魂的斗争,这是一次考验和检验,这是真假革命,真假拥护毛泽东思想的试金石。以战斗的姿态,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我们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群众是要革命的,是不跟资产阶级保皇派走的。有一些同志,在黑线进攻下,迷失方向,丧失了立场,写过错误文章,演过错戏,有不同的错误,应放下包袱,提高认识,和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划清界限,同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划清界线,勇敢地参加斗争,勇敢地、毫无保留地揭发黑线,接受同志的批评,改正错误。
站稳立场,明确方向,在斗争中受到锻炼,要自始至终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新民主主义论》、《讲话》、《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学习解放军报社论4月18日,5月4日;人民日报社论6.1,6.2,6月3日,6月4日。还有其它重要文章。
最高指示只有一个: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反对自由主义,小广播。
斗争形式:大字报,注意大字报的质量,大字报的内容不限制;开座谈会,学重要文章;批判会。
主要是抓大是大非的问题。同志们为了与人为善帮助认识错误,提出来可以,有关生活作风可采取其它方式,不至于失主要方向。

这些看来空洞的号召背后是有具体内容的,不过不到时候,不能直接说出来。
我积极地投入斗争中去,因为我是红五类,烈士遗孤,贫农子弟,在兰考刚入党的党员,虽没有转过组织关系,我是按照党员的党性要求自己了。我所在的编辑室,因为大部分人或写过毒草有各种问题,或出身不好,或有历史问题,更主要的是省委工作组进厂前,有一个机密文件《关于长影问题的报告》,说总编室副主任,电影文学副主编唐漠,夺了电影文学的权,他在这儿有一个反党小集团。长影要整谁,原来省委早有安排。这个长影问题的报告里,有总编室主任,老党员老干部田野给省委书记吴德的一封信,这封信被吴德书记作了批示。直接了当地定性,电影文学被坏人把握,要把权夺回来。这坏人,就指的是唐漠及他的后台,黑线代表人物,厂里的艺术副厂长林杉。我因为被工作组信任,便成了专案组成员。
是省委给长影的运动定了调子,确定了要打倒谁,要批什么人物。凡是在1958年省委领导期间站在省委一边的,便是左派。长影在1961年改为中央文化部直接领导,但党的关系仍是省委领导。谁站在文化部一边,便是听周、林、夏、陈的全是文艺黑线人物。以省委划线,是工作组进厂的纲,是借整长影黑线,证明吉林省委与黑线作了斗争。而文革不久,吴德被调到北京进了改组后的北京市委领导,更说明吉林省委正确,吴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红线。这个运动的框子,便注定了唐漠死的命运,但大家全都蒙在鼓里。——从唐漠的遗书里知道,唐已知道自己的命运。
我的日记里写下了这个唐漠一步步走向死亡的过程。
1966年6月18日,在第四摄影棚,便按照工作组的布置,贴出了林杉的大字报,这里边提到了唐漠。从这个当时的大字报里,就给林杉定性了,后来对他的批斗,不过是走走过场。我抄录大字报如下:

林杉,原名李文德,浙江人。1930年在上海上路中学读书。30年,参加共青团,31年转党。32年8月被捕,37年放出来,1942年重新入党。曾任中央文化部艺委会秘书长。1961年任我厂厂长。
历史上,32年1—8月,和40年,三次被捕。第二次被捕时,写过悔过书,被敌判12年徒刑,减刑8年。38年,送反省院,每周写一篇歌颂三民主义的文章,37年被提前释放;37年10月恢复党籍;39年又停止党籍;42年重新入党。林杉对审查他的问题一直不满,和党离心离德。
从1956年5月调到长影,和沙蒙、郭维勾结在一起,成为反党联盟的重要人物,公开煽动质量第一,要由内行人领导生产。长影要去掉几个人才能搞好,艺术干部都不搞行政。右派自负盈亏,他要为三万元奋斗。搞春天旅社,要成为真正的自由职业者。正要搞他的问题,文化部调他去北京,搞《风从东方来》;电影局是他的庇护所。58年10月整风补课,他作了检讨,经省委批准,彻销党委委员职务,他一直心怀不满,活动很猖狂。
一、反对党的领导,积极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攻击省委领导。56年听了省委的报告说:全是人云亦云,没有自己的语言,怕丢乌纱帽!
吴德同志一贯执行毛主席思想,路线。
1961年7月,党员艺术干部座谈会,在中央宣传部会议,要求收中央文化部领导。
1962年8月,主要党员座谈会,说,宋部长不服,就是宗派主义,他污蔑党委是“恶劣的个人统治”
他用坏人,大放毒草,为右派翻案,说不存在反党集团。恶毒攻击说,有人丧失了人性,对自己的同志一点同情心也没有。
1962年,拉了一批右派,成立了“亲人摄制组”。有郭维、任逊、葛维卿、王桂芝,北京李宗津。
1961年,林当了厂长,器重唐漠,安置在总编室。唐参加过民主青年联盟,是国民党的特务机构,蓝衣社。他否定工农兵方向,四大经验即现代题材,群众路线,创作组,党的领导。说确定为无产阶级办电影的道路,就更成问题了。
1961年7月,周扬,大反党的领导,林杉极力称赞。林杉多次讲话,否定作家世界观的主导作用,反对从意念出发,反对主题拔高。
陈荒煤来,林把夏陈黑线更具体化了。
1962年,林杉把《摘星手》、《年轻人》砍掉,砍掉《千万不要忘记》。
1963年,64年,拍了十七部电影有:《兵临城下》、《独立大队》、《两家人》、《亲人》、《满意不满意》《女跳水队员》等,大部是毒草。
1962年,8月组织艺委会。
1962年11月,解散创作组,成立创作办公室,使艺术干部成了“自由人”。
二、反对毛泽东文艺路线
1.林杉发表九篇文章讲话。他歪曲讲话,否定世界观改造,说经过思想改造已获得解决。彻底否定世界观的作用。“作品以自己的爱,憎,血泪写”。
2.反对毛泽东思想统率文艺。说要深入研究自己的感受,生活必然会暗示给我们一种思想。
质问别人,不能简单搬用结论,图解结论,实际上是反对当前阶级斗争服务,他的文章有:谈主题和描写上的虚与实。关于典型形象问题。说一个阶级只有一个典型问题,以酒精代酒。
3.大捧洋人,古人。说今天人是过去人的继续和发展。《在银幕上歌颂共产主义新人》一文中,读了《琵琶记》,捧赵五娘的描写,叫人们学习技巧。林杉多次出国说修正主义电影是大不真实,小真实,我们的电影是大真实,小不真实。
他把反毛泽东思想的人,说成是人民内部矛盾。
他宣传革命恐怖,写的剧本贯穿反党黑线。有《再生记》、《三年的日子里》、《党的女儿》、《冬梅》、支持的《宦娘曲》等。
他的这些剧本,渲染战争恐怖。《党的女儿》把主要领导人写成叛徒,宣扬叛徒哲学。

省委工作组按着省委安排,抛出了林杉。组织全厂的批斗会,唐漠知道处在危机中了。他成了重点人物,实际成了要打倒的坏人。工作组安排,让我搬家,与他住一个房间,在长影第一宿舍。这是个长影单身住的宿舍。在二层靠楼梯的那个房间,一间房,两个床,唐住里面,我在外边。我知道这是组织的安排,我要服从,任务当然是看着他,不要出意外,另就是有监视他的意思。他是明白这种安排的。
6月21日,吉林省电台广播了东北局化名东言的文章,是向东北三省黑线开火的动员令。这是东北三省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夺权的号令。三省都将主要代表人物点了名,吉林省便是长影的林杉。我在日记中记下这文章的要点。

6.21
听广播:东北地区的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
一、东北地区许多地区和部门被把持。辽宁省文化厅副厅长洛汀,辽宁人民艺术剧院被修正主义把持下。沈阳市话剧团演兵临城下,是洛汀出题目。后台老板,自称全国总导演,辽宁省委的头子,抗拒省委领导,不做汇报,把手伸向长春,上海。
长春林杉,把长影变成一个堡垒。并把四个经验诬蔑为左的道路。电影文学1962,1963年两年间,十多部电影毒草剧本发来。下放期间,省委曾对此做过斗争。
领导权被反革命所篡夺,反革命搞得乌烟瘴气。
哈尔滨,演茶花女,第二届哈尔滨之夏,哈尔滨话剧院,社教到了高峰,组织上亲地富反坏右。有市委管文教的书记,宣传部有牛乃文,说要和省委斗争到底,十年不成,斗它二十年。
东北地区的斗争多么尖锐复杂激烈。
虽然是共产党员,已蜕化变质,实际上已是国民党员,是资产阶级专政。阶级敌人如此猖狂进攻,是可以容忍的吗?

这个动员令下来的第二天,即六月二十二日,长影全厂开会斗争林杉,称这是夺权斗争开始。斗争会后,总编室便开会提出斗唐漠了。先看看被内部列为唐漠反党小集团人物的动向,听她们的发言,决定如何行动。我并不知道谁列为小集团的人了,也看不出谁是与唐漠最近的人。我冷静地听,也认真地记录下人们的发言。工作组认为可以直接与唐漠交火了,便决定在六月二十四日下午揭发批判唐漠。
我每次开斗争会,都是心跳加快,我是害怕经这场面的。我作为工作组信任的积极分子,不能不表现坚定。这天日记里,透露了这种心态。日记:

1966.6.24
下午 全室斗争唐漠大会。
开过小会后,来到屋子里,开斗争唐漠的大会。
人们都围坐在一块,唐漠低着头,手提着个小包。
斗争就是生活。应该在斗争中锻炼勇敢。我从小养成的性格,是不大好斗的,但在革命的风雨中,渐渐的就习惯了这种生活。革命,是急风暴雨式的。人在斗争中生活,生活啊。
提问:
1.你怎样从普通编辑提到第一副主任的?
2.你经常到林杉家里干些什么?
3.你是有计划打击左派活动的。
4.你在北京读书会上是怎样密谋的?
5.你是怎样组织反党小集团的?进行了哪些反革命活动?
6.你是怎样造谣、诬蔑,进行反“黄”活动的?
唐回答:
“纪叶和我透露,可能让我提任副主任的职务。以后林杉找我谈,要我提任工作,以后,纪叶向我们公布的。春假里,我在上海,听王凯亭说才知道的,我是第一副主任。以后,我管事就越来越多了。”
“要有密谋,以后处分我。”
“我没有组织过反党小集团!”
编辑室批判“女排人物”后,唐漠找到岳林告状。唐说:对,我还说了,那时候,我还是编辑室的领导人,可他们找了一伙开会,对剧本是不是毒草,这样批判是不是过了。叶华不跟我商量……
岳林说:我没有看过,再研究一下。
张希至揭发:你在找党委回来,又散布了些什么话?
“我记不清楚了。只要我记得的,我会说。”
张希至:“从党委回来……叶华不承认错误”。
唐:我对那件事,我是不满意。
会后,工作组张同志谈。

以上是我的日记。我认真地听了发言,我没有说话。因为一,我与唐不在一个小单位,他管《电影文学》我在总编室的组稿组,我对他只是认识,没有工作关系,也没有生活接触,我不发言是有理由的。更重要的是,我的思想深处,对唐是同情的,我没有听出他有何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大家的揭发并没有实质内容。说他组织小集团,也似是莫须有的罪名。我看他的态度,是真想检查自己,却无从检查起,他陷入极大的苦闷中。我从他拧起的眉头可以看出来。说他反黄,是指的反对总编室的主任黄野。黄也是从解放区来的老同志,但不学习,没有能力,却因老资格而当了主任。对他有意见,就是反对他,就可以上纲为反党了吗?我内心也想不通。可是我看那在会上积极发言的人,一种是想借此表明自己是左派,可以从运动中得到点什么吧;另一种人是过去与唐关系较密切,可能是被划到反党小集团的人物,为了表明与唐划清界限,或表明不是小集团的人,而积极发言。张希至是这一类。
我不想说话,是没有这两方面的要求。我记得最后,工作组张同志总结这次会,说是火力不猛,因子弹不实。要大家做好下一次批斗会的准备。
看我几天的日记,可见进程:

6.28
上午,小会,研究小集团情况。
下午,搞材料的人开会。

1966.6.29
工作组陈述发言:我和他谈两次话,达成一条协议。唐漠要交代。可是今天仍不老实。
现在还要拉拢一些人,收集同情者。
唐漠今天交代不承认组织联系,不承认反革命的目的!今天他还想拉人。
别人,要好好想一想:愿意革命的人,要起来。
1.交出“贫农的女儿”;2. 交出艺委会纪录;3.交出黑信。
“你到房友良、张天民那儿去了?是工作组叫你的去的吗?以后,要注意一下组织组织纪律,要向领导工作组汇报。”我把情况说了。
回想一下,有两次同张天民接触,是说了不利于运动,不利于革命的话了吗?我还想不到。但应该更加提醒自己:在运动中,即是在阶级斗争中,要注意自己的言行;尤其要警惕自由主义,这也是一个战士的起码条件。——今天中午支部书记叶华找我谈话后。

7.5 星期二 唐漠交代
1.1962年到总编室后,忠实地执行黑线。
制定资产阶级的学习计划,举行座谈会;
对双百方针的错误解释,是样式的百花。
二年内肯定和支持的毒草有《亲人》、《宦娘曲》,在编后记中。对《亲人》说,如果我错了,我将来可以检讨。
反党艺术的顽强性。《在三年的日子里》,原听苏云说是完全可改的。我动员改。后来他为什么又同意了?我在庸俗吹捧(对作品的毒害,我是没有看出来的!),这发表和苏云无关。有的发表在重大节日,扩大了影响。
2.组织路线,执行专家路线
外稿组的扼杀工农兵,坚持反动立场。
理论队伍以影协青年编辑为主。
组织坏人写剧本:李英敏,秦兆阳,是厂导演交代的。但我和他们有精神上的联系。
和瞿白音联系,希望约他写稿,要他继续散布毒素。
坚持资产阶级办刊物的方针。
到电影文学以前,听说电影文学质量不高(听谁说?——我)
在创作会议时,听到陈荒煤的报告,便准备了(这就是说,他早就有野心了!)
林杉、纪叶虽有关系,但主要是由我负责,因为主要由我管。
我看过赵梦挥的《夫妻》、《杜十娘》,认为他是有才能的,因此才支持他去搞《女排人物》。这里又透露了马脚,就是说看到他是反党的,是有意识的。
我知道黄野不支持,我还是支持赵等,他们的吵架是与我有关的。
“中央的政策,到我们这儿就升格”——唐漠今天还说这话。是谁说的?
唐漠今天采取的两手:
“纪叶跟我说过:电影文学质量不高,要我提高质量。纪叶说:中学生水平。
纪叶发言:提两个问题:在北京读书会期间,唐漠、林杉、陈荒煤到底研究了什么?
他就是就事论事只说研究编辑工作。
李威仑:叫我发电报,说发胡苏到越南写剧本的消息。他跟陈荒煤说,让我跑到陈荒煤家里去。
到厂时,听纪叶说,要取消杂志。陈说,不停不停,好好办吧。
田野说:1962年10月编委会,你为什么在那编委会上哭?
我的发言,是肯定成绩……我有点激动。
“你们开会前,是如何密谋的?——
田野在会上问纪叶:你说,他在会上是怎么说的?为什么他不谈好故事,而让林杉最后提出来?
纪叶说:他提前说过,在七月份搞的。
唐漠说:“好故事”笔谈,是先和纪叶、林杉商量的。每次编委会前,都是和纪叶商量过的(纪叶问题!)
看来了解情况,方能打击敌人要害。
唐在5月18日的座谈《枯木逢春》时,他说:不能像某人说的那样,两条线发展……他记不起来了,这是指陈默的一封信。

以上是第二次唐漠交代,我的原日记。这里有当时的质问和揭发。唐漠承认他执行了当时的路线。今天回过头来看,什么问题也不存在,只是当时左的路线不容。把本来正常的工作关系,变成了密谋,把阳光下的工作当成了阴谋。这正是当时的阴谋。我听了唐的交代,就更认为他没有什么问题。斗争对人的影响是增加了恐惧。

七月五日下午,总编室继续开会,唐漠愿和大家交心。唐漠交心——
那天,我刚回来,人家叫我黑帮分子,我一天都没有吃饭。
1962年,1963年,我为什么那么愉快?
62年人民日报社论:为最广大的人民服务。我一下子就抓住了这一点。我很敏感。
我从没有把讲话听进去,从没把《讲话》为工农兵做为中心。潜在心里的是听得进周扬的“为广大的人民服务”题材应当广泛。是长期的觉得我们的文艺缺点什么?52年公式化那么严重。
61年听了以后,很舒服。对文艺八条,非常高兴——我回来就把这八条奉为圣旨。
对陈荒煤在长影做报告,要找规律,我很高兴,实际上是推广资产阶级的东西。
对托尔斯泰很崇拜。他的人生观、艺术观给我很大影响。这也和讲话根本对立。我是顶礼膜拜,认为十八、十九世纪高峰。,比我们现在最好的东西还要好,这要学习他们,才能提高我们的水平。
对《讲话》中说履行思想不满,把讲话解释成什么阶级都可以接受的。
存在决定意识。参加革命后,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肃反受审查。那时有半个多月不回答问题。对阶级斗争的做法不满。三反时,搞人家,只从个别同志的缺点上去搞。刚刚建国,我被介绍到国家机关,我的二哥,是反革命分子,我都没说过,我是在原谅他们。填写家属关系,我就不填他,只填大哥。
我对戴帽子的右派,认为他们是可以工作的。思想上没有跟他们划清界限。何直的文章受批判,我没看;对不用他们的稿子不满。
以前检查《电影文学》,我认为没问题。
我始终没把陈荒煤当成反党的坏人。在北京,和陈荒煤的老婆一块拍电影,她是副导演。我想办成译文那样的资产阶级的刊物。
上午,唐漠交代小集团事,只提了赵梦挥。
一番斗争之后,他继续交代。他说,他写的《贫农的女儿》被烧了,撕了。
唐漠:在大众电影工作期间,看了《丰收》。
1.我赞成全民文艺,不搞工农兵;
2.我以探索艺术规律为名,把毛主席讲话解释为任何阶级都可接受的东西;
3.认为毛泽东讲话,只能指导方向,不能代替艺术创作上的形象创作问题。
我反对为工农兵服务。
张希至站起来,揭发说:你在编辑部多次说过“庸俗社会学”,说,这么要求工农兵方向,是庸俗社会学。
段红先说:你说,毛主席这句话是对当时的情况说的。唐说:我下边还有一句话:这到今天,还有普遍意义的。(这小子记忆力多强,可他总说记不清楚了)
唐漠交代:上次去林杉那儿去,好像有崔久慧。
崔久慧马上站起来说:“你怎么这时候才想起来呀?”
关于《在三年的日子里》——我说是广州会议,大家都听过,大家都知道是陈毅的事情……
曹汝仪说:林杉原来是不同意发表的,后来突然同意了?这里边有阴谋。
唐漠:“我也觉得他是突然的同意了!”(大家笑)
今天会上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赵梦挥、赵琪一言不发,是一贯的:李威仓,崔久慧,刘玲也都不发言了。这是个什么现象?
最后点出李威仑、赵梦挥、刘玲他们为什么不发言?警告唐漠反党集团的人。
唐漠说:我跟你们谈了两次话,你也不信任我。他要找领导小组谈。
唐漠总兜圈子!

以上原始记录上写出当时批语,说唐漠总兜圈子,他如何能说清楚?不兜圈子,更说不清楚。客观地说,当时他是在老实交代,并说了他的心里话。然而形势不容他,他正在走向死亡之路。
大家没有对他的交心做一点肯定,他还有活路吗?我心里感受到他的正直。
这天下班了,天黑下来,我看到他往长影第一宿舍走,在路上低着头,不看别人,只看着脚下的路。也许他谁也没有看到,人们从他身边过去,有的看他一眼,扭头走自己的路。是啊,每个人想的是走自己的路,不要和黑线里的黑帮沾边,以求自己平安。
7月6日 这是斗争的第二天,上午开会谈昨天斗争的情况,准备继续开斗争会时的注意的问题。这天晚上继续开会。我的日记这样记录着:

团支部开会,大家交心,学习毛主席著作,今后应成了关键的关键。把学一点毛主席著作,用一点毛著,在心里扎一点根,这是今后一生做革命者的根本。过去感情深处是重业务,轻政治的,今天要彻底扫除那种的意识。
大家提醒我:要永远站稳革命立场,一切以毛主席著作为最高指示,衡量言行,这是说对胡苏同志的态度。我自己也感受到这一点;许多同志对我注视着,观察着我,考验着我,这是触及心灵深处的大革命。
我们是革命的关系,当然是以革命为最高准则。我自信,我可以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做党的好儿子。
总结斗争会。关键是阶级感情问题。是立场问题。
刘玲:我要在这儿说说心里话,我也交交心。因为工作组要团结教育我。
从1964年7月以前,我认为他是崇高的形象,看不出问题。社教前半期,我一直认为是学术问题;从全国批判吴晗,我感到是政治问题了,离总编室八个月四清在农村阶级斗争的每一段斗争,都碰上了自己的问题,发动群众时,也念这段语录。
我参加了几次会,使我看清了他的面目,他是个伪善者,被层层的扒掉了。我看昨天的会,从头到尾都很好。
学习毛著一得
有关立场问题。抱着反动立场参加会的人,不会不受教育;反而受抵触更加仇恨我们!唐漠本身不是很好的教员吗?一次运动,一次打击,但他死抱着反动立场不放,因此更加仇视。在等到一定的气候下,他就会有阴险的进攻!这就是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到灭亡。
如果不怕痛苦,不死抱着敌对阶级的立场,真心愿意改造,通过大的斗争,把自己的反动思想彻底地交出来,才可以转化。
对敌人的仇恨,这是考验。这是大好时机。

这个会上,同志们对我提醒,我更加注意言行。开完会,已十点,我回到一宿舍,开门见唐漠正伏在桌子上写什么。我进门了,他扭头看我一眼,没有说话,我也没有和他说话。因为不好说,也不想说,我怕说出一句对他同情的话来,引起麻烦,便也不说了。我把床扫扫,我要倒下睡觉。我躺下了,却睡不着。我这时是想和他说说话的,可理智却让我没有张开嘴。
唐漠的灯还亮着,我慢慢地进入梦乡。只睡了一会儿,便醒了,见唐漠仍在桌上写。我以为他是在写自己的交代,因为明天定下来,还要让他进一步地挖思想,要他将反动思想挖出来。可时间有下半夜了吧,也要休息了。我便说了话:
“老唐,你睡吧,明天不是还开会吗?睡吧。”
唐漠说:“你睡吧,我一会儿就睡。”
我不再说,闭上眼睛,我感觉到他出门了,我不知他去做什么。可我再也睡不着,因为我要知道他半夜出门,要向组织汇报。是不是出门看看他去了哪里?
我没有起来。一会儿,门响,他回来了。我便放了心。一会儿,我又睡着了。
早上六点多,我醒了,起床,要去长影大食堂吃早饭。我看老唐出门回来便躺下了,我想他睡得太晚了,让他睡吧。他也许不去吃早餐,我便没有叫他。
吃完早餐,我去总编室上班。八点了,就要开会了,不少人都来到总编室,准备上午的继续斗争唐漠的会。可唐漠还没有来。
负责保卫工作的支部委员王占宝问我:老唐呢,他怎么还没有来?
我说:我来吃饭,他还在睡;他是在黎明前才睡下的。
王占宝说:走,咱们去看看。于是我和王占宝便从长影奔一宿舍去。人们都去上班了,楼里很静。我们上了二楼。我拿出钥匙开了门。
唐漠还在床上躺着。占宝进门便叫:老唐,老唐!
没有应,也没有动。
我们走到他的跟前,只见他的脸蜡黄,一动不动,听不见呼吸声。
占宝向脸上伸手,没有呼吸了。
我和占宝都大吃一惊。占宝立即说,我们要马上报告工作组。
我们向工作组报告了唐漠自杀,立即引起工作组的高度紧张。省委工作组组长胡绍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详细询问了我这一夜和他接触的过程。让我用把这经过详细写出来。我说到,他大约在下二点,曾出门,约二十分钟便回来了。他上哪儿去了?工作组立即判断,他是写了遗书,放到信箱里了。果然,立即开了第一宿舍楼下传达室旁边的邮箱。从里取出了两封信,一封写给吉林省委书记吴德同志;一封写给他的妻子,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虞和静。
胡绍祖看了我写的经过后,对我说:这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对抗,对我们的示威,我们今晚要开大会声讨他。你在大会上发言。
我要说什么呢?工作组胡组长说,有人给你提供他的历史材料。
这天晚上,在长影大礼堂召开声讨反革命分子唐漠大会。
我在大会上发言,揭出他的历史是国民党蓝衣社的特务,三青团员,历史反革命。正是由此激发了我的阶级感情。我做了对他灵魂的声讨。我的日记:

1966.7.6上午
段红先第一个发言。纪叶第二个发言:他畏罪自杀。他在周林夏陈支持下,把总编室搞得一塌胡涂;在林杉支持下进行活动……(这个投机分子,现在在唐漠死后,开始发言了,这是想为自己滑过去!)
周林夏陈篡夺了领导权,许多国家的政权军权……在多年以前,我厂的许多部门已经变了,眼看着变了……要林杉、唐漠这些黑帮的篡夺下……不进行文化大革命不行啊,好得很!一定要扫这些牛鬼蛇神。对有严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只要交代,还可以挽救。从唐漠的死,可以认清,敌人不是可以随便交械, 敌人不投降,就要坚决斗倒它!(纪叶,你把自己摆在什么位置上?!)
胡伯胤:我看完《将革命进行到底》,我怀疑他是蒋介石、美国派进来的特务。他是个地地道道托洛斯基分子:在中国没有机械化以前,不能实现合作化,《两家人》就是这么炮制的!1961年11月,唐捧赫鲁晓夫。我要写一张大字报。
许贻来:他在湖南厂,和党的关系仍没搞好。
我常常以为,但愿不如所料,以为未必竟如所料,却每每恰如所料了起来——鲁迅。
唐漠事件,给我的教训是深刻的,终生不能忘的。这是阶级斗争深化的标志。
组织上给我的任务,让我同唐漠睡在一起。我做为一个战士,一个党的战士,是毫不考虑个人的接受了这个任务,不怕苦,不怕死。我常常想到1952年三反时看老虎的情景。
我在睡觉时,是警觉的。斗争激烈之后,在7月5日的斗争会时,我还和郑荃说,估计,他会给我一下子,然后自杀跳楼。郑荃估计:他是老运动员了,还不会一下死的,他还有三个孩子……因此,对阶级敌人在当前斗争激化后的情况,估计不足,因而警惕性不高。在昨天晚上,注意了他一夜的情况,而没有想到,已到黎明,他还会有一些什么事情。6点多,我到厂来,还见他到厕所去,出来洗手——我回到厂里,向周新德说:“唐漠一夜没睡。”等到陈明华问他为什么不来,我还说:他一夜没有睡,现在可能睡觉哩……
我没有意识到,连想也没有想:就在这个时候,他服下了毒药,畏罪自杀了!
他死,这是一堆臭狗屎,我们清扫了这一堆垃圾!
但是,从我的工作中,认真检查,值得永远注意:在今后的言行中,时刻想到党的最高利益,和加强组织观念,及时注意敌情,起到一个侦察员的作用,可是我做得不够好。
付生说:一个主要人物要叛变了(指希至),他觉得包不住了。
张天民发言:关于倒黄运动……
刘玲说:我的心是沉重的。到内蒙后,一再追加任务。回来时,我说,我要保唐漠。(她说话,说着说着,又哭了——什么眼泪?)
评级,诬王占宝
评五好:材料没有通过群众,就交上去了,这不合手续,这只是形式主义的看。(果真如此吗?)
检查刊物
赵琪说:《抬驴的人》,也是毒草,我就看不出来。影射,我就看不出来的。
她说:“同志们对我也是非常爱护的,田野还怕我接受不了,说:今天就和过年似的,说说家常……我为什么得了神经官能症,是唐漠对我的毒害。
我欢迎大家对我的黑心反骨批判。
张希至(照着念稿)
我要鞭打他的灵魂。
赵琪马上站起来发言:
他的死,让我擦亮了眼睛(说着哭起来了——这哭,是什么意思,是为唐漠)
过去,我对他一点也不了解,刚到长影,我一点也不喜欢这个人。有时,他经常到我家去,有时给他做点饭。我从来就是把党看成自己的母亲。一次听周总理传达,不让我去,让柳明、黄昧鲁给我传达,为什么在政治上不信任我?问我订苏联杂志是什么目的?我对黄野不满。唐漠看到了我,就利用我,过去,总叫我揭发。这是在拉拢我。在为唐漠殉葬。平常看我,唐漠温暖,我病的时候,没有人看我。都不是代表马列主义的。他是反革命分子,我也就是他那小集团的了。
高鸿鹄发言,对纪叶称同志,模糊视线不好。
上午九时,工作组长胡绍祖找到我去,就唐漠死的经过,要我写出来。
胡绍祖同志说:通过唐漠事件,总结经验教训,把消极影响减少到最小,并化为积极影响。
昨夜十点回宿舍,十时半从高永安处回来。打唐漠的阴魂。晚上,开全厂声讨大会。让我发言,从唐的反革命历史谈起。声讨至死反革命的唐漠的滔天罪行。

一场悲剧就这样开始,一场闹剧也这样结束。
几个月之后,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于十月去了北京。我受到震动,初步觉醒,开始向工作组执行的反动路线开火。我提出了总编室所谓唐漠反党小集团是莫须有的制造,应解放这些同志。我们解散了省委定下来的黑线人物的学习班。我在全厂向资反路线开火的大会上发表演说,提出“一条黑线,两个宗派”观点。即认为以吉林省委划线,将省委定为红线,文化部是黑线的长影问题报告,实质全是黑线,是一条黑线里的两个宗派之争。支持这观点的人便成了我这一派的战友,我成了红战友造反兵团的头头。又四个月后,我被打成了“长影为刘少奇,为右派,为历史政治运动翻案的反革命翻案集团的头头”,称我为右派翻天,开始对我批斗。其中有人提出了唐漠之死与我有关,甚至说,是我害死了唐漠。我当然不承认这诬陷。但我与唐漠之死没有关系吗?我没有参与迫害他死的罪恶行为吗?我在长影大会上对死后的唐漠的声讨,不是对他灵魂的谋杀吗?
四十多年来,我经常想起长影文革中第一个被迫害自杀的唐漠。唐漠在他的给吴德的信中,明白是谁让他走向死路的:就是吴德接到的长影总编室主任田野的那封信,吴德批示,将他定为坏人。这没有根据的陷害,让他没有活路。而直接让他没有感到活路的是我们参与的批斗会,而作为与他同室住的我,实际上也参与了对他的谋杀。这是必须忏悔的。如果我在当天批斗会后,不是为了保护自己,不是害怕被批评说划不清界限,不会不敢对他说说自己的心里话,不会不给他一点人性的关怀。但在当时,有党性就没有人性,不能有人性,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本质:消灭人性,消灭良心。如果我能对他说几句真话,他会觉得这个世界还有真诚,就不会对世界绝望,他会活下来,迎接给他平反的一天。而最让我心灵不能安宁的是,我遵从工作组的指示,竟将历史污水向他的身上浇,我成了罪恶的工具,没有自己的思想。你知道那是真的吗?不去想。只要是工作组提供的,便完全相信,便照着去做,因为那就是党的话。
直到几十年后,我应叶廷芳之邀请,同作家白桦、彭名燕到他的家乡淅江衢州常山,这就是唐漠的故乡。我看到了这个县出版的对唐漠的介绍,才知他早就是中共地下党党员。而我在大会上讲的他是国民党特务之类的谎言,全是后来运动中对他的诬陷。这是多么可怕又可悲的历史啊,共产党在自己处理自己的人上是如此残酷无情。他死后,1978年9月平反昭雪,1984年才给唐漠恢复了党籍。一个忠实于自己事业,有良心的也有才华的艺术家,就是这样消失了。关于他的死,在写他的小传的书里,只有“横遭迫害”四个字,还没人记录他死的过程。我如实写出来,作为对一位正直的艺术家,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悼念,也是我对历史的忏悔。所有参与过对他批判的人都应忏悔,所有参加过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人,不都应有忏悔吗?
只有对历史的反思和忏悔,才能从文革的阴影中走出来,才会告别这场浩劫,走出文革噩梦。

2013年10月4日于纽约

附:浙江常山县历史档案对唐漠的介绍

聂崇彬(1922—1966),又名唐漠、恩铭,常山人。中学时,常在报刊上发表杂文、小说,揭发腐败现象,先后被衢州中学、铅山九江中学、义乌君毅中学停学或开除。1944年秋,考取重庆朝阳法学院。1945年4月,参加中国民主青年同盟,后被选为该同盟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参加起草《青年民主运动宣言》。同年秋转入重庆复旦大学法律系。1946年春,对国民党政府制造“张莘夫事件”、“谷风事件”等一系列反苏游行示威和殴打进步教授行为,展开面对面斗争。参加上海各大专院校举行抗议美军暴行万人大游行。抗日战争胜利后,与朱树兰等发起组织文艺团体缪斯社。1947年元旦,被选为学生自治会常务理事,成为上海学运主要领导人之一。5月30日,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关押龙华曹家花园,积极领导被捕同学与国民党当局斗争。在软禁中写电影剧本《乡愁》初稿,获释后修改成《山河泪》在香港拍摄,在上海公映。1948年春回常山,由林维雁介绍参加共产党。同年10月,去华北解放区,任张家口《察哈尔日报》国际版编辑。1949年9月,调北京电影制片厂新闻处工作。1953年3月,任《大众电影》编辑室副主任兼影评组组长。1956年“肃反”运动中,被诬为“冒充地下党员”而撤职。1959年,全家下放湖南电影制片厂,创作电影剧本《贫农的女儿》,后被诬为“毒草”,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放农村劳动。1961年10月,调长春电影制片厂任编辑、副总编辑和《电影文学》编辑部副主任。“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横遭迫害。1978年9月平反昭雪,1984年恢复党籍。



【简讯】

北京大学史丹福中心举办
“21世纪书写毛泽东时代的历史”学术研讨会

童 园

2013年10月25日北京大学史丹福中心(SCPU) 举办马若德(麦克夸法尔)教授(Roderick MacFarquhar)荣誉学术研讨会“21世纪书写毛泽东时代的历史(Writing History of the Mao era in the 21st Century)”。
会议由中心负责人戴慕珍 (Jean Oi) 教授主持。马若德教授在开幕讲演中,回顾了自己的学术经历,以及研究中国问题的心得。研讨会为闭门会议,应邀与会者都是相关领域的专家,会议收到的论文(包括提纲)如下——
安迪•沃德(Andrew Walder):中国的造反与镇压:1966-1971((Rebellion and Repression in China:1966-1971)
董国强:派性身份、个人处境与政治抉择:从地方视角看文化大革命
弗锐德• 泰威斯(Fred Teiwes):追寻历史上的毛:毛之言行的考察
(Still Pursuing the Historical Mao: Reflection on Many Manifestations of and view on the Chairman)
李丹慧:关于毛泽东内外政策调整与国家利益的背离问题——以1960年代中苏关系为视角
牛大勇:九一三林彪坠机原因的新史料和新见解
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 On Intelligence(论情报)
孙万国(Warren Sun)文革前夕毛泽东致江青信的真伪(Half-Truths and Half Fake in the making of Mao's Letter to Jiang Qing on the Ev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张济顺:关于新社会历史的书写:1950年上海研究的若干思考
萧延中:毛泽东时代(1949--1976)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写法刍议
唐少杰:简论文革时期毛泽东的情结和角色
印红标:大字报、大民主与互联网
杨继绳:道路•理论•制度——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
杨奎松:毛泽东时代政治贱民阶层的形成和影响



【编读往来】

1. 杜钧福询问武传斌文中一段话的出处

记忆编辑部:
  武传斌先生写的《风雨苍黄三十年——我和赵紫阳的交往》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在谈话中我说:“您主张基层党组织都不应该脱产,您还说共产党再多人,在中国也只是一个党派,党的专职干部的工资等只能从党费中开支,而不应该花纳税人的钱,这些是否构成(你的)问题?”
  赵紫阳一挥手答:“我不认为那是问题!”
能否请作者告我这段话的出处?
杜钧福
10月6日


2. 武传斌回答杜钧福之问

  这段话是1988年大约10月中下旬,在黄惠聪家里谈话时听赵紫阳讲的。黄惠聪是原来打击地方主义时被整过的老干部,在文革中也挨整,落实政策后解放出来“三结合”,先后任惠东县委书记、惠州市委书记、广东省盐业总局局长、广东省盐业总公司总经理。我和他的关系很好,他想让我帮南方沿海几个盐场,包括全国最大的海南莺歌海盐场,利用废旧盐场搞养殖海产。我们无话不谈。聊天时,我说现在(改革开放)好像就是走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只是一张皮。他说,只要共产党还姓“共”,就不会把这张皮去掉。然后他接着说:“紫阳同志最近有个讲话…… ”,内容就是我回忆文章里提到的关于党组织不应脱产的那段话。现在他年纪应该很大,也联系不上了。
  这段话是不是真的,可以由两个方面佐证:
  一是1988年底到1989年初,中共的干部政策确实有过调整,搞了一次兼职运动,时间大约半年。这个只要查文件就可以证明。当时党委书记开始要兼行政职务,例如省市地区的人大主任——这样就可以由纳税人出工资。基层党的书记也一样,党内职务变成业余的了。一定要兼职,不然就被边缘化了。换句话说,就是找个地方发工资。
  那时苏联戈尔巴乔夫也在改革,赵紫阳同声同气,国内的风气就是要改革,是很严肃,很具体的。
  二就是我1989年底上京见赵紫阳的那个谈话。我引用听来的传达,就是想得到赵紫阳本人的佐证。我的回忆文章提到,赵紫阳听完我的话后一挥手答:“我不认为那是问题!”,这就表示他认可了。现在再想仔细,补充修改如下:
  赵紫阳听完我的话后一挥手答:“我不认为那是问题!共产党员再多,哪怕到七千万,也只是少数。”
综上所述,证明赵紫阳不但讲过这样的内容,而且当时还作为政策贯彻实行下去。
武传斌
2013年10月17、18日电话口述
阿陀记录整理(已经本人审阅)

3.周元龄谈黄金海与叶永烈商榷的文章

《记忆》编辑部:
我是一位退休教师,退休3年了,退休前在上海的一所职工大学任教,从事数学和计算机教学工作。阅读历史回忆录、纪实文章是我的业余爱好。《〈“四人帮”兴亡〉一书的得失》一文最早是从共识网上看到的,后来有不少博客转载。和早些时候阎长贵和王广宇的评论《“四人帮”兴亡》文章相比(阎、王的文章记得在《炎黄春秋》发表过,五柳村海外版网站也刊登过),《〈“四人帮”兴亡〉一书的得失》的作者黄金海先生,是许多事件的直接参与者。从文章内容来看,我认为可信度是相当高的。
在我的印象中,目前公开出版的纪实著作中,叶永烈还算得上是一位比较认真的作家。据他本人介绍,为写此书,访问了不少文革当事人,是花了功夫的。尽管如此,现在看来此书“硬伤”还是不少。我想,叶看到这些批评文章后(相信这些文章叶永烈是一定会看到的),如果能采访一下批评文章的作者,在再版时进行修改和充实,把此书写成一部真正的“信史”,该是一件多么好的事啊。当然,这仅仅是我这个“无关者”一厢情愿的胡思乱想。
谢谢!
周元龄
10月28日     
4.碧瑶谈读《记忆》的感想
《记忆》编辑部: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读到了《记忆》。它让我思潮起伏,令我深深感到,我们这代人对过去的无知无识以及无动于衷。这也难怪,我们怎么会知道,中学课本中仅用二十几行字叙述的“十年浩劫”,背后隐藏着的深创巨痛。
我的碎片般的记忆来自于母亲和外婆的述说:我父亲曾是一所部级中专的语文老师,我爷爷是国民党将领,廖仲恺时期的某军舰舰长。我的外公毕业于黄埔军校。出身成为我父母挥之不去的终生噩梦。文革中,父亲成了“反动家庭的孝子贤孙”,挨斗、挨打、写检讨成了家常便饭。母亲能够躲过挂牌游街的厄运,是因为她参加过抗美援朝。然而亲人的不幸,却长年累月地煎熬着她。父亲不愿母亲知道他复杂的家庭背景而担惊受怕,独自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因此得了一种怪病——皮肌炎。上海华山医院确诊了父亲病因,是因为长期精神紧张造成末梢神经的肌肉萎缩,从脚趾手指到全身。医院知道父亲是受迫害的知识分子,为他做了最好的护理,派护士专门护送我的父母乘火车从上海回到原医院。1973年12月,年仅45岁的父亲撒手人寰,撇下了母亲和三个年幼的孩子。当时我只有5岁,什么也不懂,只记得母亲流泪的脸……母亲是坚强的,用她单薄的双肩担起了家庭的重担。
我可怜的外婆,因为外公和自家的地主成份,被打成“漏划地主婆”。在文革时被剃阴阳头,挂牌游街批斗。还把她的东西拿去展览,说是“地主婆的百丑展”,然后把她从我父母处遣送回原籍劳动改造。外婆一人住在很小的屋子里,因为地方小,她只能床下养猪,床上睡人。
1969年,我父亲所在的学校解散,我们全家被下放到偏僻的农村接受再教育,一去就是6年。直到1973年父亲去世,母亲才能把外婆接回家里同住,但外婆落下了严重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全身骨骼变形,每天吃强的松,晚年过得非常痛苦。外婆没有口粮和户口。我们家一直是四个人的口粮养五口人。在那计划经济年代,粮食总是不够。外婆吃了强的松就很想吃油的食物,不然胃难受之极,可那时候每人每月二两猪肉。如今想起这些好心酸。记得大哥有一次感伤地说:“外婆能活到今天就好了,我天天买好吃的给她,让她吃足”……
是《记忆》唤起了我这一点点的记忆,而更多的家史则已无处找寻——外婆和母亲都已经离开人世,到天国和父亲团聚。
读《记忆》我会心痛,会神伤,会流泪,会不敢读下一篇。可是,年轻的一代有多少人会保存这些碎片般的记忆?有多少人知道父母长辈曾面对的“红色恐怖”?时间让新生代们以为“过去仅仅就是个故事,一个不可思议,无法想象的故事”。感谢《记忆》,从此,我有了真实的故事讲给新生代和我的孩子听,让《记忆》变成他们人生必读的课外读物。
碧 瑶
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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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创刊于 2008年9月13日,是一份研究中国当代历史的电子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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