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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忆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３１日第１２期
ＲＥＭＥＭＢＲＡＮＣＥ 总第一Ｏ三期
２００８年９月１３日创刊
目录
【专稿】
天 穹 研究林立衡材料的几个切入点
【上海文革】
李 逊 上海工厂里的造反派——响应毛主席号召的积极分子们（二）
【评论】
黄金海 《“四人帮”兴亡》一书的得失——与叶永烈商榷（二）
【随笔】
胡庄子 革命语境下的粪便
【述往】
李 斌 一个狗崽子的迷惘
【序跋】
启 之 《揭秘中国电影 读解文革影片》序与跋
【编读往来】
1.李逊纠错 2.陈闯创谈注释 3.启明谈李逊文
4.郑文生询问金祖敏情况 5.余汝信纠武传斌之误
【版权声明】
【专 稿】
研究林立衡材料的几个切入点
天 穹
在“九一三”事件四十一周年之际，人们多么希望林豆豆向人民、向历史做一个坦诚的交代，她毕竟近七十岁了，时不我待。但是，《林豆豆口述》的出版，却使人大跌眼镜，大失所望。
经过反复阅读《林豆豆口述》，及多次走访了解林豆豆的人，笔者发现，有三个“关系”，是林豆豆“思想体系”的基础；她的思想认识和她的所写，都是以这个三个关系为基础的。这三个关系是：（1）林豆豆和叶群的关系；（2）林豆豆和林彪的关系；（3）叶群和林彪的关系。因此，弄清搞准这三个关系，至关重要；这三个关系弄不清搞不准，是很难研究清楚林豆豆所讲述的具体问题的。
笔者认为林豆豆讲的这三个关系，都是不真实的，至少是不够真实的。
一、林豆豆和叶群的关系
1935年，叶群在国立北平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读书，与王光美是同班同学。叶群曾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比王光美早参加革命十年。她也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同学们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国家的兴亡”的青春(上图左起：林立衡、林彪、林立果、叶群)之歌。1938年，叶群到延安，曾任中国女子大学组教科科长；解放战争时期，在第四野战军司令部担任参谋、秘书、编译等职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教育部普教司副司长、广州市教育局副局长。1960年恢复军籍后曾授上校军衔，这是与其能力、资历基本相称的。总之，叶群是有她自己的革命经历的。
实事求是地说，叶群和林豆豆的母女关系不好，大部分的责任在林豆豆。据说，这种关系不好，最初来自于严慰冰的恶毒攻击的匿名信。严慰冰在匿名信中污蔑林彪一家，挑拨叶群和林豆豆的关系，说林豆豆不是叶群所生。林豆豆知道严慰冰写匿名信的内容后，对她打击很大，开始到处寻找她亲妈，搞得林家不得安宁，也严重影响了病重的林彪（在1966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说恨不得一枪毙了陆定一，也说明林家受害之深）。生长在这样的革命家庭，林豆豆是不应听信谣言的，豆豆的无知、不冷静实属不智。据《王光美访谈录》中刘源说，严慰冰在给豆豆的匿名信里竟说，你没发现你和刘少奇家的平平长得特别像吗？弄得豆豆疑神疑鬼，还特意到过中南海刘家，看她和刘平平长得像不像，还抱着平平哭，闹自杀。严慰冰的恶劣行为，不仅伤害了叶群，也污蔑了刘少奇。林豆豆听信了谣言，在家里绝食、闹腾。豆豆闹到什么程度？据叶群亲弟弟叶镇说，一天叶镇接到林豆豆的信，信中说：“舅舅你快来看我呀，我实在精神上受不了了”。叶镇夫妇赶到中关村豆豆住处（此时林豆豆在上大学），豆豆抱住叶镇就大哭说：“舅舅呀，你一定快点找到我的亲妈！”叶镇很生气，说：“豆豆呀，你不能再闹了。这是阶级敌人的陷害！”这也真有点叫人啼笑皆非，叶群不是林豆豆亲妈，叶镇还是亲舅舅吗？
其实，林豆豆的行为对叶群这个母亲来说伤害最大！叶群明明是林豆豆的亲妈，但为了林豆豆早日摆脱精神折磨，她还是想尽办法找到知情的警卫员、马伕、挑伕等等，连接生婆都找到了，都找来给林豆豆作证，其实这毫无必要。叶群完全可以说，我就是你亲妈，你再胡闹，随你去吧。叶群这么做，是对林豆豆的迁就和溺爱，不愿林豆豆感情上受伤害。
林豆豆仍然无理取闹，叶群给了她一巴掌，不能说对，也不能算什么大错。叶群本来就是你亲妈嘛！严慰冰的案子破了以后，叶群就“更是”林豆豆的亲妈了。但林豆豆并没有感到愧疚，也没有向母亲道歉，她是知错不认，自己下不来台，反而变本加厉地说叶群的坏话。在“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林豆豆为了“保护”林彪，把叶群说成是欺骗林彪出走的祸首，把她和叶群的关系也从家庭内部问题，演绎成她一直和叶群欺骗和控制林彪斗争的政治对立关系。林豆豆的这种说法是不真实、不正确的。
退一万步说，如果叶群不是你亲妈，也有养育之恩，也要善待！这就是林豆豆的不孝和任性之处。其实叶群对林豆豆是溺爱的，她在无奈的痛苦中给豆豆起了个外号叫“豆老爷”。林办的秘书认为这个外号很贴切，连林彪有时都扯着嗓子、拖着湖北腔叫“豆老爷”（当然这是林彪对女儿的昵称）。
说叶群对豆豆溺爱，不妨举几个例子：
一个是给她找对象。林豆豆说叶群给她找对象是为了控制她，这纯粹是胡说。你找到了真心爱你的夫君，他能听命于叶群控制你吗？事实证明，张清林从“九一三”事件到现在一直都是在听林豆豆的。在此,话不多说，一言以蔽之，在叶群的眼里林豆豆就是女儿，根本没有什么需要控制的，林豆豆的说法是自我拔高。据切实了解，林豆豆是早熟的。在那样的年代，在帅府之家，父母要把女儿的婚姻关，应不为过，何况她自己渴望的人或自己交往过的人都是不太适合的。在文革中，叶群四处托人为林豆豆找对象，从政治影响上看确有不妥之处（关心林豆豆的人很多，巴结的人也不少），但从母爱角度来说，叶群是尽心的。
另一个是“九一三”事件。9月12日夜晚，在叶群、林立果携林彪紧急出走时，不见林豆豆。其实，周恩来一来电话，叶群就知道林豆豆“惹事”了，但叶群还是坚持要找到豆豆一起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林豆豆已经反叛，但去意已定的叶群还是舍不得丢下自己的骨肉，这是母爱使然。
第三个是林豆豆上大学的经历。豆豆中学在师大女附中，是63级（即1963年高中毕业）。《林豆豆口述》110页写到，她自己“16岁就开始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并因此多次休学”。但她却在1962年中学未毕业就提出要上大学。叶群想办法，送她到清华（在自动控制系，与刘少奇的女儿刘涛一班）。刚好1962年中央明令规定，高干子女上大学不许走后门。那个年代，大家都严格遵守，如刘帅的女儿，仅差一分就没能上哈军工而上了北航；贺龙当年气势正盛，又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虽然他的儿子贺鹏飞上了清华，但上了录取分最低的机械系就很满足。豆豆提前一年“毕业”，没经高考就上了清华，而且上的是高录取分的自动控制系，可想而知，叶群作为母亲下了多大功夫，担了多少风险！而且，叶群怕豆豆吃苦，不让她住校（那个年代所有高干子弟都住校，和普通人家子女打成一片），专门找人在中关村给豆豆安排住宿，保姆王淑媛陪着照顾豆豆生活。豆豆跟班上学很困难（跟不上，严慰冰对她的迫害也是原因），后来又改上北大，结果转到北大也难读下去，只能辍学肄业。1965年到空军参加工作，定为干部，授少尉军衔。看来，不能说叶群对豆豆不好，而是好过头了。豆豆在《空军报》工作，叶群知道豆豆经常在外采访而耽误吃饭，很着急，但林彪这样的帅府家庭毕竟不太识“人间烟火”，有些不知所措。当她知道商店里有高价点心出售时（不要粮票），亲自去买了点心，装在一个铝饭盒里给豆豆送去。
第四个是，叶群时时关心林豆豆和林立果的生活。林彪身体很差，消耗了叶群很大精力，但她很关心这两个孩子。林彪、叶群一年之中，很长时间在外，每次外出，她都让其弟弟叶镇夫妇来毛家湾照顾豆豆和林立果。
总之，把叶群说得再“坏”，她对待林豆豆并不坏，而是关心和忍让的。 “九一三”事件，林彪、叶群、林立果因林豆豆石破天惊的报告引起中央警觉而由周恩来询查，使叶群乱了方寸而“仓皇出逃”，陨命温都尔汗。 “九一三”事件已过去四十一年，快半个世纪了。林豆豆最不该的是，她不但不自责，还出书编假话诋毁自己的母亲。而且对“九一三”事件，林豆豆毫无反省，也没有给林彪正名的具体行动；四十一年来，毫无建树。现在可好，出了一个《林豆豆口述》，不但伤害了林彪、叶群，也伤害了真实的历史，自己也走到了人生的谷底。
其实，在老干部的夫人们中，叶群在努力工作、努力学习方面是超前的，知识也是不错的。比如她懂俄语，这是苦学而来的。报刊多次登过叶群翻译的文章，如1948年9月21日就登了一篇叶群翻译的《必须要学会总结经验》（克•希达列夫著）；她练毛笔字（赵孟頫体），也是下过功夫的。 1962年6月3日，她署名叶群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古代一位优秀战略家——陆逊》的文章，不仅对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形势分析得很到位，还提出富国、强兵、爱民是克敌制胜的根本，这样的水平在高级干部的夫人中是绝无仅有的。叶群常请人给她讲课，汲取各方面知识，这也是很多老干部的夫人做不到的。
林豆豆和叶群的关系，一是林豆豆写得不实；二是她们关系的好坏，也左右不了什么政治大事（“九一三”除外），林豆豆把自己看得太高，太重要了。
我们研究一个人，要站在历史的高度去判断和认识。叶群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的夫人，是军委办事组成员，是政治局委员，是能和毛泽东、周恩来、林彪等中共顶尖人物近距离接触的人，我们要在这个范围内衡量叶群才有意义。
因此，这里想厘清林豆豆和叶群的关系，并不是要做个判官来判定他们母女之间的是非恩怨，而是想揭示出叶群的基本面目。不能对其“妖魔化”，因为这种基本面的“妖魔化”，是要影响对叶群在文革中的政治作为的判断的。
二、林豆豆和林彪的关系
林豆豆是林彪家人，但家人并不等于就是林彪政治活动的“当事人”。豆豆往往用含糊的概念“我们”二字，把自己涵盖进林彪的工作中，以及林彪和党的领导人、高级干部的交往中来。在把“家人”置换成“当事人”后，就绘声绘色、“亲临其境”地论述政治大事。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在《红色家族档案》一书中，早就对林豆豆习惯性地用“我们”一词提出质疑。罗点点深有体会地说，林豆豆和人谈话的风格，“一是对某些关键的问题不做正面回答，……二是使用‘我们’这个模糊的人称代词，有时候好像是指她自己，有时候好像是指她和林彪”。林豆豆是1944年生人，她谈政治上的“大事”，常常从1964年说起。那时她才20岁，还在上学，对于林彪、叶群、毛泽东、周恩来、罗瑞卿、叶剑英、肖华、杨成武等等革命前辈来说，林豆豆应该不在她说的“我们”之中；对于“很多林办秘书”，“全体林办秘书”来说，豆豆应该也不在“我们”之中。这对研究者来说无疑是个陷阱：你不相信吧，她是林彪的女儿；你相信吧，又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林豆豆和林彪就是父女关系，可是在林豆豆口中，他和林彪的关系几乎上升到“亲密战友”的关系，某某事“我和林彪的看法是一致的”，某某事“我和林彪都不知道”。林豆豆说，“我在九一三事件中的行动，就是以林彪亲生女儿的身份，作为共产党员代表他，并执行他的意志以及他多年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他病重时对我的嘱咐的”。究竟林彪“在病重时”对林豆豆的嘱托是什么？不得而知。林彪既然病重，不向中央报告，不向军委嘱托，不向军委办事组嘱托，而向林豆豆嘱托，这绝不符合林彪的党性原则和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
林豆豆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拿王淑媛来印证她的话，或者说她的话是从王淑媛那里听来的，因为王淑媛是能接近林彪的。王淑媛原来是幼儿园的阿姨，后调到毛家湾来工作。我们并不否认她是一位优秀可靠的共产党员，但她的工作性质就是公务员（保姆）的工作。她并不负责照顾林彪的生活，林彪的衣食起居也不归她管，林彪的生活有李文普为首的警卫人员管理。林彪和党内、军内领导同志谈工作，王淑媛是绝对不可能参与其中的。林彪是极为严谨的人，是不会对王淑媛说什么的，她连秘书办公室都没有进去过，是不可能知道什么大事的。当然，王淑媛生活在毛家湾，林彪、叶群讲过的只言片语，王淑媛是可能听到的。但是，有一点必须明确，如果把王淑媛听到的只言片语作为林彪对某个重要问题看法的依据，是绝对错误的。林豆豆常抬出王淑媛，只是她的障眼法而已。
据林办秘书介绍，林办秘书根本没有给林豆豆讲过什么“公事”、“大事” 。“林立果回家来，还爱到办公室走走，打听一些消息；林豆豆很少来办公室，也不打听什么消息。”其实林豆豆讲从林办秘书处得到的如何如何之事，大都是自己从其他渠道得来的消息而已。
常言道：清官难断家务事。林豆豆是林彪家庭的一员，林彪在家庭生活中曾经表示过的对林豆豆某些方面支持的只言片语，被演绎成林彪对叶群的政治立场和对大是大非的态度，肯定是错误的。
三、叶群和林彪的关系
文革后，官方为了维护毛泽东，把毛和江青切割。林豆豆为了护林，也机械地仿照；如此这般地切割，结果适得其反。江青在文革中的作为，总体上无疑是和毛一致、和毛有关的。但江青有独立的工作（如文艺、宣传、中央专案等），有大量独立的讲话，这些工作和讲话未必毛泽东事事都知道。叶群没有中央分配的独立的工作，她的工作几乎就是中央和林彪的联（上图：林彪与叶郡）系人、军委办事组和林彪的联系人。叶群不参加军委办事组办公，江青必参加中央碰头会或政治局会议，而且是这些会议的主角。叶群在文革的重大问题上几乎没有单独的意见和态度，林彪的利益和荣辱就是叶群的利益和荣辱，这点叶群很清楚，也是叶群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因此，林彪和叶群的“政治”关系、“革命”关系是好的，这是林叶关系的基本点。林豆豆恰恰看错了这个基本点，或者说为了给林彪开脱（其实完全不必开脱什么！），故意编造了林彪和叶群关系假的“基本点”，说他们的关系就是叶群对林彪的控制和欺骗。
关于叶群参加中央工作的缘由，更不是林豆豆所说的那样。这怪不得叶群。叶群参加中央碰头会、军委看守小组（四人小组）、军委办事组、进政治局等等，现在看来“对不对”是一个问题，当时有没有“历史的必然性”是另一个问题。还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有必然性），并不是叶群有“野心”就能当得上的。我们只能从实际出发去分析研究，不能因为林彪、叶群是“坏人”，就讨论叶群这样的“坏人”应不应该有如此政治地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确是史无前例的，不但党和国家的命运由毛泽东决定，就是每个高级干部的荣辱褒贬，也在毛泽东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掌控之中。
其实，军委办事组（主要是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稳定军队、加强战备、苦撑危局、支持总理工作、反对江青一伙等等重大问题上是有正面作用的，叶群在林彪和办事组之间也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比如，在对待江青的态度上。从黄、吴在中央碰头会时期，到黄、吴、李、邱在军委办事组时期，他们对江青是知表不知里的，对江青的底细是不清楚的。虽然他们对中央文革、对江青不满，也是不敢太过分的。但叶群对中央文革不满，对江青一伙不满，林彪对中央文革和江青一伙不满，叶群是坦现在黄、吴、李、邱面前的，这样势必使黄、吴、李、邱对中央文革和江青一伙的斗争有了底气。黄、吴、李、邱对中央文革和江青一伙的态度，叶群当然会及时告诉林彪。应该说军委办事组对中央文革、对江青一伙的斗争，黄、吴、李、邱是有功的，叶群也是有功的。
再比如，叶群知道更高一层的毛泽东、周恩来、林彪对重大事情的态度，把信息传给黄、吴、李、邱，不但对军队工作本身是支持和帮助，就是对黄、吴、李、邱在文革复杂混乱的局面中把握好一些问题的界限和分寸也是有很大帮助的。在这点上，黄、吴、李、邱也是感激叶群的。
林彪和叶群的关系，绝不是林豆豆说的“叶群对林彪欺骗和控制”的关系。叶群有时为了林彪的身体，不得不推却或私下处理一些无关大局的小事，有所谓善意的“欺骗”。但绝不是在路线问题上、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上对林欺骗，更不是为了毛泽东所愿而欺骗林彪。林豆豆说叶群对林彪欺骗和封锁等等，只是林豆豆十分幼稚的为了“维护”林彪找托词而已。
林彪曾在毛家湾当面骂过江青，掀了茶几。这正说明叶群没有对林彪在江青和中央文革的问题上误导林彪。这个例子，说明叶群对林彪不是欺骗和控制关系，叶群从没有用江青和中央文革的思想来影响林彪。
林彪更不是动辄骂人的人。陶铸危难时，林彪也只能说“被动、被动、再被动”，这才是林彪式的语言，既含蓄又明白。陶铸当时是政治局常委，号称第四号人物。陶铸和林私交很好，但陶铸的命运完全抓在毛手上，江青、陈伯达又不肯松手。在这种局面下，林彪不可能保陶铸，只能用“被动、被动、再被动”这样看似含混实则明确不过的“林彪式语言”来告诫陶铸。毛泽东最后还是抛弃了陶铸，抛弃陶铸时还拿陈伯达来打掩护。
林彪和陈再道既不是一个“山头”的，平时也没有个人情谊和私交。因此，林彪怎么可能在“七二〇”事件上破口大骂毛泽东的男女关系问题呢？更不可能对陈再道有明确的支持和张扬的表现。《林豆豆口述》31页写到：“林彪气得发抖，说：‘……说陈再道想害主席，胡说八道！’”“林彪说：‘谢富治、王力这些中央文革的家伙到处煽动群众……主席为什么不离开武汉，他多次说大家不要怕接触群众，他自己为什么不出来接触一下群众？他出来接见一下群众，就不会出这场事了嘛！’”同一页林豆豆还写到，林彪因毛泽东在武汉有男女关系问题大骂毛，“林彪气得发抖说：一个领袖这样不争气，干这种……闹出这么大的乱子！我就不去，也没有本事处理这些乌七八糟的事。……不能跟着他去丢丑。”这段话，显然是用现在林豆豆的观点代替当时林彪的观点。文中还有不少错误。其一，谢富治不是中央文革的成员，林彪应该知道；其二，毛泽东并不是怕死不敢见群众的人，中央（当然包括林彪）劝毛离开武汉是为了保证毛的安全；其三，“七二〇”事件并不是因为毛泽东迷恋女人引起的；其四，林彪是不会支持陈再道的；其五，林彪是绝不会谩骂毛泽东的；等等。林豆豆在此与其说出了毛泽东的丑，不如说大大伤害了林彪。林彪是慎言的人，连邓小平都说过：“林彪不爱说话，我认为都是他的优点”。因此，我们说林豆豆笔下的林彪是不真实的。
平心而论，叶群在文革中与毛泽东的联系斡旋，与周恩来的联系沟通，与黄、吴、李、邱的联系沟通，做了很多努力；为了适当、适度让林彪掌握情况，得当地出席会议和公众场合，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这就是叶群在文革中的主要工作。因此，叶群的态度和走向，上对林彪、周恩来，下对军委办事组，都至关重要，是应当肯定的。
不管叶群思想水平怎么样（中共最高层的夫人里，她应是上乘的），工作能力如何，她在文革中做的具体工作产生的客观效果不小。例如：
1．八届十一中全会，她是坚决反对林彪回来参加会议的。叶群1970年讲过此事。她原话大意是“回来干什么？回来就得表态，这个态不好表……”
2．文革初期她是极力保护军队老干部的，像保吴法宪、李作鹏、李天佑、王秉璋、赵尔陆等等，还冒着危险抢救过几乎被造反派揪斗至死的邱会作。虽然这是林彪的决定，但是叶群不认真执行，这些老干部也是要吃苦头的。
3．在1967年，在军内是反党委、反党委领导，还是保党委、保党委领导的大是大非面前，在支持造反派，还是支持拥护党委、拥护党委领导的所谓保守派的问题上，在稳定军队还是搅乱军队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叶群立场坚定，在“五一三”事件中起了关键作用，对稳定军队是有功的。
4．叶群在反对军队造反，反对江青插手军队，反对江青的代理人在军队的活动方面，也是有功的。
5．反对中央文革，和黄永胜、吴法宪责骂江青，惹出李必达事件。李必达事件反映了叶群对中央文革和江青的真实态度，有林彪的一点影响，但基本思想是叶群本人的，这也是不简单的。
6．看了《邱会作回忆录》，知道周恩来总理和叶群在1970年极力支持邱会作儿子邱路光和原煤炭部部长张霖之女儿的婚事，也是一种对文革的叛逆思想。张霖之毕竟是毛泽东、江青都点过名，称其为“走资派在座就有”的人。
总之，叶群在文革中，对稳定军队，反对军队造反，反对江青插手军队，反对江青的代理人在军队的活动等方面，是有功的。这是历史事实。
就林彪和叶群个人关系来说，纯属家庭私事。但林豆豆硬是杜撰“叶群对林彪是控制和欺骗的关系”，本文不能不说几句。
在夫妻关系问题上，林彪对叶群是很有歉疚的。文革前林家是最清静的。林彪从不交友，生活单调，身体不好不出门，生活上对叶群依赖很大。叶群是很愿意参加工作的。解放初，她曾在教育部普教司任副司长，林彪的具体生活由工作人员照顾。有几次，工作人员给林彪冲藕粉冲不好，林彪吃不下，影响了身体。周恩来亲自给叶群说，照顾林彪同志的生活是很重要的工作。这样，叶群不得不脱离地方工作岗位，专职在家照顾林彪。多年后，叶群半开玩笑地说：给101冲藕粉，就是为党工作。所以，叶群平时也难得出门。文革中叶群有机会到战友、部下家看望，见到别人家里的“生活气息”很浓，非常新鲜，非常感慨。林彪从来不和家人一起吃饭，也不请客人吃饭。文革前有一次陈毅来访，谈完事，开朗、豁达的陈老总说：今天就在你家吃饭喽。林彪却说，和我吃饭那有什么油水呀，饭没有吃成。
从公开的资料来看，林彪曾给叶群写下“发不同青心同热，生少同衾死同穴”的条幅。这是林彪1970年5月1日题给叶群的，落款为“书赠战友叶群 林彪”。这说明至少在1970年5月以前，林彪和叶群政治上是一致的，是感情至深的。林彪不是一个会作秀的人，没有感情，不会对叶群写出这么真挚的话语。1970年5月以后呢？这离1971年“九一三”事件，林彪、叶群在蒙古温都尔汗“死同穴”仅为一年。这一年，是毛泽东和林彪关系日益紧张的一年，叶群和林彪应当是风雨同舟的。
1970年5月17日，江青找黄、吴、李、邱谈话，造成黄、吴去主席处告状，邱去周恩来处汇报，林彪、黄、吴、李、邱对江青的不满摆到了毛泽东面前。之后，有吴法宪在宪法问题上跟张春桥的争论，有庐山会议毛林交恶公开化，有毛泽东“抛石头、挖墙脚、掺沙子”，有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给黄、吴、叶、李、邱下政治结论——“军委办事组五同志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在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 直至毛泽东南巡等等，不必多说。这样从时间上排排队，说明叶群并没有在哪个时间段和林彪根本上不一致，形成对林彪的“欺骗和控制的关系”。所以林豆豆杜撰的林、叶关系是站不住脚的。林豆豆旨在为林彪辩诬，想把林彪在文革中的错误，归结成是叶群对林彪“欺骗和控制”而误导了林彪，使林彪说了错话，做过错误的决断，甚至“九一三”事件，也是叶群（及林立果）对林彪的欺骗造成的。林豆豆的杜撰本身，就是政治上无知的表现。
总体来说，林彪、叶群的确是“发不同青心同热，生少同衾死同穴”！“九一三” 事件，叶群死于非命才52岁。
四、无知不是理由——林彪不需要林豆豆式的护短
林豆豆为了给林彪护短，搞出个耸人听闻的“打针、吃药”说。《林豆豆口述》19页写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几乎每次参加会议、集会和上天安门前30分钟，为什么在他不知道和拒绝的情况下，被强行注射了能改变思维、意志和记忆的最新剧毒进口药品？我曾质问过叶群，叶群倒在自己的卧室里吞声抽泣说：‘上边的人’决定的，知道的，是通过组织的……不给他用这些药，按他自己的思想和气质讲话，行事，他马上就要同主席对立起来……”。92页写到：“‘文化大革命’初期八次上天安门参加所谓‘检阅’和集会讲话时，由于事前30分钟之内被强行注射了据说是外国最新的能向反方面立即改变精神、感情和思维的剧毒药物”。148页写到：“林彪在他不知道用什么药或他极力拒绝的情况下，总是被强行注射了最新进口的剧毒药品。这些药片连林彪的保健大夫也不清楚，我多次问他们，他们也不敢说……”“林彪被注射药品后，令人奇怪地突然‘精神’起来，与用之前，从精神态度到言语，判若两人”。林豆豆还写到，给林彪打剧毒药品，叶群明知道也无可奈何，“流着泪说：‘上边的人’决定的”。
林彪的上面还有谁？非毛泽东莫属。林豆豆给出的答案告诉人们，是毛泽东逼迫林彪打进口剧毒药品，打了针就“与用之前，从精神态度到言语，判若两人”， “能向反方面立即改变精神、感情和思维”，这样林彪就讲了错话，办了错事。
这是林豆豆式的护短，可是林豆豆又不会护短。林彪不需要这样幼稚的护短，遮住了这头又亮出了那头。
众所周知，不要说林彪这样领袖一级的人物，不要说党政军的高级干部，就是一般的群众，看病都有医生签名的病历和签名开出的处方。文革期间毛家湾的保健医生有蒋葆生、王子敬两位，他们都否认这个天方夜谭。林彪的治疗都有严格的规定，严格的记录，都是专人负责，专人领取，这是有据可查的。据切实了解，发到林办的林彪用药，都是封有火漆印、有专人签收的。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林豆豆说，“林彪几乎每次参加会议、集会和上天安门前30分钟，……被强行注射了能改变思维、意志和记忆的最新剧毒进口药品”。那么试问：充满哲理的“林彪式”语言，也是打针后的胡说八道吗？林彪对中央文革、江青一伙的斗争，甚至当着江青掀茶几，叫江青滚，也是打针后精神失态所为吗？林彪文革初期指示军队不要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批评说：不介入是假的，人民解放军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反对解放军机关造反夺权，要求稳定军队，要求加强战备等等，林彪指示黄、吴、李、邱支持周总理工作，也是打针后的呓语吗？《林豆豆口述》的出版，搅得是非颠倒！
资深摄影师孟昭瑞所著的《共和国震撼瞬间》（人民出版社2012年8月出版），记述了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时的情景：“检阅开始，就听见林彪在喇叭里对广场大声嚷嚷着：‘炮打司令部，就是炮打一小撮（上图：1966年9月5日，周恩来看林彪修改发言稿）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一小撮反动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他嘶哑的声音在广场上飘荡，带着阵阵寒意。以往重大的讲稿都是事先拟好的，但这次非常不同。当毛主席来到城楼大殿，我看到林彪马上把讲稿拿出来请他审阅。无疑，这次林彪的讲话毛主席十分重视，他反复看了好几遍，并让林彪对其多处修改。林彪坐在毛主席旁边指着讲稿向他解释，毛主席听得十分认真，不时地提出自己的意见。林彪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当即对讲稿进行修改，周总理也在一旁帮着他字斟句酌。林彪改罢稿子，又指着改好的地方，请毛主席再次过目。这一系列动作，都被我用照片定格下来。”
孟昭瑞的著述无疑是一个不错的例证。文化大革命都被彻底否定了，参与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人孰能无错？林彪在文化革命中，至少在文革初期不能说是没有错误的，应该进行事实求是的研究、论证，并要通过和毛泽东、周恩来相比较来分析。从彻底否定文化革命的角度看来，官方认为毛泽东主席犯了错误，周恩来总理说过了违心的话，办了违心的事，不参与具体工作的林彪却被说成犯了罪。这显然是非历史的，是政治说教。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中说 ，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那么，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刘、邓，在毛泽东“错误地发动和领导”面前不攻自溃，表示“永不翻案”，也是错误的。他们不是一般群众，他们应是坚贞不屈、英勇奋斗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但他们在应该被彻底否定的文革面前，在给党和人民带来灾难的巨大浩劫面前，没有进行抵制斗争。
在《林豆豆口述》118页中写到，“当林彪听到贺龙同志病逝时，不禁仰天长叹：‘一个元帅去世了，难道连个追悼会都不开了？！’”也是毫无必要地向某些人递送秋波。
有些事情我们还记忆犹新。1969年党的九大召开，周恩来在4月14日大会发言时着实对林彪夸奖了一番，此后林彪即席讲话。林彪讲话的主要内容是，一切胜利和功劳都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取得的。林彪特意提到贺龙，说，“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不仅我们党没有今天的胜利，就是我自己也没有今天，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这个人。如果在贺龙底下，在张国焘底下，我早就没了，脑袋也早就没有了。一定没有了，是一定的，不是可以有可以没有，而是肯定地没有的。张国焘能允许我这种人吗？是绝对不会允许的，一定要砍掉的。如果是贺龙能够允许我存在吗？那就变成段德昌。贺龙不会留我，张国焘不会留我。而我的能够存在，为党贡献自己一点工作，全靠毛主席。在每一个时候的重大问题上都是毛主席指引航向，我们跟着干就是了。”说此话时林彪伤心地呜咽起来。林彪这个发言是4月14日，而贺龙是6月9日去世的。怎么仅一个多月，林彪就判若两人，为贺龙鸣起不平来了？林豆豆哪是为林彪翻案，而是告诉人们，林彪是个两面派。
贺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贺龙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是有很大贡献的，完全应该平反！在文化革命中，贺龙被打倒的责任主要在毛泽东和周恩来、江青，林彪有责任也是个配角而已。林豆豆完全没有必要遮遮掩掩、文过饰非。不过，从当时毛泽东和刘、邓斗争的情势来看，贺龙和刘、邓，和彭、陆、罗、杨打得火热；在批刘时，贺龙自己都说“上纲上不去”。贺龙的问题在深化，毛泽东表示不保了，关键在于所谓“通敌问题”。关于所谓贺龙通敌问题的信，是周恩来亲自交给专案组，并交代要认真看。李作鹏、邱会作的回忆录都有记述：“大概在六六年秋天，在京的各总部，各军兵种的负责人，被通知到京西宾馆集合，各自坐各自的车到京西宾馆后，由萧华、杨成武带队换乘两辆大轿车到叶帅家看有关贺龙的材料，上车后还拉上窗帘。萧、杨在车上说，临走前总理特别打电话交代，到叶帅家看材料重点是看通敌问题。……” “到了叶帅的会客室，叶帅说：‘主席对贺龙很不放心，不少人揭发了他的问题。整理了一些材料，大家来看一看。总理刚才打电话来，特别强调要注意看投敌问题。’”
1974年9月29日，中央为贺龙恢复名誉的通知中，对在文革中给贺龙立专案问题做出如下解释：“中央当时认为，把贺龙同志的问题搞清楚也是必要的，于一九六七年九月予以同意。”1974年林彪早死了，而毛泽东、周恩来都还健在。如果贺龙的问题是林彪搞的，与毛泽东、周恩来无关，上面的解释就毫无意义了。其实，在贺龙的问题上，贺龙的家人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本文不拟提及。
《林豆豆口述》145—146页中说，“1962年到1966年，林彪多次对全家人说：‘彭真关于吸取党的历史教训，胸怀旷达，不念前嫌，非常善于团结同志，密切联系群众……你们都要把彭真同志、杨尚昆同志当作学习榜样。’并多次给我和叶群、林立果题词：‘向彭真、杨尚昆同志学习。’还叫我把题词压在玻璃板下经常看。”直到杨、彭先后被打倒，林彪竟然还说：“他们垮了，更要学习他们的精神！”坚持不让林豆豆拿掉题词。
我们应该注意到，毛泽东生前解放了很多老干部，但不包括彭真。彭真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所有老干部都解放后，最后一个解放的，可见中央对彭真的解放很久才达成共识。
1946年7月7日，中共东北局召开会议，通过了委托陈云起草的《东北局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决议》。这就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七七决议” ，中央批准了这个决议。这个决议批评了彭真的错误，此前，彭真已被免去东北局书记一职，降为副书记，后又调往华北。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聂荣臻元帅第一个揭发彭真在华北的错误，聂帅说（大意）：有些错误是彭真搞的，他栽到我头上，我都准备带到棺材里去了，毛主席英明伟大，揪出了彭、陆、罗、杨……。
林彪在著名的“五一八”讲话（1966年5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批判彭真说：“彭真手段比他们更隐蔽更狡猾，使人家不容易看出来。他冒充拥护毛主席，他在晋察冀是百分之百的王明路线，比王明路线还王明路线，超王明路线。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路线，他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后他还把蒋介石说成是‘最有政治眼光的人’，‘要竭诚的拥护蒋委员长’。他说，‘抗战最坚固的中心是蒋委员长’。他还说，‘国共两党之间，要互助互爱互让，反对利用困难，与政府（即国民党政府）为难。’他在延安装着反对王明路线，到东北又搞王明路线。彭真在东北拒不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在炮火连天的时候，他幻想和平，幻想和国民党蒋介石谈判，没有战争打算，幻想在谈判桌上取得胜利。他没有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味道，不搞阶级斗争。他不把重点放在农村，不把干部和主力派到农村去建立根据地，恋恋不舍大城市。不愿意离开大城市。撤出沈阳，还赖在郊区不走。搬到本溪，搬到抚顺，又搬到梅河口，不肯在农村安家，不准备打，只准备和。在东北，他想把主力孤注一掷，和敌人硬拼，以军事上的冒险主义掩盖他政治上的投降主义。他藉口照顾山头，实际上是培植他个人的实力。他不注意补充主力，只是从散兵游勇中收编和建立一些地方部队，后来这些部队都叛变了，成了‘座山雕’。他说反山头，就是他在搞山头，招降纳叛，搞他自己的军队，搞小圈子，搞‘桃园三结义’。北京市水都泼不进去，针也插不进去。党内搞党，党内搞派。毛主席、周总理和其他同志都有感觉，我也有感觉。”
在文革初期，刘少奇也严厉地批判了彭真。刘少奇在1966年6月下旬的一次重要会议上说:“彭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邓小平同志不在的时候，实际上他又是副总书记。彭真有些工作能力，但有许多缺点，过去也犯过不少大的错误。他有浓厚的宗派情绪，长期地进行了宗派活动；他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有架子；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不大懂的，又不大去研究。在历史上他犯过盲动主义的错误，在晋察冀犯过王明路线的错误，两次王明路线错误，他都有份；在解放战争中，在东北，他也犯过错误；全国解放以后，在参加领导的活动中，他在重大问题上，提不出解决问题的意见……这几年来，他滥用了对他的信任，极力培植他的私人势力，他同毛主席、同我们搞两面派，背着毛主席、党中央进行了不少地下活动，与罗瑞卿、杨尚昆有密切关系，有些地下活动是联合搞的；与陆定一也有密切的联系，最近在文化大革命上与毛主席对抗，就是和陆定一共同搞的。……彭真不接触群众，不接触实际，喜欢搞个人突出，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就反对周总理，也反对陈毅、小平同志，也反对我。在我面前搞两面派，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彭真是长期隐藏在我们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者。”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我们难以相信与彭真没有私人往来、对彭真“党内搞党、党内搞派”“也有感觉”的林彪，突然会对家人提出“向彭真、杨尚昆同志学习”，而且“他们垮了，更要学习他们的精神！”而在于林豆豆为什么此时要把这样的话拿出来？是乞求！林豆豆写这封信是1980年3月，此前即1979年9月，在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上，彭真“东山再起”，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接下来就主持公审。1980年2月，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下课，所谓毛派势力一扫而光。林豆豆此时想告诉公审的主将彭真：我爸爸林彪还说过你好话呢！试问林豆豆是不是也被打了毒针改变了思维？这是给父亲身上抹黑，还是为父亲脸上添彩？
《林豆豆口述》117页到118页，还提到汪东兴九大前生病一事。这是1969年春天的事，林豆豆误记为“约1969年秋”。林豆豆绘声绘色地写到汪东兴的夫人姚湘峨“对叶群和我放声痛哭说：汪的病，就是为‘他们一家’活活累的……汪这次突然大出血，不敢叫我们找你们呀！……说要是你们救了他的命，‘人家’将来就会要你们的命。所以不敢叫我们找你们和总理，怕你们和总理担风险。”
林豆豆身临其境，没有任何人能否认。但如果汪东兴家人说林豆豆造谣，林豆豆也不能证明她不是造谣。而以下情况也是确实的：此时汪东兴的夫人姚湘峨还不认识叶群，叶群的到来使姚湘峨很感激。姚湘峨是“很识时务”的老干部，面对着非常拥护毛泽东的林彪夫人，不知其内心态度，就对伟大领袖大发一肚子怨气（“人家”就是指毛泽东、江青），姚湘峨不怕掉脑袋吗？叶群对姚明显露骨的挑拨言语，敢“一拍即合”吗？另外，汪东兴的医疗关系和组织系统与军队毫无关系，汪东兴怎么会说“不敢叫我们找你们呀”？如果北京医院有医疗问题，报告周总理是可以的，找叶群有何用？（左起：李作鹏、邱会作、邱会作夫人胡敏、叶群、吴法宪夫人陈绥圻、黄永胜）何况当时北京医院的医疗水平高于解放军总医院（301），且北京医院就掌握在汪东兴手上，何人敢怠慢？所以，林豆豆所讲的真实性值得怀疑。
汪东兴九大前确实生病了。但叶群看汪东兴的用意，林豆豆没有搞清。九大以前，叶群就参加了军委办事组，对军队的事已经涉入较深，了解较多，但对中央的事和毛泽东的事还了解不深。汪东兴则相反，对中央的事和毛泽东的事知道较多，对军队的事基本不了解。过去叶群和汪并无私交，这次汪病了叶去看望，正是互相接近的机会。汪生病，毛主席不可能亲自去看望；叫江青去，江青摆架子不肯去，叶群一下子就钻了进来。叶群去看汪，黄永胜、吴法宪也去看了汪，后来黄、吴、叶、李、邱又一起去看了汪。这些军中大佬生性豪放，热情洋溢，汪东兴受宠若惊，竟有些忘乎所以，他为了讨好叶群竟脱口说了一句：“是不是有些卸磨杀驴呀？”汪说后马上自觉不妥，又有意收回说：“我一个普通工作人员，主席竟让我参加碰头会，真是对我的信任。我工作做得不多，还病了。”叶群很聪明地说：“你这么想就对了！”叶胜了汪一筹。
这就是汪东兴和黄、吴、叶、李、邱走得很近的开始。汪东兴不是拿骂毛泽东为代价靠近黄、吴、叶、李、邱的，这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汪东兴的心态。从此叶群、黄、吴、李、邱为汪东兴办了很多事，如汪的子女当兵等等，对汪东兴是有求必应。汪东兴为了讨好黄、吴、叶、李、邱，在汪东兴家，在三座门（军委办公所在地），就讲了不少毛泽东的家事，虽然多是骂江青的，但也涉及不少毛泽东个人的隐私，有些活动林豆豆、林立果和黄、吴、李、邱的子女也在场。看到汪东兴和黄、吴、叶、李、邱交往的情况，就很容易解释汪东兴在九届二中全会华北组坚决拥护林彪讲话，提出设国家主席和要“揪人”的表现，以及叶群为什么在林彪8月26号去毛泽东处开会时叫林极力保汪（甚至摔了一跤）。
从毛泽东来说，他对汪东兴是信任的。九大推迟开，主要是因为汪病了，毛泽东说：“汪病了，要等汪好了再开。”九届二中全会汪跳得最高，毛主席还是保了他。就汪来讲，他并不是一个忠臣，而是脚踩两只船。当汪东兴知道毛泽东真正不想要林了，他又回到毛泽东这边，轻巧地检讨把责任推给陈伯达，毛泽东就让他过关了。从此，他与叶群再也没有私人来往。1971年关于毛泽东要黄、吴、叶、李、邱检讨的事，汪东兴没有为叶群透一点信，叶群一检讨就被毛主席劈头盖脑地批了一顿。毛泽东去世后，尸骨未寒，汪东兴又去主谋参与抓“四人帮”，不知毛泽东在九泉之下怎么想？他老人家号称洞察一切，却没有看清汪东兴的内心。粉碎“四人帮”后，黄、吴、李、邱最为高兴，其政治生命本应有所转机，但汪东兴却极力主张把黄、吴、李、邱押送秦城，欲置于死地而后快。
在《林豆豆口述》中，也多次提到毛泽东的男女关系问题及林彪对此的痛恨态度，甚至家里的保姆王淑媛（？！）也知道毛泽东的男女关系并对毛大发微词。林豆豆自以为爆料新奇，把自己对毛泽东的不满，借着林彪之口发泄出来了。这与其说是对毛泽东的鞭笞，不如说是对林彪的极大伤害。过去污蔑林彪“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现在林豆豆又对自己的父亲污蔑了一遍！应该说林豆豆既不了解毛泽东，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也不了解自己的父亲林彪，更不了解毛泽东和林彪真实关系。毛泽东并不是沉迷女色、贪色误国的昏君，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是雄才大略的革命家；林彪也不是反对毛泽东的“英雄”，虽然林彪看到文化革命中的许多问题，看到了毛泽东的错误，他对文革的极左路线、对江青一伙的祸国殃民有意见，感到担忧。毛泽东不能正确对待林彪的意见，反而说林彪是反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甚至诬陷林彪抢班夺权，从而紧紧威逼。最后南巡煽动反林，把林彪逼到在国内无立足之地的地步，直到付出身家性命，造成惨死温都尔汗的结局。毛泽东的确是很对不起林彪的。即便如此，似乎也不能说林彪就是反对毛泽东的。毛泽东和林彪从井冈山一路走来的革命历程，革命情谊，和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人民共和国的伟业，足以不朽。林豆豆千万不要把自己的父亲塑造成是反毛泽东的先驱，因为林彪不是！
林彪在文革中是有错误的，但并不是林豆豆所说的错误，更不是打毒针造成的错误。有位了解关心林豆豆的老同志说：“不是豆豆不想谈，是她谈不出来。……她受阅历和学识所限，无法深入父亲胸怀中的另一个世界。”历史是人民写的，不是帅府千金抖出几个“鲜为人知”的“猛料”，就能改变历史的。林豆豆为父亲辩诬是完全应该的，可是，哪些林彪做对了，哪些林彪做错了，哪些林彪要负责，哪些林彪不负责，她并未搞清楚。希望林豆豆努力呀！东隅已失，桑榆非晚。
如果林豆豆是对林彪热爱的、负责的，就应当努力学习，认真思考，潜心研究。比如说在文革中，林彪哪些是跟着毛泽东和中央的路线犯了错误，哪些是讲的违心的话，哪些是对毛泽东吹过了头，哪些是伤害了一些干部；又有哪些是对林彪的栽赃，哪些从过去和现在看都不是错误，这是要下功夫的！因为本文不是研究、探讨、指证林彪在文革中所犯的错误，故不在此展开论述。
有人说林豆豆爱说假话，不是为了造假，而是为了自己的虚荣。这种说法，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林豆豆为什么爱说假话，姑且不去探究，但她爱说假话是事实，很多人有同感。林豆豆从基础上（林彪、叶群、林豆豆之间的关系）就编假话，大事小事都在编，必定是局面不可收拾。一个假话说不圆，又编一个，这样一个一个接下去，编造了一份林家的虚假历史，把林家的群像画得面目全非。解铃还需系铃人。这样的事谁也帮不了她，只有林豆豆自己来面对。四十年来，时过境迁，林豆豆本身就是一个天涯沦落人，早已是“寻常百姓家”。但强烈的虚荣心使林豆豆一直对社会卖关子，好像她手上有什么高深的东西、重要的史料，能解开“九一三”事件之谜，能解开文革之谜。大家还是丢掉幻想吧，经过努力，千千万万的研究者会远远走在林豆豆的前面。
正所谓：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上海文革】
上海工厂里的造反派
——响应毛主席号召的积极分子们（二）
李 逊
党龄最长的工人造反派耿金章
耿金章，上海工人造反派早期重要人物。
和王洪文、王秀珍、金祖敏相比，同是共产党员的耿金章是另一种类型。耿金章是山东宁阳人，生于1925年6月，出身很苦，6岁丧父，7岁丧母，和舅舅生活，但舅舅三次将他卖了换钱。他10岁便给地主当长工，后来还要过饭。1946年他参加国民政府军队，1948年他所在的吴化文部队投向共产党，他也被编入共产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复员到上海纸浆厂当工人。
比起大多数只有二三十岁的工人造反派，耿金章算年长者。在后来的“工总司”总部委员中，论党龄，耿金章最长；论年龄也最大，1966年已41岁。他的受教育程度很低：不识字，半文盲。按一般情况，这样的老党员，在工厂最起码也是工段长或生产组长。但他始终是普通工人，不像王洪文、王秀珍他们是工厂基层干部。除了业余的“民兵连长”外，耿金章没担任过任何领导职务。他1952年在部队时就因“生活作风”问题受过党纪处分，1963年3月又因与邻居发生纠纷，殴打邻居，第二次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1967年他厂里另一派造反派工人散发关于他的传单，说他“粗暴成性，蛮横无理，稍不顺心，开口就是‘他妈的’，闭口就是‘去他妈的’，骂人不算，在厂里还经常与人打架”。 和他一起工作的同厂工人说他不识字，头脑简单，作风野蛮，动不动就打人骂人，“文革前在厂里打人是经常的”。 据说他曾经因同事在黑板报上批评他而打对方耳光。在家里，经常与邻居吵架，甚至打人，有两次打坏了人家的家具，闹到长宁区法院。
文革开始后，耿金章和十几个工人聚在一起，商量如何向厂领导提意见。他们一起写了10条意见，内容主要关于领导的工作作风，6月15日写成大字报贴在食堂——
当天下午，厂党支部书记召开支部大会对我和另一个写大字报的人进行了批评。我当即感到不满，我们又贴了大字报。支部于是组织一些人也贴了我们的大字报。我被打成“四类党员”，我就更火了。我利用自己是民兵连长的职务，发动民兵贴支部的大字报。
7月，耿金章在厂里组织了战斗队，共30多人，“主要针对厂党支部”。耿金章就这样造反了。
小青工潘国平
潘国平，“工总司”发起人之一，“工总司”早期重要人物。
潘国平从小生长在上海一个工人家庭，1962年初中毕业参军，后因膝盖受伤，1964年10月提前复员，被分配进上海玻璃机械厂，当模具木工，因为年纪轻，大家叫他“小木匠”。潘国平兴趣广泛，喜欢画画、唱歌、评弹、话剧，在部队时就得过美术创作二等奖，复员后曾经参加过沪东工人文化宫的评弹演出。进厂不久，他就被借调到厂工会工作，虽然不是干部编制，只是工人编制，但发发戏票，出出黑板报，很合他的性格和爱好。他后来回忆说，他感到这是厂党委将自己作为培养对象，很感谢党委，他就每天提早上班打扫办公室。 文革开始时潘国平20岁，和大学的红卫兵差不多年龄，当工人才一年多。
潘国平文革后回忆自己最初的造反经历时说，他当初应该算是“保守派”，因为他最初的“造反”行为，其实是“保”自己所在工厂的党委干部。文革前夕，正值工厂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他所在工厂的干部被一网打尽：厂党委书记被说成“贪大求洋”，一个厂长是“叛徒”，另一个厂长是“变节分子”；下面的车间或科室干部，不是“招降纳叛”，就是“阶级异己分子”，实在找不出什么，就被说是“与阶级敌人勾勾搭搭”。潘国平觉得工作队对干部打击面太大，于是，聂元梓的大字报出来后，六月上旬，他也给驻厂“四清”工作队贴了张大字报：《工作队包庇牛鬼蛇神过关》 。
潘的大字报遭到工作组反击。第二天，针对潘国平的大字报便在工作队的组织下，一下子贴满厂区。工作队说他的大字报是“大毒草”，说“潘国平把矛头指向工作队，就是指向党的领导”。还将潘母亲的个人生活隐私也抛出。8月下旬，厂里工人在党委支持下成立红卫兵，潘国平没资格参加，组织者说他父亲尽管当前职业是工人，但因为“解放前开过戏院”，所以不是纯粹的工人。潘原来打算报考上海戏剧学院，厂党委支持他报考；工作队来后，却说他“不安心工作”，想当演员是“看不起工人阶级”，不给他出具报考必须的所在单位介绍信。 潘国平后来回忆这段经历：
1965年，就在我进厂不久，我们工厂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四清运动”，当时厂里的干部，从党委书记、厂长到科长、车间主任全部成了“四清下台干部”，被工作队批判审查，还有几个人被迫自杀。1966年初，我对“四清”工作队的一位领导提了一点意见，说现在的这种作法不大符合中央下发的《二十三条》文件中说的“打击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精神，变成“打击一大片”了。我当时觉得自己并没有恶意，只是提提意见，没想到工作队却给我扣上了“反对四清工作队”、“反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帽子，发动厂里的职工开会批斗我，把我作为四清运动的重点对象。
工作队这样对待我，我当然不服，那时我才二十岁出头，血气方刚，就与工作队顶牛。一直到六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我觉得这是对我的很大支持，我就写了揭发工作队整群众的大字报在工厂里张贴。这样，工作队就对我组织围攻，扣发工资，还整理了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材料，送到我们厂所在的杨浦区公安分局，要求关押我这个“反革命”，还好公安局没有收下我。
潘国平几次去市委告状，都没有什么结果。而这个时候——
从北京陆续传来各种消息，一直到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都说明我与工作队的斗争是正确的。我也就从本来是一个保工厂里的领导干部的“保皇派”变成了造工作队的反的“造反派”，正式扮演了造反派的角色。
潘国平去市委告状时，正是北京红卫兵刚来上海串连之际，在市委门口，潘国平认识了北京101中学的红卫兵们，从他们那里听到许多文革信息。8月28日，潘国平将从北京红卫兵那里听来的揭发市委“不要抄家”等“十条”内情的信息，写成大字报《揭市委“十条”内幕》，在厂里贴出，当即遭到工作队布置的反击。潘国平向北京红卫兵讲起自己受工作队压制之事，北京红卫兵说：“这种工作队，在我们北京早就赶出去了”。8月29日，应潘国平之邀，北京红卫兵到潘国平厂里参加“大辩论”，被拥护工作队的工人围攻，北京红卫兵差点与他们打起来，但终于不敌人多势众的工厂工人，最后只得撤退。潘国平怕自己被工作队扣留，也打算跟着他们走，但却找不到自己的自行车。北京红卫兵将他拉上他们来时乘坐的一辆卡车，回到他们借住的华东纺织工学院。几天后，正是“9•4事件”，即北京红卫兵冲击延安路200号上海市委机关大楼。潘国平也参加了。他年轻，加上普通话讲得好，有几次还被上海市民当作北京红卫兵，一定要和他辩论。
几天后这些红卫兵要回北京，潘国平表示也想去北京看看，北京红卫兵们答应了。潘国平就这样去了北京。在科技界的一个辩论大会上，潘国平见到出席大会的周恩来总理。他向周总理控告厂里的工作队，周恩来要他回上海就地解决问题。回上海后，厂里一些和他观点相同的工人，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潘国平担任了战斗队的队委。
文革结束后，潘国平对采访者评论自己的造反原因：
文革中“造反”组织和“保守”组织的形成，并不是后来人们所说的那么理想化的。许许多多像我这样的普通人变成了造反派，都有我们的个人的原因。目标开始都很简单，想提级，想加工资，想有一个公平的对待，这种要求是合理的。从现在的眼光来看，不过是一些基本的人权。当这些要求受到不合理对待时，又要保护自己不受伤害，在这种情况下就认同了毛泽东当时提出的造“走资派”的反的方向，所谓的“路线斗争觉悟”，“保卫毛主席”，“维护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等等，是后来为了要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不得不唱的一些高调；甚至还有人因此反过来去迫害不应当受到迫害的人，以此表明自己的路线斗争觉悟。
从北京回来后，潘国平干脆以膝盖老伤为由，请长病假不去上班，到处看大字报，听辩论，了解各种文革信息，串连认识了不少人。他能言善辩，在提篮桥一带很出名。有一次被国棉17厂的造反队请去帮忙辩论，就这样认识了王洪文。
“五好职工”黄金海
黄金海，“工总司”发起人之一，“工总司”总部主要成员。
黄金海是苦出身，出世没几天，母亲因病去世，父亲长期吸毒，养不活儿子，将黄送给镇江胡姓人家，黄七八岁时，养父病故，养母靠替人洗衣度日。13岁那年，日子实在过不下去，养母带他到上海见生父，希望得到一些经济资助。不料生父见儿子已经长大成人，便强行要回儿子，逼养母回乡。生父送黄金海念了几年小学。15岁时，黄金海当了服装店学徒，被老板当佣人使唤，每天天不亮就要起来做饭，晚上干到十一二点才能睡觉。小孩子拉屎拉尿、大孩子上学下学，都包在黄金海身上。稍不如意，老板顺手就是一尺子一巴掌，有一次还把一碗浆糊扣在他头上，将他的头都打破，那个伤疤就此跟随了黄金海一生。
1955年“三反五反”时，黄金海揭发老板偷税漏税，老板的生意不久停了，黄金海自己也因此失业。但他仍积极参加社会政治活动，“五反”运动结束，政府在仁德纱厂开会，给各厂老板发定案书，让黄金海在台上颁发手工业行业的定案书。几十年后黄金海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我心里很激动，有种强烈的翻身感，觉得扬眉吐气”。
黄金海在杨浦区失业工人学习班学习了8个月，速成到初中毕业。1953年1月，他进申新5厂，这个工厂后来与另外几个厂合并为国棉31厂。黄金海被分配学车床，培训一年后，他就被评到车工技术4级，厂里留下了他。进厂后，黄金海便打入团报告。他积极工作，每个厂休日义务加班，尽管那时正式工人加班拿双薪，学徒加班没有工资，可参加可不参加，但身为学徒工的他基本上每次都积极参加。他技术上进步也很快，三年就被评上5级车工，1957年他车出加工难度很大的特种螺丝，不久评定技术等级，按“应知应会”的技术工标准，他被评为7级车床技工。车床工最高技术8级，他觉得自己升级太快，主动要求减为6级半。1959年至1962年的“三年国家经济困难时期”，他又主动要求减去半级工资，“我应该为国家分挑困难”。他在厂里是个活跃分子，担任了厂俱乐部委员；业余时间他抄写黑板报，领做广播体操，参加歌咏队、舞蹈队、篮球队。他还坚持每周三天读夜校，一下班就啃着馒头去上学；读完了夜校，又上夜中专，学习机械专业，直读到毕业，还打算再读夜大学。他的理想是当机械专业的工人工程师。
但父亲给他带来的阴影却挥之不去。父亲吸毒积习不改，入不敷出直至贪污公款，事发后被判刑5年。而此后，黄金海的入团申请迟迟不被批准，他觉得是受父亲牵连，而他与这个根本不负责任的父亲相处仅仅三年不到。他因此有些消沉：“我的政治包袱越背越重，业余沉溺在钓鱼打牌之中，一度留起了小胡子，还买了领带和方头皮鞋，去寄卖商店买了格子呢的西装”。 买西装花了80元人民币，是二手的，还买了件皮夹克。“我比较注意外形，头发每星期一定理一次，不喜欢显得邋邋遢遢”。黄金海还喜欢跳舞、溜冰，“不过我有底线，跳舞溜冰，我都在厂里，从来不去跳舞厅和溜冰场。那时那种地方都是些当时被看作不太好的人去的”，黄金海后来这样回忆。文革结束后，有的批判文章说他文革前流里流气，这显然是一种政治丑化。其实，就连他文革中的对立面，同厂的保守派组织负责人李剑钰，文革结束后说起黄金海，也说他“文革前表现不错，没什么大缺点，就是穿着打扮在当时比较醒目而已”。
1964年提倡“学毛主席著作”，黄金海当选为所在生产小组的工会小组长，他重又回归主流价值取向。他对小组同事进行家访、组织政治学习，组织技术交流，“我们小组的工人们那时很融洽，大家学毛选（《毛泽东选集》），休息天互相交流学习笔记，到今天我都觉得是美好记忆”，黄金海50年后这样回忆。 他还进行技术革新，发明车床“双头刀架”，大大提高了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此外还有多项小改小革。1965年他带的甲班车床组，月月超额生产量都在20%以上，被评为厂里的“五好小组”，他也被评为“上海市五好工人”。他担任组长的20多人的生产小组，还有两个工人也被评为市“五好工人。小组成员的合影大照片贴在厂部“光荣榜”上。评“五好”是一场全市性的评比先进活动，在当时声势很大。
文革前夕，1966年4月，黄金海的照片再一次上了厂门口的“光荣榜”。照片被放到12寸大，照片上的他站在自己工作的车床边，自豪地笑着。与荣誉一起来的还有加入共产党。1966年3月，他被吸收入党，支部大会通过；不过，党委还没批下，所以不算正式入党。后来因为文革开始，这次入党也就不作数了。
文革开始后，在党委的号召下，黄金海最初也积极写批判北京“三家村”的大字报——
平心而论，我最初应该是保党委的，因为党委器重我，提拔我。5月党委要大家批判“三家村”，我们根本不认识邓拓他们，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还以为邓拓是作家，《燕山夜话》我也没有读过。但党委布置要我们批判，听党的话总没错，我们“五好小组”应该带头。
6月，聂元梓大字报出来，对“三家村”的批判转向联系本单位实际——
党委要求联系本单位实际，联系什么？厂部情况我又不知道，但我是“五好职工”，应该带头，我就挖空心思写了张给党总支提意见的大字报。
这张大字报是6月25日贴出的，内容是批评党总支一些干部们在政治学习时间聊天讲大道（沪方言，即“侃大山”），要这些干部下来与工人一起学习。大字报中用“下来”两字，是因为干部们的办公室在车间的二楼。大字报贴出的当天晚上，黄金海正上中班，只见组里工人的车床一个一个关了，他是组长，但却没人因此向他请假或打招呼，他心里奇怪，也不好问。后来方知是车间党总支叫他们去开会，但却没有通知黄金海。晚上10点，中班下班，黄金海去食堂吃半夜饭，赫然见一路都是针对自己的大字报：“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黄金海揪出来示众！”到食堂门口，又是一张大字报：“‘下来’就是要党下台！”他这才明白，原来是那张“下来”大字报惹的祸。吃饭时，“本来我们小组像一家人，总是围在一起吃饭，这天大家不敢和我坐在一桌了”。
黄金海大字报的内容很平常，甚至可以说批评的只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但党总支却抓住“下来”两字，说 “下来”两字是1957年右派向党进攻的黑话。党总支立即布置工人写反击大字报，第二天上百张大字报贴出，说黄金海是“反党分子”、“个人野心家”。黄金海父亲的吸毒历史也被挖出，作为黄金海本人出身不好因而“一贯反动”的有力证据；甚至还有大字报揭发说，黄金海从小就跟随父亲出入鸦片馆。黄金海的妻子见到这样声势浩大的围攻，吓得在家里掉泪。
黄金海很生气，认为这是党委抛出本应保密的职工个人档案。因为他在写自己简历时，曾经老老实实地提到小时候父亲曾经带他去过一次鸦片馆，他的本意是为了说明，这次经历使他看到吸毒的丑陋而更加痛恨吸毒。这个向党交心的自白，现在却被作为罪状抛出。这样的围攻惹火了黄金海——
我是“五好工人”，3月发给我奖状，6月就因为一张大字报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我白天坚持生产，晚上带了面包去市委告状，毫无下文，我有理有怨到何处去申！
有意思的是，当黄金海遭到大字报围攻时，他的那张12寸大照片仍然贴在厂门口的“光荣榜”上。
8月初，黄金海与他所在的机械车间的持相同观点工人，组织了“毛泽东思想红旗战斗队”。因为是党总支的批判对象，领不到写大字报的免费笔墨纸张，他们就自己掏钱买。厂里有人指点他们：不要老是纠缠在“下来”的问题上，应该把目标对着厂党委和工作队。此时社会上红卫兵运动已经兴起，黄金海觉得有道理。8月30日，战斗队贴出了针对驻厂工作队的大字报，“就这样造反了”，“完全是被逼上梁山”。
10月底，黄金海听说国棉17厂的王洪文去北京告状回来了，他也想赴京告状，便去国棉17厂串连。王洪文接待了他们，对他们说，北京现在很乱，不要去，他们去北京时，中央接待站的人对他们说，厂里压制工人的问题，中央会逐步解决的。黄金海听从了王洪文的劝告，王洪文的热情和稳重举止给黄金海留下很好的印象。
毛泽东的《我的一张大字报》传出，黄金海看到后激动得掉泪，和王洪文一样，他也觉得“毛主席好像就是针对我们厂的情况说的”。
文革结束后，黄金海为自己的造反行为辩护，说自己当初就是为了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投入运动。
文化大革命究竟怎么搞法子？对大字报定名为“修正主义分子”的人，老实说，工厂工人是根本不知道他们有什么问题的。就连北京有刘少奇的大字报大家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确实，作为普通工人，根本不知上层斗争为何事。他们最初只是相应号召参加运动，以这样的行动表达对执政党的忠诚。
文革委员会副主任叶昌明
叶昌明，“工总司”发起人之一，“工总司”总部主要成员。
叶昌明2岁时父亲去世，母亲将他和另外两个孩子艰难地带大。1960年初中毕业时，叶昌明因为对无线电感兴趣，就报考了江西省新建的邮电学校。刚去一年，正遇上经济大衰退，学校紧缩，他退学回上海。但此时上海户口紧缩，报不进，他只好将户口“放在口袋里”，成了“袋袋户口”，在里委协助图书馆工作，一年后才将户口报回家里。1963年底，他和另外350名青年一起，被分配进纺织局所属合成纤维研究所，在化验室当学徒工。业余时间，他和同事一起，在研究所自办的夜中专读书。“我们所里绝大部分青年都读夜校的，这是那时的风气”，叶昌明后来回忆说。
叶昌明也认为自己最初并不是造反派，而是紧跟党委的积极分子。他所工作的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是上海第一批“四清”单位，叶昌明紧跟党委投入“四清”运动。因为表现积极，1965年“四清”结束后，他加入了共青团。文革开始时，研究所党委号召写大字报，他就根据研究所党委的布置，贴那些“反动权威”和“有问题”职工的大字报，还在研究所党委的组织下，戴上团支部发的红纸做的红卫兵袖章，坐上卡车去高桥对一个地主出身的职工进行抄家。
1966年8月下旬北京红卫兵来上海串连，市委附近的静安寺一带，到处都是三三两两辩论的人群。化验室翻三班，他下了中夜班，有时就和车间里另一个工人高根才一起，去静安寺一带看大字报。巧得很，这两个当初一起去看大字报的青年工人，后来，各自成为上海两大派组织的领导层骨干：叶昌明成为上海工人造反派组织“工总司”的常委，高根才成为上海工人保守派组织“赤卫队”的常委。
最初，叶昌明很看不惯那些来上海造反的北京红卫兵：
北京红卫兵将上海搞得乱哄哄的，我认为市委怎么可以随便冲击？我也看不惯北京红卫兵趾高气扬的态度，觉得他们随便打人，破坏社会秩序。杨富珍给毛主席写急电，还有其他老工人的大字报，我看了觉得很有道理，很赞成。我那时的观点几乎倾向于保守派。
但是，随着文革进一步发展，叶昌明觉得研究所党委领导的运动方向，和中央的指向不一致。中央文件和报纸上的社论说，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所党委却将运动指向那些工程师即所谓“反动学术权威”，以及普通群众。
研究所党委和团委隔段时间就抛出一个人要大家批判。有工程师，也有小青工。还公布成绩，说全所批判了多少人，贴出多少张大字报。其实全是鸡毛蒜皮的事情，我也写过许多。可对照16条，觉得写资本家的大字报还可以，怎么老是揪群众。
使叶昌明真正转变观念的是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他在静安寺附近第一次看到传抄的这张毛的大字报。这期间，研究所里有职工失窃，所党委对全所进行了一次抄更衣箱和办公桌抽屉的行动。尽管事出有因，但引起很多职工反感。叶昌明便就此事以及文革的运动方向等，写了张批判研究所党委的大字报：《炮打合纤所的司令部——党委》。此时是1966年的10月，“造反”之火已经在上海蔓延。叶昌明贴党委大字报，虽然在全所引起轰动，但没有受到围攻打击，所里不久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公布名单中，他是委员。大字报贴出后，其他车间的工人来找他串连，于是，他们成立了所里第一个造反组织“红旗战斗组”。大家决定集中揭发研究所党委，有人提出从党委对待“红雷青年小组”的态度着手。
“红雷青年小组”，是文革前夕上海市委树立的四大“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之一。除了这个小组，余下的“四大标兵”都是个人：杨富珍，杨怀远和蔡祖泉。当时上海报纸连篇宣传“红雷青年小组”，但见报之前，小组所在的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职工却不知道自己所里有这样一个小组，因为这个小组在所里的名称是“6401小组”，是个保密课题的研究组。小组共8名成员，平均年龄25岁。“红雷青年小组”这个名称，是市委决定将其作为“学习毛主席著作”典型宣传后，见报时所起的名字。叶昌明文革后回忆：
我当时觉得，这么好的一个先进典型，合纤所党委却不宣传，致使所里职工不知道身边有这样一个先进榜样。于是我们写大字报批判党委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反毛泽东思想。但是，不久，我们发现，红雷青年小组与所宣传的形象有差距。报纸上文章说，红雷小组成员经常自觉学习毛主席著作，在研究遇到困难时从毛主席著作中找方法和答案。报纸上还刊登了他们当时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笔记。但是，小组成员亲自告诉我们说，没这些事，而且笔记是在树他们为典型后补写的。
叶昌明和战斗组的青年认为，“红雷青年小组”的真实事迹并不如报纸上宣传的那样先进，而是有许多虚假水分，市委树立这样的假典型，其实是为了树自己。战斗组还因此怀疑其他“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的真实性，为此他们特地去杨富珍所在的国棉一厂了解杨富珍的表现。他和战斗组的工人写了大字报，贴到静安公园。叶昌明后来回忆说：“这样就矛头对着市委了”。后来在上海工人造反派组织“工总司”的成立大会上，叶昌明的发言正是批判“假标兵红雷青年小组”。
文革中几乎所有的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都遭到批判，这些人是执政党为社会尤其是工人树立的楷模，这些楷模隐含着执政党所要求的政治价值取向。他们的优点被放大，缺点被缩小隐蔽，几近完人，甚至有些先进事迹离实际差距很大。楷模与楷模原型的差距，以及被树立为楷模后所受到各种优惠待遇与普通职工的差距，很容易在对榜样最熟悉的周围人中，产生对楷模的逆反心理。而且，这种以强势推行的教化核心，都是要求人们取消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要求超时间和不计报酬的工作，而且要求放弃个人思想。这就有可能使被教化者产生压力和反感。
叶昌明最初一直没有受到压制。但是，后来研究所的团委副书记和别人联名贴了他一张大字报，说他出身有问题。这是文革开展以来所里唯一点到叶昌明名字的大字报。叶很恼火，既然说我有问题，我就退出研究所的文化革命委员会。他将退出声明贴在这张大字报旁边； 还和战斗组的人一起去市委接待站，反映研究所里的问题，但接待站也没给他明确的回答，他们就又去静安公园看大字报。在那里，他们认识了来上海串连的北京红卫兵。
退伍军人陈阿大
陈阿大，“工总司”发起人之一，“工总司”总部主要成员。
与王洪文、潘国平、王秀珍、金祖敏、黄金海、叶昌明等人不同，他们都认为自己文革前是积极分子、共产党的依靠和培养对象；而且王洪文、王秀珍和金祖敏，文革前都已经是党员。陈阿大却认为自己文革前“表现不好”。
陈阿大造反时24岁。他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贫农家庭，从小在绍兴乡下长大，11岁时不慎腿骨折，被接到上海与父亲同住。起初，父子俩在沪西复兴西路太平弄，以每月2元的搭铺费租一个床位；一年后搬出另租小屋，房子是竹片和泥巴搭就的简陋棚子，上海人称这样的地区为“棚户区”。搬家后，新的居住地区有文化补习夜校，家人替陈阿大报了名，但他读不进去。他认识了一群比他年龄大的朋友，喜欢上跳舞厅、溜冰场，喜欢评论女人。这样的人当时被主流话语列为“流氓阿飞”或“落后分子”。1958年这帮朋友中许多被送去劳动教养， 从现在来看，对这些人的处理可能过严，但可以看出陈阿大所交往圈子的层次。陈阿大文革中曾说“自己当兵前也有些流氓无产者作风”。
1958年8月，陈阿大进中华造船厂当临时工。起初当搬运工，后来当钳工。3年后，应征入伍。在部队里，陈阿大当过饲养员和炊事员，后来又当上高炮指挥仪测手。他后来回忆说：部队生活紧张，军训频繁，纪律严格，与他原来散漫的生活不同；而且原来在厂里每月工资有50多元，当兵津贴只有6元，他就想提前退伍。他还回忆说，为了实现目的，他对部队领导讲自己小时候腿骨折过，至今仍有后遗症。一面写信催母亲将他小时候骨折时拍的X光片子寄来，一面干脆连走路都一拐一拐，经常不出操。部队让他住进师部卫生院，检查下来，骨折早就痊愈。为此领导批评他，说他患的是思想病，没有准许他提前退伍。服满3年的兵役后退伍，他被分配进上海良工阀门厂当锻工。
以上这段经历，是陈阿大文革结束后被审查时在监狱中的交待，不乏为迎合时政对自己矮化。而陈阿大所在部队在陈阿大退伍时，对陈阿大的评价尚不错｡现在能够看到的部队给他写的鉴定材料中，有这样的评语:“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积极想办法完成任务”，“组织纪律性强”，“‘三八’作风扎实，尊重领导，服从命令听指挥，叫干啥就干啥”｡ 陈阿大的军衔也能反映他在部队的表现：入伍一年成为上等兵，退役时已经升为上士军衔｡而且，陈阿大退伍进厂不久，就被批准加入共青团。
比起其他人，陈阿大的造反原因如今看来有点令人发笑。据文革中一篇材料记载：
陈阿大当初在厂里“杀”出来，不为别的，就因为车间里看不到一张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语录。他怀着对毛主席的热爱，贴了原党总支大字报，以至受到围攻迫害。
显然，陈阿大是想做点什么，表达自己对这场运动的积极参与。据说，陈阿大想造反，可不会写大字报，便悄悄找个同事，要这人将已经写好的一张大字报送给自己，说：“我请你到国际饭店吃一顿，这张大字报算卖给我好吗？”后来，1967年，“工总司”要办《一月革命胜利万岁》展览会，陈阿大特地请人补写了“良工阀门厂第一张大字报”，签上名，送去展出。
文革结束后批判造反派，陈阿大是最遭非议的，被作为文革前个人品质差的造反派典型在报纸刊物上批判。在批判他的文章里，他被形容成道德较差并缺乏自我约束力的人。陈阿大工作的良工阀门厂工人揭发说，陈文革前“是厂里有名的穿包裤腿、尖头鞋”的，那时穿这类服饰者被看成“流氓阿飞”。和他一起造反出来的工人造反派们也看不起他，说他是“草包”，既无文化素养又无工作水平。 不过，如今看来，虽然自我约束能力较差，举止较粗鲁，缺少规范意识，但如果作为普通工人，文革前的陈阿大至多也只能算有些性格缺陷。
临时工戴立清
戴立清，上海工人造反派领导层骨干。
戴立清祖籍山东，父母迁至镇江定居，后来又到上海讨生活，将戴立清留在镇江，先是读私塾，后来又读小学。读四年级时，正逢1949年共产党执政，他来到上海父母身边。父亲原来是铁路管乐队吹小号的乐手，算是铁路警察，1949年共产党执政后便辞职了，父母都失业在家。1953年，戴立清以14岁冒充16岁，进厂当了一名学徒工，白天工作，晚上念夜校，读完高小。1955年，戴立清所在街道的里弄委员会改选，他被选为兼职的福利委员。第二年，区里动员社会闲散劳动力去外地工作，当时正值大西北建设，要求上海派人支援。里委会讨论可以动员20多人去外地，戴立清负责动员，但实际只有10多人肯去。戴立清觉得他作为里委干部，动员别人报名去大西北，自己也应该带头。他于是也报了名。“我动员别人去，把西北说得样样好，我自己当然应该带头去”，他后来这样说起自己去报名西北的原因。父母坚决不同意他离开上海，因为之前他的两个姐姐已经随工作的工厂迁去了河南。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了，是半夜里偷偷走的。
当时说是去支援西北一个建设项目，去半年，建设好了就可以回来。但他们这些上海工人到了那里，不少人没被分去当工人，有的提拔，有的送去培养。戴立清被送去干部学校培训两个月后，留在甘肃省建设局教育科工作，负责职工教育。以后，他还在省建设局做过工会工作，当过文化教员、电影放映员，担任过省建设局机电技工学校的工会主席。中国的工会都是官办工会，主席是党组织选定的，戴立清能当上工会主席，显示他受到党组织的信任。其间戴立清在兰州一面工作，一面坚持业余学习，自学清华大学自动化系函授教育的二进制计算机语言，还在兰州中俄友好协会俄语专科学校学习了两年俄文，取得当技校老师的资格。甘肃的项目都是苏联援建的，掌握俄语，在技术上和苏联专家沟通容易些。
1959年以后，中苏关系开始紧张，兰州几个大的苏联援建项目全部陆续下马。戴立清当时正带着学生在其中一个工程工地实习，工程下马，他只好回省里。但省里他原来工作的甘肃省机电安装公司也被撤销，没有工作可安排。1962年父亲病重，他回上海照顾。父亲去世后，他向兰州方面辞职留沪，甘肃原工作单位将他的人事和户口关系转回上海。不过最开始是“袋袋户口”，没有被落实到街道，户口放在自己的口袋里。等待落实户口分配工作期间，他以上门修理家电维生，也帮助里委会和派出所做些事情。一年以后，总算被街道接收户口，而且分配了工作。先是在上海第10钢铁厂当工人，一年后的1964年，上海市劳动局将他安排进上海江南金属制品厂（后来改名为上海标准件材料一厂），这是个只有一百来人的小厂。戴立清是电工，负责维修全厂的电器部分。不过，不是正式编制，而是临时工。他当教师的妻子暂时没能同时回上海，还在兰州工作。
戴立清的这个经历和他的临时工身份，使他造反以后一直被人抓“小辫子”，说他去了兰州后又回上海，是国家三年困难时期怕艰苦从内地“倒流回来”。甚至一起造反出来的工人造反派，也认为王洪文不该重用一个临时工。这种因所有制造成的身份歧视，令戴立清很感困惑和委屈，觉得自己当年响应党的号召参加大西北建设，后来因为有困难回来，为何却处处低人一等。
戴立清刚进厂时，受到厂领导的重视。他有技术，晚上还坚持去技术夜校读书以提高自己；他对政治感兴趣，又喜欢看书，在自己的电工房的墙上，贴上“知识就是力量”等标语激励自己。文革前夕，上海工厂普遍开展“四清”运动，当时也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革开始后“社教”转为文革。工作组发动群众检举揭发。他被工作队作为积极分子，经常参加工作队召开的积极分子会议。工作队在这些会上，向积极分子们抛出他们决定的运动对象的档案：这个人是日本人占领时期的二鬼子，那个人是一贯道的“三才”，还有谁谁是资本家，布置积极分子们写大字报。戴立清回忆，那时厂里这类大字报大部是他写的，被工作队作为积极分子他觉得很荣光，反正妻子不在上海，他就成天泡在厂里。
但是，8月以后，他的观点变了。使他改变观点的是《十六条》。他仔细读了《十六条》后，觉得厂里做法和中央号召不一样。《十六条》说文革运动的重点是党内走资派，可厂工作队却把普通管理人员当运动对象。戴立清工作的工厂就在华东纺织工学院旁边，华纺是最早安排来沪串连的北京红卫兵的住宿地。戴立清他们经常在工厂附近见到北京红卫兵们，不久相互熟悉。北京航空学院的造反派红卫兵，向他们介绍北京形势，支持他们，更坚定了他们的看法。戴立清成立了战斗队，也取名“红旗”，8月25日给厂党支部贴出大字报，揭发厂工作队和党支部如何抛档案，整群众，如何布置他们写大字报。
戴立清文革后说起自己的造反原因：
我总这样认为：“民随王法，草随风动”，老百姓总是上面有什么号召，下面跟着干。一般都这样。我踏上社会已有几十年，从不懂事开始，当过学徒，总的还是在解放后成长起来的。几十年的生活实践，自己有这么个心愿：跟共产党走，听毛主席话，从小受了这样的教育，自己也经历了各次政治运动……听党、听政府的话不会错，叫我犯法我没这个胆子。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总认为思想表现好点，任何单位领导都会对自己有好的看法。平时自己也想积极点。文革中我态度是听党的。
戴立清显然希望以自己积极投入运动的行动，表现自己对执政党和政府的忠诚。这应该是许多人当时共同的真实思想。
戴立清又动员厂里一个女工贴出大字报《我的控诉》，说厂党支部书记利用职权一定要和她谈恋爱，一下轰动全厂。戴立清他们就对厂里提出，这种人怎么能担任党支部领导，应该下去劳动，工厂领导也就真于8月23日作出决定，让这个书记下去劳动了。事情汇报到工厂的上级主管单位上海第一机电工业管理局，局里认为这是“政变”，几个非党员工人竟然把厂党支部书记赶下台。于是布置反击，甚至还打算抄戴立清的家，人都集合准备上车了，因为有人不同意作罢。这是9月上旬的事。面对上级党委组织的反击，戴立清后来回忆说：
我当时压力很大，也想到会不会失业，但又想到反正凭技术吃饭。我最担心的，还是政治上会被划为另类。
戴立清于是去机电一局和市委接待站告状，没有什么结果。9月底，戴立清和另一名造反派工人、“红旗战斗队”队长房有柱，自己买了车票，背上被子，去北京告状。在北京，他们看到了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更认定自己没错。戴立清将厂里情况写成文字，自己刻钢板自己油印，请北京航空学院的造反派红卫兵吕英豪和徐险峰，转给他们学校的造反组织“北航红旗”负责人韩爱晶，请韩转交中央文革。11月3日，毛泽东第六次接见红卫兵，戴立清他们也参加了，见到了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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