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 论】
《“四人帮”兴亡》一书的得失 ——与叶永烈商榷(一)
黄金海
叶永烈写过一部《“四人帮”兴亡》(全集,以下简称《兴亡》)。他在《序言》中写道:“这一重大当代史题材,也没有相应的文学长篇,我决心填补这两个空白。”也就是说,叶不仅要用《兴亡》填补文革历史的空白,还要在文学上做开山鼻祖。问题是,历史是历史. 文学是文学。文学创作需要虚构,作者可以通过主观想象来设计悬念,安排情节,塑造人物;而撰写历史则必须以史实为依据,无论是历史人物,还是历史事件,都必须以真实为基础,不能主观臆造。叶永烈不但要把《三国志》和《三国演义》捏在一起,还要填补文史两个空白。可谓雄心万丈,大言煌煌。 2009年7月23日的《南方周末》刊载了一篇叶永烈的专访。叶永烈自称写《兴亡》时走访了许多当事人,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查阅了大量档案。在该文最后,叶永烈强调:“我的原则是,历史是基础,文学只是表现形式,它的根基是历史,历史本身是科学。所以必须建立在科学基础上。什么叫科学?科学是建立在可实的基础上,或者说是建立在史实的基础上,所以我反对那种虚构。”他还举了一个例子:一个作者写一位科学家在临终时吟了一首诗,而科学家的儿子说,在这位科学家临终前,他一直守在父亲身边,却从未听到有吟诗的事情。结果作者不得不承认是自己虚构的。叶就此发表感想:“我胆子是很小的,从来不敢这样虚构。我认为你的作品如果掺了1%这种假货,人家读者就会怀疑你那99%……”。“当代重大历史题材的纪实文学,我认为是不允许这样来虚构的”,“我认为写重大历史事件,应该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用事实说话,真相才有力量”。“所以这本书出版一直到现在都很平安。因为内容准确,事实清楚”。 读过这篇专访之后,我花了几十元钱买来《兴亡》。拜读的结果,让我大吃一惊——原来这位口口声声反对虚构的作家,写出的东西却充满了远离事实的虚构。我仅粗略看了一部分与我直接相关的人和事,就发现作者不但搞混了很多史实,而且不惜对历史进行大量编造。更令人齿冷的是,作者以文革的批判者自居,却仍旧以文革的思维来衡人论事。他的逻辑是,因为中央宣布了四人帮及其爪牙政治上的死刑,所以,这些人从小就应该是坏种。根据这样的逻辑,他不顾事实,先入为主,凭一己之好恶来选择史料,以绝对化、片面化、标签化来分析人物的心理,解释人物的动机。 我是直接参与文化大革命的当事人。《兴亡》中涉及的一些事我都直接经历过,我想用真名实姓来写写自己在文革时期的亲身经历,与叶永烈的《兴亡》做一对比,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
一、写王洪文
叶永烈说:“他(王洪文)穿着军官服,手里拿着复员军人证件和党组织关系介绍信,踌躇满志跨入上海国棉十七厂颇有气派的大门。他想凭自己是复员军人、党员,在这个厂里弄个官儿没问题,那是不在话下。”“如果沏上一杯茶,点上一支烟,坐在舒软的椅子上,翻翻报纸,看看公文,未来的日子,春风得意,清逸畅快是不言而喻的……好梦竟未成,完全出于意料,厂里分配到该厂的第二分厂当保全工,在他心中埋下了对厂党委不满的种子。”(《兴亡》第413页。下面只标页数,不写书名——本文作者)“(王洪文)闲茶闷酒,无聊烟……上班不离烟、下班不离酒……”(413页)“在改选支部时被推选支部委员,而支部委员是不脱产的。唉,他又得干那又脏又累的保全工,他成了阿混,他没心思学技术,混一天算一天。”(414页) 上述描写存在着几个问题: 1.在叶看来,王洪文造反完全是因为没当上“官”而对党委挟私报复。这一说法抹杀了王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起来造反的基本事实。叶的上述文字成为王洪文在文革初期行动的主要依据,这一主观臆测与他所说的“用事实说话,真相才有力量”的自我标榜,相距何止千里万里! 2.既然王洪文是军官,怎么会拿“复员军人”证书?应是转业军人才是。 3.国棉十七厂没有“分厂”,因此也就不存在“二分厂”。首先,纺织厂有极严格的制度规定,决不允许吸烟,尤其是保全工;直接在纺部车间,除非整天躲在厕所内吸烟。 4.既然王洪文是“阿混”,怎么能当选支部委员呢?而且是高票当选,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叶对王洪文的妖魔化还不止于此。 在朝鲜战争中,王洪文当过三年兵。为了证明王洪文年轻时就是个坏人,叶永烈“找”了王的一个战友。让他披露王的种种劣迹:“一次领导叫他去电台送命令,他怕路上遇到敌人,死赖着不去。又一次机关屋檐下一些带细菌物,广大干部战士忙着打扫,而王洪文却怕沾染,不参加打扫,后来看到大家清洗干净了,才装模作样赶到现场。又有一次,机关在一个山沟里,遭敌人炮击,他不顾机关和首长安全,炮声一响就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415页) 让人不明白的是,为何叶永烈不将那个战士名字写出来?至少他所在的那个部队的番号可以公开吧。在战场上竟敢违抗命令,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轻则会受军法处置,重则就地枪决。《兴亡》中的这个情节不能令人信服。 再说给“电台”送命令也有杜撰的嫌疑。电台本来就是为首长保障军事通讯联系,下达指挥命令的,就在司令员旁边,怎么要给电台送命令?另外,在敌人轰炸时,利用地形紧急隐蔽,防止无谓的牺牲,这是常识。非要干部战士都要将首长围起来保护?有这样的命令吗? 有趣的是,叶永烈后面又说:“王洪文在朝鲜三年作战后,爬冰卧雪,冲锋临阵毕竟坚持下来了。他戴着大红花回国后,从士兵升为军官,而且加入了共产党。”(415页) 作者不是又前后矛盾了吗,在朝鲜表现那样差,甚至到公然违抗军令,贪生怕死,怎么回国后在部队里又是提干,又是入党。叶以为像现在拍个马屁,花点钱就可以买个党员红帽子,弄个官当当?从五十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那时申请入党不仅有严格的政审,还要较长时期的考验,最后还要经过半年的预备期,经过党内外的评议,方能成为一名正式党员。 在写崇明围垦时,叶写道:“在围垦人员名单中有王洪文,王洪文火冒三丈,在他看来那是党委存心和他过不去,如今连保全工都做不成了,要去崇明种田了。那个恨, 那个气, 王洪文连眼睛都迸射出火星。”(416页)于是,他“干活磨洋工,打鸟,抓鱼,捉蟹”是英雄。“打牌,下棋,喝酒,一回上海就‘病’了,好久才回崇明”……(416页) “从崇明回来后,这一回总算不再当保全工了,当上十七棉第二纺织工厂的治保员,一九六四年他调到十七厂的保卫科,当上保卫员……终于在那幢厂部办公楼里占有一张办公桌……还当上基干民兵连长。”(416页) 叶永烈接着写道:“哪怕弄个副科长也不错,王洪文坐在办公室的二楼,看着从嘴里吐出的烟圈,常常这么想。”(416页) 这里有四个问题: 1.崇明围垦,在上海的都知道,这是当时支农的重大措施,现在崇明的许多农场,都是当时各工厂企业统一组织工人、干部,去帮助围垦滩涂造出来的,我也去过崇明参加开垦。当时的政策是,各厂组织工人、技术人员,分批轮流去崇明。关系仍在原单位,从来没有说关系变“农民”了,王洪文怎么会“火冒三丈”,说“连保全工都做不成,要去崇明种田了”了? 2.说王洪文在崇明表现那么差,捉鱼、摸蟹、打牌、下棋……为什么不说明是在劳动时间还是业余时间?“一回上海就生病,好久才回来”,为什么不说明他生什么病?怎么装病?事实是那次王洪文患了阑尾炎,动了手术。 3.如此表现恶劣的王洪文,为什么一回到上海却被连续提干,调到保卫科?叶永烈讲述的王洪文在国棉十七厂时期的历史,实在是错漏百出。 4.王洪文调任保卫科干事之后,叶永烈告诉人们,他这山望着那山高,还想当个副科长。叶可以描写王洪文的心理活动,但是,要有事实做根据。叶把王洪文说成一个整天想着往上爬的官迷,其根据何在? 叶永烈还借用当时的一张大字报的揭发,“有人向工作队反映”王洪文“偷厂里的东西”,以说明王洪文品行之恶劣。“王洪文穿在里面的衬衫,是用厂里的花布做的,显然是偷的。”(417页) 1.可以肯定,这个向工作队“反映”的人不是十七棉的。因为十七棉只做白坯布(龙头细布),根本没有印花车间。没有印花车间,哪来的花布?没有花布,偷厂里的花布又从何谈起? 2.作为文革的过来人,叶永烈应该知道,当时的大字报是不能凭信的。如果仅凭“大字报”或“反映”就可以定论,那么当时有无数的大字报,揭发无数人为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为什么这些人后来统统平反呢? 叶永烈妙笔生辉,绘声绘色,是别有用心的。他无非想证明王洪文一生下来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坏蛋:“在朝鲜战场, 他想溜;干保全工, 他只是混;去崇明围垦, 他想逃。虽说他做过工,种过田,打过仗……(这是毛主席对王洪文讲的:你做过工,种过地,打过仗,比我强)却从来不是一个好工人、好农民、好战士。”(418页)
二、写王秀珍
叶永烈说:“王秀珍文革初期,认识了王洪文:成为忠诚的造反盟友”,“其实是物以类聚”(430页)。 王秀珍是辽阳纺织厂工人,1952年入团,十八岁就参加共产党,曾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还选上辽宁省人民代表。为培养她,组织上保送其到上海纺织工业学校学习、提高。在校一直担任团总支书记,毕业实习后分配到国棉三十厂任工长。叶永烈说王秀珍与王洪文“物以类聚”,请问,他们属于哪一类? 为了丑化王秀珍,叶永烈写道:“她以为到了三十棉起码会当上个车间主任。谁知道在管了一阵子技术档案后,只是任命她为织布车间的工长。她想不通。”(431页)与丑化王洪文的手法相同,叶的出发点就是王秀珍也是个官迷。按照这种逻辑,即使王秀珍当上了车间主任,她仍然会不知足,因为她还想当厂长。叶永烈心目中的王秀珍,就是一个对党“不满分子”。 《兴亡》中有这样一段文字:“王秀珍火了,气了,急了,她离开了工厂,借到局里去管资料,想借此脱离工厂,在局机关弄个一官半职。”(431页) 叶永烈的杜撰很蹩脚。王秀珍一“火了,气了,急了”,就可以到局里去弄个“一官半职”了?人事调动本是组织上的事,这是常识,哪有自己想去哪儿去就去哪儿的道理。 叶永烈还借王洪文之口,说王秀珍的国棉三十厂、王洪文的国棉十七厂以及我所在的国棉三十一厂是“‘三点一线’,互相支援, 共同造反。”王洪文所说的‘一线’,也就是八路有轨电车”。(433页) 这是作者编造出来的。 1.一九六六年十月,我去十七棉串联,了解王洪文他们去中央文革告状的情况。这是我与王洪文第一次见面。我和王秀珍根本不认识,也从未去过三十棉。王洪文和我都是在安亭事件后才见到王秀珍。我们怎么在工总司成立之前,文革初就“三点一线”,就结成忠实造反朋友了呢? 2.叶永烈也是上海人,应该知道,十七棉在杨树浦路底,三十棉在临青路,我三十一棉在长阳路兰州路,风牛马不相及。八路电车(早已拆悼了)是从杨树浦路底沿杨树浦路直驶外滩的,和长阳路相隔三条横马路,根本走不到长阳路(要换三部车),怎么个“一线”法?
三、写戴立清
《兴亡》还有一大段写到了戴立清,说戴是“上海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戴司令”。上海1966年底出现严重的经济主义妖风,对上海的经济造成严重破坏,叶说“最起劲的,莫过于戴立清的那个‘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他带领着‘红色工人’临时工、合同工们,为着‘工人阶级利益’而‘造反’……。” 叶还说,“这么个戴司令带着一班‘红色工人’代表前往北京,居然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受到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等人接见。”听罢‘红色工人’的控诉,江青流下‘同情’的眼泪。江青马上把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的负责人叫来。当面斥问道:我们听到同志们反映合同工制度是你们发明的?还是你们刘主席(指刘少奇)发明的?这是反动的资产阶级旧制度!你们不为工人阶级服务,还是回家好!你们这些大部长是怎样对待工人的?照这样下去,工人得到什么前途?什么合同工,简直像包身工了!这时康生帮腔道:制定合同工制度就是赫鲁晓夫,哪里是什么共产党员,你们想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这是夺权的大问题,那些不给工人办事的,全部解散!”(497页) 江青接着说:“我建议马上以中央文革的名义发个通知,必须允许合同工,临时工等参加文化大革命,不得有所歧视,二不得解雇,必须照发工资。从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以后所解雇的工人,必须允许马上返回单位参加生产,工资补发。”(497页) 这一大段绘声绘色的描写,有人物,有时间,有地点,有情节,谁会想到竟是自称要忠于史实的叶永烈的编造?事实告诉我们: 1.戴立清当时一直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部工作,从未离开过。 2.戴立清从未参加过什么“红色工人造反总司令部”。上海确有红色工人造反司令部这一组织,其“司令”名叫费敏章。费从未听到有如此接见。 3.戴立清从未带什么“红色工人”去过北京,与江青、陈伯达、康生、戚本禹从未见过面。按戴立清本人说:“叶永烈抬举我了,让我享受到如此殊荣”。 带有官方背景的《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中也有上述描述,而且几乎一字不差,不知是叶永烈抄《史话》,还是《史话》抄叶永烈?两者这样写,除了吸引人们的眼球之外,更主要的是为一九六六年底上海刮起的经济主义妖风做铺垫。
四、写叶昌明
叶永烈说“叶昌明任上海市革会科技组负责人”(650页)。事实上,叶昌明从来没有担任过这个职务。
五、写我本人黄金海
叶永烈说:“黄金海人称阿飞司令,一口流氓腔,一副流氓相”,“哪里有武斗,哪里有他”,“上丝六厂工人秦明芳攻击王洪文,黄金海和戴立清即带领人马赶去抓捕秦明芳,连夜审讯,直至把秦明芳逼疯!”“王洪文称赞他‘一不怕苦,二不怕死’。”(677页) 叶永烈这是凭空捏造! 1.说我是“阿飞司令”“一口流氓腔,一副流氓相”,有什么事实根据? 我一九五三年一月进申新五厂(合营后改为上海三十一棉纺织厂)时年仅十八岁 ,后从未离开过这个厂。我爱人是童工,一九五二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五七年领导要我去西安支内,我当即一口答应,国家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后因苏联撕毁合同,项目援建没去成。五八年按应知、应会考试,我评为七级车工。自己感到许多师傅辈才是六级、七级,便主动提出扣掉半级;到五九年国家三年自然灾害,为分担国家困难,我又主动放弃半级。 一九六五年,我带的甲班车床组被评为年度上海市五好小组,本人也被评为市五好职工。六六年三月文化广场参加表彰大会,曹荻秋颁发奖状、奖章。六六年六月文革开始,因为一张批评党总支学习风气不正的大字报,我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此时,厂部光荣栏里还贴着表彰我技术革新的大幅照片。 我自从进厂后,从未受过任何处分,在厂里或在邻里之间从未和人争吵过,党内积极分子会议邀请我参加,入党申请书已被支部已通过。要不是六月份开展文化大革命,党委也就批准我入党了。请问叶永烈,这些都属于流氓行为? 2.《兴亡》一书中说:“哪里有武斗,哪里就有他。”如果武斗中有我,那我是去制止武斗还是去挑动武斗?当然,叶绝对是说我是去挑动武斗。那好,叶永烈能否举出一个武斗的例子来证明是我挑动或指挥的?甚至我知道而不制止的?连“起诉书”“判决书”都写不出这样的一个例子。相反,我倒可以举出许多自己制止武斗的例子。 3.关于秦明芳一事,更是无中生有。叶书中说我带领人马去抓捕秦明芳,连夜审讯,直至逼疯。事实是,我至今为止从未见过秦明芳这个人。当时在康平路一次会议上。王少庸讲到静安分局抓了一个公开恶毒攻击毛主席的反革命。我和戴立清好奇,会后去静安分局问问。当时是找到分局军管会主任赵主任,问他这个人是不是有神经病,赵主任说没有神经病。 此时秦明芳已被分局收押了,是群众扭送去的。但赵主任认为我俩是“工总司”的,就要求我们代表群众组织表态。当时根据《公安六条》规定,我们签了名,同秦明芳本人没见过面。后来经查秦明芳确实患有精神病,有病历证明。关了大约两个多月,未作任何处理就释放了。这怎么能说是我们“调人马去抓捕”,还连夜审讯,直至逼疯呢? 4.叶永烈说秦明芳“攻击王洪文”,所以我们“即去抓捕”。而事实是,秦是恶毒攻击毛主席,而且毫无怨悔,大庭广众下,录音也不回避。秦的攻击内容全有录音在,现存上海市中级法院。叶永烈为什么不去听一听录音,把事实搞搞准确再写?如果仅攻击王洪文就抓人,文革中反王洪文的多了,那要抓多少人?可能吗? 至于叶永烈写其他许多人,也是极尽丑化之能事,把参加文革的人都说成是“社会渣滓”、“牛鬼蛇神”。连王洪文、王秀珍这样的先进人物都被丑化到如此地步,更不必说其他参加文革的干部群众。我认为,对于参与过文革初期造反的人,应当是有什么问题,就写什么问题,不要用编造来丑化人格。这就好像当年林彪事件后,一下子就将林彪这样一个声名赫赫的战将写成“逃兵”,仗也打不来一样。
六、写“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
叶永烈在《兴亡》中万编不离其宗,将王洪文写成野心家,千方百计篡夺“司令”位置。叶写道:“十一月五日——星期六晚七时半,上海一些工厂的头头应邀来到‘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计议在翌日正式召开‘上海工人串连交流经验会’……你一言我一语之中,有人提到了上海国棉十七厂‘永忠队’头头王洪文……”(434页) 1.事实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五日下午,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的吕英豪等几个红卫兵到我三十一棉来串联,是我接待的。吕英豪提出,明天(十一月六日)下午在愚园路首都红卫兵三司驻沪联站开个会,主要是串联一些工厂企业,交流一下上海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情况,要我们去参加。我答应了。事后我想到十七棉,十月份我们准备去北京告状时,听说十七厂去过北京,我就到十七棉了解他们向中央文革告状的情况。当时打电话是王洪文接的,叫王洪文一起去听听,王同意。此前王洪文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个会,更不可能知道(包括我本人也没预料到)十一月六日这天能成立“工总司”。怎么可能会出现叶永烈所说的,十一月五日上海一些工厂的头头提到王洪文的场景呢? 2.叶说,十一月六日这天会上,“大抵因为职业的敏感性,在保卫科工作的王洪文拿过签到本,刷刷地抄下了名单,从此,他手中有了一份至为重要的联络图”。(434页)实际情况是,那天根本就没有什么“签到本”,王洪文等几个十七棉的人很晚才来,更没有王洪文刷刷抄下“联络图”这一举动。 3.叶说王洪文在会上说:“我提议成立上海工人造反联络站。”(435页)这更是无稽之谈。事实是,这天下午的会上,各参加工厂单位的人揭发了各自单位党委压制群众的情况,红卫兵提出上海工人要组织起来,否则工厂的文化大革命就会被镇压下去。这一点大家有同感。这时822工厂的岑麒麟和上钢三厂的戴祖祥拿出一个用石膏刻制的图章,名称是“上海工人赤卫队”。这时王洪文就坐在我旁边,当即表示反对,认为原来讲好今天仅仅是交流情况,怎么连印章都搞好了?这不是“真主意假商量”吗?我也有同感,与会的许多单位代表也觉得奇怪。于是岑和戴被当成“政治扒手”轰了一下。首都红卫兵打圆场,说前几天他们来过三司联络站,已议论过工人要组织起来的事,他们也是好意。 这种情况下,“赤卫队”不好用了,这时红卫兵提出就叫“造反队”,但大家不太同意。我提出,这个名称应该能让人接受,能团结人,叫造反队不合适。现在共产党领导,难道你要造共产党的反?老工人一听就会感觉刺耳,这怎么能团结大多数呢?王洪文等人都支持我的看法。但红卫兵坚持这个名称,并大声朗读“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时似乎一些人也接受了。我提出,既然叫造反队,就应该含义明确一些,加上革命两字。这点大家比较同意。最后有人提出,北京一下子搞出几个红卫兵司令部,上海工人不要也分裂成几个司令部,内部搞不清楚,建议再加上一个“总”字。就这样大家一致同意定名叫“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会上从来没听到过有“工人造反联络站”的提法。即使“造反队”,提出后大家争论比较大,思想上一时接受不了。之前,各工厂企业也都没有叫造反字眼的,就是“红旗战斗队”、“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等,基本出发点都是文化大革命是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为了防修反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民主运动。仅提“造反”,就会有造共产党反的嫌疑,故大家一时都不能接受。王洪文在厂里也是组织“永红”战斗队,怎么可能提出叫“造反联络站”呢?完全是叶永烈胡编出来的。 4.叶永烈说:“在这次会上,王洪文提出既然成立司令部,就得选司令,惊人之语,开始操纵会议……。”(435页) 叶永烈既没参加会议,又没访问过主要当事人。我问过许多人,都说从来没见过这个叶永烈,只有廖祖康(王洪文秘书)被叶永烈找过。但廖没理他。于是叶就主观胡编。 事实是,那天会上没有提过选司令这个问题。连什么委员、常委都没议论过。仅仅议论了开大会时主席台上总要坐人,即“主席团”成员。会议一致同意当天参加会议的单位作为发起单位,各派一个人组成主席团成员。议论主席团主席时,由大家自报出身、简历和为什么造反。当时与会的只有两个共产党员,王洪文和秦麒麟,但秦自报在四清运动中延缓登记。当时首都红卫兵竭力主张由潘国平任主席团主席,认为他能说会道,造反精神足。我感到潘海派气息重,于是提出请王洪文担任,因为王是共产党员,复员军人,又是保卫干部。我提出后几乎没什么争议,这也反映了与会者虽然互不相识,但对共产党的干部还是一致相信的。 至于大会执行主席,大家一致同意由潘国平担任。 本来,大会主席团在大会结束后就不存在了,但因为此后各方面找“工总司”联系时总找王洪文、潘国平,自然就形成了“工总司”一、二把手负责人了,主席团成员自然也就成了“工总司”总部的成员了。 对于以后组建常委委员班子,是后来形势正常后确定的。会议始终以首都红卫兵包炮(中央美术学院红卫兵)等主持,根本不存在王洪文提要选司令,“开始操纵会议”等情况。叶为何编出这段情节?无非想证明王从厂里就“对党不满”,要成立“造反联络站”,要当“总司今”,无疑是“大野心家”。 叶说:“工总司最初筹备会议的委员中,三十多人只有两名党员,王洪文和耿金章”。事实是,耿金章根本就没有参加这次会议,直到苏州回来后才冒出来。
七、写“抢红布”
《兴亡》中有这样一段:“在协大祥,王洪文十几个哥儿们,闯了进去,王洪文说了一声‘找红布’!……。店员说钞票布票呢?‘你找曹老头要’,王洪文哈哈大笑……,店员说我这儿有电话,你给市委打电话,说完将红绸抢下。无奈王洪文只好给市委拨打电话,深更半夜曹荻秋怎么会在办公室?……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哥们儿便从店员手中抢去红绸”。(436页)编得真是活龙活现啊!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中,还有“将协大祥支部书记找来……”的文字。 事实是怎样的呢?我是这件事的当事人,自始至终都在场。因为决定十一月九日召开“工总司”成立大会,需要一点红布做袖章。在十六日会上,我们还循规蹈矩,担心钱和布票哪里来。不想却被红卫兵嘲笑,说我们婆婆妈妈的。当时分工时,上海红卫兵造反委员会方劲戎说:“文化广场会场我们包了”;“炮打司令部”红卫兵红鸥提出,“工总司”的办公地方他们包了,就放在巨鹿路691号;就是缺一些做袖章的红布。我们一部分人去协大祥布店设法借。 那天是十一月七日凌晨,去了包括王洪文,保温瓶2厂的范佐栋,五一电机厂的丁德法等七八个人。因为是凌晨,所以我们是从后门进去的。开始值班的店员有些紧张,不知发生什么事。我们向他解释,上海工人要组织起来,缺点红布做袖章,想借一些,同时范佐栋拿出工作证给他看。看看我们一些人还都着工作服,并不像歹徒抢劫的样子,也就不紧张了。但说店里没有红布,见我们不信,带我们去店堂看。果然只有半板红绸,大约十几公尺,我们就拿了这些。当时由范佐栋写了借条,承诺“工总司”成立后和他们结账。 那天真正出面的根本不是王洪文,主要是范佐栋出面,怎么会扯出王洪文给曹荻秋打电话,还讲“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那时谁也不知道市委电话,更不可能知道曹办公室电话。十几个“强盗”还怕一个老头子?还无奈给曹荻秋“打电话”?编得也太蹩脚了。总部取得经费后,派丁德法去协大祥结了账。 因为红绸不够,我们又去了金陵东路一个棉布批发仓库。那天正巧仓库一值班的开门出来小便,我们就上去了。开始那人也紧张,解释后,他不仅不紧张了,还领我们进去。里面有两三人值班,知情后一致表示支持,并帮助我们从上面搬下大约四捆红布,每捆直径约有一公尺,这下解决大问题了。离开时我们表示感谢,双方热情告别,这就是事实! 可是叶永烈却写成:“这回王洪文有经验了:把门叫开后,吩咐两个哥们儿们看守大门,两个哥儿们看守电话,他自己带人进入商场,果真抢到一大批红布……”(436页) 1.那时大家互相认识仅几个小时,谁是谁的“哥们儿”?而且出面交涉的主要还是范佐栋(还有几个红卫兵),王洪文当时只不过跟跟而已。 2.根本不存在 “看守大门”、“看守电话”,也没有必要那样做,一切都非常顺利。 3.那是一个批发仓库,根本就没有“商场”,何来“王洪文带人进入商场抢了一大批红布”?叶永烈连起码的事实都没有弄清,就把故事写到书里。 “一月夺权”后,一次毛主席接见王洪文,谈到当时困难,做袖章的红布都没有,只好硬借。毛主席说:“有什么办法啊,人家不承认你嘛”,就是指这件亊。
八、写“安亭事件”
这件事要从十一月九日在文化广场召开“工总司”成立大会说起。 叶永烈说,大会前十一月八日,“那些穿蓝色工作服的来访者”,到康平路要求曹接见,但曹未见,由刘冠英代表市委接见。“我们提出三条要求,……限于今日下午二点答复”。“下午二时到了,上海市委仍没有答应‘工总司’的‘三项要求’。王洪文骂骂咧咧:曹老头,明天我给你颜色看看”。(438页) 1.事实是,十一月八日大家忙于第二天的大会组织工作,我们,包括王洪文,只知道上海市委在延安西路三十三号,根本就不知道康平路才是市委负责人办公地。那天是有上海及首都几个红卫兵去康平路,根本没有“几个穿蓝色工作服”的(即工人)。目的是想请市委参加成立大会,讲几句话给予支持,反映了当时虽然对市委压制群众不满,内心还是承认市委是党的领导的心态。否则根本无需市委参加。 曹荻秋决定不参加十一月九日大会的消息,当天下午我们才知道的。上午还有消息说曹来参加大会,大家非常高兴。故大会一直等到下午。王洪文不可能在十一月八日就得知曹不参加,而且说“曹老头儿,明天我给你点颜色看看”这样的话。当时我们尽管在文革开始阶段受压制,但大家对中共上海市委还是信任的,希望市委参加、支持。否则要请曹来干什么? 叶永烈这一点睛之笔是别有用心的。大会后第二天发生的“安亭事件”,便可由他编造成:王洪文早就要用“安亭事件”给市委“颜色看看”了。 2.等到下午,曹荻秋不肯来。叶说:“当‘工总司’核心成员讨论下一步棋子该怎么走时,王洪文提出了‘上北京去告曹老头’。”(441页) 叶永烈这样一编,承上启下:后来的“安亭事件”,无疑王洪文早就有“预谋”了。事实是,大会从上午一直等到下午,曹荻秋没来,红卫兵不知从哪儿找来张文豹(原市委组织副部长)。这时大家还是对市委抱有信任的,既然曹不来,有个代表市委的讲几句肯定的话,大家也就放心了。但张说我不能代表市委,也不能表什么态,这时台下群众轰起来,要他滚下来。 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想到市委既不参加又没有一个态度,怎么办?心里感到不踏实。尤其是许多参加会议的人,一个厂就来几个人,担心回去要遭到更大的迫害。此时我看到有几个红卫兵提出不能散,到市委去要曹荻秋接见,主席团的人也都同意。这时根本就没有要去北京告状的想法,还是要争取市委接见。 根本不存在什么“核心组研究”,根本就没有核心组,更不存在“王洪文亮出了他主张,上北京去告曹老头。”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队伍不从文化广场直接开向火车站,而要冒雨到延安西路市委大楼去?傍晚时又到中苏友好大厦的咖啡厅等市委领导接见? 曹荻秋的“三不”指示,我们在大会期间根本不知道,而是队伍冒雨到了延安西路三十三号上海市委大楼,等了一二个小时,曹不肯见。但又传来消息(大楼的一只大喇叭叫的)说,曹在咖啡厅接见大家。于是队伍涌向咖啡厅。这时队伍已经不成形,主席团的人互相找不到。到了咖啡厅,门都没开,大家都涌在门口淋雨,等了半个多小时。这时忽然传来曹的“三不”(不支持、不承认、不参加)指示,一下子激怒了又饥又冷(大部分穿着工作服,午饭、晚饭都没吃)的群众。我见到一位红卫兵(是首都还是上海的也没有看清)拿着电喇叭,高呼“我们要去北京去!我们要见毛主席!”队伍约二千多人,一下子响应起来,开始涌向火车站。没有任何人组织,也没有人带队。人们是自发地、一窝蜂似地拥向北火车站。接下来便发生了后来所说的“安亭事件”。当时如果曹或者市委的某个人出面代表市委安抚一下,就决不会出现“安亭事件”。 3.叶永烈在写作“安亭事件”过程中创造了许多故事。 所谓“安亭事件”,就是几千人拥向火车站要北上控告,上海市委发了两列车,一列开到南京被扣下,一列602次列车开到上海郊区安亭被锁进叉道。还有几百人滞留在车站,这部分人步行到安亭汇合。时间从十一月九日至十一月十三日,历经五天。 关于拦阻上海至北京的14次特快列车,叶永烈完全是在道听途说的基础上添枝加叶。当时不少人被扣在安亭的第二列火车上,许多单位派了人到安亭来发传单,动员大家回上海。 《兴亡》这样写道:“王洪文说:‘好马不吃回头草,一不做 二不休!’王洪文看了一下表,对他部下说,等会儿上海到北京的十四次特别快车要经过这里,我们拦住十四次,要他们把602次(被困的列车)挂在十四次后面,直上北京!十一月十日中午十二时零二分,14次列车不得不骤然刹住。”又对列车长说:“我们就是要拦住你14次特快列车。王洪文哼了一声。” 怎么拦的?叶永烈没说。当时流行的说法是“卧轨拦车”。特快列车在安亭小站根本不停的,全速前进,“轧煞不管”,谁敢卧在轨上?于是别出心裁地编出一个“停车卧轨”说——车停下来后大家再躺在铁轨上。这样矛盾又来了:既然车已停下(怎么停的也没有交代),还有什么必要再卧轨?只要控制驾驶室或堵障碍物不就可以了吗? 叶永烈说:“听说韩哲一要来安亭,王洪文终于决定放行14次列车。沪宁线大动脈被切断20小时零21分之后,在11日上午8时23分,十四次特别快车终于转动了车轮。”(443—444页) 具有官方背景的周克、李成吾等编写的《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对安亭事件描述如下:“看到陈伯达的电报后(强调抓革命促生产,动员大家回上海),王洪文、潘国平、黄金海、张宝林等人大为恐慌。他们急忙煽动了几百人,从车上(被困在支道上的)下来卧铁轨……,中午又把上海至北京的14次特快列车拦了下来。据上海铁道路局调度所记录,该线从11月10日上午9时20分起,共被迫中断31小时34分。” 《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是这样写的:“上海铁路分局调度所1979年12月8日写的《关于安亭事件中断行车的情况》中说,14次列车,从11月10日上午9时20分至11月11日下午16时54分止,共中断行车31小时34分。” 可见,当年多如牛毛的大批判文章抄来摘去,盖出于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而王年一的来源,又是陈伯达所说的“上海铁路局调度所记录”。而这个“记录”,竟出自“安亭事件”后十三年才出笼的上海“铁路局调度所”。这个调度所是“上海工人赤卫队”的大本营,其主要负责人王玉玺就在这个单位。在“康平路事件”时,王将调度所的人全部调到康平路,致使铁路南北交通全部瘫痪。同时他自己利用职权,私调列车将大批赤卫队送到北京,以致于后来周总理亲自下令逮捕他。现在自然成了大左派了。这样的调度所在十三年后写的“情况报告”,有多少可信度? 叶永烈与上述表述不同的是,将官方传统的阻拦三十一小时三十四分,改成二十小时二十一分,起止时间从十一月十日上午九时二十分至十一日下午四时五十四分,变成十一月十日中午十二点零二分至十一日早上八点二十三分。官方传统的说法有依据,是十三年后“上海铁路局调度所的情况报告”,但叶根据什么? 我认为,所谓安亭阻拦14次特快一事,是根据政治需要编造的。理由如下: 1.我是十一月十一日下午二时到安亭的(因九日那天胃疼得厉害,回厂医务室打针治疗,没一起涌向火车站)。去后,得知曾有一列648次普客列车停下来,原因不详,停车时间约二十到三十分钟。这时,有人向里面塞传单。至于14次列车被拦,我既没看见过也没听说过。按停车31小时34分,应在下午四点多离开,这时我在安亭,不可能看不到。亊实上当时根本没有被扣列车。 2.叶永烈很“聪明”,他感到写31小时34分,要出洋相,因为十一日上午韩哲一(华东局书记)等领导到了安亭,并答应派快车送大家去北京,还祝大家一路顺风,许多人还请韩签名留念。这时安亭根本没有被拦列车,更没有14次列车,所以叶永烈将14次列车改成早上8点23分离开安亭,在韩去安亭之前。总的阻断时间,也缩短了11小时13分。这并不是疏忽,而是叶永烈精心编造的。 叶说:(拦车前)“王洪文看了看表,对他的部下说,等一会儿14次特快列车要经过这里,我们要拦住14次特快列车。”“部下”是什么人?叶没说。而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中,“部下”指的是潘国平、黄金海、张宝林等人…… 为什么叶永烈故意忽略了“部下”名字呢?他清楚地知道,要是写出部下的名字就漏馅了。因为当时我根本不在安亭(10月10日),而大家又不认识张宝林,张更不是总部的人。我去安亭根本找不到王洪文。潘国平不在安亭而困在南京。只到12日凌晨,张春桥乘着卡车去煤场上接见大家时,才第一次见到王洪文也站在车上。怎么可能这几个人“研究”之后,发动群众几百人“卧轨”呢? 怎么拦车?叶永烈又有了新的发明。官方和“传统的说法”叫“卧轨拦车”,叶感到太离奇了:14次特快到安亭全速前进,“轧煞不管”,谁敢卧?于是,叶永烈改成了“拦车卧轨”(434页)。问题是,拦车何必卧轨,放点路障就足矣。 叶永烈说,王洪文看了一下表,说14次特快列车快到安亭。完全是不靠谱的编造——王洪文有“火车时刻表吗?”即使有,他也查不出14次特快在安亭小站停靠的时间。因为这次列车根本不停!谎言总难自圆,叶永烈本想通过编故事来弥补破绽,没想到,刚补上这个漏洞,那边又出现了一个更大的漏洞。 3.《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一书中提到:王洪文1980年6月5日被审讯时说:“我虽不主张他们拦截火车,也做了工作,但主要责任还是我,因为我是头。” 陈伯达认为:“传说王洪文不仅卧轨,而且带头,这可能不符合事实。” 由此可以证明,王洪文根本是反对拦截火车的,而且在我等几个人的公诉书和判决书中,也根本没有拦截火车的事。至于王洪文说:“不主张他们拦截火车,并做了工作”,是指当时确有一辆普客648次列车停过二十几分钟,但并不能证明这是指14次列车。 4.14次特快车被截三十多小时事件是一个历史谜案,犹如1937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一条铁路,嫁祸于中国军队,借此挑起“9.18事件”。也和德国国会大厦纵火案一样,无非是找个借口,把共产党镇压下去。从上述事实来看,无论是叶永烈的《兴亡》,还是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以及大量传抄、转载、摘引的文章,无一不是漏洞百出。在主流意识形态看来,通过这样一次又一次重复,就会把谎言变成戈培尔所说的“真理”。 5.如果确如官史所说,那么,14次列车上的列车长、乘务员、驾驶员,还有数以千计的乘客,为什么没一个人站出来证实呢?要知道,这正是揭批四人帮的好材料呀!为什么在几十年的高压审查之下,竟没有一个人出来证明当时的拦截情况?四十年过去了,为什么“卧轨”的数百人中,竟也没一个人肯出来讲一讲他们当初是怎样受王洪文指使的?又是怎么采取卧轨行动的?
【述 往】
风雨苍黄三十年 ——我和赵紫阳的交往
武传斌
小 序
一个气冲牛斗,如日中天的学生哥,造反派头头,正半睡半醒,有一搭没一搭地应付着虎落平阳的省委书记通宵达旦喋喋不休的自辩——简直是一幅绝妙的历史漫画!虽然针锋相对,各藏心机,但正所谓不打不相识,一个从此认识 对手的“真”,另一个也感应到了对方的“善”。初识自此。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角色对换,轮到造反派虎落平阳。没有落井下石,冤冤相报,而是以善报善。身份不同,不可能有开诚布公的交谈,但几次短暂交往,三言两语的对话,彼此都心照不宣。一个“造反派”,一个“走资派”,竟在鬼使神差的历史碰撞中找到交汇点,因而相惜! 其中印象最深的,是走资派向造反派“借烟”的那个细节—— 一种看似不经意的close,一下抹去了彼此的鸿沟。接下来问敏感的政治问题,却又在轻描淡写的笑声中彼此彼此…… 真正推心置腹,是在度尽劫波以后:“走资派”权倾一国时,“造反派”没有上门(要批条)。如今无权无势,幽禁深宫,自身还被“控制使用”的“造反派”居然敢冒风险赴京“上访”,“走资派”怎会无动于衷?也正是到这个时候,彼此的身份才相对“扯平”了。这是一个普通人和另一个普通人,在30年交往后第一次真正坦诚相见!从另一层面上,也可以读作是一位垂暮革命老人对历史的痛切反思。
“一月风暴”,不斗不相知
1966年11月中,广州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简称“三司”。当时中山大学的造反派亦是“三司”的主要成员),广州红一司,广东省委及人委机关的造反派组织和首都三司等,在广州体育场召开“广州地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我当时作为造反派头头之一也在主席台上(那时一般群众也都可以随便上主席台)。当场有人给他戴上高帽,他并不反抗。我上台批判赵的言词也非常激烈,但我不同意给赵戴高帽,摘下了他的帽子,他也没有表示什么。 他一直在认真作笔记,没有发言作辩解,一副“诚恳接受群众的批判”的表情。这是我第一次直面赵紫阳。之后,我还带队冲击过省委,冲机要室,抢黑材料,并多次组织或参与组织了批判“刘、邓、陶”,批斗“陶、赵黑店黑线人物”等大型群众大会。 1967年元月,从上海开始的夺权风暴席卷全国。1月21日下午6时左右,赵紫阳在省委接受机关造反派的批判后,我们以传达中央精神为名,把赵紫阳、区梦觉、尹林平、张根生和寇庆延等五人拉到中山大学。“中大红旗”和“中大八.三一”把赵单独软禁在八.三一的总部大楼,由我负责和赵谈夺权的问题。 首先,我要他交待如何死跟刘、邓、陶特别是陶铸路线,反党、反毛主席的问题。赵紫阳说:我没有反党,反毛主席,但是,我有严重错误。接着他便侃侃而谈,从他参加南下工作团谈起,一谈就是三四个钟头,几乎通宵。期间我一直处在半睡半醒状态,因为我对那些不大感兴趣,一心只是等他把权交出来——醉翁之意只在印。 赵紫阳当时也只是抽象地承认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他的思路清晰。最后,我问他有没有看过《元旦社论》和最近的社论?赵说看了。我就安排他去休息了。第二天早上六时许,中大红旗公社社长陈家吉和我,还有我们八.三一派出的夺权代表蔡登望三人,再单独找赵紫阳谈。陈家吉宣读了“省革联”的《夺权通令》(载《南方日报》1967年1月22日)后说,我们庄严宣告:今天,我们革命造反派夺了广东省委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权!我问赵有什么意见?赵回答,我响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支持造反派夺权。赵还问我,夺了权,你们怎么办?当时我们只知道联合一些造反派组织去夺权,然后向毛主席、周总理和中央文革邀功,等待承认。所以我强调说:“以后你们听我们的,我们听毛主席的”。 “你们听我们的,我们听毛主席的”,这句话原来是《红旗》杂志林杰向我们中大红旗、八.三一的驻京代表王斌林刚刚说过的,我是借用。 赵表示:以后有什么事,可以找我,我尽力配合。之后,在我们的要求下,赵紫阳给林李明写了一张条子:“本地和外地革命造反派,向省委夺权,这是革命行动。请把省委、办公厅、文化革命办公室三个印交给他们。” 陈、蔡等人拿着条子就去找林李明了。由于林李明坚持要等中央表态才肯交印,我们就把林李明、韩宗祜和张云都拉到了中山大学。我说,现在就开(省委)书记处会议,你们在场的已超过书记处的半数,全部签字就有效。结果,除赵紫阳己表过态外,林李明、区梦觉、尹林平、张根生、张云和寇庆延都表态支持造反派夺权并签了字。 省革联夺权后,我们派出陈家吉、蔡登望参加勤务组。在工作中,大家都不懂业务,于是我们决定请赵紫阳担任顾问。赵当时的处境也很困难,经常被各种群众组织批斗,连吃、住、睡都不正常。不但人格被污辱,工作成绩被抹杀,还要戴上“陶、赵黑线”的高帽……在这种情况下,他冒着被打成“黑后台”的危险,同意担任省革联的顾问。如果他心中不是装着全省人民,焉至于此? 1967年4月18日晚,周恩来总理在广州军区的珠江宾馆接见我们这些群众组织的头头们时,在讲话中说:省革联夺权的大方向是对的,但是犯了严重的错误。夺权的方向是对的,但方法是错的。夺权的形式成为一个不公开的谈判,一个要印,一个让印,这是让权。在这里,赵紫阳耍了个小聪明。 文革后,我回头看,当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不是也把权让给了中央文革了吗!
二、“李一哲事件”,从相知到相惜
1974年4月,我接到通知,从惠州回省城,参加了许世友将军调来广东任职的省革委会全会。当时赵紫阳已调回广东两年,是省革委会副主任之一。 会上,赵紫阳先是问:“武传斌来了没有?”我站起来答:“来了!”赵向许介绍说:“武传斌是咱们的小老乡,前一段因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受审查,现在(审查)结束了。”许大声说:“清查五•一六,这个东西很难说,我在南京也搞了,现在查淸了,(武传斌)不是(五•一六)分子,也就算了。” 赵不仅不计前嫌,而且很巧妙地让许世友出面讲话为我平反,实属不易。因为在专案组为我所列的罪状中,虽然当时已经删除了“反军、乱军”这一指控,但还是重点保留了“整理周总理、江青同志的黑材料,把矛头指向中央”这一条大罪。 1974年11月,李一哲的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在广州市北京路贴出。该大字报被毛泽东批示给全党中央委员人手一份,进行批判。广东省革委会当然不敢怠慢,在省革委全会上组织了大批判。会上不少委员的发言都隐指我是大后台,因为李正天、陈一阳和王希哲在文革中都是我们“红司”的,而且和我个人关系密切。赵紫阳在会上提出要组织专家批判,要允许李一哲现场发言,要从理论上驳倒他们,并强调只准“文斗”(结果通过几百场大型带有辩论性质的批斗会后,反而更宣传了“民主与法制”。当然,李一哲的表现也很好)。也是在这次全会,在会间休息时,赵紫阳走过来向我示意:“来,借支烟抽抽!”我知道赵是不吸烟的,但我也见过他偶尔也会向别人借支烟抽。在我给他打火时,赵问:“你是不是李一哲的后台?”我老实告诉赵说,我不是后台,但这篇文章我比你们提前看过,也不同意上街。赵笑了笑说:“不用紧张,我们不查(你这个)大后台。”虽然实际上我也不是什么后台,但我当时就感到,赵紫阳并不那么反对该文。
三、度尽“风波”,患难吐真言
1989年底我上北京,以老乡的身份到富强胡同看望赵紫阳。当时,富强胡同的两头各有两名全副武装的士兵站岗,赵家大门口也同样有两名武装士兵。大院内,一进的厢房还驻有大约一个排左右的解放军。表面看,他们都三三两两无所事事,二进以内就看不到有驻军了。 一位军人把我带进正房客厅,梁百祺大姐就迎上来了,把我让进客厅坐下。我说:梁大姐,我就是来看看总理和您的。梁大姐笑容满面地说,好,我去叫紫阳出来。待军人把茶端上来之后,梁大姐进了西屋,军人则从正门退了出去。之后,赵紫阳从里屋走了出来,我连忙起身迎了上去,用双手握住他的手,看着他满头的灰白头发说:“总理,您好!”赵的气色看来不错,依然笑声爽朗:“你这个武传斌,这个时候来你来看我了!你怎么能进来?” 我告诉他,我在胡同口确实看到军人挡住了几个想进来的人,我交出身份证并说明来意,等他们请示后,就放我进来了。我还说:“我们是老乡,而且,广东很多人都很关心你,我来是应该的,您能接见我,我很高兴,您看上去还不错……” 赵紫阳很关心地问了我的工作,身体和家庭情况,我都一一作了回答。转了话题之后,他就自我调侃说:“我这个总书记会反党,分裂党,真可笑。”他还告诉我,他现在只可以看到中央委员一级的文件。在谈话中我说:“您主张基层党组织都不应该脱产,您还说共产党再多人,在中国也只是一个党派,党的专职干部的工资等只能从党费中开支,而不应该花纳税人的钱,这些是否构成(你的)问题?” 赵紫阳一挥手:“我不认为那是问题!” 在谈话临结束时,赵告诉我:“(长子)大军他们都没有回来,(女儿)雁南每天回来照顾我,现在身体很好,请大家放心。”我说:“请总理保重!” 最后,赵紫阳还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话:“看来,我只适合当总理,当初我就明确表示我不适合当总书记。” 1992年5月上旬,我第二次去到赵家探望赵紫阳。胡同口和家门口的警卫一如上次,只是前院里的战士更散漫了些,有几个甚至还在树下打扑克牌。在这次去赵家之前,我风闻中央要“解放”赵紫阳,所以谈话一开始我就说:“总理,听说您现在可以比较多地外出打(高尔夫)球了?”赵紫阳笑着回答说:“只要我提出去,就可以去,虽然有一队人跟着,那是正常的。” 我趁势提出:“我可以以广东某个球场的名义邀请您去吗?”赵依然笑着说:“我离开北京可以,但是不能去广东。” 我试探着问:“听说只要您承认‘错误’,作个检查,就可以‘解放’了,是吗?” 赵的神情顿时凝重起来:“是的,我可以检查我工作中的严重不足,但是,我有三个问题是不会检讨的:第一,四.二六社论本身是有问题的,不通过我同意就发表这样的社论,更加不对。第二,对六.四的处理方式方法我不同意。第三,我这个总书记没有也不会分裂党!我所说的党的真正掌舵人是邓小平,那是事实,而且是早已公开的事实。除了以上三条,都可以检查。至于‘解放’出来干什么,那都无所谓。” 在这次谈话中,还从我的工作谈到了国家当前经济改革的情况,赵强调:目前我们还是要大力发展民营企业,进一步解放生产力。那天的见面达两个多小时,中午吃了一碗汤面;据端面进来的战土说,这是梁大姐做的。我说,“真香!”赵紫阳笑了,说:“当年(指1967年1月21日在中山大学)你请我吃腊肠饭,我现在请你吃肉丝面,平了!” 1994春节,我打电话去给赵紫阳拜年,梁大姐接的电话,然后转给了赵紫阳。赵说,他身体很好,其他方面也还是那样,并要我向我的朋友们致以新年祝贺。 1994年5月,由于车祸,我住进了广州南方医院惠侨楼,在那里我遇见了也在惠侨楼住院的前海南省省长梁湘。在文革中,梁湘曾被打成我们的黑后台,文革后,彼此一直没有再联系。这次见面,梁湘很感慨。他十分关心赵紫阳,我便向他详细谈了我探望赵的近况。他说:“按照我对紫阳的了解,他至死都不会检讨(那三条)。”梁湘表示非常认同赵紫阳的话:“他真的不适合做总书记,只适合做总理。”
赵紫阳逝世的消息传来,我已身在加拿大。我不停地拨电话去赵家,却一直不通。无奈,我偕我太太刘炜只好参加了多伦多民间举办的赵紫阳追悼会,以献上我无限的追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