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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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内容
 文章标题 : 《记忆》第一O二期
帖子发表于 : 周日 10月 13, 2013 2:5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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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忆               2013年9月30日第11期
REMEMBRANCE       总第一O二期
                  2008年9月13日创刊


目 录

【专 稿】
李红云 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是何时成立的——从一份原始记录说起

【上海文革】
李 逊 上海工厂里的造反派——响应毛主席号召的积极分子们(一)

【评 论】
黄金海 《“四人帮”兴亡》一书的得失——与叶永烈商榷(一)

【述 往】
武传斌 风雨苍黄三十年——我和赵紫阳的交往
廖 康 红宝书
公孙雨 验尸记——插队轶事之三

【书 讯】
向胡杨 《揭秘中国电影 读解文革影片》一书在台出版

【编读往来】
1.《1971,林彪是否对毛泽东不辞而别》一文补遗 2.蒋健纠错

【版权声明】


【专 稿】

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是何时成立的
——从一份原始记录说起

李红云

原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简称“师大女附中”(以下简称“女附中”),即现在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创建于1917年。它不仅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学校,而且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北京乃至全国最著名的女子中学。女附中有两个特点:一是该校是北京市初、高中学生录取分数最高的学校之一;二是该校集中了很多党、政府和军队高级干部(包括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的女儿。当时与之齐名的是北京四中,那是一所男校。
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即8月5日,该校副校长兼党总支书记卞仲耘(该校的最高领导)被该校学生群殴致死,即“八五事件”。近年来,围绕该事件发生了许多争论,其中一个焦点就是:该事件发生时,女附中是否成立了红卫兵组织。一种意见认为已经成立,另一种意见则相反。两种意见依据的基本为当事人的记忆及推测,均没有客观的原始证据的支持。
笔者为当年女附中初中二年级的学生。近日,一位女附中校友向笔者提供了一份她本人保存的当时女附中“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以下简称“筹委会”)会议的原始记录(以下简称“记录”) ,该记录明确提到了红卫兵成立等问题。笔者对该资料进行了鉴定,证实该记录为筹委会会议的原始记录原件,其来源真实可靠。
本文拟依据这份资料对女附中红卫兵是何时成立的这一问题做出分析和认定,并对相关情况进行分析和研究。本文不涉及对“八五”事件的评论,更不涉及该事件的责任问题。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讨论的“红卫兵”,指当时青少年学生中成立的群众组织。

一、工作组撤离后的女附中

女附中工作组于1966年6月3日进校,7月30日撤离。 工作组进校后即支持并依靠了最早反对校领导的刘进、宋彬彬、马德秀等学生党员,并先后建立了“学生代表会” 和“革委会” ,基本控制着学校的局面,并逐渐恢复了党团组织的工作。工作组在校期间,虽然有少数学生反对工作组,但始终没有成为主流。
然而,在毛泽东7月18日从武汉回到北京之后,北京和全国的形势急转直下。7月29日下午,中共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有一万多人参加的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市委书记李雪峰在会上宣读了北京市委关于撤销工作组的决定,并根据中央指示宣布大中学校放假半年闹革命。会议中途,毛泽东出现在会场。顿时,全场沸腾。
7月30日下午,工作组召开女附中全校大会,会上放了29日会议的录音,宣布工作组撤离,让学生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革命。
工作组的突然撤离,使学校一下子陷入无政府状态。一方面是学校原来的领导机构已被打倒,另一方面是工作组成立的“革委会”随着工作组的撤离已丧失了合法性。这样的局面对于基本年龄在14至19岁的中学生来说,带来的混乱是可想而知的。
工作组撤离是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运动的一个分水岭。这时,学生纷纷成立独立组织,“红卫兵运动”这时才形成它的主流性格特征。女附中的情况也是这样。 7月31日,原来反对工作组的部分学生贴出大字报,宣布成立她们的组织——“红旗”。
接下来发生的两件大事,使女附中乃至全国的形势又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第一件事。8月1日,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写信,表示了对红卫兵的热烈支持。他在这封信中写道:

你们在6月24日和7月4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

8月1日上午,正在召开的中共中央第八届全会印发了这封信。 8月3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在钓鱼台约见了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代表,给他们看了毛泽东的信。此后,这封信不胫而走,在青少年学生中引起强烈震动,红卫兵这种组织形式在北京获得蓬勃发展。
这封信何时传入女附中及引起的反应,还有待查证。但不排除有人在8月3日之前就从不同的渠道得知了这封信的内容。清华附中红卫兵宋柏林就在8月2日从矿院附中的学生那里得到了该信的手抄件。
这期间发生的第二件事,就是那副著名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 基本如此”(以下简称“对联”) 。该对联最早出现于海淀区的中学,时间是7月底。后在北京的大中学校中迅速蔓延,并引发了大辩论。 根据现在保存下来的一份女附中文革的资料:星火燎原联队编的《师大女附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66.6.1—10.3)》(以下简称《大事记》)记载,对联进入女附中的确切时间是8月1日。
《大事记》是这样记载这一天的:

(八月一日)
在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的别有用心的煽动下,今天校内贴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反动对联,宣扬剥削阶级的反动血统论与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随之,校内“混蛋”、“狗崽子”骂声不绝,一些出身不好的同学受到极大的压力。造成群众间的分裂和严重对立。

当时的女附中学生罗裕平(笔名罗点点),其父罗瑞卿大将在文革初期已被打倒,她这样描述了她知道对联的过程:

有一天晚上,我接到了电话,我们班团支部的一位干部在电话里没头没脑地说:“我们给你念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说完这些,她很得意且坚决果断地放下了电话。我如坠五里雾中。……第二天我到了学校,满校园的墙上都刷上了这些字样。

“对联”的出现,一场大辩论随之而起,学生们依据对“对联”的态度很快分成了支持与反对两派。出身好的学生大部分支持“对联”。出身于革命干部的清华附中的宋柏林在其日记中写下了对“对联”的看法:

1966年8月4日
关于“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鬼见愁”,这副对联好得很。
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得矫枉。必须造成短时期的红色恐怖,非此不能消除彭真“重在表现”的余毒,不能使工农、革干子弟翻身,就不能把政权牢牢地把握在无产阶级的手中,就不能把文化大革命胜利地进行到底。

宋的日记表明,一些“红五类” 出身的学生认为对联“好得很”,并自认为是当然的革命左派,不惜造成“红色恐怖”,也要“消除余毒”。因此,他们对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任意打骂、歧视、迫害。在涉世未深的中学生中,迫害采取的手段往往更为严厉、野蛮和残忍。 女附中的情况基本也是这样,在工作组期间就出现的暴力倾向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8月4日,女附中发生了批斗校领导的事件。副校长胡志涛在“八五祭”中对8月4日的情况有如下的描述:

8月4日下午,我们几个领导干部集中在办公室“学习”。突然闯进来七八个学生,气势汹汹地骂道:“黑帮!不许动!”有的拿棍,有的拿皮带,狠狠地抽打我们……

8月4日当天,在一些班级也发生了“红五类”批斗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的情况。根据笔者保存的一份材料,笔者所在的班级在8月4日召开了批斗会,批斗了五位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批斗会上,有同学摘了她们佩戴的毛主席像章,摘了她们的红领巾,并且抢了她们手中的《毛主席语录》。
以上情况表明,“对联”进校后,女附中已处在一片混乱之中。一场接一场的辩论和一个接一个的批斗会是那几天学生们的主要活动,局面几乎失控。一些“红五类”学生靠着红色的出身,肆意妄为,暴力和准暴力情况时有发生。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北京的一些学校。
北京四中的赵振开(笔名“北岛”)在回忆中讲到了四中在8月4日的情况:

文革爆发后,先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没完没了的批斗会。高潮是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那是个星期天。 有二十多个校领导和老师戴高帽挂牌子游斗,最后集中到操场上,他们在学生的喧嚣、羞辱和拳脚中蹒跚穿行。最后让他们齐唱《牛鬼蛇神歌》:“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罪人,我有罪,我该死,人民的铁拳,把我砸烂砸碎……”。

另一位当时四中的学生印红标也这样谈到了8月4日四中发生的事情:

八月四日发生了游斗老师的武斗事件。那天,我正在操场东北角跟同学闲聊,见操场那边乱糟糟来了一群人,沿跑道慢慢移动,人越聚越多。有同学说是押着被批判的“黑帮”和“牛鬼蛇神”游街。“黑帮”一般指被批判的校领导,“牛鬼蛇神”一般指被批判的老师。……转眼间人群到了眼前,学生站成两排,校领导和老师从中间鱼贯而行,衣服肮脏不堪,一个个低头弯腰,看不出谁是谁。……两边有学生伸拳打向他们,群情激愤的样子。

多少年过去了,几位回忆人都不约而同地准确地选择了“8月4日”这一天,可见这是一个多么让他们难忘的日子。这一天在女附中,在四中,都发生了类似的事情。从他们的描述中可以想象那天混乱的程度,暴力倾向已十分明显。对于头脑已经发热、丧失了理智的中学生来说,这种混乱一旦失控,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四中是幸运的,这个时候有学生领袖站了出来,他们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控制住了局面。 而女附中就没那么幸运了,没有人出来应付这么复杂的局面。于是,惨剧发生了。
第二天,即8月5日,混乱继续。激进的学生在游斗校领导时,卞仲耘校长被群殴致死。

二、筹委会会议及红卫兵成立

“八五”事件的发生之后,原“革委会”成员刘进等人考虑到事态严重,决定向北京市委汇报并寻求帮助,但无果。在这种情况下,刘进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于是,她和一些同学商量成立一个组织。因为上边没有领导,这个自发成立的组织就叫“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简称“筹委会”)。
根据刘进的描述,她是在“八五”事件后提出的动议。按照《大事记》的记载:“8月8日,宣布由十三人组成的筹委会成立。”
笔者得到的“筹委会”会议“记录”标明的时间恰恰是“8月7日”,宣布成立的前一天。两份资料提供的时间完全吻合。
根据“记录”提供的信息,女附中“筹委会”由十三人组成,他们是:张若岩(高三)、邓榕(高一)、刘亭亭(初一)、梁二同(高三)、赖迎利(高三)、吴晓灵(高三)、李松文(教师)、赵德顺(工友)、宋彬彬(高三)、马恬(高二)、尹斐(高二)、刘进(高三)、耿丽兰(中五实验班)
这份名单中的学生,全部为“红五类”,并以干部子女为主(只有尹斐为工人子女),刘少奇的女儿刘亭亭和邓小平的女儿邓榕都在其中。这表明了“对联”代表的血统论的影响。工作组成立的“革委会”中的成员刘进、宋彬彬、邓榕、耿丽兰、尹斐、刘亭亭再次进入“筹委会”。与“革委会”一个很大的不同是,“筹委会”中包括了反对工作组的三名学生张若岩、梁二同和赖迎利,但她们在“筹委会”中明显占少数。
1966年8月7日,“筹委会”召开了会议,“记录”记载了这次会议的主要讨论情况。以下是这次会议的全部记录。笔者将这次会议的“记录”原封不动地抄录如下,除将个别错别字和丢字用括号标注,其它内容如分段、标点、符号等均保持了原貌。

筹委会会议 8月7日
当前任务:怎么干革命。主攻方向。对工作组问题速战速决。批工作组目的。组织好。
明(天)前宣布成立筹委会
成立红卫兵,组织落实。大家讨论工作组问题。
下午重点批工作组问题。
红卫兵做(作)为先锋
★红卫兵:
动员:活学活用主席著作,学习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学习解放军,大讲“三八”作风。
组织落实:红旗可参加红卫兵,所有红五类愿意参加都要。
以大队、中队、小队形势(式)。中队有指导员。有政治部。干部回班。发挥同学主观能动性。先让大家提。红卫兵回班组织同学。坚决改变工作作风。同学起来造反。组织讨论:怎么造反。是不是不要政策。在红卫兵内大讲民主。
揭发工作组不能先下结论,要调查。
要把学毛著提出来。大讲学习毛泽东思想,和国际形势密切联系。具体推荐文章。善于总结经验,对革委会做总结。做好统一工作。筹委会要有战斗作风。把大字报管委会恢复起来。明天下午让大家提建议。提出:大家需要我们干什么就干什么。”

从这份简短的记录中可以看到,这次会议主要决定了这样几件事:
1.确定了当前的任务,如何解决工作组的问题:速战速决,不能先下结论,要调查。
2.第二天即8月8日前,宣布成立筹委会。
3.成立红卫兵。落实红卫兵的组织工作:“红旗”可参加红卫兵,所有红五类愿意参加都要。
4.红卫兵的组织形式。以大队、中队、小队为形式。中队有指导员,有政治部。红卫兵的任务是回班组织同学,讨论“怎么造反”。
此外,还有工作作风问题,在红卫兵内大讲民主。
以上内容中有以下几点需要特别指出:
1.从会议的内容看,“筹委会”的工作与红卫兵的工作是一起讨论的,所以可以认为“筹委会”与红卫兵的关系就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
2.红卫兵的组织情况。其原则是:所有“红五类”愿意参加都要。可见“血统论”就是红卫兵的组织原则。这里并没有申请、批准、登记等严格的加入程序和造册制度,更谈不上有严格的纪律。这表明红卫兵一开始就是一个松散的组织。
这么松散的一个联合体,是很难再设“大队”、“中队”、“小队”的。事实是,这种最初的“组织形式”并没有实现。
3.在一个组织形态松散的联合体中,核心团队的作用力和凝聚力是相当重要的。至于“筹委会”和红卫兵的领导成员,“记录”中并没有提及。从“学生代表会”、“革委会”到“筹委会”,以下人员一直在列:刘进、宋彬彬、耿丽兰和尹斐。可以认为,她们一直是核心团队的成员。从“筹委会”的诞生也可以看到这一点。“筹委会”是刘进建议成立的,没有资料表明其成员是经选举产生的。
4.“记录”中提到的女附中已成立的另一个学生组织——“红旗”,即后来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关于该组织的详细情况见下面的论述。
5.“八五”事件并未在这次会上进行讨论。
笔者认为,刘进的描述、《大事记》和“记录”三份资料,相互印证了女附中在8月5日后几天内发生的事情:
8月5日,卞校长遇难。
8月6日,刘进提出成立“筹委会”。
8月7日,“筹委会”成立并召开会议,成立红卫兵。
8月8日,对外宣布成立“筹委会”。
所以,可以确定的是,女附中以“红卫兵”为名称的红卫兵组织成立于1966年8月7日。
现在的资料表明,北京是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1966年5月29日,在海淀区的清华附中诞生了第一支红卫兵。 有人认为,女附中是高干子女云集的学校,其红卫兵的成立应该早于其它学校。
这里,我们需要看一下红卫兵成立的动因。
红卫兵成立的直接动因,是为了与被他们认为是“烂掉了”的校领导以及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的工作组作斗争。这种少数学生自发组织起来的小型组织起初并不被当局所承认,许多组织处于半地下的、秘密的甚至是非法的状态。这时它对外的影响相当有限,一般局限于一个学校或一个地区的学校内。
由此可见,这种红卫兵的诉求主要是两个:(1)反对校领导;(2)反对工作组。而女附中的情况是,最早给校领导贴大字报的三名学生——刘进、宋彬彬和马德秀在工作组进校后即得到了保护和支持,并让她们参加了学校的领导工作,成为“学生代表会”和“革委会”的负责人。其反对校领导的诉求已得到了满足。
再看第二个诉求“反工作组”。以刘进、宋彬彬为首的“学生代表会”和“革委会”始终是工作组的依靠对象。工作组在校期间,她们没有反对工作组的诉求,也就不可能成立红卫兵组织。更何况刘进、宋彬彬还曾随工作组成员到过邓小平家中,直接听取了邓对运动的看法,了解到邓并不赞成成立红卫兵。
这里还可以看看北京四中的情况。
工作组在校时,四中并没有学生反对工作组,也没有人成立红卫兵。工作组被撤回后,“学校出现了权力真空,于是由几个高年级学生站出来,召集各班的学生代表开了个会,宣布成立联合团支部,以团代党,领导运动。” 据四中的秦晓回忆:海淀区的中学成立红卫兵后,在很长时间,四中还没有红卫兵组织。几个学生领袖,如秦晓等人,并不赞成成立红卫兵。后有学生提议才“顺势而为,成立了红卫兵组织。”
四中的情况与女附中的情况表明,对工作组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是否要成立红卫兵组织。他们后来对成立红卫兵态度的转变,源自于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

三、关于女附中“红旗”

“红旗”(后更名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是女附中文革中成立的另一个红卫兵组织,主要由反工作组的学生组织。她们开始活动较早,影响也比较大。
用米鹤都的话来说,“红卫兵和工作组是难解难分的冤家”。 在女附中,早在工作组进驻后的6月17日,就有高三(四)班李黎黎等13人贴出反工作组的大字报,这在北京乃至全国都是非常早的。6月25日,以高三(三)班梁二同、郑中伟为首的18人又贴出了第二张反工作组的大字报。
根据笔者了解的情况 ,女附中反工作组的学生实际是三组人。一组是高三(四)班13人,即:李黎黎、张若岩等;另一组以高三(三)班梁二同、郑中伟为首,约十几个人;还有一组为王南芬等9人,以高三(一)班为主,也有高中其它班级的。这些反工作组学生的特点是:都是高中学生;基本都是干部子女;她们在学生中是少数,从未成为学生中的主流。还应指出的一点是:虽然在同一所学校,观点相同,但三组人员之间没有联络,也不来往。
以上三组人员中在校外比较活跃比较著名的,是梁二同、郑中伟一组。7月初,她们已开始到海淀区的学校进行“串联”活动,并后来发展成为女附中最早的学生组织——“红旗”。该组织后来更名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以下简称“主义兵”)。
现在的问题是:“红旗”是何时成立的?
一种意见认为:“红旗”成立于7月初,并于7月31日更名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支持的理由是:据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发起人卜大华记得,7月19日前,女附中“红旗”去过清华附中多次。
而据《大事记》的记载:7月31日 校内成立了“红旗”(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何时更名为“主义兵”,《大事记》没有记载。
对于这种意见,笔者的疑问是:
1.“红旗”为何更名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是因为毛泽东公开支持红卫兵。而毛泽东写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是8月1日,7月31日她们怎么会知道毛泽东支持了红卫兵呢?
2.“红旗”更名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了区别已成立的“红卫兵”。如前述,女附中“红卫兵”成立的时间为8月7日,“红卫兵”7月31日还没有成立,谈何区别呢?
因此,笔者认为,7月31日成立的是“红旗”,而非“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理由如下:
1.“记录”中对该组织使用的称呼为“红旗”,而非“主义兵”。这表明:直到8月7日,“红旗”仍未更名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2.《大事记》的记载很明确,7月31日成立的是“红旗”。括号中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表明“红旗”即后来的“主义兵”。如果当天成立的是“主义兵”,那记载应该正好相反,应把“红旗”放在括号内。
一些著作中谈到该组织时,都使用了“红旗”这一名称。如骆小海在宋柏林书的序言中提到:“……在8月13日工人体育场十万人大会的问题上……,师大女附中红旗则主张……”。这表明直到8月13日,“红旗”的名称仍未更改。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红旗”正式宣布成立时间应为7月31日。但该组织成员此前已有活动,也不排除她们以“红旗”的名义进行活动的可能,但未正式宣布成立该组织。这也表明,8月7日之前,女附中还未成立带有 “红卫兵”三个字的学生组织。
至于为什么8月8日宣布成立“筹委会”却没有宣布成立“红卫兵”,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是“红旗”并入“红卫兵”的动议并未得到响应。“筹委会”中反工作组的学生占少数,“红旗”的主要成员如郑中伟也未能参加。因此,合并的决定并未得到执行。
实际情况是,女附中的两个红卫兵组织从未合并。后来“红旗”更名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这一名称的使用,一是区别于以女附中“红卫兵”为名称的红卫兵组织,二是为了与毛泽东“钦定”的“红卫兵”名称保持一致。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名称的使用应是8月7日以后的事情。
还要说明的是,“红卫兵”与“红旗”的主要分歧源自对工作组的态度,但两个红卫兵组织成立后,其成员互有交叉。如有反工作组的学生加入了“红卫兵”,也有拥护工作组的学生加入了“红旗”。但“红旗”的人数始终少于“红卫兵”。
如前所述,“红旗”是女附中最早成立学生组织,其成立的背景与海淀的学校相同,都是反工作组。其成立与海淀红卫兵成立也基本是同步的,所不同的是反工作组的学生在女附中一直没有成为主流。

四、关于涉及女附中红卫兵成立时间的另一份材料

有关女附中文革的情况,因年代久远,可以找到且有价值的原始材料不多。但有一份材料是非常珍贵的,这就是前面已提到的、由星火燎原联队编的《师大女附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66.6.1—10.3)》。它完整地记录了女附中文革初期,从1966年6月到10月发生的事情,全文一万字左右,具体编辑时间不详。这是研究女附中文革的一份重要资料,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据女附中的校友们讲,这实际是当时贴在学校的一份大字报,现在保存下来的是这份大字报的手抄件。在技术手段非常有限的1966年,“抄大字报”是那个时代保存和传播大字报的主要手段,当时非常普遍。
笔者见到的是这份手抄件复印后的电子扫描版,由校友王友琴提供。
《大事记》分为四个部分,即:(1)工作组来校以前;(2)工作组在校阶段(6月3日至7月29日);(3)工作组撤走以后(7月30日—);(4)两条路线斗争的新阶段。涉及红卫兵成立的是如下文字:

(七月三十一日)
校内成立了“红旗”(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红卫兵”。

据此,一种意见认为,女附中红卫兵成立于7月31日。
能否将《大事记》作为认定红卫兵成立的证据,我们不妨将这份材料与“记录”做如下比较。
1.从两份材料的记录形式来看,“记录”为原件,为第一手材料;而《大事记》并非当时贴在墙上的大字报或大字报的影印件,而是手抄件,为第二手材料。
2.从作者来看,“记录”为参加会议的人所写;而《大事记》的作者并非事件的亲历者。
3.从时间来看,“记录”是对当时发生的事实的当场记载,而《大事记》是后来的编辑,时间最起码在事情发生的几个月之后。
4.从含义来看,“记录”的时间非常明确,“成立红卫兵”的表达也非常明确。而《大事记》则含义模糊,在“红旗”(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红卫兵”之间并没有任何标点符号,可以做其它理解。
以上比较表明,同样作为判断一个事实的证据,“记录”要大大优于《大事记》。笔者并不否认《大事记》的史料价值,但使用时一定要加以分析。在红卫兵成立的问题上,《大事记》不能作为7月31日成立红卫兵的证据。与之相比,“记录”是证明红卫兵8月7日成立的最佳证明材料。
另外,有人将邓小平的女儿毛毛(邓榕)所著《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提到她作为“学校红卫兵的代表”参加了7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的会 ,作为女附中当时已成立红卫兵的证据,对此笔者已提出过质疑。 为方便读者,不妨再重复一下:邓榕的提法是不准确的,理由是:(1)没有证据表明7月29日之前女附中已成立了任何形式的红卫兵组织。(2)红卫兵组织虽然在北京的一些中学中已经成立,但在7月29日并没有合法地位。毛泽东的支持也是在此后的8月1日。所以不可能有人以红卫兵的身份参加那次大会。

五、结 论

综上所述,本文得出如下结论:
文革期间,女附中曾出现过两个红卫兵组织,即“红旗”(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和“红卫兵”。
“红旗”正式宣布成立于1966年7月31日,由反工作组的部分学生组成。她们此前已有一些活动,不排除是以“红旗”的名义。
“红卫兵”成立于1966年8月7日。同时,“筹委会”会议决定“红旗”并入“红卫兵”。
两个红卫兵实际并未合并。“红旗”后来更名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具体时间待查。但应该是在8月7日之后。
两个红卫兵的分歧主要在工作组问题上。两个组织的成员都以“红五类”为主。
8月7日前,女附中未成立过带有“红卫兵”三字的学生组织。


【上海文革】

上海工厂里的造反派
——响应毛主席号召的积极分子们(一)

李 逊

上海40万职工开展文革
上海造反派组织中,以上海工人造反派兴起最为重要。
北京红卫兵冲击上海市委时,上海工厂里的工人造反派连“派”也称不上,他们只是工厂里反对工作组或党委的活跃分子。他们大多数连“战斗小组”之类的组织都未成立,活动还只限于自己所在的工厂。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一定去过市委门前,但那时他们还是看热闹的围观者;若帮着北京红卫兵与上海市民辩论,也只是单枪匹马。在那一时期的传单中,可以看到一些上海学生造反派组织署名的传单,很少看到以工人造反组织署名的传单或大字报。
上海工厂的文革运动,是从1966年7月以后开始的,这是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向毛泽东请示的。当年6月30日,他们给毛泽东写信,建议在上海已经开展“四清”的工厂试点,以文革为中心开展运动:

目前文化教育方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在展开,中央和省市领导必须用很大力量领导这个方面的运动。如果工矿企业、基本建设等基层单位一齐动起来,领导上顾不过来,容易出差错。最近工业交通和基本建设的计划完成得不算好,特别是钢、钢材、煤的产量开始下降,质量下降的情况尤为突出,事故增多,基建任务原计划上半年完成40-45%,现在只能完成35-36%。因此,在京同志讨论之后,认为文化革命运动的部署方面,重点放在文化教育部门、党政机关。对于工业交通、基建、商业、医院等基层单位,仍按原定的四清部署和二十三条结合文化大革命进行(上海正在进行四清的40万职工的企业,决定以文化革命运动为中心的方法进行,我们已答复同意,看看他们的经验如何,再行推广)。这是一个重要决定,请主席考虑决定。拟了一个通知稿,请审核。

7月2日,毛泽东在此件上批示:“同意你们的意见,应当迅速将此通知发下去”。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于是立即颁发336号文件,要求全国的工厂企业,结合原来正在开展的“四清”运动,将“文化大革命插进去进行”。但是,上海与全国不同,上海是将“四清”运动转为文革运动,刘少奇想以上海为试点,再酌情推广。
7月中旬,原来被派往上海郊县农村人民公社的“四清”工作队员被调回市区,与另外调集的干部,组成文化革命工作队。7月15日,上海市委在中苏友好大厦和文化广场,召开全市进驻工厂的1500名文化革命工作队员会议,曹荻秋讲话。从讲话中,可以看出曹荻秋对正在全面展开的文革有着某种预感和担忧。他在惯常的形势分析和工作布置之后,特别提出“坚决不整群众”,说:“这方面要特别小心,否则要犯原则性的错误,因为不是反革命,你反击变成压制革命;若是反革命,你不管也不好,所以要慎重。”
但是,大多数工作队负责人没有注意到曹荻秋的这些话。与文革中派往大中学校的工作队一样,工作队实行的仍是老套路,不能心平气和地听听下面的意见,哪怕是与事实不符的意见;工作队“加强对运动的领导”的做法,恰恰是毛泽东要破除的17年自上而下的运动模式。尽管半个月之后,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制定的《十六条》,一再强调,不要对贴领导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但工作队和各级党组织,很难摆脱17年的惯性思维。因为17年经验告诉他们,不积极组织反击,他们自己或许将会陷入“右倾”或“包庇”的危境。所以他们整人,也是对自己的保护。上海市委社教办公室后来在8月和10月专门整理了调查材料。这些材料表明,8月份发生“压制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的事件93起,这93起事件中的被处分者190人。10月“共搜集了310起压制民主、打击革命群众的事例。其中发生在工作队的有49起,基层干部的262起;发生在16条公布前的272起,16条公布后只39起。”
这种压制,激化了早已潜伏的干群矛盾,也触发了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被压抑的个性的爆发。
工厂基层党员干部王洪文
上海工人造反派代表无疑首推王洪文。 王洪文是全国第一个跨行业的全市性工人造反组织“上海革命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的发起人和主要负责人。1966年王洪文正值而立之年,是国棉17厂的保卫科干事。
国棉17厂是上海最大的三家纺织厂之一,当时有8千多名职工。工厂前身是日本人经营的裕丰纱厂;1945年抗战胜利后收归国有,改为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第17棉纺织厂。1949年后改名国营第17棉纺织厂(简称“国棉17厂”),七十年代又改名为上海第17棉纺织厂(简称“上棉17厂”)。工厂地处上海东北角的杨树浦(也称“杨浦”)工业区,是这个工业区引人瞩目的大型国营企业。
王洪文1934年出生于东北吉林长春的一个贫农家庭。他曾经对人回忆过自己小时候家里的穷日子:“可苦啦!两三岁那年生过一场大病——其实不是病,那是饿的呀!父亲以为我死啦,就把我丢到了荒郊野外,后来摸摸好像还有点热气,又抱了回来”。 他1950年入伍,1951年随所在的27军80师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朝鲜战争。在部队先是当警卫员,后来在师部通信科当通信员,班长级。履历表上显示他在志愿军军乐队吹过小号。徐景贤曾问过王洪文,王洪文说是吹黑管。 而王洪文妻子崔根娣的回忆,说王洪文还会拉手风琴,吹口琴。手风琴虽然拉得不是很专业,但能拉出曲调。1951年6月王洪文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王洪文随部队调防江苏省无锡市。1956年王洪文进入南京预备军官训练团。同年9月,他以副排级预备役少尉从部队复员,分配进上海国棉17厂工作。王洪文从一个东北农村的青年,参军,复员,成为中国最大城市上海的大厂工人,完成他身份转换的重要几步。
王洪文小时候家里条件差,只念过3个月私塾,不识几个字。他后来对人回忆说:参军后部队组织学文化,起初他不愿学,情愿上山去打猎。在朝鲜时,有一次家里来了一封信,他请人给他念。旁边的人说:他不肯学文化,不要帮他读。“这句话很刺激我,这样我就开始发奋学习,我托人从国内带来一本词典,就是这样学习了文化”。 进国绵17厂之后,他又坚持读夜校,读到初中。 在夜校,他认识了同班的女工崔根娣,她后来成为他的妻子。据崔根娣以后回忆说,王洪文的语文特别好,以后又比她多读了几年夜校。
进厂后,王洪文最初在四纺车间当揩车工,不久调到二纺车间,成为技术含量较高的保全工,后来又担任二纺车间的治保主任。虽然进入科层当上管理人员,但此时编制仍是工人。1960年3月,王洪文被借调到厂保卫科做民兵工作;7月,他被正式调往厂保卫科任保卫员,人事关系从工人编制转为干部编制,成为工厂的科室人员。 从工人转为管理人员,编制从工人转为干部,王洪文实现了又一次身份转换。转为干部编制,是对他的提拔,也显示他受到信任。到文革前夕,王洪文的月工资是是64元。
文革后,对王洪文文革前的经历,有两种评价。一种评价是正面的,都是朋友、同事的回忆:说王洪文很喜欢看书读报,而且口袋里老装着本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有空就读。这是当时毛泽东推荐给干部们看的书,工人中绝少有人阅读这类形而上的书籍,可见王洪文文革前就对政治比较感兴趣。王洪文的人缘也比较好,1958年二纺车间长日班党支部改选,他得票较多。王洪文的同事更回忆说:“王洪文这个人过去表现不错的,不能因为他是‘四人帮’就把他的过去说得一无是处,这不符合事实。他以后的表现是以后的事。王洪文与其他人的关系也都不错”。
另一种评价则比较负面:说他在朝鲜当通讯员时“贪生怕死,不愿在前线,一直闹情绪,吵着要求调后方军乐队”。在南京预备军官训练团时,“闹着要复员”。说他1956年刚进厂时,“吵着要补助,还煽动四五个复员军人一起闹补助”;说他进工厂当揩车工时“吵着要当技术工,当上技术工后,又对师傅说自己不想吃技术饭而想吃政治饭”。说他那次“因改选得票最多,便想当脱产的党支部书记。后来到厂保卫科,又想当科长”。说他在1960年国民经济衰退时期说:“我东北老家没有吃的,安徽饿死几万人。我们工人应该在厂里做工,怎么到崇明去围垦”。说他因阑尾炎从崇明回上海动手术是“装病”,说他讲过:“‘天灾’,我看是人祸!”而且当“党组织号召党员分挑困难,节约粮食定量,他却说:‘他妈的,叫老子饿着肚子干活,这是什么社会主义?什么政策?要把人都饿死了!’”说他收听短波,被人发现,自辩说“我听听台湾在讲什么”,等等。 又据一份资料显示,1958年,王洪文被选为二纺长日班党支部委员,但没当上支部书记。他认为自己得票多可以当上脱产(即专职——笔者注)的支部书记,但上级决定由原来的支书连任,王洪文当不脱产的宣传委员。“王洪文很恼火,经常拒不参加支委会,并事事与支书对立”。
后一种评价都是文革结束后对王洪文的揭发和批判,有着明显的时代话语特征。但剥去话语的政治外壳,还是可以大致看出王洪文的性格脉络:虽然是党员、政工干部,但又不像当时一般党员和政工干部那样“听话”,那样“党叫干啥就干啥”;他知道争取自己的利益,有着自己的人生设计或目标;他坚持读夜校,提高自己的文化和知识;他关心政治,注意掌握各种信息,不但阅读公开发行的报刊,而且收听不被允许的海外信息;他敢说话,也比别人敢出头。但是,王洪文毕竟是共产党员,长期在共产党严密的组织纪律下工作生活。上面所列举的所有负面评价,即使在当时政治背景下,也不算太“出格”,那些话也充其量只能算是牢骚话。
不过,许多当年同事对王洪文有个共同感觉:想当官。当时和王洪文一个保卫科的同事马骥,文革初期是与王洪文造反组织对立的保守派组织负责人。他认为王洪文平时为人不错,随和,讲义气,喜欢出头为别人说公道话,在工人中有威信,“就是官瘾太重”。 希望有个干部而且最好是领导干部的身份,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现实政治使然:当官者真理在握,一言九鼎;底层向上奋斗的终极目标,就是当官;而且只有当上大官,才意味着人生的成功。1949年后,这一传统仍被延续:无论平民或知识分子,向上的通道,终极身份就是被提拔当干部;干部身份不但是成功的标志,而且是被执政党信任的标志。
而王洪文的妻子崔根娣,文革后对王洪文的评价,则说他“爱管闲事”。崔根娣的意思是说王洪文好打抱不平,好帮人调解纠纷、有公共意识。她说:

王洪文为人热心,爱管闲事。里弄里有位80多岁的老人,与子女吵架想不开喝盐卤自杀,王洪文将老人的子女叫去狠狠批评了一顿。为这类事情他也得罪了一些人。文革起来,他越发起劲了,真是没日没夜了,好像厂里的事,市里的事,全都要他去操心似的。后来就闹起了“安亭事件”,吓得我时时刻刻提心吊胆,整夜整夜睡不着。我也劝过,可他那个牛脾气,哪里肯听啊,还骂我死落后。

1966年6月12日这天,聂元梓大字报广播后不久,厂医务室旁的大字报栏,贴出一张大字报,题为《剥开画皮看真相》,轰动全厂。这张大字报由王洪文起草并领头签名,后面还有6人签名,其中5人都是保卫科干部。王洪文说:“聂元梓大字报是7个人,我们也来7个人”,这7人全部都是共产党员。
国棉17厂党委当时没有正书记,由党委副书记张鹤鸣主管工作,王洪文大字报就是针对他的。当时厂党委规定“贴大字报要经过组织审阅”,这是厂里第一张未经审阅并针对厂部主要领导的大字报。 文革结束后的1980年,王在受审时,交待他写这张大字报的原因:

我们认为厂党委执行修正主义的干部路线。我当时在保卫科工作,有两个人,应定为反革命,厂党委未表态。我在第一张大字报《剥开党委画皮看真相》上,点了两个人。党委停止了我的工作,派人盯我的梢,我思想不通,就写了第二张大字报,点了3个人,家庭出身不好。
第二张大字报贴出后,群众不满,说我骂厂党委,是野心家,阴谋家,全厂写了六千多张大字报。
写第一张大字报后,厂党委和我有对立情绪。有一天,我在屋里写大字报,别人把门倒锁上,党委副书记来敲门,问有没有人,我心里想,你们还派人监视我,我不吭声。书记觉得屋里有人,叫了武装部长带十多人到保卫科搜查,我就火了,骂了党委书记……

王洪文说的书记就是张鹤鸣。张鹤鸣是地下党出身的上海本地工人干部,对上海社会环境和工厂的人事关系以及生产环节都比较熟悉。他处理事情也比较实际,不像有些干部那样生硬和“革命”;在对管理人员的聘用上,他启用和信任有“历史问题”的“留用人员”,即1949年共产党执政前,工厂的科层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以及学有所长的专业人员。总之,张鹤鸣的“阶级斗争”之弦不那么紧绷。这是王洪文大字报上所说的党委不抓阶级斗争的由来。
当年与王洪文一起造反,在他第一张大字报上签名的7人之一唐文兰,30多年后分析王洪文写大字报的原因:

王洪文为什么要反张鹤鸣?这是因为当时厂党委规定批判8个人,这8个人有的有政历问题,有的在当时看是反动学术权威。但是厂党委不许超出这个范围批判别人。王洪文认为这是划圈圈、定调子,所以就贴了张鹤鸣的大字报。另一个副厂长张元启提出,对别的有问题的厂领导也可以贴大字报。我们当时也认为厂党委领导自己也有很多问题,却不允许揭发,揭发了就说你反党,这样做其实就是保护他们自己。所以同意王洪文的观点。

由此看来,王洪文造反,是因为与厂党委在文革运动的批判对象上有不同意见,文革中这些不同意见被上升到阶级斗争高度的政治分歧。但实际上,如果再深入分析,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这种“政治分歧”背后的人际关系因素。对于王洪文的行为,还有另一种解释:

我们厂在文革中引起争论的那两个厂长张元启和张鹤鸣,张元启是部队转业干部,文化不高,但资格老,山东人。做起报告,一口山东话,上海工人听不懂。他做报告,即使有时下面听报告的工人走光,他也照念稿子,继续做报告。而张鹤鸣是地下党出身的上海本地工人干部,浙江宁波人,一口上海话。我觉得,比起张元启,张鹤鸣与工人的关系更密切。二张有矛盾,我看主要原因在张元启。当时他俩都是副厂长。张元启想当正厂长,大概因为他资格更老些。张元启文革前分管人事、教育和保卫,和王洪文关系很好。文革中他支持王洪文。

两个厂长有矛盾,张元启分管保卫科,分管生产的张鹤鸣就从不去保卫科,以避嫌疑或矛盾。王洪文所以说张鹤鸣从1963年起,从没到保卫科坐过哪怕半小时,这是不抓阶级斗争。可见,王洪文贴大字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受两位厂长矛盾的影响。分管保卫工作的张元启,因为工作关系与保卫干部王洪文比较熟悉,而张元启与另一个厂长张鹤鸣有矛盾,于是影响了王洪文。
王洪文6月12日就贴党委大字报,这在上海工厂职工中是相当早的。王洪文大字报贴出不到一小时,国棉17厂的上级管理公司——棉纺公司的党委书记立即赶到,召开厂党委紧急会议,作三点指示:保卫科大字报是大毒草;1957年反右斗争的形势又来了;反到党委头上来了,不能稀里糊涂,这就是阶级斗争。厂党委也找其他几个大字报签名者谈话,追查谁是起草者。 立即,上百张反击王洪文的大字报贴出。这种阶级斗争过敏症,是文革初期点燃群众造反情绪的重要原因。国棉17厂群众中最初的两大派,也在这样的批判和对立中形成。
6月20日,上海纺织工业管理局(纺织局)党委派工作队进驻国棉17厂。工作队在全厂职工代表大会上批评张鹤鸣,肯定王洪文贴厂党委大字报的行为。随后,又连续召开各种会议,揭发批判张鹤鸣。 但是,这个工作队在国棉17厂没待多长时间便被撤走,市委又派出150人左右的市委工作队,于7月20日进驻国棉17厂。市委为什么要撤走第一个工作队?应该是和刘少奇6月30日对毛泽东的那个建议有关,当时上海其他工厂也有召回之前派驻的“四清”工作队,再改派文化革命工作队的情况。
市委统一组织了一批工作队,这批工作队派得十分匆忙。以往派工作队,总要先集训几天,学习有关文件和政策,再下工厂农村;这批工作队却是匆忙中组织起来的,连集训和学习都没有来得及,人员一配齐,马上就下工厂。国棉17厂的工作队是其中之一,阵容十分强大:队长是上海市总工会副主任施惠珍,另外几个副队长的职务也不低,分别是黄浦区副区长张六吉、杨浦公安分局副局长赵戈,上海丝织一厂党委书记焦凤岭,以及上海市总工会教育部部长余文光。
7月20日,新的工作队进厂。第一天就召开全厂八千职工大会,队长施惠珍作报告。据厂里后来整理的文革大事记说:

这个报告不强调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而强调“搜索一切牛鬼蛇神”,要全厂职工“到深山密林中寻老虎”。这个报告对前一阶段王洪文等同志与旧党委斗争的革命行动只字不提,对张鹤鸣镇压革命群众的反革命罪行只是轻描淡写地提一句。

市委对工厂如何开展文革心中无数,一切靠队长们自己去摸索,能够借鉴的只有“四清”模式:先发动群众,待群众揭发后,再决定运动对象。在工作队进厂报告后的10天之内:

全厂共贴出2800多张大字报,属中层以上干部的占14%,而贴群众的却占70%以上。把矛头指向群众。
到1966年9月底,全厂共排出四类对象114个,其中厂级干部只有1个,而一般干部和工人群众却有98个,其中已整理成书面的,也大多是工人群众。在4个月中,全厂150多个车间级以上干部进行批斗的只有4人。

对于王洪文所反对的副厂长张鹤鸣,施惠珍在报告中说是“压制大字报的严重事件”,但没有提及前一阶段王洪文他们对张鹤鸣的揭发。工作队为什么没有对王洪文他们前一阶段的行为表态?据说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前面发生过的事情。因为工作队派得非常匆忙,两个工作队之间没有交接,他们进厂前不知道王洪文曾经贴过张鹤鸣的大字报,甚至不知道“王洪文”这个名字。 进厂后, 才逐渐了解国棉17厂的情况。工作队认为两个厂长的纠葛是“领导核心争权夺利破坏团结的问题”。 对于这第二个工作队,王洪文1980年的交待中说:

工作队由市总工会副主任任队长,一进厂就支持我,正式宣布要我列席党委会。起初,我和他们合作,后来,由于他们和党委观点一致,我又和工作队对立起来。

工作队进厂后,也从一些工人和干部的反映中,了解到王洪文的一些动向。但王洪文此时没有公开反对工作队,所以工作队采取的策略是,“不受王洪文影响,不受干扰,你打你的,我干我的,不激化矛盾,用事实最后说话”。
工作队进驻后,另一派继续贴张元启的大字报,王洪文认为这是受工作队指使。他反对批判张元启,认为他“虽有缺点,但抓阶级斗争是狠的”。
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后,作为民兵连长的王洪文马上与其他负责民兵工作的人商量,想将厂里的民兵也组织成红卫兵。工作队不希望王洪文掌握红卫兵,便想出了个办法:既然红卫兵是学校青少年的组织,那么工厂的红卫兵也应是青年工人的组织。他们因此将红卫兵年龄规定在30岁以下,因为按当时对基干民兵的年龄要求,上限是30岁。王洪文当时32岁,被出局。 8月19日,国棉17厂按《十六条》要求,筹备成立厂文化革命委员会。造反派们提名王洪文为候选人,但王洪文所在的厂部科室两种观点争执激烈。厂部科室不但包括厂保卫科,也包括其他生产、技术、人事和党政部门;厂部科室一派支持王洪文,一派坚决反对王洪文,结果厂部科室的文革委员会始终没有成立。而要当选为厂文化革命委员会代表,必须是自己所在部门的文革委员会代表,王洪文于是没有当上厂文革委员会主任。王洪文和造反派们认为这是工作队干扰的结果,工作队则认为这是群众选举的结果。
北京红卫兵冲击上海市委时,国棉17厂工作队也接到电话,让紧急抽调几百名工人赶往市委大楼,与其它工厂的工人们一起组成纠察队,保卫市委大楼。工作队的秘书组副组长找担任民兵连长的王洪文谈话,让他带领民兵去市委门前。工作队此举显示,当时他们没有将王洪文看作异己。 王洪文带着工人到旧市委门口后,“发现却是围攻红卫兵,马上叫大家撤走”。
10月7日,毛泽东“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指示刚由《红旗》杂志的社论提出,王洪文与唐文兰等6个厂部科室人员便贴出大字报《就目前形势谈看法》,公开打出了反对工作队的旗帜,对全厂震动很大。 不过,工作队没有正面组织对王洪文的反击:

我们工作队与王洪文的矛盾,不是因压制王洪文而起,而是因为对二张的态度而起。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压制过王洪文,我们只是对王洪文一定要打倒张鹤鸣的做法既不支持,也没有表态。工作队那时对于张鹤鸣,认为还要再看大家的揭发,不能马上表态。不过工作队也没有批评过王洪文,我们没点过保卫科的名,也没点过王洪文的名,我们没说过任何一句针对王洪文的话,没有做过任何回应。

但是,王洪文他们还是感到了来自工作队的压力。工作队通过厂“文革委员会”组织了4次全厂大辩论,辩论的中心是国棉17厂的文革对象和方向,实际是对着王洪文他们的。10月10日的辩论中,王洪文被围住,正在此时,国棉17厂技校学生廖祖康,带来一帮学生红卫兵为王洪文解了围。 晚上,反工作队的工人们在王洪文家聚会,王洪文提出:“我们现在只有一条路:到北京去向党中央告状。”当即,决定派15个人赴京。第二天,又在唐文兰家里开会,成立了“誓死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战斗队”(简称“誓死”),成员共30多人,王洪文被推为负责人。 10月12日下午,王洪文等15人赴京告状,他们离开上海的第二天早上,国棉17厂大道旁贴出了他们15人署名的《给全厂革命同志的一封公开信》:

一小撮资产阶级当权派和顽固保皇派如此欺侮我们,难道我们就没有说理的地方吗?有!党中央和毛主席就是我们有力的靠山。伟大领袖毛主席是一定会支持我们的,为此,我们暂时分别几天,到他老人家那里去吸取更大的智慧和力量。

他们去北京的火车票钱是大家共同凑的。1966年的10月,还很少有工人敢于离开生产岗位去北京,赴京告状显示王洪文比其他工人有更多的造反勇气。王洪文回来后,曾被国棉30厂的工人造反派王秀珍请去介绍北京形势;国棉31厂的工人造反派黄金海也专程去17厂,请王洪文介绍北京情况。王秀珍和黄金海都很佩服王洪文。王洪文后来受审判时,对他此次北京之行这样回忆:

上访期间,我们参加了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到北京大学、国棉3厂等很多地方,把当时中央领导人讲话抄了不少,有陈伯达、江青、关锋、王力、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讲话。
这些对我影响很大。
回上海,厂党委已经靠边站,全厂工作由工作组领导,我对工作组的情绪更厉害了。
我对人说,在北京,工作组已经被扔进历史垃圾箱,可是,在我们厂,还是工作组的天下。

在王洪文们赴京期间,厂里情况发生了些变化:一是造反派又拉起一支新的战斗队“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简称“永忠”),许多“誓死”队员也加入了“永忠”;二是厂里保守派工人也以保卫科干事马骥为首,成立“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有五千多人参加,得到工作队支持。 国棉17厂工人已明显地分裂成两大派。
10月25日,王洪文一行回上海。回厂第二天正是厂休日,在王洪文提议下,“永忠”和“誓死”合并,仍名“永忠”,王洪文仍被推为负责人。他提出“永忠”的首要任务,就是赶走工作队。当天深夜,“永忠”全体出动。第二天清晨,上班的工人们发现厂里到处贴着大标语,尤其工厂大门口和工作队办公室门前,贴着针对工作组的对联,每个字都有乒乓桌的桌面那样大:“焦凤岭哼哼哈哈捧上压下,施惠珍嘻嘻笑笑奸刁储腹。什么东西”;“热泪盼来绊脚石,纸船明烛送瘟神。滚滚滚”;“落水狗祸国殃民,施惠珍罪该万死。一对宝货”。这天夜里,王洪文又指挥“永忠”查封工作队办公室里工作队员的抽屉。11月1日,“永忠”贴出《工作队十大罪状》大字报,刷出大标语“工作队靠边站!”11月4日,“永忠”占领厂广播台……“永忠”向工作队发起全面进攻。
王洪文与工作队的分歧,在于究竟谁是文革对象,究竟如何开展文革。王洪文依据的是当时《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一系列社论,尤其是《十六条》。《十六条》公布时,王洪文在厂部食堂高兴地说:“好像中央在直接指我们厂的形势”。 在整个造反过程中,王洪文始终努力学习和领会各种文件和社论,据徐景贤后来的回忆:

我在和王洪文共事的过程中,多次听他说过:他在造反的过程中,反反复复认真阅读毛泽东关于文革的指示和《红旗》杂志的社论,甚至深夜不寐,以此作为自己行动的依据。

而工作队依据的还是17年的政治运动模式,运动的主动权要掌握在工作队手里。两套话语体系不断发生冲突,工作队那套话语体系运转得越来越艰辛而且滞后。往往市委的布置或精神,没有几天,和报刊的社论对照就又对不上了。到1966年的10月底,全国驱赶工作队更是已成大趋势,主管全市工作队的市委“社会主义教育办公室”只得让驻国棉17厂的工作队检查错误。
国棉17厂虽可说是上海工人造反派发源地,但文革10年中,厂里局势一直没有大乱,应该说与王洪文不无关系,也与这个厂造反派中的共产党员较多不无关系。王洪文所在的厂保卫科,共有6名共产党员与王洪文一起造反。这么多党员这么早造反,在上海其它工厂绝无仅有。国棉17厂保卫科文革中因此被称为“红色堡垒”。 和王洪文一起造反的一个党员文革后回忆说:

我们厂党员造反的很多,而且我们也不像其他厂,派性闹得那样厉害,我们厂从没有武斗过。开批判大会,也从来不给批判对象戴高帽子,即使是对张鹤鸣,也只是叫他站着听批判,没有其他侮辱性的措施。后来,干部们绝大多数都解放,担任各级革委会负责人,除了少数有政历问题的干部挂着。张鹤鸣后来要求去一纺机厂,王洪文也答应他,让他担任一纺机厂的厂革会副主任。

王洪文响应党的号召起来造反,在那样的形势下,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积极投入运动是必然的,也是党一贯的要求和教导。与王洪文对立的保守派,40年以后说起王洪文,说他“到底是共产党员,比其他的造反派讲策略”。 “讲策略”一词,在中国的政治语境里还有“讲道理”之意。王洪文响应毛泽东号召造反,但他骨子里并不是个完全藐视权威和规则的人,所以他的造反行为不像有些造反派那样肆无忌惮。这是许多共产党员造反派的共同特点,也是以后文革在社会秩序恢复阶段时,许多造反派纷纷被整肃,而王洪文仍被接纳甚至上升的原因。
工作队没有公开组织围攻王洪文,只是不表态,你干你的,我布置我的。但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上级的不表态支持,实际就是反对;正如下级的沉默,也被上级看作是反对态度。所以王洪文感觉到压力。实际上,对于王洪文的行动,工作队始终密切注视并上报市委社教办公室,前后共写了一万五千多字材料,还写过一份题为《假左派王洪文大暴露》的简报,报市委社教办公室以及工作队的上级领导纺织局工作团。
劳动模范王秀珍
王秀珍,“工总司”总部主要成员。
王秀珍是东北人,出生于辽宁省一个多子女的城市贫民家庭。6个姐妹中大姐饿死,二妹也早死,她是老三,很小就背着妹妹拣煤渣,11岁后断断续续念了3年书。
1950年3月,16岁的她进了辽阳纺织厂。因为工作积极肯干,进厂2年加入青年团,1953年加入共产党。后来,她被评为车间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接着,又被评为厂里、市里、省里,乃至东北地区的先进生产者和劳动模范。这对一个普通工人是很高的荣誉,这时她才20岁。随后,她又被提为沈阳市人民代表、辽阳省(当时的建制,今辽宁省的一部分)人民代表,成为省级最高立法会议成员。1956年,王秀珍作为调干生被保送进上海纺织工业学校学习,学制4年。而进校前,她在业余学校里只补习到高小水平。
1960年王秀珍毕业,被分配进上海纺织设计院。1961年,她怀孕了,王秀珍和丈夫老曹的父母都不在上海;而当时的住宅条件,老人们临时到上海入住连睡觉地方都没有,所以没人帮王秀珍看护孩子。设计院没有托儿所,以后孩子的入托成问题。此时正遇设计院精简,王秀珍便要求下厂,因为大厂一般都有托儿所。就这样,她进了国棉30厂,是一家几千人的大厂。 王秀珍在厂里担任技术员兼织布车间工长以及厂长室技术秘书。文革前夕在厂档案室工作。1965年七八月间,上海市纺织局需要政治上“可靠”且又懂技术的人员,为纺织系统工厂迁往“小三线”做准备工作,整理技术档案,王秀珍被借调去。1966年5月左右,整理工作结束,王秀珍回厂。此时正值批判“三家村”。
与王洪文所工作的国棉17厂一样,王秀珍所工作的国棉30厂也是老厂大厂,前身是仁德纱厂,1958年“公私合营”后,原资产所有者仍参与生产管理。长期的阶级斗争教育,让王秀珍对此看不惯:

为什么这些老吸血鬼还在社会主义企业中作威作福?为什么党委对这些家伙开口称“先生”,闭口喊“厂长”,捧得老老高?为什么厂里几个主要部门的负责人都是资本家,而部队来的转业干部受到打击甚至被排挤出厂?为什么工人对这些问题提出批评会遭到打击报复?这个厂到底是谁家的天下?这是什么企业?是资本主义企业还是社会主义企业?为什么?为什么?

根据文革中报纸的宣传报道,王秀珍对厂党委的态度是:

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旧党委对王秀珍的革命举动怕得要死,恨得要命。没有多久,就把她从档案室调到车间去当工长。他们以为这样一来,她了解的情况少了,不会再来“找麻烦”了。但是,王秀珍仍然顽强地坚持战斗。

文革初期的国棉30厂也与其他单位一样,最初上千张大字报,除了批判北京的“三家村”外,差不多都针对厂里原资方人员,将他们作为“牛鬼蛇神”批判。这显然是工厂党委的部署,把这些原本已是政治边缘人物的党外“死老虎”,抛出作为文革运动对象。
1966年的6月11日,厂里贴出了一张与众不同的大字报,标题是《厂党委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冷冷清清!》,质问党委为什么将厂里的运动搞得冷冷清清。虽然大字报只是质问,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但这是国棉30厂第一张针对厂党委的大字报。大字报上11人签名,第一个名字是王秀珍。王秀珍文革结束后曾说起写大字报的动机:

文革开始,我学了16条,讲重点是党内走资派。我对党委有看法,认为他们不关心群众生活,与资本家勾勾搭搭,就与厂长办公室的党员同志一起写了大字报揭党委问题,“四清”工作队进厂后也支持我的大字报。

形势的发展证明了王秀珍的前瞻性。8月,厂里按照《十六条》要求,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王秀珍因此而当选为厂文化革命委员会(筹)的主任。不久,工作队进厂。开始时,她与工作队合作得不错。但很快形势变化,王秀珍不赞成工作组的许多做法。她认为工作队长批资本家不批党委,是包庇党委,是路线问题,与工作队产生矛盾。 在大多数人还在把资本家等作为文革对象时,王秀珍已经将批判锋芒指向党内。工作组打算改选厂文化革命委员会,撤换王秀珍。他们对王秀珍说:“你不要因为改选不上‘文革’而闹。你是一个党员,你还听不听党的话,还要不要党籍?”
王秀珍感到了压力。10月28日下午,王秀珍带了一包材料,从杨树浦赶往地处延安西路200号的中共上海市委接待站上访,反映驻厂工作队情况。在接待站,她遇到在纺织中专读书时的老同学王春晓。王春晓在国棉17厂劳动工资科工作,和王洪文一起造反。王春晓向王秀珍介绍在场的同事王洪文。王洪文和王秀珍都是中共党员,这在早期工人造反派中很少。两人都在纺织行业,年龄相同,又都是东北大同乡,他俩一见如故,谈话非常投机。王洪文三天前刚从北京上访回来——

王洪文讲他们到北京告了17厂工作队的状,中央文革很支持,要他们回来与工作队、市委资反路线斗争。王洪文还要我利用文革主任的合法身份和工作队斗。
我胆子大了,回来就写了工作队一张大字报。

王秀珍邀请王洪文到自己厂里去介绍形势。王洪文第二天下午便去了国棉30厂,参加王秀珍组织的大型座谈会,作关于去北京上访的演讲。接着王秀珍又组织厂里的工人去王洪文所在的国棉17厂串连学习。不久,11月4日,王秀珍又在厂门口贴出大字报《一对宝货——工作队和厂党委》,再一次轰动全厂。当天,王秀珍他们还将工作组长和厂党委负责人游街,从工厂内的厂区一直游到工厂外的马路上。王秀珍以后一直说自己是响应毛主席号召起来造反的,但她也认为真正促使她坚持造反的因素,是与王洪文的结识。以后王洪文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后,他对国棉30厂造反派的支持,被写进《上棉17厂文化革命大事记》,说王洪文在国棉30厂斗争最困难时去支持造反派,“使得30棉纺织厂的文化大革命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
王秀珍的经历在上海最初的工人造反派中绝无仅有:共产党员、省级劳动模范、专科学校的调干生、科室干部、厂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有这样的经历者,文革初期几乎全部都是“老保”,王秀珍却是例外:不但是造反派,而且是在红卫兵运动兴起之前就造反的“老造反”。而且论受教育程度,在以后整个上海工人造反派核心成员中,王秀珍的学历也是最高的。但因为王秀珍是党员、“积极分子”,所以她造反后也像王洪文一样,有着党员“听话”的政治性格的另一面。在“工总司”体系中,她对王洪文最听从,不像其他造反派,有时会惹出点麻烦。她以后对于上海工人造反派以及“工总司”的稳定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车间工段长和团支部书记金祖敏
金祖敏,“工总司”总部主要成员。
金祖敏文革前也是共产党员。他是浙江绍兴人,共产党执政初期,他就参加了“土地改革”,1950年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1年他才16岁便在中共绍兴县委工作,担任绍兴文教干部学校的政治辅导员。1953年至1954年他到了上海,在一个会计补习学校学习。以后进上海劳动局第一机械训练班学习,1956年进全民所有制的上海电机厂工作,当车床工人。1958年“大跃进”时,上海电机厂在闵行工业区的厂区扩建,发展成为万人大厂,文革前是上海不多的十几个市直属厂之一。金祖敏196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担任大电机车间(第十车间)团支部书记,1965年“四清”时,被提拔为第十车间第二金工工段的工段长,不过身份仍是工人编制。当时上海电机厂的“四清”工作队长,是市委分管工业政治部的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王少庸,他对金祖敏的印象非常好,以后在文革中对金祖敏的提拔起了很大作用。
金祖敏并不是厂里最早贴厂党委大字报者。他后来说自己当初贴大字报,是因为“我们车间有个搞宣传的,对厂里提意见,厂里就叫他留厂检查,我就贴了张大字报,说车间和厂里这样做不对”。 8月23日,上海电机厂的上级主管局上海第一机电工业管理局的局长,带工作队进驻电机厂,工作队长作报告。金祖敏马上又写大字报,说报告中有的观点是错误的,轰动全厂。副厂长张惠民找金谈话说,“你这样下去要出问题,党培养你那么多年,你要好好考虑”。另一个局长也找金谈话。金干脆将这两次谈话内容都贴了出去。“我就这样造反了”。
但金祖敏毕竟是党员。据他自己说,他看不惯自己厂里有些非党员造反派,认为这些人文革前不少是落后分子,文革中又搞打砸抢。因此他后来担任上海市革委会组织组的组长时,当这样的人上报为厂革会常委候选人,他就不批准,将一些人降为“委员”,为此与厂里一些造反派闹得很不愉快。金祖敏认为自己即使在文革中,行事准则绝没有跳出共产党的规范,“因为我毕竟是共产党员”。
金祖敏工作过的上海电机厂,职工们对厂里有些当上厂级或车间级领导的造反派,评价相当不佳;但是,对同是造反派的金祖敏,无论是在造反派、保守派、还是干部中,大都口碑不错。甚至文革结束时,厂里一片大字报,都是贴厂里其他造反派们的,但很少贴位置更高、已经担任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筹)负责人的金祖敏。这或许能反映金祖敏的一个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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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记忆》第一O二期
帖子发表于 : 周日 10月 13, 2013 2:5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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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论】

《“四人帮”兴亡》一书的得失
——与叶永烈商榷(一)

黄金海

叶永烈写过一部《“四人帮”兴亡》(全集,以下简称《兴亡》)。他在《序言》中写道:“这一重大当代史题材,也没有相应的文学长篇,我决心填补这两个空白。”也就是说,叶不仅要用《兴亡》填补文革历史的空白,还要在文学上做开山鼻祖。问题是,历史是历史. 文学是文学。文学创作需要虚构,作者可以通过主观想象来设计悬念,安排情节,塑造人物;而撰写历史则必须以史实为依据,无论是历史人物,还是历史事件,都必须以真实为基础,不能主观臆造。叶永烈不但要把《三国志》和《三国演义》捏在一起,还要填补文史两个空白。可谓雄心万丈,大言煌煌。
2009年7月23日的《南方周末》刊载了一篇叶永烈的专访。叶永烈自称写《兴亡》时走访了许多当事人,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查阅了大量档案。在该文最后,叶永烈强调:“我的原则是,历史是基础,文学只是表现形式,它的根基是历史,历史本身是科学。所以必须建立在科学基础上。什么叫科学?科学是建立在可实的基础上,或者说是建立在史实的基础上,所以我反对那种虚构。”他还举了一个例子:一个作者写一位科学家在临终时吟了一首诗,而科学家的儿子说,在这位科学家临终前,他一直守在父亲身边,却从未听到有吟诗的事情。结果作者不得不承认是自己虚构的。叶就此发表感想:“我胆子是很小的,从来不敢这样虚构。我认为你的作品如果掺了1%这种假货,人家读者就会怀疑你那99%……”。“当代重大历史题材的纪实文学,我认为是不允许这样来虚构的”,“我认为写重大历史事件,应该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用事实说话,真相才有力量”。“所以这本书出版一直到现在都很平安。因为内容准确,事实清楚”。
读过这篇专访之后,我花了几十元钱买来《兴亡》。拜读的结果,让我大吃一惊——原来这位口口声声反对虚构的作家,写出的东西却充满了远离事实的虚构。我仅粗略看了一部分与我直接相关的人和事,就发现作者不但搞混了很多史实,而且不惜对历史进行大量编造。更令人齿冷的是,作者以文革的批判者自居,却仍旧以文革的思维来衡人论事。他的逻辑是,因为中央宣布了四人帮及其爪牙政治上的死刑,所以,这些人从小就应该是坏种。根据这样的逻辑,他不顾事实,先入为主,凭一己之好恶来选择史料,以绝对化、片面化、标签化来分析人物的心理,解释人物的动机。
我是直接参与文化大革命的当事人。《兴亡》中涉及的一些事我都直接经历过,我想用真名实姓来写写自己在文革时期的亲身经历,与叶永烈的《兴亡》做一对比,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

一、写王洪文

叶永烈说:“他(王洪文)穿着军官服,手里拿着复员军人证件和党组织关系介绍信,踌躇满志跨入上海国棉十七厂颇有气派的大门。他想凭自己是复员军人、党员,在这个厂里弄个官儿没问题,那是不在话下。”“如果沏上一杯茶,点上一支烟,坐在舒软的椅子上,翻翻报纸,看看公文,未来的日子,春风得意,清逸畅快是不言而喻的……好梦竟未成,完全出于意料,厂里分配到该厂的第二分厂当保全工,在他心中埋下了对厂党委不满的种子。”(《兴亡》第413页。下面只标页数,不写书名——本文作者)“(王洪文)闲茶闷酒,无聊烟……上班不离烟、下班不离酒……”(413页)“在改选支部时被推选支部委员,而支部委员是不脱产的。唉,他又得干那又脏又累的保全工,他成了阿混,他没心思学技术,混一天算一天。”(414页)
上述描写存在着几个问题:
1.在叶看来,王洪文造反完全是因为没当上“官”而对党委挟私报复。这一说法抹杀了王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起来造反的基本事实。叶的上述文字成为王洪文在文革初期行动的主要依据,这一主观臆测与他所说的“用事实说话,真相才有力量”的自我标榜,相距何止千里万里!
2.既然王洪文是军官,怎么会拿“复员军人”证书?应是转业军人才是。
3.国棉十七厂没有“分厂”,因此也就不存在“二分厂”。首先,纺织厂有极严格的制度规定,决不允许吸烟,尤其是保全工;直接在纺部车间,除非整天躲在厕所内吸烟。
4.既然王洪文是“阿混”,怎么能当选支部委员呢?而且是高票当选,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叶对王洪文的妖魔化还不止于此。
在朝鲜战争中,王洪文当过三年兵。为了证明王洪文年轻时就是个坏人,叶永烈“找”了王的一个战友。让他披露王的种种劣迹:“一次领导叫他去电台送命令,他怕路上遇到敌人,死赖着不去。又一次机关屋檐下一些带细菌物,广大干部战士忙着打扫,而王洪文却怕沾染,不参加打扫,后来看到大家清洗干净了,才装模作样赶到现场。又有一次,机关在一个山沟里,遭敌人炮击,他不顾机关和首长安全,炮声一响就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415页)
让人不明白的是,为何叶永烈不将那个战士名字写出来?至少他所在的那个部队的番号可以公开吧。在战场上竟敢违抗命令,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轻则会受军法处置,重则就地枪决。《兴亡》中的这个情节不能令人信服。
再说给“电台”送命令也有杜撰的嫌疑。电台本来就是为首长保障军事通讯联系,下达指挥命令的,就在司令员旁边,怎么要给电台送命令?另外,在敌人轰炸时,利用地形紧急隐蔽,防止无谓的牺牲,这是常识。非要干部战士都要将首长围起来保护?有这样的命令吗?
有趣的是,叶永烈后面又说:“王洪文在朝鲜三年作战后,爬冰卧雪,冲锋临阵毕竟坚持下来了。他戴着大红花回国后,从士兵升为军官,而且加入了共产党。”(415页)
作者不是又前后矛盾了吗,在朝鲜表现那样差,甚至到公然违抗军令,贪生怕死,怎么回国后在部队里又是提干,又是入党。叶以为像现在拍个马屁,花点钱就可以买个党员红帽子,弄个官当当?从五十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那时申请入党不仅有严格的政审,还要较长时期的考验,最后还要经过半年的预备期,经过党内外的评议,方能成为一名正式党员。
在写崇明围垦时,叶写道:“在围垦人员名单中有王洪文,王洪文火冒三丈,在他看来那是党委存心和他过不去,如今连保全工都做不成了,要去崇明种田了。那个恨, 那个气, 王洪文连眼睛都迸射出火星。”(416页)于是,他“干活磨洋工,打鸟,抓鱼,捉蟹”是英雄。“打牌,下棋,喝酒,一回上海就‘病’了,好久才回崇明”……(416页)
“从崇明回来后,这一回总算不再当保全工了,当上十七棉第二纺织工厂的治保员,一九六四年他调到十七厂的保卫科,当上保卫员……终于在那幢厂部办公楼里占有一张办公桌……还当上基干民兵连长。”(416页)
叶永烈接着写道:“哪怕弄个副科长也不错,王洪文坐在办公室的二楼,看着从嘴里吐出的烟圈,常常这么想。”(416页)
这里有四个问题:
1.崇明围垦,在上海的都知道,这是当时支农的重大措施,现在崇明的许多农场,都是当时各工厂企业统一组织工人、干部,去帮助围垦滩涂造出来的,我也去过崇明参加开垦。当时的政策是,各厂组织工人、技术人员,分批轮流去崇明。关系仍在原单位,从来没有说关系变“农民”了,王洪文怎么会“火冒三丈”,说“连保全工都做不成,要去崇明种田了”了?
2.说王洪文在崇明表现那么差,捉鱼、摸蟹、打牌、下棋……为什么不说明是在劳动时间还是业余时间?“一回上海就生病,好久才回来”,为什么不说明他生什么病?怎么装病?事实是那次王洪文患了阑尾炎,动了手术。
3.如此表现恶劣的王洪文,为什么一回到上海却被连续提干,调到保卫科?叶永烈讲述的王洪文在国棉十七厂时期的历史,实在是错漏百出。
4.王洪文调任保卫科干事之后,叶永烈告诉人们,他这山望着那山高,还想当个副科长。叶可以描写王洪文的心理活动,但是,要有事实做根据。叶把王洪文说成一个整天想着往上爬的官迷,其根据何在?
叶永烈还借用当时的一张大字报的揭发,“有人向工作队反映”王洪文“偷厂里的东西”,以说明王洪文品行之恶劣。“王洪文穿在里面的衬衫,是用厂里的花布做的,显然是偷的。”(417页)
1.可以肯定,这个向工作队“反映”的人不是十七棉的。因为十七棉只做白坯布(龙头细布),根本没有印花车间。没有印花车间,哪来的花布?没有花布,偷厂里的花布又从何谈起?
2.作为文革的过来人,叶永烈应该知道,当时的大字报是不能凭信的。如果仅凭“大字报”或“反映”就可以定论,那么当时有无数的大字报,揭发无数人为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为什么这些人后来统统平反呢?
叶永烈妙笔生辉,绘声绘色,是别有用心的。他无非想证明王洪文一生下来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坏蛋:“在朝鲜战场, 他想溜;干保全工, 他只是混;去崇明围垦, 他想逃。虽说他做过工,种过田,打过仗……(这是毛主席对王洪文讲的:你做过工,种过地,打过仗,比我强)却从来不是一个好工人、好农民、好战士。”(418页)

二、写王秀珍

叶永烈说:“王秀珍文革初期,认识了王洪文:成为忠诚的造反盟友”,“其实是物以类聚”(430页)。
王秀珍是辽阳纺织厂工人,1952年入团,十八岁就参加共产党,曾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还选上辽宁省人民代表。为培养她,组织上保送其到上海纺织工业学校学习、提高。在校一直担任团总支书记,毕业实习后分配到国棉三十厂任工长。叶永烈说王秀珍与王洪文“物以类聚”,请问,他们属于哪一类?
为了丑化王秀珍,叶永烈写道:“她以为到了三十棉起码会当上个车间主任。谁知道在管了一阵子技术档案后,只是任命她为织布车间的工长。她想不通。”(431页)与丑化王洪文的手法相同,叶的出发点就是王秀珍也是个官迷。按照这种逻辑,即使王秀珍当上了车间主任,她仍然会不知足,因为她还想当厂长。叶永烈心目中的王秀珍,就是一个对党“不满分子”。
《兴亡》中有这样一段文字:“王秀珍火了,气了,急了,她离开了工厂,借到局里去管资料,想借此脱离工厂,在局机关弄个一官半职。”(431页)
叶永烈的杜撰很蹩脚。王秀珍一“火了,气了,急了”,就可以到局里去弄个“一官半职”了?人事调动本是组织上的事,这是常识,哪有自己想去哪儿去就去哪儿的道理。
叶永烈还借王洪文之口,说王秀珍的国棉三十厂、王洪文的国棉十七厂以及我所在的国棉三十一厂是“‘三点一线’,互相支援, 共同造反。”王洪文所说的‘一线’,也就是八路有轨电车”。(433页)
这是作者编造出来的。
1.一九六六年十月,我去十七棉串联,了解王洪文他们去中央文革告状的情况。这是我与王洪文第一次见面。我和王秀珍根本不认识,也从未去过三十棉。王洪文和我都是在安亭事件后才见到王秀珍。我们怎么在工总司成立之前,文革初就“三点一线”,就结成忠实造反朋友了呢?
2.叶永烈也是上海人,应该知道,十七棉在杨树浦路底,三十棉在临青路,我三十一棉在长阳路兰州路,风牛马不相及。八路电车(早已拆悼了)是从杨树浦路底沿杨树浦路直驶外滩的,和长阳路相隔三条横马路,根本走不到长阳路(要换三部车),怎么个“一线”法?

三、写戴立清

《兴亡》还有一大段写到了戴立清,说戴是“上海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戴司令”。上海1966年底出现严重的经济主义妖风,对上海的经济造成严重破坏,叶说“最起劲的,莫过于戴立清的那个‘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他带领着‘红色工人’临时工、合同工们,为着‘工人阶级利益’而‘造反’……。”
叶还说,“这么个戴司令带着一班‘红色工人’代表前往北京,居然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受到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等人接见。”听罢‘红色工人’的控诉,江青流下‘同情’的眼泪。江青马上把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的负责人叫来。当面斥问道:我们听到同志们反映合同工制度是你们发明的?还是你们刘主席(指刘少奇)发明的?这是反动的资产阶级旧制度!你们不为工人阶级服务,还是回家好!你们这些大部长是怎样对待工人的?照这样下去,工人得到什么前途?什么合同工,简直像包身工了!这时康生帮腔道:制定合同工制度就是赫鲁晓夫,哪里是什么共产党员,你们想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这是夺权的大问题,那些不给工人办事的,全部解散!”(497页)
江青接着说:“我建议马上以中央文革的名义发个通知,必须允许合同工,临时工等参加文化大革命,不得有所歧视,二不得解雇,必须照发工资。从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以后所解雇的工人,必须允许马上返回单位参加生产,工资补发。”(497页)
这一大段绘声绘色的描写,有人物,有时间,有地点,有情节,谁会想到竟是自称要忠于史实的叶永烈的编造?事实告诉我们:
1.戴立清当时一直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部工作,从未离开过。
2.戴立清从未参加过什么“红色工人造反总司令部”。上海确有红色工人造反司令部这一组织,其“司令”名叫费敏章。费从未听到有如此接见。
3.戴立清从未带什么“红色工人”去过北京,与江青、陈伯达、康生、戚本禹从未见过面。按戴立清本人说:“叶永烈抬举我了,让我享受到如此殊荣”。
带有官方背景的《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中也有上述描述,而且几乎一字不差,不知是叶永烈抄《史话》,还是《史话》抄叶永烈?两者这样写,除了吸引人们的眼球之外,更主要的是为一九六六年底上海刮起的经济主义妖风做铺垫。

四、写叶昌明

叶永烈说“叶昌明任上海市革会科技组负责人”(650页)。事实上,叶昌明从来没有担任过这个职务。

五、写我本人黄金海

叶永烈说:“黄金海人称阿飞司令,一口流氓腔,一副流氓相”,“哪里有武斗,哪里有他”,“上丝六厂工人秦明芳攻击王洪文,黄金海和戴立清即带领人马赶去抓捕秦明芳,连夜审讯,直至把秦明芳逼疯!”“王洪文称赞他‘一不怕苦,二不怕死’。”(677页)
叶永烈这是凭空捏造!
1.说我是“阿飞司令”“一口流氓腔,一副流氓相”,有什么事实根据?
我一九五三年一月进申新五厂(合营后改为上海三十一棉纺织厂)时年仅十八岁 ,后从未离开过这个厂。我爱人是童工,一九五二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五七年领导要我去西安支内,我当即一口答应,国家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后因苏联撕毁合同,项目援建没去成。五八年按应知、应会考试,我评为七级车工。自己感到许多师傅辈才是六级、七级,便主动提出扣掉半级;到五九年国家三年自然灾害,为分担国家困难,我又主动放弃半级。
一九六五年,我带的甲班车床组被评为年度上海市五好小组,本人也被评为市五好职工。六六年三月文化广场参加表彰大会,曹荻秋颁发奖状、奖章。六六年六月文革开始,因为一张批评党总支学习风气不正的大字报,我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此时,厂部光荣栏里还贴着表彰我技术革新的大幅照片。
我自从进厂后,从未受过任何处分,在厂里或在邻里之间从未和人争吵过,党内积极分子会议邀请我参加,入党申请书已被支部已通过。要不是六月份开展文化大革命,党委也就批准我入党了。请问叶永烈,这些都属于流氓行为?
2.《兴亡》一书中说:“哪里有武斗,哪里就有他。”如果武斗中有我,那我是去制止武斗还是去挑动武斗?当然,叶绝对是说我是去挑动武斗。那好,叶永烈能否举出一个武斗的例子来证明是我挑动或指挥的?甚至我知道而不制止的?连“起诉书”“判决书”都写不出这样的一个例子。相反,我倒可以举出许多自己制止武斗的例子。
3.关于秦明芳一事,更是无中生有。叶书中说我带领人马去抓捕秦明芳,连夜审讯,直至逼疯。事实是,我至今为止从未见过秦明芳这个人。当时在康平路一次会议上。王少庸讲到静安分局抓了一个公开恶毒攻击毛主席的反革命。我和戴立清好奇,会后去静安分局问问。当时是找到分局军管会主任赵主任,问他这个人是不是有神经病,赵主任说没有神经病。
此时秦明芳已被分局收押了,是群众扭送去的。但赵主任认为我俩是“工总司”的,就要求我们代表群众组织表态。当时根据《公安六条》规定,我们签了名,同秦明芳本人没见过面。后来经查秦明芳确实患有精神病,有病历证明。关了大约两个多月,未作任何处理就释放了。这怎么能说是我们“调人马去抓捕”,还连夜审讯,直至逼疯呢?
4.叶永烈说秦明芳“攻击王洪文”,所以我们“即去抓捕”。而事实是,秦是恶毒攻击毛主席,而且毫无怨悔,大庭广众下,录音也不回避。秦的攻击内容全有录音在,现存上海市中级法院。叶永烈为什么不去听一听录音,把事实搞搞准确再写?如果仅攻击王洪文就抓人,文革中反王洪文的多了,那要抓多少人?可能吗?
至于叶永烈写其他许多人,也是极尽丑化之能事,把参加文革的人都说成是“社会渣滓”、“牛鬼蛇神”。连王洪文、王秀珍这样的先进人物都被丑化到如此地步,更不必说其他参加文革的干部群众。我认为,对于参与过文革初期造反的人,应当是有什么问题,就写什么问题,不要用编造来丑化人格。这就好像当年林彪事件后,一下子就将林彪这样一个声名赫赫的战将写成“逃兵”,仗也打不来一样。

六、写“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

叶永烈在《兴亡》中万编不离其宗,将王洪文写成野心家,千方百计篡夺“司令”位置。叶写道:“十一月五日——星期六晚七时半,上海一些工厂的头头应邀来到‘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计议在翌日正式召开‘上海工人串连交流经验会’……你一言我一语之中,有人提到了上海国棉十七厂‘永忠队’头头王洪文……”(434页)
1.事实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五日下午,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的吕英豪等几个红卫兵到我三十一棉来串联,是我接待的。吕英豪提出,明天(十一月六日)下午在愚园路首都红卫兵三司驻沪联站开个会,主要是串联一些工厂企业,交流一下上海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情况,要我们去参加。我答应了。事后我想到十七棉,十月份我们准备去北京告状时,听说十七厂去过北京,我就到十七棉了解他们向中央文革告状的情况。当时打电话是王洪文接的,叫王洪文一起去听听,王同意。此前王洪文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个会,更不可能知道(包括我本人也没预料到)十一月六日这天能成立“工总司”。怎么可能会出现叶永烈所说的,十一月五日上海一些工厂的头头提到王洪文的场景呢?
2.叶说,十一月六日这天会上,“大抵因为职业的敏感性,在保卫科工作的王洪文拿过签到本,刷刷地抄下了名单,从此,他手中有了一份至为重要的联络图”。(434页)实际情况是,那天根本就没有什么“签到本”,王洪文等几个十七棉的人很晚才来,更没有王洪文刷刷抄下“联络图”这一举动。
3.叶说王洪文在会上说:“我提议成立上海工人造反联络站。”(435页)这更是无稽之谈。事实是,这天下午的会上,各参加工厂单位的人揭发了各自单位党委压制群众的情况,红卫兵提出上海工人要组织起来,否则工厂的文化大革命就会被镇压下去。这一点大家有同感。这时822工厂的岑麒麟和上钢三厂的戴祖祥拿出一个用石膏刻制的图章,名称是“上海工人赤卫队”。这时王洪文就坐在我旁边,当即表示反对,认为原来讲好今天仅仅是交流情况,怎么连印章都搞好了?这不是“真主意假商量”吗?我也有同感,与会的许多单位代表也觉得奇怪。于是岑和戴被当成“政治扒手”轰了一下。首都红卫兵打圆场,说前几天他们来过三司联络站,已议论过工人要组织起来的事,他们也是好意。
这种情况下,“赤卫队”不好用了,这时红卫兵提出就叫“造反队”,但大家不太同意。我提出,这个名称应该能让人接受,能团结人,叫造反队不合适。现在共产党领导,难道你要造共产党的反?老工人一听就会感觉刺耳,这怎么能团结大多数呢?王洪文等人都支持我的看法。但红卫兵坚持这个名称,并大声朗读“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时似乎一些人也接受了。我提出,既然叫造反队,就应该含义明确一些,加上革命两字。这点大家比较同意。最后有人提出,北京一下子搞出几个红卫兵司令部,上海工人不要也分裂成几个司令部,内部搞不清楚,建议再加上一个“总”字。就这样大家一致同意定名叫“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会上从来没听到过有“工人造反联络站”的提法。即使“造反队”,提出后大家争论比较大,思想上一时接受不了。之前,各工厂企业也都没有叫造反字眼的,就是“红旗战斗队”、“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等,基本出发点都是文化大革命是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为了防修反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民主运动。仅提“造反”,就会有造共产党反的嫌疑,故大家一时都不能接受。王洪文在厂里也是组织“永红”战斗队,怎么可能提出叫“造反联络站”呢?完全是叶永烈胡编出来的。
4.叶永烈说:“在这次会上,王洪文提出既然成立司令部,就得选司令,惊人之语,开始操纵会议……。”(435页)
叶永烈既没参加会议,又没访问过主要当事人。我问过许多人,都说从来没见过这个叶永烈,只有廖祖康(王洪文秘书)被叶永烈找过。但廖没理他。于是叶就主观胡编。
事实是,那天会上没有提过选司令这个问题。连什么委员、常委都没议论过。仅仅议论了开大会时主席台上总要坐人,即“主席团”成员。会议一致同意当天参加会议的单位作为发起单位,各派一个人组成主席团成员。议论主席团主席时,由大家自报出身、简历和为什么造反。当时与会的只有两个共产党员,王洪文和秦麒麟,但秦自报在四清运动中延缓登记。当时首都红卫兵竭力主张由潘国平任主席团主席,认为他能说会道,造反精神足。我感到潘海派气息重,于是提出请王洪文担任,因为王是共产党员,复员军人,又是保卫干部。我提出后几乎没什么争议,这也反映了与会者虽然互不相识,但对共产党的干部还是一致相信的。
至于大会执行主席,大家一致同意由潘国平担任。
本来,大会主席团在大会结束后就不存在了,但因为此后各方面找“工总司”联系时总找王洪文、潘国平,自然就形成了“工总司”一、二把手负责人了,主席团成员自然也就成了“工总司”总部的成员了。
对于以后组建常委委员班子,是后来形势正常后确定的。会议始终以首都红卫兵包炮(中央美术学院红卫兵)等主持,根本不存在王洪文提要选司令,“开始操纵会议”等情况。叶为何编出这段情节?无非想证明王从厂里就“对党不满”,要成立“造反联络站”,要当“总司今”,无疑是“大野心家”。
叶说:“工总司最初筹备会议的委员中,三十多人只有两名党员,王洪文和耿金章”。事实是,耿金章根本就没有参加这次会议,直到苏州回来后才冒出来。

七、写“抢红布”

《兴亡》中有这样一段:“在协大祥,王洪文十几个哥儿们,闯了进去,王洪文说了一声‘找红布’!……。店员说钞票布票呢?‘你找曹老头要’,王洪文哈哈大笑……,店员说我这儿有电话,你给市委打电话,说完将红绸抢下。无奈王洪文只好给市委拨打电话,深更半夜曹荻秋怎么会在办公室?……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哥们儿便从店员手中抢去红绸”。(436页)编得真是活龙活现啊!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中,还有“将协大祥支部书记找来……”的文字。
事实是怎样的呢?我是这件事的当事人,自始至终都在场。因为决定十一月九日召开“工总司”成立大会,需要一点红布做袖章。在十六日会上,我们还循规蹈矩,担心钱和布票哪里来。不想却被红卫兵嘲笑,说我们婆婆妈妈的。当时分工时,上海红卫兵造反委员会方劲戎说:“文化广场会场我们包了”;“炮打司令部”红卫兵红鸥提出,“工总司”的办公地方他们包了,就放在巨鹿路691号;就是缺一些做袖章的红布。我们一部分人去协大祥布店设法借。
那天是十一月七日凌晨,去了包括王洪文,保温瓶2厂的范佐栋,五一电机厂的丁德法等七八个人。因为是凌晨,所以我们是从后门进去的。开始值班的店员有些紧张,不知发生什么事。我们向他解释,上海工人要组织起来,缺点红布做袖章,想借一些,同时范佐栋拿出工作证给他看。看看我们一些人还都着工作服,并不像歹徒抢劫的样子,也就不紧张了。但说店里没有红布,见我们不信,带我们去店堂看。果然只有半板红绸,大约十几公尺,我们就拿了这些。当时由范佐栋写了借条,承诺“工总司”成立后和他们结账。
那天真正出面的根本不是王洪文,主要是范佐栋出面,怎么会扯出王洪文给曹荻秋打电话,还讲“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那时谁也不知道市委电话,更不可能知道曹办公室电话。十几个“强盗”还怕一个老头子?还无奈给曹荻秋“打电话”?编得也太蹩脚了。总部取得经费后,派丁德法去协大祥结了账。
因为红绸不够,我们又去了金陵东路一个棉布批发仓库。那天正巧仓库一值班的开门出来小便,我们就上去了。开始那人也紧张,解释后,他不仅不紧张了,还领我们进去。里面有两三人值班,知情后一致表示支持,并帮助我们从上面搬下大约四捆红布,每捆直径约有一公尺,这下解决大问题了。离开时我们表示感谢,双方热情告别,这就是事实!
可是叶永烈却写成:“这回王洪文有经验了:把门叫开后,吩咐两个哥们儿们看守大门,两个哥儿们看守电话,他自己带人进入商场,果真抢到一大批红布……”(436页)
1.那时大家互相认识仅几个小时,谁是谁的“哥们儿”?而且出面交涉的主要还是范佐栋(还有几个红卫兵),王洪文当时只不过跟跟而已。
2.根本不存在 “看守大门”、“看守电话”,也没有必要那样做,一切都非常顺利。
3.那是一个批发仓库,根本就没有“商场”,何来“王洪文带人进入商场抢了一大批红布”?叶永烈连起码的事实都没有弄清,就把故事写到书里。
“一月夺权”后,一次毛主席接见王洪文,谈到当时困难,做袖章的红布都没有,只好硬借。毛主席说:“有什么办法啊,人家不承认你嘛”,就是指这件亊。

八、写“安亭事件”

这件事要从十一月九日在文化广场召开“工总司”成立大会说起。
叶永烈说,大会前十一月八日,“那些穿蓝色工作服的来访者”,到康平路要求曹接见,但曹未见,由刘冠英代表市委接见。“我们提出三条要求,……限于今日下午二点答复”。“下午二时到了,上海市委仍没有答应‘工总司’的‘三项要求’。王洪文骂骂咧咧:曹老头,明天我给你颜色看看”。(438页)
1.事实是,十一月八日大家忙于第二天的大会组织工作,我们,包括王洪文,只知道上海市委在延安西路三十三号,根本就不知道康平路才是市委负责人办公地。那天是有上海及首都几个红卫兵去康平路,根本没有“几个穿蓝色工作服”的(即工人)。目的是想请市委参加成立大会,讲几句话给予支持,反映了当时虽然对市委压制群众不满,内心还是承认市委是党的领导的心态。否则根本无需市委参加。
曹荻秋决定不参加十一月九日大会的消息,当天下午我们才知道的。上午还有消息说曹来参加大会,大家非常高兴。故大会一直等到下午。王洪文不可能在十一月八日就得知曹不参加,而且说“曹老头儿,明天我给你点颜色看看”这样的话。当时我们尽管在文革开始阶段受压制,但大家对中共上海市委还是信任的,希望市委参加、支持。否则要请曹来干什么?
叶永烈这一点睛之笔是别有用心的。大会后第二天发生的“安亭事件”,便可由他编造成:王洪文早就要用“安亭事件”给市委“颜色看看”了。
2.等到下午,曹荻秋不肯来。叶说:“当‘工总司’核心成员讨论下一步棋子该怎么走时,王洪文提出了‘上北京去告曹老头’。”(441页)
叶永烈这样一编,承上启下:后来的“安亭事件”,无疑王洪文早就有“预谋”了。事实是,大会从上午一直等到下午,曹荻秋没来,红卫兵不知从哪儿找来张文豹(原市委组织副部长)。这时大家还是对市委抱有信任的,既然曹不来,有个代表市委的讲几句肯定的话,大家也就放心了。但张说我不能代表市委,也不能表什么态,这时台下群众轰起来,要他滚下来。
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想到市委既不参加又没有一个态度,怎么办?心里感到不踏实。尤其是许多参加会议的人,一个厂就来几个人,担心回去要遭到更大的迫害。此时我看到有几个红卫兵提出不能散,到市委去要曹荻秋接见,主席团的人也都同意。这时根本就没有要去北京告状的想法,还是要争取市委接见。
根本不存在什么“核心组研究”,根本就没有核心组,更不存在“王洪文亮出了他主张,上北京去告曹老头。”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队伍不从文化广场直接开向火车站,而要冒雨到延安西路市委大楼去?傍晚时又到中苏友好大厦的咖啡厅等市委领导接见?
曹荻秋的“三不”指示,我们在大会期间根本不知道,而是队伍冒雨到了延安西路三十三号上海市委大楼,等了一二个小时,曹不肯见。但又传来消息(大楼的一只大喇叭叫的)说,曹在咖啡厅接见大家。于是队伍涌向咖啡厅。这时队伍已经不成形,主席团的人互相找不到。到了咖啡厅,门都没开,大家都涌在门口淋雨,等了半个多小时。这时忽然传来曹的“三不”(不支持、不承认、不参加)指示,一下子激怒了又饥又冷(大部分穿着工作服,午饭、晚饭都没吃)的群众。我见到一位红卫兵(是首都还是上海的也没有看清)拿着电喇叭,高呼“我们要去北京去!我们要见毛主席!”队伍约二千多人,一下子响应起来,开始涌向火车站。没有任何人组织,也没有人带队。人们是自发地、一窝蜂似地拥向北火车站。接下来便发生了后来所说的“安亭事件”。当时如果曹或者市委的某个人出面代表市委安抚一下,就决不会出现“安亭事件”。
3.叶永烈在写作“安亭事件”过程中创造了许多故事。
所谓“安亭事件”,就是几千人拥向火车站要北上控告,上海市委发了两列车,一列开到南京被扣下,一列602次列车开到上海郊区安亭被锁进叉道。还有几百人滞留在车站,这部分人步行到安亭汇合。时间从十一月九日至十一月十三日,历经五天。
关于拦阻上海至北京的14次特快列车,叶永烈完全是在道听途说的基础上添枝加叶。当时不少人被扣在安亭的第二列火车上,许多单位派了人到安亭来发传单,动员大家回上海。
《兴亡》这样写道:“王洪文说:‘好马不吃回头草,一不做 二不休!’王洪文看了一下表,对他部下说,等会儿上海到北京的十四次特别快车要经过这里,我们拦住十四次,要他们把602次(被困的列车)挂在十四次后面,直上北京!十一月十日中午十二时零二分,14次列车不得不骤然刹住。”又对列车长说:“我们就是要拦住你14次特快列车。王洪文哼了一声。”
怎么拦的?叶永烈没说。当时流行的说法是“卧轨拦车”。特快列车在安亭小站根本不停的,全速前进,“轧煞不管”,谁敢卧在轨上?于是别出心裁地编出一个“停车卧轨”说——车停下来后大家再躺在铁轨上。这样矛盾又来了:既然车已停下(怎么停的也没有交代),还有什么必要再卧轨?只要控制驾驶室或堵障碍物不就可以了吗?
叶永烈说:“听说韩哲一要来安亭,王洪文终于决定放行14次列车。沪宁线大动脈被切断20小时零21分之后,在11日上午8时23分,十四次特别快车终于转动了车轮。”(443—444页)
具有官方背景的周克、李成吾等编写的《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对安亭事件描述如下:“看到陈伯达的电报后(强调抓革命促生产,动员大家回上海),王洪文、潘国平、黄金海、张宝林等人大为恐慌。他们急忙煽动了几百人,从车上(被困在支道上的)下来卧铁轨……,中午又把上海至北京的14次特快列车拦了下来。据上海铁道路局调度所记录,该线从11月10日上午9时20分起,共被迫中断31小时34分。”
《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是这样写的:“上海铁路分局调度所1979年12月8日写的《关于安亭事件中断行车的情况》中说,14次列车,从11月10日上午9时20分至11月11日下午16时54分止,共中断行车31小时34分。”
可见,当年多如牛毛的大批判文章抄来摘去,盖出于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而王年一的来源,又是陈伯达所说的“上海铁路局调度所记录”。而这个“记录”,竟出自“安亭事件”后十三年才出笼的上海“铁路局调度所”。这个调度所是“上海工人赤卫队”的大本营,其主要负责人王玉玺就在这个单位。在“康平路事件”时,王将调度所的人全部调到康平路,致使铁路南北交通全部瘫痪。同时他自己利用职权,私调列车将大批赤卫队送到北京,以致于后来周总理亲自下令逮捕他。现在自然成了大左派了。这样的调度所在十三年后写的“情况报告”,有多少可信度?
叶永烈与上述表述不同的是,将官方传统的阻拦三十一小时三十四分,改成二十小时二十一分,起止时间从十一月十日上午九时二十分至十一日下午四时五十四分,变成十一月十日中午十二点零二分至十一日早上八点二十三分。官方传统的说法有依据,是十三年后“上海铁路局调度所的情况报告”,但叶根据什么?
我认为,所谓安亭阻拦14次特快一事,是根据政治需要编造的。理由如下:
1.我是十一月十一日下午二时到安亭的(因九日那天胃疼得厉害,回厂医务室打针治疗,没一起涌向火车站)。去后,得知曾有一列648次普客列车停下来,原因不详,停车时间约二十到三十分钟。这时,有人向里面塞传单。至于14次列车被拦,我既没看见过也没听说过。按停车31小时34分,应在下午四点多离开,这时我在安亭,不可能看不到。亊实上当时根本没有被扣列车。
2.叶永烈很“聪明”,他感到写31小时34分,要出洋相,因为十一日上午韩哲一(华东局书记)等领导到了安亭,并答应派快车送大家去北京,还祝大家一路顺风,许多人还请韩签名留念。这时安亭根本没有被拦列车,更没有14次列车,所以叶永烈将14次列车改成早上8点23分离开安亭,在韩去安亭之前。总的阻断时间,也缩短了11小时13分。这并不是疏忽,而是叶永烈精心编造的。
叶说:(拦车前)“王洪文看了看表,对他的部下说,等一会儿14次特快列车要经过这里,我们要拦住14次特快列车。”“部下”是什么人?叶没说。而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中,“部下”指的是潘国平、黄金海、张宝林等人……
为什么叶永烈故意忽略了“部下”名字呢?他清楚地知道,要是写出部下的名字就漏馅了。因为当时我根本不在安亭(10月10日),而大家又不认识张宝林,张更不是总部的人。我去安亭根本找不到王洪文。潘国平不在安亭而困在南京。只到12日凌晨,张春桥乘着卡车去煤场上接见大家时,才第一次见到王洪文也站在车上。怎么可能这几个人“研究”之后,发动群众几百人“卧轨”呢?
怎么拦车?叶永烈又有了新的发明。官方和“传统的说法”叫“卧轨拦车”,叶感到太离奇了:14次特快到安亭全速前进,“轧煞不管”,谁敢卧?于是,叶永烈改成了“拦车卧轨”(434页)。问题是,拦车何必卧轨,放点路障就足矣。
叶永烈说,王洪文看了一下表,说14次特快列车快到安亭。完全是不靠谱的编造——王洪文有“火车时刻表吗?”即使有,他也查不出14次特快在安亭小站停靠的时间。因为这次列车根本不停!谎言总难自圆,叶永烈本想通过编故事来弥补破绽,没想到,刚补上这个漏洞,那边又出现了一个更大的漏洞。
3.《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一书中提到:王洪文1980年6月5日被审讯时说:“我虽不主张他们拦截火车,也做了工作,但主要责任还是我,因为我是头。” 陈伯达认为:“传说王洪文不仅卧轨,而且带头,这可能不符合事实。”
由此可以证明,王洪文根本是反对拦截火车的,而且在我等几个人的公诉书和判决书中,也根本没有拦截火车的事。至于王洪文说:“不主张他们拦截火车,并做了工作”,是指当时确有一辆普客648次列车停过二十几分钟,但并不能证明这是指14次列车。
4.14次特快车被截三十多小时事件是一个历史谜案,犹如1937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一条铁路,嫁祸于中国军队,借此挑起“9.18事件”。也和德国国会大厦纵火案一样,无非是找个借口,把共产党镇压下去。从上述事实来看,无论是叶永烈的《兴亡》,还是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以及大量传抄、转载、摘引的文章,无一不是漏洞百出。在主流意识形态看来,通过这样一次又一次重复,就会把谎言变成戈培尔所说的“真理”。
5.如果确如官史所说,那么,14次列车上的列车长、乘务员、驾驶员,还有数以千计的乘客,为什么没一个人站出来证实呢?要知道,这正是揭批四人帮的好材料呀!为什么在几十年的高压审查之下,竟没有一个人出来证明当时的拦截情况?四十年过去了,为什么“卧轨”的数百人中,竟也没一个人肯出来讲一讲他们当初是怎样受王洪文指使的?又是怎么采取卧轨行动的?


【述 往】

风雨苍黄三十年
——我和赵紫阳的交往

武传斌

小 序

一个气冲牛斗,如日中天的学生哥,造反派头头,正半睡半醒,有一搭没一搭地应付着虎落平阳的省委书记通宵达旦喋喋不休的自辩——简直是一幅绝妙的历史漫画!虽然针锋相对,各藏心机,但正所谓不打不相识,一个从此认识
对手的“真”,另一个也感应到了对方的“善”。初识自此。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角色对换,轮到造反派虎落平阳。没有落井下石,冤冤相报,而是以善报善。身份不同,不可能有开诚布公的交谈,但几次短暂交往,三言两语的对话,彼此都心照不宣。一个“造反派”,一个“走资派”,竟在鬼使神差的历史碰撞中找到交汇点,因而相惜!
其中印象最深的,是走资派向造反派“借烟”的那个细节—— 一种看似不经意的close,一下抹去了彼此的鸿沟。接下来问敏感的政治问题,却又在轻描淡写的笑声中彼此彼此……
真正推心置腹,是在度尽劫波以后:“走资派”权倾一国时,“造反派”没有上门(要批条)。如今无权无势,幽禁深宫,自身还被“控制使用”的“造反派”居然敢冒风险赴京“上访”,“走资派”怎会无动于衷?也正是到这个时候,彼此的身份才相对“扯平”了。这是一个普通人和另一个普通人,在30年交往后第一次真正坦诚相见!从另一层面上,也可以读作是一位垂暮革命老人对历史的痛切反思。

“一月风暴”,不斗不相知

1966年11月中,广州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简称“三司”。当时中山大学的造反派亦是“三司”的主要成员),广州红一司,广东省委及人委机关的造反派组织和首都三司等,在广州体育场召开“广州地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我当时作为造反派头头之一也在主席台上(那时一般群众也都可以随便上主席台)。当场有人给他戴上高帽,他并不反抗。我上台批判赵的言词也非常激烈,但我不同意给赵戴高帽,摘下了他的帽子,他也没有表示什么。
他一直在认真作笔记,没有发言作辩解,一副“诚恳接受群众的批判”的表情。这是我第一次直面赵紫阳。之后,我还带队冲击过省委,冲机要室,抢黑材料,并多次组织或参与组织了批判“刘、邓、陶”,批斗“陶、赵黑店黑线人物”等大型群众大会。
  1967年元月,从上海开始的夺权风暴席卷全国。1月21日下午6时左右,赵紫阳在省委接受机关造反派的批判后,我们以传达中央精神为名,把赵紫阳、区梦觉、尹林平、张根生和寇庆延等五人拉到中山大学。“中大红旗”和“中大八.三一”把赵单独软禁在八.三一的总部大楼,由我负责和赵谈夺权的问题。
  首先,我要他交待如何死跟刘、邓、陶特别是陶铸路线,反党、反毛主席的问题。赵紫阳说:我没有反党,反毛主席,但是,我有严重错误。接着他便侃侃而谈,从他参加南下工作团谈起,一谈就是三四个钟头,几乎通宵。期间我一直处在半睡半醒状态,因为我对那些不大感兴趣,一心只是等他把权交出来——醉翁之意只在印。
  赵紫阳当时也只是抽象地承认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他的思路清晰。最后,我问他有没有看过《元旦社论》和最近的社论?赵说看了。我就安排他去休息了。第二天早上六时许,中大红旗公社社长陈家吉和我,还有我们八.三一派出的夺权代表蔡登望三人,再单独找赵紫阳谈。陈家吉宣读了“省革联”的《夺权通令》(载《南方日报》1967年1月22日)后说,我们庄严宣告:今天,我们革命造反派夺了广东省委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权!我问赵有什么意见?赵回答,我响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支持造反派夺权。赵还问我,夺了权,你们怎么办?当时我们只知道联合一些造反派组织去夺权,然后向毛主席、周总理和中央文革邀功,等待承认。所以我强调说:“以后你们听我们的,我们听毛主席的”。
  “你们听我们的,我们听毛主席的”,这句话原来是《红旗》杂志林杰向我们中大红旗、八.三一的驻京代表王斌林刚刚说过的,我是借用。
  赵表示:以后有什么事,可以找我,我尽力配合。之后,在我们的要求下,赵紫阳给林李明写了一张条子:“本地和外地革命造反派,向省委夺权,这是革命行动。请把省委、办公厅、文化革命办公室三个印交给他们。”
陈、蔡等人拿着条子就去找林李明了。由于林李明坚持要等中央表态才肯交印,我们就把林李明、韩宗祜和张云都拉到了中山大学。我说,现在就开(省委)书记处会议,你们在场的已超过书记处的半数,全部签字就有效。结果,除赵紫阳己表过态外,林李明、区梦觉、尹林平、张根生、张云和寇庆延都表态支持造反派夺权并签了字。
省革联夺权后,我们派出陈家吉、蔡登望参加勤务组。在工作中,大家都不懂业务,于是我们决定请赵紫阳担任顾问。赵当时的处境也很困难,经常被各种群众组织批斗,连吃、住、睡都不正常。不但人格被污辱,工作成绩被抹杀,还要戴上“陶、赵黑线”的高帽……在这种情况下,他冒着被打成“黑后台”的危险,同意担任省革联的顾问。如果他心中不是装着全省人民,焉至于此?
  1967年4月18日晚,周恩来总理在广州军区的珠江宾馆接见我们这些群众组织的头头们时,在讲话中说:省革联夺权的大方向是对的,但是犯了严重的错误。夺权的方向是对的,但方法是错的。夺权的形式成为一个不公开的谈判,一个要印,一个让印,这是让权。在这里,赵紫阳耍了个小聪明。
  文革后,我回头看,当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不是也把权让给了中央文革了吗!

二、“李一哲事件”,从相知到相惜

1974年4月,我接到通知,从惠州回省城,参加了许世友将军调来广东任职的省革委会全会。当时赵紫阳已调回广东两年,是省革委会副主任之一。
  会上,赵紫阳先是问:“武传斌来了没有?”我站起来答:“来了!”赵向许介绍说:“武传斌是咱们的小老乡,前一段因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受审查,现在(审查)结束了。”许大声说:“清查五•一六,这个东西很难说,我在南京也搞了,现在查淸了,(武传斌)不是(五•一六)分子,也就算了。” 赵不仅不计前嫌,而且很巧妙地让许世友出面讲话为我平反,实属不易。因为在专案组为我所列的罪状中,虽然当时已经删除了“反军、乱军”这一指控,但还是重点保留了“整理周总理、江青同志的黑材料,把矛头指向中央”这一条大罪。
1974年11月,李一哲的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在广州市北京路贴出。该大字报被毛泽东批示给全党中央委员人手一份,进行批判。广东省革委会当然不敢怠慢,在省革委全会上组织了大批判。会上不少委员的发言都隐指我是大后台,因为李正天、陈一阳和王希哲在文革中都是我们“红司”的,而且和我个人关系密切。赵紫阳在会上提出要组织专家批判,要允许李一哲现场发言,要从理论上驳倒他们,并强调只准“文斗”(结果通过几百场大型带有辩论性质的批斗会后,反而更宣传了“民主与法制”。当然,李一哲的表现也很好)。也是在这次全会,在会间休息时,赵紫阳走过来向我示意:“来,借支烟抽抽!”我知道赵是不吸烟的,但我也见过他偶尔也会向别人借支烟抽。在我给他打火时,赵问:“你是不是李一哲的后台?”我老实告诉赵说,我不是后台,但这篇文章我比你们提前看过,也不同意上街。赵笑了笑说:“不用紧张,我们不查(你这个)大后台。”虽然实际上我也不是什么后台,但我当时就感到,赵紫阳并不那么反对该文。

三、度尽“风波”,患难吐真言

1989年底我上北京,以老乡的身份到富强胡同看望赵紫阳。当时,富强胡同的两头各有两名全副武装的士兵站岗,赵家大门口也同样有两名武装士兵。大院内,一进的厢房还驻有大约一个排左右的解放军。表面看,他们都三三两两无所事事,二进以内就看不到有驻军了。
一位军人把我带进正房客厅,梁百祺大姐就迎上来了,把我让进客厅坐下。我说:梁大姐,我就是来看看总理和您的。梁大姐笑容满面地说,好,我去叫紫阳出来。待军人把茶端上来之后,梁大姐进了西屋,军人则从正门退了出去。之后,赵紫阳从里屋走了出来,我连忙起身迎了上去,用双手握住他的手,看着他满头的灰白头发说:“总理,您好!”赵的气色看来不错,依然笑声爽朗:“你这个武传斌,这个时候来你来看我了!你怎么能进来?”
我告诉他,我在胡同口确实看到军人挡住了几个想进来的人,我交出身份证并说明来意,等他们请示后,就放我进来了。我还说:“我们是老乡,而且,广东很多人都很关心你,我来是应该的,您能接见我,我很高兴,您看上去还不错……”
赵紫阳很关心地问了我的工作,身体和家庭情况,我都一一作了回答。转了话题之后,他就自我调侃说:“我这个总书记会反党,分裂党,真可笑。”他还告诉我,他现在只可以看到中央委员一级的文件。在谈话中我说:“您主张基层党组织都不应该脱产,您还说共产党再多人,在中国也只是一个党派,党的专职干部的工资等只能从党费中开支,而不应该花纳税人的钱,这些是否构成(你的)问题?”
  赵紫阳一挥手:“我不认为那是问题!”
  在谈话临结束时,赵告诉我:“(长子)大军他们都没有回来,(女儿)雁南每天回来照顾我,现在身体很好,请大家放心。”我说:“请总理保重!”
最后,赵紫阳还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话:“看来,我只适合当总理,当初我就明确表示我不适合当总书记。”
1992年5月上旬,我第二次去到赵家探望赵紫阳。胡同口和家门口的警卫一如上次,只是前院里的战士更散漫了些,有几个甚至还在树下打扑克牌。在这次去赵家之前,我风闻中央要“解放”赵紫阳,所以谈话一开始我就说:“总理,听说您现在可以比较多地外出打(高尔夫)球了?”赵紫阳笑着回答说:“只要我提出去,就可以去,虽然有一队人跟着,那是正常的。”
我趁势提出:“我可以以广东某个球场的名义邀请您去吗?”赵依然笑着说:“我离开北京可以,但是不能去广东。”
我试探着问:“听说只要您承认‘错误’,作个检查,就可以‘解放’了,是吗?”
赵的神情顿时凝重起来:“是的,我可以检查我工作中的严重不足,但是,我有三个问题是不会检讨的:第一,四.二六社论本身是有问题的,不通过我同意就发表这样的社论,更加不对。第二,对六.四的处理方式方法我不同意。第三,我这个总书记没有也不会分裂党!我所说的党的真正掌舵人是邓小平,那是事实,而且是早已公开的事实。除了以上三条,都可以检查。至于‘解放’出来干什么,那都无所谓。”
  在这次谈话中,还从我的工作谈到了国家当前经济改革的情况,赵强调:目前我们还是要大力发展民营企业,进一步解放生产力。那天的见面达两个多小时,中午吃了一碗汤面;据端面进来的战土说,这是梁大姐做的。我说,“真香!”赵紫阳笑了,说:“当年(指1967年1月21日在中山大学)你请我吃腊肠饭,我现在请你吃肉丝面,平了!”
1994春节,我打电话去给赵紫阳拜年,梁大姐接的电话,然后转给了赵紫阳。赵说,他身体很好,其他方面也还是那样,并要我向我的朋友们致以新年祝贺。
1994年5月,由于车祸,我住进了广州南方医院惠侨楼,在那里我遇见了也在惠侨楼住院的前海南省省长梁湘。在文革中,梁湘曾被打成我们的黑后台,文革后,彼此一直没有再联系。这次见面,梁湘很感慨。他十分关心赵紫阳,我便向他详细谈了我探望赵的近况。他说:“按照我对紫阳的了解,他至死都不会检讨(那三条)。”梁湘表示非常认同赵紫阳的话:“他真的不适合做总书记,只适合做总理。”

赵紫阳逝世的消息传来,我已身在加拿大。我不停地拨电话去赵家,却一直不通。无奈,我偕我太太刘炜只好参加了多伦多民间举办的赵紫阳追悼会,以献上我无限的追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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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记忆》第一O二期
帖子发表于 : 周日 10月 13, 2013 3:0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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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往】

红 宝 书

廖 康

“我们共产党员好比种子,”我背诵道。 “共产党人,”庞大麻壳纠正我。 “哦,对,共产党人,人民好比土壤,”我接着背诵。“土地。”“嗯,土地,”我机械地重复道,头上有点冒汗了:“我们到了一片土地……” 庞大麻壳又纠正我:“我们到了一个地方,你记性不是挺好的吗?”庞大麻壳不高兴了。“上次你不是背得挺流利的?显然你是没有认真准备嘛。骄傲使人落后啊!念你是这是头一回,今儿个我也不多说什么了。明儿给我背10页。背下来将功折罪,背不下来,后天背20页。这规矩就是规矩,谁也不能破!”
庞大麻壳是我们初中一年级的班主任。她姓庞,矮胖短粗,脸上有浅浅的麻子;特厉害,记性还特好。整本毛主席语录她倒背如流,而且随便你问她哪页,她都能背出来。更厉害的是,她特别善于引用毛主席语录,甭管什么情况,她都能用毛主席语录来说明你错了,她有理。大家虽然哑口无言,可心里还是有点不服。背地里都叫她庞大麻壳。
她交给我们的第一个“光荣任务”,就是把270页毛主席语录都背下来,向国庆节献礼,让全校看看我们的辉煌成绩。她的计划是让我们每天背十页,星期天休息。每天早上她都要抽查。
那年头,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救星”,是“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人人都会背不少条毛主席语录。他老人家的“最高指示”汇编成一本小红书,尊称红宝书。每天上课前首先要跟着班主任,手拿红宝书从胸口到头顶上方挥动并敬祝: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然后,再以同样方式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 身体健康!身体健康!身体健康!
那年头,到处都贴着毛主席语录。干什么事儿都得先念一段毛主席语录。开会前,党政干部总是首先带领大家背诵: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服务员在开始工作前,也会先念一段毛主席语录: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医院的墙上都贴着这条语录: 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火葬场里贴的准保是: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我们不仅背诵、引用毛主席语录,还用他老人家的话来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也不知是谁,出了个小册子,挺长一题目:“遇到问题在毛主席著作里找答案”。同学们也相信,要是把毛主席语录都背下来,我们一切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 一开始,我觉得背语录挺容易的;我的记性不错,而且我已经能背不少毛主席语录了。可没成想,这光荣任务突然间显得十分艰巨了。
放学后,我抓紧分分秒秒背语录,连上厕所时也带上了红宝书。那年头,很少有谁自家有厕所。大多数人都用公厕。有的公厕很简陋,根本没有冲水的设备。就是一条水泥池子;攒一个星期,社员来掏一次粪。我上的厕所就是这样的。我蹲在池子上,一边背诵“最高指示”,一边为社会主义农业发展做贡献。十条语录之后,贡献做完了。我把红宝书放在两膝间裤子上。掏出一张包装纸,揉成团,再打开,这样纸就软一些了。然后,用它揩拭做贡献的部位。也不知怎么搞的,在做这套习以为常的动作时,我的红宝书竟掉到粪池里了。“臭大粪!”我平生第一次骂出这句脏话。傻愣了几秒钟后,我意识到了可怕的后果:如果有人看见我的红宝书在粪池里,非把我当现行反革命抓起来不可。我的红宝书在公粪里半沉半浮;随时都可能有人进来看见。我提起裤子,连腰带都没有系好,就昏头昏脑地跑出去。四下寻找,找到一块大石头。抱起石头,跑回厕所,朝着那红颜色砸下去。啪唧!屎尿溅了我一裤子。我也顾不了那许多。红宝书不见了。为了保险起见,我又跑出去,找到两块半头砖。幸好四周没人。我像贼一样溜回来,小心翼翼地把砖头扔到我认为红宝书可能沉入的地方。然后,我深深地吸了口气,才觉得刚搅起来的气味真不好闻。
回到家,我把妈妈那本红宝书找出来。但无论如何,我也静不下心来背语录。各种可怕的景象涌入我脑海:公社社员星期四早上按时来掏粪了。他拿着长把勺子,一勺一勺地掏;发现我的红宝书了。他一定会把红宝书捡起来。人们都说贫下中农、工人老大哥和解放军战士最热爱毛主席了。他决不会容忍这种亵渎伟大导师毛主席的行为。他一定会把红宝书交给我们家属委员会。他们会看到我的名字。那我就完了!照例,在押走罪犯前都要开斗争大会。庞大麻壳、同学们,还有我的好朋友,都会上台来揭发我平日的反动言行,宣布与我划清界限,批判我的罪恶行为。有些义愤填膺的同学还会上来扇我嘴巴。开这种大会总是这样的,我见过好几次了。至于监狱,我无法想象。我担心的只是斗争会。我会被人家批判吗?哦,我真后悔用石头把红宝书砸到粪池子里!我应该把红宝书捞出来啊!可当时那么紧迫,我生怕别人看见,哪有功夫考虑那么多?再说了,没有合适的工具,也不那么好捞呢!唉,我就不该把红宝书带到厕所去。可后悔也没用啊!现在还有什么办法?我挖空心思也想不出一招。屎尿会不会把我的名字泡掉?看来那是我唯一的希望了。到底会不会?这我可得弄清楚。我立即做起试验来:找了个空罐头,倒满水,在纸片上分别用钢笔和圆珠笔写下自己的名字,把纸片泡在水里。我不记得我的名字究竟是用钢笔还是用圆珠笔写的了。名字不是我写的,是我爸爸写的。我的字写得太难看;我总是要爸爸帮我在心爱的书上写我的名字。坏了!他们要是抓住我,会不会把爸爸扯进去?他是基督徒,已经因为信仰而遭到批判了。爸爸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关于宗教信仰自由一条为自己做了辩护,还算成功。要是他儿子的现行反革命行为被发现了,人家说是受他影响的结果,他还能为自己辩护什么?我仿佛看见爸爸被批斗的痛苦的场面:他灰白的头发散乱了;妈妈在台下流泪。我是不是应该告诉他们今晚发生的事情?我想啊,犹豫啊,但决定还是等到第二天早晨看了试验结果再说。
那个星期一的夜晚,我平生第一次失眠了。那些可怕的景象不断在脑海里翻腾,使我无法入睡。我甚至起来翻看那个小册子《遇到问题在毛主席著作里找答案》,可那里面没有列上我这种问题。我把妈妈的红宝书通读了一遍,还是没有找到答案。直到凌晨,才朦朦胧胧地打了个盹儿。
天一亮,我就起来查看试验结果。用钢笔写的名字有点模糊了,但还是能看出来。用圆珠笔写的名字跟刚写的时候一样清楚。这该死的圆珠笔,我骂道。谁他妈的发明的这玩艺儿?我知道这是从西方来的。打倒资本主义!我平生第一次带着真正的仇恨喊出这口号。看来,能不能藏住这罪行我只有一半把握,我盘算着。如果我的名字是用钢笔写的,再泡两天屎尿,肯定看不出来了。否则……唉,那我还不如死了呢!死,13岁就死?这简直无法想象!于是我开始相信我的名字的确是用钢笔写的。对,爸爸老派,从来就不喜欢什么圆珠笔之类的新鲜玩艺儿。他只用钢笔和毛笔。可我让他给我写名字那会儿,是不是把我的圆珠笔递给他了?我怎么就想不起来了呢?
当庞大麻壳叫我到全班面前背语录时,我才惊醒过来。头两页还好,然后就开始结巴了,勉勉强强我背下来五页,就再也背不出来了。她提示了下段语录的头三个字,我跟着她重复了那三个字,可第四个字就是出不来。
她的嗓门变调了:“这不是明摆着的嘛!你压根儿就没花时间背语录,对不对?”
“我,我,花,嗯,没……”
“你不笨,脑子挺好使的。你就是没有执行我布置的任务,对不对?”
“是,嗯,不是……”
“到底是是,还是不是?请你明确回答!”她那“请”字比骂我难听。
“我,还,没有。是因为,因为……”我张口结舌的,说不出句整话来。
“别在这儿找借口了。我听够了。也不会相信的!”庞大麻壳的腔调越来越难听了:“有什么能比学习毛主席著作更重要?敬爱的林副主席教导我们说,‘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毛主席的书一天也不能不读。’你昨天吃晚饭没有?”
“吃了。”
看来,她还真是在背林副主席语录了,我暗想。
“你昨晚睡觉了吗?” “我没睡,嗯,不是,我睡了。”
“放学后背没背毛主席语录?”“我,我背了,可是,我,我背不下来,因为我,我……”
“你下棋来着吧?玩得够开心,是吧?你记性好。听说你还能跟两三个人同时下盲棋,真够棒的!赢了,还是输了?下了多少盘儿呀?你怎么不把这能耐用在背诵毛主席语录上啊!”她这通噌儿我,连讽刺带挖苦;我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从小到大,我还从没在这么多人面前丢过份。好不容易,她气撒完了,命令我第二天背诵20页。
挨完噌儿没多会儿就下课了。哥们儿都过来安慰我,问我怎么回事。可我能说什么呀?愣是一句没说。他们咬牙切齿地当了一阵庞大麻壳的爸爸和爷爷,替我出气。
一放学,我就跑回家。把我攒钱买象棋的罐子摔碎,捧着那堆钢镚去商店“请”回来一本红宝书,全神贯注地背呀背呀,背下来足足30页,超额完成了庞大麻壳布置的任务。可星期二夜里,我还是睡不着。我的试验证明,浸泡24小时以后,钢笔字模糊难辨了。但圆珠笔写的字仍然清晰如故。看来一切都取决于那件我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没有把握的事情。我爸爸到底是用什么笔写的?我该不该告诉父母呢?可除了骂我一顿,他们又能怎样?我该不该去家属委员会自首?他们也许会原谅我,但他们会放过爸爸吗?他们不是一直在找他的碴吗?我怎能给他们提供这么好的炮弹?可要是他们发现了我的罪行,会不会更惨?……
又是一个不眠的夜晚。星期三起床时,我觉得有点儿头疼。但一开始复习所背的语录,好像就没事了。那30页语录我都倒背如流了。
我们衷心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身体健康之后,庞大麻壳叫我站在全班面前背诵那20页语录。我机械地背起来,奇迹般地,一个错也没出,也没打磕巴,一气把30页全背下来了。庞大麻壳拍拍我后背,让我回座位。“很好!”她夸奖道:“大家瞧见了吧?只要认真努力,就能够比我要求的……”
砰嗵!我栽倒在身旁同学的课桌上,晕过去了。醒过来时,我发现自己躺在学校医务室的一张小床上。庞大麻壳坐在床边。她摸摸我的头,手柔软而温暖。“你太累了!”她对我说:“没别的,就是太累了。好好休息吧,孩子。”
她的声音那么温柔,那声“孩子”感动得我眼泪都涌上来了。眼看我就要告诉她全部实情了,她好像是要避免尴尬,站起身来说:“好了,我得走了;有个会要开。你歇着吧!明儿个要是还不舒服,就别上学了。休息好了再来。”
我点点头。她走了。
那天晚上,粪池里的屎尿明显增高了。除此以外,一切都没有什么两样。但我很害怕,好像那粪池随时都可能爆炸。一做完贡献,就飞快跑开,生怕大粪会溅我一脸。 但我怎样才能躲避批判和羞辱?如果红宝书上我的名字真是用圆珠笔写的,我就完蛋了!我暗暗对自己说道:“明天一定得早起,躲在树后看那社员掏粪。等他捡起红宝书翻看时,就过去看看我的名字泡掉了没有。然后再说。”这样决定了,我把闹钟定到五点半,倒头就睡了。 星期四,我妈叫醒我时,已经快七点半了!这紧要关头,闹钟怎么会没响?我查了一下那该死的钟,弦钮是松的,明明响过了嘛!我怎么会没听见?我赶忙跑到厕所;正如我担心的那样,粪池已经掏得干干净净。在池底只有一个石头和两块半斗砖,构成几何符号∵——“因为” ;我转到另一边,符号颠倒过来,变成了“所以”。红宝书却不见了。
我像往日一样去上学,但却不敢回家。直到天黑,我才溜回来,躲在树后,看看家里有没有情况。看到一切正常,我才进屋。妈妈骂我刚上中学就整天不着家,可她的责骂是我听过的最优美的歌曲。
星期五,我又是天黑后才回家;又听了妈妈优美的歌曲。
星期六下午没课。我大白天就回来了,心里一个劲儿犯嘀咕。两个好朋友来找我下棋,我一盘接一盘地输,给他们俩乐坏了!我时不时就看看窗外;听到脚步声心跳就加快,以为有人来抓我了。
那些夜晚,我躺在床上,总是睡不着,想象着各种可能性:也许掏粪的没看见那红宝书?也许我的名字泡得看不清了?也许他根本没有把那臭烘烘的红宝书拣出来?也许家属委员会的头头嫌脏没有翻开仔细检查?也许他们正在等我去自首?……
国庆节到了。我们班成功地背诵《毛主席语录》,把全校都震了。首先,我们背诵了前十页。然后,校长和老师们从我们50个学生中任意抽选,每人背一页。谁都没出错!然后我们集体背诵最后十页。期末,我们班评为优秀班集体。庞大麻壳评为优秀班主任。 我的罪行始终没人发现。为什么没人发现,对我来说,一直是个谜。但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用过圆珠笔。



【述 往】

验 尸 记
——插队轶事之三

公孙雨

近年有部热播的电视连续剧《大宋提刑官》,赢得众多观众好评如潮。北京人艺的著名演员何冰,将堪称世界法医学鼻祖的南宋学子宋慈,演绎得活灵活现、惟妙惟肖。剧中主人公刚正不阿的性格,精湛的专业水准,缜密的思维逻辑,特别是在昏暗浊世中仍执拗地追求公平与公正,都给人留下不错印象。
据说国内目前每年拍摄、播放的电视剧作品数以千计,但能让我吸引住眼球、锁定频道,每晚守候着一集不落的还真不多,《提刑官》算得上一部。而这部戏最初引起我浓厚兴趣的,便是剧中验尸的情节,它勾起了一段年青插队时的难忘记忆。
那是上世纪七二年的麦黄时分,麦子已割得差不多了,除了几处贪青地块儿,绝大多数麦田只留下齐整的麦茬和被遗撒的零散麦粒。知了趴在树梢发出没完没了“伏天儿”的刺耳鸣叫,吵得人心烦意乱。六月骄阳红似火,人们的心情犹如暴热的天气焦灼不宁,因为:一组叫张英的婆姨失踪了!
前一天后晌,张英没有出工,也没有和组里打招呼请假。谁也没太在意,生产队的考勤制度,不像工业化流程管理那么严格,上下班都要打卡,一不留神晚点就得承担扣工资后果。但到晚上还不见人影,她的老公许宝平日虽寡言少语,但到这时候也知道去找生产组长、副组长要人,让婆姨回窑做饭。组里干部让他自己先回去打问寻找,估计兴许犯自由主义走亲访友或赶集闲串去了。
直到第二天早起还不见张英踪影,上下左右都惊惶起来,感觉事情有些不对;再有什么紧要事,也没有彻夜不归的道理。一组组长金朝不敢再耽误,立马向大队主任老蔡报告。老蔡沉思片刻,不论怎样,先把人找到再说。一组生产暂且放下,人马撒出五路:一路发往西南四十里外的临镇,翻吴太塬、下砭上,沿云岩河川道公路上行,逢村落都一一打听,看是否有人见到;二路发往东南四十里外的云岩,顺着邻村高家河这条窄沟,经泥湾、谷堆坪沿云岩河川道公路下行,逢人便问,不敢有误;三路翻越分水岭中山梁,直奔三十里外的公社,不仅沿途打问,如没下落,先向公社报了案再说,就说人不见了,万一有下落,立马会再跟公社销案;四路去周边小中山、童儿湾、杨家山、吴家窑科一带,寻访能和张英沾亲带故或较为热络的人家;五路则在本队范围内的沟壑、深壕、窟窿、圪崂、崖畔,寻找任何可能的踪迹。
这通儿安排可能让看官感到杂乱,只怨本人没向诸位将地缘环境事先交代明白。我们插队的这个村落,地处三县交界,刚好又是延河流域与云岩河流域的分水岭,山高林密、路险沟深,老乡除非遇有要紧事由,平日很少出门。偶尔上趟云岩、临镇,如同赵本山小品中炫耀的:“上礼拜出趟远门,到了大城市——铁岭!”一组的一位老婆婆,闲聊时和我谈起:“唉~(陕北妇女讲话的感叹词,拉长音)不怕你们学生(老乡对知青的称呼)笑话,俄这辈子算是白活了,连临镇都没去过。”临镇距离本村四十里,属邻县行政区划,农历逢五、逢十有集市贸易,供附近老乡出售农副产品,购买所需生产物资和日常生活用品,包括生猪、猪崽儿、活鸡、牛骡马羊等大小家禽、家畜。本村另一个能够赶集的地方,就是云岩,距离也是四十里,不用翻山,逢农历二、五、八开放集市,所以本村的但有贸易需求,去云岩时候多,去临镇的少。
待一天过去,撒出去的五路人马都回来了,一无所获!老蔡面上平静如水,心里也七上八下。有人提醒说,是不是张英去往甘肃兰州,找爹妈去了?老蔡判断可能性不大,张英自打出嫁到本村,从来没提起爹妈的事儿,怎能爬起说走就走?况且什么衣物行李盘缠都没带,不像要出远门的样子。还是先等等看,不行过几天再往兰州发封电报问问。
夏日的伏天里,天气说变就变。中午还晴朗、闷热,午后下起暴雨,电闪雷鸣,还夹杂着核桃大的冰雹。幸好八九成小麦收割到了场院,要不损失可就大了。雨后第三天前晌儿,高家河一位高姓拦牛的饲养员,匆忙来村里报告,在高家河村外一条窄沟靠近沟掌处,发现一具尸体,他不敢近前详查。听说这村里在查询走失人口,让本家家属和村干部,赶紧去辨认。老蔡于是打发金朝引着大李和许宝,去高家河认尸。
高老汉拦牛的这条沟没有路,平常除了牛羊偶尔放牧到此食草,难得有人出入。前日五路人马大搜查时,也曾在这条沟找过,但里边太难走,人钻不过去,所以在沟口稍宽敞处转转,就打道回府了。据高老汉讲,那日早起耕完山上的麦茬地,他将卸下犁杖的牛群吆进了沟,准备自己到自留地转转干点儿私活,下午再来把牛吆回去。不料牛群进沟后没多远,便争先恐后地冲了出来,怎样赶都赶不回去。他心里起了疑惑,便勉强向里钻爬,看到的是半张人脸露出泥地外面,气味老远就呛得人不敢吸气。结果不用说,大家心里也有数,不是张英是谁?!看来还多亏了那场大雨,一场雷雨过后,沟里起了水,水流裹卷着泥沙、碎石,连同尸体从沟掌一并冲了出来。
三人回来向老蔡报告了认尸情况,老蔡埋怨为何你仨人不干脆就手将尸体抬回来呢。金朝解释说确实不好弄,人整个儿埋在泥土里,得多派些劳力,带上称手的工具:镢头、铁锨、斧锯、木棒、麻绳之类的,需披荆斩棘地现修一条简易道路,把死人捆绑到木头托架上拖出来。老蔡说,你们组看着弄就是了,好在家属人在场,怪不到队里什么,我得赶紧到公社去报案,看上面咋价处置;尸首拖回来先搁到村外那块高台地上,盖上席子遮挡一下,派人轮流看守,不敢让猫啊、狗什么的给祸害了;其它暂不要动,一切等我回来再理论。“明白!”金朝痛快应声答道。
时隔一天,老蔡领着地、县和公社三位干部到了村里。地区来的是位法医,按司法程序要对非正常死亡人员进行尸检。县上干部是县公安局的刑警配合法医工作,公社来的是武装干事,负责沟通联络及维持现场秩序,公社干部配置名额少,往往一人身兼数职,所以武装干部除了备战打仗、征兵安置复原、慰劳军烈属这些正差,平时也兼着辖区内治安、司法的任务。那几日,队上出了人命案子,大家虽然面上还各行其事,心里都惶惶的,脚底加快了行走步伐,说话也不像平常那般大声大气。
几位上级干部知道给本村知识青年带队的北京干部老王,也是公安出身,到村后没和当地干部见面,先来拜访来自京城的同行前辈。一说探望学习,二来主要摸摸村里和死者的家庭背景情况。老王当时来到村里已近两年,村子情况基本了解。在京时曾任区公安分局秘书科长,善于归纳总结和汇报布置工作,说话句句抓住重点,不离行业术语及政治方向。三位干部聚精会神地在小本上记着,几乎没有他们插话的空。至于说到死者家庭情况,老王说还是将老蔡和支部书记老杜叫来问问,这些我就不掌握了。
老杜和老蔡如何向上级领导汇报,本人未在会场,不甚了了。但对张英的家里情况,以前多少听说一些,人我也认识打过交道,这里还是由我给各位做些介绍吧。
张英是乳名,本姓李,邻村小中山人。张英的张,是个形容字,有张狂,嚣张的意思。因为她性格趋男性化,按北京话讲有点儿混不吝,说话口无遮拦,做事风风火火。她自小和父母亲在兰州长大,为长女,以下还有三个弟妹。张英父亲生俊在兰州的一个汽修厂做工,六二年闹三年困难时被精简下放,携家带口全家回了乡,住在小中山。张英和我们这伙儿知青同庚,属牛,回乡前在兰州念到小学六年,按当地老乡说法儿,完小毕业了。这在当时、当地,特别是在婆姨女子们当中,数得上高学历。
生俊这位爷临回乡前,厂子里发放了些遣散安家费用,虽不多,但在没什么花费开销的穷山沟里,也算个大款了。俊爷离乡出走多年,庄稼活儿早就撂生了,不会干也不屑于干,其实当初招工前在村里是否干得了也未可知。反正自打回乡后,整日走东串西,喝酒打牌,把那点儿遣散费不几日全吃光耗尽,不得不靠借债度日。俗话说,人穷志短,病重乱投医,俊爷的霉运跌到发昏章第十二:要在牌桌上把失去的夺回来!
话分两支,俊爷的发昏章暂且按下不表,单说前书中提及的一组大李。六二年正是大李在位执政,任书记兼大队长。其时老杜还在内蒙、榆林等地自家个儿伙同些许朋友倒腾贩马,搞“投机倒把”呢。大李农活儿样样精通,算得好把式,脑瓜也好使,好似小说《烈火金刚》里的谢老转儿,有七十二个心眼儿,九十六个转轴儿。
大李凭着勤劳且不失算计,日子光景在村里数得上乘,落得盆满钵满让人眼热。但天下之事总没个十全十美,平日里唯独让大李心焦,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的,是他有个一奶同胞的单身憨傻兄弟——许宝,年近三十还娶不到媳妇儿。为此事大李倒是肯破得钱财,但方圆几十里人家,但凡说是给许宝提亲,没有不摇头的。
许宝说来倒没什么太大不是,无论寒冬夏日趿拉双破鞋,心态快乐地见人嘿嘿笑着打招呼,被大人娃娃欺负也不恼,头发乱蓬蓬的,脸黢黑得似乎从来不曾蘸水打理。家里那孔寒窑一贫如洗,比起长兄大李的三眼青石接口窑洞,差得不是天上地下。大李家光景再好,对这个兄弟平时却没有什么财物救济,许是盘算即便给仨瓜俩枣,也填到了无底洞。
大李当着农村基层干部,口口声声讲的“革命”和“生产”,但对“推牌九”、“抹花花”这类群众“娱乐”,也能言传身教、身体力行。牌桌上借着和俊爷都沾个“李”姓,开头还称兄道弟、推杯换盏;一来二去立下换帖字据,自己甘心做小辈儿,让俊爷成了自家干丈人:将张英聘给了长其十几岁的兄弟——许宝。俊爷此时大咧咧盘在炕头端着架子收下份厚厚彩礼,暂解了债主逼门索债的燃眉之急。
俊爷熬到了时来运转,国家形势也发生转机,兰州厂子开始恢复生产。俊爷这样的老员工,可以回厂报到,接任原职。临走前,俊爷主持了张英大婚仪式。尽管还未到婚育年龄,但俊爷不是那种说话放炮拉稀的主儿,况且彩礼钱也不是说还就能还上的。至于亲闺女的命运前程,就管不了那么多了。就这样,张英孤身一人、举目无亲地离开爹娘弟妹,出嫁了。
转眼过四五年后,当我们这伙儿北京知青到了村里,张英已是两个娃娃的妈,庄户人称的“许宝家的”或是“许宝婆姨”。
插队之初,我们在二组的插友们与一组老乡少有接触,和一组的婆姨女子们更无来往。第一次遇到张英,是我到医疗站上岗之后。这所乡村医疗站坐落在一组的一个石窑院落里,门前有棵冠如华盖的大槐树,夏日遮阴,冬日挡风,所以一组的妇女喜欢在这座院落集合出工,或者休息开会学习。于是,对这个喜欢喳喳呼呼的许宝婆姨,从一开始我便有些印象,后来从插友大立口中,得到更多的形象资料。
张英中等身材,身高大约一米六几,圆脸庞、齐短发,面貌在一组的婆姨女子中属拔萃之辈,加之性格率直泼辣,人再多的场合讲话也不怯场。加之原来就有识字、算术的文化底子,自然就成为一组妇女中的生产、学习积极分子。我曾看到她担着百十斤重的羊粪肥料,一路小跑地从院门前飞过,不歇气直到半山上的庄稼地里。那种干活的劲头儿,不感觉像是“受苦”(当地对劳动的称谓),更像是参加体育比赛,洋溢着青春的气息。张英体态丰满,侧面看有种浑圆的曲线美,伴随着劳动的节奏,身上每块肌肉都透出协调的韵律。
自从实行大队核算之后,每个生产组都设有政治、文化辅导员,由我们知青插友们分别担任。辅导员不仅参加各组的生产劳动,还利用田间地头休息时间,帮助男女劳力们阅读书报、扫盲识字,学唱时令的红色歌曲,如“大海航行靠舵手”、“满怀激情迎九大”什么的。也别说,这些举措虽谈不上多么轰轰烈烈,但整得大伙儿心里暖洋洋的,感觉日子有了奔头,站在这沟壑荒梁上,能看到北京天安门呢!
于是,各组之间都在暗地里较上了劲,有主动要求挑灯夜战的,有展开比学赶帮劳动竞赛的,大队还不时搞点儿评比“四好社员”的人物秀。张英就在那时从一组“秀”了出来,被评比当上劳动模范。
不过很快张英就陷入了失落,起因是选举一组的妇女队长。那时陕北农村的选举文化还是蛮民主的,每个被选举人背后放只碗,群众选举人陆续鱼贯走过,在中意的被选举人碗里放上一粒玉米豆(个儿大,易数),最后以碗中豆儿的数量多少论输赢。张英自以为胜算满满,不料却大比分输给了“海兰家的”。
“海兰家的”大号“志兰”,娘家在邻县皮头塬上,也有小学文化,老公在外当干部,每月拿着几十元的“皇粮”,家里自然不指着志兰挣点儿工分糊口。可志兰偏偏不是个耐得寂寞的主儿,与其随着丈夫当公家粮站的家属,整日无所事事,不如将吃奶娃娃交给婆婆照料,自己扛把锄头跟大伙儿出工下地快活。在娘家时,志兰跟过几天戏班,念唱扮打也会两手,到婆家这边参加文艺宣传自然是主力。
竞选一组妇女队长,“能干的”张英输给了“能唱的”志兰,你说让张英怎么不憋屈?其实光这点儿事也就罢了,架不住婆姨之间的叽叽喳喳,更让人憋屈死。你想,婆姨的称谓都是将老公挂在头前论短长的,凭这条“许宝家的”也争不过“海兰家的”不是?!这些还都是大面儿上说得出的,私下里的议论更离谱了。今儿个传出和本家大伯子的风流韵事,明儿个有人瞧见远房小叔子撬了张英的门(指“偷情”之意)。一组是个老户(类似“原住民”)村落,家户间沾亲带故,一时间真真假假,张英似乎与七八成成年男性均有乱伦嫌疑,个别没沾上的都好像吃了老大的亏。
其实张英对这些风言风语议论的承受能力还是有的,打心里并不畏惧。别让姑奶奶我听见,否则那回敬的语言相当震撼,祖宗八辈儿都得从墓堆里跳出来不得安宁。男人心虚得不敢还嘴,女人只好将怒气咽回肚里,夜黑地在炕头再自家算账,给掌柜的(指“丈夫”)好果子吃。
另一件让张英更心烦意乱的,是在我们这伙儿知青的引导下,队里开展了反对“包办买卖婚姻”的宣传教育。
实行大队核算后,老杜“解放妇女劳力”的主张得以实现,成立了以未婚女子为主力的水利队,婆姨们在自己所在村组建了妇女生产组。知青辅导员通过组织学习,比较深刻了解到当地婚姻基本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结果,和出嫁女子收受彩礼的“买卖”过程。这和我们脑海中耳熟能详的“小二黑结婚”中展现的农村浪漫爱情故事完全不同,显然是落后的封建残余!插友们义愤填膺地向大队支书老杜反映,要求在村里宣传、取缔这等丑陋现象。一向能紧跟形势、政治方向正确的老杜,在这个问题上却出人意料地态度暧昧。大体意思是:“宣传没问题,举双手赞成;取缔有难度,情况复杂,让已订婚的女方都退了彩礼,恐怕这事儿不大容易。”
不管怎样,老杜并未明确反对,于是各组田间地头就大张旗鼓地展开宣传攻势,效果初见成效。二组的兰雀儿退了喜林家的彩礼,从小订的婚约解除了。说起来喜林当时念着“戴帽”中学,正经也算得个文化人。一组的跳转儿也爽快地将邻县村子白家塬的婚事退了,跳转儿家成份不好——地主,但这次做了进步露脸的事,走起路都扬眉吐气,透着自信和神气。二组窦家的女子桂儿闹着要退掉本村祁家长子国儿的婚约,嫌国儿也有憨傻之气,与自己不般配。桂儿父母早亡,跟着兄嫂生活,桂儿的兄长担着队里副支书的职务,思想应该进步,却半夜跑来央求知识青年放桂儿一马,叫她千万不能退婚。说国儿虽然不精明,原先家里光景在村里数一数二,桂儿结了婚不吃亏;前年国儿的父亲给队上打窑修马圈因公牺牲了,剩下孤儿寡母的不容易,再摊上退婚,我们良心上也过不去。况且再有一条,我自己的妹子自己知道,面相不好,能找个人家并不容易,婚事是两个老人(父母)在世时订下的,当兄长的不敢违背了老人生前意愿。这番话听得我们无言以对,下不来台,只好推托“还是尊重桂儿本人想法”云云。
桂儿的婚事还闹得没名堂,张英也跑来让知青做主,坚决和许宝要离婚!说自己是包办买卖婚姻的典型受害人,与老公许宝一丝一毫的感情都没有。许宝要娃娃两个都给他留下,自己净身出门,什么都不要!插友们已经有了二组桂儿的经验教训,不想再招惹更多麻烦。一组老户居多,亲戚套着亲戚,大李也不会轻易让兄弟许宝,就这么把到手的媳妇儿没了。于是再三打劝张英,看在两个娃娃的份儿上,能凑合就凑合着过吧。反对“包办买卖婚姻”,主要针对的是还没结婚的,已然结了就别轻易离了。
“你们学生说话不算话,说一套、做一套,道理到我这儿就变了?不管别人同意不同意,反正我是不能跟他过了!”张英倔脾气上来,说话不管不顾,撂下几句硬话,悻悻地离开了。从此,插友们对这场轰轰烈烈的宣传讨论,热度大大减退,看来天下许多事,还是尽量顺其自然吧。
原以为这件事就此打住了,老乡也好、知识青年也罢,照常按照既定轨迹,继续走着自己的漫漫人生路。谁也想不到张英竟以这般惨烈的方式,给自己不幸短暂的自然生命过程画了句号。
原谅我,在展开验尸过程之前,就给张英下了自杀的结论。其实不仅我,每个多少知道些张英背景的人们,都不约而同地在第一时间做出相同的判断,反而对公安要给已经死去的张英进行尸检,多少感到不解。就连对老蔡跑到三十里外的公社报案,都觉得有点儿“头戴草帽打伞——多此一举”。北京干部老王以其久经磨练的职业素养,对这些风言风语议论,无论来自哪一方面,均不以为然。他严肃地告诫我,“公安工作不是儿戏,对任何案件,没有掌握确凿证据,不能轻易下任何结论!”
老王的话是在医疗站窑洞对我讲的。那天一早,老王史无前例地来到这里,笑眯眯地看着我蒸煮针具、器械,做一天的准备工作。虽然和他打了两年多的交道,但在我眼里,公安干警的身份,让人总不得不保持某种敬畏的距离。队上前前后后有三十多知识青年要老王操心,没事儿我就别跟他“套磁”添乱了。
“还忙吗?”老王开口问道。
“还行,今天。”我到陕北仍然延续着北京人的说话习惯,常不由得将语序颠倒,时间作为状语放在了句子最后,像是英文的语法。
“不忙的话,跟着去验尸吧,一会儿上午开始。”老王轻描淡写地道出主题。
“医疗站也要去?我去叫佳信来,他经验多些。”我感觉头皮一阵阵发麻。
“没必要,验尸有法医呢。”老王对我找人替包儿的想法一口否决了。
“让看吗?不会影响工作?老蔡和公社武装干部说了,不许围观。”其实还是自己心里打鼓,从小真没见过死人,更别说在这种场合。爷爷、奶奶和姥姥死的时候,我磕头都没见着脸。一个对着匣子,一个冲着棺材。
“有我在呢,没事儿。你要愿意就过去看看,增加些历练,以后也许用得着。”老王摆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那好,您先走,我锁门。”
走到院外,三位上级领导和老蔡,已站在槐树下吃烟等候,老杜没来,事情都交给老蔡处理。见我跟着老王出来,老蔡很“绅士”地掏出招待香烟,分别递给我们俩,冲我说:“你能去最好不过,干脆把急救药匣背上,带点儿急救药品和针管,防备有人在场不舒服。”要说老蔡就是老蔡,这样轻而易举、名正言顺的事,我怎么就想不到呢?!现在城市里遇有重大事件,公安、武警、消防、120急救,不都是提前在现场备勤,以防不测?于是,我便当上那天村外验尸现场急救的120。
那块停放尸体的高台地并不远,出村口沿着河沟走三四百米,转个弯就到了。一路走着,看见前面的县公安刑警和武装干事随手揪下路边的野蒿草,搓成细圆柱状塞到鼻孔里。我好生不解,想起了某种动物“鼻子插葱——装象”的歇后语。老蔡示意我也照此操作,谁想那野蒿的味道太难闻了,恶心得想吐。老王笑着说:“忍忍吧,这味道比尸臭好多了!”
果不其然,离高地还有五十米开外,一股浓烈的气味迎面扑来,野蒿的味道根本遮不住。这种特殊臭味儿,我只在中学下乡劳动的稻田里闻过,是只泡在水中的死田鼠,肚子涨得鼓鼓的,害得我们一天吃不下饭。而现在的味道,比那只死耗子还要臭十倍!再有心理准备,我也不能向前挪步了,就站在距离尸体位置十几米的太阳底下吧。
死去的张英停放在荒芜的台地上,身下铺着一张破旧的芦席。头天金朝带人用木棍和席子搭了个简易棚子,起到遮阳挡雨的作用。逝者不能见天日,也是算遵循古老传统的殡葬习俗。帮工的人们都站得远远地张望,没人交头接耳、咳嗽,更别说大声喧哗,翘首以待等着看法医如何操作。
法医同志围绕棚子转了一周,端详尸体的外观状态,连眉毛都没皱一下,从随身工具箱中摸出口罩和橡胶手套带上,鼻子上也没插“装象”的野蒿。那位刑警已事先帮助揉搓好,像递烟卷儿一样送到他手里:“遮遮味儿吧!”“不用,习惯了。”法医看都没看就扔在地上,“过来搭把手吧。”法医将皮卷尺抽出,一头塞到刑警手里,笔记本扔给武装干事,“麻烦你做记录!”
刑警和法医蹲到地上,刑警量脚、法医量头,“记,身高:一米八。”听到这个数字,我不由头皮发凉,感觉是不是弄错了?要知道张英平时也就是一米六几的个儿,那来的一米八呀?我才一米七三,张英比我矮半头呢!这时我才努力正眼打量死者,真的!确实高大许多,而且头部和身体比起来,显得特别的小,简直不成比例。
法医从箱子中掏出剪刀和手电,继续他的工作。顺着身体一侧,将裤子、上衣整个豁开,露出半边裸体。大腿衬出惨白的底色,上面红、紫、绿、蓝,各类颜色无规则地混织在一起,好像现代战场上的服装保护色。法医上身趴在地上,用手电照向下体位置,“记,没有发现性侵迹象。”我这时开始慢慢有点儿醒悟:这花花绿绿的五颜六色,是由于雨水的长时间浸泡,衣服颜色染到皮肤上造成的,而紫色是缘由皮下大面积淤血。
法医扔下工具,只用双手摩挲、折扭四肢骨骼,“记,双脚掌骨骨折……小腿胫骨粉碎骨折……大腿股骨骨折……骨盆粉碎骨折……手臂骨折……门齿脱落……口腔、鼻腔、耳道有出血……舌尖位置正常……头骨完整……身上皮肤多处擦伤”。“好家伙,这浑身的骨殖都摔散了,就靠筋皮肉连挂着。”老蔡含着烟锅儿,蹲在地上自言自语。是啊,这也就说明张英死后为何变成一米八的大个子,骨头碎了,肌肉腐烂发胀,没有体积变化的只剩头部。“看来真应了老话儿讲的,男人趟崖头朝下,女人趟崖屁股着地。”老蔡随口说的后面的这句话,让我琢磨了好久。后来在一本讲人体生理结构的书上,找到相关答案:一般男性比女性的重心位置偏高那么一点点。这是后话了。
法医摘下手套,“初步勘察结果:死亡时间,大约五天。死因——‘高坠’,应该没有问题。如果家属、队上有任何疑问,就得拉到地区做进一步解剖检查。你们看?”“队上没意见,看家属咋地?”老蔡紧忙答道,眼光瞟向大李。“家属也没意见,我替许宝做主。大家辛苦了,回我窑里坐吧,去喝点儿水。”大李一边说,一边掏出香烟逐一招待,总算长松了口气。
刑警没有搭理大李,冲老蔡说,“事情还没完,你领着我们去事发现场看看,那边还得做个现场勘查记录。地区同志不用去了,我和武装干事跑一趟。”于是老王陪着法医回去休息,老蔡等仨人上山、钻沟,到张英跳崖现场上下勘测,直到后晌才一个个累得气喘吁吁地回来。“啊呀,那地仗儿不知张英怎么找的?!那么几十丈老高的胶泥红崖,我没到跟前就眼晕!”老蔡刚进门,就发出一通儿感慨。
刑警不一会儿做好了“尸检报告”和“现场勘查”两份记录。尸检结论:高坠;现场勘查:自杀;需要家属和队领导签字认可。老蔡推说不识字,让我代签。我问老王签谁的名字,“还是写老杜吧。”法医和刑警也都点头示意认可。许宝作为家属压了手印,我帮助在旁边注上他的大名,这套程序到此就完成了。
随后,老蔡将大李叫到一边:“后面安葬的事儿,队上就不管了,你们自家看咋价弄。天气太热,人放不住,要通知人家父母就抓紧些。”大李说:“这事正要和你商量,兰州路远,人岁数大了,路上不敢再有闪失。不如先下葬埋了,入土为安。等过俩月天凉快了,再慢慢告诉兰州那边。”“是啊,一组这几天生产全耽误到这上了,地都撂下没人耕,早点儿办完早点儿踏实。”老蔡看着大李前所未有的谦恭,也便没驳他的面子。
老蔡放了绿灯,后面下葬就进入程序流水线:扯布、砍木头、钉棺材、打墓窑……半天功夫齐活。可如何将尸体放进棺木,遇到了难题。按常规,应当将死者遗体清理干净,换上寿衣,铺金盖银,几位近亲男性抓住褥单抬进即可。然而前述张英由于非正常死亡,尸体已开始腐烂发胀,无人愿意近前。许宝担着扁担从河沟里打了两桶水,泼到张英身体上,就算冲洗了。几人将现钉的薄皮棺材,敞口侧放到死人旁边,用镢头和木棍撬着尸体慢慢挪入,然后再把棺材勾着扳过来放正。
死者寿衣根本没有裁剪、缝匝,扯来两块花布,直接扔到尸体身上了事。棺材也做小了,盖儿盖不上,木匠找到几颗大铁钉,愣是给钉瓷实了。要知道,陕北与京城一带风俗不同,棺材盖是不能钉死的,否则会影响升天转世。不知是众人一时忙乱顾不了许多,还是张英确实命薄,连下辈子转世的希望也没的了。
本以为张英的故事到此就结束了,除了许宝和两个孤儿孩子,很快她的名字就被人淡忘。不料秋凉之后,事儿又来了!
两个多月之后的一天下午,张英的父母乘火车、长途公交车辗转从兰州赶来了。他们在砭上下车,步行走二十里山路,进村直接奔大李家而来。大李没有一点儿思想准备,支支吾吾地说道,张英得了急症,没等送医院,人就没了,怕父母着急,没敢当时告诉,如何如何。俊爷根本听不进去,一要大李说清楚到底什么病;二要质问为何不马上通知父母家人;三要找人开棺见女儿张英最后一面。前两条实际大李已经表述了,反正信不信由你。第三条最要命,掘坟开棺万万使不得,谁都清楚张英是怎样被敷衍草率入殓的,让俊爷亲眼瞧见还不更得闹翻了天!
大李叫来许宝给丈人俊爷跪在地上磕头求情,说看在两个娃娃份儿上,让张英在地下安生,不要再惊动。万一动墓陵让死者见了天日,不光对在世父母弟妹不好,后人几辈也将不得安宁。同时打发人去医疗站找佳信,给俊爷说明张英的病情死因。佳信何等精明之人,背起药箱就奔后沟村里“出诊瞧病”去了,推说张英去世时自己不在,什么情况都不知道。无奈之中,大李呼老蔡、叫老杜,犹如热锅蚂蚁般团团转,把平时积攒的对老蔡、老杜的成见全丢到脑后,真不知道哪儿能找到救命稻草。
有人提醒说当时北京干部和知识青年在,他们说说兴许俊爷能听进去管点儿用。其实俊爷来时,老王刚好被调往另外一个村子带队任职,接替他的是比老王稍长几岁的前和平街派出所长国华同志。这位兄台河北籍贯,说话直来直去,脾气秉性和老王迥然不同,没商量!甭说我刚来此地不了解情况,即使一直在这个队,我也不像老王手伸那么长。北京干部只对知青负责,队里事儿我不参与!
我拗不过一组几位老乡的央求,硬着头皮朝大李家走去,费心盘算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半路上,碰见大李飞速般迎面跑来,“快赶紧去说说吧,我是没辙了,见人就骂,见东西就砸,疯了!我到后边躲躲去。”
没进窑门,俊爷的叫骂已充塞耳边,上至八辈祖宗,下至街坊四邻,没有不被关顾到的。我朝盘腿坐在炕上的俊爷点头示意,同时问候窑掌灶火前的张英娘和大李婆姨。张英娘不显老,和女儿很像,除了下巴腮旁有颗深褐色的美人痣。张英娘点点头,算是回礼。俊爷却旁若无人,看都没看一眼。大李婆姨懦懦地解释说来的是北京学生,村里的大夫,人如何好等等。俊爷圆睁双眼,别找这些没用的,把队上负责的找来,事儿不说清楚,你队里也脱不了干系。这下好了,我斜坐在炕沿上,一语不发地瞧着他叫骂,自认当个没用的吧。俊爷看我默不做声,加之气力耗得差不多了,声音慢慢降低了分贝。
最后时刻,还是老杜现了身。上来便直接告诉了张英的死亡缘由,地区、县、公社都很重视,来人调查,结论也有了:自杀。老杜说自己当时不在,老蔡一手料理的,事后听汇报说,大队、一组都尽力了。我就说嘛,当时应该和你夫妻二人打招呼,他们没经验,遇事处理考虑不周,你怎么骂他们都得受,不为过。不过骂骂出口气,差不多就得了,掘墓、开棺的事儿就算了。人死不能复生,赶上了看一眼是应当的,没赶上都过了俩月,人模样没法看了,还是让许宝家上下给你夫妻二人好好赔礼道歉,以后娃娃还得管你叫外爷不是。如果你心里还有疙瘩,去公社、县上、地区告状、打官司都行,反正这案子上面也知道,该咋判咋判,谁的事儿谁自己顶。
一席话说的俊爷彻底没了脾气,老杜及时把大李叫来,当面给俊爷夫妻赔不是,私下里嘱咐沽酒、杀羊、宰鸡、压饸饹、摆八碗(四凉四热),一组村民陪着补过了一回白事,到张英坟上烧纸祭奠一番。俊爷临行,大李破费给拿上几条香烟,几瓶白酒,几样点心,说是白事剩余的物件儿,路上解饥救急。另外再凑上一家往返路费盘缠,数目多少就不是你我知道的了,如同到底他们从何处得知张英的死讯,至今还是个谜。总之俊爷算是面子挣足,称心上路打道回府了。
事后我和老杜谈起,他如早来就好了,我在大李家里真有坐如针毡的感觉。老杜微微一笑,早来不行,得让他把毒气撒放出来。再说大李这人太过精明,事儿做得太绝,让人收拾一下也应该的。你看我说话硬气,其实心里也草鸡,不为别的,就怕他婆姨闹事。你没看她是个“暗门子”出身,腮下有颗痣,那是点的标记。她要闹起来,可不是我那几句话能打发掉的。
前些年,在清华大学听心理教育学王教授讲处理突发事件善后处理的案例,步骤如下:首先是耐心倾听,心理上让对方占据高位;其次让对方将全部要求罗列提出;第三肯定对方要求的合理性因素;第四和缓逐步告知其中某些不可行性;第五对要求条款进行商榷修改;最后达成调解协议。有实务操作,有理论指导,可谓深入浅出。我不禁暗笑,这种典型案例的第一课,本人插队时在老杜那儿就提前预习了。
张英事件到此应该最终划上句号了,但我心中还有疑问没有消除。到底为什么使她就这样踏上了人生的绝路?联想到事前张英一些反常的举止,我和插友大立进行讨论。
本来我们对张英的印象基本正面,后来感觉除了性格上的嘻嘻哈哈,还有其“骚情”的流露。时不时跑到医疗站托病让我开假条,问她哪儿不舒服,说肚子痛,让我扎针。我推脱没必要,开了两片APC止痛片打发走了。二次再来说不顶事,得打针才行,不等我将装有2毫升氨基比林药水的安瓿瓶打开吸入针管,张英便早早松开腰带,褪下裤子露出半边臀部,趴在炕沿等候了。我不耐烦地让她赶紧穿上,说这针是打胳膊上的,用不着那样大动干戈。从此我对她的热情便保持警惕,小心不要搅进村里的是是非非。
大立也说张英变得有点儿让人不可理喻胡搅蛮缠,原先被评为劳动模范的她,没有了那股积极热情不说,还动不动和组里的其他婆姨顶撞吵架。大立一次利用工间休息开会,对她进行了善意的批评。
大立除了担任一组政治学习辅导员之外,还兼任着大队广播站的采编、播音的工作,每天分早、中、晚共播音三次。广播内容涵盖时事新闻、各组好人好事、科学教育等等。早上和中午时间较短,晚上内容最为丰富,相当过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各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或者现在央视CCTV-1晚上七点的“新闻联播”。三个生产组在村中各安装了一只15W的高音喇叭扬声器,每当广播声音响起、在山峦中回荡,不论爷们儿、婆姨还是老人、娃娃,都把耳朵竖起,聆听那些听懂的或是听不懂的,从大立宏亮嗓音发出的标准普通话。
广播站设在大立和我住的窑洞,一条炕并排五个插友。我把门,睡在紧靠窗户的最外侧,大立挨着灶台睡在最里头。广播用的麦克风、手摇唱机和收音机等设备,放置在炕下的行李木箱上,窄窄的通道再放不下一张椅子,大立平时就坐在一个12公分宽的条凳上,广播国内、村内发生的各类大事。
某夜三更时分,我被窑外坡下的脚步声音惊醒,以为又是来叫我出诊瞧病人的。披衣走出门外,月光下站着的是张英。“谁得病了?”我问。“不是看病,我找大立,他在吧?”我放下心,进窑洞摇醒熟睡的大立。而后,听到大立在外面和她交涉说服半天,大意是让张英不要误会,没有人和她过不去,赶紧回家睡觉。我问大立张英到底是为什么事情,半夜摸黑走山路从一里多远的一组赶来。大立说他也莫名其妙,张英非说大立在广播里骂她,讲坏话。
之后,张英隔三差五或半夜、或黎明地跑来,依然质问大立对她在广播里进行了人身攻击。开始大立解释,后来我出面证明绝无此事,最后我们商量好全都装聋作哑,任凭她踏破山门,也躺在被窝里不搭理。刚消停了一段,谁想张英就出事了。
我打开《农村医疗手册》,翻到“精神分裂症”章节,里面讲到,“精神分裂症好发于青壮年,多发于16~40岁之间,无器质性改变,为功能性精神病,患者一般无意识和智能方面的障碍。其临床表现主要是妄想和幻听、幻觉,患者总觉得周围发生的一切现象都是针对自己的,都与自己相关:别人的议论是对他的不信任的评价,别人润嗓子发出的声音是在传递不利于自己的资讯,别人瞥一眼是在鄙视自己等。”
联想到张英生前种种反常举动,不是典型的精神分裂症又是什么!我懊悔这方面医疗知识欠缺,没能早些看到这方面的书籍文章,早些引起众人警觉,减轻她的精神痛苦,避免……
2008年北京奥运会闭幕之后的国庆长假期间,我们当年一起插队的四名同学,回到旧日的山村,寻访往时回忆,浏览山河新容。走在四十年前的小路,迎面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脸色黢黑透红、皱纹呈现,头发蓬松略显花白凌乱,脚下旧鞋露出帮线,心态快活,笑容依然。“你们回来了!还认得我不?”
“那还用说,许宝!你还好?高寿了?”
“我今年七十一了,老了!”许宝的嗓音还那么洪亮。随行的年轻儿女们,用手中相机、DV摄像拍下这瞬间的画面留作纪念。
而此时,呈现在我脑海中的是那个跳着百十斤重的担子,一路小跑地飞过,圆脸庞、齐短发,浑身洋溢青春气息和韵律节奏的永恒形象……
谨作拙文,以为祭。


【书 讯】

《揭秘中国电影 读解文革影片》
一书在台出版

向胡杨

台湾秀威出版公司今年三月推出《揭秘中国电影 读解文革影片》一书,作者启之。此书是关于中国电影的专题性著作,包括电影史论和影片读解两部分。
中国电影史论由十篇论文组成,这些论文分三类。第一类讨论的是十七年电影,包括《新中国的文艺实验——1949—1966的电影》、《影史启示录——歌颂与暴露溯源》、《〈电影艺术〉:《一个时代的缩影——从1956年创刊到1966年停刊》、《风雨苍黄〈武训传〉》等文。第二类讨论的是文革时期的电影,包括《电影大批判:发动与运作》、《电影界的造反》、《电影人的劳动改造——干校、下乡、“战高温”》、《银幕中的上山下乡运动——浅谈知青电影中的理想主义》,等文。第三类讨论的是九十年代至今的中国电影,包括《中国电影的沦落》、《新世纪:中国电影的出路》等。
影片读解由19篇文章组成,其主要篇目谈的是文革影片,如《〈金光大道〉读解之一:土地改革与“狼奶”教育》、《〈金光大道〉读解之二:发家致富与“穷过渡”》、《〈艳阳天〉读解:“黑五类”、“变天账”与“狗崽子”》、《毛主席派来工宣队:〈芒果之歌〉》读解》、《有限现实主义:〈春苗〉读解》、《马尾巴的功能:〈决裂〉读解》、《浩然的贡献:“高大全”》等。
除了文革影片之外,作者还评析了《桥》、《白毛女》等十七年电影的代表作。并介绍了江青喜爱的三部西方电影:《红舞鞋》、《瑞典女王》和《荡寇志》。
此书共372页,新台币440元,香港、台湾均有出售。


【编读往来】

1.蒋健的《1971,林彪是否对毛不辞而别》一文(《记忆》第101期)有一段文字,作者做了修改,因编辑疏忽,未采用他修改过的版本。兹补发如下,并向蒋健先生致歉——

杜修贤的说法,尤其是关于林彪五一劳动节晚间不辞而别的说法,为许多专业的党史专家和专著所采纳。高华就多次说:“在 1971年5月1日晚的天安门城楼上,林当着毛的面前,耍起了‘个人英雄主义者’的脾气,他竟然不和毛打一声招呼,也不看毛的眼色,在座位上只坐了几分钟就拂袖而去”[1]。“林彪当着西哈努克的面负气而去,……,毛主席的手下没有一个敢这样的”[2]。《周恩来年谱》也有“林彪在到场数分钟后不辞而别”的辑录[3]。《毛泽东传》则以杜的说法为根据,不但自做多情地分析了所谓“林彪的不辞而别”的原因和结果,而且绘声绘色地描述了林彪当时的心理和表情:“林彪对庐山会议以来开展的批陈整风,特别是毛泽东对黄永胜等抓得很紧的批评,越来越怀恨在心,甚至在公开场合明显地表露出来。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结束时,恰逢‘五一’节。这天晚上,勉强来到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的林彪一脸沮丧,始终不同毛泽东说话。在城楼上,他坐在毛泽东对面,几分钟后便不辞而别。林彪这一举动,引起在场目击者的议论和猜测。”[4]杜修贤的这一说法,还在顾保孜等作家的笔下找到了更大的传播平台。《共和国红镜头:中南海摄影师镜头中的国事风云》、《摄影师眼中的晚年毛泽东》和《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等畅销书,对“林彪不辞而别”做了不遗余力的渲染,使这一人造的“史实”更加广为人知。

注释:
[1] 高华:《革命政治的变异和退化:“林彪事件”的再考察》,《二十一世纪》,2006年10月号,总97期
[2]高华:《再探林彪事件幕后》(下),《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第9期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455页
[4] 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1591页


2. 纠错
蒋健来信,指出《记忆》101期有两处误植:
(1)第5页上的“学习毛着”,应为“学习毛著”。
(2)第55页上的“1976年9、10月”,因为四人帮10月6日晚才被抓,所以“9、”多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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