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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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内容
 文章标题 : 《记忆》第一O一期
帖子发表于 : 周五 9月 06, 2013 9:13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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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 周六 2月 28, 2009 5:4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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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忆               2013年8月31日第10期
REMEMBRANCE       总第一O一期
                  2008年9月13日创刊


【专 稿】
顾 土 理论与文革

【林彪研究】
蒋 健 1971,林彪是否对毛泽东不辞而别?

【评 论】
曾昭奋 我们这一届的反右派运动——华南工学院与清华大学的比较
廖 康 我糊涂——从外交到内政

【读 书】
胡庄子 毛泽东晚年对生前身后事的忧虑与处置
——读《晚年毛泽东重读古文内幕》的笔记和感想

【述 往】
姚蜀平 儿女祭——纪念我的母亲

【序与跋】
启 之 《错乱狂飙的毛时代》序与跋

【资 料】
要准确地引用毛主席语录


【专 稿】

理论与文革——文革思想遗产断想之十二

顾 土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被称为是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 的“伟大实践”。
  1967年5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五一六通知》。次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又联合发表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其中称,毛泽东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
尽管毛泽东在历史上特别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但在文革中,学习理论、掌握理论,被置于空前的位置。中共九大和十大产生的政治局内,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这几位被称为理论家、笔杆子的人物显赫一时,而中央文革小组更是由以理论水平著称的人为骨干。文革中所说的理论,既包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也包括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1971年初,批陈整风运动掀起,陈伯达这位中共党内的著名理论家成了假马克思主义者和政治骗子遭到猛烈批判。3月15日,毛泽东在审阅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的社论《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文稿时批示: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根据毛泽东这一批示,加上两报一刊的不断推动,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直至文革结束,理论学习成为全国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学习小组也遍布各地各单位,连初中学生都不例外。各类马列著作单行本和学习辅导资料以及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的理论学习文本成为书店的基本内容。我就是读中学时作为课外理论学习小组成员,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那些著名著述;只有一部《资本论》和斯大林的大部头著作没有被要求外,其他大多成为必读。斯大林的大部头著作,如《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在1950年代还是必读的教科书。
  以马克思主义为绝对思想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大多都很重视理论,尤其宣传部门,还设有专门的理论局、理论处,用来指导全党全国的理论建设,将理论作为自己夺取政权、统治国家的重要工具。然而,由于各国各民族的历史文化不同、民族思维特性也不同,一些国家的执政党,表面上重视理论,其实却缺乏理论素质,出现了泛理论化倾向;也就是说,没有理论、硬充理论,于是将什么都当作理论。正是这种泛理论化,最终导致了理论的庸俗化、低质化,让理论变得不再是理论。
  
   理论是民族的弱项
  
  一种理论的形成,架构、思辨、推论,是免不了的,其中最需要的是抽象的提炼和升华。而且,作为理论家,用属于自己的文字,条分缕析,全面系统阐释自己的理论,也是必需的。
在欧美国家,理论与理论家一直层出不穷,仅社会主义阵营里,理论家就有一大批,丰富的理论修养、独到的理论建树和大部头的理论作品是他们的特征。从俄罗斯到苏联,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布哈林,个个著作等身,而且都以专门的理论著作见长;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斯大林,无论纯粹的思想家、理论家还是进行过具体实践的革命家、政治家,其全集都有十几卷、几十卷之多。欧洲马克思主义阵营的许多理论家,尽管他们的理论基础属于马克思主义的体系框架内,但都在某一个或者几个领域拥有独到的理论建树和思想见解,并且形成了专门的理论著述,罗莎•卢森堡、葛兰西、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均是如此。
而在中国,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艺术家,古往今来并不少见,但理论家却寥寥无几。至于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中、中国共产党内,谁称得上是真正的理论家呢?康生生前一直有理论家之名,讣告称其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但终其一生究竟写过哪些理论文章,拥有哪些理论建树,至今不明。陈伯达也被称作理论家,他的《中国四大家族》、《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等论著名气很大。但这些著述只是些适应政治需要的批判文字,缺少思想的独到性、思辨的严谨性、理论应有的抽象性,也没有系统性;与他后来的那些社论文字一样,放在报章上倒也不失气势和气焰,称政论更合适一些,严格意义上都不属于理论范畴。胡乔木逝世时,讣告也称其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论家和社会科学家”,其实,与陈伯达一样,叫政论家、笔杆子、文人似乎更贴切一些。当然,也可以称其为领导或散文家,以他的名义发表的文字大多缺少理论作品所应有的那种独自推演出来的概念和原理。《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这样的文字,虽说也是在阐释理论,但只不过是在用自己的理解去解释马克思主义一些观点,谈不上什么创建。这样的文字虽然也可以叫理论文章,但仅靠这些文字,作者也实在难以被称为理论家。只有张闻天晚年经过深沉思考写出的“肇庆文稿”,理论探讨的色彩还算稍浓一些。当然,顾准生前未发表的很多文章应该属于理论文字,说他是理论家还比较合乎情理。
  在中共历史上,其实并不乏思想家,陈独秀、毛泽东、邓小平,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套对中国社会、对社会主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认识,但思想家与理论家之间既有关联也有区分。
  如果说有思想,任何头脑健全的人都会有思想,其中,有文化有个性的人,其思想则会更多一些。只是绝大多数人的思想仅仅属于自己,无法影响社会,唯有政治家、理论家、作家的思想才有可能广为人知。政治家依靠政治实践将自己的思想化为现实,无论成功与否,都让社会看到了这种思想的结果。作家,包括文学家、史学家、科学家、政论家、艺术家、报人,他们通过自己的文学、哲学、史学、科学、政论文字宣扬自己的思想,一旦被传播,就会引起别人直至社会的注意。而理论家则是依赖自己的理论著述来表达思想的,其著述不是散文、随笔,也不是社评,而是理论色彩鲜明的文字,思想创建只有化做理论阐释才能转为理论创造。所以,很多思想家、作家、科学家、艺术家,未必就是理论家,但理论家却可以同时兼为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甚至艺术家。尤其是,理论家基本都是思想家,否则,其理论建树也就无从说起了。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或许都写过理论文字,但如果要成为理论家,其间还有很长的距离,因为丰厚的理论著述、独特的理论建树,是理论家的基本。
  中共领导人,凡是有幸能够出版选集或全集的,充其量不过五六卷而已,大多还以谈话、报告为主,所以不应该叫著作,也不算文章;其中算得上文字的,有不少也属于批示、书信、电稿;有些讲话可以转化为文字,但讲话受时间所限,也不能太长。所以,中共领导人的长篇大论几近于无。这与苏联形成鲜明对照,仅列宁全集就多达60来卷,斯大林也有10多卷,虽说也包含讲话、书信,但扎扎实实的宏篇巨作还是占据主导位置的。革命、建设的繁重任务使领导人无暇写作,这并不能成为理论著述稀缺的理由,因为斯大林的许多重要著述恰恰产生于十月革命以后。
中国人不擅长理论构建、理论解读、理论分析,绝大多数人都不具备理论的接受能力,缺乏理论的头脑,这是延续数千年的历史现象。所以,中国历代思想的社会传授靠的不是文章,而是语录,伦理规范倚赖的则是警句,文化推行的载体则是格言,“读了《增广》会说话,读了《幼学》走天下。”用精炼、生动、押韵的语句和典型事例阐明要义,通过半诗半顺口溜般的传播形式而深入人心,以致最终形成了汉民族的思维方式和生活规范。
林彪等人深得其中要领,在他们的授意下,原本就不长的领袖文章被再加提炼,让一段段简洁且易记的语录,作为理论的替身,直接灌输给亿万人,其间还夹杂着歌曲、顺口溜等各类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可以说,中国人民对文化大革命的积极参与、对领袖个人迷信的极端认同、对国内外一切阶级敌人的刻骨仇恨,都不是接受理论的结果,也非说理后的信服,而是因为这些语录极具冲击力,富有动感,简单明了,易于背诵。无论其逻辑如何,是否有悖常理,也无论其是否只是一句废话,毫无思想价值,一旦带有了圣谕性质,一经强力的传播、反复记忆,在其他一切思想、文化、观点完全处于荒漠的情形下,自然就变成了唯一有价值的思想、唯一有意义的观念、唯一有说服力的语言、唯一有文化意味的表述方式、唯一有共识的经典。“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为了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要反复学习毛主席的许多基本观点,有些警句最好要背熟,反复学习,反复运用。在报纸上,要经常结合实际,刊登毛主席的话录,供大家学习和运用。几年来广大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经验,证明带着问题选学毛主席的语录,是一种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好方法,容易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的这一段著名话语,形象表现了那个时代语录在思想传播中的核心位置。而那个时代各类英模学习毛着的情形也表明,他们的学习基本都是摘抄语录、背诵语录、体味语录,没有什么人是由于学习了理论才信奉了领袖,才信从了领袖的思想。相反,真正学习了理论、掌握了理论的人,如顾准、遇罗克等,却怀疑直至反对领袖思想和文革了。
理论的基础是理性思维,而理性思维恰恰又是我们民族的弱项;理论离不开形式逻辑的推演,而形式逻辑也不是中国人的强项。在这样一个缺乏理性思维和形式逻辑的环境里,理论却被捧上了天;尤其在文革中,人人都在学习理论,马列主义理论学习班和学习小组遍地开花,报刊文章介绍宣传理论的文字更是大泛滥。如此的结果,可以让文盲、半文盲和逻辑思维不强的人在所谓的理论文章面前处于被教育、被灌输的位置。尽管最终他们也没弄懂什么是理论,但却可以起到混淆视听的作用,起码他们会被教育者、灌输者的理论面具所唬住,信服理论号召者、宣教者的说法,认定这些人才是马列主义者。
而且,理论还可以作为打击异己的武器。阶级斗争主导一切的年代,以“主义”和“论”为名的帽子满天飞,经济主义、修正主义、卖国主义、唯生产力论、唯心论,谁被扣上这些帽子,就意味着被打倒;而标榜自己时,基本都自称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事实上,所有这些判断和定论并非出自理论的探讨,都是先依据领袖一句定性的话,然后再由报刊用大批判式的文字、借着理论之名加以定罪。然而,领袖凭什么就是马列主义呢,又凭什么被他批判的人就一定是反马列主义呢?在那个年代,多数人都不会发出这样的疑问,因为领袖就是马列主义和真理的化身,他的说法天生就属于马列主义理论。至于那些极少数抱有疑问的人,其论辩不但根本不可能见天日,持论者还可能被投入监狱,直至处死,罪名叫做“恶攻”。
  文革和文革前,马列主义是绝对正确的主义,但世界上对马列主义的解释却有多种多样,在国际马列主义阵营内也有各类政治家和思想家。为了证明只有自己所说的马列主义是正确的,而赫鲁晓夫、陶里亚蒂、多列士、宫本显治、刘少奇、陈伯达所说所用的马列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反动的,所以,理论阐释就显得至关重要。无论对内对外,借助舆论工具来表达自己才是马列主义的正宗传人,是那个时代的主要形式,从“九评”一直到批刘、批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刊登的马列主义理论阐释文字占有重要分量。在这种阐释中,“一言堂”是关键,没有选择,没有争鸣,正确是天然的。尚钺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但他在1950年代就遭受批判,因为他阐释的历史学与钦定的有所不同;孟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学者、《资本论》的专家,但他却身陷牢狱,被处以重刑,因为他的理论阐释与时论迥异。诸如他们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和思想家在那个时代并不少见,但处境艰难。可见,那时理论阐释的目的并不在于传播马列主义,而是为了让马列主义在中国成为“一言堂”,为极端的个人威权服务。刘少奇、陈伯达就更能说明问题:这两位曾经代表所谓的马列主义去讨伐外国的修正主义,但最后连他们自己也被定成了修正主义。因为相对更高的威权而言,他们不过是此一时彼一时的工具罢了。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从何而来
  
   1967年11月6日,在由陈伯达、姚文元主持起草,经毛泽东批示同意,以“两报一刊”编辑部名义发表的纪念十月革命50周年的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
文章认为:“毛泽东同志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伟大的贡献,在于他系统地总结了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系统地总结了十月革命以来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不但总结了正面的经验,而且总结了反面的经验,特别是总结了苏联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严重教训,完整地、彻底地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一个当代最重大的课题。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划时代的伟大发展。”“毛泽东同志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并且亲自发动和领导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即毛泽东思想阶段的一个极其重大的标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文章也加以归纳,(1)必须用马列主义对立统一的观点观察社会主义社会;(2)在社会主义社会历史中,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必须把政治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3)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依然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4)要把那些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夺了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5)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的革命,最重要的是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6)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
  这篇文字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说得言之凿凿,还称毛泽东系统地总结了这个,总结了那个,但毛泽东这一理论和这些系统总结出自哪里?是在哪篇文章里阐述的,体现在哪些著作中呢?还是这些文字至今仍秘不示人?除了1957年那篇被张春桥认为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奠基之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外,找不到一篇。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基础出自毛泽东这一著述,其实也不准确,因为由毛泽东的讲话整理加工而成的这篇文章,其中对阶级斗争的强调,恰恰是在公开发表前为了刚刚开始的反右运动而特意加进去的;并且从通篇来看,此文也与文革的指导思想有着相当大的距离。假如真的能坚持文中的观点,文革那种横扫一切的方式就不会出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也不必那么残酷那么无情。
毛泽东是政治家、思想家,毋庸置疑,但他不是理论家。在他生前那么多“最最最”的顶级桂冠中,从来也没有一顶是理论家;无论是他本人还是他的大大小小的信徒,都没有将他归入理论家的行列。正因为毛泽东不是理论家,所以,在他一生不多的著述中,理论文字也很少。1949年之后,尽管资料查询、图书阅览、写作环境都极大改善,要服务有服务,要地方有地方,但毛泽东的著述,尤其是理论文字却更为稀缺。到了1957年以后,政治运动紧锣密鼓,正是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反修防修思想、阶级斗争学说形成的关键时期,亟需要毛泽东的文章对全国加以指导。可是,整整19年,不但理论文字阙如,就连他的亲笔文章都几近绝迹。只有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算是一篇超短文,还是用铅笔写在北京日报的边角上。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此文既类似于中国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盛行的黑板报文字,短小精悍、火力猛烈、上纲上线;也是文革大批判文章的最佳范文:打棍子、扣帽子,自我绝对正确、对方肯定反动,无所不用其极,丝毫没有商量探讨的余地。可这样的文字如果不是出自毛泽东笔下,恐怕在报刊上是很难问世的,因为充其量这不过是个“编者按”,或是读者来信摘编,根本不属于文章。其实,毛泽东本人也没有将这当作一篇文章,否则就不会随随便便用铅笔写在废报纸的边角了,除非他是以极为轻慢的态度来对待一场涉及全国男女老少、殃及千百万家庭、让中华历史文化遭遇重创的浩大运动。不过,难以置信的是,这样一个不成样子、兴之所至的东西,却刊登在各大报章的头版头条,成为文革期间极其重要的纲领性文献。如此情形,古之帝王也望尘莫及——清朝皇帝的朱批,起码还写在了规范、正式文本的边沿,并且是规规矩矩的书法。
  既然1957年以后没有著述,也不见理论文字,那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何而来呢?在当代中国有个特殊的现象,就是理论的全面阐述和最终的文字形成并不来自理论的挂名创建者,而来自写作班子。写作班子里面的执笔者在中共历史上称秀才或笔杆子,领衔写作或最后文字定稿的则叫大秀才、大笔杆子。有些大笔杆子因为地位上升,直至进入中枢机构,主管意识形态,所以还能负责审定各类重要文稿。这些大秀才们主持或授意下发表的文章,除了少量由自己署名或亲自执笔外,多数都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社论、本报评论员文章的名义出现;有的文字则让各类写作班子起草,最后自己定稿。到了文革,为领袖指示和阶级斗争的新运动进行诠释、鼓动的写作班子遍布各行各业各级党政机关,大批判组和著名的写作班子成为文革的一大风景。他们有专门的空间,还可以租住招待所甚至宾馆,大秀才及其为他们服务的“中央级”写作班子还可以长期住在国宾馆里,包几座小楼,享受着超出高级干部甚或中央领导人的特殊待遇。在知识分子饱受压抑和摧残的年代,他们的身份和优渥的待遇,更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望尘莫及的。
  康生、陈伯达等人,有的署名写出的文章还远不如毛泽东的多,却能被冠以理论家的头衔,正因为他们都曾经领导、主持过中央的写作班子,负责授意、审定过重要报刊的著名文章,主管过意识形态,用他们的文字功底、理论水平、政治知识和对领袖意图的揣摩功力,为领袖的各类简短指示拼接成所谓的理论,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甚至是一些理论观点的直接阐释者和创造者。
  文革从头至尾都有一批大笔杆子或叫大秀才处在政治的核心地带,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以及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就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具有文字功底、理论知识、思辨能力,曾经长期从事文字工作,或者负责宣传文化。正是他们的主持、起草和审定,才将领袖的片言只语扩充为理论,才让文革的上空始终回荡着理论的声音。如果说文革还有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还可以被说成为一种理论,那他们的确功不可没。没有他们的文章,没有他们主持下起草的社论和评论员文章,没有他们主管的各类写作班子的文章,文革中就不会有任何理论文字问世。然而,这些人中的多数人又在文革里不断被替换,被替换的人还都逃脱不了被打倒、被关押的命运;仅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除了康、江、张、姚外,毛泽东时代几乎都没有好下场。这些人倒台后,由他们署名、他们负责起草的各类重要文章也不再被提及,甚至还可能作为罪状受到猛烈批判。翻阅文革的各类重要文章,你会发现,林彪事件以后基本不再提及此前的理论文章,文革后期也不再引用前期理论文章的多数观点,而是改用新的提法、新的观念。由此可见,许多笔杆子或秀才们依据领袖指示所创造的那些论点,只不过是文革之间某一个时期的思想点缀,昙花一现。他们努力为毛泽东构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变换多端,从来就没有定型过;除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提法外,都是些时效性极强的没有被最终认定的说辞。而且,整个文革中,连一篇像样的全面阐释这一理论的文章都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可以说,只是说法,尚未形成为系统的理论。
  
  文革的两篇纲领性理论文章 
  
  文革前期,也就是林彪事件之前,报章的文字大都是语录加大批判,疯狂的个人崇拜、猛烈的攻击炮火、极端的定性词汇、情绪化的叙述风格,是其写作特点,带有理论色彩的文章不多。林彪事件后,由于社会趋于稳定,该清除的对象都已经扫荡一净,加上庐山事件后,毛泽东对理论阐述日益重视,使得文革后期的各类报刊上论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越来越多,学用理论的氛围日渐浓郁,情绪化的大批判文字相对减弱。而这些文章无一例外,都将毛泽东的新指示作为理论论述的核心,摘用的所有马克思列宁等人的语言其实都是为毛泽东指示服务的,借此显示毛泽东是马列主义在当代的继承人,而且丰富发展了马列主义。只是因为毛泽东的话总是过于简短,所以在文章中显得马列的文字更为厚实。
  文革后期大小政治运动数量并不亚于前期,从批陈整风、批林批孔到评法批儒、评《水浒》、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反击右倾反案风,但这些运动都由各级党和政府部门以及各单位有组织地进行,得到了严格的控制,更多地倚赖于文字和语言的批判,体现在报刊、广播、大字报、黑板报、批判会上。其中由全国知名写作组写出的文章,学马列、讲理论,也是基本内容。1971年3月,毛泽东在审阅两报一刊社论时的那段著名批示传达后,学习理论、强调理论、运用理论成为全国的风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武装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也成为一个永久性的号召。但谁都清楚,用毛泽东思想可能也可以,而用马列主义则根本不可能。不用说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即使是极少数高级干部也很难做到,大多数人不过是跟着报刊和学习材料上的解说转悠罢了。因为学马列主义理论并不是小学识字,也不是读《论语》。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仅凭那些语录足够了,就算读原作也不难,但用马列主义理论武装就要读懂马列原著,这是个令多数人头疼的问题。这点,毛泽东本人也十分清楚:“我党懂马列的人不多。”而真正懂马列的人,也未必能与毛泽东的思想相一致,所以,所谓马列原著,不过都是些符合毛泽东的治党理政意图的摘抄而已。这一做法,后来一直顽强延续,马列理论实际上已成了一种证明自己施政措施合理合法的语录汇编。
  文革中没有一篇全面阐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文章,毛泽东在整个文革中也没有一篇指导性的理论文章出现。那些社论、评论员文章、写作组文字都是此一时彼一时,经不起文革发展的考验。因此,到了文革后期,通过理论层面解读、总结、肯定文革,用文革思想积淀和马列理论阐释为文革的发展提供精神资源,以马列主义加毛泽东指示打造、充实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已成为迫切需要。
1975年,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发表。这是文革的两篇纲领性文章,也是整个文革中最具思想意义和理论意义的经典文献,是毛泽东授意并完全认可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文字,可谓文革思想发展史的重大事件。文革结束后,有的媒体想要批判这两篇文章,被当时主管宣传的汪东兴制止,“这两篇文章(指张春桥和姚文元所写的那两篇文章)是经过中央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看过的,只能‘不点名’批评文中的错误观点。”可见贴近毛泽东的汪东兴,深知这两篇文章在毛泽东时代的历史意义和毛泽东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以后,汪东兴的制止并未见效,因为不彻底批判这两篇文章,中国社会就不可能真正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这两篇文章的作者,尤其张春桥,是毛泽东最为欣赏的理论家、写作高手,政治地位一再上升,可谓炙手可热,直至毛泽东生命的最后一息都深得信任;而其他理论家、笔杆子,在文革10年中不是被淘汰就是被打倒或被投入牢狱。张春桥同时兼具党政军的要职,在中共历史上,除了第一号人物、接班人外加邓小平外,只有他,在毛泽东的心目中甚至超过了江青、王洪文。从1958年10月《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被毛泽东赏识后,张春桥的文字和思想始终得到毛泽东高度赞赏。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毛对陈、吴、邱、李、叶的鲜明态度更表现出毛泽东对张春桥的宠爱有加。与姚文元的文字相比,张春桥的文章,包括《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也显得更具理论性,而且说理多于火药味浓烈的大批判。
  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详细阐释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思想来源和理论依据。虽说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建构而言,这两篇文字尚嫌单薄,还不足以撑起一种系统的理论,但却不失为建设这一理论的最有质量最有分量的文章。张春桥和姚文元深知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和实质。特别是张春桥,更是得到毛泽东阶级斗争思想衣钵的嫡传,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梳理得一清二楚,说得严谨扎实,无论逻辑还是文字,水平都不低。
  毛泽东发动和发展文革,其实是由多种原因交织形成的,帝王的独裁意识、专制体制的结果、暴力革命的崇拜、群众运动的情结、现代生活方式的反动、阶级斗争思想的主导、对共产主义乌托邦的热烈追求,每种对文革诞生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形成了合力。如果仅仅清洗异己,或者打击知识分子,或是镇压地富反坏资本家,只需使用斯大林式的大清洗、庐山会议对彭德怀使用的那种批判,或是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反右运动中的一项,足矣。但文革却集各种运动之大成,将全国所有人都牵连其内,既有清洗、镇压式的残酷,又不失运动式的洗脑;不但对一部分人从肉体上进行处置,还要对任何人进行彻底的思想洗涤;既有最上端的绝对控制,又有群众自发的狂热举动;在打倒刘少奇等中央高层领导人的同时,还要对各地方最小单位的负责人加以批斗;在激烈批斗党内走资派的同时,对全社会所有历史上“有问题”的人和有“现行问题”的人,也绝不“心慈手软”;除了攻击刘少奇、批判林彪、影射周恩来、对付党内资产阶级,还要扯出赫鲁晓夫、孔子、儒家、《水浒》。可谓中外交相推进,互为依托,几乎来了个古今中外大清盘。这些,仅仅用一两个原因和动机,恐怕不足以揭露文革发动和发展的真相。
  推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动文革的理论依据,在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文章里得到最为清晰的归纳和阐述。这并非来自毛泽东的理论著述和个人文字,而只是简短的几个指示。这些指示在两位笔杆子的精心注释和充分发挥下,与马列主义一些论断相衔接,与毛泽东过去的文章论点相对接,终于成为文革的纲领性理论文献。
  张姚两篇文章所引用的毛泽东的那几段指示,真切表明了毛泽东发动并发展文革的思想根源,也可以说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说法中最具思想分量和理论意义的言论。“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但)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基于毛泽东对全国的这一认识,才有了全国各阶层参与的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运动的对象实际是所有人;有的可能从人身上加以消灭或管制,有的则从思想上进行不间断的清理。因为按照毛泽东的思想,当时的中国依然随时随地都可能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
  毛泽东的论断和张姚的阐释是否正确,走什么样的道路更合乎中国国情,都可以讨论。但毛泽东的晚年不得不承认商品制度、工资制度、小生产方式在当时的中国还需要保留,只是必须加以限制,限制这些资本主义的因素和防止资本主义制度复辟的最佳方法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当然也包括不断进行文革这样的政治运动。其实,取消商品经济、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工资制度,一夜之间消灭了三大差别的革命实践不是没有,中国曾经全力主持倾力支持的波尔布特为首的红色高棉就实现了这一情景。在当时的中国人眼里,他们算是彻底的革命派,落后国家推行社会主义、进军共产主义的典范,人民日报曾经激情洋溢地称赞他们的革命果实。中国农民的代表陈永贵当年以中国领导人的身份,与波尔布特一起在柬埔寨农业生产第一线热情劳动的场面,曾经感染了多少人。但这个政权及其统治却是短命的,而且其残忍程度超过了纳粹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不同的是,这种残忍对付的是柬埔寨国内各阶层,是对自己的人民发动了一场惨无人道的战争。
  如果研究文革,解读文革思想,分析文革理论观点,就必须认真研读《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这是经过多年的文革实践,在思想积淀、理论梳理后的文革总结,表达了毛泽东文革思想的核心,表现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号召的理论探索轨迹,说这就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亦无不可。


【林彪研究】

1971,林彪是否对毛泽东不辞而别?

蒋 健

《罗荣桓传》和《罗荣桓年谱》的主要作者黄瑶最近撰文说:1971年“4月19日,林彪返回北京。在京期间,林彪在公开场合露面共有两次。第一次是五一劳动节晚间在天安门城楼上看放烟花。第二次是6月3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接见由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林彪和周恩来作陪。这两次,林彪见到毛泽东都形同陌路,而且都在活动中不辞而别。”
据笔者所知,有关林彪在1971年的公开活动中与毛泽东不辞而别的说法,最早出自当年的中南海摄影师杜修贤。他不仅回忆了1971年 “五一”劳动节上午林彪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上天安门城楼的情节,还声称当晚的焰火晚会,林彪因为要抽大烟本不想参加,后经周恩来再三劝说后,才不得不中断抽大烟,姗姗来迟。到场后却始终不同毛泽东打招呼,而毛泽东对林彪也视若不见;林彪仅仅坐了几分钟,便不辞而别。毛泽东对林彪的不辞而别,表示了毫不介意的大度。林彪在城楼上不辞而别后,再在镜头上出现已是6月中旬,当时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来华访问,林彪陪同毛泽东接见。林彪再次提前离开会场,坐在外面忍受着大烟瘾的折磨……
杜修贤的说法,尤其是关于林彪五一劳动节晚间不辞而别的说法,不仅为许多专业的党史专着所采纳,比如《周恩来年谱》就有“林彪在到场数分钟后不辞而别”的辑录 ,《毛泽东传》也有“林彪对庐山会议以来开展的批陈整风,特别是毛泽东对黄永胜等抓得很紧的批评,越来越怀恨在心,甚至在公开场合明显地表露出来。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结束时,恰逢‘五一’节。这天晚上,勉强来到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的林彪一脸沮丧,始终不同毛泽东说话。在城楼上,他坐在毛泽东对面,几分钟后便不辞而别。林彪这一举动,引起在场目击者的议论和猜测”的叙述 ,而且通过作家顾保孜的《共和国红镜头:中南海摄影师镜头中的国事风云》、《摄影师眼中的晚年毛泽东》和《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之类畅销书广为公众所认知。

“五一”节焰火晚会,林彪未迟到,早退请了假

实际上,1971年“五一”节那天上午,天安门城楼根本没有什么领导人参加的活动。至于当晚的事情,时任林彪警卫队中队长的肖奇明回忆说:“5月1日,……林彪只在天安门城楼上站了一会儿,就给毛主席请假,说‘身体不舒服’,马上就回家了。”
另外,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邱会作回忆说:5月1日夜,毛泽东、林彪在黄永胜陪同之下同时登上了天安门。放了一轮烟火之后,林彪指着自己的头向毛泽东说:“我头疼,早点退场。”毛泽东回答说:“好。今天没有什么题目了。”邱会作还回忆:林走后,毛也进休息室了。叶群见机马上进去同毛谈了近两个小时,谈完后她很高兴,并告诉邱会作等人:“主席同我谈得很好,谈笑风生地和我说了很多问题,还是和对我报告上的批示差不多,没有加新的东西。”
由这些当事人的回忆可见,林彪当晚未迟到,早退前也向毛泽东请了假。
从1971年5月2日的《人民日报》头版上,也可看出林彪当晚并未迟到,因为头版上有两张毛泽东和林彪在天安门上的照片,其中第二张照片的图题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健步登上天安门城楼,同首都军民一起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
更能说明事实真相的是,当年的新闻影像清楚地记录了毛泽东和林彪一起欢迎西哈努克亲王等外宾的画面,更有林彪在城楼上落座后笑容满面的镜头。
也就是说,尽管内心有不满,但林彪在公开场合仍然对毛泽东表现出其一贯的恭敬,并非“见到毛泽东都形同陌路”。
当然,因为身体的原因,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停留的时间确实较短,以致于江青当晚都没有和他说上话,甚至有可能没看见他,所以江青在第二天打电话给叶群说:“很久没有见到林副主席了。如果林副主席有时间, 我去看看林副主席。”

林彪求见毛泽东是否遭拒?

那么,6月3日,在毛泽东接见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时,林彪会不会见到毛泽东形同陌路,而且不辞而别呢?
让我们看一下,自劳动节晚会后的一个多月中,林彪与毛泽东之间发生了什么?李文普回忆:“林彪心情不好,曾要求面见主席谈话。当时,毛主席那边电话至少是叶群打,我们‘林办’有传闻,林彪想与毛见一下,谈一谈。但是长时间毛主席不作答复。林彪个性很强,从不服软。两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吴法宪也回忆:“林彪在一九七一年五月想见毛泽东也没能见到。”
很多学者,比如王年一、高文谦,就曾持林彪求见毛泽东遭拒的见解。
事实果真如此吗?
根据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的回忆,“九一三事件”以后,从毛家湾查到林彪1971年5月23日的一个信稿,内容如下——

毛主席:
5月20日,我找了周总理,谈了谈有关党内团结和相当于政治局以上人员的安全问题。为了总理考虑和请示主席,现将我谈话的大意报告主席,请主席考虑并盼主席能找总理谈一谈,由总理采取落实的办法。我的意见如下:
经过五年来的文化大革命,而这个大革命是非常必要的和正确的,我们是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现在是要巩固胜利,是要贯彻九大的团结路线,保证九大以后特别是批陈整风以后(批陈整风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因为陈伯达是反革命分子,是大坏蛋,他利用庐山会议的机会乘机作乱,因此必须肃清他的影响),党中央和中央政治局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保持巩固的团结,预防思想糊涂的人和冒险家采取意想不到的冒险行为,破坏党的团结,导致秩序的混乱,引起国内国外的不良反应,为此要想出具体办法。我想了以下办法,不知妥否,盼主席酌量:
第一,实行四不一要的做法,一是在暂定十年之内,对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大军区第一把手、第二把手(经过批陈整风以后,现任中央和中央局人员基本上应当说是可靠的),实行不逮捕、不关押、不杀、不撤职等四不。如果他们某个成员有错误,可经过党内思想批判来解决,他们有病,可找人代替工作,如果病故则提升其他人接替,至于久病要求退休者则按退休干部处理,一要就是遇特殊情况要执行主席面授机宜指示。
第二,将以上规定传达到北京以至其他必要城市担任卫戍部队的每一士兵,要他们根据这个规定,任何时候不执行除主席以外的任何首长有关对中央或相当于中央政治局以上人员的捉人、关人、杀人等乱令。如果他们借口是执行命令而执行乱令,则其本人应接受法律的严厉制裁,无论逃至何处,均应归案严办,而决不可托辞是执行命令而推卸自己的责任。
第三,为保证首都安全,首都附近的三个人造山建议由华东、东北、山东各派一个独立营来担任固守。
第四,建议三十八军调离华北,这个部队虽然是很好的部队,但放在首都附近不甚适宜,宜调往别处,换一个原二野、三野或一野的军来接替他们的任务为宜。我的以上想法,是看了这次批陈整风会议文件,有的同志在担心着安全问题,他们的心情是忧虑的,因而是值得重视和深思的。我想,为了防止万一发生事故起见,所以想到以上做法,但这些方法必然是不完备或甚至是不正确的,特报告主席,请主席考虑交总理遵办。关于第一条和第二条,甚至可以召集首都所有担任警卫部队的干部开会宣布,由他们口头上或文字上传达到每个士兵,并且每隔两三个月重复向士兵传达一次,十年不懈。十年后再看情况,基本上也应当根据这个精神办理。首都以外的部队可传达到师团以上干部。这些内容对外都应严格保密,尽可能免除副作用的发生。
我很想和主席谈谈,如主席什么时候有时间,请约我一谈。”

吴忠还回忆,林彪的这个“四不一要”的信稿最终并“没有送到毛主席那里,是授意、起草、修改、抄清,据了解完了以后放了三天,林彪考虑不送了。”
这也就是说,并非毛泽东拒绝了林彪的约谈请求,而是林彪本人在仔细权衡利害之后,最终打消了与毛泽东好好谈谈的念头。
林彪5月23日的信稿反映了他当时的所思所想。笔者认为,该信稿的核心内容就是希望十年不动他的班底。实际上,从庐山会议的风头转向开始,林彪就十分注意对自己班底的保护。
从信的内容看,尽管林彪承认文化大革命“是非常必要的和正确的”,承认“批陈整风是必要的和正确的”,承认只有毛泽东才可以“面授机宜指示”捉、关、杀“中央或相当于中央政治局以上人员”,而且为了让毛泽东放心,林彪还主动提出将原属于四野的三十八军调离北京,但林也有以守为攻的策略考虑,“一要”让毛泽东有专断权的同时也得承担相应的责任,而“四不”可收笼络人心之效,毕竟“文革”折腾了五年,无数昔日政要的落魄令此时的中共高干,不止黄、吴、李、邱,都怕过朝不保夕的日子。实际上,当时周恩来、康生、张春桥也有疑似“叛徒”的小辫子抓在别人手里。
此外,林彪采取的仍然是“不自责”——不做自我批评的态度,而当时最让毛泽东恼火的事情就是林彪始终“不自责”。
笔者认为,毛、林关系的恶化,一定程度上就坏在林彪始终“不自责”的态度上。而林彪信稿中建议的十年内对现任高官“实行四不一要”以及“每隔两三个月重复向士兵传达一次”的做法,特别是提到对“思想糊涂的人和冒险家”的预防,无异于是和毛泽东讨价还价,因此只会徒增毛泽东的反感,而无助于事情的解决。而且,周恩来在林彪和他说此事时已经委婉地表达过“有这个必要吗”的异议。 也就是说,周恩来并不赞同林的这个想法,因为林信一旦上达毛泽东,还会引起毛泽东对林彪—周恩来默契甚或“结盟”的猜疑。
值得注意的是,林彪的这个信稿充分反映了他的“丘八”本色和个性:“四不”的诉求太直白:明明是请求,可开篇就要求“主席考虑并盼主席能找总理谈一谈,由总理采取落实的办法”,这显然不是一个副职该有的说话口气;对不希望发生的事情以“乱令”称之,把对立面的人看作“思想糊涂的人和冒险家”,而这难免被毛泽东认为有影射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之嫌。
因此,笔者认为,林彪最终没有送出此信,除了他自己的反复考虑之外,比如想起了彭德怀1959年7月在庐山写信却被毛泽东判定为“下战书”后的下场,还可能受了周恩来意见的影响,更可能是曾经被毛泽东称为“八级泥瓦匠”的叶群进行了干预。毕竟5月1日夜,叶群和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谈得很好”,而且在5月中旬,她奉林彪之命,和黄永胜、吴法宪一起同江青有过一次效果良好的“谈心” ,所以叶群不想让林彪节外生枝。

林彪不可能在陪同毛泽东会见齐奥塞斯库时不辞而别

从前面介绍的背景看,林彪不可能在6月3日上午陪同毛泽东会见罗共总书记齐奥塞斯库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时与毛泽东“形同陌路”,而且“不辞而别”。从当时的新闻图片看,林彪见了毛泽东还是一副“紧跟”的表情,而且心情不坏。
实际上,当时林彪对江青都是虚与应酬,甚至有些低声下气。比如他5月14日叫叶群约着黄永胜、吴法宪去看望江青,尽管黄永胜、吴法宪在此前已经去看过江青;在叶群和黄永胜、吴法宪去过之后又问候江青。 说穿了,林彪就是通过叶群和黄永胜、吴法宪向可以上达天听的江青示好,甚至示弱,这个时候,他本人怎么可能会公开、直接冒犯毛泽东呢?
虽然毛泽东和林彪都没有出席当天举行的招待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的宴会,但没有参加毛泽东和林彪先前接见活动的江青和叶群代表他们出席了。

从左至右:于立群、吴德、郭沫若、姚文元、黄永胜、周恩来、毛雷尔、江青、齐奥塞斯库、谢富治、刘湘屏、齐奥塞斯库夫人、叶群、曼内斯库、罗大使夫人、波帕、伊利埃斯库、马科维斯库、邱会作、林佳楣、杜马

在北京的最后一个多月林彪干了什么?

毛泽东和林彪在6月3日的见面中没有发生不快的另一个佐证,就是几天后江青主动打电话给林彪,说:“主席说林副主席学习最好。我想给你照一张学习毛选的免冠像, 命题叫‘孜孜不倦’。请林副主席和叶群同志到我住处来。” 林彪、叶群连续两日赴约到钓鱼台江青处照相。
笔者认为,正是因为这次照相以及照片随后的发表,使得林家上下都认为他们摆脱了自庐山会议以来所处的困境:6月11日,叶群告诉江青:“林彪同志的照片收到了。林彪同志说照的非常好。”6月13日,叶群又告江青:“照相的问题, 我向法宪同志讲了, 他们说对他们鼓舞很大。” 6月22日,叶群再告江青:“《人民画报》、《解放军画报》用林彪同志照片问题, 我报告林彪同志了, 林彪同志说还是用看毛选的好。” 叶群在照片正式刊出后,给江青打电话说:“江青同志给林彪同志照的相太好了。这张照片不但有艺术价值,还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在社会上一定会产生强烈而深远的影响。……林彪同志看了以后非常高兴。” 林立果对其同伙说:“现在空气缓和了,好转了。叶群检讨过关了。江青也作了姿态……”
还需要一提的是,黄瑶说林彪全家是6月15日到北戴河的 ,而实际上林、叶是7月18日才离开北京并到达北戴河 。那么,在北京的最后一个多月中,林彪、叶群主要干了什么呢?他们大概以为难过的日子过去了,在毛家湾住地搞起了装修。林彪本人则因毛家湾大兴土木,搬到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居住。 7月10日晚10点,叶群甚至还亲自到文物管理处“挑选”文物,而且去之前一周,文物管理处就被电话告知“首长要来”。 此外,林彪、叶群一双儿女的婚事也在加紧筹划了。

林彪最终不辞而别

至于毛泽东,他一定会从周恩来那里获知林彪有过想和他面谈的意图,而且会写信向他请示。尽管毛泽东不完全清楚林彪想谈什么,但他期待的是林彪会主动向他做些自我批评。然而,林彪在6月3日同他见面时并未做什么表示,此后也没有任何表示。从毛泽东在“九一三事件”前夕说的“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办公室主任。你们是不是夫人专政啊?林彪要给我打电话、写信,说是被他身边的人阻止了” 这番话可以看出,毛泽东为没接到林彪的约谈请求而失望、恼怒过,甚至迁怒于叶群。当然,最根本的原因是毛泽东认为无论从治国理念,还是组织路线,林彪都不符合他的期望,所以他要通过“南巡”为最终换下林彪而造势。
扯远了,回到主题:要说1971年林彪从不曾对毛泽东不辞而别也不属实,9月13日他踏上不归之路时就未与毛泽东辞别,但这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评 论】

我们这一届的反右派运动
——华南工学院与清华大学的比较

曾昭奋

2010年,99周年校庆日起至2011年100周年校庆日止,被定为“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年”。在这一年中,为百年校庆出的书真是五花八门,有正式出版的也有自费印刷的。在读了建筑系1955—1961届校友编印的《往昔今朝——建1毕业五十周年》之后, 我陆陆续续写下了有关反右运动的一些文字。
我于1955年进入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系学习,五年制,1960年毕业来到清华建筑系当助教。清华的建筑系是6年制。当我来到清华时,建1(1955—1961)的同学们还是我的学生。清华为了弥补同学在反右和大跃进中荒疏了的学业,最后一年为他们赶补了不少功课。作为城市规划教研组一个初来的助教,我跟他们一起到了京郊人民公社参加劳动和调研,后来还为他们补了“城市住宅”的课程。我在辅导他们时,老实对他们说:“我读的是五年制,我学的还没有你们多呢!”意在自谦。建筑物理教研组的詹老师在底下对我说:“你怎么在他们面前说这样的话。”似乎是有失尊严了。事实上,在公社调研时,同住在社员家,有的同学就不叫我“曾先生”,而是直呼我的姓名,把我视为同班同学。同行的基础课的李老师,当面批评他们:“你们怎么可以这样,直呼先生的名字?”有一位同学说:“其实我们真的是同一届的同学……”
是的,我们是同一届……。
1955年入学的这一届大学生,学制有二年的、三年的、四年的。我读的是五年制,他们是六年制。
所以我这篇文章就叫做《我们这一届……》,也许还含有“我们这一代……”的意思。
我们这一届……,真是很特殊的一代:
刚出生时,日本鬼子侵占了祖国的大片土地,我们几乎成了亡国奴;读初小时,日本鬼子投降了,我们在1945年迎来了此生亲历的第一个国庆日(双十节);初中一年级时,亲眼见证了蒋家王朝的覆灭,迎来新中国的成立,亲身体验了“长在红旗下”的欢乐;初中三年中,看着老师们集中在一起进行思想改造,亲历了镇反运动、土改运动,土改中许多地主、华侨地主家庭出身的同学,都被农会勒令退学,断送了一生的前程(当年并未听到不准地主家庭出身的学生继续学习的政策);高中三年中,见到城市的公私合营运动;虽未亲历,从报纸、广播知道了“反胡风运动”和“肃反运动”,以至于在报考大学时,极少有同学报考中文系;大学几年中,赶上了肃反的扫尾和整风反右,大跃进和反右倾,紧接着迎来三年困难时期……
我们这一届穿过了阳光,穿过了春风,也穿过了一阵又一阵政治风暴的枪林弹雨。
而最令我们这一届刻骨铭心、牢记终生的,则是反右运动的暴风骤雨——多少人在运动中应声倒下,多少人不由自主地改变了人生轨迹,又有多少人心中留下了抹不掉、解不开的疑惑和记忆……。
我们这一届,如今尚活在世上者,也都是过了75、奔80岁的老人了,但对于亲历的历史的解读,尤其是对反右运动的解读,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仍然处于不断地回忆、不断地解读、不断地思辨过程中。

一、我所经历的反右

我的大学生活,是在广州华南工学院度过的。
反右开始前,全校开始大鸣大放,帮党整风时,我所在的这个班——建筑学系建筑学专业二年级,正在进行紧张的期终考试,未开过鸣放会,也未安排时间让大家写大字报。考完试就匆匆忙忙出发到苏杭宁沪四地实习去了。在上海已经在报纸上看到反右的报道,看到北京、上海已开始对右派分子的反击和批判。
实习结束后,我们照常放暑假,仍然未与反右运动沾边。我回到汕头过暑假。此时汕头市的反右运动,已经如火如荼。从报纸上,我看到了:解放前在乡下念小学时我们十分尊敬的一位老师,已被打成右派,报纸上正发表文章对他进行大批判。
我们则这位老师叫做沈吟,是我读小学四五年级时的国文老师。我们班上几个跟他亲近的同学都知道他是“老八”(老百姓对当年地下共产党的称谓)。记得当时我还问大人,为什么叫“老八”,有人说,因为共产党的共字下面是个“八”,又有人说是“八路军的意思”。沈老师正是冒着随时被抓、被杀头的危险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斗争活动。他把一些揭露国民党、揭露社会黑暗的潮汕歌谣的油印本给了我们几个同学,其中就有他创作的一首歌谣《卖儿啼》,描写穷人家卖掉儿子时的惨状。当时,我也爱读新诗,他特地拿了艾青的诗让我读。至今,我仍能背诵当时念过的艾青的诗句:

立法者与乞丐散步谈天
妓女有了丈夫
棺材老板不再希望瘟疫流行……

他说:“这是描写未来的新社会的诗。在新社会,人人平等,没有人压迫人,没有人剥削人……”
但就在这次反右运动中,闻名全国的大诗人艾青成了右派,我们的这位老师,这位诗人,也成了右派。
也就在他当我们的老师时,1947年尾或1948年初,有一天夜里,国民党宪兵到他的住处来逮捕他。当时他住在村中一位亲戚家里。宪兵在大门外敲门、喊话,他早就有准备,待到亲戚起来,慢慢走到大门,慢慢打开大门时,他早已翻过后院的围墙,连夜跑出村子。后来才知道他顺利到达凤凰山根据地,加入“老八”打游击了。
1949年10月初,潮汕平原上,国民党军队已经全部撤离,解放军的正规部队还未到达潮汕。有一天早上,游击队的部队从凤凰山上下来了,沿着潮汕公路由潮州向汕头进发。我们学校(潮安县立第二中学)正好在公路旁。学校汇总原来已参加地下工作的同志,组织我们一部分学生,在公路旁欢迎这支队伍。队伍慢慢前进,其中有部分游击队员衣衫破旧,面黄肌瘦,但个个笑容满面,毫无倦意。在行进的队伍中,我发现了我的这位国文老师。他没有停下来,只跟我打了招呼,就继续前进了。
解放以后,沈老师在汕头市当了一名高中语文教员,并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潮汕歌谣,歌颂新人新事,在汕头市以至潮汕地区,已经出了名。此时我才知道,这位当年冒着生命危险参加党领导的地下斗争,又参加了游击队的老师,却还不是共产党员。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宣传部门给了他一个政治任务:用潮州歌谣编写一个劳动模范的故事。他用了很多精力和时间写,反复地写,但始终没有被通过,也见不到发表。原因是,宣传部门的领导,要求他按领导的意图进行修改,他也进行修改,或者,还有的不愿修改。总之,没有令领导满意。正是这个不听话、不服从的创作经历,为他自己埋下了祸根。反右一开始,他立即被打成右派,在全市报纸上被点名批判。
原来,几个月前,整风、鸣放尚未开始,他在报上发表了一篇杂文:《无声的挡驾》。
汕头市有一个很漂亮、面积很大的中山公园,听说是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全国第一个全新规划、建设的中山公园,而当时全国各地的很多中山公园都是用旧的基址改造命名的。公园里,湖面上,有一个很诱人的水上餐厅。有一回,市长宴请宾客,也来到这个水上餐厅用餐(当时还没有五星级饭店,可能也还没有为官员们特设的内部餐厅)。市长有小轿车,进入公园时,他就不管公园大门口的“车辆不得入内”的告示,长驱直入。我们的这位沈老师,就以此为题材,写文章批评违规的市长。
反右一开始,这篇文章就成了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罪状。他被定为右派,编入全市的右派劳改队,干移山填海的粗活。
大概是1960年前后,我曾拜访那位他当年寄住过的亲戚。这位老太婆1948年时故意慢吞吞地开门,让沈老师有时间从后院逃跑。我想他了解沈老师的近况。她对我说:“他就活该如此!大家都错了,就他一个人对?他这个人就是太……”这位老太婆已经认同了主流话语对他的不停的批判和加罪。
文革中,沈老师被投入监狱,据说已经被定了死罪,就在等一个有意义的日子执行枪决。终于等来四人帮垮台,他被释放回家,但已经是一位近60岁的老人了。
回想当年,市长不遵守园规,对他进行批评,应该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沈老师的批评一下子就变成了“敌我矛盾”。
沈老师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右派:1947年,在国民党的抓捕中逃脱,保住一条命;1957年,成了右派;1967年入共产党的监狱;1977年从共产党的监狱出来。
那个暑假,在汕头市,我并未厕身反右运动之中,但是,报上揭发出来的右派言论和右派分子的下场,是我这个自诩为“党的宣传员”的人回头一看,也不免为自己的言多语失而担忧。
我记起了两件事。
一是关于俄语学习。我在中学时期学了六年英语,升入大学后,改学俄语。俄语教师原来是教英语的,他在教俄语时,就常常把俄语中的一些词语跟英语联系起来,让我们好记、好理解一些。
当时,广东中学生的外语课,普遍学习英语。升入大学,改学俄语,从字母开始。很多广东学生对这种安排很有意见,在下面有所议论,但也无可奈何。
那时候,学苏和批判“恐美、崇美”已成常态。建筑学系图书馆有许多英文书刊,但大伙都不敢公然去阅读。另有很少的俄文书刊,大家又都看不懂。尤其是有关建筑学的杂志,英文的真不少,而且都印得很漂亮,有许多彩色图片;俄文的就那么两三种,内容及印刷都不怎么样。系里、班里的干部、党团员都不敢看英文书刊。对少数爱看英文书刊的同学,干部们都认为那是后进同学,用后来常用词来说,就是“只专不红”。
还是在1956年春节寒假期间,有一次,我们几个同学在宿舍里议论学外语的事,大家都对不学英语、改学俄语表示不满,话越说越多,越说越有气。这时,平日就对此有不满情绪的我,竟然说了:“这简直就是反动措施!”“反动”二字一出口,我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下面的话也说不下去了。旁边有一位同学,听到我的话,一时脸色都变了,疑惑地望着我。我也奇怪自己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但后悔晚矣。
当年我们那个建筑学系的图书馆的许多英文书刊,都是从香港直接进口的,种类和数量在全国几个建筑系的图书馆中是最多、最好的。有一回我进去匆匆翻阅一本新到的英文建筑杂志,突然发现英文书里有一张香港国民党特务的反动传单,吓得我再也不敢去翻阅那些漂亮的杂志了。当时就想——也许正是这一情况,使有关领导不提倡我们去看这些杂志。
三十年后,当我成为《世界建筑》的主编,整天跟外国建筑、外国建筑书刊打交道打得不亦乐乎的时候,才感到自己真的进入“文明盛世”了。
顺便补充一下,近读《寸草心——清华名师夫人卷》, 才知道当年教我们俄语的高棣华老师,正是一位杰出的清华校友,才知道她的丈夫陈永龄教授,当年的华南工学院副院长,也是清华校友,清华名师。
高棣华先生(1915—),1937年毕业于清华西洋文学系,是当年清华女子排球队、乒乓球队和篮球队队员。一代才女,飒爽英姿。陈永龄先生(1910—2004),也是清华校友,历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同济大学、中山大学教师、教授和岭南大学理工学院院长、华南工学院副院长,1956年赴武汉参与创办武汉测绘学院并任副院长。当年高先生随陈先生北上武汉。1989年前后,高先生全力协助丈夫顺利完成了《中国大百科全书•测量学》卷的编辑工作。
大概是1961年,有一天我在瞻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时,就在纪念碑的平台上,见到了陈副院长和高老师。——我虽然没有学好俄文,并对改学俄文放肆攻击,但这并没有减少我对两位师长的尊敬和感念之情。
下面说说第二件事,反右前鸣放时的事。
当时,学院里的鸣放已现高潮,但我们全班已安排好在考试完之后即外出实习,大家都没有写大字报,也不开鸣放会。我也不知哪里来的积极性,在临出发的前天晚上,“放”出了一张漫画。原因是几天前,学院团委召开宣传会议,因为我是班团支部的宣传委员,还负责学院里的一些经常性政治宣传工作,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团委书记告诉我们:广州已经开始放映新出的电影《家》,但这部电影有问题,巴金这个人也有问题,所以我们学院决定不放映这部电影了。
我听后极其反感。我在解放前读高小时就读过巴金的许多作品,也读过《家》。1950年,我读初中,学校还演出话剧《家》。巴金在我心中是一位好作家。对学院的这一决定,我就想“鸣”一下,表示反对。晚上,我画了一幅漫画,画上有一个城楼,城门紧闭,一个持长矛的勇士,背对观众,面向城楼,做挑战状。勇士背上不是一个“勇”字,而是一个“家”字。还配了一首打油诗:

巴金的“家”到此来,
百姓欢迎闹猜猜。
□□□□□□□,
皇上城门何时开?

“闹猜猜”是潮州歌谣中形容热闹场面是常用的词语,第三句的文字忘记了,大概是表示遭禁、禁演的意思。
画好后,我连夜贴到湖滨路(一个又长又宽的湖滨广场)的大字报棚上。第二天就出发到上海实习去了。
实习之后,我回汕头,跟从全国各地回到汕头过暑假的高中老同学在议论反右斗争,议论右派言论时,每想到上面两件事,就不免表示出担忧后悔。一位已在清华大学参加了第一波反右斗争的老同学(这位同学在高中是由我负责培养、介绍入团),大概听出了我的心声,就对我说:“你回学校后,就积极投入运动好了。我看不会有什么事的。”暑假过后,回到华南工学院,听了进一步开展反右斗争的动员报告之后,我立刻写了大字报,一首《飘向湖滨路的战歌》的长诗,贴到大字报棚上去,立马成为一个反右斗争的勇士了。
已经记不得那幅关于《家》的诗配画的大字报是否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但这《飘向湖滨路的战歌》的大字报是规规整整地签了名的。
让我提心吊胆的前后两件事,终于没有被揭发出来。我也抖擞精神积极投入运动。当建筑学系开大会批斗一位刚入学的同学时,我还成了主席团的成员之一,这是唯一的一次。这位新同学在暑假之前全心全意投入高考,此时尚不知道什么叫“三反”言论。但他响应号召,参加鸣放,贴出了一张《提起卖余粮,苦水斗难量》的大字报,揭露农村中高征购的做法。批斗会上,只给他扣帽子,说他反对党的领导,说他造谣,但说不出什么道理。有的同学在发言中,说他在宿舍里说粗话(农村来的孩子,说到男女关系时爱用的粗话),越说离批斗会的主题越远,弄得那个全系的批斗会几乎无法收场。我来自农村,明知他在大字报上写的农民被迫“卖余粮”的苦情全是事实,但我敢为他说什么呢!
1958年以后,由于高征购等引发的大饥荒,全国就饿死了三千多万人。大饥荒与反右运动,其实也是连在一起的。
那次批斗会以后,我终于有了新的“觉悟”——这是一个阶级立场问题:只要你站在党的立场,无产阶级的立场,你就会认为他的大字报是大毒草。
到了运动后期,上面似乎有了政策,对于这一班刚入学的学生,可以不抓或少抓右派分子。这位同学终于幸免于难,但后来一直被视为后进学生。
至于我们这个班,72个同学,由于反右之前没有鸣放,没有留下任何会议记录和大字报摘录做依据,一时抓出不右派分子来。这可急坏了运动的领导者和积极分子们,怎么才能完成5%的任务呢?
结果,决定抓3个右派,占全班人数的4.17%。
第一个右派,他平常乱说话,也不好好学习。有一回,在宿舍里,同学说他这样不好,他很不服气。有同学挑逗他:你敢喊反动口号吗?他脱口而出,喊了一句反动口号,把在场的同学吓坏了。这一回,成了政治问题,追查、落实,最后定为右派,极右,劳动教养。后来也未被从宽处理,没有返校补课。再后来,听说逃到香港去了。
第二个右派,因为患过肺结核病,留级一年,留到我们这个班上。学校里这些患过病的同学集中住宿。在班里,大家都不怎么了解他。反右运动开始后,他原来所在班的团支部,传来了他曾经在班上说过的怪话,说他们班上的一个女共产党员,“像庵寺里的一尊石佛”(意思是“只有一个表情”)。就这么一句话,把他打成右派。他身体欠佳,一直跟班学习,直到毕业。
第三个右派,是在极其勉强的情况下,定他为右派,也列不出什么罪状来,就决定开他的辩论会(批判会)。上午,领导反右的团支书通知他:下午开他的辩论会,让他做好准备。下午,大伙集合了,在教师里等着他来“辩论”,等着批判他。但他已在中午时光,通过深圳罗湖口岸,跑到香港去了。

二、清华建1班的反右

比起我在华南工学院建筑学系所亲历的反右,清华建1班(建1—1,建1—2,建1—3)的反右,要复杂精彩得多。
下面有一个简单的对比:
华南工学院建筑学系1955—1960届
学生人数 右派人数 极右人数 右派占班级人数百分比
72 3 1 4.17%

清华大学建筑系1955—1961届(建1)
建1—1 30 0 0 0%
建1—2 30 4 2 13.33%
建1—3 31 2 1 6.66%
全年级人数 91 6 3 6.66%

建1—2班的雨澜(化名)同学在一篇回忆录中写道:
“从1955年入学到1957年春天,这一年半的时间,我们的大学生活过得丰富多彩。”“1957年春天,……学校通过层层传达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又下大力气反复动员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带头鸣放,整个清华园就像一锅水,逐步加温,温度迅速高起来,最后终于达到了沸点。”
关于当时鸣放的大字报内容,她写道:
“这些大字报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第一是主张理工合校……。第二是主张教授治校……。第三个问题是1955年清华的肃反运动伤害了多少人……。”“1957年5月中,《人民日报》发表了《工人说话了》的社论,全篇充满了反击右派的火药味,可是我们这些政治单纯、嗅觉迟钝的大学生丝毫也没有觉察到什么,还在傻乎乎地卖劲鸣放。”
“全国反击右派的斗争开始了,卢捷(化名)(建1—2班的一位同学)一夜之间成了英雄人物。有领导的撑腰,有舆论的支持,卢捷很快当上了团支部书记。”(卢捷)偷看了黎以林(同班同学,化名)的日记,发现上面写了什么“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胜者王侯败者贼”等等,卢捷抓住这些词句,断章取义,无限上纲,将黎以林划为极右,劳动教养达4年之久。”
雨澜所在的这个建1—2,还出了另一个大右派:“我们班威信很高的党支部书记吉庆临(化名),就因为上书党中央要求重新审查一下胡风是不是反革命,而被定为极右分子,劳教4年。”文中的吉庆临,真实姓名是吴庆麟。在马国馨《清华建筑系1955年学人剪影》中, 有一段文字介绍了吴庆麟:“1931年出生上海。1949年高中毕业前加入中国共产党,上海解放后即参加工作,1955—1965年清华大学建筑系学习,期间被错划为右派,去工地劳动,1961年摘帽后复学。毕业后分配到长沙的有色冶金设计院,后调职浙江省轻纺设计院。1968年曾因现行反革命罪去农场劳改,1979年彻底平反,恢复党籍,1992年离休。”
吴庆麟是全校有名的大右派。在“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于1965年写成的《清华大学整风反右运动大事记初编(1956—1958)》中,就出现了有关吴庆麟的三件大事:
1957年6月3日,建1学生,党内右派分子吴庆麟在论坛上“号召”控诉肃反及三害。
1957年7月6日上午,全校党员大会,报告党员处理问题,开除袁永熙、贺宝晏、吴庆麟等三个反党分子的党籍……。
1957年7月24日,建筑系党总支大会,批判右派分子吴庆麟。
建1—3班的刘雪鹏,心直口快,说过一些过头话,被定为极右,发配至新疆建设兵团劳教,没有获得复学补课的从宽发落。后来,又受到打击和歧视,精神抑郁,于1984年自杀。同班同学平嫆在《同窗心语——清华入学50年回眸建1》一书中, 写下了关于刘雪鹏的一段辛酸文字:
“2011年,才从山东师范大学档案室得到讯息:刘雪鹏的父亲,原音乐系教授,一家文革中被扫地出门。扫到哪里?不知道。据说还有一个妹妹刘雪雁,也不知下落……。”“卢学鹏的一位难友,简单介绍了刘雪鹏的情况:到兵团后,先在塔里木修公路,七0年集体调到农师29团。凡他人不愿意或干不了的活,就是我们的活。1979年落实政策,刘调到29团中学任教(高中物理),以他深厚的功底和对学生的关爱,工作得到了学生和老师的好评。1983年底为增加师资力量,学校到山东聘请了几十名教师,不分良莠,其家属一律安排在校内临时设定的岗位,而原来的老师家属却仍在校当校工或务农。这引起了原来老师的不满。此时刘雪鹏竟忘记了自己的右派(前科),他领头提出抗议,还组织一些教师要和上面理论一番。结果团里就调离刘雪鹏,让他去干农活。虽只两个多月又调回学校,但他已变得精神失常,于1984年8月份一天夜里服毒自杀。留下了妻子和两个不满十岁的女儿。”他由于个性极强,终于不容于世。
而候补党员史九如当团支部书记的建1—1班,却没有右派。这在当时是难以想象的。那些原该被抓出来的右派,正是由于史九如的“庇护”,逃过了一生的苦厄。一位老同学回忆当年,就对着曲之凡(化名)说:“要不是史九如当年保护你,你就是右派。”
建1—1班还有一位同学,肖昌杰,爱好文艺。课余在校报《新清华》副刊部当编辑。1957年,副刊刊出了黄万里的随笔小小说《花丛小语》,被毛泽东斥为“这是什么话!”并钦定为右派。《新清华》的主编郭道晖先生也成了右派。但史九如确认为,肖昌杰同学不能定为右派。
同班同学韩云嘉回忆说:“肖昌杰同学是全校有名的喜文能诗的多才多艺的突出人物。万没想到1957年他在《新清华》副刊当业余编辑时,因刊登了黄万里教授的《花丛小语》,从而遭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在全班以九如为首的同学们的力挺下逃过一劫。”肖昌杰曾对韩云嘉说:“想当作家……,后来在《新清华》副刊时,挨了一刀,觉得文艺也挺可怕。”他毕业后分配搞军事工程。1990年的了肝炎,1991年5月逝世。同班同学李良娆说:“他用自己的一生,为实现中国人的飞天梦,默默地付出了毕生的心血。每当我国自己研制的载人飞船遨游太空时,我在想,我们的战友肖昌杰也一定是和我们一道,在含笑仰望着太空。”
我想,凡是经历过反右运动的人,都会对史九如同学表示深深的敬意。然而,她却因此被视为右倾,她的党员的预备期被延长了一年。
建1—1班同学黄汇在《九如大姐,我想你》中说:“……反击右派开始了,许多班都揪出了右派,但我们建1—1变竟连一个右派都没有揪,这是为什么?对这个问题我问过支部书记九如,她说:‘我们建1—1班同学中的一些事都是认识问题,没有阶级敌人。’她又说:‘我是共产党员,这时候就要出来说该说的真话,这是对党负责,也是对同学负责。’她的话,使我们认识了一个真正的九如……”“九如的温情处世,传闻她受到党内批评并且一直到毕业后在工作岗位,也被视为党员中不可靠的人而受到不公正待遇。我很替她委屈。但是没听到她的任何怨言和牢骚。日后谈起这一切,她对我说:‘在人的一生中,最重要的是自己别站错了,也别走歪了。做正确的事,就不要计较付出了代价。”
史九如同学于2006年6月病逝。同班同学韩云嘉在《掌门人,我们永远记着你——九如》的怀念文章中说:“当《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头版头条刊登反击右派猖狂进攻的社论后,形势大变,三不政策变成了引蛇出洞。这样一来,人人自危,掌门人史九如深知运动的风险,自己也不做言而无信的小人。为了保护同学平安过关,只好以认识问题、思想问题、方法问题来回避立场问题、政治问题的上纲上线。我们小班无一划右派,在全校实为少见,但九如的党员预备期却被延长了一年。”“1958年,是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一年。……我们还看到了县里的红头文件——三年实现共产主义!其指标仅仅是每人粮食多少斤、油多少斤、肉多少斤、瞎胡吹!这一切让我吓一大跳,觉得这个政治运动实在无法理解……。九如怕我顶撞运动,只好以大帽子吓唬我们,让我们闭嘴……回想我们经历的风风雨雨,我由衷地感谢九如同学,甚至我在想,将来在天国时,九如还做我们的掌门人。”
我想,史九如当时尚未能预卜到右派分子们的极其悲惨坎坷的命运。我想如果当年那些参与抓右派、打右派的人们,包括鄙人在内,能预知到右派分子的悲惨命运的话,也许会用选出更多的史九如来。

三、两位校友,两位教务长

在反右运动的整个过程以及多年之后为右派分子改正的过程中,曾经显露出一些令人无法理解的现象——反映了在党的领导、决策过程中为我们目前尚无法弄明白的领导决策机制。
我想以两位清华校友的右派经历来理解(当然还不理解)这种现象。
一位是冯秉铨教授(1910—1980年):清华大学物理系第三班学生(1930年毕业),1957年是华南工学院教务长。
另一位是钱伟长教授(1912—2010年):清华大学物理系第七班学生(1935年毕业),1957年是清华大学教务长。
他们都在整风鸣放时就大学的办学理念等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们都在大会上和报纸上遭到口诛笔伐。最后,清华大学教务长钱伟长被划为右派,华南工学院教务长被内定右派。
先说说冯秉铨。
冯秉铨1923年进入北京汇文中学学习,在学校时,自己装了一个矿石收音机。
1926年,16岁的冯秉铨进入清华物理系。全班16人,毕业时只有3人:龚祖同、施国钧和冯秉铨。
1929年,蒋介石任命罗家伦为清华大学校长,许多学生进行抵制。毕业时,冯秉铨出于义愤,拒绝接受罗家伦签名的毕业证书。1980年逝世前三个月,他还对前来探病的朋友说:“我毕业时,排在最后一名。我也没有清华大学的毕业文凭。”
冯秉铨毕业后,由吴有训推荐,到广州岭南大学任教。1932年考入燕京大学研究院当研究生,在学时与孟昭英、袁家驹等组建了一个业余无线电台。1934年获硕士学位,回岭南大学任教。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延安的妹妹冯秉珊(原燕京大学的学生)给他来信,介绍延安抗日根据地的情况。他化名将妹妹的来信寄给香港《大公报》,在“读者来信”栏发表。日寇占领广州后,岭南大学迁香港,冯任物理系主任。1940年,冯与他负责指导的研究生、情人高兆兰赴美留学;1942年,同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留校任教。他的英语和普通话都很棒,口才好,人缘好。经常在哈佛和其他场合发表演讲,发起募捐,支持抗日,并被选为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中国留学生联谊会主席(他的前任是周一良,后任是吴于厪、高振衡)。在哈佛期间,与王明贞、孟昭英、戴振铎、萨本栋、赵元任、杨步伟、饶毓泰等成为亲密朋友。
1946年,辞去哈佛教职,重回岭南大学。
1948年,陈序经任岭南大学校长,冯任教务长。经过陈和冯的多方努力和热诚邀请,陈寅恪、姜立夫、陈耀真、毛文书、谢志光、周寿恺、陈国桢、白施恩、秦光煜、陶葆楷、陈永宁等名师,都到岭南任教,极一时之盛。
广州解放前夕,妹妹通过中共广东省委地下组织的干部区梦觉传信给冯秉铨。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岭南大学被撤销。中山大学经过肢解减肥之后,搬入岭南大学校址。以中山大学工学院为主的华南工学院(教工622人,学生2900人),占用了原中山大学的大部分建筑。由杜国庠提名,冯秉铨任华南工学院教务长。
1956年,为准备解放台湾,广州几所大学的一些专业迁入内地(当时我在华南工学院建筑学系一年级。建筑学系已决定搬至长沙,系里图书馆的图书已经装箱待运。但后来并无动静)。冯所在的电讯系迁往成都,成立新的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但华工党委书记张进同志却不让冯秉铨教授离开(可能考虑到冯的夫人高兆兰教授——我国光谱学的开拓者之一,仍在中大物理系任教,不好将夫妇拆处两地)。清华大学教授孟昭英(1906—1995,1957年被划为右派)得知消息后,专门写信给冯,建议他到北京主持中科院电子所。最后,陶铸、聂荣臻亲自出马,以广东必须迅速建立自己的电子工业为由,把冯留下,仍当教务长。
1957年,整风鸣放期间,他在冯白驹主持的鸣放会上做了“运动之风何时去,学术之风何时来”的长篇发言。反右开始后,冯秉铨受到声势浩大的批斗,《南方日报》在一个月内三次公开点名批判冯秉铨的反党、夺权罪行,说冯秉铨与北京的钱伟长一南一北,一唱一和,是一丘之貉。
我记得当时报上有一篇批冯的大文章,说“运动之风”不会去,党的领导不会去;现在就有“学术之风”,是社会主义的“学术之风”。冯秉铨的资本主义的“学术之风”绝不会来。
最后,冯秉铨是“内定右派”。按照当年的规矩,应由党委通知冯本人:你是右派,必须跟戴帽右派一样,老老实实,并须定期做思想汇报。但“内定右派”不向群众宣布,教务长还继续当。
怪事终于发生了。
华南工学院党委和党委书记(兼副院长)张进同志却顶住了上级的决定,不通知冯本人,并且替冯秉铨写右派分子必须定期上交的思想汇报。这位华南工学院的第一把手——张进同志,背上了“丧失对党的忠诚”的包袱,直到文革爆发,被打成走资派,其“包庇”右派分子冯秉铨的罪行至此方被揭发。被难中的冯秉铨到这时候,方才知道自己被包庇、被保护的事实。
文革十年中,冯秉铨在被关押并参加重体力劳动中,昏死过两次,其中一次是在被抢救了36小时后才苏醒过来。1966—1967,一年多时间内,被迫搬家7次,每况愈下,第八次被“搬”进了监狱。
1980年3月冯秉铨病逝,习仲勋、杨尚昆、蒋南翔、周培源等送了花圈。周培源还在《冯秉铨教授的道路》一书上题词, 赞扬冯教授为“士子楷模”。北京大学周一良教授在读了这本书后,曾在《读书》上发表读后感,盛赞冯教授的道德和学术功绩,并特意将《道路》一书带到美国,复印后送给在美诸旧友。
四人帮垮台后,保护右派的走资派张进与漏网右派冯秉铨之间的友谊成为一部新的儒林佳话。在冯秉铨教授的追悼会上,张进书记致悼词时流泪满面,泣不成声。之后五六年,知道自己也将往天国,每逢冯教授忌日,他都要到冯的墓前行礼致意,并留下好几首怀念的诗词,其中有一首七绝:

二十七年交谊深,
儒林喜幸有知音。
毗邻已作天涯别,
何处沧波去觅君?

张进书记逝世后,我曾从北京寄去一篇怀念文章,写了我曾与张进书记直接交谈的情景。 我认为他是一位坚持原则、坚持正义、毕生忠于祖国教育事业的共产主义者。
冯秉铨教授曾负责我们这个班的建筑声学课程的教学工作。一位大科学家来给我们上课,全班同学都异常高兴。讲完课,冯教授还留下作业。我们的作业,他看后都签了名,签了日期。我却起了疑惑,冯老师有那么多行政事务、科研任务,负担着那么多的专业课程的教学工作,他真有时间有心思来阅读、批改我们这些粗浅的作业吗?我搞了一次“恶作剧”,在解答问题的文字中插入一个疑问:在自然环境或建筑环境中,有些回声因为分贝低,我们用耳朵无法听到,能说“没有回声”吗?作业发回来时,我见到冯教授很认真、很规整的一大段回复的文字。我深深拜服了!冯教授忠于教育事业,经常把自己的科研任务——建立中国“振动学派”的事,排在计划的最后。这种精神,使他赢得了全校师生的无比尊敬。
1958年,全国各行各业大跃进,有一次,冯教授在全校大会上,发表了“赶超清华大学”的演讲。他说道,两个学校都是工科,我们的条件并不比清华差。清华只有一个条件比我们强:它有一批苏联专家。1959年国庆节那一天清晨,由冯教授带领的无线电系的师生建造的我国第一台俄—汉电子翻译机,成功地完成了最后的调试。1958—1963年这几年中,冯教授为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了《脉冲技术》、《场论》、《天线》、《振荡理论》等十门课,每周授课27学时。他以自己的“业余时间”(教务工作及教学工作之外),一直不间断建立中国“振荡理论”学派的科研工作,并已完成近百万字的《振荡理论》的初稿。1966年3月,清华大学常迥教授(1917—1991,1957年被划为右派)在读了冯教授的《振荡理论及其应用》大纲后,给他发来了一封热情的信:祝愿他“一气呵成写出此书,它一定是一部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好书。”但此时距文革爆发只剩下两个月了。
关于钱伟长教授,他的坎坷经历,大家都比较熟悉。
1979年夏天,中共中央以文件形式宣布对被错划成右派分子、包括钱伟长在内的55名党外人士一律予以改正。
1979年秋天,新华社发布消息,著名六教授:曾昭抡、费孝通、黄药眠、陶大镛、钱伟长、吴景超错划右派,全部改正。
然而,清华大学却一直顶住不办,拖延了三年之久。1982年1月12日,钱伟长应邓小平任命,即将赴上海就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临出发前一天,清华大学才给了他一张错划右派的“改正书”。钱伟长成为清华大学最后一个被改正的右派。
1995年5月,我到上海工业大学拜望钱伟长校长,后写了《后摇篮曲》一文,登在《读书》上。
当时他不仅是一位大学校长,而且是全国政协副主席,是一位大官。他却不要工资,不要住房,就住在学校的极其简朴的招待所中,由夫人和女儿的照顾。看着钱老那么朴实,那么高兴的神情,我有一个想问的问题几次到了嘴边但都不敢开口,真怕再去触动那历史的疮疤。他的夫人孔祥英,原清华附中一位有口皆碑的好校长,在钱老获罪戴帽子后,不能当校长了。我一直记挂着他的儿子。当年,钱老被划为右派,撤销一切职务,停止一切工作,保留教授,从一级降为三级。儿子竟也受到株连,虽高考成绩优良而“不予录取”,被分配到工厂当搬运壮工。 我想问的问题是:钱老的儿子,在这几十年中,又有着哪些不幸的遭遇?不敢问,却一直记挂在心。
2011年春节,电视台播出“2010年十大感动中国的人物(钱老排在第一位)颁奖典礼。我在电视屏幕上第一次见到钱老的独子钱元凯先生。2012年9月26日,在清华大学召开的钱伟长先生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钱元凯出席并发言。他经过自己的努力,早已是一位极有成就的科技专家。多么不容易呀!
1957年,不经华南工学院同意,有人(上级)硬要给冯秉铨先生扣一个“内定右派”的帽子。1979年,中央要给钱伟长先生“右派改正”,但清华大学却顶住不办。都是当权者的动作。显然,有一种极左的力量在支持它。它有一种不受约束、不受追责的特权——这样的特权,是谁赋予的,又是怎么形成的?
这种力量和机制,不仅在1957年的反右中起作用,在1979年的改正右派中起作用,现在也仍然在起作用。有两个例子可以说说。一是朱镕基不能在公开出版物上亮相,一是黄万里的著作一直不能正式出版。
我在上文中曾提到马国馨院士主编的《清华学人掠影》一书,原稿中有朱镕基的相片和简介。但是出版者按照上级的规定,要抽出朱镕基的材料。还好,朱镕基校友最终还是出现在清华百年校庆的有关活动中,被“解禁”了。
2011年百年校庆过后不久,清华正式举行了“黄万里先生百年诞辰”座谈会。会场入口处,一位与会者手中持有纪念黄万里先生的书法条幅,被把门者没收了。对此,我似乎有先见之明。我写好了纪念黄万里先生诞辰百年、逝世10年的对联:

江河万里,大坝悲歌未了局;
先生百岁,十载缅怀有新篇。

在还不知有否举行纪念座谈会之前,我亲自将对联送给了黄万里夫人,也就避开了被没收的结局。
纪念座谈会结束了,黄万里的小女儿才告诉我:集会的许多邀请信是黄家发出的,清华有关领导通知黄家:不得邀请李锐先生参加这个座谈会。
黄万里先生于2001年8月27日辞世。李锐先生曾写了一篇悼念文章:“9月4日向黄万里遗体告别,我去了。在告别仪式上,给了我一本《黄万里文集》(听说还是一些教师自费印刷的,不是正式出版的)。 那天我正在参加水电学会召开的会议,我旁边坐着的两位,其中一位是黄万里在清华的同事,另一位是三峡论证的领导人,这两个人都是中国水利界的大名人,但他们却根本不知道当代中国最优秀的水利专家的遗体在这一天举行告别仪式。我去告别完了后,又回来开会,真是感慨无穷!同样是学者,却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命运:一面是冷落寂寥,一面是大红大紫……黄万里的命运是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他是中国水利界一个非常伟大的马寅初式、陈寅恪式的悲剧人物。”
2001年,我在拜访黄万里先生后,在《读书》上发表了《江河万里》一文,在文章的最后,按照《读书》作者的习惯,用小字注明刚读过的书:
——《治水吟草》,黄万里著,1991年6月,无出版社,无定价;
——《黄万里文集》,2001年8月,无出版社,无定价。
想不到,万里先生的学生党治国先生(1957年因为先生辩护,被定为右派,极右,送矿山劳动改造,文革中进了监狱)在看到这两行小字之后,竟然热泪奔流:“我们的一些出版社每年生产堆积如山的文化垃圾,而黄老师的著作却只有借助民间菲薄之力,用民间出版的方式,出版区区500册。看到曾先生列出的这个奇特的书目,我再一次热泪奔流!”
万里先生的学生,工程院院士王三一,看到文章后面的这两行小字之后,从长沙写信给我说:“先生的著作无定价,却是无价之宝!”

四、反思反右

在接受并认同主流话语对反右的诠释之后,我曾经花了很长时间去了解高中同学在反右中的命运。
我在汕头金山中学念高中,它是全省的重点中学,历年高考录取率在全省中总排在第二、三名。1955年,据说高考录取率40%,但我们这一届升学率达到85%。那么我们这一届的同学在反右中的情况如何呢?
经过多年多方了解,我现在的一个班的同学,分处祖国各地,没有一个人沦为右派。曾经是这个班的团支部书记兼班长的我,既为同学庆幸,也更易于接受主流话语对反右的解读和诠释了。
后来,我了解到同级不同班的一位同学的情况——他叫许华彬,同级中有名的数学尖子。高中毕业后考入北大数学系,仍是只爱学习不问政治,反右中被打成右派,成为一个凑上5%的牺牲品。他大学毕业时比一般的右派分子好一些,被分配到云南边疆地区当了一名中学教员。四人帮垮台,右派改正之后,他恢复了与高中同学们的联系。在欢聚的时候,他不多言语。但是,一次又一次,在回顾几十年的历史时,他总是一边哭泣一边诉说:“我在起跑线上就被打下来了,几十年了,又有什么可说……”
“在起跑线上就被打下来了!”
你没当过右派,或者,没见识过反右,你能体会这句话的分量吗?
多少次运动,多少次革命,有无数精英人才,就在未“起跑”之前倒下了。
“我们这一届……”是反右斗争全程参加者,也是产生右派分子的群体之一。反右运动对我们这一届来说,是刻骨铭心、无法淡忘的记忆。但我对反右和右派的解读、反思却一直处于不断深入和变化之中。虽然曾经认同了主流的说法,但这些说法大都自行溃散了,以至如今没有理出一个清晰的、令自己信服的头绪来。
对清华大学来说,对中国教育界来说,1952年的院系大调整,只是肢体上的切割和伤害,而1957年的反右运动则是思想和灵魂的丧失和彻底崩溃。肢体的巨创可以慢慢修理,思想和灵魂则仍然停留于支离破碎和晃荡无定的状态中。
在清华园,曾有过“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也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碑铭。校训在被抛弃之后,又被拣了回来,隆重地镌刻在校门口、大图书馆、主楼的中央大厅的显着位置上,但“精神独立,思想自由”则仍然只能是在民间暗暗流传、窃窃私语。
回想整风反右前,听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讲话的传达。第一次听到“人民内部矛盾”,而且要“正确处理”的话,我们一直在思考什么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没有理出头绪来,就很快在反右运动中领教了许多原来被认为是“内部矛盾”的东西,例如,在帮助党整风时,对党的工作提出意见,对党员的批评,立马成了向党进攻的“敌我矛盾”。后来,对右派分子的惩罚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如何“处理”法,是“无法无天”;怎么处理,什么刑罚都用上了。
整风反右之前,曾在报纸上读到何香凝老人的一篇长文,题目和基本内容早已淡忘,但她在文章中提到:人群中总是分左、中、右,却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不灭的印象。当时,绝对不会把右理解为敌我矛盾,最多也就是落后分子吧。
也是在1957年,毛泽东主席在读了黄万里教授的《花丛小语》之后,除了评为“这是什么话!”之外,还对黄培炎先生说:“你家也分左、中、右啊!”毛泽东主席所说的“左、中、右”,跟何香凝老人所说的“左、中、右”可就完全是两码事了。过不了多久,在黄培炎家中,在黄万里的七兄妹中,就出了五个右派:黄万里、黄大能(弟)、黄必信(弟)、黄路(姐)、黄素回(妹)。文革中,黄必信自杀,其妻也在被关押中自杀,14岁的小女儿失踪。
假如黄培炎把当年在延安窑洞里所说的话,拿到1957年来说,他不是大右派才怪呢!
2001年6月21日,当我第一次拜望万里先生时,见到客厅郑重悬挂着何香凝老人上世纪五十年代赠黄培炎先生的一幅墨竹中堂。当我凝神望着这幅中堂时,脑子里似乎顿时听到了何香凝老人的声音:人群中总是分为左、中、右嘛……。但是,紧接着,似乎又听到在空中飘动着的声音:你家也分左、中、右啊!——这时,就在万里先生家里,万里先生双手扶着墙壁和门框,已经缓缓移步来到客厅……
万里先生是清华大学最后脱帽的一个右派。据说当有关负责人给万里先生送来脱帽和改正的通知书时,万里先生并没有接受和致谢。他认为戴帽和脱帽,改正与改错,都是你们定的,与我何干。
在万里先生的心目中,“右”(right)是正确,中文如此解,西文也如此解。金克木老先生读了万里先生于1991年自费印刷的诗集《治水吟草》之后,曾赠诗万里先生:

昔有南冠今右冠,书生报国本来难。
大堤蚁穴谁先见,叹息泥沙塞巨川。
(辛未年秋)

黄万里先生和诗一首:

贬左面南尊右冠,中西同义释非难。
常人惯作雷同调,异曲惊天赛百川。
(1991年11月)

章诒和在他的著作中,似乎也提到章伯钧先生曾认为自己是右派。因为右派不一定是错的,即使错了,也不能当敌人对待嘛。
至于右派分子和他们的亲人们的极其坎坷、悲惨的命运,是“我们这一届……”以及所有善良的人们当年所未能预料到的。下面只说说我已经知道的清华建筑系的几个右派“妃子”的悲惨结局:
1956年毕业的蒋维泓,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党员。1957年,该班的学友63人中,包括蒋在内,有17人被打成右派,占27%。文革中,在农场劳改的蒋维泓人间蒸发,死不见尸,成为一个储安平式的人物。
我们城市规划教研组的讲师程应铨,戴上右冠之后,妻离子散,在文革中自杀。
宋元瑾,天津大学在建筑系的一位进修教师,也被毫不客气地定为右派。回到天津,先是家破(妻子离婚),后是人亡(文革中自杀)。
建〇班的朱瑞华,戴上右冠,被劳教4年之后复学,分配工作。文革中一个人服安眠药自杀时,不到两岁的儿子就睡在她的身旁。
张晰晖,1954年毕业留系任教,1957年被打成右派之后调离清华,文革中自杀。
上面提到的建1班的刘雪鹏,在度过艰难漫长岁月之后,又遭到不平的对待,精神抑郁自杀。
当年,建筑系师生中共揪出33名右派(教师右派10人,学生右派23人),有5名右派(教师3人,学生2人。当时蒋维泓已经在建筑系)先后自杀,占15%。
回头看看清华大学的反右战果:
清华党委15人中,右派4人,占26.7%;
清华全校学生9262人,右派349人,占3.8%;
清华全校教师1227人,右派222人,占18.1%。
蒋南翔校长是清华大学反右运动的领导者和胜利者。
他首先整肃了领导层中的右派。党委书记袁永熙应声落马,党委常委15人中抓出了4个右派,占26.7%。当他后来打算为“改造好了”的右派恢复党籍时,却遭到邓小平的反对。邓小平当年曾亲自到清华大学作反右运动的动员报告。蒋对右派分子的错误或是罪行的看法显然与邓不同。在蒋南翔的心目中,最重要的是要巩固自己的领导权,并形成一部“不漏气的发动机”。
蒋南翔主政清华之初,曾在教授中提出“团结百分之百”的口号。反右中他整肃了教授层中不听话的右派,并下大力气要把教师们改造成驯服的、听话出活的工具。
蒋南翔按上级的规定的指标在学生中抓了300多名右派,但并无意置他们于死地,甚至仍然“望子成龙”,表现了他作为一个教育者的宽厚的一面。蒋南翔在文革结束、复出之后,对一些所谓的“反动学生”的庇护和爱护的事迹,也令人感动。
但是,也就在他主政清华的十多年时间里,正是通过反右、反右倾等运动,一架“不漏气的发动机”终于最后完成。即使在文革已经结束多年后的今天,这架“不漏气的发动机”还在继续运转。
1958年1月18日,反右运动尚未结束,一个由清华团委和学生会主办的“整风和反右斗争展览会”揭幕了。这个展览会,经过精心包装充实之后,变成了一个永久性的阶级斗争教育场所,专门用来教育新来的未参加过反右的学生,让他们认识右派分子的罪行,认识反右运动的伟大、正确,走又红又专的道路。这个展览会被认为是清华大学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最成功的范例。
1963年进入清华工程力学数学系学习的,全校红专标兵叶志江就参观过这个反右展览会。他说:“年年为入校新生举办的反右教育,是清华大学有史以来最成功的教案之一。它让数万清华学子从此不需埋头读书,而是努力洗心革面,唯恐像三少爷、三公子那样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反右运动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包括“我们这一届……”在内的参加反右运动和在反右运动中陷于灭顶之灾的仍然幸存的人,都超过75岁了。老人们来日无多,反右的许多真相,也许会随着他们的逝去而永远消失了。
在清华大学的反右展览会上,人们只看到右派分子的“滔天罪行”,却看不到当年被扭曲、被掩盖的历史原貌,看不到他们和他们的亲属所受的苦难,看不到反右之后,中国知识分子们的全线崩溃和一蹶不振的现实。“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成了“灰尘”,成了“臭老九”……。
巴金先生曾倡议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我们是否也可以倡议举办一个新的“反右展览馆”呢。巴金的文革博物馆的建议被否定了,在我的故乡广东潮汕地区,由于广东省一些老同志出面支持,却真的在汕头郊区——澄海建立了全国第一个“文革博物馆”,简单地、局部地揭示了文革的一些真相。在山顶上,有一个“警世钟”,参观者可以敲钟,但要付费——既警示自己,警示世人,同时也出一点管理费。
文革被否定了,巴金先生提出的“文革博物馆”的建议也被否决了。反右则还没有被否定,只是“扩大化”而已。那么,办一个新的、与1958年那个“整风和反右斗争展览会”不同的新的“清华大学反右展览会”——一个小型的“反右博物馆”,更是一个毫无希望的意愿而已。
清华校友杨继绳在《墓碑》一书中, 曾建议为饿死的同胞立一座纪念碑。他的《墓碑》,也真的成为一座纪念碑了。
在清华建筑系,这么一个小小的单位,并不算太多的右派分子中,就有6人死于非命(自杀)。清华除了571名右派——建立“反右博物馆”的确不可能成为事实,是否可以为死难者立一块小小的纪念碑呢!

五、建1——半个世纪清华情

当清华大学迎来百年大庆时,建1也迎来了毕业50周年的大喜日子。几多欢乐,几多辛酸,几多思考。
1955年初秋,建1的新生来校报道之后,还没有开课。家住北京的黄汇和张世英同学,自告奋勇,领了同班一队人马,徒步来到颐和园。
在谐趣园,他们见一位枯瘦的老人,正坐在马扎上画水彩。学建筑学的人,要学画画,也爱画画。他们被画画的老人吸引住了。谐趣园的景色,在这位老画家的画面上,似乎变得更生动了。大家不走了,争把画境与现实上下前后地对比着、欣赏着……
老人开口了:“你们是哪个学校的?”
“我们是清华大学的,刚报到……”
“哪个系的?”
“建筑系……”
“你们的系主任是谁?”
“是梁思成先生……”
“我就是梁思成……”
大家都“观止”了。真是巧遇,更是幸运。
梁先生把同学们请到他的住处,让同学们看他的水彩画,请同学们吃糖块。那时,林徽因先生刚去世不久,病弱的梁先生,在谐趣园内西北角的新楼居住疗养。
后来,梁先生(人大代表)又一次要赴外地视察。黄汇、张世英得知后,特地到火车站为梁先生送行。梁先生很高兴,在张世英的笔记本上题诗为赠。后来,梁先生把这首诗改了一下,写在谐趣园那张写生水彩画上,送给黄汇——也送给建1班的同学们:

六载师生谊,巧从此画始。
昔日双辫垂,转瞬一匠师。
胜蓝青出蓝,苗壮老农喜。
惜别语万千,莫负我党企。

梁先生社会活动很忙,虽是系主任,在系里的时间并不多,也很少讲课。但在同学们心目中,他平易近人,知识渊博,谈笑风生,甚得大家的尊敬和喜爱。
有一年夏天,中午下班时天下大雨,系馆(清华学堂)门前积水。梁先生来到门口,无法趟水离去。建1韩学迢同学见状,对梁先生说:“梁先生,我帮你趟水过去。”未等到梁先生答应,在旁边几位建1同学,就动手把梁先生扶到韩学迢的背上。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梁先生说。
“他有力气,没问题。”同学们说。
趟过了清华学堂前面的积水,前面的路上还是积水。小韩果真力气不小,一直把梁先生背到了二校门。
过了二校门,梁先生进没有积水了,说:“下来吧。真不好意思,真不好意思!”
差不多10年后,在二校门附近,梁先生与原建1的学生,当时的助教魏大忠,又有一次“奇遇”:
文革已经开始,市委派的工作组进校。原先梁先生行走不便,经常雇着一辆三轮车拉着往来于系馆和家宅之间。工作组进校,梁先生成了反动权威,三轮车被辞退,改为艰难的步行了。
梁先生胸前挂着一块大牌子,上书“反动学术权威梁思成”,梁思成三个字还被打了三个大叉叉。梁先生猫着腰,艰难地走着,过二校门,往西不远迎面来了一群红卫兵。红卫兵拦住了梁先生,为难他,推搡他,责问他。梁先生进不得,也退不得。这时魏大忠正好在附近走过,他也不知哪里来的勇气,竟出面劝阻了红卫兵的纠缠,并照顾着梁先生,把他送回家——十二公寓。魏大忠如此大胆与红卫兵对着干,保护了反动权威梁先生。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
胡锦涛校友(1965年毕业),当年学生文工团舞蹈队队长和政治辅导员,在清华百年校庆时,视察清华,称赞母校为国家培养了学术大师,兴业英才,治国栋梁,而叶志江校友则说成“学术大师,风云人物,真命天子”(见《走出文革》),虽各有侧重,但都跟实际情况差不多。
建1班(1961年毕业)也出了许多人才,虽然不像5字班(1965年毕业)、6字班(1966年毕业)的校友们那样出了许多大官,但他们在专业领域的奋斗和坚持,也取得了令人骄傲的成绩。我和张在元先生主编的《中国当代建筑师》, 为1888年至1943年出生的110为中国建筑师立了传,其中出自清华建1班的建筑师一共有6位。并非我们对建1的人偏心,而是由于他们在建筑创作中确实做得好、做得多的缘故。他们是:
韩学超(1937—)
黄建才(1934—)
刘益蓉(1936—)
刘永梁(1937—)
魏大忠(1937—)
郑学茜(1936—)
1997年,中央决定国家大剧院上马之初,魏大忠主持设计的国家大剧院方案被选为实施方案。要是后来没有转而举行国际设计竞赛,今天在长安街上的国家大剧院,就不是法国建筑师安德鲁的那个“世纪之蛋”——那个安德鲁自称的“水上仙阁”,而是那个“一看就是剧院,一看就是中国的剧院,一看就是天安门附近的剧院”——魏大忠的大剧院了。
在国家大剧院的历史中,建1班的魏大忠和萧默是将永远被铭记的人物。
1958年作为建筑系的学生,,魏大忠和萧默,参加了国家大剧院的设计工作。
2007年,根据安德鲁的方案建成的国家大剧院,魏大忠是出力最多,无私奉献的一位建筑师,而萧默则是反对这个“世纪之蛋”最激烈、发话最多的建筑学学者。
作为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副总建筑师的魏大忠,仅在北京就主持设计、建造了三个剧院(北京剧院、中央实验话剧院和长安大戏院)。安德鲁的方案中标后,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成为安德鲁的协作单位。作为北京建筑设计院的副总建筑师和有经验的剧院建筑专家,魏大忠成了国家大剧院的总工程师,负责把安德鲁的方案变成符合中国施工技术、工程习惯的施工图纸,并落实在大地上。
2003年8月,魏大忠积劳成疾,离开了国家大剧院的工地。
2004年春节,他终于离开了我们,未能见到国家大剧院的最后落成。
安德鲁的方案中标、公布之后,中国建筑界以至整个社会,爆发出了(当然也有坚决支持的声音)巨大的声波。其中,萧默是一个最激烈、最彻底的反对者。2005年他将在报刊上发表和未发表的文章,加上中外报刊的一些评论,整理成了《“世纪之蛋”——国家大剧院之辩》一书。 国内不能出版,最后只能在美国出版。他说:“……即使(国家大剧院)建成了,我仍会坚决反对它,因为它是那么不合理,它是中国人民的耻辱。”
1961年毕业的时候,建1有8位同学响应国家号召,到了新疆:刘燕、黄汇、应莉莉、钱致平、王宗信、萧功漠(到新疆后改名萧默)、袁同凯和朱杨桃。
萧默在伊犁工作了两年,1963年经梁思成先生牵线、推荐,到敦煌开始“敦煌建筑”研究工作,一干就是15年,取得了重要成果。最后一站,来到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任建筑艺术研究所所长,专门从事中国建筑艺术史和世界建筑艺术史的研究。已出版《敦煌建筑研究》(1989)、《中国建筑艺术史》(1999)、《世界建筑艺术史》(2007)等专着20多种。
近年来,他的健康情况迅速恶化。2012年4月,我和几位朋友到他家中看望,他已骨瘦如柴,但精神仍十分饱满,还在写文章。他说,他已完全从建筑艺术——理论界退出。他直抒己见,说他赞成共产党领导,但如何领导,大有学问。我们猜想他真的在探求这门“大学问”了。
他的最后一篇文章《关于中共党的“指导思想”的断想》,全文10000字,完成于2012年12月20日。
他写道:“在一党专政而长期实行的领袖专政的习惯做法上,党的政策实际上是一个人的领导意志,而这个人的意志是极端不理性而且多变的。”“它奋斗了七十年,却在关于指导思想核心价值观等理论问题上为全党留下了一片空白,毫无建树……”萧默的文章,就在关于指导思想核心价值观上下功夫。文章初稿在网上发出后,朋友们给予很高的评价:
“拳拳之心,天日可鉴。”
“兄提出的问题太大,秉政者无暇顾及,也无力顾及……”
“您又得了一场肺炎,昏昏迷迷之间居然坚持写出这样分量的高远见解。”
“身处庙堂之上的衮衮诸公,如有兄百分之一的高尚情怀,何愁神州没有出路。”
“真是很重要的文章,相信一定会载入史册。”
萧默慨叹曰:“在他死后三十几年,我们的领导人仍然沿着他的方法继续运行着,同样没有把指导思想放到最高的高度来重视,同样的领导人的一直代替政策,以政策代替指导思想,变化多端,矛盾百出,无所适从。”并对清华校友吴邦国先生提出的“五个决不搞”提出诘问。“作者盼望在具体问题逐渐得到解决,形式逐渐好转以后,我们党应该掀起一个大的理论和思想建设的学习运动,彻底解决中共的七十年来没有解决的问题。”
2013年1月6日,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到:“我的文章是在赶时间的情势下写成的,现在还在修改。”
两天之后,1月8日,萧默与世长辞,享年75岁。
1961年,他到新疆之后,把自己的姓名改成萧默。他在《一叶一菩提——我在敦煌十五年》第一章中写到 :“之所以用这个默字,还有一重用意,就是提醒自己以后少说话,多做事,兼防祸从口出。但以后的事实证明,改名其实没有一点效果,自从开始工作到现在,只要可能,我就从没少说少写过。”
如今,在神州萧杀而沉默的领域里,这个曾经发声的个体,已经消失了。

2011年4月百年校庆动笔
2013年4月19日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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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记忆》第一O一期
帖子发表于 : 周五 9月 06, 2013 9:1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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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 周六 2月 28, 2009 5:46 pm
帖子: 2854
【评 论】

我糊涂——从外交到内政

廖 康

我这人从小脑子就不好使,啥事儿都糊里糊涂。小时候学歌谣:“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人,专吃杜鲁门。”我根本就不明白这歌谣反映了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花朵爱憎多么分明!也不懂这歌谣对抗美援朝的意义有多伟大,还傻了吧叽地仰脸问幼儿园老师:“门那么硬,老虎咬得动吗?”老师笑了笑说:“杜鲁门是个人名,他是美国的大坏蛋。”我又问:“老虎吃坏蛋,我们干吗要打老虎啊?” 老师好像不高兴了,扔下一句:“这傻小子!”不理我了。
其实呢,我这脑子不赖,记性挺不错的,几十年前经历过的事儿还老忘不了,就是理解力太差。经历的事儿越多,就越糊涂。人家都说我是一根筋,不会拐弯儿。也许真是这么回事儿。所以世道变了,我这脑子却跟不上趟儿。小时候那会儿,我们跟苏维埃最哥们儿了,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呀!人家克败了希特勒,又帮我们碎了东条英机,带领着大家伙儿直奔共产主义。要不怎么说:“苏联老大哥,骑着摩托车”呢?人家走得就是快!在苏联,“共产主义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我不懂那地平线是个什么东西,回家问我妈,我妈说那是一条看得见,永远也走不到的线。我就解释给另一个不明白的同学听,让我们班主任听见了,这通斥(cer)我!还找我妈谈了话,吓得她再也不敢给我解释学校里的事儿了。
后来,苏联还派专家来推着我们“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呢!专家有个小女孩儿叫什么“柳芭”,我也叫不真着,就管她叫“六八”。她中文不好,成绩特差。后来学了乘法,也不知是谁,给她起了个外号“四十八、大傻瓜”。气得她直哭。再后来,也不知怎么回事儿,“苏联老大嫂,摔个仰八跤。” 他们就撤了,跟我们掰了。电匣子里整天播放《九评》,批判修正主义。可我一直弄不懂“修正”怎么反倒是错的,而且,说实话,好长时间,我都没闹清楚,是谁喝醉了,还要“酒瓶”。
那年头儿,跟我们好的国家还有古巴。从他们那儿来的糖真甜呀!我猜想,古巴准保是个奇妙的地方,也许像小人书里的童话世界一样。果然,有一天,从那个童话世界来了个小合唱团。领唱的小男孩儿比我大不了多少,他有副金嗓子,用西班牙语和汉语唱《哈瓦那的孩子》:“美丽的哈瓦那,那里有我的家;明媚的阳光照耀着大地,门前开红花。”他的歌声简直就像是一道光,直透屋顶,穿越天空。听着他的歌儿,我的心缩了起来、气憋了起来、头仰了起来,仿佛时间也凝固了,那声音和图像就深深地印在我脑子里了。可是没多久,古巴跟苏修走了,愣把我们给“出卖”了。我不懂,为什么出卖了我们,就不能随便买糖了。老师说我们不能搞实用主义,为了点儿蔗糖就牺牲原则。
噢,对了,还有伊拉克蜜枣,多好吃的东西啊!可后来说它会传染肝炎,就不进口了。这道理我懂,不能贪吃得病啊!可是朝鲜跟我们多铁呀!那是在打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威尔威尔时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啊!不知怎么回事儿,朝鲜也跟我们疏远了。那么好吃的朝鲜辣菜,突然就没了。后来我们自己生产了北京辣菜,可那味道,我总觉得差点儿什么。那些年,好吃的东西越来越少,朋友好像也越来越少了。不过,也有些敌人变成了朋友,而且敌人的敌人还照样是朋友。
我是说刚果,他们是中国在黑非洲的好兄弟。他们的总统叫卢蒙巴,那是我小时候听见过的最迷人的外国名字了!在舞剧《赤道战鼓》里,那些光着膀子,浑身涂得黑黢黢的演员低沉地喊道:“卢蒙巴!”让“蒙”字拖长音,那来劲儿!他们敲着鼓点儿传送信号,在森林里跟美国鬼子打仗,打得他们找不着北。我们跟着学,玩打仗时,抹一身煤灰,把定量的肥皂都用完了,也洗不干净。可是刚果出了个大叛徒,叫蒙博托,是“非洲的蒋介石”,特坏!他把卢蒙巴给杀害了,自己当了总统,还把国名改了,叫什么扎伊尔。我们根本不承认他,还支持黑非洲的好兄弟打游击。我做梦都想去帮助他们揍蒙博托。可是,也不知什么时候,这事儿也变了。毛主席接见了蒙博托,那“非洲的蒋介石”也不穿军装了,披着个豹皮袍子,戴着个金丝眼镜,半野蛮、半文明的样子,居然成了我们的好朋友,毛主席还夸他会打仗呢!而且卢蒙巴照样是好人,真把我给弄糊涂了。
这种从仇敌变战友的怪事,还有菲律宾的马科斯和新加坡的李光耀,他们在60年代都是反动派,世界革命就是冲着他们这号人。但是到了70年代,这些罪大恶极的反动派一下子都成了中南海的坐上宾,不光是“反苏反霸”坚定不移,而且还成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那才几年啊?不过这时候我已经长大了,这些事儿好像不是很奇怪了,我们国内不是也一样吗?不久前,毛主席还说呢:“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全党都要读他的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突然一下儿,刘少奇就变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总后台了,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再过一年,竟然发现他是共产党内的“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说实话,我还是有点儿不明白,他怎么能隐藏得那么深?这么多年都没发现这颗“定时炸弹”?多亏这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带领革命群众才把他给挖了出来,要不,多危险呢!差点儿就亡党亡国了。
可是刚安生不到两年,林彪又抢班夺权。你说他着的哪门子急呀?不是已经写入党章了,他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干嘛那么急赤白脸地搞什么“五七一工程”,还要谋害毛主席?你再等两年,踏踏实实地当什么主席不行!不过他们说的也是实话,国民经济的确是停滞不前,那不是明摆着的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可不就是变相劳改嘛!农村那么点儿地方,根本挤不下我们这些学生。种地,还不够给人家添乱呢!再说了,我们下乡,不就是说要来改造思想吗?劳改不也是通过劳动,改造思想吗?没想到,我在批判林彪的讨论会上这么一说,团小组长就带领大家批判我了,差点儿把我打成反革命。幸亏几个哥们儿证明说我从小脑子就少根弦,傻不愣瞪的,才没把我太当回事儿。
打那儿以后,我再也不敢胡说八道了。就连美帝变成我们的朋友这怪事,我也不敢问了。其实,我也注意到了,其他国家也一个德行,一会儿跟这个好,一会儿跟那个好。可我心里还是纳闷儿:人家哪国也没像我们这样翻来覆去的,比烙饼还快。国内吧,刘邓翻案了,那文革就白搞了?敢情混进党内的是林彪和四人帮这五个人!愣把那么英明伟大的领袖,那么鞠躬尽瘁的总理都糊弄了几十年。合着毛主席和周总理也犯糊涂啊?不可能啊!好在咱们的党还是一贯正确。这不,自己个儿就把那些坏蛋都清除出去了。赶明儿,还得这样,一抓着那犯罪、犯错误的主儿,就查他个底儿掉,开除出党,永远保持党的纯洁。这样,我们的党就永远正确了,铁打的江山就万年牢了。那国际呢?越南,那跟我们是共饮一江水的“同志加兄弟”啊!就像那歌里唱的:“越南中国,山连山,江连江,共临东海,我们的友谊像朝阳。”怎么一下子就反目成仇了?打得那个惨!好像除了抗美援朝,我们没跟谁打过那么激烈的仗吧?可是,还没等反击战后唱红的那首歌《血染的风采》消停下来,我们又跟越南和好了!你说那些将士到底为什么牺牲啊!
也许这就叫辩证法?人家说美国的外交政策是:“我们没有永远不变的朋友,也没有永远不变的敌人,只有永远不变的利益。”还说那是杜威的实用主义。看来我们跟美帝是不谋而合啊!还是得打那个吃杜鲁门的老虎。不过我们比美国更聪明,我们在国际、国内都是这样,不断地变,这倒是始终如一。可我还是糊涂,这变来变去,到底是为了谁的利益?“我们”是谁啊?

2006年5月18日

【读 书】

毛泽东晚年对生前身后事的忧虑与处置
——读《晚年毛泽东重读古文内幕》的笔记和感想

胡庄子

  朱永嘉口述的《晚年毛泽东重读古文内幕》(朱绍军整理),2012年2月由星克尔出版(香港)有限公司出版。因为没有在内地出版,读到的人很少,知道这本书的人也不多。
  朱永嘉的大名,许多经历文革的人都知道。他是上海市委写作组的负责人,有名的“笔杆子”。据粉碎四人帮后下发的中央文件中说,朱永嘉曾在1976年9、10月四人帮被逮捕还没有正式公布时,在上海市委的一个会上说:“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文元!还我洪文!”“打它一个星期不行,打它五天、三天也好,打它一个巴黎公社来,让全世界都知道!”当时许多人听了,觉得此人可恨。现在倒是觉得,一介书生,如此说话,不知天高地厚得“可爱”。
  毛泽东晚年眼睛不好,又有很重的心事,所以吩咐注释和印刷一些大字本的古诗文,供他阅读,同时也让身边人看,以直接或间接而隐讳地传达他的思想。这批大字本,始印于1972年底,持续到1975年9、10月间。朱永嘉是当年为毛泽东印制和注释87篇古书的主要参与者和主持者。他从姚文元那里接受任务后,在上海布置一些学者进行注释,然后印刷。几十年过去了,经过时间的沉淀与沉思,朱永嘉将毛泽东当年的阅读与当时政治形势对照起来,体悟毛泽东那时读那些古文的用意,分析古文对毛泽东的启发,了解毛泽东晚年的心理活动,以及观察毛泽东当时所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施政举措与阅读那些古文的关系。这是《晚年毛泽东重读古文内幕》一书的独特与用心之处。
  从朱永嘉口述《晚年毛泽东重读古文内幕》中,从毛泽东晚年布置的印刷和注释的80多篇古文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民族、对国家、对中共、对文革、对他身边人、对他身后事的深深忧虑。总之,是对身前身后事的忧虑,以及他力所能及的应对、修补措施。笔者有几个方面感受比较深。

一、毛泽东忧虑文革的历史评价,
所以暮年毅然决然发动批林批孔运动

  文革是毛泽东的“宗教”。1966—1976,毛泽东一片心思在文革——发动文革、推动文革、领导文革、捍卫文革——他满腔文革情结不能自拔,身临悬崖不勒马,头撞到南墙不回头,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毛泽东正在文革历史的兴头上,突然发生了接班人、副统帅林彪叛逃事件。
  朱永嘉在书中第一章一开篇就写道:1969年4月1日中共九大的召开,在毛泽东主席心目中,文化革命已经告一段落,中央文革小组已经不存在了,全党的领导核心是政治局及其常委会。……然而庐山上九届二中全会的一场风波打乱了毛泽东原来的步骤,他不得不转而首先从批陈(伯达)整风着手来处理林彪集团的事。而1971年的“九•一三”林彪事件,对毛泽东来讲是一次极为沉重的打击。中共九大党章上的接班人落得如此下场。毛泽东也是非常痛苦的。这一事件的发生,实质上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经失败了,尽管那时毛泽东还不愿意承认。林彪的突然出走,无论如何,也不是毛泽东当初所希望看到的结果。因此,无论对林彪,还是对毛泽东而言,这都是一场难以言说的历史悲剧。对毛泽东来说,面对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有一个明白的交待。而且,这个交待必须说得过去,才能让全党和全国人民接受啊!林彪一死,原来交班的打算全部落空了,毛泽东身后之事还得重新盘算。……许多难题都有待毛泽东去逐一化解。对于暮年的毛泽东来说,真是心力交瘁啊!(《晚年毛泽东重读古文内幕》5—6页,下同)
  林彪作为文革的受益者、鼓吹者和冲锋陷阵者,突然间以自己的头颅撞向文革。文革的天空被他撞出一个大窟窿。批林批孔是毛泽东维护文革理论与实践、修补文革破碎天空的一个重大举措。林彪与孔子,八竿子也打不着,怎么把“批林”和“批孔”弄到了一起?原来,林彪叛逃后,从林的住处翻出一些他书写或引用的孔子的话,毛泽东就要求北大、清华的人去看看。这一看,就在江青的指导下编印出《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这份材料报毛泽东批准后,以中共中央1974年1号文件(1974年1月12日)的形式下发。“材料之一”前面有“梁效”的说明:“……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我们从林彪的黑笔记、手书题词和住宅里的其他材料以及他的公开言论中,选编了《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供批判用。”从此,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全面展开。把林彪与孔子联系在一起进行批判,后来又进行“评法”,林家、孔家,儒家、法家,其实于毛家来说,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文革也。毛泽东挥舞的批林批孔评法之剑,意在摆脱林彪叛逃之后带来的理论困境,以批林批孔运动来抵制对文革的质疑之声,要求人们向前看而不是像儒家一样“复辟回潮”。
  朱永嘉说:毛泽东提出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防止右倾翻案,防止出修正主义。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是灵魂深处的革命”。这场深刻的历史变革,受到不少人的抵制和不理解,包括中共党内不少的高级领导干部。这同历史上的法家坚持变革和儒家反对变革,都有很多相似之处。他是想通过批孔和肯定法家的进步作用,对广大干部群众再进行一次“思想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有助于转变不少人对文化大革命的消极态度,可以使更多的人接受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政策和实践……(58页)。
  朱永嘉从毛泽东晚年布置注释的儒家、法家相关作品中进行分析,他说:毛泽东不但自己阅读,也建议政治局委员阅读《封建论》、《秦献记》、《秦政记》和《读通鉴论•秦始皇》这几篇文章。他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是借题发挥而已,实质上是要解决现实的政治问题,目的是防止“右倾翻案”,肯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同时,毛泽东的意图很明显,既是替秦始皇翻案,也是为自己申冤啊!(65页)
  如今一个流行的说法是,毛泽东的批林批孔,是影射周恩来总理。朱永嘉指出说:批林批孔,以及批“经验主义”并非批周总理。朱永嘉回忆说:“毛泽东和四人帮从来没有公开或暗示过我们,要结合批林批孔运动、尊法批儒、评《水浒〉》公开批判或影射周恩来。我也没有授意和同意过写作和发表过这方面的文章。据我所知,全国的批林批孔和尊法批儒运动中,也根本没有任何人指令过要在文章中含沙射影地暗中批判周恩来。至今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来证实这件事。”(139页)“如果说一定要把批林批孔与批周公联系在一起,是为了批判或影射周恩来,从我亲身经历的事实来讲,那完全是无根无据的。”(140页)朱永嘉说:“毛泽东文革后期批评周恩来的事情都是在党内会议上,或与个别人的谈话中,从未有公开点名批判周恩来的意图。那时候国内一片烂摊子,毛泽东离不开周恩来的鼎力相助。加上毛泽东也清楚周恩来患癌症,他们都是久经考验的革命战友、新中国的开国元勋。‘谋事在毛,成事在周’,这是中共党内普遍形成的观念,没有任何理由说毛泽东晚年要将周恩来置于死地而后快。”(137页)
  朱永嘉认为:毛泽东在林彪事件后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平反一大批干部,“前提是保住文革的事业,捍卫他晚年尽力想做好的这件事。这是他的底线,谁也不能超越这条底线。无论什么人,如果触及到这条底线,他就会坚决与其斗争。”(16—17页)
  这样的认识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文革中被打倒又复出的邓小平,就是触及到这个底线,再一次被毛泽东打倒。1975年,毛泽东准备搞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在他拥有对事件定义权的时候,把对文革的评价以文件形式固定起来,镌刻史鼎。毛泽东希望文革初期被他打倒又被他起用的邓小平主持起草这个决议。邓婉言谢绝:“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必然引起毛泽东的不满,这是邓小平再次被打倒的重要原因。
  1972年12月31日朱永嘉接到标点和注释《项羽本纪》的任务。朱永嘉如今总结说:文化大革命失败到现在已三十余年。回过头来再读《项羽本纪》时能看到,项羽失败的教训,似乎与毛泽东的文革失败有许多相通的地方。从具体交锋的回合上讲,毛泽东都是胜利者:他批刘少奇, 刘少奇就倒;他批陈伯达, 陈伯达就垮;他批林彪, 林彪就摔死在外蒙古;他批邓小平,邓小平就两次下课。但这一切并不能挽救整个文革运动的失败。(111页)
也就是说,毛泽东在文革中尽管节节胜利,但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了,他为维护文革所持续发动的批林批孔等运动也失败了。毛泽东担忧后人对文革的批判与否定,最终变为现实。

二、毛泽东忧虑身后政权的平稳过渡,
所以采取了出人意料的组织措施

  林彪事件之后,被打乱的交班步骤需要毛泽东重新思考,重新谋划,从头再来,这是一个涉及到身后政权平稳过渡的重大问题。
  当时的中央领导人的状况是什么呢?朱永嘉介绍说: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人不仅年龄大了,而且健康情况愈来愈差,去日苦多,来日苦短。毛泽东想趁还能掌控全局的时候,把新的中央领导班子配置好。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从那时起,周恩来便一直忙着恢复老干部的名誉,从工农中提拔新干部到中央来,重新在中央建立起一个团结、精干、有效率、可靠、能维护文革成果的中央领导班子,在组织上为中共十大的召开准备条件。这是毛泽东的一番苦心,是用让大家读他推荐的古文这样曲折的办法向周恩来以及政治局的同志表露自己心思。(24页)
  期间,毛泽东最为重大的、出人意料的组织措施有两项:一是选择资历尚浅、造反起家的王洪文做接班人,这需要极大的魄力。二是决定让在文革中被他打倒的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复出,这需要宽阔的胸怀。这期间,毛泽东布置印刷的大字本,许多与培养接班人有联系。
  朱永嘉说:当时文革运动的许多问题爆发了,内外交困。毛泽东曾经对邓小平寄予厚望,想让他重新出山代替重病在身的周恩来,以稳定中国政局。同时,让邓小平辅佐王洪文接班平稳过渡,共同继承毛泽东的文革事业。(114页)
  年轻的王洪文,是林彪事件后毛泽东选的接班人。毛泽东对王很器重,但这并不足以让党内军内一些元老服气。朱永嘉说:许世友明明知道毛泽东在培养王洪文作为他的接班人,还公然阻挠和反对王洪文进入中央领导层,在利害的关键问题上,他并不给毛泽东以脸面。(54页)1972年,毛泽东对王洪文说,你要读读《刘盆子传》。毛泽东的话大有深意。王洪文读不懂《刘盆子传》,让上海市委写作组的朱永嘉给他讲解。王洪文大概还没有真正弄懂,所以他成为四人帮中的一员,后来就倒台了。朱永嘉说:“从《刘盆子传》的内容看,毛泽东让王洪文读这部传记,是为了告诫他:不要官做大了就骄傲了。你不过是被人们捧起来的,要约束住下属,要摆平方方面面的关系,你才能在中央讲得上话。在功臣宿将心目中,你只不过是一个娃娃,所以更要谦虚谨慎,好好学习,拜他们为师,你才能站稳脚跟。否则的话,你的下场比刘盆子好不了多少啊!”(28页)
  1974年王洪文在江青指使下,到长沙向毛泽东反映邓小平的问题(所谓的告状),毛泽东立即批评王洪文,要他跟小平搞好团结,又说你回去后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在一起。这些都是毛泽东扶持王洪文的由衷之言。但是,毛泽东的心思,毛泽东的亲信也未必能看透,像江青,瞎起劲,帮倒忙。朱永嘉说: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认为他与周恩来毕竟年老体衰,留下的时间不多了,身后事要有一个妥当的安排。叶剑英与邓小平都是毛泽东请来为他身后事做过渡的人物,辅助接班人王洪文,以便使全国有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让不足四十岁的王洪文可以顺利接班。江青在这个大局上没有政治远见,不体会毛泽东的这一番良苦用心,心中容不得人,权欲熏心,再三捅马蜂窝,打乱了毛泽东的战略部署。(120页)
  朱永嘉说:1973年7月,毛泽东要我们标点注释《史记》的《陈丞相世家》和《绛侯周勃世家》,江青并没有好好阅读。她根本不理解毛泽东要她读这两篇传记的良苦用心。(121页)1974年初,江青则以个人名义召开驻京机关万人大会,提出“批林批孔”要联系“走后门”的实际,针对叶剑英为儿女开后门的事。……她心血来潮,打乱了毛泽东要求安定团结这个在政治上对身后事最基本的布局。于是,毛泽东只能亲自出面来煞车,批评她“形而上学猖獗”。后来她又想插手全国四届人大人事的安排,想自己组阁,反而惹来毛泽东的一顿批评。(120—121页)
  朱永嘉说:毛泽东为了支持邓小平工作,从1975年初开始,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主持者不再是周恩来,或王洪文,而是改为由邓小平主持。毛泽东感觉到江青积怨甚多,所以已经让江青去做检讨,不再让她管事了。……邓小平的顺风船已撑足了。邓小平送一份报告,毛泽东批一份,目的也是让邓小平放开手脚工作。后来事态发生了逆转。……刘冰告迟群的状……。1975年9月底,华国锋在张春桥面前打了邓小平的小报告,说邓小平在不同场所讲过同情刘少奇的话,并流露出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为了缓和两边的关系,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决议,可以三七开,既讲成绩,也讲错误。但邓小平说,他是桃花源中的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不愿为文革做结论。实际上表明了邓小平对文革的态度。这就超越了毛泽东维护文革成果的底线,逼着毛泽东同意批判邓小平。加上后来发生天安门“四•五”事件,更激化了邓小平与毛泽东之间的矛盾。即使如此,毛泽东对邓小平还是手下留情的,保留了他的党籍,保护他不受群众的冲击,仍然希望邓小平能回心转意。随着邓小平的第二次下课,可以说,毛泽东与周恩来在中共十大时苦心经营起的这个领导集体,就彻底解体了。……这样的结局,怎能不使处于生命最后阶段的毛泽东痛心疾首呢?重新让邓小平下课之后,毛泽东虽然勉强拉出了华国锋来维持这个残局,但已感到中国的一切都将变成失控的状态。(133—134)
  文革后,许多人说毛泽东打算让江青接班。朱永嘉对这样一个说法持否定态度。他说:“文革之后,一些人撰写文章流传海内外,说晚年毛泽东是想交班给江青或毛远新的,只是来不及了,因病撒手人间。这纯属主观推测,毫无事实依据。文革期间,林彪还在辅助时,曾经建议江青进入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再三反对。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之后,邓小平被下课,周恩来也去世了,没有任何人阻挡了。应该是江青或毛远新往上爬的最好机会,而毛泽东却选择了华国锋。事实胜于雄辩。毛泽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是搞政治斗争的高手。……此时此刻的毛泽东根本没有考虑扶持江青、毛远新或张春桥上台的打算。毛泽东担忧他百年之后有人借此发动政变或打内战,也都是基于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这个良好意图。”(134页)
毛泽东晚年,有些他不愿意明说的话,他喜欢借用古代的事、古文中的话,替他说话。他精心组织大字本,推荐给身边人阅读,可谓用心良苦。可是,不能不说,中共党内像毛泽东那样具有深厚文史功底的人并不多,大家的文化层次和他并不在一个层次。许多人连原文都读不明白,让他再读出言外之意、现实意义、影射之意、引申之义,那的确是难为了他们。朱永嘉从毛泽东选择阅读的古文入手,看毛泽东培养接班人的苦心经营,这个角度有新意。

三、毛泽东忧虑文革干将的命运,
所以进行语重心长的帮助扶持

  毛泽东对支持他文革事业的几位干将比如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是爱护有加的,既有赞扬,也有希望,更有批评和鞭策。从朱永嘉的回忆看,毛泽东根据江青等人的阅历、水平、缺点,对他们进行有针对性的帮助。
  江青,是文革最重要的女主角。1965年,江青组织撰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点燃了文革导火索,从此她活跃于文革舞台,成为文化革命的“旗手”。她与毛泽东,上床夫妻、下床同志,尽管文革时已不住一起了,毕竟是最亲密战友,政治上是一体的。毛泽东对于文革中的江青,总体上是满意的,尽管也有严厉的批评。毛泽东晚年要标点和注释《项羽本纪》。朱永嘉说:“虞姬是伏剑而亡,江青是上吊而死。这两场历史悲剧的发生,一个是在王者生前,一个是在王者身后发生的。毛泽东特别要江青阅读《项羽本纪》的用意,是提醒她要吸取项羽失败的历史教训,要谨慎小心。在文革期间,针对他百年后的政治风险,毛泽东早就多次给江青打招呼了,曾经严厉地警告她:‘我死了,你怎么办?’可是江青始终没有理解毛泽东的这一番苦心,最后也就只能自食苦果了!”(113页)毛泽东晚年要人标点和注释《李固与黄琼书》等古文,给江青看,也是要她注意谦虚谨慎。毛泽东对江青到处插手,影响他的战略部署不满,说:“江青是江青,毛泽东是毛泽东,江青代表不了毛泽东。”毛泽东还多次警告江青等人,不要搞成四人帮。毛泽东的这些话,后来成为批判四人帮的重要依据。其实毛的话,都是爱之切言之也苛,是恨铁不成钢之言。
  张春桥、姚文元,两人是文革中成长起来的政治新星,可谓“文革新贵”,是毛泽东的文胆、文革的文胆。这两个人在文革中发表大量言论特别是政论文,是解读毛泽东文革思想的重要文献。可谓:左派长枪,锋芒毕露,所向披靡,锐不可当。毛泽东晚年曾对身边人说:“没秀才也不行。秀才读书多,见识广,可以出谋划策,帮助取天下,治国家。历代明君都不能离开秀才啊。”(241页)张春桥、姚文元就是毛泽东器重的秀才。在文革期间,毛泽东曾经多次提醒张春桥:“要注意团结,和一切能够团结的人搞好关系。要让人们都知道你张春桥是为了整个革命的利益而斗争的,不要搞那个小圈子。多向总理学习,学习他的各个方面,特别是要学习他善于处理和各方面的关系。有了权力以后最重要的是善于运用权力。这里有艺术和讲究的。”(169页)毛泽东让张春桥任南京军区政委,希望他和许世友搞好关系,也要求许世友与张春桥搞好关系。两人在毛泽东的教导下,都有一些改进关系的愿望和言行,但总的来说,因为双方文化、性格等方面差距较大,终于是没有搞好关系。朱永嘉说:毛泽东曾要姚文元读《李袭吉传》,是要求他以李袭吉为榜样,做共产党的笔杆子,也是勉励姚文元,做人要像李袭吉那样,坚持读书业文,手不释卷,恬淡于利禄名位,奖掖后进。(243页)毛泽东在临终前还是肯定张春桥和姚文元的。1976年2月毛泽东和张春桥谈话时说:“从理论上和观察问题的水平上,你和文元都已经打了合格的分数。”(243页)。毛泽东还说:“张春桥和姚文元对我的思想吃得很透,总结我的理论也很精粹。林彪反对他们,林彪有这个水平吗?陈伯达也没有这个水平呀!是他们在嫉贤妒能。”(246页)
  毛泽东选造反起家的王洪文做接班人,阻力很大。就拿毛泽东的忠实干将许世友来说吧。许对毛泽东一直是忠心耿耿的,毛让他搞好与张春桥的关系,他努力去做了,甚至一段时间内可以做到面和心不和,但对毛选择的接班人王洪文,却一点面子也不给。朱永嘉说:毛泽东宣布司令员对调命令时,委托王洪文点名。王洪文点到许世友时,没有人答应,只见许世友脸铁青,理也不理他。又点了一次许世友的名, 许世友猛地把茶杯往茶几上一磕, 王洪文无奈地回头望着毛泽东,毛泽东也铁青着脸。于是,周总理出来圆场,拿着花名册出来点名,一个一个重新点过来,一个个响亮地回答。在这样的场面上,当时王洪文怎么想呢?我想他应该懂得毛泽东要他读《刘盆子传》的道理了。他这个副主席将来如何对这些骄兵悍将呢?(41—42页)据朱永嘉说:毛泽东要培养王洪文,当时叶剑英对王洪文还是拉一把的。王洪文也时常去叶剑英那儿钓鱼、聊天、商量事情。叶剑英还想给王洪文在香山造别墅,甚至把别墅的沙盘模型都送到了王洪文在钓鱼台的住处了。但是,王洪文更怕得罪毛泽东的夫人江青。有一次江青找王洪文,王赶紧让秘书把别墅模型收起来,生怕江青知道这件事。(117页)朱永嘉说:记得中共十大预备会时,许世友反对王洪文担任副主席,叶剑英的讲话确实大大支持了王洪文一把。这个讲话还在中央档案馆。
由于长期在张春桥,姚文元手下工作,朱永嘉对张、姚这两位老上级、直接领导,都有自己深入的看法,口述中有许多直接的评说。总的说来,是惺惺相惜的。朱对他们的评说,何尝不是对自身命运的感叹呢!这些已不属于本题的内容,就不占用篇幅了。

四、毛泽东忧虑身后出现“军阀混战”,
所以有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

  林彪事件之后,从林彪家里发现几位军队高级将领给林彪的信件。当时,中苏关系紧张,如果真要开仗,还得依靠这些高级将领,他们不能出问题,能团结的还要团结,打击面不能太大了。毛泽东这时候布置重印《史记》中的一批传记,如《陈丞相世家》、《绛侯周勃世家》、《灌婴列传》、《黥布列传》、《陆贾列传》。这些传记中涉及的五个人,除了黥布是在刘邦临终前叛变,被刘邦亲自带兵消灭外,其余四人都是刘邦身边的功臣宿将,而且是帮助刘邦处理身后事的关键人物。毛泽东读这些人物的传记,大有意味。不久,他提出八大军区司令员调防的方略。
  朱永嘉分析:一方面,“文革初期,军队的一批将领被打倒或靠边站。林彪事件发生后,又有一大批跟随林彪的军人涉案。这些军人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文化水平较低,农家子弟出身多,是人们俗称的绿林好汉。”另一方面,“文革运动初期,一些大军区司令员手握重权,兼任省革委会主任,省委书记等职,地方和军队的事情他一人说了算。所以地方的山头、派性斗争风起云涌。邓小平复出之后的整顿工作,也是先从军队开刀的,然后再整顿地方经济和其他行业。”(39页)“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感到军队里面有严重的隐患,他决定调换八大军区司令员,既玩调虎离山,也进行敲山震虎。”(56页)当时毛泽东在与王洪文等人谈话时讲到了张勋。毛泽东说过,如指挥不动,就准备打。无非是张勋复辟,辫子兵嘛!趁我还可以,还能打一仗。王洪文问,张勋辫子兵是怎么回事?毛泽东要王洪文自己去查点资料。(40页)
  朱永嘉在书中讲了一个传说:我听说,毛泽东与王洪文、邓小平之间曾经有过一次对话。毛泽东向王洪文提出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问题:“洪文,我死后中国的前途吉凶如何?你怎么想的,就怎么说,但要和我讲真话。”王洪文不假思索地回答:“全国人民一定会继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团结一致,将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苦笑着说:“官腔官调,社论语言,新党八股。”然后,毛泽东又转过头来问邓小平:“刚才听了儿童团的回答。我想听你的爽快话,我死了以后,中国将是一副什么样的情况?你说呢?”邓小平回答说:“洪文同志讲的,是那么一种可能。可能出现另外一种局面,派系林立,左派与右派对立,各自为政。中央约束不了地方,地方不服从中央,各大军区拥兵自重,南北对峙,东西对立,军阀混战。全国将成一片混乱。”邓小平的讲话使在座的人受到了很大的震惊。毛泽东脸色变得苍白,周恩来紧紧地闭着嘴。毛泽东对邓小平点点头说:“小平,直言不讳,我有同感,英雄所见略同啊!你算是说准了,儿童团吃惊了吧?盛世危言,振聋发聩啊!”为此,毛泽东要王拜邓为师。那个时期八大军区司令员的调防,后来邓小平主持整顿军队,都是为了防止这种可能的出现。(251页)
  这个传说与毛泽东1976年与华国锋、王洪文谈话中说他一生只干了两件事那一段话,思路是一致的。毛泽东说:“……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这些话在《毛泽东传》中记录得很清楚,总之是对身后事不放心。
  朱永嘉说:八大军区司令员调防的事,是毛泽东在1973年12且12日主持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来。他提议各大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说是找了周总理和王洪文谈,叶剑英也是赞成的,大家都赞成。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呆久了,油了呢。有几个大军区的政治委员根本不起作用,都是司令员拍板就算。我想了好几年,主要问题是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政治委员不动。于是,毛泽东提议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还说步调要一致,不一致就不行,还说要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工作。这次会议前后开了四天。中央文献出版社的《毛泽东传》对这个问题讲得比较具体。重要的话,那书上都有了。在这四天的谈话之中,毛泽东讲了一些狠话,是他当面宣布对调命令时说的。……毛泽东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一呆就是二十年就会有消极因素。我记得许世友是1955年3月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的,在南京一呆就是十八个年头啊。”毛泽东在那次会上还说过一些令人吃惊的话:“我还可以打几仗呢,要打就打嘛!天下大乱,包括中国嘛!我能吃饭,也能睡觉,所以要打,我最欢迎了。”联系到这次会上的一些细节,是令人深思的。(41页)
  朱永嘉认为:“这次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实际上就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毛泽东认为一些大军区司令员在一个地方呆久了,不行,所以要司令员换防。这是表面上的理由,实际上是要进一步清查他们与林彪集团的关系。要他们听话,不能犟头倔脑的,以消除将来的隐患。八大军区司令的调防,实际上是毛泽东玩了一个调虎离山计。”(45页)朱永嘉说:“毛主席把八大军区司令对调,这是因为懂得领导军队的艺术,就是不允许任何军队领导干部有个团团,有个范围。军队就有这个传统,经常调来调去。”(56页)
  八大军区司令对调的话题,文革之后被经常说起,多是就事论事,笔下有腾挪躲闪,都没有像朱永嘉这样,直接坦率地这样说。
  总之,读朱的这本书,让人想说的话还有许多,让人联想的问题更多。比如说,毛泽东当时还忧中苏战争的爆发,所以采取了准备打仗的一系列行动。等等。暂且打住。
  当然,读朱的这本书,枕边案头得有另外的几本书,接引,印证,助读,比如——
  1.《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上下册。这本书1993年5月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一印一万册,其中收录了朱永嘉组织注释和编印的毛泽东当年阅读的80多篇诗文,连注释都是保留原汁原味的。我是1993年购买的,现在这本书好像书店里不常见。在我收藏的这本《诗文录》中,还夹着一篇葛剑雄的《为毛泽东注释大字本》,刊登在《文汇读书周报》1997年9月6日。这篇文章是葛剑雄根据他的老师、参与大字本注释工作的谭其骧日记整理出来的。
  2.《毛泽东晚年读书纪实》。中央文献出版社2112年1月版,作者是曾任毛泽东图书管理员的徐中远。这部书对毛泽东晚年所读图书、刊物有很详细的记录。
  3.文革期间的《红旗》杂志和上海的《学习与批判》杂志。这些两种理论刊物,一南一北,遥相呼应,是从文字上认识文革的重要文献。朱永嘉口述中,谈到十几篇在这两本刊物上发表的文章,这些文章都是配合毛泽东阅读大字本而写作的。读这些文章,有助于理解毛泽东当时阅读大字本的现实意义。两套刊物,全套的,我保存的都有,是前些年里陆续收集起来的。
  4.《毛泽东传(1949—1976)》。这部中央文献出版社的毛泽东传记,对于理解毛泽东晚年思想,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书。这部传记对毛泽东晚年的读书、对生命临近终结的无奈、对党内派系纷争的制止及无可奈何,都有或深或浅的涉猎。“人老了,孤独无告,大家都在敷衍他,等他翘辫子,亦至可悯也。”(唐德刚)今年第1、2期《党的文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主办)连续刊登了《毛泽东年谱(1949—1976)》的部分内容,看来编写多年的此书有可能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年时出版,这对研究毛泽东及其文革,有重要意义。且看它有无创新与突破。
  回过头来再说朱永嘉的《晚年毛泽东重读古文内幕》。作者有难得的亲身阅历,有厚实的知识铺垫,有“革命”的感情积累,有扎实的文笔老底,也有自己的成见或偏见,所以他这本书的可读性、思想性、资料性、可探讨性,都是很强的,其中有许多观点给人以启发,有些观点也让人产生继续讨论的愿望。是不是可以说,这本书是近年来不可多得的研究文革、研究毛泽东读书、研究毛泽东晚年思想的一本有份量的原创性的著作呢?


【述 往】

儿女祭——纪念我的母亲

姚蜀平

“姆妈!”我已经许久没有这样呼唤过了,这是我们兄妹五人对我们母亲的称呼。在我大学毕业,二十多岁时,每当叫起“姆妈”,我还会觉得自己是个孩子,一声姆妈的呼唤,会引起多少慈母的爱抚,童心的焕发和安全感的增加。
可是,我再也不能这样呼唤了,因为她已经离开了我们。四十七年前,1966年的八月,在那腥风血雨之中,在被毁灭性的抄家之后,在用带钉子的木板毒打、被割断喉咙以后,她穿着一身带补丁的衣服,光着一双发青的脚,带着浑身的伤,顶着被零乱剪到发根的灰白阴阳头;带着无穷恐惧、愤懑和对子女的牵挂,离开了这个世界,被扔到一个医院的停尸房。几天以后,我看着火葬场两个工人从停尸房里用担架把她抬了出来,像是扔货物一样,被那两人一甩,她被扔到停在一旁的大卡车上,然后和无数具这类尸体一起,被送到火葬场集体焚毁。没有半句遗言,没有亲人相随,没有留下骨灰,甚至没有留下一件像样的遗物……能打碎的都打碎了,能撕烂的都撕烂了……可是,姆妈给我们留下的无数美好的回忆却又何曾能打碎;姆妈的高洁、自尊与独立不羁的品格又何尝能被撕烂!
几十年过去了,姆妈不是名人,不是伟人,没有人为她平反,没有人给她开追悼会,没有人为她写纪念文章;可是姆妈该让人怀念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亲爱的姆妈,我再次增补了为你写下的祭文,它写下的是一个普通中国妇女不寻常的一生,以告天下所有心怀慈悲的人,以解儿女思母之苦,以慰藉你在天之灵。

苦女奋斗 发愤自立

上个世纪开始的那一年,我的母亲贺定华诞生在湖南长沙附近一个农村。据湖南湘潭罗汝怀编撰的《皇清故兵部尚书云贵督善化和公家传》所示,母亲贺家追溯到老祖宗是唐朝宰相贺知章。贺知章是诗人,官居宰相。贺家祖籍原为浙江绍兴,若干年后,清朝雍正六年,贺知章的后代被派到湖南任按察司,从此后辈就落户在湖南。在湖南以第五代“龄”字辈的“兄弟翰林”贺长龄、贺熙龄最为出名。他们兄弟俩曾以第一、第二名次“独占鳌头”考入翰林院。湖南每逢“打春更”时,打更人边打边唱:“读书要学贺长龄”。姆妈的嫡祖是贺椿龄,其后“五代单传”,虽为官宦人家,却再无所建树。虽家道衰落,名声却在外,母亲的祖父迎娶了黄家二小姐黄杏生,即黄兴的二姊。黄兴先生自幼丧母,二姊长他十一岁,长姊如母般地带大他,故姊弟感情甚笃。黄家在当地极富有,黄兴二姐嫁到贺家后,还得到黄家为其买房置地,后种上茶树。贺家生活也主要靠黄家接济。后来黄兴搞革命,家产耗尽,贺家后辈纷纷自寻出路。辛亥革命成功后,黄兴回家看望,那时黄兴是大人物,孩子们见他都怕,母亲却勇敢地上前喊这位舅爷爷,黄兴问她叫什么名字。母亲说叫贺蕴华,黄兴说这个名字不好,我给给你另起个名字,叫“定华”吧!自此母亲就叫“贺定华”。无论是黄兴还是母亲,都希望中华能有安定之日。虽然母亲的一生没有过过多少安定日子,但这毕竟是她和舅爷爷的衷心愿望。黄兴还让母亲把刚缠的脚放了,故母亲有双解放脚。黄兴还规定亲戚中的女孩子一律不许缠脚。当然黄兴对母亲最大的影响还是女子要追求妇女解放,这是母亲一生追求独立自主的由来。
母亲在家是长女,上有兄长,下有三个妹妹。六岁时患小儿麻痹,自此成为跛足,在家从不被疼爱。受教育只有哥哥的份,为了日后好求功名利禄。可是母亲求知欲极强,哥哥上课时,她常躲在帷幕后面偷偷地跟着私塾老师学,也不断询问来家的客人不认识的字。就凭这种精神,她竟然学到不少古文,还写得一手好字。
母亲十八九岁时,一位在上海开纱厂的湖南人,返乡来招女工,还许诺她们到上海后,工余可以上夜校读书。母亲带着个十二岁的妹妹来到大上海,走进纱厂,当了挡车女工。可怜乡下来的大姑娘笨手笨脚,而那些从小跟母亲在车间长大的苏北小姑娘,干活时,把她们远远抛到后面。老板比较下来,更喜欢招来的苏北农村女子,不喜欢“长沙小姐”,她被辞退了。
母亲不愿返回乡下,经人介绍,又到了一个半工半读的美术学校。可惜校长并没有按照原先的许诺让她们念书,却让这帮湘妹子整天绣“孙中山先生像”,好拿到海外卖钱。母亲失望地离开了。
有同乡见母亲求学心切,介绍她到上海清心女中,这是一所美国教会学校,学费很贵。付不起学费的穷苦学生,只要信奉基督教就可以免费上学。母亲为了求学,受了洗礼。从此她的学费和宿费全免,每月只要交五元伙食费。黄兴夫人此时住在上海,她资助母亲每月五元钱,为此母亲每月要走很远的路去取。适逢主人外出,她只好坐在大门口等上一整天。
在清心女中,母亲和另一位姓郑的女同学都年过二十,她们和一群十一二岁的小女孩同窗共读,一起从“a,b,c”学起。老师都是抱独身主义的美国小姐,母亲从她们那里学到了纯正的英语发音,和独立的人格。由于住校,每天和美国老师生活在一起,两年下来,她的英语听读说写都获得优良成绩。美国老师说她:“你的英语说得比上海话好。”《天方夜谭》英文原文是她们的课本,那一个个美丽动人的神话故事,像缕缕阳光射进这位孤苦女子的心扉;后来,竟成为我们孩子们睡前的一道“大餐”。
在这所教会学校里,不少女学生学钢琴。学校处处是琴声。母亲好生羡慕啊!她看着自己又大又粗的双手,一贫如洗的口袋,喟然长叹!失望之余,她唯有静静地聆听仿佛天堂传来的叮当之声,它们是那么美妙,引起她对故乡的回忆,勾起她对未来的无限遐想。美国老师看出这个整日苦读的学生爱好音乐,送了一元一张的音乐会门票给母亲。母亲仿佛走进了圣殿,美妙宏伟的古典音乐把她带到更深幽的境界。她终生都记得这场音乐会,无数次对孩子们说起:“音乐会场静得连掉根针到地上都能听见。”此后一生中,只要听到琴声,她就会伫立倾听。当后来我们四姐妹也进到教会学校读书时,她毅然让我们全都学钢琴。
美国老师有位朋友在湖南长沙福湘女中教书,她介绍母亲前往离家近的福湘继续求学,那也是所教会学校,母亲在那里读书直到毕业。这是她一生受过的唯一正规教育,也是使她开阔眼界,认识自己的重要转捩点。
母亲从福湘女中毕业后,在当时也算得上一个小知识分子了,尤其是在妇女中,一些女校争相聘请母亲去教书。她第一份工作就是教师。当她第一次拿到三十元大洋的薪水时,内心的激动终身难忘,因为她终于实现了自己多年的愿望: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贺家自母亲的祖父起,三代男人没有任过公职,加上祖父和父亲都早逝,自己的母亲强撑着这个破落大家庭,早已心力交瘁。母亲刚工作不久,就把我们的外婆接到身边,并培养两个妹妹上学读书,成了家中唯一挣钱养家的人。
母亲最初教的是所女校。开始人们不了解学校,学生很少,后来由于“贺先生”(母亲)的影响,一家只要有一个人来上学,姐妹姑嫂都跟着来了。母亲不仅教她们识字,读书;还教她们求独立、求生存,做正直勇敢的新女性。有一个年轻寡妇,男人死后对生活和前途十分失望,整日哭泣,可是自从来上学以后,她变了,好像完全换了一个人;后来母亲离开学校,她还不断给母亲写信。
母亲因为要到南京贫儿教养院教书而离开这里,上百个学生依依不舍地哭着挽留她,说是她使她们开窍、启蒙,使她们生活变了。走时更是依依不舍,十里相送,场面十分动人,母亲几十年后每当提起都唏嘘不已。南京贫儿教养院是黄兴夫人徐宗汉开办的。母亲到那里主要教小学,鉴于当时英语老师稀缺,学校请母亲教初中英文。母亲纯正的发音和流利的口语,获得师生们好评。母亲曾得意地回忆:“那时可真是大出风头。”
母亲独立自主奋发图强的人格魅力和尽孝养家的美德,在亲友中传为佳话,树为榜样;直到我们成人,还能听到亲友们对母亲的赞扬声。母亲的身教言教像一本教科书,照亮了我们兄妹五人的人生,永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之路。
母亲因小时患小儿麻痹而腿有残疾,人又长得不漂亮,多年来抱着独身主义,一心求学自立。后来经人介绍,认识了我的父亲。介绍人夫妇男方是母亲在贫儿教养院的同事,母亲并不知,他竟然是当时共产党南京地下党的市委书记;而女方是母亲的同乡和小学同学,母亲也不知她当时竟是地下党南京妇女部长。父亲与地下党夫妇是邻居,他们虽知父亲是黄埔五期毕业的国民党军官,但为人老实忠厚,故介绍他给我母亲。父亲年龄比母亲小两岁,人又长得十分英俊,为此母亲十分犹豫。可是当父亲了解母亲的自我奋斗史后,爱慕母亲的率真和独立精神,他说:“人的美不在外表,而在内心。”母亲放弃了独身主义,他们后来来到北平,在“六国饭店”(即北京饭店)举行了简单而隆重的婚礼,父亲穿着燕尾服,母亲头披婚纱,有照片为证。

抗战逃难 多灾多难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不久,母亲生下了第四个孩子,全家住在安徽宣城的一个小村庄新何庄。日本人南下,平静的村庄也不平静了。直到战火迫近的消息传来,母亲才带着四个孩子逃离小村庄。全家只带了一床蓝缎被面的被子。晚上,一床被子盖在四个孩子身上,霜打下来,蓝被变白了;早上太阳一晒,又变黑了;白天,晒干的被子又恢复了蓝色,一床被子,一天三色。有一次,军队士兵要抢走这床被子,母亲苦苦哀求,后来看在四个孩子面上,好容易才保了下来。
逃难时,哥哥只有五岁,他和四岁的大姐被放在一副箩筐两头,雇人挑着走;大姐至今还记得,她低头看着地面,奇怪为何什么东西都往后跑?二姐是叔叔背着走,可怜途中鞋也掉了,一双小脚在寒冬腊月里冻得整整三个月没有暖过来。三姐是母亲自己抱着,坐在独轮鸡公车的一边,另一边放着箱子,后面有人推着走。刚过百日就逃难的三姐,母亲给她取名“难民”。后来到了四川,碰到姨夫一家,姨夫是位语言学家,说这个名字不雅,按谐音改为“南平”。
母亲带着四个孩子逃到九江城长江边,看见一个被抛弃的孩子独自坐在江边嚎哭,更把自己孩子紧紧搂住。逃难的人流早已把轮船占满,眼看敌人逼近,一家人却上不了船。万分焦急时分,母亲竟在江边遇到了一群贫儿教养院的学生,他们惊讶贺老师是怎样带着四个孩子在难民洪流里捱到长江边的,他们认定贺先生和孩子们一定得搭这班船走。于是他们从码头捡起逃难的人扔下的整匹红布,两个学生爬上轮船,从上面扔下红布一端,岸上的学生把布捆在孩子的腰上,船上的学生再将孩子一个个提上去。贺先生怎么办?学生找来一条小船,靠在船边,又不知从哪里弄来一个梯子,母亲战战兢兢、艰难地从梯子上爬到摇摇晃晃的轮船上。要不是四个年幼的孩子已经在船上,母亲决没有勇气用这种方式上船的。
船到了一个小码头,父亲已经闻讯赶了过来;当时急于过江,全家向一条小船涌去。父亲抱着大姐刚上了船,船主嚷着人满了就把船撑开;母亲带着三个孩子眼睁睁看着船越飘越远,也不知会靠在对岸哪个口岸。她只好央求其它小民船,可是日本飞机已经炸到江上来了,眼看一条摇到江中心的小船中弹翻船,船老板都不肯冒险开船。一直捱到晚上,母亲才带着三个孩子过了江,可是到哪里去找父亲和大姐呢?五岁的哥哥不断安慰淌着眼泪的母亲:“姆妈,不要急,会找到的。”先头过江的父亲领着四岁的大女儿沿江走着、找着。只要看到开来一条船,只要见到一簇人影,就拖着长声叫起哥哥的小名:“祥麟啊——”走了十几里,叫了十几里。逢见过江的人就问:“看见一位太太领着三个孩子吗?”终于在第二天,一家人相会在长江边上。父亲的嗓子已经喊得说不出话来了,母亲的眼泪要流干了。每每想起,在这百万难民人流里,失散的一家能相遇,既是万幸,也是奇迹。
不久,父亲又因公离开了全家,母亲带着几个孩子登上了一条长江向西去的小民船。当小船驶到耸立在江心,以险恶著称,风大浪高、江流湍急的小孤山时,一个浪头打来,小船颠簸着眼看要翻覆,母亲按着睡在船舱里的孩子们,大气不敢出一口。老板娘是个自幼在船上长大的渔家女,她眼疾手快,把船帆放了下来,小船从浪尖上滑过,颠簸地过了小孤山。老板娘后来心有余悸地对母亲说:“托你们的福啊,不然今晚船一定翻在小孤山了。”
待全家到达武汉时,已经山穷水尽,身无分文。在武汉又无亲无友,母亲带着几个孩子坐在码头上,不知这双脚该往哪里走。当时同行的还有一位母亲在贫儿教养院的同事,也是老乡,叫廖明华,孩子们称她为“三姨”。她望着这群疲惫不堪的孩子,陡然站起,对母亲喊道:“坐在这里等死啊!我到街上走走,也许会碰到个熟人。”母亲觉得真是无稽之谈,却也随她去。
天下就有这般的巧事,写到书里人们都会不相信。我姨妈当时和姨夫刚从北平逃到汉口,住在一家旅馆里。姨妈天天早起就看报。这天早上,她从报上知道母亲住的地方已经被日寇占领,逃难的人流频频被炸。她把报纸一扔,伤心地喊道:“我姐姐一定给炸死了,全家都给炸死了……”说着神经质地向窗口走去,边走边说:“让我看看,也许我姐姐已经来了。”她跑到临街的凉台上,茫然地从四楼向下望去。大街上是熙熙攘攘的人流。突然,她看见了一张熟悉的面孔,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仔细望着,竟放声大叫:“廖明华——”
全家和廖明华被接到了旅馆,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母亲又一次转危为安。经过一番修整,母亲带着孩子们回到长沙老家农村,当时舅舅一家尚在那里,总算有个落脚之地。没想到日寇进攻如此之快,长沙也不是久留之地。母亲又带着全家向四川逃去。一家人又一次登上了一条小民船。在乡下和孩子们厮混熟了的一条大狗舍不得小主人走,紧紧尾随着小船,边游边哭嚎着;当时连人都顾不了,哪能带它呢!孩子们也哭着和它告别,多少年后都让人难忘。
到四川后,住在小县城铜梁。现在不用逃难了,可是却开始跑警报。只要天晴,母亲一早就烧一锅米饭,炒一大盆雪里蕻,全家跑到山上躲到山洞里。一天,跑警报回来,看见一颗炸弹就在对门爆炸,我们家的茅房也被炸了。母亲觉得县城不安全,又搬到乡下。在那里,没有学校,母亲亲自教孩子认字读书。背不出书还要打手心。父亲一周回来一次,生活重担全落在母亲身上。我就出生在这个小县城里,是全家唯一没有逃过难的幸运儿。
后来全家随父亲工作调动又去了甘肃。母亲身体不好,照顾两个年幼的孩子有困难,她就让三姐和姐姐们一起去上学。三姐当时刚刚四岁,第一天老师教新课:“看,看,看!看新书,新书真好看!”老师问谁会念,四岁的三姐胆大包天,举手应答,她站起来稚声稚气地大声念道:“当,当,当,当金猪,金猪真捣蛋!”全校传为笑谈,后来校长知道了,叹道:“四岁的娃,我们这边还吃奶呢,别上了。”三姐才免去冒着凛冽寒风上学的苦楚。
很快我们搬到西安。母亲又回到小学教书。我那时仅三岁,白天随母亲到学校,还会跟到课堂。母亲教国文,还教算术。我像个小助教一样,在教室里蹓跶。他们学的东西我都会,母亲就常让我去帮助一些困难的学生。记得有个小男孩,写阿拉伯数字6总写倒,母亲让我去教他,我踮着脚,把着手给他扳了过来。
一次,我又蹓跶到二姐的教室,刚好赶上劳作(手工)课。一人发一张方形绿纸,折一个鸭子。老师也发给我一张。三岁的我,念书还可以,做手工就不成了。老师见我不会折,不问青红皂白,拿起板子就打我手心,我又痛又委曲,嚎啕大哭着走出教室去找姆妈。后来这位老师知道我是贺先生的小女儿,根本不是正式学生,也颇为尴尬。母亲摸着我挨了板子的又红又肿的小手,伤心得不成。像母亲这样带着五个孩子还去教书的人,也实在不多啊!
母亲十分重视课外知识,为孩子们订了不少杂志书报,如《小朋友》、《中华少年》等。大姐考初中时,有道题是东三省改为东九省。当时课本没有,可是杂志上有,大姐答中这道题,额外拿到二十分,考上了当时最难考的西安省立女中。母亲还规定孩子们要在四年级读《西游记》,五年级读《水浒传》,六年级读《三国演义》。五十年代中,二姐留苏前,母亲知道她从没读过《红楼梦》,一定要她在那个暑假读完。
有段时间父亲离开了国民党部队,对除了一块黄埔招牌外,别无一技之长的他来说,也就只有失业了;全家唯有靠当小学教员的母亲很难维持生活,母亲决定铤而走险,到上海跑生意。这种生意,其实就是一种长途贩运:在敌占区上海买了货,再乘火车到内地或南方去贩卖。可怜母亲是个跛足,又已年过四十,还是个只当过教书先生的妇女;可是,为了一家人的生活,竟然也去做这种营生。最艰难时,火车拥挤,根本挤不进车厢,她竟随着别人爬上火车顶。当她顶着冷风,怀着恐惧,坐在摇摇晃晃的火车顶上时,想的是五个孩子。尤其当火车过山洞时,在那蒸汽火车时代,车厢都要放下窗户的,可是在火车顶上的人,却被黑烟熏得死去活来,出山洞时,个个变成了“黑人”。啊!世上还有比她更伟大、坚强的母亲吗?

豪爽侠义 心善面和

母亲没有一张漂亮的面孔,却永远春风满面;不信看看母亲的照片,张张都在洒脱地微笑,让人觉得可亲可敬。母亲出名的心直口快和爽朗大笑,又平添了几分豪爽之情。母亲仗义执言的性格,就像她那有楞有角的大楷字体一样,显得格外刚毅。
母亲一位老乡,也是老同学,有几个儿子,唯独不喜欢二儿子,在家像佣人般地使唤。母亲看不过去,总为他打抱不平,后来干脆把他接到贫儿教养院,让他读书,把他抚养成人,后来还参加了新四军。五十年代,我还见过他。他来看母亲,还要给母亲留下钱,报答母亲对他的恩情。母亲知道他拉家带口,工资也不高,没有要他的钱,却领了他的一片心意。
1947年,我们从西安搬到苏州。父亲的一位上司,家里有个小丫头,女主人对她十分凶狠,常毒打她,罚她饿肚子。可怜这个小女孩,家远在四川,在此无亲无友,苦不堪言。有人告诉她,你逃到贺先生家去,贺先生是好人。果真,她逃来了,母亲收留了她,把她藏到楼上,给她吃,给她养伤。后来,那家人知道他们的小丫头逃到我们家来了,可也知道母亲的耿直和仗义,尽管我父亲是他们当家的下属,竟也没有敢来要过。后来他们搬走了,母亲正式收她为干女儿;取了和我们平辈的名字,叫“姚志平”,给她做了新棉袍,还按我们家的传统,几个姐妹按年龄大小排队照相时,她也站在当中。晚上我们教她认字,白天母亲教她做活儿,我家又添了一个女孩儿。解放后母亲到上海工作时,也把她带到上海,还给她找了工作。以后她想家,要回老家,母亲也安排了她的回程。可惜她一去无音讯,母亲还念叨了许久。
1949年末,哥哥在苏州的一个同学去东北上大学,路过我家。母亲想着东北天寒地冻,太冷了,见他衣服带得不够,打开箱子拿出一件皮大衣送给他,说这就可以过冬了。几个月后,哥哥也要去哈尔滨念书了,母亲却拿不出第二件皮大衣。原来母亲把家里唯一的一件皮大衣送给哥哥的同学了。
母亲心直口快,爱管闲事。走在街上,看到有人打孩子,她会上前去把那人训一顿,说孩子应该教育,为什么要打!见到恃强凌弱者,也会上去帮助弱者和强者评理。母亲永远用一种自信而公正的态度,常常能慑服对方,仿佛她是真理的化身,无所畏惧,因此能镇邪。母亲去世后,姨妈因母女不合,常受气、被欺,她总是说,你们母亲在就好了,只有她敢骂我女儿,只有她能出面讲公道话。
母亲尽管受教育不多,可是极有口才。她的即兴演说总是十分得体,十分漂亮,而且从来不怯场。在西安当小学教员时,学校每周一的早晨,轮流由一位老师向全校师生讲演,题目自定。轮到母亲那天,她讲的是“守时”,大约是早年在教会学校受的熏陶所致。大姐小学参加讲演比赛,母亲教她上台要先做自我介绍:“我”,随后自信地用右手拍一下胸脯,抬起头说“姚一平——”大姐如法炮制,果真赢得了比赛第一名。平日母亲可以不用讲稿,口若悬河地讲一两个钟头。后来在不同场合,如有需要,她总是被人推上去讲话,也总能让人满意,也许这和她多年来一直当教书先生有关吧。
母亲喜欢钢琴,她让我们四姐妹都学琴,可惜我们没有一个人弹出点名堂来,但陶冶了我们热爱音乐的情操,也让我们在晚年能以琴相伴。母亲不会弹琴,却会吹箫,也许是她出身在那书香之家之故吧。她吹“梅花三弄”和“苏武牧羊”最拿手。夏天晚上,在院子里乘凉,听母亲那悠扬委婉的箫声,仿佛到了另一个世界。多少年再没有听到那凄清婉转、哀怨动人的箫声了。如果说现在想听箫声,毋宁说是怕听箫声,因为它会和母亲紧紧联在一起,如泣如诉的倾泻会引出早已聚满却从未尽情流淌的泪水……
母亲自己也喜好读书,如果有时间的话,她会专门读些她钟情的段落或诗篇。她不仅是一般地看书,而是一种楚吟诵,如《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前出师表》、《后出师表》,是她的最爱。我还记得一次母亲兴致来了,说饭后要读诸葛亮卧龙吊孝周瑜的段落,母亲用浓重的湘音,高低有致,再加上摇头晃身地吟诵起来,着实好听。每个字都拖得很长,很有曲调,像唱歌,不!比唱山歌还要高昂和婉转。母亲那独特的声调:“呜呼公瑾,不幸夭亡,修短数天,人岂不伤……”至今还盘旋在耳际。近日读了何启治、李晋西编撰的《生正逢时----屠岸自述》,其中提及屠岸幼年时,其母教他用常州的乡音吟诵调吟诵古诗文,他跟母亲学会了,晚年还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2008年6月,常州吴吟颂被国务院宣布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可惜我没有从母亲那里学会楚吟诵,我最后一次正式听到这种楚吟诵,是1957年齐白石追悼会上一位湖南老人的纯正楚咏,听罢让人十分震撼。母亲逝去已多年,再也难听到这般吟诵了。多想 “楚咏”也能像“吴咏”一样录音下来,流传后世;也让我重温母亲的“呜呼公瑾……”

时过境迁 花明柳暗

1949年,母亲带着五个孩子到上海,等待轮船去台湾或广州,可是听信了她的一位老友的劝告,留在了大陆。母亲对这件事从来没有后悔过,尽管她在这里度过了一生中最后的艰难岁月。
五十年代初,母亲在上海一家华东妇联保育院担任总务工作。那是供给制时代,孩子全部全托,他们的父母大多随军南下。总务不仅要管孩子们的每日三餐,还要管四季里外穿的衣服、床上的被褥等等,都要考虑周全。年过半百的母亲,终日忙碌。她爱孩子,孩子们也爱保育院里年龄最长的贺阿姨。
当时连每天上街为孩子们买菜,都是母亲亲自和大师傅清早一起上小菜场。母亲在前面选购付钱,大师傅挑着担子跟在后面。晴天雨天,寒冬酷暑,经年不断。可怜母亲从来没有管过经济账,每天只知将所剩的钱如数归还,却没有一清二白的豆腐账。到1952年“三反运动”时,母亲竟被当作“大老虎”来斗。母亲害怕因为自己牵连一群孩子,为了过关,只好违心地承认一天“贪污五毛钱”。后来为了退赔这笔本来不存在的赃款,我们家卖了仅有的值钱东西,包括珍贵的、价值不菲的《鲁迅全集》和《美术丛书》。
母亲几年辛苦换来一场斗争,和她一贯的刚毅个性极不协调。1954年母亲朋友答应在她来北京后另外安排工作,她辞职来京。她要离开,一方面是因为这件冤案结在心头,郁闷不乐;再者当时我独自在北京上初中,母亲放心不下。母亲临走时,保育院从领导到阿姨及勤杂人员,无一不恋恋不舍。当权的觉得有点对不住她,她们也深知,每天五毛钱的这种“贪污”荒唐而且冤枉,无奈又不是她们定的案,况且是无法挽回的事。年轻阿姨们则惋惜再也听不到这位老大姐的爽朗笑声和直言不讳的忠告,工友们更是叹息哪里再找这样勤奋又随和的主管!
1957年,当反右运动掀起阵阵腥风血雨时,我们庆幸母亲退职了,不然,像她这种爱直言不讳、秉直上书的人,非右派莫属,那我们全家岂非更惨了吗?
母亲在北京的几年住在姨妈家,作为姨夫私人秘书。抄抄写写,剪剪贴贴。她的主要心思还是在几个读书的孩子身上。母亲什么家务都不让我做,连衣服都是每个周末拿回家来母亲洗。母亲在身边的那几年确实是我书念得最好的时期。周末,几姐妹都从学校回来,我们最爱一起唱歌。母亲在厨房忙着,不时回来听一听,再回去做菜,心中洋溢着母性的快乐。可是姨妈性情暴躁,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决不是母亲愿意的。只是为了几个读书的孩子,勉强维持着。我上大学以后,她就到武昌和父亲在一起了。
在武昌的几年,正好赶上三年困难时期,母亲作为家庭妇女,定量本来就是最低的。可是她为了让我好过一点,每个月还要省下两三斤粮食,换成全国粮票寄给我,在那个缺油少菜和一切副食都稀缺的时代,人全仰仗这一点粮食。那年寒假我回去看父母,几乎认不出母亲来了。母亲体重从140斤骤减到90斤,所有衣服都大得无法穿。看到瘦骨伶仃的母亲,我方醒悟每月给我寄几斤全国粮票的代价。以后许多年里,我常自责,为什么要从母亲口中把那维持人生基本需要的几斤粮食夺过来。可惜我再也无法回报她老人家了。
父亲退休后,父母两人一起回到北京。他们住在哥哥单位靠近市区安定门的一个叫地兴居的住宅区,一座筒子楼里的一间十五平米的房间。那个时代,人们被个人迷信的迷雾笼罩,自觉不自觉都是个人崇拜者,母亲也不例外。当时电视还很少见,父母住的院子里有台公用电视,每年十一国庆游行时,毛泽东会在整十点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每到这个时候,母亲不管在干什么,都要停下来;有时手上正在烧菜,也要我们代她照看一下,她一定要下楼,挤到公用电视前去。她说:“我要看看毛主席,他老人家是我们湖南人,我们湖南出伟人。”看了回来后,还要念叨半天,毛主席如何健康啊,如何有精神啊,下巴有颗痣是有大福啊等等。她没有想到,她的性命会葬送在她所崇拜的伟人发动的一场残酷格斗之中。
母亲最大的满足是五个孩子都大学毕业,都有自己的事业和理想。从小母亲就叫我们背“出淤泥而不染”。今天,看着自己儿女长大成人,感到莫大的欣慰。文革前几年,是母亲最愉快的时期。她独自在家听相声,会放声大笑得前仰后合。她喜欢晚饭时自酌自饮,一杯玫瑰酒或青梅酒;饭后点上一支烟,还得意地说:“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因为我们家从来不富裕,母亲也很少抽好烟。周末我回去时,带上一包好烟,一瓶好酒,母亲会快活得合不拢嘴。她会烧上好菜给星期天回来的孩子们吃,那是世界上最好吃的菜;以后走遍世界,我再也没有吃到过比母亲烧得更好的菜。有时我感到惋惜,我失去母亲太突然了,那时我也太年轻,连学菜都没来得及。当然,该遗憾的太多了,这件事实在微不足道。

蒙辱受虐 含恨而去

1966年,文革开始时,我和哥哥因不同原因都在自己单位遭到批判和斗争,但是当时绝没有想到,年迈与世无争的父母会惨遭不测。
父亲黄埔五期毕业,在国民党军队里当了二十年师军需主任。他所在的部队(85军110师)于淮海战役起义,身在后方的父亲为该师驻武汉办公室主任,和在前线的师长廖运周保持密切联系。廖师长是潜伏在敌营二十年的共产党人,他深深了解父亲的忠实和可靠,竟将起义前线给留守后方党组织的重要密电,直接打给父亲,让他传递这些公开出来是要杀头的资讯;并让父亲将该师的大量军用物资,转移给下一个要起义的张轸部队;还要转移所有在后方的起义人员家属。110师起义后,该师的番号已被取消,父亲那时是没有任何责任和约束的,他可以把电报上交邀功,可以完全不听廖师长的命令,按照廖运周后来说:“如果把地下党的负责人隐藏地址交上去,起码会升少将,可能中将”。他也可以私吞大量要他转移的物质,那时整师的钱财及留在武汉的辎重都在父亲手中;银行、钱庄、仓库也只认父亲的签字,金条有一整箱。可是父亲没有那么做。他忠实地按照老师长的嘱托,冒险一一完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全部金条交给地下党员负责人。正因为他做了这么多他并没有义务一定要做,而别人又不可能做的工作,解放后,他按照起义人员对待,但并没有真正享受起义人员待遇,他解放后长期在一个省建设厅当一个小图书室的管理员。
父亲一生胆小怕事,窝窝囊囊。他的性格和母亲截然相反:慢性子,不爱说话。他回家总是自己坐在一旁看报或看书;了不起的是抬起头,把眼镜推上去,对我们投来慈爱的目光。一次几个孩子争吵起来,父亲急得又把眼镜推到头顶,大声喊着母亲的名字:“定华啊,快点来啊,他们打起来啦——”在我印象中,父亲只为一件事激动过,那是讲起当年在黄埔军校当学生时,听苏联顾问的演讲,讲毕学生们兴奋得把帽子抛起来,还把演讲的苏联顾问高高抛起。每当讲到这一段时,他的眼睛就睁得又圆又亮,闪着快乐的光芒,还站起来用双手比划着,声音也变得洪亮,人也显得年轻又英俊了。
我们全家人都爱读书,一是因为父亲每次回家,不说话,不做事,只知低头看书看报,给孩子们影响太大;二是和母亲的督促分不开。我从小学二年级就开始看《家》、《春》、《秋》等书,至今还记得每次向哥哥一本本借书来看的乐趣。一次父亲的一个朋友来我们家,父母都不在家,他在等我父母时,发现家里静悄悄的,五个孩子,包括刚读小学的我,每人捧着一本书在看,啧啧称奇。
父亲常年做军需,总在和钱财打交道,是发财的好位置和好机会。但是他从来不克扣军饷,不挪用公款,不假公肥私。军饷被克扣在那时是家常便饭,按时拿到军饷的士兵叫他“圣人”;想利用他手中巨款放利息、谋私利的同事骂他傻,恨他挡了他们发财的道。就连解放后,共产党的老朋友都说他,“国民党的钱,为什么不贪污!”可是他只会凭良心做事,多少年下来,一直是两袖清风,家里从来只靠他的薪金过日子,他很以此满足。
1949年后,他一直在武昌建设厅的小图书室里当管理员,他始终兢兢业业,诚惶诚恐地工作。每天清晨五点就去图书室做清洁卫生,玻璃窗擦得没有一丝污垢,桌子擦得可以照出人来,本本图书都掸得毫无灰尘。斗室小厅,竟然天天花上三个钟头,可想其谨慎、卖力之心境了。我们全家在父亲这个“国民党军官”出身之下,日子好坏全看政策掌握得如何。执行政策时,日子就好过些,我们兄妹都上了大学,并在国家机构工作就是一例;但是,如果不讲政策,尤其碰到无法无天的文化大革命,我们全家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1966年8月,当红卫兵运动席卷北京城,“出身论”的大棒高悬在人们头上的时候,我们开始感到心悸,预感乌云降至。当时北京市大轰“黑五类”离京;二姐在东北,她按照常规推论,一封封来信说:父母坚决不能走,因为他们不属于“黑五类”,走了反而是自认了。我们何尝不是这么认为呢!可是,当北京市开始出现红卫兵打死人的事后,哥哥突然来到大姐家(当时父母住在大姐家,帮忙照看大姐的小女儿)。哥哥主张父母立即回武昌,因为父亲原机关最了解他,最可靠不过。母亲想想同意了;可是一向沉默寡言的父亲却怒气冲天,他将一个方凳抬起,用力向地板砸下去,忿忿地说:“我走,我走,我连累了你们!”一向平静而温顺的父亲会在此敏感时分,出现这种异常表现,让我们又惊讶、又焦急,无奈只好用好言好语劝说他们快走。母亲送我们下楼时说了句:“我到时候是会自己解决自己的……”我们不知她怎么会蹦出这句话,心中好生难过。
父亲执意要回地兴居宿舍他们自己的家,去拿些日用品和换洗衣服,可是一去就不复返了,据说是被那里的居民委员会和红卫兵扣住了。母亲见父亲没有回来,急得一夜没有睡好觉,天一亮坚持要回去看看。当时决定星期天我们都回去帮忙和告别,而我是照例星期六晚上要回去的。临离开大姐家时,大姐嘱咐我一句:“星期六回姆妈那以前,先给我打个电话。”
大姐这句话救了我。星期六回家前,我给大姐打了电话,她毫无解释地让我到她家去。我满怀疑惑地到了大姐家,她告诉我,白天给母亲打电话(走廊上有个公用电话),不是邻居叫“姚大妈”的声音,而是居民委员会人接的,凶极了,根本不准母亲接,一定是情况不好,所以不要我回母亲处去。后来听父亲说,父母当时最担心的就是我在那个晚上会回去。我和大姐面对面坐着,干着急。晚上九点多,忽然三姐急匆匆地闯进门来。她在空军研究所工作,很少出来,这次因为父母要回父亲原单位,请假来送行。她告诉我们:“我回去了,正在开斗争会。”当她走进那个院子,就感到气氛有点不对,她想了想,把军装穿上了。亏了她的军装,那帮气势汹汹的红卫兵没有来盘问。当她向母亲住的那幢楼前的人丛走去时,一位平日从来不打招呼的邻居,低声而坚决地对她说:“赶快走!赶快走!”
母亲那天回家途中,给在东北的二姐打了一个电报,让二姐周日回来送行。在我们三姐妹苦苦熬夜的那个晚上,二姐正乘夜车来京。我们知道不能让二姐回父母家,第二天一大早,大姐告诉我们,她昨夜做了个梦,梦中一群马拉的一辆马车向她疾驰而来,就在要撞到她时,突然有人从一旁把她拉开,她回头一看,是母亲。她当时就惊得吓醒了,坐了起来——知道姆妈一定出事了。多少年后,证实了我们的母亲就是在那个时刻离开人世,走之前,她不放心几个孩子,特别给大女儿托梦来了。当时我们都为二姐担心,我凭着直觉,第二天清早跑到西直门火车站,意外地接到了二姐,直接把她带回到大姐家。第二天原来说好那天要送父母走的,可是,现在哪里都不能去,四姐妹只好坐着等哥哥。一整天,哥哥杳无音信,父母那边更不知实情,又不敢轻举妄动,真是心如乱麻。二姐无奈当晚又回东北去了。后来才知道,哥哥那天一早就由农机院的红卫兵押送到父母住的地方,交给地兴居外馆中学的红卫兵,他脖子上挂着一个大牌子“反革命分子姚监复”,他和已经打得体无完肤的父亲,被分别斗了一整天。直到半夜十二点,农机院的红卫兵乘着卡车来,一看哥哥还活着,破口大骂:“他妈的,老子来收尸,你还活着,滚回去!”这样的一天,我们怎么能等到他!
星期一我必须去上班,机关也是各类斗争会开个不停。在一次斗争会上,忽然广播里叫我的名字,通知我马上回家。我预感发生了什么,匆匆向家赶去。路上遇见一位妇女,她边走边强忍着哭泣,看上去是位高级知识分子夫人,看着她,我心中的惊慌和担忧陡然加剧。
我匆匆来到父母住的二楼,扑入眼帘的是一走廊的人群,紧紧围在筒子楼父母住房的门外,个个伸着脖子向屋里张望。一个身穿旧军装,左臂戴着红卫兵袖章的中学生,坐在我家门口的一张椅子上。他看上去满脸稚气,是个只有十三四岁的男孩。验明我的身份后,他允许我进入自己家门,满不在乎地说:“你们挑吧,还有什么要拿的,可以拿走。”
我进屋一看,心像霎那间像是被扔进了冰窖,全身都缩紧了。啊!这是什么景象啊!没有一样伫立的家具,没有一样完好的东西,没有一张没有撕裂的纸片和照片,没有一件没有打碎的器物!从三姐由苏联带回的艺术壁毯到床上的被褥,从书刊到衣物,从父母银行存折到母亲珍藏几十年的翡翠结婚戒指,统统被抄走了。十五平方米的地面上,满地覆盖着那些被撕裂、被打碎、被砸坏的东西。我一生从没有见过比这十五平方米更加狼狈、更加凄凉、更加沮丧的地方。我的大姐和哥哥已先来了,他们蹲在地上翻着,捡着,我也随他们漫无目的地在这似乎被千军万马奔驶践踏和蹂躏过的小小空间翻弄着。片刻,三姐也来了。我们不敢互相看对方的眼神,怕泪水夺眶而出。当刚刚翻出半张父母和姐姐参军时的合影,盯着我们的外馆中学红卫兵一把抢去,把它撕得更碎。四个人忍着悲痛,在门外几十双眼睛下继续翻着,看着。这时,门口又来了一个女红卫兵,我抬头望去,她也只有十三四岁,长得十分的秀气。我迷惘了,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把如此清秀的面孔,同如此千疮百孔的十五平米联系起来。以致从那以后,我一看见这类年轻清秀的面庞,就会和那十五平米的小屋联系起来,不自主地有种要呕吐的感觉。
坐着的男红卫兵开口了:“你们母亲死了,在第六人民医院,你们去人处理一下。你们父亲在后院,尽快让他滚回农村老家去。”我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被证实了,我的泪水一下子充满了眼眶。但是我知道,现在不是哭的时候,不!绝不能哭,哭会带来大祸。我深深地埋下了头,翻弄着地上千万件碎片,可是一切都模糊了,我什么也看不到了。
哥哥更惨,他胸前还挂着一个“反革命分子姚监复”的牌子,实际上,他只贴过几张农机院领导人的大字报。即使到了这个时候,哥哥仍然没有失去惯有的冷静,他抬头问道:“我母亲怎么死的,我们要去派出所销户口。”那个坐着的小红卫兵想了一下,满不在乎地回答:“高血压!”我们心里明白,母亲从来没有高血压!但谁敢开口呢?到了这个地步,勇气、尊严、真理、正义,一切的一切都不复存在了。后来哥哥到派出所给母亲销户口时,员警根本不问死因;倒是在我哥哥给父亲迁户口时,反问他:“要把姚剑鸣的户口迁走吗?”
当晚我们把父亲接到这间满目疮痍,杂乱又悲凉的屋子。父亲被打得浑身是伤,我们拨开一地的玻璃碎片,把唯一无法砸烂的一个棕绷床(是母亲从武汉带来的),放在地面上。捡起一包破棉花当枕头,扶着父亲靠在上面。艰难地用酒精分开血迹斑斑粘连在父亲背上的血衣,用嫂嫂悄悄买来的红药水擦抹他背上的几道深达一厘米的伤痕。似乎麻木的他,不喊疼,却一再问:“你们姆妈怎么样了,她还在医院吗?”我们嗯嗯地应着,看着父亲衰弱不堪的样子,谁也无法开口告诉他母亲的实情。只想让他吃点东西,那也只是途中买的一些点心。父亲已经不知多久没吃上东西了。听说这几天,还是一位胆大的好心邻居,烧过一点面糊给他吃。父亲喃喃地对我说:“我们做再多的好事也有没用啊……”这句话多少年来在我的耳中震荡,因为它是那样哀怨,那样催人泪下。
也许他想到了三十年代初,他的那对共产党夫妇朋友,书记夫人生了孩子在医院没钱出不了院,是他把自己一个月的军饷送去,才接她出来;解放初书记夫人还没有被运动整得不敢吐真言,向后人说起“两家是世交”即源于此。1932年在白色恐怖笼罩的国民党首都南京,他冒着生命危险,让共产党市委书记在自家“打麻将”躲过追捕。也许他记起,母亲看见街上有贴着他们夫妇二人照片的通缉令,母亲和姨妈轮流到街上去堵晚归的那位朋友,而把他身怀七甲的夫人留在家里,在黑夜里雇了辆马车,自己穿着宪兵司令部的军装,把共产党市委书记夫人、本人也是被通缉的市委妇女部长送到下关码头,安全地逃出虎口。许久后我才听说,当时和那位书记夫人同行的,还有她的妹妹,母亲把一个结婚戒指卖了,才筹措出两人的旅费。她们回到湖南老家后,父亲得知那位市委书记已经被捕,他给湖南发去一份电报:“南京有传染病,请预防”。只有没有地下工作经验的父亲才会发出这种露骨又危险的电报。过了二十年,刚进城还没有忘记老朋友的那位已经身为将官的她的弟弟,曾经对我姐姐说起,“你爸爸一个电报,救了我们三个人。”可是文革中,那位书记夫人却说,她逃离南京是组织掩护的……爸爸也许此时还会记起,他把黄埔军校时,有周恩来讲话的资料藏在老家小阁楼里多少年,解放后交给了党组织;也许他还记得,他帮助过许多共产党朋友生活困难的家属;还把那些被追无处可逃的共产党人安插到国民党军队里……
次日,由大姐送父亲去武汉;哥哥因为戴着“反革命分子”的牌子,无法多行动;而三姐是军人,请假很难;二姐已经回东北;最后唯有剩下我,独自到医院处理母亲后事了。
我战战兢兢地来到医院,心惊胆战地找到停尸房。管事的老头儿恶声恶气地问我:“怎么死的?”我小心翼翼地答道:“高血压。”他说:“嗯,等一会儿火葬场来车,等着吧!”他突然又转头向我大声说道:“交五块钱!”我不知道这是什么费用,也不敢问。可是那天早上出来太匆忙,我没带钱,口袋的几毛钱要坐电车,我只好央求地对他说:“我忘了带钱,回头我给你送来。”他狠狠地盯了我一眼。片刻,火葬场的大卡车开到医院门口。两个工人用担架把母亲尸体从停尸房抬了出来,我摒住气,快步地在一旁紧跟着,急切而悲伤地张望着担架上的母亲,心却要哭出血来了。只见母亲身穿一身破旧的香云纱衣裤,那是陪伴了她几十年,黑色早已洗成黄色,膝盖处还打着补丁的旧衣裤。她赤着脚,手臂和两腿裸露出的地方是明显的伤痕。头发更是被剪得不成样子,有的地方齐发根没了,有的地方留下几绺长发,让血迹粘在一起。而她的头,却是偏向一边……
两个火葬场的工人,抬着母亲尸体走到卡车后面,四手一抡,尸体就被扔到了卡车上。也许因为这里离火葬场最近,我们是第一站,卡车上是空的——我听到尸体“咕噜噜”地滚到了车的前方。他们转身又去抬第二具尸体;我看他们走远,不由自主地登上了司机座舱的踏板,攀上卡车,伸头向卡车里张望,我想最后再看母亲一眼。母亲被这几天不知抬过多少具尸体的工人,扔到了卡车最里面,当我向下望去时,母亲的面孔竟然就在我眼皮底下,离我不到二尺。啊!我清楚地看见了,她的脖颈上有一道长长的刀痕,她是被砍死的!我还看清了那一头剪乱的白发,那满身的伤痕……正在我处于极度恐惧和悲恸不已的时候,突然身后传来一声尖利的吼叫:“是斗死的,什么高血压,是斗死的!”我被吓得一下子从踏板上蹦了下来。面前站着停尸房的那个恶老头儿,他正气势汹汹地向我叫嚷。霎那间,一股怨恨从心底升起,我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和力量,一改数日来的低声下气,我竟然像大街上的泼妇,挥起双手、跳起双脚向他声嘶力竭地吼道:“我怎么知道?!是他们告诉我的!我去问谁?你说,我该去问谁——”我的声音越来越高,越来越大,像是在嘶叫,自己都分辨不出那种咆哮会是我的声音。本能的愤怒和反抗,把我从一只任人宰割的羔羊,变成了一头像是要张口把他吞下去的猛兽。恶老头儿没有料到我有这一手,竟往后退回去了。嘴里还在不断嘟囔着:“什么高血压,斗死的!斗死的!”突然他又回过头来对我喊道:“五块钱,你还没交五块钱!”我对他回喊:“我没带钱,回头给你!”那天我出来匆忙,真的身上没带钱,我始终不知道这五块钱是停尸房的费用还是火葬场的收费。
我怀着满腔的悲伤和愤怒,看着卡车载着孤零零的母亲开走了,卡车要继续去拉和我母亲一样在那些天被斗身亡的人。没有半句遗言,没有亲人相随,没有留下骨灰,我最亲爱的母亲就这样永远离我而去了。等看不见卡车,我才回头,含着泪水转身向火车站奔去,我要最后见父亲一面——果真是最后一面。我进到火车站台时,父亲已经坐在车厢里,他傍着车窗,低声唤着我的小名,深情地嘱咐我:“蜀蜀啊!以后要听哥哥姐姐的话啊。”隐含着他对自己命运和前途的绝望,把父辈的责任转交给我的哥哥姐姐们了,我强忍着眼泪点头。父亲座位对面坐着一对老夫妇,也在强忍着泪水望着窗外。在我们身边,几个十来岁的孩子,一定是他们的孙子、孙女,来送被轰走的爷爷奶奶。我们所有人,车厢里和车厢外的,都强忍着泪水,都有无数话要说,但又一句话都不敢说。车开了,我跟着火车跑了几步,最后喊了一声:“爸爸,保重——”在父亲依依不舍的目光里,闪烁着恐惧、胆怯、不安和对子女的无穷挂牵。这就是父亲留给我终生不忘的最后印象。
从火车站出来,我拿着哥哥给我的五块钱,回到医院,扔给了那个恶老头;然后转身赶回到我父母的住处。这是最后一个机会,我能踏进我们曾经的家——那间好似被万马奔腾过的父母的十五平米小屋。兄妹五人,我成了唯一可能最后处理这个曾是父母住过三年,温馨又亲切,如今破败又凄凉的家的人了。当我孤独地站在家破人亡后的废墟之上,心中充斥着无尽的悲伤、愤懑、孤独和茫然。环顾四周,不期望能再找出一样可以留作纪念的遗物。这间充满杀机和恐怖的小屋,散发出阴冷和浑浊的气味,我感到颤栗,更不敢久留。我从地上拾起父亲最后换下的那件血衣,含泪看着它,我多么想带走它,永远地保留,可是我却没有胆量把它拿走;我把当初红卫兵坐在门口的那把没有砸坏的椅子放在屋子中间,把父亲的血衣搭在椅背上;我相信以后不论谁再走进这间屋来,第一眼就会看到它。然后,我提起扔在屋角的一个破旧不堪的小木盆,这是唯一历经劫难尚能保存下来的东西,它是母亲从南方带来夏天洗澡用的,是母亲珍惜的。我锁上了小屋,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当我下楼时,唯一碰到的人是,楼梯旁一个十岁左右的小男孩。他看见我下来,不怀好意地两手举过头,一边转圈地比划、一边嬉皮笑脸地数叨着:“老头儿举着一双尖皮鞋,转着圈跑……”
四十年后,我把这个让我永生难忘的、嘻皮笑脸的小男孩,和他当时说的话,写进了我的文革小说《悲情大地》(128页)。
我来到大姐家,把母亲用过多年的木盆放到盥洗室,尽情地洗了洗奔波一天又脏又疲倦的脸。当我抬起头来,从镜子里看到自己那张湿淋淋的麻木而毫无表情的面孔时,我终于按捺不住地哭了,两肩抽搐着,眼泪终于流了出来。
父亲被大姐送到武汉后,才知道与他相亲相爱三十五载的妻子已经不在了。他抱头痛哭一场,决心回安徽乡下老家。我们也从父亲那里知道了一些最后恐怖日子中的母亲。那些红卫兵对母亲毒打和逼供,想把曾经在南京工作过的母亲打成“军统特务”,还把我们几兄妹星期天在大姐家聚会说成是“布置特务任务”。母亲知道这些人不仅想往死里整她,还想连带害几个孩子。母亲为了保护自己的清白和子女的命运,忍受了酷刑和死亡的威胁,始终没有吐露任何不实之词。在漫长的文革期间,任何专案组都拿不出一句母亲的招供来打击她的子女。她是一个善良、纯洁、普通的小学老师,和普天下的母亲一样的热爱自己子女的母亲。
父亲寂寞地、胆战心惊又牵肠挂肚地过了两年。1968年清理阶级运动高潮中,哥哥单位的专案组,派了两人不远千里来到安徽大别山脚下的小村庄,对父亲说,你的儿子污蔑江青,已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父亲知道自己明天也将在公社大会上被批斗,两年前的种种恐怖、担心和绝望涌上心头,他当晚就自缢谢世了。他的尸骨被家乡人埋在后山上。
若干年后,哥哥独自去过那个小山村,爬上了后山,把我1986年在美国《秋水》杂志上发表的《儿女祭》,及五包香烟、五个苹果放在父亲的坟前。一个九十多岁的老姑妈摸着哥哥的臂膀抽泣地说:“真像你爸爸。可怜啊,你爸爸真可怜啊——”1990年,我们兄妹五人,在北京西山金山陵园,为父母修了一座衣冠冢。正如我在父母去世后四十年写的文革小说《悲情大地》中的结尾,让主人公一家安眠在西山金山陵园一样,父母在这里远远地俯视着我们:“这就是历史,那应该永远留下的,不被遗忘的,不被曲解的历史。他们的坟茔将向世人和后人,向中国和世界揭示那个罪恶的年代,和制造罪恶的人。”(《悲情大地》615页)
作为父母最痛爱的小女儿,在文革发生后四十七年,远在万里之遥,我怀着一切美好的和悲哀的,含着微笑的及和着泪水的回忆,再次修改增补了这篇祭文,愿它化为一缕青烟,缭绕直上,给在人间受尽苦痛,如今定在天上的母亲,还有父亲,带去儿女的一片心意。我们没有忘记你们,我们不会也不可能忘记你们赋予我们的一切;还有你们所经历的,也是中国人民经历的文革这场苦难。中国正在变,我们希望她变好,我们不愿我们的下一代再受这样的苦。
姆妈,你听见我又一次这样呼唤你了吗?安息吧,姆妈,我要在你这个最可尊敬的普通人,最伟大的母亲的名字后面,写上用在一切逝去的伟人名字后面的四个字:“永垂不朽”!它将永远铭刻在我们兄妹五人的心中。

初稿完于1986年8月
终稿2013年7月14日
美国麻省北丛林
(本文在增补过程中,得到长兄姚监复、大姐姚一平、二姐姚山平和三姐姚南平、表姐钟鸿提供的若干细节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序与跋】

《错乱狂飙的毛时代》序与跋

启 之

自 序

这本书是一个货郎担,前面的担子装的是文革,后面的担子装的是评论。前者的写作在近十年间,最早写的是毛泽东的新人;最近写的是江青的笔名。后者的写作时间跨度更长,读哈维尔的感想写于上世纪末,《评梁启超传》则是前两个月刚完成的。评论之中,还夹杂了几篇述往忆旧的小文。活了一大把年纪,总有些值得说说的人和事。王年一的赍志而殁,刘向宏的抱恨长逝,北京四中的经历,北京大学的见闻,老乡给我的回扣,学界的“猪窝化”……林林总总,形形色色。对于大陆的把关人来说,统统是劣品私货。
私货见不得天日,在此岸无法问世。劣品不合规格,把关人要删削斧正。刀斧手来自各类官媒,而号称最敢言的《南方周末》则君子动嘴不动手。举一个最近的例子,南周找人为《梁启超传》写书评,知我在写,大悦,来电索后告余:“大文确实是一篇佳作,神完气足。只是大文的尺度太宽了,我们这里发表起来有困难,特别是十七加一大前后。我建议,您把与现实联系的一些话,都拿掉,然后我们再试试。如果此稿直接拿给领导去审,肯定被直接枪毙,那就无可挽回了。”
如此用心,可谓良苦。而“十七加一大”的自撰新词更让人感到形势之肃杀。莞尔感慨之余,挥泪自删,从五千八删到二千七,原标题《改良与革命》改为《多变善变梁启超》。自以为如此痛下杀手,总可以通过。没想到,主编先生在一番小小的踌躇之后,还是把它毙了。理由是“影射现实”。证据是文中引用了龙应台的一段话:“一百年之后我仍受梁启超的文章感动,难道不是因为,尽管时光荏苒,百年浮沉,我所感受的痛苦仍是梁启超的痛苦,我所不得不做的呼喊仍是梁启超的呼喊?我自以为最锋利的笔刀,自以为最真诚的反抗,哪一样不是前人的重复?”
窃以为,主编先生之所以从中看到了“影射”,是因为他从梁启超时代的皇权想到了当今的“党天下”,想到了结束专制,落实宪政,实施民主的艰难。他知道这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存逆亡,但是,为了安全地渡过十八大前后这一晦暗不明的敏感期,还是把此文枪毙了为好。他的选择有相当的合理性,大部分人,包括我在内,在他的位置上都可能这样做。后极权时代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犬儒的普遍化。阿伦特说,即使是超级极权也无法夺去人们的思想,因此,思想是反抗专制的最后的武器。(大意)阿伦特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识别犬儒的方法——判断一个人是否犬儒,以及犬儒的程度如何,只消看看他对专制的态度。我们不妨以莫言为例。
前不久,莫言有一个著名的“答记者问”——

南周记者:你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歌德和贝多芬在路上并肩行走。突然对面来了国王和大批贵族,贝多芬昂道挺胸,从贵族中挺身而过。歌德退到路边,毕恭毕敬地脱帽行礼。你说年轻的时候也认为贝多芬了不起,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就意识到,像贝多芬那样做也许并不困难,但像歌德那样反而需要巨大的勇气。
莫言:……随着年龄的增长,对这个问题就有新的理解:当面对国王的仪仗扬长而去没有任何风险且会赢得公众鼓掌时,这样做其实并不需要多少勇气,而鞠躬致敬,会被万人诟病,而且被拿来和贝多芬比较,这倒需要点勇气。但他的教养,让他跟大多数百姓一样,站在路边脱帽致敬。因为国王的仪仗队不仅代表权势,也代表很多复杂的东西,比如礼仪,比如国家的尊严。和许多象征性的东西。英国王子结婚,黛安娜葬礼,万人空巷,那么多人看,你能说,路边的观众全都是卑劣,没有骨气吗?你往女皇的马车上扔两个臭鸡蛋,就能代表勇敢、有骨气吗?所以当挑战、蔑视、辱骂权贵没有风险而且会赢得喝彩的时候,这样做其实是说明不了什么的。而跟大多数老百姓一样,尊重世俗礼仪,是正常的。我一直反感那些不把自己当作普通老百姓的人,我看到那些模仿贝多芬的行为,就感到可笑。 (2012-10-18)

莫言这番言论的核心思想是“服从专制”,其论证方法是混淆是非,偷换概念。众所周知,贝多芬是反封建反专制的音乐家,他在权贵面前昂首挺胸,不仅仅是由于个性高傲,还源于其骨子里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莫言只看到了贝多芬这样做“没有任何风险”,而没有看到这种思想性格让贝多芬付出的沉重代价——贝多芬57岁时在贫病之中死去。生无体制给予的富贵,死无来自国家的哀荣。
被莫言视为有着真正勇气的歌德终生寄身于体制,从走出校门到82岁辞世,他大部分时间都是魏玛公国的官员,从枢密公使的参赞到枢密顾问,从公国持政到文艺大臣。尽管歌德有人本思想,有文学成就,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为权贵服务。事实上,他本人也是权贵之一。看到国王贵族,这位帝国议员的儿子自然会毕恭毕敬。其恭敬的,除了莫言所说的礼仪,恐怕更多的是权势,是体制,是社会等级。
权势喜欢才子,更喜欢顺民,歌德兼顾这两种身份,自然更受恩宠。歌德的低眉顺眼换取了丰厚的回报:生有体制赐予的名利富贵,死有隆重的葬礼和官史的芳名。
莫言把贝多芬对权贵的蔑视,等同于向女王的马车上扔鸡蛋,不但污蔑了贝多芬,而且污损了所有反抗专制的前辈后生。谁都知道,反抗专制与暴民行为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莫言把它们混为一谈,无非是想告诉人们一个莫氏的理念:“反抗专制未必高尚,臣服专制未必可耻。”以此来为他手抄《讲话》寻找台阶。
莫言说:“因为国王的仪仗队不仅代表权势,也代表很多复杂的东西,比如礼仪,比如国家的尊严和许多象征性的东西。”这种说法忘记了一个基本前提,国王代表的是什么国家?仪仗队代表的是什么政体?英国人在争看英国王子结婚,黛安娜葬礼的同时,可以对他们品头论足。而曾几何时,中国人只要议论一下江青、林彪、毛泽东就犯了“恶攻”罪而生命不保。这两个政体哪个值得尊重?
不用说,代表了民主的东西会赢得人民的尊重;而专制极权的象征物则无法令人起敬,所以,李白痛恨“摧眉折腰事权贵”,傅山拒绝清廷的三邀四请,乾隆南巡到了金陵,吴敬梓“企脚高卧向栩床”;而鲁迅则赞赏章太炎“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
身为作协副主席,享受着局级待遇的莫言,努力要把自己混同于“普遍老百姓”,无非是想借此掩饰自己对专制的态度——你看,老百姓都尊重世俗礼仪,我为专制服务,为文网歌唱,不是很正常吗?他忘了,自古以来,反抗专制的造反者都是“普遍老百姓”。
如果说莫言是装糊涂,那么龙应台则是真糊涂。记者问她:“在西方媒体看来,政治标准应是授奖的一个重要指标,在你看来是否应该如此?”
她回答:“我觉得挺烦的,我们到底有没有单纯的能力——就用文学来看文学?”
或许,龙应台看到南周主编的“影射说”会多少明白一点,能否“用文学来看文学”不在能力,而在条件——当今的大陆,跟当年的台湾一样,凡是与意识形态沾边的,无论是文艺还是社科,都离不开政治。当年深受台湾一党专制之苦的龙应台,一旦当上文化局长,就去力挺为一党专制说话的莫言。你说她是不是糊涂?
专制时代,说话著文离不开政治,这个道理古人早就懂。所以,嵇康跑到树下,光着膀子打铁。阮籍“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刘伶携酒登车,一边喝酒,一边吩咐家人:“死便埋我!”



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邀请我去访学,各种证件者齐了,包括台湾移民署开来了“入台许可证”。我在国台办和小西天(我所在的研究中心)之间跑了N次之后,终于得到了一个确切的结果——人家压根不想让我去。
没有功夫郁闷,我要出这本书。校对之际,看到莫言答记者问。想起了几年前填的《山坡羊》:


昨日如鼠,今天似虎。
由鼠变虎朕做主。
读书人,毛焉附?
洗罢脑筋大锅煮。
嘴上了嚼子头上了箍。
生,心为奴。
死,魂为仆。


求真是祸,造假是福。
梁效朝霞没入土。
文史哲,中药铺。
售与官商壮阳术。
著书立说都换了禄。
老,也媚骨。
少,也媚骨。

文人过去是臭老九,现在是香饽饽,从过街鼠一变而为座上宾。地位、身份变了,可角色、心思没变。当初,梁效为主流而写,《朝霞》为主流而办,投稿人为主流而作。现在呢?人们不也是围着主流转吗?不同的是,如今的主流不光有官,还有商;如今的文人不光拿政府的奖,还能拿洋人的奖。以学术、文艺换来的,就不光有名,还有利。说他们一身媚骨,“生为奴,死为仆”,不冤。
感谢秀威的主编蔡登山先生,没有他的慧眼,此书不可能问世。感谢本书的责编蔡晓雯女士,她的敬业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作者谨识于
北京樱花园
2013-1-4

【资 料】

要准确地引用毛主席语录

一、引用毛主席语录,应以正式公开发行的版本为准
引用毛主席语录,必须是公开出版的毛主席的著作,或中央两报一刊公开引用过,发表过的。引用已发表过的语录时,必须核对准确,注明出处、页码、以便查校。

二、确切运用观点
1.对毛主席语录,首先要认真学习,深刻理解,只有这样,才能在我们的文章里确切运用。在引用时,不要断章取义,不要随意删改,要防止实用主义的倾向。
2.引用毛主席语录,不能简略到说不清楚意思的程度,如引用“完全”、“彻底”时,下边要加上“为人民服务”的字样;引用两个“极端”时,要把两个“极端”的内容写出来。
3.文章中阐述的观点要和引用的语录对上号。
4.用毛主席语录或诗词、题词等做标题时,要注意掌握分寸,恰如其分。还要注意引用词句的背景和含义要和所写文章的事实相符等等。
5.毛主席的指示的基本精神都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但有些论断是针对某一特定的问题,某一特定的对象而提出的,当引用来论证另一个问题时,应作必要的交代。如“我们还是要希望那一班玩火的人,不要过于冲昏头脑。我们正式警告他们说:放谨慎一点吧,这种火不是好玩的,仔细你们自己的脑袋”,这是毛主席在抗日战争期间警告蒋介石反动派的,如果引用来警告社会帝国主义,就要说明这是毛主席在抗日战争期间对蒋介石反动派的警告,指出这个警告同样适用于对社会帝国主义。
6.引用毛主席语录必须注意保持语意的完整。需要断引时,不能损害和模糊原意。例如:“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引用时不要把“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省略掉。
7.引用毛主席语录,要注意原来的逻辑顺序,不要任意割裂、前后颠倒。例如:“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不要颠倒引用为:“中国的革命史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夺取全面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三、正确使用限制词
1.引用毛主席语录,一般应在语录前加上“毛主席教导我们”,或者在语录后面写上“毛主席的这一教导”。因为毛主席语录是排粗体字的,所以有时前后也都可以不加。但引用马、恩、列、斯的语录,一定要加上“马克思说”或“恩格说”(原文如此——《记忆》编者)……,以免与前后都不加“毛主席教导”等字样的毛主席语录混用。
2.凡是毛主席的正面论述,一般的都可以用“教导”“指示”等词。
1. 凡用“学习毛主席‘……’的伟大教导”的句式时,语录不宜过长,语录前一般应加“关于”二字。特别是当语录和毛主席的光辉名字联系起来可能产生歧义时,一定要在语录前加“关于”二字,如“牢记毛主席关于‘要斗私,批修’的教导”,使用“学习毛主席关于‘……’的教导”这种句式。如果语录与文句后的“教导”联系起来可能产生歧义时,就不宜用这种句式。例如,引用“一切过高地估计敌人力量和过低地估计人民力量的观点,都是错误的”这条语录,就不应用这种句式。
3.在用“学习毛主席关于‘……’的教导”的句式时,如语录最后一个字是“的”,语录之后就不要再用“的”了,如:“学习毛主席关于‘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教导”。
4.引用毛主席关于揭露性的语录,前后不要用“毛主席教导我们”等字样,而应用“毛主席指出”等字样为宜,例如:毛主席英明指出“‘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俗话。各国反动派也就是这样的一批蠢人。”
5.凡是属于批评某种倾向,谴责、警告之类的,一般的可以用“指出”等词。如“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6.凡是属于庄严声明,英明的预见等类的,一般可以用“宣告”等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夕,伟大领袖毛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7.凡属于方针政策、战略部署之类的,一般可以用“号召”等词。如“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8.还有一些语录,根据情况可以不加任何限制词,直接写“毛主席说”就可以了。

四、注意时间问题
1.引用毛主席语录时,有的需要交代语录发表的时间,如引用“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前面就要加上“六十年代初期,毛主席就英明指出”这样的字句,以表明“从现在起”并非从今天开始。
2.宣传某个人或某个单位学习毛主席语录,要注意学习的时间和语录发表的时间,不能把当时还没有发表的语录拿出来引用。例如,不能说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学习了解放战争时期或建国以后才发表的语录。

五、标点符号的用法
1.在一般情况下,凡是引用毛主席一个完整的句子,后边的标点在引号里边;不是完整的一句话,后边的标点应标在引号外边。
2.凡是毛主席语录后边有“教导”、“指示”等词的,引号前后都不应用任何标点。
3.语录末尾的原标点,在文章使用如果不当时,可以在引号外面,根据稿件具体情况选用。
4.在文章中,根据情况,引用某些简单句子时,可以什么标点都不用,直标粗体字就行。如: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行动,……
5.引用毛主席语录,中间的标点,必须与原著准确无误;凡有省略的地方,必须加省略号。
6.不是毛主席写的文章、文件等的名称,而是群众的习惯称呼,引用时必须注意用法,如:“鞍钢宪法”——在毛主席批示中有这个词,引用时要标粗体字。
7.在引用毛主席转引别人的话的语录时,别人的话和全文一样排粗体。如果单引语录中的别人的话,就不要作为毛主席语录来引用,也不排粗体。
8.如引用毛主席的某一个观点,而不是毛主席原话,可在文前写明“毛主席一贯教导”、“毛泽东思想认为”等字样,但不排粗体。如:“毛泽东思想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能动地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载《新闻工作手册》齐齐哈尔日报社1973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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