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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内容
 文章标题 : 《记忆》第一OO期
帖子发表于 : 周五 9月 06, 2013 9:0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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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忆               2013年7月31日第9期
REMEMBRANCE       总第一OO期
                  2008年9月13日创刊


目 录

【专 稿】
〔美〕邓 鹏 被放逐的朝圣者
——文革前老知青的精神炼狱
邓 鹏 文革初期的大民主
——一个概念的名与实

【中学文革】
胡庄子 首都兵团•中学红代会•四三派/四四派

【清华文革】
孙 耘 直面良知:我的文革心路历程
——读《良知的拷问》之后的一次谈话(三)

【述往】
漂 木 小提琴手
曾昭奋 与逃港狂潮无关的广东人逃港

【书讯】
向胡杨 《错乱狂飙的毛时代》出版

【专 稿】

邓鹏,1964年重庆初中毕业,当年10月下乡,在大巴山区务农、做工、教书计14年。1978年入大学,1985年赴美,1990年获美国学博士学位。现为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海波因特大学历史教授。编、著有关知青的书籍、著作多种。

被放逐的朝圣者
——文革前老知青的精神炼狱

〔美〕邓 鹏

2008年12月,在上海复旦大学召开了由上海市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和复旦大学历史系牵头的知青学术讨论会。这是自上山下乡运动结束以来,在中国大陆召开的有关上山下乡和知识青年的一次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会议,是对近年来上山下乡研究的一次检阅。一年以后,会议主持者将会议收到的绝大多数论文和此前三十年间发表于多种报刊、书籍的有关文章,编辑成《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研究文集》(共三册)出版。这些文章涉及上山下乡和知青群体方方面面的问题,其中不乏具有真知灼见和学术水平的论述。遗憾的是,在这部在上山下乡和知青研究史上具有一定里程碑意义的论文集里,对文革前老知青的专题研究数量极其有限,具备充实史料和理论水准的研究明显欠缺。文革前老知青在这次全国性的研究盛会上的集体缺位,是一个非常值得学人关注的现象。
在新一代学者的文章中,由于作者跟上山下乡运动时空上的距离,多少存在着依赖第二手资料、论据薄弱、结论空泛的现象。有感于这样的学术现状,一位学者颇为意味深长地指出:“我们在研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这一历史现象时,应把焦点聚集在真正的‘知识青年’身上,才能还原历史的真相,并对历史的经验作出正确的总结。”
同理,如果我们想要全面了解文革前的上山下乡,也就必须从这批知识青年的个体经历出发。见微而知著:文革前老知青在中国知青总数里的比例固然较小,但其人生经历却足以揭示一些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关键问题。了解文革前老知青的人生经历、特别是他们在毛泽东时代的心路历程,不仅有助于今天和明天的学人认识上山下乡运动的全貌,而且有助于他们认识中国大陆在1949至1978年三十年间的社会变迁,尤其是以毛泽东为代表、在极权制度下强行实施的空想社会主义由盛到衰的历史轨迹。

一、“三面架机枪,只准走一方”

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截至1966年底,中国大陆有将近130万城市青年到农村落户,参加农业生产。这130万人中的大多数,是1964、1965年的高、初中应届毕业生,其绝大多数出生于所谓“黑五类”家庭,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由于他们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也由于他们本人的天分、知识以及理想抱负,这个群体注定要经历一段非同寻常的坎坷人生。概括起来,他们的精神炼狱始于迷信和蒙昧,经过痛苦的失落和彷徨,产生觉醒,最后逃离空洞的革命教义和虚假的崇高,浴火重生,上下求索,在混沌的现实中探寻生活的真理,在理想的废墟上重建充实的人生。这个群体的经历,跟文革期间下乡的“老三届”和“新三届”知青中的“黑五类”家庭出身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有许多相似之处,所以通过描述前者的经历,也有助于解释后者的群体命运。
关于文革前的上山下乡运动以及老知青的经历,在国内国外都有一些著述,其中尤以定宜庄的《中国知青史——初澜》最为系统、全面。总体上说,肇始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的上山下乡运动,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经济整体的落后和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别,也反映了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高层领导改变农村的贫穷状态并使其为工业化服务的急切动机。这一时期,中国大陆的许多省市都进行了动员城市青年参加农业生产的尝试,而且还树立了若干个人和集体的典范。但是这个阶段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为数不多,各级政府部门也缺乏经验;加上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对农村人口的吸引,不久就被其他更为重要的政策冲淡,基本偃旗息鼓。
几年沉寂之后,1964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下达了《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这一纲领性的文件标志着上山下乡自此成为一项长期执行的国策。《决定》的历史背景,首先是大跃进之后中国经济的持续疲软,它迫使中国政府大规模压缩城市的重工业和基本建设规模,将大跃进期间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强行遣返原籍;其次是因为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出现的婴儿潮和五十年代盲目的鼓励生育政策所造成的城市人口增长过快而导致的就业问题。与此同时,由于教育界进行的相应的压缩,大学和高中招生人数锐减,城市里积压了大量既不能升学、也无法就业的年轻人。这个群体的部分成员,构成了文革前上山下乡运动的主体。政府在这个时候将上山下乡作为为期15年的重大国策推出,表明中共领导人不惜以上百万计的城市青年的青春,来为他们在经济建设上的严重失误买单。出身“黑五类”家庭的数百万青年,因为中国大陆日益猖獗的政治歧视和教育界执行的阶级路线在这一时期相继失学,他们历史地成为这两年上山下乡动员的主要对象,并成为文革前下乡的老知青的中坚。
促使这批老知青离开城市的内在原因,应首推他们头脑中幼稚的理想主义,因为他们大多曾经是学校的优秀学生。这些知识青年的父母和其他亲人,多半是中共夺取全国政权以前的社会各界精英。在中国社会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他们身不由己地变成革命的敌人,遭到无情的打击和镇压。但是,这些家长往往受过比较系统的正规教育,他们懂得知识的重要,重视子女的教育,其言传身教为文革前下乡的这批知青提供了良好的成长环境,奠定了他们学业的基础。此外,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人的知识和道德修养也往往密不可分:读书是为了修身,修身是为了养性,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往往全面发展,品学兼优是学校里的一种普遍现象。在学校大规模贯彻阶级路线以前,他们当中许多人是学校学生会和各个班级的干部和各种活动的积极分子。他们大多怀抱崇高的理想,向往轰轰烈烈的生活,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官方宣传和学校课堂上老师灌输的爱国主义、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在学校的诱导下,他们也纷纷向共青团靠拢,并为此愿意跟自己的“不革命”或“反革命”的家庭决裂,显示自己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
与毛泽东时代的历次运动一样,官方喉舌在1964、1965两年里向在校学生和社会青年展开强大的宣传攻势,反复、持久、多渠道、多层次地鼓吹上山下乡的意义。在这方面,中共领导表现出极高的天赋。归纳起来,宣传大致围绕这样几个主题:(1)上山下乡是改变农村一穷二白面貌和缩小城乡差别的战略措施;(2)对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实现思想革命化的必由之路;(3)对于出身“不好”的青年,上山下乡更是背叛自己的“反动”家庭、参加革命的不二法门;(4)在国家面临经济困难的时期,上山下乡是为党分忧的具体表现;(5)在中国面临外来威胁的时期——尽管这种威胁大体上是杯弓蛇影的宣传——上山下乡甚至具有加强国防的现实意义;因为只要知识青年占领了千千万万的山头,外部的敌人就无从对中国大陆进行渗透。这样的宣传主题比较容易引起青年学子的共鸣。
对于家庭出身有问题的青少年,大陆官方还提出了一条颇具诱惑力的口号,叫“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这种似是而非的宣传的要害,是它无形中肯定了青年学生中因家庭出身而存在的等级,为形形色色的不公和不义正名。但是,在阶级斗争日炽、政治日益险恶的时期,没有任何人敢于对它提出质疑。于是,1960至1965几年间,在高等学校和高级中学的新生录取过程中,执政者以革命的名义对家庭出身“有问题”的学生采取近乎一刀切的不录取政策。在许多学校,校方通过共青团组织轮番对成绩优异但出身“不好”的学生施加压力,让他们主动放弃升学考试。这样的社会环境,实际上只给这些思想单纯但又志存高远的青年留下一条唯一的出路,那就是上山下乡。以他们的贱民地位和思想幼稚,这些青年极难抵挡官方宣传的强大压力。
在这两年里,大陆的中学在毕业生的思想教育中,还使用了另外一个极为时髦的口号,叫做“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所谓“一颗红心”,就是对党的绝对服从;所谓“两种准备”不外升学和失学。关键在于考生落榜后的走向。在国民经济处于低迷状态,城市就业形势空前严峻的形势下,官方密锣紧鼓的宣传将上山下乡描绘为参加革命的唯一途径,“红心”跟上山下乡无形当中对等起来。在一些大城市,共青团组织甚至将这些失学青年组织起来,对他们集体洗脑,利诱他们批判自己的家庭,进而加入上山下乡的行列。试问:在一个隔墙有耳、人命危浅、朝不保夕的环境里,谁敢对党不忠?谁敢说自己的心不红?
所以说,上山下乡的动员,就是对失学青年进行洗脑、对他们和他们的家庭施加有形或无形的压力的过程。在全国各大城市,许多工作单位还逼迫失学青年的家长说服子女下乡务农,甚至停止他们的工作,直到他们的失学子女报名下乡为止。当然,还有相当数量的老知青是不顾父母的沉默甚至反对,自作主张报名下乡的;少数老知青为了表示下乡决心,甚至主动放弃高考和中考。下乡时,他们有的是同学结伙,有的是兄弟姐妹同行,充满革命的豪情壮志,不失为那个特殊年代一道异常的风景线。
显然,在决定是否上山下乡这一与他们前途攸关的问题上,不少老知青掉进了“知行统一论”的陷阱。由于他们多半是学校的优秀学生,甚至是班级和学校学生会的干部,所以他们比其它学生更主动地接受和认同官方的宣传。在1964和1965年的毕业教育中,学校和官方媒体反复灌输“听候党和人民挑选”以及“党和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第一自愿”等主题,诱使这些天真向上的学生在各种场合表态,让这些青少年用自己的言行给自己戴上一副精神的圈套;使他们在名落孙山之后面对厄运措手不及,让他们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来。面对学校和社会对他们的下乡动员,他们无力招架,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完整的个体意识和权利意识。自尊、自爱让他们除了履行自己的诺言之外竟无路可走。“进不了大学,我就义不容辞地选择了下乡。所持的理由极其简单明白:我要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与那些‘考上’了大学的幸运儿并无优劣之分。然而农村生活的严峻却远远超过了我最坏的想象……”年青人哪里知道,虽然官方宣传提倡“忠诚”“老实”这样的品格,并树立了雷锋这样的“革命的傻子”作为青年学习的榜样,中国的政治传统从来以厚黑为底色,而极权政治往往集阴谋和“阳谋”于大成。在回顾自己上山下乡的原委时,老知青董大南写到:“一场场政治运动中最容易受到伤害的,并不是那些不相信什么组织、什么主义的人,恰恰是那些虔诚地相信什么什么主义、党叫干啥就干啥的人。因为前者随时警戒,处处设防,对宣传口号保持距离。后者则忠心耿耿,任人宰割,毫不设防,把自己的真心话都告诉组织。”
在这一批知识青年的身上,同时表现出殉道者的热诚和二等公民的自卑。殉道者的情怀,多半来自国产的和从苏联舶来的以文学艺术为载体的革命神话。这样的神话,通过一个革命政党垄断的新闻出版和正规教育系统灌输给共和国的年轻一代。为了配合上山下乡的动员工作,官方及时包装出几个知识青年的代表人物,将他们描绘成与工农结合的光辉榜样,并利用各种渠道、动员大量资源宣传他们的事迹,取得显著的效果。所以文革前下乡的老知青在选择上山下乡这条人生道路时,除了因为升学无路而感到的万般无奈之外,还有一种为革命事业赴汤蹈火的壮烈情怀。这种精神属于青春,来自单纯,透过它,我们可以进入这一批知青的内心世界,也可以窥探在专制社会里的政治宣传的强大威力。
官方天花乱坠的宣传可以迷惑不更事的青少年,不一定瞒得过他们的家长,因为后者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受过比较完整的正规教育,有的还曾在国外学习或工作过,甚至亲身领教过当局上下其手的伎俩。问题在于,他们或被剥夺了发言权,或因为屡次整肃成了惊弓之鸟。即使他们明知上山下乡是一个深不可测的陷阱,也大多不敢公开表示自己的意见。在那些年代,政治上受到打击的父母为了保护无辜的子女而忍痛离异者比比皆是。当即使这样的牺牲都不能帮助学业优秀的孩子升学时,他们的无奈和痛苦是难以言喻的。对于子女上山下乡的选择,他们纵然有一千个不乐意,也只能眼睁睁地看自己的子女满怀怨恨离开家庭,甚至不辞而别。让一些老知青始料不及而终生追悔的是,上山下乡竟成为亲人之间的生离死别。
升学无门,就业无望;父母罹祸,家庭受困。这就是文革前高考、中考落榜的数百万大陆青年的生存环境。长期的思想灌输和一时铺天盖地的宣传,让他们落进“三面架机枪,只准走一方”的困难境地。他们大多对大陆的农村社会一无所知,大多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上山下乡对他们是一种铤而走险的人生赌博和无可奈何的精神逃避。

二、“胸前戴朵大红花,背上背个黑疤疤”

现实是最好的老师,知青到农村后,才发现自己的理想跟农村的现实之间存在着难以弥合的差距。但此时他们已经成为过河卒,踏上了一条不归路,无论愿意与否,都必须硬着头皮走下去。所以,他们在短暂的兴奋或失望之后,及时修正自己对农村生活的期望值,投身于农业生产劳动,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改造农村的物质和文化环境。这些努力包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间劳动和极其有限的“科学实验”;在很多地方,知青开办了夜校,向农民普及文化知识;在农闲季节,尤其是文革期间,他们还纷纷创作和表演文艺节目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老知青的艰苦奋斗也的确取得一些成效。但是在人民公社的体制下,知识青年并不能真正施展他们的理想和抱负。一方面,农村的文化资源毕竟非常有限,不能满足他们精神的需要;另一方面,繁重的体力劳动和经济上自给自足的目标,又迫使他们将绝大多数时间放在周而复始的生产活动上面。广阔的天地容不下他们并不奢侈的理想,特别是他们的求知欲。初到农村时,一些知青不甘平庸,坚持自学外语、文学或其它学科,却每每遭致怀疑和非难,迫使他们要么放弃自学,要么将天经地义的求知活动转入地下。
初到农村的一两年里,许多老知青的思维方式表现出鲜明的理想主义色彩,这样的思维方式难免跟当时中国农村的现实产生矛盾冲突。例如,他们不愿接受当时农村实行的按劳取酬原则下的工分制,或者即使勉强接受工分,但仍然不愿承认知青之间以及知青和本地农民在生产技能和实际贡献上的差别。在以知识青年为主体或知青占大多数的集体里,他们对生活资料的支配上采取了各取所需的大锅饭原则。但是贫穷以及政府补给的结束,迫使所有大大小小的知青乌托邦寿终正寝。一些地方的少数知青,甚至在文革期间还异想天开地抱成一团,坚持乌托邦生活方式,苟全于乱世,最后还是落得树倒猢狲散的结局。理想之路走到尽头之后,老知青要么彻底成为背负着政治“原罪”的老老实实的新式农民,要么成为精神上孤独的流亡者。平心而论,知青下乡形成了中国城市文化跟农村社会的一次大规模交流,知青的奉献甚至牺牲的确在中国农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在局部范围内有限地提升了中国农村的文化水准。但是对于整个农村的落后现状和对现代化的要求,知青的所有贡献充其量是杯水车薪。绝大多数文革前的知青面临全面农民化、自生自灭的可悲前景。他们不能解答、甚至不敢提出的问题是:自己要在农村干多少年?究竟还有没有回到城市的那一天?
所幸的是,在老知青还没有彻底农民化之前,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对于老知青的意义非同寻常,它给处于社会边缘的知青一个在精神和物质两个层面上解放自己的机会。来自北京和家乡的信息打破了他们本来日趋平淡的生活,让他们重新将目光投射到外面的世界;社会的动荡帮助他们认识自己的处境,造反的经历开启了他们对自己的前途的新思考。随着天下大乱,上山下乡运动出现突然断裂,知青命运出现了转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文化大革命以其荒悖和不义结束了毛式乌托邦。在结束毛式乌托邦的同时,也将作为毛式乌托邦的有机组成部分的上山下乡送进了坟墓。
尽管毛泽东最初没有在农村开展文革的意图,各地的老知青仍然率先以大字报和批斗“走资派”等形式点燃农村的文革烽火。然而由于他们的家庭出身问题,老知青的造反不仅受到地方政权的弹压,而且受到本地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的排斥。在一些地方,知青参加当地的造反和武斗,成了叱咤一时的乱世英雄。但是因为他们不可变更的社会边缘人的地位,使得他们的胆大妄为不仅是为他人做嫁衣裳,而且往往以悲剧告终。
既然老知青来自城市而城市又是文革的中心,老知青在组织起来之后很快回流城市。1966年底至1967年初,成千上万来自全国各地的知青云集北京。在那里,他们以上访、大字报和批斗大会等形式批判主管农业和上山下乡的中央部门包括共青团中央,矛头直指这些部门的“走资派”及其在上山下乡运动中执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除了作为文革的广场现象的一部分,知识青年的请愿、上访和造反还有一个天真而难以启齿的目标,那就是将上山下乡归咎于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从而推翻政府的上山下乡政策,达到回城的目的。
对山上下乡运动和中国社会的第一次独立思考,也促使老知青队伍中“回城”和“扎根”两派的分化。应该说,那些对毛泽东思想迷信到走火入魔地步的“扎根”派人物,只是文革前老知青当中的极少数;同样,那些公开怀疑甚至反对上山下乡、倡导知青的自身解放的“回城”派也是少数。大部分老知青“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决心虽然已经彻底动摇,却没有勇气、更没有力量跟一个庞大的体制公开抗衡。在中央政府仍然肯定上山下乡的时候,“扎根”派占据着道德高地,在集权政治的氛围中,唱高调总是比唱反调更安全、更容易。其实“扎根”是个假命题,因为绝大多数唱这种高调的人一有机会,统统离开农村。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扎根”派人物比起他们的同伴来,只不过更机巧一些或对强权更能逆来顺受一些罢了。回顾这一时期老知青经历的思想动荡,一位东北的老知青这样写道:“到了1974年,(作者所在的知青点的)政治组还在发表文章《坚持乡村的伟大胜利》。其实这篇文章有点对牛弹琴,未婚知青原本都在坚持,不过不是在‘坚持乡村的伟大胜利’,而是坚持不在农村结婚,坚持一定要等到抽调回城时刻的到来,不让坚持都不行;对于我们已婚知青来说,抽调回城没有份,坚持不坚持,都得坚持,根本不需要谁来鼓励和加油。”一位长沙的老知青在回忆自己的文革经历时说:“作为个人的感受,我觉得‘文革’虽然使我们历经坎坷、备受磨难,但终究是它的发生,致使我们开阔了视野,不再坐井观天。后来的发展也背离了发动者的初衷,从而也改变了这个群体的人生轨迹,使我们不至被改造成背负着家庭出身原罪的处于最底层的农民。无数的知青由于恢复高考、由于大返城、由于开放国门,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为社会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如果说老知青在文革初期积极投入造反的洪流,是为了改变自己在农村终生流放的命运,那么他们很快发现,在动荡不定的中国社会,他们只不过是个无关紧要的群体。中国政府的上层人士根本不关心他们的处境和诉求,除了他们的父母和至亲好友之外,社会上没有什么人关心他们的命运。气冲斗牛的红卫兵小将和城市的其他群众组织,甚至鄙夷不屑地叫他们“户口”兵。从1967年初开始,各级政府将回流城市的老知青驱赶回农村,一些滞留北京的全国性的老知青组织甚至被定为非法,遭到强行解散。这样的经历,使他们痛切地认识到自己作为社会边缘人的尴尬身份。也就在同一时期,在全国许多地方,老知青纷纷各显神通,力图将户口迁移回城市;但除极个别的特例,又通通以失败告终。这种不约而同的努力,足以说明他们对上山下乡的彻底失望和权利意识的觉醒。但觉醒之后,老知青面临的是一个令人窒息和绝望的世界。不少广州市的老知青则“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冒着生命危险偷渡香港,投奔自由。
这里,我们不妨用两位文革前老知青之死,来说明这个群体当年的绝境。这两个人一个是北京的遇罗克,另一个是长沙的王百明。两人都是老知青中的翘楚,都是知青当中的精神领袖。遇罗克因其睿智和无畏留名青史;王百明尽管顽强、隐忍,却不幸成为毛式乌托邦神坛上的祭品。
遇罗克因为家庭原因,1959、1960年两度参加高考,虽然成绩优秀,但终与大学无缘,不得不到北京郊区农村落户。文革前夕,他回到北京,在一家小型企业里当临时工。文革期间,他不顾自己地位卑微,撰文挑战当时炙手可热的政治权贵姚文元,进而不畏文革政治的险恶,发表了《出身论》一文,矛头直指首都红卫兵当中的部分高干子弟大肆鼓吹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一混账逻辑和它代表的血统论。这篇文章震动了中共高层,触犯了既得利益者的神经,使遇罗克身陷囹圄,最后成为在文革中为真理献身的第一人。他以一己之力,为受到强权欺凌、权威哄骗的一个弱势群体发出呐喊,为一个疯狂的时代背负起了十字架。遇罗克无愧是文革前老知青的骄傲,他的《出身论》不仅给时代增添了一道奇光异彩,更是对老知青这个群体的一种精神救赎,让他们和千千万万的“黑五类”子女超越了任人宰割的受害者的可悲地位。
长沙的知青领袖人物王百明因为莫名其妙的家庭出身问题,三次参加高考不中,于1964年加入上山下乡的洪流,到湖南省江永县农村落户。此后四年里,他一方面虔诚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争取农村社会的接受和认同;另一方面又不满现状,力图通过学习充实自己的精神生活。这种难以解决的矛盾,使他成为“一个对自己几近苛刻约束的谨慎青年,一个几乎处处都在极力使自己能溶入那个时代,虔诚不忘改造的卑微的自赎者。”王百明在日记中写道,“这次又把我召回轻骑队,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我既然能够用一年的时间使家庭出身对我的影响降低到这样的程度,那么,我也能用三年、五年的时间,用热汗涤净我的灵魂、赎清我的罪过。”文革当中,他参与了知青的回城造反活动。但不久便响应中央“就地闹革命”的号召,在“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对“黑五类”大开杀戒、众人避之不及的时候回到农村,倒在农村造反派的枪下。我们不难想象,假以时日,像王百明这样志存高远、才华出众的青年,终会冲决专制的束缚,大步走上自我解放的道路,成为毛式乌托邦的掘墓人。不幸的是,“王百明的生命乐章猝然中止在二十二岁的那一年!他没有战死在疆场上,他的梦想没有实现,他的死并不壮烈,他也算不上是英雄,他只是用自己年轻的生命证实了一个荒诞、黑暗的时代。他一直在追求被社会认可,甚至最终他把自己的生命都奉放在那红色的祭坛上了,却仍是死得不明不白的,给所有的亲友们留下了一个永远的痛。”
遇罗克说:“出身压死人”。信哉斯言!今天,我们还应该补充说:专制杀人,而且扼杀的往往是能人、君子、智者、贤者、勇者。在经济、社会、教育、文化等诸多领域,毛式乌托邦的信徒抱着武大郎开店、嫉贤妒能的心态,对中国的知识界和专业人士横加罪名,恣意打击,最后竟造成冤狱遍于寰宇的状况。1966年8月北京郊区大兴县和1967年夏天湖南省道县发生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至今令人匪夷所思。文革是毛式乌托邦的登峰造极,也是它的垂死一跳。
上个世纪70年代初,因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出现了全国范围内的大招工和高等院校的有限招生。但这两个重大事件与其说给文革前老知青提供了一个离开农村或实现多年读书梦想的机会,毋宁说再次暴露了他们的贱民身份。老知青很快发现,不少招工单位,特别是比较好的国营企业或事业单位,在招工时都要对应招人员进行政治审查。跟文革前的大学和高中录取新生过程中的政审一样,这次政审的重点依然是家庭出身而不是应招人员本人的表现和资格。所以尽管文革前下乡的老知青在农村含辛茹苦劳作了五六年以上,尽管他们的奉献得到贫下中农和农村基层政权的认可,甚至加入了共青团,得到生产队、大队和人民公社三级领导的推荐,仍然纷纷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被招工单位拒之门外,眼睁睁看着比他们后下乡的“老三届”和“新三届”知青一个个欢天喜地地离开农村,一次又一次忍受失望的痛苦。“每送走一位战友,我都要大病一场,吃饭是靠泪水的润滑剂强咽下去的……大年三十是最难受的时候……半夜醒来,撒一泡尿,钻进冷湿的被窝,方知还是独身。”一些不道德的农村基层干部和招工人员,甚至利用这些老知青的致命弱点,对他们、特别是女知青进行敲诈勒索,老知青也被迫千方百计地掩盖和淡化自己的家庭出身甚至铤而走险。这样尴尬的政治身份的最生动的写照是老知青的自嘲。如果说他们下乡的最初一段时间还保持着“革命者”的自豪,那么下乡之后的种种遭遇特别是文革中遭遇的逆境,使他们意识到自己原来是一个“胸前戴朵大红花,背上背个黑疤疤”的奇特群体。毛式乌托邦一天不结束,出身“不好”的人就一天不得翻身。还应该指出的是,除了极少数幸运儿之外,大多文革前下乡的老知青即使调出农村,回到城市后仍然不能从事自己称心如意的工作,等待他们的往往是在社会底层、技术含量最低、体力消耗最大、最没有发展前途的工作。这决定了他们当中相当多的人一生处于社会的边缘,与一个又一个的机会失之交臂。
文革前下乡的老知青当中,女性占有很大比例,这些豆蔻年华的少女在70年代纷纷进入婚嫁年龄。然而变相流放的终止遥遥无期,招工回城希望渺茫,结婚、生儿育女这样本来属于一个身心健康的女青年的权利,对于这些老知青成了奢侈的愿望。一个非常自尊、自爱的老知青写道:“而知青的出路在哪里?知青的前途在哪里?一切都遥遥无期。随着年龄的增长,心里的苦闷与日俱增,可还得学会忍受在日复一日循环往复的生活中无法逃避的诸多单调和乏味。尤其是在大雪封山的夜晚,躺在铺着厚厚谷草的床上,听着寒风在外呼啸,人冻得缩成一团。在这凛冽漫长的冬夜,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苦难的平静,一切都灰飞烟灭。寒冷,使人已经麻木。当时有人劝我们安家(20多岁,也到了安家的年龄),可是怎么安家?”于是,面对招工无门、回城无路的绝境,一些文革前下乡的女知青远走他乡,跟有城镇户口的男性结婚或嫁给比较有政治地位的男性如农村乡镇的基层干部或复退军人等。这种缺乏爱情基础和共同语言、具有浓厚权宜性质的、灯蛾扑火式的婚姻,给许多老知青带来的是暂时的安乐,留下的是始料不及的坎坷甚至一生难以愈合的创伤。“扭曲的婚姻、不幸的婚姻、没有爱情的婚姻,普遍发生在我们这代人身上。为了一纸户口廉价出卖自己的青春,好多女知青对来谈婚论嫁的男方,无论认识与否、了解与否,只要对方能将自己的户口迁出农村就行。如果不是那年代,很多知青都应该有更好的婚姻和家庭生活。”
有的女知青虽然在男知青伙伴中也有自己中意的人选,但是在爱情和现实两相抵触的时候,却最终屈从于冷酷的现实,选择了后者。谁也说不清这些女青年在这样选择的全部思想过程,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为了某种爱情之外的理由选择自己的终身伴侣时,她们必须放弃此前对爱情、婚姻和家庭的所有花前月下的梦想。问题是,对于大多数人,婚姻不止是肉体的结合,更不是政治的手段,谋食只是生存的最低要求;用青春来换取回城的机会,的确是一种莫大的悲哀。很多病急乱投医产生的婚姻最后或不欢而散,或者以悲剧告终。更有家庭出身“不好”的女知青走投无路之时,以自己的贞操换取离开农村的机会。灵与肉之间的冲突是许多老知青一生的难言之痛。
那些被政审挡在招工大门外的老知青,通常还有两条出路,其一叫“顶替”,其二曰“病残”。走顶替回城这条路的老知青,通过他们的父亲或母亲(提前)退休,换来招工名额,被父亲或母亲的工作部门招聘。但由于他们缺乏专业训练,往往不能接替父母的工作,只能从事辅助性工作或参加所谓的“大集体”。而父母双亡或因其他原因没有顶替机会的老知青,只有通过办“病残”手续回城。这些知青利用政策的空子,采取各种近乎荒诞的手法,甚至甘冒生命危险来获取医院证明,取得“病残”知青的身份,以达到离开农村的目的。其间经历了局外人难以理解、甚至难以置信的屈辱和愤懑:

好人装病人,良心又受审判。
这算什么?伦理早被倒错!
骗子捧为旗手,忠良诬为逆叛,
我们无私的心也得为日子盘算。

病退,这似乎背离了我的人生准则,
啊,无奈的选择梗塞我心窝。
原谅我吧!
我是个食人间香火的凡夫俗子,
无可奈何,奈何又如何……

让老知青长期陷于农村动弹不得的,是毛泽东时代森严的户籍制度。一张薄纸控制着、指挥着、掌握着所有知青的命运。它维持着极权政治,阻碍社会的进步,践踏着无数中国公民的宪法权利。直到1979年,随着上山下乡偃旗息鼓,最后一批文革前老知青,才跟后来的老三届、新三届中的出身“不好”的伙伴,最终踉踉跄跄回到城市。下乡时的幼稚和热情此时荡然无存,留下的只有苦涩和面对荒诞的彻底无奈。这就是大多数文革前老知青的宿命。更有一些老知青,因为家庭的破落或自己在落魄时无奈的选择,阴差阳错地在农村生了根,终老一生。在这些人的回忆中,读者找不到任何“青春无悔”或“劫后辉煌”的豪言壮语,只有受害者的委屈和历经沧桑的悲凉。

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三十多年转瞬而过。老知青也好,新知青也好,都在进入暮年,绝大多数的文革前下乡的老知青都已经退休,他们的经历和思考都将成为历史。老知青的大多数是沉默的,他们在喧闹的后现代中国社会从来就缺乏一席之地。他们大半生都在为生存挣扎,他们一直被少数志得意满的知青成功人士代言,他们早已被后代超越和遗忘。然而,在上山下乡的是非得失这个关键问题上,知青群体内部至今仍然争论不休。看来,知青这一代人最可贵的遗产不是他们对上山下乡运动的共识,甚至也不是一些知青当中的“成功人士”常常挂在嘴上的“知青精神”,而是他们之间至死方休的争论。
上山下乡运动早就遭到中国社会至上而下的否定。当这一运动在1979年戛然终止时,知识青年一夜之间溃不成军,几乎走得干干净净。但谁也不愿意为这个“花了一百多个亿,买来四个不满意”(李先念语)的人为的社会工程公开翻案,为这个违反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规律、违反人性、侵害公民权力、缺乏科学依据、缺乏道德基础的畸形运动正名。然而奇怪的是,至今仍有相当数量的人,包括新老知青在内,在对上山下乡、特别是文革前的上山下乡的结论上留一条不大不小的尾巴:

从运动的结果来看,文革前,大约有1,000万城镇和农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多数下乡知识青年的思想也是比较安定的。”这对于缓解城市的就业压力,支援边疆和农村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领导者的意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现。此外,经过十几年的积极探索,文革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国家的一项正式制度,其动员模式已经基本定型,为以后的知青运动指明了道路。因此,文革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一场部署完备、组织周密、操作一度进行得比较理想的活动,基本上是健康和稳妥的。

这一结论,基本照抄了顾洪章和胡梦洲在《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里提出的观点。它不仅说明文章作者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整体状况的无知,更说明一代人集体失忆的危险。上山下乡运动被整个知青群体抛弃,被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国家领导人根本否定,已经三十余年了。至今还有这样的论调,不能不引起所有知青、特别是文革前下乡的老知青的深思。
肯定文革前的上山下乡运动的人,多半忽视了上山下乡运动的宏观背景,那就是毛式乌托邦的先天不足和无法解决的自身矛盾。它的先天不足,来自革命的高层领导知识的欠缺和整个革命队伍文化程度的低下;它的自身矛盾的根源,主要来自其斗争哲学。纵观毛泽东时代中国大陆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我们不难发现,新政权在经济上的冒险实际上跟中共最高领导集团的分裂基本同步,两者相辅相成,任何力量都无法改变。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中共自食其言,打击了党外的所有对立面,实现了全面专制,由此革命的问题集中到了中共内部,在高层迅速展开,最后导致文革爆发。作为毛式乌托邦的一个重要环节,上山下乡注定要以失败告终。在一定时间内,上山下乡进行得越成功,对中国社会的伤害就越大。至少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上山下乡就跟政治歧视紧密相连。它的“成功”依靠不实的宣传和无法无天的欺骗,这样的手段可以得逞一时,但绝不可能永远奏效。在皇帝的新衣被识破之后,政府就只能采取强硬手段,结果必定进退失据,丧失民心。只要仔细研究一下文革前老知青留下的文字和政府的有关资料,任何实事求是的学者都难以得出“健康”、“稳妥”这样的结论。如果1964年中国政府制订的上山下乡政策贯彻十年、二十年,那么中国的教育遭受的损失和现代化的进程受到的延误将难以想象,文化上的倒退更不堪设想。
在中国社会精神资源日渐枯竭的今天,北京的政治精英对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流露出一种不由自主的缅怀:

20世纪60年代青年人的志向,可以用“好儿女志在四方”来概括。为了社会主义建设,他们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在革命理想的教育下,青年们懂得只有把自己的成长同祖国的建设、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才能发出最大的光和热。邢燕子、侯隽等优秀知识青年代表走上上山下乡之路。他们的行动激励了广大的知识青年……这是一个艰苦奋斗的年代,一个乐于奉献的年代,一个理想闪光的年代和一个意气风发的年代。这种时代性的社会风尚和思想氛围,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留下深刻的印记。

不错,在文革前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当中,的确一度存在着相当浓厚的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即使明知自己被打入政治的另册,他们仍然稀里糊涂地向往革命的崇高。了解这个群体的一个同龄人,这样概括他们的精神状态和社会背景:

(四川省达县地区的)社办场知青产生于国家极“左”思潮上升时期,这批因为家庭问题的牵连而读书无门的城市青年成为各种政治运动的牺牲品。他们在一度沉沦之后,突然发现到农村去、到边疆去是他们的一条出路,因为当时的各种政治宣传给他们展示了这条出路的美好前景。于是,他们怀揣《勇敢》、《牛虻》、《青年近卫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普希金的诗歌……流着热泪,义不容辞,走向大山,走向边陲。他们告别故土,到遥远陌生之地去寻觅自己的价值所产生的悲壮,似乎在亚瑟、保尔以及十二月党人之中都能找到结合点。他们的行为感性多于理性,属于布尔乔亚的这批青年学生开始走上用青春赌明天的征途,去体验一种完全未知的生活,把自己的命运跟“广阔天地”紧密联系起来,具有很鲜明的理想主义色彩,他们是光彩夺目的、极具悲剧化的一批中国青年。

直至文革爆发,老知青基本上还是一个蒙昧的殉道者群体。然而今天我们不难看到,当年理想主义之所以风靡大陆,在青少年中影响深远,除了中共的宣传机器的高度效能之外,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对立面的缺位。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大陆政治运动接二连三,每一次运动都以舆论作为先导,每一次舆论攻势都能蛊惑大量的民众。这并非因为中共媒体掌握了真理,而是因为无产阶级专政不允许不同的声音。在一党独霸新闻、出版甚至学校的情况下,人们尽管有不同意见,却往往敢怒而不敢言。即使有人敢仗义执言,也被迅速专政。这一时期的知识青年的理想主义不仅是单向思想灌输的结果,而且是专制对所有独立思想扼杀的结果。这样的理想主义不仅缺乏理性的根基,而且有违人性和社会发展的规律。中国社会本来是一个极其世俗的社会,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既没有基督教义中的精神救赎,也没有伊斯兰教文化中的圣战意识。在毛泽东时代的理想主义的光鲜表象下,只有世俗和政权道德堕落的流沙。正因为如此,政治精英在其精神世界迅速蜕变的时候,才会要求单纯无知的青年为一个虚无飘缈的乌托邦献身;而且蜕变的过程越快,说教的调门越高、越离谱。
在知识青年“乐于奉献”的背后,隐约可见的是一张遮天盖地的罗网。在老知青的笔下,我们看到这样的两个场景。

其一:
1965年9月2日,沈阳站前广场上,人山人海,彩旗招展……这一天是沈阳市全市下乡青年奔赴农村启程的日子,自然热闹非凡……我们胸戴红花,背负草帽,都是一脸的灿烂,一身奔赴战场的豪气……人们握手道别,抚肩嘱托,那情景真像电影中的送郎参军上战场。

其二:
我们是1965年9月下乡的,记得当时长沙市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仪式。在青少年宫召开大会,市里领导亲临作动员报告,并在五一路等主要街道游行,全程拍电影记录。一派红旗招展,口号震天的景象。到了火车站,高音喇叭里反复播出的是苏联歌曲《共青团之歌》……但这一切都是正式启程之前的演练,拍电影是为了做宣传用的。列车的启动,车窗前的告别,被反复拍摄了几次,绝大多数当事人,也的确被煽动得情绪高涨、斗志昂扬。而到了第二天真的出发,来送行的只有亲人和朋友,大多数是执手无言,或反复叮咛,甚至相拥而泣。火车开动后,车厢里女生哭声一片。

两个场面都很真实,前一个场面似乎更发人深省,后一个场面则令人心酸。
在整个上山下乡运动中,上海的知识青年参加新疆建设兵团是其中重要的篇章,中共的高层领导包括周恩来在上面做了不少文章。虽然这项浩大的移民、边垦运动以大多数上海知青离开新疆告终,但至今还有一些人试图将支边作为毛泽东时代在经济和文化发展方面的成功尝试载入史册。而我们在参与支边的老知青的回忆文字中,全然不见《边疆晓歌》和《边疆处处赛江南》里的那种诗情画意和豪迈气概。“六十年代初,在业已膨胀的左倾路线影响下,原农垦部长一手执导,利用我们未满十八,天真无知,开了上山下乡‘全国一片红’的先河。我们谁也忘不了当年的种种卑鄙无耻的欺骗手段。”对于他们,在新疆的22年时间是“监外执行”。上海支边青年诗人林路写道:“我们上海涌来,却成了贱民中的一员。我们不是囚徒,却成了监外执行无期……”关心上海支边青年的人,一定还记得发生在1980年冬天的轰动全国的“阿克苏事件”。在那次事件中,1350多名上海知青在冰天雪地里绝食上百小时,军垦当局从兰州调来了两个师进行弹压,强迫三万多上海知青留在新疆。“为了扑灭他们落叶归根的意愿,当年甚至不惜远调不明真相的兰州部队,对手无寸铁的上青,扣上‘反革命事件’帽子,网织‘颠覆罪’,实行关卡封锁,军管戒严,农场里军车隆隆,刺刀闪闪……”我们还了解到,那些历尽坎坷最终回到上海的老支边们,多年在社会底层和边缘上苦苦挣扎。曾几何时,“数万持新疆开出户口、粮油、组织三证的人在上海受到全方位的驱赶,大街上警棍飞舞,家庭遭轮番围攻,他们的子女有的竟被剥夺上学权利两三年之久。”鲜为人知的是,为数不少的到新疆建设兵团的上海知青和到云南西双版纳的重庆知青,至今还在坚持维权斗争,要讨回自己出卖青春应得的回报。
1978年,为期15年的上山下乡运动终于以知青大返城结束。这是当代中国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在毛式乌托邦的棺材上钉上了最后一颗钉子。文革前老知青出身的理论家李建中对此作出以下评价:

知识青年大返城,是知识青年对森严壁垒的户籍隔离墙的翻越,是对坚不可摧的户籍隔离墙的动摇,是对事实上的人身等级制度的摧毁,是对人口所在地区人身依附关系的一次弱化,是对制约人口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政策的一种抗争……是消除以身份为依据,克减、限制一部分人的基本人权、而优先保障另一部分人享有基本人权的人权制度建设的先驱……

在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文革前老知青在此十年前无功而返的户口之战,正是知青人权意识的第一次悲壮的觉醒。一群普通的公民、一群被歧视、被欺凌、被忽悠的群体,为了自己的权益,自发地挑战上山下乡和户籍制度。而当时绝大多数的中国公民、尤其是那些志得意满的红卫兵小将,对此或者还未想到,或者想都不敢想。
在对文革前知青队伍中的众多“黑五类”的政治歧视的背后,是一个新生的统治集团对教育资源的全面控制和占有。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后,从上到下理所当然地占据了城市里最好的“洋房”;不少官员抛弃了糟糠之妻,娶了城市太太。他们虽然自己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却很快认识到教育的价值,几乎无一例外地将子女送到自己所在城市的最好的学校就读,中学毕业之后又将他们塞进清华、北大、哈军工之类的顶尖大学。在一些学校,他们甚至通过学校的领导指定教师,或通过教师指派学业优秀却出身“不好”的学生,对来自红色家庭但学业不佳的学生进行个别辅导。教育部在1963年发出指令,对在学校参加政治工作而且表现好的优秀学生,只要上了录取线,就予以录取。1964年,教育部又明确规定,“对工人、贫下中农及其子女、退伍军人、知识青年、中小学教师、学生干部、采取推荐与考试相结合的办法,当他们的考试成绩达到报考学校的标准的最低要求时,优先录取。”
新的特权阶级在对教育资源实行巧取豪夺时,还给自己的敌对阶层的后代,在教育的道路上设置越来越多、越来越高的障碍。这一过程从1953年开始,在1964和1965年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1958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批转了教育部临时党组《关于1958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请示报告》。其中,高等学校录取新生的政治审查标准规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直系亲属中有反革命分子,或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本人思想没有和他们划清界线,表现落后的;亲密的政治关系因政治问题被我处死、判刑、管制,或在资本主义国家、台湾、香港、澳门等地从事反革命活动,本人思想没有和他们划清界限表现落后的;地主、富农和反动官吏等剥削阶级家庭出身,没有划清界限,表现落后的”,都不予录取。1964年,随着“四清”运动开展,阶级斗争全面升温,高校招生中的政治歧视愈演愈烈,出身“不好”的考生几乎完全被拒之于高校门外,只有极个别的高级统战对象的子女被录取。当年各高校已无权招收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子女,只有省里才有权决定录取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子女。这极少数挤进高等教育窄门的人,一方面要接受家长的供养,另一方面又要痛骂自己的家长以示“政治正确”,表示跟自己的反动家庭划清界限。古往今来,违反人伦之极莫过于此。
绝大多数家庭出身“不好”的文革前老知青之所以逆来顺受投身农业生产,是因为他们普遍怀着一个希望,那就是当年广为流行的术语“脱胎换骨”。当他们接受“脱胎换骨”这一理念的时候,实际上承认自己低人一等;接受上山下乡这一出路,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幼稚的自欺欺人,是弱势者的无奈和人性深处软弱的表现。这些“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从小受到的就是奴化教育,他们几乎从来就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在学校受到的所有教育使他们相信,只有跟自己的父母和家庭划清界限,才会被主流社会接纳。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农村,他们都把入团和入党当成奋斗目标。入团和入党,不仅是他们脱胎换骨大功告成的标志,而且是他们脱离苦海的必由之路。在这条道路上布满荆棘,老知青的家庭出身决定了他们跟他们的同龄人不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他们必须加倍地努力、加倍地付出,才有出头之日。而绝大多数最后混出个模样的家庭出身“不好”的老知青,都受惠于文革之后的改革开放。没有改革开放,他们将永远在无望中煎熬。文革后期,国内的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但直到文革结束,很少有出身“不好”的老知青获得这样的机会。有的老知青因为表现突出,屡次受到所在生产队甚至人民公社的推荐,却一次又一次被挡在了政治审查的鬼门关前。直到文革结束后,方才有部分出身非劳动人民家庭的文革前老知青入了党,并走上一些基层领导岗位。但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这些老知青已经跟共产党一样抛弃了乌托邦理想,加入了追名逐利大军的行列。历史告诉我们,极权体制下的文化专制和思想禁锢最后导致虚无主义。道德上的虚无主义今天在中国大陆的泛滥,是毛泽东时代的专制结出的恶果。归根结底,脱胎换骨完全是欺人之谈。对于大多数出身“黑五类”家庭的青少年,脱胎换骨只是海市蜃楼和当局开出的永不兑现的空头支票。
毛式乌托邦的一大悖论即在于此:一方面,它宣扬着某种民粹主义并将众生平等作为社会进步的目标;另一方面,它的斗争哲学却导致一个新的、空前森严的等级制度。而为这样的等级制催生的不是别的,正是以阶级斗争作为前提的政治歧视。这种现象贯穿毛式乌托邦的始终。在文革前上山下乡的老知青当中,很多人从有记忆起,就从自己家庭或其他亲属的遭遇中逐渐意识到自己低人一等,尽管起初这种认识是感性的和模糊的。初中或高中毕业后失学的,正好无可辩驳地证实了他们的贱民身份。所谓出身“不好”,其实是一个荒诞时代的话语典型。这些人的家长,其实是国家的宝贵人才,有的还曾经为抗击日寇浴血疆场。他们之所以成为革命的敌人,往往不是因为敌视新政权,对新政权采取敌对的行动,而是因为暴力革命的一种内在机制。政治贱民是现代暴力革命的必然产物,因为革命的核心是对旧体制的叛逆,而革命的主力是来自社会下层的民众。在建立新的革命秩序的过程中,革命力量一定会打击旧秩序的中流砥柱,来自西方的阶级斗争理论更为中国的暴力革命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暴力革命打击的对象,包括原生的敌人和新生的敌人。原生的敌人多为旧体制的中坚或基础,即所谓的地主和官僚资本家,旧政权留在大陆的军队残余和特工人员;新生的敌人则是五六十年代各种政治运动的产物,包括右派、反革命、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分子等等。根据中国官方发表的统计数字,截至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属于革命的敌人的数量已经达到一千三百多万;如果加上资本家,这个数字就超出一千四百万。这些人的亲属和子女,自然而然地成为中国社会的二等公民和歧视对象。
人生识字忧患始。新中国建立初期,短缺的是受过完整的正规教育、具有专业素养和世界眼光的知识分子,大量拥有的是缺乏知识和独立思考能力的民众;短缺的是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必不可少的民间团体、独立的报刊和出版机构,大量拥有的是全副武装的军人;短缺的是具有管理能力和丰富经验的城市和农村的管理者,大量拥有的是农村的贫下中农和城市的工人和贫民。革命队伍这样的阶级构成以及革命队伍长期与城市和现代化隔绝的经历,决定了毛式乌托邦鲜明而顽固的反智主义。斗争哲学加上反智主义,是毛式乌托邦的致命弱点。在极权膨胀的过程中,中国的知识分子往往首当其冲。它打击了一代学人,牺牲了第二代英杰的才智;不仅祸及于当时,还贻害今天乃至今后的中国社会。
在分析毛泽东时期中国大陆的政治歧视的思想根源时,学者定宜庄指出:“……而当时之所以提出这样的政策,除了理论上的错误以外,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打江山坐天下’的思想,即觉得老子抛头颅洒热血打下的江山,就该让自己的子孙享受的思想,在有些人的潜意识中确实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应该补充的是,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基本上是农民革命运动,这个运动从上到下的精神和心理都打上了中国农村社会的烙印。革命的中坚,从上到下对城市的文化、对现代社会缺乏理解,甚至心怀敌意。从《霓虹灯下的哨兵》等文艺作品中,就可以看出整个革命队伍的认识水平。在文化层面上,新中国的统治阶层其实存在着自卑心理。但这样的心理却被他们从战争胜利中获取的自信掩盖起来,并得到中共最高领导的半生不熟的马列主义强化。于是,毛泽东及其信徒一方面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采取虚无主义;另一方面又全面拒斥西方的民主制度、法治和人权等普世价值,所以在打下江山之后才会那样自命不凡和为所欲为。好大喜功者往往急于求成,急于求成者往往败事有余,败事有余者往往文过饰非,文过饰非者往往嫁祸于人,嫁祸于人者往往最终自食其果。这就是毛式乌托邦兴亡的历史逻辑。
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株连,至今令人不寒而栗的是它永无休止的趋势。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中国政府将长期地、亦步亦趋地、心安理得地在社会各个领域特别是教育领域执行阶级路线,对出身“不好”的青少年进行歧视和排斥,最后达到让地主和资本家在文化上“断子绝孙”的目的,进而创造出一个所谓没有阶级区分的社会。果真这样,那么绝大多数出身于“黑五类”家庭的老知青就将永无出头之日,那些老三届、新三届里的“黑五类”子女也同样会成为那个血腥的祭坛上的羔羊。问题是,凭借残酷的清洗和蛮横的洗脑,可以造就一个无阶级的世外桃源吗?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暴力革命深处,存在着制造对立面的内在机制。纵观世界现代史,凡是高唱乌托邦理想的革命政权,都需要靠制造敌人来恐吓民众,靠血腥的整肃来纯洁队伍。永无休止的斗争不仅引起怨声载道,而且造成革命内部的不断分裂。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残酷的阶级斗争和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不仅伤害了上千万的中国公民,而且伤害了他们的子女亲人。这样的红色恐怖冲击了上亿的中国公民,使中国成为一个人民没有安全感、人人自危的社会。
上山下乡运动结束三十几年来,知青当中不断传出“青春无悔”和“劫后辉煌”之类的吟唱。事实上,真正能够与贫下中农结合、修成革命正果的知青,在整个知青队伍中屈指可数。这些毛式乌托邦里的金童玉女,在伟大领袖指引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一旦革命的神话坍塌,他们的业绩也便成为昨日黄花,所以他们至今还甘当为绝大多数知青摒弃的上山下乡运动的遮羞布。文革前老知青当中也有个别幸运的典型,因为家庭出身本属“红五类”或没有大问题,加上他们个人的努力或偶然的机遇,有的作为工农兵学员上了大学,有的还入了党,进入体制,官拜县局级。所以他们对上山下乡运动恋恋不舍,甚至要用“知青精神”昭告后世。我们需要问问那些高唱“青春无悔”的知青朋友:如果没有中共高层的右派在1976年10月发动的那场成功的政变,如果没有后来的“拨乱反正”,如果你们还在农村战天斗地,你们是否还会唱那些不着边际的高调?那些口头上高唱“扎根农村,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知青模范,其实也远非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只要条件允许,他们悉数回到城市,或者入党做官,实际上变成城市人口。说到底,他们还是凡夫俗子。个别老知青当中的成功人士坚持认为,毛泽东提倡的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健康的、自然的”,因为“一大批文武兼备的新人可以成长起来。”这样的观点不仅忽略了上山下乡的历史背景,而且忽略了当事人的“红二代”的家庭背景。俗话说:“一将功成万骨枯”。在任何时代,成功者尤其是在政治上的成功者,走向辉煌的大路都铺满了他人的尸骨。在阶级关系日益固化、在新的等级制迅速形成的毛泽东时代更是如此。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结合在毛泽东时代并非自然,在城乡差别巨大的时期,它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行为。人的本性总是趋利避害。对于大多数城市青年,上山下乡不可能是“自然”的选择,否则当局和政治精英就无需在宣传上山下乡时那样殚心竭虑,不惜血本。而对于那些在文革以前因不能升学被迫下乡的“黑五类”家庭出身的青年,下乡的确是一种变相的流放。政治歧视玷污了青年纯真的理想。这种宣传颇有欺世盗名之嫌。
中华民族自来有阿Q精神,毛泽东时期的思想专制更强化了民众逆来顺受的品质。奴化教育的恶果的典型就是自欺欺人的阿Q精神。辽宁省的知青吴献忠下乡时鬼使神差,由知青典型蛻变成帮派骨干,文革结束之后还为此坐了班房。“我就是这么一个观念:党要我当学生,我就当个好学生;党要我下乡,我就当个好知青;党要我当干部,我就当个好干部;党要我当犯人,我就当个好犯人;出狱之后,要我当工人,我就当个好工人。”我们不能判断他是言不由衷,还是真的痴心不改。在文革前老知青当中,不少人的青春成为那场暴力革命的牺牲品。人类本身对青春心理上的依附,给老知青将自己与毛式乌托邦进行切割增添了一道无形的障碍。他们不忍揭开自己心灵上的伤疤,不愿正视自己曾经遭受的放逐,因为农村的经历是他们生命中不多的亮点之一。“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在虚幻的过去和冷酷的现实面前,他们只感到无奈。一位老知青在拒绝回忆时说,“让过去的一切都烂在心里”。真是哀莫大于心死。
还有一些老知青,至今还相信毛泽东那一套理论。这种心态,也是文革以来中国思想界的和社会上的无可否认的存在。不仅仅因为持有这种怀旧心理的人是改革开放的牺牲品,还因为这些人对资本主义制度、尤其是中国大陆的权贵资本主义极其反感,而他们对西方的民主和普世价值也缺乏认同。此外我们还应该看到,对青春时期的眷念是人进入中老年的一种普遍心理活动,是人对生命之有限和时空无限这种意识的间接表达。像老知青这样一个曾经充满理想、经历艰辛而又百折不回的群体,在物欲横流的后现代社会里,也自然会有一种精神贵族的自慰,会长期保持和珍惜他们之间在农村结成的友谊。这种记忆在人际关系日趋冷漠的今天,也成为这一批人的精神需要。因为很多老知青除了家庭和往昔的朋友之外,已经所剩无几。总之,谁都没有权利不让那些近年来在各个领域建树突出的新老知青标榜“兄弟当年下乡”的背景,谁都不能不让习近平这样的知青高唱“青春无悔”的凯旋曲,也不能阻止为“红二代”登基鸣锣开道的电视连续剧《知青》的问世。但是,这些知青精英没有权利为知青群体代言,更无权为毛式乌托邦和为作为毛式乌托邦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上山下乡运动翻案。毛式乌托邦的受害者应该用他们的切肤之痛告诫后世: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出现几次重大政治运动,给我们这批人的父母和家庭带来了无可言说的灾难和痛苦。我们长身体的时候遇到了人造的“自然灾害”;读书时讲“成份”无端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小小年纪下乡受到身体上、精神上的种种折磨;工作时遇到买断工龄、提前退休、下岗分流……种种不幸都让我们这代人遇上了。究竟是谁造成这一切的?!人生的大幕将徐徐降下,荒诞年月造就了我们中大多数人的平庸无成就、工资待遇低、没有医疗保障,甚至老之将至衣食不保、贫病交困。尤其是破产企业和厂矿企业的退休职工,他们是社会的弃儿、弱势群体,在夹缝中求生存。

一位学者诙谐而一针见血地指出肯定上山下乡运动的看法在逻辑上的要害:“今天我们已经充分认识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是民族的灾难。覆巢之下,安有完卵?难道在十年浩劫民族灾难的土壤中,会独产生‘上山下乡’这一‘硕果’?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从经济发展的规律来看,从城市化道路的进程来看,上山下乡运动只是一个更大的错误的政治运动中的一个错误(或曰无奈)的决策。”
由于理论上的混乱和知青群体自身的局限,由于改革开放在意识形态领域和史学领域的不彻底,特别是高层领导对历史研究的“宜粗不宜细”的原则,直至今日,在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地位和知青本身在上山下乡运动中的个人体验与得失上,还存在众说纷纭的状况。这一状况固然是一个日渐多元化的社会的正常情况,但也同时表明,从理论上彻底清算毛式乌托邦和作为毛式乌托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上山下乡运动,仍然任重道远。知青一代的各种文字和文化活动,已经载入中华民族二十世纪的厚重的编年史。知青群体对自己的经历的解读以及对上山下乡的认识,多半不可能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形成共识而传诸后世。也许,他们那些“青春无悔”、“劫后辉煌”以及“青春凋零”、“不堪回首”等诸多议论和表述本身,就构成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它以其矛盾和错综复杂,折射出这一群体所处的特殊历史环境,以及这个群体与所处环境之间悲剧性的互动。
任何暴力革命都需要神化,任何神化都可以在特定的时期和特定的条件下蛊惑人心,特别是能蒙蔽那些少不更事的青年学生。他们在文革以前和文革的初期阶段的种种作为,都跟毛泽东时代的洗脑有直接联系。而“大多民众,被洗脑得连他们自己都认为自己没有被洗脑——而这正是被洗脑的最显著的特征,也是世界上最成功的洗脑……一个政权能够对国民造成的最大伤害,除了肉体上消灭与精神上折磨之外,最大的就是‘洗脑’了……洗脑是让一个民族脑残,让一个国家永远沦落到劣等国家的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可以这样说,在所有那些“青春无悔”式的豪言壮语的背后,我们都不难发现“世界上最成功的洗脑”的影子。如何消除毛泽东时代全民洗脑留下的后遗症,乃是中华民族在新世纪必须解答的问题。
中国大陆自文革结束以来,在经济领域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自邓小平以来的中国领导人在经济上反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之道而行的结果。但是这一经济上的变革却没有相应的政治改革同步,而保持并加强了一党专制的传统。经济上的奇迹和物质生活的进步跟后极权政治交媾,结果产生了空前的文化荒芜和精神贫困:

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一样,积累了如此多的不义不明之财和困厄危机,引起如此多的嫌恶、侧目、猜疑、惊愕、怖悸、迷狂;没有哪一个社会像中国社会一样,还有那么多的是非善恶没有分清,那么多的冤魂亡灵没有瞑目,那么多的孽债未偿,夙愿未了,壮志未酬;没有哪一个时代像今天一样,不仅决定着一代人的安危祸福,而且承载着无数代人的期许托付,影响着未来若干代人的生存和前途;没有哪一代人像我们这一代人一样,几乎从来不属于自己而只有肩扛着时代的十字架往前走。

在这贞下起元又波谲云诡的时刻,有关人民共和国1949年以来的历史的反思可能给中华民族带来希望。作为毛式乌托邦的幸存者,老知青对于收集和保存诚实的民间记忆,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了中华民族的长久未来,这个曾经见证暴力革命的种种弊端和沉重代价的群体,应该义无反顾地扛起时代的十字架。这样,在他们的生命之火即将熄灭的时候,这个群体才可以问心无愧地昭告来者:我们曾经面对自己的灵魂,真诚地思考过。

附录:革命的原生和新生的敌人
土匪 国民党特务 反动党团分子 反革命分子(镇反运动) 地主富农(土改) 退化变质分子
(三反运动) 新生反革命
(肃反) 右派分子
工商业资本家
(社会主义改造)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反右倾运动)
合计 占总人口比例(1960年)
260万 60万 60万 262万 260万 32.8万 8.1万 55万 86万 320万以上 1400万以上 2.6%

资料来源: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史》二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
美国之音:《中共功罪评说之四:“镇反”运动杀了多少人?》
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artic ... 837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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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稿】
邓鹏,1998年于中山大学毕业,现在广州一政府机关任职,平日关注国际国内革命史,包括文革史,曾写过一些社会、经济随笔,发表在《经略》、《记忆》等网刊。

文革初期的大民主
——一个概念的名与实
邓 鹏


不久以前,我曾在一篇论及革命的文章(《革命的得与失》)中,提到过对革命概念的一种理解。当时写到,革命是一种改变或调整,改革也是一种改变或调整,但革命与改革相对立。改革是指限制在既定的制度框架内的一系列变化和调整,革命则是指国家范围内整个政治或经济制度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常见的变化可以发生在政治领域,可以发生在经济领域,还可以同时发生在这两个领域。发生在政治领域的革命是政治革命,发生在纯经济领域的革命是经济革命,两个领域同时发生的革命则是社会革命。因此,观察一次社会变化是不是场革命,主要是观察这一社会变化是否造成了政治或(和)经济制度的根本性转化。例如,在政治领域里,一场旨在推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政体的群众性起义固然是一场革命,封建君主出于某种考虑,被迫向人民作出实质让步转而实施君主立宪的变化过程,其实也是一种革命。相反,一个政党在维持权力垄断的前提下,对其统治方式进行种种调整的尝试只能称其为改革。
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曾以雷霆万钧之势席卷整个中国,其影响甚至一度扩散到世界的许多角落。然而文革进程又以其血腥残酷,付出了难以计量的人员损失而著称,最后文革以无可争辩的失败而退出历史舞台。那么这场被其发起者誉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运动,是一场名副其实的革命吗?在讨论文化大革命性质之前,首先需要对文革之前(1949年至1966年)中国社会性质作一简略的判断。众所周知,1949年通过共产党武装革命建立的新中国,逐步施行了一套类似苏联的政治经济制度。如美国左翼学者大卫.科茨所言,理解这一制度的最好方式,是把它理解为一种混合的制度,它具有许多社会主义因素,但也有许多非社会主义的因素。 “国家社会主义”一词,也许最能把握其精髓,因为国家的角色和本质,代表了最重要的非社会主义特征。这一社会制度最明显的非社会主义特征,是少数党-国精英垄断政治和经济权力。在五六十年代的某些岁月(如1957年以前和1962年至1965年),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在吸取斯大林统治教训的基础上提出并切实采取过一些的措施,旨在缓和官僚与人民之间的紧张关系。但即便这种相对温和的政治制度,也是同样是专制的,因为它无视宪法所规定的人民基本的公民权利和政治自由,人民群众没有言论、集会、出版和结社自由,更谈不上透过民主的程序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了。对纯粹理想的社会主义者而言,党国体制有着部分的积极意义,因为它毕竟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尽管是经济权力也同样集中在官僚精英阶层手中。至于其非社会主义的方面,一切与官僚精英的片面利益和特殊利益相联系的方面——它对自由、民主价值的敌视、它对人民权利的敌视、它对剩余产品的支配,则是极端反动的。不难理解,以官僚统治为对象的革命,首先要求是一场政治革命。这场革命在政治上将争取基本公民权利和政治自由,争取实现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继而巩固与革新政治相配套的经济结构。所以,文革之于革命,关键在于文革能否及多大程度上能够成为前述意义上的政治革命?问题之解答,则主要取决于文革运动的号召者和参与者,究竟提出了哪些具有自由、民主价值的政治要求和目标?在整个文革进程中,人们又是如何围绕这些政治要求和目标开展活动的?


毛泽东曾在1967年5月说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政策策略上讲,从姚文元同志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到八届十一中全会,这可算做第一阶段,主要是发动阶段。令人遗憾的是,直到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二月提纲、发出《5.16通知》的这一准备阶段,严格地说只是新一轮党内路线斗争的展开。阅遍当时的报社评论和正式发布的中央文件,几乎找不到有利于自由、民主和政治平等价值的表述。《5.16通知》谴责了“二月提纲”在“放手让其(牛鬼蛇神)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的同时,却以“所谓‘有领导’、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为由,“给无产阶级左派划许多框框,提出许多清规戒律,束缚无产阶级左派的手脚”,但批评的目的却是企图“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的学术”。毛泽东为此还特别加入了一段话,批评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强调“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
全国部分学校的红卫兵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以后,形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贴出了大字报;5月29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成立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清华附中红卫兵。这就提出了如何对待人民的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的问题。6月1日,毛泽东指示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大字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并在全国各报刊发表,以此表示对学生张贴大字报权利的支持,而刘邓等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当时毛在杭州)则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随着批评学校党委(及稍后派驻的工作组)的大字报急剧增多,各大中学校及党政领导机关的党委全力进行压制。一方面是操纵群众揪斗(内定的)走资派、反动权威、牛鬼蛇神,另一方面又普遍把揭发党委的问题、反对工作组的人打成右派、反革命。据统计,仅北京部分(二十四所)高等院校里,工作组把10211个学生打成右派,把2591个教师打成反革命,有的人甚至因此受迫害致死。 按照这个方向继续演变下去,极有可能成为类似1957年那样的新的反右运动。毛泽东回到北京,7月20日表达了对工作组的不满,还声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四天后,他又说:“不要搞工作组,不要发号施令,可以搞点观察员进行调查研究。由学生、老师的左派组成革命委员会自己来搞。”在毛的压力下,7月28日,中共北京市委正式作出“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
8月份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文革的真正发动。8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批评道,“自己下命令要学生起来革命,人家起来了又加以镇压。所谓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列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他又盛赞“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还说到:“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也容许群众请愿、示威游行和告状。而且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是写在宪法上的。从这次镇压学生群众文化大革命的行动看来,我不相信有真正民主,真正马列主义。”稍后,毛泽东甚至还公开发表了自己所写的一份大字报。8月8日,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也就是《十六条》)。事实上,在中央高层,并非是毛泽东一人在推动转变,他的身旁还围绕着林彪、周恩来等官僚支持者及文化革命小组。文革小组的成员多数为毛泽东主义的笔杆子,组长陈伯达尽管以刘盆子自况,但他在当时的中央高层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早在六七月份,陈伯达就对派驻工作组的做法持保留态度,在中央属于少数派。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陈伯达的政治地位明显上升,并成为《十六条》的起草者。《十六条》强调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 ,“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从而在官方文件上确认了人民群众的“四大”自由。《十六条》还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颇为引人注目的是,《十六条》特别规定:“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在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据陈伯达晚年回忆,“我写这一条,是想用选举领导人员的办法来改革过去单纯依靠上级任命的做法。毛主席那时候也同意我的这些意见。但是后来这一条没有能具体实行。”
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后,学生们开始利用《十六条》中有利于他们的条款进行活动,自发成立了各类造反团体和组织,继而走向社会,开展横向和纵向的串联活动,运动的规模明显增大了。例如,10月14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发布的第三号通令中声称:“有些革委会是工作队一手泡制的,没有经过群众全面选举。它的产生就违反了十六条。……凡是在工作队一手操纵下组织的革委会、筹委会等组织要立即解散,新的革委会必须由群众按巴黎公社选举制民主产生。”作为进一步落实中央方针的努力,也是作为针对部分地方权力者压制和破坏学生运动的约束,中央也连续下发多份文件,包括8月21日“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8月22日“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等。后来又有10月5日中央批转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内称:“凡是在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或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分子’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个人被迫写的检查材料全部交还本人处理,整群众的材料要当众要销毁。”11月16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要求:“按规定处理材料问题。即全部集中,当众焚毁。”以至于总理周恩来在10月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声称:“现在的民主是史无前例的,历史上没有的,有四大民主,六大权利(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示威、游行),而且还停课放假闹革命。还有徒步旅行的权利,还有坐火车搞串联不要钱的权利。”
文化革命一开展的时候,重点是放在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大中学校,还有党政领导机关,而工厂、农村的文革运动则受到了限制。这个限制既来自中央,也来自地方权力机关,现在日益广泛的社会运动正试图冲击和突破限制它们的条条框框。上海是中国最为重要的工业城市。11月9日,由上海玻璃机械厂、国棉十七厂、良工阀门厂、147服装社等工人造反派,组织建立了一个名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造反派联盟。“工总司”是上海工人自己创立的,没有依赖北京的指示。“工总司”成立后,立即公布了他们的五条要求,其中第一条是要求官方承认该组织是合法的组织,这就向共产党对政治权力的垄断提出了挑战。当“工总司”的要求被地方党委拒绝以后,激进的工人于次日强行占用一列开往北京的火车,希望见到毛泽东以实现他们的目的。火车被迫滞留在上海市郊的小镇安亭,部分工人无视返回城里的命令,停留在那里并僵持了5天后,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张春桥宣布工总司是合法的革命组织。在文化革命初期,陆续涌现过许多新的群众组织,像最早成立的中学红卫兵组织,稍后崭露头角的大中院校造反派学生组织,以及晚近发起的工人造反派组织等等,并不是什么意识形态阴谋家强行施加在群众头上的,而是群众在文化革命运动中自发创造出来的,且往往有一个通过斗争取得承认的过程。毛泽东主义的中央通常只是在顺应运动发展的形势,或主动或被动的放开口子,如毛泽东所言:“先有事实,后有概念。”先有造反派这个事实,然后才有组织的概念,就是说要承认它是合法的。安亭事件以及其它地方的类似事件发生以后,中央不得不认真考虑工人以及农民参加文革运动和自由结社的权利,其结果是12月9日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12月15日的“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的下发。工矿十条不仅允诺“工人群众在文化革命中有建立革命组织的权利”,还允许进行横跨工厂和学校的串联,实际上意味着在地方上建立囊括学生、工人与职员等在内的大规模跨行业群众联合政派的时机逐渐成熟。


1967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指出:“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1月4日,上海“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接管了《文汇报》,次日毛泽东即对夺权问题做出批示。1月5日,上海工总司等十一个组织,在该市的主要报纸《文汇报》上发表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第二天,即1月6日,据称有上百万市民聚集在人民广场上举行群众大会,市长曹荻秋和党的其他高级官员遭到批斗,被撤了职,旧市委垮台了。这是所谓一月革命风暴的开始。毛泽东高度评价上海一月革命,并认为“这不仅是上海市的问题,而且是全国性的问题。” 1月16日,毛泽东召集会议讨论各地兴起的“接管风”,会议决定批准上海夺权。会后《红旗》杂志发表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1月22日,《人民日报》社论继续号召全面夺权。夺权,成为一月革命风暴的中心词汇。
夺权,一个颇为含糊的概念,并非一个政治学的概念。这个概念的使用,流露出文革运动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局限性和随意性。夺权,也就是夺取权力,夺权政权,但并不一定会改变政权的结构,因而夺权的概念本身并不一定意味着一场政治革命。回到历史的现场,夺权也的确带来了无法解决的一个悖论。文革运动是伟大领袖亲自发动并领导的,文革运动的指向也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义的中央自然不在其列。毛泽东设想的夺权,可以是夺取地方上党政机关的权力,甚至是夺取基层单位的权力(毛本人也没有预料到后者),但绝不会是夺取中央的权力。人们不得不提出疑问,地方上夺权的合法性来源于何处?究竟该由人民还是毛中央来授权与承认?在当时,不仅地方上摇摇欲坠的官僚对群众组织的夺权普遍持抵制态度,即便是毛中央也不是铁板一块。如1月15日陈伯达在北京的一次公开讲话中批评了各地的接管风,主张“一般不用接管的办法”,而是“采取派群众代表监督的方式”。但毛泽东认为接管难以避免,因而没有接受陈伯达的观点。平心而论,当时人民群众已获得了“四大自由”、建立群众组织及发行群众报刊的权利,在中共建政以来的近二十年里还是头一回,成就已是斐然。如能进一步完善群众组织对政府的监督机制,不失为稳中求进,逐步扩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步骤。但也须懂得,尊重群众组织的权利,就需要尊重群众组织表达政见的权利。既然如此,要不要夺权,如何夺权,就应该经由人民群众自主的选择。人民固然有犯错误的时候,但他们拥有因认识不足而犯错误的权利,同时他们需对自己的错误承担相应的责任;最后,他们也拥有改正自己错误的机会。在革命的一月,上海,还有其它省市的夺权浪潮从最底层掀起,不少工厂及其它基层单位实行了基本公正的无记名投票选举。这在迄今为止中共执政六十多年的时间内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即便在世界民主革命史上,这种现象也难得一见。
权力总是与秩序密切相连。当地方上的夺权渐入高潮之际,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措施稳固秩序,以确保夺权按照他们的设想进行下去。较早的措施之一是1月11日下发的 “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该通知要求制止群众组织中“大闹经济主义的倾向”。文革极为重要的一个特征是,群众建立属于自己的组织并以组织化的形式来参加运动。然而群众并不是一个联结起来的统一整体,不同的群体可能拥有各自不同,往往还是相互对立的特殊利益,现在这些特殊利益通过组织化的形式表达出来。例如,合同工、临时工群体要求获得更多的工资与福利,下乡的知识青年要求返回城市工作等。权力者本来有权决定是否采纳不同群众组织所提出的特殊要求,但现在他们开启了一个极为危险的先例——中央权力试图根据自身的意愿来限制和剥夺群众组织提出某方面要求的权利。这意味着,有朝一日他们也许会随心所欲地再次剥夺群众组织存在的权利。
两天后,即1月13日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公安六条”),对群众及其组织施加了严厉的约束。“公安六条”明确规定,“地、富、反、坏、右”等分子,“一律不准外出串连,混入革命群众组织,不准背后操纵煽动,更不准他们自己建立组织”,从而剥夺了政治“不合格”者参加文化革命的权利。如果说,这样的规定旨在营造阶级民主的条件,那么“公安六条”同时又有群众(即便是政治合格者)不得“利用大民主”来“散布反动言论”的约束性规定。至于第二条“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的规定,更是荒谬无比,极易被利用来镇压那些不怎么听话的人。“公安六条”通过以后,第一个被镇压的组织是高干子弟云集的“联动”。此前“联动”在北京公开“炮打”中央文革并数次冲击公安部,现在(1月20日前后)公安部门前往学校抓捕了该组织的部分成员。
1月14日,中共中央还下发了“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其中规定“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自文革开展以来,军队担负着备战和保卫国防的任务,对运动则一直奉行不介入的方针。不同于地方上的旧党委、政府,军队并不掌握行政和司法权力,不属于夺权斗争的范围,因此禁止群众组织冲击军队机关的规定很有必要。
除了颁布政令,中央首长在一些公开谈话的场合也频频表态,意在约束和规范群众组织的行为。1月14日,周恩来总理在接见群众的谈话中声称,“(群众)应该在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按系统,按工作岗位组织起来。我们不赞成建立全国性的组织,‘全国转业、复员、荣誉、残废军人联合会'这样的组织我们不承认。”1月21日,周恩来强调,“中央的权不能夺”。
早在1月5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张春桥、姚文元已从北京返回上海,为此莫里斯•迈斯纳评论 :“旧市委垮台了。然而取代旧市委的并不是进行‘一月革命’的工人,而是张春桥。1月6日,张春桥又来到上海,他不但把自己置于获胜的群众运动的首位,而且控制了群众运动,要重新建立城市的秩序。” 张春桥在获得上海最大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工总司”支持的同时,也竭尽全力争取当地军方及地方干部的支持。由于有毛的直接支持,上海很快的恢复了秩序并着手创建新的权力机构。
毛泽东的中央虽然批准了上海的夺权,并号召各地在大联合的基础上夺权,却没有很快对夺权以后的权力架构作出明确的指示。毛或其他有关人似乎仍需要一些时间用来思考,从而造成了一月中下旬一段难得的空白,这也是文革中最富有想象力的时日。1月22日,陈伯达在对北京部分学生的一次谈话中表示,“我有这样一个想法,在全市范围内夺权,应该是巴黎公社式的,可以以工农兵学商代表会议的形式来进行全国性的夺权”;“还有一个承认不承认的问题,应该是人民内部来承认,应是人民授权去夺权,无产阶级授权去夺权,这样才能有效。”他还介绍说:“毛主席教导我们,在中国无产阶级接管政权有两个阶段,一个是进城的时候,是军事接管,自上而下地下命令。现在出现了一个新阶段,是群众接管了。” 此时的上海,各造反组织加快了联合夺权的步伐。据徐景贤回忆,张春桥等人曾经想建立上海各群众组织的联络总站,来作为新的上海政权机构的组织形式。但后来传来毛泽东的指示,夺权后建立的领导机构,要有军队的代表、革命干部的代表和群众组织的代表三者参加,这才否定了联络总站的形式。几个主要的组织成立了夺权宣言的起草小组。 执笔者们根据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书,提出要把巴黎公社的革命精神写进上海的夺权宣言,主张“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公社委员由群众直接推选”,“公社委员是人民公仆,工资收入不得超过普通工人”等。 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于2月5日正式宣告成立,上百万群众举行盛大集会,庆祝它的诞生。上海人民公社宣言声明:“公社的组织原则,是毛主席教导的民主集中制,它的领导成员,在上海自下而上的全面大夺权取得胜利后,由革命群众按照巴黎公社原则选举产生;在目前,则由各革命造反组织协商推举组成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它是革命群众组织,人民解放军驻沪部队负责人和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领导干部三结合的临时过渡性的权力机构,行使公社的领导权力。”公社临委会的领导人实际上是由北京任命的,其权力的合法性不是产生于人民的选举,而是来自中央。尽管如此,公社宣言关于组织原则的表述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它有力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公社的观念和理想,已经在人民中扎下了根。


1967年1月下旬,毛泽东对全国夺权斗争做出了新的也是充满矛盾的重大部署。1月22日毛泽东做出了“(地方)夺权后报国务院同意”的决定。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发布,其中传达了毛的最新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 文件下发后,过去军队不介入地方文革的指示一律作废,形势发生了重大转变。军队究竟如何介入文革如何支持左派?军队在新的权力架构中又是处于何种地位和角色?一开始,人们还不是很清楚。但随着形势的发展,脉络渐渐变得清晰起来。
几天后,也就是1月28日,毛泽东批发了以落实支左决定为意图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措辞更为严厉,其中要求:“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军委八条赋予军方反对右派,镇压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的权力。但谁是右派,谁又是反革命组织和分子,却是由军方自己来定性。军队系统拥有强大的武力,素来也只服从于自上而下的命令指挥。它与群众组织之间本已处于力量极不平衡的状态,现在又拥有了军委八条的授权,因而军方在事实上取得了对任何群众组织采取专政措施的权力。
大概在1月底或2月初,中央开始有了“三结合”的正式提法。一月革命中,省一级的夺权经中央批准同意的只有五个,分别是上海、山西、贵州、山东、黑龙江。据说这些地方的夺权满足了中央关于大联合、三结合的要求,因而得到了中央权力的认可。虽然文革小组成员王力一月底还在说:“三方面协商建立临时的权力机构,散着不行,这是临时的政府,是过渡,过渡以后就成立巴黎公社式的北京人民公社。我们主张建立人民公社。” 但类似的声音能否代表毛泽东本人的想法和意图,则要打上一个问号。已夺权的五个省市中,山西、贵州、山东、黑龙江建立的临时权力机构是革命委员会,上海是人民公社。假使人们忽略这些机构的名,而穷究其内在的实,那么这些机构拥有一些共同的特征,比如均为三结合的权力机构,都经过中央权力批准,其领导成员非经选举产生等等。同时它们之间也有一些显著的不同之处,比如有的地方机构(如山西、贵州、山东等)里军队和(或)地方党政干部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有的地方(黑龙江)最初却任命了群众组织负责人为机构的第一把手,上海公社则明确承认其权力的临时性质,以后需“按照巴黎公社原则选举产生”。
2月5日上海公社成立后,据徐景贤回忆,(上海)左等右等,一连等了三四天,不见新华总社发布电讯,也不见《人民日报》刊登“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报道。一时社会上流言四起,张、姚也坐不住了,只好亲自到北京汇报上海夺权和建立新的权力机构的事。 就笔者手头的资料,上海公社成立一事的确在中央引发了严重的争论。2月11日下午中央碰头会上,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严厉斥责上海:“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他还说:“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会后,毛泽东没有反感叶的说法,反而认为:“你(叶)说的(关于上海公社的问题)对。”张、姚2月12日抵达北京,大约呆了一个星期,在这几天里毛泽东多次接见他们,并谈及关于文革、夺权、上海公社等在当时具有重要意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张春桥回上海后的一次谈话,大量转引了毛泽东的原话和论点。这在文革原始资料中是非常罕见的,带有方针性质,值得大段引述。
毛泽东首先谈到文化革命的性质。他认为: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是我们自己搞起来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面怎么要革命呢?这是因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机构中间,有一部分被篡夺了,这一部分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资产阶级的。接着他谈到夺权:夺权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成为中心的是三结合问题,这是能不能夺权、夺了权以后能不能巩固的关键。要实行大联合,关键还在形式,这个恰当的形式就是三结合。真正的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人民解放军驻军的代表和革命领导的代表这三方面,缺少一方都不能够算大联合。张春桥此时补充了自己的话,他说:“这条路(指小团体夺权)是不能走的,这是南斯拉夫的办法!有些什么工人自治呀、小团体呀,那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应该说,毛的这一段讲话还是有其合理的部分,特别其中关于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怀疑一切”和“打倒一切”,在革命中注重维持秩序和恢复权威的观点,关于“我们要相信大多数,相信95%以上的群众,相信95%以上的干部”的表述,关于夺权总得有领导,总得有干部的观点等等,还是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
接下来,开始谈起三结合夺权的组织形式问题、政权的组织形式问题。毛泽东说:巴黎公社是1871年成立的, 96年了。如果巴黎公社不是失败了而是胜利了,那么依我看,现在也一定是变成资产阶级的公社了。“苏维埃”是苏联的政权形式。苏维埃政权形式一出来,列宁当时很高兴,认为这是工农兵一个伟大的创造,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但是列宁当时没有料到这种形式工农兵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赫鲁晓夫也可以用。所以不能看名称,问题不在于名称而在于实际,不在形式而在内容,总统制、国王制、君主制、资产阶级民主制这些东西都是形式,这个问题主要看哪一个阶级掌握政权,谁掌权?这是根本的问题,不在名字。毛继续说:现在出了一个问题是大家都想叫人民公社,各省、市都想叫,学上海。最近一个时期反复考虑这个问题,中央的同志也反复考虑这个问题,因为最初没有这样去想。如果这样地想下去,就发生一个问题,就是发生了改变政体的问题,就是国家的体制问题,国号问题。如果都叫公社,那么党怎么办呢?党放在那里呢?毛说,总得要有一个党嘛,要有个核心嘛。毛甚至说,你不管叫什么,叫共产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工党也好,叫国民党也好,叫一贯道也好,总得有个党,一贯道也是个党嘛,公社总要有一个党,公社能不能代替了党呢?所以,我看还是不要改名字吧!不要叫公社吧!还是按照老规矩办吧!这些名字改来改去都是形式上的改变,不解决内容问题,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毛泽东的这番话实在不可小瞧,其实质上是论及这场文革运动在政治革命意义上的根本目标和方向,因而带有全局性、总体性的意义。当毛泽东将政体看作纯形式,而将阶级统治(即哪一个阶级掌握政权)看作内容时,他忘记了一点,即所谓的阶级统治问题,在1949年的武装革命和其后的公有化浪潮中已基本解决了。他也没有弄清,这次文革在政治领域的特殊意义,也就是要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创建一个与之相适应的民主政体。即便是资产阶级统治,也有民主制和集权制(如君主制、军人专政、法西斯统治等)的区别。社会主义也是如此,有官僚的社会主义,也有民主的社会主义,毛过去也屡次论及执政党内特权阶级的产生及其危害。因此命名为公社、革命委员会或许是个名义,但政体本身绝不仅仅是形式、是名义,政体也是政治领域内的实质,它涉及权力来源的问题,是来自人民,经由人民以某种方式(如投票)授权,还是来自权力本身?毛在这个关键性的问题上回避了,让步了,退却了。他只说到要有一个核心的党,却没有为民主说话,没有提到这个党的领导地位需要从一个更民主的制度中产生。“还是按照老规矩办吧”,一句话就轻易抹去了一月革命中亿万群众关于民主的政治想象。毛泽东既鼓动、允许了群众的造反运动,同时也给运动上一个紧箍咒,试图限制运动的范围和后果。“无产阶级大民主”的政治实践在触及1967年一月革命的高潮后,在最高权力的规制下开始出现明显的低落。另一方面,群众组织一旦获得了行动的自由,就会依照自身的逻辑和意志行事。文革这艘的巨轮,仍为多种力量之间的博弈提供着广阔的场域。


公社的命运是在北京决定的,张、姚回到上海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命名。2月24日,上海公社正式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一月夺权中的另一奇葩是黑龙江。1月31日黑龙江夺权后的权力机构,全称为“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据范正美回忆,该省革命委员会最初的成员由三十余个群众组织组成的联合总部所推举,勤务组共五人,时任哈师院造反团负责人的范正美被任命为勤务组组长,另两名群众组织负责人任副组长,党政高干潘复生、代表军方的省军区司令员汪家道任成员。 应该说,黑龙江模式是一种有利于发挥群众组织影响力的“三结合”权力架构模式,但这种模式似乎也没有得到中央的认可。3月16日中央由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出面,会见来自黑龙江革委会的群众代表,提议让潘复生、汪家道任省革委主任、副主任。中央的意图很快就实现了。
一月下旬军队奉命支左后,极其重要的一项任务是实行军事管制。截至一月底,军管的情况仍然少见,只有全国的电台、民用航空系统等部门按规定施行了军管,但其后实施范围急剧扩大。1967年3月13日,总理周恩来在军级干部会议上对当时全国的形势做了概括。他说,在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包括天津)中,除了已经实行“三结合”夺权,成立革命委员会的五个省市外,“已经实行军事管制或等于实行军管的加上已经批准,准备实行军事管制的有十个:陕西、新疆、青海、西藏、云南、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苏。”“剩下的十四个,又分为两类:一类是准备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夺权的;另一类,情况未定,到底是实行军事管制还是‘三结合’,还需要摸一下。”军事管制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一种是派出军代表,必要时可以派出军队保护。周恩来还介绍说,一个地区的军事管制(省、地、县三级),应当由当地最高军事机关和其他军事机关派人组成军事管制委员会,成为当地的最高领导机构,负责执行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最高指示。在军事管制委员会下,一般组成两个班子,一个班子全面领导所属地区的文化大革命,特别要作好支持左派的工作;另一个班子,全面抓生产指挥工作,这个班子叫生产指挥部。周恩来呼吁,无论如何,要在三月份解决省、市、自治区的领导机构问题。各级领导机构要以解放军为主,光靠革命群众组织不行。从周恩来的谈话中,可以看出几点:一是军事管制的临时性。军管会是临时机构,在大联合、三结合的条件成熟后将由革委会取代。二是军事管制的广泛性,连最普通的企事业单位也开始实施军管。三是军管会的权威性。军管会为当地最高领导机构,代行地方政治、行政和治安职权。四是军管会成员由军事机关派员组成。即便名义上“三结合”的革委会,也应以军方为主导。周恩来在谈话中还引用了毛的说法:“从上到下,凡要夺权的单位,都要有军队代表和民兵代表参加,组成‘三结合’,不论工厂、农村、财贸、文教(大、中、小学)、党政机关及民众团体都要这样做。” 在同一日李富春的讲话中,也有引用毛的最新指示:“军队不仅要支持左派,而且要管农业,管工业。” 3月19日,中央军委又下达了“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看来,自军队支左以来,中央的意图已逐渐明晰。二三月份,正是在毛泽东的主导下,军队被赋予前所未有的重要职责,承担起从前难以想象的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等项重大任务,即便其间北京发生了所谓的“二月逆流”的波折,也没有能影响到这一进程的开展。
如前节所述,恢复秩序和军队支左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整顿群众组织,镇压藏身其中的反革命组织和成员。1月24日,周恩来在全军文革的会议上称:“最近有些反动组织,我们已宣布的,像中国工农红军,工农兵红色夺权总部等,都是靠解放军去破获。”2月4日,中央文革小组在一个文件上批示:“湖南军区对‘湘江风雷’、‘红旗军’的反动头目,应该立即采取专政措施,分化瓦解其中被蒙蔽的群众。”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了“关于取缔全国性组织的通告”,并于2月24日由军管会和北京卫戍区出面捕人。被取缔的组织有九个 ,均为全国性组织,大小不等。此类组织的存在,被视为对中央权力构成了挑战,因而招致取缔。2月17日,叶剑英批发中央军委致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的公开信。信中说:“你们不要把斗争锋芒指向人民解放军。严重后果由你们完全负责”,随后成都军区抓了数万人。地方上的镇压规模大得多,各地被打成“反革命组织”的群众组织,有湖南的“湘江风雷”、武汉的“工总”、成都的“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广州的“八一战斗兵团”、福州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革委会”、“红九.二”等,基本上各省区都有,这里只能列举比较有名的例子。对“反革命组织”、“反动组织”,其具体惩处方式是取缔组织,逮捕头头,一般成员亦须登记和写检查。个别地方,还因此发生了大量人员伤亡的事件,如新疆石河子1.26惨案、青海2.23惨案等,不再详述。当然,还有很多名义上合法的群众组织,特别是学生组织,现在要求在内部开展整风,整掉所谓的风头主义、山头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也不允许再搞上街游行或宣传车上街。3月7日,毛泽东批示:“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学生军训。”3月19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联的通知”。由于各地最激进也最难驯服的组织被连根拔除,其它各色群众组织在风声鹤唳、日益逼仄的政治环境中,也逐渐停止活动甚至濒于解体。随着地方权力和秩序的重塑,群众组织的纷纷瓦解,到1967年3月中旬,文革运动在全国范围陷入低潮,颇给人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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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记忆》第一OO期
帖子发表于 : 周五 9月 06, 2013 9:0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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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文革】

首都兵团•中学红代会•四三派/四四派

胡庄子

说北京的红卫兵运动,要先从中学红卫兵说起。说中学红卫兵,必须说清华附中红卫兵、“西纠”、“联动”等老红卫兵(简称“老兵”)。说这些“老兵”时,还得说“首都兵团”。如果不说“首都兵团”,中学红卫兵的进程,说不进去,道不清楚。现在的问题是,说清华附中红卫兵、“西纠”、“联动”的多,说“首都兵团”的少,把“首都兵团”说清楚的更少,连《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砸烂旧世界》(卜伟华)等比较知名的涉“红”著作,对“首都兵团”都是轻描淡写,甚至只字不提。“首都兵团”在文革研究中被严重忽视了。
1966年7月底8月初,清华附中红卫兵得到毛泽东认可后,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席卷全国。以清华附中红卫兵、“西纠”、“联动”为代表的“老兵”,他们中的成员大多是“红五类”出身,以干部子弟为骨干,宣扬“血统论”,保工作组(清华附中红卫兵除外),保爹保妈,“红八月”中大打出手的也是他们。与此同时,北京中学红卫兵中逐渐崛起一个反“血统论”、反工作组的红卫兵组织——“首都兵团”。“首都兵团”与“西纠”、“联动”等老红卫兵对立,他们在批判“西纠”、“联动”中发展壮大。中央文革小组1966年末取缔“西纠”、1967年初镇压“联动”后,老红卫兵的造反历程基本上走到了尽头。以“首都兵团”为代表的红卫兵,脱颖而出,成为北京中学红卫兵运动的主力,左右着北京中学的造反运动,一直到1968年8月红卫兵运动式微。
笔者的《“西纠”九问》、《“联动”九章》,对老红卫兵的造反历程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述说。本文则重点对“首都兵团”这一支中学生组成的造反队伍进行探讨。期望通过这三篇文章,基本勾画出北京中学红卫兵运动的全貌。

一、“首都兵团”——一支不同于“西纠”的中学造反队伍

红卫兵从中学发起,北京500多所中学处于红卫兵运动风口浪尖上。当时,
每个中学都有上面派驻的工作组,“老子英雄而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血统论对联也传遍各个学校。中学中,有保工作组的,有反工作组的;有拥护对联的,有反对对联的,为此形成两派。总的来说,保工作组的和拥护对联的,占大多数,是多数派;那些反工作组、反对联的,是少数派,他们在校园里被批斗,甚至受到迫害。这部分在校园里被批斗的中学生,慢慢走到了一起。
“首都兵团”的创始人之一、北京二十五中的李冬民回忆说:

人家都有组织,我没组织不行,就出现了拉队伍的想法。到9月份,我觉得我们应该革命了,应该成立自己的组织了。

根据我们自身的特点,表示和我们学校老红卫兵划清界限。在组织上,这个工农兵、革干、革军这些红五类出身的,有资格参加,同时非红五类出身,表现好的,也可以加入。就这么一条,宣言贴出以后,我们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马上就门庭若市,效果非常明显。我们就这样一来成立了组织。

“首都兵团”的另一位创始人、北京二中学生刘龙江回忆说:

由于反对对联,我在学校里呆不下去了。那时候,大学里相继成立了跨校的红卫兵组织“一司”、“二司”、“三司”,这对李冬民很有启发。那时,各中学都由“老兵”掌权,李冬民就着手组织全市性的中学红卫兵组织。为此我们联系了其它几个学校的头头,都是回不去学校的人,但都想参加革命运动。我们按照军事系列编制自己的组织,并于1966年9月16日在中山公园召开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成立大会,封李冬民是兵团第一司令,二十五中的臧振彪是第二司令,我是第三司令,排第四的是二中的汪世光,后来是纠察队的司令。还有一个是二中的。我们核心小组的五个人都是干部子弟,李冬民是组长,臧振彪是副组长,我们二中的三个人是核心组的常务成员。底下就是各区、各校的组织了。……成立兵团是有社会基础的,我们打出的旗号是两个:一反对对联,二搞教育革命,即搞中学的文化大革命。而且还提出革命不分先后,不分出身。

1966年9月16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简称“首都兵团”)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召开成立大会。李冬民宣读了成立宣言。大会上,宣读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当时开大会都要给毛主席发“致敬电”,估计大多数“致敬电”毛泽东没有过目,连文革小组的成员也未必去看。“首都兵团”的领导,都是一些家庭没有特殊背景的中学生,没有“天线”,联系不上中央领导人,所以他们的这个大会没有中央大员参加。
“首都兵团”的办公地点,选在几个民主党派的中央委员会所在地。此时,因为北京八中陈小鲁(陈毅之子)挑头的红卫兵散发《最后通牒》,民主党派被勒令取缔,已经停止运转。“首都兵团”决定接管农工民主党、民进、民革和致公党的办公地。刘龙江说:“我们一进去,发现真不错,那里办公室、会议室、食堂、宿舍、电话,应有尽有。院子非常大,还有好几部汽车,我们都给接管了。从此,首都兵团也就有了个窝。很快,我们的队伍就发展赶来了,几乎所有的学校都有了我们的组织。接着,我们把各民主党派北京市委员会的地方也给占领了,成为各个区的首都兵团分部。”
李冬民回忆说:

首都兵团司令部当时找到两个民主党派的办公楼,一个是民主促进会,一个是隔壁的农工民主党。民主党派中央机关不是我们封的门,是当初八中红卫兵干的事。我们找到这里,就把它启封了。它离我们学校近,地方也够大,又有房子,又有摩托车,又有汽车。启封了以后,我们就把这两个办公楼占用了。我们后来又占了致公党中央机关,在那里办起了报纸。接着就占到了全国工商联,那儿也有我们的办公室。那时是占山为王,谁先占就是谁的。我在红卫兵运动中算是个人物,但是个比较温和的人物,也就是说比较讲秩序还讲政策。现在回想起来,可以总结的是,我算是走中间路线的。因为我们态度和蔼,既不骂人也不打人,不像前面那些老红卫兵,对他们来讲有安全感。这几个民主党派,一看我们还真是仁义之师,像是解放军的形象吧,仁义红卫兵。所以他们还挺欢迎,说来了一帮讲政策的红卫兵。而且从此以后,再有哪家红卫兵去了,他们就往外推,说:我们这儿已经被首都兵团占了。

“首都兵团”组织发展很快,不久就在北京十八个区县建立了联络站和“首都兵团”的支队。“西纠”、“联动”都是松散的中学红卫兵组织,从来没有形成鲜明、严密的组织机构。“三司”后来也成立了一个“中学中专部”,创办了《首都红卫兵》报(中学版),想把北京中学造反派“统”起来。可这个“中学中专部”也是一个内斗的、不团结的团体,到1967年2月闹得最厉害时,竟有七个“中学中专部”宣称自己是革命的正宗的,自然它成不了气候。而“首都兵团”在这组织方面胜人一筹,它的组织机构有序,组织纪律还算严明,贯彻落实力也比较强。

二、“首都兵团”靠上了中央文革小组这个后台

“首都兵团”成立之初,没有进入中央文革小组之眼,毕竟当时红卫兵组织太多了。但不久之后,它就受到文革小组的重视,成为文革小组信任和依靠的中学红卫兵中最重要的一支力量。它是怎么靠上中央文革小组的呢?
刘龙江回忆说:

9月下旬,“红八月”的抄家风已经过去了,可当地的派出所找上我们的东城分部说,有一个很有特务嫌疑的人家,你们能否把他家给抄了?那时,我们已成立了兵团的东城纠察队,于是就去抄人家。结果发现这家人好像是华侨,而且和总理的关系密切,有总理写给他的信和他写给总理的信的底稿,还有和总理的合影。我们的东城纠察队发现情况不妙,就汇报到总部。我们立即指示东城分部,赶紧把所有抄来的东西都还给人家,别管了。可是,人家还是告到总理那里去了。总理让关锋等查这件事。于是,关锋和戚本禹就找上门来了。他们到我们的东城纠察队驻地,还以为是老兵的“东纠”呢。……他们又和我聊天,问:你们不是“东纠”、“西纠”,那你们是哪儿的?我说,我们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我们反对“对联”,我们主张搞教育领域的斗批改,接着就把我们的观点说给他们听了。……临走,戚本禹安排他的秘书张根成和我们联系。没过几天,我们得到张根成的通知,中央文革在人大会堂接见我们。

中央文革小组接见“首都兵团”的时间是12月13日,这是中央文革小组首次面对“首都兵团”。这次接见,很重要,它开启了中央文革小组掌控北京中学红卫兵运动的第一步;之前北京的中学红卫兵运动几乎都不在中央文革的掌控之中,“西纠”它掌控不了,“联动”是和它对着干的。可以说,当时,中央文革小组需要一个听命于它的中学红卫兵组织,而“首都兵团”也需要一个坚实的靠山。这样一来,双方都有需要,所以一见如故,走到一起。
关于这次接见,历来史实模糊。文革中红卫兵编印的大事记中,没有这次接见的记载。中央首长讲话集中,没有收录这次接见讲话的内容。连当事人李冬民的回忆,也有模糊和错误之处。李冬民回忆说:

1966年12月11号中央文革召集我们去人大会堂开座谈会。我们这一群人谁都没见过中央领导,乱哄哄的。大约等了一个多小时,来了一群人,有总理、陈伯达、江青、康生,往下是张春桥、姚文元、谢镗忠、李曼村、穆欣,还有军队文革小组副组长刘志坚。中央文革都是一身军装,江青也穿军装。只有总理穿一身灰衣服,康生穿一身藏青色的中山装。
那次是我和中央文革的第一次见面。你想想那个场面!被称之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除了主席和林副主席,其他人都来了。那么大一个阵容接见的对象,就是以我为首的一帮小孩子。据记载我们去了19个人,我叫大家都坐下。中央文革也10多个人,还有总理。他们在中学发现了这么一批新人,很好奇。当时气氛还是比较融洽的,谈得也比较轻松。
寒暄完了以后,他们就了解中学的这个形势,了解全市18个区县的中学和我们的组织情况。当时有我,刘龙江,还有臧振彪等,我们这19个人是代表全市18个区县的。我们没有发言次序,大家都说了几句,我不记得了,可能我说的多一点。那次会上,他们问的问题,是想了解中学里的一些情况,接着就是听听我们兵团的情况。
当时大家反映的问题主要是:一个是工作组问题,工作组打击学生算一个问题吧;再一个,就是搞红色恐怖。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在这时候已经变了味了。我们是把血统论制造的红色恐怖这些错误,称之为文革当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时老红卫兵的红色恐怖已经垮了,但是理论上还没清算呢,大家还在告状。
……当我招呼大家都坐下后,江青这时候就假装熟悉似地看了看我,问:哎,你是谁家的孩子?江青可能还想套用以前和老红卫兵打交道的方式,因为她对这些高干子弟家庭都熟悉。但是我们这里不一样了,按我父母这个官,对她而言也就是老百姓家庭。
我坐下跟她说:首长,您以前没见过我。江青就挺好奇,她问:那为什么?我回答得很简单:因为我没见过您啊。康生和戚本禹两个人觉得我答得挺有意思,笑了,江青也一笑。她一笑我就给她加了一句:因为您是首长,是文化革命的旗手,我们大家都想见到您。您呢,见过的人比较多,不一定记得住。但我们见没见过您,我们印象会很深刻的。这是我见江青的第一面。

李冬民的回忆是亲身经历,但这段话中至少有三处错误:一是把接见时间记错为12月11日。二是他把没有参加会议的周恩来也拉到会议中来了,并且还说周恩来“穿一身灰衣服”。三是他对江青说“您是首长,是文化革命的旗手”,江青那时还没被人称为“旗手”,“旗手”的话语是在1967年4月之后才出现的。当然,时过境迁,有时候记忆出现不靠谱的情况也是难免的。
对于这次会议,“首都兵团”主办的《兵团战报》第四期头版头条有比较详细的报道:
十二月十三日下午,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同志,顾问康生同志,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及其他成员刘志坚、张春桥、谢镗忠、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等同志接见我首都兵团的十九名代表,同他们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亲切座谈。
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们对中学的文化大革命非常关心。在座谈会上,他们转达了敬爱的党中央和我们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对中学革命师生无微不至的关怀!
代表们向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同志汇报了中学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兵团的工作。中央文革的负责同志鼓励我们要敢争斗争、敢于胜利,把中学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的更好。要狠抓“老三篇”的学习,在斗争中改造世界观,实现思想革命化。座谈结束时,中央文革小组的负责同志还嘱咐代表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中央文革小组同志在百忙中接见我兵团代表,是对我们中学红卫兵和中学的全体革命师生的最大关怀!最大鼓舞!最大支持!
到会的代表向中央文革负责同志表示: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在这天的接见中,“首都兵团”的负责人李冬民说,他们正筹备召开一个会议,批判老红卫兵的“血统论”,控诉中学里发生的暴力事件。李冬民邀请中央首长参加会议。批判“血统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正合乎政治需要,合乎中央文革小组的需要,江青等人当场答应参加会议。

三、“首都兵团”召开“12•16大会”,江青判了“西纠”的“死刑”
“北京市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12•16大会),在红卫兵运动中、在文革历史上,都是一次重要的会议。“这个大会宣判了中学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死刑,宣判了反动特权组织——东西海纠察队的死刑!这个大会,掀起了批判中学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进军号。”“大会的召开,炸响了一声春雷,惊醒了沉睡的中学运动。这个大会的召开,在全国中学引起了强大的轰鸣。举国上下,到处是一片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讨伐声。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进入一个新的更伟大的阶段。” 这些话语,虽然是自吹自擂,但“12•16大会”对于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的确起到了很大推动作用。
参加会议的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陈永康回忆说:

1966年12月15日,我正在教室里和几位同学谈外出“大串联”的见闻,学校传达室的工友突然跑到楼下,大声喊:“陈永康,你的电话!”我迅速跑到大门口。“你是陈永康同志吗?”话筒里传来一个陌生人客气的声音,“我是二十五中的李冬民。”“哦,李冬民!”我早就知道李冬民其人。虽然未曾谋面,但早听说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也曾遭受过极左路线的迫害,与我有着类似的经历。同时我也听说李冬民近来相当活跃,发起组织了一个全市性的中学红卫兵机构,名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永康,我早就想去见你,一直未能如愿。”
李冬民在电话中继续对我说,“是这样的:明天,我们首都兵团要发起召开一个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誓师大会,地点在工人体育馆,我国的3号、4号,以及中央文革都要参加。”我猜想李冬民打的也是公用电话,因此讲话同样力求简略。但我一听就明白了,他说的“3号”,是指长期以来在党内一直排在第三位的周恩来总理;“4号”,则是指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后被毛泽东主席迅速提升,排到第四位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部长陶铸同志。
“永康”,李冬民接着说,“我们都知道,在文化大革命中,你和你们师大附中的广大师生员工,都曾经遭受过资反路线的残酷迫害,因此请你们学校的代表在大会上作一个发言。同时,作为这次大会的执行主席,我还要邀请你参加大会主席团。”
说老实话,对红卫兵这三个字,我长期以来并不怎么感冒。因为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在师大附中私设“劳改队”,残酷打人、摧残人,迫害、打击广大干部和师生员工的,就是红卫兵那帮人。在电话中,我把我的看法也坦率地向李冬民谈了。
“老兄差矣。”李冬民笑道,“红卫兵这个词应当说是不错的,而且我们都应当是红卫兵。严格地讲,真正的红卫兵应当是我们,而不是你说的那些人。”
放下电话,我当即把李冬民所讲的事情向熟识的师生员工们说了。大家都认为这绝对是一件好事:“就是要让我们师大附中的情况,尽快地请周总理等中央首长知道!”至于让谁发言呢?我看到在场的李延平,便当即征询意见:“李延平,我看就你吧!你声音不错。”其实我心里想得更多的是:李延平“根正苗红”,父亲又是位老红军,现实表现也不错,到周总理等中央首长面前发言,“对立面”就是想从鸡蛋里挑骨头也挑不出来。16日下午,我们早早就骑自行车赶到位于北京东郊的工人体育馆。

12月16日,“北京市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在工人体育馆召开。李冬民担任大会的主持人。周恩来、陶铸、陈伯达、康生、江青以及刘志坚、张春桥、谢镗忠、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出席了大会。“首都兵团”代表首先致开幕词,然后由北京四中东方红公社代表、北京一中红旗战斗队、东方红公社、红军兵团联合代表、师大一附中代表先后发言。他们在发言中声讨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对“对联”、西东城纠察队、某些红卫兵组织和工作组,进行了批判。江青、陈伯达、周恩来、康生,先后即席讲话。其中,江青第一个讲话,最引人注目。江青说:

……你们刚才的讲话,水平都是很高的。我讲不出,我要向你们学习。
……斗争的锋芒对准什么,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刚才有些同学讲,西城纠察队、东城纠察队、海淀纠察队,所谓的“纠察队”,他们有一小撮执行资产阶级路线的小家伙,他们的斗争锋芒是对着你们,这就是错了!……他们以贵族自居,血统高贵,什么东西!在这儿,我觉得,周荣鑫是负有责任的,雍文涛也负有责任的,王任重也负有责任的。让他们向你们检讨,他们是怎么支持他们这一小撮坏蛋向你们作宪兵工作的。……对于中年的老年的,坚决死不回头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斗倒、斗臭、斗垮!要不要周荣鑫、雍文涛站出来看看?(群众强烈地回答:要!)出来!

周荣鑫、雍文涛被迫站起来亮相。陈永康回忆说:

江青第一个讲的话。这是我第一次听这位“第一夫人”讲话。最突出的感觉就是“冲”,许多别人不敢讲、不好讲的话她都能冲口而出,因而常常语出惊人。记得在那天的讲话中,江青狠狠训斥了一通“红卫兵纠察队”中参与打人、抄家的高干子女,最后骂了句:“血统高贵,精神贵族,什么东西!”接着,她又声色俱厉地训斥:“这个问题,周荣鑫是有责任的,雍文涛也是有责任的!”
在这样大规模的群众集会上公开点国务院秘书长和北京市委文教书记的名,未免使我心中一震。更出乎我意料的是,江青接着说了一句:“要不要让他们站出来请大家看看啊?”我心中更是“咯噔”一下:“怎么会这样?”但随着全场群情激愤的一声“要!”,主席台上已经有两个人闻声忽地站了起来。

大会上宣读了《判处反动“对联”的死刑》。江青的讲话,的确是判了西城纠察队、东城纠察队、海淀纠察队的死刑。从此,“西纠”等老红卫兵组织走向穷途末路。
顺便说一句,《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一书中,有许多记忆混乱的地方。比如,书中把“首都兵团”主持的“12•16大会”与“首都兵团”成立大会弄混淆了,把“首都兵团”与红代会出现的时间顺序弄颠倒了:

“西纠”后来变成“联动”,“联动”被中央文革抓了一百多人,包括董老的儿子董良翮都在内,“西纠”后来不行了。然后起来的是哪一派呢?起来的是中学红代会的头头李冬民。李冬民组织了一个造反派组织“首都兵团”。……在“首都兵团”的成立大会上,中央文革小组的那些“左”得发紫的人都参加了。周总理也在场。北京市是我和丁国钰、雍文涛参加的。……这个大会主要是批判“西纠”。在大会批判过程中,江青故意提高嗓门,问到会的人知不知道谁是“西纠”的后台?参加会的红卫兵说不知道。江青铁青脸说:就是周荣鑫!要大家看一看他,让周荣鑫站到台子的前边。江青接着又声嘶力竭地说:还有雍文涛!

大会通过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决议》,集中反映了“首都兵团”的政治观点。这个“决议”共分六部分:
(一)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决议说:我们坚决拥护中央文革小组,我们非常信任中央文革小组。中央文革小组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司令部。谁反对中央文革小组谁就是反革命!谁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就砸烂他的狗头!
(二)关于红旗十五期社论。决议说:十五期社论好得很!好极了!它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威风,给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顽固分子一个致命的打击!它戳穿了阶级敌人的种种卑鄙的阴谋诡计,它大大地鼓舞了广大革命师生,它给犯了错误的同志指明了前途,它又一次阐明了这次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
(三)坚持文斗,反对武斗。决议说:那副臭名昭著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鬼见愁”就是武斗的开始。那副对联的辩论是有人故意挑起来的!目的就在于转移斗争大方向,就是要挑动武斗!他们妄想用这种卑鄙手段来压制群众,打击革命左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武斗成风,似乎文化大革命中打人合法了。不!我们要大喝一声“打人犯法!不许武斗!”
(四)关于西东城纠察队。决议说:几个月的事实证明:西东城纠察队就是镇压革命的宪兵队!西东城纠察队从成立起就是以保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著称。以骂人打人闻名。他们的罪恶活动多得很!“纠察”,“纠”什么?“察”什么?说穿了就是要凌驾一切!专横跋扈,为所欲为!我们应该相信群众,我们应该相信革命的红卫兵的组织。我们不需要什么纠察,西东城纠察队必须解散!一切纠察队必须解散!西东城纠察队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也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西东城纠察队必须解散,不解散西东城纠察队,革命群众就不能充分发动起来!彻底解散西东城纠察队!揪出西东城纠察队的后台!
(五)坚决拥护江青同志十一月二十八日讲话。
(六)关于红卫兵自我革命问题。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决议》在中央文革小组最关心、最敏感的几个关键问题上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11月—12月,中央文革小组受到部分大专院校红卫兵、“西纠”等中学红卫兵组织质疑甚至攻击,“中央文革向何处去?”,“一问”“二问”“三问”中央文革的声音此起彼伏,时称“十二月黑风”。在这种形势下,“首都兵团”鲜明地拥护文革小组,跟定中央文革,立场十分坚决。
——12月13日出版的《红旗》15期发表社论《夺取新的胜利》,指出:“广大革命群众是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有些别有用心的人,也就利用‘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个口号招摇撞骗,混淆视听,他们实际上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决不允许任何人假借‘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名义,要打击革命群众,来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社论要求“在前一段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彻底同错误路线划清界限,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首都兵团”对十五期社论的表态,十分及时。
——武斗是从那里老红卫兵兴起的,是“西纠”等“老兵”的软肋,老百姓反感武斗,中央文革小组正极力与武斗划清界限。“首都兵团”鲜明地反对武斗,批判“老兵”搞武斗,既得人心,又得文革小组之心。
——“西纠”等老红卫兵被中央文革认为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具”。“首都兵团”反对“西纠”、要求解散“西纠”,与江青等中央领导指责“西纠”的讲话相呼应。
——江青11月28日在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回顾了文革开始后六个多月的进程,提出“建设为工农兵服务的无产阶级的新文艺”,还第一次提出彻底批判“三旧”——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旧文化部。“首都兵团”“坚决拥护江青同志十一月二十八日讲话”,很及时,跟得很紧。
总之,“首都兵团”通过主持召开“北京市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发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决议》,在中央文革小组和全社会面前进一步亮明和宣传了自己的观点:反“对联”,反“西纠”,反武斗,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紧跟中央文革小组。这样的立场,为他们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江青后来表扬说:真正的左派是首都兵团。
中央文革小组还明确要求北京市委支持“首都兵团”。

四、“首都兵团”主导建立“中学红代会”

1967年初,中央文革按毛泽东的指示,发出造反派大联合的号召。中学红卫兵组织的大联合也摆上了议事日程。中央要求中学红卫兵大联合,目的是改变中学红卫兵运动的无序状态,使运动纳入到可控制的范围内。
李冬民回忆:

1967年1月,具体哪天我不记得了,谢富治单独找我。他打电话把我叫到人大会堂,我到那已经是晚上11点了,从南门进了江西厅。在小厅里,只见谢富治正弄着一碗面条,在那儿吃。……我们边吃边谈。他说:是这么回事,毛主席现在有个意见,要北京市成立一个临时的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是三结合的原则,第一,要有你们这些革命小将,革命群众;第二,当然解放军要有一点;再有呢,就是这些地方干部,也参加进来。这就是三结合。他说:你看我们北京也成立这么个权力机构,你同意不同意?我说同意。他问,支持不支持?我说支持。他说那我们就按这个三结合的原则,你们革命小将准备着,按这个原则去把自己的组织建起来。作为一个方面,作为这个权力机构的支柱。
……在二三月份,正式通知我:大学组织了个红卫兵代表大会,然后你们中学呢,因为人多,再单独组织一个。当时北京的大学几十所学校,大约有16万人。中学和中等专业学校是500多所,大概有50多万人。
谢富治和我谈过之后,就没再找我,而是中央文革和我具体谈。筹备中学红代会的运作体系大致是这样的:上面是中央文革的戚本禹牵线,具体联系是张根成,他们负责提出指导意见。负责组织工作的是卫戍区负责军训的李钟奇,具体办事的是防化处的处长刘丰。
文革中的北京中学生比较特殊,不像外地的中学生基本都是被大学生牵着鼻子走。北京的中学生一是政治上相对成熟,而且从八一八开始,实际是中学生在主导着北京的局面。二是人多,而且大部分都在城区,这是大学生没法比的。所以北京的中学生是一股很大的力量,这也是中央文革之所以那么重视,还专门接见我们的原因。这时候老红卫兵已经倒了,其他派别还没有成气候。中央文革要具体联系中学的时候,除了我们找不到别人。首都兵团,一个是批判血统论,在这点上站住脚了。一个是搞毛主席号召的教育革命,虽然没吹起来但也有影响。最关键的呢,就是我们有个遍及北京城郊的组织系统。这样,一个是谢富治,一个是卫戍区,再就是中央文革,他们几头找,都是找到我们。
……筹备初期,中央文革找我提出了一些意见并点名推荐了几个人:首先,戚本禹建议把“三司”的中学中专部纳入红代会。第二,他确定了清华附中要有人参加,先找个代表人物,戚本禹让他的秘书张根成推荐了刘X,让我去联络。第三,红代会里光是学生不行啊,戚本禹又推荐了一个朝阳区的一个老师杨XX。第四,张根成又按照戚本禹的意见,推荐了101中学的任XX,说这个人也可以作为一个代表。

中央文革小组最初设计的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简称“中学红代会”)的筹备组核心成员有五人:25中的李冬民、清华附中的刘刚、101中学的任公伟、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陈永康、朝阳区的杨老师,这些人将来都是要进入“中学红代会”领导层的。
“首都兵团”的负责人李冬民等人对中央文革指定的筹备组五人核心成员并不满意,也不服气。李冬民作为筹委会的第一把手,他内心里是要以 “首都兵团”为主建立“中学红代会”。李冬民任用“首都兵团”的刘龙江为筹委会的组织部长。他们乘机把“首都兵团”各区、县的组织成建制地拉入“中学红代会”。此时,中央文革小组让北京卫戍区进驻中学负责军训的部队协助组织“中学红代会”,实际操作中,他们起了主导作用。卫戍区军训部队对校园里的激进造反派本来就没有好感,而“首都兵团”相对来说还算温和,又有比较现成的组织,操作起来比较方便省事,他们对“首都兵团”将自己的队伍建制地拉入“中学红代会”,也乐见其成。这样,军训部队与“首都兵团”联手,将原来的筹备组五人核心成员进行了调整:101中学的任公伟和朝阳区的杨老师因为出身不好,换下;清华附中的刘刚支持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军训团对蒯大富反感,这殃及刘刚,也被换下。中央文革的张根成对李冬民说:你不能都弄成你们首都兵团的人啊。于是,经过反复协商,新的五人小组组成:25中的李冬民、北京师范大学一附中的陈永康、2中的刘龙江、清华附中的程进香、地院附中的薛玉峰(教师代表)。这几个人后来都是“中学红代会”核心组的成员。
1967年3月25日,北京市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徐向前、叶剑英、谢富治、萧华、杨成武、江青出席大会,周恩来和江青讲话。大会通过了《首都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宣言》、《给毛主席的致敬信》和《告全国中等学校红卫兵书》。这标志着北京500多所中学造反派组织热热闹闹地实现了“大联合”。
北京“中学红代会”成立后,开展了一系列活动。4月10日,组织20万人进行“砸烂黑《修养》,打倒刘少奇”示威游行,召开“彻底摧毁刘邓黑司令部誓师大会”;6月,参与了在北京八一中学举办了“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会”;6月,与“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一起,在北京展览馆主办了“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10月举办了由600人参加演出的大型战斗歌舞《红卫兵战歌》等。
全国各地中等学校仿效北京“中学红代会”的做法,纷纷召开红代会,落实毛泽东“大联合”、“复课闹革命”的号召。能否加入“中学红代会”,成为众多的中学红卫兵、造反派组织是革命派还是非革命派的标志;激进的也好、保守的也好,都争相申请加入这个组织。但这所谓的“大联合”,用官方的话说是“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直接领导下,在解放军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在广大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的共同努力下” 完成的,实际上,它是在官方撮合之下凑合起来的,并不是各派别的红卫兵组织志同道合的联合体。各派争当“中心”,争权夺利,争斗激烈,结果是不联不合。中央期望通过大联合,加强对中学红卫兵的规范和管理,显然落空了。不久,北京中学的红卫兵就分裂四三派、四四派……

五、《兵团战报》上开了共和国报纸的第一个“天窗”

《兵团战报》,最初由“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政治部宣传部”主办。它是“首都兵团”的机关报,兵团第一司令李冬民兼任社长和总编。
《兵团战报》创刊号和第二期报纸,是在总编李冬民离开北京的情况下由兵团的第三把手刘龙江负责出版的。刘龙江回忆说:1966年11月18日出版的第二期《兵团战报》上,公开批判了“对联”。我以“迎春到”的笔名写了一篇《评对联》的文章,文章写得很长,一个版面搁不下,我就把开头的部分改变成社论——《欢迎大辩论》。那期《兵团战报》发行以后,卖得非常好。全市都抢啊。在各区分部里,卖的钱都堆成堆,都是二分钱的纸币,卖了八万份。我们连忙加印。
由于“首都兵团”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办报的资金有保障,印刷也有保证——有关部门指定《光明日报》社负责印刷《兵团战报》。
首都兵团政治部宣传部主办的《兵团战报》共出13期。其中发表了许多批判“西纠”、批判“联动”、批判“血统论”对联的文章,比如《解散镇压群众运动的纠察队》(第五期)、《评“联合行动委员会”》(第七期)、《为“联动”送葬》(第八期)、《致“老”红卫兵》(第十一期)、《取缔〈中学文革报〉》(第十二期)等,与中央文革的声音相呼应,或者说是积极响应了中央文革的号召。
进入1967年,《兵团战报》发生了一个很有戏剧性的故事。2月7日出版的《兵团战报》第八期,报纸刊头的位置空着,没有“兵团战报”报头,第三版上还开了巴掌大的“天窗”。“天窗”里有“致读者”三个小字,却没有任何内容,读者看了,心里会想:“致读者”的内容是什么呢?编辑部显然是在通过“天窗”的形式向读者诉说发生在编辑部的故事。这是北京出版的红卫兵小报第一次开“天窗”,这也是共和国成立以来北京的报纸第一次开“天窗”。这期报纸一出,引起社会上的关注,各种说法都有,议论纷纷。2月24日出版的《兵团战报》第九期发表《再致读者》:“鉴于社会上对我报第八期《致读者》的种种流言蜚语,我们不惜挤出版面,再致读者。有人造谣《致读者》内容反动,他们其实别有用心。我们征求了《光明日报》工人同志的意见,不在报上揭发《光明日报》和其它单位一小撮的行径。对我报第八期无报头及《致读者》被撤去问题,将另印发传单,说明真相,回击对《兵团战报》的谣言。”
第八期中没有刊登的“致读者”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内容呢?我至今没有收集到《兵团战报》“再致读者”中所说的将要印发的相关传单,所以这张小报开“天窗”背后发生的故事,有待于知情人去索解了。最近,我收集到的一张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图书馆收藏的《兵团战报》第八期,那张报纸上的“致读者”下面有几行手写体文字:“读者同志们、革命的造反派同志们:你们看了这个报纸后,一定要问为何此报没有报头呢?为何此处是空白呢?这里是有问题、大有文章可做的。希望每个有兴趣的同志对此问题展开讨论,问个究竟为什么?!!本报评论员小议论 一九六七年二月七日”这几行字应该是《兵团战报》编辑部的人写的,是专门在送往党校图书馆的报纸上写的——是谁写的呢? 知情人不妨站出来说说明。
毛泽东曾赞扬《兵团战报》说:这份小报不俗,没有怪语言,也不搞丑化。
1967年3月27日出版的《兵团战报》第14期,改由首都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主办。中学红代会的核心成员是“首都兵团”,这样《兵团战报》就变成了中学红代会的机关报。作为中学红代会机关报的《兵团战报》,批判“联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对立面,拥护文革小组,发表《向江青同志致敬》等赞扬江青的文章,成为一张引人注目的报纸。《兵团战报》到1967年11月,共出版30多期。
其间,围绕《兵团战报》发生许多曲折和变故。比如,《兵团战报》多次被打砸抢。1967年6月10日出版的《兵团战报》第21期“致读者”说:“挨打砸抢对我们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东纠不是砸过我们吗?西纠不是砸过我们吗?联动不是砸过我们吗?可是我们万万也没有想到那些拍着肋骨自封反联动的英雄好汉们竟然也干起了打砸抢的买卖来了……”。8月18日出版的第27期“致读者”说:“八月七日,一些名副其实的联动分子,翻墙跳入我《兵团战报》编辑部,进行了一次土匪式的洗劫和抢掠。这一二百个丑类,来自于二十八中八一八、女八中、三十一中东方红、工校井冈山等,他们乘汽车,执着棍棒、皮带、刀子,一夜之间先后打砸抢了二十五中东风兵团、女十一中东城一分团、新七中红卫兵等革命组织,最后对我《兵团战报》进行野蛮的袭击,抢走印章、自行车、私人手表、纪念章、电话及大批报纸、现款,给国家带来了严重的损失。……他们是流氓?是联动?是强盗?不,他们不喜欢这种称号,他们自称‘响当当的革命左派’。”
一些对李冬民不满的兵团成员,打砸了《兵团战报》编辑部,还拉出队伍,创办了另一张刊头一模一样的《兵团战报》,与李冬民的《兵团战报》对抗、对骂。《兵团战报》新1号,1967年8月18日创刊,创刊号上“致读者”说:“冲破了李氏家丁的层层封锁,砸烂了一小撮混蛋扼杀新生事物的美梦,全身沾满了战火的硝烟,迎着革命战友幸福的欢乐,终于冲杀出来了!踏着惊天动地的脚步,终于冲杀出来了!《兵团战报》新生了!”“《兵团战报》新生,宣判了旧《兵团战报》的死刑!”从此,两张《兵团战报》开仗了……

六、北京中学红卫兵分裂为“四三派”与“四四派”

红卫兵运动是从中学兴起的。随着对“血统论”对联的批判、对“西纠”和“联动”的打击,大专院校造反派红卫兵崛起。到1967年初,工人运动兴起,夺权进入高潮,中学红卫兵不再是文革运动的主力军。所以,周恩来在首都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我在去年国庆之前,我同北京中学的红卫兵小将们曾经进行了频繁的接触。很遗憾,以后由于忙于同大专院校、机关和外地的同志们联系,同你们的接触减少了。” 这一阶段,不仅是周恩来与中学红卫兵接触少了,文革小组成员也与中学红卫兵直接接触也不多。
1967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要求“从3月1日起,中学师生停止外出串联,一律回本校,一边上课,一边闹革命。为了加强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对中学师生要分批分期地进行一次短期的军政训练。”这个意见并没有得到很好落实。
进入4月,北京的中学红卫兵,因为对军训、对老红卫兵、对“复课闹革命”、对掌权派(“中学红代会”)、对文化大革命等重大问题,存在不同认识甚至是尖锐分歧,分裂为“四三派”和“四四派”。
“四三派”,以江青1967年4月3日的讲话而得名。这天,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中学师生代表。北京28中的王宇(三司中学部成员)等一些激进的学生反映:在中学搞军训的解放军支持“联动”,支持保守派,不支持革命派。有些在军训中受到打击的造反派也纷纷诉苦。陈伯达、江青等人听了,情绪激动地批评北京卫戍区领导的中学军训团。陈伯达说:“军训不能干涉、不要妨碍学生群众的文化革命运动,不要包办代替。大联合不能同解散(左派组织)等同起来。”康生在讲话中直接批评了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他说:“支左不能解散左派组织。”江青说:“解放军要支持左嘛,不是支右嘛,左派组织都解散了,还支持谁?这样不支右也支持了中间派。”“军训的同志应该明确表示支持左派,现在事实上证明把左派组织搞掉了嘛。首先左派组织不能解散,解散了怎么支左。” 那些对军训有意见的中学生认为这些讲话好得很,连夜将讲话印成传单散发,写成大字报张贴;有些学校天一亮就开始冲击学校的军训人员,轰解放军。这部分学生被称为“四三派”。由于中央领导的“4•3讲话”,军训受到冲击,参加军训的官兵有不满和牢骚情绪。
军训是毛主席布置的,是为了整顿中学红卫兵的无政府主义、把学生收回校园、实现复课闹革命的一个重大步骤,岂能夭折?4月4日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再次接见学生造反派代表。“中学红代会”的李冬民首先发言说:中学全乱了,没法工作了,军训没法进行了,等等。江青等人开始给“4•3讲话”纠偏和降温。江青说:“卫戍区还是好的,是紧跟毛主席的。有些问题是属于认识问题,不要造成对立。军队有立场问题,也是可以改正的。有责任,中央文革也有责任,没有及时和大家交换意见。”讲话中强调“拥军”。一部分“拥军”的中学生也组织起来,这就是所谓的“四四派”。
“四三派”的代表人物是金坚。良乡电校“八一八”和建工学校的“飞虎队”是“四三派”中最激进的。“四三派”得到了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蒯大富等大专院校造反派的支持。
“四四派”的代表人物是“首都兵团”的李冬民、刘龙江。“四四派”得到了北大的聂元梓的支持。聂元梓与李冬民关系很好,人们戏称俩人为“老佛爷”和“小李子”。
“四三派”为扩大自己的影响,于4月12日组织北京中学“四三派”几万人在北京27中(地处故宫东华门外)集会,高呼“炮轰李钟奇”等口号。这次大会被称为“四一二事件”。
中学红卫兵组织分裂,使得刚刚实行“大联合”的“中学红代会”名存实亡。中学的派性争斗趋于恶化,武斗事件不断,刚刚开始的“复课搞革命”的局面也被破坏。
中央文革小组对中学红卫兵的分裂对此很重视。江青在4月25日接见大、中学生代表时说:“我们4月3日接见了一次,4月4日接见了一次,就分成了两派对立,那不好。”陈伯达说:我们不同意分“四三派”和“四四派”,从今天晚上起,我们要取消这个名字,无产阶级革命派只有一家。
中央文革小组反对四三、四四的说法,中学红卫兵也跟着响应。比如《兵团战报》曾发表《提倡积极的思想斗争,反对四三、四四区分论》(1967年5月30日)、《臭狗屎——四三、四四区分论》(1967年10月1日),这些话都是嘴上说说而已,两派的斗争一直持续着。
其实,“四三派”“四四派”的形成,主要不是因为江青等人的两次讲话造成的,而是中学红卫兵对联动、军训等问题的不同认识引起的。
总的讲,“四三派”激进一些,认为必须彻底批判联动思潮;“四四派”温和一些,认为“四三派”不能团结大多数,批判联动思潮是矛头向下。“四三派”认为,左派组织不能解散,要以左派为核心,实现大联合;在军训中许多中学革命组织被解散,中学军训两条路线斗争的纲提得不高。“四四派”则认为,中学军训好得很。
“四三派”认为:“四三与四四的矛盾由来已久,可以从其成员看出:四三派大部分是老造反派,即八月份反对联,反对血统论,十月份积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十二月猛烈地与“联动”战斗,一月份群起夺权,可以说,是革命造反精神很强的小将。四四派有两部分主要成员,(一)在很长的时间里与造反小将一起战斗的,也曾经有一二次站在先头,但总的来说,不很得力,比较含糊,在当时就不是主力而是同路人,但也不愧为造反派。(二)受蒙蔽、犯过错误但基本上有所认识的人,如一部分老红卫兵。” 四三、四四派之间的裂缝日益扩大。
其实,四三、四四派在不同的学校的差异性是很大的。在比较激进的四三派中,也有比较温和一些的人;在相对温和的四四派中,也有一些激进分子。
北京中学红卫兵在四三、四四两派之外,还有“老红卫兵派”,他们是1966年8月之前最早起来造反并组建红卫兵组织的一批人,其家庭出身多为红五类。他们活跃于文革初期,经历政治沧桑,对文革有些反思,有些人参加了“联动”,有些人成为“逍遥派”,每天“三饱一倒”,置身于运动之外,逃避政治,享受人生。因为他们既不是四三派又不是四四派,所以称“不三不四派”、“43•5派”。但他们在道义上支持“四四派”。他们排演的《红卫兵组歌》(1967年5月29日在天安门广场演出),是老红卫兵文艺的代表作。
“四三派”与“四四派”在中学严重对立,展开了激烈辩论,诸如大字报战、广播战都用上了。两派分别创办报刊宣传自己、批判对方。四三派的报纸是《中学红卫兵》、《中学论坛》、《四三战报》、《新四中》等,四四派的报纸是《兵团战报》、《三七战报》等,老红卫兵办了《新莱茵报》。
《四三战报》创刊号上刊登的《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系统宣扬四三派的观点主张,影响很大。四四派当然不能坐视,《兵团战报》6月24日发表《〈论新思潮〉是为资本主义复辟招降纳叛的宣言书》、7月5日发表《剥开论〈新思潮〉的画皮》等文章,对《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及四三派进行批判。
许多时候,双方的辩论变成了谩骂——“四三派”认为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军训联合指挥部负责人李钟奇不支持他们,自称“轰李钟奇派”。他们编了一个顺口溜骂李钟奇:“李钟奇的妈,邋里拉遢,被窝里吃,被窝里拉。”——我收集到这则民谚的经过,说来还有趣:2007年9月20日,星期四,早晨我到报国寺。回来打出租车。司机见我拿一份文革小报《四三战报》创刊号,打开了话匣子。他说,1966年文革开始时他14岁,家在北京郊区,至今记得一个骂李钟奇的顺口溜:“李钟奇的妈,拉里拉蹋,被窝里吃,被窝里拉。”这真是一则难得的史料,文革期间编写的、文革后出版的涉及文革的图书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骂李的,肯定是“四三派”。
“四三派”的支持者和同盟军是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三司),以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为主体。对此,“四四派”很不高兴。北京二中的“四四派”在一张批判“四三派”的大字报上落款“543488部队”,谐音是“吾是三司爸爸”;北京女四中在一张大字报上署名“34452”,谐音为“三司是我儿”。
谢富治在1967年8月2日评价说:“四三派是好的,是革命性很强的一派;四四派也是革命的,四四派软一点。四三、四四派要联合起来。” 此后,中学红卫兵嘴上吆喝着不分四三、四四派,实际上针锋相对,双方始终没有“联合”起来。谢富治在1967年9月1日说:“专政、群众结合,搞好社会秩序,中学红代会为什么不在这方面作出贡献?四三到上海、张家口去发展势力,我不支持,四四不要用此去整四三。坏人、盗窃、强奸犯趁机捣乱,钻两大派的空子。派别利益高于一切是错误的,派不解决,坏人就钻空子。”
到1967年下半年,中学红卫兵已经不是文革运动的主力军了,他们的武斗,小打小闹,没有大哥哥——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厉害,更没有各地工人阶级参与的动枪动弹的武斗那样激烈,所以,中央文革的心思没有更多地放在他们这一边……。1967年10月,中央文革和北京市举办“中学红代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谢富治、李钟奇接见并讲话,要求“不搞四三、四四”,意在消除中学红卫兵中的派性,规范他们的造反言行。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召见北京“五大学生领袖”,红卫兵运动悲壮地结束了,中学红卫兵运动也无疾而终……

七、江青为“首都兵团”司令李东民改名

文革之初,19岁的李冬民是北京25中“老高三”学生。他成立了全校第一个红卫兵组织“东风战斗组”。工作组进驻学校后,工作方法简单,限制学生的造反行动,不许外校学生来串联,引起李冬民的不满和反抗。李被工作组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 因为他反对“血统论”对联,又受到老红卫兵的打击。工作组主持召开批判李冬民的大会,邀请周边学校派代表参加。
1966年9月16日,李冬民牵头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成立全市性中学红卫兵组织“首都兵团”,李冬民任兵团第一司令。文革开始不久,李冬民当局长的爸爸被打倒了,与“首都兵团”对立的一派就经常拿李冬民爸爸这事攻击“首都兵团”。副司令臧振彪希望李冬民回避一下,李冬民不承认爸爸是“三反分子”,就与臧振彪发生了冲突。这时候,东北的红卫兵邀请李冬民,李冬民顺水推舟离开了北京。12月,李冬民返回北京后,发动“小政变”:带领一批拥护他的人,主要是秦喜昌等,包围了兵团司令部,赶走了臧振彪,把被夺走的权又夺了回来,继续做“首都兵团”的司令。
1967年初,李冬民在中央文革支持下筹备成立“中学红代会”,李冬民任中学红代会核心组组长。4月20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李当选为常委。
毛泽东、江青等多次接见李冬民。毛说:“李冬民呀,你的兵比我的多。”
李冬民还被江青改名为“李东民”。他回忆说:“1967年春夏之交,有一次见面,她就说:你就把名字就改成东方的‘东’吧。这样呢,这个‘东民’是上跟毛泽东,下联系人民群众。江青还有这么一个解释。后来我的名字就改成‘东民’了。不过,我觉得有点像文革初期时的改名风潮,有点俗套,所以也就是在发表文章时用,我有几篇文章是用这个名字发的。户口本上没改过来,一直是冬天的‘冬’。” 李冬民对江青的印象是:“江青的形象还是可以称之为婷婷玉立的一个人,很有风度,言谈举止很潇洒,很自如,谈笑风生。她对我很亲切,那个时候像个女人看孩子似的。”
1967年4月,北京中学红卫兵分裂为“四三派”和“四四派”。“首都兵团”也分裂为两派。李冬民作为“首都兵团”的负责人,作为“四四派”的代表人物,自然受到对立面的攻击和批判:

李冬民们把首都兵团当作独立的机关,当作世外桃源,当作自己的御用工具。
首都兵团在中学运动中也起了不好的作用。它在同西纠、反动血统论的斗争中是英勇的,然而到了后来,联动猖狂反扑之时,它的内部却打起了内战,首都兵团许多战士都卷入了内战,使对刘邓、对联动的斗争不能坚持到底。而且其中一些人甚至成为亲联派,对联动温良恭俭让。在以后的斗争中,首都兵团的大权被一些混蛋操纵了。……首都兵团革命派沉痛地看到,李、刘、秦之流被首都兵团搞得一塌糊涂,混进来大批的保守派,使革命队伍相当涣散,无战斗力。……它在外地建了联络站,有的完全支了保,例如新疆等。它当中一些混进来的家伙,后来成了破坏中学大联合,排斥、攻击革命同志的打手,成为资产阶级作风严重的秘书、保镖、听差之类的拍马屁的东西。它被一些资产阶级政客把持,走上了分裂中学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错路。
我们严正警告李××之流,你们用窃取的便利条件,欺骗中央首长打击革命造反派是绝对不会有好下场的!

1968年,红卫兵运动式微。李冬民下乡插队到内蒙古。不久,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1973年复员回到北京,在北京重型机械厂当工人。
1977年1月8日李冬民等人在北京街头打出标语:“坚决要求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惊动了海内外,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李被捕入狱,1980年6月平反。


【清华文革】

直面良知:我的文革心路历程
——读《良知的拷问》之后的一次谈话(三)

孙 耘

Y:这么说,你没有参加清华的百日大武斗了。
S:罗征敷事件让我躲过了“百日武斗”。我想,这也许是我的幸运。依我当时的思想认识和常德的体验,会与陈继芳、王良生、王子瑜等人一起,主张通过搞专案挖“现行”材料,从政治上打垮414,而不赞成采取武斗方式。然而,一旦武斗发生,又绝不会当逃兵。我的这一劫恐怕在数难逃。
罗征敷事件对清华文革的进程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首先,它是两派斗争中第一件命案,强烈刺激了414群众,大大激化了两派矛盾,催发了20天后的“百日武斗”。同时,它对“罗文李饶专案”的形成也起了催化作用。我们进班房的三人都是校体育代表队的成员,当传出可能判刑的消息后,以代表队成员为主导的专案组自然更为着急,就力图把“现行反革命案”做实做死,以减轻我们的罪责。我总觉得,这是他们扩大为罗文李饶专案并大搞逼供信的一个心理原因。因此,我同样愧对专案中受迫害的老师、同学,尽管我没有直接伤害他们。专案组的许多成员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屡受冲击,影响了出国、入党、提升,甚至背负着“三种人”、“严重政治错误”等罪名。对他们,我总有一些歉意。
专案组成员、校足球队的时作隆在5.30武斗中摔伤致高位截瘫,专案组和代表队的二十多位同学在毕业后按每年一个月安排寄生活费,连续18年没有间断,直到他1985年去世。小时英年早逝,没能享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令人十分惋惜。2007年“二闲堂”主编唯一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时作隆武斗受伤的事,我曾以“北南”的笔名简单记述了小时后来的经历,发表在该网站“四十年细说从头”栏目。
Y:今天你说了不少表示愧疚和道歉的话,这些话一定是你早就想说的吧?
S:有些话的确憋在心中很长时间了,有些则是近几年在清华两派反思氛围里的新体会。鲁迅说过,“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自己。”我认为反思的前提是“解剖自己”,进而解释自己,真诚地说服自己,然后才可能去说服别人。我达不到鲁迅的境界,只有努力学习他的精神。
Y:听说你毕业后的经历也很坎坷,可不可以简单谈谈?
S:我和孙铮一起分配到海拉尔通用机械厂,我当车工,孙铮搞电机装配。1968年底正是内蒙古大抓“内人党”,即所谓“挖肃”运动的高潮。外来大学生天然清白,是依靠力量,北大法律系的小汪已成为专案组的骨干。我报到不久,厂革委会就让我进专案组。我无法坚辞不干,好在已有清华的经验教训,迅即发现所谓“挖肃”完全是搞逼供信。口供材料犹如滚雪球般咬来咬去,共产党居然都成了内人党,怎能经得起推敲?我的意见被指责为“右倾”,很快将我和赞同者踢出专案组。这样,我不但避免了再陷泥潭,而且得到全厂上下的好评和关照。相反,有些刚分配去的大学生和插队知青就陷了进去。可见,从挫折和失败中得到的教训往往更深刻也更有价值。
1970年秋,迟群、谢静宜主政的清华开始大张旗鼓地清查5.16,启动虽晚,而气势更猛。工宣队通过逼供信获得口供,将井冈山兵团打成 “5.16反革命阴谋集团”。一时校内人人自危,校外数百名已分配的学生受到“隔离审查”,其中几十名被陆续揪回学校。10月底,以开四届人大准备会的名义将蒯大富骗回学校。 1971年2月9日,我在工作中被三位解放军带走,于11日回到学校,隔离在东主楼八区。迟群与我个别谈话,说我民愤极大,威胁要依法制裁,诱导我交待“5.16组织问题”。谁都知道,迟群是“毛主席亲自派来的”,那几天我压力极大,甚至动过自杀念头。实际上,当时许多审查对象都有过类似想法,比如关在我对门的一位女实验员就喝过敌敌畏。校内自杀身亡者有四名,我知道其中三位都是团派骨干。栗乃志在审查中跳楼身亡。总部委员、老工人韩启明更悲惨。他本已调回河南老家,又被揪回学校,因不堪重压,逃到电厂外小河边割开股动脉。听说,工宣队赶到现场时他的血尚未流尽,挣扎着一口气对军代表惠宪钧说:老惠,我没有反对毛主席呀。以“智擒王光美”而知名的“捉鬼队”伤亡更惨重。陈贯良在清华的江西鲤鱼洲农场两次自杀,第一次触高压电未死,被讥笑为“火烧屁股”,后来在两人陪护当中突然钻到拖拉机后轮之下,终于如愿以偿。分配在苏州的李介谦是捉鬼队头头之一,在当地审查中“自杀”身亡,详情不明。分配到各地的清华同学到底有多少人挨整,多少人被抓,多少人自杀,至今仍不清楚。从校友网不断披露的信息来看,这个数字肯定是出乎意料的。
“5.16反革命阴谋集团”本来就子虚乌有,当然搞不下去,迟群赶紧中止从外地揪人,转而强调 “5.16罪行”。实际上,早在1970年11月周恩来就说过:“填表不填表都不是主要的,主要是他们的反革命活动。”这样,将我文革中的事又翻腾一遍,找不到足够的“5.16罪行”,最后还回到罗征敷事件上重新定案。
Y:这第二次审查有多长时间?怎么给你定案的?
S:1971年9.13事件以后清查运动就逐步停止了,其后陆续将揪回学校的人作结论,送回原单位。1973年5月18日下午,在学校大礼堂召开全校“宽严大会”处理命案,从严者当场逮捕法办。然后回到主楼后厅开全系大会,对我宣布 “复审结论”。一个新鲜的说法叫做“帽子拿在群众手中”,就是暂不戴五类分子帽子,送回原单位,交“群众监督,以观后效”。至此,我在清华审查了2年零4个月。当天工宣队集中处理了武斗期间的全部命案问题,共涉及12个人。
Y:你在学校审查了2年多,政治上受到巨大打击,想必有很多感触了。
S:和许多同学一样,我的思想变化就发生在这一时期。先简单回顾一下这段历史。从1968年秋工宣队进入上层建筑领域开始,文革的群众运动阶段宣告结束。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新的“三结合”领导班子再次举起“斗批改”大旗,以斗立威,以批固权,自上而下连续发动了几轮政治运动。
第一轮叫“清理阶级队伍”,是共产党立威的惯例。矛头对着平民百姓,40岁以上人人过筛,造成大量“非正常死亡”,数字肯定是惊人的。据唐少杰老师调查,清华在清队期间自杀24人,超过工作组时期和百日武斗。
第二轮随后跟上,1970年1月“一打三反”登场,借“落实战备”之名,重点“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一打三反开创了公开、成批枪毙政治犯——其实绝大多数只是“思想犯”的恶劣先例,还将杀人权下放到省一级,致“数十万人被捕入狱,数万人被处决”。一大批思想先驱者死于枪口之下,如遇罗克、林昭、张志新等等。很多地方借机清算武斗旧账,枪毙了一些失势的造反派头头。湖南常德水运公司“海总”头头郭大副就被处决。
在一片肃杀气氛中,1970年3月27日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将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造反派统统划归为5.16,制造了涉及近千万人的历史上最大的冤假错案。直到1971年发生林彪叛逃的9.13事件,政治重心转移,这个运动才告一段落。当年“三结合”在台上的“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出于派性充当了整人的打手和帮凶。然而,到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揭批查”运动中,他们同样遭到清算。
清查5.16运动对我来说,是个自己教育自己的过程。我见识了迟群这位御林军小头目的嘴脸,体验了被打入深渊的滋味,知道了秋后算账的厉害。我想不明白,造反派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干革命,为什么落得这个下场?文革中台上人如走马灯般轮换,台下你整我、我整你,到底是为什么?不久以后,一件最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43年前的28团团长,毛主席钦定的接班人林副主席竟然仓皇出逃丧命异乡。我的头脑中犹如爆炸了一颗政治原子弹,又好像一桶冰水浇头,通身凉透,却使我骤然清醒。我不得不重新认识社会,思考政治以及有关文革的方方面面。总之,这是我思想解放的开端。
在海拉尔工厂的几年里,我亲眼看到文革给国家带来的灾难,了解到工人群众对文革以及各种政治运动的看法。他们对我的理解、同情和帮助就隐含着朴素的批判因素。1976年4.5事件时,我厂毛吉昌、刘永杰两位书记特意叫我到办公室,闭门议论形势。大家很有共识,为天安门的革命行动叫好,反感四人帮的倒行逆施。那时,我已从文革的坚定拥护者转变为理性的批判者。
Y:不少人都有类似的转变过程。1973年回到厂里以后怎么监管你的?
S:回到海拉尔,我由车工改为大炉工、翻砂匠,以利劳动改造。人家老工人对我没有丝毫歧视,反而处处照应。我体会到工人群众的纯朴可爱,与他们成为朋友,友谊延续几十年至今。1975年,市委派毛吉昌到我厂代职当书记。文革前夕他作为团市委书记正在中央团校学习,曾派到清华园中学当工作组,对北京和清华的文革有所了解,政策水平也较高。在他任职期间,于1976年4月解除我的群众监督,算是“回到人民队伍中来”,同时安排我到科室,从事新产品开发等技术工作。
Y:这就是说,从1968年4月事发后将近十年中,对你已经做过3次处理。
S:这段经历让我感受到政治的险恶和肮脏,对我的打击之重自不待说。幸而我牢记先贤的两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吾日三省吾身”。作人做事要换位思考,你涉及人命关天的重案,受些惩罚岂不应该?自己做事自己当,何必怨天尤人?所以我的心态还算平稳。上帝是公正的,施以惩罚的同时还让命运之神赐福于你。在我危难之际,孙铮回绝了亲友们的好意,不离不弃,在我监改期间建立了幸福的小家庭,不久又添了一个小千金。周围的群众,从领导到工人,对我都抱有理解、同情甚至怜悯,经常施以援手,让我在严寒的边陲感受到人间的温暖。那个时代受挫挨整的人很多,各有不同的体验。我的感受是:上天很公平,世间好人多。我觉得这是我的幸运。
Y:你在1976年解除了群众监督,那个龙年是多事之秋:唐山大地震,毛泽东去世,直到一举粉碎四人帮。你的生活该有新的改变了。
S:随着四人帮戏剧性地倒台,长达十年的文革宣告结束,继而邓小平上台,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我当时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中国有救了;忧的是,政治经验告诉我,恐怕会重算文革这笔老账。不管怎样,我们还是“蠢蠢欲动”,于是跟着电台学英语,在给青工辅导高考的同时复习大学基础课,谋划着准备着,寻找机会离开寒冷的北国,以图进入更广阔的天地。
1978年春季,从清华传来新一轮讨伐声。我知道,该来的终于要来了。我们把母亲和小女儿送回天津老家,早早做好应急准备。4月19日,五大领袖被正式逮捕,一场“揭批查”运动势如燎原,不出一个月,全国就滚雪球般抓了数万人。中央见状,又急令刹车。过了两个多月,我心想这一轮算躲过去了,但往后还难说,因为北京的吴德正被炮轰,如果新官上任还难免再烧三把火。果不其然,不久林乎加调京接替了吴德,他的三把火把我再一次烧进班房。
Y:这就是你第二次进班房了,在什么时候?
S:1978年10月份,我和孙铮参加了哈工大进修班(俗称“回炉班”)考试。回来后不久,11月13日,我就被拘留审查,按照行话,这叫“二进宫”,班房里的囚犯都高看你一眼。刚关进看守所,心绪烦乱,看看眼前,再想想未知的未来,我大哭了一场。第二天渐渐平复,等待着解往京城。然而,等来的只是一次例行审问,让我把学校那些事重写一遍,此后就无人问津了。
1979年春节过后,孙铮前来探视,告知我俩都考上了回炉班,她准备去哈工大报到。送走孙铮,我心绪稍安。其后十几个月中,海拉尔的许多朋友代替孙铮照顾我,无家胜于有家。我收到的食品数量最多,有些至今尚不知何人所赐。
拘留期间,我坚持偷偷写日记,背诵读过的诗词,靠记忆和推理复习高等数学等,后来又争取到学英语和其他功课的机会。我再次领悟到,只要站得直、行得正,你就终会感动上帝。一位眉清目秀的解放军小李班长对我格外关照,还出钱给我买来字典。我出狱时他已复员,竟没能还钱和当面致谢。就这样,我把看守所变成自己的学校,不但学习文化知识,还学到不少社会知识。
孙铮到哈工大后,汇报了我的情况,学校十分通情达理,答应为我保留学籍,让我们感到很温暖,看到了希望。然而案子的一拖再拖,却让我不断地由希望转而失望。在希望与失望的煎熬中一年就过去了。1980年寒假,孙铮在朋友的帮助下多方奔走申诉,海拉尔公安局终于在2月8日将我释放,名曰“取保候审”,电机厂书记刘永杰以个人名义签字担保。至此,近15个月的牢狱生活宣告结束。
Y:不过,取保候审意味着事情还没完结。
S:是啊,所以我马上请假,在春节前回到家中。孙铮告诉我,河北宁晋县王××的专案组早在半年前就直接找过罗征启。当时罗老师刚刚提升为党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他姿态很高,表示“永远不再追究”,还强调不仅代表他个人,而且代表全家。于是王××的问题得以解决。我们商量先由孙铮直接找罗老师谈。罗老师在清华的工字厅接待了孙铮,指点我们解决问题的途径:“让海拉尔派人来清华,征询对孙耘的处理意见,剩下的事我来办,你们就不用管了。”他的话给我们很大安慰和信心。罗老师还支持我报考哈工大研究生,将黄美来老师编写的政治复习资料寄给我作参考。当年黄老师并不知此事,特在此向黄美来老师表示感谢。
Y:原来你还不是第一个得到他恩惠的人。罗征启的高风亮节令人敬佩。
S:罗老师对文革早就有深刻的反思,他是一个理性的思想者,这样的举动绝非一时头脑发热。
我回到海拉尔,将罗老师的意思转达给公安局,经海拉尔市委批准,指派一位副局长带队前往北京。同时,我报考了哈工大自动化仪表专业研究生,厂里给我长假,让我专心在家复习备考。短短40天要准备5门功课,时间显然不够。我下定决心,拼命一搏。4月4日在海拉尔一中考试,我感觉题目不难。一个月后,哈尔滨传来消息,我的成绩是415.75分,总分和数学、英语都是第一名。哈工大拟录取并来函调档案。时间很凑巧,海拉尔市公安局经市委批准于5月27日对我的问题做出结论:同意北京市委、清华大学党委和被害人家属意见,“不再追究刑事责任”,建议给予适当行政处分。文件下发到我们厂,刚调来几个月的书记张崇才对我很同情,依据他的经验,最好不要背一个行政处分,就做出“取消其此次调资升级资格,免予行政处分”的处理决定。实际上,那次调资升级名额为40%,按常理我和孙铮也只能上去一个人。正是因为没有行政处分,12年后的1992年,海拉尔市公安局重新下文详细记述我的问题与处理经过,并按照最高检察院文件补发了拘留期间的工资和取暖费共一千多元。
Y:你获得这么多好心人的关照,说明人同此心,看出了人心向背。
S:1980年6月上旬,我的档案转往哈工大。与此同时,与我同命相连的井岗山也从吉林报考哈工大。我与井岗山素不相识,只知道他是“北航红旗”二把手,曾跟随谢富治、王力去武汉,因7.20事件而闻名全国。冥冥之中,我和井岗山的互动成就了一个有标志性意义的历史事件。
Y:你是说胡耀邦批示你们读研究生的事吧。请讲讲具体过程。
S:7月初,哈工大校党委研究我俩的录取问题,结果常委们意见不一,8对1,只有一人赞成。当时哈工大由副校长刘仲甫主持工作。巧的是刘仲甫与井岗山的父亲光复后同在黑龙江鹤立县当领导,两家关系很密切。常委会那关键的赞同票正是刘仲甫的。7月21日校党委以“有不同意见”为由向省委请示能否录取。据说省委书记们意见也不统一,因为涉及政策性问题,遂指示哈工大派人到北京请示。8月份,哈工大派人事处副处长金光和研究生科科长王舜两位老师赴京。刘校长当然最希望录取井岗山,不过我和井岗山已经牢牢绑在了一起。除政策问题外,一个说得出去、也可能说服别人的理由就是我考第一,而且成绩遥遥领先。
Y:真是无巧不成书。你和井岗山就这样在冥冥之中互动了。
S:我闻知哈工大的否定结果后给省委写了信,又到北京继续向各方申诉。厂里特意给我和孙铮一个去呼和浩特办事的差事。到京后我们首先拜访了罗老师,是我文革后第一次与他见面。随后他就给省招办和哈工大写了一封信,表明赞成录取的态度。我们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通过亲朋好友给哈工大老领导李昌,给五届人大代表黄火青等送申诉材料,最后还给胡耀邦写了信。
哈工大的两位老师十分负责。到北京后他们先到清华找罗征启。罗老师态度鲜明,给他们看了那封信。信中恳切地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使不少人家破人亡,使同志之间产生不少隔阂,甚至结下怨仇。我想,今天我们的国家在前进,许多历史积案陆续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的真相也逐渐清楚了,现在是化怨解仇,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的时候了。有些青年人,拉一把就可能是个很有用的人才,应该给他们一个改正错误,锻炼成才的机会。清华党委里林克、胡启立、汪家鏐等大多数成员支持罗征启,明确表态赞成录取。然而在北航他们碰了一鼻子灰。两位老师没有气馁,先后找了高教部和北京市有关部门,最后,经人指点找到负责落实政策的“中纪委二办”。 9月4日,阎草副主任听取了汇报,收下了材料。当天书记处开会,中纪委王鹤寿书记便向胡耀邦汇报了这件事。胡耀邦看了材料,当场做出批示:人才难得,既往不咎,研究生要上,必要时见人民日报。我不知道胡耀邦总书记是否看过我的申诉信,但我知道,他这样雷厉风行地批示,决不是随意表态,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符合他一贯理念的必然行为。关于胡耀邦批示的四句话,罗老师当年告诉过我,我记得大意是不差的。井岗山的老同学戴维堤、尹聚平夫妇在其回忆录《逝者如斯》中,(上图:2009年3月底作者夫妇在湖南浏阳胡耀邦故居陈列馆前留影)生动、清晰地描述了在阎草家看到胡耀邦亲笔批示的情景。
中纪委迅速落实总书记批示,向清华和北航作了传达,同时邀集高教部、新华社和哈工大组成调查组,分赴吉林市和海拉尔市考察我俩的工作表现,听取群众意见。然后就走例行程序:调查组向省委汇报,汇集各方意见,建议录取;随后哈工大党委议决:同意录取;9月25日省委召开常委会,一致同意录取,并向书记处和王鹤寿、胡耀邦同志报告;书记处批复之后才发出录取通知书。
10月中旬,在开学一个月以后,我收到录取通知书,来到哈工大才见到井岗山本人。我和孙铮终于在哈尔滨团聚了。生活揭开了新的一页。
Y:这新一页揭开得真不容易,有那么多巧合,幸运之神再次眷顾了你。
S:我的确是幸运的。据我所知,在全国众多造反派学生中,经胡耀邦正式批示读研究生的仅此一例。此前78、79级研究生招生时也有类似情况,他们就没有我俩的运气了。
我感谢罗征启,也感谢哈工大和清华那些老师、干部;我感谢胡耀邦,也感谢黑龙江省、北京市和中纪委的各级领导,他们的所作所为都顺应了社会潮流和人心向背。这就是偶然中的必然。这种必然来自全国上下对文革的反思,来自团结一致向前看、往前走的朴素愿望。
当时我们做了两手准备,同时寻找可能的接收单位,研究生上不成就调动工作。我们听说华中工学院的书记朱九思是大胆的改革家,不拘一格招揽人才,就通过武汉的友人送去材料,等我回到海拉尔时已收到华工发来的商调函。如果哈工大不能录取,我就将去华中工学院工作。朱九思思想开放,敢做敢当,还接收了在清华整得很惨,“帽子”尚未完全摘掉的陶德坚老师。
Y:胡耀邦的确是最具变革精神,最具民主思想,最具性格魅力的领袖人物。
S:对胡耀邦总书记我充满感激之情。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我悲愤之极,在哈工大设的灵堂前徘徊许久。由于当时的政治气氛,我没能献上自己的一束鲜花,留下终生遗憾。2009年3月底,胡耀邦逝世20周年前,为兑现自己的一个承诺,实现近30年的夙愿,我们夫妇二人专程赴共青城拜谒胡耀邦陵墓,到浏阳瞻仰胡耀邦故居。在胡耀邦墓前,我诵读了祭辞:
泱泱中华 朗朗乾坤 幸生耀邦 千古一人
心系天下 施惠于民 平反冤案 颠倒昆仑
“人才难得 既往不咎” 关爱我辈 将心比心
人格高尚 党之“良心” 人性光辉 岿然永存
4月7日,我第一次受邀参加纪念胡耀邦逝世20周年座谈会。发言中谈到耀邦同志对我的恩惠,多年的情感突然迸发,以致泪流不止无法自制。会上我着重谈了一个观点:当代人治史论今,常被现时的权势、名声所左右。只有历经时间的淘洗,光环褪去,后人才能看得更清晰更客观。比如,一提到“平反冤假错案”,就是刘少奇、彭德怀、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等。固然这是些大案要案,但我认为,更为重要更为根本的,是胡耀邦从朴素的人性出发,拿出非凡的魄力,顺势推动对数十万“右派”的“改正”;进而为地主、富农、资本家摘帽,“家庭出身”作为与生俱来的原罪被一笔勾销。试想,除了胡耀邦,谁能做出这个“顺势推动”之举?这个一风吹吹掉了中国的现代种姓制度,从根本上颠覆了封建色彩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最重大的历史性进步。特别是,这个伟大的行动发生在中华民族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阶段,真正起到“颠倒昆仑、扭转乾坤”的作用。就现实意义而言,这场平冤案为改革开放创造了社会政治条件,惠及全国数亿普通百姓和知识分子,其规模之大“前无古人”。从这个意义上,我说胡耀邦是“千古一人”。我相信,后人对他的评价将不会低于,甚至超过毛泽东、邓小平。
Y:你的评价很有意思,或许掺进去你个人的感情因素吧。
S:我不否认对胡耀邦有感恩之心。我不是社会历史学家,但我一直在观察、学习,加上独立思考,可能思维方式还跳不出科学逻辑的框框。你看我很会考试,说明我是个“求甚解”的人。我不喜欢夸夸其谈似是而非,我的观点和结论都是严肃认真的。当然,我也希望听到各种不同的意见,与大家共同探讨。
Y:看得出你是个认真的人。到哈工大读研和工作应该比较顺利了吧。
S:总的来说是越来越顺利了。哈工大的小环境不错,老师同学待我都很好,但大的政治形势谁也改变不了,谁也摆脱不掉。我到哈工大后不过一个月时间,就宣布了一个重大消息:公审四人帮。政治形势开始有些微妙的变化。我暗自思忖,如果早在暑假期间宣布这个消息,我们这研究生还上得成吗?想到这里,不由得感叹世事的无常和我们的幸运。
公审四人帮以后,1982年开始了“清理三种人”,即整肃“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这个模糊的定义可适用于任何造反派。“二十年内不搞运动”的承诺犹然在耳,新一轮运动已展开。然而搞政治运动毕竟已不得人心,像哈工大就没有多大动静。这是文革给中国带来的又一个进步。
可是,我注定躲不开政治的漩涡,它会自动找到你。1983年研究生毕业面临分配,当时哈工大刚刚转归七机部(航天部)领导,部主管部门坚持要将我和井岗山“不予分配,退回原单位”。经过我们的坚持、老师们的支援和学校的反复交涉,最终七机部做出妥协,同意我留校;同意井岗山进北京,但不能进七机部,可以自己找接收单位。后来他去了北京化纤学院(现服装学院)经管系。
Y:噢,你年岁不大,已经是久经沙场的“老运动员”了。
S:这个调侃的词汇说来轻松,但是当“运动员”的滋味一般人体会不到。孙铮曾在罗文李饶专案组作记录员,清华来函要求定为“严重政治错误”。哈工大管理学院的总支书记罗家骧亲自出马外调,找到多位当事人,否定了那些重磅材料,最后按“一般错误”收场。罗家骧在清华听到一则消息:“清理三种人”当中清华向外发函涉及三四百人之多,大多要求定“严重错误”以上的罪名。罗书记对清华的做法颇不以为然,说:哪儿有这么多“严重错误”?
那段时间我接待过直接间接来自清华的外调好多次,有两件事印象最深。其一涉及到陈继芳。陈继芳是团派主持“解放干部”的总管,是我的顶头上司。她在清查5.16时就受到很大冲击,亏得怀孕六个月才没被揪回学校。这一次能放过她吗?专案组说:薄一波讲过,“清华井冈山都到哪里去了?” 长春一汽的专案组两次找我调查。第一次来人态度很好,第二次换了个年轻人,态度恶劣。他拿出几张复印件,指着说:你以前写过的材料还不认账吗?想让我照抄一遍作证言。我一看,是十几年前清查5.16时的交待材料。我一下子火了,高声质问他:“你知道这些材料是哪儿来的吗?你知道清查5.16是怎么回事吗?知道清华有多少人挨整,多少人自杀吗?你知道中央早就宣布那是冤假错案,要求销毁黑材料吗?你拿张纸来,我给你写。”我未加思索,挥笔一气呵成写下一份证言:

看到这些清查5.16时的所谓材料,我十分震惊和气愤。在迟群操控下,清华的清查5.16运动波及数千名师生员工,有四人自杀身亡,是不折不扣的冤假错案。中央早已定性并明令销毁相关材料。鉴此,我郑重声明:这些材料完全是逼供信的产物,我一概不承认。除了对材料中所涉及的老师和同学表示歉意以外,谁使用这些材料谁就要负政治责任。

写完后我签上字就摔门而去,情急之下竟然忘记抄一份底稿,但其内容已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后来陈继芳对我说,虽然长春一汽核查办人员没能从我和王良生那儿拿到他们想要的材料,难以向上级交差,但是我们这批清华同学不屈服于薄一波等人淫威的胆量和智慧,却让他们由衷地感到佩服。
还有一次在系总支办公室接待清华的几位老师。刚坐定,一位领头的老师就说:我们来是找你了解一些情况,你要如实回答。至于你个人的问题,我们今天先不谈。这本是一种审问的套话,但我一听就蹿起一股无名火,当即打断他的话:你说我还有什么问题?这样一来二去居然吵了起来。后来他们提到罗征启,我头脑才冷静了下来。其实我明白,这种过激反应是我的“运动后遗症”,往往看似无关痛痒的一句话或一件小事,触动了某个心结,就会突然火冒三丈,情绪无法控制。于是,我检讨了两句就开始对话。他们外调的目的是整团派的几位政治课教师,非要说我们搞专案、抓反革命是听了他们的“教唆”。实际上,文革中团派的学生都自认为“路线觉悟”很高,自行其是,从不理会干部教师的意见。况且,同一派的教师与学生发表相同的见解亦十分正常,根本没有教唆之类的逻辑关系,所以我不可能满足外调者的要求。这件事让我想起一句格言: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偏见显然来自派性,然而为什么清华的派性那么顽固,那么强烈,其深层次的根源在哪里呢?
Y:清华在许多方面都与众不同,过去有骄人的历史,文革中有激烈的争斗,直到今天又有“大清帝国”一说,在国内大专院校中确实独树一帜。
S:以我的亲身经历和观察比较,就政治生活中的行为而言,清华与哈工大、华工这些学校大不相同。“红教联”陶德坚老师的遭遇就是典型的例证。
文革一代清华人没有不知道红教联的,那是个“牛鬼蛇神大杂烩”,是“右派翻天”的典型。红教联连同它的发起人陶德坚老师早就被被批得臭不可闻,以至四十年后的今天不少干部教师还要与红教联划清界限。
查看大事记,1966年10月28日,在地质学院造反教师的鼓励和支持下,“清华大学红教联”宣告成立。12月12日,“红教联”扩充并更名为“红教工”,一度发展到近二百人。1967年1月23日,红教工加入井冈山兵团。3月15日红教工解散,回本单位闹革命。红教联的历史沿革大多数人并不清楚,唯有红教联的“臭名”延续至今。这是清华文革史上很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
我与红教联接触不多,与陶德坚本人也不很熟,印象中她是一位温和端庄、略显柔弱的年轻老师。陶德坚是414重点攻击对象,后来受“陈里宁案件”牵连,被团派“群众专政”。30多年后,在五柳村网站上看到陶老师的回忆录《风雨人生》,始知她已在1997年7月离开人世。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她拼尽心血记录下自己的人生之路,为后人留下宝贵的历史资料和精神财富。她的爱人陶世龙,即五柳村网站的创办人,近年回国住大女儿处,与我们同在一个小区,见面机会较多,因此,我对他们夫妇多了一些了解。
Y:你介绍一下陶德坚老师吧,她可算清华文革中的名人。
S:陶德坚十七八岁时,带着“为人人都得到幸福而奋斗”的理想,为圆自己的大学梦,从香港来到北京,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大学生。她怀着强国富民的梦想,一心跟共产党走,对未来的事业、生活、爱情都充满期待和幻想。尽管父亲是国民党员,陶老师还能很快入团入党,当上学生干部,成为同学中的佼佼者。
1953年8月陶德坚他们提前毕业。她作为唯一的党员拿着一摞档案,与九位同学一起从天津大学分配到清华建筑系。她刚到清华很受重用,担任系党支部宣传干事,参加了清理思想运动和肃反运动。然而,她心地善良,思想单纯,尤其缺少政治历练。1956年底,她听到几个天大同学对党支部的意见,就原原本本向支部书记刘小石反映,结果酿成“曹昌彬事件”,五位同学被打成“反党小集团”,在1957年又被戴上右派帽子送去劳改。在当时的党内整风中,陶老师对照毛泽东的讲话,认为曹昌彬等人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结果却被追加了一个“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她实在想不通,在刘小石跟前,“仅仅说了一句:‘我真真是想党能把事情做得好一些的’,就大哭起来。”
“曹昌彬事件”发生在1956年冬季,在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以前,更在反右之前。当年10月底发生了匈牙利事件,蒋南翔反应迅速,马上就在青年知识分子中抓“裴多菲俱乐部”,在高校中起到示范作用。其次,曹昌彬他们只不过对刘小石的宗派主义有意见,说他对清华毕业的人亲近,对外校分来的疏远,根本不涉及党的大政方针和校党委的治校原则。深谙共产党斗争策略的蒋南翔却说他们“有纲领、有策略地进行反党活动,企图篡夺党在建筑系的领导权。”让刘冰一棒子打下去,毫不留情,显然是借机作为打造“不漏气发动机”的重要步骤。事实上,反右时所谓重灾区,如政治、物理、外语教研室等都是“外来户”集中之地。正因为文革前非清华出身的教师、干部普遍有不同程度的受压感,有些还受到直接打击,所以他们在文革中多数参加到团派。
党内处分是个政治上的重大打击,但陶老师能够承受。她觉得自己本来就是搞业务的,遂在设计院继续努力工作,后来成为精密仪器机房防微震领域的专家。陶德坚天资聪明,干活不要命,同事们一致评价她是个“能人”。
Y:文革中她必定也是能人了。
S:文革中的陶老师吸取了过去的教训,紧跟党的领导,先后保蒋、保工作组,结果一错再错。她糊涂了,然而又开始清醒了。原来蒋南翔、工作组都没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毛主席告诉我们: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工作组撤销后,受到“十六条”的鼓舞和地质学院教师自发组织起来闹革命的影响,她挺身而出,在万马齐喑的清华教师队伍中,率先按照“巴黎公社原则”组织“红教联”,要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一个“漏网右派”牵头组织一伙旧社会的“残渣余孽”起来造反,在很多人看来是大逆不道的,是典型的“右派翻天”。红教联和陶德坚像是团派的软肋,先有一百五十多名干部联名写公开信要求蒯大富清除“陶德坚之流”,随后即成为414的首要攻击对象。罗征启老师坦率地承认:414是把社会上所有能收集到的、认为反动的言论(如“大翻个论”),都扣到陶德坚头上。
1968年春,江青、康生指名让抓陈里宁事件中“清华那几个坏人”,陶德坚老师被团派“群众专政”,关押了几个月。工宣队主政以后,陶老师更成为“全能运动员”,每一次政治风波都要抓她作为背后的阶级敌人。林彪倒台,她早年的学生借谈心之机鼓励她暴露思想,殊不知是惯用的引蛇出洞招法,她遂被批为林彪的社会基础。1972年清查5.16收场后,她成为全校唯一一个“暂不戴帽子的5.16反革命分子”,并被“清除出党”。1974年批林批孔时,因为“拒不认罪服罪,疯狂翻案,抗拒改造”,又给她加上一顶“现行反革命”帽子,并“交群众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又被批为邓小平、刘冰的社会基础。多年来,频繁批斗和劳动改造成为陶老师的家常便饭。
直到四人帮倒台,陶老师的处境才有所改善:不再扫厕所了;不必定期汇报思想了;进出清华园不需要专案组批准了。我无法想象,十年文革中陶老师被连续“专政”八年,在清华园是独一无二的,在全国也是少见的,其间她经受了多少屈辱?遭受了多少摧残?是什么力量支撑着她那瘦弱的身躯?
Y:后来在政治上给陶老师平反了吗?
S:文革结束后政治形势变化很快: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可以说天翻地覆了。然而,令人难以理解且深感愤懑的是,在陈里宁释放并恢复党籍之后,在右派改正、曹昌彬们平反之后,对陶德坚的问题却继续拖延。直到1979年底,经过上层的干预,校方才发还陶老师被扣的工资,并费尽心机拼凑出一个“复查结论”。结论中列举了“带头冲击专政机关”,“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以及“一系列错误言行”等罪名,做出一个似是而非的结论,叫做“不定为敌我矛盾性质”。“不定为”三个字算清华的又一个创新。谁都明白,“不定为”不等于“不是”,只为留下一个“敌我矛盾”的暗扣,同时拒不解决被迟群开除党籍的问题。陶老师理所当然地拒绝签字,并要求就有关事实对质。结果是不了了之。可叹清华人的高智商都用在玩弄整人的文字游戏上,不能不说这是母校的悲哀和耻辱。
陶老师以切肤之痛认识到:现在看来,蒋南翔造就的这台不漏气发动机还在起作用,如果想过一个人的正常生活,只有三十六计走为上。
1982年,武汉华工的改革家朱九思邀请周卜颐教授去创建建筑学专业。曾为右派的周教授想到同命相联的陶德坚,予以推荐。朱校长毅然决定接收。后来还派组织部长去清华调取陶老师的文革档案,以便解决“开除党籍”的问题,但清华让这位部长坐了冷板凳。好在改革开放后的政治生活有了重大变化,在华工,陶老师一直以没有“政治结论”的身份顺利工作,直到退休。
在回顾了自己的“风雨人生”之后,病榻上她一吐真情:我心中的世界前所未有的开阔,我不再记恨那些伤害过我的人,…… 我在清华是受到许多伤害,但我也伤害过别人,往事值得我们深思,而不是冤冤相报何时了。在“后记”中她再次表示:我对各位朋友有过什么顶撞,造成过什么伤害,均请各位予以谅解。陶德坚老师离我们而去已经15年了。建议我的同学们再去读读这短短8万字“素描式的人生画卷”,尽管读来颇感压抑,但你会有很多新的感悟。
Y:真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啊!
S:在清华的政治氛围下,我认识的不少团派教师、干部,都像陶德坚那样选择了离开,包括一些正牌清华出身的。他们在社科院、北大、复旦等单位担当学术和行政领导工作,做出了显著成绩。而当年与陶老师一起分配到清华的10名天大同学,最后只留下林贤光一人。
传统是无形的巨大力量,清华的优良传统是我们的一份宝贵财富。可惜“新清华”还留下这样一个令人不齿的整人、排外传统。我真心希望,这个传统到我们这一代能寿终正寝。
Y:当年痛批过红教联和陶德坚的人,今天恐怕都有了新的思考和认识。
S:当然,人们的认识总在不断提高嘛。红教联的老对头“万山红”战斗组一位骨干教师就发过感慨:陶德坚死得太早了,好些事情她看在前头了。几年前,414的蒋南峰同学登门拜访林贤光夫妇,为1967年初的抄家行为鞠躬道歉。
414一把手沈如槐同学,在自己的书中重新认识当年打击红教联的行为。后来在一次聚会上见到陶世龙先生,他当面表达了歉意。
孙怒涛在文中也写到陶德坚,而且鲜明地表示:今天看来,她是一位很优秀的女同志。我为曾经伤害过她感到不安和内疚。
Y: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听说某位414派的老师讲过,“今天如果再搞文化大革命,我就参加红教联,也要‘彻底砸烂’”。
S:反思文革的课题很多。我们不妨仿照孙怒涛同学,从反问自己开始:你为什么自觉地投身文革(哪怕只有几个月)?你为什么参加某一派?几十年中你对自己和文革的认识有什么改变?等等。这些问题看似简单,回答得清晰透彻却不那么容易。那些连篇累牍下笔万言的作家、评论家和研究者,更要先做好这些功课,起码要给自己一个让自己信服的回答。对亲历者而言,没有对自己的反思,你描绘的文革再生动再热闹,也势必有某种扭曲和雕琢,更何谈深入的研究与恰当的评价?
前文指出,文革理论和行为充满了悖论和矛盾。毛泽东要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解决“特权阶层”问题。414某些朋友针对这个理论有精辟的见解:老四老团都是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只不过老四强调“无产阶级专政”,而老团强调“继续革命”。正如沈如槐指出的,毛泽东这个提法本身就是悖论。党的官僚体系和严密的组织系统是不可或缺的专政工具,而“继续革命”又要打碎它,犹如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注定不会成功。时至今日,特权阶层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在新形势下变本加厉,体制性的腐败愈演愈烈,已成为中国社会的癌瘤。如今抛弃了“革命”而代之以“改革”,能否走出悖论的怪圈,结果将如何,人们还在拭目以待。
按统计分析,激进的造反派中以体制的批判者居多,他们大多在原有体制下(或某次运动中)受到压制或感到压抑,有一种变革体制的本能冲动。这种变革要求与文革的继续革命理论合拍,就产生了“彻底砸烂”的极左口号。激进派感到毛泽东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遂成为崇拜、迷信毛泽东的真诚的“保皇派”。体制的批判者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是文革的一大特征。老四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激进的老团是“形左实右派”,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右派。相反,保守派和温和的造反派(如414)以抵制文革的偏右面目出现,本质上却是传统意义上的左派。他们在批判文革的极左方面觉悟较早,同样具有某种代表性。从一定的意义上说,文革中的左与右,与文革前传统意义上的左与右恰好是相背的。
文化革命群众运动阶段中,全国各地几乎都分裂成类似的两大派。研究两大派的形成、争斗和命运是一个重要的课题。简单贴上各种标签,比如“都是造反派,一概不用”,“跪着造反”,甚至有疯子、傻子、坏蛋、笨蛋之说,都无益于解读文革,也不利于认识现今的中国,更无从找到真正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
Y:反思文革这个课题远没有完成。清华是不是还应该起点带头作用?
S:清华一直处于文革大潮的中心,清华学子素有关心国家大事的传统。虽然官方一直对文革历史讳莫如深,我们清华人在厘清文革史、反思文革和两派和解方面却迈出较大的步伐,得到社会的肯定评价。当然,与许多研究者,特别是年轻朋友相比,我们的认识水平还显得浮浅,视野还不够开阔。切实的亲身经历是我们反思文革的特点和优势,同时也是我们的局限。
Y:你怎么看清华两派的和解?
S:当年两派之间的斗争发展为你死我活的“内战”,伤亡惨重,积怨很深,和解必定是漫长的,渐进的,逐步积累的过程。我认为,今天两派的和解是反思文革的一项重要成果,而反思文革则是两派和解的思想基础。
我们这一代人从未停止过对文革的思考。像罗征启老师,对文革的反思就更早更深刻。1980年他主动为我解脱,支持我考研究生,在清华树起一个样板。1987年蒯大富出狱后,在探亲途中受到各地同学的热情接待和关照,其中就有汲鹏等414的朋友。九十年代,在最具开放精神的深圳集合了众多清华精英,他们促成了蒯大富和沈如槐三十多年来的第一次握手。
进入新世纪,面对文革研究依旧被列为禁区,纪实文学、野史大兴其道的局面,清华学子又开始自己书写亲历的清华文革史,并有多篇著作问世。清华校友网上关于文革的回忆、思考和讨论多年来从未间断。在这种氛围下,两派一些骨干人物联手策划组织了2009年和2011年校庆期间较有规模的两次聚会。大家交流思想,坦诚相见,尽管还有不同意见的交锋,毕竟坐到了一起,增加了了解,加深了感情,开阔了彼此的视野,增进了反思文革的深度和广度。
正是在2011年卢沟桥聚会上,我第一次见到孙怒涛、陈楚三、蒋南峰等414朋友,见证了团派头头崔兆喜向陈楚三鞠躬道歉的一幕。后来,我帮助孙怒涛联系韩爱晶,追寻“韩爱晶调解清华武斗”真相。其间我与孙怒涛的交流十分坦率,冲撞也不少,正所谓“不打不相识”。今年春天,孙怒涛发来他的回忆录书稿,让我提意见。我为他的坦诚所感动,而且很赞赏他的立意,所以真心实意地提了不少意见。他还希望我写点什么,我犹豫再三才答应下来。我知道自己没有能力和水平写书评,只能说说自己的所思所想,可以说是一篇广义的读后感,企望与大家共勉。如果真能成为引玉之砖,那就是份外的收获了。
Y:谢谢你说了这么多心里话。
S:更感谢你耐心听完我的讲述。最后要说明,因为我的大多数文字资料没能保留至今,以上提到的不少人和事,遗漏和错误在所难免,请予谅解,并望知情者予以补正。

【述 往】

小提琴手
漂 木

那是1969年的深秋,我从郑州上车开始,坚持站到阳平关车站,终于候上了已预约了好久的座位。这9次特快,没有出北京站就已经严重超员,加上火车一走上陇海线就例行的晚点,乘客都抱怨9次成了特慢车……我站了十八个小时,才疲惫不堪地坐在已完全属于我的一尺见方上,合上双眼,腿肚却受宠若惊地哆嗦起来。我是仿效别人经验,让家里来电报“母病重速归”,也获得了师里批准,回重庆探亲去的。后来才知道,我走后不几天,战备就突然紧张起来,老大哥团队还拉着远射程加农榴弹炮,到山里转悠了好几天,师里也新编入了一个反坦克炮团。
秋高,但气却不爽,华北干热得令人焦躁。过宝鸡后,只见到秦岭背阳处稀稀疏疏的一点雪,两岸飞瀑的峭壁,露出久旱的干白来。底下是萎缩而又浑浊的嘉陵江。打从车窗灌进来的,是不带丝毫潮味的风沙、细煤渣。13号车厢里气味繁杂,烟气、汗气、臭屁气,混合上行李架上大包里腊肉、香肠的熏油气,在铁皮罐子里弥漫。照例,送不来开水,也加不上凉水,不知何时才能透口新鲜空气,也不知哪天人们才不会将肉制品运向天府四川(我只从郑州买了20个母亲爱吃的皮蛋)。听说周总理在四川汇报工作和困难时,曾经挖苦地问:四川的鸡蛋要几角钱一个,请四川同志把鸡蛋拿来看看,是不是四川的鸡蛋要大一些?
没有14号车厢,加挂在我们13号后面的无号车厢,是一节普通的硬座;极其幸运的是,它的乘客并不受超员的干扰,它显然是不满百人的包厢!它的乘客居然有一小半是小孩子,但车窗紧闭,和我们联结的车门,也已紧锁,13号的门也照锁不误,两门间形成了一个“工”字型的隔离空间。我们车厢的人,都奇怪地谈论这个无号包厢。在宝鸡车站弄开水时,我凭着川音,向乘务员打听到,那是一节运送“黑帮”及其家属的专车;大概是某某部的坏干部,在疏散的精神下举家南迁。这些干部,大多是40、50多的汉子、婆娘,比起矗立在北京展览馆前工农兵、红卫兵声讨黑帮的泥塑群像中那个“走资派”,似乎要年轻一些。那个“走资派”被概化成秃顶、大肚子,一双玻璃珠子做的贼眼……
在阳平关车站,仅仅置换了一些旅客,上车的比下的还要多。立即,我的身边就贴上一位候补旅客,我感到有一把硬邦邦的“盒子炮”顶住了我的腿弯……心中一阵烦躁,我微微放开眼来,见是一只小提琴盒子。
我的贴身,趁我有些动静的机会,用川味的普通话开腔了: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Li),同志,能不能让一点点(DiDi)坐一下?
虽然他刚刚上车,我也无可奈何动一动,让出了半尺坐椅边。
这位贴身朋友30岁左右,小小个头,黝黑、精瘦,穿一身自染的黄绿军装。是重庆的工人,我立即作出了判断。感觉没有欺骗我,这小个子不乏四川人特有的多舌善语,使得本“单元”的9个人,在行到广元车站以前,就知道他的确是重庆某大兵工厂的铣工,在“大联合”倒旗前夕,他是名闻川东的“重庆工人造反军”宣传队的提琴手。1967、1968年的两次武斗,他都逃到成都。“九大”前后,社会上的武斗平息,但生产尚未恢复,两派还在单位里冲突,他和别人一起跑省委,去总后告状,在成都市呆烦了,又到汉中亲戚家住了两个多月。
这把小提琴,是一把琥珀色的苏州造,用人造丝的造反战旗的一角小心地包着,下面压了一本油印的流行曲谱,放松香和琴弦的小盒子里,塞下了袖珍语录本。他背着一个小黄挎包,绣着簇绒的“为人民服务”;里面是换洗的内衣、面巾、牙膏。搪瓷杯上烧印有“向无产阶级革命派致敬——××××支左部队赠”。
看到小提琴,我的手指下意识地拳了起来,不禁想起自己的提琴。当初离开学校去部队锻炼,担心西洋乐器受人鄙视,没有敢带走,连同一些文革资料,放在运动里认识的工人家里了;殊不知我进了团宣传队,居然可以用提琴演奏样板戏,而且还常常参加师的宣传队上街演出。但平顶山市的乐器店没有卖小提琴的(郑州也没有),我们只有玩苏制手风琴,还是抗美援朝时装备志愿军的,练习队列歌曲,和板胡联合伴奏样板戏。
我的新同座安静不了多久,就拿出了琴,小心翼翼地搽拭松香灰和尘土,背靠我的肩头,拨弄出“敬爱的毛主席”,其后又是阿尔巴尼亚的“游击队之鹰”。不错,他想过个干瘾,那时喜欢外国乐曲的人,都不言而喻地用阿尔巴尼亚歌曲——后来是罗马尼亚歌曲,来过东欧乃至西洋乐的瘾。
他也算是一只游击队的百灵,在川东、川西,以至景山公园和国务院接待站,盘来旋去。海阔天空摆龙门阵的,呆立的站客、瞌睡的坐客被他拨弄的琴声吸引。
火车开出成都已经是子夜。在成都上了好多重庆人,他们争先恐后地给漂泊外乡的我,讲完两派的告状啦谈判啦,已挤在地板上,相依入睡。连那个在资阳站外停车时,百无聊赖地把烤红苕扔到路基下老农脸上的恶少,也坦然入睡了。那可怜的老农,他高高捧上本想卖出一毛钱的红苕,满脸无奈,就像那捧只空碗的老农表情——罗中立那幅油画《父亲》里的。
夜车似乎更如闷罐子,还有臭虫在活动。我也失去了睡意。长途旅行,长时间缺水,长久不去小解,两夜不睡,洗不上脸(满脸油汗、煤灰),酿成无名的低热。在昏暗的灯光下,我的邻居也没有睡,他放在膝盖上的手,时而在揉弦,时而在换把位,两眼微合,也算是自得其乐吧。
我想,他是无法离开这把琴了,哪怕是武斗,是进“学习班”,还是迁徙流离,还是露宿车站广场,伴随他的,除了语录本,就是这把提琴了。他比那走南闯北的红卫兵,就多了一把琴。
后来的人们,还知道当时的音乐也能给予人们以力量吗?
我第一次在乡下打摆子,连续一周高烧38度以上,傻得不知用药,仅仅靠听收音机里播放的钢琴协奏曲《黄河》来支撑自己。人们在文艺的荒野中进行文明的辩论时,总要选用最适合的语录乐曲来开路;最文明和礼貌的辩论,甚至不用语言文字,而相互奏一支乐曲来示意与回敬。就像四川小乡场中,在阴丹士蓝长衫袖子里摸手“谈”生意一样的矜持、洒脱。每每在政治围剿或孤军奋战的自持中,你可以从深夜传出的《红梅赞》、《西江月•井冈山》的幽咽黑管或萨克管声里吸取奋起的力量。而在武汉那最野蛮的武力进攻前,你可以听到对方用上了《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铜管乐来鼓舞士气。
事后,我们不少当事人,会争抢说:这曾经是一个毁灭了文化的“革命”。大家似乎遗忘了,人们在争取与抑制中,确实也感知过时代与文艺的脉搏的频率,感到一种谐和,也曾狂醉地求得过某种艺术的寄托。那曾是炙热的、高节奏的,快板(Allegro)紧击的时代。只是小提琴的独自奏鸣,确实是少见了。惆怅、忧郁、缠绵的琴声早已经销声匿迹。能为万人共鸣的旋律,已经融入风行一时中西合璧的,交响乐的天庭呼啸中。
咸酸的欲望终于冲出来,促使我按住那有节奏的手:“能拉一支曲子吗”?他似未从养神中醒过来,迷茫地说:“行啊……”;“到哪里去拉,手都伸不开呀”!
但他慢慢缓过神来,向腰间摸去,露出欣喜、得意的神色。他给我看一串钥匙、多用小刀,还有一把铝合金的小工具,一头是三棱柱。于是,他用尖尖的下颌点点车尾。
我们小心翼翼地从过道里熟睡的人身上“飞”过去,终于到头——到那从未开启的玻璃门前。无号车厢那边灯火通明,“陪送”人员也已入睡。他熟练地旋开了车门,我们闪入了车厢尾那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真空地带,又回身轻轻地把门锁死。多好的一间音乐厅,连车轮与铁轨的撞击声,顿时也收敛下来。
在紧锁的、冰凉的茶炉前站定,他取出提琴,试试弦音。“听什么呢?‘草原上的红卫兵’,还是‘北风吹’、‘娘子军’”?
“不,来一段《梁祝》吧”!我站在这神圣的、革命与“反革命”的两箱之间,不加思索地答道。
“《梁祝》吗!我已经三年没有敢拉了”!铣工那黝黑的小脸绽放出诧异与难言的惊喜。造反军的宣传队当然是不会演奏这个的,那阵谁敢自讨没趣?
三年算什么?我已经五年半没有听过了。自从1964年夏湖北省委宣传部通知封存了“问题唱片”(我亲手去执行的,当时我在院广播台作文艺编辑)。
他左手托起提琴,颤抖着的弓子,迟疑地拉出一段平缓的过门,之后,渐渐绽出初春的苞芽来,就像一位恬静、羞涩的少女,倾吐出久违的旋律。那窄窄的门道仿佛渐渐地消失,变成了宽大的舞台,昏暗的舞台灯光在缓缓地增强……我的琴手屹立在唯一的听众前,以异样陶醉的神情,把脸颊贴了上去。
多么真切、细腻的,从容不迫的述说(Parlando),又是悱恻、缠绵的回旋,勾出一线甜丝丝的清泉,渗入龟裂的心田。我不由得闭上双眼,脑海里浮现出俞丽拿在广场上演奏的形象。
又滑进了主旋律,似行云流水,像柳暗花明,如相识燕归,大自然的帷幕在无声地开启。好一幅百花齐放春光明媚的绚丽场景。男欢女喜的雀跃,在回生的滞疑后与琴手技艺复归的跳弓中,终于呈现开来。Giocoso!俞丽拿的神色也开朗起来。但不知是乐曲创作缘故还是小个子演奏的问题,音色总有些脱出江南情愫,揉入了华北的粗犷气质,有些白羊肚手巾红腰带的秧歌味。
游移已转入清新、流畅和娴熟;是明净与透彻,是销魂的默想。惟有小提琴才能表现的幽雅、温柔,在耳语般细腻地吐露昔日的恋情。欣赏音乐似做瑜珈功,她洗涤和疏通了我的脉络,内省、复归,一种凉爽、冷静的领悟,好像在摆脱不了的梦魇中寻回了故我。终于,一阵酸楚拨响了滞后的心弦,心灵里似乎回响起《红色娘子军》中清华来到红区那一段清新、明快而有深情的大小提琴交相辉映的对话,弄不清楚是“梁祝”和“娘子军”,还是乐曲和我;只有旁白依然在说“这清凉甘甜的椰子水,浸透着……”。真奇怪,这“才子佳人”的情怀居然与现代革命文艺也能相互提携?我在与谁神通?
我的琴手正努力去囊括管乐队与独奏小提琴的对话。本来应该用黑管吹出的一段忧郁的旋律,现在用提琴表现出沉默、低缓,求索而又困惑不解。他时而泯嘴苦笑,时而欣喜陶醉,时而转入阴沉。另一段乐曲,在印象中好像也是由管乐来表现的,给人以不详、不稳定的征兆。他不成功地拉出了命运的挑战,厄运的狂飙,摧残与抗争,他将弓根沉沉压在G弦与D弦上。这是《梁祝》中不那么为人共传的一小段。他尖瘦的右颊显得特别严峻;车门的玻璃,微微地影射出异侧同样的神情。他似乎也在竭力去钩回久违的记忆。
我们都在 “钩沉”。我们曾经克制了自己的什么呢?
突然我想起大胡子同志的言论集里,在1960年代初给古巴文艺工作者的讲话:革命的艺术家为了革命,能够牺牲掉哪怕是自己原来崇尚的艺术精神。在过去嘲笑这颇有些狂热的革命家时,我也始终记得这名言,也曾经相信这大概是思想脱胎换骨改造的真谛,并用这个来约制自己。延安整风和文化革命,大概都要牺牲小资产阶级知识阶层的艺术感情的。自我克服本身也许也是一种文化进步?
呵,是的!已克制了很多很多。好像在1966年10月,文艺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晚会上,刚从牛棚中被搭救出来的郭兰英,在造反派的鼓掌欢呼声中,一支又一支地高唱拿手好歌:“白毛女”、“小二黑”、“刘胡兰”、“一条大河”——激励过两代人的歌曲。她戴上了一顶旧军帽,盖住被恶意剃的阴阳头。而造反派一再请她唱《南泥湾》,她却含笑婉拒。后来红卫兵们才反应过来:因为作曲者是文艺界的“大黑帮”,正在“牛棚”中。刚“出棚”的她,虽然未彻底平反解放,但她要革命,要克制,要与黑帮和过去划清界限……
我的工人琴手在挽回逝去的什么?是英台妹和梁兄在红尘的眷恋吗?
只有我一个听众在这么胡想,也只有铁路沿线偶尔掠过的茅草屋中摇曳的桐油灯,在回答我。有人这么晚还没有睡?我想起中学时光,那打着火把的山路夜行和通宵达旦的大队集会,那油灯下,通宵响彻的会计算盘珠子拨弄的声音。
他好像少了一些曲段,我也的确记不清了。这曾经是阳春白雪的,也是雅俗共赏的。在50、60年代,往往以万人满巷的广场演出推了出来。第一次在重庆解放碑前就是广场演出,为此,我们偷偷地逃了晚自习。
列车在通过一连串的岔道,一阵阵猛烈的“侧滑”把我来回甩动。他似乎也正借助悲咽、声嘶的运弓,来回答大提琴发出的哀鸣。我努力去追赶自己生僻的旋律,也去追逐飞逝的追念。好像在乍醒时希望抓住逃逸的梦境。不过他已经很快地越过这一大段,在我们的演出厅里呈现了乐曲的“白板”,他终于疲惫不堪地垂下双臂。
顿时,钢与铁有节奏的碰撞,竟也喧嚣尘上,显示了它们固有的存在。
沉静中重现了一线希望。
在追忆中,梁、祝又色彩斑斓地扑翅齐飞,回到这两平方米的音乐厅。他们在毁灭中夺回了永生。但单薄的一把提琴,自然不能渲染那交响乐队的博大了。
“啪”!
晶莹的一滴,砸在油光的琴面。不会是汗水吧?我们的汗水已耗光了。他慢慢地把身子向车门转过去,想掩饰什么,但夜空下的车门玻璃,毫不留情地反射出他面颊上的涓涓细流……
我一阵酸楚,为了掩饰自己,也转过身去,希望我什么也没看见。恰好,在“14号”的玻璃门那边,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大概刚刚解了手,或者出于对13号的好奇,趴在门上,鼻子尖都压得扁平的,正茫然地注视着我。


【述 往】

与逃港狂潮无关的广东人逃港

曾昭奋

杨继绳的《墓碑》中,特别提到发生在广东的一次逃港狂潮:1962年四五月间,大批广东人从深圳(宝安)逃港,每天都有数百人;最高峰的一天,5月15日,达到4977人。及后,陶铸调动军队,制止了这次“狂潮”。
  其实,这次逃港狂潮,并不是饥饿所直接引起的。广东人烟稠密,有广泛的海外、港、澳亲属进进出出,在外地人看来,确如潮水一般。但在广东人看来,这次逃港狂潮并不值得大惊小怪。这一次之所以形成狂潮,一是因为人民政府有意把门打开,二是香港政府当时又没有关门。我听广东的朋友说过,当年大概只开放了一个星期。试想,如若开放时间再延长,消息传播得再广一些,那就不是每天只有5000人的狂潮了(有人估计当年从深圳逃港超过17万人)。
  下面讲几个广东人逃港,但与逃港狂潮无关。
  解放前夕,就有少数人逃港,那倒可算是一次狂潮,主要是一些国民党官员和一些跟香港有关系的生意人。解放后,经过政府批准,广东人移居香港货到国外去,也从未间断过。我的姐姐,就是在1952年嫁到马来亚的。
  1955年暑假之后,我到广州上大学。一直没有考上大学的高中同学,就到香港去寻求出路。但那时港英当局允许广东人进入香港定居的名额很少,不能满足广东人的需求。经广东省有关部门批准可移居香港的人数,大大超过了港英当局准许入港的名额。人民政府为让这部分已经获准而未能去港的人能够成行,也组织了“偷渡”。偷渡客乘着汽车,怀揣各种证件,由有关人员领头,选择港英警察防范较松的路段,越界进入香港。若碰上港英警察,给点好处费,也能顺利过去。我同村有一个朋友,高中毕业未能考上大学,他申请去港,获批之后,就乘着这种偷渡的汽车,正要驶入香港地界,突然发现那位领着大伙偷渡的热年(是某个部门的干部)已经下了车,正跟港英警察讨价还价……大概因为未能满足那位警察的要求,“偷渡”失败。按原先约定的规矩,“偷渡”客下车四散逃跑,夺路回到深圳,等待另一次“偷渡”,或耐心等待港英当局所给的名额——这种情况维持多久,我并不清楚。那时1956年,还没有饥荒,也未有文革。
  1957年反右运动中,我们班上就有一位同学,临阵逃脱,跑到香港去了。
  这位同学平时被认为是不关心政治的后进学生。为了补足抓右派的百分比,经过系里反右领导小组和班团支部研究决定,要把他打成右派。按当时的程序,要先开辩论会(批判会)。团支书上午就通知他,下午要开他的辩论会,要他做准备。他平时爱上图书馆,就到学校大图书馆“准备”去了。
  下午,辩论会即将开始,开辩论会的教室里已坐满了人,但这位同学却没有露面。大家干等着。团支部干部和反右领导小组的人四处寻找,也没有找到他。最后,跑到人事处学生科去打听。学生科的干部说:“糟了,可能跑到香港去了!”学生科通过电话,问到深圳罗湖边境检查站,才确认这个同学在中午时分凭着“通行证”,已顺利通过边境检查站去香港了。
  事情是这样:即使在1957年,广东人来去香港仍是十分频繁的事。我们这个班,既有不少香港来的同学,有更多的同学则有亲戚、亲人在港。每个寒暑假,他们都可以十分方便地从人事处学生科拿到边境通行证。
  这位同学,因为有亲戚在港,他在暑假之前,就已拿到去港探亲的通行证,但不知何故,还没有去。直到听说下午要开他的“辩论会”,才决定溜之乎也。
  改革开放以后,去港定居、探亲或出差的同学,见到这位早已定居香港的老同学是,也就只有“相逢一笑”了。
  1967年,文革“一月革命”高潮中,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先生(广东海丰人),不甘心所受到的诬蔑和摧残,从首都潜回广州,在广州海珠区琶洲塔附近,坐卡车到大新洲码头,又乘上广东省渔轮厂的快艇,潜逃香港。顶着当晚的狂风暴雨,快艇驶抵香港维多利亚海面。弃艇,由小船接驳上岸。翌日,香港水警发现了这只空艇,把照片登在报纸上。最后,马先生定居美国。
  当时,得知马思聪先生在乡亲们的帮助下逃港的消息,我们都为乡亲们惋惜和感叹:他们在大革命时代,曾经用相似的方式,把受国民党反动派追捕的周恩来同志和其他同志暗渡香港——那是一段光荣史。而此次帮马思聪先生逃港,却是一次“叛国”罪行。乡亲们就此把当年为革命理工的光荣史,一下子抹黑了,太可惜了!
  四人帮垮台后,1984年有关部门公开为马思聪“叛国投敌案”平反,乡亲们协助马思聪先生逃港的侠义行为,才成为反抗四人帮的革命行动,成为当年乡亲们协助周恩来潜逃的革命传奇的姐妹篇。
  2007年是马先生去美40年,逝世20年。按照他本人的遗愿,他的骨灰已运回广州安葬。在广州艺术博物院中,开辟了专馆,展出马先生的生平和他的系列音乐作品。我不懂音乐,但展出的马思聪与他的八妹马思琚上世纪30年代在青岛的合影,给我留下难忘的记忆。
  马思聪的妹妹马思琚,中央音乐学院名教授,钢琴家,是我国著名建筑学家汪坦教授的夫人。上世纪80—90年代汪坦任《世界建筑》杂志社社长时,我正好是这个杂志的主编。每次到汪先生家里汇报、商量工作时,都可以碰到马先生(在清华大学,我们都尊称教师为先生),一位和蔼可亲的老教师。
  文革初起时,红卫兵破四旧,很多教授家里多年积累的资料、文献被红卫兵付之一炬。建筑系主任梁思成先生不甘心多年来与林徽因先生共同搜集记录的文献资料遭红卫兵的糟蹋,亲自将它们放入火堆中,黑夜中的火光,映照着梁先生满脸的泪水……
  汪先生和马先生多年来搜求、积累的几百张国外唱片,多为国内孤本。很多知名的乐曲就曾经经常荡漾在这个建筑家、音乐家的家中。建筑是凝固的音乐,音乐是有声的建筑,都成了活该被消灭的“毒草”。但汪先生、马先生已无力将它们一一砸碎,也无法焚烧。两人商量之后,就及时把所有的唱片交给北京市委派到清华来的工作组……
  当马思聪先生逃港去美,犯下了“叛国罪”时,汪先生在清华园也被打成“美国特务”而受到批斗。马思琚先生当年的处境(哥哥潜逃,丈夫是“美国特务”,她本人至少也是个“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可想而知,但我在及后从未听到她诉说或怨怼。
  马思聪先生(1912—1987)和汪坦先生(1916—2001)已在天国中重逢,叙旧。马思琚先生(1920—)则仍然住在清华园中,继续欣赏建筑,欣赏音乐。


【书 讯】

《错乱狂飙的毛时代》在台出版

向胡杨

今年四月,台湾秀威出版公司推出《错乱狂飙的毛时代》一书,作者启之。该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文革历史和人物的评析,包括《文革研究杂谈》、《毛泽东的“新人”——从雷锋到红卫兵》、《江青的审美》、《江青笔名考》、《林彪与谄谀》、《政治符号与被符号》、《谣言是怎样炼成的——关于宋彬彬杀人》、《春秋大义与“客观中性”——从〈毛泽东最后的革命〉谈如何写史》、《文革题材创作随感——兼谈田建模长篇小说〈史迹〉》,以及纪念文革史学者王年一先生的文章。
该书的第二部分是思想评论、媒体批评、书评、社会批评、社会语言学以及悼念亡友,回忆往昔等类文章的汇集。包括《“义”中的正邪》、《艺术的姿态》、《关于于丹“心得”的心得》、《“思痛者”与“思痛文学”》、《记忆的理由》、《悼向宏》、《北京四中杂忆》、《北大三事》、《我的回扣》、《学术反腐路漫漫——我的“打黑”》、《改良与革命——评〈梁启超传〉》、《敬称、谀称与“贿赂”》、《同志ABC》、《“革命”的用法》、《海峡两岸的禁忌语》、《“哥们儿”的异化》等。这些文章最早写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最近写于2012年,共二十余篇,
长期以来,上述诸文难以在大陆公开问世,即使侥幸为报刊发表,亦多遭把关人删改,而使文章的锋芒尽失。此次结集,意在恢复原貌。
该书原书名是《有梦楼随笔——历史与思想》,现书名为出版公司所改。
该书为繁体中文,全书368页,定价新台币440元。香港有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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