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 忆 2013年7月31日第9期
REMEMBRANCE 总第一OO期
2008年9月13日创刊
目 录
【专 稿】
〔美〕邓 鹏 被放逐的朝圣者
——文革前老知青的精神炼狱
邓 鹏 文革初期的大民主
——一个概念的名与实
【中学文革】
胡庄子 首都兵团•中学红代会•四三派/四四派
【清华文革】
孙 耘 直面良知:我的文革心路历程
——读《良知的拷问》之后的一次谈话(三)
【述往】
漂 木 小提琴手
曾昭奋 与逃港狂潮无关的广东人逃港
【书讯】
向胡杨 《错乱狂飙的毛时代》出版
【专 稿】
邓鹏,1964年重庆初中毕业,当年10月下乡,在大巴山区务农、做工、教书计14年。1978年入大学,1985年赴美,1990年获美国学博士学位。现为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海波因特大学历史教授。编、著有关知青的书籍、著作多种。
被放逐的朝圣者
——文革前老知青的精神炼狱
〔美〕邓 鹏
2008年12月,在上海复旦大学召开了由上海市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和复旦大学历史系牵头的知青学术讨论会。这是自上山下乡运动结束以来,在中国大陆召开的有关上山下乡和知识青年的一次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会议,是对近年来上山下乡研究的一次检阅。一年以后,会议主持者将会议收到的绝大多数论文和此前三十年间发表于多种报刊、书籍的有关文章,编辑成《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研究文集》(共三册)出版。这些文章涉及上山下乡和知青群体方方面面的问题,其中不乏具有真知灼见和学术水平的论述。遗憾的是,在这部在上山下乡和知青研究史上具有一定里程碑意义的论文集里,对文革前老知青的专题研究数量极其有限,具备充实史料和理论水准的研究明显欠缺。文革前老知青在这次全国性的研究盛会上的集体缺位,是一个非常值得学人关注的现象。
在新一代学者的文章中,由于作者跟上山下乡运动时空上的距离,多少存在着依赖第二手资料、论据薄弱、结论空泛的现象。有感于这样的学术现状,一位学者颇为意味深长地指出:“我们在研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这一历史现象时,应把焦点聚集在真正的‘知识青年’身上,才能还原历史的真相,并对历史的经验作出正确的总结。”
同理,如果我们想要全面了解文革前的上山下乡,也就必须从这批知识青年的个体经历出发。见微而知著:文革前老知青在中国知青总数里的比例固然较小,但其人生经历却足以揭示一些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关键问题。了解文革前老知青的人生经历、特别是他们在毛泽东时代的心路历程,不仅有助于今天和明天的学人认识上山下乡运动的全貌,而且有助于他们认识中国大陆在1949至1978年三十年间的社会变迁,尤其是以毛泽东为代表、在极权制度下强行实施的空想社会主义由盛到衰的历史轨迹。
一、“三面架机枪,只准走一方”
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截至1966年底,中国大陆有将近130万城市青年到农村落户,参加农业生产。这130万人中的大多数,是1964、1965年的高、初中应届毕业生,其绝大多数出生于所谓“黑五类”家庭,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由于他们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也由于他们本人的天分、知识以及理想抱负,这个群体注定要经历一段非同寻常的坎坷人生。概括起来,他们的精神炼狱始于迷信和蒙昧,经过痛苦的失落和彷徨,产生觉醒,最后逃离空洞的革命教义和虚假的崇高,浴火重生,上下求索,在混沌的现实中探寻生活的真理,在理想的废墟上重建充实的人生。这个群体的经历,跟文革期间下乡的“老三届”和“新三届”知青中的“黑五类”家庭出身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有许多相似之处,所以通过描述前者的经历,也有助于解释后者的群体命运。
关于文革前的上山下乡运动以及老知青的经历,在国内国外都有一些著述,其中尤以定宜庄的《中国知青史——初澜》最为系统、全面。总体上说,肇始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的上山下乡运动,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经济整体的落后和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别,也反映了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高层领导改变农村的贫穷状态并使其为工业化服务的急切动机。这一时期,中国大陆的许多省市都进行了动员城市青年参加农业生产的尝试,而且还树立了若干个人和集体的典范。但是这个阶段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为数不多,各级政府部门也缺乏经验;加上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对农村人口的吸引,不久就被其他更为重要的政策冲淡,基本偃旗息鼓。
几年沉寂之后,1964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下达了《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这一纲领性的文件标志着上山下乡自此成为一项长期执行的国策。《决定》的历史背景,首先是大跃进之后中国经济的持续疲软,它迫使中国政府大规模压缩城市的重工业和基本建设规模,将大跃进期间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强行遣返原籍;其次是因为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出现的婴儿潮和五十年代盲目的鼓励生育政策所造成的城市人口增长过快而导致的就业问题。与此同时,由于教育界进行的相应的压缩,大学和高中招生人数锐减,城市里积压了大量既不能升学、也无法就业的年轻人。这个群体的部分成员,构成了文革前上山下乡运动的主体。政府在这个时候将上山下乡作为为期15年的重大国策推出,表明中共领导人不惜以上百万计的城市青年的青春,来为他们在经济建设上的严重失误买单。出身“黑五类”家庭的数百万青年,因为中国大陆日益猖獗的政治歧视和教育界执行的阶级路线在这一时期相继失学,他们历史地成为这两年上山下乡动员的主要对象,并成为文革前下乡的老知青的中坚。
促使这批老知青离开城市的内在原因,应首推他们头脑中幼稚的理想主义,因为他们大多曾经是学校的优秀学生。这些知识青年的父母和其他亲人,多半是中共夺取全国政权以前的社会各界精英。在中国社会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他们身不由己地变成革命的敌人,遭到无情的打击和镇压。但是,这些家长往往受过比较系统的正规教育,他们懂得知识的重要,重视子女的教育,其言传身教为文革前下乡的这批知青提供了良好的成长环境,奠定了他们学业的基础。此外,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人的知识和道德修养也往往密不可分:读书是为了修身,修身是为了养性,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往往全面发展,品学兼优是学校里的一种普遍现象。在学校大规模贯彻阶级路线以前,他们当中许多人是学校学生会和各个班级的干部和各种活动的积极分子。他们大多怀抱崇高的理想,向往轰轰烈烈的生活,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官方宣传和学校课堂上老师灌输的爱国主义、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在学校的诱导下,他们也纷纷向共青团靠拢,并为此愿意跟自己的“不革命”或“反革命”的家庭决裂,显示自己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
与毛泽东时代的历次运动一样,官方喉舌在1964、1965两年里向在校学生和社会青年展开强大的宣传攻势,反复、持久、多渠道、多层次地鼓吹上山下乡的意义。在这方面,中共领导表现出极高的天赋。归纳起来,宣传大致围绕这样几个主题:(1)上山下乡是改变农村一穷二白面貌和缩小城乡差别的战略措施;(2)对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实现思想革命化的必由之路;(3)对于出身“不好”的青年,上山下乡更是背叛自己的“反动”家庭、参加革命的不二法门;(4)在国家面临经济困难的时期,上山下乡是为党分忧的具体表现;(5)在中国面临外来威胁的时期——尽管这种威胁大体上是杯弓蛇影的宣传——上山下乡甚至具有加强国防的现实意义;因为只要知识青年占领了千千万万的山头,外部的敌人就无从对中国大陆进行渗透。这样的宣传主题比较容易引起青年学子的共鸣。
对于家庭出身有问题的青少年,大陆官方还提出了一条颇具诱惑力的口号,叫“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这种似是而非的宣传的要害,是它无形中肯定了青年学生中因家庭出身而存在的等级,为形形色色的不公和不义正名。但是,在阶级斗争日炽、政治日益险恶的时期,没有任何人敢于对它提出质疑。于是,1960至1965几年间,在高等学校和高级中学的新生录取过程中,执政者以革命的名义对家庭出身“有问题”的学生采取近乎一刀切的不录取政策。在许多学校,校方通过共青团组织轮番对成绩优异但出身“不好”的学生施加压力,让他们主动放弃升学考试。这样的社会环境,实际上只给这些思想单纯但又志存高远的青年留下一条唯一的出路,那就是上山下乡。以他们的贱民地位和思想幼稚,这些青年极难抵挡官方宣传的强大压力。
在这两年里,大陆的中学在毕业生的思想教育中,还使用了另外一个极为时髦的口号,叫做“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所谓“一颗红心”,就是对党的绝对服从;所谓“两种准备”不外升学和失学。关键在于考生落榜后的走向。在国民经济处于低迷状态,城市就业形势空前严峻的形势下,官方密锣紧鼓的宣传将上山下乡描绘为参加革命的唯一途径,“红心”跟上山下乡无形当中对等起来。在一些大城市,共青团组织甚至将这些失学青年组织起来,对他们集体洗脑,利诱他们批判自己的家庭,进而加入上山下乡的行列。试问:在一个隔墙有耳、人命危浅、朝不保夕的环境里,谁敢对党不忠?谁敢说自己的心不红?
所以说,上山下乡的动员,就是对失学青年进行洗脑、对他们和他们的家庭施加有形或无形的压力的过程。在全国各大城市,许多工作单位还逼迫失学青年的家长说服子女下乡务农,甚至停止他们的工作,直到他们的失学子女报名下乡为止。当然,还有相当数量的老知青是不顾父母的沉默甚至反对,自作主张报名下乡的;少数老知青为了表示下乡决心,甚至主动放弃高考和中考。下乡时,他们有的是同学结伙,有的是兄弟姐妹同行,充满革命的豪情壮志,不失为那个特殊年代一道异常的风景线。
显然,在决定是否上山下乡这一与他们前途攸关的问题上,不少老知青掉进了“知行统一论”的陷阱。由于他们多半是学校的优秀学生,甚至是班级和学校学生会的干部,所以他们比其它学生更主动地接受和认同官方的宣传。在1964和1965年的毕业教育中,学校和官方媒体反复灌输“听候党和人民挑选”以及“党和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第一自愿”等主题,诱使这些天真向上的学生在各种场合表态,让这些青少年用自己的言行给自己戴上一副精神的圈套;使他们在名落孙山之后面对厄运措手不及,让他们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来。面对学校和社会对他们的下乡动员,他们无力招架,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完整的个体意识和权利意识。自尊、自爱让他们除了履行自己的诺言之外竟无路可走。“进不了大学,我就义不容辞地选择了下乡。所持的理由极其简单明白:我要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与那些‘考上’了大学的幸运儿并无优劣之分。然而农村生活的严峻却远远超过了我最坏的想象……”年青人哪里知道,虽然官方宣传提倡“忠诚”“老实”这样的品格,并树立了雷锋这样的“革命的傻子”作为青年学习的榜样,中国的政治传统从来以厚黑为底色,而极权政治往往集阴谋和“阳谋”于大成。在回顾自己上山下乡的原委时,老知青董大南写到:“一场场政治运动中最容易受到伤害的,并不是那些不相信什么组织、什么主义的人,恰恰是那些虔诚地相信什么什么主义、党叫干啥就干啥的人。因为前者随时警戒,处处设防,对宣传口号保持距离。后者则忠心耿耿,任人宰割,毫不设防,把自己的真心话都告诉组织。”
在这一批知识青年的身上,同时表现出殉道者的热诚和二等公民的自卑。殉道者的情怀,多半来自国产的和从苏联舶来的以文学艺术为载体的革命神话。这样的神话,通过一个革命政党垄断的新闻出版和正规教育系统灌输给共和国的年轻一代。为了配合上山下乡的动员工作,官方及时包装出几个知识青年的代表人物,将他们描绘成与工农结合的光辉榜样,并利用各种渠道、动员大量资源宣传他们的事迹,取得显著的效果。所以文革前下乡的老知青在选择上山下乡这条人生道路时,除了因为升学无路而感到的万般无奈之外,还有一种为革命事业赴汤蹈火的壮烈情怀。这种精神属于青春,来自单纯,透过它,我们可以进入这一批知青的内心世界,也可以窥探在专制社会里的政治宣传的强大威力。
官方天花乱坠的宣传可以迷惑不更事的青少年,不一定瞒得过他们的家长,因为后者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受过比较完整的正规教育,有的还曾在国外学习或工作过,甚至亲身领教过当局上下其手的伎俩。问题在于,他们或被剥夺了发言权,或因为屡次整肃成了惊弓之鸟。即使他们明知上山下乡是一个深不可测的陷阱,也大多不敢公开表示自己的意见。在那些年代,政治上受到打击的父母为了保护无辜的子女而忍痛离异者比比皆是。当即使这样的牺牲都不能帮助学业优秀的孩子升学时,他们的无奈和痛苦是难以言喻的。对于子女上山下乡的选择,他们纵然有一千个不乐意,也只能眼睁睁地看自己的子女满怀怨恨离开家庭,甚至不辞而别。让一些老知青始料不及而终生追悔的是,上山下乡竟成为亲人之间的生离死别。
升学无门,就业无望;父母罹祸,家庭受困。这就是文革前高考、中考落榜的数百万大陆青年的生存环境。长期的思想灌输和一时铺天盖地的宣传,让他们落进“三面架机枪,只准走一方”的困难境地。他们大多对大陆的农村社会一无所知,大多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上山下乡对他们是一种铤而走险的人生赌博和无可奈何的精神逃避。
二、“胸前戴朵大红花,背上背个黑疤疤”
现实是最好的老师,知青到农村后,才发现自己的理想跟农村的现实之间存在着难以弥合的差距。但此时他们已经成为过河卒,踏上了一条不归路,无论愿意与否,都必须硬着头皮走下去。所以,他们在短暂的兴奋或失望之后,及时修正自己对农村生活的期望值,投身于农业生产劳动,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改造农村的物质和文化环境。这些努力包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间劳动和极其有限的“科学实验”;在很多地方,知青开办了夜校,向农民普及文化知识;在农闲季节,尤其是文革期间,他们还纷纷创作和表演文艺节目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老知青的艰苦奋斗也的确取得一些成效。但是在人民公社的体制下,知识青年并不能真正施展他们的理想和抱负。一方面,农村的文化资源毕竟非常有限,不能满足他们精神的需要;另一方面,繁重的体力劳动和经济上自给自足的目标,又迫使他们将绝大多数时间放在周而复始的生产活动上面。广阔的天地容不下他们并不奢侈的理想,特别是他们的求知欲。初到农村时,一些知青不甘平庸,坚持自学外语、文学或其它学科,却每每遭致怀疑和非难,迫使他们要么放弃自学,要么将天经地义的求知活动转入地下。
初到农村的一两年里,许多老知青的思维方式表现出鲜明的理想主义色彩,这样的思维方式难免跟当时中国农村的现实产生矛盾冲突。例如,他们不愿接受当时农村实行的按劳取酬原则下的工分制,或者即使勉强接受工分,但仍然不愿承认知青之间以及知青和本地农民在生产技能和实际贡献上的差别。在以知识青年为主体或知青占大多数的集体里,他们对生活资料的支配上采取了各取所需的大锅饭原则。但是贫穷以及政府补给的结束,迫使所有大大小小的知青乌托邦寿终正寝。一些地方的少数知青,甚至在文革期间还异想天开地抱成一团,坚持乌托邦生活方式,苟全于乱世,最后还是落得树倒猢狲散的结局。理想之路走到尽头之后,老知青要么彻底成为背负着政治“原罪”的老老实实的新式农民,要么成为精神上孤独的流亡者。平心而论,知青下乡形成了中国城市文化跟农村社会的一次大规模交流,知青的奉献甚至牺牲的确在中国农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在局部范围内有限地提升了中国农村的文化水准。但是对于整个农村的落后现状和对现代化的要求,知青的所有贡献充其量是杯水车薪。绝大多数文革前的知青面临全面农民化、自生自灭的可悲前景。他们不能解答、甚至不敢提出的问题是:自己要在农村干多少年?究竟还有没有回到城市的那一天?
所幸的是,在老知青还没有彻底农民化之前,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对于老知青的意义非同寻常,它给处于社会边缘的知青一个在精神和物质两个层面上解放自己的机会。来自北京和家乡的信息打破了他们本来日趋平淡的生活,让他们重新将目光投射到外面的世界;社会的动荡帮助他们认识自己的处境,造反的经历开启了他们对自己的前途的新思考。随着天下大乱,上山下乡运动出现突然断裂,知青命运出现了转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文化大革命以其荒悖和不义结束了毛式乌托邦。在结束毛式乌托邦的同时,也将作为毛式乌托邦的有机组成部分的上山下乡送进了坟墓。
尽管毛泽东最初没有在农村开展文革的意图,各地的老知青仍然率先以大字报和批斗“走资派”等形式点燃农村的文革烽火。然而由于他们的家庭出身问题,老知青的造反不仅受到地方政权的弹压,而且受到本地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的排斥。在一些地方,知青参加当地的造反和武斗,成了叱咤一时的乱世英雄。但是因为他们不可变更的社会边缘人的地位,使得他们的胆大妄为不仅是为他人做嫁衣裳,而且往往以悲剧告终。
既然老知青来自城市而城市又是文革的中心,老知青在组织起来之后很快回流城市。1966年底至1967年初,成千上万来自全国各地的知青云集北京。在那里,他们以上访、大字报和批斗大会等形式批判主管农业和上山下乡的中央部门包括共青团中央,矛头直指这些部门的“走资派”及其在上山下乡运动中执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除了作为文革的广场现象的一部分,知识青年的请愿、上访和造反还有一个天真而难以启齿的目标,那就是将上山下乡归咎于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从而推翻政府的上山下乡政策,达到回城的目的。
对山上下乡运动和中国社会的第一次独立思考,也促使老知青队伍中“回城”和“扎根”两派的分化。应该说,那些对毛泽东思想迷信到走火入魔地步的“扎根”派人物,只是文革前老知青当中的极少数;同样,那些公开怀疑甚至反对上山下乡、倡导知青的自身解放的“回城”派也是少数。大部分老知青“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决心虽然已经彻底动摇,却没有勇气、更没有力量跟一个庞大的体制公开抗衡。在中央政府仍然肯定上山下乡的时候,“扎根”派占据着道德高地,在集权政治的氛围中,唱高调总是比唱反调更安全、更容易。其实“扎根”是个假命题,因为绝大多数唱这种高调的人一有机会,统统离开农村。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扎根”派人物比起他们的同伴来,只不过更机巧一些或对强权更能逆来顺受一些罢了。回顾这一时期老知青经历的思想动荡,一位东北的老知青这样写道:“到了1974年,(作者所在的知青点的)政治组还在发表文章《坚持乡村的伟大胜利》。其实这篇文章有点对牛弹琴,未婚知青原本都在坚持,不过不是在‘坚持乡村的伟大胜利’,而是坚持不在农村结婚,坚持一定要等到抽调回城时刻的到来,不让坚持都不行;对于我们已婚知青来说,抽调回城没有份,坚持不坚持,都得坚持,根本不需要谁来鼓励和加油。”一位长沙的老知青在回忆自己的文革经历时说:“作为个人的感受,我觉得‘文革’虽然使我们历经坎坷、备受磨难,但终究是它的发生,致使我们开阔了视野,不再坐井观天。后来的发展也背离了发动者的初衷,从而也改变了这个群体的人生轨迹,使我们不至被改造成背负着家庭出身原罪的处于最底层的农民。无数的知青由于恢复高考、由于大返城、由于开放国门,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为社会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如果说老知青在文革初期积极投入造反的洪流,是为了改变自己在农村终生流放的命运,那么他们很快发现,在动荡不定的中国社会,他们只不过是个无关紧要的群体。中国政府的上层人士根本不关心他们的处境和诉求,除了他们的父母和至亲好友之外,社会上没有什么人关心他们的命运。气冲斗牛的红卫兵小将和城市的其他群众组织,甚至鄙夷不屑地叫他们“户口”兵。从1967年初开始,各级政府将回流城市的老知青驱赶回农村,一些滞留北京的全国性的老知青组织甚至被定为非法,遭到强行解散。这样的经历,使他们痛切地认识到自己作为社会边缘人的尴尬身份。也就在同一时期,在全国许多地方,老知青纷纷各显神通,力图将户口迁移回城市;但除极个别的特例,又通通以失败告终。这种不约而同的努力,足以说明他们对上山下乡的彻底失望和权利意识的觉醒。但觉醒之后,老知青面临的是一个令人窒息和绝望的世界。不少广州市的老知青则“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冒着生命危险偷渡香港,投奔自由。
这里,我们不妨用两位文革前老知青之死,来说明这个群体当年的绝境。这两个人一个是北京的遇罗克,另一个是长沙的王百明。两人都是老知青中的翘楚,都是知青当中的精神领袖。遇罗克因其睿智和无畏留名青史;王百明尽管顽强、隐忍,却不幸成为毛式乌托邦神坛上的祭品。
遇罗克因为家庭原因,1959、1960年两度参加高考,虽然成绩优秀,但终与大学无缘,不得不到北京郊区农村落户。文革前夕,他回到北京,在一家小型企业里当临时工。文革期间,他不顾自己地位卑微,撰文挑战当时炙手可热的政治权贵姚文元,进而不畏文革政治的险恶,发表了《出身论》一文,矛头直指首都红卫兵当中的部分高干子弟大肆鼓吹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一混账逻辑和它代表的血统论。这篇文章震动了中共高层,触犯了既得利益者的神经,使遇罗克身陷囹圄,最后成为在文革中为真理献身的第一人。他以一己之力,为受到强权欺凌、权威哄骗的一个弱势群体发出呐喊,为一个疯狂的时代背负起了十字架。遇罗克无愧是文革前老知青的骄傲,他的《出身论》不仅给时代增添了一道奇光异彩,更是对老知青这个群体的一种精神救赎,让他们和千千万万的“黑五类”子女超越了任人宰割的受害者的可悲地位。
长沙的知青领袖人物王百明因为莫名其妙的家庭出身问题,三次参加高考不中,于1964年加入上山下乡的洪流,到湖南省江永县农村落户。此后四年里,他一方面虔诚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争取农村社会的接受和认同;另一方面又不满现状,力图通过学习充实自己的精神生活。这种难以解决的矛盾,使他成为“一个对自己几近苛刻约束的谨慎青年,一个几乎处处都在极力使自己能溶入那个时代,虔诚不忘改造的卑微的自赎者。”王百明在日记中写道,“这次又把我召回轻骑队,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我既然能够用一年的时间使家庭出身对我的影响降低到这样的程度,那么,我也能用三年、五年的时间,用热汗涤净我的灵魂、赎清我的罪过。”文革当中,他参与了知青的回城造反活动。但不久便响应中央“就地闹革命”的号召,在“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对“黑五类”大开杀戒、众人避之不及的时候回到农村,倒在农村造反派的枪下。我们不难想象,假以时日,像王百明这样志存高远、才华出众的青年,终会冲决专制的束缚,大步走上自我解放的道路,成为毛式乌托邦的掘墓人。不幸的是,“王百明的生命乐章猝然中止在二十二岁的那一年!他没有战死在疆场上,他的梦想没有实现,他的死并不壮烈,他也算不上是英雄,他只是用自己年轻的生命证实了一个荒诞、黑暗的时代。他一直在追求被社会认可,甚至最终他把自己的生命都奉放在那红色的祭坛上了,却仍是死得不明不白的,给所有的亲友们留下了一个永远的痛。”
遇罗克说:“出身压死人”。信哉斯言!今天,我们还应该补充说:专制杀人,而且扼杀的往往是能人、君子、智者、贤者、勇者。在经济、社会、教育、文化等诸多领域,毛式乌托邦的信徒抱着武大郎开店、嫉贤妒能的心态,对中国的知识界和专业人士横加罪名,恣意打击,最后竟造成冤狱遍于寰宇的状况。1966年8月北京郊区大兴县和1967年夏天湖南省道县发生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至今令人匪夷所思。文革是毛式乌托邦的登峰造极,也是它的垂死一跳。
上个世纪70年代初,因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出现了全国范围内的大招工和高等院校的有限招生。但这两个重大事件与其说给文革前老知青提供了一个离开农村或实现多年读书梦想的机会,毋宁说再次暴露了他们的贱民身份。老知青很快发现,不少招工单位,特别是比较好的国营企业或事业单位,在招工时都要对应招人员进行政治审查。跟文革前的大学和高中录取新生过程中的政审一样,这次政审的重点依然是家庭出身而不是应招人员本人的表现和资格。所以尽管文革前下乡的老知青在农村含辛茹苦劳作了五六年以上,尽管他们的奉献得到贫下中农和农村基层政权的认可,甚至加入了共青团,得到生产队、大队和人民公社三级领导的推荐,仍然纷纷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被招工单位拒之门外,眼睁睁看着比他们后下乡的“老三届”和“新三届”知青一个个欢天喜地地离开农村,一次又一次忍受失望的痛苦。“每送走一位战友,我都要大病一场,吃饭是靠泪水的润滑剂强咽下去的……大年三十是最难受的时候……半夜醒来,撒一泡尿,钻进冷湿的被窝,方知还是独身。”一些不道德的农村基层干部和招工人员,甚至利用这些老知青的致命弱点,对他们、特别是女知青进行敲诈勒索,老知青也被迫千方百计地掩盖和淡化自己的家庭出身甚至铤而走险。这样尴尬的政治身份的最生动的写照是老知青的自嘲。如果说他们下乡的最初一段时间还保持着“革命者”的自豪,那么下乡之后的种种遭遇特别是文革中遭遇的逆境,使他们意识到自己原来是一个“胸前戴朵大红花,背上背个黑疤疤”的奇特群体。毛式乌托邦一天不结束,出身“不好”的人就一天不得翻身。还应该指出的是,除了极少数幸运儿之外,大多文革前下乡的老知青即使调出农村,回到城市后仍然不能从事自己称心如意的工作,等待他们的往往是在社会底层、技术含量最低、体力消耗最大、最没有发展前途的工作。这决定了他们当中相当多的人一生处于社会的边缘,与一个又一个的机会失之交臂。
文革前下乡的老知青当中,女性占有很大比例,这些豆蔻年华的少女在70年代纷纷进入婚嫁年龄。然而变相流放的终止遥遥无期,招工回城希望渺茫,结婚、生儿育女这样本来属于一个身心健康的女青年的权利,对于这些老知青成了奢侈的愿望。一个非常自尊、自爱的老知青写道:“而知青的出路在哪里?知青的前途在哪里?一切都遥遥无期。随着年龄的增长,心里的苦闷与日俱增,可还得学会忍受在日复一日循环往复的生活中无法逃避的诸多单调和乏味。尤其是在大雪封山的夜晚,躺在铺着厚厚谷草的床上,听着寒风在外呼啸,人冻得缩成一团。在这凛冽漫长的冬夜,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苦难的平静,一切都灰飞烟灭。寒冷,使人已经麻木。当时有人劝我们安家(20多岁,也到了安家的年龄),可是怎么安家?”于是,面对招工无门、回城无路的绝境,一些文革前下乡的女知青远走他乡,跟有城镇户口的男性结婚或嫁给比较有政治地位的男性如农村乡镇的基层干部或复退军人等。这种缺乏爱情基础和共同语言、具有浓厚权宜性质的、灯蛾扑火式的婚姻,给许多老知青带来的是暂时的安乐,留下的是始料不及的坎坷甚至一生难以愈合的创伤。“扭曲的婚姻、不幸的婚姻、没有爱情的婚姻,普遍发生在我们这代人身上。为了一纸户口廉价出卖自己的青春,好多女知青对来谈婚论嫁的男方,无论认识与否、了解与否,只要对方能将自己的户口迁出农村就行。如果不是那年代,很多知青都应该有更好的婚姻和家庭生活。”
有的女知青虽然在男知青伙伴中也有自己中意的人选,但是在爱情和现实两相抵触的时候,却最终屈从于冷酷的现实,选择了后者。谁也说不清这些女青年在这样选择的全部思想过程,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为了某种爱情之外的理由选择自己的终身伴侣时,她们必须放弃此前对爱情、婚姻和家庭的所有花前月下的梦想。问题是,对于大多数人,婚姻不止是肉体的结合,更不是政治的手段,谋食只是生存的最低要求;用青春来换取回城的机会,的确是一种莫大的悲哀。很多病急乱投医产生的婚姻最后或不欢而散,或者以悲剧告终。更有家庭出身“不好”的女知青走投无路之时,以自己的贞操换取离开农村的机会。灵与肉之间的冲突是许多老知青一生的难言之痛。
那些被政审挡在招工大门外的老知青,通常还有两条出路,其一叫“顶替”,其二曰“病残”。走顶替回城这条路的老知青,通过他们的父亲或母亲(提前)退休,换来招工名额,被父亲或母亲的工作部门招聘。但由于他们缺乏专业训练,往往不能接替父母的工作,只能从事辅助性工作或参加所谓的“大集体”。而父母双亡或因其他原因没有顶替机会的老知青,只有通过办“病残”手续回城。这些知青利用政策的空子,采取各种近乎荒诞的手法,甚至甘冒生命危险来获取医院证明,取得“病残”知青的身份,以达到离开农村的目的。其间经历了局外人难以理解、甚至难以置信的屈辱和愤懑:
好人装病人,良心又受审判。
这算什么?伦理早被倒错!
骗子捧为旗手,忠良诬为逆叛,
我们无私的心也得为日子盘算。
病退,这似乎背离了我的人生准则,
啊,无奈的选择梗塞我心窝。
原谅我吧!
我是个食人间香火的凡夫俗子,
无可奈何,奈何又如何……
让老知青长期陷于农村动弹不得的,是毛泽东时代森严的户籍制度。一张薄纸控制着、指挥着、掌握着所有知青的命运。它维持着极权政治,阻碍社会的进步,践踏着无数中国公民的宪法权利。直到1979年,随着上山下乡偃旗息鼓,最后一批文革前老知青,才跟后来的老三届、新三届中的出身“不好”的伙伴,最终踉踉跄跄回到城市。下乡时的幼稚和热情此时荡然无存,留下的只有苦涩和面对荒诞的彻底无奈。这就是大多数文革前老知青的宿命。更有一些老知青,因为家庭的破落或自己在落魄时无奈的选择,阴差阳错地在农村生了根,终老一生。在这些人的回忆中,读者找不到任何“青春无悔”或“劫后辉煌”的豪言壮语,只有受害者的委屈和历经沧桑的悲凉。
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三十多年转瞬而过。老知青也好,新知青也好,都在进入暮年,绝大多数的文革前下乡的老知青都已经退休,他们的经历和思考都将成为历史。老知青的大多数是沉默的,他们在喧闹的后现代中国社会从来就缺乏一席之地。他们大半生都在为生存挣扎,他们一直被少数志得意满的知青成功人士代言,他们早已被后代超越和遗忘。然而,在上山下乡的是非得失这个关键问题上,知青群体内部至今仍然争论不休。看来,知青这一代人最可贵的遗产不是他们对上山下乡运动的共识,甚至也不是一些知青当中的“成功人士”常常挂在嘴上的“知青精神”,而是他们之间至死方休的争论。
上山下乡运动早就遭到中国社会至上而下的否定。当这一运动在1979年戛然终止时,知识青年一夜之间溃不成军,几乎走得干干净净。但谁也不愿意为这个“花了一百多个亿,买来四个不满意”(李先念语)的人为的社会工程公开翻案,为这个违反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规律、违反人性、侵害公民权力、缺乏科学依据、缺乏道德基础的畸形运动正名。然而奇怪的是,至今仍有相当数量的人,包括新老知青在内,在对上山下乡、特别是文革前的上山下乡的结论上留一条不大不小的尾巴:
从运动的结果来看,文革前,大约有1,000万城镇和农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多数下乡知识青年的思想也是比较安定的。”这对于缓解城市的就业压力,支援边疆和农村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领导者的意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现。此外,经过十几年的积极探索,文革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国家的一项正式制度,其动员模式已经基本定型,为以后的知青运动指明了道路。因此,文革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一场部署完备、组织周密、操作一度进行得比较理想的活动,基本上是健康和稳妥的。
这一结论,基本照抄了顾洪章和胡梦洲在《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里提出的观点。它不仅说明文章作者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整体状况的无知,更说明一代人集体失忆的危险。上山下乡运动被整个知青群体抛弃,被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国家领导人根本否定,已经三十余年了。至今还有这样的论调,不能不引起所有知青、特别是文革前下乡的老知青的深思。
肯定文革前的上山下乡运动的人,多半忽视了上山下乡运动的宏观背景,那就是毛式乌托邦的先天不足和无法解决的自身矛盾。它的先天不足,来自革命的高层领导知识的欠缺和整个革命队伍文化程度的低下;它的自身矛盾的根源,主要来自其斗争哲学。纵观毛泽东时代中国大陆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我们不难发现,新政权在经济上的冒险实际上跟中共最高领导集团的分裂基本同步,两者相辅相成,任何力量都无法改变。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中共自食其言,打击了党外的所有对立面,实现了全面专制,由此革命的问题集中到了中共内部,在高层迅速展开,最后导致文革爆发。作为毛式乌托邦的一个重要环节,上山下乡注定要以失败告终。在一定时间内,上山下乡进行得越成功,对中国社会的伤害就越大。至少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上山下乡就跟政治歧视紧密相连。它的“成功”依靠不实的宣传和无法无天的欺骗,这样的手段可以得逞一时,但绝不可能永远奏效。在皇帝的新衣被识破之后,政府就只能采取强硬手段,结果必定进退失据,丧失民心。只要仔细研究一下文革前老知青留下的文字和政府的有关资料,任何实事求是的学者都难以得出“健康”、“稳妥”这样的结论。如果1964年中国政府制订的上山下乡政策贯彻十年、二十年,那么中国的教育遭受的损失和现代化的进程受到的延误将难以想象,文化上的倒退更不堪设想。
在中国社会精神资源日渐枯竭的今天,北京的政治精英对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流露出一种不由自主的缅怀:
20世纪60年代青年人的志向,可以用“好儿女志在四方”来概括。为了社会主义建设,他们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在革命理想的教育下,青年们懂得只有把自己的成长同祖国的建设、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才能发出最大的光和热。邢燕子、侯隽等优秀知识青年代表走上上山下乡之路。他们的行动激励了广大的知识青年……这是一个艰苦奋斗的年代,一个乐于奉献的年代,一个理想闪光的年代和一个意气风发的年代。这种时代性的社会风尚和思想氛围,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留下深刻的印记。
不错,在文革前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当中,的确一度存在着相当浓厚的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即使明知自己被打入政治的另册,他们仍然稀里糊涂地向往革命的崇高。了解这个群体的一个同龄人,这样概括他们的精神状态和社会背景:
(四川省达县地区的)社办场知青产生于国家极“左”思潮上升时期,这批因为家庭问题的牵连而读书无门的城市青年成为各种政治运动的牺牲品。他们在一度沉沦之后,突然发现到农村去、到边疆去是他们的一条出路,因为当时的各种政治宣传给他们展示了这条出路的美好前景。于是,他们怀揣《勇敢》、《牛虻》、《青年近卫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普希金的诗歌……流着热泪,义不容辞,走向大山,走向边陲。他们告别故土,到遥远陌生之地去寻觅自己的价值所产生的悲壮,似乎在亚瑟、保尔以及十二月党人之中都能找到结合点。他们的行为感性多于理性,属于布尔乔亚的这批青年学生开始走上用青春赌明天的征途,去体验一种完全未知的生活,把自己的命运跟“广阔天地”紧密联系起来,具有很鲜明的理想主义色彩,他们是光彩夺目的、极具悲剧化的一批中国青年。
直至文革爆发,老知青基本上还是一个蒙昧的殉道者群体。然而今天我们不难看到,当年理想主义之所以风靡大陆,在青少年中影响深远,除了中共的宣传机器的高度效能之外,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对立面的缺位。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大陆政治运动接二连三,每一次运动都以舆论作为先导,每一次舆论攻势都能蛊惑大量的民众。这并非因为中共媒体掌握了真理,而是因为无产阶级专政不允许不同的声音。在一党独霸新闻、出版甚至学校的情况下,人们尽管有不同意见,却往往敢怒而不敢言。即使有人敢仗义执言,也被迅速专政。这一时期的知识青年的理想主义不仅是单向思想灌输的结果,而且是专制对所有独立思想扼杀的结果。这样的理想主义不仅缺乏理性的根基,而且有违人性和社会发展的规律。中国社会本来是一个极其世俗的社会,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既没有基督教义中的精神救赎,也没有伊斯兰教文化中的圣战意识。在毛泽东时代的理想主义的光鲜表象下,只有世俗和政权道德堕落的流沙。正因为如此,政治精英在其精神世界迅速蜕变的时候,才会要求单纯无知的青年为一个虚无飘缈的乌托邦献身;而且蜕变的过程越快,说教的调门越高、越离谱。
在知识青年“乐于奉献”的背后,隐约可见的是一张遮天盖地的罗网。在老知青的笔下,我们看到这样的两个场景。
其一:
1965年9月2日,沈阳站前广场上,人山人海,彩旗招展……这一天是沈阳市全市下乡青年奔赴农村启程的日子,自然热闹非凡……我们胸戴红花,背负草帽,都是一脸的灿烂,一身奔赴战场的豪气……人们握手道别,抚肩嘱托,那情景真像电影中的送郎参军上战场。
其二:
我们是1965年9月下乡的,记得当时长沙市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仪式。在青少年宫召开大会,市里领导亲临作动员报告,并在五一路等主要街道游行,全程拍电影记录。一派红旗招展,口号震天的景象。到了火车站,高音喇叭里反复播出的是苏联歌曲《共青团之歌》……但这一切都是正式启程之前的演练,拍电影是为了做宣传用的。列车的启动,车窗前的告别,被反复拍摄了几次,绝大多数当事人,也的确被煽动得情绪高涨、斗志昂扬。而到了第二天真的出发,来送行的只有亲人和朋友,大多数是执手无言,或反复叮咛,甚至相拥而泣。火车开动后,车厢里女生哭声一片。
两个场面都很真实,前一个场面似乎更发人深省,后一个场面则令人心酸。
在整个上山下乡运动中,上海的知识青年参加新疆建设兵团是其中重要的篇章,中共的高层领导包括周恩来在上面做了不少文章。虽然这项浩大的移民、边垦运动以大多数上海知青离开新疆告终,但至今还有一些人试图将支边作为毛泽东时代在经济和文化发展方面的成功尝试载入史册。而我们在参与支边的老知青的回忆文字中,全然不见《边疆晓歌》和《边疆处处赛江南》里的那种诗情画意和豪迈气概。“六十年代初,在业已膨胀的左倾路线影响下,原农垦部长一手执导,利用我们未满十八,天真无知,开了上山下乡‘全国一片红’的先河。我们谁也忘不了当年的种种卑鄙无耻的欺骗手段。”对于他们,在新疆的22年时间是“监外执行”。上海支边青年诗人林路写道:“我们上海涌来,却成了贱民中的一员。我们不是囚徒,却成了监外执行无期……”关心上海支边青年的人,一定还记得发生在1980年冬天的轰动全国的“阿克苏事件”。在那次事件中,1350多名上海知青在冰天雪地里绝食上百小时,军垦当局从兰州调来了两个师进行弹压,强迫三万多上海知青留在新疆。“为了扑灭他们落叶归根的意愿,当年甚至不惜远调不明真相的兰州部队,对手无寸铁的上青,扣上‘反革命事件’帽子,网织‘颠覆罪’,实行关卡封锁,军管戒严,农场里军车隆隆,刺刀闪闪……”我们还了解到,那些历尽坎坷最终回到上海的老支边们,多年在社会底层和边缘上苦苦挣扎。曾几何时,“数万持新疆开出户口、粮油、组织三证的人在上海受到全方位的驱赶,大街上警棍飞舞,家庭遭轮番围攻,他们的子女有的竟被剥夺上学权利两三年之久。”鲜为人知的是,为数不少的到新疆建设兵团的上海知青和到云南西双版纳的重庆知青,至今还在坚持维权斗争,要讨回自己出卖青春应得的回报。
1978年,为期15年的上山下乡运动终于以知青大返城结束。这是当代中国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在毛式乌托邦的棺材上钉上了最后一颗钉子。文革前老知青出身的理论家李建中对此作出以下评价:
知识青年大返城,是知识青年对森严壁垒的户籍隔离墙的翻越,是对坚不可摧的户籍隔离墙的动摇,是对事实上的人身等级制度的摧毁,是对人口所在地区人身依附关系的一次弱化,是对制约人口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政策的一种抗争……是消除以身份为依据,克减、限制一部分人的基本人权、而优先保障另一部分人享有基本人权的人权制度建设的先驱……
在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文革前老知青在此十年前无功而返的户口之战,正是知青人权意识的第一次悲壮的觉醒。一群普通的公民、一群被歧视、被欺凌、被忽悠的群体,为了自己的权益,自发地挑战上山下乡和户籍制度。而当时绝大多数的中国公民、尤其是那些志得意满的红卫兵小将,对此或者还未想到,或者想都不敢想。
在对文革前知青队伍中的众多“黑五类”的政治歧视的背后,是一个新生的统治集团对教育资源的全面控制和占有。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后,从上到下理所当然地占据了城市里最好的“洋房”;不少官员抛弃了糟糠之妻,娶了城市太太。他们虽然自己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却很快认识到教育的价值,几乎无一例外地将子女送到自己所在城市的最好的学校就读,中学毕业之后又将他们塞进清华、北大、哈军工之类的顶尖大学。在一些学校,他们甚至通过学校的领导指定教师,或通过教师指派学业优秀却出身“不好”的学生,对来自红色家庭但学业不佳的学生进行个别辅导。教育部在1963年发出指令,对在学校参加政治工作而且表现好的优秀学生,只要上了录取线,就予以录取。1964年,教育部又明确规定,“对工人、贫下中农及其子女、退伍军人、知识青年、中小学教师、学生干部、采取推荐与考试相结合的办法,当他们的考试成绩达到报考学校的标准的最低要求时,优先录取。”
新的特权阶级在对教育资源实行巧取豪夺时,还给自己的敌对阶层的后代,在教育的道路上设置越来越多、越来越高的障碍。这一过程从1953年开始,在1964和1965年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1958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批转了教育部临时党组《关于1958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请示报告》。其中,高等学校录取新生的政治审查标准规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直系亲属中有反革命分子,或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本人思想没有和他们划清界线,表现落后的;亲密的政治关系因政治问题被我处死、判刑、管制,或在资本主义国家、台湾、香港、澳门等地从事反革命活动,本人思想没有和他们划清界限表现落后的;地主、富农和反动官吏等剥削阶级家庭出身,没有划清界限,表现落后的”,都不予录取。1964年,随着“四清”运动开展,阶级斗争全面升温,高校招生中的政治歧视愈演愈烈,出身“不好”的考生几乎完全被拒之于高校门外,只有极个别的高级统战对象的子女被录取。当年各高校已无权招收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子女,只有省里才有权决定录取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子女。这极少数挤进高等教育窄门的人,一方面要接受家长的供养,另一方面又要痛骂自己的家长以示“政治正确”,表示跟自己的反动家庭划清界限。古往今来,违反人伦之极莫过于此。
绝大多数家庭出身“不好”的文革前老知青之所以逆来顺受投身农业生产,是因为他们普遍怀着一个希望,那就是当年广为流行的术语“脱胎换骨”。当他们接受“脱胎换骨”这一理念的时候,实际上承认自己低人一等;接受上山下乡这一出路,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幼稚的自欺欺人,是弱势者的无奈和人性深处软弱的表现。这些“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从小受到的就是奴化教育,他们几乎从来就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在学校受到的所有教育使他们相信,只有跟自己的父母和家庭划清界限,才会被主流社会接纳。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农村,他们都把入团和入党当成奋斗目标。入团和入党,不仅是他们脱胎换骨大功告成的标志,而且是他们脱离苦海的必由之路。在这条道路上布满荆棘,老知青的家庭出身决定了他们跟他们的同龄人不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他们必须加倍地努力、加倍地付出,才有出头之日。而绝大多数最后混出个模样的家庭出身“不好”的老知青,都受惠于文革之后的改革开放。没有改革开放,他们将永远在无望中煎熬。文革后期,国内的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但直到文革结束,很少有出身“不好”的老知青获得这样的机会。有的老知青因为表现突出,屡次受到所在生产队甚至人民公社的推荐,却一次又一次被挡在了政治审查的鬼门关前。直到文革结束后,方才有部分出身非劳动人民家庭的文革前老知青入了党,并走上一些基层领导岗位。但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这些老知青已经跟共产党一样抛弃了乌托邦理想,加入了追名逐利大军的行列。历史告诉我们,极权体制下的文化专制和思想禁锢最后导致虚无主义。道德上的虚无主义今天在中国大陆的泛滥,是毛泽东时代的专制结出的恶果。归根结底,脱胎换骨完全是欺人之谈。对于大多数出身“黑五类”家庭的青少年,脱胎换骨只是海市蜃楼和当局开出的永不兑现的空头支票。
毛式乌托邦的一大悖论即在于此:一方面,它宣扬着某种民粹主义并将众生平等作为社会进步的目标;另一方面,它的斗争哲学却导致一个新的、空前森严的等级制度。而为这样的等级制催生的不是别的,正是以阶级斗争作为前提的政治歧视。这种现象贯穿毛式乌托邦的始终。在文革前上山下乡的老知青当中,很多人从有记忆起,就从自己家庭或其他亲属的遭遇中逐渐意识到自己低人一等,尽管起初这种认识是感性的和模糊的。初中或高中毕业后失学的,正好无可辩驳地证实了他们的贱民身份。所谓出身“不好”,其实是一个荒诞时代的话语典型。这些人的家长,其实是国家的宝贵人才,有的还曾经为抗击日寇浴血疆场。他们之所以成为革命的敌人,往往不是因为敌视新政权,对新政权采取敌对的行动,而是因为暴力革命的一种内在机制。政治贱民是现代暴力革命的必然产物,因为革命的核心是对旧体制的叛逆,而革命的主力是来自社会下层的民众。在建立新的革命秩序的过程中,革命力量一定会打击旧秩序的中流砥柱,来自西方的阶级斗争理论更为中国的暴力革命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暴力革命打击的对象,包括原生的敌人和新生的敌人。原生的敌人多为旧体制的中坚或基础,即所谓的地主和官僚资本家,旧政权留在大陆的军队残余和特工人员;新生的敌人则是五六十年代各种政治运动的产物,包括右派、反革命、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分子等等。根据中国官方发表的统计数字,截至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属于革命的敌人的数量已经达到一千三百多万;如果加上资本家,这个数字就超出一千四百万。这些人的亲属和子女,自然而然地成为中国社会的二等公民和歧视对象。
人生识字忧患始。新中国建立初期,短缺的是受过完整的正规教育、具有专业素养和世界眼光的知识分子,大量拥有的是缺乏知识和独立思考能力的民众;短缺的是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必不可少的民间团体、独立的报刊和出版机构,大量拥有的是全副武装的军人;短缺的是具有管理能力和丰富经验的城市和农村的管理者,大量拥有的是农村的贫下中农和城市的工人和贫民。革命队伍这样的阶级构成以及革命队伍长期与城市和现代化隔绝的经历,决定了毛式乌托邦鲜明而顽固的反智主义。斗争哲学加上反智主义,是毛式乌托邦的致命弱点。在极权膨胀的过程中,中国的知识分子往往首当其冲。它打击了一代学人,牺牲了第二代英杰的才智;不仅祸及于当时,还贻害今天乃至今后的中国社会。
在分析毛泽东时期中国大陆的政治歧视的思想根源时,学者定宜庄指出:“……而当时之所以提出这样的政策,除了理论上的错误以外,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打江山坐天下’的思想,即觉得老子抛头颅洒热血打下的江山,就该让自己的子孙享受的思想,在有些人的潜意识中确实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应该补充的是,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基本上是农民革命运动,这个运动从上到下的精神和心理都打上了中国农村社会的烙印。革命的中坚,从上到下对城市的文化、对现代社会缺乏理解,甚至心怀敌意。从《霓虹灯下的哨兵》等文艺作品中,就可以看出整个革命队伍的认识水平。在文化层面上,新中国的统治阶层其实存在着自卑心理。但这样的心理却被他们从战争胜利中获取的自信掩盖起来,并得到中共最高领导的半生不熟的马列主义强化。于是,毛泽东及其信徒一方面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采取虚无主义;另一方面又全面拒斥西方的民主制度、法治和人权等普世价值,所以在打下江山之后才会那样自命不凡和为所欲为。好大喜功者往往急于求成,急于求成者往往败事有余,败事有余者往往文过饰非,文过饰非者往往嫁祸于人,嫁祸于人者往往最终自食其果。这就是毛式乌托邦兴亡的历史逻辑。
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株连,至今令人不寒而栗的是它永无休止的趋势。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中国政府将长期地、亦步亦趋地、心安理得地在社会各个领域特别是教育领域执行阶级路线,对出身“不好”的青少年进行歧视和排斥,最后达到让地主和资本家在文化上“断子绝孙”的目的,进而创造出一个所谓没有阶级区分的社会。果真这样,那么绝大多数出身于“黑五类”家庭的老知青就将永无出头之日,那些老三届、新三届里的“黑五类”子女也同样会成为那个血腥的祭坛上的羔羊。问题是,凭借残酷的清洗和蛮横的洗脑,可以造就一个无阶级的世外桃源吗?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暴力革命深处,存在着制造对立面的内在机制。纵观世界现代史,凡是高唱乌托邦理想的革命政权,都需要靠制造敌人来恐吓民众,靠血腥的整肃来纯洁队伍。永无休止的斗争不仅引起怨声载道,而且造成革命内部的不断分裂。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残酷的阶级斗争和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不仅伤害了上千万的中国公民,而且伤害了他们的子女亲人。这样的红色恐怖冲击了上亿的中国公民,使中国成为一个人民没有安全感、人人自危的社会。
上山下乡运动结束三十几年来,知青当中不断传出“青春无悔”和“劫后辉煌”之类的吟唱。事实上,真正能够与贫下中农结合、修成革命正果的知青,在整个知青队伍中屈指可数。这些毛式乌托邦里的金童玉女,在伟大领袖指引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一旦革命的神话坍塌,他们的业绩也便成为昨日黄花,所以他们至今还甘当为绝大多数知青摒弃的上山下乡运动的遮羞布。文革前老知青当中也有个别幸运的典型,因为家庭出身本属“红五类”或没有大问题,加上他们个人的努力或偶然的机遇,有的作为工农兵学员上了大学,有的还入了党,进入体制,官拜县局级。所以他们对上山下乡运动恋恋不舍,甚至要用“知青精神”昭告后世。我们需要问问那些高唱“青春无悔”的知青朋友:如果没有中共高层的右派在1976年10月发动的那场成功的政变,如果没有后来的“拨乱反正”,如果你们还在农村战天斗地,你们是否还会唱那些不着边际的高调?那些口头上高唱“扎根农村,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知青模范,其实也远非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只要条件允许,他们悉数回到城市,或者入党做官,实际上变成城市人口。说到底,他们还是凡夫俗子。个别老知青当中的成功人士坚持认为,毛泽东提倡的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健康的、自然的”,因为“一大批文武兼备的新人可以成长起来。”这样的观点不仅忽略了上山下乡的历史背景,而且忽略了当事人的“红二代”的家庭背景。俗话说:“一将功成万骨枯”。在任何时代,成功者尤其是在政治上的成功者,走向辉煌的大路都铺满了他人的尸骨。在阶级关系日益固化、在新的等级制迅速形成的毛泽东时代更是如此。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结合在毛泽东时代并非自然,在城乡差别巨大的时期,它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行为。人的本性总是趋利避害。对于大多数城市青年,上山下乡不可能是“自然”的选择,否则当局和政治精英就无需在宣传上山下乡时那样殚心竭虑,不惜血本。而对于那些在文革以前因不能升学被迫下乡的“黑五类”家庭出身的青年,下乡的确是一种变相的流放。政治歧视玷污了青年纯真的理想。这种宣传颇有欺世盗名之嫌。
中华民族自来有阿Q精神,毛泽东时期的思想专制更强化了民众逆来顺受的品质。奴化教育的恶果的典型就是自欺欺人的阿Q精神。辽宁省的知青吴献忠下乡时鬼使神差,由知青典型蛻变成帮派骨干,文革结束之后还为此坐了班房。“我就是这么一个观念:党要我当学生,我就当个好学生;党要我下乡,我就当个好知青;党要我当干部,我就当个好干部;党要我当犯人,我就当个好犯人;出狱之后,要我当工人,我就当个好工人。”我们不能判断他是言不由衷,还是真的痴心不改。在文革前老知青当中,不少人的青春成为那场暴力革命的牺牲品。人类本身对青春心理上的依附,给老知青将自己与毛式乌托邦进行切割增添了一道无形的障碍。他们不忍揭开自己心灵上的伤疤,不愿正视自己曾经遭受的放逐,因为农村的经历是他们生命中不多的亮点之一。“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在虚幻的过去和冷酷的现实面前,他们只感到无奈。一位老知青在拒绝回忆时说,“让过去的一切都烂在心里”。真是哀莫大于心死。
还有一些老知青,至今还相信毛泽东那一套理论。这种心态,也是文革以来中国思想界的和社会上的无可否认的存在。不仅仅因为持有这种怀旧心理的人是改革开放的牺牲品,还因为这些人对资本主义制度、尤其是中国大陆的权贵资本主义极其反感,而他们对西方的民主和普世价值也缺乏认同。此外我们还应该看到,对青春时期的眷念是人进入中老年的一种普遍心理活动,是人对生命之有限和时空无限这种意识的间接表达。像老知青这样一个曾经充满理想、经历艰辛而又百折不回的群体,在物欲横流的后现代社会里,也自然会有一种精神贵族的自慰,会长期保持和珍惜他们之间在农村结成的友谊。这种记忆在人际关系日趋冷漠的今天,也成为这一批人的精神需要。因为很多老知青除了家庭和往昔的朋友之外,已经所剩无几。总之,谁都没有权利不让那些近年来在各个领域建树突出的新老知青标榜“兄弟当年下乡”的背景,谁都不能不让习近平这样的知青高唱“青春无悔”的凯旋曲,也不能阻止为“红二代”登基鸣锣开道的电视连续剧《知青》的问世。但是,这些知青精英没有权利为知青群体代言,更无权为毛式乌托邦和为作为毛式乌托邦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上山下乡运动翻案。毛式乌托邦的受害者应该用他们的切肤之痛告诫后世: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出现几次重大政治运动,给我们这批人的父母和家庭带来了无可言说的灾难和痛苦。我们长身体的时候遇到了人造的“自然灾害”;读书时讲“成份”无端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小小年纪下乡受到身体上、精神上的种种折磨;工作时遇到买断工龄、提前退休、下岗分流……种种不幸都让我们这代人遇上了。究竟是谁造成这一切的?!人生的大幕将徐徐降下,荒诞年月造就了我们中大多数人的平庸无成就、工资待遇低、没有医疗保障,甚至老之将至衣食不保、贫病交困。尤其是破产企业和厂矿企业的退休职工,他们是社会的弃儿、弱势群体,在夹缝中求生存。
一位学者诙谐而一针见血地指出肯定上山下乡运动的看法在逻辑上的要害:“今天我们已经充分认识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是民族的灾难。覆巢之下,安有完卵?难道在十年浩劫民族灾难的土壤中,会独产生‘上山下乡’这一‘硕果’?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从经济发展的规律来看,从城市化道路的进程来看,上山下乡运动只是一个更大的错误的政治运动中的一个错误(或曰无奈)的决策。”
由于理论上的混乱和知青群体自身的局限,由于改革开放在意识形态领域和史学领域的不彻底,特别是高层领导对历史研究的“宜粗不宜细”的原则,直至今日,在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地位和知青本身在上山下乡运动中的个人体验与得失上,还存在众说纷纭的状况。这一状况固然是一个日渐多元化的社会的正常情况,但也同时表明,从理论上彻底清算毛式乌托邦和作为毛式乌托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上山下乡运动,仍然任重道远。知青一代的各种文字和文化活动,已经载入中华民族二十世纪的厚重的编年史。知青群体对自己的经历的解读以及对上山下乡的认识,多半不可能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形成共识而传诸后世。也许,他们那些“青春无悔”、“劫后辉煌”以及“青春凋零”、“不堪回首”等诸多议论和表述本身,就构成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它以其矛盾和错综复杂,折射出这一群体所处的特殊历史环境,以及这个群体与所处环境之间悲剧性的互动。
任何暴力革命都需要神化,任何神化都可以在特定的时期和特定的条件下蛊惑人心,特别是能蒙蔽那些少不更事的青年学生。他们在文革以前和文革的初期阶段的种种作为,都跟毛泽东时代的洗脑有直接联系。而“大多民众,被洗脑得连他们自己都认为自己没有被洗脑——而这正是被洗脑的最显著的特征,也是世界上最成功的洗脑……一个政权能够对国民造成的最大伤害,除了肉体上消灭与精神上折磨之外,最大的就是‘洗脑’了……洗脑是让一个民族脑残,让一个国家永远沦落到劣等国家的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可以这样说,在所有那些“青春无悔”式的豪言壮语的背后,我们都不难发现“世界上最成功的洗脑”的影子。如何消除毛泽东时代全民洗脑留下的后遗症,乃是中华民族在新世纪必须解答的问题。
中国大陆自文革结束以来,在经济领域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自邓小平以来的中国领导人在经济上反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之道而行的结果。但是这一经济上的变革却没有相应的政治改革同步,而保持并加强了一党专制的传统。经济上的奇迹和物质生活的进步跟后极权政治交媾,结果产生了空前的文化荒芜和精神贫困:
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一样,积累了如此多的不义不明之财和困厄危机,引起如此多的嫌恶、侧目、猜疑、惊愕、怖悸、迷狂;没有哪一个社会像中国社会一样,还有那么多的是非善恶没有分清,那么多的冤魂亡灵没有瞑目,那么多的孽债未偿,夙愿未了,壮志未酬;没有哪一个时代像今天一样,不仅决定着一代人的安危祸福,而且承载着无数代人的期许托付,影响着未来若干代人的生存和前途;没有哪一代人像我们这一代人一样,几乎从来不属于自己而只有肩扛着时代的十字架往前走。
在这贞下起元又波谲云诡的时刻,有关人民共和国1949年以来的历史的反思可能给中华民族带来希望。作为毛式乌托邦的幸存者,老知青对于收集和保存诚实的民间记忆,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了中华民族的长久未来,这个曾经见证暴力革命的种种弊端和沉重代价的群体,应该义无反顾地扛起时代的十字架。这样,在他们的生命之火即将熄灭的时候,这个群体才可以问心无愧地昭告来者:我们曾经面对自己的灵魂,真诚地思考过。
附录:革命的原生和新生的敌人
土匪 国民党特务 反动党团分子 反革命分子(镇反运动) 地主富农(土改) 退化变质分子
(三反运动) 新生反革命
(肃反) 右派分子
工商业资本家
(社会主义改造)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反右倾运动)
合计 占总人口比例(1960年)
260万 60万 60万 262万 260万 32.8万 8.1万 55万 86万 320万以上 1400万以上 2.6%
资料来源: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史》二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
美国之音:《中共功罪评说之四:“镇反”运动杀了多少人?》
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artic ... 83702.html主要参考文献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
刘英杰主编:《中国教育大事典》。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
《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
刘小萌、定宜庄、史卫民、何岚:《中国知青事典》。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杨学为等主编:《中国考试制度史资料选编》。合肥:黄山书社,1992。
刘小萌:《“血统论”重压下的下乡知青》。金大陆、金光耀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研究文集》。上海: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11年。
刘小萌:《中国知青口述史》。北京:中国社科出版社,2004。
原农建十一师战友文集编委会:《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甘肃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十一师(天津)战友文集》。天津,2010。
邓鹏主编:《无声的群落——大巴山老知青回忆录》。重庆:重庆出版社,2002。
《无声的群落(续)——文革前上山下乡老知青回忆录》。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
《文革前上山下乡与乌托邦理想》。《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14期。
《当年叹辛苦,回首成真赏》《无声的群落——大巴山老知青回忆录》前言。
《永恒的一瞬——〈大巴山1964-1965老知青剪影〉》序。
《走出沉寂的阴影,拥抱生命的尊严》《无声的群落(续)——文革前上山下乡老知青回忆录》前言。
《知哥知妹》编委会: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
潘鸣啸:《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
定宜庄:《中国知青史——初澜》(1953-1968年)。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
顾洪章、胡梦洲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
四川省宣汉县政协文史资料编委会:《难忘岁月——宣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专辑》。四川宣汉:2008。
政协盐源县委员会文史委:《成都知青回顾盐源:1965—2005》。四川盐源,2005。
李建中:《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探悉》,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
《中国知青文化概论》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7。
《论中国知青文化价值意识建构》。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8。
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
谭世通:《历史的陷阱——上山下乡运动与知青》。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2011。
美国南加州中国知青协会:《知青》杂志。
浩宇主编:《我们的故事》。长沙:湖南知青网。
贵州安顺市政协宣教文卫体委员会:《苍茫岁月——来自知青群体的历史记忆》,《安顺文史资料》(第十辑)。
遇罗克:《出身论》。http://www.360doc.com/content/06/1214/05/1432_293231.shtml
英文
Unger, Jonathan. Education Under Mao.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Bernstein, Thomas.
Bonnin, Michel.
Thomas P. Bernstein, Up to the Mountains and Down to the Villages: The Transfer of Youth from Urban to Rural China.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
Anita Chan, Children of Mao: A Study of Politically Active Chinese Youth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5.
Stanley Rosen, The Role of Sent-down Youth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ase of Quangzhou. Berkele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1.
Martin Singer, Educated Youth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1.
Michel Bonnin, La generation perdue (The LostGeneration), Paris, Editions de l'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s, 2004.
【专 稿】
邓鹏,1998年于中山大学毕业,现在广州一政府机关任职,平日关注国际国内革命史,包括文革史,曾写过一些社会、经济随笔,发表在《经略》、《记忆》等网刊。
文革初期的大民主
——一个概念的名与实
邓 鹏
一
不久以前,我曾在一篇论及革命的文章(《革命的得与失》)中,提到过对革命概念的一种理解。当时写到,革命是一种改变或调整,改革也是一种改变或调整,但革命与改革相对立。改革是指限制在既定的制度框架内的一系列变化和调整,革命则是指国家范围内整个政治或经济制度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常见的变化可以发生在政治领域,可以发生在经济领域,还可以同时发生在这两个领域。发生在政治领域的革命是政治革命,发生在纯经济领域的革命是经济革命,两个领域同时发生的革命则是社会革命。因此,观察一次社会变化是不是场革命,主要是观察这一社会变化是否造成了政治或(和)经济制度的根本性转化。例如,在政治领域里,一场旨在推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政体的群众性起义固然是一场革命,封建君主出于某种考虑,被迫向人民作出实质让步转而实施君主立宪的变化过程,其实也是一种革命。相反,一个政党在维持权力垄断的前提下,对其统治方式进行种种调整的尝试只能称其为改革。
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曾以雷霆万钧之势席卷整个中国,其影响甚至一度扩散到世界的许多角落。然而文革进程又以其血腥残酷,付出了难以计量的人员损失而著称,最后文革以无可争辩的失败而退出历史舞台。那么这场被其发起者誉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运动,是一场名副其实的革命吗?在讨论文化大革命性质之前,首先需要对文革之前(1949年至1966年)中国社会性质作一简略的判断。众所周知,1949年通过共产党武装革命建立的新中国,逐步施行了一套类似苏联的政治经济制度。如美国左翼学者大卫.科茨所言,理解这一制度的最好方式,是把它理解为一种混合的制度,它具有许多社会主义因素,但也有许多非社会主义的因素。 “国家社会主义”一词,也许最能把握其精髓,因为国家的角色和本质,代表了最重要的非社会主义特征。这一社会制度最明显的非社会主义特征,是少数党-国精英垄断政治和经济权力。在五六十年代的某些岁月(如1957年以前和1962年至1965年),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在吸取斯大林统治教训的基础上提出并切实采取过一些的措施,旨在缓和官僚与人民之间的紧张关系。但即便这种相对温和的政治制度,也是同样是专制的,因为它无视宪法所规定的人民基本的公民权利和政治自由,人民群众没有言论、集会、出版和结社自由,更谈不上透过民主的程序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了。对纯粹理想的社会主义者而言,党国体制有着部分的积极意义,因为它毕竟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尽管是经济权力也同样集中在官僚精英阶层手中。至于其非社会主义的方面,一切与官僚精英的片面利益和特殊利益相联系的方面——它对自由、民主价值的敌视、它对人民权利的敌视、它对剩余产品的支配,则是极端反动的。不难理解,以官僚统治为对象的革命,首先要求是一场政治革命。这场革命在政治上将争取基本公民权利和政治自由,争取实现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继而巩固与革新政治相配套的经济结构。所以,文革之于革命,关键在于文革能否及多大程度上能够成为前述意义上的政治革命?问题之解答,则主要取决于文革运动的号召者和参与者,究竟提出了哪些具有自由、民主价值的政治要求和目标?在整个文革进程中,人们又是如何围绕这些政治要求和目标开展活动的?
二
毛泽东曾在1967年5月说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政策策略上讲,从姚文元同志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到八届十一中全会,这可算做第一阶段,主要是发动阶段。令人遗憾的是,直到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二月提纲、发出《5.16通知》的这一准备阶段,严格地说只是新一轮党内路线斗争的展开。阅遍当时的报社评论和正式发布的中央文件,几乎找不到有利于自由、民主和政治平等价值的表述。《5.16通知》谴责了“二月提纲”在“放手让其(牛鬼蛇神)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的同时,却以“所谓‘有领导’、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为由,“给无产阶级左派划许多框框,提出许多清规戒律,束缚无产阶级左派的手脚”,但批评的目的却是企图“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的学术”。毛泽东为此还特别加入了一段话,批评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强调“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
全国部分学校的红卫兵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以后,形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贴出了大字报;5月29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成立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清华附中红卫兵。这就提出了如何对待人民的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的问题。6月1日,毛泽东指示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大字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并在全国各报刊发表,以此表示对学生张贴大字报权利的支持,而刘邓等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当时毛在杭州)则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随着批评学校党委(及稍后派驻的工作组)的大字报急剧增多,各大中学校及党政领导机关的党委全力进行压制。一方面是操纵群众揪斗(内定的)走资派、反动权威、牛鬼蛇神,另一方面又普遍把揭发党委的问题、反对工作组的人打成右派、反革命。据统计,仅北京部分(二十四所)高等院校里,工作组把10211个学生打成右派,把2591个教师打成反革命,有的人甚至因此受迫害致死。 按照这个方向继续演变下去,极有可能成为类似1957年那样的新的反右运动。毛泽东回到北京,7月20日表达了对工作组的不满,还声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四天后,他又说:“不要搞工作组,不要发号施令,可以搞点观察员进行调查研究。由学生、老师的左派组成革命委员会自己来搞。”在毛的压力下,7月28日,中共北京市委正式作出“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
8月份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文革的真正发动。8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批评道,“自己下命令要学生起来革命,人家起来了又加以镇压。所谓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列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他又盛赞“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还说到:“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也容许群众请愿、示威游行和告状。而且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是写在宪法上的。从这次镇压学生群众文化大革命的行动看来,我不相信有真正民主,真正马列主义。”稍后,毛泽东甚至还公开发表了自己所写的一份大字报。8月8日,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也就是《十六条》)。事实上,在中央高层,并非是毛泽东一人在推动转变,他的身旁还围绕着林彪、周恩来等官僚支持者及文化革命小组。文革小组的成员多数为毛泽东主义的笔杆子,组长陈伯达尽管以刘盆子自况,但他在当时的中央高层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早在六七月份,陈伯达就对派驻工作组的做法持保留态度,在中央属于少数派。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陈伯达的政治地位明显上升,并成为《十六条》的起草者。《十六条》强调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 ,“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从而在官方文件上确认了人民群众的“四大”自由。《十六条》还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颇为引人注目的是,《十六条》特别规定:“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在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据陈伯达晚年回忆,“我写这一条,是想用选举领导人员的办法来改革过去单纯依靠上级任命的做法。毛主席那时候也同意我的这些意见。但是后来这一条没有能具体实行。”
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后,学生们开始利用《十六条》中有利于他们的条款进行活动,自发成立了各类造反团体和组织,继而走向社会,开展横向和纵向的串联活动,运动的规模明显增大了。例如,10月14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发布的第三号通令中声称:“有些革委会是工作队一手泡制的,没有经过群众全面选举。它的产生就违反了十六条。……凡是在工作队一手操纵下组织的革委会、筹委会等组织要立即解散,新的革委会必须由群众按巴黎公社选举制民主产生。”作为进一步落实中央方针的努力,也是作为针对部分地方权力者压制和破坏学生运动的约束,中央也连续下发多份文件,包括8月21日“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8月22日“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等。后来又有10月5日中央批转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内称:“凡是在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或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分子’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个人被迫写的检查材料全部交还本人处理,整群众的材料要当众要销毁。”11月16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要求:“按规定处理材料问题。即全部集中,当众焚毁。”以至于总理周恩来在10月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声称:“现在的民主是史无前例的,历史上没有的,有四大民主,六大权利(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示威、游行),而且还停课放假闹革命。还有徒步旅行的权利,还有坐火车搞串联不要钱的权利。”
文化革命一开展的时候,重点是放在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大中学校,还有党政领导机关,而工厂、农村的文革运动则受到了限制。这个限制既来自中央,也来自地方权力机关,现在日益广泛的社会运动正试图冲击和突破限制它们的条条框框。上海是中国最为重要的工业城市。11月9日,由上海玻璃机械厂、国棉十七厂、良工阀门厂、147服装社等工人造反派,组织建立了一个名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造反派联盟。“工总司”是上海工人自己创立的,没有依赖北京的指示。“工总司”成立后,立即公布了他们的五条要求,其中第一条是要求官方承认该组织是合法的组织,这就向共产党对政治权力的垄断提出了挑战。当“工总司”的要求被地方党委拒绝以后,激进的工人于次日强行占用一列开往北京的火车,希望见到毛泽东以实现他们的目的。火车被迫滞留在上海市郊的小镇安亭,部分工人无视返回城里的命令,停留在那里并僵持了5天后,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张春桥宣布工总司是合法的革命组织。在文化革命初期,陆续涌现过许多新的群众组织,像最早成立的中学红卫兵组织,稍后崭露头角的大中院校造反派学生组织,以及晚近发起的工人造反派组织等等,并不是什么意识形态阴谋家强行施加在群众头上的,而是群众在文化革命运动中自发创造出来的,且往往有一个通过斗争取得承认的过程。毛泽东主义的中央通常只是在顺应运动发展的形势,或主动或被动的放开口子,如毛泽东所言:“先有事实,后有概念。”先有造反派这个事实,然后才有组织的概念,就是说要承认它是合法的。安亭事件以及其它地方的类似事件发生以后,中央不得不认真考虑工人以及农民参加文革运动和自由结社的权利,其结果是12月9日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12月15日的“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的下发。工矿十条不仅允诺“工人群众在文化革命中有建立革命组织的权利”,还允许进行横跨工厂和学校的串联,实际上意味着在地方上建立囊括学生、工人与职员等在内的大规模跨行业群众联合政派的时机逐渐成熟。
三
1967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指出:“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1月4日,上海“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接管了《文汇报》,次日毛泽东即对夺权问题做出批示。1月5日,上海工总司等十一个组织,在该市的主要报纸《文汇报》上发表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第二天,即1月6日,据称有上百万市民聚集在人民广场上举行群众大会,市长曹荻秋和党的其他高级官员遭到批斗,被撤了职,旧市委垮台了。这是所谓一月革命风暴的开始。毛泽东高度评价上海一月革命,并认为“这不仅是上海市的问题,而且是全国性的问题。” 1月16日,毛泽东召集会议讨论各地兴起的“接管风”,会议决定批准上海夺权。会后《红旗》杂志发表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1月22日,《人民日报》社论继续号召全面夺权。夺权,成为一月革命风暴的中心词汇。
夺权,一个颇为含糊的概念,并非一个政治学的概念。这个概念的使用,流露出文革运动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局限性和随意性。夺权,也就是夺取权力,夺权政权,但并不一定会改变政权的结构,因而夺权的概念本身并不一定意味着一场政治革命。回到历史的现场,夺权也的确带来了无法解决的一个悖论。文革运动是伟大领袖亲自发动并领导的,文革运动的指向也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义的中央自然不在其列。毛泽东设想的夺权,可以是夺取地方上党政机关的权力,甚至是夺取基层单位的权力(毛本人也没有预料到后者),但绝不会是夺取中央的权力。人们不得不提出疑问,地方上夺权的合法性来源于何处?究竟该由人民还是毛中央来授权与承认?在当时,不仅地方上摇摇欲坠的官僚对群众组织的夺权普遍持抵制态度,即便是毛中央也不是铁板一块。如1月15日陈伯达在北京的一次公开讲话中批评了各地的接管风,主张“一般不用接管的办法”,而是“采取派群众代表监督的方式”。但毛泽东认为接管难以避免,因而没有接受陈伯达的观点。平心而论,当时人民群众已获得了“四大自由”、建立群众组织及发行群众报刊的权利,在中共建政以来的近二十年里还是头一回,成就已是斐然。如能进一步完善群众组织对政府的监督机制,不失为稳中求进,逐步扩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步骤。但也须懂得,尊重群众组织的权利,就需要尊重群众组织表达政见的权利。既然如此,要不要夺权,如何夺权,就应该经由人民群众自主的选择。人民固然有犯错误的时候,但他们拥有因认识不足而犯错误的权利,同时他们需对自己的错误承担相应的责任;最后,他们也拥有改正自己错误的机会。在革命的一月,上海,还有其它省市的夺权浪潮从最底层掀起,不少工厂及其它基层单位实行了基本公正的无记名投票选举。这在迄今为止中共执政六十多年的时间内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即便在世界民主革命史上,这种现象也难得一见。
权力总是与秩序密切相连。当地方上的夺权渐入高潮之际,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措施稳固秩序,以确保夺权按照他们的设想进行下去。较早的措施之一是1月11日下发的 “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该通知要求制止群众组织中“大闹经济主义的倾向”。文革极为重要的一个特征是,群众建立属于自己的组织并以组织化的形式来参加运动。然而群众并不是一个联结起来的统一整体,不同的群体可能拥有各自不同,往往还是相互对立的特殊利益,现在这些特殊利益通过组织化的形式表达出来。例如,合同工、临时工群体要求获得更多的工资与福利,下乡的知识青年要求返回城市工作等。权力者本来有权决定是否采纳不同群众组织所提出的特殊要求,但现在他们开启了一个极为危险的先例——中央权力试图根据自身的意愿来限制和剥夺群众组织提出某方面要求的权利。这意味着,有朝一日他们也许会随心所欲地再次剥夺群众组织存在的权利。
两天后,即1月13日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公安六条”),对群众及其组织施加了严厉的约束。“公安六条”明确规定,“地、富、反、坏、右”等分子,“一律不准外出串连,混入革命群众组织,不准背后操纵煽动,更不准他们自己建立组织”,从而剥夺了政治“不合格”者参加文化革命的权利。如果说,这样的规定旨在营造阶级民主的条件,那么“公安六条”同时又有群众(即便是政治合格者)不得“利用大民主”来“散布反动言论”的约束性规定。至于第二条“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的规定,更是荒谬无比,极易被利用来镇压那些不怎么听话的人。“公安六条”通过以后,第一个被镇压的组织是高干子弟云集的“联动”。此前“联动”在北京公开“炮打”中央文革并数次冲击公安部,现在(1月20日前后)公安部门前往学校抓捕了该组织的部分成员。
1月14日,中共中央还下发了“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其中规定“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自文革开展以来,军队担负着备战和保卫国防的任务,对运动则一直奉行不介入的方针。不同于地方上的旧党委、政府,军队并不掌握行政和司法权力,不属于夺权斗争的范围,因此禁止群众组织冲击军队机关的规定很有必要。
除了颁布政令,中央首长在一些公开谈话的场合也频频表态,意在约束和规范群众组织的行为。1月14日,周恩来总理在接见群众的谈话中声称,“(群众)应该在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按系统,按工作岗位组织起来。我们不赞成建立全国性的组织,‘全国转业、复员、荣誉、残废军人联合会'这样的组织我们不承认。”1月21日,周恩来强调,“中央的权不能夺”。
早在1月5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张春桥、姚文元已从北京返回上海,为此莫里斯•迈斯纳评论 :“旧市委垮台了。然而取代旧市委的并不是进行‘一月革命’的工人,而是张春桥。1月6日,张春桥又来到上海,他不但把自己置于获胜的群众运动的首位,而且控制了群众运动,要重新建立城市的秩序。” 张春桥在获得上海最大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工总司”支持的同时,也竭尽全力争取当地军方及地方干部的支持。由于有毛的直接支持,上海很快的恢复了秩序并着手创建新的权力机构。
毛泽东的中央虽然批准了上海的夺权,并号召各地在大联合的基础上夺权,却没有很快对夺权以后的权力架构作出明确的指示。毛或其他有关人似乎仍需要一些时间用来思考,从而造成了一月中下旬一段难得的空白,这也是文革中最富有想象力的时日。1月22日,陈伯达在对北京部分学生的一次谈话中表示,“我有这样一个想法,在全市范围内夺权,应该是巴黎公社式的,可以以工农兵学商代表会议的形式来进行全国性的夺权”;“还有一个承认不承认的问题,应该是人民内部来承认,应是人民授权去夺权,无产阶级授权去夺权,这样才能有效。”他还介绍说:“毛主席教导我们,在中国无产阶级接管政权有两个阶段,一个是进城的时候,是军事接管,自上而下地下命令。现在出现了一个新阶段,是群众接管了。” 此时的上海,各造反组织加快了联合夺权的步伐。据徐景贤回忆,张春桥等人曾经想建立上海各群众组织的联络总站,来作为新的上海政权机构的组织形式。但后来传来毛泽东的指示,夺权后建立的领导机构,要有军队的代表、革命干部的代表和群众组织的代表三者参加,这才否定了联络总站的形式。几个主要的组织成立了夺权宣言的起草小组。 执笔者们根据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书,提出要把巴黎公社的革命精神写进上海的夺权宣言,主张“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公社委员由群众直接推选”,“公社委员是人民公仆,工资收入不得超过普通工人”等。 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于2月5日正式宣告成立,上百万群众举行盛大集会,庆祝它的诞生。上海人民公社宣言声明:“公社的组织原则,是毛主席教导的民主集中制,它的领导成员,在上海自下而上的全面大夺权取得胜利后,由革命群众按照巴黎公社原则选举产生;在目前,则由各革命造反组织协商推举组成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它是革命群众组织,人民解放军驻沪部队负责人和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领导干部三结合的临时过渡性的权力机构,行使公社的领导权力。”公社临委会的领导人实际上是由北京任命的,其权力的合法性不是产生于人民的选举,而是来自中央。尽管如此,公社宣言关于组织原则的表述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它有力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公社的观念和理想,已经在人民中扎下了根。
四
1967年1月下旬,毛泽东对全国夺权斗争做出了新的也是充满矛盾的重大部署。1月22日毛泽东做出了“(地方)夺权后报国务院同意”的决定。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发布,其中传达了毛的最新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 文件下发后,过去军队不介入地方文革的指示一律作废,形势发生了重大转变。军队究竟如何介入文革如何支持左派?军队在新的权力架构中又是处于何种地位和角色?一开始,人们还不是很清楚。但随着形势的发展,脉络渐渐变得清晰起来。
几天后,也就是1月28日,毛泽东批发了以落实支左决定为意图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措辞更为严厉,其中要求:“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军委八条赋予军方反对右派,镇压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的权力。但谁是右派,谁又是反革命组织和分子,却是由军方自己来定性。军队系统拥有强大的武力,素来也只服从于自上而下的命令指挥。它与群众组织之间本已处于力量极不平衡的状态,现在又拥有了军委八条的授权,因而军方在事实上取得了对任何群众组织采取专政措施的权力。
大概在1月底或2月初,中央开始有了“三结合”的正式提法。一月革命中,省一级的夺权经中央批准同意的只有五个,分别是上海、山西、贵州、山东、黑龙江。据说这些地方的夺权满足了中央关于大联合、三结合的要求,因而得到了中央权力的认可。虽然文革小组成员王力一月底还在说:“三方面协商建立临时的权力机构,散着不行,这是临时的政府,是过渡,过渡以后就成立巴黎公社式的北京人民公社。我们主张建立人民公社。” 但类似的声音能否代表毛泽东本人的想法和意图,则要打上一个问号。已夺权的五个省市中,山西、贵州、山东、黑龙江建立的临时权力机构是革命委员会,上海是人民公社。假使人们忽略这些机构的名,而穷究其内在的实,那么这些机构拥有一些共同的特征,比如均为三结合的权力机构,都经过中央权力批准,其领导成员非经选举产生等等。同时它们之间也有一些显著的不同之处,比如有的地方机构(如山西、贵州、山东等)里军队和(或)地方党政干部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有的地方(黑龙江)最初却任命了群众组织负责人为机构的第一把手,上海公社则明确承认其权力的临时性质,以后需“按照巴黎公社原则选举产生”。
2月5日上海公社成立后,据徐景贤回忆,(上海)左等右等,一连等了三四天,不见新华总社发布电讯,也不见《人民日报》刊登“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报道。一时社会上流言四起,张、姚也坐不住了,只好亲自到北京汇报上海夺权和建立新的权力机构的事。 就笔者手头的资料,上海公社成立一事的确在中央引发了严重的争论。2月11日下午中央碰头会上,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严厉斥责上海:“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他还说:“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会后,毛泽东没有反感叶的说法,反而认为:“你(叶)说的(关于上海公社的问题)对。”张、姚2月12日抵达北京,大约呆了一个星期,在这几天里毛泽东多次接见他们,并谈及关于文革、夺权、上海公社等在当时具有重要意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张春桥回上海后的一次谈话,大量转引了毛泽东的原话和论点。这在文革原始资料中是非常罕见的,带有方针性质,值得大段引述。
毛泽东首先谈到文化革命的性质。他认为: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是我们自己搞起来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面怎么要革命呢?这是因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机构中间,有一部分被篡夺了,这一部分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资产阶级的。接着他谈到夺权:夺权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成为中心的是三结合问题,这是能不能夺权、夺了权以后能不能巩固的关键。要实行大联合,关键还在形式,这个恰当的形式就是三结合。真正的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人民解放军驻军的代表和革命领导的代表这三方面,缺少一方都不能够算大联合。张春桥此时补充了自己的话,他说:“这条路(指小团体夺权)是不能走的,这是南斯拉夫的办法!有些什么工人自治呀、小团体呀,那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应该说,毛的这一段讲话还是有其合理的部分,特别其中关于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怀疑一切”和“打倒一切”,在革命中注重维持秩序和恢复权威的观点,关于“我们要相信大多数,相信95%以上的群众,相信95%以上的干部”的表述,关于夺权总得有领导,总得有干部的观点等等,还是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
接下来,开始谈起三结合夺权的组织形式问题、政权的组织形式问题。毛泽东说:巴黎公社是1871年成立的, 96年了。如果巴黎公社不是失败了而是胜利了,那么依我看,现在也一定是变成资产阶级的公社了。“苏维埃”是苏联的政权形式。苏维埃政权形式一出来,列宁当时很高兴,认为这是工农兵一个伟大的创造,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但是列宁当时没有料到这种形式工农兵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赫鲁晓夫也可以用。所以不能看名称,问题不在于名称而在于实际,不在形式而在内容,总统制、国王制、君主制、资产阶级民主制这些东西都是形式,这个问题主要看哪一个阶级掌握政权,谁掌权?这是根本的问题,不在名字。毛继续说:现在出了一个问题是大家都想叫人民公社,各省、市都想叫,学上海。最近一个时期反复考虑这个问题,中央的同志也反复考虑这个问题,因为最初没有这样去想。如果这样地想下去,就发生一个问题,就是发生了改变政体的问题,就是国家的体制问题,国号问题。如果都叫公社,那么党怎么办呢?党放在那里呢?毛说,总得要有一个党嘛,要有个核心嘛。毛甚至说,你不管叫什么,叫共产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工党也好,叫国民党也好,叫一贯道也好,总得有个党,一贯道也是个党嘛,公社总要有一个党,公社能不能代替了党呢?所以,我看还是不要改名字吧!不要叫公社吧!还是按照老规矩办吧!这些名字改来改去都是形式上的改变,不解决内容问题,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毛泽东的这番话实在不可小瞧,其实质上是论及这场文革运动在政治革命意义上的根本目标和方向,因而带有全局性、总体性的意义。当毛泽东将政体看作纯形式,而将阶级统治(即哪一个阶级掌握政权)看作内容时,他忘记了一点,即所谓的阶级统治问题,在1949年的武装革命和其后的公有化浪潮中已基本解决了。他也没有弄清,这次文革在政治领域的特殊意义,也就是要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创建一个与之相适应的民主政体。即便是资产阶级统治,也有民主制和集权制(如君主制、军人专政、法西斯统治等)的区别。社会主义也是如此,有官僚的社会主义,也有民主的社会主义,毛过去也屡次论及执政党内特权阶级的产生及其危害。因此命名为公社、革命委员会或许是个名义,但政体本身绝不仅仅是形式、是名义,政体也是政治领域内的实质,它涉及权力来源的问题,是来自人民,经由人民以某种方式(如投票)授权,还是来自权力本身?毛在这个关键性的问题上回避了,让步了,退却了。他只说到要有一个核心的党,却没有为民主说话,没有提到这个党的领导地位需要从一个更民主的制度中产生。“还是按照老规矩办吧”,一句话就轻易抹去了一月革命中亿万群众关于民主的政治想象。毛泽东既鼓动、允许了群众的造反运动,同时也给运动上一个紧箍咒,试图限制运动的范围和后果。“无产阶级大民主”的政治实践在触及1967年一月革命的高潮后,在最高权力的规制下开始出现明显的低落。另一方面,群众组织一旦获得了行动的自由,就会依照自身的逻辑和意志行事。文革这艘的巨轮,仍为多种力量之间的博弈提供着广阔的场域。
五
公社的命运是在北京决定的,张、姚回到上海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命名。2月24日,上海公社正式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一月夺权中的另一奇葩是黑龙江。1月31日黑龙江夺权后的权力机构,全称为“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据范正美回忆,该省革命委员会最初的成员由三十余个群众组织组成的联合总部所推举,勤务组共五人,时任哈师院造反团负责人的范正美被任命为勤务组组长,另两名群众组织负责人任副组长,党政高干潘复生、代表军方的省军区司令员汪家道任成员。 应该说,黑龙江模式是一种有利于发挥群众组织影响力的“三结合”权力架构模式,但这种模式似乎也没有得到中央的认可。3月16日中央由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出面,会见来自黑龙江革委会的群众代表,提议让潘复生、汪家道任省革委主任、副主任。中央的意图很快就实现了。
一月下旬军队奉命支左后,极其重要的一项任务是实行军事管制。截至一月底,军管的情况仍然少见,只有全国的电台、民用航空系统等部门按规定施行了军管,但其后实施范围急剧扩大。1967年3月13日,总理周恩来在军级干部会议上对当时全国的形势做了概括。他说,在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包括天津)中,除了已经实行“三结合”夺权,成立革命委员会的五个省市外,“已经实行军事管制或等于实行军管的加上已经批准,准备实行军事管制的有十个:陕西、新疆、青海、西藏、云南、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苏。”“剩下的十四个,又分为两类:一类是准备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夺权的;另一类,情况未定,到底是实行军事管制还是‘三结合’,还需要摸一下。”军事管制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一种是派出军代表,必要时可以派出军队保护。周恩来还介绍说,一个地区的军事管制(省、地、县三级),应当由当地最高军事机关和其他军事机关派人组成军事管制委员会,成为当地的最高领导机构,负责执行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最高指示。在军事管制委员会下,一般组成两个班子,一个班子全面领导所属地区的文化大革命,特别要作好支持左派的工作;另一个班子,全面抓生产指挥工作,这个班子叫生产指挥部。周恩来呼吁,无论如何,要在三月份解决省、市、自治区的领导机构问题。各级领导机构要以解放军为主,光靠革命群众组织不行。从周恩来的谈话中,可以看出几点:一是军事管制的临时性。军管会是临时机构,在大联合、三结合的条件成熟后将由革委会取代。二是军事管制的广泛性,连最普通的企事业单位也开始实施军管。三是军管会的权威性。军管会为当地最高领导机构,代行地方政治、行政和治安职权。四是军管会成员由军事机关派员组成。即便名义上“三结合”的革委会,也应以军方为主导。周恩来在谈话中还引用了毛的说法:“从上到下,凡要夺权的单位,都要有军队代表和民兵代表参加,组成‘三结合’,不论工厂、农村、财贸、文教(大、中、小学)、党政机关及民众团体都要这样做。” 在同一日李富春的讲话中,也有引用毛的最新指示:“军队不仅要支持左派,而且要管农业,管工业。” 3月19日,中央军委又下达了“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看来,自军队支左以来,中央的意图已逐渐明晰。二三月份,正是在毛泽东的主导下,军队被赋予前所未有的重要职责,承担起从前难以想象的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等项重大任务,即便其间北京发生了所谓的“二月逆流”的波折,也没有能影响到这一进程的开展。
如前节所述,恢复秩序和军队支左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整顿群众组织,镇压藏身其中的反革命组织和成员。1月24日,周恩来在全军文革的会议上称:“最近有些反动组织,我们已宣布的,像中国工农红军,工农兵红色夺权总部等,都是靠解放军去破获。”2月4日,中央文革小组在一个文件上批示:“湖南军区对‘湘江风雷’、‘红旗军’的反动头目,应该立即采取专政措施,分化瓦解其中被蒙蔽的群众。”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了“关于取缔全国性组织的通告”,并于2月24日由军管会和北京卫戍区出面捕人。被取缔的组织有九个 ,均为全国性组织,大小不等。此类组织的存在,被视为对中央权力构成了挑战,因而招致取缔。2月17日,叶剑英批发中央军委致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的公开信。信中说:“你们不要把斗争锋芒指向人民解放军。严重后果由你们完全负责”,随后成都军区抓了数万人。地方上的镇压规模大得多,各地被打成“反革命组织”的群众组织,有湖南的“湘江风雷”、武汉的“工总”、成都的“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广州的“八一战斗兵团”、福州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革委会”、“红九.二”等,基本上各省区都有,这里只能列举比较有名的例子。对“反革命组织”、“反动组织”,其具体惩处方式是取缔组织,逮捕头头,一般成员亦须登记和写检查。个别地方,还因此发生了大量人员伤亡的事件,如新疆石河子1.26惨案、青海2.23惨案等,不再详述。当然,还有很多名义上合法的群众组织,特别是学生组织,现在要求在内部开展整风,整掉所谓的风头主义、山头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也不允许再搞上街游行或宣传车上街。3月7日,毛泽东批示:“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学生军训。”3月19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联的通知”。由于各地最激进也最难驯服的组织被连根拔除,其它各色群众组织在风声鹤唳、日益逼仄的政治环境中,也逐渐停止活动甚至濒于解体。随着地方权力和秩序的重塑,群众组织的纷纷瓦解,到1967年3月中旬,文革运动在全国范围陷入低潮,颇给人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