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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内容
 文章标题 : 《记忆》第九十九期
帖子发表于 : 周五 7月 05, 2013 9:0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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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 周六 2月 28, 2009 5:4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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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忆               2013年6月30日第8期
REMEMBRANCE       总第九十九期
                  2008年9月13日创刊


目 录

【专 稿】
周家琮 文革春秋——文革与历史关系的几点思考
唐金鹤 浅谈孙耘的《我的文革心路历程》

【清华文革】
孙 耘 直面良知:我的文革心路历程
——读《良知的拷问》之后的一次谈话(二)

【述 往】
公孙雨 抬马记——插队轶事之二

【序与跋】
启 之 《故事不是历史——文革的纪实与书写》编者前言

【简 讯】
本刊编辑部 任冬林先生病逝
本刊编辑部 首都师大文学院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
——“创伤记忆与文学表征:文学如何书写历史”

【书 讯】
韦 陀 《朱厚泽文存》问世
向胡杨 《邵燕祥自书打油诗》在香港出版

【资 料】
任冬林 整理 胡祥风日记摘抄(1951—1952)
——新时代日记选编(一)
任冬林 编纂 文革资料编目

【编读往来】
1.编辑部郑重致歉:98期李逊文中的潘国平照片误植
2.曾鸣纠错
3.张晓良谈98期
4.98期孙耘文章题目更正



【专 稿】
周家琮,1948年生,1965年毕业于安徽六安一中,同年考入清华大学。1970年毕业,分配至攀枝花钢铁公司。历经工人、技术人员、企业高管等多个工作岗位。2009年退休,现居成都。


文 革 春 秋
——文革与历史关系的几点思考

周家琮


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
亡灵来为他们效劳,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
号和衣服……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
——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历史沦为道具

少读《孟子》,对“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一句,颇为存疑,以为又是孟老夫子的夸张。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尚不能阻挡“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区区几篇被王荆公后来讥为“断烂朝报”的鲁国史稿,岂能吓退“乱臣贼子”?及至文革,得以见识春秋历史,如何充当权谋政治的利器,将政敌杀得落花流水。自此叹服《孟子》所言不虚。
文革发难,点来祭旗的乃明史专家吴晗。姚文元一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檄文,定了吴晗以借古讽今的笔法,替彭德怀翻案的滔天大罪。可怜吴晗对党和领袖一片忠心,早已和清华大师们“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分道扬镳,笃行史学为政治服务之宗旨,却率先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吴晗的“三家村”同党邓拓、廖沫沙,亦难逃借古讽今恶毒攻击之罪名,被揪出批判,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其时凡涉笔历史题材的文人,无不冠以同一罪名,被斗得不亦乐乎;替本为文革主攻对象的“走资派”们,颇挡了一阵子枪林弹雨。
借古喻今虽是文革初期的一大罪名,但到了无产阶级司令部手中,却可以成为文化革命的重型武器。文革前夜,戚本禹发表《评李秀成自述》,借考证李秀成降敌叛变,影射瞿秋白被俘变节,矛头暗指党内高层。此文与戚氏另一篇《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皆深得领袖首肯。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吹响了文革进攻的号角。紧接着6月3日《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的社论,又扯出史学旗帜为政治斗争摇旗呐喊。及至1967年,对刘少奇见报的首次变相点名批判,还是借道戚本禹批判历史影片《清宫秘史》的文章。本为武器批判高手的林副统帅,也祭出批判的武器,在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上,罗列了一连串烛影斧声、政变夺权的历史案例,杀气腾腾地渲染政变敌情。伟大领袖闻之虽称不安,但其后就有了关于“二月兵变”的流言。一直到文革后期,褒王安石以挺文革,贬宋江剑指“投降派”;孔夫子陪绑副统帅再遭批判,秦始皇和法家被捧到天上。文革大戏的每场演出,几乎都不乏历史的幽灵登场。
以文艺和学术为政治工具,作为文革先锋的几个秀才并非始作俑者。样板戏的前驱及指导思想,可溯源至发表文艺座谈会《讲话》的延安时期。史学从学术的“道”沦为政治的“器”,同样有其革命历史。延安时的陈伯达,写过指桑骂槐讨伐蒋介石的《窃国大盗袁世凯》。善跟形势的郭沫若,也在重庆发表《甲申三百年祭》,及时敲响警钟而得领袖推介。只是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周期律,并未因一片苦心的借古喻今而改变。郭氏为抨击秦始皇的现代版蒋介石,还写了本貌似历史著作的《十批判书》。然而长于戏说历史的郭老却被历史戏弄,二十多年后该书因不合文革需要,反被钦定为“《十批》不是好文章”。 1948年吴晗所作《朱元璋传》,亦可窥见对蒋氏黑暗统治的影射。其实吴晗写《海瑞罢官》,本乃风闻领袖赞扬海瑞,为迎合圣意服务政治所为。与郭沫若为曹操翻案的文章、曹禺的话剧《胆剑篇》、若干画家的颂圣之作,皆异曲同工。岂料却被选为进攻突破口,作了文革炮火下的冤魂。学术为专制政治服务之险恶,亦由此可见一斑。
沦为政治工具的历史,倘要得心应手随心所欲地运用,自难拘泥于史实。在所谓“以论带史”的招牌下,歪曲史实践踏历史,成了题中应有之义。为证明无产阶级司令部伟大光荣正确由来已久,而“走资派”早就是机会主义或叛徒内奸工贼,从安源罢工到井冈山会师,从遵义会议到西安事变,重大历史事件本已模糊不清的面目,被肆无忌惮地进一步歪曲篡改。为了将文革旗手江青的历史伪装清白,甚至不惮毁灭史料、置见证人于死地。历史造假运动中,被诬者有口难辩,知情人噤若寒蝉,历史遭到最无耻的践踏。歪曲历史为政治服务,本乃专制文化的传统,历来有师承。孔子标榜“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隐恶迹以扮厚道,却霸道地“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门徒子贡也明白:“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孟子对此心中有数,提醒人们“尽信书,不如无书”。太史公批评别人:“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有瞎编之嫌。但《史记》中近乎文学想象、尽显一己好恶之处,却也比比皆是。自隋文帝禁私史,秉成王败寇之宗旨,替当今主子文过饰非的官修史书,更不在话下。民国以降,国民党对辛亥之役贪天功为己有,对党魁独裁、通款东瀛、帷薄不修等皆讳莫如深。延安时期,既以满纸谎言、令人作呕的联共党史为权威教材,同样步其后尘,将重构党史作为整风的重点,并以此树立领袖的绝对权威。党史自此开始注水,直至发展到文革的大规模历史欺骗。
与造假并列,历史为政治服务的另一手段,是所谓的“托古改制”。在言必称三代的古代中国,改革祖宗法度,自属大逆不道。要争取改革合法性,除了假天象伪称天意,只有托古人以扮神圣。王莽搞土改,蓝本是莫须有的“井田制”。大言“祖宗不足法”的王安石,其实也如政敌所云“好学而泥古”。变法中推行的“均输法”,学的还是西汉桑弘羊。康南海闹变法,也要下功夫攒两本《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用今文经学的“三世”“三统”,为变法思想寻找历史资源。甚至到了大跃进年代,自诩“鄙视过去,迷信未来”的领袖,为证明人民公社古已有之,还搬出东汉时的“五斗米道”,推荐给高级干部以资借鉴。文革标榜继承古代变法精神,颂扬商鞅、王安石的闹剧,与之一脉相承。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古今中外的人们,都从历史中吸取宝贵的思想资源,以史为鉴也是史学的重要功能。但借“古为今用”之名,肆无忌惮地伪造历史,“影射史学”盛行,历史赤裸裸地沦为权谋政治的工具,在中外历史上却十分罕见。文革发动者曾构陷他人,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其实借春秋史事,作为政治斗争重要武器,倒是文革的一大发明。与副统帅的“四个第一”等,皆可归入其“有所发明”之列。所可疑者,是文革发动者虽满脑子帝王将相,但历来自诩厚今薄古,鄙视先人。文革初期的社论文章,无不狂呼踏倒三坟五典,誓与传统决裂。何以每至文革重要关头,却都偏好借春秋史事,来发动现实的政治斗争?
原因也许有很多:中国历史悠久,史料资源丰富;领导人鄙视言必称希腊、也不怎么引证马列,但谙熟旧史,言及中国赫鲁晓夫时,还不忘赵匡胤的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历史故事和戏文为百姓喜闻乐见,便于运动群众;附庸于皇权政治的史学传统,和“王前巫而后史”的史官文化等。但深层次的根本原因,也许还是长期军事斗争的传统,以及文革之际的政治格局,决定了文革借道所谓历史学术批判,迂回攻击的斗争策略。正如工程师出身的官员热衷“工程”,相信人才教育、文化创新、社会治理,皆可借各类工程造就。1949年之后,执政者囿于长期军事斗争和地下身份的惯性,未能跳出“马上得之,马上治之”的窠臼。怀疑一切,夸张敌情,领导人警戒森严、政务过度保密,皆沿袭了尚处于地下时的心态。沿袭军事斗争发动战役的方式,以政治运动代替国家治理,经济、文化、政治方针,皆以惯用的群众运动方式实施,文革时登峰造极,相沿成习,迄今余绪未了。翦除妨碍“继续革命”的同僚,伟大统帅采取自称“剥笋子”的手段。而高饶、而彭黄张周、而彭罗陆杨、而刘邓,取法兵家梯次展开、各个击破之策略。整肃罗瑞卿,被通知与会的元帅和中办主任,会前居然相互打听不知会议何为,亦合兵不示形、突然袭击的战术。最具讽刺意味的,当数文革后期“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教诲,言之谆谆者正是众所周知的谋略大家。其“引蛇出洞”的反右妙计,更是“兵不厌诈”的经典。有何种内政就有何种外交:1958年将访华的赫鲁晓夫蒙在鼓中,却造成炮击金门有苏联背书的假象。虽一时将其玩弄于股掌之上,然大国外交行诡诈小计,是否中苏交恶的原因之一,亦恐一言难尽。所以文革之役伊始,并未取正面进攻的态势,而是借道历史批判,声东击西、迂回包抄;在派工作组问题上诱敌深入;在攻击敌营时次第展开;以地下方式派江青去沪组织文章,皆为用兵之道。
当然,文革之初没有贸然正面进攻,除了对兵者诡道的擅长和爱好,也取决于文革之际的政治格局。格局之一是党内政治力量的对比。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已经显示,党内多数并不赞成极左路线。文革发动者虽吹嘘动动小指头就可以打倒政敌,但文革伊始要一下打倒彭罗陆杨、打倒刘邓、打倒大批党内军内所谓走资派,全面推行文革路线,以党内民主方式决策并无胜算。诚如李鸿章论及对日之战时所言:“夫未有谋人之具,而先露谋人之形者,兵家所忌。”前有袁项城称帝错估力量对比不远的殷鉴,后有赫鲁晓夫被同僚赶下台晚近之教训,战略大家岂会掉以轻心。于是除了采取迂回斗争策略,文革前夕还成立“首都工作组”,充实京畿卫戍,以军事领导任文革副帅,真正做到了不打无准备之仗,尽显军事家缜密之谋略。
文革之际政治格局的另一特点,是所谓一线二线非制度化的二元权力格局。形式上一线刘邓主持工作,实际上二线通过政治运作和个人崇拜依然大权在握。形式上党内决策有民主制度,实际上还是老大为所欲为乾纲独断。另一方面,文革发动者虽自诩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迷恋于不按规则出牌,但一线的存在和合法的程序,却还不能完全绕过并马上推翻。虽似已君临天下,但离秦皇汉武的予取予夺,虽心向往之却相距尚远。痛斥政敌“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正是上述尴尬心态的反映。于是,古为今用的春秋手法、迂回包抄的秘密策划,便成了文革发难的不二手段。而与之类似的二元权力格局,自遵义会议之后几与党史相伴。流毒至今,又演化为废除领导终身制与退而不休的名实相悖,成为实现政治透明有序、安定团结长治久安之大碍。此种表里不一名实相悖的二元社会现象,不但存在于高层权力结构之中,在行政司法等各个领域亦随处可见,还蔓延至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潘汉年案胡风案已经钦定结果,却装模作样履行审判程序披上合法外衣。小至以徒具虚名的招投标掩盖内幕交易,大至领导人退休年龄、选票多寡入局划线的权变,皆在显规则牌坊之下,掩潜规则运作之黑幕。且表演者行之若素不以为耻,围观者习以为常不以为非,由此政治道德的沦丧,社会风气的败坏则毫不足怪。
老子云:“以正治国,以奇用兵。”贾谊说:“攻守之势异也”。从造反者到执政者,观念和行为需要实现根本的转变。政治透明公开、运作规范有序,方可谋求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然文革发动者却背道而驰,昧于革命和执政攻守迥异之势,政权于“马上得之”,以为仍可“马上治之”,热衷继续革命,醉心玩弄政治权谋。从整风反右的转守为攻、所谓居二线的以退为进,到文革初期的迂回包抄、坐山观虎斗,雄才大略挥洒自如。后果却是国乱民穷,灾难深重。改革开放以来,政治体制尤其党内民主固然有了长足进步。然毋庸讳言,酿成文革惨剧的体制基因并没有得到根除,言行相悖,表里不一,思想浅薄却热衷权谋的文革遗风仍沿袭泛滥。一面高唱权为民所用,一面肆意挥霍纳税人血汗。左手高举反和平演变的大旗,右手送子女入国外贵族学校。环顾政界商界学界,乃至体育界慈善界,“运作”、“勾兑”成风,厚黑学、成功学大行其道。商场、官场皆战场,迷恋于孙吴兵法、申韩术数,挂显规则之羊头,卖潜规则之狗肉者,代有传人。经济信息不对称不透明,产生交易成本高昂的柠檬市场。经济前景不确定,导致投资衰退经济活力降低。政治运作的不透明、政策预期的不确定,既助长官场的短期行为和机会主义,更驱使人们用脚投票纷纷逃离。谋划今日之政治体制改革,对权谋政治必然付出高昂的社会代价,不可不察;对文革时代政治文明的败坏及遗毒,不容忽视;对文革领袖的权谋乱国,更有必要加以揭露和批判。清除文革政治毒瘤,是政治体制改革难以绕行和逾越的一道坎。
在没有言论自由的时代,人们借春秋笔法影射现实。在专制统治的岁月,阴谋家利用历史玩弄政治权谋。虽然这一切也许正在成为历史,但只要所谓政治挂帅、以革命的名义无不可为的核心价值观,得不到反省和清算,利用爱国、利用反腐、利用为民请命乃至利用唱歌玩弄政治权谋的闹剧,仍将不断上演。文革春秋,其无后乎!

通往文革之路

这样的悲剧在人类历史上曾反复上演,其原因是
那些看似吸引人的空洞理想被置于人类的基本
价值观——珍视生命,人权和自由之上。
——普京在纪念大清洗牺牲者集会上的讲话

人类对天灾的认识,曾经相当的蒙昧。洪水袭来以人牲祭河伯;大旱降临君王惶恐,下诏罪己;瘟疫流行,原始部落认定有魔鬼附体;直到今天,仍有人相信地震、艾滋,是上帝在惩罚人类。而对于社会灾难即“人祸”的由来,或因偏见而蒙蔽,或为利益所左右,欲谋共识,更难于认识天灾。诚如洞明世事的列宁所云:几何公理如果违反了人们的利益,也会被推翻。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波匈事件,走上街头的当地百姓,争的是国家独立、人民自由;苏联傀儡的波匈领导人,埋怨是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闯了祸;莫斯科怀疑是华盛顿的颠覆阴谋;对秦始皇坑儒推崇有加的毛泽东,则断言是反革命杀得太少。法国大革命过去了二百多年,其起因今天仍被关注和讨论,且见仁见智聚讼未决。所以讨论文革起因,探究“通往文革之路”,纷争和歧见更不可避免。
关于文革之起因,迄今尚无深入的研究和思考,得见于官方文字。唯一权威的说法,是1981年就历史问题所作决议的表述:文革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灾难。此说作为当时的权宜之计,以避免纷争稳定局势,或未尝不可。但时至今日,倘仍以此概括文革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就无论如何再也经不起理论的推敲和历史事实的检验。首先就历史观而言,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汤因比,都不会容忍把重大历史事件的起因,归咎于少数个人的历史解释。普列汉诺夫关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对此早有深刻论述。任何政治事件的发生,都要通过政治人物的行为得以实现,政治领袖不过是政治集团及其思想和制度的LOGO。把政治灾难归咎于政治人物的错误或破坏,无异于同语反复。说文革是领导犯错被反革命集团利用,和断言戈尔巴乔夫头搞垮了苏联一样,是将个人作用置于客观的社会矛盾和历史规律之上,可以奉上一顶“英雄创造历史”历史唯心论的帽子。况“裴矩佞于隋而诤于唐”,奔赴延安的革命青年江青,此后一直未离中枢和领袖,是什么样的政治熏陶和长期教诲,居然令其沦为反革命集团的首犯?又是什么样的环境和土壤,让她青云直上身居高位,进而作恶多端为所欲为?岂不令人深思!其次就参与文革的群众动机而言,当年从工厂学校到穷乡僻壤,亿万群众狂热投入革命,文斗武斗不顾身家性命,绝大多数皆抱天真而愚昧的追求和信仰,岂可归因于反革命集团的煽动和欺骗?最后就文革的历史事实而言,文革祸乱全国,被迫害者众加害者亦众。庙堂之上,文革后来挨整者,先前几乎皆有整人之过。每逢整肃党内高层,明哲保身、随声附和者固不鲜见,落井下石、为虎作伥者亦大有人在。在整肃同僚的道路上,文革发动者从来都不是孤家寡人。江湖之广,支持参与文革动乱者,更是不计其数。所谓反革命集团固难逃其罪,然众多恶行的实践,无不假手于各级干部和亿万民众。德国人反思二战灾难,并未把所有罪行向纳粹头目身上一推了之,而是同时反省自身和全民族的错误及责任。不能正视文革年代全党全民之过,为了维护虚假说辞和推脱责任,讳言甚至无视我们自身的错误,同类的错误势必再犯。只有深刻的文革历史反省,才能昭示后人教育下一代,才能真正总结文革教训防止悲剧重演。历史常识告诉我们:任何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皆源于事件主体内部的深刻矛盾。既非外部力量所可左右,更不是少数人的阴谋得以酿成。希特勒上台、日本军国主义兴起、苏联解体、中国文革,莫不如此。文革十年动乱,自有其社会、制度、思想乃至文化传统的深刻原因。文革前在高校,号召学生走“历史必由之路”。在有中国特色的斯大林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正是通往文革的历史必由之路。
中世纪以来,人类历史上残酷的族内迫害,都离不开蛊惑人心的狂热教义和思想,文革亦不例外。文革主力红歌《大海航行靠舵手》的点睛之句,是“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干文化大革命,靠的正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古今中外的革命狂热,都以迫害异端彰显其合法性。“继续革命”也需要不断发现作为革命对象的阶级敌人,以继续开展阶级斗争。“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是文革前夕已经发出的信号弹。文革自始至终的战略方针,也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从而“纲举目张”。有了阶级斗争和继续革命的神圣名义,迫害干部群众师出有名。有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红色后代们把文革当成盛大的节日,欢呼终于又获得像父辈一样投身革命、接班做主人的历史机遇,在光天化日之下,理直气壮地犯下各种骇人听闻的暴行。指导文革的“继续革命”理论,既有承袭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之处,而最根本的,还是来自对世界政治潮流的警觉和应对。文革发动者对“和平演变”的预见,不逊于布热津斯基和尼克松,令人不得不钦佩其政治上的战略远见。“马上得之”的老革命夺取政权后,遇到了统治权力的合法及传承的新问题。毛氏在1967年斥责清华414,说他们主张“打天下不能坐天下”,显然透露出其中的焦虑。克里斯马式的权威崇拜,在打江山的第一代逝去后必然风光不再。虽说“还是自己的孩子可靠”,以血缘世袭避免政治动乱,也曾有其历史合理性,但放眼全球,除了几处孑遗残留,毕竟落花流水春去也。民主选举迹近和平演变,江山流血得来岂可拱手让人。只有“继续革命”,才能维持统治合法性并得以延续。其时海峡对面,同样面临世界政治大潮对集权统治合法性的挑战。虽应对和结果与之截然相反,却充分说明文革绝非领袖心血来潮和坏人阴谋,而是应对世界政治潮流之历史必然。
文革思想资源的另一脉,来自“百代都行秦政法”的封建专制思想。以封建专制思想对抗资本主义的把戏,《共产党宣言》早有揭露。文革却公开标榜马克思加秦始皇,在“反修防修”的大旗下复辟封建专制,上演了现代版焚书坑儒的惨剧。文革发动者深知,多元包容的文化、闪耀人类良知光芒的普世价值,与专制统治冰炭不相容。因此声称发动文革的理由,就是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权,还不在无产阶级手中。从而掀起了文革破四旧、批封资修、与人类优秀文化传统全面决裂的疯狂浪潮,以实现久加诺夫所说的意识形态垄断。不愧为“好学生”的副统帅深谙此道,声称“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人口的国家,需要一个统一的思想。”以军队为发源地,以个人崇拜为旗帜,全面推行思想专制。在经济思想领域,为了维系掠夺式的军事共产主义模式,批判尊重价值规律的“资产阶级法权”。在思想道德领域,为了让人们安贫乐“道”,泯灭向往美好生活、追求人权自由的天性,做一颗为革命献身的螺丝钉,号召学习据说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模范人物,最后演化为“斗私批修”的闹剧。
文革最崇高的思想支柱,是实现世界革命的伟大理想。自宣称苏联变修之后,以世界革命中心自居,担负起拯救世界三分之二苦难人民的神圣责任,参加亲手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赤化全球,成了文革狂热的精神支柱和崇高理想。国外的文革追随者,既有恐怖组织赤军红色旅,又有西方国家的校园骚动,竟一度让文革发动者产生世界革命高潮来临的幻觉。而向柬埔寨等国输出的革命,颇得文革发动者嘉许:“你们做到了我们想做还没有做到的事情”。近代以来,中国效果最显著的一次意识形态输出,也许就是支持指导红色高棉。结局却是青胜于蓝的屠杀、惨绝人寰的灾难。
亿万群众卷入的文革动乱,之所以一触即发愈演愈烈,也是当时诸多社会矛盾的反映。是实行比较务实,以经济建设为主的施政方针,还是以阶级斗争为主继续革命?历经批判反冒进、开展反右倾,党内尤其是上层为此一直存在路线分歧和斗争。包括文革中期的九届二中全会,高层所暴露的分歧,也部分反映了这一矛盾。大跃进的失败特别是大饥馑的灾难,使基层干群滋生不满。历次运动的受害者和整人者、既得利益阶层和被边缘化阶层之间的矛盾,结怨积聚已深,后来成为许多单位派别对立的历史根源。搞特权腐败、骄奢霸道的大小“土皇帝”,与民众对立,干群矛盾已相当尖锐。四清运动和文革初期,又有当权者按以往运动套路整人以自保,制造了新的干群矛盾。由此不难理解,文革初期打倒当权派的燎原之火,为何得以迅速蔓延。
文革灾难得以泛滥,离不开专制传统和制度基础。秉承二千年顽固的皇权专制传统,不少党内高层以臣仆自居,有忠无诤,对文革的倒行逆施不敢反对甚至为虎作伥。亿万民众成了“三忠于四无限”的愚民,甘心充当文革炮灰。是文革发动者利用了官民众生的愚忠,而不是他被什么坏人利用。独立思考对文革持怀疑批判的少数,遭到无情的镇压和屠杀。党内长期形成的家长制,使违背党内多数意志的一项项文革决议、一桩桩重大冤假错案,仍然形式上通过了合法程序。高度集权毫无制约的一元化体制,加上个人对军队的高度控制,使文革意志得以在动乱中推行。文革令人发指的无数暴行,更有赖于长期无法无天的政治运动、“阶级敌人”的人权毫无保证的法治状况,和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的制度基础。列宁《国家与革命》一书,文革中被推荐为学习重点。其中就坦然宣称:专政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暴力。”文革中的确不乏坏人作乱,但首先必须反思,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让坏人得以掌权还可以任意为非作歹。文革结束不久,邓小平对文革发生的制度基础,有过深刻的思考和论述:“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正是历经文革磨难后的深刻反思,邓氏才会发出上述高屋建瓴之论。遗憾的是如此振聋发聩的警世之言,当时就有人说不要再讲,而后直至今天,更是被束之高阁无人再提。
文革不是发生在一夜之间。文革尘埃甫定,有人说文革是灾难空前。谭震林老闻言大怒,历数苏区肃反延安审干之事,证明党内残酷斗争源远流长,文革绝非空前。文革的思想文化批判,不过是批胡适抓胡风、评《红楼》批《武训传》、思想改造拔白旗的延续,更远还可追溯到整肃丁玲王实味。文革的打倒一切,之前就有肃反、反右派、反右倾、四清运动的多次预演。文革整“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也是“四清”即已确定的运动重点。文革中达到狂热的个人崇拜,在神州大地更是早已轰轰烈烈。且始作俑者居然皆为文革主要打倒对象,其中某公大难临头之时,还不忘自己对山呼“万岁”的首创权。文革中一度泛滥的血统论,也出自文革前早已存在、打着阶级路线旗号的严重身份歧视。文革中对“阶级敌人”的种种暴行,文革前早已普遍存在并得到鼓励。文革前阶级斗争天天讲的灌输和实践,造就了文革中斗黑帮、打黑五类的血腥和疯狂。也使得昔日的同学同事、甚至亲人间文革中相互为敌,为了谁代表革命路线、谁拥护领袖而自相残杀。如果不是井冈山时期就发生过打AB团之类的血腥事件,如果不是延安时期就制造了大批“内奸”冤案,如果没有类似胡风集团的奇冤,如果执政后不曾从中央到地方仍不断揪出一个又一个“反党集团”,人们怎么会相信:那么多不畏白色恐怖投奔革命的知识分子、出生入死功勋卓著的职业革命家,在文革中统统成了应该打翻在地的黑帮?如果没有文革前对知识分子一次又一次的批判、丑化、清洗,有着悠久尊师传统的国度,文革中怎么会到处发生学生毒打老师的暴行?如果不是文革前刻意渲染仇恨颂扬暴力,又怎么能想象联动的十几岁花季少女,文革中会成为嗜血的法西斯冲锋队?如果不是文革前长期盲目颂扬历代农民造反,文革群众运动怎么会效仿太平天国、义和团的愚昧暴行?如果不是文革前历次政治运动无视法律践踏人权,就在首善之区北京,文革中对扫地出门、草菅人命、乱打乱杀的惨剧,怎么会竟然听之任之无人制止过问?
历史的逻辑是无情的,漠视者难免付出惨痛的代价。以为政治迫害并非社会机体系统沉疴,不过是领导人一时犯错,少数坏人作恶,有人不小心倒霉,而自己可以侥幸置身局外甚至幸而分得一杯羹,历史的悲剧就会不断重复上演。当1957年的周扬和老舍在批判右派时,绝不会想到9年后自己会遭遇更惨烈的暴行;当1958年亿万人民热火朝天投入大跃进时,他们也难以预料不久就将遍地饥荒道有饿殍;当1964年特大型红歌《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上演时,台上台下兴高采烈的人们,更不会想到两年后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将和台上扮演的地主恶霸一样遭到批斗;当中学语文老师在课堂上颂扬《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的革命行动,灌输“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的格言时,又怎能想到当年地主戴的高帽子,很快就要被无情地戴到自己头上;当文革之初红后代们以为接班时机已到,忠心耿耿地要做伟大领袖的红色卫兵,对“黑七类”疯狂施虐时,更想不到他们的英雄老子很快被一批批打倒,自己不久也被投入大牢;而文革初期被工作组打成反动学生、后又被周恩来宣布平反的蒯大富们,当他们从此义无反顾地要追随伟大领袖,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时,更是做梦也想不到,几年后会作为文革替罪羊沦为阶下囚。历史的悲剧不只眷顾芸芸众生,当1967年的国家元首悲愤地手持宪法,申张自身权利时,不知他有没有醒悟:延安整风自己向党的领袖山呼万岁时,已经为文革种下了苦果;不知他有没有想到,当数百万因言获罪成为右派的民族精英,不经审判即被流放关押时,有没有人申张他们的宪法权利;不知他有没有料到,当他在庐山卖力批判彭德怀时,甚至当他举手同意整肃“彭罗陆杨”时,已经注定自己同样悲惨的下场;不知他有没有反省,就在“四清”中甚至就在一年前,他派出的工作组,在农村、工厂和高校,又迫害了多少无辜群众,其中也包括后来成了文革罪人的蒯大富们;甚至我们还可以揣测:此时他或许羡慕和向往,有媒体或者街头可以就文革开展辩论,有议会或者法院可以申张正义,有选举或公决可以听从民意,决定胜负……
洞察“月晕而风,础润而雨”的苏洵,在《管仲论》里又说道:“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文革之祸早有由兆。文革和此前一场场政治运动,高举的是同一面蔑视人权和生命、鼓吹阶级斗争和专政的思想旗帜;依赖的是同一块个人专断、践踏法治的制度土壤;运用的是同一套群众运动残酷斗争的手段;文革依靠的主要打手,也还是延安整人的康生、反右的棍子姚文元、鼓吹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张春桥、反修论战的先锋王力等等。文革前的一场场政治运动,早已铺就了通往文革之路。
对社会灾难起因的反思和认定,可以照见时代的智慧和良心。文革后陆定一、周扬等大彻大悟反躬自问,闪耀着老一辈的良知和真诚。而遇危机则归咎“外部敌对势力”搞和平演变,有动乱即声称系不明真相群众受别有用心之人欺骗,惟独不肯面对现实检讨自身,正是缺乏自信、良知泯灭的表现。讳言文革真实原因的代价,不仅是执政者政治诚信资源的丧失,更危险的是始终讳疾忌医,则沉疴再发势所难免。错判病因固然会导致庸医杀人,不查明安全事故的真实原因,要防止事故再次发生,正如西谚所云,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对重大政治“事故”的真实原因采取鸵鸟态度,必将付出巨大的历史代价。清末迭遭外侮危机深重,昧于政治革新的专制维护者,认定只是船不坚炮不利,应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指望办洋务拯救帝国,结果却加速王朝覆灭。六十年代初明明是旗帜三面、饿殍千万,却对外谎称是“三年自然灾害”,对内刘少奇的报告归咎地方的“分散主义”;迷信“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伟大领袖,则一如既往地认定是阶级敌人破坏、民主革命不彻底,由此发起文革的前奏“四清”。苏共二十大揭露了集体化和肃反的灾难,但仅仅把原因归咎于斯大林个人,并没有吸取教训启动政治经济制度的改革,最终积重难返,苏联顷刻瓦解。耐人寻味的是,当年执笔《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将苏联历史灾难归咎于斯大林个人错误的,正是后来主持起草决议,把文革原因又说成是领袖犯错、坏人利用的胡乔木。《再论》写道:“对于斯大林的这些严重错误应该怎样解释呢?这些错误同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怎样的呢?”触及要害的深刻提问,却给出了今天看来令人哭笑不得的答案:“他(指斯大林)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群众和集体”,“决定的因素是人们的思想状况。斯大林后期被一连串的胜利和歌颂冲昏了头脑。”当年的八届二中全会公报则断言:“斯大林的错误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历经四分之一世纪的风风雨雨,所谓“第一支笔”的僵化思维,居然没有半点长进。竭力撇清苏联大清洗、中国文革与政治制度的内在关系,良苦用心可谓一以贯之。如果说当年我们无缘读到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对百年国际共运史的血雨腥风也不甚了了,更没有经历过文革劫难,相信了“第一支笔”的自欺欺人之言,那么今天我们已然明白:无论在苏联还是中国,领导人的错误总要酿成巨大灾难。无论在阿尔巴尼亚还是朝鲜,所谓坏人总会出现在领导核心,不断产生又被反复清洗。文革要说有所贡献,或许就是政治神坛之上,过去庄严的偶像被从此击碎。目睹了写入党章的接班人仓皇出逃,觊觎接班人的薄氏野心家道貌岸然却五毒俱全,比戏剧还精彩的官场丑闻、前赴后继的贪腐政客,难道我们还会天真地相信,庙堂之上尽皆天使和救星,还会轻率地把国家兴衰、百姓命运,仍寄托在领导人不会犯错、不出坏人的天方夜谭上吗?所谓领袖犯错和出现坏人,不过是专制制度人格化的载体和表现。薄熙来罪行的暴露虽系偶然,但却又一次雄辩地证明:现有的政治制度,既不能阻挡劣迹斑斑者登上高位,也不能防止位高权重者胡作非为。为防止灾难卷土重来,唯一靠得住的是,让公仆们的任免去留由民主决定,把公共权力关进宪政制度的笼子。万一领导人又“冲昏了头脑”,则尽快把他赶下台,而不是继续高呼永远健康万寿无疆。
汶川之难,总理曾引“多难兴邦”的典故与国人共勉。然揆诸史实,无论是春秋之际灾难频仍的楚国,还是李鸿章在遗折中以多难兴邦为之打气的清王朝,并未因多难而中兴。日寇侵华之难,虽有人当成机遇作无耻感谢,但中华绝非因此而兴邦。观诸现实,频繁发生的矿难、水灾,也未使预防工作自然得到切实改进。要实现恩格斯所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必须深刻反思、认真总结灾难的教训,其前提又是必须真诚面对灾难的史实和原因。反之,如果以“宜粗不宜细”搪塞敷衍,借口“团结一致向前看”,推卸弄清真相、总结教训的历史责任,则侈言“多难兴邦”,只能是欺人之谈。遵义会议因军情紧迫,对军事之外的其它错误并未清算。但到了1941年,面对抗日、国共合作、共产国际等错综复杂的关系,再回避历史上的错误及原因,就不可能明确和统一今后的路线方针。从确立领导权和夺取政权的角度,延安整风前期对历史问题的回顾和清算不可或缺。在反思历史教训方面,十一届三中全会亦厥功至伟,中国社会由此获得三十年巨大进步。但囿于当时人们的认识局限、稳定局面、经济建设的迫切,以及历次党内斗争老一代恩怨的盘根错节,并没有对文革及之前的错误,进行系统深刻的检讨和反省。今天当我们又为不断积累的新旧矛盾所困扰,为下一步的改革方向寻找路标时,必须补上反思文革、全面总结历史教训这一课。让文革真相大白天下,重拾社会信任;反思文革病因,明确改革方向;检讨文革的制度积弊,制定改革措施;清除文革的思想余毒,求得改革共识。这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是当代人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告别文革,推动改革再次出发;才能告慰千万文革受难者的冤魂;才能坦然面对尊重历史的文明世界;对于终究要拷问历史真相的子孙后代,也才能真正做到问心无愧。我们多灾多难的祖国,在新世纪的十字路口才不致迷失方向、蹉跎徘徊,更不致复辟倒退。我们的后代再说到“多难兴邦”时,庶几可将我们今天的努力,作为光荣而不是梦想,记录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

以 史 为 鉴

人们唯一的历史教训就是忘记历史教训
——罗 素

知我罪我,其惟《春秋》。本乃“仲尼厄而作《春秋》”的夫子自叹。二千年后记者会上再闻总理此言,听到的却是功罪自有历史评说的无奈和坦然。面对黯淡的现实,人们往往寄期望于历史。起义失败的青年卡斯特罗,在法庭上陈辞慷慨:历史将宣判我无罪!面对枪口的匈牙利改革领袖纳吉大义凛然:历史将宣判杀害我的刽子手!北师大附中校长卞仲耘文革中被活活打死。卞的先生王晶垚,抗议校方至今仍对暴行责任者宋某荣誉有加,出语悲愤:不能诉诸法律,那就诉诸历史。文革中被批斗的国家主席也自我宽慰:好在历史是由人民来写的。不知他有没有料到,后来党的中央全会决议里,却编造了诬其为叛徒内奸工贼的历史。在这类决议里,史实如同去年国博北门的孔丘塑像,可以随意搬来搬去,历史不过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此言虽出自胡适,却并非主张“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适之先生本意,恰恰印证了历史常被涂抹的悲哀)。难怪美国记者斯特朗在《斯大林时代》一书中断言:历史是由胜利者写的。因此历史是否值得信赖,取决于书写历史的人们、记述历史的时代,是否值得信赖。持笔丹青者,是“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还是小说《一九八四》里所刻画的,温斯顿等专司在真理部篡改编造历史的角色。而借助历史的记录,反过来对记述历史的学者和团体、国家与时代,也可以有更深入的观察和评价。人们从“以史为鉴”、“察古知今”得到的收获,不仅仅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比如回顾明清以降中朝关系,谨防重蹈昔日陷阱;检讨恶性通货膨胀,如何助推德国纳粹上台;剖析历代变法得失,以资今日改革方略之借鉴;从史事和现实的对照中总结经验教训,窥见兴废得失。还在于能从对历史的态度,照见当下时代的面貌和精神。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史论史识,笔走春秋,无不折射出当代述史者的观念、立场和道德水准。罔顾史实歪曲造假者,当下必无诚信可言;褒贬古人溢美增恶,今日之事亦难言公正;对历史疮疤和谜团粉饰掩盖,现实政务的透明公开更不可期待;不尊重历史,就不可能尊重今天和未来。
对待历史最狂妄无耻的当数秦始皇,焚毁载史之书,坑杀记史之人。此前历史一笔抹杀,从他开始才算数,自称始皇帝。与禁写编年史、违者问斩的沙皇伊凡堪为伯仲。与其对历史的态度相匹配,秦政的暴戾苛虐亦为二千年之最,邻邦皆视为虎狼之国。以吏为师、“纳粟千石,拜爵一级”的卖官鬻爵,中国不少坏制度坏传统,也是秦代的发明。二千年秦以恶名载史,直到古人今人一概打倒,既扫四旧又斗黑帮的文革年代,才有了“百年皆行秦政法”、“马克思加秦始皇”的知音同道。而历代凡重视历史,将修史视为国之大事的,也大抵在所谓太平盛世。对待历史的态度,或可作为有无盛世之象的判据。判断国家亦如此。那个六十年前始则率尔冒险、后又求救于中国的邻邦,对中国当年的重大牺牲和救命之恩,在今天的官修史书中居然几近空白。与对历史的无赖相吻合的,正是其现实的黑暗和荒诞。上世纪中叶的中国,鼓吹对历史“鄙视过去,迷信未来”、“踏倒三坟五典”,对应的现实,正是政治残酷内斗、经济狂热蛮干、文化专制盛行。昨天的历史、当下的新闻,统统被政治绑架。李自成、洪秀全、义和团成了“高大全”;苏区肃反、延安抢救的血腥被轻轻抹去;《毛选》注释谎称西路军溃败罪在张国焘分裂;至于韩战系美帝挑起,饥荒乃天灾所致,万斤亩产的卫星、子虚乌有的冤案,乃至伪造新闻照片,陈毅之头被换邓小平、王海容掉包冀朝铸,处处充斥历史与现实交织的谎言。
改革开放以来,不少尘封的史实得以重见天日,若干被歪曲的历史得到较客观的叙述,对历史人物有了多维视角和公正评价。历史学尤其是近现代史研究的新气象,虽贡献主要来自民间,亦足以彰显社会意识和政治文明的长足进步。但为了政治需要,掩饰歪曲历史的文革遗毒并未肃清。过去对历史的造假,也没有得到正式的全面的反省和纠正,仍在误导和欺骗今人。清华一例:投笔从戎,献身冀中抗日,却被冤杀的清华学长熊大缜,校园里新立的英烈碑述其生平,镌刻的仍是匪夷所思的“因公殉职”。对反右、大饥荒、文革等历史创伤,官方话语更是讳莫如深。对最值得总结教训的文革当代史,不但未能恪守真诚面对、忠于史实、客观公正的基本史德和精神文明,还刻意抹去文革的集体记忆,以致对文革历史的歪曲和和谎言,随处可见。与之形成极大反差的,是世界各国对待类似文革灾难历史的真诚:在西欧,当代德国人以尊重历史赢得世界尊敬。离柏林墙遗址不远,街头公园陈列着纳粹批斗政治犯、冲锋队狂热集会的图片。倘忽视人群面孔,酷似中国文革场面。在慕尼黑市郊,囚禁过犹太人和不同政见者的达豪集中营,笔者目睹一批又一批的中学生,在老师带领下悼念受害者,反思民族历史上丑陋的一页。在柏林市中心,相当于北京天安门广场一带,本世纪初又建造了“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群,规模十分可观,镌刻着众多犹太受难者的姓名。英国官方于1998年,对26年前镇压北爱尔兰游行的真相,进行了调查、公布和道歉。连罗马教廷也宣布,纠正自己600年前对伽利略的审判。在东欧,俄罗斯在斯大林肃反的屠杀地、莫斯科布托沃射击场设立了大清洗纪念地。在喀琅施塔得,为被镇压的兵变死难者竖立了纪念碑。10月30日被定为俄罗斯政治迫害遇难者纪念日,纪念集会上一一公布大清洗死难者的姓名,大屠杀的历史记忆被再次唤起。出席集会的总统普京告诫:为了记住这段不幸的历史,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乌克兰把11月22日定为“饥荒纪念日”,纪念斯大林时代饿死的同胞。在北美,美国人对历史上的扒粪时代、三十年代大萧条、麦卡锡主义政治迫害、种族歧视等历史疮疤,记述唯恐不够详尽。对歧视华工和日侨的历史,也公开承认并官方道歉。在非洲,南非有纪念索维托惨案的博物馆。在亚洲,蒙古有“政治迫害牺牲者纪念馆”。韩国有“真相与调查委员会”,调查并公开韩战期间政府对左翼人士的迫害。在中国的台北,也有马场町和景美人权文化公园,纪念包括中共人士在内的白色恐怖受难者,称他们为“追求社会正义的热血志士”。白色恐怖的罪魁祸首虽非国民党莫属,时任台北市长的国民党人马英九,却并未忌讳为公园命名并对死难者悼念。在台北“二•二八” 纪念公园,“警示国人引为殷鉴”的勒石镌文,发人深省。环顾全球,大陆对待文革历史态度之特色,实在令国人蒙羞!
文明各国,对包括灾难在内的重大历史事件,无不建设纪念场馆,开展纪念活动。惟独中国文革,巴金老人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已过去三十年,除汕头和大邑二处难副其实的民间展览外,官方的态度仍然是冷漠和禁绝。温总理出访之际,去奥斯维辛悼念异国的政治死难者,诚为文明国度官员应有之风范。然国人岂不因此而困惑:偌大中华,何时又能辟一隅之地,也可供国人悼念文革受难同胞?民间的“文革受难者网上纪念园”,开了两年竟被封杀。倒是很有美化文革之嫌的“五七干校纪念馆”、“知识青年博物馆”,在若干地区堂皇开张。粉饰苦难岁月和荒谬政策的电视剧《知青》,同样可以高调上演。在文革的发源地北京,无论是贴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燕园,还是红卫兵发源地清华附中,毁于薄熙来们红色恐怖的清华二校门,以及本乃斯文之地,老舍等文人却在此遭毒打的国子监,打死校长的师大附中,批斗国家主席的中南海,今天一概看不到当年文革的任何历史踪影。中宣部明令规定,对文革出版物要“严格审查”。文革档案不开放,文革研究仍属禁区。《东方》杂志纪念文革三十年的1996年5月刊,被勒令销毁。2006年文革发动四十周年,众多媒体准备的纪念文字被禁止。荧屏之上、官方出版物中,八十年代后文革题材的作品已十分稀见。眼下名目众多的周年纪念频繁上演,唯独对于文革没有任何纪念。本世纪以来,建党纪念活动领导人讲话,也不再提起文革。在纳税人供养的众多大学和研究机构,文革研究事实上成为禁区。在学校的历史教科书里,文革的巨大灾难被轻轻简略带过。美化文革的鼓噪,反倒颇能迷惑对文革无知的一代年轻人。去岁刚开馆的国博,举办《复兴之路》的党史展览。与建党初期翔实史料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十年浩劫竟被简化为三张庆典照片。颇有上了年纪的观众驻足照片之下,摇头长叹。总之,不纪念、不研究、不教育、不讨论、官方失语、集体遗忘,显然已被确定为对待文革历史的既定方针。对晚近的一段国家历史,如此刻意回避,不但鲜见于今日文明诸国,就是在中国几千年的王朝历史上,也绝无仅有。“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西方”之说,在积贫积弱的岁月或无可奈何。但“文革在中国,文革学在境外”的现象竟发生在今天,只能是大陆史学界和政治学界的耻辱。“欲灭其国,先去其史”。文革历史如此被漠视和遗弃,不但暴露了当下的虚伪失信和逃避责任,更预示着今后重蹈覆辙的巨大历史风险。
近年名为《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官修党史问世,自然无法再回避文革。但其中第二卷的文革叙述,同样使人深感困惑和遗憾。撰写建国后不满三十年的党史,历经十六寒暑、四任研究室主任,恰可与司马氏孤笔撰《史记》的光阴比肩。落笔时的纠结、杀青之际的难产,亦可以想见。其中对文革的持论,自不会偏离有关历史问题的正式决议。文革依然被庸俗化为领袖犯错误、又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故事。淡化了阶级斗争为纲、全面专政的文革意识形态根源,忽略了独断专行、破坏法制的文革制度土壤,回避了引发文革的深刻社会矛盾,模糊了文革前极左路线和历次政治运动必然导致文革的历史进程。对文革的记述,还绝非无心地忽略、淡化了若干重要的经纬脉络。兹试列如下:
(1)忽略了相当一部分文革被迫害对象,在文革不同阶段也认可、参与甚至主导了迫害他人。整肃彭罗陆杨,绝非仅毛林所为;刘邓派出的工作组和各级当权者,主导了文革抓黑帮、斗群众、斗干部的第一波浪潮;将“黑五类”扫地出门、遣送出京是官方的有组织行为,后来被打倒的老帅亦曾为“破四旧”喝彩;口口声声文革受迫害的干部子弟红卫兵,不但隐匿当年恶行,还无耻地自我标榜最早觉醒,其实是文革前期红色暴行的主力军;文革初期被整的干部,文革后期一旦再度掌权,仍以文革的理念、文革的手段斗人整人。甚至到了文革之后,若干文革曾被迫害的老干部,又以文革手法,整肃曾经努力解放他们的胡耀邦。
(2)突出文革中各级官员、文化精英所遭迫害,淡化无数普通百姓所受苦难,更刻意回避对传统“阶级敌人”以及其它干部群众的大规模迫害。对文革初期响应号召参与运动的群众,在后期清队、抓5•16、“一打三反”中,被大规模报复迫害的史实,语焉不详;尤其是许多对文革、对林彪、四人帮、对发动文革领导人怀疑反对者惨遭迫害,对其全面真相和指使者,亦三缄其口。对“黑五类”遭灭门屠杀、中外历史罕见的道县、横县、大兴等地的惨案,更只字不提。
(3)最先冲破文革暗夜的,是一批民间的文革批判者。他们开启了思想解放之先河,其思想和勇气均堪为民族之前驱和骄傲,足以让追随文革的衮衮诸公蒙羞。但文革历史的这一面,他们的代表人物如“乾坤特重我头轻”的遇罗克以及林昭、杨小凯、“李一哲”等,其应有的历史地位被一笔抹杀。
(4)由文革前的阶级路线发展到文革中的血统论,折射出当时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对立。文革中群众派别的形成(如清华附中文革初期的学生派别)、重大事件和惨案的发生,许多与之关系密切。由血统论折射出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不但在分析文革时不容忽视,而且在文革后直至今天,仍然深刻影响甚至左右着中国的政治格局。该书对文革中血统论的喧嚣一时,其代表人物和严重危害,却只字不提。
(5)登峰造极的个人崇拜,是铸成执政党大错的重要原因,也是推动文革狂热的重要工具。对此民族精神沦丧的一页,作为党史亦毫无记载和批判。难怪个人崇拜的封建余毒,今天又在沉渣泛起。鼓吹个人崇拜的红歌,前一阵又唱响大江南北。
(6)无论是文革前的“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还是文革中对稳定乱局起过重要作用的“三支两军”,军队在文革政治中的作用都举足轻重。文革时期实行的也是典型的先军政治、先军经济。但该书对先军体制,对军队介入政局、管制社会产生的问题和教训,对军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长远影响,却只是一笔带过,缺乏认真的检讨。
(7)作为今日成书的当代史,对文革时期的经济,不应仍只是从计划经济的视角加以叙述。文革造成的经济损失、“深挖洞”方针的荒唐和代价,固不容忽略。文革时期低下的经济效率、掠夺百姓福利的国民收入分配以及畸形的经济结构,也都应该在市场经济的视野下,予以记录和纵横向的比较。
(8)内政外交,本为一体。建国初期迷恋于虚幻意识形态的内政,决定了始则结盟苏联继则反目成仇的外交。其对国家战略利益的损害,今日颇可检讨。文革的内乱必然影响外交,但该书对包括输出革命在内的外交和文革的关系及后果,亦语焉不详。尤其是中苏关系,从“说了许多没有用的话”的意识形态论战,到文革中冲突不断升级直至兵戎相见,不但浪费庞大国力投入备战,甚至一度使国家濒临核打击灾难的边缘。对此重大战略失误,更不可缺少深刻的检讨和反省。
该书辑录史事的缺失,使得对文革若干重大事件,至今仍难窥全貌,真相模糊。文革中党内高层复杂关系之变迁,伴随和左右了文革的进程和结局,该书对此不着一墨。对林彪的整肃缘何而起?侮辱全国人民智商的设“国家主席”说,至今并未正式否定,“九一三事件”仍属文革重大之谜。云南沙甸等地的武装镇压事件、溺亡二十余万人的河南板桥水库溃决,该书对此类重大事件的发生和处置、责任和教训,皆若无其事,缺乏起码的交代。对文革中以世界革命领袖自居,输出革命酿成的巨大灾难,也只字不提。自孙文以俄为师、实行党国体制以来,党史国史难分,该书应该也代表对文革历史的国史表述。据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即将付梓,其对文革的叙述,与党史是否轩轾难分,不妨拭目以待。
虽然系统的文革史研究,或许可以留待更具历史感的后人,但今天任何涉及文革的历史记述,都不可不遵循陈寅恪先生“从史实中求史识”、谭其骧先生“求是先求真”的教诲。对重大事件的基本史实,不应有任何的省略、含糊和删节。八十年代初囿于当时政治环境形成的历史问题决议,对文革的论述有所简略或情有可原。但当年对所谓文革敏感问题,尚没有现今如此多的禁忌;对文革罪行的揭露,比眼下也更为真实和大胆;对文革的反思,比今天还要真诚和深刻;那时更难以想象,有人胆敢像今天这样,居然公开为文革招魂摇旗呐喊。文革在当时和今天的境遇反差,足以提醒我们:对文革的记忆和揭露、反思和批判,三十年来不但没有前进和深化,反而倒退甚远。而淡忘文革记忆、回避乃至歪曲文革历史真相的倒退之举,正被美化文革、鼓吹文革卷土重来者所利用。他们利用年轻人对文革历史的无知、对今日社会弊病的不满,继承文革道统,挑战改革开放,妄图实现他们没有文革的文革式乌有之乡。
历史专业在当代中国虽渐遭冷落,地位远不及欧美。但饮水思源、慎终追远,仍不失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特点。对辛亥、长征、抗日、内战、改革开放乃至自然灾害,不断举行各种纪念。修族谱、建祠堂、公祭帝王先贤,亦蔚为时尚。但惟独当代历史中的政治灾难,尤其是十年文革浩劫,不但被划为研究和纪念的禁区,还刻意抹去相关的集体记忆。官方对此虽无正面的坦白和解释,但事实却有目共睹,毋庸置疑。刻意淡忘文革的原因或许很多:还原文革历史真相,势必揭穿“为尊者讳”的欺骗,不利其追随者再拉大旗作虎皮;此前的文革政治结论,经不起历史研究的推敲检验,重新评价不但会引发争论,而且将影响既有的政治格局,胡乔木当年曾阻碍真理标准讨论,理由就是声称讨论会导致党分裂;文革中也曾神气过的阿Q们,如今有的春风得意甚至盘踞高位,忌讳再揭头上的疮疤;最要害的则是,反思文革必然引发对文革思想和制度根源的怀疑和批判;揭露文革黑暗有损执政党的形象和威信,动摇执政合法性。当年国民党元老阻挠蒋经国“解严”,吓唬小蒋的就是所谓“动摇邦本”。但谎言终究不能持久,卡廷惨案事隔七十年,真相还是终于曝光。隐瞒也树立不了威信,一旦骗局被揭穿,谎言制造者的信誉和统治基础随即崩溃。大清洗真相被揭露后,法捷耶夫自杀象征一代政治精英的信仰毁灭,而东欧则爆发此起彼伏的反抗。林彪一旦出逃,既有虔诚信徒因此精神错乱,更有曾经无比狂热的文革一代年轻人,因发觉上当受骗而觉醒,终于以四•五运动为代表,发起了对文革和当局的公开挑战。现实的政治失信,与掩盖历史真相的自私短视,总是如影随形互为表里。不能真诚反思历史,遑论坦率面对现实;对他人历史之过尚且粉饰掩盖,对自身今日之误更难承认改正。当诚信成为社会稀缺资源,公信力缺乏每被质疑甚至反读,应当深刻反思治本之道的,首先应在庙堂之上。今天的新闻就是昨天的历史。非典初期对疫情的隐瞒,不应只认为是少数官员的品德瑕疵,而是当事人在隐瞒事故、蒙骗公众的潜规则中浸淫已久,相沿成习作出的习惯应对。当假球假唱假药假数字泛滥成灾,当上市公司包装、官员学历注水成为普遍现象,当孩子们也学会了在虚矫中写作和发言,连歪曲二战历史的某邻国也反唇相讥:自己的历史随意涂抹翻云覆雨,有何资格对别人说三道四?一个政党、一个国家,如果连自身的历史都能作伪,还有何不可造假?公信力作为最重要的公共资源,一旦丧失再图恢复谈何容易。徙木立信固属历史笑谈,指望政令说教和口号可以重建诚信,亦无异于缘木求鱼。某人大代表提议建百姓道德档案,或系肉食者的弱智。兰州某校要给学生发“诚信证”,山西某地纪念关公以彰诚信,更显荒唐。特权车违章横行随处可见的国度,难言良好的交通秩序,遑论健康的社会管理。沈阳商铺闻官府检查统统关门,官商学界精英用脚投票纷纷移民,已充分证明政治不透明、公信力丧失,必然付出高昂的社会成本,并由此导致深刻的社会危机。君子之德风,重建社会诚信只有从执政者的表率做起。最容易起步而又可取信于民的,不妨自揭示历史的真实面目始,自彻底公开反右、大跃进、文革的历史真相始。德国统一后,对是否公开前东德秘密警察史塔西档案,也有过担心和争论,但最终公开的结果,恰恰是恢复了社会信任民族和解。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政治革新,平反冤假错案是重要标志之一。其伟大历史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宣布本来无罪者的清白,而是执政党历史上首次勇敢面对历史真相,承认和改正自身错误。此举高度凝聚了人心,重塑了执政党的形象,极大地提高了党和政府的威信。为此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社会信任基础。
在一个缺乏普遍宗教信仰的国度,饮水思源慎终追远,对祖先和历史的敬畏,既是维系民族精神的纽带,又是承载社会政治价值的经世资源。中华文明之所以绵延千年,历经祸乱却不曾湮灭,离不开对自身历史的敬畏和传承。国博陈列的西周大盂鼎,先人们在十分原始的资源和技术条件下,郑重地将291字的铭文铸于鼎上,记述史事于国之重器,足见其对历史的敬畏和虔诚。而在国博邻近大厅同时展出的《复兴之路》,以三张照片敷衍文革十年,传递出的是主办者侮史欺世的愚蠢和轻慢。刘少奇1962年夏忧心忡忡地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透露出对历史的敬畏所被唤醒的良知。而不惧史笔之诛的文革发动者,埋怨西湖一带古墓让其“处处与鬼为邻”,破坏了勾留山水风月的心情。胡大秘书随即唱和:“土偶欺山,妖骸祸水”。一句顶一万句的结果,是西湖边的秋瑾墓和抗战纪念碑,在1964年底被大无畏地掘毁。其蔑视传统、割断历史的狂妄暴露无遗。文革红卫兵砸瞿秋白碑、毁孔庙、掘抗战英烈墓,始作俑者实为此主仆二人。对自身的历史和先人疯狂糟蹋破坏,在文革中达到顶峰,为古今中外所罕见,乃中华民族之奇耻大辱。然而蔑视历史的文革遗毒,今天并未得到认真清算。对历史无所畏惧的另一端表现,是路易十五式的蔑视未来,哪怕洪水滔天。以发展是硬道理的名义,追求短期政绩和私利,透支资源、环境和市场,吃祖宗饭造子孙孽,已成地方施政方针的主流。对真古迹的漠视破坏、对假遗址的争夺炒作、对历史无知加庸俗的戏说,皆为历史伦理堕落的明证。最近更有人声称:上世纪60年代初饥荒死人系子虚乌有,且出此妄言的林某并非一介无知青年,而是毕业于名牌大学历史系、人民日报西北某省的负责人。此例令人扼腕之处,并非个别人的无知,而是由此可见历史教育和喉舌部门的堕落。可以一并立此存照的还有: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近年出版,其中将若干领导人自然病逝皆列为国之大事,而对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则视为细枝末节未置一词。最近又有人在报纸撰文,颠倒黑白地声称:“在所有的红卫兵派别中,‘老兵派’是相对来说是最‘理智’,破坏性也是最小的”。以此类推,若干年后,倘又有某喉舌放言文革苦难均系子虚乌有,可能再也不至引发惊讶。对钓鱼岛等领土争端,文革发动者本负有历史责任,但在最近反日游行中,却大量出现对其怀念的口号照片。说明对历史真相的刻意隐瞒和抹杀,造成一代人对当代历史的无知,其严重后果已开始显现,并将影响深远。而对历史的无知,加上现实困境和外部争端,正是孳生集权专制和法西斯主义的温床。
文革前“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的格言,《千万不要忘记》的电影,都把回忆过去作为思想灌输的工具。文革首批罹难者邓拓,也写过《专治健忘症》一文,揭露貌似健忘、实则无视历史教训者的丑态。为了昭示后人不忘历史苦难,钱理群先生呼吁《拒绝遗忘》,俄罗斯的莉季娅著书《捍卫记忆》。但要让饕餮民脂者记住大饥荒,让钟情红歌者不忘文革苦难,不啻是指望可以唤醒装睡者,让死人埋葬自己的尸体。历史无关记忆,历史不会被遗忘只会被遗弃。面对历史,需要的不是记忆力,而是诚实、良知和勇气。揭示文革历史真相、记取文革历史教训,首要的并非史料的钩沉和学术的辨正,而是观念的改变和思想的反省,其前提是意识形态的批判和政治的革新。而政治革新的成效,正可以从如何对待文革历史得到验证。当天安门广场上终于有了一座文革纪念馆;当国家终于沉痛集会悼念文革死难者;当文革信史可以出版、文革纪念碑得以矗立;只有那时,我们才没有辜负先烈林昭的嘱托:“相信历史总会有一天人们会说到今天的苦难,希望你把今天的苦难告诉给未来的人们!”而中国的历史,才可以说终于又翻开新的光明的一页。

殷 鉴 不 远

不经审视的过去,不被承认的过去,将具有强
大力量回到现在,继续如鬼魂般纠缠我们。
——图图主教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周人在《诗经•大雅•荡》里,感慨殷商应以夏桀为历史教训。夏虽迄今尚无信史,但殷商与夏相去何止百年,总结历史教训的古人却不以为远。那么当代的“殷鉴”,三四十年前的文革教训又有多远?以下两则消息给出了完全相反的答案。一则是著名导演张某,擅于策划盛大庆典和各种“印象”,也许是觉得影响了创作的美好心情,他对今天还有人念兹在兹回忆文革苦难,颇不耐烦地训斥道:文革过去多少年了,还要沉重多久?在张大导演的心目中,文革显然已经十分遥远。另一则消息来自江苏泗洪,去年该地政府把上访者集中起来办“学习班”,以阻止其再次上访。经历过文革的人们都知道,学习班乃文革中限制人身自由,用洗脑、威胁、批斗强行“统一思想”的手段。当时可是有最高指示为其背书:“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这则消息让我们又觉得,文革闹剧仿佛近在咫尺重现眼前。出此高招的泗洪领导倘生逢其时,文革时少不了成为“活学活用”的模范。学习班在泗洪卷土重来提醒我们:虽然文革已过去多年;虽然对文革记忆的刻意淡忘,使得今天的年轻人对文革的陌生,甚于文革前更久远的年代;虽然文革的血腥动乱,离今天的繁荣太平,也相去甚远;但今日社会的种种乱象,折射出某些官员的观念和行为,离文革其实并不遥远。办学习班、唱红歌与文革的关联,也许不难引起人们的警觉,因为其演出套路,与文革过于“形似”。而与文革未必“形似”、却十分“神似”的事情,其实每天都发生在我们身边。至于当年也有“狗崽子”辛酸经历的大导演表示不耐烦,也不可仅仅视为艺人的轻浮。它毋宁是在警告:文革这段沉重的历史教训,本应作为国家记忆被格外珍视,却正被漫不经心甚至居心叵测地刻意抛弃。好了伤疤忘了疼的导演,代表了不少并不赞成文革、甚至是文革受难者的心态。所映衬出的,是一个今朝有酒今朝醉、浮华短视,对苦难的历史弃之如敝屣的时代。
文革的魅影,几十年挥之不去,并不奇怪。文革动乱的根源,一直没有得到彻底清算。文革蔑视人权,鼓吹阶级斗争和专政的思想旗帜,虽在许多国家陷亿万人于苦难,业经实践检验已在全球宣告失败,在中国却仍被高举。对人类政治文明先进成果,视为异端,坚持“五个不搞”。对茕茕孓立的意识形态盟友,却罔顾国家战略利益慷慨援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除了因枭雄已去、家长制难以为继外,和文革时期并无根本区别。“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文革式权力格局,并没有实质改变。一旦执政党又像文革时期犯下严重错误,仍然没有任何社会力量能予以制衡和纠正。党政不分、社会监督和自治缺失,治国之败笔屡见不鲜。有着浓厚皇权色彩、一把手专权和只对上司负责的干部制度,成为官场腐败的深层次根源。项南等锐意改革的官员中箭落马,八十年代“二十八天的未遂政变”,两任总书记非程序去职,已卸任领导人非法干政的事实,均充分证明:党内离谨守程序规则、尊重实行民主,还相去甚远。对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弊病,邓小平早有论述并倡言改革。但三十年过去,此项改革非但连停留在纸面上也没有做到,偶有高官口头述及也被视为异数。本该仅以防务和救灾为职责的国防力量,不经法定程序(正面的例子是艾森豪威尔动用空降101师维护最高法院裁决)作为处置内政维持统治的最后手段,文革发动者视之为统治基石,也是民主和法治随时可被践踏的重大隐患。对此早已被文明世界所唾弃的制度安排,在后文革时代,却继续主导执政理念并反复强调,而且不乏具体实践。此弊不除,民主法治、长治久安终将沦为空谈。
文革帷幕初落,老一代领导人痛定思痛倡导法治。后文革时代的法治状况,与文革时已有天壤之别。然而类似文革无法无天之事,并没有完全根除,有时还相当严重,每每成为社会的热点痛点。十一届三中全会庄严宣布要永远废止的专案组,仍变相存在。无视法制“从重从快”的运动式严打,记忆犹新。违宪的因言治罪和劳动教养,尽管民间抗议不断却岿然不动。刑讯逼供屡禁不绝、暴力拆迁中的地方政府有组织犯罪乃至重庆式的“打黑”,无不再现践踏法制的文革幽灵。宪法在文革时不能保护国家主席,今天仍然保护不了遭权力迫害的公民,形同虚设。从民间维权者到公安高官,为免遭迫害都不得不躲进外国使馆。守常先生遁入苏联使馆、革命党人厕身租界、副统帅被迫仓皇出逃、许家屯避祸新大陆,近百年的老故事还不断有新版上演,岂不令人扼腕!法制常遭破坏十分普遍,在特定时空还十分严重,就不再是少数人违法乱纪的偶然现象,而是政治制度法治环境的必然结果。如果坚持把宣称不受任何法律制约的“专政”,奉为治国之基本原则,将执政党的专门委员会,凌驾于无独立可言的司法之上,依法治国就永远是一句空话。
文革发难于思想文化领域,主要武器是“拿起笔做刀枪”的文革式大批判。作为文革最重要的政治遗产,大批判并没有随文革结束而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后文革时代的三十年,文革式大批判几度兴起,虽无疾而终却风声鹤唳。其令人胆寒的政治背景、俨然真理化身的霸道、蛮横粗暴的风格,与文革大批判皆在伯仲之间。从对“异化”理论探索的讨伐到清除精神污染,从批《乡恋》到禁《苦恋》,从批判市场经济到诋毁对外开放,从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到防止和平演变,一直到九十年代后的四份万言书,近年来批民主社会主义批普世价值,继承文革衣钵的批判从未懈怠。文革年代被奉为文艺指南的《讲话》,系七十年来整肃文艺异端的纲领文献,今岁又高调纪念,大秀政治姿态。文革时的社论,称之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明灯”,这次竟捧得更高叫得更响,奉之为“精神灯塔”。文革大批判未曾止步于批判的武器,武器的批判即人身迫害每每伴随升级。后文革的左派们虽有心无力,却也亦步亦趋。意见相左则破口大骂甚至饱以老拳;视为异端除了口诛笔伐,继之上演诉讼闹剧;连号称学术刊物的《历史研究》,也载文扬言要对颠覆正统史论者立法制裁。尤为甚者,文革的遗老遗少们,近年已不满足于对文革的暗中眷念,而是用文革的思维和语言,公然对抗否定文革的历史结论。他们并非仅仅是书生空议论,除了写文章作演讲办网站,还频繁集会、宣传造势,吹捧为他们所推崇、效仿的文革的政治模式。为其公开站台或暗送秋波的大小官员,亦大有人在。一时间山雨欲来,大有文革初期大批判开道、与政坛实际角力遥相呼应之势,几近一场复辟文革的预演。
文革对优秀思想文化传统的戕害,还表现为假大空的文革式语言泛滥,公共领域的语言文化严重退化堕落。相声《照相》所讽刺的文革色彩、丑陋文化现象,并没有随文革结束被抛弃,在官方媒体和文化教育领域,今天仍随处可见。所谓核心价值观不知所云,官员们习惯了空话套话假话,满足于自欺欺人的空洞说教;类似“五道杠”的孩子们从小学会了如何言不由衷;公费订阅的出版物大量生产文字垃圾,努力说些真话的民间媒体屡被整肃;久加诺夫所说的“主旋律”对意识形态的垄断,借助行政手段被强化。尽管大环境腐败不堪,却还号召百姓学雷锋无私奉献。自“五讲四美”始,类似文革“斗私批修”的道德口号,不断被隆重推出,却相继如烟云过眼,沦为笑柄。真善美的文明伦理,真本居首。但文革和之前的反右,对民族精神最深重的毒害,是全民说假话,是哈维尔所说的社会生活在虚假之中。文革时的中国,人们纷纷用言不由衷的口号,表示对革命和权力的拥戴。天安门事件发生,朝野军民纷纷声讨。半年之后四人帮垮台,同样的人、在同样的地方、以同样的方式一致拥护。林彪一伙总结道:“谁不说假话,谁就垮台。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口称相信自己不相信的东西”,仍然是今天人们在公开场合的政治姿态。一个社会最深重的危机,也许既非经济衰退和自然灾害,也不是内部动乱或外部争端,而是由文革遗传而来的上述社会精神病态。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留心当下的世态万象,不难发现竟有如此丰富的文革遗产,得到神形兼备的继承。以专项行动专项斗争之名,搞运动仍然是施政执法常态;为貌合神离的所谓意识形态盟友背书埋单,令看不明白战略的外交尴尬难堪;盲目投资和经济过热,大起之后必然带来的大落,一厢情愿的“又好又快”,很难不让人联想到大跃进的“多快好省”;破坏古迹、暴力拆迁,迹近于现代官方版的“破四旧”;如今只出现在落后国度的文革式“打砸抢”,又频频发生;文革中只限针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恶毒攻击罪名,变身为指责县太爷就会被控的诽谤罪;文革时走资派、国民党帽子满天飞,如今则动辄大骂汉奸卖国贼;如今的文坛市井,戾气弥漫不输于文革年代,“谁要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的红卫兵之骂,升级为2011年“三妈”版,作者仍然来自最高学府北大;真相在深宫幕后扑朔迷离,“谣言”在街头巷尾不胫而走,文革特有的政治景观竟又再现;一度遭唾弃的文革个人崇拜,正跃跃欲试、犹抱琵琶半遮面;文革时以妻子侄子辅佐左右,以佞臣仆役为钦差,今日是太子遍布要津,秘书充斥官场;鼓吹血统论的英雄,文革时不过昙花一现,如今有了“还是自己的孩子可靠”家天下的尚方宝剑,真的纷纷荣登高位成了好汉。
文革既非发生在一夜之间,也不会在一夜之间自历史舞台突然消逝。主张“两个凡是”反对否定文革、抵制平反冤假错案,以反革命罪杀害李九莲等思想犯,再次发起经济上的大跃进,支持学文革搞屠杀的红色高棉,都发生在四人帮已被粉碎、文革宣告结束之后。其时打倒“走资派”、破四旧大串联、停工停课搞武斗的文革乱象虽已停息,然而是彻底否定文革、还是坚持没有四人帮的文革路线,始终存在曲折反复,有时甚至是十分尖锐的斗争。解放思想运动和清除精神污染,正是这场斗争的表现。无论是思想理论基础,还是政治运动的整人方式和大批判手法,清除精神污染都忠实继承了文革的衣钵,不啻文革的小型再演。从反对市场经济、质疑物权法、扬言让私营经济倾家荡产,到国有经济“理直气壮”的扩张垄断、对民营经济口喊支持实则挤压歧视,无不体现文革仇视私有产权、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顽固和强势。从讥特区为租界、反对加入WTO,到《中国可以说不》、砸汽车烧商铺,让人想起文革火烧英国代办处的狂热。文革虽然已经过去多年,但文革的思想,仍在不断被宣扬;文革的歌曲,还在广泛被传唱;文革的大棒,继续在挥舞;文革的打手,依然官居台上。亲历文革迫害的人们,睹之难免不寒而栗。文革式的“唱红打黑”,令拥戴文革之辈欢欣鼓舞,甚至情不自禁公然号召再来一场文革。他们沿袭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手法,打着民粹主义的旗帜,利用改革停滞、施政失误积累的社会矛盾,欺骗煽动底层民众,许诺再来一场文革,就能惩治腐败,给他们带来平等幸福。一旦发生经济或社会危机,他们就可仿效纳粹、推出枭雄领袖粉墨登场,把百姓和国家再次拖入灾难深渊。然而人算不如天算,适逢换届之际,野心家事发下台,虽属偶然却似显天意。不过倘依照赵启正先生“孤立事件”的口径,仅以刑事个案处理,不揭露文革打砸抢先锋到今日黑打的基因传承,不反思野心家得以升迁的体制和路径,不警惕其思想影响和同党“人还在、心不死”的隐患,不从政治上深刻总结教训,则仍将重复如今各领域治标之政的败笔,文革复辟的隐忧就始终存在。君不见重庆“黑打”硝烟刚散,贵阳小河案又起纷扰。薄熙来虽然身败名裂,韩德强打人仍然理直气壮。
日本右翼今天蠢蠢欲动,而且在国内不乏支持者。其根源在于,战后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清算很不彻底,日本朝野对侵略的罪行和根源,一直缺乏深刻的反省。如果我们对文革的思想和制度根源,不能深刻反思、彻底清算,对文革复辟的风险麻木不仁,陶醉于有宪法无宪政,有代表无代议,有选举但内定结果式的所谓特色民主;坚持口头讲法治却视法律为工具的专政原则;拒绝政治决策和运作的公开透明,政府新闻办炮制“休假式治疗”的笑柄,“谣言”每每变身比戏剧更精彩的新闻;排斥外部和舆论监督,腐败不断蔓延;高喊经济转型却言行不一因循拖延;坚守培养“听话出活”驯服工具的教育,却终日侈言创新;面临改革的历史抉择一味拖延、回避,“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的历史悲剧,将不可避免再度上演。总理在感叹“知我罪我,其惟春秋”时的告诫,也就绝非空穴来风和危言耸听:“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在貌似治平之世的今天,行将辞任的总理,发出文革或将复辟、亟待曲突徙薪之警言,是否杞人忧天?苏轼在《晁错论》里的警告,也许早已给出了回答:“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忧国忠言的晁错,不为汉景帝所信惨遭腰斩;千年之后直言忠谏的苏轼,还是不容于当朝被贬官放逐;又过了近千年,说真话的先知顾准,仍旧落得家破人亡。中国历史再也不发生这类悲剧的日子,离我们究竟还有多远?

壬辰仲秋 于有竹斋




【专 稿】

唐金鹤,北京市人。1962年考入北京清华大学。1968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冶金部鞍山钢铁公司工作。1979年考回清华大学读研究生。1982年毕业后被分配到电子部中国计算机技术服务公司工作。1990年移居香港。著有《倒下的英才》一书,2009年秋由香港科华图书出版公司出版,在香港正式发行;其修订版于2013年春仍由科华图书出版公司版,在香港正式发行。

浅谈孙耘的《我的文革心路历程》

唐金鹤

打开了《良知的拷问》,我一眼就看见孙耘的《我的文革心路历程》,我以为孙耘也在进行良知的拷问。先睹之余,却使我大失所望。
多年前我在美国时,我曾几次用国际长途电话和孙耘联络。我们之间还有邮件往来。我希望用我的诚心感动对方,希望他能够谈谈或写些罗征启老师的弟弟罗征敷死亡的真实情况。他说他在网上发表过文章,让我去看;给我来了一个顾左右而言他。
在我动笔写《倒下的英才》初版之前,我又一次致电孙,向孙提出,希望他能写一写有关罗征敷致死的情况,他又一次没有回应我的要求。我只好通过其它我认为可靠的途径,尽我所能来了解以孙耘为首的“罗文李饶专案组”是如何迫害罗征启老师,是如何害死罗老师的弟弟罗征敷和罗老师太太同学的母亲印尼华侨林婆婆的。我将所了解到的资料,发表在《倒下的英才》的初版和后来的修订版中。
现在,孙耘终于开口了。我赶紧翻开孙的“心路历程”,看看这位老团的总部委员、“罗文李饶专案组”的负责人,会提供一个怎么样的“权威”版本。
请看孙耘是怎么描述罗征敷与林婆婆之死的——

保卫组和代表队这伙人胆子越来越大,侦察、抓人的手法也更纯熟……我听到代表队的那些人讲述跟踪、蹲守、化装查访等活动,感到新鲜、刺激,就想跟他们一起去见识见识。抓林维南那次我去了,没有进屋,只在楼道下边观看。强行带走林维南时,屋里发出了凄厉的尖叫声。后来听说,他的老母亲受到惊吓,做下病根,没有多久就去世了。
  4月3日晚,我们一行9人乘坐苏式嘎斯69型吉普车出发。这种车体型较大,两排靠边的长板凳可以挤下8个人。当时罗家被驱赶到北京站附近的一个平房小院的偏房居住。车在院门外停下,留下司机小李和张建国、王庆章两位同学……当我带人进入罗家时,留在车上的张、王两人发现了一个急速跑出的身影,于是就驱车追赶,追出几百米后将他抓到车内,发现是罗征启的弟弟。他们将其按在车厢中间的地上,绑缚双手,怕他的叫喊声惊动广场上执勤的解放军,就向他口中堵棉纱。王同学并无此类经验,竟将棉纱塞得过深,堵住喉咙,结果‘闷住呼吸孔道,窒息死亡’ 根据这个情节,军代表说:‘你们这事还算误伤’。
我上车后见到一人俯卧在车厢中央,开车后将他翻过身来,才看到他嘴唇与脸面都呈青紫色,心里不免打鼓,就让打开后面篷布通通风。

从上面孙耘的“权威”描述中,我感到,孙耘在整个抄家绑架、虐杀人命的过程中,从头到尾只是一个想去“见识见识”的见习生。到林婆婆家抓人,他在屋外,不在现场;抓住罗征敷,往嘴里塞棉纱,而且使劲往里塞,活活把人憋死,那也是别人干的,他也不在现场。相反,是他让打开了篷布通通风、还给罗征敷做人工呼吸等,他成了随队的卫生员了。
很明显,在孙耘的笔下,三言两语就把这血淋淋的情节淡化了,他不但为自己开脱,还在为他手下人开脱。在他的文章中,林婆婆被一脚踢倒,当场摔伤,很快就死了的情节没有了,而变成:“他的老母亲受到惊吓,做下病根”。还有,罗征敷两条肋骨被活活踢断的情节不见了;把人都活活折磨死了,孙耘竟还通过那个军代表的口,轻描淡写地说:‘你们这事还算误伤’。”
这就怪了,军代表难道连死人还是伤人都分不清吗?人都死了,军代表还会说是伤人?军代表就是真说了的话,也应当说:“你们这事还算误杀。”
还有,在孙的心路历程中,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断层”。在清华园里,蒯大富的三大名言:“搞政治无诚实可言,搞政治要结成死党,搞政治要善于引导对手犯错误”,无人不知。这三大名言,不讲良知,不讲操守,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我与我周围的很多同学,正是出自对老蒯这套名言与老蒯种种蛮横行径的不满而同情414派,最后成为414派的。而在孙耘的整个叙述中,刻意回避了对老蒯这套名言的批判,刻意回避了对文革中极左路线的批判,所以在他的心路历程中出现了明显的断层。当罗老师被迫站立了80个小时而晕倒时,孙耘本人就是施恶的头头;当冯家驷把开水倒入罗老师口中时,冯就是孙耘的部下……孙耘说过:不忍心看记录许恭生死亡过程的文字,那么,我们要问问孙耘:对上述的这些暴行,你当时又怎么就能够忍心干下去呢?难道你不应该做更深刻的良心的拷问吗?对老蒯的那套名言,你今天又是怎么看的呢?
我以为,孙耘之所以在其心路历程中出现这个明显的断层,其根本原因是时到今日,他对文化革命给整个中华民族所造成的劫难仍然缺乏正确的认识。大约在前年的某个场合,孙耘是这样评论他们这帮人在文化革命中的所作所为的:“我们是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没干好。”他以为扯上毛主席这面大旗,就可以保住他们自己;反正毛主席你不能反吧,只要毛主席不倒,我们躲在这面大旗下,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安享晚年了。
孙耘的这个评论的出发点,是他们这帮人在文化革命中跟着毛主席干的是革命,干的是好事。这样的论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文革对中华民族是一场空前的浩劫。文革中,暴力横行,无法无天,国民经济走到崩溃的边缘,国将不国。现在看来,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没有任何进步意义,必须彻底否定。文化革命的名字叫革命,但这不是一场革命,是一场给国家、给民族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青年学生涉世未深,血气方刚,不少人在文化革命中那些激动人心的极左口号的纵容、裹挟下说了错话,做了错事。但其中绝大多数人,守住了良心与做人的底线,不会把人往死里打,不会犯罪。
而蒯大富、孙耘这些极端分子,他们以革命之名,抄家绑架,对自己的老师、同学严刑拷打,比法西斯还法西斯;他们放火杀人,欠下一笔又一笔的血债,他们已经不是犯错,而是犯罪。不要认为他们坐过班房,他们的罪恶就会变成错误。
如果孙耘在经过良知的拷问以后,真的悔改了,他应当这样地评论自己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我们在文革中干了坏事,犯了抄家、绑架和杀人的罪行。”
不过,要孙耘的认识提高到这个程度,我实在没有信心。在孙耘的心路历程中,我们看到的只是他在沾沾自喜地回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如何敏感,如何忘我地冲在革命第一线,他又是如何自觉地选择了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对他所涉及的两条人命是避重就轻,强调是“无知”,是“误伤”。他是在喊冤,哪里算得上良知的拷问。
在这里,我想给孙耘讲一个发生在德国的故事:1989年深冬的一个夜里,刚满20岁的克利斯和他的好朋友高定,两个年轻人一起偷偷攀爬上那高高的柏林墙,企图从东柏林逃向西柏林。几声枪响,一颗子弹从克利斯的胸部射入,高定的脚踝被另一颗子弹击中。克利斯当场倒下,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德国统一后的1991年9月,在柏林法庭上,举世瞩目的柏林围墙守卫案开庭审判,当年柏林墙的东德守卫,4个30岁都不到的年轻人受到了审判。开枪射杀克利斯的卫兵英格•亨里奇被判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释。他的律师辩称,他仅仅是执行命令的人,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罪不在己。法官当庭指出:“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唾弃东德而要逃亡到西德的人是无辜的,明知他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作为一名警员,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准枪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
那些喊冤的人们,应当把上面的发生在德国的这件事当作一面镜子,照照自己,扪心自问:当年你们杀人放火时,你们的良心到哪里去了?难道你们将责任推给那个时代,你们自己就干净了吗?你们就心安了吗?你们自己应当负上什么责任?那些曾经对他的老师,对他的同学狠下毒手的人,必须正视历史,以史为鉴。只有深刻地自我反省,才能得到社会的谅解。
清华园的这段历史,对我们这一代的清华人是刻骨铭心的,它是沉重的,也是不能忘却的。这不仅仅是小小的清华园的不幸,也是960万平方公里的祖国的不幸。它告诫我们,不能忘记这段历史,要铭记这段历史,只有记住这段历史,才能不让那悲惨的历史重演;它告诫我们,人要以善为本,国要以民为先。要维护人的生存自由与做人的尊严。不堪回首的日子虽然已经过去,但是它的警示将永远留给我们!
有些清华同学认为,在文革中,特别是1966到1968年期间,以“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为代表的民主实践是应该肯定的。
我不同意这个观点。我认为:这种“四大”与民主政治毫不搭界。民主政治的前提,是每个公民都能够自由地想,也可以自由地说。而在文革当年,毛泽东成了全中国独一无二的“神”,成了“仁君圣主”;全国十亿人民不敢想、也不能想,全部必须以毛的是为是,以毛的非为非,上上下下揣摩圣意,诚惶诚恐,亦步亦趋,不敢越雷池半步。谁敢偏离圣意,立刻“全党共诛之,全民共伐之”。所谓的“四大”,实质上是玩弄于某些人手掌之中的权斗工具。他们用这套工具,来罗织政敌的罪名,来运动群众,迫害异己。这套工具被冠上“革命”、“民主”的美名,干的却是专制独裁、禁锢迫害的坏事。文化大革命使人类历史在中国倒退到神权,倒退向愚昧,其中无一丝一毫的进步因素可言。
有位清华同学还用许多笔墨,来挖掘文革中“值得肯定的新鲜事物”。其中关于农村走“六二六”道路、以“赤脚医生”为标志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该同学列出种种图表、数据,说1966到1977年中国人均寿命提高,到1978年人口死亡率下降,全都得益于“赤脚医生”的贡献。
我相信该同学的图表与数据。1962年大饥荒之后,不再大规模饿死人了,中国人的人均寿命当然就提高了。其基本原因,是1962年之后,搞“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国民经济好转了。试想,如果继续搞“大跃进”、“放卫星”那一套,那就谈不到人均寿命的提高,恐怕连“赤脚医生”都会饿死了。
我们都是文革的过来人。为了中华民族,我们要负责任地反思文革,要彻底否定文革。切不可像某些人那样,为了一己之私利,为了掩盖自己在文革中的罪行,为了美化自己在文革中的丑陋行为,而为文革辩护。

2013年5月1日



【清华文革】

直面良知:我的文革心路历程
——读《良知的拷问》之后的一次谈话(二)

孙 耘

Y:你分析得似乎有点道理。回校后你参加哪个红卫兵组织了?
S:1966年9月的清华,与外地的轰轰烈烈相比,让人感到冷冷清清。“三临”的主要任务是接待外地来京学生。校内几支红卫兵还固守着清一色的阶级路线,排斥出身不够格的人。9月23日蒯大富他们成立了“井冈山红卫兵”,而且很快就突破了血统论,敞开大门招收非红五类出身的“兵团战士”,不发红卫兵袖章,但佩发“井冈山”的小证章,并且申明在内部一视同仁。于是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上了井冈山。那时进出一个组织很自由,我不记得填过什么表,也不隶属于任何单位,纯粹是山上的散兵游勇。
Y:井冈山的组织的确松散。按照惯例,你总要属于某一个战斗小组吧。
S:10月3日《红旗》第13期发表社论,向造反派发出新的进军号令:对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不久,井冈山兵团在阶梯教室开会,组建“南下野战兵团”去云南昆明串联。我们一群散兵游勇,包括孙铮、马莉等人凑在一起组成一个战斗组。这时,看到一个人孤零零的在寻找伙伴,我知道他,是校乒乓球队知名的黑五类子弟李磊落,就邀他加入我们小组。于是,来自4个系、4个年级的5名女生和4个男生就偶然地凑在一起,组成后来小有名气的“打落水狗”战斗组。李磊落的加入,不但增强了战斗组思想上的凝聚力,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改变了我的,以及我们大家的人生轨迹。
Y:李磊落当年很有名,都知道他死在湖南武斗中。
S:李磊落是电91班学生,校乒乓球队队员。他有才华有思想,有抱负有志气,可惜天妒英才生不逢时。据说他的父母年轻时曾奔赴延安投身革命,后来又脱党当了逃兵,解放后曾被关押,后来靠做小生意为生。李磊落背着“叛徒子弟”的包袱进入清华,但他上进心极强,所以格外追求进步。1966年8月2日在大礼堂辩论血统论对联,李磊落勇敢地跳上台,声言:我脸黑心红,黑小子照样干革命。结果被老红卫兵连推带踹轰下台。1966年“红八月”中,他的叛徒父母“双双被打死”的传闻和贴满宿舍门墙的大小字报,使李磊落一下子成了体育代表队的名人。我们很难体会李磊落的内心经历过怎样的煎熬,但他在我们组的一系列表现,直到在常德牺牲的前一刻,都在向人们重复着同一句话:我脸黑心红,我是真正的革命者!
Y:噢,李磊落原来有这么悲惨的经历。你们战斗组一起去昆明了。
S:10月16日,“井冈山南下野战兵团”一行几十人乘火车去昆明。我们组的成员在火车上会合,算战斗组正式成立,推举我当组长。当时正传抄毛泽东的一首新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最后两句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细细品味这富有哲理的两句话,觉得对我们特别有指导意义,于是给自己的战斗组取名“肯登攀”。
昆明的串联学生很多,最抢眼的还是北京的中学红卫兵。他们依旧身着军装,腰系皮带,还有人身带棍棒匕首。随着革命群众造反运动的兴盛,这些干部子弟大多变为保守派,双方自然会发生冲突。我们此时已不再顾忌血统论,也不怕他们的皮带匕首。有一次发生武力冲突,我们人数众多,身高体壮,赤手空拳还略占上风。后来省委书记阎红彦开会接见,我就坐在他旁边。那时阎书记尚未受到大的冲击,表现得稳重平和,有长者之风,想不到没过多久竟然自杀了。真相到底如何,至今仍有许多未解的谜团。
在昆明,我们小组时常在一起学习讨论,议形势,谈认识,各抒己见。李磊落政治敏锐,思维活跃,能引领大家提高认识,最后达到思想上的一致。可以说,他是我们组的精神领袖。《红旗》十三期社论第一次公开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认为,这条路线的代表人物就是刘少奇、邓小平。李磊落的一些“经典”言论我们至今记忆犹新。他说:毛主席让夫人亲自出面指导文化革命运动,可见已处于少数地位。他进而一针见血地指出:文化革命的要害是争夺最高领导权。当时听了这话,有振聋发聩的感觉。经过多次形势分析和讨论,我们认定,文革下一步的中心任务就是批判刘少奇,直到把他拉下马。得出这个结论让我们感到吃惊,激动,兴奋,甚至还有点悲壮。我们决心充当毛主席的马前卒去冲锋陷阵。李磊落带头改名言志,取笔名“江林”,其含意不言自明。我的名字孙毓星平平淡淡,受另一位改名“宋耕”的启发,决定叫“孙耘”,意思是:要在革命道路上像老黄牛一样埋头耕耘,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此外还有“毛伟”、“林迅”等名字,“迅”当然指鲁迅。1966年10月19日是鲁迅逝世30周年纪念日。《红旗》十四期发表社论:“纪念我们的文化革命先驱鲁迅”,鼓动革命群众“学习鲁迅‘打落水狗’的彻底革命精神,把他们打翻在地,使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我们敏锐地感知:这是毛主席发出的新的战斗号令,于是把战斗组更名为“打落水狗”。
左图:1966年11月底“打落水狗”战斗组在井冈山脚下茶陵县与老红军马生松副县长合影。他腿部受伤后由白求恩做手术。此处是一年前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与老红军合影的地方。后排左一是李磊落,左三是作者,中排左一是作者的爱人孙铮。
Y:那时,多数青年学生都是理想主义者,革命性很纯真呀。
S:我们“打落水狗”战斗组可算某一类典型。成员都是普普通通的学生,多数非红五类出身,也不是响当当的蒯派。但有一些共同点,比如,充满理想主义色彩;有强烈的使命感;都脱离原来的班集体寻求更广阔的天地;或许,还有较浓的小资情调。共同的理念凝聚成一种力量,使我们逐渐成为井冈山的骨干队伍。然而我们组也付出了巨大代价:文革高潮中有一人牺牲,二人重伤,我则进了班房;毕业后几十年间,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又有多人受到冲击。面对生活的周折,我们只能自嘲:“打落水狗”自己倒成了落水狗。唯有一点值得庆幸,我们组13名成员中出了4对“革命伴侣”。当年清华的战斗小组几百上千,像我们这样的经历够独特了。
Y:革命加浪漫,就像“牛虻”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描写的那样。
S:可见古今中外青年人搞革命都带有浪漫色彩。当然,革命总是第一位的。10月下旬,《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号召步行串联。从昆明返回时,我们临时决定从株洲下车,到湘潭住下准备步行长征。我和李磊落专程到长沙接待站借款35元,买了胶鞋、雨伞等必需品。这笔款1969年被追还,从我的工资中扣掉了。11月15日我们从湘潭到韶山,参观毛主席故居。然后从韶山经湘潭、中路铺,过湘江到朱亭,经上屋场、攸县、茶陵,进入江西到龙市,最后到达井冈山上的茨坪,全程20多天。当时茨坪的巨幅画像还是朱毛会师,尚未改成毛林会师。我们参观八角楼,登上黄洋界,吃红米饭南瓜汤,唱红军歌曲,在烈士纪念碑前留影,好像朝圣一般。在山上我们得悉中央下通知暂停大串联,而且听说北京出现了反林彪和炮轰中央文革的大字报,就不再继续步行长征,乘卡车下山到吉安,经南昌转乘火车于12月8日回到北京。
Y:1966年底刮起所谓“十二月黑风”。你们28团就是那个时候成立的。
S:经过昆明之行和步行长征,我们全组增进了了解,统一了思想,明确了方向,除一人以外,大家都继续在一起活动,而且人员有所增加。打落水狗的名字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大字报和讨论会上。不久,动农系的臧令瑜找到我们,要把观点相近志同道合的战斗组组织起来,集中力量批刘少奇的资反路线。最初串联了十几个战斗组,选出几个作为核心:“雄关漫道”臧令瑜,“八一”李自茂,“第一星火”张兴华,“井冈志”吴文忠,“烈火”戴国珍,及“打落水狗”等。核心组第一次在2号楼开会,臧令瑜建议取名“送瘟神战团”,瘟神的所指不言而喻。我则提议取一个更有意义的名字——28团,因为当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最有战斗力的一支队伍是红四军28团,而28团团长正是林彪。张兴华他们都表示赞成。于是,清华文革史上有名的“28团”就此诞生。刚成立的28团积极投入反击“十二月黑风”和批判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是12.25大行动的积极鼓吹者和主要参与者,后来逐渐成为清华文革中一支重要力量。
关于28团,我想说明几点。(1)“大事日志”上说12月24日发起成立,不知根据哪些原始记录。我的记忆应该再早些,大约在中旬。(2)28团的成立与蒯大富无关,核心组里也没有井冈山兵团的总部委员。在28团与三纵队的论战中,总部支持28团的观点,同时还要保持凌驾于两派之上的姿态。(3)1967年初,28团在社会上的主要活动包括:参与砸联动,主办联动展览等,只有个别人参与反康生的活动。(4)28团以观点或思潮结合,组织松散,进出随意,很多战斗组都是自己宣称属于28团,而大家也就认可了。(5)1967年一月风暴以后,为了“大联合,大夺权”,28团在3月1日宣布解散,几个纵队也相继解散。后来414串联会成立,28团逐渐变成团派核心骨干的代名词。
Y:照你的说法,28团组织松散,不分一二三把手,可为什么称呼你“团长”?
S:这本是戏称。1967年1月,28团的主要发起人臧令瑜与中央党校“红战团”头头、艾思奇的秘书卢国英一起,串连一些群众组织炮轰康生,就是所谓“28团反康”。为此,臧令瑜险些被送进班房,好不容易检查过了关,就此淡出文革运动。“反康”对28团冲击很大,危难时刻,我只能义无反顾地负起责任,在内部外部撑起28团的门面。出头露面多了,有人就戏称我是“团长”。414串联会成立后,各系均设立分部。团派跟着也按系组建01—12部队,部分总部委员加上各部队一把手组成“部队核心组”。我是部队核心组成员,从此进入团派的领导层。
名不副实的28团团长头衔给我带来了麻烦。1970年深秋,学校大张旗鼓地“清查反革命组织5.16”。据说,有人对迟群讲:你知道“团派”这个叫法怎么来的吗?那是因为井冈山早期的骨干队伍叫28团。28团团长叫孙耘,肯定是5.16分子。于是就把我从内蒙古海拉尔抓回学校,进行了长达2年半的审查。
回顾这段历史,我从上井冈山,组建打落水狗战斗组开始,就自然而然地选择了自己的道路——跟着毛泽东干革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而进入28团核心组,表明我已自觉地要求自己站到运动第一线。之所以说“自觉选择”,是因为它是我过去生活经历的自然延伸,是我内心追求的一个释放,是自我觉醒的一个新阶段。因此,至今我不后悔,也不该后悔这个选择。
Y:我好像能理解你了。是不是你周围的许多人都有类似情况呢?
S:起码在我们战斗小组内,大家不但有共识,而且有一种正面的相互促进,特别是李磊落,对我个人以及我们全组影响很大。
Y:你多次提到李磊落对你们的影响,那么就着重谈谈他吧。
S:如果说文革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那是因为参加了打落水狗战斗组。“打落水狗”之所以小有名气,就因为有了李磊落。在我们心中,李磊落这个名字永远不会忘怀。
李磊落思想敏锐,感情丰富,有理想、有抱负、有才华,文革初期的不幸使他丢弃了以往的多愁善感,从一个普通学生变为一个思想者,进而成为一个战士,像殉道者一样用全部生命书写自己的忠诚,兑现自己的誓言。
步行串连回来以后,我们战斗组的人员有分有合,分头参加28团的活动。有人到兵团保卫组。保卫组负责维持治安,还与体院等单位一起策划砸联动的行动。有人去八一学校搞联动展览会,揭露老红卫兵—联动搞红色恐怖的罪行和种种劣迹。体育代表队一些人负责展览会的保卫,逐渐成为团派的一支武斗力量。我更多参与28团与三纵队的论战等活动。此时李磊落已不满足本组的小小天地,他有更深更远的追求。崔兆喜告诉我,1966年底,李磊落参加过一个叫“共产青年学会”的小组织,其成员有著名的伊林、涤西,还有当今的政治局委员刘延东以及北大一些人。他们开过两三次会,学习、研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伊林、涤西“炮打林彪”以后,这个小组织就寿终正寝了。这说明李磊落当时的思想是活跃的、开放的,他在不断地思考、探索,得出自己的结论。他总提出一些惊人的见解,比如:对毛泽东要“崇敬到崇拜的程度,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到盲从的程度”。他喜欢引用毛泽东的一句话:社会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到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他还结合现实斗争加以引申:“你要加入一个潮流,就要努力站到潮流的前头,引领这个潮流前进”,“不要做一个有了你更好的人,而要做一个没有你不行的人”。这些话语我闻所未闻,它表现出来的见地、志向和气魄,我惟有赞叹和钦佩。
李磊落率先走向社会。他支持中学里受压的少数派,积极筹办联动展览。北大附中高三学生朱彤是大右派葛佩琦的儿子,在红八月时,他曾把毛主席像章别到胸前的皮肉上以示忠诚,然而仍被红卫兵打得尿血,爬着回家,险些丧命。十二月黑风刮得猛烈时,李磊落把朱彤带到我们组避难,以逃离联动的追杀。
1967年“一月风暴”时,李磊落结识了红色洋人李敦白,由于理念相通,双方有惺惺相惜的感觉。当时李敦白正和聂元梓一起搞“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参与北京市的夺权。2012年,在美国的沈昆同学来函说:“李敦白跟我通电话时提到了李磊落,我当时还挺惊奇。他告诉我,他和李磊落熟识,1967年春李磊落曾经找他,请他到清华对蒯大富进行批评帮助。”我向蒯大富征询,证实确有其事。蒯还说:“李磊落那段相信到迷信的话就是李敦白告诉他的,当时觉得精辟极了。”查阅党史,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柯庆施讲过这样的话。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需要个人崇拜”。李敦白应该知道这件事。
一月下旬,为“反康”的事,中央首长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指明要28团负责人参加,我和臧令瑜等人出席。一开始,江青说:文化革命进入大联合大夺权的新阶段,形势有了新发展,也出现一些新问题。大家有什么看法?江青询问大家的看法不过是一句客套话,出人意料,在大厅右后角有一个人突然站立起来,高声叫道:我发言,就噔噔噔走向主席台。定睛一看,竟然是李磊落。我感到奇怪,他是作为哪方代表来的呢?李磊落上去,拿着稿,大讲一通夺权后主要矛盾会转到革命队伍内部云云,大致是28团那套理论。没讲几句,江青就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让他下台,随即进入正题,严厉批评反康。这件事给我印象很深,只有我明白他,在寻找一切机会践行自己“站在潮流前头,引领潮流”的宣言。
Y:李磊落的确与众不同。他的内心深处显然有某种情结。
S:那时的李磊落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充满了革命豪情。我们保存着他的一份残破手稿,散文“满江红——与形左实左的战友共勉”,写于1967年春。他面对“二月逆流”,热情地为文化大革命唱赞歌: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一声令下,山崩地陷,寰球震颤。这个洪流冲决一切罗网,甩开一切绊脚石,潜藏的巨大能量爆发了!她狂叫着,呼啸着,冲击着,战斗着。她摧毁着座座挡路的阴山恶岭,破坏着条条保守的渠身浅道。……哪怕会遇上逆风千里,甚至有被狂风撕碎的危险,但她革命的脚步决不停顿,更不后退。……最后,李磊落仿照高尔基的“海燕”,激奋地高呼:让我们团结起来,进行最后的殊死的战斗!让革命的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我们时刻准备着!今天,人们也许很难理解他那口号式革命词藻下的真实思想。但我知道,正是他自己的“潜藏的巨大能量爆发了”,他在恣意抒发自己内心的激情。我还知道,在他的革命激情背后,隐藏着深深的自卑,那就是自己黑黑的出身。联动的喧闹已经证明,达摩克利斯剑依然悬在黑五类子弟头上,他们随时可能再次被人宰割。
李磊落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我是革命的,而且比你们更革命。视死如归是革命者的最高境界,于是,他的日记中不断出现“死”的字样。比如,4月1日晚间,北大附近一个大草垛失火,我们都跑去救火,他回来后写道:死了又有什么,地球照样转动,革命继续前进。只要需要我一定毫不畏惧地献出生命。他在我们面前一再表示:要革命,就要主动地接受生与死的考验。
1967年“二月逆流”以后,四川两派率先动枪动炮,在成都132厂,地质学院一名学生中弹身亡,是北京学生的首例。李磊落带领一伙中学生——他的崇拜者,跑到四川支持造反派。中学生们体验到闹革命的惊险与刺激,但他们不了解,李磊落是要去接受一次生与死的考验。他回来以后自豪地说:没什么了不起的。李磊落的思想和行动总是超越我们大家,他的理念深深影响着“打落水狗”。
武汉7.20事件后,兴起第三次大串联,抓“军内一小撮”。1967年7月27日凌晨,周恩来、杨成武等领导接见湖南代表时指出:湖南省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改组;由47军进湖南支左;“工联”、“湘江风雷”是革命左派组织。湖南,特别是湘潭和常德地区武斗很激烈。在常德,“工联”一派3000余人被军分区支持的“红联”武力驱赶到长沙。我们组的宋耕在西大操场斗蒋大会上结识了常德工联进京告状的人,他们特别希望“首都红代会”前去帮助。在李磊落的倡议下,打落水狗战斗组再一次统一行动,不去省会等热点城市,而到武斗激烈的常德去支援造反派,一同“接受血与火的考验”。那一刻,我们的心情激动又悲壮。
Y:在我来看,你们去参加武斗的动机的确匪夷所思。
S:客观地说,人的动机从来不是纯粹和单一的。当时的我们,在理想主义的光环下确实有一种使命感和英雄情结,而潜藏在内心深处还有某种危机感和改变自身地位的强烈诉求,当然,也不能排除青年人追求惊险浪漫刺激的猎奇心理。
我们一行十余人在7月30日到达长沙,会合当地的造反派,准备走水路回常德,因为公路已被封锁。李磊落目标明确,执意要冲到武斗第一线。他很快找到“华蓥山游击纵队”——一支由小青工和中学生组成的武斗队,向他们宣传革命形势,当上他们的“政委”。后来我们才知道,7.20事件后李磊落对形势的判断很严重,在日记中写下血书:“誓死保卫毛主席 江林 67.7.21”,临行前甚至安排了照顾弟弟妹妹等“后事”。他是怀着必死的信念奔赴常德的。
Y:他到底是怎么牺牲的?
S:8月3日我们乘两艘武装轮船随先遣队三百余人出发,走湘江进洞庭湖再入沅江,行驶2天到达工联的据点德山电厂。第二天,李磊落等人随一支队伍渡河进入常德市区夺枪,但一上码头即遭阻击,我校吴庚生同学被机枪打中,鼻子和肩部连中几弹,伤势严重。李磊落与华蓥山游击队断后,掩护大家退出常德。他们设法直接打电话到总理办公室,并向省支左办公室报告,终于要来一架小飞机送吴庚生等伤员到长沙救治。吴同学大难不死,后来留母校工作,直到退休。
6日,由桂入湘支左的47军紧急派6961部队(团编制)经德山去常德制止武斗。带队的尹政委和王团长很重视北京学生,让我随他走在最前面,一起进驻军分区。当晚红联撤出常德,但市区周围枪声不断,战况激烈。夜半时分,有人说东门外专区医院有我们的伤员,处境危险。尹政委决定派一辆军车转移伤员。在组织掩护队伍时,李磊落对我说:你留在这儿,我去。他随即跳到车踏板上,挥手高喊道:“同志们!我们是干什么来了?!”他的战前动员就跟电影里的场景一样。我看他赤手空拳站在车头踏板上很危险,让他坐进驾驶楼里,他却说:我至少可以保护解放军司机。汽车消失在夜幕中,我心里一直忐忑不安,好像有某种心灵感应。没过多久,一个人跌跌撞撞地跑进军分区,大叫:不好了!首都红代会的人被打倒了。我急忙组织一队人前去解救。车到东门清真寺附近,我们步行搜索前进,隐约看见街心俯卧着一个人。我跑上前去,抱起来翻身一看,正是李磊落,只见他肩颈之间硕大的伤口还在流血。他的鲜血染红了我的衣襟,我的眼泪禁不住无声地流淌。同去的小吴告诉我,从医院返回时,李磊落依然不听他的劝阻,执意站在车头保护司机,结果在回程途中遭袭击身亡,时间大约是8月7日凌晨一两点钟。李磊落的遗体停放在军分区院里,我们组的孙铮和宋耕不知何时来到军分区,见状就嚎啕大哭。当地的武斗队员们个个情绪激愤,眼睛瞪圆,发出骇人的闪光。我突然听到屋里噼噼啪啪的响声,还夹杂着人的呼叫,与孙铮进去一看,一个叫黄闯的人一边骂着一边用板凳砸向一位年长的军人,据说是军分区副司令员。副司令满面血迹,靠在墙角。这位闯将越打越气,突然拔出手枪就要击发,个子矮小的孙铮眼疾手快,也不知哪里来的胆量,一把将他的前臂推向上方,只听啪的一声,一颗子弹射到天花板上。这一推解救了那位副司令,也挽救了那位闯将,可以说还救了我们自己。这个场面对我触动很大。武斗中一旦死人,人们的情绪就无法控制,就会丧失理智,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悲痛之中,我内心充满自责和担忧,作为战斗组长和带队者,我怎么向李磊落的家人交待,怎么向同学们交待呢?
李磊落的死在学校引起很大反响。陆续有很多人,大学生和中学生,认识他的和不认识他的,怀着各种各样的心愿来到常德,要继承他的未尽事业。然而,来人越多,我作为一个头头的思想负担就越重。
9月初发生了两派相持中最激烈的小西门武斗。那一天,红联一方半夜偷袭,激烈的攻防拉锯中我方有十几人阵亡,而打死对方三四十人。我们战斗组的朱以文被子弹洞穿腰部受伤,是孙铮她们两位女同学抬下来的。一间候船大厅临时改作战地医院。大厅里弥漫着呛鼻的酒精味,地上蒙着白布的遗体赫然排成一列,十分刺眼。其中就有北京化工学院的胡宝新,他们一行四人刚到常德没有几天。那一刻,我别无旁骛,只想着如何把大家平安地带回学校。后来朱以文转到长沙手术,所幸未伤到内脏,住院半个多月,随我们一起于9月25日返回北京。回来后我们又派一同学返回湖南,找到47军和省革委会,为李磊落办理了“革命烈士”证书,拿到抚恤金2000元,一并交给了他哥哥和弟弟妹妹。
Y:你们一起去的同学一死两伤,在清华外出的几千人中伤亡最惨重了。
S:据我当时估算,八九两个月间常德武斗中死亡的总人数,双方合计有三四百人。推而论之,全湖南省,乃至全国该有多少人死于大武斗啊。我亲历了战友的牺牲,见证了武斗的惨烈,更意想不到,对立的两派都杀红了眼,都出现了私刑、虐杀、甚至活埋等恶行,所表现出的兽性与土匪几无二致。面对严酷的现实,我感到迷茫:文化革命为什么会变成残酷的“武化革命”?发展下去会成什么样 ?百思不得其解。
李磊落在长沙火化,骨灰由宋耕带回北京。8月13日学校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纪念李磊落和在武汉“八一惨案”中溺水身亡的肖化时。美国友人李敦白、湖南“湘江风雷”头头叶卫东与会并发言。《井冈山》报报道:李敦白同志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讲述了李磊落同志生前给他留下的难忘的印象。最后他说:二位烈士虽然牺牲了,但他们和一百多年前巴黎公社的英雄们睡在一起,他们和一九一七年攻打冬宫的勇士们睡在一起…… 兵团总部还编印了一本纪念册子,红色封面,绘有青松和孤峰,竖排七个毛体大字:国际悲歌歌一曲。
重新翻阅那本小册子,其中关于李磊落遇难的描述带有演绎色彩,因为作者没有亲身经历。该书编辑、付印时收录了李敦白的发言,但发行时李敦白已随王力、关锋的倒台而失势,他的发言被撕掉,仅在目录里留存些许蛛丝马迹。这件小事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复原文革历史之难。即使文革中留下的文字资料,包括档案,也不尽可靠,更何况在派性之下选择性地处理史实是个普遍现象。档案不过是胜利者雕琢过的“正史”,其中的揭发交待材料更大可存疑。所以,我要特别向文革研究者和评论家进言,对关键性的、作为论据的史料,你必须按照治史的规矩从不同角度进行考证,不要轻易采信,更不能随意推演、发挥,否则你发出的宏论只能是空中楼阁,非但落不到实处,反而会误导自己和他人。
Y:我们确实不能忘记文革中许许多多像李磊落这样献身的人。
S:我的文革道路与“打落水狗”和李磊落关系甚大。我们通过思想的交流相互影响,通过共同的战斗生活加深感情,产生越来越强的认同感,同时,也或多或少地丧失了自我。事实上,每个文革参与者都从属于某一群体,从一个战斗队到一个派别。在派别斗争中,群体的思潮和行为往往受思想偏激的领袖所左右。群体中的个体都有程度不同的趋同性和归属感,甚至今天还在影响对文革的反思。探讨文革中的群体行为、群体与个体关系是个既有趣味又有意义的问题。
Y:是呀,还有很多社会学问题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你回校以后做什么了?
S:九月份回校后两派正在大联合,没有我什么事,我一度萌生退意。然而,李磊落的形象即刻出现在脑海里,我斥责自己的动摇,告诫自己:决不能当逍遥派。我决定做点实事,就是协助陈继芳抓干部工作和开展大批判等等。
我参与了1967年底团派“三大战役”的策划组织,重点批判蒋南翔的修正主义路线,揭露他打造“不漏气发动机”,组织“第二套班子”对抗文革的罪行。第二套班子是指活跃在414派的那些干部,如罗征启、谭浩强等。陈继芳领导下的第二办公室负责团派“解放干部”的工作,此外还有一些干部专案组,比如,斗蒋兵团、八五支队、九六支队、吕应中专案组等。我负责联系其中几个专案组。九六支队专搞谭浩强、罗征启等干部专案,随着形势的发展,逐渐演化成规模庞大、影响深远的“罗文李饶”专案组。
Y:罗文李饶专案由罗征启开始,你是直接当事人,请谈谈有关的情况。
S:1967年秋冬,两派围绕着干部问题展开激烈斗争。我们掌握一些材料,揭发罗征启反中央文革,还讲过“极左的根子在林彪”这样的尖端言论,根据“公安六条”足以将他定为反革命。于是,总部决定派保卫组和代表队一起抓捕罗征启。1968年1月30日是大年三十,罗征启回家过年时被抓获。后来将他关在化学馆地下室,以九六支队为主组成“130支队”进行审问。我作为负责人之一全程参与其事,包括连续几天昼夜不断的审讯,其间还打过他胸脯一拳头,是我成人后唯一一次动手打人。我们的逼供信对罗征启老师身心的伤害无疑是巨大的,我内心一直充满歉疚。1980年为我考研录取的事,罗老师专门给哈工大写信,信中特别申明:他审讯过我,搞过一些逼供信,但他本人没有动手打过我。罗老师是有意的隐恶扬善。30年后我第一次看到这封信时,内心顿生一种难以言喻的感动。
Y:后来罗老师一家遭遇了更大的灾难,就是他弟弟罗征敷致死事件。文革研究者和清华同学的不少文章里都提到这个事件,版本多有不同。我觉得,你作为当事人,应该说说清楚。
S:罗老师一家的灾难是我们造成的,心中的悔恨和歉疚几十年来未曾减退。就事件本身而言,面对别人的说法我感到很为难。他们的描述多来自道听途说,我如果重提此事又担心引起罗老师一家悲痛的回忆,所以只能保持沉默。近些年多次与罗老师晤谈,历经人生磨难的他非常豁达,我内心很感宽慰。况且,梳理我自己的心路历程也不可能绕开这件事,就借今天这个机会简单地说一说。
1968年3月上旬,因担心化学馆不安全,就将专案组转移到清华在八达岭的避暑地三堡,并由代表队负责保卫。罗征启凭借头脑清晰和地形熟悉在27日夜间跳窗逃跑,尽管腿脚摔伤,最终还是逃出了三堡。
3月24日继“王关戚”倒台之后又揪出“杨余傅”,对文革的前景大家都感到迷茫。在校内,我们搞到罗征启的“活材料”,抓了他们的“现行”,就等于掐到414的七寸,足以在政治上把他们打垮,所以很有些得意。没想到大意失荆州,我们只好做两手准备,一方面由保卫组和代表队继续抓捕,另一方面准备开批判大会发通缉令,抛材料、造声势压制414。我曾拿着材料找到海军宣传队办公室负责人胡保清,要求他们支持发通缉抓捕。他只能含混地回答:是反革命就要抓嘛。不敢明确表示反对。保卫组和代表队这伙人胆子越来越大,侦察、抓人的手法也更纯熟。为了找到罗征启踪迹,还抓过他老父亲及同学林维南。我们自恃抓 反革命是革命行动,就随心所欲毫无顾忌地蛮干,头脑膨胀、无法无天,套用罗兰夫人的一句话:“革命,革命,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我听到代表队那些人讲述跟踪、蹲守、化装查访等活动,感到新鲜、刺激,就想跟他们一起去见识见识。抓林维南那次我去了,没有进屋,只在楼道下边观看。强行带走林维南时,屋里发出了凄厉的尖叫声。后来听说,他的老母亲受到惊吓,做下病根,没有多久就去世了。前些年我问过罗老师,得知林维南一家作为华侨已离开大陆多年。我无缘与林维南先生见面,只有借此机会向他及他们全家表示我真诚的歉疚之意,祈望得到他们的原谅。
Y:说到这里,看你的心情很沉重。其实,你参与抓人行动好像也挺偶然。
S:怎么说呢,现在人们喜欢说“偶然创造历史”,但哲学家又告诉我们,必然性存在于偶然性之中。我认为后者更深刻,更本质,也就更真实。
当时,罗征启逃跑后被414朋友保护在科学馆里,我们不可能抓到。按照既定计划,抓不到人就发通缉令造声势,而印通缉令缺照片,因为他们在清华的小家已经坚壁清野了,于是决定去城里他父亲家抄照片。
4月3日晚,我们一行9人乘坐苏式嘎斯69型吉普车出发。这种车体型较大,两排靠边的长板凳可以挤下8个人。当时罗家被驱赶到北京站附近一个平房小院的偏房居住。车在院门外停下,留下司机小李和张××、王××两位同学。我带人进屋,有人找照片,有人宣讲“政策”,有人哄骗他的小弟弟。大约二十分钟后,我们拿着一本相册出大门时被告知:抓到罗征启弟弟了。我上车后见到一人俯卧在车厢中央,开车后将他翻过身来,才看到他嘴唇与脸面都呈青紫色,心里不免打鼓,就让打开后面篷布通通风。车回到保卫组所在地甲所,几个人抬着他下车,放到地板上就开始做人工呼吸。我心知不妙,赶紧找来刘汉忠医生。他略作检查,就摇摇头委婉地说:脉几乎摸不出来了,赶紧送医院吧。我急忙从总部会议上叫出陈继芳和王良生,说明情况,一起前往北医三院。到三院时人家不接收,只开出“人已死亡”的证明,这时大约是晚上11点钟。闻讯我们很为震惊:人命关天哪。可是我们想不出什么原因能导致死亡,会不会因心脏病?遂决定马上去卫戍区报案(因公安局已被军管)。夜半时分,一位领导出来接见,听了事情的过程汇报,就问:谁是带队的?我说:是我。他在我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又在抓人的张××、王××名字上画了圈,然后说:这三个人留下,别人都回去吧。第二天早上把我们三人一起送到半步桥看守所。
在拘留审查中我们都如实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公安局很快就弄清了案情。实际情况是,当我带人进入罗家时,留在车上的张、王两人发现了一个急速跑出的身影,于是就驱车追赶,追出几百米后将他抓到车内,发现是罗征启的弟弟。他们将其按在车厢中间的地上,绑缚双手,怕他的叫喊声惊动广场上执勤的解放军,就向他口中堵棉纱。王同学并无此类经验,竟将棉纱塞得过深,堵住喉咙,结果“闷住呼吸孔道,窒息死亡”。根据这个情节,军代表说:“你们这事还算误伤”。
我心里明白,人命关天,即使强调动机是“抓反革命”,也不能随意伤害生命。俗话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既敢为,就得敢当;况且,出于责任和义气,作为头头还应该多承担责任。抱着这样的心态,初进班房时尽管杂念很多,我还能表现得比较从容冷静,而且像我们心目中的革命者一样,总要写点不合辙的诗文激励自己。
我深知,罗征敷之死给他本人和全家带来巨大的伤害和痛苦,是外人无法想象的。几十年来,我的愧疚和悔罪,我所接受的惩罚,都无法弥补其万一。尽管罗老师代表全家多次表示了原谅之意,但我无法心安理得,无法原谅自己。我和孙怒涛一样,也相信“人在做,天在看”,唯有努力行好事作好人,用自己的全部身心和实际行动去赎罪,以不负死者和生者。
Y:真是人间的悲剧,惨痛的教训呀。请继续往下谈。
S:5月9日蒯大富带人去探监,即所谓“冲击公安局七处”。见面时他告诉我,公安局要求扣下王××,放我俩回去。但蒯坚持:我送去三个人,你也得还我三个人。蒯大富征询我的意见,我表示完全赞同,还说:如果需要留下一个人,就留我。
那时有一个新的“最高指示”: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里得到解决。我们三人先后离开半步桥看守所,参加公安局办的学习班。直到7.27工宣队入主清华以后,8月29日把我们三人一同送回学校参加毕业分配。9月中旬,王××与几十名有各种问题的同学一起被送往沙城,当时的说法是“暂不分配,去部队农场劳动锻炼,发生活费,等待分配”,实际上是由北京师院的学生对他们监督审查改造。1970年王××才正式分配到河北省宁晋县。我和张××与部分七、八字班同学一起,于1968年12月底分配。孙铮随我一起“发配”到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我们到海拉尔报到时遭遇零下45度的超低温,一片雾蒙蒙的冰天雪地,或许已预示着未来的日子将被严寒所笼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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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记忆》第九十九期
帖子发表于 : 周五 7月 05, 2013 9:13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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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往】

抬 马 记
---陕北插队轶事

公孙雨

在陕北待过的知青插友们都知道,穷山沟里接触常见的牲畜,是同属哺乳动物“奇蹄目”马的远亲表弟——驴。原始农业离不开驴,驴会推磨、驮水,套上耧能播种,驾上辕能拉车,上得高山,也下得深沟,粗草糙料咽得下肠肚,风雪雨露耐得住冰霜。马就不同了,推磨转不开道儿,驮水搭不上鞍,讲究的是“无夜草不肥”、“寸草三刀”,顿顿离不开泡黄豆、拌麸子这样的细料,麦秸、玉米秆难以下咽,唯独认得谷草香甜。偶尔遇到上山下沟的差事,稍不留神就会趟崖(滚落悬崖之意),不死也残。所以陕北的地土生产条件,基本可以不需要马,可离不开毛驴。
驴这样的吃苦耐劳,却常不招人待见。农夫村妇凡口舌相争言语不合之时,尽将无辜的毛驴拿来说事儿:“把你个驴毬的……”,“瞧你那驴式子……”不胜枚举。而对马的不恭之语,除了“当牛作马”之外,一时还真想不起什么别的。连这也不过就是描述吃苦受罪的意思,算不得什么太大的不敬。驴到了穷途末路,也还得为人耗尽最后一滴血下了汤锅,落个“驴肉香”的美名。不到万不得已地步,有见谁吃马肉的吗?这背后的一个经济学道理,就是驴贱马贵!这个事后看起来并不太复杂的哲理,我是当年从大队书记老杜的嘴里听到的。
老杜是上头(榆林米脂,延安地区将其位于北面的地域统称“上头”)人,和前国军将领杜聿明先生本家。杜家的排序是“聿、致、成、芳、修”,论起班辈,老杜应是将军的重侄孙。将军出身自然是书香门第,同族的老杜却是个睁眼瞎,斗大的字认不得一升。但这似乎并不影响他的思辨认知,更不影响自信和魄力。记得插队后第一次开社员大会,照规矩当时发言者都要先执红宝书、背诵一段语录。老杜也不例外,开场白就是:“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理由。如果谁怀疑这条理由……,那他就毬也不蛋!”(陕北方言,形容“没本事”“干不成事”的意思)知青全部雷倒,轰然,老乡们却面面相觑,漠然,不知所以。
久而久之我们发现,老杜是在用朴素的眼光和哲理,理解和诠释着社会、生活,甚至超现实的上层建筑——政治,典型的示例是在我们插队的穷村里推行大队核算。这在当时算得上关涉生产结构和利益分配模式调整的农村变革实践,县及公社的领导也摸不准上面政策取向,主张原则是根据具体情况自觉自愿,各队由社员自行表决选择决定。老杜自始至终是个坚定的大队核算派。
到此还得先简述一下我们这个山村大队的背景情况。大队下分三个生产组,其中一组和二组各为一个自然村,三组规模小,包含了两个自然村。一组大都是当地的老户,占据着一些土壤肥沃、便于耕种的地块。其余二、三组基本是外来户,但三组人口户数最少,地相对也较好。这种在同一个生产大队却贫富不均的状况,使得多数人家对大队核算心存疑虑。即使我所在的最为贫穷的二组,出于怕被人瞧不起的自尊心理,也不愿意与别的富裕村硬到一口大锅里舀稠稀。于是,人们的观点分成两派:支持派和反对派。
我们这伙儿插队知青在三个生产组都有。尽管核算这个问题和我们自己的切身利益并不大相关,加上刚到村里许多问题确实搞不懂,白天下地干完活,晚上硬着头皮还得跟着村里开会到半夜三更,忍受着昏暗油灯下的长短烟锅冒出的乌烟瘴气,满耳充斥着听不懂的陕北方言哇哇地吼着争吵呐喊。我们几个有强打着精神努力聆听并认真做记录的,也有毫不在意歪在炕头打盹睡觉的。终于,各组的结果总算基本吵出来了,一组不同意;二组持不置可否,核算也好,不核算也罢,反正横竖不求人;三组态度本也不大明朗,但只要开会,话语权就被老杜在高点占领了,谁能说得过他呢!
到了汇总各队意见开大队干部会的时候了,老杜摆开舌战群儒的架势,开始了滔滔不绝地演讲:“……农业社搞了十几年了,一直都是小队核算,结果生产上不去,一亩地就打个三五斗。一组、三组仗着地好些儿,人少些儿,就能吃饱了?还不是照样有人家儿将过了年,不出正月就和队里借着吃,年年垒着塌饥荒(欠债的意思)的。受苦人(指劳动者)就害哈(知道)‘三十亩地一头牛,婆姨娃娃热炕头’,到头一辈子还是受苦的命,这都是小农经济旧脑筋。毛主席老人家尔格(现在)把这伙儿城里大学生打发到俄(我)们这稍沟里来,就是图得个小农经济,和受苦人一搭里(一起)睡热炕?这都是些见过大世面,要做大事情的人。我们不搞大队核算,不把农业社这个摊子做大了,对得起谁呢!这些学生娃娃怕也都跟着毁了。
……搞了大队核算,三个生产组亲兄弟、明算账,地还种各家的地,各生产组长管各个村的事儿,副组长抓起落(生产作息时间);各组展开生产竞赛,年终大队统一分配;大队置台钢磨和柴油机,两三个人就把四个村的磨面问题解决了,把婆姨女子家解放出来,打坝淤地修水利,把几条沟治好,有上大几百亩沟坝地和塬地尽够吃了,一亩打上八九百,一半千的,一亩沟坝地顶山洼地十几亩。像二组驴尾巴梁那号毬事(不行的意思)的烂地,快快儿撂了(扔掉的意思),能种苹果种苹果,种不了苹果种洋槐;树枝括(削砍)下烧火,秋天落下一地的树叶,踏上去绵敦敦的,几泡儿(群)羊往里一拦(当地将放羊称作拦羊),吃得可美气哩……”
老杜越说情绪越高,烟袋抽了一锅又续上一锅,在炕上坐的时间长了,改成疙糾(蹲)着,接着索性跳到地上继续。看着老杜眉飞色舞地宣讲,让人不由想到卡斯特罗(Castro),1959年古巴革命推翻前政权巴蒂斯塔时,我们还上在小学。卡老那时还年轻,据说可以一次连续在广场站着演讲七小时,让我很困惑,哪来的那么多的话呢?见到老杜让我服了,原来确实有这么能说的。一会儿扯到天上,一会儿又拉回到地下。一会儿历数着家族历史,毫不掩饰地抖落自己干过的儿事(一般指坏事,有时特指男女关系),一会儿又兴奋地联系到设想的大队未来规划。到底是土生土长的农村干部,他清楚地知道农民心里盘算的什么,顾虑的什么,期盼的什么。他知道如何打动他们,如何把空洞无物的政治口号变化成通俗语句,并用最质朴的陕北方言表述。
会议从后晌儿开到半夜,路近的回家吃了口赶紧回来,路远的如老杜等就跟大队部所在的一组干部家里打顿尖儿,会议结果如同预先大家所料——全体通过,大队核算,一锤定音!
话说得这么多,怎么还没扯到马身上?其实并非跑题,穷稍沟养马,就是老杜大队核算施政纲领的一个重要部分。老杜自述文革前干的几桩儿事里,有一宗就是贩马。他虽出身农户,却有着经商的精明脑袋瓜子。跑到上头内蒙草地置几匹马,吆到下边川道富裕的大村庄卖掉挣出差价,连资金都是赊的,空手套白狼。钱挣了点儿,架不住染上赌博又赔回去了,只留了顶“投机倒把”的帽子,无论春夏秋冬地捂在自家脑瓜顶儿。但养马、贩马能挣大钱的理念,在他心里可扎下根儿了。
实行大队核算,老杜要办的第一件大事儿就是贷款买马。老杜的理论是,受苦人(体力劳动者)别的干不了,还种不了庄稼?只要农田水利抓上去,多打几万斤粮食解决庄户人大小人口吃饭没问题。但一斤玉米公家收购价9分,一斤麦子3毛,十万斤粮食能换几个钱?经济收入还是上不去。养马、卖马就不同了,一匹青壮年马,卖到三五千没问题。一匹马的商品价值,抵得上一两万斤麦子,稍沟里有的是青青野草嫩叶,找个饲养员拦五六匹骒马,一年下五六个马驹,只要周转开,一年净赚两三万,平均一个工增值八毛到一块呢。骒马驹子养两三年又能配种再下儿子,这可是一本万利的大生意!当初个人担着凶险风餐露宿地倒腾贩马,到头落个投机倒把的罪名。现在以大队名分先跟上面信用社贷款一万五养马卖马,这叫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谁能说不行呢?
最先出来说不行的是一组的大李,他是以前的大队书记,文革中被拉下马,让老杜取而代之,大李后被选为一组的组长。大李在村里不是等闲之辈,确实有他的见解理由:贷款的风险太大,牲灵头口(当地对牲畜的称谓)是活物,生下驹儿养几年能卖出去,才可收回钱来,中间但凡有三长两短、生病趟崖,别说挣钱了,只怕血本无归!村里好多困难户,连称盐、倒油的钱都没得,碰上个下乡干部,轮上吃顿派饭(干部到村里开展公务,各家由队长分派解决其伙食),搁下一毛钱、四两粮票,立马就跑到供销点称半斤盐(一斤大盐一毛七)回来下饭。一万五的贷款要是赔了,只怕到孙子辈儿都还不清呢!
毕竟大李在队里的威望和讲话力度已大不如前,再反对的意见也只能在背地嘟嘟囔囔,弄不好时不时地又会让老杜拉出来做批判的靶子。但老杜没想到的是偏偏公社也说NO! 当然公社领导倒没有听见大李的嘟囔,那时通讯手段落后,和外界联络就靠邮递员的两条腿,公社的声音传下来快了还得小十天半个月呢。
当老杜兴冲冲地专程跑三十里山路,向公社领导汇报了实行大队核算和准备向信用社贷款一万五千块买马的想法后,公社答复意见一点儿不含糊:关于大队核算,完全支持群众的决定;不过,当前还是先将农业和农田水利搞上去,类如贷款买马这种副业的事儿往后放放再说吧。老杜只得和公社领导展开软磨硬泡的惯常战术:“好我的你哩(当地乞求人时的口语),婆姨养娃娃也不是说养就养下,怀上胎还得等上九十个月,何况牲灵。种地、修水利和这养马都不能耽误,几匹马吆回来(买回来),群众看着干劲儿就上来了,比说甚都强,谁不说咱还是大队核算好!”
公社领导的理论水平再高,也架不住老杜的一片利口、两副钢牙(钢牙只是形容,老杜当年搞“投机倒把”挣了钱,立马镶了颗金牙,时尚奢侈一把),最后只得妥协让步,倒过来还请老杜在公社灶上吃了饭。但底线是如果马非买不可,派谁去都行,就是你老杜本人不能去,这“投机倒把”的名声,别再粘到我公社领导的头上。老杜喜笑颜开地回村立马召开干部会传达公社指示,说买马这差事看来只能让大队主任老蔡担当了,再挑个体格好的知识青年相跟上背钱算账,脑子清楚不说,人也可靠,众人不会有议论。
当时村干部会,除了大队和各生产组,还包括学校、医疗站等。甚至北京来的下放干部老王,本职是负责插队知青的思想与生活,自打到了我们村,也被老杜视为重要幕僚,凡村里开会都被列为上宾。但老王的原则是不参与更不干预地方事务,开会一般从不发表意见表态。这次却毫不含糊接着老杜的话音儿立马开腔:“我看这不合适,知识青年还是多在队里增加历练的机会,外出这么远的地方,出问题不好处理。再说公社的意见本来就勉强,老杜都不让去,知识青年就更不能去!”一时会场还真有些僵。
买马在老杜眼里是当下队里的头等大事,再说一万五不是个小数,折合现在市场价值和票面数量,应不在一百五十万以下。那时最高面值就是“工农兵大团结”的十元券,一万五的钞票摞起来差不多一尺多高呢!这么重要的出差任务就得派个能干大事的知识青年跟着去,老杜心里才踏实。可老王在北京干的是公安,和老杜“谋胜不谋败”的心态性格截然不同,凡事儿都从最坏处着想准备,杀人越货、偷盗抢劫这类案子见得太多,社会这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其实,我们这伙儿知青本来不乏有跃跃欲试争着想去的。骑着马儿过草原,清清的河水蓝蓝的天,够刺激,比跟村里挠(扛)老镢掏土坷垃强多了!老王出面一挡横儿,那些豪言壮语的话,到了嘴边又都咽了回去。
老蔡摩挲摩挲脸,续上一锅烟,慢吞吞地打破僵局:“买马是苦差事,往返一千多里路,往上走就算能搭车,头下来肯定得步走,一路拦、一路喂的。受罪我不怕,受苦人嘛,喂马也懂点儿。只是这买马一满害不哈(完全不懂),不敢把农业社的大事给耽误了。”
“依我看这事儿还得靠你老杜亲自过去,你的腿脚不好,往下走时寻副鞍仗(马鞍子)骑上,头口(牲畜)累不住。公社那头儿我招呼(应付),遇到开会就说你老杜病了,未蔓儿(万一)有个干部下队检查工作,也没啥,谁家还不赶个集,走个亲戚?咱队上的事总不能让他们公社背上责任就是了。论脑水(头脑)清楚、人可靠,我看咱大队出纳文彩就中,和你老杜相跟上,哪个群众还能说信不过?”到底还是老蔡一肚城府,说话深思熟虑,滴水不露。不过说起文彩,确实也是个人才,年龄比我们刚好大一轮,初小文化颇识得文字,虽不善言语,肚子里明镜儿似的,什么都明白。
大事儿就这么定了,长话短说。老杜带上大队出纳,到公社信用社提出贷款,踏上赴内蒙购马的旅程。一路的辛苦波折自不用提,二十多天后,好歹两个人拦着年青口嫩、欢蹦乱跳的四红一黑五匹骒马回来了。那天村里洋溢着过节般的喜庆气氛,每匹马的额头处都系上了红布带,娃娃们争先恐后地牵着,游行似地绕着四个村都走了一遍,让乡亲们过目。婆姨女子们站在硷畔上唧唧喳喳地评判着哪匹马壮,哪匹马蓼(漂亮)。男劳力们含着烟锅假充行市真事儿似的挨个儿掰开马匹的嘴唇看牙口,争论马的实际年龄。马儿们初来乍到认生得很,一个个像未出阁的大姑娘,躲闪趔趄着不愿露出牙齿口唇。此时一贯张扬性格的老杜反而志得意满地谦虚起来,连开队干部会汇报一路情况的机会,都让给了从来不爱出头露面的大队出纳文彩,自己在旁抽烟喝茶水不时插上两句边鼓。
两个土窑洞改造的马圈早都收拾停当,专门找本村石匠打了两口适合喂马的新石槽,槽头上也系上了红布。拦马、喂马的饲养责任,交给了我在《接生记》中提过的老杨。老杨原本是二组的组长,为了大队养马事业,将统领百十号男女劳力的行政职务让给了比我们还小一岁的年轻人俊海,自己专职搞起弼马温的工作。
老杨为人一贯忠厚,庄家活儿里样样都是行家里手,论耕作方面的运筹帷幄也不输老蔡,原本应是大队主任的第一人选,只因居住在我们这个最穷的二组,说话怕压不住人,所以坚持将大队一人之下、百人之上二把手的位置让给了老蔡。安排老杨当马倌儿的另外一层缘由,是因老杨也是上头米脂人,离老杜村子不远,自小两人换过贴结拜金兰,陕北讲话叫“拜士”。由此也可看出养马事业在老杜心中的重要位置,非得交给自己最信任的人不可。
老杨属于那种“士为知己者死”的人,照看这五匹骒马,比务艺(喂养)自己的娃娃还亲。刚好老杨没闺女,四个儿分别命名为:牛、马、骡和小骡。最后的老五也是儿,上回说到出生几天就过继给了别人,失去了被亲爹老杨也以某种可爱动物命名的机会。可能在老杨的心底里,把这五匹马当成自己的丫头了,不分白天黑夜地关爱守护着。
我们所在的村子是被次生林覆盖的“稍沟”地带,山高林密,后沟里漫山遍野生长着如贝子(野丁香)、马如子(野刺梅)、柠条。狼牙刺、杜梨、山杏等茂密的灌乔木,还有数不清的奇花异草。老杨一般都是半前晌儿才将马儿吆出圈,先赶到阳洼上啃青,怕牲灵吃了早起的露水草坏了肠胃。后晌马要吆到背洼处歇凉休息。马不像有反刍消化机能的牛,不可由性儿吃得过饱,否则会得“结症”(胃肠梗阻),特别是刚开春草木均发出嫩芽儿的时候,牲灵个个都像贪吃的孩子。
晚上回到圈里,老杨整夜还要添上两三次草料。谷草铡得细细的,泼洒上些许清水,再将磨面剩下的麸皮撒到谷草上均匀搅拌。就着麸皮的麦香气味,马可将谷草一根儿不剩地咽到肚里,连石槽帮都用舌头舔得光光亮亮。
养马责任重,人也辛苦。但老杨看着马匹越来越膘肥体壮,毛色水光油滑,也就乐在其中了。真正让他发愁的是这些女儿马们的婚姻大事。
开始给马配种要到公社畜牧站,翻一架山,来回走六十里路。老杨说起也是奔五十的人了,腿脚并不硬朗,但每次都是紧跟在马屁股后头小跑带大颠儿的,从来没舍得骑过。马没有集体结婚的习惯,发情有早有迟,老杨也就只得接二连三地在村到公社的山沟里两地奔波。如果马肚皮争气一枪中的还好,碰上矫情的,跑两三次不作胎也是有的。所以当骒马开始陆续怀上自己的儿女,老杨喜孜孜带着红花坐在大队劳模的主席台上,确实是受之无愧!
看官可能疑惑,为何自己队里不能配种呢?这些老杜早有算计,一匹公种马要两三匹母马的价钱才能换得,畜牧站配一次种收费50元,就算配三次怀一胎,也比买儿马(公种马)划算不是?但总让老杨这么折腾跑着,确实也不是个事儿。
也许是老杨的操劳感动了上苍,有人捎来口信,四十里之外的北塬上有匹“儿马”想出让,价钱低得难以置信,给200元钱就能拉走,比头毛驴都便宜。老杜当即拍板,甭管“儿不儿”的,先拉回来再说,大不了一刀下了汤锅,大块儿分着吃肉。
待马拉回来一瞧,吃肉是彻底没戏了,马背尖得比刀子都快。走起路来还迈着太空舞步,屁股一撅一扭,像是生要在棋盘格上划出个“日”字。原来这匹马虽牙口不大,可不小心“趟了崖”,大难不死,腰却摔坏了。这次从塬上“移民”过来,四十里路被拉扯着走了一整天。
饲养这匹瘸腿儿马的事儿,老杜交给了一组的老李,从哪方面讲,也不能叫它和骒马们一起混养。老李本来是一组养驴的饲养员,儿马和几头驴哥驴姐们成天一口槽里抢食,混得斯熟,日子长了,也懂得些风月之事,公然和母驴姐妹们打情骂俏了。老李生性木讷不善言语,却明白瘸马兹事体大,事关大队核算命运前程,喂养上不敢有些许怠慢,加之大队特拨了草料,事隔三月,这位瘸公居然让人刮目相看了。只要站在那儿不动弹,从那个角度都绝对是匹能跳“盛装舞步”的俊马!可惜一动就原形毕露,除了迈出那种独特的“日”字步,还是不会正常行走。
瘸公整日价泡在圈里吃香喝辣,不拉车、不推磨,会不会像“车”和“炮”般地直来直往无关紧要,能否生儿育女、传宗接代才是关键所在。自古“饱暖思淫欲”,瘸公又正当少年,生物本能上无师自通。遇到发情期的异性同类,不需如何调教,前面舔舔、后边闻闻,那话儿便直挺挺地垂落下来,可恨的是腰腿不跟劲,尥着蹦儿离地也起不来一尺,想爬跨到骒马背上行云布雨,门儿都没有!
比它更急的是老杜、老杨、老李们,老杜绝对是那种任何事挡不住、难不倒的人,自个儿上不去就找人抬,活人还能让尿憋死!于是生产队里就又出了个特殊的工种:抬马!但凡某个骒马发情时,老杨赶紧报告给大队主任老蔡,老蔡通知老李头天给瘸公多添把精料,再告知大队专职配种员大刘做好准备,一组再派上两三名男劳力协助,绝对也是项系统工程。
大刘是儿马瘸公被买回来后,落户到我们队的。大刘一家本来是陕北的“吉普赛人”,居无定所,拉头黑叫驴驮着中草药口袋走乡串村,专以治牲口病和给驴配种为生。婆姨除了做饭、拉扯娃娃,兼顾为人算卦,挣得几个小钱。每每从村口山路上经过时,俏皮的孩子们成群结伙地站在硷畔,齐声唱着:卦婆子卦,屄朝下(“下”:陕北方言,音“哈”,四声),半个麻钱日一胯。
那被称之“卦婆子”的并不示弱,扭头高声回敬道:你妈那个屄是跟脑(头)顶朝上长着哩?!孩子们才嘻笑着过了瘾般地一哄而散。
孩子敢公然欺负大刘婆姨,是因为大刘工作的“下贱”。陕北管大刘这种人叫作“捉驴毬儿的”,虽不雅却相当准确,其工作性质和内容被简单抽象化到一个基本动作。其社会地位甚至不如乞丐,一般人家嫌他们污秽龌龊,是不给收留借宿的,只能寄居在村口的无主寒窑。那个村队也不肯无缘由地吸纳这样穷得叮当响的一家五口落户。
天下凡能成大事者,必能“不拘一格降人材”。大刘恰在此时、此地,成了老杜可望而不可求的牲畜配种“人材”,没用几句话就将大刘招到门下,专司为骒马招婿、行洞房之仪的重任。那位“卦婆子”也扛把锄头,跟着三组的妇女们一起下地干活,大刘的几个娃娃背着书包进了村办学堂,不提。
刚才提到的“系统工程”分工是这样的:老李年长,负责牵住骒马的辔口缰绳固定位置;两名辅助劳力一左一右、哼哈二将般地抱住瘸公的双腿,待大刘把握好火候,喝声“起”!一齐用力将儿马抬起,扶上骒马背部;此时大刘早已拿捏住那个基本动作,准确无误地送入;剩余一名劳力拼命頂住瘸公臀部,以防中途滑落而前功尽弃。
开始瘸公并不习惯这样带有强制性的安排,关键时往往草草收兵败下阵来。一来二去的脸面也就厚了,一门心思地不负众望,尽享其鱼水之欢。老杨终于从往返奔波配种的劳心累神中彻底解放了。瘸公的残疾纯属外伤,与DNA基因无关,所以生下的儿女个个欢蹦乱跳,挑不出半点儿毛病。老杜乐得合不上装了满口假牙的嘴,甚至已开始盘算从小儿马驹中挑选合格接班马匹,以备瘸公之不测。
谁知瘸公愈战愈勇,连驴也捎带上得。而且那些母驴个头小巧,瘸公卯足劲儿,不用抬,自己就能爬跨。于是母驴们的附加值也高了,居然接连下出两匹骡子来。
善通“劳力运筹学”的老蔡,对经常占用青壮劳力去协助配种渐渐不满起来。一组的男劳力本来就紧张,遇到农忙,不时还要从二组调配。让三个壮劳力耽误半晌儿时候去帮着配马,简直就是不务正业。一日他踱到我们大队医疗站的外起,看着国兴、角儿和我在忙着碾压加工中草药,含着烟锅儿慢吞吞地开了腔:
“咱这医疗站和老李的驴圈就一墙之隔,往后再给骒马配种,能不能你们三个帮着搭把手,省得队里再另外单派劳力,完了事儿你们几个该弄甚还弄甚。”国兴和角儿不敢应承,都瞧着我,意思老大不情愿,心说那且不成了给“捉驴毬儿的”打了下手?哈好(陕北方言“好歹”的同义词)哥儿几个也是给人瞧病号脉的“赤脚”啊!
我倒觉得老蔡的安排言之有理,可使得劳动力能最大程度地发挥效益,便爽快地答应:没麻达,队里说咋就咋!国兴还是有些犹豫:遇到打针抓药的……咋办?“耽误不了多会儿,前后不过一袋烟的功夫,能岔到哪儿去?!”老蔡的语气瞬间变得坚决起来,这事儿也就这么定了。
到底国兴年长几岁,考虑问题透着周全:“咱几个也别争了,我们俩个儿大,有把子力气,一人掐一条马腿。角儿你个儿碎(“小”的意思),在后边儿用肩膀给咱扛,仔细招呼别让儿马尥了蹶子踢着。”
“咋也不咋,就它那怂腰,但凡会尥蹶子也用不着人抬了。”角儿显出一片深明大义。就这么着,我阴差阳错地当上了兼职的“阵前‘哼’将军——护跛马公左侍郎”,官居次十一品。
闲话少提,言归正传。一日,抬马的活儿来了,哥儿几个赶紧披挂上阵。也是合该有事,牵来的骒马看着就有些烦躁,不断地打着响鼻,用前蹄在地上刨出团团尘土。大刘围着骒马左转右转,看不出所以,显示发情的“吊线”似乎并不大显著。既来了就试试吧,横竖是不花钱的买卖。瘸公看似头晚歇足了精神,兴趣昂然迈开“日”字步就凑将上去。骒马左右躲闪,老李几乎快把握不住缰绳。国兴看准空档,抢先抱住儿马的右腿,喝一声“起”,瘸公右半边身子腾空而起。此时的我,却不合时宜地回避那股臊气味道,等待着大刘号令。骒马失去平衡加之受到惊恐,左腿向后倒退两步,一蹄子狠狠地跺在我右脚的大拇趾上。
以前只听过“十指连心”这句成语,根据鄙人切身体会,此话谬矣,应当说“廿指(趾)连心”才更恰如其分!原来脚趾末端神经的敏感程度,一点儿不亚于那“连心”的手指。顿时一束刺骨疼痛如闪电般将我击翻,一屁股坐在地上,觉得鞋里湿乎乎的,扒开一看,已然血流如注。国兴将我扶起背到医疗站窑里,麻利儿地用双氧水清洗创面,撒上云南白药粉末儿,纱布敷上凡士林油膏,将大脚趾包裹起来。一边儿操作,一边儿喋喋不休地念叨:“看这事儿闹得,我就说这事儿咱弄毬不成嘛…”“我看你就是成心不想弄!”我冲着国兴高声喊叫,发泄心中尴尬之火。国兴家是一组的老户,成份富农。虽然我也是个“唯成份论”的批判者,但潜意识里对他说话从来不带客气。“看这咋说的,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我去找木匠给你做副拐去,你这脚怕是十天半月走不成了呢。”看到国兴那副“大人不计小人过”的高姿态,我便不再好接着和他理论到底谁应该姓“吕”才是。我的右脚伤趾一个月后才揭掉包裹的纱布,大拇趾甲随着旧纱布一同脱落了,在新趾甲长出之前,走路总有种异样的感觉,我得十分小心地避免也在路上划出那个可恶的“日”字。
而老蔡运筹帷幄的让医疗站“赤脚”们,扮演协助“抬马”的角色,就此中止泡汤了。
而后不幸的事情接连发生,先是一匹骒马放牧时趟了崖,当即咽气。尸体抬回来后,经请示老杜处置方案,埋了。老杨悲恸自责不已,坚决辞掉了显赫的马倌职务,宁可回到二组降级使用当了驴倌,接替他的是老杜的远房“修”字辈儿叔伯侄子。虽说是“侄子”,年纪却比老杜还长两岁,近两年上头(米脂)光景不好,听说自家叔叔在此当了政,整出些名堂,正在招兵买马、搜罗人材。修侄儿便以石匠名份申请入籍,落户在了三组。修侄儿靠着打石手艺走南闯北见过世面,加上粗识几字、有些墨水,遇事颇有些见地,前述米脂杜氏家族的班辈儿排序,我就是闲谈时从修侄儿口中淘换来的。
修侄儿尽管和老杜有些血缘,说话观点却总站在老杜对立的立场,平时与三组的一贯消极派马掌柜等人打得火热。通过与当权者嫡亲拉开距离的姿态,树立在新人群圈子里的个人威望,时不时地在田间地头敲打些老杜的边鼓儿,老杜用他也算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修侄儿以自己在队里“持不同政见者”形象,而又受命于危难、顾全大局的风范走马上任,原以为例行公事一番,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即可。不料屋漏恰逢连阴雨,船破偏遇顶头风,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又一匹骒马分娩时出现了难产,大刘毕竟不是科班出身,干着急束手无策,结局是母子双亡。老杜这次发了狠:马皮剥下,切了分肉!众人默然无语,谁也不去下手,感觉像是造孽。“人不吃,剁了喂鱼!”老杜的关注点已从骒马转移到大坝鱼塘了,那年开春刚刚放下近万尾鱼苗。死马被大卸八块抛进沟口大坝,几个月后马头还在水面漂浮着,像是要诉说甚么怨苦,不甘这般地白白死掉就此沉沦。
老杜繁衍马匹、壮大经济的雄图,接连受到打击,渐渐自己也懒得再多提起,开始琢磨起养牛的新目标。一日终于下定决心,将全部马匹一次性卖掉,换成奶牛喂养。养马事业告一段落,算总账勉强打个平手,不赚也没赔。
至于后续奶牛的事业,就不是本章节阐述的内容了。

二零零九年六月初稿
二零一二年十月修订




【序与跋】

《故事不是历史——文革的纪实与书写》编者前言

启 之

这本书原来的书名是“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改成今天这般模样,是出版商的主意。原来的书名来自于书中的一篇文章。以此为名,是因为当代国史充斥着无数的“好故事”,而这本书中的文章非但谈不上“好故事”,而且还为“好故事”所痛恨。因为这些文章的作者们剥去了“好故事”的伪装,指出了它们的谬误。“故事”与“历史”的不同之处在于:“故事”是可以杜撰的,而“历史”是事实,其真相只有一个——它是要用大量的、客观的史料证明的。我们要对“文革”进行反思,首先要恢复历史的真相。作者们正是怀抱着这样一个共同的目的:求索被“好故事”歪曲、粉饰、遮蔽的真相。
这一求索之旅,首先从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八五事件”起步。领跑者叶维丽是这所着名的女子中学的66届初中毕业生,耶鲁大学史学博士,麻省波士顿分校大学的历史教授。虽然人在大洋彼岸,但是她念念不忘中国的“十年浩劫”,尤其是其母校在文革初发生的“八五事件”。这一心结,促使她在2006年用英文写下了《卞仲耘之死》的长篇论文。在这篇基于大量调查访谈的文章中,她分析并描述了文革“再次发动”(1966年7月至秋季)的特点:毛鼓动天下大乱,党政机构瘫痪,在毛的纵容和中央文革的支持下,狂热的青少年/红卫兵的暴力从学校走向社会。她认为,“八五事件”中的卞仲耘之死,是这些因素共同造成的结果。
五年后,叶维丽又用中文写下了《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再谈卞仲耘之死》。在这篇文章中,叶向多年来担任“历史义工”,为文革中惨死的“小人物”伸张正义的校友王友琴表示敬佩,也就王友琴对“八五事件”的叙述和解释,提出了五点有力的质疑。其中十分关键的一点是,王友琴所在的高一(三)班恰恰是斗争校领导的始作俑者,为什么王多年来却始终坚持将矛头指向既没有发起斗争校领导、也没有参与打人的宋彬彬?
叶维丽认为,在“八五事件”上,王友琴讲述的是一个关于“宋要武传说”的好故事,而不是经得起推敲的“好历史”。因此,叶提醒王“切记道德评判不能代替事实考证,政治正确不能代替事实准确,这样才能在历史上站住脚。”
因为“八五事件”与北京中学红卫兵运动有关,所以,叶维丽对这一运动有着一份执着的关注和深入的思考。她对斯坦福大学Andrew Walder教授的新著《分裂的造反:北京红卫兵运动》的评析,表现了她思考的缜密和深度。她指出,Andrew Walder用“输不起”来解释北京天派地派之间的争斗固然“有一定道理”,但也存在着明显的缺欠。首先,这一结论缺乏对文革的整体把握,忽略了逍遥派群体的存在。其次,这一结论缺乏对派仗参与者心态的深入了解,忽略了信念在他们身上所起的作用。再次,这一结论缺乏对对抗性群体心理的理解,忽略了古今中外大量存在的两派无法和解的事实。另外,叶维丽还指出,Andrew Walder对北京的中学生在文革中的重要性缺乏充分的认识,如红卫兵组织的发起,中学红卫兵对毛泽东造反思想的领悟与呼应,他们在暴力上所起的示范作用,以及中学生们开创的“青年亚文化”等等。
继叶维丽之后,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李红云也加入了求索“八五事件”真相的行列。李是师大女附中的67届初中毕业生,卞仲耘之死同样让她刻骨铭心。她在《工作组与师大女附中文革》一文中,详细考察了工作组在女附中的活动:工作组进校后“按照以往的做法,贯彻了党的阶级路线,在女附中主要体现为依靠干部子女。”然后“将运动的目标锁定为以卞仲耘、胡志涛为首的女附中领导。”她的结论是:“由于工作组对揭批运动出现的暴力倾向没有制止,为后来的暴力和卞仲耘之死埋下了祸根。”工作组的撤离使局面失去了控制,卞仲耘即死在这种情势之下。在叙述工作组开展运动的时候,李红云还对工作组撤销时女附中是否成立了红卫兵或类似的组织这一争论不休的问题,做出了否定的但令人信服的回答。
北京师大女附中的文革也吸引了七0后的关注。年轻的经济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教师范世涛从1966年两位女附中同学的日记或笔记入手,揭示了卞仲耘早在“五一六通知”通过之前就动员全校师生积极、主动、自觉地参加这场不久置她于死地的运动;在全校动员会议后不久,卞仲耘书记按照上级传达的宋硕5.14报告要求“加强领导”,采用班会、小组会为主的模式揭批“三家村”。但官方以支持“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的方式根本改变了宋硕的身份和他的报告的性质,这使认真落实宋硕指示的基层干部陷入“执行了前北京市委修正主义路线”的政治困境。于是,运动的矛头由揭批“三家村”直接转向本校的领导。工作组进驻后,这种转向就正式确立下来了。他的《文革是怎样发动起来的——以师大女附中为例》一文,虽然重点探讨工作组进驻前女附中开展文革的情况,但主要目的是通过这样一个案例揭示北京市教育系统文革初期的发动过程: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聂元梓等人大字报从根本上改变了宋硕及其报告的性质,各单位的运动矛头纷纷从“三家村”转向按照宋硕报告要求领导运动的本单位领导,学校的日常运转难以继续,中央不得不迅速派出工作组来稳定秩序,而校领导由于前一段的紧跟而犯了“修正主义路线”错误,正式成了斗争的重点。
借助于搜集来的日记,范世涛还在《红卫兵抓走彭真——对照民间记载与高层言辞的变化》一文中披露了周恩来在红卫兵揪斗彭真前后判若云泥的表现,订正了若干重要当事人回忆这一事件时的不实之辞;在《关于高万春之死及其它》一文中,纠正了王友琴在《学生打老师:1966年的革命》等文中描述的北京26中校长高万春之死主要情节的错误,并提出了访谈者利用口述资料时怎样维持学术规范等方法论问题。范世涛的论文常以收集利用民间日记为基础,在他的四篇文章中,《文革日记:规训、惩罚和日常记录》一文最有学术文献价值和思想文化含量。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对毛时代如何利用私人日记规训思想、惩罚异己、洗澡洗脑等,做了相当精彩的描述与剖析:文革前,政教部门用雷锋日记培养全民的愚忠,以至于雷锋本人都要按照媒体公布的雷锋日记来校正、提升自己后来的日记行为。文革中,抄没审查私人日记成了时尚,日记成了专政机关陷人于罪的证据,成了论证惩罚合法性的手段,成了变相的认罪书,成了不敢记录真情实感的流水账。但是,文革并没有像王友琴所说的“摧毁了中国人的日记”——在整个文革时期,这种古老的文体仍旧活跃,为文革研究提供了数量巨大的民间记录文本。
在求索历史真相的队伍里,余汝信是一位奇人。他是商界人士,却对文革研究情有独钟;他不是教授博导,却有着远远超过官方学者的才学识胆;他没有单位的图书馆、资料室做后盾,却掌握并熟知大量的文献资料且长于考证勘比。这一去伪存真的功夫,在本书收入的五篇文章可见一斑。通过《吴法宪回忆录》和《吴法宪1971年4月9日检讨》这两个文本的比较,以及与其它文献互参,余汝信揭示了两个被长期掩盖的事实:(1)吴法宪迎合上意的不实交待,为官方给林彪罗织罪名提供了证据。批林批孔材料中所谓的林彪集团试图通过设国家主席来抢班夺权云云,不过是伪证的产物。(2)“《周恩来年谱》说毛批评了江青,是为毛作掩饰。”毛泽东心里是袒护江青,袒护文革极左派的。
在《李作鹏的“九一三”》一文中,余汝信通过对《李作鹏回忆录》中的相关内容逐句逐字的分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毛企图用南巡讲话来敲山震虎,没料到,那虎一口气跑出了中国。而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发生后的表现,不仅仅有自保求存之心,更有落井下石之意。因此,“九一三”的最大责任人,应该是毛本人。而周则是助纣为虐。”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第六号简报》因为力挺毛是天才和要求设国家主席,被毛泽东定性为“反革命的简报”,在批林运动中遭到了大批特批。余汝信通过读解简报,勘比吴德的回忆和批林材料,以及对相关人员——汪东兴、陈毅、钱学森、郑维山在事件之后的处理情况的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毛的这一指控其实就是给林彪一伙打棍子、扣帽子,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说到底,就是要保张春桥,保文革的极左路线。余汝信进而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反对张春桥一类极左派,没有其它的理论武器,也不可能拿起其它的理论武器。只得站在比他更左的方位,以其反对毛、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林彪为借口。”因此,林彪等人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表现值得肯定,它符合历史前进的大方向。“如果说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打张的中央委员们有什么错,只是错在选择了这么一个发难的时机。”
文革中,毛泽东是否了解下面的情况,他通过哪些途径了解,了解的范围和程度如何,诸如此类的问题,不但为学界所关心,也为百姓所关注。然而,迄今出版的党史国史文革史对此或刻意回避,或含糊其词。余汝信迎难而上,在《中央文革小组情报搜集机制述略》一文中,告诉我们,为了开展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毛抛开了他不甚信任的、遍布全国的新华社,转而借助中央文革小组,建立起另外一个高度机密的情报系统——一个组织严密、功能齐全,代号811的信息中心。这个中心“下设编辑组、通联组、秘书组、后勤组,以及派到全国各地的记者组。通联组负责接收和抄录各地记者组的稿件、电话,初审、登记后送编辑组,由编辑组编成《文化革命简报》和《快报》。”前者每天一份,后者每天数十份。《快报》印数极少,最多不超过三十份,只发给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而它的期数极多,仅1967年就出了六千余份。
为了让读者一窥《快报》的庐山真面目,余汝信从1967年4、7、8、10四个月中的《快报》中,各选了一期,它们的内容分别是:(1)西安的“红色恐怖队”抄家打人,与“联动”沆瀣一气,反对中央文革。但因其头目是军区领导之子,所以,军区对他们采取包庇态度(第0159号)。(2)太原夺权功臣,北京军区第二政委张日清刁难记者。张家有十二间屋子,但只有一间挂毛像,刘邓的画像被精心保存,红宝书被冷落(第3096号)。(3)厦门军管会以明抢实送的方式将大批枪支弹药送给保守组织“革联”,两名武装部长跳楼自杀。“革联”煽动农民进城械斗,死伤严重,市内一片混乱(第3709号)。(4)以成都地质学院“解放大西南战斗团”为首的“红成”派,极力反对省革筹干部刘结挺、张西挺(第4852号)。在对这几期《快报》做了周详的分析之后,余指出:就总体上讲,“中央文革小组记者站的采编活动,是服务于中央文革小组所执行的文革极左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记者站记者所反映、上报的各地动态,普遍带有记者本人主观的、强烈的倾向性,而并非是纯客观的、中立的、不偏不倚的。记者既有的倾向性加上身在北京中央文革小组内受到极左思潮熏陶更深的编辑们的加工改动,使情报资料的倾向性更为明显。”不管这些记者多么富于献身精神,他们归根结底是为一条是非混淆、黑白颠倒的极左路线服务的,“他们越努力,其实不过就是为这条错误路线提供更多的弹药而已。”因此,这个“记者站的一切所作所为,应该而且必须同文化大革命一样一并加以彻底否定。”余进一步指出:“每天能看到十多二十份《快报》的毛泽东,应对全国类似情形了如指掌。”“官史说毛对很多事毫不知情,受江青等人所利用所蒙蔽,自然是罔顾事实,为毛开脱。”
求索真相需要学术研究,也需要思想评论。前者靠实证逻辑安身,后者以睿智感悟立命。评论的优点是灵活亲切,转换自如,贴近时代。本书所收的五篇评论文章,有四篇出自顾土之手。顾土是北京一家大报政文部的高级编辑,也是《记忆》的主笔之一。三年前,他在《记忆》上开辟专栏,成为“文革思想遗产研究”的先锋和重镇。他的评论敏锐、犀利且联想丰富,视野开阔。似乎信笔写来,却足以发聋振聩,解愚启蒙。
比如,作者用大量事实告诉我们,毛时代,尤其是文革时期笼罩着全国的战争威胁论,不过是执政党自造的幻影。所谓来自台湾、苏联、美国的战争危险不过是执政党一厢情愿的无限夸大。作者指出:“二次大战前夕,英法等国政府错误估计了希特勒及其德国法西斯的意图,因而推行了绥靖政策,给欧洲和世界带来深重的灾难,其领导人至今都为此背负历史恶名。同样,错误地夸大战争威胁而为国家带来了恶果,其责任人也不能置身事外!1969年毛泽东提出‘要准备打仗’,当年的国防战备费用比上年增长34%,以后两年又持续递增15%和16%以上,大大干扰了国民经济,让本已十分困窘的人民生活雪上加霜,让原已非常艰难的中国社会更为贫穷。仅此一条,一个政府及其领导人就应该承担重大罪责。” (《“战争危险”与文革》)
对于毛时代大力宣传的英雄模范,作者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英雄模范的基本品质,就是“与现代的普世价值和常识认同大相径庭”的愚忠、领袖崇拜、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而“杨水才、王国福,还有陈永贵等模范人物的事迹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带来的最大影响,就是将大跃进、人民公社、赶英超美、一步跨入共产主义等荒唐的想象和硬性实践加以合理化、现实化,是将科学社会主义退化为村社乌托邦。”(《榜样与文革》)
这类鞭辟入里的警世之论,在作者的文章中俯拾即是。可惜的是,因为篇幅所限,本书不能将作者的评论悉数收入。
在本书的作者中,迟泽厚是最年长者。他来自林彪领导的四野,长期在作战部门工作,曾任黄永胜将军的专职秘书。文革期间,任广东省军管会办公室副主任及广州军区司令部动员部部长等职。1987年离休后,迟老以研究中共党史、军史为职志,撰写、发表了大量重要文章。本书收入的《假作真时真亦假——质疑〈邱会作之父得罪班长挨了打〉及其他》一文,是他对程光所写的《历史的回顾》一书的批评。遗憾的是,迟老再也不能为文革史的拨乱返正贡献力量了——两个月前(2012年10月26日)迟老在广州病逝。
求索真相包括以求实之心记述生平,回忆往事。本书收入的三篇文章都是这一类作品。以尹曙生和宋彬彬为例。尹曙生是政法学院毕业的大学生,文革发动的前一年分配到青海省公安厅,亲眼目睹了这场革命在青海的疯狂。他以资深作家的娴熟之笔,描述了青海省长王昭荒诞而悲惨的人生——从纠正左倾到执行左倾,最后被极左夺去生命的真实经过。
宋彬彬是北京师大女附中66届高三毕业生,1966年8月18日上天安门给毛戴袖章,毛在问了她的名字之后,来了一句“要武嘛!”。宋从此成了老红卫兵的代表,成了文革的政治符号。四十多年来,堆积在这个符号上面的流言蜚语不计其数,关于宋要武打死七八个人的传说不胫而走。宋彬彬在沉默了多年后,终于拿出勇气,写下了《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此文在《记忆》上首发之后,在网上疯传,并引起了各种议论。有人表示遗憾,提醒《记忆》注意影响,不要拉偏架;有人表示愤怒,指责《记忆》为老红卫兵,为“太子党”说话;有人主张和谐,希望保护王友琴“文革研究第一人”的名声,不要搞窝里斗;更有人造谣惑众,说《记忆》之所以发表宋彬彬这篇文章,是因为拿了宋的钱。
我将宋文收入此书,与其说是传播信息,不如说是表明一种态度:求索真相,首先要允许人说话。不听人家解释而固步自封的“一家之言”,无论是怎样的煌煌巨著,都只能是“好故事”,而不是“好历史”。

编者识于 2012-12-29


【简 讯】

任冬林先生病逝

本刊编辑部

民间史料的收藏者和整理者,《记忆》的投稿人,湖南省岳阳市下岗工人、拾荒者任冬林先生,于2013年1月24日凌晨在家中病逝。享年63岁。
《记忆》曾在2011年4期(总69期)刊发过“拾荒者”专辑。任冬林在《我的“拾荒”路》一文中介绍了自己为什么走上拾荒之路,以及在拾荒过程中的感悟和收获——
(任冬林像)
1999年,因命运的安排,我不得不提早十年结束了正式的工作。当时我的独生子十四五岁,我已年届五旬,我不得不拿出不多的积蓄(八千元)到股市去一搏。这是小孩少得可怜的“长大”钱,我得伺机而动。可怎样动,心里没底。出路在哪里?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迷茫。
正当我不知所措时,在报上看到了一篇文章——“文革文物值万元”。当时虽不以为然,但给了我重大的启示——大城市的民间收藏热已悄然兴起,我所在的城市也有些人搞起了收藏。恰好这时我市老城区改造,居民大搬家,“垃圾”多多,天赐良机。
我来到本地废品收购店、旧货市场寻找机会。
在坐等股市收益的同时,我也收获了“变废为宝”的乐趣,心里的压力逐渐得到了缓解。当时的废品店、旧货市场确实有一些好东西。看到一些七八十年代出版的崭新的连环画,很有文献价值的线装书等就这样轻易被人弃之,我真替原主人惋惜。我庆幸自己的这一选择,看到了这里是一座尚待开发的无形宝藏。
久而久之,我逐渐萌生了收藏的念头。鉴于自身的条件,我决定把重点放在收藏中国近现代史的民间老照片和破纸片上——它们是我国近现代社会发展变化的历史见证。……
2008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四十周年,2009年又恰好是建国六十周年,我搜集的有关资料恰逢其时。为了便于对外介绍,让更多的研究者了解这些收藏,我动了用电脑的念头。当时我的家庭遭遇不幸——我再婚不久,继子即出车祸,亲子还在长沙读书。经济窘迫,我厚着脸皮向五位亲友开口,才借到买电脑的三千元。这笔债务,我将用六十岁生日所收的礼金来偿还。
学会电脑后,我就夜以继日地将收藏的史料一篇篇作文字录入和原件扫描(拍照),编成电子文本。2008年6月28日,我在人民网开博,陆续将我的这些收藏和研究成果发到网上。……
我收藏的文革文献资料,都是我家乡最基层单位一些初识文化或纯文盲请人代笔写下的,绝大多数为底层民众在那场运动中的集体记忆。它由我地文革期间一个居民革命委员会、一个农业生产大队、一家工厂、四大国营农场及本地社会零星材料组成(外地的大约占3%)。……这些资料的留存,为解剖和研究这些社会细胞在文革中的状态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
我这十多年的艰辛“拾荒”路,没有想到竟起到了抢救、保护“文化遗产”的作用,实乃人生一大幸事!随着我对这些收藏到手的“废品”的整理和研究,对它们的价值有了更多、更清晰的了解,对自己的那段苦行僧似的“拾荒”生涯也就更加感到欣慰和自豪。虽然“拾荒”并未使我发大财(反而还因长时间无序的生活使健康受到损失),但是我得到的收获毕竟是有益于社会,有益于历史和后人的。我深信,我的这些收藏品,在今后的历史、文化、社会研究中将会起到一些有价值的作用。

2012年4月19日,任冬林先生给《记忆》写了一篇简短的《自传》——

我1949年12月生人。在那火红的年代,我有八位至亲(父辈们)都义无反顾地投入到这滚滚革命洪流中去了。新的代替旧的,崇高的目的推动着他们的工作和学习。他们也正如那千山万壑中的闪光的水滴,到这儿汇聚成革命的洪流……
我四岁时亲眼见到的一件往事:1953年父亲任属地九区政委时,区公所关有大批犯人,在一个落日余晖的傍晚时分,他们绳捆索绑被押解走时,他们亲人送别的那种悲怆场面便成了我人生最早的不灭记忆。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成了那个时代最常见的亲切标语口号。
他们的有文化自然成了那个时代的佼佼者。然而,他们的有文化又跟旧社会家庭经济基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革时期父亲被专政,特别是母亲被“双开”……母亲的彻底平反是九年之后的一九七九年。这样,我的回城之路就只能随波逐流地和一群出身不好的老知青,被安排到搬运社去从事异常艰苦繁重的搬运工作。
1999年,我不得不提早十年结束了正式的工作。当时我的独生子十四五岁,我已年届五旬。我不得不到本地废品收购店、旧货市场寻找机会……这样,便留下了我对1860年至1997年一个多世纪中国近现代各个时期民间史料的有心集藏。
我现根据这些收藏,初步整理出资料一百六十余篇,八十万文字左右。武汉市小学教师1954年的工作笔记,是我整理出的“青春档案•新时代日记•十一位新中国青年建设者日记簿上的记载(1950—1966)”中的一本。
现时许多青年人对那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成就缺乏最基本的了解,这些资料不失为当今青年人这方面很好的辅导教材。我们不应该忘记我们泱泱大国曾饱受外国列强侵略,中国人民受尽百年凌辱的历史以及为新中国政权建设先烈们的卓越贡献……
当然,我们事业中曾产生过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但历史总是向前。

2011年4月《记忆》在为任冬林出专辑时,他整理出的资料共120篇,五十万字。到2012年4月,他的资料已达160余篇,80万字左右。也就是说,他在这一年里,又整理出了40篇,30万字。
2012年7月,在《记忆》的资助下,他作为民间资料收藏整理者的代表,参加了清华大学的有关学术会议。2013年1月,他受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邀请,赴港访学。一个黑五类子弟,一个初中生,一个搬运社的苦力,一个五十岁就下岗的工人,一个特殊的拾荒者,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奋斗,终于达到了人生的顶峰。
十多年来,任冬林抢救下一批批珍贵的史料。其中尤以文革基层史料和知青史料最为可观,它们以“原生态”的形式记录着文化大革命中街道、农村、工厂的基层政权如何“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行“全面专政”,从中可以清晰、具体地看到不同类型的底层民众在当时的生存状态、思维习惯以及特色鲜明的时代语言,具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在国家档案拒不依法解密的情况下,任冬林以自己的远见卓识和辛勤劳作,为抢救底层史料、保存民间记忆、推动民间研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任冬林先生是《记忆》的老朋友,也是《记忆》送走的第四位合作者,他的病逝是民间资料整理工作的一大损失。《记忆》谨以此文纪念这位来自草根阶层的朋友,并希望任先生的精神、事迹对国人有所启示。

2013-6-13



【简 讯】

创伤记忆与文学表征:文学如何书写历史
首都师大文学院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

本刊编辑部

2013年5月27至28日,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在北京召开了题为“创伤记忆与文学表征:文学如何书写历史”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美国、加拿大、瑞典、日本及国内几十所高校的中外学者专家约80人与会。
会议提交论文77篇,与会学者就历史亲历者的创伤记忆、相关的文学创作等议题进行了讨论。
大部分提交大会的论文认为,“创伤记忆之所以格外值得重视,因为它比快乐记忆更能够体现人类活动的艰巨性、残酷性与崇高感,因而也就更能够激发忧患意识。”但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的观点,认为历史是虚构的,“即便通常被认为真实的历史语境,也是虚构的产物。”因为“被写入历史的是经过筛选的部分,而非全体”,所以“历史只是一种方法”,“历史与文学虽有着不同的经验模式,但同样都是语言虚构”。“历史叙事是文学操作”,“处理历史内容与处理小说素材具有同样的操作过程”,因此“历史与文学有着同样的外在结构和内在结构”。
《记忆》推荐的历史散文作者胡鹏池先生,在会上宣读了题为《创伤记忆的文学表达——关于文学真实性的理解与创作体会》的论文。胡鹏池的论文主要根据自己在历史散文创作中的体会,阐述了解读史实是历史散文创作的灵魂,同时塑造人物是纪实散文关键。在论文结语部分,胡鹏池说:“创伤记忆多样化,有的记忆会引起经久不衰的伤痛,但也有更多的记忆如同杯中的白水”,“创伤记忆的文学作品在写人性扭曲的同时,千万不能忘了写人性的本真之美。”
此次会议最后一天,专题讨论姚蜀平女士的长篇小说《悲情大地》(本刊96期文学增刊中曾专栏介绍该作家及这部小说)。与会的许多学者对姚蜀平的这部小说给予高度评价,同时对其创作中有待完善的部分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书 讯】

《朱厚泽文存》问世

韦 陀

由朱厚泽之女朱玫及其家人编辑的《朱厚泽文存》(1949—2010)近日自印成书。书前有编辑说明,书后附有《朱厚泽小传》和编后记。
“编辑说明”说,“1949年至2010年,朱厚泽留下近百万字的文字,编者从中选取了四十万字左右汇集成本文存。”此书的体例,以年代为序,凡发表过的文章以发表时的文字为准;凡未公开发表过的,内部矛盾讲话或材料,以文件留存为准。其他据手稿、录音、笔记整理而成。
全书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收录了作者1949年至1985年在贵州工作时期的文章、讲话计11篇。第二部分收录了作者1985年至1990年在北京工作期间的讲话和发言,计13篇。第三部分收录了作者1990年至2010年离休时期在各种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言,博客文章、媒体访谈,以及与友人的谈话等27篇。其中包括《文明的更替和转移》、《关于“党文化”的谈话》、《当今文化焦虑问题》、《最后的忧思》等重要文献。
由友人编撰的《朱厚泽小传》云:“朱氏不介意于宦海浮沉,但对国家命运始终关心如故。更因已经摆脱冠带所束,故思想愈加自由,不但对长期危害中国命运之左倾理论和路线痛加批判,而且对所谓‘经典著作’也概不迷信。他留有大量文稿,可惜未及公诸同好,即被病魔夺去岁月!这些遗稿,对许多问题都有深刻思考,其见解之卓越,远超同侪,足以使他成为当代中国思想界先行者之一。”




【书 讯】

《邵燕祥自书打油诗》在香港出版

向胡杨

2005年,邵燕祥曾有《邵燕祥诗抄•打油诗》一书问世,其收诗至2001年。2002年以后的十年间,邵先生又陆续写了二百多首“打油诗”。选粹结集,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近日出版,硬面精装,页左为作者亲笔小楷,右页为印刷体。
作者自称其诗“打油”,并非自谦,也不是看轻这种体裁。而是因为急就而欠艺术上的锤炼和考究,“相应少些空灵,多些江湖或市井的草莽气、烟火气”(小序)而不入当下主流。
从内容上,其诗可分为怀人、写景和忧时三类。怀人多为悼挽之诗,如《悼吴祖光》、《悼李慎之》、《悼赵紫阳》、《为朱厚泽兄敬撰墓铭》等。其中尤以《挽刘宾雁三章》情深意永。如三章之二:“莫夸诗赋动江关,晚岁低头拜杜鹃。只为乡思添白发,不甘宿命托青天。梦游已度八千里,好汉相期二十年。矢志三生镌入骨,谁云一夕化为烟。”
写景多为游记遣兴,如《大兴安岭达尔滨湖》、《重游神农架》、《琴台四绝句》等。其压卷之作《秋晴》借景抒情,诗味隽永:“多谢阳光多谢风,诗情一碧写长空。何时再共开心宴,紫蟹剔黄伴酒红。”
其忧时之作寄寓遥深,非熟谙国情政事者,难得入其堂奥。如《川江》:“川江忽报起风雷,攘攘西东各逞才。势力可怜分黑白,功名原自出胚胎。风筛黄叶纷纷下,日没红歌阵阵来。神话曝光皆鬼话,俱往矣岂有他哉?”
作者在序中说:“在诗歌领域,除非像五四运动中‘另起炉灶’创为白话新诗,切切不可轻言革命,以及名为‘创新’‘改革’实为‘革命’即异体取代的破坏——例如名为创新,而视传统的规范如无物,殊不知诗作为‘根清、苗言、华声、实义’(白居易)有机构成的整体,哪一点在‘革命’的名义遭到破坏都会损伤诗味。甚而导致诗味全消的。”“维护诗味,就是维护真诗。在这个意义上,我可以算是文化保守主义者。”


【资 料】

胡祥风日记摘抄
(1951年11月2日—1952年12月10日)
——新时代日记选编(一)

任冬林 整理

任冬林按:我从31本笔记/日记中整理出《新时代日记》(1950—1966)资料四十多万字。第一本日记的作者胡祥风(这是我给他起的化名),时年23岁,是大冶源华煤矿公司财务股副股长。该日记记录了1950年至1952年所经历的政治运动。这里不但有日记,还有月生活总结与年总结。该日记除胡先生写给他亡妻一首难以辨认的诗作和四月份收支账目外,其余的我都录入,共计十一万多字。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日 星期五
劳保讨论到今天才转入正路,以前两天都是在和平的空气中进行着,以致没有得出来好多结论。今天又从把王股长与戴静的拿出来重新讨论一番,结果是王股长不能享受,戴静的暂时保留。如果像今天的空气的话,我们小组的问题是一定讨论得很好的。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五日 星期一 晴
劳保未登上之后的感想。在整个民主改革运动中,每至深入一步,总使我更进一步的认识到我家庭的丑恶。昨天劳保登记研究到我的头上来,也是因为家庭成分复杂而暂时保留。对的,这样的处置我感到很恰当,因为从我的家庭成分看,实在使不熟悉我的内情的人太可信了。
可是另一方面又使我十二万分感到痛苦。我是一个生气蓬勃的青年,我幸运的脱离了暗无天日的旧社会,而在毛主席的旗帜下不断前进着,我感到无限轻松无限骄傲。最重要的是毛主席领导下的共产党教育了我,使我真正的体味到人生的可贵,劳动的神圣。在日益风耀的前进中。我不幸受到了家庭的影响,而在政治上成了一个无依的孤儿,造成了我严重政治落伍的现象。本来我在旧社会的时候,根本不懂得政治是一个什么东西,现在不同了,我觉得我宁愿在物质上吃苦,在其它各方面……而不愿意受到在政治上做一个落伍分子,我感到政治是人生第二条生命。因此,我觉得并不是享受与不享受的问题,而最重要的是我在政治上进步与落后的问题。我看到我的朋友有的是青年团员,有的是共产党员,我的弟妹们也都入了团。总之在新社会与我有关系的人,都生活得活泼愉快,都在党的怀中不住的在前进。唯有我解放了两年,出门了一年,所搞的工作终而落得了一个剥削分子的名义,政治上名誉扫地,唉!想起来实在惭愧,又不觉掉下了我两滴失望的眼泪。其实我并不是强调我好,我总觉得我的本质是不坏的,谁也不知道我的家其实是总在为难中度日子,我过过人家所不相信的苦日子,我吃过不同的杂粮……因而我是一个贫穷生长出来的人,所以我也最易受新社会感化,在阶级上自进矿来我即站稳了我的脚步,坚决倒在工人阶级一边,仇恨反动的丑恶。当我到沅(源)华来时,我就咬紧了牙关,下了决心,一定要忍苦耐劳任劳任怨的干,所以才突然变为与工友同住同饮的生活。我觉得吃这个苦也是打下了无产阶级的思想根基。以致我在这距煤矿仅两米远的芦席棚中,一人做几个人的事,整日工作起居饮食在这里。我深深地感谢工人们教育了我,但我也感到我的工作态度也比昔日大翼(异),确是拿出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不辞艰苦的在干。我以为这一段苦吃得光荣,殊不知恰巧与我“以为”相反,而是一个说不出口的耻辱(不过我始终还是认为是光荣的)。
解放以来,两年我对朋友及弟妹报不出账,而吃的苦说不完。而他们在我面前,正在四面生风的该是他们,两年来进步成绩,正在夸耀他们受到了组织上优厚的照顾。这是我两年来与之的对比,是我提起又惭愧又痛心的。
由于这一连串的苦闷,不禁又掀起了我无限的烦恼。我开会后一个人暗暗跑到小皋园去一口气喝了六两汾酒,醉了,什么也没有了……回来就在床上拿出口琴来奏着歌颂祖国的调子,一段吹完,眼泪淋湿了口琴。是的,当我感到我亲爱的祖国无比伟大和前途光芒万丈的时候,就愈觉得自己政治上落伍,而使我痛苦得无字形容。今天我醒得特别早,躺在床上想,我不能因为受到这一连串的失败而悲观。相反,我应更努力,一定加强我的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来实际的做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的服务者。以我下一份诚心,就等于政治上进步了一点的心理来鼓舞着我,跟随着时代前进吧!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日 星期六
近日来最坏的脾气已经重演起来了,即是想睡,仍要喝酒,不爱做事。这固然是我近日来因受激所致,是不该的,尤其这两天不爱拿书看。要想家庭害我,只是一个短时间的,不论如何,自己应该拿负责的精神来,好好做人,才不愧为一个新中国的青年。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四日
一连四天,我已被炸裂了的心,而今又从中调开。天啊!我这一生欠下来的孽债在什么时候才还得干净呢?小廷,步随着他母亲的后尘又与世长别,亲爱的儿啊,你还没有尝到人生的滋味。当你怀在你母亲肚里的时候,你母亲就在过着极苦的日子,吃着不同的杂粮,小廷,这就种下了你先天不足而夭折的身子。当你的母亲发动了的时候,你的父亲是最急的时候,因为家里米粒无存,手中又无分文,在你母亲阵痛的呻吟的声音促使下,我才鼓着我的勇气,一步一步地走向街去,厚着脸去接谢先生,又找道鍠叔借了两块钱。我第一次望到你瘦弱的身体的时候,我又高兴我又感到伤心,躺在床上的母亲她已忘掉了临盆的痛苦,而轻轻的抚摸着你的身体。谁有饭吃,乖乖,你母亲带着半饥的肚皮喂着你的乳,你一面吮着你妈的乳头,奔命的吮,一面笑着。苦命的儿啊!难怪你笑,因为你没有乳吮,因为你的妈妈肚子还是饿的,你的妈妈是多么痛爱自己的儿啊,她含着满眼的泪,喝一碗米汤,希望能很快的把她的血变成乳来充你的饥。我想到当年你的妈送我到西门堤边的时候,我想到你尚睡在梦中,当我轻轻的抚摸你,亲切的吻着你的时候,你的母亲在旁含笑的拉着我,怕我把你惊醒。如今她不能送我,唉!竹妹,我亲爱的爱人,小廷,我亲爱的骄(娇)儿,现在呢?什么也不过是泡影镜花了啊……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展望》讨论关于第十六期郑康提的“这不是迷信浪费吗?”的问题,我今天初试牛刀来搞一下子,以后我想继续参加这个大家谈讨论。
郑康同志:你在第十六期上提出“这不是迷信浪费吗?”的问题,我看了之后认为这的确是一种严重的迷信现象,也是一种不良的风俗。这种现象在农村还很普遍的存在着,是应该反对的。我并且完全同意你反对的理由,不过我觉得反对的办法是值得商讨一下的。
我认为迷信思想(尤其是公祭、唱神戏)是几千年来封建制度统治下所造成的,遗留下来的。要想消灭这不良的现象,是丝毫不能性急的,更不能用粗暴的强迫反对的方法来加以解决,而是只有采取循循善诱和耐心说服教育的办法,只有用真理说服教育群众,在群众深深体验到这是迷信,是一种浪费现象时,才能消除得到。郑同志亲身的例子证明了前一个办法是不正确的,而遭到了打击。但我劝你不要灰心,应坚决把反对的态度坚持到底,积极动员。只有在全村农民都深刻的认识到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不是祭祖或敬神而得来的,而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经过艰苦斗争而得来的,同时认识到抗美援朝,增产节约运动的必要时,才能适当的提出反对迷信浪费的口号,才能达到你的愿望。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七日
出席国庆观礼的华钢劳模刘□振同志,今天来厂传达出席观礼和参加第三届政协会议以及在中南海参加第四次军政委员会的情形。晚上七点钟的时候,在鞭炮声与全场热烈的掌声中,杨主任等伴随着刘同志进了会场。在他这中等身材微黑的体质,充分表现了他刚毅的品质。他不大会讲话,但在他每句的叙述中,充分含着最觉悟的思想意志,这短短的两个多钟头的报告中,又等于我上了一堂政治课,我听后感到:
一、他在国庆观礼台上亲眼看到各种现代化的国防军所持的各种不同的新式武器,以及大炮、重坦克车和各种类型的飞机以及比声音还快的喷气式飞机。在建设上,他参观了石景山钢铁厂及其他各个工厂,这些工厂在工人阶级的努力下,有的完全机械化了。如石景山钢铁厂,那里六七个工人掌握的工作要等于华钢二百多人的工作。有的已创造了新的工具,如天津烟厂的包烟机,原来买的是外国货,现在自己创造的包烟机比外国货还要快一倍。有的已经做出了从前不能做的东西,如天津汽车修配厂已能自装汽车,织绒厂已织出了比外国还好的绒毡等,其余各种创造简直是不胜枚举。在农业方面,他参观农业学校,看到了三十多种不同农业机械农具,并亲眼看到从开垦到收割入仓的演奏,看到了重有八百斤的猪和四五斤重的鸡子。这个学校有专家,有工人,也有乡下调来的农民,这就是我们农业上不久就要实现的美景。总之,不论从那方面看,都涌现着无穷无尽的新生力量,全国的劳动人民都在积极开动脑筋,在为祖国加速工业化而奋斗,同时每个劳动人民的生活也紧跟着生产的发展在日益提高。在这一段祖国伟大的叙述中,启动了我无比的快乐,不禁使我惊讶,我们可爱的祖国进步的多么迅速啊!看!一个经五千年封建统治以及近百年来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残酷的摧毁下,已经破烂不堪的中国,解放到现在,仅仅两个年头,不但战胜了千孔百疮的灾难,而且电驰似的建立了现代化的国防军,巩固了祖国,充实了世界持久和平。生产上正在一日千里的发展,不断提高了工人的生活水平,加速了国家工业化。广大而肥沃的土地上,已由原始耕作方法,开始换了新的劳动方式,进步的改良农具已开始使用,最新农具机器已开始在肥沃的土地上奔驰着,这悠扬婉转的马达声,正一天比一天响,将响遍全国。这说明只有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才有今天这样惊人快速的发展,才有今天真正的独立、自由、繁荣和富强。同时也证明了工农联盟之下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优越性。这优越性,是资本主义统治的国家内所做不到的。
二、刘同志还参观了颐和园。这地方是劳动人民高度智慧表现的所在地,从前千百万劳动人民拿血和汗筑起来,以供统治阶级的封建主——皇帝一人享受。现在已经回到了自己的怀中来了,内有工人文化宫,颐和园已成为工人休养院。同时,他自己参加过全国最高的权力机构——该政治协商会议,同李立三、朱学范等高级领导干部一个组共同研讨国家大事。在国庆前的一次宴会上,毛主席接过他的酒:他亲自看到毛主席,并敬了毛主席一杯酒。同时在开政协会休息时,毛主席看到了他,很亲切的走上前跟他握手,第一句就问工人的生活。周总理第一次跟刘同志会面也是关心工人的生活。从这些方面来看,使我深深地感到,我们工人阶级一向就被剥削阶级所蔑视,说我们是穷鬼,看我们不如牛马。这历经五千年的铁树在毛泽东思想灌溉下,已开放了灿烂的红花,现在一切都能自己当家了。刘同志是黄石市工人的代表,他的光荣就是整个工人阶级的光荣,你看他参加全国最高权力机关——政治协商会,与领袖们共同商讨国家大事,同时领袖们是这样时时在关心工人生活,这就是做了主人翁的具体事实表现。毛主席等为了工人阶级彻底翻身,他历经了卅年浴血斗争,到现在胜利了。为了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为了巩固胜利成果,还在整日辛勤的开动脑筋,领导着我们不断奋进。所以我觉得应该把感激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恩情化为实际行动,拥护响应他的号召,为搞好抗美援朝,增产节约,思想改造而奋斗。他看到国家领导人的时候,毛主席身上穿的极粗的呢制服,朱总司令还穿战士一样的军装。因而我感到第一要向我们革命领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学习,第二要向他们这种廉洁的作风学习。
三、天津汽车修配厂是华北的第一模范工厂。它这光荣的称号,是那(怎)么得来的呢?刘同志在那里是请了教的。原来汽车修配厂起先也是搞得不好,不但制不出汽车,连修理都很困难。后来他们摸到了窍门,知道这搞不好的原因,就是职工不团结,都各执己见,各玩一套,又不开动脑筋,动则错这错那。发觉这个原因之后,领导上即号召搞好团结,职工之间都互助,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样上下一气,理论与实践合在一起了。就在这职工团结一致,开动脑筋,克服困难,才搞好了生产,才创造了中国数千年来未做的东西——汽车,获得了华北第一模范工厂的光荣称号。我们沅(源)华自民主改革以来,虽然扫除外部障碍,但内部还如一盘散沙,尤其是领导上陈(呈)现着主观主义思想,技术人员与工人由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对立性还未解决,大部分存在着雇佣观点,职工还未靠拢等问题,还有待今后民主团结的过程中来解决。天津汽车修配厂的经验,本矿目前所遭遇以及所演变的事实证明,民主团结是多么重大的一个任务啊!
四、刘同志获得这光荣的感想:刘□振同志能够获得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以及能出席国庆观礼,参加政协会议,并且跟毛主席握手,会见了各高级首长,这不是党对他有什么伪爱(原文如此——编者),也不是有什么背景,而是他在生产上和政治斗争上充分发挥了工人高贵的品质,在生产上提出了合理化建议,创造炼钢的新办法,给祖国建设上起了加速工业化的作用。他经得起考验,当党还没有发现他的时候,当他周围的封建把头还在攻击他夺取他的成果的时候,他不垂头,不散气,坚决与封建势力作斗争,开动脑筋不断提出合理化建议,改进技术。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要像他对国家、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思想,为加速国家工业化而努力的精神,以及不屈不饶(挠)的斗争意志学习。
五、煤矿是不是没有争做劳模的希望了?当我们听了刘同志的报告之后,井工部门有些人反映,他们觉得谁都想做劳模,谁都想见毛主席,但是我们做梦的一生也想不到。我想,这未免太有点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了。煤:也是国家一个极其重要的东西,她是工业战线上一时也不可缺少的原动力。苏联斯大林同志曾说,要苏联达到共产主义的条件,必须年产五亿吨煤。由此可见它是加速国家工业化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而且井下的技术也不是一个平凡的事情,因此我又觉得争取的办法,而不是重要不重要的问题,而是问你是不是有如模范这种高度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开动脑筋,改进技术,给国家起了加速工业化的贡献与作用。事实也证明,只有开动脑筋向刘同志这高贵工人阶级品质学习是有无限希望的。如苏联斯建泽诺夫,他也是一个平凡的采煤风镐手,由于他开动了脑筋,创造新纪录,在苏联成了全国的模范,现在斯建泽诺夫不但在苏联起了典型作用,而且在国际上也取作典型作用。这么光荣劳动的获得者,不也是一个井工吗?又如近来报载江西萍乡煤矿的工人们也已经开动了脑筋,风镐每班采煤134吨,手稿采煤54吨,创造了全国纪录,并获得了中南燃料部通报表扬,这都是很好的示范。所以我觉得只要有工人阶级优秀品质,开动脑筋的话,希望不但有而且还很大呢!
我的感想:我是一个出身复杂的人。我从前在旧社会对自己的前途非常悲观。现在不同了,经过两年来的认识,已经干干净净,放弃了我自卑自悲的心理。我骄傲我是一个独立自由、繁荣富强国家内的青年,我骄傲我生存在毛泽东时代。今后我一定要拿这种工人阶级的优良品质的人——刘□振同志来充实我自己。我一定加强我的政治学习,不断地改造我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在工作上抱着时时紧张的四个字——埋头苦干,以献出我一份力量,为加速祖国的工业化而奋斗。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黄石市自武汉汉剧第一团来这里上演《血债血还》以来,这次《白毛女》的电影观众又空前踊跃。星期日的那天,我准备白天去看的,但是因为票卖光了,没看到。今天一下班即跑上街去看买票,还好,九点钟的票还有。这部电影也可以(原文如此——编者)真是咱们民族优秀的艺术作品,尤其是我们小资产阶级者阶级立场还不稳,看了这部电影更等于上了一堂政治课。看了这部电影之后,最先的是建立在我内心对地主阶级的仇恨心。万恶的地主,他为了住高楼大夏(厦),穿华丽的衣服,吃高贵的东西,就无穷止的剥削农民,使整日日未出而起,日西沉才归,不管炎天酷热,冰天雪地,整日在田里辛勤耕作的农民,终年劳动,仍度不饱肚皮,而且还欠上他隔日对翻的债。可怜辛勤的劳动者——农民,一切都被他统治。他掌握了每个农民的生死权,辛勤倔强的妇女,也可由他的爱好任意奸淫。旧社会就是一批吃人的生番们在专政在无穷止的残酷的压迫人民剥削人民,中国就是这千百个黄世仁统治着我们农民,使农民吃不饱,穿不暖,生命无保障,妇女们任意被他霸占强奸,可怜把一个活泼伶俐的姑娘逼成了一个鬼。看这段悲剧,谁个不流下一通同情的泪,谁个心里不咬牙切齿的痛恨黄世仁。要使这幕悲剧不再永远演下去,要过着每个人民想象的生活,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这样。今天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打垮了帝国主义蒋匪帮,这都是封建势力的背景,千万个作恶的黄世仁都在被农民斗争了,惩办了,也等于就是结束了五千年来的悲剧,而走向了我们的理想。
我家里过去一直靠收租以维持食米问题。我总想,我家对佃户很恩厚,人家像许多在乡下的地主要受(收)三石五斗租,而我们的契约仅订二石二平二流送谷上仓,后来实收根本很马虎。现在回想,我从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这种剥削农民的可耻行为是勿容置疑的,家庭方面,如果农民有什么惩罚都是对的。同时,从今天起,我对这些害人野兽的敌人,应加高仇恨性,不管是谁,我坚决的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与他作斗争。

一九五一年年终总结
一九五一年是我宝贝青年时代的最后一年,是我从出身到现在最值得我纪念的一年,也可以说是我有生以来最痛苦的一年。为什么呢?首先我就承认我在整个最值得珍贵的青年时代,恰巧是一个糊涂虫,而在糊糊涂涂的情况中渡(度)过了我这最令人珍惜的时代——青年时代。我曾在□承小影用“方吾生之半路,恍余处乎幽林,失正轨而迷误”这句话来作为我青年一段不幸的总结。但这个感想竟仅仅不过是在我少年失学,青年失学,又为生计奔波,因为不晓得旧社会的套路,污浊的赚钱手段,自卑自己没出路的一点感慨而已。究竟是谁迫使我失正轨的呢?那里又是我的正轨呢?我根本思想上是糊涂的。我解放之后,在共产党的教育下,才使我明确了我最珍惜的时代——青年时代是葬送在旧社会里,葬送在国民党反动派手里,是反动派使我迷失了正确的方向,失了正轨,知道了我唯一应走的路,我的唯一应走的正轨,只有一条,即是永远跟着共产党走。你看漫长的二十四年的岁月中,在黑暗的天日下,摸索着,今日得到了光明,找到了正轨,今年就这样的成为了我出身到今年,二十四年中历史的转折点,成为了我死去悲哀的过去,光芒万丈无限远景的今天,难道不值得我纪念吗?但又为什么说今年是最痛苦的一年呢?第一,谁都知道,至于能够得到今年快乐的结果,思想上是在一场激烈斗争下才有转变的。当我思想斗争得来真理的时候,其痛苦是难以想象的。第二个原因是,我这今年中,我亲爱的淑芬与小强相继病逝。在这沉痛的环境中,假若不是我建立了正确的人生观和祖国无限远景鼓舞着我的话,恐怕难以设想,她的死给我带来无限的伤感。所以我说,今年是我最值得纪念的一年,也是我最痛苦的一年。这一年在整个方面来说,在与我以前来说,是我进步的一年。其主要转变情况如下:
一、思想方面
1..克服了悲观失望的人生观,初步建立了革命的乐观主义人生观
二十四年如一日,我的思想上老是悲观的,有些人竟以我的相貌来判断我,说我的眉毛生拢了,头发生下了,天生的一个苦人。事实证明这不过是封建思想的命运观点,是一个不值一驳的荒谬谈法。我为什么以前老是悲观失望呢?正因为是旧社会一连串污浊环境而影响我的。我在读小学的时候,跟刘秉衡的子女们同学,眼看着他(她)们在学校里像天之骄子,而我因为没钱,又没有好的穿,缴不起学费受老师的轻视,这时就养成了“唉,他们命好,老子有钱,我的命苦,没有钱”的思想。后来跑飞机又遭失学,我在街上摆一个香烟摊子,而我的同学李绪灿因为父亲有钱把他送到湖南读书。后来一直到我入社会做事,可是我整天在“愁”字中过生活,社会当时是那么黑暗。说做事吧,我根本没他们那套贪污的本领;说做生意吧,既无本钞,投机知(之)道更为生疏。这样搞得使我自己连不相信我自己,苦到那一日止呢?这样做人又有什么意思呢?我当时是悲观得一个什么程度呢?当时我特别喜欢看《大刚报》的副榜,尤其喜欢看自杀的消息。记得《大刚报》登载的有篇陈白蘋的自杀新闻,上面绝命书写道:“世界的路太长了,我要休息了。”我很受感动,当时我很同情她这样的描写,并且把她那段记下来,当(时)我自己作了一篇歌描写着我:
漆黑的天!撑开我的手不见五指,
榨(窄)狭的地!光怪离奇的一片滑泥。
我穿着一身棕衣,锁紧着眉,哭丧着脸,
伧狠!伧狠!
在这黑茫无际的羊肠小道上走着,
刺骨的风!刮来似猛兽怒吼,
滂沱的雨!似□□□的怒潮深啸。
路显得更滑,风雨助长了它,磨折了我,
伧狠!伧狠!
愈走愈黑,愈走愈使我心惊胆跳!
棕衣打湿了使我负担更重。
疲乏的脚经不住更滑的路泥,
筋骨已被狂风刮得四肢无力,
神志已想不到能得到光。
茫茫无际的黑夜,
油滑凌乱的羊肠。
我要休息了啊!
这条路黑得太使我太散胆,
长得使我太无希望……
这就是我当时看了陈白蘋绝命书之后,自己对自己的感慨。当时我国家又是那么累(屡)次被外国侵略,如市面上到处洋溢着美国货,景川酒楼和北平强奸案,以及九龙、王水祥被英警惨害等新闻,因而使我感到,恨天既不该把我降生在这兵荒缭乱的世道,更不该降生在中国,因而感到死是人生最痛快的事,活在这世上实在太没有味!你看我当时就悲观到这样的程度。解放以来,我这种思想就起了变化,特别来本矿之后。我怎样转变的呢?首先是得力于先进理论的教导,是多亏了马列主义批判了我小资产阶级落后思想。第二是新中国在飞跃的进步着,鼓舞了我,影响了我。只以黄石市来说吧!我来这里的时候,虽然全市充满簇新现象,但到处还残留着旧社会的痕迹。来这里仅仅二年(黄石市于1949年5月15日解放),亲眼看到建设在飞跃的发展,华钢的炼铁炉已冒出了黑烟,火红的光映红了半边天,电厂又重新出现了一个,这个电厂的电一直输送到武昌华新水泥厂。黄石市已出现最新颖的运输工具——吊车。我们源华中仓已由一块被敌伪破坏的废墟,而重建起了诺(偌)大的厂房和洋楼(解放初期,水泥仍被人们习惯称为洋灰,多层建筑称为洋楼)。这里还现出了一条直连江岸的长堤,不久就可看到汽车在这新筑的堤上来往不息的奔驰着。市面上在不住的新建房屋,公路已由天晴一把灰下雨一把糟,开始现出了细石路,从市府到华新还出现了一段洋灰路。在商业方面看到了日益繁荣,特别是国营企业,已成为了普遍人们爱去的地方,合作社已成为了广大社员的供应。在人民思想方面,工厂经过民主改革以后,主人翁思想已建立,华钢炼钢屡次打破纪录,华新也有改进,我们源华已完全灭了过去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嫖赌偷盗等坏习惯。学习已成为日常生活,特别是妇女同志们进步更快,你假若热天上街的话,也可看到东一堆西一堆居民在学习。工人们的生活蒸蒸日上,源华工人从前连下窑衣都没有的现象,现在普遍穿的都是五~八千上下的布料,特别是绒大衣,今年穿的更多。矿内已出现了清洁舒适的公共食堂,一面吃饭一面听着扬声器内播送的悠扬的歌声。总之,新社会就在这样一天一天的变,就是这样的明天一定比今天好,后天比明天更美妙。凡是一切事物,没有那样看到了不说的道理,我感到我们的祖国无限的美好,以后的幸福远景不可限量,因此我自己也充满了无限希望,“我们的生活天天向上,我们的前途万丈光芒。”的确,我现在已完全感到生活在这个繁荣富强的国家内而自豪,我感到我生活在中华民族优秀品质发展的毛泽东时代而骄傲,感谢毛主席给我带来了我的更生,告诉了我做人的责任和对生命的珍惜。
2.建立了阶级观点,认清了敌我
老实说,我以前根本不晓得什么叫阶级;不只如此,简直连阶级这个名词我也没有听到说过。在我心眼里,仅仅只有穷人与富人的分别,更不知道什么叫做剥削,认为地主出租土地农民纳租是天经地义,认为放高利贷是将本求利,认为做生意投机囤积是做生意有门径,工厂情况我很不知道,更谈不上体味。革命二个字的认识,也搞不清,共产党在说革命,国民党反动派也在说革命,究竟谁是革命呢?因此我觉得打过去打过来都是受外国的利用,自己杀自己人,就是将解放,心内都还是抱着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思想。国民党腐败使全国人民怨声载道,但我都把它认为是我国民族的劣根性。解放前二月虽接近了进步书籍,在理论上懂得了一点线索,但是还是模糊的。自我来源华之后,由于我得到这良好的机会,能长期生活在一起,这样就在他们的教育之下,帮助我认识了阶级与剥削的定义。由于他们在历年受的苦,建立了他们无限的仇恨,也影响了我建立了阶级的仇恨心,特别是今年伟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和民主改革运动,更深入一步的使我了解了阶级二字。首先使我了解了蒋匪反动集团的本质,认识到他们就是封建地主官僚资本的大本营以及帝国主义的走狗,正因为他们是这些剥削阶级吃人生番的代表者,所以他们的一切都是从他们阶级整体利益为出发点,即如何残酷的压迫和榨取劳动人民用血汗所换来的劳动果实为出发点。特别是镇反,很清楚地告诉了谁是革命,谁是反革命,更使我深刻的认识到只有坚决一边倒在工人阶级一边,坚决的与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反革命作斗争,只有彻底干净肃清他们,我们才会有好日子过。并且使我了解到我以前都是葬送在反革命手里,共产党救我出了深渊,我现在开始认清了一切,都不能离开阶级来说话。我懂得我以前之所以有那种思想都是因为我是剥削阶级的出身,是一些剥削阶级的思想。在镇反□□民改(“民主改革”的简称——编者)教育了我之后,在思想上划清了界线,建立了阶级的仇恨性,因而在这场斗争中,使我认识到了父亲和哥哥的罪恶。老实说,以前我对他们的认识是不够的,因为我是一个富于情感的人,尤其是自己的骨肉,更使我感情而模糊我的思想的。后来听说本县镇压反革命枪毙了一些人,我是县内土生土长的人,这些人中间我都认识,而且还有同学,还有一个亲陈表兄,还有从前在中学教过我的书的老师。拿旧眼光来说,当时心内一定很难过,但当时,我听到之后不但不难过,反而很兴奋,并且为我县人民专政的胜利和巩固而欢乐。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我自将受到镇反以及民改运动的教育后,我就把一切事物的看法都看成为阶级性的了。首先即确定了只有一边倒在工人阶级这边的思想,以及我对人不管亲戚朋友,父母兄弟,首先我对他们只就考虑他们是站在那一边,是站在那个阶级立场。假若是跟我站在一边的话,那么我们的父母兄弟亲戚朋友的关系就存在,否则的话,就是我的敌人。我切不愿意自掘坟墓,背叛革命,做一个反革命分子的亲人。
3.从世外桃园(源)的思想走上关心政治
我对政治二字的意义也是缺乏了解和不通的。唯一的想法是吃饭拿钱,也没有接触什么政治书看过,也仅仅欢喜看看文艺性质方面的东西,哲学这个名词还是在解放前二月才看到这个名称。记得我县(即将)胜利的时候,街上三青团搞得真凶,成立区队部的时候,不晓得好热闹。当时因为说街上年青的如果不参加就是吹□,参加还得缴什么入团费、开箱费。当时我在税局做事,没有参加。黄叔想问我为什么不去玩,不参加三青团,我是说,参加是拿钱做事,不参加也是做事拿钞。他说一个青年人要参加社会活动,当时我一声不响的走开了。当时我为什么不参加呢?因为看到当时国民党的陈子复和三青团的段云青大发其财,我当时感到这是什么党啊!团啊!简直是搜括民财的党团。同时还感到入不入没有什么了不起,对他们抱着极鄙视的态度。解放之后,就大大的解(改)变了我的这个态度。现在我体味到了政治是人生最不可少的性命,特别是进矿之后,要求政治进步的特别积极,差不多大部工余时间都是在从事政治学习,现在我感到没有得到团的教育而惭愧。家庭问题影响了我不能得到轻松的政治待遇,而使我痛苦。是的,青年人在政治上落伍,比什么都痛苦,这是我今年深深体味到了的。
4.树立了劳动观点
记得我从前跑飞机到胡家湾的时候,房东老板有一回讲一个老农民的笑话给我们听。他说,过年的时候,乡下人在周年之后,就把脚一张开向着街上。街上的人呢,周年之后,就把口一张开望着乡下。当时我性急的问,这是搞的什么板眼?他说街上人就望着吃乡下人的××。当时我以为他骂街上人的,即一笑置之。到现在回溯起来,倒觉得他这个故事有他一篇大道理,这个话都是含有很深奥的阶级性的。谁都知道,街上不管是商人或公务人员等,如果没有乡下的农民在田里整日辛勤的劳动,那真只有吃××。当然,这不过是存在这一面的感想与体会,整个物质生活的质(资)料,那一样离得开劳动人民的双手而自然得来呢?拿整个社会来说,劳动人民离开了劳动就不能视为一个社会,离开了劳动也不会有我们人类。这是历史的演变和现实的发展证实,这是我们每个人在社会上生活的事实证实,这个真理千真万确的,但我在旧社会根本没有这个想法。“这种人发财观念很重,对赵公元帅礼拜最勤,虽不想发大财,却总想爬上中产阶级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五页)当时我的确被钱蒙蔽了“劳动创造了人,劳动创造世界”的真理。因而认为万事不如钱好,因而就产生了剥削思想,产生鄙视劳动的思想。当时我是爱慕一些不老(劳)而获的寄生虫们的腐化生活,特别是羡慕做生意的,羡慕他们的生活过得很舒服,对体力劳动者的看法而只不过站在圈外,但不能视以尊重的眼光,而是拿怜惜的眼光来重视他们。这就是我当时错误的想法,这就(是)青年“失正轨而迷误”之一。来源华之后,我这种思想起了根本变化。开始我修社会发展简史,虽然很疑问人是猴子变的,但过细经我翻到各种书籍来推想,也就完全打破了我的疑惑,最重要使我了解了劳动的伟大意义。就工厂来说,假若没有这几千煤矿工人,煤是不是会成(从)地下飞出来又跑到各个需要它们的地方去呢?各衣食住行等等方面,使我完全体味到了劳动人民的伟大。但怎样向他们学习呢?粗略一看实在没有什么可学,差不多一年了,才打破这个疑问。首先我个人亲身体味工人性情直爽,在他们脑子中没有像我们小知识分子那样油腔滑调阳奉阴违,是谁不好他就不客气地来批评,是自己做差了他只要你说通了理,他当时就坦白承认错。他们有团结性,有组织性,他们集体生活在一起,不论怎样,如果是同伴的被人欺侮了,就都不高兴,同伴的有了什么病痛,大家也很关心,天然的把小家庭就这样成为大家庭似的。他们不论是对自己的领班不满意,但派班的时候,他绝对不敢不服从,而是很认真地持(执)行自己的任务。他们把自己的工作从来不看为不在乎,每个工友都把源华视为他们终身的衣服饭碗,诚恐源华垮台寻己支票(原文如此——编者)。他们能吃苦内敛的工作,可说是苦得要命,但他们仍然是很愉快工作着。记得我有次桶棚下雪天做夜账,硬是冷得双脚麻木,第二天我说这工作吃不消,就有工友说,你这还算苦吗,我们还在这冷的天气工作,上面的雪下得衣上结冰,手内扶着冰棱,雪风抹得刺骨,还要完全(成)任务呢,当时我听到很惭愧。的确,他们吃苦尽管是在工作上,就是生活上也有好些令人咂舌的苦,他们好像家常便饭,他们好像把苦当着了他们的习惯。他们仇视一些吃饭猪,他们鄙视一些不能吃苦的人,他们跟剥削阶级有不共戴天的仇恨性,他们有自己日夜不断辛勤劳作的丰富经验和智慧,他们有大公无私的魄力,这就是我在工友中生活了差不多二年的体味。我在他们面前,在他们生活中,显得还不如茫茫沧海之一粟渺小。在这个过程中,感谢我生活中的工友同志教育了我,为什么劳动是伟大的,劳动为什么创造了人,创造了世界,特别是使我感到应该向他们学习,用他们的思想来武装我,使我能走入工人阶级的阵容中,做一个忠忠实实的人民服务者。同时在我个人身体力行中更进一步的证明,只有诚心诚意的劳动,才是解放你一切问题的大前提;只有你诚心诚意的劳动,才能在群众中取得信任;只有把劳动当为你一切事物最有趣兴的感觉,你才不会遇到苦恼,你才是社会上最快乐的人。
进攻核股工作以来,因为进攻核股是新组成的一个机构,以致工作人员也非常复杂。这股里有工程方面很为熟练的公务员,有落伍的职员,有提升的干部,有旧有的司账,有考试提拔的干部。但这些来自各个不同地方的人,在同一个工作场所下,拿着原有各个高低悬殊的工薪,由此可以看到本矿工薪极端不平等的现象。这里有拿只能维持一个人生活(的)同志(月薪60分),他的工作能力比派来的职员(一百多分)的工作能力要强,责任心要重,学习要积极。当然不管你是怎样的积极,也逃不过这一事实的考验。有好多同志大发牢骚,甚至于把自己的工作也不安心做下去,结果呢?搞得自己在群众中失掉了信任,自己对工作表示了厌倦,我判断这类的人可能将来还不堪设想。我本人在这个时期也可以说是受一个最严重的考验,但我在这个考验中略而获得了胜利。因为当时我是这样想,唯一只有我下苦功夫干,一切问题才能迎刃而解。我在工作中,不是抱着牢骚的态度,而是抱着诚心搞好工作,虚心向熟悉业务的人学习的态度在干,以致到现在同事们对我还没有坏的印象,领导上也对我没有什么意见。这段身体力行的事实告诉了我,只有把劳动当为我最为快乐的事,才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否则,他必定是一个最痛苦的人。劳动的神圣,劳动的伟大,就是这样使我重视起来的;劳动比什么都好的观点,就是这样被我建立起来的。
二、工作方面
1.认识了不安心工作的错误,搞清楚了现在是为谁工作
由于我从小受到失学的痛苦很深,以致一直搞到现在上,都十分羡慕读书,因此把工作当为了我一个痛苦的负担。自己总觉得自己学实(识)不够,搞这个不生不死的工作太无前途,“出门欢喜,进门愁”,这就是我当时对做工作的感觉。到源华来之后,这种思想曾一度演变得相当厉害,当时因为在生活上特别是吃不起苦,加以在工作岗位上又是一个被上鄙视被下瞧不起的工作,业务程度上又是一个极简单的算账,自己带着满身小资产阶级的落后思想,跟他们处处发生抵触。兼之你说事情简单吧,又极琐碎,由这一连贯(串)的客观环境的演变,加之自己当时还是一个十足的个人主义者,总是斤斤计较于个人名誉、地位、生活,因此把当时的工作硬当成我最痛苦的事,总是想今天搞了明天离开就是我的大幸。因而工作能够拖的就尽量拖,能够积压的就尽量的压,拿起笔了就牢骚满腹,这样以致做这极简单的账,有一次错了十几万元。自这次错钱之后,使我思想警惕起来了,兼之在当时看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看到了保尔•柯察金这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使我反省到以前不安心工作(在窑号内)是一个极端的错误,这就是我对人民负责的精神不够。这样长远演变下去,不但达不到自己的理想(也可以说是一个空想——如果就此演变的话),是一定会被新社会所淘汰的,同时感到以前的病根完全是一个个人主义者和一个空想者。自得到这次反省后,首先学习了我为什么工作,是为谁工作,更进一步的认识了解了只有在本身工作岗位搞好,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才是一个人民的服务者,才能够使自己的希望而不会失望,才不是一个空想者。只有在紧张的工作之后,才显得如亲身游赏西湖似的轻松。只有在克服了极困难的工作任务之后,才是自己脚踏实地前进了一步,才是一个最快乐的时候。以后我身体力行的试验了,在我改变工作态度之年后,很快的在群众中建立了信任。以致后我调出去学习,朱行乐代管我的业务,工友同志们硬要我回棚跟他们算账。别人算的是对的,他们也不相信,只要我说一句不错,他们就如核桃咽下了喉很快的把怀疑的面孔变为了笑容,把钱往口袋内一装地说:“胡先生说不错,就不会有错的。”同时由于我跟他们服务的态度解(改)变了之后,已可以说全棚十分之八九都成了我如兄弟的友谊。就是出来之后,他们有什么疑问和思想问题都跑到我这里来跟我谈,特别是民改在民主斗争时间(期)以及劳保登记时期,有些工友做了积极分子,斗争了周启洪、彭逢吉之后,心里害怕报复等问题;又如自己过去当过兵,或知道本矿工友过去很坏,坦不坦白等问题,他们都把我当为他们的知心,连自己想接老婆等问题都跟我谈,都跟我商量。这就事实证明,只有建立正确的工作态度才能解决一切问题,才是一个革命的乐观主义者。以后在考核股一段工作也证明是这个真理,是千真万确的。现在我不但把心安下来了,而且已走上了建立乐趣的轨道。
2.认识了自己过去工作中推、拖、搁是旧社会染给的坏习惯,建立了今日事今日毕的思想
我从前读书就学得了一套拖、搁的本领,可以说明天不是怕吃家伙,今天绝对不温书了。后来不许打了又解放了,我这样就一期只有二次月考和一次期考,怕自己分数不及格,这样就养成我“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的惰性。后来到社会上做事又学得了一套本领:“推”。我一进社会做事就是搞账,可以说当日结账,今天把今天的摸清楚是从来没有做过,总是一积压半月搞一次。后来也和有的同事就自己忙为藉口,来把事尽量推给人家做。我这个懒病一直害到上次错钱时,才惊醒了我这迷梦。我检查了好多事,都是因为拖、搁致以(以致)错误百端而搞得手忙脚乱,结果劳神费力,事倍功半的。因为“推”而在同事之中发了隔阂,事实证明,把别人当傻瓜的人,自己首先就傻完了。经过这次教训之后,在工作上即严防了拖、搁的坏习惯。经验证明,自克服了这毛病之后,在工作上即有条理得多,也轻松得多,对工作不难,并且也不拒绝人家的要求,这样在同事中又建立了我的威信,也得到了多数同志的好感。同时也感到从前拖、搁、推,整个即(既)没有做好工作,又没有玩好,整日心里像一粒核桃噎在喉管一样。自一天把一天的理完做毕之后,玩的时候也显得轻松得多。
3.克服了对工作自满的心理
这一说,也可以说我是一个不肯用脑筋的人。不论什么工作,就是我连感性的认识还没有的话,在一知半解之下,即以为自己全知其中奥妙,不愿详细研究,总认为人家的工作能力也只那么行。到考核股来搞考核工作之后,心理就起了变化,认为要完全(成)一个任务,实在不是一个容易事。首先必须详加研讨之后在工作上才不会犯错误,尤其是一知半解做事真正是伤脑筋。你虽不知为知之,结果搞得吃亏而完成不了工作任务,同时由于自满而使人明知你错他也不乐意告诉你,让你钻黑烟筒。
三、学习方面
1.改变了学习态度
我一向就喜欢学习,但一向读书的态度,就是拿旧社会士大夫的味口欣赏文章的笔调,对书中意义根本不懂而强着头皮读古文。当时我还有一个感觉,总以为上了书的东西,没有错的,因而我从来没有带什么批判的态度看书,其实也根本不知那是有益的书,那是有害的书。就是这样的在学,由于学习态度的关系,以至(致)根本上没有得出什么益处。解放二年来,第一感觉的有益的书太多,真是感到学不完,同时深深感到我还只在发蒙,应专心学习迎头赶上。
2.对读书的耐性也建立起来了
看书第一是须要耐性,五百字左右的东西,我可以看下去,上千字就不耐烦的,因而也很难读整部的书。这次我感到非得下决心,有条理有规律的看整部的书不可。由此我首先借了几本新小说看了,看了之后,继续修读理论书。现在可以说上万的字,在一口气之下也可以看完,甚于(至)还把他重覆(复)的看过几遍。
3.认识了弄小聪明、缺乏钻研精神的错误
当我看一点东西的时候,飘(瞟)眼一看,似乎他所说的我已完全知道了,其实相反。像这样看书学习根本不过是一个浪费,因为这样看不但没有得到益处,反而误读了其精神实质。以后经过几次在学习会上发言的考验,证明了我犯这个毛病,犯得深害。有时虽然看了一遍,根本内面的基本精神没有体味,以至(致)不经判断有时会发表一知半解不负责任的言论。如我学习劳保的时候,学习差不多一星期。在未劳保登记以前,盛心志住学也学习的劳保,回来常常跟我讨论问题,以至(致)在学习之后,满以为完全了解了。殊不知下窑登记的时候,就有好些实际问题而难处了。我自此以后即给我敲了一个警钟,因而以后看报,特别是看文件,即抱不看就干脆不看,要看必须要仔细的体味其中基本精神,特别看了之后多提几个为什么,以求深解。
4.对学习认真,在小组起好的影响作用
在窑号搞司账的时候,工会此向(项)学习,结果仅只我、王伟民、王覃恩。以后讨论扩大起来,由于我带领克服一些什么办公时间不一,老先生多,落伍等阻碍,结果把所有的司账召集拢来,成立了一个九人小组。由于在工会老刘的鼓励下,学习还很进步,当时全厂来说,我们学习小组的情况比一般要好,因此也累(屡)次得到学委会的嘉奖。的确,当时司账也是有源华以来空前的大团结,跟张益铭说:我在这里搞几年一个人也不认识,今天都在一块搞得这好,司账也建立了一点进步思想。跟石文广说,从前我根本不知晓什么朝鲜,更不晓得美国打朝鲜与我们有唇亡齿寒的关系。后来调训处任经理曾对我说,要我起带头作用,我真的也没有忘记他的指示,在每个控诉会都造成了极悲愤的空气,因而建立了我以及他们对帝国主义极(及)其走狗的仇恨性。在民改中,为了实体接受考验,当事先退红,并劝导同事们赶快表示态度,尽自己的力量退红,如陈连泗就是被我影响,而将积年积蓄一年和盘托出了的。一直到现在,我在同事中一直就被他们认为先进小组内的中坚,小组内的总结者,同时也由于我在这个学习环境迫使我研究文件。因为你不研究,他们问起来就没有办法解释给他们听。亦为此不但在研究个人的思想问题,同时也要了解一下同事中的思想情况,而自己在帮助中得到了不少的进步。
四、生活方面
1.克服一向粗暴的脾气
我本来是一个修养极浅,又加以脾气粗暴,如果一碰到与思想上相抵触的事,当时是把眼睛一瞪,粗哑的声言就吼起出来了,当时的确是没有人能吃得消的,这个脾气在工友中曾碰到几回钉子。这样工友中就改了平时对我的态度,改得像什么样子呢?就是有工友当我面发脾气或刺激我,甚至于骂我,当时我硬是沉住气不做声,事后我即跟他们解释,该是我的错,我承认,该是他的错,也要他承认。因为我摸到了他们的性情,只有说通了道理,他才会原谅你的错误或是承认他自己的错误,这段倒亏了工友同志们教育我。但攻核股成立,由于淑芬死,自己政治落伍,酿成我神经失当(常),又加以前带一种骄傲的心理,又老病复发,在民主团结运动期间基本上克服了这个毛病。
2.基本上改变了生活浪费现象
进矿来浪费得最严重,受训时才幡然悔悟,到六七月又变了,但基本上比原来时要节约得多。就在这半年的节约下,争取还请了以前的吃喝的欠款37万元,退红45万,以及寄回家七十万元,不但像以前整日吸烟、喝酒、上馆子的情形没有了,而且自五月起戒了烟,喝酒也是有次数了。
3.认识了赊账是一个最痛苦的事
冷的是风,穷的是债,的确,这句话我是深深地体味到了。以前在家里由于长期处在穷的日子中生活着,好像欠债是一个必当的现象,自到这里一个人生活才体味到赊账是浪费的帮凶。正因为赊得动账,以致浪费了不知不觉,等到觉悟时,已经浪费了很多。很具体的一个实事,即是我过去却所浪费得不知(原文如此——编者),即是不管那里都赊得动。当时赊的时候,自己像不把钱似的吃喝,东一赊西一赊,等到关饷还债还还不够,这样又只得接着赊。假若当初赊不动的话,绝对不会演变得这样严重的浪费。至于说欠债的苦那不必说,我可是受够了的;简单的说,跟进行坦白事实时进行思想斗争还要苦。
(4)懂得了怎样才不得终日为难
陈连泗夫妇俩口跟我的工资一样的多,他们衣食住行样样都还好,而且还积攒的有钱。王伟民也是夫妻俩口(生一小孩),但是搞得终日叫苦连天。这两个人同时都跟我很好,因而使我对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兴趣,因为一个好得使我不信,一个穷得使我也不信。经我了解,才知道都有来由。陈连泗掌握经济的办法,宁可打饿肚皮不赊账,每月菜钱有一定的。而老王,就是只要赊得到手,而且生活较为浪费,这样就告诉了我不为难的方法。第一不要赊账,第二量入为出,第三算出你每天净得的工资,用钱时想想得几天才能挣这多钱。只有精打细算才能使自己过着厚裕的生活,才能使自己在宽裕的生活中,更鼓舞着我前途的信心,安心安逸的在工作上作出更好的成绩来,才能更努力的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而奋斗。
五、今后努力方向
由上面的成绩,把它简单的归纳起来说,可以说年青的我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教导之下,开始使我醒悟,使我真正懂得了怎样做人。但这不过只是我做人的起点,我还只不过是像一个将进幼稚园的小学生。还有教我继续努力改造我旧的思想,建立起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思想,以随时代巨轮往前疾进,以真正打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基础,做一个光荣的工人阶级者。现根据具体情况订下五二年努力方向。
1.思想方面:(1)从本年经验证明,每参加一个实际运动,倒比什么都有功效。如我亲身参加民改的收获,就是建立了阶级思想等。因而必须脚踏实地的走入每个运动中去,拿实际的运动,来教育我,改造我,争取在每次运动中都打下百分之百的硬仗,胜利的愉快的渡(度)过各关。(2)加紧政治学习,特别是加紧学习毛泽东思想,以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我,对旧思想来一个扫荡,以达到思想改造的功效及目的。
2.工作方面:把自己投入火热的爱国增产运动中去,在紧张的工作中去找我的快乐。强调工作第一,不无故积压自己的工作,有空多钻研自己的工作,争取五二年完全了解井口成本的基本工作(假若不调动的话)。
3.学习方面:(1)争取读完《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并在每篇读完后作感想或作心得一篇。(2)《展望》保证每期都要精读。(3)订《新会计》月刊业余研究。(4)把报纸当为主要政治课本,重要政策及时事必须读完,绝对禁止看“大标题”完事。(5)在学习小组继续起模范作用。(6)记日记,每月做一次生活总结,兼结合检查爱国公约。
4.生活方面:(1)态度保持经常冷静,争取不相骂,不与人闹不团结。(2)争取生活规律化,除特别事情外,一律按照自己作息时间表做,决不超越,以便充分的利用宝贝的时间。
5.节约:一年不吸烟,每月把不吸烟的钱存到银行内去(存钱三月份起);每月喝酒三四次,保证决不超过,在可能的情形下尽量戒清;非特殊事情,决不上馆,如万一有同事邀上馆,用在一万以上即严词拒绝。
买书必看,不看即不买。
由上项节约,除每月寄十万元回家外,今年争取做被褥一套,以及单棉衣全套(品质以四千元上下一尺为限),并买一口箱子、蚊帐一床。
6.做全月收支。预算从四月份起,做到完全不超过,九月以后按月节下百分之十(工资所得)存银行,以便除夕寄回家去。

一九五二年二月十九日 星期二 晴
垂死的残冬,撤下了挣扎的余威,见清的原野又罩上了一层白雪,谁都在说,“他妈的比去年还冷”。的确,这两天我也有这种感觉,十七号晚上,我冷得没法,跟老吕共床睡,白天里简直不想做事。
火热的三反运动在本矿风行,我是毛泽东时代的青年,为了幸福的将来,为了拿实际行动来支援前线,为了我个人争取改造思想,当然是义不容辞的,投入这火热的运动中去。我应该对国家负责,积极检举贪污分子,帮助比我落后的同志进步。我应该对自己负责,积极改造我的思想,批判我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洗掉我染上资产阶级堕落腐化思想的污迹。当然纵空谈是不行的,是要行动起来的,但现在在小组内就发现了我实践的困难。发现我在小组带点右倾思想,发现我对事物的观察还很幼稚,首先表现在我对徐栋生的错误看法。当王股长对我说,七号窑集体盗卖炸药,问谁在七号司账,他知不知道?当时我即说是徐栋生,人家卖了他,他都不晓得的;他既没坦白,必定不知道。岂料他老先生也分陆万贰千元,没有坦白。以后我们小组讨论,一些疑惑的人,一贯只逼了两下,即告结束,如朱行华等。结果搞到现在,硬是像我们小组,完全搞清楚了似的。后来经我过细考虑,我们小组三人被疑惑的,把他们丢了不闻不问是不对的,必定要追。
对王兰邦的问题,自十三号开会,我一直就在考虑,今天过去参加考核课学习,洪觉的坦白也没有暴露出他的材料,真苦恼。如果他这种有问题的人真正不说,以后遭受处分的话,我真惭愧,没有帮助他进步,同时也对不住领导。明天我将继续了解材料,并且对他也紧一下,让他在自觉的原则下坦白。

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日 星期三 晴
初战经验与感想。明天准备订一份《新会计》月刊看看,又去了一封信到《展望》查问人人出版社的事情。我们小组明天就要支援工程处打老虎,我们以前的一段工作也可以说告一个结束。总结我们前一段工作的情形是不大成功的,整天的就在消声馁气的情况下过去,根本没有掀起阶级斗争的高潮来。
我们学习小组的演变情况是这样的:
开头两天即在坦白阶段,每个人的思想倒在动。他们动的主要原因是怕自己因小事情背上一个不坦白的名誉,有的甚于(至)连拿了一根尾木作柴烧,拿了一块废板子也说出来。坦白出来之后,每个人把自己戴上一个贪污的帽子,自我的检讨一顿,但心里还在想“不知怎样处理”。后来经过民主讨论通过之后,通过了的人就好像自己过了这一关了,一切也不管了。他们对没有通过的同志们没有什么看法,自己不主动地找材料,即以没有材料为名,对他们来一个不闻不问,怕冤枉了他们。爱面子怕得罪人,都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甚至于有些同志对三反的认识极不够,像余本益即一直没有参加小组开会。有的同志对三反学习成为了一个负担,当然这都是有原因的,从我这里考虑,有下例(列)几个原因:
一、对贪污分子的仇恨性没有建立起来。我们组内都存在着“各人自扫门前雪”的态度的主要原因,是贪污分子贪的是公家的钱,与我无关,我为什么好人不做,做恶人呢?他们自认为自己是不得罪人的聪明人,而没有反过脸想,这种思想就是一种麻木不仁的蠢猪。不论什么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即是希望过好日子——社会主义社会以至共产主义社会。像据上载的这些贪污分子如果不加以肃清的话,就必定会日益猖狂。他不但阻止了社会生产地发展,而且可能把社会又拖到黑泥治理去(原文如此——编者),那时候有好日子你过吗?在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下的情形,难道我们忘记了吗?再把它缩小一点来说,在小组的同志,想自己过好日子的唯一希望,即是希望我们源华繁荣起来。繁荣起来的主要来源,即是不断地降低成本,这样一方面可以不断提高我们的生活,一方面可以积累资金从事再生产,为再一步提高我们的生活打下基础,以达到“我们的生活天天向上”的目的。但是我们矿内有像周策无这种贪污分子,他们与私商勾结,将我们木料的价格提高,以供他私人挥霍,那么我们的成本又能如何降低呢?在工友的努力下,倒真正的确是节约和加劲,但所努力的成果而为贪污分子中饱私囊了,难道他们这些贪污分子不是直接与我们发生利害关系吗?难道他们不是不使我们过上好日子的坏蛋吗?又如收井方的事,为了他贪得一份不上十万的赃款,而马马虎虎收了一方用糯米补了的坏井方,假若一按上去出事故将不可想象。简单的说,就可以在这一下,打掉我们的饭碗,他就可以这一下害死上百的人,他就可以这一下子(使)几千的人遭受失业的痛苦。像这类型的贪污分子的危害性,不值得我们痛恨吗?以源华来说,贪污分子的危害性,我们不想就可知了,这些东西是与我们对立的。即我们想把源华繁荣起来,大家过好日子,贪污分子则不然,他是想把源华搞垮台,想把源华的整个资金装进他的口袋里去,他想他一个人过着荒淫无耻的奢侈的生活,而使我们大家一天艰苦一天。贪污分子假若不肃清的话,那么源华必定走上生产降低了成本增加了,源华垮台了的道路。一些“各人自扫门前雪”的人们不想想,贪污分子难道是“他人瓦上霜”吗?难道贪污分子的危害性是“事不关已”,可以“高高挂起”吗?不斗贪污分子的人好,还是斗贪污分子的人好,这里可以异口同声的答复“斗得好”。这里显示到,正因为我们是好人,才有对贪污分子的仇恨性。你不做打老虎的英雄,反过来老虎就要吃掉你,难道你甘愿送给老虎吃掉吗?对想谋害自己工人兄弟的敌人,对想破坏我们生活好转的仇人,对危害国家的蟊贼,麻木不仁,敌我不分,这是你聪明吗?我想任何人,只要他有思想,他就会对贪污分子发出万丈的怒吼,跟恨反革命分子一样的恨他们这些败类的。
二、怕冤枉好人,我们股里发现或(可)疑的人,由于我们掌握的材料不够,又加以对老虎斗争的经验不够,一则被老虎摸到了我们的底,在会上顽强拒绝,一方面由于我们掌握不住材料,而怕万一冤枉了好人,闹得难以为情,因此放松了对他逼的方针,因此对他们不了了之,即心中还是怀疑他们,但没法完全了解清楚。
经过了两天的学习,使大家熟悉了打虎的办法和了解了老虎的性质。一般的说,老虎是不会很自然的坦白的,即是垂死也要顽强挣扎的,因此不能有右倾思想存在。假若有这种思想的话,保险一只也打不倒。第二,为了不使老虎脱逃,首先必须紧紧围困,把他完全孤立起来,在小会上一阵紧一阵紧的逼他,同时结合交待政策,顶好能引成“苦海无边,回头是岸”的思想。用各种威逼和交待政策之中,但不能把我们了解了的材料和盘托出,可以作为对症而重点暗示,以食引鱼的办法。最后要紧的办法还是集中力量收集材料,丰富的材料就是我们雄后(厚)的兵力,只有掌握丰富的材料才能演成敌人不投降,就把他消灭的形势。

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二日 星期五 晴
第一天参加工程处小组学习,我们是前来协助该处打老虎的。据小组谈孙宗惠,这次检讨是第五次,这根本不是检讨,而是对打虎队来一个凶恶的反击,把自己说得清风两袖,把人家对他提意见说得是无理取闹。听了之后,我一楞(愣),我想今天是第五天了,为什么他还是这样耀武扬威呢?直到开了整个会之后,才考查出来了这个问题。看形势是工程处学习小组的同志们,都是什么高级职员的风味,他们涵养太好了。不!老实说,根本可以说,他们不是把自己投入三反运动之内,而是以作客身居。工友同志们到今天大会上还在说孙宗惠官僚主义,而不是问他贪污钻空子,因而助长了他更顽强更锋锐,简直是带吃猎手的神气。谁都知道他这种态度,特别是今天同志要求他坐到中间来,他带着轻蔑的眼光和口吻拒绝大家的要求,激起群众的怒火,一致要求把他关起来,并且全场发出愤怒的吼声,这样这只老虎才没有咆哮。也可以说,这是我们学习小组支援工程处的第一炮,虽然没有打中,也使老虎听到了猎手的炮响起来了,刺刀上起来了,在整他进攻。
今天不过是发现了虎穴的程度,开始把虎穴围起来了。是不是有老虎呢?老虎会不会逃掉呢?是不是会擒着老虎呢?这还有赖于以后一系列的缜密计划。照今天的情况看,掌握人还很幼稚,各组还没有联络拢来,会议还没有计划,捕虎队的精力还没集中。还该赶快重整旗鼓,有计划,有步骤的追下去,还须研究他心中缺点,以便及时控制着他。

一九五二年三月二日 星期日
我买到了《毛泽东选集》
我们有四亿八千万勤俭勇敢的人民,
近百年来总是被帝国主义奴役与欺凌。
我们有广阔而肥沃的土地和无穷的富源,
但我们人民的生活却偏偏贫困和饥馑到极点。
我们有劳动者创造的光辉而悠久的历史,
近百年来文化却偏偏落后到不及后起。
这都是内外反动派造成的罪恶啊!
他们企图就这样无尽止的剥削压迫着我们。
啊!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您似春天的惊雷哄(轰)响得祖国翻天覆地,
从此唤醒了不愿做奴隶的人民。
您似茫茫黑暗海面上的灯塔,
照耀着人民走上了解放自由的斗争。
指挥着人民击垮了穷凶极恶的反动派,
美丽的祖国大陆到处都插着您独立自由的红旗。
啊!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都只为有了您这天才的智慧,
我们今天才不是任敌人宰割的羔羊,
而是保卫世界和平的中坚力量。
贫困饥馑的祖国在日益解体,
劳动人民在一步一步的走向幸福园地。
我们不是文化落后的国家,
伟大民族的智慧被您发扬得万丈光芒。
啊!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从东亚到西欧从南美到北非,
都风行在学习您无比的热爱您。
特别是受苦最深的殖民地人民,
把您当为他们自求解放的经典学习。
您的思想害得敌人不住的在发抖,
因为在您先进思想的指引下,
占全球四分之一的人民已紧紧地保卫着和平,
并震醒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
在激励着我们与敌人前仆后继的斗争。
伟大的天才著作——毛泽东选集,
发展完善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我万分的骄傲我生活在您的时代,
我一定要改造我拿您作为我的思想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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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记忆》第九十九期
帖子发表于 : 周五 7月 05, 2013 9:1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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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二年三月十七日 星期一
打了一个又一个,人到吃了很多的亏,结果一点什么成绩也没有,真正是苦恼不已。现在体味到报上连连获捷的报道,尤其是打猛虎的经验,不是一个平常的事,而是一个极艰苦的战讯,极宝贝(贵)的经验。我们的捉不到虎,也由于发动和组织群众不够,战术掌握不够灵活,特别是缺乏预见性等原因所致。
领导上改变了打虎计划,预备把郑警予搁下来,集中全力转向财务课的四大碉堡进攻。未要王兰树检讨之前,彭海哲先向我探问对他有什么顾虑。其实,我有什么顾虑呢?主要的不过是同事的关系,加之我本来是搞账的人,跟他同事以来,很羡慕他熟悉的业务,除此以外,别无(其)他往来的情形。领导上的指示,党的指示,难道就会因这一点微不足道的关系,而使我违背吗?不会的,我才信心百倍,经过镇反和民改运动的我,不会这样无阶级立场的。可是领导上应该事先启发我,以免我因小资产无原则情感作用,而蒙蔽和模糊立场,我也应该警惕。斗王兰树时,使我感到无限的高兴,为什么呢?每一个运动都给我一个严重的考验,如镇反的时候,使我深刻的认识到家庭成分的丑恶。在民革问题,又为分红给我一个实际的考验。进而劳保登记,民主团结等,都很密切地结合到我的事实,经艰苦顽强的考验,这样才使我的思想沿着这一连串伟大的运动得到初步的改造。这次三反倒使我感到无尚的兴奋,倒很勇于投入运动,提高我的认识。但本身无实际事实相联,成绩倒还是小一点的。可喜这次适逢斗争王兰树倒是一个具体事实,来给我一个严重的考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是否改造彻底,就在这一遭战斗的表现?

一九五二年四月四日 星期五
真使我无尚的高兴,我的大强儿今天寄了他一张相来了。这也是天性,拿在手里硬不忍释手,我望着神往。大强儿他活泼的相,伶俐的态姿,使我不禁失声叫道:“妈的!你还是那未(末)吊儿郎当的相!”我又想起了芬妹,不禁涌出了满腔的珠泪。我想,假若是我们在一块儿欢乐的相逢,又该是多么的畅快啊!我赶快把眼泪擦干,过细的看我的大强儿。我看到他穿的衣服小了,我简直不相信他还有今天的这样活泼,现在我更有信心了,更使我体味到失去了母爱的孩子——大强,在他祖母的抚养下,还没有遭受到痛苦;家庭在饥馑的环境中,他的身体还没有遭受摧残。我应负起责任来,抚养着我亲爱的大强儿。我不能跟从前一样,只顾自己不顾他们。

一九五二年四月十九日 星期六
两个多月的小会,今天又开第二次坦白检举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根据处理贪污分子的办法,将坦白彻底的陶静茹和张亚仪宣布免于刑事处分,将据不坦白的蒋铭向逮捕法办,这样一来使全公司的大小贪污分子纷纷的动摇不安了。当时我们分成小组追问,三点钟又开大会,报告让愿意彻底坦白的老虎坦白,这样黄晓元、张季平、钱麟纷纷上台坦白愿意缴械投降,并在这场斗争中,狗咬狗的贪污分子揭露了他们攻守同盟的把戏,后来因为天下雨才散会。
这场大战的胜利,正像淮海大战的胜利一样,使我们矿内一些死守阵地的贪污分子纷纷动摇,知道守不住了,要行(寻)机会投降了。如我们在工程处打的郑警予、王兰树,两个月份经群众无数次的启发动员和威逼善诱,终而走拒不坦白的道路。但经过今天的大会,在第二次大会转小会时就坦白了六百五十万元。王兰树也在大会的检举事实下,开始自强硬拒绝的态度,而变为俯首认罪的阶段。在晚上的追问下,承认了在供应库贪污壹佰捌拾石米中,他贪污了肆拾石。他们共贪污过壹仟柒佰石米,而他在其中得了贰佰石,并且承认了与蒋订的攻守同盟。我估计他的坦白,一方面是在大会检举蒋的事实中,他惊恐他的攻守同盟已一钱不值了,同时也无法抵赖了,不得不投机说出来,以获得坦白二字来减轻自己的罪过;另一方面还是保守阵地,知道难以坚守,又不愿举械投降的态度,唉!一些充满资产阶级思想的家伙们,真使我感到可笑可恨!
真理在谁的手里,谁就是胜利者,在斗争贪污分子的动运中,我深深体味到了这点。

一九五二年五月十七日 星期六
万恶滔天的美帝国主义,把细菌战已直接向我们黄石市进攻了。昨天晚上,飞机在全市旋盘,今天晨早即发现细菌、标语以及其它的如报载的一些东西,这进一步证明了与人民为敌的美帝与垂死挣扎的蒋匪帮,是如何的绝灭人性。据朱行华讲,他看到有张标语上说美帝没有在朝鲜进行细菌战,而是朝鲜卫生环境太坏,今天,它终于露出了它的狰狞面貌。它在我们黄石一方面撒下这样欺骗性的传单,而另一方面竟无耻的大量撒下细菌,作为它两面三刀罪犯行为的铁证。你看,他们就是这样无耻,这样可笑的自己不打自招供认自己的罪行。这充分证明了它临死发狂的最后一套法宝——细菌战也派上了用场。也跟他以前用的各种法宝一样,还是不能挽救它必遭灭亡的命运,倒相反的向世界人民传达了它已临到垂死的边缘,已奄奄一息了的死讯。
撒下了这细菌,能就如他想的那么幼稚,我们就会很快的被它的细菌传染而死吗?不!没有东北、朝鲜,它还会撒得更多,英雄的朝鲜的人民以及为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人民军都还康健的在劳动着,在打击着摧残和平的敌人。黄石市撒了这些,但全市的人民依然在紧张的劳动着,仅仅不过使我们全市男女老少,全部出动捕灭这些细菌,增加了我们的一点麻烦而已。相反更激起了我国广大人民“抗美援朝”的奋斗决心和对“增产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援志愿军”的重大任务中的深厚政治意义的正确认识,同时也增加了全国人民对美蒋匪帮高度仇恨性,这就是它们自掘坟墓的前凑(奏)。

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日 星期五
一场病一害,倒又染上了思想病。思想总结的时候,我倒又被冷落下来了。我有什么问题呢,我一连就在很过细的检查。在旧社会我可以说几乎把一条命送了,我的悲观就是这样滋生出来的。但到新社会偏偏又受家庭成分的影响,使我一筹莫展。我想,我长这么大,虽然受堕落腐化思想的影响,但实际上一天的腐化的生活也没有过过,总在“愁”字中过生活。我既没有参加什么社会活动,更没有做什么国民党的官,有什么了不起呢?我很痛苦,我受组织上的歧视,我很伤心,我不能跟工农青年一样的受到党的温情。好吧!他们是跟人民负责,应该怀疑我,我这个问题也不是一天可以解决的问题,只有任劳任怨地埋头苦干,社会主义社会的我,在政治上决不会跟今天一样的。

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星期六
思想建设虽然在火热的进行着,但我觉到存在了一些缺点。第一种简单图快,他们把这么重要的一课当为了一个任务来看待,不是从某个人的思想建设的程度上去看,而只是一天最少要通过两个人,结果把思想检讨流于形式。对某些自我检讨不深刻的人,也因为要快,潦草了事,欲速则不达,这是定理。现在虽然看不出来,将来一定是要暴露出来的。第二,只批评缺点,甚至有还夸大批评其缺点,没有表扬出他的优点来,我觉得这样一来,能使检讨者丧失信心。当然是应该“知无不言”,但最后鉴定还是应该用实事求是的精神,从具体出发的肯定他的缺点,分析他的根源,提高到本质的认识,同时也要肯定他的优点,好连续发扬下去。第三,着重工作、着重现象,这一次的会好像是开业务会,并没有首先对这个人的思想情况和对资产阶级极其反动思想的认识与影响相联系,他们因此对历史检查可以说完全疏忽,没有认识到资产阶级思想与反动思想给我们影响的普遍性,不过细检查历史,因而也更了解不到受影响的程度。特别奇怪的,开会到现在仅只极少数同志(陈连泗)把具体事实进行了分析,而提高到了对资产阶级的认识与批评,其余都是把自己爱吃爱喝作为对资产阶级思想认识的挡箭牌。当一个自我检讨之后,批评的同志好像除了工作外,别无油(由)头,再就是一些生活琐事,最后没有从现象中抽本质来加以批判。总之,我说这次思想总结,自我改造,倒成为了最显著的地位,一些害了一些思想落后“混”关的同志,让他“混”过去了。走向新中国的这位工程师的服务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同时使我了解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体味到劳动的伟大。

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星期天 晴
碰到个人问题,往往思想上就会发生一些苦恼,到现在我还感到我受旧社会的隐痛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根断。为了要登记简历表,我在工会把劳保登记草稿拿回来,看到工会批的是:“尚在管制一年期间,不能享受(劳保登记)。”看后愣在床上神往,哎,祥风!我这一个苦命的孤儿啊,在幼年时代,我应该很快乐吧?但是总是因为自己是一个穷学生站在同学的队伍中,火焰也低半截,也不知怎么总是没有他们快乐。长大了,“愁”也增加了,我的脸愈变愈苦了,没有钱到处受人歧视,也到处受到同情我的人的可怜,幸福好像与我无关。自杀吧!这个主意倒时时在我脑际盘旋。新社会的我改变了我以前一切自悲自卑的思想,我正像出笼的小鸟自由的飞翔在天空,我初次体味到人间的幸福,但偏偏又碰到家庭成分问题,使我在政治上得不到跟他们一样的快乐。唉,我明明知道自悲的观点不好,但不禁又自悲起来。今天我的心理(里)实在难受起来,思想总结我是最后一课,我也希望他们对我严一点。

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三日 星期一 晴
伟大的荆江分洪工程已胜利完成了任务,这又一次证明我们伟大的祖国在党的领导下无比的优越性。我在故乡虽然不是种田,但年年的水患,倒成了我们那里过夏秋季的一个难关,“六月天讲水,腊月天讲鬼”,是我们那里妇孺皆知的话把子。一到六月,街上的人们成群结队的到西门堤上去看水,泛滥的洪水每年总是涌上堤边,汹涌澎湃的冲击这堤岸。看水的人们总是锁着眉头探问着上下险象的消息,不管是男女老少,每年都这样提心吊胆的渡(度)着六月,
欢呼荆江分洪进洪闸胜利完工 程□□□ 几十年来的水患给我们江汉平原带来了无数的灾难,随时都在威胁几千万人的生活。国民党时期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更把这条命堤诊治险象环生(原文如此——编者)。解放后,毛主席为了保障千万人民的生活,发出了荆江分洪的号召,在短短的两个多月根治了百年来的痼疾,这个惊人的奇迹是旧社会梦想不到的。铁的事实教育了我,在党的领导下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新中国的建设是多么的希望无穷啊!
彭海哲找我谈,主要意义(思)是要我交清家庭问题和深刻批判思想。我晓得他迟早是要找我谈话的,我老早就这样的想,我是不愿意做一个落后分子,我还有什么恶呢?我是一定要把我晓得的尽量说出来,不管的群众还怀疑不怀疑,思想改造主要的是个要自觉、自动才能真正得到收获,我很重视这点。虽然我还被家庭问题牵连着,使我背上一个包袱,但我高兴让怀疑我的人多怀疑一下吧。我希望把我的条件提高一点,我乐意接受这次庄严的考验。
到源华就等于投入了冶铁炉,曾经过了各种不同的考验,结果是在不断的考验中日益地使我新鲜起来了,我现在体味到过窑烧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一九五二年七月十一日 星期五
母亲:
大强儿的制服做起了差不多两个月,我感到热季来了,想跟他做两件单衣。但因为没有钞,一挨再挨到今天才寄来计制服一套,汗衫二件,篮光鞋及球袜一双,并寄上拾万元,请查收。
我答应每月寄九万元回家的话,本来满以为马上会工资改革的,但自三反以来一直到现在,整天地在忙三反,现在思想总结已告完结,七八月间可能是工资改革,这样八月后看的话可不可以实现。希望家里不要老张着口望着我,最好是靠自己比较要妥当一点,也免得受失望的苦恼。您的儿子现在变了,不是以前那把家庭担子死挑在肩上的人了。但我也敢保证,只要我经济环境好,一定是要协助家庭经济的。唉!谈到家庭问题又不禁使我切齿痛恨。我记得我以前在家里的时候,可怜我的人说:“风儿的眉毛生拢了,头发生下了,生成多愁心份。”当时我也以为自己的“八字”不好,自悲厌世,现在想起来才明白这是一个不值一提的荒谬之言。倒不是相生怀(坏)了,是坏社会给我的愁心份,是家给我的愁心份。像我这样人穷骨头硬,不会吹,不会拍的人,又到那里找得到好事做呢?自己胆小如鼠,又能到那里贪污呢?所以旧社会的人们说我还“老实”。与其说我“老实”,不如说我“无用”。母亲,我那位岳父大人也不是曾经鄙视我不会赚铺(当地方言,贪污之意),说我没出息吗?旧社会的我不只是他鄙视我,鄙视我的人实在太多了,间或有极少数的人不是在鄙视我,但也是拿同情的心情在可怜我,这就是旧社会给我的痛苦。这次思想总结,性情孤僻,好悲观自卑,我想这就是那时代留给我的古怪脾气。家庭呢,更不必说。由于爸爸不惯家济生活计划,兼之生活腐化,以至(致)使家庭长期处在贫困中。母亲,请您回忆一下,有一次您为什么打我逼着我要我上学,我为什么情愿挨打死也不肯去,不就是为了没有一元钱缴学费吗?我从小到大穿了几件新衣服,小时幼年时代就因为“穷”而渡(度)着不如一般小孩一样快乐的生活。等到我将晓人事,就把家庭的担子压在我的身上,搞得我终日愁眉苦恼,神情昏聩。结婚吧,我根本不愿意。当然人是有性的动物,谁都把结婚当为他最快乐,最甜蜜的美景看待。我难道不是人吗?为什么不想结婚?因为我当时感到我一无所长,前途黑暗茫茫,更恐结婚给我的不是幸福,而是更大的苦恼。果然让我估得不错,为了满足祖母的要求要看重孙,把人家一个活泼伶俐的女孩子送入枉死城。母亲,请您回忆一下,结婚时她活泼伶俐的,还不到一年里,再也看不到她从前的相了,而是一个锁眉而忧的可怜虫了。请您再想想,我出门后她的相,临死前她的相……唉!我不忍想下去了,家庭就烙上了我这坏极(及)九泉的孽债。解放后,特别是出门后,我像挣脱了枷锁的罪人,像笼内放来自由的小马,我第一次尝试到人生的滋味,尝到性命的宝贵,享到人生的幸福,我不是从前那样死气沉沉了,而是生气蓬勃的人了。但为家庭问题牵连着我,使我不能得到同样的政治待遇,申请入团吧,就因家庭问题未获批准。新社会里在政治上受到苦恼的人是一件极痛苦的事,是谁害的呢?是家庭。所以我现在想,我不应该一切为家庭服务,我要摆脱这个苦恼的圈子。
爸爸以后写信回家没有?以前在青山寄回的一封信还在吗?如果还在家里,迅速邮寄给我(最好是有最近的信),以便交组织。因为我现在没有批准,使组织上更清楚地了解我。真可恼,(父亲)害自己自作自受,害我们儿女背上了这个包袱。
风儿叩首 7月11号

   一九五二年七月十七日 星期四
  困难的事总是多。上午清账下午回来,又因为工资改革问题,杨主任要我跟汪世纯共同搞一个报告。起先我以为陈范钦还可以的,殊不知整了大半夜,而没有生动报告的实质性。而满篇硬凑的理论这样搞了一个通宵,时间太仓促了,内容还是不丰富的。我自己倒在想,类似这样工作,我倒乐意搞,但是时间一迫切,自己又怕漏洞多。
   工资问题是一个重大的任务,我自己在想,我一直考验到现在,倒把接受考验成了习惯。我如果以后把头完全冷静起来的话,我的进步一定还大些的。
   
   一九五二年八月十一日 星期一
  新华今天来了一封信,真使我高兴,特别是娘改了嫁,真是去掉了我的心病。娘是饱受了旧社会痛苦的人,应该去找她的幸福。
   一个姓杨的是跟新凤在一块工作,这次由省总工会调来推行速成识字法来这里来找我,谈了谈监利的消息。真的,我对监利老早就丢在九霄云外了,也没有关心监利的消息,也找不到消息,这次他讲起来,又使我高兴。最令人兴奋的是刘秉衡枪毙了,彭运峰也捉到了,真的,已布下了天罗地网,任你跑到海角天涯也有法把你抓回来。
在这里我深刻的体味到我出身的基础。枪毙、劳改、管制,可以说大部分都很熟视,同时自己还有遥逍(逍遥)法外的反革命父兄,我的基础是多么坏啊!应该特别注意自己的思想改造。
信里面写到大强儿以及听到说大强儿吃苦的情形,真使我痛心万分。我应该负责,应该想紧急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哎!欣然而平静的心,又被他——大强儿搅乱得我千头万绪。我不能太机械,要尽可能设法先把他接出来。新华、新凤两个人都转入了教育界也好。在新社会不论是什么工作,都有它灿烂的前途,我为她们无限前途而欢呼。同时又为身落污坑的三弟而可怜。看书籍真不可好高骛远。昨天晚上看了价值与剩余价值,倒比我看了政治经济学绪论体味得还深刻一些。以后一定要多找通俗论理书参阅,以便更深刻的了解其中精神。

潜江县人民政府令 (潜法特字第 1833 号)
事由:为政治土匪龚金山一案,奉令判处死刑,解交你区执行。具报由
查你区政治土匪龚金山一案,业经呈奉
荆州行政区专员公署,一九五一年四月廿日 字第 0
指令:政治土匪龚金山,清具外准处死刑。特将该犯龚金山解交你区,附发布告一份,希即遵照执行。并将执行日期、地点、及群众反映跟查为要。
此令。
第一区人民政府
计解交人犯龚金山一名,附发布告一份。
县长 李富五
副县长 王光新
一九五一年五月五日
潜江县人民政府之印

报告 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三日于城东乡
事由:为本乡政治匪首陈启才,年42岁,住陈家巷村,曾充铲共中队长日伪乡书记等职,一贯封建统治,摧残革命力量,敲诈民脂民膏。现因患病两年,群众恨无着手,兹将主要罪恶录呈钧座鉴核,以惩反革命。
解放前罪恶:
一、民国21年当铲共中队长时,杀我革命同志孙望保、徐乾有、王金元(女同志)、蔡振修四案,有许夕明、许夕怌、宋冬保、孙艮珍(望保妹)以及全体群众作证。
二、同年该犯将当过革命组长的吴心佑捉去,把牙齿打落,退后经过解交出光洋五十元才完事。
三、该犯充当保长及日伪乡书记时,派粮抓丁无法统计。
解放后罪恶:
四、该犯在一九四八年时,协贪污主席张光富(原文如此——编者),合同贪污还是敲诈人民。这次反霸土改当中,因他病近两年,群众忍无可忍,恳请钧座鉴核批准,以期就地正法,实为德便。兹将状纸理合备文
呈请
人民法院第一分庭审判长赵
城东乡主席刘其玉连同
全体贫雇农会 公呈

(衔) 报 告
一、据本乡茅正村人民□等十月□日报称:我族□原系无业流氓,藉吃斋名义到处流荡过活。今年春荒难度之时,他竟伪造收据,向我等逼迫兑谷。当经农会李前主任申斥责,不理。他逞其无聊手段,百般骗赖,要死要活,争吵不休。复经李主任指示,暂□□兑□一纸容后商夺,暂时含混了事。民等迫不得已,只得听从指示。不图他得一进丈,近在县司法处控请反租。民等既无土地出租,他又从未佃田,此查系无聊骗赖,人人皆知。为此请求根据事实证明,以明虚实。
二、查该民等所称情形,确属实在, □之无聊,我乡人人皆知。现我政府法令伸张,决不容许无聊分子,侵害人民权利,为此据实证明,报请核□□□

一九五二年九月二日 星期二
《人民的战士》这部富有教育意义的影片,在简短的时间内,它深刻地刻画到了我们的解放军为什么这么英勇,他为生死拿出高度地(的)牺牲性精神是为谁而战斗。同时深深地刻画了在毛主席和党的领导下是如何在教育和领导革命。也能深深地体味到今天的胜利是那里来的。
我们的解放军在毛主席和党的领导下,是一支壮大无比的无产阶级革命军,他们在党的教育下觉悟起来了。他们深深地受到了封建制度、帝国官僚资本等反动势力不如牛马的压迫,他们有冲入九霄的阶级仇恨性,他们知道了要活下去,只有不屈不饶(挠)的斗争,他们懂到了穷人要过幸福的生活,知道了为全国穷人彻底翻身,为全人类永远过幸福的日子,只有彻底干净的消灭反动派。这就是他们英勇无敌的泉源,也就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动力。
新华来谈了一谈,我在政治上不开展是一个缺点,其实天晓得我正因为政治上没有得到团的教育,而内心感到了无比的痛苦。来源华三年,政治上不能说没有点收获,虽然我没有入团,当然也更谈不上入党。是的,我深深地体味到了我的成分太坏,一时是不容易使人家相信的,谁又能作我的介绍人呢?同时我也感到团也不会很快接受我的要求。这是我的政治落后的绊脚石。如何踢开呢?在我看也想不出好的法子来。我只三四个月就满25岁了,三个月是折不穿团组织对我的怀疑的,这就是我的痛苦。好吧!只要我思想上努力求得彻底改造,工作上认真负责,接受一切考验吧!我爱“海燕”,我要向它学习,我要继续的努力,争取参加组织。
团啊!我并不是一个麻木不仁的青年,
死气沉沉的自豪士大夫般的清高。
谁个孤苦的孩子,
不希望走入慈蔼母亲的怀抱。
考验!考验!!考验!!!
我愿意仿效勇敢的“海燕”,
接受新社会给我一切的考验。
我一定毫不犹豫的踢开阻挡我前进的绊脚石,
勇敢地、愉快地奔向慈母的身边。

一九五二年九月三日 星期三
翻老报看到了萍乡煤矿的调查情况,这是一个今后增产节约运动中最值得参考的一段经验教训。当然,萍乡的成绩是不可否定的,是有一定的成绩。我们矿内虽然没有跟萍乡煤矿一样掀起创造新纪录的热潮来,但像萍乡的缺点也同样发生了。如四号一个子班能吞十一厢树,结果据工友反映,吞过不两天就垮了(原文如此——编者)。八一前后,八号、六号、五号相继掀起创造新纪录的热潮,但是按照创造新纪录办事,先(头)天热之闹之,到第二天产量反而比平日降低了,五号并且还延长了时间,达二至三个钟头之久。所以根据这样看,萍乡的教训是客观极易产生的现象。明显的说,萍乡走的弯路是我们极易迷误的弯路。我们的工厂将展开大生产,如果领导不以萍乡的经验教训为戒的话,很难说不走一些可以避免的弯路的。
看了一久(天)的统会理论书籍,使我感到,如果要继续深入研究,使我能很快的领会的话,必须还要下点苦功夫学习政治经济学以及《资本论》。

一九五二年九月七日 星期日
职员开始了工资改革的学习,据杨主席报告,一星期后上级可公布名单加以讨论。有好多事使我感到摸不到门,管理人员工资在生产未改革之前是如何定法?因为四个原则,前两个工作范围与责任大小就难以定根据。
余刚俊今天向我叫屈,说他实在没有什么毛病。真奇怪,我当时也没怎么答复他。我想贪污的人,到现在还说出这种话来,可真是顽固到极点。如果跟他自己说的话一样,没有贪污的话,更证明了他的无用。没有贪污是真的,那么真金又怎么怕火焚呢?这样缺乏坚持真理,害怕斗争的人,能够受得住艰苦的考验吗?因此我对他的看法,既然贪污了吧,就应该好好的认识错误,倒是有前途的。真的没贪污吧,这种人就没得大用。

一九五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星期四
望早日出榜真似大旱之云雾(霓),今日早晨公布出来了。各个抱着不同的心情看着鲜红的榜示,有说的谈的,也有看到之后闷闷不乐的。我说这对好多思想搞不通的也是一个事实的考验,让他不通自通去吧。
我被评为副股长四级,看到榜示之后不禁触动了我三年的回忆。三年前的我初次进到工厂搞工作,当然当时是有点感到我在窑内做的工作大不合我的理想,因此发牢骚不爱做事。多亏工友同志们及时提出了我不负责任的批评,使我开始感到为了幸福,首先必须搞好本身岗位的工作。虽然我们这种一把抓的工作,本来是三个人做的,而我只一人担任,工作上很感到苦恼,但公司里那一个又把你当一个人在看待呢。考验,考验!我一进来就接受了源华给我最庄严地考验,结果呢,跟八卦炉里的孙悟空一样,使我愈考验愈新鲜。源华日益的在发展,我也跟着它日益走向幸福,新社会的伟大就这样让我更深刻的体味到了。
新社会的建设还只将开始,我只不过是将找到了我奋斗的目标,我一定要尽力以赴,来报答上级的恩情,为巩固祖国的幸福。
昨晚一夜北风送来了秋天。清晨走到公司去,就显得到大自然格外清爽,有点刺人的北风倒吹得使人胸襟舒畅。秋天,可爱的秋天,你把月亮洗得像块玉环,你把太阳变得无限温暖,你替我们赶走了扰乱我们读书的蚊虫,带来了凉爽的金风。

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日 星期一 晴
有好多事倒使我思想搞不通,最近就碰到两件。
一、我们源华的医务所不知道是面向生产一线,还是面向总公司。医务所一共有四个医师,三个看护,论人口连家属我们要占一半以上,但是只派一个医师一个看护为我们看病。我的手痛诊过上十天,每一次去起码要等两个钟头。据工友说,他们有时等不得,只有跑到邻近的铜厂去诊;那里一去,只要稍微等一下就可以了。又据杨更生说,铜厂没事可以一请几天(假)到汉口去玩,而他真正肚子痛还不派人过来代替,这是一个什么道理?铜厂为什么能一切优先于我矿?
二、在公务员评级上,铜厂考核股的工作人员既不挑水,又很少走路,但评级事高老谢一级,据说铜厂的勤务员都是五级。这样使我感到工资改革是以什么为标准呢?是凭影响的吗?从这些具体搞不通的问题,掀起了我一些所谓的“牢骚”。总想,在总公司的一只狗要比下面厂矿的人宝贵,同是工作者,却享受到两种不同的待遇,把在远处工作的看为一群“淮(坏)货”。这些感觉虽然自己感到是不正确的,但由于思想搞不通的原故,以至还未被真理把这不正确的思想洗涮掉。
心里老似什么不安逸,主要的是未把大强儿接出来。今年这是我最重大的任务,我一定要做到。

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八日 星期二 晴
可以说是已经决定了吧,我被任第二副股长。有好多人说,人都难逃脱“名利”二字的圈子,在我看来也是认为有它一定的道理。“名利”观点的意义,我认为是有它的范畴不同。单纯的名利观点是小资产阶级的典型思想,在旧社会的小资产阶级者为求名得利是不惜一切,甚至出卖自己的良心,做了剥削阶级的忠实走狗及侩(刽)子手,他所向上爬的主导思想,就是垂涎于资产阶级的名与利。属于这种思想的人,具体的指出来就是反动官吏们,当然这种名利观总是极端有害的。但我自己觉得,在新社会里每一个人也应该有他正确的“名利”观点,不过特别应该注意的就是这个名与利,与从个人主义的剥削思想为出发点的观点有着天壤之别的根本区别。在新社会里有着成千成万的优秀儿女,没有那一个不是在拿出高度的热忱为祖国的国防经济——各方面的的建设而奋斗,他(她)们都希望在人民的面前献出他的成绩,他(她)们都希望能做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劳动模范、战斗英雄以及各条战线上的优秀工作者,他(她)们都希望能做一个为祖国而奋斗的可歌可泣的人物,这种求名的思想难道不好吗?像这样的同志,他(她)也是有一定的目的的,即是为祖国迅速的走向工业化和迅速的走向社会主义,为了祖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地提高,也就是说自己的生活水平也马上随之蒸蒸日上,这种求利的观点难道不正确吗?
我知道在源华来说,像这样所谓被“一步登天”的人,旁观者甚至于会给我一个惊讶的眼光的。但我自己想起来,我说我的成绩也不是偶然的,首先是归功于党,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社会。三年来告诉了我做什么,为谁做的真理,共产主义社会幸福生活的远景鼓舞着我无比愉快的心理,特别是在一连串运动中改造了我个人主义悲观失望等不正确的思想。我这个满身背着污浊的包袱的人,一进来在工人群众中,在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中都严重的在考验着我。不!还将继续永远在考验着我……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九日 星期日 晴
源华的事情向来总不是那么干脆,在黄石市来说,除利华以外工资改革老早就结束了,但我们源华一拖再拖。昨天下了一个通知说10号发加薪,今天又出来一个通知说为变相工资的问题,缓期补。,这也难怪26号有人在窑号门贴了个字条说:不发钱不开会,就是再好的脾气也要火高万丈。这些事实充分说明领导上预见性太缺乏了,水到开沟的搞法如果不尽快抛掉,将会跟生产上带来一些损失的。
先进平均数的书买的正合适,我计划这一个月把它修读完毕。
近来我感到有些贪过污的同志们在今天又大叫其屈来了。最近一次是碰到余刚俊说:“实在一分钱也没有贪,你看看现在的食堂就知道的。”关静茹说:“我为了要吃饭,只有乱说一气。”今天上去碰到张亚仪他也说:“为了饭碗,不乱说不得下台。”这是什么道理呢?实在使我说不出所以然来。他们这样的大叫其屈,就是不甘心认罪,歪曲三反运动的伟大政治意义,我认为应该把一些反扑的人严加教育。
做一个冷静的人真不容易,这是我一直感到难以改变的习惯,但现在我自己又感到自己太无青年人的朝气了。冷静与热情,我感到不是绝对对立的,也不会因为一个有青年朝气的人,他的头脑就不会冷静。我学冷静其实走上了孤僻的道路,也许因为我本来是一个性情孤僻的人,加上学冷静,搞得我更沉默了,这是要不得的。今后不再孤僻,但头脑一定要学得经常保持冷静。
我还很想看一看文艺小说,我还在想写一点短篇小说。是不是没有时间呢?是不是没有勇气呢?也许这些个成分是一部分原因。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十一日 星期二 晴
苏联的影片比较古老一点的倒颇使人费解,但我感到正是这样,使我感到更有深厚的趣兴。常胜将军是一位俄国优秀天才的军事家,最主要的是他依靠群众,他反对一些形式主义的作法,而主张实际收获的功效。他有高度爱人民爱祖国的心理,如他被禁在一个乡村,当俄皇第二次召见的时候,他虽不满意俄皇,但为了保卫俄国,他就立即出征。他的战术是一部宝贵的遗产,他的军事策略使他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他在士兵的面前渲染的是只要胜利,就没有不能克服的困难。他用兵神速,我们的解放军的战术有好多都与他的遗产相符,也正是有这种主动、神速的战术和士兵高度不畏艰难的精神,才铸就了俄国当时的胜利。
他从来没有轻视过士兵的力量,如他退伍时,他把他的勋功章交给士兵,这充分表明了他认为他自己的光荣是士兵们勇敢斗争用血换来的,他不能独享。这个思想在十七世纪的存在,充分表现出他不同一般人独特的优秀品质。
我感到这个故事虽然很古老,但由于他是真理的拥护者,到现在来看,不仅使我们感到俄国民族的优秀,还可以教育我们,向他们联系实际,联系群众和坚毅敢勇的优良品质学习。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十九日 星期三 阴
一点钟的时候,瑞光跟瑞云两个人来,真的这是出其不意的喜事。跟平时家乡的来人一样,在兴奋之中又带来了我一些悲哀和痛苦。我的家,没落的家,偏偏不如干脆死掉,留给我提起来就充满刺心的话。祖母在沿门求乞,母亲被严格管制,时遭打骂。大强儿!唉!我亲爱的儿子,也变为了新社会中的罪人,整日在饥寒交迫的日子中生活。当然对我家庭的情形,我是应该十二万分拥护的,但我认为不能接济我的大强儿是我想不通的一回事。大强儿,他才是一个五岁的小孩子,他有父亲照看,为什么不能接济呢?强迫她们劳动是完全正确的,但又为什么要漫加侮辱呢?唉!希望能把她们干脆处死,或者她们早一天死光光,免得我发生着一些苦恼。现在我明明懂得,对她们的怜惜是没有站稳立场,应该回忆一下从前杨白劳们的苦,现在政府对他们还算是宽大的,但心里还是不免有难解的悲凄,站稳立场是多么艰苦的事啊!特别是我们这种人。
这样愈使我心里不安。我在这里渡(度)着舒服的生活,怎能让我的儿子不讨饭呢?天啊!人生没有尝到的苦楚,为什么一个连一个的放到我的身上啊!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二十日 星期四
我恨我为什么克服不了人类的天性。大强儿,你扰乱了我平静的心,我难过。唉!难过得太厉害了。睡在床上眼将闭上,我亲爱的儿子啊,你可怜的相就在我的眼前,我恨不得一手把你抓在我的怀内。孩子啊!你应该是一个幸福的孩子,为什么偏偏如此不幸。我端上了白白的米饭吃在口里,不禁又想起你来了。而你却站在街岸看他人家吃饭,你是多么垂涎。唉!我亲爱的儿子啊!像针在刺痛着我的心。我能养活你啊!孩子,旧社会害得我们相叫不应。我没有心思再做别的什么事了,我也没有心思再看我最爱看的书了。你,整日在我脑中盘旋。我将绞尽我的脑汁,把你抓到我的身边。毛主席给我的幸福,我一齐给你啊!我的孩子,让你也尝尝新社会的温暖。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星期日 阴
与表弟瑞光谈后感想
旧社会啊!你把我害得太狠,
谁都快活的生长在党的跟前,
我!却不能走到党的内面,
受到它进一步的培养,使我更体味到人生的温暖。

旧社会啊!你害我害得怎么这狠,
反动的家庭给了我满身的污印。
人性的常理母爱终了的斗争在我身边,
我咬紧了牙根抛弃了他们吧!

不!
他们偏偏随时在扰乱我快乐的心,
旧社会啊!你害我害得太狠,
我自己实在是有个诚实的天性。

妳:
把爱变成了一个孽债满身的罪人,
淑芬,妳死我绝对逃脱不了责任,
小强儿的死,我是如何把责任推往客观环境。


余生的大强儿!
你在跟祖母沿门求乞渡(度)命
我生活裕乐,却把你抛在了一边。

唉!
可怜我亲爱的大强儿,
是旧社会害得我,
不能马上把你抓到我身边。

大强儿啊!
你整日在我脑子旋转,
我为你整夜失眠,
我是有能力养活你的啊!我的大强儿。

当活泼的小孩子调皮的走到我的面前,
不禁又使我想到了你的空间。
刺死我的脑啊!
我的心肠要迸裂!

大强儿啊!
你得不到新社会的温暖,
为何你不行我更为痛心。
我想到你啊!我禁不住珠泪满襟。

罪人啊!
我是世界上的罪人。
只顾自己,把亲爱求乞的孩子,
丝毫不加以照应。

唉!是可恶的旧社会害得我无法照应,
我为了我这悲剧不再在中国重演,
我要坚决保卫和平,
跟着共产党走,把旧社会彻底肃清。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星期日
由于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劳动人民在贫苦的国家中走向了幸福,因之,文化的要求也空前的提高。三点钟的时候,我到新华书局去看书,看到了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拿到口袋里去搜钱,原来出来的时候钱没有带在手里,因此赶快跑回来拿钱。约四点钟的时候,我同乐毅海赶去买时,几十本一本也没有。我在那里看了一会儿书,在这一会儿间,还有不少的人在问。真是令人兴奋,翻了身的人民,对世界人民领导是多么崇拜热爱啊!翻了身的人们在随着经济建设高潮,又是多么火热地掀起了文化建设的高潮啊!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日 星期三 晴
四号起到今天为止,赶工资账可以说已经告了一个段落,所以说做什么事情都是吃尽亏不讨好,讨好就不吃亏。但是,我不应该把讨好作为表现出个人英雄主义或藉以一事而获得上级垂青的意思。我说不吃亏也不能作为投机来解释,主要的还是感到一连几天来的日夜工作,而结果工作反而做得乱杂无章,真是感到痛心。检查其中原因,第一是朱先生在工作上还显得混乱。第二,前二十多天,我为了赶九月份的报表,他袖手旁观,结果搞到月底,看到事情太弄糟了,他才投入工作中去。第三,人的确太少了一点,实在忙不过来。第四,记录员工作还不紧张,学委会就让我光荣的做了总会委员兼工会副主委还兼了研究组长。心里是想在学习中起一点作用,但工作的压力又使我感觉惶恐。



【资 料】

文革资料编目

任冬林编纂

燎原居民革命委员会文革资料编目

1.燎原居民革命委员会文革资料概述(5页,字数2719)
2.燎原居民革命委员会1969、1973年的工作报告(20页,字数10255)
3.燎原居民革命委员会第一届新生领导班子的建设(原24页,字数7289)
4.燎原居民第一届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档案材料(原16页,字数3263)
5.燎原居委会1966—1974年居民系列登记表册(原28页,字数7680)
6.燎原居委会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动员系列材料(29页,字数14098)
7.寓居燎原居委会干部下放系列材料(21页,字数7069)
8. 燎原居委会城镇居民下放运动系列材料(12页,字数6807)
9. 成功辍学留城知青系列辍学留城招工材料(15页,字数6807)
10. “综字第一号”(招工)者生父、继父、母亲的取证材料(15页,字数7421)
11.燎原居委会女居民自传中的上世纪行(30页,字数15741)
12.寓居燎原居委会男性居民自传中的上世纪行(26页,字数8483)
13. 燎原居委会进驻的工宣队(4页,字数1118)
14. 女居民中一位文化程度最高者一生求解放的自传(4页,字数1796)
15. 一组织关系临时放在燎原居委会的革命老人王养直的自传(10页,字数3033)
16“我淋(宁)做刀下鬼,不做忘(亡)国奴”——地主女儿的被取证材料( 10页 ,字数4158)
17.通过四次学习班的学习,一个理发师屈服的交待材料(8页 ,字数4386)
18. “此(本)人年龄七十五岁了,应该退休了,政府照顾—— 一位在学习班期间呐喊的老人(16页,字数6651)
20. 两学员在1971年元月份学习班上的学习心得 (9页,字数3457)
21. “我冒跑,就将我提升为副班长。我没跑,就是怕挨打”——一位“壮丁”的自传(8页,字数3324)
22. 因抽签被抽中两次的日伪保长的交待查证材料(9页,字数4347)
23. 由申请将祖父母接来广州居住引发的材料(8页,字数4661)
24. 来自五份不同笔迹的自传,一位在旧社会当过妓女的人(3页,字数1188)
25. 义结金兰——七姨妈的被检举揭发材料(3页,字数1842)
26. “我三个丈夫都是贫下中农”的申辩书 (5页,字数2541)
27. 一女性地主分子1966年的改造规划书(2页,字数973)
28. “在我的生活史上,有个四个丈夫记载”的自传书(7页,字数3140)
29.唯独自己的亲生父亲“一清二白”,十六岁少女为拯救自己在行动 (7页,字数3364)
30. 烫手的山芋——想为丈夫解脱困境的妻子的交待材料(9页,字数3038)
31.燎原居委会对“漏管的反动党团骨干分子以及小老婆,群众愤恨罄竹难书 ,一致要求戴上坏分子帽子”的报告书(12页 ,字数6653)
32.“历史复杂,一时又无法查证,应在内部做21种人控制”的综合材料(9页,字数4425)
33. 燎原居委会年轻居民入团、参军、当民兵、招工申请书(12页 ,字数5752)
34.一学生“政治思想及作风错误”被处置回家后的万言入团申请书(12页,字数7595)
35. “我会三组阶级斗争”会议纪要(8页,字数4793)
36.缺
37.检举与被检举在一女性居民身上同时进行(6页,字数4697)
38.“我是很危险的——我的自传与错误”(4页,字数1691)
39.几乎全是检举揭发材料的个人档案袋(5页,字数3227)
40.“风大浪急 船毁人亡 仍要拾金”人的被检举揭发材料(页数2,字数790)
41.“一个十分熟知他的情况的人”的检举(4页,字数2839)
42.“请看一看这个定时炸弹”的检举材料(4页,字数1834)
43.燎原居委会要求对一居民处以极刑的材料(4页,字数1618)
44.资产阶级份子朱某的情况综合(5页,字数2098)
45.“无意中把毛主席的像甩下楼去了,还有政治刊物《红旗》杂志”行为人的请罪书(2页,字数678)
46. 几份跨省协查通知书(6页,字数1759)
47.提破篮配破碗,诉“苦”把身翻——造反天才“双抢(枪)老太婆”(上,13页,字数6686)
48.提破篮配破碗,诉“苦”把身翻——天才造反“双抢(枪)老太婆”(下,48页,字数4288)
49.一位即将离会居委会干部“关于近一段工作情况的汇报”(3页,字数1485)
50.“顽劣儿童”数十人的检讨书(11页,字数5298)
51.燎原居委会1975年春节期间安全保卫工作规划书(5页,字数1007)
52.燎原居委会居民自传中的“点滴”采撷(12页,字数6431)
53. 1979年7月22号“人权”在一位社会最底层女性居民心中喊出(2页,字数610)
54.历史在燎原居委会正本清源的时候(6页,字数2317)

方元大队革命委员会文革资料编目
55.方元大队概况(51页,字数17359)
56.方元大队城镇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集体史料卷(1968—1979甲)(31页,字数14956)
57.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集体史料卷(1968—1979乙)(22页,字数8975)
58.让我们再创一次辉煌——2006年方元大队下放知青相聚会上的欢迎词(丙)(13页,字数3636)
59.历史的慨叹——一位参加中国远征军后人的感慨……(丁)(9页数,字数3559)
60.1969年4月13日被遣送回方元大队的方□□的综合材料(6页,字数3508)
61.方元大队新屋生产队成分登记表(12页,字数7016)
62.打倒无政府主义,批臭无政府主义大会材料(7页,字数3859)
63.方元大队新探挖阶级敌人名(明)细花名表(11页,字数6625)
64.驻方元大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一份决定(17页,字数10637)
65.方元大队贫下中农忆苦思甜家史展(9页,字数7384)
66.方二家家史的奇迹(12页,字数6393)
67.于1961年随子外逃的“历反”份子方三(4页,字数2343)
68.方元大队为方小三(方三之子)落实党的政策呈报材料(22页,字数14366)
69.土改须“还借金环两双,寿被一床”等全交方才脱身的富农分子文革交待(6页,字数2877)
70.“你当队长……好像普系狗里样一唆就咬”——方五的被检举揭发材料(8页,字数3729)
71.关于大会批斗方六的全面揭发材料(9页,字数4155)
72.“如果有(金银器)这些东西,那里还有不交的道理”(8页,字数3617)
73.“为了‘准备打仗’,扫清道路上的一切绊脚石”——新堰生产队贫下中农(启)
(11页,字数5413)
74.对一富农发出的最后通牒:“如果群众检举出来,超过以上三件事,必须从严处理……”“如果交出光洋可以抵数”(7页,字数2631)
75.方元大队贫下中农三查小组对方十问题处理的综合意见(10页,字数6735)
76.“求人民轻的处理”——一富农分子的交待请求语(6页,字数2908)
77.关于方□□同志暂缓参加“党的组织生活的调查材料及贫下中农坐(座)谈意见”——1967年4月7号(16页,字数11769)
78.“为人是胆小怕犯错误”方家“分子”媳妇的自传(8页,字数4313)
79.“靠剥削为生”方家两媳妇的交待书(8页,字数3026)
80.1967年搞造反派组织的方二小(5页,字数3106)
81.开荒种地自愿折谷200斤进行倍(赔)偿的方小二坦白书(3页,字数1871)
82. 民兵排长方大华1970年冬季“应征公民政治审查”的五份证明材料(8页,字数4098)
83.方元大队党支部、革委会会要决议记录(16页,字数5371)
84.方元大队草根阶层的检讨材料(8页,字数5377)
85.组织起来,用毛泽东思想统帅,由贫下中农管理的方元大队农村手工业(15页,字数11667)
86.方元大队文革花絮(6页,字数3806)

家乡国营农场人事材料编目
87.1977年家乡的国营农场在极端困境下探索前行的会议材料(上)(29页,字数14928)
88.1977年家乡的国营农场在极端困境下探索前行的会议材料(下)(26页,字数17363)
89.从当年一红卫兵日记看1966年前后人们思维的定势(4页,字数2931)
90.家乡1968—1970年人事调动材料(68.11.30—72.12.24)上(15页,字数7827)
91.家乡1968—1970年人事调动材料(68.11.30—72.12.24)下(8页,字数2945)
92. 1975—1979年经省、市、县主要负责人批复过的一群众经年来信(11页,字数8630)
93.家乡亦工亦农人员一次性处理的工伤事故材料(12页,字数5982)
94.嗅嗅臭——我“为什么要犯这个错误!”(30页,字数18892)

家乡文革花絮编目(包括四篇外地资料)
95.我家乡文革初期经历过的那几件事(28页,字数12221)
96.武汉七二0事件材料(16页,字数6620)
97.打到刘邓陶资产阶级司令部——徒唤奈何!漫画(上)(23页,字数2980)
98.打到刘邓陶资产阶级司令部——徒唤奈何!漫画(下)(23页,字数2200)
99.家乡批林批孔运动原始资料(16页,字数1214)
100.“在改造世界观上狠下功夫”的演讲稿(6页,字数5772)
101.“我十七年的回顾”——一位“出身”好的干部的交待(3页,字数2394)
102.父亲在交待中写春秋——“事关子孙后代的问题”(甲)(9页,字数5234)
103.父亲在交待中写春秋——“事关子孙后代的问题”(乙)(16页数,字数10027)
104.父亲在交待中写春秋——“事关子孙后代的问题”(丙)(12页,字数7003)
105.父亲在交待中写春秋——“事关子孙后代的问题”(丁)(13页,字数7477)
106.附:我家在那几年没有笑声的日子里(10页,字数8070)
107. 岳父岁月留痕照片材料(8页,字数2783)
108.“牛魔王”在一年零两个月的“学习班”上的综合材料(上)(19页,字数14907)
109.“牛魔王”在一年零两个月的“学习班”上的综合材料(中)(22页,字数18198)
110.“牛魔王”在一年零两个月的“学习班”上的综合材料(下)(14页,字数8899)
111.为了历史的证明——万里觅证记(32页,字数21230)
112.家乡一摘帽右派为生存写下的认罪书(第一份)(12页,字数7625)
113.家乡一摘帽右派为生存写下的认罪书(第二份)(25页,字数11482)
114.家乡一摘帽右派为生存写下的认罪书(第三份)(22页,字数14128)
115.家乡援越大米发生反革命破坏事件的侦破报告(4页,字数2343)
116.“夏天的最后一朵玫瑰花”——我收藏的文革一手抄本(5页,字数2708)
117.虔诚者的制造——1976年伟人逝世,手工制造的伟人画册(11页,字数563)
118.“身份证”替换的“介绍信时代”(4页,字数819)
119.“分田单干三年,一年比一年好”,“产量比‘大呼隆’在一起收的多得很”——一家乡人的家乡来信(8页,字数4998)
120.喇叭裤引领家乡人的那场服装革命照片集(13页,字数3388)



【编读往来】

1.编辑部郑重道歉:第98期李逊文中的潘国平照片误植

本刊第98期刊发的《上海“工总司副司令”潘国平的造反生涯》一文(作者李逊),文章开头所附照片“青年潘国平”有误。特恳请诸位读者,万勿转发此照片,以免以讹传讹。
编辑对此重大失误深感痛心,在此谨向作者、读者郑重道歉。

《记忆》编辑部

2.曾鸣纠错

《记忆》编辑部:
收到贵刊第98期,很感谢你们!在没有什么背景的情况下把《记忆》坚持办下来,实属难能可贵,在下以为《记忆》和《昨天》同是民办电子刊物的楷模。不过,98期《记忆》第26页提到刘格平支持晋中总司夺权的表态时,少了一个字,即刘格平的“平”,请予更正。又,笔者是曾鸣,导言写的是“曾明”。

曾 鸣
6月1日凌晨1时零8分

3.张晓良谈98期

《记忆》编辑部:
收到《记忆》第98期。孙耘《我的文革心路历程》,文中提及兰州大学李贵子。网上搜寻,得读杜钧福《文革初期的李贵子事件》。21页第3行,“文革研究文革六十余篇”,当作 “文革研究文章六十余篇”。
《文革中山西的专区、省辖市夺权》,1967年山西的“三结合”模式(造反派代表、革命的领导干部代表、驻军负责人代表)为毛泽东所肯定。至1973年,代之以老中青“三结合”模式。我认识一友,其祖母为家庭妇女,文革后期听广播知道老中青“三结合”,在家中与儿媳有矛盾时,或孙辈不听话时,尤其是她的话不被儿子(家中实际掌门人)听进去时,便常常嘟囔:毛主席都说要老中青三结合。
《泪洒<墓碑>》,清华图书馆见不到、也借不到清华杰出校友杨继绳的《墓碑》,可悲!《墓碑》无法在大陆出版,即使作者赠送给母校图书馆,恐图书馆也不敢上架备借。这是清华的悲哀!我曾在网上下载《墓碑》。联想到沙叶新应邀为北大百年校庆创作话剧《幸有先生蔡》,但无法在大陆公演,北大已无先生蔡!
今日浏览网络,得知《墓碑》获得2013年哈耶克图书奖(The Hayek Prize)。5月29号晚,杨继绳在纽约参加了颁奖活动和座谈。杨继绳在座谈中表示,书名《墓碑》,不仅是纪念死去的三千六百万人,也希望埋葬造成悲剧的这个制度。同时,意识到揭露真相的风险,也算是为自己预先做好了准备。哈耶克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曼哈顿研究所(Manhattan Institute)为纪念哈耶克设立的这个图书奖,旨在恢复人们被侵蚀的思想自由。
《交代和揭发我和郑德芳之间相互散布的反动言论》(摘录),之前在《记忆》2012、2013年各期读李检讨多篇。知《李慎之的检讨书》今年4 月在香港出版,5月月9日在博客贴出《一生多在检讨中》,5月31日被删。曾读沙叶新《检讨文化》,又读高华《“林彪事件”再调查》:在毛的“领导学”中,要人做检讨是一大内容,而且口头检讨不行,非要书面检讨才行。毛喜欢让人做书面检讨,概因此举好处莫大也:(一)立此存照,从此手中有了小辫子,随时可以“新账老账一起算”;(二)根据不同情况,将检讨下发党内,以打击该同志的威信或肃清其影响;(三)让检讨人自己承认错误,用他们的嘴,坐实毛的指责,更具说服力,所谓“心服口服”;(四)标准的检讨除了“认罪”和“认错”,就是歌颂毛。这样的检讨下发下去,会大大加强全党和全国人民对毛的崇拜。在毛时代,特别是在文革时期,不管是真心还是违心,写检讨的人无所不包,从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江青,到被打倒祈求复出的党、政、军要员,再到毛身边的工作人员。只有一人例外,那就是林彪,不管毛的压力有多大,他就是不做书面检讨。

张晓良
6月1日

4.98期孙耘文章题目更正

本刊第98期刊发的孙耘的文章,其题目应为:《直面良知:我的文革心路历程——读<良知的拷问>之后的一次谈话》。因编辑疏忽,将“直面良知”四字遗漏。特此更正,并向作者和读者致歉。

《记忆》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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