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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 周六 2月 28, 2009 5:46 pm 帖子: 2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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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忆 2013年6月30日第8期 REMEMBRANCE 总第九十九期 2008年9月13日创刊
目 录
【专 稿】 周家琮 文革春秋——文革与历史关系的几点思考 唐金鹤 浅谈孙耘的《我的文革心路历程》
【清华文革】 孙 耘 直面良知:我的文革心路历程 ——读《良知的拷问》之后的一次谈话(二)
【述 往】 公孙雨 抬马记——插队轶事之二
【序与跋】 启 之 《故事不是历史——文革的纪实与书写》编者前言
【简 讯】 本刊编辑部 任冬林先生病逝 本刊编辑部 首都师大文学院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 ——“创伤记忆与文学表征:文学如何书写历史”
【书 讯】 韦 陀 《朱厚泽文存》问世 向胡杨 《邵燕祥自书打油诗》在香港出版
【资 料】 任冬林 整理 胡祥风日记摘抄(1951—1952) ——新时代日记选编(一) 任冬林 编纂 文革资料编目
【编读往来】 1.编辑部郑重致歉:98期李逊文中的潘国平照片误植 2.曾鸣纠错 3.张晓良谈98期 4.98期孙耘文章题目更正
【专 稿】 周家琮,1948年生,1965年毕业于安徽六安一中,同年考入清华大学。1970年毕业,分配至攀枝花钢铁公司。历经工人、技术人员、企业高管等多个工作岗位。2009年退休,现居成都。
文 革 春 秋 ——文革与历史关系的几点思考
周家琮
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 亡灵来为他们效劳,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 号和衣服……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 ——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历史沦为道具
少读《孟子》,对“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一句,颇为存疑,以为又是孟老夫子的夸张。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尚不能阻挡“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区区几篇被王荆公后来讥为“断烂朝报”的鲁国史稿,岂能吓退“乱臣贼子”?及至文革,得以见识春秋历史,如何充当权谋政治的利器,将政敌杀得落花流水。自此叹服《孟子》所言不虚。 文革发难,点来祭旗的乃明史专家吴晗。姚文元一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檄文,定了吴晗以借古讽今的笔法,替彭德怀翻案的滔天大罪。可怜吴晗对党和领袖一片忠心,早已和清华大师们“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分道扬镳,笃行史学为政治服务之宗旨,却率先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吴晗的“三家村”同党邓拓、廖沫沙,亦难逃借古讽今恶毒攻击之罪名,被揪出批判,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其时凡涉笔历史题材的文人,无不冠以同一罪名,被斗得不亦乐乎;替本为文革主攻对象的“走资派”们,颇挡了一阵子枪林弹雨。 借古喻今虽是文革初期的一大罪名,但到了无产阶级司令部手中,却可以成为文化革命的重型武器。文革前夜,戚本禹发表《评李秀成自述》,借考证李秀成降敌叛变,影射瞿秋白被俘变节,矛头暗指党内高层。此文与戚氏另一篇《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皆深得领袖首肯。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吹响了文革进攻的号角。紧接着6月3日《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的社论,又扯出史学旗帜为政治斗争摇旗呐喊。及至1967年,对刘少奇见报的首次变相点名批判,还是借道戚本禹批判历史影片《清宫秘史》的文章。本为武器批判高手的林副统帅,也祭出批判的武器,在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上,罗列了一连串烛影斧声、政变夺权的历史案例,杀气腾腾地渲染政变敌情。伟大领袖闻之虽称不安,但其后就有了关于“二月兵变”的流言。一直到文革后期,褒王安石以挺文革,贬宋江剑指“投降派”;孔夫子陪绑副统帅再遭批判,秦始皇和法家被捧到天上。文革大戏的每场演出,几乎都不乏历史的幽灵登场。 以文艺和学术为政治工具,作为文革先锋的几个秀才并非始作俑者。样板戏的前驱及指导思想,可溯源至发表文艺座谈会《讲话》的延安时期。史学从学术的“道”沦为政治的“器”,同样有其革命历史。延安时的陈伯达,写过指桑骂槐讨伐蒋介石的《窃国大盗袁世凯》。善跟形势的郭沫若,也在重庆发表《甲申三百年祭》,及时敲响警钟而得领袖推介。只是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周期律,并未因一片苦心的借古喻今而改变。郭氏为抨击秦始皇的现代版蒋介石,还写了本貌似历史著作的《十批判书》。然而长于戏说历史的郭老却被历史戏弄,二十多年后该书因不合文革需要,反被钦定为“《十批》不是好文章”。 1948年吴晗所作《朱元璋传》,亦可窥见对蒋氏黑暗统治的影射。其实吴晗写《海瑞罢官》,本乃风闻领袖赞扬海瑞,为迎合圣意服务政治所为。与郭沫若为曹操翻案的文章、曹禺的话剧《胆剑篇》、若干画家的颂圣之作,皆异曲同工。岂料却被选为进攻突破口,作了文革炮火下的冤魂。学术为专制政治服务之险恶,亦由此可见一斑。 沦为政治工具的历史,倘要得心应手随心所欲地运用,自难拘泥于史实。在所谓“以论带史”的招牌下,歪曲史实践踏历史,成了题中应有之义。为证明无产阶级司令部伟大光荣正确由来已久,而“走资派”早就是机会主义或叛徒内奸工贼,从安源罢工到井冈山会师,从遵义会议到西安事变,重大历史事件本已模糊不清的面目,被肆无忌惮地进一步歪曲篡改。为了将文革旗手江青的历史伪装清白,甚至不惮毁灭史料、置见证人于死地。历史造假运动中,被诬者有口难辩,知情人噤若寒蝉,历史遭到最无耻的践踏。歪曲历史为政治服务,本乃专制文化的传统,历来有师承。孔子标榜“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隐恶迹以扮厚道,却霸道地“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门徒子贡也明白:“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孟子对此心中有数,提醒人们“尽信书,不如无书”。太史公批评别人:“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有瞎编之嫌。但《史记》中近乎文学想象、尽显一己好恶之处,却也比比皆是。自隋文帝禁私史,秉成王败寇之宗旨,替当今主子文过饰非的官修史书,更不在话下。民国以降,国民党对辛亥之役贪天功为己有,对党魁独裁、通款东瀛、帷薄不修等皆讳莫如深。延安时期,既以满纸谎言、令人作呕的联共党史为权威教材,同样步其后尘,将重构党史作为整风的重点,并以此树立领袖的绝对权威。党史自此开始注水,直至发展到文革的大规模历史欺骗。 与造假并列,历史为政治服务的另一手段,是所谓的“托古改制”。在言必称三代的古代中国,改革祖宗法度,自属大逆不道。要争取改革合法性,除了假天象伪称天意,只有托古人以扮神圣。王莽搞土改,蓝本是莫须有的“井田制”。大言“祖宗不足法”的王安石,其实也如政敌所云“好学而泥古”。变法中推行的“均输法”,学的还是西汉桑弘羊。康南海闹变法,也要下功夫攒两本《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用今文经学的“三世”“三统”,为变法思想寻找历史资源。甚至到了大跃进年代,自诩“鄙视过去,迷信未来”的领袖,为证明人民公社古已有之,还搬出东汉时的“五斗米道”,推荐给高级干部以资借鉴。文革标榜继承古代变法精神,颂扬商鞅、王安石的闹剧,与之一脉相承。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古今中外的人们,都从历史中吸取宝贵的思想资源,以史为鉴也是史学的重要功能。但借“古为今用”之名,肆无忌惮地伪造历史,“影射史学”盛行,历史赤裸裸地沦为权谋政治的工具,在中外历史上却十分罕见。文革发动者曾构陷他人,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其实借春秋史事,作为政治斗争重要武器,倒是文革的一大发明。与副统帅的“四个第一”等,皆可归入其“有所发明”之列。所可疑者,是文革发动者虽满脑子帝王将相,但历来自诩厚今薄古,鄙视先人。文革初期的社论文章,无不狂呼踏倒三坟五典,誓与传统决裂。何以每至文革重要关头,却都偏好借春秋史事,来发动现实的政治斗争? 原因也许有很多:中国历史悠久,史料资源丰富;领导人鄙视言必称希腊、也不怎么引证马列,但谙熟旧史,言及中国赫鲁晓夫时,还不忘赵匡胤的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历史故事和戏文为百姓喜闻乐见,便于运动群众;附庸于皇权政治的史学传统,和“王前巫而后史”的史官文化等。但深层次的根本原因,也许还是长期军事斗争的传统,以及文革之际的政治格局,决定了文革借道所谓历史学术批判,迂回攻击的斗争策略。正如工程师出身的官员热衷“工程”,相信人才教育、文化创新、社会治理,皆可借各类工程造就。1949年之后,执政者囿于长期军事斗争和地下身份的惯性,未能跳出“马上得之,马上治之”的窠臼。怀疑一切,夸张敌情,领导人警戒森严、政务过度保密,皆沿袭了尚处于地下时的心态。沿袭军事斗争发动战役的方式,以政治运动代替国家治理,经济、文化、政治方针,皆以惯用的群众运动方式实施,文革时登峰造极,相沿成习,迄今余绪未了。翦除妨碍“继续革命”的同僚,伟大统帅采取自称“剥笋子”的手段。而高饶、而彭黄张周、而彭罗陆杨、而刘邓,取法兵家梯次展开、各个击破之策略。整肃罗瑞卿,被通知与会的元帅和中办主任,会前居然相互打听不知会议何为,亦合兵不示形、突然袭击的战术。最具讽刺意味的,当数文革后期“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教诲,言之谆谆者正是众所周知的谋略大家。其“引蛇出洞”的反右妙计,更是“兵不厌诈”的经典。有何种内政就有何种外交:1958年将访华的赫鲁晓夫蒙在鼓中,却造成炮击金门有苏联背书的假象。虽一时将其玩弄于股掌之上,然大国外交行诡诈小计,是否中苏交恶的原因之一,亦恐一言难尽。所以文革之役伊始,并未取正面进攻的态势,而是借道历史批判,声东击西、迂回包抄;在派工作组问题上诱敌深入;在攻击敌营时次第展开;以地下方式派江青去沪组织文章,皆为用兵之道。 当然,文革之初没有贸然正面进攻,除了对兵者诡道的擅长和爱好,也取决于文革之际的政治格局。格局之一是党内政治力量的对比。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已经显示,党内多数并不赞成极左路线。文革发动者虽吹嘘动动小指头就可以打倒政敌,但文革伊始要一下打倒彭罗陆杨、打倒刘邓、打倒大批党内军内所谓走资派,全面推行文革路线,以党内民主方式决策并无胜算。诚如李鸿章论及对日之战时所言:“夫未有谋人之具,而先露谋人之形者,兵家所忌。”前有袁项城称帝错估力量对比不远的殷鉴,后有赫鲁晓夫被同僚赶下台晚近之教训,战略大家岂会掉以轻心。于是除了采取迂回斗争策略,文革前夕还成立“首都工作组”,充实京畿卫戍,以军事领导任文革副帅,真正做到了不打无准备之仗,尽显军事家缜密之谋略。 文革之际政治格局的另一特点,是所谓一线二线非制度化的二元权力格局。形式上一线刘邓主持工作,实际上二线通过政治运作和个人崇拜依然大权在握。形式上党内决策有民主制度,实际上还是老大为所欲为乾纲独断。另一方面,文革发动者虽自诩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迷恋于不按规则出牌,但一线的存在和合法的程序,却还不能完全绕过并马上推翻。虽似已君临天下,但离秦皇汉武的予取予夺,虽心向往之却相距尚远。痛斥政敌“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正是上述尴尬心态的反映。于是,古为今用的春秋手法、迂回包抄的秘密策划,便成了文革发难的不二手段。而与之类似的二元权力格局,自遵义会议之后几与党史相伴。流毒至今,又演化为废除领导终身制与退而不休的名实相悖,成为实现政治透明有序、安定团结长治久安之大碍。此种表里不一名实相悖的二元社会现象,不但存在于高层权力结构之中,在行政司法等各个领域亦随处可见,还蔓延至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潘汉年案胡风案已经钦定结果,却装模作样履行审判程序披上合法外衣。小至以徒具虚名的招投标掩盖内幕交易,大至领导人退休年龄、选票多寡入局划线的权变,皆在显规则牌坊之下,掩潜规则运作之黑幕。且表演者行之若素不以为耻,围观者习以为常不以为非,由此政治道德的沦丧,社会风气的败坏则毫不足怪。 老子云:“以正治国,以奇用兵。”贾谊说:“攻守之势异也”。从造反者到执政者,观念和行为需要实现根本的转变。政治透明公开、运作规范有序,方可谋求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然文革发动者却背道而驰,昧于革命和执政攻守迥异之势,政权于“马上得之”,以为仍可“马上治之”,热衷继续革命,醉心玩弄政治权谋。从整风反右的转守为攻、所谓居二线的以退为进,到文革初期的迂回包抄、坐山观虎斗,雄才大略挥洒自如。后果却是国乱民穷,灾难深重。改革开放以来,政治体制尤其党内民主固然有了长足进步。然毋庸讳言,酿成文革惨剧的体制基因并没有得到根除,言行相悖,表里不一,思想浅薄却热衷权谋的文革遗风仍沿袭泛滥。一面高唱权为民所用,一面肆意挥霍纳税人血汗。左手高举反和平演变的大旗,右手送子女入国外贵族学校。环顾政界商界学界,乃至体育界慈善界,“运作”、“勾兑”成风,厚黑学、成功学大行其道。商场、官场皆战场,迷恋于孙吴兵法、申韩术数,挂显规则之羊头,卖潜规则之狗肉者,代有传人。经济信息不对称不透明,产生交易成本高昂的柠檬市场。经济前景不确定,导致投资衰退经济活力降低。政治运作的不透明、政策预期的不确定,既助长官场的短期行为和机会主义,更驱使人们用脚投票纷纷逃离。谋划今日之政治体制改革,对权谋政治必然付出高昂的社会代价,不可不察;对文革时代政治文明的败坏及遗毒,不容忽视;对文革领袖的权谋乱国,更有必要加以揭露和批判。清除文革政治毒瘤,是政治体制改革难以绕行和逾越的一道坎。 在没有言论自由的时代,人们借春秋笔法影射现实。在专制统治的岁月,阴谋家利用历史玩弄政治权谋。虽然这一切也许正在成为历史,但只要所谓政治挂帅、以革命的名义无不可为的核心价值观,得不到反省和清算,利用爱国、利用反腐、利用为民请命乃至利用唱歌玩弄政治权谋的闹剧,仍将不断上演。文革春秋,其无后乎!
通往文革之路 这样的悲剧在人类历史上曾反复上演,其原因是 那些看似吸引人的空洞理想被置于人类的基本 价值观——珍视生命,人权和自由之上。 ——普京在纪念大清洗牺牲者集会上的讲话
人类对天灾的认识,曾经相当的蒙昧。洪水袭来以人牲祭河伯;大旱降临君王惶恐,下诏罪己;瘟疫流行,原始部落认定有魔鬼附体;直到今天,仍有人相信地震、艾滋,是上帝在惩罚人类。而对于社会灾难即“人祸”的由来,或因偏见而蒙蔽,或为利益所左右,欲谋共识,更难于认识天灾。诚如洞明世事的列宁所云:几何公理如果违反了人们的利益,也会被推翻。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波匈事件,走上街头的当地百姓,争的是国家独立、人民自由;苏联傀儡的波匈领导人,埋怨是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闯了祸;莫斯科怀疑是华盛顿的颠覆阴谋;对秦始皇坑儒推崇有加的毛泽东,则断言是反革命杀得太少。法国大革命过去了二百多年,其起因今天仍被关注和讨论,且见仁见智聚讼未决。所以讨论文革起因,探究“通往文革之路”,纷争和歧见更不可避免。 关于文革之起因,迄今尚无深入的研究和思考,得见于官方文字。唯一权威的说法,是1981年就历史问题所作决议的表述:文革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灾难。此说作为当时的权宜之计,以避免纷争稳定局势,或未尝不可。但时至今日,倘仍以此概括文革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就无论如何再也经不起理论的推敲和历史事实的检验。首先就历史观而言,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汤因比,都不会容忍把重大历史事件的起因,归咎于少数个人的历史解释。普列汉诺夫关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对此早有深刻论述。任何政治事件的发生,都要通过政治人物的行为得以实现,政治领袖不过是政治集团及其思想和制度的LOGO。把政治灾难归咎于政治人物的错误或破坏,无异于同语反复。说文革是领导犯错被反革命集团利用,和断言戈尔巴乔夫头搞垮了苏联一样,是将个人作用置于客观的社会矛盾和历史规律之上,可以奉上一顶“英雄创造历史”历史唯心论的帽子。况“裴矩佞于隋而诤于唐”,奔赴延安的革命青年江青,此后一直未离中枢和领袖,是什么样的政治熏陶和长期教诲,居然令其沦为反革命集团的首犯?又是什么样的环境和土壤,让她青云直上身居高位,进而作恶多端为所欲为?岂不令人深思!其次就参与文革的群众动机而言,当年从工厂学校到穷乡僻壤,亿万群众狂热投入革命,文斗武斗不顾身家性命,绝大多数皆抱天真而愚昧的追求和信仰,岂可归因于反革命集团的煽动和欺骗?最后就文革的历史事实而言,文革祸乱全国,被迫害者众加害者亦众。庙堂之上,文革后来挨整者,先前几乎皆有整人之过。每逢整肃党内高层,明哲保身、随声附和者固不鲜见,落井下石、为虎作伥者亦大有人在。在整肃同僚的道路上,文革发动者从来都不是孤家寡人。江湖之广,支持参与文革动乱者,更是不计其数。所谓反革命集团固难逃其罪,然众多恶行的实践,无不假手于各级干部和亿万民众。德国人反思二战灾难,并未把所有罪行向纳粹头目身上一推了之,而是同时反省自身和全民族的错误及责任。不能正视文革年代全党全民之过,为了维护虚假说辞和推脱责任,讳言甚至无视我们自身的错误,同类的错误势必再犯。只有深刻的文革历史反省,才能昭示后人教育下一代,才能真正总结文革教训防止悲剧重演。历史常识告诉我们:任何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皆源于事件主体内部的深刻矛盾。既非外部力量所可左右,更不是少数人的阴谋得以酿成。希特勒上台、日本军国主义兴起、苏联解体、中国文革,莫不如此。文革十年动乱,自有其社会、制度、思想乃至文化传统的深刻原因。文革前在高校,号召学生走“历史必由之路”。在有中国特色的斯大林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正是通往文革的历史必由之路。 中世纪以来,人类历史上残酷的族内迫害,都离不开蛊惑人心的狂热教义和思想,文革亦不例外。文革主力红歌《大海航行靠舵手》的点睛之句,是“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干文化大革命,靠的正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古今中外的革命狂热,都以迫害异端彰显其合法性。“继续革命”也需要不断发现作为革命对象的阶级敌人,以继续开展阶级斗争。“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是文革前夕已经发出的信号弹。文革自始至终的战略方针,也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从而“纲举目张”。有了阶级斗争和继续革命的神圣名义,迫害干部群众师出有名。有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红色后代们把文革当成盛大的节日,欢呼终于又获得像父辈一样投身革命、接班做主人的历史机遇,在光天化日之下,理直气壮地犯下各种骇人听闻的暴行。指导文革的“继续革命”理论,既有承袭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之处,而最根本的,还是来自对世界政治潮流的警觉和应对。文革发动者对“和平演变”的预见,不逊于布热津斯基和尼克松,令人不得不钦佩其政治上的战略远见。“马上得之”的老革命夺取政权后,遇到了统治权力的合法及传承的新问题。毛氏在1967年斥责清华414,说他们主张“打天下不能坐天下”,显然透露出其中的焦虑。克里斯马式的权威崇拜,在打江山的第一代逝去后必然风光不再。虽说“还是自己的孩子可靠”,以血缘世袭避免政治动乱,也曾有其历史合理性,但放眼全球,除了几处孑遗残留,毕竟落花流水春去也。民主选举迹近和平演变,江山流血得来岂可拱手让人。只有“继续革命”,才能维持统治合法性并得以延续。其时海峡对面,同样面临世界政治大潮对集权统治合法性的挑战。虽应对和结果与之截然相反,却充分说明文革绝非领袖心血来潮和坏人阴谋,而是应对世界政治潮流之历史必然。 文革思想资源的另一脉,来自“百代都行秦政法”的封建专制思想。以封建专制思想对抗资本主义的把戏,《共产党宣言》早有揭露。文革却公开标榜马克思加秦始皇,在“反修防修”的大旗下复辟封建专制,上演了现代版焚书坑儒的惨剧。文革发动者深知,多元包容的文化、闪耀人类良知光芒的普世价值,与专制统治冰炭不相容。因此声称发动文革的理由,就是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权,还不在无产阶级手中。从而掀起了文革破四旧、批封资修、与人类优秀文化传统全面决裂的疯狂浪潮,以实现久加诺夫所说的意识形态垄断。不愧为“好学生”的副统帅深谙此道,声称“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人口的国家,需要一个统一的思想。”以军队为发源地,以个人崇拜为旗帜,全面推行思想专制。在经济思想领域,为了维系掠夺式的军事共产主义模式,批判尊重价值规律的“资产阶级法权”。在思想道德领域,为了让人们安贫乐“道”,泯灭向往美好生活、追求人权自由的天性,做一颗为革命献身的螺丝钉,号召学习据说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模范人物,最后演化为“斗私批修”的闹剧。 文革最崇高的思想支柱,是实现世界革命的伟大理想。自宣称苏联变修之后,以世界革命中心自居,担负起拯救世界三分之二苦难人民的神圣责任,参加亲手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赤化全球,成了文革狂热的精神支柱和崇高理想。国外的文革追随者,既有恐怖组织赤军红色旅,又有西方国家的校园骚动,竟一度让文革发动者产生世界革命高潮来临的幻觉。而向柬埔寨等国输出的革命,颇得文革发动者嘉许:“你们做到了我们想做还没有做到的事情”。近代以来,中国效果最显著的一次意识形态输出,也许就是支持指导红色高棉。结局却是青胜于蓝的屠杀、惨绝人寰的灾难。 亿万群众卷入的文革动乱,之所以一触即发愈演愈烈,也是当时诸多社会矛盾的反映。是实行比较务实,以经济建设为主的施政方针,还是以阶级斗争为主继续革命?历经批判反冒进、开展反右倾,党内尤其是上层为此一直存在路线分歧和斗争。包括文革中期的九届二中全会,高层所暴露的分歧,也部分反映了这一矛盾。大跃进的失败特别是大饥馑的灾难,使基层干群滋生不满。历次运动的受害者和整人者、既得利益阶层和被边缘化阶层之间的矛盾,结怨积聚已深,后来成为许多单位派别对立的历史根源。搞特权腐败、骄奢霸道的大小“土皇帝”,与民众对立,干群矛盾已相当尖锐。四清运动和文革初期,又有当权者按以往运动套路整人以自保,制造了新的干群矛盾。由此不难理解,文革初期打倒当权派的燎原之火,为何得以迅速蔓延。 文革灾难得以泛滥,离不开专制传统和制度基础。秉承二千年顽固的皇权专制传统,不少党内高层以臣仆自居,有忠无诤,对文革的倒行逆施不敢反对甚至为虎作伥。亿万民众成了“三忠于四无限”的愚民,甘心充当文革炮灰。是文革发动者利用了官民众生的愚忠,而不是他被什么坏人利用。独立思考对文革持怀疑批判的少数,遭到无情的镇压和屠杀。党内长期形成的家长制,使违背党内多数意志的一项项文革决议、一桩桩重大冤假错案,仍然形式上通过了合法程序。高度集权毫无制约的一元化体制,加上个人对军队的高度控制,使文革意志得以在动乱中推行。文革令人发指的无数暴行,更有赖于长期无法无天的政治运动、“阶级敌人”的人权毫无保证的法治状况,和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的制度基础。列宁《国家与革命》一书,文革中被推荐为学习重点。其中就坦然宣称:专政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暴力。”文革中的确不乏坏人作乱,但首先必须反思,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让坏人得以掌权还可以任意为非作歹。文革结束不久,邓小平对文革发生的制度基础,有过深刻的思考和论述:“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正是历经文革磨难后的深刻反思,邓氏才会发出上述高屋建瓴之论。遗憾的是如此振聋发聩的警世之言,当时就有人说不要再讲,而后直至今天,更是被束之高阁无人再提。 文革不是发生在一夜之间。文革尘埃甫定,有人说文革是灾难空前。谭震林老闻言大怒,历数苏区肃反延安审干之事,证明党内残酷斗争源远流长,文革绝非空前。文革的思想文化批判,不过是批胡适抓胡风、评《红楼》批《武训传》、思想改造拔白旗的延续,更远还可追溯到整肃丁玲王实味。文革的打倒一切,之前就有肃反、反右派、反右倾、四清运动的多次预演。文革整“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也是“四清”即已确定的运动重点。文革中达到狂热的个人崇拜,在神州大地更是早已轰轰烈烈。且始作俑者居然皆为文革主要打倒对象,其中某公大难临头之时,还不忘自己对山呼“万岁”的首创权。文革中一度泛滥的血统论,也出自文革前早已存在、打着阶级路线旗号的严重身份歧视。文革中对“阶级敌人”的种种暴行,文革前早已普遍存在并得到鼓励。文革前阶级斗争天天讲的灌输和实践,造就了文革中斗黑帮、打黑五类的血腥和疯狂。也使得昔日的同学同事、甚至亲人间文革中相互为敌,为了谁代表革命路线、谁拥护领袖而自相残杀。如果不是井冈山时期就发生过打AB团之类的血腥事件,如果不是延安时期就制造了大批“内奸”冤案,如果没有类似胡风集团的奇冤,如果执政后不曾从中央到地方仍不断揪出一个又一个“反党集团”,人们怎么会相信:那么多不畏白色恐怖投奔革命的知识分子、出生入死功勋卓著的职业革命家,在文革中统统成了应该打翻在地的黑帮?如果没有文革前对知识分子一次又一次的批判、丑化、清洗,有着悠久尊师传统的国度,文革中怎么会到处发生学生毒打老师的暴行?如果不是文革前刻意渲染仇恨颂扬暴力,又怎么能想象联动的十几岁花季少女,文革中会成为嗜血的法西斯冲锋队?如果不是文革前长期盲目颂扬历代农民造反,文革群众运动怎么会效仿太平天国、义和团的愚昧暴行?如果不是文革前历次政治运动无视法律践踏人权,就在首善之区北京,文革中对扫地出门、草菅人命、乱打乱杀的惨剧,怎么会竟然听之任之无人制止过问? 历史的逻辑是无情的,漠视者难免付出惨痛的代价。以为政治迫害并非社会机体系统沉疴,不过是领导人一时犯错,少数坏人作恶,有人不小心倒霉,而自己可以侥幸置身局外甚至幸而分得一杯羹,历史的悲剧就会不断重复上演。当1957年的周扬和老舍在批判右派时,绝不会想到9年后自己会遭遇更惨烈的暴行;当1958年亿万人民热火朝天投入大跃进时,他们也难以预料不久就将遍地饥荒道有饿殍;当1964年特大型红歌《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上演时,台上台下兴高采烈的人们,更不会想到两年后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将和台上扮演的地主恶霸一样遭到批斗;当中学语文老师在课堂上颂扬《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的革命行动,灌输“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的格言时,又怎能想到当年地主戴的高帽子,很快就要被无情地戴到自己头上;当文革之初红后代们以为接班时机已到,忠心耿耿地要做伟大领袖的红色卫兵,对“黑七类”疯狂施虐时,更想不到他们的英雄老子很快被一批批打倒,自己不久也被投入大牢;而文革初期被工作组打成反动学生、后又被周恩来宣布平反的蒯大富们,当他们从此义无反顾地要追随伟大领袖,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时,更是做梦也想不到,几年后会作为文革替罪羊沦为阶下囚。历史的悲剧不只眷顾芸芸众生,当1967年的国家元首悲愤地手持宪法,申张自身权利时,不知他有没有醒悟:延安整风自己向党的领袖山呼万岁时,已经为文革种下了苦果;不知他有没有想到,当数百万因言获罪成为右派的民族精英,不经审判即被流放关押时,有没有人申张他们的宪法权利;不知他有没有料到,当他在庐山卖力批判彭德怀时,甚至当他举手同意整肃“彭罗陆杨”时,已经注定自己同样悲惨的下场;不知他有没有反省,就在“四清”中甚至就在一年前,他派出的工作组,在农村、工厂和高校,又迫害了多少无辜群众,其中也包括后来成了文革罪人的蒯大富们;甚至我们还可以揣测:此时他或许羡慕和向往,有媒体或者街头可以就文革开展辩论,有议会或者法院可以申张正义,有选举或公决可以听从民意,决定胜负…… 洞察“月晕而风,础润而雨”的苏洵,在《管仲论》里又说道:“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文革之祸早有由兆。文革和此前一场场政治运动,高举的是同一面蔑视人权和生命、鼓吹阶级斗争和专政的思想旗帜;依赖的是同一块个人专断、践踏法治的制度土壤;运用的是同一套群众运动残酷斗争的手段;文革依靠的主要打手,也还是延安整人的康生、反右的棍子姚文元、鼓吹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张春桥、反修论战的先锋王力等等。文革前的一场场政治运动,早已铺就了通往文革之路。 对社会灾难起因的反思和认定,可以照见时代的智慧和良心。文革后陆定一、周扬等大彻大悟反躬自问,闪耀着老一辈的良知和真诚。而遇危机则归咎“外部敌对势力”搞和平演变,有动乱即声称系不明真相群众受别有用心之人欺骗,惟独不肯面对现实检讨自身,正是缺乏自信、良知泯灭的表现。讳言文革真实原因的代价,不仅是执政者政治诚信资源的丧失,更危险的是始终讳疾忌医,则沉疴再发势所难免。错判病因固然会导致庸医杀人,不查明安全事故的真实原因,要防止事故再次发生,正如西谚所云,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对重大政治“事故”的真实原因采取鸵鸟态度,必将付出巨大的历史代价。清末迭遭外侮危机深重,昧于政治革新的专制维护者,认定只是船不坚炮不利,应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指望办洋务拯救帝国,结果却加速王朝覆灭。六十年代初明明是旗帜三面、饿殍千万,却对外谎称是“三年自然灾害”,对内刘少奇的报告归咎地方的“分散主义”;迷信“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伟大领袖,则一如既往地认定是阶级敌人破坏、民主革命不彻底,由此发起文革的前奏“四清”。苏共二十大揭露了集体化和肃反的灾难,但仅仅把原因归咎于斯大林个人,并没有吸取教训启动政治经济制度的改革,最终积重难返,苏联顷刻瓦解。耐人寻味的是,当年执笔《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将苏联历史灾难归咎于斯大林个人错误的,正是后来主持起草决议,把文革原因又说成是领袖犯错、坏人利用的胡乔木。《再论》写道:“对于斯大林的这些严重错误应该怎样解释呢?这些错误同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怎样的呢?”触及要害的深刻提问,却给出了今天看来令人哭笑不得的答案:“他(指斯大林)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群众和集体”,“决定的因素是人们的思想状况。斯大林后期被一连串的胜利和歌颂冲昏了头脑。”当年的八届二中全会公报则断言:“斯大林的错误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历经四分之一世纪的风风雨雨,所谓“第一支笔”的僵化思维,居然没有半点长进。竭力撇清苏联大清洗、中国文革与政治制度的内在关系,良苦用心可谓一以贯之。如果说当年我们无缘读到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对百年国际共运史的血雨腥风也不甚了了,更没有经历过文革劫难,相信了“第一支笔”的自欺欺人之言,那么今天我们已然明白:无论在苏联还是中国,领导人的错误总要酿成巨大灾难。无论在阿尔巴尼亚还是朝鲜,所谓坏人总会出现在领导核心,不断产生又被反复清洗。文革要说有所贡献,或许就是政治神坛之上,过去庄严的偶像被从此击碎。目睹了写入党章的接班人仓皇出逃,觊觎接班人的薄氏野心家道貌岸然却五毒俱全,比戏剧还精彩的官场丑闻、前赴后继的贪腐政客,难道我们还会天真地相信,庙堂之上尽皆天使和救星,还会轻率地把国家兴衰、百姓命运,仍寄托在领导人不会犯错、不出坏人的天方夜谭上吗?所谓领袖犯错和出现坏人,不过是专制制度人格化的载体和表现。薄熙来罪行的暴露虽系偶然,但却又一次雄辩地证明:现有的政治制度,既不能阻挡劣迹斑斑者登上高位,也不能防止位高权重者胡作非为。为防止灾难卷土重来,唯一靠得住的是,让公仆们的任免去留由民主决定,把公共权力关进宪政制度的笼子。万一领导人又“冲昏了头脑”,则尽快把他赶下台,而不是继续高呼永远健康万寿无疆。 汶川之难,总理曾引“多难兴邦”的典故与国人共勉。然揆诸史实,无论是春秋之际灾难频仍的楚国,还是李鸿章在遗折中以多难兴邦为之打气的清王朝,并未因多难而中兴。日寇侵华之难,虽有人当成机遇作无耻感谢,但中华绝非因此而兴邦。观诸现实,频繁发生的矿难、水灾,也未使预防工作自然得到切实改进。要实现恩格斯所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必须深刻反思、认真总结灾难的教训,其前提又是必须真诚面对灾难的史实和原因。反之,如果以“宜粗不宜细”搪塞敷衍,借口“团结一致向前看”,推卸弄清真相、总结教训的历史责任,则侈言“多难兴邦”,只能是欺人之谈。遵义会议因军情紧迫,对军事之外的其它错误并未清算。但到了1941年,面对抗日、国共合作、共产国际等错综复杂的关系,再回避历史上的错误及原因,就不可能明确和统一今后的路线方针。从确立领导权和夺取政权的角度,延安整风前期对历史问题的回顾和清算不可或缺。在反思历史教训方面,十一届三中全会亦厥功至伟,中国社会由此获得三十年巨大进步。但囿于当时人们的认识局限、稳定局面、经济建设的迫切,以及历次党内斗争老一代恩怨的盘根错节,并没有对文革及之前的错误,进行系统深刻的检讨和反省。今天当我们又为不断积累的新旧矛盾所困扰,为下一步的改革方向寻找路标时,必须补上反思文革、全面总结历史教训这一课。让文革真相大白天下,重拾社会信任;反思文革病因,明确改革方向;检讨文革的制度积弊,制定改革措施;清除文革的思想余毒,求得改革共识。这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是当代人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告别文革,推动改革再次出发;才能告慰千万文革受难者的冤魂;才能坦然面对尊重历史的文明世界;对于终究要拷问历史真相的子孙后代,也才能真正做到问心无愧。我们多灾多难的祖国,在新世纪的十字路口才不致迷失方向、蹉跎徘徊,更不致复辟倒退。我们的后代再说到“多难兴邦”时,庶几可将我们今天的努力,作为光荣而不是梦想,记录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
以 史 为 鉴
人们唯一的历史教训就是忘记历史教训 ——罗 素
知我罪我,其惟《春秋》。本乃“仲尼厄而作《春秋》”的夫子自叹。二千年后记者会上再闻总理此言,听到的却是功罪自有历史评说的无奈和坦然。面对黯淡的现实,人们往往寄期望于历史。起义失败的青年卡斯特罗,在法庭上陈辞慷慨:历史将宣判我无罪!面对枪口的匈牙利改革领袖纳吉大义凛然:历史将宣判杀害我的刽子手!北师大附中校长卞仲耘文革中被活活打死。卞的先生王晶垚,抗议校方至今仍对暴行责任者宋某荣誉有加,出语悲愤:不能诉诸法律,那就诉诸历史。文革中被批斗的国家主席也自我宽慰:好在历史是由人民来写的。不知他有没有料到,后来党的中央全会决议里,却编造了诬其为叛徒内奸工贼的历史。在这类决议里,史实如同去年国博北门的孔丘塑像,可以随意搬来搬去,历史不过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此言虽出自胡适,却并非主张“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适之先生本意,恰恰印证了历史常被涂抹的悲哀)。难怪美国记者斯特朗在《斯大林时代》一书中断言:历史是由胜利者写的。因此历史是否值得信赖,取决于书写历史的人们、记述历史的时代,是否值得信赖。持笔丹青者,是“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还是小说《一九八四》里所刻画的,温斯顿等专司在真理部篡改编造历史的角色。而借助历史的记录,反过来对记述历史的学者和团体、国家与时代,也可以有更深入的观察和评价。人们从“以史为鉴”、“察古知今”得到的收获,不仅仅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比如回顾明清以降中朝关系,谨防重蹈昔日陷阱;检讨恶性通货膨胀,如何助推德国纳粹上台;剖析历代变法得失,以资今日改革方略之借鉴;从史事和现实的对照中总结经验教训,窥见兴废得失。还在于能从对历史的态度,照见当下时代的面貌和精神。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史论史识,笔走春秋,无不折射出当代述史者的观念、立场和道德水准。罔顾史实歪曲造假者,当下必无诚信可言;褒贬古人溢美增恶,今日之事亦难言公正;对历史疮疤和谜团粉饰掩盖,现实政务的透明公开更不可期待;不尊重历史,就不可能尊重今天和未来。 对待历史最狂妄无耻的当数秦始皇,焚毁载史之书,坑杀记史之人。此前历史一笔抹杀,从他开始才算数,自称始皇帝。与禁写编年史、违者问斩的沙皇伊凡堪为伯仲。与其对历史的态度相匹配,秦政的暴戾苛虐亦为二千年之最,邻邦皆视为虎狼之国。以吏为师、“纳粟千石,拜爵一级”的卖官鬻爵,中国不少坏制度坏传统,也是秦代的发明。二千年秦以恶名载史,直到古人今人一概打倒,既扫四旧又斗黑帮的文革年代,才有了“百年皆行秦政法”、“马克思加秦始皇”的知音同道。而历代凡重视历史,将修史视为国之大事的,也大抵在所谓太平盛世。对待历史的态度,或可作为有无盛世之象的判据。判断国家亦如此。那个六十年前始则率尔冒险、后又求救于中国的邻邦,对中国当年的重大牺牲和救命之恩,在今天的官修史书中居然几近空白。与对历史的无赖相吻合的,正是其现实的黑暗和荒诞。上世纪中叶的中国,鼓吹对历史“鄙视过去,迷信未来”、“踏倒三坟五典”,对应的现实,正是政治残酷内斗、经济狂热蛮干、文化专制盛行。昨天的历史、当下的新闻,统统被政治绑架。李自成、洪秀全、义和团成了“高大全”;苏区肃反、延安抢救的血腥被轻轻抹去;《毛选》注释谎称西路军溃败罪在张国焘分裂;至于韩战系美帝挑起,饥荒乃天灾所致,万斤亩产的卫星、子虚乌有的冤案,乃至伪造新闻照片,陈毅之头被换邓小平、王海容掉包冀朝铸,处处充斥历史与现实交织的谎言。 改革开放以来,不少尘封的史实得以重见天日,若干被歪曲的历史得到较客观的叙述,对历史人物有了多维视角和公正评价。历史学尤其是近现代史研究的新气象,虽贡献主要来自民间,亦足以彰显社会意识和政治文明的长足进步。但为了政治需要,掩饰歪曲历史的文革遗毒并未肃清。过去对历史的造假,也没有得到正式的全面的反省和纠正,仍在误导和欺骗今人。清华一例:投笔从戎,献身冀中抗日,却被冤杀的清华学长熊大缜,校园里新立的英烈碑述其生平,镌刻的仍是匪夷所思的“因公殉职”。对反右、大饥荒、文革等历史创伤,官方话语更是讳莫如深。对最值得总结教训的文革当代史,不但未能恪守真诚面对、忠于史实、客观公正的基本史德和精神文明,还刻意抹去文革的集体记忆,以致对文革历史的歪曲和和谎言,随处可见。与之形成极大反差的,是世界各国对待类似文革灾难历史的真诚:在西欧,当代德国人以尊重历史赢得世界尊敬。离柏林墙遗址不远,街头公园陈列着纳粹批斗政治犯、冲锋队狂热集会的图片。倘忽视人群面孔,酷似中国文革场面。在慕尼黑市郊,囚禁过犹太人和不同政见者的达豪集中营,笔者目睹一批又一批的中学生,在老师带领下悼念受害者,反思民族历史上丑陋的一页。在柏林市中心,相当于北京天安门广场一带,本世纪初又建造了“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群,规模十分可观,镌刻着众多犹太受难者的姓名。英国官方于1998年,对26年前镇压北爱尔兰游行的真相,进行了调查、公布和道歉。连罗马教廷也宣布,纠正自己600年前对伽利略的审判。在东欧,俄罗斯在斯大林肃反的屠杀地、莫斯科布托沃射击场设立了大清洗纪念地。在喀琅施塔得,为被镇压的兵变死难者竖立了纪念碑。10月30日被定为俄罗斯政治迫害遇难者纪念日,纪念集会上一一公布大清洗死难者的姓名,大屠杀的历史记忆被再次唤起。出席集会的总统普京告诫:为了记住这段不幸的历史,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乌克兰把11月22日定为“饥荒纪念日”,纪念斯大林时代饿死的同胞。在北美,美国人对历史上的扒粪时代、三十年代大萧条、麦卡锡主义政治迫害、种族歧视等历史疮疤,记述唯恐不够详尽。对歧视华工和日侨的历史,也公开承认并官方道歉。在非洲,南非有纪念索维托惨案的博物馆。在亚洲,蒙古有“政治迫害牺牲者纪念馆”。韩国有“真相与调查委员会”,调查并公开韩战期间政府对左翼人士的迫害。在中国的台北,也有马场町和景美人权文化公园,纪念包括中共人士在内的白色恐怖受难者,称他们为“追求社会正义的热血志士”。白色恐怖的罪魁祸首虽非国民党莫属,时任台北市长的国民党人马英九,却并未忌讳为公园命名并对死难者悼念。在台北“二•二八” 纪念公园,“警示国人引为殷鉴”的勒石镌文,发人深省。环顾全球,大陆对待文革历史态度之特色,实在令国人蒙羞! 文明各国,对包括灾难在内的重大历史事件,无不建设纪念场馆,开展纪念活动。惟独中国文革,巴金老人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已过去三十年,除汕头和大邑二处难副其实的民间展览外,官方的态度仍然是冷漠和禁绝。温总理出访之际,去奥斯维辛悼念异国的政治死难者,诚为文明国度官员应有之风范。然国人岂不因此而困惑:偌大中华,何时又能辟一隅之地,也可供国人悼念文革受难同胞?民间的“文革受难者网上纪念园”,开了两年竟被封杀。倒是很有美化文革之嫌的“五七干校纪念馆”、“知识青年博物馆”,在若干地区堂皇开张。粉饰苦难岁月和荒谬政策的电视剧《知青》,同样可以高调上演。在文革的发源地北京,无论是贴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燕园,还是红卫兵发源地清华附中,毁于薄熙来们红色恐怖的清华二校门,以及本乃斯文之地,老舍等文人却在此遭毒打的国子监,打死校长的师大附中,批斗国家主席的中南海,今天一概看不到当年文革的任何历史踪影。中宣部明令规定,对文革出版物要“严格审查”。文革档案不开放,文革研究仍属禁区。《东方》杂志纪念文革三十年的1996年5月刊,被勒令销毁。2006年文革发动四十周年,众多媒体准备的纪念文字被禁止。荧屏之上、官方出版物中,八十年代后文革题材的作品已十分稀见。眼下名目众多的周年纪念频繁上演,唯独对于文革没有任何纪念。本世纪以来,建党纪念活动领导人讲话,也不再提起文革。在纳税人供养的众多大学和研究机构,文革研究事实上成为禁区。在学校的历史教科书里,文革的巨大灾难被轻轻简略带过。美化文革的鼓噪,反倒颇能迷惑对文革无知的一代年轻人。去岁刚开馆的国博,举办《复兴之路》的党史展览。与建党初期翔实史料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十年浩劫竟被简化为三张庆典照片。颇有上了年纪的观众驻足照片之下,摇头长叹。总之,不纪念、不研究、不教育、不讨论、官方失语、集体遗忘,显然已被确定为对待文革历史的既定方针。对晚近的一段国家历史,如此刻意回避,不但鲜见于今日文明诸国,就是在中国几千年的王朝历史上,也绝无仅有。“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西方”之说,在积贫积弱的岁月或无可奈何。但“文革在中国,文革学在境外”的现象竟发生在今天,只能是大陆史学界和政治学界的耻辱。“欲灭其国,先去其史”。文革历史如此被漠视和遗弃,不但暴露了当下的虚伪失信和逃避责任,更预示着今后重蹈覆辙的巨大历史风险。 近年名为《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官修党史问世,自然无法再回避文革。但其中第二卷的文革叙述,同样使人深感困惑和遗憾。撰写建国后不满三十年的党史,历经十六寒暑、四任研究室主任,恰可与司马氏孤笔撰《史记》的光阴比肩。落笔时的纠结、杀青之际的难产,亦可以想见。其中对文革的持论,自不会偏离有关历史问题的正式决议。文革依然被庸俗化为领袖犯错误、又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故事。淡化了阶级斗争为纲、全面专政的文革意识形态根源,忽略了独断专行、破坏法制的文革制度土壤,回避了引发文革的深刻社会矛盾,模糊了文革前极左路线和历次政治运动必然导致文革的历史进程。对文革的记述,还绝非无心地忽略、淡化了若干重要的经纬脉络。兹试列如下: (1)忽略了相当一部分文革被迫害对象,在文革不同阶段也认可、参与甚至主导了迫害他人。整肃彭罗陆杨,绝非仅毛林所为;刘邓派出的工作组和各级当权者,主导了文革抓黑帮、斗群众、斗干部的第一波浪潮;将“黑五类”扫地出门、遣送出京是官方的有组织行为,后来被打倒的老帅亦曾为“破四旧”喝彩;口口声声文革受迫害的干部子弟红卫兵,不但隐匿当年恶行,还无耻地自我标榜最早觉醒,其实是文革前期红色暴行的主力军;文革初期被整的干部,文革后期一旦再度掌权,仍以文革的理念、文革的手段斗人整人。甚至到了文革之后,若干文革曾被迫害的老干部,又以文革手法,整肃曾经努力解放他们的胡耀邦。 (2)突出文革中各级官员、文化精英所遭迫害,淡化无数普通百姓所受苦难,更刻意回避对传统“阶级敌人”以及其它干部群众的大规模迫害。对文革初期响应号召参与运动的群众,在后期清队、抓5•16、“一打三反”中,被大规模报复迫害的史实,语焉不详;尤其是许多对文革、对林彪、四人帮、对发动文革领导人怀疑反对者惨遭迫害,对其全面真相和指使者,亦三缄其口。对“黑五类”遭灭门屠杀、中外历史罕见的道县、横县、大兴等地的惨案,更只字不提。 (3)最先冲破文革暗夜的,是一批民间的文革批判者。他们开启了思想解放之先河,其思想和勇气均堪为民族之前驱和骄傲,足以让追随文革的衮衮诸公蒙羞。但文革历史的这一面,他们的代表人物如“乾坤特重我头轻”的遇罗克以及林昭、杨小凯、“李一哲”等,其应有的历史地位被一笔抹杀。 (4)由文革前的阶级路线发展到文革中的血统论,折射出当时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对立。文革中群众派别的形成(如清华附中文革初期的学生派别)、重大事件和惨案的发生,许多与之关系密切。由血统论折射出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不但在分析文革时不容忽视,而且在文革后直至今天,仍然深刻影响甚至左右着中国的政治格局。该书对文革中血统论的喧嚣一时,其代表人物和严重危害,却只字不提。 (5)登峰造极的个人崇拜,是铸成执政党大错的重要原因,也是推动文革狂热的重要工具。对此民族精神沦丧的一页,作为党史亦毫无记载和批判。难怪个人崇拜的封建余毒,今天又在沉渣泛起。鼓吹个人崇拜的红歌,前一阵又唱响大江南北。 (6)无论是文革前的“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还是文革中对稳定乱局起过重要作用的“三支两军”,军队在文革政治中的作用都举足轻重。文革时期实行的也是典型的先军政治、先军经济。但该书对先军体制,对军队介入政局、管制社会产生的问题和教训,对军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长远影响,却只是一笔带过,缺乏认真的检讨。 (7)作为今日成书的当代史,对文革时期的经济,不应仍只是从计划经济的视角加以叙述。文革造成的经济损失、“深挖洞”方针的荒唐和代价,固不容忽略。文革时期低下的经济效率、掠夺百姓福利的国民收入分配以及畸形的经济结构,也都应该在市场经济的视野下,予以记录和纵横向的比较。 (8)内政外交,本为一体。建国初期迷恋于虚幻意识形态的内政,决定了始则结盟苏联继则反目成仇的外交。其对国家战略利益的损害,今日颇可检讨。文革的内乱必然影响外交,但该书对包括输出革命在内的外交和文革的关系及后果,亦语焉不详。尤其是中苏关系,从“说了许多没有用的话”的意识形态论战,到文革中冲突不断升级直至兵戎相见,不但浪费庞大国力投入备战,甚至一度使国家濒临核打击灾难的边缘。对此重大战略失误,更不可缺少深刻的检讨和反省。 该书辑录史事的缺失,使得对文革若干重大事件,至今仍难窥全貌,真相模糊。文革中党内高层复杂关系之变迁,伴随和左右了文革的进程和结局,该书对此不着一墨。对林彪的整肃缘何而起?侮辱全国人民智商的设“国家主席”说,至今并未正式否定,“九一三事件”仍属文革重大之谜。云南沙甸等地的武装镇压事件、溺亡二十余万人的河南板桥水库溃决,该书对此类重大事件的发生和处置、责任和教训,皆若无其事,缺乏起码的交代。对文革中以世界革命领袖自居,输出革命酿成的巨大灾难,也只字不提。自孙文以俄为师、实行党国体制以来,党史国史难分,该书应该也代表对文革历史的国史表述。据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即将付梓,其对文革的叙述,与党史是否轩轾难分,不妨拭目以待。 虽然系统的文革史研究,或许可以留待更具历史感的后人,但今天任何涉及文革的历史记述,都不可不遵循陈寅恪先生“从史实中求史识”、谭其骧先生“求是先求真”的教诲。对重大事件的基本史实,不应有任何的省略、含糊和删节。八十年代初囿于当时政治环境形成的历史问题决议,对文革的论述有所简略或情有可原。但当年对所谓文革敏感问题,尚没有现今如此多的禁忌;对文革罪行的揭露,比眼下也更为真实和大胆;对文革的反思,比今天还要真诚和深刻;那时更难以想象,有人胆敢像今天这样,居然公开为文革招魂摇旗呐喊。文革在当时和今天的境遇反差,足以提醒我们:对文革的记忆和揭露、反思和批判,三十年来不但没有前进和深化,反而倒退甚远。而淡忘文革记忆、回避乃至歪曲文革历史真相的倒退之举,正被美化文革、鼓吹文革卷土重来者所利用。他们利用年轻人对文革历史的无知、对今日社会弊病的不满,继承文革道统,挑战改革开放,妄图实现他们没有文革的文革式乌有之乡。 历史专业在当代中国虽渐遭冷落,地位远不及欧美。但饮水思源、慎终追远,仍不失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特点。对辛亥、长征、抗日、内战、改革开放乃至自然灾害,不断举行各种纪念。修族谱、建祠堂、公祭帝王先贤,亦蔚为时尚。但惟独当代历史中的政治灾难,尤其是十年文革浩劫,不但被划为研究和纪念的禁区,还刻意抹去相关的集体记忆。官方对此虽无正面的坦白和解释,但事实却有目共睹,毋庸置疑。刻意淡忘文革的原因或许很多:还原文革历史真相,势必揭穿“为尊者讳”的欺骗,不利其追随者再拉大旗作虎皮;此前的文革政治结论,经不起历史研究的推敲检验,重新评价不但会引发争论,而且将影响既有的政治格局,胡乔木当年曾阻碍真理标准讨论,理由就是声称讨论会导致党分裂;文革中也曾神气过的阿Q们,如今有的春风得意甚至盘踞高位,忌讳再揭头上的疮疤;最要害的则是,反思文革必然引发对文革思想和制度根源的怀疑和批判;揭露文革黑暗有损执政党的形象和威信,动摇执政合法性。当年国民党元老阻挠蒋经国“解严”,吓唬小蒋的就是所谓“动摇邦本”。但谎言终究不能持久,卡廷惨案事隔七十年,真相还是终于曝光。隐瞒也树立不了威信,一旦骗局被揭穿,谎言制造者的信誉和统治基础随即崩溃。大清洗真相被揭露后,法捷耶夫自杀象征一代政治精英的信仰毁灭,而东欧则爆发此起彼伏的反抗。林彪一旦出逃,既有虔诚信徒因此精神错乱,更有曾经无比狂热的文革一代年轻人,因发觉上当受骗而觉醒,终于以四•五运动为代表,发起了对文革和当局的公开挑战。现实的政治失信,与掩盖历史真相的自私短视,总是如影随形互为表里。不能真诚反思历史,遑论坦率面对现实;对他人历史之过尚且粉饰掩盖,对自身今日之误更难承认改正。当诚信成为社会稀缺资源,公信力缺乏每被质疑甚至反读,应当深刻反思治本之道的,首先应在庙堂之上。今天的新闻就是昨天的历史。非典初期对疫情的隐瞒,不应只认为是少数官员的品德瑕疵,而是当事人在隐瞒事故、蒙骗公众的潜规则中浸淫已久,相沿成习作出的习惯应对。当假球假唱假药假数字泛滥成灾,当上市公司包装、官员学历注水成为普遍现象,当孩子们也学会了在虚矫中写作和发言,连歪曲二战历史的某邻国也反唇相讥:自己的历史随意涂抹翻云覆雨,有何资格对别人说三道四?一个政党、一个国家,如果连自身的历史都能作伪,还有何不可造假?公信力作为最重要的公共资源,一旦丧失再图恢复谈何容易。徙木立信固属历史笑谈,指望政令说教和口号可以重建诚信,亦无异于缘木求鱼。某人大代表提议建百姓道德档案,或系肉食者的弱智。兰州某校要给学生发“诚信证”,山西某地纪念关公以彰诚信,更显荒唐。特权车违章横行随处可见的国度,难言良好的交通秩序,遑论健康的社会管理。沈阳商铺闻官府检查统统关门,官商学界精英用脚投票纷纷移民,已充分证明政治不透明、公信力丧失,必然付出高昂的社会成本,并由此导致深刻的社会危机。君子之德风,重建社会诚信只有从执政者的表率做起。最容易起步而又可取信于民的,不妨自揭示历史的真实面目始,自彻底公开反右、大跃进、文革的历史真相始。德国统一后,对是否公开前东德秘密警察史塔西档案,也有过担心和争论,但最终公开的结果,恰恰是恢复了社会信任民族和解。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政治革新,平反冤假错案是重要标志之一。其伟大历史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宣布本来无罪者的清白,而是执政党历史上首次勇敢面对历史真相,承认和改正自身错误。此举高度凝聚了人心,重塑了执政党的形象,极大地提高了党和政府的威信。为此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社会信任基础。 在一个缺乏普遍宗教信仰的国度,饮水思源慎终追远,对祖先和历史的敬畏,既是维系民族精神的纽带,又是承载社会政治价值的经世资源。中华文明之所以绵延千年,历经祸乱却不曾湮灭,离不开对自身历史的敬畏和传承。国博陈列的西周大盂鼎,先人们在十分原始的资源和技术条件下,郑重地将291字的铭文铸于鼎上,记述史事于国之重器,足见其对历史的敬畏和虔诚。而在国博邻近大厅同时展出的《复兴之路》,以三张照片敷衍文革十年,传递出的是主办者侮史欺世的愚蠢和轻慢。刘少奇1962年夏忧心忡忡地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透露出对历史的敬畏所被唤醒的良知。而不惧史笔之诛的文革发动者,埋怨西湖一带古墓让其“处处与鬼为邻”,破坏了勾留山水风月的心情。胡大秘书随即唱和:“土偶欺山,妖骸祸水”。一句顶一万句的结果,是西湖边的秋瑾墓和抗战纪念碑,在1964年底被大无畏地掘毁。其蔑视传统、割断历史的狂妄暴露无遗。文革红卫兵砸瞿秋白碑、毁孔庙、掘抗战英烈墓,始作俑者实为此主仆二人。对自身的历史和先人疯狂糟蹋破坏,在文革中达到顶峰,为古今中外所罕见,乃中华民族之奇耻大辱。然而蔑视历史的文革遗毒,今天并未得到认真清算。对历史无所畏惧的另一端表现,是路易十五式的蔑视未来,哪怕洪水滔天。以发展是硬道理的名义,追求短期政绩和私利,透支资源、环境和市场,吃祖宗饭造子孙孽,已成地方施政方针的主流。对真古迹的漠视破坏、对假遗址的争夺炒作、对历史无知加庸俗的戏说,皆为历史伦理堕落的明证。最近更有人声称:上世纪60年代初饥荒死人系子虚乌有,且出此妄言的林某并非一介无知青年,而是毕业于名牌大学历史系、人民日报西北某省的负责人。此例令人扼腕之处,并非个别人的无知,而是由此可见历史教育和喉舌部门的堕落。可以一并立此存照的还有: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近年出版,其中将若干领导人自然病逝皆列为国之大事,而对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则视为细枝末节未置一词。最近又有人在报纸撰文,颠倒黑白地声称:“在所有的红卫兵派别中,‘老兵派’是相对来说是最‘理智’,破坏性也是最小的”。以此类推,若干年后,倘又有某喉舌放言文革苦难均系子虚乌有,可能再也不至引发惊讶。对钓鱼岛等领土争端,文革发动者本负有历史责任,但在最近反日游行中,却大量出现对其怀念的口号照片。说明对历史真相的刻意隐瞒和抹杀,造成一代人对当代历史的无知,其严重后果已开始显现,并将影响深远。而对历史的无知,加上现实困境和外部争端,正是孳生集权专制和法西斯主义的温床。 文革前“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的格言,《千万不要忘记》的电影,都把回忆过去作为思想灌输的工具。文革首批罹难者邓拓,也写过《专治健忘症》一文,揭露貌似健忘、实则无视历史教训者的丑态。为了昭示后人不忘历史苦难,钱理群先生呼吁《拒绝遗忘》,俄罗斯的莉季娅著书《捍卫记忆》。但要让饕餮民脂者记住大饥荒,让钟情红歌者不忘文革苦难,不啻是指望可以唤醒装睡者,让死人埋葬自己的尸体。历史无关记忆,历史不会被遗忘只会被遗弃。面对历史,需要的不是记忆力,而是诚实、良知和勇气。揭示文革历史真相、记取文革历史教训,首要的并非史料的钩沉和学术的辨正,而是观念的改变和思想的反省,其前提是意识形态的批判和政治的革新。而政治革新的成效,正可以从如何对待文革历史得到验证。当天安门广场上终于有了一座文革纪念馆;当国家终于沉痛集会悼念文革死难者;当文革信史可以出版、文革纪念碑得以矗立;只有那时,我们才没有辜负先烈林昭的嘱托:“相信历史总会有一天人们会说到今天的苦难,希望你把今天的苦难告诉给未来的人们!”而中国的历史,才可以说终于又翻开新的光明的一页。
殷 鉴 不 远
不经审视的过去,不被承认的过去,将具有强 大力量回到现在,继续如鬼魂般纠缠我们。 ——图图主教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周人在《诗经•大雅•荡》里,感慨殷商应以夏桀为历史教训。夏虽迄今尚无信史,但殷商与夏相去何止百年,总结历史教训的古人却不以为远。那么当代的“殷鉴”,三四十年前的文革教训又有多远?以下两则消息给出了完全相反的答案。一则是著名导演张某,擅于策划盛大庆典和各种“印象”,也许是觉得影响了创作的美好心情,他对今天还有人念兹在兹回忆文革苦难,颇不耐烦地训斥道:文革过去多少年了,还要沉重多久?在张大导演的心目中,文革显然已经十分遥远。另一则消息来自江苏泗洪,去年该地政府把上访者集中起来办“学习班”,以阻止其再次上访。经历过文革的人们都知道,学习班乃文革中限制人身自由,用洗脑、威胁、批斗强行“统一思想”的手段。当时可是有最高指示为其背书:“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这则消息让我们又觉得,文革闹剧仿佛近在咫尺重现眼前。出此高招的泗洪领导倘生逢其时,文革时少不了成为“活学活用”的模范。学习班在泗洪卷土重来提醒我们:虽然文革已过去多年;虽然对文革记忆的刻意淡忘,使得今天的年轻人对文革的陌生,甚于文革前更久远的年代;虽然文革的血腥动乱,离今天的繁荣太平,也相去甚远;但今日社会的种种乱象,折射出某些官员的观念和行为,离文革其实并不遥远。办学习班、唱红歌与文革的关联,也许不难引起人们的警觉,因为其演出套路,与文革过于“形似”。而与文革未必“形似”、却十分“神似”的事情,其实每天都发生在我们身边。至于当年也有“狗崽子”辛酸经历的大导演表示不耐烦,也不可仅仅视为艺人的轻浮。它毋宁是在警告:文革这段沉重的历史教训,本应作为国家记忆被格外珍视,却正被漫不经心甚至居心叵测地刻意抛弃。好了伤疤忘了疼的导演,代表了不少并不赞成文革、甚至是文革受难者的心态。所映衬出的,是一个今朝有酒今朝醉、浮华短视,对苦难的历史弃之如敝屣的时代。 文革的魅影,几十年挥之不去,并不奇怪。文革动乱的根源,一直没有得到彻底清算。文革蔑视人权,鼓吹阶级斗争和专政的思想旗帜,虽在许多国家陷亿万人于苦难,业经实践检验已在全球宣告失败,在中国却仍被高举。对人类政治文明先进成果,视为异端,坚持“五个不搞”。对茕茕孓立的意识形态盟友,却罔顾国家战略利益慷慨援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除了因枭雄已去、家长制难以为继外,和文革时期并无根本区别。“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文革式权力格局,并没有实质改变。一旦执政党又像文革时期犯下严重错误,仍然没有任何社会力量能予以制衡和纠正。党政不分、社会监督和自治缺失,治国之败笔屡见不鲜。有着浓厚皇权色彩、一把手专权和只对上司负责的干部制度,成为官场腐败的深层次根源。项南等锐意改革的官员中箭落马,八十年代“二十八天的未遂政变”,两任总书记非程序去职,已卸任领导人非法干政的事实,均充分证明:党内离谨守程序规则、尊重实行民主,还相去甚远。对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弊病,邓小平早有论述并倡言改革。但三十年过去,此项改革非但连停留在纸面上也没有做到,偶有高官口头述及也被视为异数。本该仅以防务和救灾为职责的国防力量,不经法定程序(正面的例子是艾森豪威尔动用空降101师维护最高法院裁决)作为处置内政维持统治的最后手段,文革发动者视之为统治基石,也是民主和法治随时可被践踏的重大隐患。对此早已被文明世界所唾弃的制度安排,在后文革时代,却继续主导执政理念并反复强调,而且不乏具体实践。此弊不除,民主法治、长治久安终将沦为空谈。 文革帷幕初落,老一代领导人痛定思痛倡导法治。后文革时代的法治状况,与文革时已有天壤之别。然而类似文革无法无天之事,并没有完全根除,有时还相当严重,每每成为社会的热点痛点。十一届三中全会庄严宣布要永远废止的专案组,仍变相存在。无视法制“从重从快”的运动式严打,记忆犹新。违宪的因言治罪和劳动教养,尽管民间抗议不断却岿然不动。刑讯逼供屡禁不绝、暴力拆迁中的地方政府有组织犯罪乃至重庆式的“打黑”,无不再现践踏法制的文革幽灵。宪法在文革时不能保护国家主席,今天仍然保护不了遭权力迫害的公民,形同虚设。从民间维权者到公安高官,为免遭迫害都不得不躲进外国使馆。守常先生遁入苏联使馆、革命党人厕身租界、副统帅被迫仓皇出逃、许家屯避祸新大陆,近百年的老故事还不断有新版上演,岂不令人扼腕!法制常遭破坏十分普遍,在特定时空还十分严重,就不再是少数人违法乱纪的偶然现象,而是政治制度法治环境的必然结果。如果坚持把宣称不受任何法律制约的“专政”,奉为治国之基本原则,将执政党的专门委员会,凌驾于无独立可言的司法之上,依法治国就永远是一句空话。 文革发难于思想文化领域,主要武器是“拿起笔做刀枪”的文革式大批判。作为文革最重要的政治遗产,大批判并没有随文革结束而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后文革时代的三十年,文革式大批判几度兴起,虽无疾而终却风声鹤唳。其令人胆寒的政治背景、俨然真理化身的霸道、蛮横粗暴的风格,与文革大批判皆在伯仲之间。从对“异化”理论探索的讨伐到清除精神污染,从批《乡恋》到禁《苦恋》,从批判市场经济到诋毁对外开放,从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到防止和平演变,一直到九十年代后的四份万言书,近年来批民主社会主义批普世价值,继承文革衣钵的批判从未懈怠。文革年代被奉为文艺指南的《讲话》,系七十年来整肃文艺异端的纲领文献,今岁又高调纪念,大秀政治姿态。文革时的社论,称之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明灯”,这次竟捧得更高叫得更响,奉之为“精神灯塔”。文革大批判未曾止步于批判的武器,武器的批判即人身迫害每每伴随升级。后文革的左派们虽有心无力,却也亦步亦趋。意见相左则破口大骂甚至饱以老拳;视为异端除了口诛笔伐,继之上演诉讼闹剧;连号称学术刊物的《历史研究》,也载文扬言要对颠覆正统史论者立法制裁。尤为甚者,文革的遗老遗少们,近年已不满足于对文革的暗中眷念,而是用文革的思维和语言,公然对抗否定文革的历史结论。他们并非仅仅是书生空议论,除了写文章作演讲办网站,还频繁集会、宣传造势,吹捧为他们所推崇、效仿的文革的政治模式。为其公开站台或暗送秋波的大小官员,亦大有人在。一时间山雨欲来,大有文革初期大批判开道、与政坛实际角力遥相呼应之势,几近一场复辟文革的预演。 文革对优秀思想文化传统的戕害,还表现为假大空的文革式语言泛滥,公共领域的语言文化严重退化堕落。相声《照相》所讽刺的文革色彩、丑陋文化现象,并没有随文革结束被抛弃,在官方媒体和文化教育领域,今天仍随处可见。所谓核心价值观不知所云,官员们习惯了空话套话假话,满足于自欺欺人的空洞说教;类似“五道杠”的孩子们从小学会了如何言不由衷;公费订阅的出版物大量生产文字垃圾,努力说些真话的民间媒体屡被整肃;久加诺夫所说的“主旋律”对意识形态的垄断,借助行政手段被强化。尽管大环境腐败不堪,却还号召百姓学雷锋无私奉献。自“五讲四美”始,类似文革“斗私批修”的道德口号,不断被隆重推出,却相继如烟云过眼,沦为笑柄。真善美的文明伦理,真本居首。但文革和之前的反右,对民族精神最深重的毒害,是全民说假话,是哈维尔所说的社会生活在虚假之中。文革时的中国,人们纷纷用言不由衷的口号,表示对革命和权力的拥戴。天安门事件发生,朝野军民纷纷声讨。半年之后四人帮垮台,同样的人、在同样的地方、以同样的方式一致拥护。林彪一伙总结道:“谁不说假话,谁就垮台。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口称相信自己不相信的东西”,仍然是今天人们在公开场合的政治姿态。一个社会最深重的危机,也许既非经济衰退和自然灾害,也不是内部动乱或外部争端,而是由文革遗传而来的上述社会精神病态。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留心当下的世态万象,不难发现竟有如此丰富的文革遗产,得到神形兼备的继承。以专项行动专项斗争之名,搞运动仍然是施政执法常态;为貌合神离的所谓意识形态盟友背书埋单,令看不明白战略的外交尴尬难堪;盲目投资和经济过热,大起之后必然带来的大落,一厢情愿的“又好又快”,很难不让人联想到大跃进的“多快好省”;破坏古迹、暴力拆迁,迹近于现代官方版的“破四旧”;如今只出现在落后国度的文革式“打砸抢”,又频频发生;文革中只限针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恶毒攻击罪名,变身为指责县太爷就会被控的诽谤罪;文革时走资派、国民党帽子满天飞,如今则动辄大骂汉奸卖国贼;如今的文坛市井,戾气弥漫不输于文革年代,“谁要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的红卫兵之骂,升级为2011年“三妈”版,作者仍然来自最高学府北大;真相在深宫幕后扑朔迷离,“谣言”在街头巷尾不胫而走,文革特有的政治景观竟又再现;一度遭唾弃的文革个人崇拜,正跃跃欲试、犹抱琵琶半遮面;文革时以妻子侄子辅佐左右,以佞臣仆役为钦差,今日是太子遍布要津,秘书充斥官场;鼓吹血统论的英雄,文革时不过昙花一现,如今有了“还是自己的孩子可靠”家天下的尚方宝剑,真的纷纷荣登高位成了好汉。 文革既非发生在一夜之间,也不会在一夜之间自历史舞台突然消逝。主张“两个凡是”反对否定文革、抵制平反冤假错案,以反革命罪杀害李九莲等思想犯,再次发起经济上的大跃进,支持学文革搞屠杀的红色高棉,都发生在四人帮已被粉碎、文革宣告结束之后。其时打倒“走资派”、破四旧大串联、停工停课搞武斗的文革乱象虽已停息,然而是彻底否定文革、还是坚持没有四人帮的文革路线,始终存在曲折反复,有时甚至是十分尖锐的斗争。解放思想运动和清除精神污染,正是这场斗争的表现。无论是思想理论基础,还是政治运动的整人方式和大批判手法,清除精神污染都忠实继承了文革的衣钵,不啻文革的小型再演。从反对市场经济、质疑物权法、扬言让私营经济倾家荡产,到国有经济“理直气壮”的扩张垄断、对民营经济口喊支持实则挤压歧视,无不体现文革仇视私有产权、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顽固和强势。从讥特区为租界、反对加入WTO,到《中国可以说不》、砸汽车烧商铺,让人想起文革火烧英国代办处的狂热。文革虽然已经过去多年,但文革的思想,仍在不断被宣扬;文革的歌曲,还在广泛被传唱;文革的大棒,继续在挥舞;文革的打手,依然官居台上。亲历文革迫害的人们,睹之难免不寒而栗。文革式的“唱红打黑”,令拥戴文革之辈欢欣鼓舞,甚至情不自禁公然号召再来一场文革。他们沿袭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手法,打着民粹主义的旗帜,利用改革停滞、施政失误积累的社会矛盾,欺骗煽动底层民众,许诺再来一场文革,就能惩治腐败,给他们带来平等幸福。一旦发生经济或社会危机,他们就可仿效纳粹、推出枭雄领袖粉墨登场,把百姓和国家再次拖入灾难深渊。然而人算不如天算,适逢换届之际,野心家事发下台,虽属偶然却似显天意。不过倘依照赵启正先生“孤立事件”的口径,仅以刑事个案处理,不揭露文革打砸抢先锋到今日黑打的基因传承,不反思野心家得以升迁的体制和路径,不警惕其思想影响和同党“人还在、心不死”的隐患,不从政治上深刻总结教训,则仍将重复如今各领域治标之政的败笔,文革复辟的隐忧就始终存在。君不见重庆“黑打”硝烟刚散,贵阳小河案又起纷扰。薄熙来虽然身败名裂,韩德强打人仍然理直气壮。 日本右翼今天蠢蠢欲动,而且在国内不乏支持者。其根源在于,战后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清算很不彻底,日本朝野对侵略的罪行和根源,一直缺乏深刻的反省。如果我们对文革的思想和制度根源,不能深刻反思、彻底清算,对文革复辟的风险麻木不仁,陶醉于有宪法无宪政,有代表无代议,有选举但内定结果式的所谓特色民主;坚持口头讲法治却视法律为工具的专政原则;拒绝政治决策和运作的公开透明,政府新闻办炮制“休假式治疗”的笑柄,“谣言”每每变身比戏剧更精彩的新闻;排斥外部和舆论监督,腐败不断蔓延;高喊经济转型却言行不一因循拖延;坚守培养“听话出活”驯服工具的教育,却终日侈言创新;面临改革的历史抉择一味拖延、回避,“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的历史悲剧,将不可避免再度上演。总理在感叹“知我罪我,其惟春秋”时的告诫,也就绝非空穴来风和危言耸听:“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在貌似治平之世的今天,行将辞任的总理,发出文革或将复辟、亟待曲突徙薪之警言,是否杞人忧天?苏轼在《晁错论》里的警告,也许早已给出了回答:“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忧国忠言的晁错,不为汉景帝所信惨遭腰斩;千年之后直言忠谏的苏轼,还是不容于当朝被贬官放逐;又过了近千年,说真话的先知顾准,仍旧落得家破人亡。中国历史再也不发生这类悲剧的日子,离我们究竟还有多远?
壬辰仲秋 于有竹斋
【专 稿】
唐金鹤,北京市人。1962年考入北京清华大学。1968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冶金部鞍山钢铁公司工作。1979年考回清华大学读研究生。1982年毕业后被分配到电子部中国计算机技术服务公司工作。1990年移居香港。著有《倒下的英才》一书,2009年秋由香港科华图书出版公司出版,在香港正式发行;其修订版于2013年春仍由科华图书出版公司版,在香港正式发行。
浅谈孙耘的《我的文革心路历程》
唐金鹤
打开了《良知的拷问》,我一眼就看见孙耘的《我的文革心路历程》,我以为孙耘也在进行良知的拷问。先睹之余,却使我大失所望。 多年前我在美国时,我曾几次用国际长途电话和孙耘联络。我们之间还有邮件往来。我希望用我的诚心感动对方,希望他能够谈谈或写些罗征启老师的弟弟罗征敷死亡的真实情况。他说他在网上发表过文章,让我去看;给我来了一个顾左右而言他。 在我动笔写《倒下的英才》初版之前,我又一次致电孙,向孙提出,希望他能写一写有关罗征敷致死的情况,他又一次没有回应我的要求。我只好通过其它我认为可靠的途径,尽我所能来了解以孙耘为首的“罗文李饶专案组”是如何迫害罗征启老师,是如何害死罗老师的弟弟罗征敷和罗老师太太同学的母亲印尼华侨林婆婆的。我将所了解到的资料,发表在《倒下的英才》的初版和后来的修订版中。 现在,孙耘终于开口了。我赶紧翻开孙的“心路历程”,看看这位老团的总部委员、“罗文李饶专案组”的负责人,会提供一个怎么样的“权威”版本。 请看孙耘是怎么描述罗征敷与林婆婆之死的——
保卫组和代表队这伙人胆子越来越大,侦察、抓人的手法也更纯熟……我听到代表队的那些人讲述跟踪、蹲守、化装查访等活动,感到新鲜、刺激,就想跟他们一起去见识见识。抓林维南那次我去了,没有进屋,只在楼道下边观看。强行带走林维南时,屋里发出了凄厉的尖叫声。后来听说,他的老母亲受到惊吓,做下病根,没有多久就去世了。 4月3日晚,我们一行9人乘坐苏式嘎斯69型吉普车出发。这种车体型较大,两排靠边的长板凳可以挤下8个人。当时罗家被驱赶到北京站附近的一个平房小院的偏房居住。车在院门外停下,留下司机小李和张建国、王庆章两位同学……当我带人进入罗家时,留在车上的张、王两人发现了一个急速跑出的身影,于是就驱车追赶,追出几百米后将他抓到车内,发现是罗征启的弟弟。他们将其按在车厢中间的地上,绑缚双手,怕他的叫喊声惊动广场上执勤的解放军,就向他口中堵棉纱。王同学并无此类经验,竟将棉纱塞得过深,堵住喉咙,结果‘闷住呼吸孔道,窒息死亡’ 根据这个情节,军代表说:‘你们这事还算误伤’。 我上车后见到一人俯卧在车厢中央,开车后将他翻过身来,才看到他嘴唇与脸面都呈青紫色,心里不免打鼓,就让打开后面篷布通通风。
从上面孙耘的“权威”描述中,我感到,孙耘在整个抄家绑架、虐杀人命的过程中,从头到尾只是一个想去“见识见识”的见习生。到林婆婆家抓人,他在屋外,不在现场;抓住罗征敷,往嘴里塞棉纱,而且使劲往里塞,活活把人憋死,那也是别人干的,他也不在现场。相反,是他让打开了篷布通通风、还给罗征敷做人工呼吸等,他成了随队的卫生员了。 很明显,在孙耘的笔下,三言两语就把这血淋淋的情节淡化了,他不但为自己开脱,还在为他手下人开脱。在他的文章中,林婆婆被一脚踢倒,当场摔伤,很快就死了的情节没有了,而变成:“他的老母亲受到惊吓,做下病根”。还有,罗征敷两条肋骨被活活踢断的情节不见了;把人都活活折磨死了,孙耘竟还通过那个军代表的口,轻描淡写地说:‘你们这事还算误伤’。” 这就怪了,军代表难道连死人还是伤人都分不清吗?人都死了,军代表还会说是伤人?军代表就是真说了的话,也应当说:“你们这事还算误杀。” 还有,在孙的心路历程中,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断层”。在清华园里,蒯大富的三大名言:“搞政治无诚实可言,搞政治要结成死党,搞政治要善于引导对手犯错误”,无人不知。这三大名言,不讲良知,不讲操守,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我与我周围的很多同学,正是出自对老蒯这套名言与老蒯种种蛮横行径的不满而同情414派,最后成为414派的。而在孙耘的整个叙述中,刻意回避了对老蒯这套名言的批判,刻意回避了对文革中极左路线的批判,所以在他的心路历程中出现了明显的断层。当罗老师被迫站立了80个小时而晕倒时,孙耘本人就是施恶的头头;当冯家驷把开水倒入罗老师口中时,冯就是孙耘的部下……孙耘说过:不忍心看记录许恭生死亡过程的文字,那么,我们要问问孙耘:对上述的这些暴行,你当时又怎么就能够忍心干下去呢?难道你不应该做更深刻的良心的拷问吗?对老蒯的那套名言,你今天又是怎么看的呢? 我以为,孙耘之所以在其心路历程中出现这个明显的断层,其根本原因是时到今日,他对文化革命给整个中华民族所造成的劫难仍然缺乏正确的认识。大约在前年的某个场合,孙耘是这样评论他们这帮人在文化革命中的所作所为的:“我们是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没干好。”他以为扯上毛主席这面大旗,就可以保住他们自己;反正毛主席你不能反吧,只要毛主席不倒,我们躲在这面大旗下,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安享晚年了。 孙耘的这个评论的出发点,是他们这帮人在文化革命中跟着毛主席干的是革命,干的是好事。这样的论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文革对中华民族是一场空前的浩劫。文革中,暴力横行,无法无天,国民经济走到崩溃的边缘,国将不国。现在看来,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没有任何进步意义,必须彻底否定。文化革命的名字叫革命,但这不是一场革命,是一场给国家、给民族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青年学生涉世未深,血气方刚,不少人在文化革命中那些激动人心的极左口号的纵容、裹挟下说了错话,做了错事。但其中绝大多数人,守住了良心与做人的底线,不会把人往死里打,不会犯罪。 而蒯大富、孙耘这些极端分子,他们以革命之名,抄家绑架,对自己的老师、同学严刑拷打,比法西斯还法西斯;他们放火杀人,欠下一笔又一笔的血债,他们已经不是犯错,而是犯罪。不要认为他们坐过班房,他们的罪恶就会变成错误。 如果孙耘在经过良知的拷问以后,真的悔改了,他应当这样地评论自己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我们在文革中干了坏事,犯了抄家、绑架和杀人的罪行。” 不过,要孙耘的认识提高到这个程度,我实在没有信心。在孙耘的心路历程中,我们看到的只是他在沾沾自喜地回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如何敏感,如何忘我地冲在革命第一线,他又是如何自觉地选择了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对他所涉及的两条人命是避重就轻,强调是“无知”,是“误伤”。他是在喊冤,哪里算得上良知的拷问。 在这里,我想给孙耘讲一个发生在德国的故事:1989年深冬的一个夜里,刚满20岁的克利斯和他的好朋友高定,两个年轻人一起偷偷攀爬上那高高的柏林墙,企图从东柏林逃向西柏林。几声枪响,一颗子弹从克利斯的胸部射入,高定的脚踝被另一颗子弹击中。克利斯当场倒下,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德国统一后的1991年9月,在柏林法庭上,举世瞩目的柏林围墙守卫案开庭审判,当年柏林墙的东德守卫,4个30岁都不到的年轻人受到了审判。开枪射杀克利斯的卫兵英格•亨里奇被判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释。他的律师辩称,他仅仅是执行命令的人,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罪不在己。法官当庭指出:“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唾弃东德而要逃亡到西德的人是无辜的,明知他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作为一名警员,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准枪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 那些喊冤的人们,应当把上面的发生在德国的这件事当作一面镜子,照照自己,扪心自问:当年你们杀人放火时,你们的良心到哪里去了?难道你们将责任推给那个时代,你们自己就干净了吗?你们就心安了吗?你们自己应当负上什么责任?那些曾经对他的老师,对他的同学狠下毒手的人,必须正视历史,以史为鉴。只有深刻地自我反省,才能得到社会的谅解。 清华园的这段历史,对我们这一代的清华人是刻骨铭心的,它是沉重的,也是不能忘却的。这不仅仅是小小的清华园的不幸,也是960万平方公里的祖国的不幸。它告诫我们,不能忘记这段历史,要铭记这段历史,只有记住这段历史,才能不让那悲惨的历史重演;它告诫我们,人要以善为本,国要以民为先。要维护人的生存自由与做人的尊严。不堪回首的日子虽然已经过去,但是它的警示将永远留给我们! 有些清华同学认为,在文革中,特别是1966到1968年期间,以“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为代表的民主实践是应该肯定的。 我不同意这个观点。我认为:这种“四大”与民主政治毫不搭界。民主政治的前提,是每个公民都能够自由地想,也可以自由地说。而在文革当年,毛泽东成了全中国独一无二的“神”,成了“仁君圣主”;全国十亿人民不敢想、也不能想,全部必须以毛的是为是,以毛的非为非,上上下下揣摩圣意,诚惶诚恐,亦步亦趋,不敢越雷池半步。谁敢偏离圣意,立刻“全党共诛之,全民共伐之”。所谓的“四大”,实质上是玩弄于某些人手掌之中的权斗工具。他们用这套工具,来罗织政敌的罪名,来运动群众,迫害异己。这套工具被冠上“革命”、“民主”的美名,干的却是专制独裁、禁锢迫害的坏事。文化大革命使人类历史在中国倒退到神权,倒退向愚昧,其中无一丝一毫的进步因素可言。 有位清华同学还用许多笔墨,来挖掘文革中“值得肯定的新鲜事物”。其中关于农村走“六二六”道路、以“赤脚医生”为标志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该同学列出种种图表、数据,说1966到1977年中国人均寿命提高,到1978年人口死亡率下降,全都得益于“赤脚医生”的贡献。 我相信该同学的图表与数据。1962年大饥荒之后,不再大规模饿死人了,中国人的人均寿命当然就提高了。其基本原因,是1962年之后,搞“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国民经济好转了。试想,如果继续搞“大跃进”、“放卫星”那一套,那就谈不到人均寿命的提高,恐怕连“赤脚医生”都会饿死了。 我们都是文革的过来人。为了中华民族,我们要负责任地反思文革,要彻底否定文革。切不可像某些人那样,为了一己之私利,为了掩盖自己在文革中的罪行,为了美化自己在文革中的丑陋行为,而为文革辩护。
2013年5月1日
【清华文革】
直面良知:我的文革心路历程 ——读《良知的拷问》之后的一次谈话(二)
孙 耘
Y:你分析得似乎有点道理。回校后你参加哪个红卫兵组织了? S:1966年9月的清华,与外地的轰轰烈烈相比,让人感到冷冷清清。“三临”的主要任务是接待外地来京学生。校内几支红卫兵还固守着清一色的阶级路线,排斥出身不够格的人。9月23日蒯大富他们成立了“井冈山红卫兵”,而且很快就突破了血统论,敞开大门招收非红五类出身的“兵团战士”,不发红卫兵袖章,但佩发“井冈山”的小证章,并且申明在内部一视同仁。于是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上了井冈山。那时进出一个组织很自由,我不记得填过什么表,也不隶属于任何单位,纯粹是山上的散兵游勇。 Y:井冈山的组织的确松散。按照惯例,你总要属于某一个战斗小组吧。 S:10月3日《红旗》第13期发表社论,向造反派发出新的进军号令:对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不久,井冈山兵团在阶梯教室开会,组建“南下野战兵团”去云南昆明串联。我们一群散兵游勇,包括孙铮、马莉等人凑在一起组成一个战斗组。这时,看到一个人孤零零的在寻找伙伴,我知道他,是校乒乓球队知名的黑五类子弟李磊落,就邀他加入我们小组。于是,来自4个系、4个年级的5名女生和4个男生就偶然地凑在一起,组成后来小有名气的“打落水狗”战斗组。李磊落的加入,不但增强了战斗组思想上的凝聚力,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改变了我的,以及我们大家的人生轨迹。 Y:李磊落当年很有名,都知道他死在湖南武斗中。 S:李磊落是电91班学生,校乒乓球队队员。他有才华有思想,有抱负有志气,可惜天妒英才生不逢时。据说他的父母年轻时曾奔赴延安投身革命,后来又脱党当了逃兵,解放后曾被关押,后来靠做小生意为生。李磊落背着“叛徒子弟”的包袱进入清华,但他上进心极强,所以格外追求进步。1966年8月2日在大礼堂辩论血统论对联,李磊落勇敢地跳上台,声言:我脸黑心红,黑小子照样干革命。结果被老红卫兵连推带踹轰下台。1966年“红八月”中,他的叛徒父母“双双被打死”的传闻和贴满宿舍门墙的大小字报,使李磊落一下子成了体育代表队的名人。我们很难体会李磊落的内心经历过怎样的煎熬,但他在我们组的一系列表现,直到在常德牺牲的前一刻,都在向人们重复着同一句话:我脸黑心红,我是真正的革命者! Y:噢,李磊落原来有这么悲惨的经历。你们战斗组一起去昆明了。 S:10月16日,“井冈山南下野战兵团”一行几十人乘火车去昆明。我们组的成员在火车上会合,算战斗组正式成立,推举我当组长。当时正传抄毛泽东的一首新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最后两句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细细品味这富有哲理的两句话,觉得对我们特别有指导意义,于是给自己的战斗组取名“肯登攀”。 昆明的串联学生很多,最抢眼的还是北京的中学红卫兵。他们依旧身着军装,腰系皮带,还有人身带棍棒匕首。随着革命群众造反运动的兴盛,这些干部子弟大多变为保守派,双方自然会发生冲突。我们此时已不再顾忌血统论,也不怕他们的皮带匕首。有一次发生武力冲突,我们人数众多,身高体壮,赤手空拳还略占上风。后来省委书记阎红彦开会接见,我就坐在他旁边。那时阎书记尚未受到大的冲击,表现得稳重平和,有长者之风,想不到没过多久竟然自杀了。真相到底如何,至今仍有许多未解的谜团。 在昆明,我们小组时常在一起学习讨论,议形势,谈认识,各抒己见。李磊落政治敏锐,思维活跃,能引领大家提高认识,最后达到思想上的一致。可以说,他是我们组的精神领袖。《红旗》十三期社论第一次公开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认为,这条路线的代表人物就是刘少奇、邓小平。李磊落的一些“经典”言论我们至今记忆犹新。他说:毛主席让夫人亲自出面指导文化革命运动,可见已处于少数地位。他进而一针见血地指出:文化革命的要害是争夺最高领导权。当时听了这话,有振聋发聩的感觉。经过多次形势分析和讨论,我们认定,文革下一步的中心任务就是批判刘少奇,直到把他拉下马。得出这个结论让我们感到吃惊,激动,兴奋,甚至还有点悲壮。我们决心充当毛主席的马前卒去冲锋陷阵。李磊落带头改名言志,取笔名“江林”,其含意不言自明。我的名字孙毓星平平淡淡,受另一位改名“宋耕”的启发,决定叫“孙耘”,意思是:要在革命道路上像老黄牛一样埋头耕耘,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此外还有“毛伟”、“林迅”等名字,“迅”当然指鲁迅。1966年10月19日是鲁迅逝世30周年纪念日。《红旗》十四期发表社论:“纪念我们的文化革命先驱鲁迅”,鼓动革命群众“学习鲁迅‘打落水狗’的彻底革命精神,把他们打翻在地,使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我们敏锐地感知:这是毛主席发出的新的战斗号令,于是把战斗组更名为“打落水狗”。 左图:1966年11月底“打落水狗”战斗组在井冈山脚下茶陵县与老红军马生松副县长合影。他腿部受伤后由白求恩做手术。此处是一年前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与老红军合影的地方。后排左一是李磊落,左三是作者,中排左一是作者的爱人孙铮。 Y:那时,多数青年学生都是理想主义者,革命性很纯真呀。 S:我们“打落水狗”战斗组可算某一类典型。成员都是普普通通的学生,多数非红五类出身,也不是响当当的蒯派。但有一些共同点,比如,充满理想主义色彩;有强烈的使命感;都脱离原来的班集体寻求更广阔的天地;或许,还有较浓的小资情调。共同的理念凝聚成一种力量,使我们逐渐成为井冈山的骨干队伍。然而我们组也付出了巨大代价:文革高潮中有一人牺牲,二人重伤,我则进了班房;毕业后几十年间,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又有多人受到冲击。面对生活的周折,我们只能自嘲:“打落水狗”自己倒成了落水狗。唯有一点值得庆幸,我们组13名成员中出了4对“革命伴侣”。当年清华的战斗小组几百上千,像我们这样的经历够独特了。 Y:革命加浪漫,就像“牛虻”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描写的那样。 S:可见古今中外青年人搞革命都带有浪漫色彩。当然,革命总是第一位的。10月下旬,《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号召步行串联。从昆明返回时,我们临时决定从株洲下车,到湘潭住下准备步行长征。我和李磊落专程到长沙接待站借款35元,买了胶鞋、雨伞等必需品。这笔款1969年被追还,从我的工资中扣掉了。11月15日我们从湘潭到韶山,参观毛主席故居。然后从韶山经湘潭、中路铺,过湘江到朱亭,经上屋场、攸县、茶陵,进入江西到龙市,最后到达井冈山上的茨坪,全程20多天。当时茨坪的巨幅画像还是朱毛会师,尚未改成毛林会师。我们参观八角楼,登上黄洋界,吃红米饭南瓜汤,唱红军歌曲,在烈士纪念碑前留影,好像朝圣一般。在山上我们得悉中央下通知暂停大串联,而且听说北京出现了反林彪和炮轰中央文革的大字报,就不再继续步行长征,乘卡车下山到吉安,经南昌转乘火车于12月8日回到北京。 Y:1966年底刮起所谓“十二月黑风”。你们28团就是那个时候成立的。 S:经过昆明之行和步行长征,我们全组增进了了解,统一了思想,明确了方向,除一人以外,大家都继续在一起活动,而且人员有所增加。打落水狗的名字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大字报和讨论会上。不久,动农系的臧令瑜找到我们,要把观点相近志同道合的战斗组组织起来,集中力量批刘少奇的资反路线。最初串联了十几个战斗组,选出几个作为核心:“雄关漫道”臧令瑜,“八一”李自茂,“第一星火”张兴华,“井冈志”吴文忠,“烈火”戴国珍,及“打落水狗”等。核心组第一次在2号楼开会,臧令瑜建议取名“送瘟神战团”,瘟神的所指不言而喻。我则提议取一个更有意义的名字——28团,因为当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最有战斗力的一支队伍是红四军28团,而28团团长正是林彪。张兴华他们都表示赞成。于是,清华文革史上有名的“28团”就此诞生。刚成立的28团积极投入反击“十二月黑风”和批判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是12.25大行动的积极鼓吹者和主要参与者,后来逐渐成为清华文革中一支重要力量。 关于28团,我想说明几点。(1)“大事日志”上说12月24日发起成立,不知根据哪些原始记录。我的记忆应该再早些,大约在中旬。(2)28团的成立与蒯大富无关,核心组里也没有井冈山兵团的总部委员。在28团与三纵队的论战中,总部支持28团的观点,同时还要保持凌驾于两派之上的姿态。(3)1967年初,28团在社会上的主要活动包括:参与砸联动,主办联动展览等,只有个别人参与反康生的活动。(4)28团以观点或思潮结合,组织松散,进出随意,很多战斗组都是自己宣称属于28团,而大家也就认可了。(5)1967年一月风暴以后,为了“大联合,大夺权”,28团在3月1日宣布解散,几个纵队也相继解散。后来414串联会成立,28团逐渐变成团派核心骨干的代名词。 Y:照你的说法,28团组织松散,不分一二三把手,可为什么称呼你“团长”? S:这本是戏称。1967年1月,28团的主要发起人臧令瑜与中央党校“红战团”头头、艾思奇的秘书卢国英一起,串连一些群众组织炮轰康生,就是所谓“28团反康”。为此,臧令瑜险些被送进班房,好不容易检查过了关,就此淡出文革运动。“反康”对28团冲击很大,危难时刻,我只能义无反顾地负起责任,在内部外部撑起28团的门面。出头露面多了,有人就戏称我是“团长”。414串联会成立后,各系均设立分部。团派跟着也按系组建01—12部队,部分总部委员加上各部队一把手组成“部队核心组”。我是部队核心组成员,从此进入团派的领导层。 名不副实的28团团长头衔给我带来了麻烦。1970年深秋,学校大张旗鼓地“清查反革命组织5.16”。据说,有人对迟群讲:你知道“团派”这个叫法怎么来的吗?那是因为井冈山早期的骨干队伍叫28团。28团团长叫孙耘,肯定是5.16分子。于是就把我从内蒙古海拉尔抓回学校,进行了长达2年半的审查。 回顾这段历史,我从上井冈山,组建打落水狗战斗组开始,就自然而然地选择了自己的道路——跟着毛泽东干革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而进入28团核心组,表明我已自觉地要求自己站到运动第一线。之所以说“自觉选择”,是因为它是我过去生活经历的自然延伸,是我内心追求的一个释放,是自我觉醒的一个新阶段。因此,至今我不后悔,也不该后悔这个选择。 Y:我好像能理解你了。是不是你周围的许多人都有类似情况呢? S:起码在我们战斗小组内,大家不但有共识,而且有一种正面的相互促进,特别是李磊落,对我个人以及我们全组影响很大。 Y:你多次提到李磊落对你们的影响,那么就着重谈谈他吧。 S:如果说文革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那是因为参加了打落水狗战斗组。“打落水狗”之所以小有名气,就因为有了李磊落。在我们心中,李磊落这个名字永远不会忘怀。 李磊落思想敏锐,感情丰富,有理想、有抱负、有才华,文革初期的不幸使他丢弃了以往的多愁善感,从一个普通学生变为一个思想者,进而成为一个战士,像殉道者一样用全部生命书写自己的忠诚,兑现自己的誓言。 步行串连回来以后,我们战斗组的人员有分有合,分头参加28团的活动。有人到兵团保卫组。保卫组负责维持治安,还与体院等单位一起策划砸联动的行动。有人去八一学校搞联动展览会,揭露老红卫兵—联动搞红色恐怖的罪行和种种劣迹。体育代表队一些人负责展览会的保卫,逐渐成为团派的一支武斗力量。我更多参与28团与三纵队的论战等活动。此时李磊落已不满足本组的小小天地,他有更深更远的追求。崔兆喜告诉我,1966年底,李磊落参加过一个叫“共产青年学会”的小组织,其成员有著名的伊林、涤西,还有当今的政治局委员刘延东以及北大一些人。他们开过两三次会,学习、研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伊林、涤西“炮打林彪”以后,这个小组织就寿终正寝了。这说明李磊落当时的思想是活跃的、开放的,他在不断地思考、探索,得出自己的结论。他总提出一些惊人的见解,比如:对毛泽东要“崇敬到崇拜的程度,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到盲从的程度”。他喜欢引用毛泽东的一句话:社会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到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他还结合现实斗争加以引申:“你要加入一个潮流,就要努力站到潮流的前头,引领这个潮流前进”,“不要做一个有了你更好的人,而要做一个没有你不行的人”。这些话语我闻所未闻,它表现出来的见地、志向和气魄,我惟有赞叹和钦佩。 李磊落率先走向社会。他支持中学里受压的少数派,积极筹办联动展览。北大附中高三学生朱彤是大右派葛佩琦的儿子,在红八月时,他曾把毛主席像章别到胸前的皮肉上以示忠诚,然而仍被红卫兵打得尿血,爬着回家,险些丧命。十二月黑风刮得猛烈时,李磊落把朱彤带到我们组避难,以逃离联动的追杀。 1967年“一月风暴”时,李磊落结识了红色洋人李敦白,由于理念相通,双方有惺惺相惜的感觉。当时李敦白正和聂元梓一起搞“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参与北京市的夺权。2012年,在美国的沈昆同学来函说:“李敦白跟我通电话时提到了李磊落,我当时还挺惊奇。他告诉我,他和李磊落熟识,1967年春李磊落曾经找他,请他到清华对蒯大富进行批评帮助。”我向蒯大富征询,证实确有其事。蒯还说:“李磊落那段相信到迷信的话就是李敦白告诉他的,当时觉得精辟极了。”查阅党史,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柯庆施讲过这样的话。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需要个人崇拜”。李敦白应该知道这件事。 一月下旬,为“反康”的事,中央首长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指明要28团负责人参加,我和臧令瑜等人出席。一开始,江青说:文化革命进入大联合大夺权的新阶段,形势有了新发展,也出现一些新问题。大家有什么看法?江青询问大家的看法不过是一句客套话,出人意料,在大厅右后角有一个人突然站立起来,高声叫道:我发言,就噔噔噔走向主席台。定睛一看,竟然是李磊落。我感到奇怪,他是作为哪方代表来的呢?李磊落上去,拿着稿,大讲一通夺权后主要矛盾会转到革命队伍内部云云,大致是28团那套理论。没讲几句,江青就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让他下台,随即进入正题,严厉批评反康。这件事给我印象很深,只有我明白他,在寻找一切机会践行自己“站在潮流前头,引领潮流”的宣言。 Y:李磊落的确与众不同。他的内心深处显然有某种情结。 S:那时的李磊落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充满了革命豪情。我们保存着他的一份残破手稿,散文“满江红——与形左实左的战友共勉”,写于1967年春。他面对“二月逆流”,热情地为文化大革命唱赞歌: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一声令下,山崩地陷,寰球震颤。这个洪流冲决一切罗网,甩开一切绊脚石,潜藏的巨大能量爆发了!她狂叫着,呼啸着,冲击着,战斗着。她摧毁着座座挡路的阴山恶岭,破坏着条条保守的渠身浅道。……哪怕会遇上逆风千里,甚至有被狂风撕碎的危险,但她革命的脚步决不停顿,更不后退。……最后,李磊落仿照高尔基的“海燕”,激奋地高呼:让我们团结起来,进行最后的殊死的战斗!让革命的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我们时刻准备着!今天,人们也许很难理解他那口号式革命词藻下的真实思想。但我知道,正是他自己的“潜藏的巨大能量爆发了”,他在恣意抒发自己内心的激情。我还知道,在他的革命激情背后,隐藏着深深的自卑,那就是自己黑黑的出身。联动的喧闹已经证明,达摩克利斯剑依然悬在黑五类子弟头上,他们随时可能再次被人宰割。 李磊落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我是革命的,而且比你们更革命。视死如归是革命者的最高境界,于是,他的日记中不断出现“死”的字样。比如,4月1日晚间,北大附近一个大草垛失火,我们都跑去救火,他回来后写道:死了又有什么,地球照样转动,革命继续前进。只要需要我一定毫不畏惧地献出生命。他在我们面前一再表示:要革命,就要主动地接受生与死的考验。 1967年“二月逆流”以后,四川两派率先动枪动炮,在成都132厂,地质学院一名学生中弹身亡,是北京学生的首例。李磊落带领一伙中学生——他的崇拜者,跑到四川支持造反派。中学生们体验到闹革命的惊险与刺激,但他们不了解,李磊落是要去接受一次生与死的考验。他回来以后自豪地说:没什么了不起的。李磊落的思想和行动总是超越我们大家,他的理念深深影响着“打落水狗”。 武汉7.20事件后,兴起第三次大串联,抓“军内一小撮”。1967年7月27日凌晨,周恩来、杨成武等领导接见湖南代表时指出:湖南省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改组;由47军进湖南支左;“工联”、“湘江风雷”是革命左派组织。湖南,特别是湘潭和常德地区武斗很激烈。在常德,“工联”一派3000余人被军分区支持的“红联”武力驱赶到长沙。我们组的宋耕在西大操场斗蒋大会上结识了常德工联进京告状的人,他们特别希望“首都红代会”前去帮助。在李磊落的倡议下,打落水狗战斗组再一次统一行动,不去省会等热点城市,而到武斗激烈的常德去支援造反派,一同“接受血与火的考验”。那一刻,我们的心情激动又悲壮。 Y:在我来看,你们去参加武斗的动机的确匪夷所思。 S:客观地说,人的动机从来不是纯粹和单一的。当时的我们,在理想主义的光环下确实有一种使命感和英雄情结,而潜藏在内心深处还有某种危机感和改变自身地位的强烈诉求,当然,也不能排除青年人追求惊险浪漫刺激的猎奇心理。 我们一行十余人在7月30日到达长沙,会合当地的造反派,准备走水路回常德,因为公路已被封锁。李磊落目标明确,执意要冲到武斗第一线。他很快找到“华蓥山游击纵队”——一支由小青工和中学生组成的武斗队,向他们宣传革命形势,当上他们的“政委”。后来我们才知道,7.20事件后李磊落对形势的判断很严重,在日记中写下血书:“誓死保卫毛主席 江林 67.7.21”,临行前甚至安排了照顾弟弟妹妹等“后事”。他是怀着必死的信念奔赴常德的。 Y:他到底是怎么牺牲的? S:8月3日我们乘两艘武装轮船随先遣队三百余人出发,走湘江进洞庭湖再入沅江,行驶2天到达工联的据点德山电厂。第二天,李磊落等人随一支队伍渡河进入常德市区夺枪,但一上码头即遭阻击,我校吴庚生同学被机枪打中,鼻子和肩部连中几弹,伤势严重。李磊落与华蓥山游击队断后,掩护大家退出常德。他们设法直接打电话到总理办公室,并向省支左办公室报告,终于要来一架小飞机送吴庚生等伤员到长沙救治。吴同学大难不死,后来留母校工作,直到退休。 6日,由桂入湘支左的47军紧急派6961部队(团编制)经德山去常德制止武斗。带队的尹政委和王团长很重视北京学生,让我随他走在最前面,一起进驻军分区。当晚红联撤出常德,但市区周围枪声不断,战况激烈。夜半时分,有人说东门外专区医院有我们的伤员,处境危险。尹政委决定派一辆军车转移伤员。在组织掩护队伍时,李磊落对我说:你留在这儿,我去。他随即跳到车踏板上,挥手高喊道:“同志们!我们是干什么来了?!”他的战前动员就跟电影里的场景一样。我看他赤手空拳站在车头踏板上很危险,让他坐进驾驶楼里,他却说:我至少可以保护解放军司机。汽车消失在夜幕中,我心里一直忐忑不安,好像有某种心灵感应。没过多久,一个人跌跌撞撞地跑进军分区,大叫:不好了!首都红代会的人被打倒了。我急忙组织一队人前去解救。车到东门清真寺附近,我们步行搜索前进,隐约看见街心俯卧着一个人。我跑上前去,抱起来翻身一看,正是李磊落,只见他肩颈之间硕大的伤口还在流血。他的鲜血染红了我的衣襟,我的眼泪禁不住无声地流淌。同去的小吴告诉我,从医院返回时,李磊落依然不听他的劝阻,执意站在车头保护司机,结果在回程途中遭袭击身亡,时间大约是8月7日凌晨一两点钟。李磊落的遗体停放在军分区院里,我们组的孙铮和宋耕不知何时来到军分区,见状就嚎啕大哭。当地的武斗队员们个个情绪激愤,眼睛瞪圆,发出骇人的闪光。我突然听到屋里噼噼啪啪的响声,还夹杂着人的呼叫,与孙铮进去一看,一个叫黄闯的人一边骂着一边用板凳砸向一位年长的军人,据说是军分区副司令员。副司令满面血迹,靠在墙角。这位闯将越打越气,突然拔出手枪就要击发,个子矮小的孙铮眼疾手快,也不知哪里来的胆量,一把将他的前臂推向上方,只听啪的一声,一颗子弹射到天花板上。这一推解救了那位副司令,也挽救了那位闯将,可以说还救了我们自己。这个场面对我触动很大。武斗中一旦死人,人们的情绪就无法控制,就会丧失理智,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悲痛之中,我内心充满自责和担忧,作为战斗组长和带队者,我怎么向李磊落的家人交待,怎么向同学们交待呢? 李磊落的死在学校引起很大反响。陆续有很多人,大学生和中学生,认识他的和不认识他的,怀着各种各样的心愿来到常德,要继承他的未尽事业。然而,来人越多,我作为一个头头的思想负担就越重。 9月初发生了两派相持中最激烈的小西门武斗。那一天,红联一方半夜偷袭,激烈的攻防拉锯中我方有十几人阵亡,而打死对方三四十人。我们战斗组的朱以文被子弹洞穿腰部受伤,是孙铮她们两位女同学抬下来的。一间候船大厅临时改作战地医院。大厅里弥漫着呛鼻的酒精味,地上蒙着白布的遗体赫然排成一列,十分刺眼。其中就有北京化工学院的胡宝新,他们一行四人刚到常德没有几天。那一刻,我别无旁骛,只想着如何把大家平安地带回学校。后来朱以文转到长沙手术,所幸未伤到内脏,住院半个多月,随我们一起于9月25日返回北京。回来后我们又派一同学返回湖南,找到47军和省革委会,为李磊落办理了“革命烈士”证书,拿到抚恤金2000元,一并交给了他哥哥和弟弟妹妹。 Y:你们一起去的同学一死两伤,在清华外出的几千人中伤亡最惨重了。 S:据我当时估算,八九两个月间常德武斗中死亡的总人数,双方合计有三四百人。推而论之,全湖南省,乃至全国该有多少人死于大武斗啊。我亲历了战友的牺牲,见证了武斗的惨烈,更意想不到,对立的两派都杀红了眼,都出现了私刑、虐杀、甚至活埋等恶行,所表现出的兽性与土匪几无二致。面对严酷的现实,我感到迷茫:文化革命为什么会变成残酷的“武化革命”?发展下去会成什么样 ?百思不得其解。 李磊落在长沙火化,骨灰由宋耕带回北京。8月13日学校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纪念李磊落和在武汉“八一惨案”中溺水身亡的肖化时。美国友人李敦白、湖南“湘江风雷”头头叶卫东与会并发言。《井冈山》报报道:李敦白同志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讲述了李磊落同志生前给他留下的难忘的印象。最后他说:二位烈士虽然牺牲了,但他们和一百多年前巴黎公社的英雄们睡在一起,他们和一九一七年攻打冬宫的勇士们睡在一起…… 兵团总部还编印了一本纪念册子,红色封面,绘有青松和孤峰,竖排七个毛体大字:国际悲歌歌一曲。 重新翻阅那本小册子,其中关于李磊落遇难的描述带有演绎色彩,因为作者没有亲身经历。该书编辑、付印时收录了李敦白的发言,但发行时李敦白已随王力、关锋的倒台而失势,他的发言被撕掉,仅在目录里留存些许蛛丝马迹。这件小事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复原文革历史之难。即使文革中留下的文字资料,包括档案,也不尽可靠,更何况在派性之下选择性地处理史实是个普遍现象。档案不过是胜利者雕琢过的“正史”,其中的揭发交待材料更大可存疑。所以,我要特别向文革研究者和评论家进言,对关键性的、作为论据的史料,你必须按照治史的规矩从不同角度进行考证,不要轻易采信,更不能随意推演、发挥,否则你发出的宏论只能是空中楼阁,非但落不到实处,反而会误导自己和他人。 Y:我们确实不能忘记文革中许许多多像李磊落这样献身的人。 S:我的文革道路与“打落水狗”和李磊落关系甚大。我们通过思想的交流相互影响,通过共同的战斗生活加深感情,产生越来越强的认同感,同时,也或多或少地丧失了自我。事实上,每个文革参与者都从属于某一群体,从一个战斗队到一个派别。在派别斗争中,群体的思潮和行为往往受思想偏激的领袖所左右。群体中的个体都有程度不同的趋同性和归属感,甚至今天还在影响对文革的反思。探讨文革中的群体行为、群体与个体关系是个既有趣味又有意义的问题。 Y:是呀,还有很多社会学问题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你回校以后做什么了? S:九月份回校后两派正在大联合,没有我什么事,我一度萌生退意。然而,李磊落的形象即刻出现在脑海里,我斥责自己的动摇,告诫自己:决不能当逍遥派。我决定做点实事,就是协助陈继芳抓干部工作和开展大批判等等。 我参与了1967年底团派“三大战役”的策划组织,重点批判蒋南翔的修正主义路线,揭露他打造“不漏气发动机”,组织“第二套班子”对抗文革的罪行。第二套班子是指活跃在414派的那些干部,如罗征启、谭浩强等。陈继芳领导下的第二办公室负责团派“解放干部”的工作,此外还有一些干部专案组,比如,斗蒋兵团、八五支队、九六支队、吕应中专案组等。我负责联系其中几个专案组。九六支队专搞谭浩强、罗征启等干部专案,随着形势的发展,逐渐演化成规模庞大、影响深远的“罗文李饶”专案组。 Y:罗文李饶专案由罗征启开始,你是直接当事人,请谈谈有关的情况。 S:1967年秋冬,两派围绕着干部问题展开激烈斗争。我们掌握一些材料,揭发罗征启反中央文革,还讲过“极左的根子在林彪”这样的尖端言论,根据“公安六条”足以将他定为反革命。于是,总部决定派保卫组和代表队一起抓捕罗征启。1968年1月30日是大年三十,罗征启回家过年时被抓获。后来将他关在化学馆地下室,以九六支队为主组成“130支队”进行审问。我作为负责人之一全程参与其事,包括连续几天昼夜不断的审讯,其间还打过他胸脯一拳头,是我成人后唯一一次动手打人。我们的逼供信对罗征启老师身心的伤害无疑是巨大的,我内心一直充满歉疚。1980年为我考研录取的事,罗老师专门给哈工大写信,信中特别申明:他审讯过我,搞过一些逼供信,但他本人没有动手打过我。罗老师是有意的隐恶扬善。30年后我第一次看到这封信时,内心顿生一种难以言喻的感动。 Y:后来罗老师一家遭遇了更大的灾难,就是他弟弟罗征敷致死事件。文革研究者和清华同学的不少文章里都提到这个事件,版本多有不同。我觉得,你作为当事人,应该说说清楚。 S:罗老师一家的灾难是我们造成的,心中的悔恨和歉疚几十年来未曾减退。就事件本身而言,面对别人的说法我感到很为难。他们的描述多来自道听途说,我如果重提此事又担心引起罗老师一家悲痛的回忆,所以只能保持沉默。近些年多次与罗老师晤谈,历经人生磨难的他非常豁达,我内心很感宽慰。况且,梳理我自己的心路历程也不可能绕开这件事,就借今天这个机会简单地说一说。 1968年3月上旬,因担心化学馆不安全,就将专案组转移到清华在八达岭的避暑地三堡,并由代表队负责保卫。罗征启凭借头脑清晰和地形熟悉在27日夜间跳窗逃跑,尽管腿脚摔伤,最终还是逃出了三堡。 3月24日继“王关戚”倒台之后又揪出“杨余傅”,对文革的前景大家都感到迷茫。在校内,我们搞到罗征启的“活材料”,抓了他们的“现行”,就等于掐到414的七寸,足以在政治上把他们打垮,所以很有些得意。没想到大意失荆州,我们只好做两手准备,一方面由保卫组和代表队继续抓捕,另一方面准备开批判大会发通缉令,抛材料、造声势压制414。我曾拿着材料找到海军宣传队办公室负责人胡保清,要求他们支持发通缉抓捕。他只能含混地回答:是反革命就要抓嘛。不敢明确表示反对。保卫组和代表队这伙人胆子越来越大,侦察、抓人的手法也更纯熟。为了找到罗征启踪迹,还抓过他老父亲及同学林维南。我们自恃抓 反革命是革命行动,就随心所欲毫无顾忌地蛮干,头脑膨胀、无法无天,套用罗兰夫人的一句话:“革命,革命,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我听到代表队那些人讲述跟踪、蹲守、化装查访等活动,感到新鲜、刺激,就想跟他们一起去见识见识。抓林维南那次我去了,没有进屋,只在楼道下边观看。强行带走林维南时,屋里发出了凄厉的尖叫声。后来听说,他的老母亲受到惊吓,做下病根,没有多久就去世了。前些年我问过罗老师,得知林维南一家作为华侨已离开大陆多年。我无缘与林维南先生见面,只有借此机会向他及他们全家表示我真诚的歉疚之意,祈望得到他们的原谅。 Y:说到这里,看你的心情很沉重。其实,你参与抓人行动好像也挺偶然。 S:怎么说呢,现在人们喜欢说“偶然创造历史”,但哲学家又告诉我们,必然性存在于偶然性之中。我认为后者更深刻,更本质,也就更真实。 当时,罗征启逃跑后被414朋友保护在科学馆里,我们不可能抓到。按照既定计划,抓不到人就发通缉令造声势,而印通缉令缺照片,因为他们在清华的小家已经坚壁清野了,于是决定去城里他父亲家抄照片。 4月3日晚,我们一行9人乘坐苏式嘎斯69型吉普车出发。这种车体型较大,两排靠边的长板凳可以挤下8个人。当时罗家被驱赶到北京站附近一个平房小院的偏房居住。车在院门外停下,留下司机小李和张××、王××两位同学。我带人进屋,有人找照片,有人宣讲“政策”,有人哄骗他的小弟弟。大约二十分钟后,我们拿着一本相册出大门时被告知:抓到罗征启弟弟了。我上车后见到一人俯卧在车厢中央,开车后将他翻过身来,才看到他嘴唇与脸面都呈青紫色,心里不免打鼓,就让打开后面篷布通通风。车回到保卫组所在地甲所,几个人抬着他下车,放到地板上就开始做人工呼吸。我心知不妙,赶紧找来刘汉忠医生。他略作检查,就摇摇头委婉地说:脉几乎摸不出来了,赶紧送医院吧。我急忙从总部会议上叫出陈继芳和王良生,说明情况,一起前往北医三院。到三院时人家不接收,只开出“人已死亡”的证明,这时大约是晚上11点钟。闻讯我们很为震惊:人命关天哪。可是我们想不出什么原因能导致死亡,会不会因心脏病?遂决定马上去卫戍区报案(因公安局已被军管)。夜半时分,一位领导出来接见,听了事情的过程汇报,就问:谁是带队的?我说:是我。他在我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又在抓人的张××、王××名字上画了圈,然后说:这三个人留下,别人都回去吧。第二天早上把我们三人一起送到半步桥看守所。 在拘留审查中我们都如实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公安局很快就弄清了案情。实际情况是,当我带人进入罗家时,留在车上的张、王两人发现了一个急速跑出的身影,于是就驱车追赶,追出几百米后将他抓到车内,发现是罗征启的弟弟。他们将其按在车厢中间的地上,绑缚双手,怕他的叫喊声惊动广场上执勤的解放军,就向他口中堵棉纱。王同学并无此类经验,竟将棉纱塞得过深,堵住喉咙,结果“闷住呼吸孔道,窒息死亡”。根据这个情节,军代表说:“你们这事还算误伤”。 我心里明白,人命关天,即使强调动机是“抓反革命”,也不能随意伤害生命。俗话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既敢为,就得敢当;况且,出于责任和义气,作为头头还应该多承担责任。抱着这样的心态,初进班房时尽管杂念很多,我还能表现得比较从容冷静,而且像我们心目中的革命者一样,总要写点不合辙的诗文激励自己。 我深知,罗征敷之死给他本人和全家带来巨大的伤害和痛苦,是外人无法想象的。几十年来,我的愧疚和悔罪,我所接受的惩罚,都无法弥补其万一。尽管罗老师代表全家多次表示了原谅之意,但我无法心安理得,无法原谅自己。我和孙怒涛一样,也相信“人在做,天在看”,唯有努力行好事作好人,用自己的全部身心和实际行动去赎罪,以不负死者和生者。 Y:真是人间的悲剧,惨痛的教训呀。请继续往下谈。 S:5月9日蒯大富带人去探监,即所谓“冲击公安局七处”。见面时他告诉我,公安局要求扣下王××,放我俩回去。但蒯坚持:我送去三个人,你也得还我三个人。蒯大富征询我的意见,我表示完全赞同,还说:如果需要留下一个人,就留我。 那时有一个新的“最高指示”: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里得到解决。我们三人先后离开半步桥看守所,参加公安局办的学习班。直到7.27工宣队入主清华以后,8月29日把我们三人一同送回学校参加毕业分配。9月中旬,王××与几十名有各种问题的同学一起被送往沙城,当时的说法是“暂不分配,去部队农场劳动锻炼,发生活费,等待分配”,实际上是由北京师院的学生对他们监督审查改造。1970年王××才正式分配到河北省宁晋县。我和张××与部分七、八字班同学一起,于1968年12月底分配。孙铮随我一起“发配”到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我们到海拉尔报到时遭遇零下45度的超低温,一片雾蒙蒙的冰天雪地,或许已预示着未来的日子将被严寒所笼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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