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文革】
上海“工总司副司令”潘国平的造反生涯
李 逊
潘国平（1946—2013年），“工总司”创始人之一，上海工人造反派早期重要人物。初中文化。文革前是上海玻璃机械厂的木模工人。1968年8月回厂劳动。文革中任“工总司”常委，上海市革委会委员，上海市总工会第五届委员会常委。文革结束后被判刑8年。
潘国平从小生长在上海一个工人家庭，1962年初中快毕业时参军。后因膝盖受伤，1964年10月提前复员，被分配进上海玻璃机械厂，当模具木工。因为年纪轻，大家叫他“小木匠”。潘国平兴趣广泛，喜欢画画，喜欢话剧表演，还喜欢评弹，曾经参加过沪东工人文化宫的评弹演出。进厂不久，他就被借调在厂工会工作。虽然不是干部编制，只是工人编制，但发发戏票，出出
（青年潘国平） 黑板报，很合他的性格和爱好。他后来回忆说，他感到这是厂党委将自己作为培养对象，很感谢党委，就每天提早上班打扫办公室。 文革开始时潘国平20岁，和大学的红卫兵差不多年龄，当工人才一年多。
潘国平文革后回忆自己最初的造反经历时说，他当初应该算是“保守派” ，因为他最初的“造反” 行为，其实是“保”自己所在工厂的党委干部。文革前夕，正值工厂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他所在工厂的干部被一网打尽：厂党委书记被说成“贪大求洋” ，一个厂长是“叛徒” ，另一个厂长是“变节分子” ；下面的车间或科室干部，不是“招降纳叛”，就是“阶级异己分子” ，实在找不出什么，就说是“与阶级敌人勾勾搭搭” 。潘国平觉得工作队对干部打击面太大，于是，聂元梓的大字报出来后，六月上旬，他也给驻厂“四清”工作队贴了张大字报：《工作队包庇牛鬼蛇神过关》。
潘的大字报遭到工作组反击。第二天，针对潘国平的大字报便在工作队的组织下，一下子贴满厂区。工作队说他的大字报是“大毒草” ，说“潘国平把矛头指向工作队，就是指向党的领导” 。还将潘母亲的个人生活隐私也抛出。8月下旬，厂里工人在党委支持下成立红卫兵，潘国平没资格参加，组织者说他父亲尽管当前职业是工人，但因为“解放前开过戏院” ，所以不是纯粹的工人。潘原来打算报考上海戏剧学院，厂党委支持他报考；工作队来后，却说他“不安心工作” ，想当演员是“看不起工人阶级” ，不给他出具报考必须的所在单位介绍信。 潘国平后来回忆这段经历：1965年，就在我进厂不久，我们工厂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就是“四清运动” 。当时厂里的干部，从党委书记、厂长到科长、车间主任全部成了“四清下台干部”，被工作队批判审查，还有几个人被迫自杀。1966年初，我对“四清”工作队的一位领导提了一点意见，说现在的这种做法不大符合中央下发的《二十三条》文件中说的“打击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精神，变成“打击一大片”了。我当时觉得自己并没有恶意，只是提提意见，没想到工作队却给我扣上了“反对四清工作队” 、“反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帽子，发动厂里的职工开会批斗我，把我作为四清运动的重点对象。
潘国平还回忆说，工作队组织对他的围攻，扣发他的工资，还整理出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 ，送去杨浦公安分局，要求关押他。 潘国平几次去市委告状，都没有什么结果。而这个时候，从北京陆续传来各种消息，一直到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都说明我与工作队的斗争是正确的。我也就从本来是一个保工厂里的领导干部的“保皇派”，变成了造工作队的反的“造反派”，正式扮演了造反派的角色。
潘国平去市委告状时，正是北京红卫兵刚来上海串连之际。在市委门口，潘国平认识了北京101中学的红卫兵们，从他们那里听到许多文革信息。8月28日，潘国平将从北京红卫兵那里听来的揭发市委“不要抄家”的“十条”内情的信息，写成大字报《揭市委“十条”内幕》，在厂里贴出，当即遭到工作队布置的反击。潘国平向北京红卫兵讲起自己受工作队压制的事情，红卫兵说：“这种工作队，在我们北京早就赶出去了” 。8月28日，应潘之邀，北京红卫兵到潘国平厂里参加“大辩论” ，被拥护工作队的工人围攻，红卫兵差点与他们打起来。红卫兵不敌人数众多的工人，最后决定撤退。潘国平怕自己被工作队扣留，也打算跟着他们走，但却找不到自己的自行车了。北京红卫兵于是将他拉上他们来时乘坐的一辆卡车，回到他们借住的华东纺织工学院。两天后，正是“8•31事件” ，即北京红卫兵冲击延安路200号上海市委机关大楼。潘国平也参加了。他年轻，加上普通话讲得好，有几次还被上海市民当作北京红卫兵，一定要和他辩论。
几天后这些红卫兵要回北京，潘国平表示也想去北京看看，北京红卫兵答应了。就这样潘国平去了北京。9月7日，在科技界的一个辩论大会上，潘国平见到出席大会的周恩来总理。他向周总理控告厂里的工作队，周恩来要他回上海就地解决问题。回上海后，厂里一些和他观点相同的工人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战斗队” ，潘国平担任了战斗队的队委。
文革结束后，潘国平对采访者评论自己的造反原因：文革中“造反”组织和“保守”组织的形成，并不是后来人们所说的那么理想化的。许许多多像我这样的普通人变成了造反派，都有我们的个人的原因。目标开始都很简单，想提级，想加工资，想有一个公平的对待，这种要求是合理的，从现在的眼光来看，不过是一些基本的人权。当这些要求受到不合理对待时，又要保护自己不受伤害，在这种情况下就认同了毛泽东当时提出的造“走资派” 的反的方向。所谓的“路线斗争觉悟” ，“保卫毛主席” ，“维护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等等，是后来为了要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不得不唱的一些高调；甚至还有人因此反过来去迫害不应当受到迫害的人，以此表明自己的路线斗争觉悟。
从北京回来后，他干脆以膝盖老伤为由，请长病假不去上班。这样就有了时间到处看大字报，听辩论，了解各种文革信息，并串连认识了不少人。
1966年11月6日上午，厂里另一个工人造反派王迺元，在厂里接到“首都三司联络站”电话，邀请他去参加“上海工人运动串联会” 。放下电话，正遇上来厂的潘国平。王迺元就动员他一起去。王说自己不善说话，你小潘能说会道，一起去吧。潘国平便和他一起来到愚园路。
在这个会上，上海17家工厂的工人造反派，决定成立上海的工人造反组织，取名“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并决定在11月9日召开成立大会。国棉17厂保卫科干部王洪文被推选为“工总司”成立大会筹备组负责人，潘国平被推选为“工总司”成立大会的执行主席。就这样，“工总司”筹备会上实际产生出两个“工总司”负责人：王洪文和潘国平。
“工总司”日后成为上海最大的工人造反派组织，也是全国最有影响的工人造反派组织。毛泽东对它十分关注，将它看作“工人阶级参与文革”的典范，寄予很大希望。“工总司”负责人之一的潘国平，也因此出名，被人称为“工总司”的“副司令” 。后来“安亭事件”中，在安亭和在文化广场，与张春桥的两次谈判中，他又都是“工总司”方面的代表，他的能言善辩，令张春桥记住了他。
“工总司”早期，潘国平名声比较大，甚至许多人只知“工总司”头头是潘国平，不知还有王洪文。因为潘表达能力强，讲起话来，不打草稿可以说上半个小时。他善于和人打交道，喜欢交际，而且也善于表现自己。所以他认识的人多，别人认识他的也多。支持潘国平的红卫兵很多，“炮司”最初就与潘联系比较多。
但是，潘国平的名声只是在外面，“工总司”总部的人大多对他有看法。认为他不耐烦做具体事情， “黄牛肩胛靠勿牢，猴子屁股坐不定” 。整天人不知在哪里，“工总司”总部很少能看到他，有事找也找不到。好几次张春桥要找“工总司” 的一帮人谈话，就是通知不到潘国平，到最后一刻才找到他。黄金海在一次“工总司”整风会议上对潘国平的批评，很形象地刻画出潘国平的个性：
在复兴中路他召开各区会议，结果不掌握会议，会开到一半跑到楼上，睡在床上。还有一次会议开了一半，见到人家区里开来的两用车，就开车跑了。小潘在游行时，几十万人的队伍，可以扔下不管，自己跑了，不知干什么去了。
“工总司”总部的许多人，文革结束多年后，回忆起潘国平，仍说他少不更事，自由散漫，好出风头，责任心不强；说他很少去“工总司”总部，在外又经常以“工总司”名义表态，造成许多矛盾，许多基层造反队也经常向总部告状，说不知听谁的好。金祖敏对潘国平和王洪文曾有过比较：
王洪文口才可以，写东西不行。我对王洪文印象，原来不觉得他坏，但总觉得他水平不行。王洪文的批文，我们看看，怎么搞的不通，不过字倒写得不错。王洪文这个人水平有限，他当上工总司司令是因为工总司当时没党员。
不过，王洪文与潘国平比，要谨慎些。1967年七八月份，工总司委员开扩大会议，原来决定潘国平不上主席台。为了争上主席台，潘与其他委员争了整整两个钟头。这次会上王洪文不在，我刚去工总司工作，第一次参加工总司的会议。我说潘国平实在不像样，为了上主席台，两张戏票的事情，吵两个钟头，工作不研究。潘国平说我，你算老几？这种事，王洪文少。而潘国平，弄毛主席像章，弄戏票，成天就忙这些事。
“工总司”总部王腓利对潘国平的评论是：“潘国平这个人脑子非常好，跟他谈话，你会觉得他说话很有逻辑，比王洪文会说话。”王腓利还认为，潘国平不是个喜欢抓实权的人，对权抓得并不紧。他毕竟年纪太年轻，加上没结婚，花了比较多的时间谈恋爱，不大来总部。但他也有虚荣心，喜欢人家叫他“潘司令”，喜欢出头露面。相比之下，王洪文倒是不喜欢出头露面。
还是在巨鹿路691号时，“工总司” 总部定了个11人的常委班子，但只存在了两天，因为没经过潘国平同意，被潘国平推翻。王洪文在1966年12月时，有一段时间回厂去了，他对人说过：“我不搞了，让他潘国平去搞吧” 。不过，王洪文认为潘国平这个人阴谋是不搞的。
造反初期，王洪文与潘国平关系不错。潘国平谈恋爱，王洪文认为女方 “出身不好”，曾自告奋勇要另外为潘国平介绍女朋友。女方父亲曾经是国民政府时期的军医。叶昌明甚至组织了一次对女方家庭的“抄家” ，不是为了抄东西，而是为了威吓女方不要再和潘国平谈恋爱。但双方最终还是结婚了。
1967年2月“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后，潘国平负责主持“工总司”的工作。但是，潘国平老不去“工总司”总部，叶昌明于是不发给他简报；潘间或去一次总部，吵着要看文件，没人理。潘国平认为这是叶昌明和王承龙排挤他。潘国平的这个指责，叶昌明后来回忆说，他确实有简报不发给潘国平：王和潘为争夺势力，在一些区各支一派组织，我都是站在王洪文一边，利用控制工总司的条件，压制潘支持的组织，削弱他的力量。我这样做符合王洪文的意图，也得到他的支持。所以当一次头头会上，潘指责我的一些做法是架空他排挤他时，王洪文就出来公开表态支持我，指责潘，并表示工总司的工作是交给我负责的。
潘国平的知名度主要在红卫兵，尤其是“红革会” 。红卫兵们认为潘国平造反精神足，连张春桥都敢顶。认为王洪文太软，右倾。但是，“12•8”炮打后，“红革会”等红卫兵组织都一蹶不振，潘国平的影响去了大半。但潘国平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优势正在失去。他始终认为在“工总司” 自己比王洪文有号召力。1968年8月，潘国平让自己厂里的一个工人，帮忙整理了王洪文的材料，一式14份，请北京地质学院的红卫兵转交王大宾。王大宾是北京“五大红卫兵领袖”之一，潘国平希望通过王将材料转交中央文革小组。但事后没有回音。潘国平又想重拉队伍反王洪文。他对人说：“各个局都有我的人” ，“我一喊，他们都听我的，拉30万人没问题” 。但终于也没拉起来。据潘国平后来说，张春桥打电话给劝他不要这样做，所以他没行动。
其实，潘国平被边缘，主要是个人作风问题，尤其是性关系随便。在性关系普遍比较严谨的文革时期，这是非常为人诟病的，也让“工总司”总部的很多人看不惯，觉得丢工人造反派的脸。潘国平后来因此被几次审查。第一次在1968年12月11日至1969年2月14日。潘国平当时尚未成家，以谈恋爱为名猥亵、奸污女性，被他猥亵的女性甚至包括“工总司”总部机关大楼的工作人员。“工总司”总部多次接到受害女性的告状信。与潘国平有关系的女性，还包括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关押在市总工会大楼的审查对象；潘国平不知怎的和她搭上，几次在其关押的小房间内苟合。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告到王洪文那里，廖祖康找潘国平谈话，潘国平都承认了。1968年10月，市革会正式决定潘国平回厂劳动。接着，1968年12月11日，“工总司”总部正式审查潘国平利用“工总司”负责人身份玩弄女性问题。整个审查都是叶昌明经手的，王洪文没有过问。
审查结束后，没有再让潘国平回总部；但也没有对外和对“工总司”总部内部宣布让潘国平回厂劳动的真正原因，只说潘国平年纪轻，需要锻炼。因为叶昌明觉得家丑不可外扬，这样的事情讲出去太难听。潘国平“工总司”常委的职务还保留着，“工总司” 召开全委会时（“工总司”那时因在职常委太少不开常委会），仍然通知他，张春桥接见也通知他参加。
对潘国平的第二次审查是1969年12月7日至1970年2月19日，这次是“隔离审查” ，被关在市总工会大楼的一间小房间里。原因主要是“经济问题” 、“男女关系问题” 、参与1968年的“4•12炮打”问题，“妄图分裂上海工人队伍” ，等等。“经济问题” ，包括变卖抄家物资的手表，多次虚报对方单位已经付了钱的出差费，倒卖走私的进口照相机和手表，利用军车倒卖福建的木材，等等，共获利近几千元。 这在当时工人工资只有40至60元左右的情况下，是个不小的数目。审查结束后两条处理意见：一下放劳动，二经济上退赔。因为审查出些问题，1973年4月，上海市第五次工代会上，作为文革初期的“工总司”“副司令” 、1967年第四届工代会常委的潘国平，只是五届工代会委员，没有再被列为常委。
不过，1971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报批的市革会委员名单中有潘国平，据说是张春桥提名的。 1972年11月2日下午，张春桥在接见上海工代会部分委员时，特地和潘国平打招呼：小潘你可记得，主席还是记得你小潘的，我们总之对你还抱希望。
1974年9月，久被关押的陈丕显，在毛泽东的一个批示后，终于被“解放”。张春桥指示，既然要安排陈丕显的工作，那么，也要将陈丕显的“老对手”安排工作。张春桥所说的“陈丕显的老对手” ，即老造反们，他特地点名潘国平等人。于是，市总工会将潘国平调整为市总工会常委。王秀珍打电话向王洪文建议，将潘提为市总工会副主任，但王洪文说，潘国平摆个总工会常委就够了。
王洪文这样表示，一方面也是因为他实在太了解潘国平那些拿不上台面的事情。潘国平有关系的女性，仅查实的和他自己承认的，发生性关系的13名，其中有些是他利用职权强迫的；猥亵15名。王洪文曾经说过：“就凭这些，放在别人身上，起码判刑15年” 。王洪文曾经是工厂的保卫干部，他对刑罚是了解的：当时的“流氓”罪，就是针对此类案件的。
潘国平被提为市总工会常委后，1975年初回总工会机关，叶昌明将他安排在总工会办公室工作。但是，一年不到，1975年10月21日，潘国平又被第三次审查。这次审查，除了“经济问题” 、“男女关系问题”之外，主要是因为潘国平被人揭发“攻击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同志” 。潘国平说王洪文胆小、驯服，没有能力，当副主席只是过渡，将来接班的是江青和张春桥；说张春桥有野心，会耍政治手腕，把我潘国平当一张王牌，去和王洪文抗衡；说江青是武则天；说自己落得“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灭，谋臣亡”的下场。
据当时的市总工会记载，潘国平还对时局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我们对美、苏的谴责与批判完全是无中生有，是鸡蛋里挑石头，是为了转移人民的视线，缓和国内外阶级矛盾和紧张局势，采取嫁祸于人的方法。”说潘污蔑“我国现在面临经济危机，全国动乱不定，上层内部分裂，争权夺利，人民没有政治权利和民主自由” 。潘扬言，他夺权以后，要“还政于民，缩小打击面，减少政治犯，做到让人民有言论、行动的自由，实行真正的民主。”潘还认为，经济繁荣必须“积极引进外国资本，不搞单方面援助。”还要“缩减军队，减少开支，增加工资，提高人民生活” 。在对外关系上，潘说：“特别要和苏联缓和紧张局势”。潘交待：在与顾金谈话时讲过：“要是叫我搞” 经济建设，“可以适当考虑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投资，我们还可以吸收国外华侨的投资” 。
这些思想和议论在当时是非常大胆前卫的，是对不断阶级斗争的否定。潘国平和一些部队干部以及高干子女接触较多，受他们影响较大。但是他的这些言论，全被他的风流形象抵销。
这次审查为时两个月，仍是“隔离审查”。后王洪文说，让小潘回家过年吧。1975年12月31日结束审查。市总工会作出三条处理决定：（1）撤销潘国平总工会常委之职，并将所犯错误在工会系统通报；（2）经济上退赔；（3）下去劳动，但换一个工厂。换厂，是因为潘国平工作的上海玻璃机械厂党委反映，潘国平回厂劳动，工厂和车间都管不了他；陈阿大听说后说，那就去我们厂吧。就这样潘国平去了良工阀门厂劳动 。叶昌明特地将这三项处理意见向市委书记们写了小范围的报告，但始终没有回音。1976年2月，王秀珍告诉叶昌明，王洪文说对潘国平还是要团结教育，可以让他参加总工会常委活动 。但叶昌明表示这样不大好办 。于是最终潘国平的市总工会常委之职没有撤去，但常委会议不再通知他参加。
【上海文革】
我与潘国平最后相处的日子
—— 追思潘国平
丁德发
2013年4月18日凌晨五点，文革风云人物潘国平于上海新华医院安然去世，我不由对天长叹：“人算不如天算”。本以为清明节过后，阎王老爷不会再向世间索命，挺过清明节碰碰运气，潘国平的生命还可以延续。然而经过十几天的抢救，还是回天无术，潘国平终于在重症监护室毅然走了，享年68岁。
我与潘国平是在上世纪的1965年相识的，那时我与他都是“上海沪东工人文化宫”艺术团成员。我们都好学上进，每星期有两个晚上在东宫相聚。那时的潘国平很活跃，兴趣爱好广泛，欢喜摄影，擅长曲艺与声乐，对唱歌、说唱、评弹、沪剧、越剧都感兴趣。潘国平而且善于与人交往，对人热情，朋友很多，提起“小潘”的大名，东宫的工人艺术团里无人不知。
（老年潘国平）1966年8月份四清运动刚刚结束，紧接着文化大革命开始。沪东工人文化宫也投入到文革中去。艺术团领导号召我们投入运动，我们便响应号召，目标对准艺术团的领导。现在回想，我们当时写的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宁左勿右” ，无限上纲，革命的调门越高越好，实际并无实质性的问题。我们以大字报相互声援。我写了一张“革命” 的大字报，潘国平用美术笔写了一张支持我的大字报，大字报上的字体当时很引人注目。
后来我与潘国平“杀向社会” ，认识了北京红卫兵，与他们串联，批判本单位四清运动中的遗留问题。1966年11月6日下午，我与潘国平等17个单位的工人造反派，发起成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王洪文被选为“工总司”筹备组负责人，潘国平被选为成立大会的执行主席。11月9日在文化广场召开成立大会。再以后就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安亭事件”。
在“安亭事件”中，工人们与张春桥展开面对面的斗争，迫使张春桥签订了“五条决议” ，以后又作为上海市委文件下发到基层工厂。潘国平在整个谈判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确保了参加“安亭事件” 的广大工人群众安全回厂，免受打击迫害。事件的处理结果，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
在“工总司”的早期建设发展中，潘国平和王洪文都是主要负责人。潘国平表达能力强，对外联络也多，成功处理过许多事情，曾经很有声望。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与潘国平从“工总司”总部(复兴西路1350弄)回家的路上，看到几个“野红卫兵”在私自抄家，正起劲地数着金银细软，一旁的资本家不敢声响。潘国平就冲进去，代表“工总司”直接阻止他们，勒令这些“野红卫兵”不准无组织乱抄家！这些“野红卫兵” 听到是“工总司” 到场，马上逃走了，东西也不敢拿。那个资本家感激流涕，不知怎么感谢。潘国平就告诉他，以后，如果再碰到这种没有组织没有单位的“野红卫兵”来抄家，可以直接到“工总司” 报告，我们会严肃处理的。接着我们在虹口区东长治路电车二场门口，看到一辆三轮车上坐着两个小青年，车主非常吃力地踩踏着。我们就上去叫车主坐着，叫两个小青年一个踩踏，一个在后面推着。这时车主急着讲：我是要做生意吃饭的！潘国平听他这样一说，就表示说得对，这样让乘客踏车，三轮车主坐车，看似平等，但三轮车主不踏车，靠什么来养家糊口？他就叫两个小青年把车钱付了走人。这两件事我至今回想起来很可笑。那时我们都很年轻，非常幼稚，好心办傻事。
1967年2月25日，王洪文凭着他在保卫科的一套手段，在静安区工人文化宫(乌鲁木齐北路445号)，搞了场“宫廷政变” ，抓了“工总司”的常委范佐栋，调了卢湾区几百人包围了会场。潘国平事先根本不知道这回事，他想去上厕所，也被拦住。他在会上提出这是谁调的人？连我潘国平也不能随意走动，有人跟踪我，这是怎么回事？这时王洪文才说出是他调动的人马。范佐栋就这样被关了一个多月。后来潘国平也受到排挤。王洪文当过兵，当过工人，所以被看中。其实潘国平也同样当过兵、做过工人。但潘国平缺乏共产党员的身份，而且那时太年轻，仅是一个二十岁的青年，所以不被看中。加上潘国平也有不注意的地方，自然被王洪文排挤掉。为此，潘国平曾一度离开工总司，回厂参加劳动。
1974年，贺龙养子贺兴桐部长，护送红六军团的老红军陈振国回江西永新，路经上海，潘国平为其安排车辆和住宿，跑前跑后，很是尽心。
文革结束后，潘国平被判刑。判决书说，潘国平“因参加1967年1月6日的夺权大会，在人民广场担任大会执行主席” ，被判8年徒刑。此后我曾拿着潘国平家的户口本，顶着他的兄弟名义，去提篮桥监狱探望他。潘进监狱后，我曾为他保管一套家具，长达15年。后来潘国平刑满释放，但不久又以“投机倒把”罪被判6年徒刑，1992年获释。在获释前，有关方面曾发函寻找我，因我在广东居无定所，所以没有见到他们，他们就把我的老师谢景安教授请去建国西路谈话。我估计是要我专门“联系”潘国平（1995年谢景安教授去台北作学术报告，蒋纬国在官邸单独接见他们，用上海话交谈，并托他们带给汪道涵一封信）。
1996年，潘国平去了美国，大家说他不会回来了。潘国平去美国后，有人说潘国平频繁参加海外“民运”活动，这样那样的消息传来，我也不知真假。近几年间，我曾听说他回来了，但只是听说，没见到他人面。我心里是希望他能真的回来，毕竟美国是他乡，他年纪也大了，还是叶落归根，回来为好。
直到这次2013年春节，我突然接到远在美国的潘国平前妻、芭蕾舞演员谭元元来电，告诉我潘国平在上海身体很不好，要我想方设法找到潘国平，我这才知道潘国平确已回国。我通过已退休的上海芭蕾舞团团长朱国良，终于找到了潘国平。屈指算来，我们已经17年没见面了。
那天我走进潘国平的家里，只见他面色蜡黄，瘦得形销骨立，头发胡子很长，全都白了，凭我的直觉，他病得不轻。他只能坐着，不能站立，我估计是心脑系统梗阻，幸好有钟点工为他打扫做饭。平时，他多是吃粥，就点肉松当菜。有时钟点工不在，无人搀扶，大小便就拉在地上；用过的纸尿布也扔在地上，没人收拾。他整天躺着，表情沮丧。我将为他买的三盒盒饭，放在冰箱里。看他病得这样，我倍感凄凉，心里很难受。临走时，我留了500元在他枕边，叫他收下。他苦笑着说：我已经好长时间没看见人民币了。
在我和潘国平见面之前，是朱国良经常去照顾他的。后来我才知道，去年朱国良为潘垫付医药费12000元，钟点工的费用也是朱给的。但朱还要上班，正好我母亲家离潘家很近，我常去母亲家，所以朱国良很希望我来帮忙。在随后的日子里，我经常去看潘国平，为他针灸推拿，帮助他练习走路，还请了一位抗美援越的老战士李炳华为他理发修面。朱国良给了我一把房门钥匙，随时可以去潘国平那里帮忙；有时潘国平一个紧急电话，我就立即赶过去。
他身体很不好，非常虚弱，我们也无法多谈。我原想叫一些老朋友去看他，但他不愿见人，所以，原来“工总司”的人，只有我去过他家。一次潘国平对我说：“现在政策好了，所以我回来了”。他还告诉我：他回国已三年半，两次中风。有一次，我给他带去一本叶昌明1967年的工作笔记（复旦大学整理出版）；还带去一份《世纪》杂志，上面有一篇红鸥的“安亭事件”回忆录，里面提到潘国平。我拿给潘国平看，但他不要看，说自己对这些事情已经不感兴趣了，让我统统拿回去。他的精神已经很虚弱了。
我感到他的病需要请有经验的西医，我请来原市卫生局的主要负责人、二医大陈金祥教授为他看病。陈金祥教授与潘国平也是有近五十年交情的老朋友，是潘国平要我请的专家。潘国平15年前在美国做过心脏搭桥手术，14万美金医疗费是美国的福利，自己不需出钱。搭桥保险期是10年，15年已经过了期限。所以陈金祥教授建议，马上到瑞金医院或者中山医院做心脏血管造影术检查，以决定是否要重新搭桥或者装支架。他说：现在我还可以帮你住进医院，要潘国平立即做决定。但潘国平似有难言之隐，究竟是什么，他没有具体说。
过了两个星期，陈金祥教授又赶来看潘国平，这时潘国平的脸色泛黄了，陈金祥教授立即判断：肝腹水！他感叹：晚了，肝腹水是不能做造影的，可惜！
我每星期去探望潘国平两次，有次我看到潘国平的心情还可以，就告诉他，他女儿玮玮从美国来电话，关心父亲的病情。我还告诉他玮玮来电时说的话：“我就一个爸爸，这么优秀，如果不行了，我怎么办? ”潘国平听到此话，马上兴奋地“喔”了一声说：“她现在想到我了！” 我说，你就一个女儿，怎么不叫人惦念？我于是赶快发邮件给在美国的玮玮，要她直接打电话给潘国平。女儿电话打来问候，谭元元也在电话中鼓励潘国平：“要有信心战胜疾病” ，潘国平听了非常高兴，情绪好多了。谭元元还再打电话给我，要我到超市买好的食品给潘国平送去。
4月1日下午朱国良来电话，说潘国平昏迷了。我立即赶到潘国平住处。这是潘国平第三次中风，躺在床上看到我来了，想讲话讲不出话。枕边放着近万元钱。朱国良有事，他第二天赶来新华医院。
我马上打电话找潘国平的妹妹，却怎么也没有人接。潘国平兄妹九个，我只有他最小的妹妹潘满珍的电话，而且还是座机。找不到家属，我只好打电话给谢鹏飞、原外交部一秘彭克和李逊。他们立即赶来。马上叫来120救护车，将潘国平直送新华医院。正巧，此时黄金海家属出车祸，在这里急诊。听到潘国平的消息，他也赶过来了。几瓶输液下去，潘国平神智清似乎有点清醒，他对着身边的彭克，嘴唇动了一下，冲出一句话：“彭克”！顿时让我们感到潘国平有好转了。
医生站在急诊室门口大声呼唤：“潘国平！潘国平的家属在哪里？”急诊室周围的人听见，就有好几个人过来问：潘国平？是不是“工总司” 的潘国平？上海滩60岁的人一般都知道潘国平，想不到已经过去快50年了，医生的一声呼唤，仍然会引出人们对上海滩赫赫有名的上海“工总司”潘司令的记忆。
找不到潘国平的妹妹，就没有家属签字，没有家属签字就不能抢救。潘国平前妻的妹妹和妹夫赶来，代签了字，但他们仍不能算家属。医生建议，打电话报110，这样医院就可以作为无主的昏迷病人抢救。谢鹏飞打了110，不一会，管事的人来了。他一听说是潘国平，也立即就问，是不是文革中的那个潘国平？
第二天，我们找到了潘国平的妹妹，原来昨天她赴苏州扫墓去了。有了家属签字担保，潘国平由急诊室转到重症监护室，继续抢救。
在以后十多天的日日夜夜里，许多老朋友都在为他祈祷，祈盼潘国平能再一次挺过来。为潘国平治疗抢救的是吴医生，去年潘国平第二次中风，就是吴医生用了45天抢救过来的。我们感到一丝欣慰，因为他了解潘国平的病史，更因为他曾将潘国平抢救回来，这次也会抢救回来的。潘国平的老朋友黄金海、戴立清、叶昌明、王腓利、张宝林、杨宝才、朱国良等，听说潘国平病危，都赶来医院探望。他们都40多年没见“小潘”了，如今都在医院与他见上最后一面。但潘国平好像总是昏迷不醒，已经不能回答他们了。不过当戴立清在他耳边叫着他的名字时，他眼里淌出了眼泪。潘国平的家属，包括大哥潘铁铮也都赶赴上海。
但众人的祈盼，终于没能挽回潘国平的生命。潘国平的病情日趋加重。4月18日清晨5点，潘国平在新华医院去世。
潘国平走了，既是一场如戏人生的解脱，也带走了很多信史，留下许多缺憾……文革使他成了上海乃至全国的知名人士。因为文革的历史原因，竟让他两入囹圄，长达14年。古往今来，大凡卷入历史风云的名人，都经历坎坷。
晚年的潘国平似乎成熟了。与文革初期的20岁左右的潘国平相比，已判若两人。据国外的有关报道，说潘国平为了国家的利益，曾荣立二等功。上海有许多人以为潘国平逃到美国去了，不会回来了。但潘国平为了国家利益，忍辱负重，重新浮出了水面。他是一位有争议的历史人物，而历史的真相，总是姗姗来迟的。
2013年4月20日
【上海文革】
关于和解与真相的对话
——高达与金大陆的通信
编者按：第91期《记忆》曾登载徐景贤之妻葛蕴芳撰写的回忆文章《我这一辈子》(节选)。高达先生阅后，就如何看待文革中整人者与被整者的关系，以及个人的责任等问题，与历史学者金大陆进行了通信。下面是两人通信的摘要和金大陆给本刊的信。
一、金大陆回复高达的邮件
高达先生：
徐夫人的文章作为人妻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且上海多数文革“人物”的妻子，如叶昌明的太太、黄金海的太太等，都有很隐忍的表现。从人性的角度，从夫妻本为“同命鸟” 的角度，这些女人们的后半辈子是辛苦、屈辱而令人同情的。作为女人的人性的表现，甚至可以说是令人尊敬的（在中国历史上，可找出许多患难女人之“节操”高于当事男人的例证）。
但当徐夫人将这些晒在阳光下，并愤愤然地表露出不满和怨恨，那你高达的质问就成立了——遇罗克在北京，张志新在辽宁，林昭在上海——还有许许多多在政治运动中遇难的人及家属（尤其是作为妻子的拉家带口的女人们），怎么能接受这种情绪呢？！不是说徐是直接的作恶者，但徐终究是那辆战车上的“指战员”；不要说徐后半生的境遇是“活该”，但徐终究在前半生自觉不自觉地致使他人遭遇困境。
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在于中共开展的一轮一轮的政治运动，都是以“残酷斗争”和“彻底清算”为圭臬的，都是以仇恨对仇恨，以暴力对暴力为主导、为手段的。今天，你是战胜者，就以仇恨的、暴力的套路清算失败者；明天，你是失败者，就遭遇战胜者以仇恨的、暴力的套路清算。如此循环叠加——仇恨复仇恨，暴力复暴力，清算复清算——没有体念，没有宽恕，没有退让，没有赦免，没有化干戈为玉帛，中华民族的灾难何时了！（来不及，没写完）
二、高达给金大陆的邮件
金大陆先生：你好！
你那里有丰富的文革资料，请你查一下。
文革时上海许多次直播电视斗争大会，由上海市市委书记徐景贤主持。每次讲话，他会抛出一些人是特务、叛徒、反革命，有反动思想等等。你能不能从文革资料中找出一二次，徐景贤点了谁的姓名。另外，如果有因此落难对象的具体事迹更好。我写文章需要引用一二个具体事例。
高 达
2013年3月13日
三、金大陆给高达的邮件
高达先生：好！
遵照你的要求，现提供一条凡经历过文革的上海人，都应知道的史实。这真是一个天大的惨剧，后人确实应该记取，可见那个时代的孽根。上次回复你的邮件，因夜已深，没有完整表达。我准备将在南京大学一会议的上的发言传你，供你参考，这大概是我现在的想法。
金大陆
2013年4月4日清明节
附所需材料：
一九七0年四月二十四日
□上海铜管厂工人谈元泉与庄秋生等沪剧爱好者，组织业余小分队在住地里弄演唱沪剧《红灯记》、《沙家浜》等样板戏，因未按“标准本”演出，被区民兵指挥部指认为“组织黑剧团，演唱封、资、修毒草戏，破坏‘革命样板戏’”，并专报市革委会。徐景贤批示：“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要采取果断措施”。经区民兵指挥部和公检法军管组立案调查，市革委会碰头会讨论，张春桥批准，判处谈元泉死刑，庄秋生死缓。
［注］据统计，此案共涉及140余人，其中50人被送进“学习班”，遭到刑讯逼供。1979年3月7日，经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复查，认定是一起冤案，故撤销原判，宣告无罪。各有关单位对受到错误处理的人员分别作出平反昭雪的结论。
四、高达致信金大陆：
金大陆先生: 你好！
作为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历者，一旦看到徐景贤的女儿徐蕴在父亲徐景贤遗体告别仪式上的发言，必定仔细读、认真想。现在，我把我的感想和徐女士的发言列出，让大家一起看看。
有人说当年上海滩，传奇的上海市市委书记徐景贤是许多左倾妇女的偶像。今日的上海滩，仍有半老徐娘欣赏“徐郎” ，说他不用看稿子讲两个钟头，讲起话来老来山格（话就长了）……。
徐景贤的另一侧面是没有道德底线的凶狠，他在文化界、新闻界劣迹斑斑。在我瞄到《在父亲徐景贤遗体告别仪式上的发言》（以下简称《发言》）一文，我急切地希望看到徐的两个女儿能有个态度。但是，徐蕴女士没有一丝道歉的意思。
《发言》说她的父亲：“但在文化界、新闻界等朋友中、同事中有人有难处，如医疗抢救、住房问题等来求您，您会立即请有关部门协助解决。”
《发言》使我回忆文革中多次看电视直播时，目睹徐景贤主持会议，每次讲话都抛出一些人是特务、叛徒、反革命，有反动思想等等。更为恶劣的是，因为徐景贤在文化广场和市府大会上，为广大基层干部做出榜样，上行下效，带动过各个行业的徐景贤们，纷纷在各系统揪出无数的阶级敌人。当时会场里都有这样的口号：“深挖阶级敌人！” “取得丰硕成果！” 搅得大上海成为恐怖世界，创造出上海历史上最高的自杀率。监狱都不够用，各单位纷纷设立“牛棚” 。
文革十年，毛和党有他们的责任。但是毛和党并没有下令徐景贤，去连续不断地抛出具体的人，作为他显示革命和晋升的台阶。徐景贤是聪明人，自己也明白这点。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召集他去北京，1976年10月10日在去北京的飞机上，他向王秀珍聊到自己的名声不好。
比如：1970年4月24日上海铜管厂工人谈元泉与庄秋生等沪剧爱好者，在住地里弄组织演唱沪剧《红灯记》、《沙家浜》等样板戏，因未按“标准本”演出，被区民兵指挥部指认为“组织黑剧团，演唱封、资、修毒草戏，破坏‘革命样板戏’” 。徐景贤批示；“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要采取果断措施” 。作为上级，这是在授权，他手下的人心领神会，果真“采取果断措施” ，50人被送进“学习班” ，遭到刑讯逼供。经区民兵指挥部和公检法军管组立案调查，市革委会碰头会讨论，张春桥批准，判处谈元泉死刑，庄秋生死缓。
我通读过《十年一梦》，其中只字不提在1967年期间，上海电视台播出电视斗争大会60多场次，大多数由擅长作秀的徐景贤主持。在1968年4月的一次电视斗争大会上，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著名音乐家贺绿汀抢话筒，驳斥强加于他的罪名和伪证，当局不得不下令中途停止电视转播。报复是那双拨弄乐器的手在牢狱中戴了五年手铐；而徐景贤没有戴五年手铐吧。
徐景贤最后能与家庭、外甥共享天伦之乐；而被徐景贤污蔑陷害的人，这些家庭得到的是家破人亡。直接起因是徐景贤在大会上，舌头多打了几个滚，没有书面决议；而对徐景贤的处分毕竟有上面讨论出的书面决议和一定的法律程序。
徐景贤的贴身秘书王刚，在文革中失踪。王刚是徐景贤“材料袋” ，徐景贤是张春桥“材料袋” 。当时王刚上班的自行车还停在办公处，他的身体却从人间蒸发了。王刚这个上海男人的智慧比不上蒙古族汉子王立军，后者人生中最后一次作秀石破天惊，使他保住了性命。
题外故事：王刚的妻子相貌才华都不错，大女儿2岁，小女儿刚出生。王夫人因丈夫失踪，向公安部门报案。上海警察听到权倾一时的徐景贤的秘书失踪，连续三个反应：第一，为难得脸色变白；第二，溜出接待室；第三，自称没有听到此事。谁敢立案？谁有能力去查？公安部门没有“说法” ，法院更不敢接手这桩奇特的缺席离婚案。这么几十年投诉无门，王夫人没有再婚的权利。
徐蕴自称她父亲徐景贤的“《年青的一代》震撼着一代青年人心灵，……长大读了剧本以后，我也曾立志要做一个像萧继业这样的有为青年。”事实上，这位女青年没有像萧继业那样去西部农村“有为” ，而是留在了上海。每一位读者都能肯定，徐蕴绝对不许她的后代成为“像萧继业这样的有为青年” 。苍天作证！
徐景贤和徐蕴都希望“是92岁美国知名女作家丰富的晚年生活多媒体，互相勉励着要做一个快乐老人。” （但不知）这父女俩，心底里有没有接受“美国知名女作家”的普世价值观？
都说日本右翼势力不承认侵华时在中国的罪行。我们同胞也是这样么？
读到徐家人的心胸，使我想起蒯大富。蒯出监狱后多次去清华大学道歉，他说：“自己被人整了一整，报复别人是往死里整。” 蒯大富的大胸怀，赢得对立两派的好感。曾经反对蒯的人，也帮助蒯在广东做生意，致使蒯变得大富啦。
2013年4月4日清明节
献给文革中的死难者
五、金大陆在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国际会议上的发言，送给高达：
……
就此，可引伸出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今天，我们如何面对那些文革人物？如何进行文革研究？
我在2012年第5期《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推进文革研究进入历史学学术轨道》的文章，其中提及研究理路上必须警惕和克服“图谱化倾向”(亦称“脸谱化倾向”)和“意识形态两极化倾向”。前者主张坚持历史学“史料为本”的原则，即通过大规模地开掘深部和细部的史料，力避“既不着根基又不着边际的空谈”；后者则指出当前关于文革研究往“左”和“右”两个端点上拉扯。一个“重要遗产” 说，即认为文革具有人民自下而上追求平等的遗产价值，此属颠覆性的辩护思路；一个“集体罪错”说，即指认文革是高层政治集团的“集体罪错”，此属终极性的批判思路。且两种倾向皆充满着浓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更令人担忧的是与当代中国政治的趋动紧密勾联。所以，我们主张文革研究应标示“学术至上”、“学术独立” 的原则，与各种意识形态的特征进行切割，因为研究的“内容”和研究的“立场”、研究的“方法”是可以剥离的。这就是说，即便“意识形态革命”是凸显的主题，却不可以是研究的“引导”和“目的”。
继而，联系中国乒乓球界徐寅生、李富荣等不计前嫌地为庄则栋落实医疗费的事例；再联系最近陶铸的女儿陶斯亮在读了原江青秘书阎长贵《我参与了打倒陶铸》的忏悔文章后，分别于2012年3月23日和4月3日写给阎长贵的信――请允许摘录以下三小段：
文革是党和国家的灾难，就大多数人而言并不存在个人恩怨。我也作过错事，如在天安门向主席告邱会作的状，致使全军文革垮台。但这不妨碍我与邱会作儿子友好相处。文革中，我也必须要喊打倒“刘邓陶”，何况您？……你可是实实在在在秦城蹲了七年大狱啊！但你不记私仇，仍能客观对待江青，让人感佩。
我们总是在强调要实事求是，可永远也做不到实事求是，这真是困扰我党的一个悖论。江青纵然作恶多端，但说她反党反毛泽东是无论如何站不住脚的。我曾对江青恨之入骨，认为我们家破人亡皆因她的陷害。但慢慢地我开始理性思考文革，觉得这种将文革浩劫一股脑推给江青和“四人帮”的做法，善意的解读是为尊者讳……
提到“四人帮”，我认为有学者和老百姓不同的认知，学者应该是严谨的，有时间概念的。但老百姓认为文革中以江青为首的一批人就是“四人帮”。其实这个词不是严格的政治术语，而是富有毛泽东风格的说法。我个人认为这个概念越窄越好，像王洪文这样的人与其他三人根本是不能等同而语的。（见2012年第7期《炎黄春秋》）
曾经站在不同政治路线上的徐寅生、李富荣等，对庄则栋尚且如此；曾经被逼得家破人亡的陶斯亮，对江青尚且如此――在主张文革研究应坚持“史料为本”和“学术独立” 的原则时，是否应进一步地提议：在确定文革的性质是一场政治灾难的前提下，文革研究应同时建立呼吁“忏悔”和化解“仇恨”的共识呢？
呼吁“忏悔”容易被大众接受，也符合多年来形成的社会思维的惯性（当然，拒绝“忏悔”，甚至为文革“辩解”的声音也是缠绕着的）。确立化解“仇恨”的意识则可能很难，甚至可能产生曲解。但这确实是中国文革研究的一个大问题。当然，确立化解“仇恨”的意识并非是说不要揭露和控诉文革的罪孽，而是指出不要简单化地引向“仇恨”的向度，不要简单化地通过“仇恨”的意识来解读文革（因为文革的厚重和复杂，不是一个“仇恨”能够说清楚的）。恰是应在开掘导致文革灾难的多元性要素和多面性关系方面下足功夫，致使整体化的文革运动，在历史学学术的框架中全面地沉淀，经过历史学家的提炼和总结，再全面地呈现，从而为整个民族记取这灾难和教训，打下一根不可动摇的历史定论的桩柱。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看到，通过那些碎片化的文革描述，所支撑起来的“仇恨”意识，不仅遮蔽了把握文革全貌，透视文革真相的眼光，更容易积累起类似“冤冤相报”、“以暴易暴”的情绪和认知。其实，不管是从现实政治的方面，还是从历史学术的角度，这都是很不可取的选项。因为“仇恨”的意识更轻易引起“左”路的反跳，干扰改革的部署。何况狭隘、偏执而激进的观点，根本上不属于现代意识的表达，不属于人类文明的方向。正是立足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呼吁文革研究进入历史学学术轨道，实际上也承担了化解“仇恨”意识的任务。
六、金大陆给《记忆》编辑的信
……我所持“建立呼吁‘忏悔’和化解‘仇恨’的共识”是一个方向。其两个方面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首先，应该搞清真相，辩明是非，否则，化解仇恨便有可能成为遮掩和空谈。其次，是强调“搞清真相，辩明是非”的目的，不是为了冤冤相报、以暴易暴，是为了“记取教训，永拒文革”。当然，更关键的问题是“化解”的主体是“谁”？是“上层”，还是“下层”？是“官方”，还是“民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难题，是面对既成的制度和既得的利益。其实，“历史的问题”也是很大的难题。我不是官方，也无任何资格代表民间，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国文革研究的工作者。当下，出于对此问题研究的理解，提出“建立呼吁‘忏悔’和化解‘仇恨’的共识”。期望此共识能够成立。
2013年4月6日晚
附：
在父亲徐景贤遗体告别仪式上的发言
——女儿永远怀念您
徐 蕴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长辈、各位至亲好友：
首先让我代表全家，对在百忙中前来参加父亲徐景贤的遗体告别仪式的各位，表示我们衷心地感谢。
我敬爱的爸爸，于10月31日下午四时许突然离我们而去，至今我仍旧不愿相信、也无法接受那刺眼的“奠”字，会与爸爸您那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联系在一起。记得那天早晨，我赶着上班之前还见您好好的刚起床，来不及多说什么，匆忙中一声“走了啊” ，就算是跟您和妈妈打了个暂别的招呼。爸，您怎么能连一声招呼都不打，甚至都没对妈妈留下只言片语，也不等到我下班回来，就悄然地不辞而别了呢？这实在是太让人心痛而不可思议了！
爸，作为您的女儿，从小到大，直到今天，我都以有您这样的爸爸而感到自豪！因为有了您的爱护，我和姐姐度过了幸福快乐的童年；因为有了您的养育，我和姐姐从小就懂得怎样做人的道理。您对我们的恩情我们还没有好好报答，我们对您的孝心也还没有好好的尽够，爸，您怎么就离我们而去了呢？！
爸，我们和妈妈不能没有你。1977年由于政治原因，您长时期身处逆境。爸爸，您虽然身陷囹圄，却给予妈妈强有力的精神支柱。在漫长的岁月里，妈妈因你而变得坚强、勇敢，挑起了家庭的全部重担。我们终于长大了，成家立业了。爸，在这每一个过程中，我们都会感受到您就在我们的身边！两个外孙谢忱、姜味辛的名字都是您给起的。爸，您一直与我们同在。
如今，两个外孙正逢高中和大学在读，他们正庆幸家里有这样一位睿智、健谈、学识丰富的可亲外公，从您那儿可以学到、听到很多教诲和知识。他们时常请教您，在人生关键时刻您应该会给予他们很大指点和帮助，可您却又一次离我们而去。这次您去的地方太遥远了，我们还能再次把您等回来吗？ 爸爸、外公，我们都需要您，我们都在呼唤您，您能听见吗？
爸，您回家时，已是花甲之年，家里多了一个老人，却反而使得原本显得沉闷的家变得生机勃勃起来。爸，您成了我们全家的主心骨。妈妈有了依靠，十几年来，妈妈脸上难得一见的笑容，从此常有了，妈妈变得年轻了。女儿、女婿、外孙遇事也都愿意找您商量，听听您的意见，比如我们几人中有人辞职后再想找工作的或因单位需要工作有调动的、退休回聘的、工作中遇到压力等等，孙辈中升学、考大学选择专业、个人兴趣取向选择等，您都会帮助出出主意，提出让人接受、令人信服的建议，但又充分尊重我们自己最终的决定。在家里您非常的民主、平等，孙辈们与您狡辩和争论问题，您会很高兴地予以反驳和解答，给您起表示亲昵的外号并常挂在嘴上叫您，你也很乐意的接受；您普通话不标准念错读音，小外孙善意的嘲笑您，并跟您打赌是谁错，您会让他查字典来以理服人。您还经常教导我们：遇到任何事都不要光看眼皮底下，提起千斤，放下四两，看远些、看淡些就没什么了。我们都觉得您有这样大起大落、艰难坎坷的人生经历，却能如此大度豁达，实在是打心眼里敬佩。跟您在一起，大家都有一种轻松愉快的感觉，遇到事情您总会说，没关系，爸爸是你们的坚强后盾。再大的困难和压力，爸，只要有您在，似乎都能化解掉。确实，您是我们的主心骨，您还是我们的定心丸。我与您住在一起，每天回家，总是先进您的房间报到一声：回来啦。姐姐每天一个电话问候是必不可少的。可是，今后让我们每天去哪里找您报到和问候呢？亲爱的爸呀。
爸，您没有上过大学，却从未因此而有丝毫的遗憾，因为当时解放初期国家建设需要有文化的年轻人。您不是科班出身的作家，却写出了许多评论文章、小说、散文、札记等。在1988年我结婚之前，和小姜一起去探望您，您特别高兴，说爸爸目前没有经济能力，请妈妈将以往发表过的三本书：散文集《生命似火》、传记文学《党的儿子穆汉祥》、话剧剧本《年青的一代》带过来，签上名，写上新婚祝词作为结婚的礼物。当时我俩特别高兴，这份精神财富胜过一切昂贵的礼物。话剧剧本《年青的一代》震撼着一代青年人心灵，并在1964年3月获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颁发的优秀话剧奖状。当时的我还只有两三岁大，还不懂事，长大读了剧本以后，我也曾立志要做一个像萧继业这样的有为青年。1965年9月，您作为中国青年文艺工作者代表团的一员出访越南，受到胡志明主席的接见。爸，那时您还那么年轻，才三十刚出头却如此才华横溢，真是令我们晚辈钦佩、令我们晚辈汗颜。
文革十年间，您虽然身居要职，但有权不滥用，生活上要求相当低调，一人得道，家人并未沾光。亲戚中的孩子包括您自己唯一的亲弟弟等赴湖北、云南等地上山下乡十来年，他们想调回上海，您都没帮忙；当时流行高干子女参军，外甥中也有人想提要求，您说不考虑，影响不好。当年爷爷奶奶家住在老式里弄石库门内几十年，没有煤卫设施，很想改善住房条件，但您没答应，您说：等到周围邻居家家户户都能安装煤卫后一起解决，不能特殊。您处处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没有为自己和家人办过什么私事；但在文化界、新闻界等朋友中、同事中有 人有难处，如医疗抢救、住房问题等来求您，您会立即请有关部门协助解决。
爸，在回家后的这十多年中，我知道，您最大的心愿是要把您坎坷的一生写出来，把它交给历史。您做了，您是全力以赴地去做的。您还没有全部完成，您怎么就走了呢？您怎么舍得放弃呢？现在人们都说，老年人70岁才是小弟弟，90岁不希奇，您才74岁啊，您还年轻！爸，您是走得这样地匆忙，匆忙得叫人难以相信！因为当天上午9：30，您还在给几个老朋友发电子邮件，内容是92岁美国知名女作家丰富的晚年生活多媒体，互相勉励着要做一个快乐老人。怎么也不能接受，时隔几个小时，您坐在沙发上，手里还举着本书，没有给我们留下一个字的遗言，就悄无声息的走了！永远的离开了！这是为什么啊！但我们知道，您要能说话也最想说的话，肯定是不放心妈妈，对不起妈妈，希望我们照顾好妈妈。爸，您放心，我们依然会像从前您不在家时那样与妈妈相依为命的，我们都大了，第三代也长大了，后继有人了，不会让妈妈再像从前那样地操心了。我们会很好的照顾她的，直到有一天，我们共同在那遥远的地方与您相会。
爸，您会永远陪伴着我们，永远在我们心里。
【述 往】
接生记
——插队轶事之一
公孙雨
四十年过去了，有关插队的回忆林林总总，数千论万。有一千八百万的插队知青，就有同样那么多相同而又不同的故事。从没有提过笔的我，一直想尽量用拭去时代政治饰色和掸除个人情感尘埃的笔触，记载当时当地的事和人，在浩瀚纷杂的文字中留下另一些多少不同的真实。
每每和友人们谈起在陕北延安地区那段令人终身难忘的经历，我都不由揶揄地用一句话概而括之：插队九年间（1969—1978），从接生孩子到埋死人，把人一辈子的事都干过了。这些轶事不妨就从“接生”说起吧。
自从当了赤脚医生之后，睡觉就总处在警觉状态。五个插友睡一条炕，我把边儿守门，图得出入方便。半夜硷畔（方言，指窑洞外院子的土坡边沿）一有刺喇刺喇的脚步声，一准儿是急症，虽然心中没有亏心事，也怕半夜鬼叫门。赶紧起身穿衣，背上红十字的药匣子，不爬山越沟走几十里夜路，就算阿弥陀佛了。
那夜晚来的是个叫杰的河南人，让过去瞧瞧他妹子桂花，怀孕七个月头上，早产。我一听头都大了，虽说当赤脚已有一段经历，且曾参加公社办的赤脚医生培训班，师从北京301总医院陈姓主任医师月余，但于妇产领域却毫无经验。后代繁衍之事属人类本能，世世代代百姓自有其言传身教之道，哪个村落都有个把经验丰富专司收生事宜的老婆儿，一般无需我等赤脚者染指。所以本能地第一反应是：“为甚不找后沟贺二家的接生？”
杰回答说：“能行就不找你了，你过去看看就知道了。”
拿上手电下了硷畔，杰的窑洞在沟对面，跳过水中的几块垫脚石，再爬一段不长的缓坡小路就到了。杰将我领到地掌儿（“地方”的同义语），交待给他娘，就回旁边自己的另一孔窑洞去睡觉。
杰家的窑洞是陕北土窑洞中最为简陋的那种，也就四五米进深，没有窗户，仅在门框上方留个等宽的方口透气漏光，即便白天窑内也昏昏暗暗。土炕还是盘在窑洞尽头的“掌炕”，更让人看不清楚。 锅灶设在靠近门口的位置，窑洞的土壁被长年烟火熏得黢黑。灶洞里填放着木柴，铁锅中烧着开水，透过篦帘锅盖泚泚地冒着水汽。灶台上墨水瓶儿做的油灯跳闪着豆大的光亮，我的近视眼睛要借助灶口内熊熊燃烧的火焰，才勉强看得见些这家窑洞里的影像。
杰的父亲叫拴柱，携家带口在自然灾害之年逃荒到这大山深沟里安下家。迁户口时，河南方面老家公社开来的证明写着家庭成分是地主，而这个穷山村里，此前连个中农都没得。也许拴柱从前真过过几天享福的日子，力气活干不了，细致活不会干，是个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的主儿，评工一直只有七分，享受婆姨女子待遇。公道说还真没有政治歧视的原由，各类农活他确实干不过村里一些年轻妇女。
杰的妹妹桂花出嫁到了邻县邻村的塬上，这次因怀孕才住回了娘家。桂花性格显得木讷老实，长相在乡村女子中也属平平，不出众的那种。
此时，杰娘的（当地对某人母亲的昵称，并无不尊之意）正搂着桂花的腰，靠坐在窑掌。桂花虽一身疲惫，神志倒还清楚，甚至不忘礼貌地弱弱打声招呼：“你坐。”
而杰娘的眼巴巴地瞧着我，只有一句话：“这咋办呀？”
我说：“为什么不让她躺下，这样多受罪？”
“不能躺，婆姨家坐月子就怕血晕呢。”
我站在灶口，怯怯地问道：“怎么啦？这大半夜的……”
杰娘的用更怯的语调说：“你看看就知道了，下来一只手……”说着，就一把掀开盖在桂花两腿上的被单。
宋人周敦颐称赞莲花之高洁,谓之曰：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我等知青后生虽说也年过二十，但不要说人伦之道，未曾涉足染指；异性之隐秘部位生理构造，更是连远观都没有过的。我无奈只得勉强凑近查看，胎儿的一截儿小手臂露出母体外，软绵绵地耷拉着一动不动，颜色已经黑紫。此时脑海里除了那只可怜的小手，其余对我都是一片茫然空白。我急忙掏出针灸用的三棱针，拭过酒精棉球，将针尖轻轻地刺在小手指尖处，毫无反应，看来胎儿早就不行了。
“流血多不？”我问道，一边退回到灶口位置翻腾药匣子。
“还行，不算多，就是下不来让人熬煎。头胎都好好的，谁承想这二胎倒……”杰娘的话里透着说不出的沮丧。
“孩子估计是保不住了，还是大人要紧。”我试探着说。
“你看咋办就咋办，那娃早就不中了。”杰娘的说话也是河南密县的口音。
“咱这合作医疗站没条件，先用点消炎抗感染的药，不行我看还是抓紧送医院吧。”说完放下药，我就立马跑到前沟找老蔡。
老蔡是大队主任，不识字，脑子绝对好使。当时实行的大队核算，本队所属的四个自然村，七八十户人家，二百多号男女劳力，数十匹牲畜，近千只山、绵羊，方圆百十平方里的塬、台、沟、坡、梁、峁、洼，都在他脑袋里装着。哪块地好，哪块地孬，满年四季二十四节气，哪块地该种什么，哪个牲口圈的粪该上到哪块地里，哪块地先收，哪块地后收，都有学问。上初中时，我曾自学过数学界泰斗华罗庚的《运筹学》，大体说的是在同等工作量前提下，如何合理安排劳动力和工序，可以使得总体花费的劳动时间成本最为节省。老蔡对“运筹学”可算得无师自通，话不多，句句有道理，不服不行。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找老蔡的目的是安排手扶拖拉机。我们村地处大山深处，距离公社三十里，但这是一条只能靠驴驮人背运输物资的羊肠小道，开手扶拖拉机就得另外辗转多绕二十余里，遇几处坡度太陡的险路段，还得找三四个壮劳力助推，所以我队上的手扶机子功率号称是十二匹马力外加四人力。
我爬到老蔡窑洞外起硷畔，隔着窗棂向主任报告了桂花的情况。老蔡猫身隔着被窝儿点亮油灯（乡亲们睡觉大都光身不穿衣裤），又满满装上锅儿旱烟吧唧着，打起精神吩咐：
“通知毛全（村里的手扶拖拉机手）给机子加满柴油和水，天一擦亮就起身，黑地上路太危险；手扶机子的拖斗里衬上层麦秸，再铺上两床被子，路不好，不敢再把人颠坏了。你把急救的药该带的带上，从知青灶上带足干粮，让你孔大妈赶早烙上两张饼。医疗站要是没钱，跟大队出纳文彩那儿先支点儿，就说我说的。桂花娘的不放心就相跟上，不记工。杰父子两个叫村里把工记上，再加上你总共三个男劳力跟车护送带凑（Cou，二声）车（陕北方言，帮衬推车的意思）。到了大路，那父子两个回来，稍带着从后山梁背回两捆谷子撂到前场上（约十里路距离）。你跟车一直护送到公社卫生院，路上不敢有闪失，公社治不了，直接送县医院。机子把人送到后，叫毛全从公社供销社捎一车尿素化肥，拉回来放到分销点商店院子外起。”
不过半袋烟功夫，这点事儿安排得井井有条，我也稍微松了口气。告辞老蔡，立马又跑到后沟将主任的指令传递给毛全。他的回答干脆利落：“莫麻达！”（没问题的同义语）。大队出纳住在另一个村，钱，医疗站还有点儿，不行拿我自己的垫上；烙饼就算了，包上两块灶上的剩糰子一样当干粮，这黑更半夜的，别再招扰得大家伙儿都跟着鸡犬不宁了。
当时实行的农村合作医疗，对于本队社员的常见病患者，只收五分钱挂号费；那些慢性病或需转院治疗的，由医疗站报销70％，自付30％；桂花已嫁到外村，按说队里就不管了，老蔡承诺先支点儿，也是暂借的意思；不然，让杰一家黑地里满世界哪儿寻着借钱去？
回到杰家窑里把老蔡的吩咐同样告知了杰父子，上路的事就都安排妥了，心里的半块石头总算落了地，可另半块却提得更高了，这就是老蔡提醒嘱咐的那句话：“路不好，不敢再把人颠坏了。”“路上不敢有闪失！”是啊，五十多里的土石路颠簸，产妇本来就易出血，一旦发生血崩，我的那点儿肾上腺素、维生素K、葡萄糖盐水之类的急救药品，哪里能救得过来呢？！
深秋季节的陕北昼短夜长，算算离天亮还有好几个小时，即使上了路，没有三四个小时也到不了公社。再说公社卫生院的条件状况，我心里清楚，技术、药品、器械好不到哪里，只能说我作为赤脚医生的医疗责任尽到了。再往县里头转送，绕川道又得有五十多里砂石公路，手扶拖拉机最快要下午才能送到县医院；桂花即便没有大出血，体力能不能坚持下来都是问题。有什么可以采取的自救办法吗？反正觉是睡不成了，我坐在灶口的板凳上，一边添柴烧火，一边翻看着我的“赤脚圣经”——《农村医疗手册》。
书上说，健康年轻产妇的难产，首先可能是因为胎位不正，正常妊娠情况应当是头位，即分娩时胎儿头部最先露出；不顺产可能会是臀位，胎儿在子宫内呈倒坐状，如果产妇骨盆开口狭窄，分娩会造成困难；最麻烦的是横侧位，此时胎儿的手臂最先露出，而肩和头在子宫内造成嵌顿，俗话说就是被卡住。
治疗胎位不正的方法分外倒转术和内倒转术。外倒转术须在产前进行，产妇自我或在医师辅助下用双手进行腹部按摩，朝一个固定方位轻轻回转，坚持数日可见效。对于临产时才发现的胎位不正，如不具备剖腹条件，可进行宫内倒转，即术者一手扶住孕妇腹部，另一手戴上橡胶手套缓缓地探入母体内托住胎儿身体慢慢回转，直至头部挪转朝向产道方位，即可按顺产方式产出。如果确认胎儿已在母体内死亡，可用手术刀钳剪的医疗工具，将胎儿进行体内分解后分段取出。
甭说了，这些对我都是万万决无可能的选择，难度太大了！弄不好，产妇必牺牲在我的手中无疑。
但看到此，又突然感觉眼前一亮。是啊！我所面临的实际情况是，可以确认胎儿已无生命迹象，应属死胎不下，和一般意义的难产有所不同。此时关键是如何尽早让胎儿脱离母体，以保证产妇自己的生命安全。于是，我又找出另一本《中草药偏方验方手册》，翻到“死胎不下”栏目，手册给出的偏方是：巴豆、大黄、二丑、芒硝各五分，将这四种中药研末后用酒调和，贴在三阴交穴位处。寥寥就这么几句，任何原理性的解释都没有。但我想只要不内服就问题不大，没有什么副作用，大不了不顶事嘛，试试！
大队医疗站在另外一个村，距我和杰家的村子虽不过一里多路，但不到一米宽弯弯曲曲的小路，一边是数十米高的土崖，另一侧是十几米深的石沟峭壁，好在轻车熟路平常走惯了，也就顾不得许多。和杰娘的简单交待了几句，一阵风般地赶到了前村，掏钥匙、开门、点灯、拉抽屉、戥药、研磨、过箩、兑酒调和，不一会儿就完成了全部工序。来不及找地方打烧酒了，用卫生酒精代替吧。巴豆属于有毒的中药且稀缺，是被县药材公司严格控制的药物，好在我们医疗站的药斗里还残留几粒巴豆壳儿，拣出充了数。
这个偏方说起来有些奇特，略懂中药的人都知道，这四味通通是下泄的药物，一般若治疗便秘的毛病，在药剂配伍中少量加放其中一味即可。刚才提到的巴豆，仅几克就能引发剧烈腹泻，严重时可致人死亡；大（dai，四声）黄的性质温和些，但生用时因泻下力作用强烈，孕产妇忌用；二丑其实是牵牛花的种子，因有黑、白两种颜色故称黑白二丑，所含的牵牛子甙在肠内遇到胆汁及肠液会分解出牵牛子素，能刺激肠道增进蠕动，导致强烈泻下；芒硝就是含结晶水的硫酸钠，《本草纲目》认为有泻热通便的疗效。
这四味药物对于正常产孕妇，都是禁忌配伍，医生如不慎错用肯定非庸即昏，偶有外用时一般也是针对疮痈之类的皮肤外科病症。三阴交穴位位于小腿胫骨内侧缘后方、足内踝上3寸处，因足太阴、少阴、厥阴三条经络交会于此而命名，也是孕妇禁针的部位。由此看来，无论药物还是穴位，都是产孕妇的地雷禁区，这是一步险招儿啊！用还是不用？
不用，怎么都说得过去，只要捱到天亮将人抬到手扶拖拉机上，一上路只管走下去，我就没有太大责任，可是前边说过，结果恐怕凶多吉少。用呢，确实没有十足把握，但书里所说的产孕妇禁忌，针对的是内服用药，和确保母子双双平安的考虑。这两点应该并不适于目前对桂花要采取措施的情况，两害相权取其轻嘛，《本草纲目》的“九畏十八反”不是也有“以毒攻毒”的案例，按兵法理论叫出奇制胜。当然，对于采取这样非常规的急救措施，还得向她本人和家里说清楚才行。
拿上配好的药，我回到杰家里，桂花的身体状况没有任何进展变化，不好，也不坏。我向母女二人介绍了从书里查到的资料，拿出药瓶打开给她们看看、闻闻，一股清香浓郁的酒精味道扑面而来，然后示意指了指三阴交穴位的位置，瓶里的药就将涂在这个地方。
“能行？”杰娘的一脸狐疑。
“说不好，但应该不坏事儿。”我坦诚地回答。
“甭管咋地，试就试，你尽心了，哈好（方言：无论如何）俄（我）不怪你！”桂花苍白的面孔，此时透出的却是无比坚定。
“那咱们就搂造（方言：开始）。”我也用地方方言应答。为的是缓解她们，也更是我自己的紧张情绪。到此时，我才蓦地想起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药该贴在哪条腿？
中医药的施教传承历来带有神秘主义色彩，如号脉就有按性别区分男左女右的说法。照此推理，产妇肯定得敷右腿。而桂花靠卧的位置刚好左腿在外、右腿在内，贴敷右腿穴位我得趴到炕上操作，贴左腿就方便得多，站在炕沿儿边上就够着了。顾不了那末多了，疗效是第一位的，上炕吧，俗话说，信则灵，不信不灵。敷完右腿，我将剩余的药糊又一并敷在左腿的三阴交穴位。偏方既然没说，我就自作主张，两条腿一齐来吧，谁知道天上的哪块云彩会下雨？
敷完药后，我又退回到锅灶跟前，继续加柴添水烧炕的活什，说实话，这时是连翻书的心情都扔到爪哇国去了。约莫过了十五分钟的光景，有动静了！炕上传来桂花屏住气力发出的嗯嗯啊啊的声音，逐步由弱渐强，分不清是呻吟还是低声嘶喊。我的心蹦到嗓子眼了，大气也不敢出，头扎得更低，连向上扫看一眼的勇气都没有。
就这样努了差不多两三分钟，感觉像是过了半小时，不知因为紧张，还是在灶火边蹲得太久，我浑身上下已湿了个透。说时迟，那时快，突然听得“砰”的一声，什么东西砸到了炕蓆上，犹如一颗未炸的炮弹。跟着就是杰娘的欢呼：“下来了!”
“什么下来了？”我紧忙问。
“都下来了！”我腾地跳起过去查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胎儿面部朝下地趴伏在离桂花两三尺远的位置，后面拖着脐带，再后面是中药里叫做“紫河车”的胎盘，三位一体、干净利落，并无多少血污的痕迹。桂花长长地舒了口气，眼睛闭着，浑身再没有一点气力。
“感觉咋样？”我边问边观察着反应，同时用手摸了摸她的额头，出了不少的汗，体温正常。
“咋也不咋，就是想睡……”桂花软软地回答。
“你太累了，是得好好休息，睡吧，明儿个我再来看你。”说着感觉有点儿不对——应当是今儿个了吧？
天王老子！我曾假设了若干种不同的后果结局：顺利的，不顺利的，但没有一种是现在这般状况。中医药简直太神奇了，我怎么有了种自己好像在扮演着巫医角色，施了某种巫术魔法的感觉。事后细细地想，大概是这些作用下泄的药物敷设，造成了子宫平滑肌的剧烈收缩，而“两腿都要敷”的策略使得药力更加猛烈。但好在桂花打小吃苦耐劳身体能頂住，再加上又是经过产的妇女，产道畅通没有大的阻力障碍，才达到一气呵成的效果。
收拾起药匣子准备撤了，告诉杰娘的收拾炕蓆的事儿，我就不管了。
“看你说的，这就够麻烦你了。头早起让杰老子把他发送到山上去，可怜见地，还是个男娃哩。”当地的风俗，凡未满十二岁的孩子夭折，都是山葬——天亮前由亲娘老子将早夭的孩儿送到山上的阳崖埂儿，任由猛禽走兽叼食，意为升天，图早日再投胎转世。胎儿的胎盘一般埋在窑内“投灶”里（位于炕道通向向上烟道的转角处，平时外面盖块薄石板），到底有什么讲究，或许为了将根留住？无考。
我打着哈欠告诉杰娘的，如有任何动静再过来叫我，中午时分到医疗站抓三副补中益气、活血散瘀的药，就告辞回去睡觉了。
朦胧中听到毛全在窗外叫：“咋介杰娘的又说不走了？害得我大早起加油添水的。”
“你去问老蔡吧，说让拉化肥呢，你还是走你的吧，没我的事了。”我翻了个身，懒得再搭理他。
“老蔡让问你的，化肥急啥哩，没事儿我就出工走了，这把人闪毬的……”
时光过得真快，一晃两年就过去了。又是半夜，又是急茬儿，这回来的是老杨。老杨那年已是快五十的人了，说话就直来直去，无需遮挡：“快赶紧走，我婆姨不行了，坐月子血淌得哗哗的，怕人骨冬（非常可怕之意）。”
“老杨，我不能去了，这你知道，现在我到学校教书了，还是叫佳信、国兴、角儿他们吧。”从我离开合作医疗站到队办学校教书后，就是这师徒三人继续干着赤脚。
“佳信走县上了，国兴和角儿不顶事，尔格（现在）就在呢，就是他们让我来叫你的。”老杨家住得很近，离我也就五十步之遥。到窑里时果然俩人都在，神情恓惶得一副六神无主的样子。国兴原和我在医疗站就是同事，年龄比我还长四岁。我先将他拉到一旁，低声问问老杨婆姨的状况。
“怕是不行了，血流了这么一老盆。”国兴用手比划着，“人也糊噜（昏迷）了。”
“血止了吗？”我问。
“哪里还有血，淌完了！”
“娃呢？”
“娃没事儿，小子蓼（漂亮的意思）着呢。”
老杨婆姨靠着铺盖斜躺在炕上，脸没有一丝血色，连嘴唇都是苍白，已然不省人事。
“借针使使。”角儿急忙递过来一根半寸长的针灸细针，我对准鼻子下面的人中刺了进去，捻转提插，有了一点反应。之前国兴能打的针，能用的药差不多都使了，还能怎么着呢？
“医疗站那颗红山参还在吗？”我突然想起这棵救命稻草。
“在是在，但佳信锁抽屉里了，没钥匙。”
“撬锁！赶紧！”我的声音没落地，角儿已经应声飞出门外。
从急救措施讲，这样的大规模失血，除非紧急输入大剂量同类血型的新鲜血液，没有别的出路！但那时我连自己的血型是什么都不知道，这不是纸上谈兵嘛。听说有个遇到宫外孕造成患者腹腔大出血的案例，身为知青的赤脚医生果断将腔内血液用针管抽出，经消毒纱布过滤后重新输入患者体内获得成功的案例，叫做自体输血，但那毕竟是未经体外污染的自身血液啊。
角儿回来了，手中举着那棵宝贵的红山参，我和国兴商量就用“独参汤”这个救命的验方再试一下。红参在砂锅里煎熬着，我们几个的心在胸内熬煎着。差不多了，出锅，喂药。澄红色的药汁顺着老杨婆姨的嘴角流进口里，一勺、两勺…… 她的眼睛慢慢睁开了，脸色也开始变得红润，喉眼里咕噜咕噜地似乎说着什么。
老杨凑上身去安慰道：“娃娃好着呢，放心吧！几个大夫都在这儿，你咋也不咋（没事儿的意思）。”
我叫出国兴和老杨：“这玩意治标不治本，趁着人有好转，赶紧送医院！”
几个人立刻赶紧分头行动，做出发的准备。也就十来分钟的光景，守护在身边的角儿惊叫起来：“又不行了！”
眼看着老杨婆姨刚刚红润的面色又渐渐褪去，眼睛依然睁着却没有了丝毫光亮，这大概就是人们传说的“回光返照”吧。
那个男娃几天后过继给了邻村的一户王姓人家，属牛，今年也恰逢本命年，应该三十六周岁了。
2009年4月初稿
2012年10月修订
【述 往】
“学习班”记事
华建南
1968年，“文革”进入第三年，仍然风云激荡，动乱不已。为了稳定军队，中央决定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召集全军团以上干部，分批进京学习，并由毛主席接见。我是武汉军区参加学习班的第四期学员，当年8月，集中武汉。行前军区首长再三叮咛：“好好学习，认真聆教，平安归来，千万别出任何‘乱子’，不要给军区脸上‘抹黑’” 。尔后，登上特快“专列”，一路直达北京。
一、进 京
到京时已是晚上十点，改坐军车，去位于五棵松的解放军政治学院报到。一路上灯光渐行渐暗，行人稀少，路侧有大字报铺天盖地，阵风吹来，纸片横飞，心头不觉有久乱思安定的企盼。
到学院时，只见内外灯火通明，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鞭炮声声，在人群组成的欢迎夹道中，我们进了学校大院。随后，均为高端领导致简短欢迎词，出人意外的是竟称我们为“毛主席请来的客人” 。如此荣光怎敢消受，许多同志立刻心潮澎湃，热泪盈眶，政治鼓动工作威力之大，谁可度量。
所居宿舍，宽敞明亮，每室四床、四桌、四椅，十分整洁。将要整理行装时，突接上级急令，立即仔细检查床、桌、椅、墙，看有无乱写乱画，甚至“反标”之类的遗迹残章，如有粗心大意，后果自负。一道急令，如一盆当头冷水，熄灭了适才的满腔热情，后背有丝丝凉意，心里有惊恐之感。在一阵翻床倒桌，查墙验窗的细查之后，确信没有问题，才放心地安顿了下来。
二、生活和学习
学习班实行严格的全封闭管理。入学后，立即切断一切对外联系，即使家中亲人，也只知到京出差，没有地址，不知归期。
学习班以大军区为单位，编成班、排、连、营组织，班、排长多为师级干部，连以上则非军以上领导莫属。
学习班每天学习，上下午各三个半小时，还要日夜做好随时紧急集合准备，十五分钟内可立即出发。除了没有操课外，比在部队时要紧张许多。
学习班伙食很好，食堂宽敞明亮，八人一桌，铺有洁白桌布，精米细面，名师主厨，有荤有素，间或还有红烧鳝鱼、清蒸甲鱼之类的罕见佳肴。比部队的生活强多了。
学习内容主要是近期中央文件，两报一刊重要社论、文章，没有辅导，没有首长报告，全靠自学。每逢最新指示发表，即使是半夜三更，消息传来，立即行动，紧急集合，领导宣读，然后敲锣打鼓，再大院操场绕行几圈，欢呼口号，执行所谓学习最高指示不过夜，贯彻最高指示立竿见影有行动，不闹腾个人困马乏，是不能休息的。
学习一般分为三步。一是集体初读，领会文件精神；二是个人细看，写出发言提纲；三是讨论，自由发言。每人定调，没有争论，按文件众口一词，表态拥护。会议记录每天上交。
前几期“学习班”，都是少则二十来天，多则一月有余，领袖接见之后，即告结业。我们这一期，不知中央忙于什么重大路线斗争，竟为期四个多月之久。
时间长了，内容又了无新意，不免枯燥乏味。幸而许多学员，久经沙场，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发言中常常夹杂着一段段不涉及政治问题的小笑话。连一向主持学习，不苟言笑的班长，只要离题时间不是太久，也乐得让大家调节一下学习气氛，不予干涉。
学习期间，有三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至今难忘。
1．厕所事件
入学后约一周左右，临班一位团长学员，身材伟岸，性格粗犷，大大咧咧，不拘小节，可能因为水土不服，闹起肚子来。翌日正在学习，腹内告急，匆匆入厕。事后才发觉忘带手纸，搜遍全身，除两张用便笺写的发言稿外，一无所有，只好用之解决了问题。谁知第二天一早，便被军区保卫部叫了去，挨了一顿迎头痛批。原来那年月的信笺，大多印有领袖语录和头像，用它做了手纸，那还了得。挨批之后，送回班内，又闭门整顿，开了一天的批判会。听说这位大个子团长痛哭流涕，检查多次才算过关。此事可大可小，真要上纲上线，就是对领袖的感情、态度、立场问题。
消息传来，一片震惊，原来厕所便纸，每晚都要由保卫部门收集起来，仔细检索。从此，大家更加谨慎行事，不敢有丝毫大意了。
2．像章风波
学习期间，正值领袖像章在全国大流行。各大军区之间互赠像章，也是一种时尚。说是赠送，其实都是要钱的，小的几角，大的几元，每个学员都弄了不少。我这个并不主动的人，也随大流积累了百十枚之多。此时，有些心灵手巧的人，还弄了些像章半成品，并备有各色油漆，粗、细小锉，粗、细砂纸，粘合剂等，抓空闲时间自己加工制作。
我们班有位高炮团参谋长，个头不高，灵活好动，伶牙俐齿，性格暴躁。不知他从哪搞了些有机玻璃压制的像章半成品，起初只在课余时间加工，后来，竟敢在学习时间干活。他坐在远离班长的一角，用牙膏抹在像章上，用布片进行像章抛光工艺。上身不大动，手下紧忙活。初时班长见他偶有所为，就故作视而不见。后来见他越来越大胆，终于批评他说：“学习时集中精力，不要干别的‘杂事’” 。意外的是一句批评竟惹翻了他，瞪着一双大眼反驳说：“制作像章是磨练对领袖的无限忠心，你怎么说这是‘杂事’！”强词夺理，偷换主题，用“杂事”两字，把班长的批评顶了回去，使这位知识分子出身的班长，一时无言以对。幸而在座的老同志出面圆场，你一言我一语的，要求他集中精力学习，压下了他的激动情绪，支持了班长的管理，缓和了尴尬的局面，和和稀泥，不了了之。
众所周知，铁的纪律，是军队的特点，顶撞领导是军中大忌。这位参谋长为什么敢违纪抗上？其实此类事，由来已久。五十年代初期，知识分子干部，在技术兵种中，一般资历较短，提拔较快，引起部分资格老的出身好的干部不满。而知识分子出身干部，由于历史和社会关系种种原因，底气不足，常常不敢大胆管理属下。1957年整风反右以后，此风更甚。文革时期到达顶峰，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背景之下，出现这样的现象，仅是这种思潮的常有反映而已。
3．难以立竿见影
学习时间长了，“学习班”偶尔也放上大半天假，用车把大家拉去北京繁华区，买买日用品，逛逛街面。一次三位学员返回营区前，见新上市的北京大鸭梨，十分鲜亮。一位同志指着梨堆对年轻女售货员说：“称几个，要大的。”那时正风行见面说话要先行说“语录” ，此风北京尤盛。售货员并不急于卖货，先说了句：“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我们这位同志没有回过味来，仍然指着梨堆说：“要大的。”售货员提高声调，再次说：“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他这才明白要“对” 语录，赶忙顺口回答：“要斗私、批修。”仍然伸手指着梨堆说：“要大的。”售货员有些生气了，以更大的声音说：“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他也提高调门，再次回应：“要斗私、批修” ，并要再次伸手指梨堆时，旁边的同志急忙拉了拉他的衣角，他这才没再伸手。
女售货员连大带小称了一袋，结账后对他说：“我们这梨大小搭配，你光要大的，小的给谁？”使这位同志弄了个“大红脸” 。
此事传开后，一时成为笑柄。有的人和他开玩笑，见了他的面，先是指着他的鼻子说：“要斗私、批修” ，然后手向下方一指说：“要大的。” 惹得大家一阵哄笑。看来学语录，“要刻在头脑中，要融在血液里，要立竿见影”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挺难。
三、国庆观礼
时间过得真快，八月盛暑进京，转眼到了秋高气爽的国庆前夕。传来通知，要我们参加国庆十九周年观礼，每人一份大红请柬，印刷精美，烫金字画，打开封面，内有个人名字和敬请参加国庆观礼等词语。令我们意外的是，落款竟是周恩来总理，这下子我们又成了总理的客人。
十月一日早晨八点，我们进入天安门前观礼区，卫兵检查极严，逐个查验请柬，一人一柬，认柬不认人。
站在观礼区，纵览天安门广场，是两种主要色调。一是红灯、红柱、红门楼，红旗林立红海洋。另一是，绿衣、绿帽、绿军装，处处是绿色人群。红绿相映虽然鲜亮，终不免有些单调。
九点典礼开始，领袖们出现在天安门上，短暂的欢呼之后，是副统帅林彪的冗长讲话。十九年前，在武汉，曾近距离听过他的报告。现在看来，他身材好像矮了一些，人也瘦了一圈，加上带着一副黑框眼镜，苍白的脸显得老了许多；除了两道浓眉依旧，已经褪尽了当年“一代儒将”的风采。
其后的活动便是盛大的游行，红旗招展，人如潮涌，万岁声声，震天动地。大约下午两点多钟，活动结束，我们返回营区。
这次活动，远不如开国大典，给我留下那么多感人的场面和动人的故事。
四、反“逆流”
时近年终，北京已入严冬，在一个寒风阵阵的日子，我们紧急集合去听一个重要报告。开会之前，我们发现军委办事组的黄、吴、李、邱竟然都现身在主席台上，这可是当时权倾一时的人物，会场一片肃静。
会议由总后勤部长邱会作主持，海军司令李作鹏作报告，林彪夫人、林彪办公室主任领呼口号，总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吴法宪没有讲话。
李作鹏个头不高，身形略瘦，面色偏黑，戴着茶色墨镜，口音清脆，用语简练，透着几分精干。讲话主要是对七位开国元老抵制文化大革命的批判。
按李作鹏的说法，元老们一边是三位元帅，一边是三位副总理，还有一位既是元帅又是副总理，还身兼外交部长的陈毅；由陈毅发挥外交专长，穿针引线，把七位元老串联在一起，集体抵制和反对文化大革命，这就是所谓的“逆流”。看来，李作鹏等一个时期以来，在中央某些会议上，伙同江青等另一集团，多次围攻几位元老，但并没有使七位元老屈服，把七位元老“拿下” ，没有最后“定性” ，所以李的讲话没有中央红头文件做根据。
李作鹏讲话，调门挺高，声色俱厉，对元老们直呼其名，甚至还动了“粗口”，一声声“黑干将” 、“黑家伙” 、“老家伙” 、“老右倾”不绝于口。除了人身攻击，摆不出什么令人信服的事实和“罪状” 。会场气氛十分沉闷，完全没有互动互应，特别是要把四位老帅一扫而光，这对于以军为家的军队老干部来说实难接受。
为了打破会议的沉闷，叶群几次三番走向台口，举手领呼口号，声音之高，调门之尖，刺得人们耳膜生痛。若不是在现场，我真不相信这个身材矮小、白胖、细眉嫩肉的女人，竟能喊出这令人毛骨悚然，像狼嚎一样的呼声。
听报告后，是一整天的讨论。小组会除按程序依次表态外，谁也提不起精神来，心情一片沉重。许多同志屈指暗中计算，开国十大元帅，除林彪外，朱总年高，刘帅（伯承）久病，彭（德怀）、贺（龙）已倒，罗（荣桓）帅早亡，余下能工作的四位再一扫而光，军中无帅，从心理和情感上大家怎能承受。
会上虽然沉闷，会间休息时却三三两两悄悄议论不停。我们连某个班有位原在新四军的老同志，久经沙场，个性耿直，对陈（毅）老总感情很深。会上不好直言，会下发泄闷气说了：“我就不相信陈老总是什么黑干将、黑家伙……”大家虽有同感，谁敢出头呼应。谁知这时他们班却冒出了个激进分子，指责他：“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这是不跟中央保持一致，怀疑中央英明决定……”几句话你来我往，更加激怒了这位同志，他气愤地回应道：“我就这这么说了，你能把我怎么着？你还能把我的什么什么一口咬下来不成！”此言一出，驷马难追，立刻惊动了上级，叫这个班闭门“整肃”了两天之久，估计把这位心直口快的老总整得不轻。大家都担心他的命运，但出乎意外的是“整肃”之后，居然风平浪静，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谁也不再提及此事，我们也就放下心来。我想，可能一是上级也怕把事情弄大，出了“政治性”事件责任谁负。更重要的原因是，上面高层领导，对老帅们的感情肯定比我们深，对一下弄倒几位老帅，怎么能不和我们下面干部一样心灵相通呢！
五、接 见
日子过得好快，转眼临近年终，估计新年怕是要在北京过了。十二月底的一天上午，突然紧急集合，车子开出学院，就见街上岗哨林立，已经戒严，只有我们的长长车队一路飞驰。约半小时后到了北京新建尚未启用的首都体育馆，周围卫兵层层，戒备森严，连体育馆高高的顶上和周围栋栋楼顶都有时隐时现的警卫人员。大家断定，如此场景，一定是毛主席要在这里接见我们啦。
首都体育馆看来十分壮观，门前高高地阶梯，四周宽敞的走廊，部队可多路同时进入馆内。外面寒风刺骨，里面却暖风阵阵，春意盎然。馆内设备齐全，灯光雪亮，场地宽敞，一万多人入场一点不觉得拥挤。
入座以后我才发现自己十分幸运，我的位置就在主席台后正中第三排，低头俯视，主席台几乎触手可及，比隔着半个运动场的正面要近多了。
就位不久，主席台一端的讲台上，一位胖胖的领导，在讲台上轻轻叩打扩音器，显然他是在检查音响设备，定睛一看，原来是空军司令吴法宪，看来他是接见的主持人。他的出现，使我们估计毛主席已到了体育馆，正在贵宾室稍息，预料接见即将开始。
果然，四五分钟后，灯光大亮，胜似白昼，几束聚光灯也全部开启。随后我们对面的同志，起立鼓掌欢呼，万岁声声，有的还雀跃不已。我们也立即起立转头，微微低首下视，只见毛主席红光满面，神采奕奕，轻抬右臂，频频招手示意，步履稳健地向主席台另一端缓步走来。紧随其后的是副统帅林彪，拉开一点距离，亦步亦趋地在胸前拿着语录，轻轻挥手。几乎和林彪并行的是周恩来总理。他有时为关照主席，要向前紧行几步，有时为考虑林彪的副统帅地位，不敢僭越，要缓行几步，前后照看，忙前顾后，显然他才是这次接见的真正主持人。我扫视了一眼随后的人们，“文革旗手”江青位置比较靠前，高挑身材，白白长脸，一副黑框眼镜，一身崭新军服，微昂着头，一副冷峻得意的神态。在队伍的较后位置是几位老帅，我一眼认出陈毅陈老总。建国后，空军初建，我部驻防上海，改装成第一支喷气战斗机团。陈老总时任上海市长，他来视察部队，登上飞机参观，和部队领导及空、地勤人员欢声笑语，交谈甚欢，豁达大度，开朗乐观。此时见到陈老总，人虽胖了一些，却精神疲惫，面有病容，走路也有些蹒跚，已非当年英姿勃发的神态。我来不及更多细看，忙把注意力又集中在主席身边，此时他已走到主席台的顶端，停下脚步环顾全场，时而单手挥臂，时而双手轻轻击掌，神态从容，尽展领袖风采。突然，周总理灵动地发现了主席台后的人们，他走前一步，引领主席和其他领导转过身来，面向主席台后的人们挥手致意。稍后，主席转过身去，开始缓缓地向退场门走去。整个会见持续约十几分钟，宣告结束。
接见之后，学习班即告结业。第二天下午，我们领到了接见时领袖的两张照片，一张是主席挥手致意的大半身照，配以淡黄色的硬木镜框，做工精细，留为纪念。
六、尾 声
四个多月的学习班，时光虚度，学无所获。但我们却亲眼见到了那么多当时的历史“风云”人物，从林彪到他的黄、吴、叶、李、邱五员“大将” ，从四人帮到他们的谋士顾问康生和陈伯达。这些曾经翻云覆雨、权倾天下、为祸中华的人间败类，曾几何时，便先后星流云散、身败名裂，并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我们也深深感觉到，许多开国老帅、元老勋臣，在黑云压城、人妖颠倒的危难时刻，不顾身家安危、奋起抗争、为民请命的坚强革命精神，他们就是我们民族的脊梁。由于他们和广大人民的一起斗争，才终于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满目春光。
2012年1月
【随 笔】
泪洒《墓碑》
——清华大学校庆随笔
曾昭奋
一
《墓碑》，杨继绳著，81万字，2008年5月在香港出版。
《墓碑》有一个副标题：《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作者在“前言”中写道：“ 《墓碑》有四重意思，一是为在1958年饿死的父亲立碑；二是为3600万饿死的中国人立碑；第三，为造成大饥荒的制度立碑；第四，也算是为自己立一个墓碑……。”
我也曾留下不少关于饥荒和饥饿的回忆。我不曾为自己挨饿落泪，也不曾为饿死的邻居小朋友落泪。如今老了，控制不住的老泪，却一次次洒落在《墓碑》上。
杨继绳说：“为了牢记历史教训，仅有我这本书是不够的。唐山大地震有了纪念碑，日本广岛、长崎有了纪念碑，欧洲很多地方建立了二战纪念碑。”“中国也应该在一切饿死人密集的县份，在饿死人最多的四川、安徽、贵州、河南、山东、甘肃、青海等省的省会城市，以及天安门广场，建立大饥荒纪念碑。”
二
中国曾经是一个饥荒频发的国家。邓拓写了《中国救灾史》，孟昭华编了《中国灾荒史记》，更多的灾荒记载则散落在野史和文人的各种文字中。写了救灾史的邓拓，没有死于灾荒，而是死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灾难中。邓拓和吴晗，是当时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的“三家村” 三员大将中的两人，也都在文革中遇难。文革过后，我曾在几次座谈会上见到仅存的廖沫沙，真想不到他竟是一位老实巴交没有一点气势的老人。
《大自然探索》1984年第10期刊载陈玉琼、高建国的文章中提到，在1949年之前的两千多年中，中国一共发生过203次死亡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估计死亡总数达3000多万人。而《墓碑》告诉我们：中国上世纪50至60年代的大饥荒，估计死了3600多万人。
在我内心深处，沉淀着不少关于“饥荒”和饿死人的记忆。读《墓碑》时，它们又逐一浮现出来，成了我读《墓碑》欲罢不能的动因。
我亲历的饥荒和饿死人的惨剧，发生于日本鬼子占领和蹂躏我的故乡的时候。我的故乡是广东潮汕地区的农村，侨乡。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侨批（侨汇）断绝，原来依靠侨批过活的广大侨眷和为他们服务的小商贩、手工业者等从业人群，一律陷于绝境。1942、1943年，我七八岁时，住在同一条小巷中的五户人家，就有三人活活饿死。
这些饿死的人都被草草埋葬，没有墓，更没有墓碑。
我家也依靠侨汇过活，侨汇断绝之后，就不免饿肚子。但家里有3亩5分地，丰收的时候，每年能提供七八个月的米粮（喝粥）。日寇占领潮汕那些年，家里只是吃不饱，但没有人饿死。记得有一次，祖母抱着我，抚摸着我的胸脯，轻轻地说：“阿孙的胸脯像楼梯，可以一格一格往上爬喽。” 接着她就念经，让我也跟着念。直至现在，我还能背诵好几条（不是正规的佛经，而是村中庵寺里的和尚和信徒们“创作” ，传播的潮汕歌谣式的方言诗）。
自己挨饿，以及见到邻居小朋友和村里人活活饿死的经历，使我养成了一种忍受力，在吃饱肚子方面易于感到满足，也使我对有关的故事和文字，更为敏感和关注。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
1950年，我是初中一年级的学生。我从学校图书馆借到一本《巴金杰作集》，其中有一篇《五十多个》，写五十多个逃荒的农民。这五十多个逃荒人 ，走过了一个城市又一个城市 ，经过了一个村庄又一个村庄 ，翻过了一座山又一座山,他们始终找不到立足的地方,找不到“得到饱饭,得到温暖”的“美丽村庄”……。我被巴金的文字深深感动了。天未亮，我就爬起来，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硬是把《五十多个》一个字、一个字地抄下来。到底用了多少个早上的时间，已记不确切了。
在慢慢读《墓碑》的过程中，我跑了清华大图书馆，但书架上的《巴金全集》只剩下几本，没找到《五十多个》这篇文章。我又跑到新建的社科图书馆，那里的《巴金全集》一本不缺，我把《五十多个》又慢慢读了一遍。全文约一万字，文后注明写于1932年，发表于1933年9月。那时我还没有出世。
解放后,在不同的年代里 ，时不时有人出来说巴金的坏话，1957年刚刚开始上映电影《家》时，就有人公开宣布：在我们学校，绝对不能放映巴金的《家》。但我一直认为他至少是一位有良心的作家。回忆此生，在中国作家中，我读得最多的就是巴金。他在1932年就写下了饥民的惨状。而在1960年前后那次大饥荒中，有哪一位作家写过这类暴露和哭诉的文章吗？也许有人写了，但不能发表，我们无缘读到。
杨继绳，他是一位有良心的作家，并且比巴金有更大的毅力和勇气。
在1950年，学校中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公开了，并且发展了第一批新团员，共有六七个人，我是其中之一。
土改开始了，我们这些新团员，一心想在土改中立功。当时，有的村子传出了地主家转移财物、对抗土改的消息，支部书记也叮嘱我们要注意自己村子里的地主是否有同样的破坏活动。
同班有一位姓杨的同学，家在农村，父辈在汕头开了一家全潮汕有名的商行。他家在村子里有田地出租，是地主（后期定为“工商业地主” ，其处境似乎比地主好些）。由于土改已进入实战阶段，住在农村的家人不敢与城市的家人联系，终于开始断粮、断炊。但他还坚持继续上学。原先，他中午放学后，要走五六里地，回家吃午饭，然后回来上课。有一次我发现他中午没有回家，呆在教室里打瞌睡。但这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和关心。
有一天，负责分发信件的工友（是跟我一起被批准入团的新团员），给他送来一封从汕头寄来的信件。这时，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警惕性，灵机一动，与班上另一位也是刚入团的同学和这位工友，经过一阵嘀咕，一致决定：私拆这封信。也许信中会透露出地主家转移、隐瞒财物，对抗土改的情况——如果发现“情况”，就是为土改立了功。信是我亲自拆开的，是他在汕头读中学的哥哥寄来的。这位哥哥在学校中听了关于土改的政治报告之后，专门写信来鼓励在乡下读书的弟弟，要弟弟拥护土改，站在贫雇农一边。但这位哥哥并不知道，他在乡下的弟弟和家人已处于饥饿状态。
读完信，没有发现地主家转移财物、对抗土改的内容。但当时还没有太多心眼。过了一会儿，这位姓杨的同学也进教室来了，我把已经被拆开的信递给他，我说：“这信我们看了。你哥哥说得对，我们要拥护土改，要站在贫雇农一边。”他沉着脸，把信收下，半句话也没说。
这事过后，当我冷静下来时，我也想到了：在我们侨乡，信件往来是常见的事。我从小就听大人说过：偷拆别人的信，是要杀头的。但当时为了拥护土改，为了在土改中立功，是不会想到什么杀头的。
过几天，我才知道，同班的另一位同学，看到姓杨的同学是饿着肚皮坚持上课的，就在自己炊的米饭钵里多加了一点米，午饭时，匀出一些米饭来让他吃。我这时也知道他饿着肚子，但我根本就没想到这样做。而这位接济他吃午饭的同学也不敢声张。因为他家是地主，担心这一举动会被认为站错了立场。就在几天前，我们学校的学生会主席，家里被定为“华侨地主”成分，村里的农会干部亲自到了学校，把他押回村去，不让他继续学习。
当时，学校中的学生都是解放前考进来的，各班中都有不少华侨地主家庭出身的同学。我们从未听到过不让他们继续上学的政策。但当农会决定不让他们继续上学时，学校也不敢出面阻止。就在土改期间，大部分（华侨）地主家庭出身的同学，都先后辍学，被断送了前途。
我在上面提到的这位同学，经过这段挨饿的日子，身体变得十分虚弱，但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数学题做得特别快。可能是“工商业地主” 较之地主的家庭成分可以获得一些宽容，他初中毕业后以优异成绩升上了师范学校。当时报师范学校的同学，一般希望毕业后能当小学教师，有饭碗。在师范学校，他由于学习成绩好，被保送进入师范学院。毕业时，还是由于学习好，留校当了数学教员。生活早已改善了，但当年因挨饿而落下的虚弱体质却一直不见明显好转。
每次见面，我都为他的身体担心，也一直为当时私拆他的信件而负疚。我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没有帮他，反而害了他。尽管在其后的政治运动中，常听到看到私拆私人信件、偷看私人日记的事，但我的负疚之心，却一直没有完全平复过来。
在广州，我们大学生的饥饿感也在1958年下半年就开始出现了。到1959年，已有一些同学因营养不足而出现浮肿，我当时也被诊断为肝炎（大概是由于营养不足，肝功能不全）。但大家并没有感到痛苦，也没有怨天尤人。
当时，侨汇没有断档，广东侨乡的饥饿情况并不太厉害。除汇款外，当时政府还特准侨胞和香港同胞往家乡邮寄包裹，每个包裹（主要是食物）收5角钱的手续费。邮局里，都被从海外邮来的大包小包塞满了。在广州广九火车站，下车的香港同胞抱着、提着大包小包，成了车站内外、街道上持续多时的特殊风景。
另外，接到侨汇时，还附有“侨汇券” ，可凭以购买特供商品。那时我也保存着一些侨汇券，有一天，我拿出一些，买了好几斤面条、鲜肉，让建筑系图书馆的一位女同志在家里煮了面汤，在晚自修时请同班同学吃了一顿夜宵。大家吃得非常高兴。但当晚团支部书记就告诉我：“你是团干部，要注意影响。唉，就这么一次，下不为例。”
肚子饿，浮肿，许多同学都感受到了。但是，在广州，我们还没有听到有人饿死的传闻或小道消息。
三
1960年秋，杨继绳从湖北乡下进入清华学习，鄙人从广州来清华当了助教，是同时间步入清华园的两个年轻人。一踏入清华园，在广州留下的吃不饱肚子的记忆，便立即稀释了。
当时，我在第二教工饭厅用餐。它被称为“共产主义食堂” ，饭、菜自取，可以敞开肚皮吃。吃完之后，按照标价，自己计算一下，把所需钱票投入饭桌中央一个敞开的纸盒中，还可自行找回余钱——在广州已经有过一年多的饥饿感，来到清华园，好像顿时到了共产主义天堂。在北京，在毛主席身边，幸福感就是这样具体，这样明显！
这个共产主义食堂，一直坚持到1960年国庆节。国庆节之后，主食要粮票了，钱、票也要在取饭、取菜时一手交清。接着，副食也紧张了，粮食定量也下调了，情况跟在广州时也差不多了。蒋南翔校长实事求是，叫大家“按热量办事”，要注意休息。当时，建筑系民用建筑教研组有位年轻教师，个头高大，但粮食定量跟大伙一样，不够吃。他就在十七公寓北面的荒地上开垦，想种点农作物。但最后被教研组里的同事劝阻了——已近冬天，至少要等待半年多之后才能有所收成，可别先把自己的身体搞垮了。
1960年7月间，在毛泽东亲自过问下，《人民日报》曾发表社论：《大量生产小球藻》。记得当年冬天，有一次，系工会号召我们一队人马，大部分是年轻人，来到一位共产党员、青年助教的宿舍里“取经” 。当时，这位助教积极响应《人民日报》和党组织的号召，也开始生产小球藻。只见他在朝南的窗台上，放一只玻璃瓶，瓶里的液体呈绿色——这就是他生产小球藻的全部设备。他介绍说，瓶里装的是尿液，加水，小球藻在瓶里繁殖；小球藻呈绿色，繁殖多了，就用纱布袋捞起，与玉米面和在一起……。他自己到底捞过多少，有没有吃过，大伙都没有细问。后来，也没听说过有人真的跟着生产小球藻。
1961年秋天，我们教研组一位刚刚结婚不久的助教为了充饥，在化学馆北面公社社员的玉米地偷了两个老玉米，被社员告到校党委。校党委通知系，系里又通知教研组，但未声张。——对比抗战时大饥荒年代里，我的一位邻居叔叔偷人家的番薯，死在番薯地里的情形，这就不是什么大事了。
在清华园，我们也的确有了饥饿感，但有人活活饿死的事则从来没有听说过。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全国城市都大种草地，几乎形成了一个运动。北京西郊某单位，为了“绿化荒山” ，算准了时间，在山上密播小麦，以迎接上级首长前来检查。因为他们知道，首长来时，是不会爬到山上去“检查”的；即使爬上去了，也不一定能分得出是小麦或者是青草。反正是绿油油一大片，荒山已经绿化了。而这可能还曾是一条被推广的经验。1990年秋，北京东郊一处大型公共建筑群举行落成典礼。就在它的中心大厦前面，一小片绿地，居然就是密播的小麦！青青的麦苗，跟一班临时租来的礼仪小姐一起，装点着太平盛世！
当一群专家、朋友站在这片“草地” 边上闲聊，并指着这片“草地”上又密又绿的麦苗议论起来时，我平时声调就高的嗓音不由自主地变成了怒吼：“这是谁出的鬼主意？这是犯罪！”——过后，我也觉得奇怪，自己哪里来的愤怒和坏脾气？当时并没有想得太多，绝对没有、也来不及勾起饥饿和饿死人的记忆。但有可能，当我原先见到在山坡上密播小麦的报道后，愤怒没处发泄，正好留在这时候一起爆发了。
现在，我可以告诉这些官员，如果他们真的不懂什么叫做粮食，什么叫做饥饿，什么叫做饥荒，那就读读巴金的《五十多个》，读读杨继绳的《墓碑》吧！
四
杨继绳，小学考初中时是全县的状元，1960年由湖北浠水一中考入清华大学动农系农机专业学习。1966年毕业，赶上文化大革命，毕业分配被推迟。1967年，中央有关单位来清华招聘工业记者，工科专业毕业的杨继绳，符合“党员、出身好、会写” 三个条件，顺利应聘，于1967年12月到新华社报到。到今天，他已经在记者岗位上干了40多个春秋。
杨继绳的父亲饿死的时候，他正在县城念高中，每天还有一斤粮食定量。得知父亲“生了病”的消息，他请了三天假，被退回三斤粮食。他带回家为父亲煮了一顿粥，但父亲已经不能吃东西，三天以后，就与世长辞。当时，他以为父亲和村里人饿死的事情，只是局部现象。
进入清华之后他一直任团支部书记，1964入党。当年，他在清华也曾有饥肠辘辘之感，但距饿死尚远。许多同学，包括杨继绳自己，当年即使听到饿死人的消息，也仍然以为不是普遍发生的事。
当了多年记者，在得知饿死人并非个别现象，而是一次大饥荒之后的普遍现象，他以一个共产党员，一个新闻记者的责任感和良心，先后用了15年时间，行万里路，搜集资料，访问知情者，写下了这部81万字的中国二十世纪60年代大饥荒的报告——《墓碑》。
杨继绳回忆他当初来到清华园时的情形：“一进学校，就参观清华大学反右派展览，进行忠诚教育。……虽然我们饥肠辘辘，但不怀疑‘三面红旗’。这所历来以思想开放著称的大学，却十分封闭。清华大学历来有很多名教授，但我们只从毛泽东的著作中知道闻一多和朱自清，不知道陈寅恪、吴宓。清华大学图书馆藏书很多，但我们能借到的，除了工程技术书之外，只有与共产主义有关的书。清华两位校友杨振宁和李政道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学校不仅对这件事秘而不宣，还在团干部会上吹风：这两个人思想反动，不要像他们那样走‘白专道路’。”
清华大学的反右展览，延续多年，被认为是清华大学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最成功的范例之一。在那些未有亲历反右斗争的后来人中，包括杨继绳在内，留下了刻骨铭心的教训和记忆。
1967年夏天，一个在反右中被打成右派的学生，经过十年的“劳动教养”之后，获得“从宽处理” ，被允许回到学校继续学习。当他带着简单的行李来到学校宿舍时，却没有一间宿舍的同学愿意接纳他。学生们虽没有参加过反右斗争，但已参观过反右展览会，都把这个“脱帽右派” 视为凶恶的敌人。有人干脆把他的行李丢到厕所里去。这位历经多年磨难的学生，选择了从厕所的窗口跳下自尽。杨继绳亲耳听到这位学生跳楼坠地的响声，并记住了那个位于2号楼4层的厕所间的窗口。
在当记者的漫长的道路上，杨继绳终于选择了“说真话，求真理，做真人”作为自己的座右铭，身体力行。他说：“这是个卑鄙的职业，这个职业可以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制造弥天大谎，欺骗亿万受众；这是一个崇高的职业，这个职业可以针砭时弊，揭露黑暗，为民请命，担负起社会良心的重责。”
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我们也曾相信谎言。因此，我们更需要读杨继绳的《墓碑》。虽然，也许你没有过饥饿的经历，没有亲人在饥荒中饿死。
在慢慢阅读《墓碑》的过程中，在清华园里，我再次瞻仰了“清华英烈纪念碑”，瞻仰了几位英烈的墓地和塑像。
1989年9月28日落成清华英烈纪念碑，位在水木清华荷池背面土山北侧，坐南朝北。北上镌刻着23位1937—1945年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献身的清华英烈的英名。
1994，《清华英烈》一书介绍了更多的清华英烈事迹。除上述23位之外，还有11位。虽然清华英烈纪念碑上，没有余地可添刻上他们的英名。
在清华园中，还有几位为革命献身的校友的墓碑和雕像。除闻一多雕像外，还有韦杰三断碑，以及施滉和吴晗的雕像。
但是，在清华园里是不是也应该为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冤魂，包括在文革和鲤鱼洲农场中血吸虫病的受难者，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的那场难以忘怀的饿死三千万多人的大饥荒，为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中的牺牲者建立纪念碑呢？
杨继绳在《墓碑》里说：“即使我在这个世界消失了，这个文字表达的心声，将会留在世界各地的一些大图书馆中。”但在杨继绳的母校——清华大学大图书馆中，见不到、也借不到《墓碑》。
为清华校庆99年作
2012年11月20日改定
【序与跋】
《“九一三”回望》序
〔美〕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
1971年10月初，法国驻中国大使说：“中国出事了。我只能说这么一句话。”这句话震动了西方世界。莫非，美国知名心脏外科医生保罗•怀特（Paul Dudley White）9月18日到达北京，意味着毛泽东濒于死亡？几天后，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宣称毛泽东身体健康，但与此同时，中国空军从9月13日开始全面禁飞。一贯忠于林彪的空军司令吴法宪9月8日起也不再公开出现了。另外三位支持林彪的将军，总参谋长黄永胜、海军政委李作鹏以及总后勤部长邱会作，在9月24日之后也都不再露面。古巴新闻社此前几天发自北京的报道说，十月一日的国庆节游行活动被取消了。9月30日，蒙古人说，一架中国飞机9月12日晚至13日凌晨在其境内失事。10月12日，在和中方官员磋商之后，罗马尼亚在北京召开的工业展览仪式上，只向毛泽东与周恩来两人敬酒，引发了诸多猜测和议论。
1971年11月12日，英国主流周末媒体《观察家报》一位资深编辑打电话，请我也来就这些在中国发生的神秘现象写篇文章。约稿背后的原因是，几天以前，华盛顿一些记者在高层吹风会上被告知，林彪及同伙试图谋杀毛泽东，而当蒙古坠机之时，林彪就在机上。我同参加了吹风会的华盛顿记者威廉•米林什珀（碰巧是我在牛津大学时的同校）一起合作。我们花了星期五和星期六整整两天，写出了一篇内容全面的文章，题目是《中国出事了》。文章的根据，是当时已知的各种事实，同时，不可避免要对幕后的神秘作些探索。我们想到的其中之一是，毛对重建党的机器进展缓慢不满，把它归咎于林彪和他手下的将军不愿意放弃他们在代替党去管理国家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权力。
一星期以后，我们写的文章受到该报驻新加坡的中国报道记者丹尼斯•布罗德沃斯的含蓄的批评。显然对上星期没有紧跟形势抱有歉意，他写道：“当针对中国当前谜团的猜测使谜底变得更加神秘的时候，也许我们不应该再去追寻什么答案，倒是应该针对现有的答案提出更多的问题。”异乎寻常的是，40多年过去了，中外学者和记者们仍然在对1971年的9.13事件的一些答案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
最先通过党内文件的形式传达最后逐渐传至西方的林彪事件的官方版本已经为大家熟知。大致是说：有野心的林彪急于尽早接毛的班，1970年试图恢复以前由刘少奇任职的国家主席。在不愿意恢复国家主席职位的毛的阻碍下，恼羞成怒的林指示他儿子林立果去谋害毛泽东。林立果找了一伙空军军官，设计了在毛南巡回归的路上谋杀“B52”（这是他们使用的毛的代称）的各种各样的计划，但最后未能实施。惧怕毛已经识破阴谋，林立果赶到父母的疗养地北戴河。林立果和母亲叶群决定出逃。林彪的女儿林豆豆把叶群、林立果将和林彪一起出逃的秘密报告了警卫团。警卫团头目给北京的周恩来打了电话。周立即打电话给叶群，结果使叶和她儿子更加惊恐，于是拽着半睡半醒的林彪上了车狂奔机场。飞机起飞以后，周恩来问毛要不要将飞机打下来，毛告诉周说让他们去吧。最后林彪夫妇以及儿子林立果在蒙古坠机死亡。
毛泽东与其“最亲密的战友”耸人听闻的决裂，引出了一些戏剧性的故事，这是不奇怪的。最离奇的是化名姚明理著的《林彪的阴谋与死亡》，该书1983年在美国出版，出版时由颇有名气的已故美国记者史丹利•卡诺（Stanley Karnow） 作序，从而具有令人刮目相看的光环。书里的内容是说林彪和其妻子叶群根本不是飞机失事，而是在同毛泽东和周恩来一同用餐以后，在北京郊区被火箭弹击中座驾而死的，据信这场谋杀是毛主席下的命令。丹尼斯•布罗德沃斯多半会对姚明理所提供的答案提出质疑；没有一位有信誉的西方学者会去相信这样的故事。但该书的出版说明：毛林事件的真相从来是模糊不清的，这种不清楚一直持续至今。
令人无法置信的理由之一是，林彪究竟出于何种考虑居然试图谋杀毛泽东，这一点是最基本的。为什么林彪在自己名字已经被党章宪法确定为毛的接班人的情况下，还会采取这种极端行动？林比毛年轻十四岁，再过几年，接班岂不就成为定局了吗？另外，这不是与林彪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毛的毕恭毕敬的行为大相径庭吗？
在《毛泽东的最后革命》一书中，我同沈迈克认为，在1969年秋天毛开始反林的起因，是林发出的军令大规模地调动了中国的军队与装备。虽然林身为国防部长以及军委副主席，他的军令是合理合法的，而且是响应毛自己怕苏联搞突然袭击发出的。但事件本身向毛主席宣示的，却是解放军不仅仅只听毛一人指挥，还能被其它人调动。而毛一向认为，他控制军队的能力是他本人领袖地位的根本保证，林已经构成了对毛的威胁。正如文革初期对待他另外几位同事一样，从那时起，毛就开始布局算计林彪了。
关于在新宪法里是否设立国家主席之争的惊险情节，看来毛是想把林打成一个具有极度野心的人。毛建议不设国家主席职位，但如果设，则不应该是毛而应该是林彪去当。但林坚决不当，连国家副主席都不愿意去当。正如林一贯主张的，并且其他政治局常委周恩来、陈伯达和康生都支持的，国家需要个元首，只有毛自己才能担当这个职位。在这样的阻力之下， 1970年8月底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全会上，当林彪的支持者们在分组会议上带头攻击张春桥时，毛幸运地得到了一个歪打正着的机会。正如历史学界所熟知的，毛首先针对林彪小圈子里最弱的陈伯达展开了攻势，然后打击林的军队里的同党，最后毛一年以后到南方巡视，将他对林的不满宣之于众。正是在这种前因后果大背景之下，林的一家才出走的。
《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一书在2006年出版以后，新的关于林彪事件的书继续涌现。迄今为止，林彪的三位将军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都出版了回忆录，另外一个黄永胜则有传记问世。 正如1980年到1981年林案审判所宣示的一样，他们指出，他们根本不知道林彪刺杀毛泽东的任何阴谋。这些证词引发了更进一步的疑问：如果林彪真的企图刺杀毛泽东，为什么把任务交给自己毫无经验、徒具血气之勇的儿子，而不去利用他的那些掌握军队的同僚来发动政变？
关于林彪的一些出版物包括：《林彪事件完整调查》、《百年林彪》、《林彪日记》、《找寻真实的林彪》等等。新近又出版了一本据说是林彪事件关键人物，林的女儿林豆豆的所谓“口述” ，但据说林豆豆本人对此并不认可。现在放在读者面前的这本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的《“九一三”回望》，就是对上述“口述”的反响。本书的作者们，对所谓来自林豆豆的答案提出了疑问。他们并没有试图为整个毛林传奇做出终极的结论——那是官方全部档案开放之后的事。但他们所知道的，已经远比刚知中国出了事的法国大使超出很多；正如本书所示，历史学者们掌握史料越多，就越来越不信任官方提供的版本。
【简 讯】
《故事不是历史－－文革的纪实与书写 》出版
向胡杨
由启之主编的《故事不是历史──文革的纪实与书写》一书，今年四月由秀威资讯（台湾）出版。
此书分论文、评论、回忆三部分，收入21篇文章，其中全部文章都由《记忆》首发。此次结集出书，多数作者对其原稿又进行了修订，并补充了新的材料。
此书作者多为《记忆》的资深撰稿人，如余汝信、顾土、叶维丽、范世涛、迟泽厚、尹曙生等。李红云和蒋平安是新近加盟的作者。另外，此书还收入了宋彬彬《四十多年想说的话》一文。
此书是《记忆》继《记忆精选》（2010，美国溪流）、《林彪事件——“九一三”四十年后的回忆与思考》（台湾，秀威，2012）两本文集之后，推出的第三本文集。第四本文集《水木精神——清华历史与清华精神》亦将在今年付梓。
此书系横排繁体，404 页，单价520台币，秀威网站有售。
【检查与交代】
交代和揭发我和郑德芳之间相互散布的反动言论(摘录)
1969.4.8
李慎之
郑德芳和我虽然划了右派，虽然后来摘了帽子，但是反动的政治立场和资产阶级世界观并没有得到改造。从学术上到政治上都保留了大量的资产阶级观点，有的还继续发展。1960年到外训班以后，我们都爱看洋书，受其熏陶影响，往往互相讨论，郑德芳常称自己是一个有“intellectual curiosity”（求知的好奇心）的人，什么事都想了解一下，常说自己的“自由主义”是一辈子也改不了的，又常说自己这一辈子已做不了什么事情，尤其不想再做政治性的工作，只觉得做一个“spectator”（局外观察家）倒是挺有兴趣的。遇到国际国内有什么政治上的大事，她很爱胡作猜测，自称为“sheer speculation”（纯粹的猜测），我自己并没有与她相同的这一套说法，但是我的态度是与她大致相仿的。
……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吴冷西的问题已被揭发，大礼堂也有我的大字报，我精神上十分紧张，但是尚未被揪出。有一天中午，郑德芳来新华社看病后，上楼取水吃药，她告诉我说，她在进门的时候看见吴冷西衣冠楚楚，神气自若，不像有什么问题的样子。我问她，你看文化大革命要搞到什么样子。她说（用英文）:“A whole generation of china′s leftists to be wiped out”（中国整整一代左派分子要完蛋）。这句话给我印象甚深，因为我觉得当时揭发出来的人本来都是“左派” 。她还告诉我二外院的一个青年教员，原来是新华社外训班的汪华珍，因为有人贴了她几张大字报而自杀了。这是我第一次在文化大革命中听到死人的事情。心中感到恐怖。当时大字报上揭发最多的都是1962年的言论。我就告诉她说：当初本来说的是“三不” ，现在却都要算账。她说“二外院有一个老头子，说‘怎么共产党要翻老账的？’”我就说“我本来以为斯大林时代还在将来，不料现在就来了。”
这一次对话，内容就是如此，我记得很明确。以后几次，我的印象已全然错杂起来。我只记得，我以后再碰到她的时候，自己已被揪了出来，并且在黄亭子工地参加劳动了。我当时首先关心的是个人的命运，我的最高愿望是能避免重戴右派帽子。因此，每一见到她，就先告诉她我的情况，问她对我的问题有何看法。她几次都是跟我说，照你的情况，要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又屡教不改的了。你就准备戴上帽子吧。然后又开导我，现在要戴帽子的人很多，我们就是不戴帽子也差不多，你也不要太在乎。然后我们总是互相交流一些看到的大字报和小字报上以及听到的所谓“小道消息” 。然后她总要说，“还是来些speculation（猜测）吧！”于是就互相放毒。我现在尽量回忆，尽可能地归类整理交代如下：
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是初期，我们头脑里没有一点毛泽东思想，内心最不解的就是为什么要搞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两个人一致的看法是毛主席要换继承人。开头虽然看到刘少奇靠边站，林彪成为副统帅，但是过去两个司令部对立的情况还不清楚（我只记得自己看到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已经很晚很晚了）。当时就觉得刘少奇可能不是如我们从前所想象的那样是“左”的而是右了。当时也根本不知道刘少奇一系列的历史问题，就猜测刘少奇“靠边站”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就认为关键还是在“三面红旗”上。当时，看到大字报上和小字报上所揭发的许多高级干部都是在“三面红旗”上有反对意见。就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毛主席并不占多数。就认为毛主席是在这个问题上被刘少奇抓住了把柄，因此毛主席要撤换刘少奇。我记得在1962年的时候，曾听人说过：“在七千人大会上，陈云的报告最受欢迎，林彪的报告最平淡” 。现在反过来看，大概是林彪跟毛主席最紧，而陈云他们是跟着刘少奇反对毛主席的，因此，毛主席要选林彪为接班人。当时我曾买到一份林彪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其中讲了许多政变的例子，还说毛主席百年后，谁要做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就要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我认为刘少奇是毛主席正式选定了二十年的继承人。毛主席在1959年还亲自提他为国家主席，他继承毛主席完全可以采取合法的手续名正言顺地干。我看不出他为什么要搞政变。但是做赫鲁晓夫式的秘密报告是可能的，因为赫鲁晓夫就是用这种办法来为自己笼络人心的。毛主席现在撤换刘少奇就是为防患于未然。不过我总认为，在1957年以前毛主席的记录是百分之百完美的，我实在无法想象有任何人可以有在毛主席百年后做秘密报告诋毁毛主席的可能，但是，反右派，反右倾的“扩大化”和三面红旗“出了问题”却确实给了刘少奇以可乘之机。
对于林彪同志做毛主席的继承人，我个人没有什么意见。不过，我们当时从大字报与小字报上的材料中看，似乎在原中央政治局委员与“老帅” 之中，是有人不大“服” 的，像陈毅就是有公开言论的一个。我过去早就听说林彪是毛主席最好的学生，历史（上）从未犯过任何错误，因此早在“七大” 的时候就同毛主席一起是五个得全票的中央委员之一，威望是很高的。但是郑德芳告诉我，她在重庆代表团时，同林彪一起住在红岩村，知道他的身体很不好，如果还不如毛主席寿长，接班人岂不就落空了。……
对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的老干部和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我们都为之鸣冤叫屈。我曾说过，我简直想不通，为什么红卫兵对老干部有那么大的仇，昨天还是首长，今天就给戴上高帽子游街。我过去莫说没见过，连想也没想过这种猛烈的打击。郑德芳说：“这也没有什么，无非是Teen-ager brutality（少年人的残忍性）,对于那些牛鬼蛇神，我认为这些人的问题都是老问题。现在又去翻老账。过去，外国人有一个看法，认为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方针有一点显著区别于苏联共产党的地方，就是认为人可以改造。现在看起来，我们现在也还是认为人不能改造。有些人明明是越来越老实，现在却把这些人历史上的问题越提越高，好像越来越反动。那以后让人怎么改造。苏联还有点‘法治’，犯罪的人刑满释放也就完了。照我们现在这样，要出了个问题，简直没完没了，只有‘死而后已’。这次运动搞出了不知道多少‘漏网右派’，下次文化大革命又要搞出不知多少‘漏网反革命’，革命越发展，人越来越坏了。”郑德芳说：“现在做人真没有意思。”又说：“我躺在床上常常想，明天早晨起不来了，我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痛苦，这样最好！”
当时对凡是揪出来的有三反言论的人都说是刘邓司令部的人。这一点，我最为不服。我说：古话云“圣人受国之垢”，俗话说：“当家人是污水缸”，人家对政策有怀疑，有不满，当然都怪到毛主席头上，难道这些人就一定都是拥护刘少奇，反对毛主席的了吗？刘少奇有这么高的威信吗？我还说，最上层的干部，可能有过某些上海话叫做“脚碰脚”的较量，知道彼此的政治归属，下面一点的干部反正是执行上级的指示，哪个分得清什么两个司令部。我曾告诉过郑德芳：吴冷西在斗争他的大会上，有人问他，他是不是刘邓司令部的人，他说他也不知道他是哪个司令部的人。我怀疑他可能真的不知道。我还告诉她，当时新华社都说吴冷西是刘邓提拔起来的。可是吴冷西在1957年亲自告诉我，是毛主席找他谈的话，要他去《人民日报》的，吴冷西不可能对我造谣。我也确知吴冷西至少在1957年以前与刘少奇没有太大的关系，他是胡乔木向毛主席推荐，是毛主席提拔他起来的，现在说刘少奇在西柏坡就看中了他。我实在替吴冷西叫屈。我说，反右的时候，有些高级民主人士说，给共产党工作是“伴君如伴虎”，是“寒蝉仗马” ，现在连党内都这样了。
我们当时觉得许多“老干部”受揪斗，承认自己是三反分子，是刘邓司令部的人，实际上是“口服心不服” 。典型的例子是陈毅，一外院出的小报上登载了他的一个短短的检查，还说他检查深刻。我们当年那样的检查，群众还说不深刻，自己心里也没有真服，陈毅心里果真能服吗？不过，像我们这样的人，完了就完了，陈毅那样的人服又不服，倒又倒不了，等文化大革命过去，他不翻案吗？何况他自己也说：“我过去反过毛主席，将来反不反还不知道。”
对于革命小将、造反派，我们都是看不起，不相信的。郑德芳曾告诉我一些小孩子们嘲笑蒯大富的话，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不过，我自己曾说过，“看看蒯大富给叶林的信，倒是觉得他确有一股剽劲儿，但是实在看不出他有什么理论水平。”郑德芳还对我说：“你是老造反派。”我说：“为什么？”她说：“你提的什么特权阶层，什么大民主，现在不是最吃香吗？”她还说：“你1957年有一句话给我的印象最深，就是你说党的，领导人发现自己有问题可以用走群众路线的办法解决，但是群众如果发现党的领导有问题又该怎么办？”她说：“现在我给你找到答案了，就是‘造反’。”不过，这些话，我们当时是当笑话说的，我们当时的根本想法就是觉得造反派是一片乱哄哄。当时到处出现的两派都是一派自称为造反派，而称另一派是保守派，上面又往往说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而照我们看来，就根本认为不知道他们造的什么反。……我们都认为造反派里什么人都有，许多人无非是为了争权夺利向上爬，一旦他们掌了权，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我曾说过：“我还是当我的右派吧，这样的革命派我当不了，也不想当。”
对老干部是这样看，对革命小将又是这样看，因此，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前途是悲观的。我曾说过，现在说的是反修、防修、挖修根，实际上很可能埋下了许多的祸根，中国的前途也许不会修，然而可能乱。郑德芳说：“只要毛主席活着，中国出不了乱子，一旦毛主席死了，什么都可能发生。”（这句话她是用英文说的）我们对自己的前途也是悲观的，觉得，将来不论怎么变，我们这些人总是第一批要倒霉的。不过，郑德芳曾有点激动地说过：“别看许多人都说如何如何拥护毛主席，将来反过来反对的也是他们。还是我们这种人最讲fair play(费厄泼赖，‘公道’之意)，我们倒是会说公道话的。”
1966年的时候，我曾经问过郑德芳，“你看这样搞法会不会经济上搞出问题来”。她说：“这次是搞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问题，对生产关系不会触动，因此对经济倒不会有什么影响。”1967年的时候，我又问她这个问题。她说：“那还用问，现在武斗乱成这个样子，火车都不通，经济上的挫折是肯定的，就是希望它不要像上一回（指三年困难时期）那样严重罢了。”
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国际意义，我们的估计也是极端反动的。我个人认为，对于苏联东欧那些修正主义国家说来，那些国家的领导人决不会仿照毛主席的办法来一个文化大革命，他们害怕得要死，只会进一步加强其法西斯统治。至于这些国家的人民，他们是要革命的，但是他们不可能有类似毛主席这样的领袖从上面给以支持，他们的革命只能是苏联、中国过去那种形式的革命，那不能叫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是，我认为那些国家的革命可能反而更麻烦些，因为那些国家在经过二十多年的建设之后已经出现了一个比过去的资产阶级还要大的特权阶层，这个特权阶层及其知识分子继承并且发展了封资修的文化，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会促使他们更加右倾。在过去的革命中，民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统一战线工作是争取革命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在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后，那些国家的马列主义政党要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搞统一战线，可能人家不来了。这在实现团结最大多数的人民以反对最少数的敌人的策略方针上要增加困难。在西欧和北美的资本主义国家，情况也类似。郑德芳在这一点上要比我更反动些。她认为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干脆要把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吓跑了。我倒曾根据我自身的经验认为不致如此。只要哪里有革命的形势，人民有革命的要求，总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倾向革命的中心的。像塔斯社发的新闻那样枯燥、那样单调，但是我在中学大学时代还是非常热情、非常仔细地阅读，并没有产生怀疑。因为那时我还想革命。怀疑是后来的事情。我认为郑德芳的思想是新华社旧对外部观点的延长。旧对外部的对外宣传，总是竭力把中国写成是一个没有阶级斗争的人道主义的天堂，去适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口味，总看不到外国也是有阶级、有阶级斗争的。但是我们两人是极端反动的自由主义的结合，彼此应和则有之，彼此争论是没有的。其实，1968年西欧北美声势空前浩大的学生运动已经粉碎了我们的谬论。不过，我们既然相互散布过这些反动谬论，还是应该如实地交代出来。
在对知识分子的问题上，我说过，过去总以为马列主义是真理。既然是真理，就是多数人可以掌握的。过去，我们想的是用马列主义的观点研究过去的文化遗产，使文化丰富起来。现在莫说那些纯粹的资产阶级学者，就是所谓马列主义的学者也几乎统统都作为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打倒了。像郭沫若那样的人虽然没有被揪，但是大家心里都明白，他是“保” 下来的，实际上也是一个“反动权威” 。我过去还只觉得掌握马列主义研究学术很困难，现在看来，不但困难，而且根本没法研究。什么文史哲，统统是四旧，不但不知道怎么研究，而且研究出来也没有一点用处。毛主席过去号召研究各种学术，但是除了他一个人有这样的水平以外，谁能研究下去而不成为反动学术权威？我不知道中国今后还要不要学术研究，如果还要的话，真不知道怎么搞，谁能搞。
（李三达提供）
【编读往来】
1.袁清华谈96期三位作者的作品
《记忆》，你们好：
看得出来，任国庆先生在追求一种风格，平淡而有味。他的小说语言似乎在向汪曾祺靠拢。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他的语言略嫌累赘，需要改进。他笔下的人物前面鲜明立体，后面似乎模糊起来，这与作者的匆忙结束有关。
胡鹏池对语言的把握相当娴熟老到。作为一个学理工出身的人，能有如此的语言修养实为罕见。他的《地主儿子的大学梦》有强烈的感染力，其二舅在新时期当上了中学校长，还搞了婚外恋，使这个人物更加真实。他的《林彪素描》虽然神思浩荡，才情富赡，但让那些习惯于考据的人们吃不消。我把它推荐给历史学院的师生，居然有三位不约而同地跟我说，胡先生在胡编，并建议此文的题目改成《戏说林彪》。这让我想起了《大公报》的严庆澍，他化名唐人写了《金陵春梦》，影响很大。当时在海外的台湾留学生，人手一册。相信对国府之败，蒋公之败有历史性的影响。由此来看，胡先生的林彪一文，或许对重新评价林彪有帮助。
姚蜀平的小说无缘一窥全豹，仅仅拜读了贵刊摘选的部分。但仅从贵刊的介绍文字和读者评论上看，这位文理兼通、才华过人的杰出女性令人肃然起敬。其文字亦可圈可点。与绝大多数40后作者一样，她特别重视文艺的社会作用。这一点从读者评论中可以看出来。这要拜时代所赐。同样，她的小说让我为她担心——是否会掉进“高大全”的陷阱之中。这也是时代赐予的礼物。
袁清华 4月20日
2.杜钧福谈李逊的上海文革研究
《记忆》编辑部：
95期《记忆》登载李逊关于北京红卫兵在上海文章甚好。有几点提示：
1．其中涉及“漕北事件”，我所见几篇文献记载与李逊文所述细节有所不同。
上海《徐汇区志》中“漕北事件”条目第一段如下：“1966年11月9日，8名外地来沪串连的‘红卫兵’，到漕溪北路街道漕北里委看大字报。同月13日，他们根据马路上大字报的线索，以漕溪北路天福里居民张炳生是‘反动资本家’（实际是小业主）、其子张俊发（天马电影制片厂青工）‘表现不好’为由，擅自闯入张家，捣毁家具物件，打死了张父子俩。事发当晚，在临近的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影棚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红卫兵’谈了‘事件’经过，里弄干部介绍了情况，当场双方展开辩论。会后，这些‘红卫兵’及几名里弄干部被送往上海市公安局。以此事为导火线，在当地‘造反’组织‘点火队’与北京航空学院‘造反’组织‘红旗战斗队’（简称北航红旗）驻沪联络站联系、组织下，自11月15日起揪斗里弄干部和群众，并抄了他们的家，时称‘漕北事件’。”
下面一段描述他们是如何批斗这些里弄干部的。第三段是：
“1968年5月7日，市公安局对保护性拘留的中共里弄支部书记和有关民警教育释放，对外地来沪动武严重的一些‘红卫兵’分别送当地公安部门处理。”注意此条目重点在造反派揪斗里弄干部，而将红卫兵打死人事件淡化为“动武严重”。
当年的“张炳生、张俊发事件调查小组”印发的调查材料《关于张炳生、张俊发事件的有关材料》（第一批）（1966年12月12日）对此事件有较详细记载。张俊发曾在街道上组织过一个战斗队，参加了破四旧等活动，因家庭出身不好受到批斗。到了11月份，北航红旗驻沪联络站已设立。他曾到这个联络站去告状。
11月13日下午，以佩戴“首都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指挥部纠察队”袖章的北京育新中学学生李中为首的3个北京来串联的红卫兵，从大字报上看到对张家父子的“揭发”材料，到漕北里委办公室进一步了解情况。派出所民警和里弄干部向他们介绍了一些张家的“问题”后，这些红卫兵就到张家施暴，当场打死张俊发，打伤张炳生，送至医院后死亡。李中等洗干净手上的血后，到了派出所被询问情况。“这时李中却很泰然地回答：‘谁知道他死没死，就是开水浇上去是不动了’。”说明他用开水浇过张俊发。
此外，陈老头子博客《北京红卫兵上海打人记》引用未说明具体来源的有关材料内容：“11月13日 北京、济南来沪‘串联’的4名学生以‘造反’和‘扫四旧’为名，将漕溪北路张炳生父子活活打死。还查抄、捣毁16户居民的家具财物，打死2人，打伤21人，劫走人民币1300余元。4名学生被群众扭送公安机关。”
以上几条，作案红卫兵人数有3、4、8三说，其他细节也不完全相同。真相尚待进一步挖掘。
2．还提供一桩有关血案的线索，就是一位“名媛”聂光锡在从济南到上海的火车上被红卫兵“南下兵团”打死的事件。《华夏收藏网》2010年有瓷德堂《近代上海第一豪门盛宣怀家族的后人》一文，引邵洵美后人邵祖丞的话：“我的一个表嫂，‘文革’中从济南回上海，正碰上聂元梓组织什么‘南下兵团’南下上海点火，叫火车上出身不好的人都前去报到。我表嫂人老实，也去报到了，结果一车厢的‘牛鬼’，都被红卫兵用铜头皮带打死了，家属去认尸时几乎认不出了，还是从那只在瑞士定做的手表上认出来的。”作者说：“他说的这位表嫂笔者也略知其人，名叫聂光锡，是我国老一辈的银行家、原中国银行副总裁聂其炜的女儿，……”她还是曾国藩小女儿曾纪芬的孙女。
看来当时打死的不止一人。这一事件是否与聂元梓有关，是否是1966年9月份那批“南下兵团”所为，希望各位专家关注此事。
3．1966年8、9月发生在上海的事件极为复杂。李逊此文是我所见收集材料最为丰富、对事件的分析最为详尽的一篇。其中很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和梳理。例如北京红卫兵大闹上海市委门口的那几天，就是上海市委组织全市大抄家之日。二者有没有什么联系？
以上所述仅供参考。
此致敬礼！
杜钧福 4月19日
3. 张晓良谈97期
读《“联动”九章》得知人大附中的魏京生是“联动”的。
《1918年的北大图书馆到底发生了什么？》，写得酣畅淋漓。
《逃出生天记》，作者听人讲《基督山恩仇记》，自己再向别人讲述，而作者本人的整个故事就好似中国文革版的基督山伯爵。我1977年高中毕业，约在1974、1975年曾听高我三届的同学讲过基督山伯爵的故事。
另外,这一期有两处误植:
8页正文倒数第2行“鹰与鸰虽然手法不同”，当作“鹰与鸽虽然手法不同”。
85页14行，“是一个姓箫的中山人”，当作“是一个姓萧的中山人”。
张晓良 5月3日
4. 美国读者潘志佳赞老潘逃港一文
读到贵刊九十七期两篇好文章，一是老潘“逃出生天记”，我亦老潘，读来更添亲切。他的人生经历以及各种感觉与我几乎完全相同，所以我不由得呼了一句“感同身受”。我文革前是中学生，亦是业余体校游泳班，1968年下乡，1971年逃港，首次失败，再次成功。失败后蹲边防军狗房，之后两个月收容所，里面的非人生活就不琐述了。第二次走惠州大鹏湾十四天的山路，数天空腹，十小时的海上挣扎。天亮了我以为要功败垂成，此时看到港水警轮，那刻的心情一生难忘。现代人不会知道，若大陆方面渔船先于港水警发现我们，就又得承受数月非人生活。那种境况老潘文章所述全然真实。之后的生活经历与彼老潘相似，1974年赴美，罗斯福所言四大自由，对我们这些有过被侮辱与被损害经历的人来说，会比别的美国人更懂得珍视。
老潘文章撩起我对往事的回忆，一句“感同身受”，其实未能完全表达心中的感慨。只可惜自己是生长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只读到初中就下乡，墨水不多，无法写出大块文章尽吐心中所想。只是感叹一句，引起你们关注，使我感觉到与你们在交流和共鸣，也有遇知音人的喜悦。我敬佩你们的工作，看得出你们有理想，希望中国好起来。历史不能被埋灭，历史是教训，要让下一代记取。希望下一代及以后的中国人幸福自由，社会文明。
另外，再想说一下，此期胡鹏池的评论，史料翔实，使我了解到以前不知（不让知）的历史。胡的评论中肯客观，具有说服力。再一次感谢让我读到这些文章的人——你们。
潘志佳 5月4日
|
登录
注册
FAQ
搜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