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 忆 2013年4月30日第6期 REMEMBRANCE 总第九十七期 2008年9月13日创刊
目 录
【专 稿】 胡庄子 “联动”九章
【评 论】 胡鹏池 1918年的北大图书馆发生了什么?
【序与跋】 金光耀 一个工人造反派的文革记录 ——从叶昌明的《工作笔记》看“工总司”
【述 往】 老 潘 逃出生天记——我的偷渡经历
【简 讯】 潘祛病 《李慎之的检讨书》(1957—1990)全二册问世 高 原 《“九一三”回望——林彪事件史实与辨析》一书出版
【检讨与交代】 李慎之 补充交代我在1962年的反动思想 ——包括我在家信中所暴露的反动思想(1969.3.20)
【编读往来】 1.桑客谈文艺创作专辑 2. 杨耀健谈《记忆》开设文学平台
【专 稿】
“联动”九章
胡庄子
红卫兵运动中,“联动”是继“西纠”之后影响最大的反中央文革的红卫兵组织。它的存在与作用,引起“文革舵手”毛泽东主席的关注,影响了红卫兵运动进程。认识和研究这个组织,对于研究红卫兵运动,对于研究文革,具有重要意义。笔者在撰写《“西纠”九问》之后,梳理出“联动”的九个问题,名之为《“联动”九章》,以期引起“联动”当事人和文革研究者的思索与纠偏。
一、“联动”成立
1966年10月之后,大专院校红卫兵取代中学红卫兵成为红卫兵运动的主力。11月,北京海淀区十几所中学的最早起来造反的老红卫兵,在经历“红八月”冲锋陷阵之后,对中央文革的一些做法不满,开始对文革进行反思。特别是他们面临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到他们父辈头上的严酷现实——这意味着自己可能和父辈一起从天上掉到地下,沦为“黑帮子女”,失去优越的政治和生活待遇。11月27日,北大附中、清华附中、石油学院附中、北京工业大学附中、八一学校等海淀区十几所中学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举行会议,决定成立“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委会”,社会上称之为“联动”)。“联动”的组织机构采用集体协商的办法,由各校派出一名联络员主持常务工作。总部设在北大附中,总联络员由北京工业大学附中红卫兵于增寿担任,宣传工作由北大附中负责,组织工作由北京石油学院附中负责。有一种说法是,联动的核心成员有“三平一刚”。这“三平一刚”具体是谁,说法不一,有的说是项东平、邹建平、赵占平、李单纲,姑妄听之。 1966年12月5日,“联动”正式成立。成立标志之一是,他们在北京街头贴出一批标语:“热烈欢迎联合行动委员会成立!”“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的表现形式!”京工附中的邹建平等人爬上几十米高的西直门城楼,用几十张大字报纸刷写一条巨幅标语:“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引人瞩目,这下子,全城都知道了。成立标志之二是,由北大附中红卫兵宫小吉受委托起草的《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宣言》公开发布。《宣告》全文如下:
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今日宣告正式成立。 本委员会誓死忠实于党,忠实于毛主席,为粉碎一切违反毛泽东思想的行为,时刻准备施行必要的行动。 继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出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形式乃是对当前运动的最大威胁。它威胁着革命群众血汗换来的胜利果实。它将使群众重新回到被专政被压迫的地位;它将剥夺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权利; 它将使千百万人头落地;它将使历史车轮倒转。 它,威胁着我们! 只有一条路,拉起队伍来,干!自己的事情,自己去做。革命的果实,需要自己去保卫。自己的革命权利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保卫十六条,保卫我们总司令部党中央、保卫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我们宣誓: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一切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保证无产阶级铁打江山永不变色!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誓死保卫党中央! 誓死保卫毛主席! 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
这个《宣言》中强调“继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出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形式乃是对当前运动的最大威胁”,意思是说,中央文革小组推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形式”,矛头直指文革小组。宫小吉在后来的《思想汇报》中检讨说:“十二月初干部子弟阶层要完蛋了,干部子弟几乎全有保爹保妈的心理,普遍对中央文革领导不满,普遍对第三司令部不满,认为中央文革侵犯了我们阶层的利益,我们在学校的统治地位已经动摇,在社会上统治地位已经动摇,为了‘光复旧河山’,我们成立了联动,我是联动宣言书的起草者……” 。 “联动”成员大多是8月18日之前参加红卫兵组织的老红卫兵。像“红卫兵”一词的发明者、清华附中红卫兵张承志,人大附中的魏京生等“老兵”都加入了“联动”。“联动”的观点与红卫兵纠察队相似,加上溃散后的东城、西城、海淀红卫兵纠察队部分成员加入该组织,所以它被 “三司”等造反派称为“东、西、海纠的变种”。“联动”在政治倾向上,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及其支持的“三司” (没有明确表示反对文化大革命),主张保护老干部(当然“保爹保妈”),所以被造反派红卫兵称为“保皇派”、“特权阶层的卫道士”。 西纠成员回忆说:“红卫兵和纠察队中的很多人不甘心就这样退出政治舞台,又成立了一个‘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参加者都是一些极具叛逆性的成员。” 造反派批判说:“‘西纠’阴魂不散。反革命组织‘联动’一成立,铁杆西纠分子立即进入联动,并成了骨干,有所谓‘策略派’的铁杆西纠分子成为地下联动。” 参加“联动”的都是北京市中学的红卫兵组织,主要有:钢铁附中、石油附中、清华附中、矿院附中、北航、京工大,北大附中、人大附中部分、八一学校、北京市第六中学、八一革命军红卫队、育承中学红旗支队、丰台三中、长辛店铁中等七十多个学校。其中绝大部分是高干子弟。它的核心是由各参加联动的各校头头组成的“特别纵队”,共一百多人。该组织中最顽固的是“十六纵队”近一千人。 批判“联动”的造反派曾经将“联动”的“罪行”概括为“十大罪状”。其实,“联动”的思想和作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小组,指名道姓地批判毛泽东的夫人江青。他们贴标语、喊口号,说“踢开中央文革”、“油炸江青”、“江青太狂了”、“打一打关锋、戚本禹,吓一吓陈伯达”等等。 2.有些“血统观念”。其成员都是根红苗正的革命后代,大多数人都有很强烈的红色的血统观念。造反派批判说:“联动”是靠反动的血统论起家的。他们拼命鼓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反动对联。江青同志把它改成“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可是联动分子对此不满,公开与江青同志对抗。又改为“老子革命儿接班一一当然,老子反动儿背叛——很难。绝对如此”,并搜集九副反动对联向全国广泛散发。他们每次开会都高叫“红红红”,“天然接班人”,“血统就是高贵”,有的恬不知耻地说:“高干子女里里外外红透了”,以剥削阶级反动血统论代替党的无产阶级路线。 3.反对中央文革支持的“三司”。这从他们的口号上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打倒三司”、“打倒蒯大富”、“谁说青山不老,定把三司挖掉”、“三司不倒,联动不动;三司若倒,联动更好”。 4.“联动”成员与北京保守派工人组织“捍卫团”、西安的“红色恐怖队”、沈阳的“红后代”保持联系。 5.参与了一些武斗,有一些极端行为,甚至是恶作剧行为。 6.串联各地,影响很大,赢得一批同情者。
二、“联动”召开“破私立公誓师大会”
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这天,“联动”在北展剧场召开破私立公誓师大会(12•26大会)。这个大会,是“联动”成立后弄出的一个大动静。 大会之前,“联动”成员、北大附中的周春英(造反派称之为“联动女司令”)曾向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谈到12月26日准备召开大会,邀请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参加。戚本禹答应参加,他说:好嘛,我们争取去。 这说明,一方面,“联动”想和中央文革搞好关系,得到上面认可;另一方面,中央文革也在观察和认识“联动”,双方有相互靠近的希望。 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最终没有参加“联动”组织的“12•26”大会。这其中,有两个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一个是,因为参加毛泽东召集的过生日宴会,文革小组成员没有时间到场;一个是,中央文革对“联动”的一些做法、一些提法不满。无论如何,文革小组没有派员参加会议,“联动”的一些成员很生气。大会进行中有些失控了。 参加会议的“联动”成员、清华附中的宋柏林,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述了这次会议:
下午7点至第二天3点,在展览馆礼堂召开了“首都中学红卫兵破私立公誓师大会”,八一八时代的红卫兵又“欢”聚一堂。放眼一片黄绿色,不禁使人想起4个月前也在此地,也是这些人,“江青阿姨”的讲话何等激动人心,“小太阳”何等不可一世,锋芒毕露,所向披靡,再看今日,真是难得聚会一堂啊。虽然也料知会议不会有什么结果,但来人仍是济济一堂,拥挤不堪,藉景抒情,怎不令人不胜感叹呢。会议虽能反映出北京中学红卫兵目前状况,用脑子的人都对形势有比较正确的了解,不反文革,但绝大多数还是咽不下这口气,迫于形势,虽也不敢大反,但一有风吹草动,一声半呼,就都跃跃欲试,一呼百应。但大都是为出出气,真正傻瓜的很少,总之绝大多数仍在彷徨之中。要引好这一批力量真不是很容易的事呀,前途甚渺茫。估计当今正是三司之辈得意之时,时间不会太久了。然后使得人人都有发言权,于是进行一些军训,斗、批,再来一个大串联,复课,完成。最后演了《毛主席和百万文化革命大军在一起》,更激起观众旧情,在座的有多少又都是银幕上的演员啊,然而已成为历史。“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最后演了苏联反法西斯的《区委书记》,很有意思,这种历史一定会重演的,我的一切也都是为了在这出戏中尽一点声势而已。伟大统帅毛主席七十三寿诞之际,让我们最衷心地祝福,像8•18在毛主席身边一样高呼: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联动成员、北京四中的礼平文革后回忆这天的大会:
红卫兵和纠察队中的很多人不甘心退出政治舞台,又成立了一个“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参加者都是一些极具叛逆性的成员。这时理智派还想力挽狂澜,但已经没有人再听他们的了。1966年12月26日,“联动”选在毛主席生日那天成立。我去了,那其实是一个狂热的誓师大会。我们学校的李三友、戴小明和张小刚代表纠察队在大会上做了一个联合发言,主张不管运动怎么发展,都要首先承认我们自己的错误。他们这是避免激化矛盾,其实是对的。但大部分人作了相反的选择。北大附中有我一个初中同学叫项东平,原来是一个很腼腆的人,这时却是“联动”的首领。他指着正在发言的戴小明他们对我说:“你们学校是怎么搞的?江青连刘主席都要打倒了,还检讨我们的错误?我们没有错误,是毛主席犯了错误。”我吓坏了,这是我在文革中听到的最放肆、也最勇敢的言论。这其实也正是联动的内部口号之一。我知道红卫兵在劫难逃。那天开完大会我就溜了号,但有几千个“联动分子”前去冲击了公安部,被干警打了个屁滚尿流。
批判“联动”的文章是这样描述这次大会的:
12月26日,联动以“破私立公”为名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召开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的反革命大会。由联动顽固分子李单纲、项东平(京工附中)、周春英、宫小吉(北大附中)、张路宁(人大附中)、马小军(厂油附中)等人筹备召开。反动分子彭小蒙临场指挥,并煽动其他联动“老百姓”反中央文革。她对清华附中联动分子张新月说:“你们反不反?你们不反我反”。宫小吉也高叫“反了!反了!”在彭、宫煽动下,首都“红后代”七个反革命分子(其中一个是北大附中的李铁兵)跳上台声嘶力竭地狂叫:“坚决批判以中央文革某些人为首的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央文革某些领导人不要太狂了”……随着他们的狂吼,“红绸子们”发狂似的蹦起来,跳上椅子,跳上桌子,狠命鼓掌,哇哇叫好!鞋子,帽子,头巾,传单满天飞舞,嚎叫声,炮竹声,震耳欲聋。彭小蒙按捺不住自己的兴奋,奔上台来,对刚刚念完反动口号的马XX说:“念的好!我支持你,你们在学校干,我在家里给你们搜集材料。”还鼓励大会主席周春英说:“你一定要顶住。大家情绪起来了,你要不支持就是右倾。”会后演了两部电影。一部是毛主席8.18接见红卫兵。目的是回忆一下自己的“黄金时代”,当看到他们自己的镜头时,简直得意忘形!当镜头照到贺龙时,也使劲鼓掌。当出现中央文革首长时,他们就发出一阵叫骂。这个大会就是一个反中央文革的乌七八糟的反革命大杂会。
这次大会,标志着“联动”与中央文革小组公开化的分道扬镳。 礼平在回忆中将“联动”成员分为“极具叛逆性的成员”和“理智派”。这说明,“联动”内部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和做法是不一致的。可以看出, “12•26大会”以及大会之后,“极具叛逆性的成员”在“联动”占了上风。其实,造反派也发现了这一点,他们将“联动”成员分为鹰派与鸽派。《联动黑幕》一文指出:
由此大会(12.26) 和联动的一贯行径显而易见可以看出:大致可把联动首恶分子分为两大派:鹰派与鸽派。 鹰派:赤膊上阵,猖狂已极,疯狂不可一世,矛头直向中央文革,大打出手。这些人主要以石油附中、地质附中、八一学校为主,是打砸抢的急先锋,是反中央文革的干将。宫××是这伙人的中心人物,是把反动思想理论化的反动代表,是这帮子的狗头军师,是宁看小说不看毛选的反动“文人”。 鸽派:比鹰派更加恶毒,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政治小油子,大搞投机活动,无孔不入,见缝就钻,处处利己,为达到个人目的,不惜用各种卑鄙的手段。这种人大有反动理论、有欺骗蒙蔽人的手段,且作法又很隐蔽,很难使人得知其真心所在,事事处处在幕后策划指挥,很少抛头露面。这类人物以清华附中××、京工附中×××为代表。 鹰与鸰虽然手法不同,但目标一致,完全是指向中央文革的。一二•二六大会是十足的反革命大会,它配合了社会上牛鬼蛇神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高级参谋部开炮,地、富、反、坏、右拍手称快,美帝苏修为之叫好。
三、“联动”“六冲公安部”
“联动”认为,中央文革在依靠“三司”等少数人反对多数人,是在推行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一回事。“联动”与“三司”对立,双方对着干,其中的是是非非、谁是谁非、前因后果,各说各的理,说清楚不容易。12月6日,“联动”冲击“三司”,遭到“三司”数千人的围攻,多名“联动”成员被抓,有的被扭送到公安机关。12月16日,北航附中等中学红卫兵为解救被“北航红旗”抓走的两名红卫兵战友,到位于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公安部北门交涉,这就是所谓“第一次冲击公安部”,结果更多的人被关了起来。 “联动”成员继12月16日冲击公安部之后,在12月至1月期间多次冲击公安部,要求公安部释放关押的“联动”成员。陈仁康回忆说:我们一群干部子弟冲击公安部,我贴出“炮轰中央文革”、“火烧谢富治”等标语……被民警抓住。 “联动”冲击公安部的行为,被造反派命名为“六冲公安部”。当时有一篇通讯《“联动”六冲公安部的罪行》详细地记录了冲击的过程和情形,尽管是批判“联动”者的一家之言,但现场感很强,不妨看看,或许从中可以看到一些真实景象。《“联动”六冲公安部的罪行》全文如下:
一冲:12月16日晚上,“北航红旗”将两个企图偷摩托车并行凶打人的“联动”分子扭送公安部。正在公安部接待室与公安部人员接洽时,一伙“联动”暴徒冲进了接待室,抢走凶手并打伤红旗战士。公安部的同志请双方安静下来,有话慢慢谈,不要动手打人。这些暴徒非但不听,反而破口大骂,用身体冲撞公安部的工作人员。动手打一位前来解决问题的副部长,接着对其他工作人员围攻,殴打,嚣张之极。为了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公安人员只得将其中打人最凶的几个拘留起来,继续对他们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拘留期闻,工作人员帮助他们学毛主席著作,没带语录本的还发了语录。这样,他们终于“承认”了错悮,作了检讨。可是释放出来以后,却反咬一口,说公安部乱抓人。 二冲:12月28日上午,“联动”调来了二三百名暴徒,强占了接待站的八个办公室,无理殴打在里边办公的同志,迫使这些同志离开办公室。他们还大肆破坏,砸烂玻璃窗、电话机,把痰盂、茶杯、墨水瓶等向公安部院里扔。工作人员在院内向他们喊话,请他们派代表来谈,却被这些暴徒用弹弓打伤一个同志的眼睛,用石头打伤另一个同志的头部。中午,又有十几个暴徒从窗户跳进院内动手打人,当即被公安人员扣下,让他们吃了饭,又对他们作了仁至义尽的说服,他们都先后承认了错悮。到下午四五点钟,在接待室的暴徒,又都从窗口跳进院里,将工作人员团团围住,连骂带打。另一部分暴徒围攻一位患心脏病的女同志,该女同志当场昏倒,而暴徒不让抢救,经过两小时的努力才把病人营救出来。这帮暴徒又闯入大礼堂,把里面的设备砸个乱七八糟。他们在礼堂里野驴般地尖吼:“高干子弟要掌权!”“打倒第三司令部!”“打倒公安部!”“枪毙三司后台!”“中央文革支持三司乱抓人!”“公安部权力下放!”等反动口号,并撕下墙上的毛主席语录,把一些反动口号涂在墙上。这天半夜,一位副部长要找他们谈,他们拒不理会,反而大骂什么“兔崽子”、“混蛋”等,把副部长赶出礼堂。第二天,即29日早上,他们把被扣留的两个打人凶手抢走,并将三个公安人员用绳子绑架到礼堂,进行围攻,谩骂。有一个同志被他们用绳子勒住脖子,差点儿咽气。他们还把装大便纸的篓子扣在工作人员头上。第二天,30日,革命的工人,学生要来支持公安部,他们才陆陆续续地溜走了。 三冲:时隔一天,即12月31日,“联动”又纠集了近一百名暴徒,再次冲进公安部接待站,强占了两个办公室。工作人员请他们派代表来解决问题,他们置之不理,并动手打人,当场推倒一个女同志,踢伤一个男同志,经公安部同志耐心说服,他们到一月一日下半夜才灰溜溜地逃掉了。 四冲:1月6日晚上11时左右,“联动”又纠集了百余暴徒第四次冲公安部。这次他们公然从公安部的大门冲了进去。在里面大撒反动传单,写着什么“活着干,死了算”、“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等。以后又冲入礼堂,再次捣毁礼堂的设备,包括电话机、配电室等,并在礼堂内点放鞭炮,涂写反动标语。第二天早上,公安部广播室把他们的所作所为广播出去,他们着慌了,企图捣毁广播室,但没有找着,便到处割电线,砸喇叭。他们又想冲进南大楼,没有得逞,又转而拱进食堂,把食堂的四五十斤粉肠和五六十斤猪头肉,抢吞一空。他们一边吃,一边还恬不知耻地说,“这是革命行动”,“他妈的,公安部的猪肉真好吃”。真他妈是一群下三赖!以后,革命群众闻讯赶来,这伙暴徒谎称总部来电话要他们回去,一溜烟地夹着尾巴仓皇逃遁。其实电话早让他们砸坏了。 五冲:一天之后,他们又一次纠集五六百人,带着菜刀、匕首等凶器企图冲入公安部,他们一路上大喊“打倒三司”,甚至喊“打倒江×”。由于不少革命群众闻讯自动赶来保卫公安部,“联动”的企图没有得逞。但他们竟将“二踢脚”装上铁钉向负责守卫公安部的解放军同志脸上扔过去,使好几个战士受伤。 六冲:可是他们的贼心不死,隔一天即1月11日,他们再次纠集五六百名暴徒企图第6次冲公安部。这次自动前来保卫公安部的革命群众更多了,“联动”一到,立即就陷入了革命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没有冲成。在广大革命群众的严词驳斥下,他们一小撮人理屈词穷。但居然还无耻地向公安部提出所谓“最后通牒”,临走还喊出“油炸江×”、“打倒周××”、“打倒陈×× ”、“刘××万岁”等极端反动的口号。
“联动”成员、曾参冲击公安部的卜大华,在口述《我所知道的红卫兵》中说到了当年冲击公安部的事情。他说:
“一冲”公安部,我去了。那是12月17日,因为北航附中红卫兵的两个人被北航红旗的人抓走,扭送到公安部。具体甚么情节,怎么送去的,我们不是很清楚。但是很清楚的一条是,北航红旗把人扭送到公安部,而公安部就收下了。我觉得,这件事的原则是不能容忍的。如果有人犯了法,需要抓他,应该由公安部门去抓。如果由北航红旗去抓,去扭送,那么,我们有那么多的群众组织,每个组织扭送一个人,你公安部是不是都收?所以当天北航附中的岳小东来找我们,听到这个事儿以后,没有二话,我们立刻就去了。我们到的时候,有一群人大附中的人在公安部的接待室跟他们吵,还没进去。我们到了就跟他们说,不要跟他们吵,就找公安部的领导。后来,公安部副部长于桑来了,说,你们不要都来,选几个代表来谈。我们推选了九个人,有我、张晓宾、郦桃生、宋柏林、岳小东、人大附中的杨小平等人。到二楼的一间会议室,一看,他们有十一个人。我说,不对,我们是对等谈话,我们几个人,你们也应该是几个人,你们多了两个人。结果他们退出去两个人,九个人对九个人,谈了一晚上。当时公安部的人真是理屈词穷。……我们这次去跟公安部的谈判,就是所谓“一冲公安部” 。 ……1月10日,我们在展览馆开了炮轰公安部、火烧谢富治的大会。我们在文革几个月的时间里,从来没有公开提反对哪一个领导人,只在这一次提了“炮轰公安部,火烧谢富治”。大会就一条,按照中央历来的政策,不得镇压群众,不得私设公堂,不得私自抓人。尤其是不能允许群众组织乱抓人。我为大会写了一个决议草案,把这几条都列上了。有些人觉得还不过瘾,又搞了一个“最后通牒”:限公安部于四十八小时以内,把非法抓的红卫兵都放出来。这个通牒不是我弄的。 12日晚上,我们都去公安部看了。那次去的人特别多,整个长安街上都是人,中央文革也动员了很多人去保卫公安部。
看了上述两个方面的说法,基本上可以对冲击公安部的情况知道个大概。一方面,公安部按中央文革的指示,支持“三司”及北航红旗,抓了“联动”成员;另一方面,“联动”成员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们少年无畏,冲击公安部时也有一些不端行为。 《“联动”六冲公安部的罪行》一文和卜大华的口述中,提到的“最后通牒”,全称《联合行动委员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向公安部提出最强烈要求》(1967年1月10日)。这个文本很罕见(因为各种史料文献上没有收录),也很典型(因为后来种种造反运动中总能见到这类风格、语气的文本),全文照录如下:
1.无条件释放全部被捕的红卫兵战士。 2.向无辜被捕的红卫兵战士公开赔礼道歉,给他们平反,恢复他们的名誉,当众销毁审问他们的黑材料。 3.收回三司、地院东方红、北航红旗等组织随意抓人的权利。 4.严惩三司、地院东方红、北航红旗、公安部就处一小撮殴打、绑架、拘留红卫兵战士的凶手。 5.要用文斗、不用武斗,捍卫十六条,保证今后不再发生上述事件。 以上要求请公安部负责同志看到此件二十四小时后予以答复,否则,我们将采取我们认为必要的行动,那么将产生的一切后果全部由你们负责。
卜大华的口述中提到的炮轰公安部、火烧谢富治大会,是“联动”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会议,是在“六冲公安部”期间召开的,并且其内容与“六冲公安部”关系紧密。在这个会议上,有人煞有介事地宣读了一篇毛主席“六点指示”:(1)不许乱抓人。(2)一切群众组织都分左、中、右。(3)不许解散任何革命组织。(4)一二•二六大会是革命的大会。(5)冲公安部,冲得对,是逼出来的。(6)“黑五类”子弟参加的组织一律解散。 目的是表明“毛主席支持我们”。事实真相是,毛泽东并没有这“六点指示”。所谓的“六点指示”,模仿毛泽东的口气,宣传自己的主张,是一些无知无畏胆大妄为的“联动”成员拉大旗为自己壮胆的,类似于小孩子过家家的游戏。
四、“联动”宣言
1967年1月1日,“联动”发布《中央、北京党政军干部子弟(女)联合行动委员通告》,并煞有介事地注明“中发秘字003”。全文如下:
中共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人民解放军各军种、中央军委、国防部革命干部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于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于中南海政治局礼堂正式成立。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集体领导下工作。联合行动委员会在中共中央主席和第一副主席直接指导下工作。联合行动委员会在马列主义的原则精神和中共历次党代会的一贯路线指导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任务: (1)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两个主席、几个委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消一切专制制度,召开中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保证民主集中制在党的生活中得到坚决的贯彻,保证中央各级党委、党员的生命安全。 (2)坚决地全力以赴地打倒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产生的各级反动造反组织。 (3)坚决地肃清中共党内和国家机关的反党分子、蒋介石分子、赫鲁晓夫分子。 (4)巩固三面红旗,加强国防,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无产阶级专政。 (5)保卫党的各级组织和优秀、忠实、英勇的领导干部。 组织路线:在中央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发展过程如下: (1)第一阶段由中共中央、国务院、解放军、省市委干部子弟组成。(2)第二阶段由基层组织(地委专署与公社)干部子弟组成。(3)第三阶段吸收全国工农兵和出身他种家庭而政治表现好的。 同盟军: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士,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工农积极分子。 联合行动委员会号召各省市革命干部子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忠于马列主义和一九六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继承革命传统,在各地迅速组织联合行动委员会,贯彻中央、北京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一切行动指示。 联合行动委员会号召她的成员要无限忠于党、忠于人民。戒骄戒躁,密切联系群众,贯彻民主集中制,经常性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组织纪律性,积极参加劳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克服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和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恶劣影响,为党,为人民,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直到最后一滴血。 同志们,同胞们:应该认识到,我们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大历史使命,肩负着历史赋予我们的共产主义战斗的命令。我们一定要英勇、忠实、干练、坚贞、艰苦耐心地做好各种工作,迎接大反攻战机的到来。 我们的困难是复杂严重的,我们的处境是白色恐怖的。不斗争,必灭亡。无数的革命前辈和党员兄弟被围攻,被拷打,被审讯,被迫害,许多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优秀战士英勇地就义了,数以千计的党的好儿女被监禁、监视和失踪,看到这些,我们还有什么不能拿出来啊!人民盼望我们,希望我们粉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他们罢工、停电、绝食、请愿,为我们作出了优秀的榜样。我们庄严地向全人类和所有的敌人宣告:我们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流鲜血、受迫害有何所惧,我们的事业——马列主义的事业必然胜利。(口号略)
文后署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共北京市革命干部子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人大常委革命干部子弟,中国人民解放军帅、将、校革命干部子弟,中共中央军委、国防部革命干部子弟,十六省省市委革命干部子弟”。 有人说,《通告》反映了“联动”思想,称之为“联动思潮”。特别是其中提出“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两个主席几个委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消一切专制制度”,“忠于马列主义和一九六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受到方方面面的广泛关注。 从这个《通告》不难看出,“联动”的价值取向是朝后的,即要求回到文革前的十七年;它的批判矛头指向“地、富、反、坏、右”。显然,“联动”坚持的还是毛泽东以前的阶级斗争理论,而此时,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已经有了新的发展,其显著特点是把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走资派”。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回忆说:这是“一个被毛泽东很重视的通告。” 毛泽东如何重视?王力没有具体地说,有一点可以肯定,毛泽东指示要求抓捕“联动”成员。本文后面会说到这一点。 据说,《通告》最早是1967年2月份从广州发现的。《联动内幕》的一则附录说: 这是“在广州发现的一份材料,这是反革命联动分子疯狂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反对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的铁的证据,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疯狂地反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铁的证据。” 无论如何,这份来历不明的《通告》,后来被大量翻印以“供批判用”,流传范围很大。这个《通告》具体地是什么时间、什么人、从什么地方发现的?什么人起草的?历来没有一个具体准确的说法。有研究者认为,这个来历不明的通告是无中生有的;即使有这么个《通告》,其中的有些内容也是其他红卫兵组织为了批判“联动”而塞进去的,就是说,做了修改,做了手脚。 几十年过去了,至今没有一个“联动”成员承认《通告》是自己的作品。“联动”成员卜大华在口述《我所知道的红卫兵》中说:“(1967年)2月份的时候,听说抄到一个绝密文件,是联动的宣言,直接攻击毛泽东的。社会上批判联动都以这个为根据。我们认为那肯定是假的。后来出来看这个东西,所谓003号文件,这个东西虽然是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但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假的。”
五、中央文革取缔“联动”
“联动”被认为是“坚持反动路线的人们对抗革命路线的工具”。 “联动”有较强的血统优越感,一些成员经常骑着自行车在大街小巷横冲直撞(有的号称“闸不灵大队”),呼啸而过,让人反感。他们在与中央文革小组、“三司”斗争中,的确有些不堪的行为,有些简直就是小孩子的恶作剧。总之,“联动”成员没有得到大多数群众的同情与支持。 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后来分析老红卫兵走上“联动”之路时,回忆了毛泽东1966年8月1日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他说:许多老红卫兵“接受伟大领袖的前半段对他们的支持(注:指毛泽东在信中所说的“对反动派造反有理”),而对伟大领袖后半段对他们的教育(注:指毛泽东在信中要求的“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他们抛到脑后。这样他们就走上邪路了。” 毛泽东对“联动”很关注。他说:这些头头不能让他们自由行动,要集中起来,进行教育改造。 又说:高干子弟在这次运动中是中间偏右,现在压一压也好,可能能压出几个左派来。 还说:红卫兵也是不断分化的,夏天是革命的,冬天变成反革命。 1967年1月10日,江青说:现在联合行动委员会天天要造谢(富治)的反,这是错误的,头头应当抓起来。这个委员会基本骨干很少,最多几百人,对头头的实行专政,受蒙蔽的要分化他们。 1月17日,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谢富治说:公安部要保护左派,反击右派,镇压反革命,例如“联合行动委员会”、“西安红色恐怖队”这些组织是反动的,头头是反革命。 2月3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中,直接点名,把“中国工农红旗军”、“荣复军”和“联合行动委员会”称为“保守派的组织”、“反动组织”。 2月19日,《中共中央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明确指出:“在学校中不许成立反动组织,像联动、红色恐怖队这类反动组织一律解散。” 中央给“联动”定性前后,有140多名“联动分子”被抓。有的关在北京半步桥看守所,有的关在炮局胡同拘留所,最长的达4个月之久。像董必武的儿子董良翮、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成、陈士榘将军的儿子陈仁康等,都在其中。“联动”成员作诗曰:“遥忆当年送沙果,江青阿姨真爱我。且看今日送果人,戴着手铐把牢坐。”北京三十一中的“联动”同情者还书写了一幅对联:“老子英雄儿坐牢,老子反动儿自豪,混蛋世道。” 同时,对“联动”的批判也掀起高潮。 3月12日, 谢富冶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中学造反派。他谈到了“联动”:“联动以及有联动思想的人,不能恢复他们的组织,只能解散。如果我的孩子是联动,也要抓起来。”“陈士榘将军这个人很好,大义灭亲,最近抓了自己的第四个儿子陈仁康和三个小头目。陈仁康最近在海军大院被捉,他和几个写‘打倒北航红旗’‘联动万碎’等被陈士榘将军看到了,他回去查他儿子的抽屉有份有‘联动’的材料,发现他们组织‘平津纵队’和‘红旗纵队’,还有一支最顽固的‘太平路纵队’,还有‘夜晚活动纵队’。设宣传部、政治部、人事部……。在一年内将拉起五百人,争取一百人,这是他们的计划。现在联动分子也狡猾了,他们以为十八岁以上才能抓,所以四人中有三人在十二三岁。我们认为不管年龄大小,只要干反革命活动就逮……” 4月3日晚二十点到4日清晨三点,周总理、陈伯达、江青等接见了农大东方红、中央财贸学院红代会筹造反派。周总理指示:你们大专院校红代会应关心中学红代会,与卫戍司令部联合起来搞“联动”,我自己亲自出马。支持“联动”是个立场问题,联动不能支持,是反动组织。江青说:“联动”复活了,非常猖狂,希望革命造反派同学充分注意。“联动”这个组织中一小撮就是忠于刘少奇,我们联合召开批判刘邓的大会是正确的,应该找中学来联合在一起,消灭“联动”……
六、“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
在批判“联动”高潮中,动静最大的是“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 1967年2月21日,一些造反派反映,“联动”打、砸、抢,损坏不少东西。江青表态说:“办展览会让大家看看。”通过办展览会,宣传(拔高)主流意识形态提倡的,批判(抹黑)对立面,是一个重要工作方法。 1967年4月10日,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首都八一中学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联合总部和中学部分革命造反派,联合在北京八一中学举办了“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会”。这个展览会分“前言”、“联动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组织”、“摧毁联动”、“联动产生的根源”、“结束语”五部分,揭露“联动”罪行,展出“联动”打砸抢的实物。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关锋、戚本禹等中央领导及红卫兵参观了展览。康生、戚本禹要求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反映联动的记录片,有关部门曾到八一学校展览馆拍摄。 这个展览在1967年6、7月间进行了修改,修改后的内容主要分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通过两条路线的斗争,说明“联动”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垂死挣扎的产物。通过“联动”的政治纲领、组织路线,行动计划和十大罪状,说明“联动”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组织,是刘邓豢养的得力打手……。 第二部分用广大革命派同“联动”斗争的许多雄壮动人事迹,歌颂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丰功伟绩,充分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强大威力,显示了毛泽东思想的强大威力。“联动”只不过是几只嗡嗡乱叫的碰壁的苍蝇。 第三部分是以大量的触目惊心的典型事例,说明“联动”的产生是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长期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等方面推行一整套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必然恶果。 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会编印了《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会内容介绍》(1967年7月),八一中学红卫兵刊物《春雷》出版了《“摧毁‘联动’组织,批判‘联动’思潮”》专刊(1967年9月),《春雷》报也印发了《摧毁“联动”展览专号》。 同时,批判“联动”的材料也大量印刷:北京钢铁学院附中“抗联军”1967年5月编印了《联动反毛泽东思想罪行50例》。中学红代会红四月联络会1967年5月编印了《毒草集•关于联动问题》。上海国营棉纺二十一厂造反大队、上海红岩编辑部1967年4月编印《彻底捣毁刘家黑店——打倒“联动”专辑》等。 “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当时就受到“联动”成员的抵制。 八一学校的造反派记载:
我联合总部举办的“联动”罪行展览受到广大工农兵群众的大力支持和热烈欢迎,而坚持“联动”反动立场的分子却对它恨之入骨。他们在展览室门口放“二踢脚”进行恫吓,并在观众中公开散布舆论:“当心中毒”,“展览会都是假的”,“他们是阶级报复”等,还在观众中散发反动传单,辱骂本校革命造反派和三司,恐吓说:“狗崽子休想翻天”,“红卫兵钢刀的滋味不是好受的”。这一帮顽固坚持“联动”反动立场的混蛋还纠集校外联动分子或强行冲进校门,或越墙而入,数次闯入展览室,欲想抢走匕首、大刀等凶器,并辱骂我展览室工作人员……
文革后,当年的“联动”成员回忆这次展览时说:
展览以所谓触目惊心的大量“事实”,把充当“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急先锋”的“联动”成员,描绘成一群“腐化堕落”、“穷凶极恶”、“手挥皮带”,专搞打砸抢的“暴徒”,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炮制展览会的阴谋家们心里完全清楚,这一切都是假的:所谓“联动”的“高级消费品”是外贸部抄家得来的财物,匕首、铁棒等凶器是从公安局借来的,自行车是从一些学校学生手里扣来的,外国画报是从图书馆里搬来的,而那些被毁坏的教具和标本则是蒯大富、聂元梓之流指挥一些打手一手砸坏的……这是一个用心多么险恶的骗局啊!
七、“4•22接见”——释放“联动”成员
1967年4月,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的彭小蒙写了一封血书给毛主席,请求毛原谅革命中犯了错误的年轻人,血书通过汪东兴的儿子递到毛泽东那里。 毛泽东指示说:“不要写什么检查了,放他们出去革命嘛!” “要把所有联动放出来。” 4月22日,周总理、陈伯达、康生、谢富治、江青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被关押的“联动分子”并讲话,随后被关押的“联动”成员被释放。 “联动”成员卜大华在口述《我所知道的红卫兵》中回忆了当天的情形:
到人大会堂,好像是从南门进的,南门进去右边第一个厅,好像是安徽厅。门口有一大堆人。到里面坐了一会儿,就看见中央领导人鱼贯而入,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戚本禹、王力等。江青最先讲话。她说,我刚才都吃了安眠药了,但是我还是要来。我不知道谁是彭小蒙,彭小蒙最近给主席写了信,说要救他们的同学牛皖平,牛皖平来了吗?牛皖平站起来了。啊,你就是牛皖平,好,你坐前面来。主席看了信就说让我们来见见你们。她讲完了,总理讲。总理一上来就说,委曲大家了。接着把放人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讲了。他说,这个事情是我最先发现的,我到广州去,他们告诉我,这里也抓了好多“联动”分子,我一问才知道,他们抓人了。我说,不能这样嘛,不能不教而诛嘛!回到北京,我就把这件事向主席汇报了。主席说,不要抓嘛,应该把他们放出去。给他们办公室,给他们车子。总理还专门问,有清华附中的吗?我就站起来了。没想到那边又站起来一个人,原来是熊刚,我不知道他也被抓进来了。总理点了好几个名,两个女孩,一个蓝小兵,一个骆小锋,又点了一个董良翮。那天,总理始终没有笑容。他讲话的时候,下面哭成一片了。我也哭了。……然后是陈伯达讲话,他说,“打、砸、抢”的“砸”字,过去都不认识,不能搞打砸抢嘛!他嘟嘟嚷囔讲了一通。康生讲了甚么呢?他说,浪子回头金不换嘛!不管怎么样,你们还是祖国的宝贝,祖国的财富,特别是如果你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的话。有些人到八宝山,去搞甚么祭奠死人,去哭坟,这不好,这是封建主义的东西。
这是当事人的回忆。当时编印的中央首长讲话小册子中,也收录了这天周恩来、江青、康生、陈伯达的讲话,内容与上述回忆可以互补。摘录如下:
江青说:听说你们有些人骂我,说我这个人不好。(众答:没有)有点不好,就是见你们太少了,对你们帮助太少了。前一个时期我有病,没有见你们,我有责任。委屈了你们。主席说立即释放你们(众呼:毛主席万岁!很多学生哭了),所以今天把一个会都打断了,请来了总理、陈伯达、康生、杨成武、谢富治、王力等同志都来了。和你们见一见。(众:拍手)你们也不要写自我检查就可以出去。出去以后如果你们还要“联动”还可以把牌子挂出去,如果不要,再恢复你们原来的红卫兵组织,如北大附中“红旗”,清华附中“红卫兵”,回去恢复你们的组织搞革命。搞革命犯点错误不要紧,这个错误我们的责任大,有个同学叫彭小蒙写了两次信给我,说刘万平的问题(庄子注:“刘万平”是记录者的笔误,应为北大附中的牛皖平),我也不清楚这个人,派了一个记者去了解一下。还是我责任大,对你们帮助少,你们去八宝山上坟,搞颓废主义。八宝山也不都是烈士,还有瞿秋白嘛!你们还半夜里出来喝酒,吃猫肉。你们关了多久了?(答:100多天了,有的答两个月),允许你们学习主席著作吗?(答:允许)虐待你们没有呀?(答:没有)责任我们负得多,教育的不够!你们写过一副对联“为革命召之即来”,有点才气。你们回去以后,再恢复你们的组织。如北大附中的“红旗”,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我不知道我把主席的意思传达的怎么样,总之,主席很关心你们。你们犯了一些错误,希望你们和刘邓路线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陈伯达说:……你们的愿望是好的,但客观上起了不好的作用,“联动”的名词不反动,但纲领是反动的,代表反动的思潮。 陈伯达讲话时江青多次插话,她说:如果你们还要挂“联动”的牌子的话,我给你们交通、汽车等。父母革命儿女不一定革命,父母不革命儿女可以革命,因为有毛泽东思想。我相信你们能够革命。她说:你们过去犯的错误,应该我们负,不要搞请罪,写悔过书,主席最反对请罪,今后好好干革命就是了。江青还插话:什么手续都不要,今天晚上就出去,今天你们就可以回家去。 随后,康生讲话。 最后是周总理讲话,他说:的确生长在毛泽东时代是很幸福的。毛主席很宽大,犯了错误,给你改正的机会。错误的原因有家庭的关系、社会的关系、学校的关系,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有责任,你们又没有政治斗争经验。清华附中是红卫兵发源地,写了三论“造反有理”,毛主席都说是好文章,可是三个同学后来都有联动思想。可以说,你们落伍了。除了家庭、社会的原因以外,我们见你们少了,对你们帮助不够。后来对你们管得就少了,对你们帮助不够。今后我们帮助你们,不但是你们还有你们的家庭,还有社会,今后加强我们的贵任。我是没有儿女的,我到八一学校参观后,才知道你们这样特殊。我有个侄女在八一学校,虽然不是“联动”,但有“联动”思想,在中南海北门骂解放军说:“就是你们把我们同学抓起来的”,解放军打电话告诉了我,我们全家批评了她,让她学习了一个星期毛主席著作,后来让她回八一学校,她参加了反“联动”,成了造反派。你们一定要改,我们已经是老头子了,有了错误还要改!……我和江青同志在二十日讲过“红卫兵万岁”!你们要把“红卫兵”光荣的旗帜再举起来!要真正举得高,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红卫兵”。把自己过去的过失补上。
显而易见,释放“联动”成员,是毛泽东的决策。 毛泽东说:联动,抓人是我叫抓的,放也是我叫放的。 毛泽东说:联动大部分是好的,少数不好,有什么要紧啦!全都让他们承认错误就行了,他们不是承认了错误吗?不是改得很快吗? 此后,“联动”成员仍有一些活动,但再没有翻起大的浪花。 “联动”宛如流星一般从红卫兵运动的天空划过。有人说,“联动”就像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吉伦特党人,属于最先参加大革命而又最早反对大革命的一批人。
八、“联动”与造反派“对诗”
红卫兵运动中,“联动”和同情“联动”的人写诗抒发自己的情怀,谩骂造反派红卫兵(以下用△表示),造反派红卫兵针锋相对予以回击(以下用☆表示),双方打起了“诗仗”——
△山上青松山下花,花笑青松不如她。有朝一日寒霜降,只见青松不见花。 ☆病树一株立山尖,遍地梅花喜开颜。今朝今日东风起,花开树倒猢狲散。
△浪迹京城忆西纠,故人生死各千秋。散伙已在数日后,二爷忍作三司囚。 ☆西纠之子忆西纠,为虎作伥死遗臭。三司奋起扬千帆,联动“二爷”坠沉舟。
△谁说青山不老,谁说三司不倒。我们就是愚公,誓把三司挖掉。 ☆青山越长越茂,三司革命不倒。群众才是愚公,定把联动根刨。
△满天炮轰满天仇,三司本是拉物猴。留得西纠豪气在,三年归报三司仇。 ☆炮轰瘟神何人仇,三司举棒奋金猴。留得西纠“豪气”在,还当刘邓小走狗。
△想当年小将可爱造反有理,看如今血统高贵什么东西——一落千丈。 ☆红卫兵小将可爱造反有理,一小撮血统高贵什么东西——要有分析。
△想当初召之即来甘当勤务员,看如今百般邀请就是不接见——言行不一。 ☆你革命召之即来甘当勤务员,你反动百般邀请就是不接见——立场分明。 (注:红卫兵刚刚兴起时,江青说过“小将可爱”“造反有理”之类的话,表示自己要当红卫兵的勤务员。后来,老红卫兵中被批判,江青骂他们“血统高贵”,“什么东西”,并且不再理睬他们。“联动”成员写对联讽刺江青)
△满江红:大乱清华,红卫兵逆风耸立。起手处,刀光剑影,三论反笔。佛山压顶行者怒,金棒闲事何人急。从祥光江流遍中华,才出气。 造反骨,永相继;再提高,团结益。分清敌我,群策群力。紫电青霜斩妖魔,碧海丹心照脑际。广胸怀,无边太平洋,鬼神泣。 ☆满江红(一):创始清华,红卫兵三论反笔。刘邓压,统帅赞誉,人妖颠倒。为虎谋皮反文革,充当打手何人喜?群众奋起,造反有理,莫晦气。 血统论,岂成立?保爹娘,有何益。应分清敌我,紧跟毛主席。破私立公为人民,雄文四卷印脑际。不听言,历史不留情,向阳泣。 ☆满江红(二):红谱凯歌,起清华,天惊鬼泣。雄文照,口诛笔伐,造反有理。黑头司令动杀机,小兵有幸舵手遇。今天不识黑红为虎伥,真可气。 造反骨,应相继;保爹娘,怎相宜?压顶□真理,小鬼翘尾。死守对联天地转,沉舟侧畔千帆疾。广胸怀,扎根工农兵,“私”坟立。
△谁说公鸡下蛋,谁说三司好汉。三司并非好汉,都靠抓人吃饭!(师大女附中。这副对联最后一句还有另一版本“全是混蛋王八蛋”)。 ☆公鸡不会下蛋,三司就是好汉。矛头指向刘邓,全靠造反吃饭!(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卫东兵)
九、“联动”提出“十年之后”的话题
“满天风雨满天愁,革命何需怕断头。留得联动豪气在,十年归报三司仇。” 这首诗透露出“联动”成员对“十年之后”的思考。民谚说,“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十年之后,一龙一猪”。“联动”成员明确提出“十年之后”的问题,有些远见。 中学红代会红四月联络站1967年5月编印《毒草集•关于联动问题》,收录了联动反文革小组的大字报;首都红卫兵彻底摧毁联动革命联络委员会北京钢铁学院附中抗联军1967年5月编印《联动反毛泽东思想罪行50例》,收录了“联动”的“反动”言论。这些材料中,有不少“联动”成员关于“十年、二十年之后”的话题——
毛主席正确不正确,十年以后再看。 老和造反派斤斤计较有什么好处,这样咱们大方向就错了,要考虑十年后怎么办。 现在的造反派,十年之后怎么办?还反谁? 十年后毛主席给我下结论,二十年后给我平反,三十年后我掌权。
“联动”关于十年、二十年的话,引起了造反派红卫兵的注意。清华附中井冈山兵团发表《二十年后看世界,谁主沉浮?》,其中说道:“联动中的一小撮顽固分子有一句常话:‘二十年后,还是老子的天下!’掂一掂,这话分量不轻啊!”“‘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不是‘联动’分子翻案,就是革命左派掌权。毛主席革命路线如果不彻底胜利,刘邓就要翻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要翻案。我们是决不会让他们得逞的。”“我们相信,有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有敬爱的林副统帅,有坚定的中央文革,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他们也绝对不会得逞的!”“二十年后看世界,谁主沉浮?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当之无愧地说:我们!我们!!” 历史一再证明,时间对于政治来说,很重要,很重要…… 十年后,毛泽东撒手而去。 随后,中共彻底否定文革,强力清洗文革中的“三种人”(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凡是“三种人”,一律不得重用,受到残酷打击那是难免的。“联动”成员根红苗正,是革命后代,又率先质疑文革小组,在清理“三种人”运动中他们的一些成员给中央领导写信,反映情况。经中央某领导表态,他们不在“三种人”之列。党啊,再一次宽容了自己的孩子…… 此后,“联动”许多成员走上了领导岗位。
尾 声
2011年12月26日,在北京东郊京城梨园大戏楼,当年的“联动”成员举办了纪念“联动”成立45周年的纪念会。会议由马小军主持,舞台上悬挂着“‘联合行动周年纪念会’”。参加纪念会的有200人左右,多是文革中北京海淀区各中学的老红卫兵及“联动”成员。 往事已如烟……
【评 论】
1918年的北大图书馆到底发生了什么?
胡鹏池
一、话题的引起
众多的学者们在研究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政策时,都注意到毛有“仇视知识分子”的情结。 毛自己也是知识分子啊!起码也算是个“中师”啊!老一辈的革命家大多也都是知识分子啊!为数极少的几个工人出身的老革命向忠发、顾顺章、卢福坦都当了叛徒了,没有当叛徒的工人出身的老革命家项英也被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了,你不正是靠了这些知识分子的帮衬才打了江山,坐了天下的吗? 可你为什么还要仇恨知识分子呢?且情绪很严重,构成了一个弗洛伊德的“情结”。 研究者们一般都归结为,毛早期在北大图书馆当临时工时受了知识分子们的气,精神上受了刺激。 这几乎已成共识。对此,笔者也认同。 但笔者经发掘并阅读一些旧资料时发现:所谓“受气”的说法仅仅是毛单方面的主观感受,事实上,当年北大的那些知识分子并没有给毛气受。 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但即使有,也只是一点点,一小点点。遇上一个心胸较为宽阔之人,早就丢在脑后边了,是毛自己将其放大了。 不仅如此,当年北大的那些知识分子中,尤其是几个特别知名的大知识分子,曾经给了毛很大的关注和帮助。 是毛自己的大脑细胞接收有选择性,对于别人给予的帮助与恩惠太容易忽略。或许他认为这些帮助小到可以忽略不计,有的则干脆全忘了,忘得干干净净,彻彻底底;而对于那些他心造的睚眦之怨,无中生有的恩怨是非,却一直刻在板油上。 莫谓此论为妄议,请让笔者慢慢道来,自然会给出令人信服的根据。 但是在此之前,先要讲三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小故事。 二、“风马牛不相及”的三个小故事 1.三顾茅庐 刘备“三顾茅庐”中的“第三顾”,是一个新春的好天气。 此前刘备已经斋戒三日,熏沐更衣,又好不容易说服了闹别扭的关张两兄弟,三人一起乘马同行。在距草庐只半里之遥的地方,为了表示对大贤的尊重,慕贤的竭诚,刘下令关张一齐下马步行。正行之间,只见诸葛亮的小弟弟诸葛老三诸葛均走了过来;在此前的“二顾”时,刘关张与诸葛老三都已认识过了。 刘备赶紧给诸葛老三施礼问道:“你哥今儿在家吗?” 诸葛老三说:“俺哥昨晚刚回来,你今天可与相见了。” 刘备还要再相问,诸葛老三竟自飘然而去了。 刘备回顾关张说:“今儿真是好运气,能够见到先生了。” 张飞望着远去的诸葛老三背影,气从中来。说:“此人无礼!便引我等到庄也无妨,何故竟自去了”。 刘备却说“彼各有事,岂可相强”。 张飞也就哑语,关公更不会起哄,这件事就轻飘飘地过去了。 一部《三国演义》,刘备说了无数话,笔者认为,其中只有两句话是最经典的:一句是刘临终写给他大儿子阿斗的遗诏:“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另一句就是这八个字:“彼各有事,岂可相强”。 前一句是道德操持;后一句是人情练达。 笔者认为,这是任何一个正常人应该持有的基本生活态度。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人,大家都很忙也都很累的,各忙各的俗事,各奔各的前程,哪能都要把目光都聚焦在你一个人的身上啊。 2.《红与黑》 这是一本世界名著。 笔者年少时,有人告诉世界第一名著是《约翰•克里斯朵夫》,第二就是《红与黑》。也不知此论有何根据?正因如此,笔者曾很认真地看过此书两三遍。 《红与黑》中的主人翁于连•索黑尔是一个会木匠活的农民的儿子。那小子从小不会干农活,也不会干木匠活,只喜欢读书。于是经常受到父亲的训斥,家境又非常贫穷,所以他对所有有头有脸活着的人有一种莫名的嫉恨。 当于连初到德瑞那市长家中当家庭教师时,这一家的主人对他是很友好的。市长本人虽说庸俗而势利,但于连是他花钱雇来的家庭教师,与他的政治经济利益八竿子打不着。相反,由于牧师的特别推荐,他很是为自己的家庭教师的非凡记忆力而感到自豪,常在同僚和朋友面前显摆。这一家的女主人德瑞那夫人,更是为于连的苍白面容,傲慢态度,非凡记忆力所吸引,又顾及自己心爱的孩子要跟他学习,因而对他表现得百般迁就,甚至近似于讨好。两个孩子年龄还很小,也没有“我爸是李刚”的官二代心理,在母亲的教育下对于连也很好。这个家庭还有一个很年轻的女佣爱利莎,竟很快陷入对于连的暗恋,自然也很巴结他。 于连在这样一个显贵而富裕的家庭从事这样悠闲的工作,工资虽然少了点,在同类职业中比较起来也不低,又有这样的温馨的气氛,市长又经常不在家,照理说于连应该生活和工作得很自在,很愉快,也应有一定程度的满足感。但于连没有。这个从乡村里走出来的,没有上过正规学校的年轻人却时时感到置身于上流社会的恐惧,感到周围的人们都对他有歧视。 这种感觉虽然完全是他心造的,却一天比一天更强烈。他有了这种感受,就开始在这个家庭里不断玩花样,闹别扭,甚至勾搭德瑞那夫人。他之所以勾搭德瑞那夫人,一开始也并非出于爱情,而是为了羞辱德瑞那市长,以及这个贵族家庭,羞辱上流社会。他还认为美丽的德瑞那夫人是他生命航道的一座暗礁。他居然得手了。他对德瑞那夫人的强烈的爱情,那是在他得手后才产生的。因为他毕竟年轻,毕竟单纯,对上流社会的“阶级仇恨”既不固定,也没有上升为理论。更重要的是因为德瑞那夫人天使般的善良,让他感受到了自己灵魂的卑鄙。 他与德瑞那夫人的苟且之事,终被德瑞那发现了。为了维护他心爱的女人的名誉,于连不得不离开了。虽然他后来还遇到既高贵又美丽的元帅夫人,更年轻、更美丽的侯爵女儿,但他一辈子却只爱德瑞那夫人。 笔者要说的是,于连在德瑞那家的最初感受是主观臆造的,偏执的。实际情况远不是这样的。 3.苏东坡的故事 苏东坡被贬在杭州时日子过得很潇洒,常常呼朋引友忘情于山水间。他有一个最好的朋友叫佛印,是圣山寺的高僧,两人经常一起参禅、打坐。 东坡虽是大学士,却童心未泯,喜欢与人斗嘴,争口舌之利。一般人当然斗他不过,但在佛印面前却没有优势,往往在不知不觉之中就落处下风了,有时甚至输得鼻青眼肿的。东坡当然不服气,但是他毕竟也是有修养的人,不能表现出牛二这样下三滥的作风。他只是不放过任何机会与佛印斗机锋,虽然从来也没赢过,就那还要斗。 有一天, 两人又在一起打坐。 苏问:“佛兄啊!你看看这时候的我像什么呀?” 佛印说:“我看苏兄你像尊佛。” 苏听后大笑,对佛印说:“那你知道我看你坐在那儿像什么呢?” 佛印说:“我不知道。” 苏说:“就活像一摊牛粪。” 苏说完哈哈大笑。 佛印只是笑笑,并不吭气。 苏回到家里,越想越得意,忍不住将刚才的事告诉了他那“一滴相思泪,年前到年尾”的苏小妹。 兄说:“总算赢了那贼秃一回。” 妹也笑了说:“哥,这回你可输得大发了。” 兄说此话怎讲? 妹说:“就你这个水平还参禅呢,你知道参禅的人最讲究的是什么吗? 兄问是什么呢? 妹答道:是见心见性。你知道不知道“境由心造”这个道理呢?你心中有,眼中就有。佛印说看你像尊佛,那是因他心中有佛;你说佛印像牛粪,那是因你心中尽是屎。” 苏东坡一点就透,从此心态祥和,再也不跟佛印斗机锋了。
三、在北大图书馆时的感受
说完了这三个小故事,有条件言归正题了。 毛是于1918年8月19日,第一次从湖南来到北京。 他后来在与斯诺谈话中谈了这一段经历:
我自己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7个人合住一个小房间,我们全体挤在坑上,连呼吸的地方都没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预先警告身旁的人。
对于我,北平好像花费太大了,我是从朋友们借了钱来北平的,来了以后,马上就必须寻找职业。杨昌济——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员,这时是国立北京大学教授。我请他帮助我找寻一个职业,他就把我介绍给北大的图书馆主任。这主任就是李大钊,他不久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后来被张作霖枪杀了。李大钊给我找到工作,当图书馆的助理员,每月给我不算少的数目——8块钱。 毛说8块钱不算少,是自我调侃,那时北大的名教授的工资高者有300元。8块钱,让毛感到屈辱。一个临时工,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岗位,8块大洋的工资,决定了当年毛在北大的地位。 毛泽东继续回忆说:
我的地位这样的低下,以至于人们都躲避我。我担任的工作是登记图书馆读报纸的人们的名字,可是大多数人,都不把我当人类看待。在这些来看报的人们当中,我认识了许多有名的新文化的领袖们的名字。像傅斯年、罗家伦,和一些别的人,对于他们我是特别感兴趣的。我打算去和他们开始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忙人。他们没有时间去倾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土话。
大家都在为生活、学习忙碌,当然没有时间去与一个图书管理员聊天。偶尔也有人愿意聊上两句,又不大听得懂他的湖南土话,那就更不愿意聊了。 这是世间常态,甚至也够不上世态炎凉,搁谁也一样,谈不上故意给气受。 当然,也不能排除当年确有几个大学生或教授们,虽然也能听懂湖南话,虽然也有时间,却也不愿意与他聊。不愿意聊就不愿意聊呗!亲戚有远近,朋友有厚薄,何况你与他们非亲非故的,这与“故意给气受”没关系。当然你如果霸王硬上弓,非要缠着与其聊,那你真要遭白眼了,这大概就是毛所谓的“受了气”。 当年,毛在北大图书馆的心理状态其实与于连有几分相似。他以为大家瞧不起他,其实大家并没有瞧不起他,只是没有将他当大人物般重视。 作为一个乡下来的师范生,毛当然很羡慕那些大学生,更羡慕那些穿长袍或着西装的教授们。毛又是一向自命不凡的人,他在湖南第一师范时已经崭露头角了,一向是师生们的聚焦中心。他又十分关心时政,所以他希望广交朋友,被人注意,听他发表高见。然而,他受到了冷落。大家各忙各的,没有人了解他的过去,更没有人去预测他的将来,甚至也没有人特别注意到他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一个普通人也会很自然地产生一种孤独和寂寞之感,何况他,一个自负、自傲、自大、敏感得远远超过常人,且也确有大才、大识、大志、大谋的非凡之人呢?于是他觉得受到了伤害。 这其中就有那个声名赫赫的周作人教授,还有几个很有名气的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和张国焘等。 当周教授在毛手上借报还报时,毛是很在意的,多次企图与他攀谈,但粗心而忙碌的周教授却一次也没有给机会,甚至连抬起头来望他一眼的眷顾都没有。 毛也打算去和傅斯年、罗家伦、张国焘这些有名的大学生去攀谈,可是他们与周教授一样没有给机会。 毛在最初的努力失败后,很快就转为对他们的鄙视。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
可是他们都是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那些留学生们,大学教授们,人事纠纷,复杂心理,看不起你,口中不说,目笑存之。
在毛自傲、自卑、敏感、多疑的心里,凡是无暇或不愿与他攀谈的人,他都认为是看他不起。这样一来,就成了到处是看不起他的人,正像丢斧子的人的眼中,到处都是偷斧子的人。毛每天都处在这样一种自造的心态之中,他被激怒了,但又无奈,于是自卑情绪就发展了,反过来对他们充满了蔑视和仇恨。你看不起我吗?我还看不起你呢! 据傅斯年的侄子傅乐成说:“毛在北大写信给朋友,说他被孟真先生和罗家伦等人欺骗了,因为他们不像他在长沙耳闻的那么优秀。” 听听,这叫什么逻辑?这里有太多的混乱逻辑。 刘备是枭雄,毛当然也是枭雄,枭雄与枭雄也是大不一样的。刘受到诸葛均的冷遇(其实,也谈不上是“冷遇”),能以平常心对待;而毛受到周作人等几名教授、几名学生们的冷遇(其实,也根本谈不上是“冷遇”),却产生了强烈的不平和报复心。
四、张申府慧眼一世,眼浊一时
除了周作人,傅斯年等人众外,另一个所谓对他造成伤害的肯定是“张申府”。 1918年时,张申府曾是北大图书馆的代理馆长(关于张是否是代理馆长一事,还有另外的说法),正是临时工毛泽东的顶头上司。 说起这个张申府,却是一个大大不简单的人。 即使说张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不为过的。 当年中国共产党尚未正式成立时,在各地就有了几个共产党小组。北京的共产党小组最早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李大钊,另一个就是张申府,后来又发展了第三个人张国焘,再后来又发展了邓中夏、刘仁静、罗章龙等。 1920年底,张申府远赴法国里昂中法大学执教。他在法国首先介绍了一名天津女学生刘清扬入了党,刘后来遂成张夫人;随后张又与张夫人一起介绍周恩来入了党;再后来在德国,张申府又同周恩来一起介绍朱德入党。 张申府回国后,正值国共合作,廖仲恺请他推举国外留学生回国工作,他开列了一个15人的大名单,其中赫然列于第一名便是周恩来。这样,周一回国便当上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当然,周恩来之所以能一回国就担任这样重要的职务,还有共产国际的因素在内。 按照旧时中国老百姓的说法,像周恩来这样久据宰辅之位,就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的了,而十大元帅之首的朱总司令则无疑是武曲星。张申府一人既识文曲星,又识武曲星,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慧眼啊,堪比《三国演义》中说出“伏龙凤雏,二者得一,可安天下”的水镜先生了。 但饶得如此慧眼,也有眼浊之时。在1918年的北大图书馆里,紫微星君,日后君临华夏27年的真命天子,就坐在他的面前,站在他的面前,成百个日夜,张申府却眼浊了。 眼浊还不大紧,还恁地这般得罪了。 作为一个图书报纸管理员,毛是不大合格的。他太自以为是,太我行我素了,对于他所担负的这项工作太不勤勉了。管理员的日常工作之一就是制作卡片。卡片的功能是为了让借书人检索用的,所以字要写得好,更重要的是一定要字迹端正,这是最起码的要求。可是毛连这一点也做不到。他用那种龙飞凤舞、潦草的、并没有多少根基的草体字书写图书卡片,显然是很不合适的。何况那时,他的字其实是很差的,远远还不是后来被奉承的那样独树一格,有怀素风格的毛体;说得好听点是“草字出格,神仙不识”。因此,很正常地受到包括张申府在内的高级职员的当面训斥:“你写得这样潦草,谁能看得懂呢?”“这是图书卡片,能不能端正点?”这是很可能发生的事,也是任何一个图书馆里经常发生的事。张甚至要求罚回重做,毛当然没有理由拒绝,却恨声不绝。他不知自省,不愿改正,过分敏感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 所以,他在给家乡的友人写信时流露:“受够了洋教授的窝囊气。” 其实,当年在北大图书馆里,并没有发生过什么了不得的对毛歧视、伤害的事情。除了周作人、傅斯年等人没功夫搭理他,写卡片因字迹潦草遭张申府批评,还有月工资只有8元钱这三件事外,几乎没有第四件了。 所以,毛泽东所说的“受够了洋教授窝囊气”,完全是自身心态不正常的病态感受。与其说受气,不如说是嫉妒。如果抱着刘备的“彼各有事,岂可相强”的态度,什么事都没有了。 培根当年说过这样一句话:“在人类的一切情欲中,嫉妒之情恐怕是最顽强、最持久的了。” 诚哉斯言!
五、“五加一”对毛泽东的特别青睐 其实,毛泽东的北大图书馆管理员的生活过得既不寒酸也不冷清,而是相当热闹、繁忙、充实、有声有色的。 是金子何处不闪光呢?当时在北大最著名的大教授中,已经有相当多的人对毛泽东投下了特别青睐的目光。笔者所能举出名字的有下列五位: 杨昌济、李大钊、陈独秀、邵飘萍、胡适。 第一位就是杨昌济教授。 教授《伦理学》的杨教授在北大的名头并不算很大,但他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的恩师。杨在“一师”任教时就对毛泽东倍加赞赏,说他是湘乡山中出的一名“资质俊秀”的农家弟子。那时的一师流传着“杨门三杰”及“周南女三杰”的说法。“杨门三杰”是指萧子升、毛泽东、蔡和森,但为首的并不是毛,而是萧。萧书香门第,性行淑均,是杨教授最欣赏、喜欢的弟子,一度曾欲以女开慧而许之。但论到革命,杨教授则认定唯毛泽东和蔡和森两人将来会成为国家的栋梁,及至临殁,竟遗书于好友章士钊熟视之。 杨教授调北大在先,毛去北平在后。而毛1918年的北平之行究竟出于什么目的?我们并不能确定。有可能是杨教授主动召他去的,也有可能是奔着杨开慧去的,最大的可能是为了送萧子升、蔡和森等同学去法国勤工俭学,同时也是为了来北平见世面、开眼界。当然也可能是综合因素,几者兼之。毛到了北平后,一开始是吃住在杨家的。杨教授还人托人地帮他找工作。掌上明珠之女儿开慧对毛泽东产生情愫,平时有眉眼来去,杨教授也不可能完全不知道。虽说杨教授择婿首瞩之人并不是毛,而是萧,却因萧家中已有妻室而作罢,但也并没有下了择毛为婿的决心。尽管如此,杨仍然是对毛倾心倾力照顾关怀的,远远超出了一般师生之谊。 所以杨教授不可能是给毛泽东受气之人,而是有大恩大德之人,此谓一。 第二个就是李大钊。 堂堂北大图书馆馆长,由于杨教授的人情,蔡校长的指示,很爽快地给了毛一份工作。工资虽说少了点,但作为一名“北漂”师范生的第一份工作,能挣8块大洋,也就很不错了。想要多挣点,谁不想啊,但也得慢慢来嘛! 解放前夕,毛在西柏坡回忆李大钊:“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李牺牲得太早,与毛交往有限,毛一生对李没有微辞。此谓二。 第三个就是陈独秀。 毛在北大时与陈有什么交往?笔者没有看到相关资料。但能在《新青年》上发表毛之《体育之研究》,这可不能算是寻常的关系。据说这篇文章是杨教授推荐给陈的。 另从建党之初陈对毛的器重推测,毛也不可能受过陈什么气吧。 当时湖南出席一大的代表是毛泽东和何叔衡两人,但为主的是毛。一大后,陈独秀又将湖南建党大业委托给了毛,并任命毛为湘区书记,实际上也就是第一任湖南省委书记。 中共三大前,陈更是出于对毛的欣赏及对毛工作的肯定,将毛调至上海中央机关工作。中共三大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常设机构为中央局:由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五人组成。后由于谭平山调职,改为王荷波。陈独秀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罗章龙为会计,负责中央日常工作。 毛泽东在中共三大时实际上不仅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而且是政治局常委。 这是毛泽东政治生涯中的第一高峰。 正因为毛泽东在中共三大有如此高的地位,所以在随后的国共合作中才能由汪精卫举荐担任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如此显赫的职务。 由此,毛泽东不仅仅是一名“湘士”,而且是一名“国士”了,毛泽东的大名渐渐与闻华夏域中,皆得益于陈独秀的赏识与提携。此谓三。 第四个便是邵飘萍。 邵飘萍(1886—1926),浙江东阳人。是中国新闻理论的开拓者、奠基人,被后人誉为“新闻全才”、“一代报人”等。 1918年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期间,邵正在北京创办《京报》,同时与北大校长蔡元培及教授徐宝璜一起创立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 1918年至1919年间,毛泽东曾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学习半年,是获得听课结业证书的55名学员之一。随后毛才回到湖南创办了《湘江评论》,声名鹊起。毛泽东是伴随他的办报活动登上中国革命舞台的,邵飘萍的新闻课对他的影响无法言喻。 毛泽东还常去邵飘萍家做客,与他交谈。有一次,毛泽东上门时,邵飘萍正在睡觉,毛泽东便在客堂间静坐等候。电话响起,家里人起身去接电话,毛就很有礼貌地站起来鞠躬致意。家里人过意不去,便叫醒了邵飘萍:“你可以醒一醒了,那个你叫“小毛”的又来了。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向斯诺介绍自己生平时,特别提到他曾受过两位老师的影响,一位就是邵飘萍,另一位是李大钊。毛泽东说:“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1926年他被张作霖杀害了。” 1920年,毛泽东在上海写信给罗章龙,打听飘萍的情况,说飘萍是他所关心的人。 1949年3月,中共中央驻地迁到北平,毛泽东委托担任新北平第一任市长的叶剑英关心飘萍夫人汤修慧的生活;同年4月21日,毛泽东在有关报告上亲笔批了“照办”两字,确认邵飘萍为革命烈士。 50年代,毛泽东有一次对新闻界人士谈话时说:“胡适在台湾吹,说我是他的学生。其实,我是邵飘萍的学生。”此谓四。 第五个便是胡适。 胡适的名气当时在中国文化界中仅次于蔡元培,与陈独秀伯仲之间,远超李大钊诸人。 而这个当年中国最大的教授不仅没有给毛“窝囊气”受,还屈尊与之有很多交往。仔细考究毛胡之间的交往,在胡这方面几乎是有求必应。此谓之五。 有关“毛胡”交往之细节,笔者将另辟一节。 此外在北大学生中,毛泽东也并非一无所获。其中同为“中共一大代表”、未来的“中国托派老祖宗”刘仁静,就与毛泽东相当要好。 刘是湖北应城城关人,当然听得懂毛泽东的湖南话。 其时刘仁静只有16岁,毛泽东比他大九岁。由于年龄的差距比较大,照理说毛有可能不屑与刘交谈才是,但刘身上有特别的光环吸引了毛对他的重视。 其一,刘是李大钊特别眷顾的得意门生。刘家境贫困,李大钊多次为其担保甚至代交学杂费。 其二,刘是学英语专业的,李大钊就让他研读英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他年纪小,记忆力强,人又特别聪明,很快就熟读了许多马克思的著作,而且与人谈话时,开口闭口都是马克思如何如何说,当时的北大人给他一个诨号“小马克思”。 有资料称,刘仁静在北大读书时大部分时间在图书馆学习,由此结识了在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二人一见面总有说不完的话”。 笔者称此为“五加一”。
六、胡适对毛几乎有求必应
胡适1917年7月自美国返回,9月到北京大学任教。毛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同时旁听胡适的课,成为胡适的学生。毛不仅听课,课后也时有请教和交流,并深受胡适的影响,这有许多例证。 例如毛对于留学问题的见解,就深受胡适的影响。这是有历史文件作证的。 毛在1920年给好友周世钊(师范时的同班同学)的信中说:
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劭西两位,他们都以为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可见,当年毛泽东请教胡适时,胡作了认真肯定的答复,并没有“目笑存之”。 毛泽东在延安曾对斯诺说:五四前后,“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为我们的楷模。” 如果当年胡适也是给毛气受的洋教授,那毛就不可能说出上述一番话来。 例二:毛于1919年7月14日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与此同时,胡适在北京的《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毛如期把《湘江评论》寄给了胡适。胡在8月24日的《每周评论》第36号上撰写有《介绍新出版物》,高度评价了《湘江评论》,并表示支持湖南的学生斗争。他说:“《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 《民众的大联合》正是毛的宏文。 例三:1919年9月1日,毛响应胡适“多研究些问题”的号召,在湖南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寄给北京大学的邓中夏,刊发于10月23日的《北京大学日刊》。《问题研究会章程》中所列的大小144项问题(有互为兼容),是对胡适文章中所提出的问题的具体展示。不仅思路和主旨与胡适基本一致,说是响应了胡适的号召也不为过。 例四: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这是他为反对湖南督军张敬尧所领导的学生运动的具体工作。他前往北京,代表“新民学会”上书胡适,是想争取胡适对湖南学生的支持。胡适晚年曾对助手胡颂平回忆起这件事:“毛泽东在湖南师范毕业后到了北平,他和五个青年上书于我,——这封信,我是交给竹淼生的弟弟竹生保管的。在抗战期间,放在上海,竹淼生怕生出事,把它烧掉了。” 毛亲自登门拜访胡适之事,胡适的日记中有记录。1920年1月15日的胡适日记中有:“毛泽东来谈湖南事。” 例五: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上海。回湖南后,毛寄给胡适一张名信片, 内容如下:
适之先生: 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 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新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之处,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 此颂 教安
例六:关于自修大学。 胡适晚年旅居美国,读了萧三的《毛泽东的初期革命活动》和胡华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后,追忆起当年他对青年毛泽东的吸引和影响。在1951年5月16-17日的日记上,胡适回忆说:“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湖南了。” 胡适所说的这件事实,在毛给朋友的信中可印证。1920年2月和3月14日毛泽东在离开北京之前分别给陶毅(毛的初恋情人,新民学会会员)、周世钊的信中说:“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两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 “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所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如果自修大学成了,自修有了成绩,可以看情形出一本杂志。” 随后的事情发展是:1921年8月16日毛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了《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同时他又起草了《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9月,毛泽东利用船山学社校舍开办的自修大学开学。原船山学社的社长贺民范为校长,毛泽东任教务长。1922年4月,自修大学的校刊《新时代》创刊。11月自修大学和刊物被湖南政府勒令停办。 综合上述,足见毛与胡交往之多,交往之深。胡先生对于毛几乎有求必应。如说毛也受了胡教授的气,这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
七、桶水之恩,滴水不报
上述“五大教授”中,杨昌济病逝于1920年;邵飘萍于1926年4月26日,以“宣传赤化”的罪名在北京天桥被奉系军阀政府杀害;整一年后的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也被张作霖绞杀于西交民巷的看守所内。 这三大教授死时,毛泽东尚未成气候。 我们就看看毛泽东成气候后,对活着的陈独秀与胡适是怎样“回报”的。 1.毛泽东如何对待陈独秀? 陈独秀一生五次蹲过北洋军阀与国民党的监狱。 1937年8月23日,陈独秀走出国民党位于老虎桥的江苏第一监狱,这是他的最后一次,此时的他已经58岁了,出狱后该往何处而去呢? 国民党是欢迎他的,当然是为了利用。蒋介石派教育部长朱家骅找陈谈话。开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条件:资助2万元加5个编制,让陈自己独立组织一个党派,并以独立党派代表的名义担任国民政府劳动部长。陈独秀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陈独秀的内心希冀着去延安。为了能去延安,他修改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专程来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向叶剑英、博古表示,赞成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当时的党中央是毛洛体制,毛泽东与张闻天提出了陈来延的三个条件: 1.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的全部理论和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 2.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3.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 陈独秀说:“回党固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碍难从命。”事情就僵住了。 接着,王明和康生,分别在《解放》杂志、《团结》周刊上发表文章,把陈称为“匪徒分子”、“日寇侦探”,“领取日本津贴的汉奸”。王、康的文章是不是秉承了毛泽东的意思?我们不知道。当时的王明刚从苏联回来,还有一定的独立性,不一定能听毛的话,但康生已经是无条件的投靠毛了。 1938年3月17日,陈独秀给《新华日报》写了一封公开信,质疑中共中央欢迎自己到延安的诚意,表示“百思不得其故”。 陈独秀与共产党的关系就此彻底破裂了。毛泽东没有拿出任何补救之方。 1939年,陈独秀在重庆宽仁医院养病时,周恩来刚好来到重庆,曾专门去探望陈,表示想把他接到延安去。陈独秀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其后,周恩来又到江津去看望陈,再次请他回延安,并表示这是毛泽东的意思,陈独秀依然拒绝了。周恩来留下的100块银元也被他坚决地退了回去。 1942年5月27日,这位曾被毛泽东一再誉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的陈独秀在贫病交加中逝世,享年63岁。 2.毛泽东如何对待胡适? 中国有句闻名的老话: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胡适对毛的恩德不可谓不大,不可谓不厚,不可谓不诚,可是毛回报了吗?如果将胡对毛的恩德比作一桶水的话了,那么毛是一滴水也不肯回报。当然另一种意义上的“回报”是有的,那就是用一大缸脏水没头没脸地泼了过去。 1954年,毛泽东亲自指导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运动。批俞硝烟未散,接着就转向批判胡适,称他为“实用主义的鼓吹者”、“洋奴买办文人”、“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在毛治下的中国大陆,胡适由学界泰斗一下子就变成了声名狼藉的帝国主义走狗。 50年代中期“讨胡战役”过后,毛泽东曾针对胡适说过两段话。 一次是在怀仁堂宴请知识分子代表时,毛说:“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另一次,毛泽东有一次对新闻界人士谈话时说:“胡适在台湾吹,说我是他的学生。其实,我是邵飘萍的学生。” 这两段话的逻辑真是混乱得很,详细的分析与评价是没有必要的,只能以“莫名其妙”一言以蔽之。 连他曾经是你的老师都不承认了,又何能照顾老师的儿子呢? 胡适的次子胡思杜不幸留在了大陆。在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中,他也写了批判文章在《中国青年》上发表,香港《大公报》、台湾的《中央日报》、美国的《纽约时报》等都转载了他的文章:《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在文章中说:“从阶级分析上我明确了他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在政治上他是没有什么进步性的。”斥责自己的父亲是“帝国主义走狗及人民公敌”,表示要与之划清界线,断绝往来。 胡思杜真诚地表示了对毛泽东的归化,对父亲的背叛,但一点屁用也没有。 反右运动前期,胡思杜还想入党,就积极、主动地给他所在院、部的领导提建议,学院领导马上就将其定为“右派”分子,说他是向党进攻,并抬出他的父亲胡适一齐批。批斗大会开了许多次,胡思杜终于精神崩溃了,于1957年9月21日“上吊自杀”。 胡适直到1962年病逝台北,也不知道他的小儿子早已“畏罪自杀”了! 3.毛泽东如何对待张申府 在毛的心中,当年张要他重填卡片的脸色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延安时期,凡有北平到延安的,毛都要打听打听张申府的情况,末了,都要不阴不阳、不冷不热地说上一句:“张申府!张老板面色很难看啊!” 建国前,张因为第三条道路被开除民盟,成为人民公敌。 解放初期,章士钊仗着他与毛泽东有些过厚不薄的老交情,向毛泽东为张申府求情:“张申府也是我们党的老人了,他的工作应该安排一下。” 毛泽东说:“他是我的顶头上司,我怎么敢安排他呢?” 一句话就将章撂了个老大没趣,做声不得。 1957年,张申府又被打成右派。 所有这些,当然都与当年他给毛“受气”有关。 谁让当年你识得了文曲星,又识得武曲星,却不识潜龙于市之紫微星呢! 毛当然是中国历史上最大最大的“大人物”,但“大人物”小气量者,比比皆是。看毛皇陛下,这个大人物的气量有时竟比“鸡眼”还要小。 人生在世,亲戚有远近,朋友有厚薄,这是最正常不过的事。做人不能光记坏的,不记好的;坏的拼命放大,好的一笔带过,甚至恩将仇报。 古人云:言而无信,不知其可。 其实,恩将仇报,睚眦必报的人,才是真正“不知其可”的人啊! 关于张申府的事再多说几句: 在解放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张申府一直没有工作。尽管张在共产党高层的亲朋故旧有的是,连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都是他。但毛不肯安排,其他人也投鼠忌器。后来还是周恩来转了几个弯,通过北京巿市长彭真将张安排在北京图书馆工作。 张申府是有学问的人,他是杰出的哲学家,对数学也有专长,本来也可以安排到北大当教授。但彭真劝他不要回北大,那样保不住会再受冲击的,而北京图书馆是一个不大为政治注意的单位,正是张这种问题之人安身栖息之处。 张申府晚年之所以过了几十年相对清静无扰的日子,真是完全拜周恩来、彭真之所赐。
八、啊!北大啊,北大!
毛不仅记恨北大的这些人,也一并连带记恨了“北大”这个校。 1949年毛进京后,来过清华好多次,但一次也没有去过北大。 毛到清华来一般都是在晚间。因为清华有个室内游泳池,冬天还可以加温。毛从前没有在室内游泳池游过,因此好奇。清华的这个室内游泳池在西大操场的体育馆内,很小很小,笔者也在那儿游过泳。 1949年4月30日,北大邀请毛泽东参加“五四纪念会”,毛拒绝了,他说:“感谢你们的邀请。因为工作的原故,我不能到你们的会,请予原谅。庆祝北大的进步。” 显然,“工作的原故”是一个托词。 又后来,北大的校长马寅初自以为与毛有些老交情(当然是在老马被批前),想请毛泽东到北大给师生们做一次报告,毛仍然不肯去。1951年9月11日,毛在马致周恩来的一封信上批示:“这种学习很好,可请几个同志去讲演。我不能去。” 为什么“我不能去”呢? 不仍然是那个旧伤疤在作怪吗?我去了,师生们会怎样想?就会想眼前这位伟大领袖原来当年只不过是我们校的一个小小图书管理员。丢不起这个人啊。 不去北大,落魄之地; 不去北大,受气之地; 不去北大,禁脔之地! 但这并不能说明毛泽东对北大没兴趣,相反,他对北大的兴趣大得很,每逢来了运动,他对北大就“关爱”有加。 1.反右运动中,毛泽东对北大的关注 1957年,北大教职工打成右派的90人,学生右派421人,共计511人。 北大的教职员工及学生人数与清华差不多。当时,清华大学划了571个右派分子。其中教职工222人,学生349人。 但是,毛泽东没有对清华的反右运动有特殊的意见,却对北大很不满意。 毛泽东认为北大当时的校党委书记江隆基手太软,就把铁道部的陆平派来担任校党委书记。反右领导小组组长秉承毛的旨意、亲临北大直接指导。他说:北大的右派“不是一打的问题,而是一批的问题”。到了这年十月以及来年春季,不少的单位已开始对右派进行甄别,给一些所谓搞错的人摘帽,可北大却反其道而行之,又搞了一场“右派补课”,补划右派173人,总数达到了699人,其中教职工110人,学生589人。另外还搞出了一批“编外右派”。有的资料中说北大右派总数为716人。当年北大师生总数为八千多人,右派占比接近9%。除了正式划为右派的,还有各级党委内部掌握的“中右分子”,还有一些虽然没有戴右派分子帽子,却按右派分子待遇的人,这类人在右派改正时,一般被称为“错按右派分子对待”。北大的正式右派、“中右分子”、“错按右派分子对待”,这三类人相加就有1500人左右。有一位北大右派校友收集整理的“已知北大部分右派名单”中说,北大右派非正常死亡有26人,其中8人处决,被打死1人,教养期间病死饿死6人,自杀10人,死因不明1人。 2.文革中,毛泽东对北大的关注 文革初起,毛泽东又选定了北大作为文革策源地。将一个“八婆”聂元梓等写的大字报,竭尽夸张能事地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20世纪60年代北京公社宣言”,由此点燃文革泼天大邪火。 运动中,有人在北大历史系贴出一副对联:“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李讷回家说给她老爸听。毛说:“什么池浅王八多,要改一个字,明明是池深王八多嘛!” 也许读者会认为,这只不过是伟大领袖对自己的女儿随口说的一句戏言。可事实上毛对自己脱口而出的这句话非常得意,特别关照李讷向聂元梓传达这句话。 一个“深”字不打紧,运动又烈火烹油地升级燃烧了。 尽管如此,毛还是不满意。 1968年7月28日,毛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聂蒯韩谭王“五大学生领袖”时,更是直接对聂元梓说:“最近有些学校斗了些黑帮,画了像,新北大才搞了十几个,就那么点黑帮?我看不止那一点吧。” 于是又有无数北大教授和干部“屋漏偏遭连番雨”,再次遭整肃。北大副校长、历史系主任翦伯赞夫妻就在这年的12月18日夜,吃下大量安眠药自杀的。 凭什么?毛泽东说北大的右派不止这么多; 凭什么?毛泽东说北大“池深王八多”; 凭什么?毛泽东说北大的黑帮“不止那一点吧”。 还不都是起源于1918年的那一点刻骨铭心、小鸡肚肠的感受吗? 啊!北大啊,北大!你可太倒霉了。 我们清华虽然也倒霉,但似乎没有你这样倒霉的。
九、附 注 有两个问题要补充讲清楚: 1.周作人究竟有没有给毛泽东气受? 从周作人关于与毛交往所留下的片言只语中,问题远不是那么严重的。 1.毛曾到过八道湾十一号拜访过他,求教“新村主义”。这件事在周作人日记中有记载。1920年4月7日的《周作人日记》记有:“毛泽东君来访。”这次来访的时间是毛泽东第二次去北京期间。 试问:如果毛在第一次去北京时就已经受了周的气,毛已经对周心生恶感了,那么还会有第二次拜访吗? 2.1940年,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要去延安寻夫并投奔革命,在贾植芳(李星华的小叔子,后来著名的胡风分子)与周作人的帮助下得以成行。临行前周作人对李说:“延安我不认识什么人,只认识一个毛润之,请你给他带好。” 周作人说这话的语气很平和,根本也看不出毛周之间有什么交恶的过去。当然也可以看出两人的交情也不深,否则就不是带口信,而是带书信了。但既然能带口信,也就说明两人的关系平平常常过得去。 3.建国后,毛泽东对周作人也是给了出路的。 周作人曾写了一封信给周恩来。委托自己的学生把这封信送给董必武,请他转交。他又把信的抄件寄给了郑振铎。据有关人士回忆,毛曾看过这封信,看完之后说:“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古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让他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 周作人后来的命运似乎就由毛的这几句话决定了。过了十多年的平静日子,直至文革发生。 周作人为什么不直接写信给毛? 解放后,周作人心存侥幸的是,眼下这位党国的最高领导,毕竟当年在北大图书馆与自己有过一面之交,而且后来又来寓所拜访过自己。就算是普通关系,也或许会给予礼遇。但“因为知道他事情太忙,不便去惊动”,所以没有直接给毛写信。 2.张申府有没有做过北大图书馆的代理馆长? 关于张申府在1918年有没有做过代理馆长这件事,张的女儿张燕妮的回忆文章《父亲张申府在中共建党前后》一文中没有正面提及此事。但文中说:“父亲在北大任助教教预科,平时课程不大多,就在图书馆帮助李大钊做些工作。” 既然张并没有做过代理馆长,那么是不是就不可能发生因“图书卡片”一事而引发的冲突呢? 也不是的。张燕妮的文章还说:“暑假期间,李大钊组织一些学生‘勤工俭学’,课外帮助整理图书,翻译、编目、打印等,卡片,父亲则负责检查和校对。毛泽东来北大时,一度也参加了这项勤工俭学活动。” 张女的文章中为什么要特别指出“父亲则负责检查和校对”,并指出毛泽东参加了这项工作呢?这就相对明确地回答了毛张因“图书卡片”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究竟有没有发生冲突?张女士肯定是知道的,但她仅点到为止。 将上述两点补充解释清楚了,本文也可结束了。 无需再作结论,结论在每一个读者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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