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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内容
 文章标题 : 《记忆》第九十七期
帖子发表于 : 周三 5月 01, 2013 10:2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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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 周六 2月 28, 2009 5:4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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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忆               2013年4月30日第6期
REMEMBRANCE       总第九十七期
                  2008年9月13日创刊


目 录

【专 稿】
胡庄子 “联动”九章

【评 论】
胡鹏池 1918年的北大图书馆发生了什么?

【序与跋】
金光耀 一个工人造反派的文革记录
——从叶昌明的《工作笔记》看“工总司”

【述 往】
老 潘 逃出生天记——我的偷渡经历

【简 讯】
潘祛病 《李慎之的检讨书》(1957—1990)全二册问世
高 原 《“九一三”回望——林彪事件史实与辨析》一书出版

【检讨与交代】
李慎之 补充交代我在1962年的反动思想
——包括我在家信中所暴露的反动思想(1969.3.20)

【编读往来】
1.桑客谈文艺创作专辑 2. 杨耀健谈《记忆》开设文学平台


【专 稿】

“联动”九章

胡庄子

红卫兵运动中,“联动”是继“西纠”之后影响最大的反中央文革的红卫兵组织。它的存在与作用,引起“文革舵手”毛泽东主席的关注,影响了红卫兵运动进程。认识和研究这个组织,对于研究红卫兵运动,对于研究文革,具有重要意义。笔者在撰写《“西纠”九问》之后,梳理出“联动”的九个问题,名之为《“联动”九章》,以期引起“联动”当事人和文革研究者的思索与纠偏。

一、“联动”成立

1966年10月之后,大专院校红卫兵取代中学红卫兵成为红卫兵运动的主力。11月,北京海淀区十几所中学的最早起来造反的老红卫兵,在经历“红八月”冲锋陷阵之后,对中央文革的一些做法不满,开始对文革进行反思。特别是他们面临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到他们父辈头上的严酷现实——这意味着自己可能和父辈一起从天上掉到地下,沦为“黑帮子女”,失去优越的政治和生活待遇。11月27日,北大附中、清华附中、石油学院附中、北京工业大学附中、八一学校等海淀区十几所中学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举行会议,决定成立“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委会”,社会上称之为“联动”)。“联动”的组织机构采用集体协商的办法,由各校派出一名联络员主持常务工作。总部设在北大附中,总联络员由北京工业大学附中红卫兵于增寿担任,宣传工作由北大附中负责,组织工作由北京石油学院附中负责。有一种说法是,联动的核心成员有“三平一刚”。这“三平一刚”具体是谁,说法不一,有的说是项东平、邹建平、赵占平、李单纲,姑妄听之。
1966年12月5日,“联动”正式成立。成立标志之一是,他们在北京街头贴出一批标语:“热烈欢迎联合行动委员会成立!”“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的表现形式!”京工附中的邹建平等人爬上几十米高的西直门城楼,用几十张大字报纸刷写一条巨幅标语:“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引人瞩目,这下子,全城都知道了。成立标志之二是,由北大附中红卫兵宫小吉受委托起草的《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宣言》公开发布。《宣告》全文如下:

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今日宣告正式成立。
本委员会誓死忠实于党,忠实于毛主席,为粉碎一切违反毛泽东思想的行为,时刻准备施行必要的行动。
继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出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形式乃是对当前运动的最大威胁。它威胁着革命群众血汗换来的胜利果实。它将使群众重新回到被专政被压迫的地位;它将剥夺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权利; 它将使千百万人头落地;它将使历史车轮倒转。
它,威胁着我们!
只有一条路,拉起队伍来,干!自己的事情,自己去做。革命的果实,需要自己去保卫。自己的革命权利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保卫十六条,保卫我们总司令部党中央、保卫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我们宣誓: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一切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保证无产阶级铁打江山永不变色!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誓死保卫党中央!
誓死保卫毛主席!
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

这个《宣言》中强调“继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出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形式乃是对当前运动的最大威胁”,意思是说,中央文革小组推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形式”,矛头直指文革小组。宫小吉在后来的《思想汇报》中检讨说:“十二月初干部子弟阶层要完蛋了,干部子弟几乎全有保爹保妈的心理,普遍对中央文革领导不满,普遍对第三司令部不满,认为中央文革侵犯了我们阶层的利益,我们在学校的统治地位已经动摇,在社会上统治地位已经动摇,为了‘光复旧河山’,我们成立了联动,我是联动宣言书的起草者……” 。
“联动”成员大多是8月18日之前参加红卫兵组织的老红卫兵。像“红卫兵”一词的发明者、清华附中红卫兵张承志,人大附中的魏京生等“老兵”都加入了“联动”。“联动”的观点与红卫兵纠察队相似,加上溃散后的东城、西城、海淀红卫兵纠察队部分成员加入该组织,所以它被 “三司”等造反派称为“东、西、海纠的变种”。“联动”在政治倾向上,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及其支持的“三司” (没有明确表示反对文化大革命),主张保护老干部(当然“保爹保妈”),所以被造反派红卫兵称为“保皇派”、“特权阶层的卫道士”。
西纠成员回忆说:“红卫兵和纠察队中的很多人不甘心就这样退出政治舞台,又成立了一个‘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参加者都是一些极具叛逆性的成员。” 造反派批判说:“‘西纠’阴魂不散。反革命组织‘联动’一成立,铁杆西纠分子立即进入联动,并成了骨干,有所谓‘策略派’的铁杆西纠分子成为地下联动。”
参加“联动”的都是北京市中学的红卫兵组织,主要有:钢铁附中、石油附中、清华附中、矿院附中、北航、京工大,北大附中、人大附中部分、八一学校、北京市第六中学、八一革命军红卫队、育承中学红旗支队、丰台三中、长辛店铁中等七十多个学校。其中绝大部分是高干子弟。它的核心是由各参加联动的各校头头组成的“特别纵队”,共一百多人。该组织中最顽固的是“十六纵队”近一千人。
批判“联动”的造反派曾经将“联动”的“罪行”概括为“十大罪状”。其实,“联动”的思想和作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小组,指名道姓地批判毛泽东的夫人江青。他们贴标语、喊口号,说“踢开中央文革”、“油炸江青”、“江青太狂了”、“打一打关锋、戚本禹,吓一吓陈伯达”等等。
2.有些“血统观念”。其成员都是根红苗正的革命后代,大多数人都有很强烈的红色的血统观念。造反派批判说:“联动”是靠反动的血统论起家的。他们拼命鼓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反动对联。江青同志把它改成“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可是联动分子对此不满,公开与江青同志对抗。又改为“老子革命儿接班一一当然,老子反动儿背叛——很难。绝对如此”,并搜集九副反动对联向全国广泛散发。他们每次开会都高叫“红红红”,“天然接班人”,“血统就是高贵”,有的恬不知耻地说:“高干子女里里外外红透了”,以剥削阶级反动血统论代替党的无产阶级路线。
3.反对中央文革支持的“三司”。这从他们的口号上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打倒三司”、“打倒蒯大富”、“谁说青山不老,定把三司挖掉”、“三司不倒,联动不动;三司若倒,联动更好”。
4.“联动”成员与北京保守派工人组织“捍卫团”、西安的“红色恐怖队”、沈阳的“红后代”保持联系。
5.参与了一些武斗,有一些极端行为,甚至是恶作剧行为。
6.串联各地,影响很大,赢得一批同情者。

二、“联动”召开“破私立公誓师大会”

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这天,“联动”在北展剧场召开破私立公誓师大会(12•26大会)。这个大会,是“联动”成立后弄出的一个大动静。
大会之前,“联动”成员、北大附中的周春英(造反派称之为“联动女司令”)曾向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谈到12月26日准备召开大会,邀请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参加。戚本禹答应参加,他说:好嘛,我们争取去。 这说明,一方面,“联动”想和中央文革搞好关系,得到上面认可;另一方面,中央文革也在观察和认识“联动”,双方有相互靠近的希望。
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最终没有参加“联动”组织的“12•26”大会。这其中,有两个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一个是,因为参加毛泽东召集的过生日宴会,文革小组成员没有时间到场;一个是,中央文革对“联动”的一些做法、一些提法不满。无论如何,文革小组没有派员参加会议,“联动”的一些成员很生气。大会进行中有些失控了。
参加会议的“联动”成员、清华附中的宋柏林,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述了这次会议:

下午7点至第二天3点,在展览馆礼堂召开了“首都中学红卫兵破私立公誓师大会”,八一八时代的红卫兵又“欢”聚一堂。放眼一片黄绿色,不禁使人想起4个月前也在此地,也是这些人,“江青阿姨”的讲话何等激动人心,“小太阳”何等不可一世,锋芒毕露,所向披靡,再看今日,真是难得聚会一堂啊。虽然也料知会议不会有什么结果,但来人仍是济济一堂,拥挤不堪,藉景抒情,怎不令人不胜感叹呢。会议虽能反映出北京中学红卫兵目前状况,用脑子的人都对形势有比较正确的了解,不反文革,但绝大多数还是咽不下这口气,迫于形势,虽也不敢大反,但一有风吹草动,一声半呼,就都跃跃欲试,一呼百应。但大都是为出出气,真正傻瓜的很少,总之绝大多数仍在彷徨之中。要引好这一批力量真不是很容易的事呀,前途甚渺茫。估计当今正是三司之辈得意之时,时间不会太久了。然后使得人人都有发言权,于是进行一些军训,斗、批,再来一个大串联,复课,完成。最后演了《毛主席和百万文化革命大军在一起》,更激起观众旧情,在座的有多少又都是银幕上的演员啊,然而已成为历史。“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最后演了苏联反法西斯的《区委书记》,很有意思,这种历史一定会重演的,我的一切也都是为了在这出戏中尽一点声势而已。伟大统帅毛主席七十三寿诞之际,让我们最衷心地祝福,像8•18在毛主席身边一样高呼: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联动成员、北京四中的礼平文革后回忆这天的大会:

红卫兵和纠察队中的很多人不甘心退出政治舞台,又成立了一个“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参加者都是一些极具叛逆性的成员。这时理智派还想力挽狂澜,但已经没有人再听他们的了。1966年12月26日,“联动”选在毛主席生日那天成立。我去了,那其实是一个狂热的誓师大会。我们学校的李三友、戴小明和张小刚代表纠察队在大会上做了一个联合发言,主张不管运动怎么发展,都要首先承认我们自己的错误。他们这是避免激化矛盾,其实是对的。但大部分人作了相反的选择。北大附中有我一个初中同学叫项东平,原来是一个很腼腆的人,这时却是“联动”的首领。他指着正在发言的戴小明他们对我说:“你们学校是怎么搞的?江青连刘主席都要打倒了,还检讨我们的错误?我们没有错误,是毛主席犯了错误。”我吓坏了,这是我在文革中听到的最放肆、也最勇敢的言论。这其实也正是联动的内部口号之一。我知道红卫兵在劫难逃。那天开完大会我就溜了号,但有几千个“联动分子”前去冲击了公安部,被干警打了个屁滚尿流。

批判“联动”的文章是这样描述这次大会的:

12月26日,联动以“破私立公”为名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召开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的反革命大会。由联动顽固分子李单纲、项东平(京工附中)、周春英、宫小吉(北大附中)、张路宁(人大附中)、马小军(厂油附中)等人筹备召开。反动分子彭小蒙临场指挥,并煽动其他联动“老百姓”反中央文革。她对清华附中联动分子张新月说:“你们反不反?你们不反我反”。宫小吉也高叫“反了!反了!”在彭、宫煽动下,首都“红后代”七个反革命分子(其中一个是北大附中的李铁兵)跳上台声嘶力竭地狂叫:“坚决批判以中央文革某些人为首的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央文革某些领导人不要太狂了”……随着他们的狂吼,“红绸子们”发狂似的蹦起来,跳上椅子,跳上桌子,狠命鼓掌,哇哇叫好!鞋子,帽子,头巾,传单满天飞舞,嚎叫声,炮竹声,震耳欲聋。彭小蒙按捺不住自己的兴奋,奔上台来,对刚刚念完反动口号的马XX说:“念的好!我支持你,你们在学校干,我在家里给你们搜集材料。”还鼓励大会主席周春英说:“你一定要顶住。大家情绪起来了,你要不支持就是右倾。”会后演了两部电影。一部是毛主席8.18接见红卫兵。目的是回忆一下自己的“黄金时代”,当看到他们自己的镜头时,简直得意忘形!当镜头照到贺龙时,也使劲鼓掌。当出现中央文革首长时,他们就发出一阵叫骂。这个大会就是一个反中央文革的乌七八糟的反革命大杂会。

这次大会,标志着“联动”与中央文革小组公开化的分道扬镳。
礼平在回忆中将“联动”成员分为“极具叛逆性的成员”和“理智派”。这说明,“联动”内部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和做法是不一致的。可以看出, “12•26大会”以及大会之后,“极具叛逆性的成员”在“联动”占了上风。其实,造反派也发现了这一点,他们将“联动”成员分为鹰派与鸽派。《联动黑幕》一文指出:

由此大会(12.26) 和联动的一贯行径显而易见可以看出:大致可把联动首恶分子分为两大派:鹰派与鸽派。
鹰派:赤膊上阵,猖狂已极,疯狂不可一世,矛头直向中央文革,大打出手。这些人主要以石油附中、地质附中、八一学校为主,是打砸抢的急先锋,是反中央文革的干将。宫××是这伙人的中心人物,是把反动思想理论化的反动代表,是这帮子的狗头军师,是宁看小说不看毛选的反动“文人”。
鸽派:比鹰派更加恶毒,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政治小油子,大搞投机活动,无孔不入,见缝就钻,处处利己,为达到个人目的,不惜用各种卑鄙的手段。这种人大有反动理论、有欺骗蒙蔽人的手段,且作法又很隐蔽,很难使人得知其真心所在,事事处处在幕后策划指挥,很少抛头露面。这类人物以清华附中××、京工附中×××为代表。
鹰与鸰虽然手法不同,但目标一致,完全是指向中央文革的。一二•二六大会是十足的反革命大会,它配合了社会上牛鬼蛇神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高级参谋部开炮,地、富、反、坏、右拍手称快,美帝苏修为之叫好。

三、“联动”“六冲公安部”

“联动”认为,中央文革在依靠“三司”等少数人反对多数人,是在推行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一回事。“联动”与“三司”对立,双方对着干,其中的是是非非、谁是谁非、前因后果,各说各的理,说清楚不容易。12月6日,“联动”冲击“三司”,遭到“三司”数千人的围攻,多名“联动”成员被抓,有的被扭送到公安机关。12月16日,北航附中等中学红卫兵为解救被“北航红旗”抓走的两名红卫兵战友,到位于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公安部北门交涉,这就是所谓“第一次冲击公安部”,结果更多的人被关了起来。
“联动”成员继12月16日冲击公安部之后,在12月至1月期间多次冲击公安部,要求公安部释放关押的“联动”成员。陈仁康回忆说:我们一群干部子弟冲击公安部,我贴出“炮轰中央文革”、“火烧谢富治”等标语……被民警抓住。 “联动”冲击公安部的行为,被造反派命名为“六冲公安部”。当时有一篇通讯《“联动”六冲公安部的罪行》详细地记录了冲击的过程和情形,尽管是批判“联动”者的一家之言,但现场感很强,不妨看看,或许从中可以看到一些真实景象。《“联动”六冲公安部的罪行》全文如下:

一冲:12月16日晚上,“北航红旗”将两个企图偷摩托车并行凶打人的“联动”分子扭送公安部。正在公安部接待室与公安部人员接洽时,一伙“联动”暴徒冲进了接待室,抢走凶手并打伤红旗战士。公安部的同志请双方安静下来,有话慢慢谈,不要动手打人。这些暴徒非但不听,反而破口大骂,用身体冲撞公安部的工作人员。动手打一位前来解决问题的副部长,接着对其他工作人员围攻,殴打,嚣张之极。为了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公安人员只得将其中打人最凶的几个拘留起来,继续对他们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拘留期闻,工作人员帮助他们学毛主席著作,没带语录本的还发了语录。这样,他们终于“承认”了错悮,作了检讨。可是释放出来以后,却反咬一口,说公安部乱抓人。
二冲:12月28日上午,“联动”调来了二三百名暴徒,强占了接待站的八个办公室,无理殴打在里边办公的同志,迫使这些同志离开办公室。他们还大肆破坏,砸烂玻璃窗、电话机,把痰盂、茶杯、墨水瓶等向公安部院里扔。工作人员在院内向他们喊话,请他们派代表来谈,却被这些暴徒用弹弓打伤一个同志的眼睛,用石头打伤另一个同志的头部。中午,又有十几个暴徒从窗户跳进院内动手打人,当即被公安人员扣下,让他们吃了饭,又对他们作了仁至义尽的说服,他们都先后承认了错悮。到下午四五点钟,在接待室的暴徒,又都从窗口跳进院里,将工作人员团团围住,连骂带打。另一部分暴徒围攻一位患心脏病的女同志,该女同志当场昏倒,而暴徒不让抢救,经过两小时的努力才把病人营救出来。这帮暴徒又闯入大礼堂,把里面的设备砸个乱七八糟。他们在礼堂里野驴般地尖吼:“高干子弟要掌权!”“打倒第三司令部!”“打倒公安部!”“枪毙三司后台!”“中央文革支持三司乱抓人!”“公安部权力下放!”等反动口号,并撕下墙上的毛主席语录,把一些反动口号涂在墙上。这天半夜,一位副部长要找他们谈,他们拒不理会,反而大骂什么“兔崽子”、“混蛋”等,把副部长赶出礼堂。第二天,即29日早上,他们把被扣留的两个打人凶手抢走,并将三个公安人员用绳子绑架到礼堂,进行围攻,谩骂。有一个同志被他们用绳子勒住脖子,差点儿咽气。他们还把装大便纸的篓子扣在工作人员头上。第二天,30日,革命的工人,学生要来支持公安部,他们才陆陆续续地溜走了。
三冲:时隔一天,即12月31日,“联动”又纠集了近一百名暴徒,再次冲进公安部接待站,强占了两个办公室。工作人员请他们派代表来解决问题,他们置之不理,并动手打人,当场推倒一个女同志,踢伤一个男同志,经公安部同志耐心说服,他们到一月一日下半夜才灰溜溜地逃掉了。
四冲:1月6日晚上11时左右,“联动”又纠集了百余暴徒第四次冲公安部。这次他们公然从公安部的大门冲了进去。在里面大撒反动传单,写着什么“活着干,死了算”、“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等。以后又冲入礼堂,再次捣毁礼堂的设备,包括电话机、配电室等,并在礼堂内点放鞭炮,涂写反动标语。第二天早上,公安部广播室把他们的所作所为广播出去,他们着慌了,企图捣毁广播室,但没有找着,便到处割电线,砸喇叭。他们又想冲进南大楼,没有得逞,又转而拱进食堂,把食堂的四五十斤粉肠和五六十斤猪头肉,抢吞一空。他们一边吃,一边还恬不知耻地说,“这是革命行动”,“他妈的,公安部的猪肉真好吃”。真他妈是一群下三赖!以后,革命群众闻讯赶来,这伙暴徒谎称总部来电话要他们回去,一溜烟地夹着尾巴仓皇逃遁。其实电话早让他们砸坏了。
五冲:一天之后,他们又一次纠集五六百人,带着菜刀、匕首等凶器企图冲入公安部,他们一路上大喊“打倒三司”,甚至喊“打倒江×”。由于不少革命群众闻讯自动赶来保卫公安部,“联动”的企图没有得逞。但他们竟将“二踢脚”装上铁钉向负责守卫公安部的解放军同志脸上扔过去,使好几个战士受伤。
六冲:可是他们的贼心不死,隔一天即1月11日,他们再次纠集五六百名暴徒企图第6次冲公安部。这次自动前来保卫公安部的革命群众更多了,“联动”一到,立即就陷入了革命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没有冲成。在广大革命群众的严词驳斥下,他们一小撮人理屈词穷。但居然还无耻地向公安部提出所谓“最后通牒”,临走还喊出“油炸江×”、“打倒周××”、“打倒陈×× ”、“刘××万岁”等极端反动的口号。

“联动”成员、曾参冲击公安部的卜大华,在口述《我所知道的红卫兵》中说到了当年冲击公安部的事情。他说:

“一冲”公安部,我去了。那是12月17日,因为北航附中红卫兵的两个人被北航红旗的人抓走,扭送到公安部。具体甚么情节,怎么送去的,我们不是很清楚。但是很清楚的一条是,北航红旗把人扭送到公安部,而公安部就收下了。我觉得,这件事的原则是不能容忍的。如果有人犯了法,需要抓他,应该由公安部门去抓。如果由北航红旗去抓,去扭送,那么,我们有那么多的群众组织,每个组织扭送一个人,你公安部是不是都收?所以当天北航附中的岳小东来找我们,听到这个事儿以后,没有二话,我们立刻就去了。我们到的时候,有一群人大附中的人在公安部的接待室跟他们吵,还没进去。我们到了就跟他们说,不要跟他们吵,就找公安部的领导。后来,公安部副部长于桑来了,说,你们不要都来,选几个代表来谈。我们推选了九个人,有我、张晓宾、郦桃生、宋柏林、岳小东、人大附中的杨小平等人。到二楼的一间会议室,一看,他们有十一个人。我说,不对,我们是对等谈话,我们几个人,你们也应该是几个人,你们多了两个人。结果他们退出去两个人,九个人对九个人,谈了一晚上。当时公安部的人真是理屈词穷。……我们这次去跟公安部的谈判,就是所谓“一冲公安部” 。
……1月10日,我们在展览馆开了炮轰公安部、火烧谢富治的大会。我们在文革几个月的时间里,从来没有公开提反对哪一个领导人,只在这一次提了“炮轰公安部,火烧谢富治”。大会就一条,按照中央历来的政策,不得镇压群众,不得私设公堂,不得私自抓人。尤其是不能允许群众组织乱抓人。我为大会写了一个决议草案,把这几条都列上了。有些人觉得还不过瘾,又搞了一个“最后通牒”:限公安部于四十八小时以内,把非法抓的红卫兵都放出来。这个通牒不是我弄的。
12日晚上,我们都去公安部看了。那次去的人特别多,整个长安街上都是人,中央文革也动员了很多人去保卫公安部。

看了上述两个方面的说法,基本上可以对冲击公安部的情况知道个大概。一方面,公安部按中央文革的指示,支持“三司”及北航红旗,抓了“联动”成员;另一方面,“联动”成员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们少年无畏,冲击公安部时也有一些不端行为。
《“联动”六冲公安部的罪行》一文和卜大华的口述中,提到的“最后通牒”,全称《联合行动委员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向公安部提出最强烈要求》(1967年1月10日)。这个文本很罕见(因为各种史料文献上没有收录),也很典型(因为后来种种造反运动中总能见到这类风格、语气的文本),全文照录如下:

1.无条件释放全部被捕的红卫兵战士。
2.向无辜被捕的红卫兵战士公开赔礼道歉,给他们平反,恢复他们的名誉,当众销毁审问他们的黑材料。
3.收回三司、地院东方红、北航红旗等组织随意抓人的权利。
4.严惩三司、地院东方红、北航红旗、公安部就处一小撮殴打、绑架、拘留红卫兵战士的凶手。
5.要用文斗、不用武斗,捍卫十六条,保证今后不再发生上述事件。
以上要求请公安部负责同志看到此件二十四小时后予以答复,否则,我们将采取我们认为必要的行动,那么将产生的一切后果全部由你们负责。

卜大华的口述中提到的炮轰公安部、火烧谢富治大会,是“联动”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会议,是在“六冲公安部”期间召开的,并且其内容与“六冲公安部”关系紧密。在这个会议上,有人煞有介事地宣读了一篇毛主席“六点指示”:(1)不许乱抓人。(2)一切群众组织都分左、中、右。(3)不许解散任何革命组织。(4)一二•二六大会是革命的大会。(5)冲公安部,冲得对,是逼出来的。(6)“黑五类”子弟参加的组织一律解散。 目的是表明“毛主席支持我们”。事实真相是,毛泽东并没有这“六点指示”。所谓的“六点指示”,模仿毛泽东的口气,宣传自己的主张,是一些无知无畏胆大妄为的“联动”成员拉大旗为自己壮胆的,类似于小孩子过家家的游戏。

四、“联动”宣言

1967年1月1日,“联动”发布《中央、北京党政军干部子弟(女)联合行动委员通告》,并煞有介事地注明“中发秘字003”。全文如下:

中共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人民解放军各军种、中央军委、国防部革命干部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于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于中南海政治局礼堂正式成立。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集体领导下工作。联合行动委员会在中共中央主席和第一副主席直接指导下工作。联合行动委员会在马列主义的原则精神和中共历次党代会的一贯路线指导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任务:
(1)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两个主席、几个委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消一切专制制度,召开中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保证民主集中制在党的生活中得到坚决的贯彻,保证中央各级党委、党员的生命安全。
(2)坚决地全力以赴地打倒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产生的各级反动造反组织。
(3)坚决地肃清中共党内和国家机关的反党分子、蒋介石分子、赫鲁晓夫分子。
(4)巩固三面红旗,加强国防,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无产阶级专政。
(5)保卫党的各级组织和优秀、忠实、英勇的领导干部。
组织路线:在中央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发展过程如下:
(1)第一阶段由中共中央、国务院、解放军、省市委干部子弟组成。(2)第二阶段由基层组织(地委专署与公社)干部子弟组成。(3)第三阶段吸收全国工农兵和出身他种家庭而政治表现好的。
同盟军: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士,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工农积极分子。
联合行动委员会号召各省市革命干部子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忠于马列主义和一九六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继承革命传统,在各地迅速组织联合行动委员会,贯彻中央、北京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一切行动指示。
联合行动委员会号召她的成员要无限忠于党、忠于人民。戒骄戒躁,密切联系群众,贯彻民主集中制,经常性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组织纪律性,积极参加劳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克服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和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恶劣影响,为党,为人民,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直到最后一滴血。
同志们,同胞们:应该认识到,我们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大历史使命,肩负着历史赋予我们的共产主义战斗的命令。我们一定要英勇、忠实、干练、坚贞、艰苦耐心地做好各种工作,迎接大反攻战机的到来。
我们的困难是复杂严重的,我们的处境是白色恐怖的。不斗争,必灭亡。无数的革命前辈和党员兄弟被围攻,被拷打,被审讯,被迫害,许多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优秀战士英勇地就义了,数以千计的党的好儿女被监禁、监视和失踪,看到这些,我们还有什么不能拿出来啊!人民盼望我们,希望我们粉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他们罢工、停电、绝食、请愿,为我们作出了优秀的榜样。我们庄严地向全人类和所有的敌人宣告:我们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流鲜血、受迫害有何所惧,我们的事业——马列主义的事业必然胜利。(口号略)

文后署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共北京市革命干部子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人大常委革命干部子弟,中国人民解放军帅、将、校革命干部子弟,中共中央军委、国防部革命干部子弟,十六省省市委革命干部子弟”。
有人说,《通告》反映了“联动”思想,称之为“联动思潮”。特别是其中提出“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两个主席几个委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消一切专制制度”,“忠于马列主义和一九六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受到方方面面的广泛关注。
从这个《通告》不难看出,“联动”的价值取向是朝后的,即要求回到文革前的十七年;它的批判矛头指向“地、富、反、坏、右”。显然,“联动”坚持的还是毛泽东以前的阶级斗争理论,而此时,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已经有了新的发展,其显著特点是把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走资派”。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回忆说:这是“一个被毛泽东很重视的通告。” 毛泽东如何重视?王力没有具体地说,有一点可以肯定,毛泽东指示要求抓捕“联动”成员。本文后面会说到这一点。
据说,《通告》最早是1967年2月份从广州发现的。《联动内幕》的一则附录说: 这是“在广州发现的一份材料,这是反革命联动分子疯狂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反对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的铁的证据,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疯狂地反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铁的证据。”
无论如何,这份来历不明的《通告》,后来被大量翻印以“供批判用”,流传范围很大。这个《通告》具体地是什么时间、什么人、从什么地方发现的?什么人起草的?历来没有一个具体准确的说法。有研究者认为,这个来历不明的通告是无中生有的;即使有这么个《通告》,其中的有些内容也是其他红卫兵组织为了批判“联动”而塞进去的,就是说,做了修改,做了手脚。
几十年过去了,至今没有一个“联动”成员承认《通告》是自己的作品。“联动”成员卜大华在口述《我所知道的红卫兵》中说:“(1967年)2月份的时候,听说抄到一个绝密文件,是联动的宣言,直接攻击毛泽东的。社会上批判联动都以这个为根据。我们认为那肯定是假的。后来出来看这个东西,所谓003号文件,这个东西虽然是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但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假的。”

五、中央文革取缔“联动”

“联动”被认为是“坚持反动路线的人们对抗革命路线的工具”。
“联动”有较强的血统优越感,一些成员经常骑着自行车在大街小巷横冲直撞(有的号称“闸不灵大队”),呼啸而过,让人反感。他们在与中央文革小组、“三司”斗争中,的确有些不堪的行为,有些简直就是小孩子的恶作剧。总之,“联动”成员没有得到大多数群众的同情与支持。
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后来分析老红卫兵走上“联动”之路时,回忆了毛泽东1966年8月1日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他说:许多老红卫兵“接受伟大领袖的前半段对他们的支持(注:指毛泽东在信中所说的“对反动派造反有理”),而对伟大领袖后半段对他们的教育(注:指毛泽东在信中要求的“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他们抛到脑后。这样他们就走上邪路了。”
毛泽东对“联动”很关注。他说:这些头头不能让他们自由行动,要集中起来,进行教育改造。 又说:高干子弟在这次运动中是中间偏右,现在压一压也好,可能能压出几个左派来。 还说:红卫兵也是不断分化的,夏天是革命的,冬天变成反革命。
1967年1月10日,江青说:现在联合行动委员会天天要造谢(富治)的反,这是错误的,头头应当抓起来。这个委员会基本骨干很少,最多几百人,对头头的实行专政,受蒙蔽的要分化他们。
1月17日,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谢富治说:公安部要保护左派,反击右派,镇压反革命,例如“联合行动委员会”、“西安红色恐怖队”这些组织是反动的,头头是反革命。
2月3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中,直接点名,把“中国工农红旗军”、“荣复军”和“联合行动委员会”称为“保守派的组织”、“反动组织”。
2月19日,《中共中央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明确指出:“在学校中不许成立反动组织,像联动、红色恐怖队这类反动组织一律解散。”
中央给“联动”定性前后,有140多名“联动分子”被抓。有的关在北京半步桥看守所,有的关在炮局胡同拘留所,最长的达4个月之久。像董必武的儿子董良翮、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成、陈士榘将军的儿子陈仁康等,都在其中。“联动”成员作诗曰:“遥忆当年送沙果,江青阿姨真爱我。且看今日送果人,戴着手铐把牢坐。”北京三十一中的“联动”同情者还书写了一幅对联:“老子英雄儿坐牢,老子反动儿自豪,混蛋世道。”
同时,对“联动”的批判也掀起高潮。
3月12日, 谢富冶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中学造反派。他谈到了“联动”:“联动以及有联动思想的人,不能恢复他们的组织,只能解散。如果我的孩子是联动,也要抓起来。”“陈士榘将军这个人很好,大义灭亲,最近抓了自己的第四个儿子陈仁康和三个小头目。陈仁康最近在海军大院被捉,他和几个写‘打倒北航红旗’‘联动万碎’等被陈士榘将军看到了,他回去查他儿子的抽屉有份有‘联动’的材料,发现他们组织‘平津纵队’和‘红旗纵队’,还有一支最顽固的‘太平路纵队’,还有‘夜晚活动纵队’。设宣传部、政治部、人事部……。在一年内将拉起五百人,争取一百人,这是他们的计划。现在联动分子也狡猾了,他们以为十八岁以上才能抓,所以四人中有三人在十二三岁。我们认为不管年龄大小,只要干反革命活动就逮……”
4月3日晚二十点到4日清晨三点,周总理、陈伯达、江青等接见了农大东方红、中央财贸学院红代会筹造反派。周总理指示:你们大专院校红代会应关心中学红代会,与卫戍司令部联合起来搞“联动”,我自己亲自出马。支持“联动”是个立场问题,联动不能支持,是反动组织。江青说:“联动”复活了,非常猖狂,希望革命造反派同学充分注意。“联动”这个组织中一小撮就是忠于刘少奇,我们联合召开批判刘邓的大会是正确的,应该找中学来联合在一起,消灭“联动”……

六、“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

在批判“联动”高潮中,动静最大的是“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
1967年2月21日,一些造反派反映,“联动”打、砸、抢,损坏不少东西。江青表态说:“办展览会让大家看看。”通过办展览会,宣传(拔高)主流意识形态提倡的,批判(抹黑)对立面,是一个重要工作方法。
1967年4月10日,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首都八一中学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联合总部和中学部分革命造反派,联合在北京八一中学举办了“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会”。这个展览会分“前言”、“联动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组织”、“摧毁联动”、“联动产生的根源”、“结束语”五部分,揭露“联动”罪行,展出“联动”打砸抢的实物。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关锋、戚本禹等中央领导及红卫兵参观了展览。康生、戚本禹要求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反映联动的记录片,有关部门曾到八一学校展览馆拍摄。
这个展览在1967年6、7月间进行了修改,修改后的内容主要分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通过两条路线的斗争,说明“联动”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垂死挣扎的产物。通过“联动”的政治纲领、组织路线,行动计划和十大罪状,说明“联动”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组织,是刘邓豢养的得力打手……。
第二部分用广大革命派同“联动”斗争的许多雄壮动人事迹,歌颂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丰功伟绩,充分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强大威力,显示了毛泽东思想的强大威力。“联动”只不过是几只嗡嗡乱叫的碰壁的苍蝇。
第三部分是以大量的触目惊心的典型事例,说明“联动”的产生是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长期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等方面推行一整套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必然恶果。
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会编印了《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会内容介绍》(1967年7月),八一中学红卫兵刊物《春雷》出版了《“摧毁‘联动’组织,批判‘联动’思潮”》专刊(1967年9月),《春雷》报也印发了《摧毁“联动”展览专号》。
同时,批判“联动”的材料也大量印刷:北京钢铁学院附中“抗联军”1967年5月编印了《联动反毛泽东思想罪行50例》。中学红代会红四月联络会1967年5月编印了《毒草集•关于联动问题》。上海国营棉纺二十一厂造反大队、上海红岩编辑部1967年4月编印《彻底捣毁刘家黑店——打倒“联动”专辑》等。
“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当时就受到“联动”成员的抵制。
八一学校的造反派记载:

我联合总部举办的“联动”罪行展览受到广大工农兵群众的大力支持和热烈欢迎,而坚持“联动”反动立场的分子却对它恨之入骨。他们在展览室门口放“二踢脚”进行恫吓,并在观众中公开散布舆论:“当心中毒”,“展览会都是假的”,“他们是阶级报复”等,还在观众中散发反动传单,辱骂本校革命造反派和三司,恐吓说:“狗崽子休想翻天”,“红卫兵钢刀的滋味不是好受的”。这一帮顽固坚持“联动”反动立场的混蛋还纠集校外联动分子或强行冲进校门,或越墙而入,数次闯入展览室,欲想抢走匕首、大刀等凶器,并辱骂我展览室工作人员……

文革后,当年的“联动”成员回忆这次展览时说:

展览以所谓触目惊心的大量“事实”,把充当“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急先锋”的“联动”成员,描绘成一群“腐化堕落”、“穷凶极恶”、“手挥皮带”,专搞打砸抢的“暴徒”,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炮制展览会的阴谋家们心里完全清楚,这一切都是假的:所谓“联动”的“高级消费品”是外贸部抄家得来的财物,匕首、铁棒等凶器是从公安局借来的,自行车是从一些学校学生手里扣来的,外国画报是从图书馆里搬来的,而那些被毁坏的教具和标本则是蒯大富、聂元梓之流指挥一些打手一手砸坏的……这是一个用心多么险恶的骗局啊!

七、“4•22接见”——释放“联动”成员

1967年4月,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的彭小蒙写了一封血书给毛主席,请求毛原谅革命中犯了错误的年轻人,血书通过汪东兴的儿子递到毛泽东那里。 毛泽东指示说:“不要写什么检查了,放他们出去革命嘛!” “要把所有联动放出来。”
4月22日,周总理、陈伯达、康生、谢富治、江青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被关押的“联动分子”并讲话,随后被关押的“联动”成员被释放。
“联动”成员卜大华在口述《我所知道的红卫兵》中回忆了当天的情形:

到人大会堂,好像是从南门进的,南门进去右边第一个厅,好像是安徽厅。门口有一大堆人。到里面坐了一会儿,就看见中央领导人鱼贯而入,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戚本禹、王力等。江青最先讲话。她说,我刚才都吃了安眠药了,但是我还是要来。我不知道谁是彭小蒙,彭小蒙最近给主席写了信,说要救他们的同学牛皖平,牛皖平来了吗?牛皖平站起来了。啊,你就是牛皖平,好,你坐前面来。主席看了信就说让我们来见见你们。她讲完了,总理讲。总理一上来就说,委曲大家了。接着把放人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讲了。他说,这个事情是我最先发现的,我到广州去,他们告诉我,这里也抓了好多“联动”分子,我一问才知道,他们抓人了。我说,不能这样嘛,不能不教而诛嘛!回到北京,我就把这件事向主席汇报了。主席说,不要抓嘛,应该把他们放出去。给他们办公室,给他们车子。总理还专门问,有清华附中的吗?我就站起来了。没想到那边又站起来一个人,原来是熊刚,我不知道他也被抓进来了。总理点了好几个名,两个女孩,一个蓝小兵,一个骆小锋,又点了一个董良翮。那天,总理始终没有笑容。他讲话的时候,下面哭成一片了。我也哭了。……然后是陈伯达讲话,他说,“打、砸、抢”的“砸”字,过去都不认识,不能搞打砸抢嘛!他嘟嘟嚷囔讲了一通。康生讲了甚么呢?他说,浪子回头金不换嘛!不管怎么样,你们还是祖国的宝贝,祖国的财富,特别是如果你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的话。有些人到八宝山,去搞甚么祭奠死人,去哭坟,这不好,这是封建主义的东西。

这是当事人的回忆。当时编印的中央首长讲话小册子中,也收录了这天周恩来、江青、康生、陈伯达的讲话,内容与上述回忆可以互补。摘录如下:

江青说:听说你们有些人骂我,说我这个人不好。(众答:没有)有点不好,就是见你们太少了,对你们帮助太少了。前一个时期我有病,没有见你们,我有责任。委屈了你们。主席说立即释放你们(众呼:毛主席万岁!很多学生哭了),所以今天把一个会都打断了,请来了总理、陈伯达、康生、杨成武、谢富治、王力等同志都来了。和你们见一见。(众:拍手)你们也不要写自我检查就可以出去。出去以后如果你们还要“联动”还可以把牌子挂出去,如果不要,再恢复你们原来的红卫兵组织,如北大附中“红旗”,清华附中“红卫兵”,回去恢复你们的组织搞革命。搞革命犯点错误不要紧,这个错误我们的责任大,有个同学叫彭小蒙写了两次信给我,说刘万平的问题(庄子注:“刘万平”是记录者的笔误,应为北大附中的牛皖平),我也不清楚这个人,派了一个记者去了解一下。还是我责任大,对你们帮助少,你们去八宝山上坟,搞颓废主义。八宝山也不都是烈士,还有瞿秋白嘛!你们还半夜里出来喝酒,吃猫肉。你们关了多久了?(答:100多天了,有的答两个月),允许你们学习主席著作吗?(答:允许)虐待你们没有呀?(答:没有)责任我们负得多,教育的不够!你们写过一副对联“为革命召之即来”,有点才气。你们回去以后,再恢复你们的组织。如北大附中的“红旗”,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我不知道我把主席的意思传达的怎么样,总之,主席很关心你们。你们犯了一些错误,希望你们和刘邓路线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陈伯达说:……你们的愿望是好的,但客观上起了不好的作用,“联动”的名词不反动,但纲领是反动的,代表反动的思潮。
陈伯达讲话时江青多次插话,她说:如果你们还要挂“联动”的牌子的话,我给你们交通、汽车等。父母革命儿女不一定革命,父母不革命儿女可以革命,因为有毛泽东思想。我相信你们能够革命。她说:你们过去犯的错误,应该我们负,不要搞请罪,写悔过书,主席最反对请罪,今后好好干革命就是了。江青还插话:什么手续都不要,今天晚上就出去,今天你们就可以回家去。
随后,康生讲话。
最后是周总理讲话,他说:的确生长在毛泽东时代是很幸福的。毛主席很宽大,犯了错误,给你改正的机会。错误的原因有家庭的关系、社会的关系、学校的关系,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有责任,你们又没有政治斗争经验。清华附中是红卫兵发源地,写了三论“造反有理”,毛主席都说是好文章,可是三个同学后来都有联动思想。可以说,你们落伍了。除了家庭、社会的原因以外,我们见你们少了,对你们帮助不够。后来对你们管得就少了,对你们帮助不够。今后我们帮助你们,不但是你们还有你们的家庭,还有社会,今后加强我们的贵任。我是没有儿女的,我到八一学校参观后,才知道你们这样特殊。我有个侄女在八一学校,虽然不是“联动”,但有“联动”思想,在中南海北门骂解放军说:“就是你们把我们同学抓起来的”,解放军打电话告诉了我,我们全家批评了她,让她学习了一个星期毛主席著作,后来让她回八一学校,她参加了反“联动”,成了造反派。你们一定要改,我们已经是老头子了,有了错误还要改!……我和江青同志在二十日讲过“红卫兵万岁”!你们要把“红卫兵”光荣的旗帜再举起来!要真正举得高,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红卫兵”。把自己过去的过失补上。

显而易见,释放“联动”成员,是毛泽东的决策。
毛泽东说:联动,抓人是我叫抓的,放也是我叫放的。
毛泽东说:联动大部分是好的,少数不好,有什么要紧啦!全都让他们承认错误就行了,他们不是承认了错误吗?不是改得很快吗?
此后,“联动”成员仍有一些活动,但再没有翻起大的浪花。
“联动”宛如流星一般从红卫兵运动的天空划过。有人说,“联动”就像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吉伦特党人,属于最先参加大革命而又最早反对大革命的一批人。

八、“联动”与造反派“对诗”

红卫兵运动中,“联动”和同情“联动”的人写诗抒发自己的情怀,谩骂造反派红卫兵(以下用△表示),造反派红卫兵针锋相对予以回击(以下用☆表示),双方打起了“诗仗”——

△山上青松山下花,花笑青松不如她。有朝一日寒霜降,只见青松不见花。
☆病树一株立山尖,遍地梅花喜开颜。今朝今日东风起,花开树倒猢狲散。

△浪迹京城忆西纠,故人生死各千秋。散伙已在数日后,二爷忍作三司囚。
☆西纠之子忆西纠,为虎作伥死遗臭。三司奋起扬千帆,联动“二爷”坠沉舟。

△谁说青山不老,谁说三司不倒。我们就是愚公,誓把三司挖掉。
☆青山越长越茂,三司革命不倒。群众才是愚公,定把联动根刨。

△满天炮轰满天仇,三司本是拉物猴。留得西纠豪气在,三年归报三司仇。
☆炮轰瘟神何人仇,三司举棒奋金猴。留得西纠“豪气”在,还当刘邓小走狗。

△想当年小将可爱造反有理,看如今血统高贵什么东西——一落千丈。
☆红卫兵小将可爱造反有理,一小撮血统高贵什么东西——要有分析。

△想当初召之即来甘当勤务员,看如今百般邀请就是不接见——言行不一。
☆你革命召之即来甘当勤务员,你反动百般邀请就是不接见——立场分明。
(注:红卫兵刚刚兴起时,江青说过“小将可爱”“造反有理”之类的话,表示自己要当红卫兵的勤务员。后来,老红卫兵中被批判,江青骂他们“血统高贵”,“什么东西”,并且不再理睬他们。“联动”成员写对联讽刺江青)

△满江红:大乱清华,红卫兵逆风耸立。起手处,刀光剑影,三论反笔。佛山压顶行者怒,金棒闲事何人急。从祥光江流遍中华,才出气。 造反骨,永相继;再提高,团结益。分清敌我,群策群力。紫电青霜斩妖魔,碧海丹心照脑际。广胸怀,无边太平洋,鬼神泣。
☆满江红(一):创始清华,红卫兵三论反笔。刘邓压,统帅赞誉,人妖颠倒。为虎谋皮反文革,充当打手何人喜?群众奋起,造反有理,莫晦气。 血统论,岂成立?保爹娘,有何益。应分清敌我,紧跟毛主席。破私立公为人民,雄文四卷印脑际。不听言,历史不留情,向阳泣。
☆满江红(二):红谱凯歌,起清华,天惊鬼泣。雄文照,口诛笔伐,造反有理。黑头司令动杀机,小兵有幸舵手遇。今天不识黑红为虎伥,真可气。 造反骨,应相继;保爹娘,怎相宜?压顶□真理,小鬼翘尾。死守对联天地转,沉舟侧畔千帆疾。广胸怀,扎根工农兵,“私”坟立。

△谁说公鸡下蛋,谁说三司好汉。三司并非好汉,都靠抓人吃饭!(师大女附中。这副对联最后一句还有另一版本“全是混蛋王八蛋”)。
☆公鸡不会下蛋,三司就是好汉。矛头指向刘邓,全靠造反吃饭!(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卫东兵)

九、“联动”提出“十年之后”的话题

“满天风雨满天愁,革命何需怕断头。留得联动豪气在,十年归报三司仇。”
这首诗透露出“联动”成员对“十年之后”的思考。民谚说,“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十年之后,一龙一猪”。“联动”成员明确提出“十年之后”的问题,有些远见。
中学红代会红四月联络站1967年5月编印《毒草集•关于联动问题》,收录了联动反文革小组的大字报;首都红卫兵彻底摧毁联动革命联络委员会北京钢铁学院附中抗联军1967年5月编印《联动反毛泽东思想罪行50例》,收录了“联动”的“反动”言论。这些材料中,有不少“联动”成员关于“十年、二十年之后”的话题——

毛主席正确不正确,十年以后再看。
老和造反派斤斤计较有什么好处,这样咱们大方向就错了,要考虑十年后怎么办。
现在的造反派,十年之后怎么办?还反谁?
十年后毛主席给我下结论,二十年后给我平反,三十年后我掌权。

“联动”关于十年、二十年的话,引起了造反派红卫兵的注意。清华附中井冈山兵团发表《二十年后看世界,谁主沉浮?》,其中说道:“联动中的一小撮顽固分子有一句常话:‘二十年后,还是老子的天下!’掂一掂,这话分量不轻啊!”“‘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不是‘联动’分子翻案,就是革命左派掌权。毛主席革命路线如果不彻底胜利,刘邓就要翻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要翻案。我们是决不会让他们得逞的。”“我们相信,有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有敬爱的林副统帅,有坚定的中央文革,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他们也绝对不会得逞的!”“二十年后看世界,谁主沉浮?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当之无愧地说:我们!我们!!”
历史一再证明,时间对于政治来说,很重要,很重要……
十年后,毛泽东撒手而去。
随后,中共彻底否定文革,强力清洗文革中的“三种人”(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凡是“三种人”,一律不得重用,受到残酷打击那是难免的。“联动”成员根红苗正,是革命后代,又率先质疑文革小组,在清理“三种人”运动中他们的一些成员给中央领导写信,反映情况。经中央某领导表态,他们不在“三种人”之列。党啊,再一次宽容了自己的孩子……
此后,“联动”许多成员走上了领导岗位。

尾 声

2011年12月26日,在北京东郊京城梨园大戏楼,当年的“联动”成员举办了纪念“联动”成立45周年的纪念会。会议由马小军主持,舞台上悬挂着“‘联合行动周年纪念会’”。参加纪念会的有200人左右,多是文革中北京海淀区各中学的老红卫兵及“联动”成员。
往事已如烟……


【评 论】

1918年的北大图书馆到底发生了什么?


胡鹏池


一、话题的引起

众多的学者们在研究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政策时,都注意到毛有“仇视知识分子”的情结。
毛自己也是知识分子啊!起码也算是个“中师”啊!老一辈的革命家大多也都是知识分子啊!为数极少的几个工人出身的老革命向忠发、顾顺章、卢福坦都当了叛徒了,没有当叛徒的工人出身的老革命家项英也被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了,你不正是靠了这些知识分子的帮衬才打了江山,坐了天下的吗?
可你为什么还要仇恨知识分子呢?且情绪很严重,构成了一个弗洛伊德的“情结”。
研究者们一般都归结为,毛早期在北大图书馆当临时工时受了知识分子们的气,精神上受了刺激。
这几乎已成共识。对此,笔者也认同。
但笔者经发掘并阅读一些旧资料时发现:所谓“受气”的说法仅仅是毛单方面的主观感受,事实上,当年北大的那些知识分子并没有给毛气受。
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但即使有,也只是一点点,一小点点。遇上一个心胸较为宽阔之人,早就丢在脑后边了,是毛自己将其放大了。
不仅如此,当年北大的那些知识分子中,尤其是几个特别知名的大知识分子,曾经给了毛很大的关注和帮助。
是毛自己的大脑细胞接收有选择性,对于别人给予的帮助与恩惠太容易忽略。或许他认为这些帮助小到可以忽略不计,有的则干脆全忘了,忘得干干净净,彻彻底底;而对于那些他心造的睚眦之怨,无中生有的恩怨是非,却一直刻在板油上。
莫谓此论为妄议,请让笔者慢慢道来,自然会给出令人信服的根据。
但是在此之前,先要讲三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小故事。

二、“风马牛不相及”的三个小故事

1.三顾茅庐
刘备“三顾茅庐”中的“第三顾”,是一个新春的好天气。
此前刘备已经斋戒三日,熏沐更衣,又好不容易说服了闹别扭的关张两兄弟,三人一起乘马同行。在距草庐只半里之遥的地方,为了表示对大贤的尊重,慕贤的竭诚,刘下令关张一齐下马步行。正行之间,只见诸葛亮的小弟弟诸葛老三诸葛均走了过来;在此前的“二顾”时,刘关张与诸葛老三都已认识过了。
刘备赶紧给诸葛老三施礼问道:“你哥今儿在家吗?”
诸葛老三说:“俺哥昨晚刚回来,你今天可与相见了。”
刘备还要再相问,诸葛老三竟自飘然而去了。
刘备回顾关张说:“今儿真是好运气,能够见到先生了。”
张飞望着远去的诸葛老三背影,气从中来。说:“此人无礼!便引我等到庄也无妨,何故竟自去了”。
刘备却说“彼各有事,岂可相强”。
张飞也就哑语,关公更不会起哄,这件事就轻飘飘地过去了。
一部《三国演义》,刘备说了无数话,笔者认为,其中只有两句话是最经典的:一句是刘临终写给他大儿子阿斗的遗诏:“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另一句就是这八个字:“彼各有事,岂可相强”。
前一句是道德操持;后一句是人情练达。
笔者认为,这是任何一个正常人应该持有的基本生活态度。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人,大家都很忙也都很累的,各忙各的俗事,各奔各的前程,哪能都要把目光都聚焦在你一个人的身上啊。
2.《红与黑》
这是一本世界名著。
笔者年少时,有人告诉世界第一名著是《约翰•克里斯朵夫》,第二就是《红与黑》。也不知此论有何根据?正因如此,笔者曾很认真地看过此书两三遍。
《红与黑》中的主人翁于连•索黑尔是一个会木匠活的农民的儿子。那小子从小不会干农活,也不会干木匠活,只喜欢读书。于是经常受到父亲的训斥,家境又非常贫穷,所以他对所有有头有脸活着的人有一种莫名的嫉恨。
当于连初到德瑞那市长家中当家庭教师时,这一家的主人对他是很友好的。市长本人虽说庸俗而势利,但于连是他花钱雇来的家庭教师,与他的政治经济利益八竿子打不着。相反,由于牧师的特别推荐,他很是为自己的家庭教师的非凡记忆力而感到自豪,常在同僚和朋友面前显摆。这一家的女主人德瑞那夫人,更是为于连的苍白面容,傲慢态度,非凡记忆力所吸引,又顾及自己心爱的孩子要跟他学习,因而对他表现得百般迁就,甚至近似于讨好。两个孩子年龄还很小,也没有“我爸是李刚”的官二代心理,在母亲的教育下对于连也很好。这个家庭还有一个很年轻的女佣爱利莎,竟很快陷入对于连的暗恋,自然也很巴结他。
于连在这样一个显贵而富裕的家庭从事这样悠闲的工作,工资虽然少了点,在同类职业中比较起来也不低,又有这样的温馨的气氛,市长又经常不在家,照理说于连应该生活和工作得很自在,很愉快,也应有一定程度的满足感。但于连没有。这个从乡村里走出来的,没有上过正规学校的年轻人却时时感到置身于上流社会的恐惧,感到周围的人们都对他有歧视。
这种感觉虽然完全是他心造的,却一天比一天更强烈。他有了这种感受,就开始在这个家庭里不断玩花样,闹别扭,甚至勾搭德瑞那夫人。他之所以勾搭德瑞那夫人,一开始也并非出于爱情,而是为了羞辱德瑞那市长,以及这个贵族家庭,羞辱上流社会。他还认为美丽的德瑞那夫人是他生命航道的一座暗礁。他居然得手了。他对德瑞那夫人的强烈的爱情,那是在他得手后才产生的。因为他毕竟年轻,毕竟单纯,对上流社会的“阶级仇恨”既不固定,也没有上升为理论。更重要的是因为德瑞那夫人天使般的善良,让他感受到了自己灵魂的卑鄙。
他与德瑞那夫人的苟且之事,终被德瑞那发现了。为了维护他心爱的女人的名誉,于连不得不离开了。虽然他后来还遇到既高贵又美丽的元帅夫人,更年轻、更美丽的侯爵女儿,但他一辈子却只爱德瑞那夫人。
笔者要说的是,于连在德瑞那家的最初感受是主观臆造的,偏执的。实际情况远不是这样的。
3.苏东坡的故事
苏东坡被贬在杭州时日子过得很潇洒,常常呼朋引友忘情于山水间。他有一个最好的朋友叫佛印,是圣山寺的高僧,两人经常一起参禅、打坐。
东坡虽是大学士,却童心未泯,喜欢与人斗嘴,争口舌之利。一般人当然斗他不过,但在佛印面前却没有优势,往往在不知不觉之中就落处下风了,有时甚至输得鼻青眼肿的。东坡当然不服气,但是他毕竟也是有修养的人,不能表现出牛二这样下三滥的作风。他只是不放过任何机会与佛印斗机锋,虽然从来也没赢过,就那还要斗。
有一天, 两人又在一起打坐。
苏问:“佛兄啊!你看看这时候的我像什么呀?”
佛印说:“我看苏兄你像尊佛。”
苏听后大笑,对佛印说:“那你知道我看你坐在那儿像什么呢?”
佛印说:“我不知道。”
苏说:“就活像一摊牛粪。”
苏说完哈哈大笑。
佛印只是笑笑,并不吭气。
苏回到家里,越想越得意,忍不住将刚才的事告诉了他那“一滴相思泪,年前到年尾”的苏小妹。
兄说:“总算赢了那贼秃一回。”
妹也笑了说:“哥,这回你可输得大发了。”
兄说此话怎讲?
妹说:“就你这个水平还参禅呢,你知道参禅的人最讲究的是什么吗?
兄问是什么呢?
妹答道:是见心见性。你知道不知道“境由心造”这个道理呢?你心中有,眼中就有。佛印说看你像尊佛,那是因他心中有佛;你说佛印像牛粪,那是因你心中尽是屎。”
苏东坡一点就透,从此心态祥和,再也不跟佛印斗机锋了。

三、在北大图书馆时的感受

说完了这三个小故事,有条件言归正题了。
毛是于1918年8月19日,第一次从湖南来到北京。
他后来在与斯诺谈话中谈了这一段经历:

我自己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7个人合住一个小房间,我们全体挤在坑上,连呼吸的地方都没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预先警告身旁的人。

对于我,北平好像花费太大了,我是从朋友们借了钱来北平的,来了以后,马上就必须寻找职业。杨昌济——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员,这时是国立北京大学教授。我请他帮助我找寻一个职业,他就把我介绍给北大的图书馆主任。这主任就是李大钊,他不久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后来被张作霖枪杀了。李大钊给我找到工作,当图书馆的助理员,每月给我不算少的数目——8块钱。

毛说8块钱不算少,是自我调侃,那时北大的名教授的工资高者有300元。8块钱,让毛感到屈辱。一个临时工,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岗位,8块大洋的工资,决定了当年毛在北大的地位。
毛泽东继续回忆说:

我的地位这样的低下,以至于人们都躲避我。我担任的工作是登记图书馆读报纸的人们的名字,可是大多数人,都不把我当人类看待。在这些来看报的人们当中,我认识了许多有名的新文化的领袖们的名字。像傅斯年、罗家伦,和一些别的人,对于他们我是特别感兴趣的。我打算去和他们开始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忙人。他们没有时间去倾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土话。

大家都在为生活、学习忙碌,当然没有时间去与一个图书管理员聊天。偶尔也有人愿意聊上两句,又不大听得懂他的湖南土话,那就更不愿意聊了。
这是世间常态,甚至也够不上世态炎凉,搁谁也一样,谈不上故意给气受。
当然,也不能排除当年确有几个大学生或教授们,虽然也能听懂湖南话,虽然也有时间,却也不愿意与他聊。不愿意聊就不愿意聊呗!亲戚有远近,朋友有厚薄,何况你与他们非亲非故的,这与“故意给气受”没关系。当然你如果霸王硬上弓,非要缠着与其聊,那你真要遭白眼了,这大概就是毛所谓的“受了气”。
当年,毛在北大图书馆的心理状态其实与于连有几分相似。他以为大家瞧不起他,其实大家并没有瞧不起他,只是没有将他当大人物般重视。
作为一个乡下来的师范生,毛当然很羡慕那些大学生,更羡慕那些穿长袍或着西装的教授们。毛又是一向自命不凡的人,他在湖南第一师范时已经崭露头角了,一向是师生们的聚焦中心。他又十分关心时政,所以他希望广交朋友,被人注意,听他发表高见。然而,他受到了冷落。大家各忙各的,没有人了解他的过去,更没有人去预测他的将来,甚至也没有人特别注意到他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一个普通人也会很自然地产生一种孤独和寂寞之感,何况他,一个自负、自傲、自大、敏感得远远超过常人,且也确有大才、大识、大志、大谋的非凡之人呢?于是他觉得受到了伤害。
这其中就有那个声名赫赫的周作人教授,还有几个很有名气的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和张国焘等。
当周教授在毛手上借报还报时,毛是很在意的,多次企图与他攀谈,但粗心而忙碌的周教授却一次也没有给机会,甚至连抬起头来望他一眼的眷顾都没有。
毛也打算去和傅斯年、罗家伦、张国焘这些有名的大学生去攀谈,可是他们与周教授一样没有给机会。
毛在最初的努力失败后,很快就转为对他们的鄙视。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

可是他们都是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那些留学生们,大学教授们,人事纠纷,复杂心理,看不起你,口中不说,目笑存之。

在毛自傲、自卑、敏感、多疑的心里,凡是无暇或不愿与他攀谈的人,他都认为是看他不起。这样一来,就成了到处是看不起他的人,正像丢斧子的人的眼中,到处都是偷斧子的人。毛每天都处在这样一种自造的心态之中,他被激怒了,但又无奈,于是自卑情绪就发展了,反过来对他们充满了蔑视和仇恨。你看不起我吗?我还看不起你呢!
据傅斯年的侄子傅乐成说:“毛在北大写信给朋友,说他被孟真先生和罗家伦等人欺骗了,因为他们不像他在长沙耳闻的那么优秀。”
听听,这叫什么逻辑?这里有太多的混乱逻辑。
刘备是枭雄,毛当然也是枭雄,枭雄与枭雄也是大不一样的。刘受到诸葛均的冷遇(其实,也谈不上是“冷遇”),能以平常心对待;而毛受到周作人等几名教授、几名学生们的冷遇(其实,也根本谈不上是“冷遇”),却产生了强烈的不平和报复心。

四、张申府慧眼一世,眼浊一时

除了周作人,傅斯年等人众外,另一个所谓对他造成伤害的肯定是“张申府”。
1918年时,张申府曾是北大图书馆的代理馆长(关于张是否是代理馆长一事,还有另外的说法),正是临时工毛泽东的顶头上司。
说起这个张申府,却是一个大大不简单的人。
即使说张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不为过的。
当年中国共产党尚未正式成立时,在各地就有了几个共产党小组。北京的共产党小组最早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李大钊,另一个就是张申府,后来又发展了第三个人张国焘,再后来又发展了邓中夏、刘仁静、罗章龙等。
1920年底,张申府远赴法国里昂中法大学执教。他在法国首先介绍了一名天津女学生刘清扬入了党,刘后来遂成张夫人;随后张又与张夫人一起介绍周恩来入了党;再后来在德国,张申府又同周恩来一起介绍朱德入党。
张申府回国后,正值国共合作,廖仲恺请他推举国外留学生回国工作,他开列了一个15人的大名单,其中赫然列于第一名便是周恩来。这样,周一回国便当上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当然,周恩来之所以能一回国就担任这样重要的职务,还有共产国际的因素在内。
按照旧时中国老百姓的说法,像周恩来这样久据宰辅之位,就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的了,而十大元帅之首的朱总司令则无疑是武曲星。张申府一人既识文曲星,又识武曲星,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慧眼啊,堪比《三国演义》中说出“伏龙凤雏,二者得一,可安天下”的水镜先生了。
但饶得如此慧眼,也有眼浊之时。在1918年的北大图书馆里,紫微星君,日后君临华夏27年的真命天子,就坐在他的面前,站在他的面前,成百个日夜,张申府却眼浊了。
眼浊还不大紧,还恁地这般得罪了。
作为一个图书报纸管理员,毛是不大合格的。他太自以为是,太我行我素了,对于他所担负的这项工作太不勤勉了。管理员的日常工作之一就是制作卡片。卡片的功能是为了让借书人检索用的,所以字要写得好,更重要的是一定要字迹端正,这是最起码的要求。可是毛连这一点也做不到。他用那种龙飞凤舞、潦草的、并没有多少根基的草体字书写图书卡片,显然是很不合适的。何况那时,他的字其实是很差的,远远还不是后来被奉承的那样独树一格,有怀素风格的毛体;说得好听点是“草字出格,神仙不识”。因此,很正常地受到包括张申府在内的高级职员的当面训斥:“你写得这样潦草,谁能看得懂呢?”“这是图书卡片,能不能端正点?”这是很可能发生的事,也是任何一个图书馆里经常发生的事。张甚至要求罚回重做,毛当然没有理由拒绝,却恨声不绝。他不知自省,不愿改正,过分敏感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
所以,他在给家乡的友人写信时流露:“受够了洋教授的窝囊气。”
其实,当年在北大图书馆里,并没有发生过什么了不得的对毛歧视、伤害的事情。除了周作人、傅斯年等人没功夫搭理他,写卡片因字迹潦草遭张申府批评,还有月工资只有8元钱这三件事外,几乎没有第四件了。
所以,毛泽东所说的“受够了洋教授窝囊气”,完全是自身心态不正常的病态感受。与其说受气,不如说是嫉妒。如果抱着刘备的“彼各有事,岂可相强”的态度,什么事都没有了。
培根当年说过这样一句话:“在人类的一切情欲中,嫉妒之情恐怕是最顽强、最持久的了。”
诚哉斯言!

五、“五加一”对毛泽东的特别青睐

其实,毛泽东的北大图书馆管理员的生活过得既不寒酸也不冷清,而是相当热闹、繁忙、充实、有声有色的。
是金子何处不闪光呢?当时在北大最著名的大教授中,已经有相当多的人对毛泽东投下了特别青睐的目光。笔者所能举出名字的有下列五位:
杨昌济、李大钊、陈独秀、邵飘萍、胡适。
第一位就是杨昌济教授。
教授《伦理学》的杨教授在北大的名头并不算很大,但他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的恩师。杨在“一师”任教时就对毛泽东倍加赞赏,说他是湘乡山中出的一名“资质俊秀”的农家弟子。那时的一师流传着“杨门三杰”及“周南女三杰”的说法。“杨门三杰”是指萧子升、毛泽东、蔡和森,但为首的并不是毛,而是萧。萧书香门第,性行淑均,是杨教授最欣赏、喜欢的弟子,一度曾欲以女开慧而许之。但论到革命,杨教授则认定唯毛泽东和蔡和森两人将来会成为国家的栋梁,及至临殁,竟遗书于好友章士钊熟视之。
杨教授调北大在先,毛去北平在后。而毛1918年的北平之行究竟出于什么目的?我们并不能确定。有可能是杨教授主动召他去的,也有可能是奔着杨开慧去的,最大的可能是为了送萧子升、蔡和森等同学去法国勤工俭学,同时也是为了来北平见世面、开眼界。当然也可能是综合因素,几者兼之。毛到了北平后,一开始是吃住在杨家的。杨教授还人托人地帮他找工作。掌上明珠之女儿开慧对毛泽东产生情愫,平时有眉眼来去,杨教授也不可能完全不知道。虽说杨教授择婿首瞩之人并不是毛,而是萧,却因萧家中已有妻室而作罢,但也并没有下了择毛为婿的决心。尽管如此,杨仍然是对毛倾心倾力照顾关怀的,远远超出了一般师生之谊。
所以杨教授不可能是给毛泽东受气之人,而是有大恩大德之人,此谓一。
第二个就是李大钊。
堂堂北大图书馆馆长,由于杨教授的人情,蔡校长的指示,很爽快地给了毛一份工作。工资虽说少了点,但作为一名“北漂”师范生的第一份工作,能挣8块大洋,也就很不错了。想要多挣点,谁不想啊,但也得慢慢来嘛!
解放前夕,毛在西柏坡回忆李大钊:“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李牺牲得太早,与毛交往有限,毛一生对李没有微辞。此谓二。
第三个就是陈独秀。
毛在北大时与陈有什么交往?笔者没有看到相关资料。但能在《新青年》上发表毛之《体育之研究》,这可不能算是寻常的关系。据说这篇文章是杨教授推荐给陈的。
另从建党之初陈对毛的器重推测,毛也不可能受过陈什么气吧。
当时湖南出席一大的代表是毛泽东和何叔衡两人,但为主的是毛。一大后,陈独秀又将湖南建党大业委托给了毛,并任命毛为湘区书记,实际上也就是第一任湖南省委书记。
中共三大前,陈更是出于对毛的欣赏及对毛工作的肯定,将毛调至上海中央机关工作。中共三大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常设机构为中央局:由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五人组成。后由于谭平山调职,改为王荷波。陈独秀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罗章龙为会计,负责中央日常工作。
毛泽东在中共三大时实际上不仅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而且是政治局常委。
这是毛泽东政治生涯中的第一高峰。
正因为毛泽东在中共三大有如此高的地位,所以在随后的国共合作中才能由汪精卫举荐担任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如此显赫的职务。
由此,毛泽东不仅仅是一名“湘士”,而且是一名“国士”了,毛泽东的大名渐渐与闻华夏域中,皆得益于陈独秀的赏识与提携。此谓三。
第四个便是邵飘萍。
邵飘萍(1886—1926),浙江东阳人。是中国新闻理论的开拓者、奠基人,被后人誉为“新闻全才”、“一代报人”等。
1918年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期间,邵正在北京创办《京报》,同时与北大校长蔡元培及教授徐宝璜一起创立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
1918年至1919年间,毛泽东曾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学习半年,是获得听课结业证书的55名学员之一。随后毛才回到湖南创办了《湘江评论》,声名鹊起。毛泽东是伴随他的办报活动登上中国革命舞台的,邵飘萍的新闻课对他的影响无法言喻。
毛泽东还常去邵飘萍家做客,与他交谈。有一次,毛泽东上门时,邵飘萍正在睡觉,毛泽东便在客堂间静坐等候。电话响起,家里人起身去接电话,毛就很有礼貌地站起来鞠躬致意。家里人过意不去,便叫醒了邵飘萍:“你可以醒一醒了,那个你叫“小毛”的又来了。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向斯诺介绍自己生平时,特别提到他曾受过两位老师的影响,一位就是邵飘萍,另一位是李大钊。毛泽东说:“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1926年他被张作霖杀害了。”
1920年,毛泽东在上海写信给罗章龙,打听飘萍的情况,说飘萍是他所关心的人。
1949年3月,中共中央驻地迁到北平,毛泽东委托担任新北平第一任市长的叶剑英关心飘萍夫人汤修慧的生活;同年4月21日,毛泽东在有关报告上亲笔批了“照办”两字,确认邵飘萍为革命烈士。
50年代,毛泽东有一次对新闻界人士谈话时说:“胡适在台湾吹,说我是他的学生。其实,我是邵飘萍的学生。”此谓四。
第五个便是胡适。
胡适的名气当时在中国文化界中仅次于蔡元培,与陈独秀伯仲之间,远超李大钊诸人。
而这个当年中国最大的教授不仅没有给毛“窝囊气”受,还屈尊与之有很多交往。仔细考究毛胡之间的交往,在胡这方面几乎是有求必应。此谓之五。
有关“毛胡”交往之细节,笔者将另辟一节。
此外在北大学生中,毛泽东也并非一无所获。其中同为“中共一大代表”、未来的“中国托派老祖宗”刘仁静,就与毛泽东相当要好。
刘是湖北应城城关人,当然听得懂毛泽东的湖南话。
其时刘仁静只有16岁,毛泽东比他大九岁。由于年龄的差距比较大,照理说毛有可能不屑与刘交谈才是,但刘身上有特别的光环吸引了毛对他的重视。
其一,刘是李大钊特别眷顾的得意门生。刘家境贫困,李大钊多次为其担保甚至代交学杂费。
其二,刘是学英语专业的,李大钊就让他研读英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他年纪小,记忆力强,人又特别聪明,很快就熟读了许多马克思的著作,而且与人谈话时,开口闭口都是马克思如何如何说,当时的北大人给他一个诨号“小马克思”。
有资料称,刘仁静在北大读书时大部分时间在图书馆学习,由此结识了在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二人一见面总有说不完的话”。
笔者称此为“五加一”。

六、胡适对毛几乎有求必应

胡适1917年7月自美国返回,9月到北京大学任教。毛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同时旁听胡适的课,成为胡适的学生。毛不仅听课,课后也时有请教和交流,并深受胡适的影响,这有许多例证。
例如毛对于留学问题的见解,就深受胡适的影响。这是有历史文件作证的。
毛在1920年给好友周世钊(师范时的同班同学)的信中说:

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劭西两位,他们都以为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可见,当年毛泽东请教胡适时,胡作了认真肯定的答复,并没有“目笑存之”。
毛泽东在延安曾对斯诺说:五四前后,“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为我们的楷模。”
如果当年胡适也是给毛气受的洋教授,那毛就不可能说出上述一番话来。
例二:毛于1919年7月14日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与此同时,胡适在北京的《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毛如期把《湘江评论》寄给了胡适。胡在8月24日的《每周评论》第36号上撰写有《介绍新出版物》,高度评价了《湘江评论》,并表示支持湖南的学生斗争。他说:“《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
《民众的大联合》正是毛的宏文。
例三:1919年9月1日,毛响应胡适“多研究些问题”的号召,在湖南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寄给北京大学的邓中夏,刊发于10月23日的《北京大学日刊》。《问题研究会章程》中所列的大小144项问题(有互为兼容),是对胡适文章中所提出的问题的具体展示。不仅思路和主旨与胡适基本一致,说是响应了胡适的号召也不为过。
例四: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这是他为反对湖南督军张敬尧所领导的学生运动的具体工作。他前往北京,代表“新民学会”上书胡适,是想争取胡适对湖南学生的支持。胡适晚年曾对助手胡颂平回忆起这件事:“毛泽东在湖南师范毕业后到了北平,他和五个青年上书于我,——这封信,我是交给竹淼生的弟弟竹生保管的。在抗战期间,放在上海,竹淼生怕生出事,把它烧掉了。”
毛亲自登门拜访胡适之事,胡适的日记中有记录。1920年1月15日的胡适日记中有:“毛泽东来谈湖南事。”
例五: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上海。回湖南后,毛寄给胡适一张名信片, 内容如下:

适之先生:
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
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新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之处,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
此颂
教安

例六:关于自修大学。
胡适晚年旅居美国,读了萧三的《毛泽东的初期革命活动》和胡华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后,追忆起当年他对青年毛泽东的吸引和影响。在1951年5月16-17日的日记上,胡适回忆说:“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湖南了。”
胡适所说的这件事实,在毛给朋友的信中可印证。1920年2月和3月14日毛泽东在离开北京之前分别给陶毅(毛的初恋情人,新民学会会员)、周世钊的信中说:“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两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 “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所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如果自修大学成了,自修有了成绩,可以看情形出一本杂志。”
随后的事情发展是:1921年8月16日毛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了《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同时他又起草了《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9月,毛泽东利用船山学社校舍开办的自修大学开学。原船山学社的社长贺民范为校长,毛泽东任教务长。1922年4月,自修大学的校刊《新时代》创刊。11月自修大学和刊物被湖南政府勒令停办。
综合上述,足见毛与胡交往之多,交往之深。胡先生对于毛几乎有求必应。如说毛也受了胡教授的气,这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

七、桶水之恩,滴水不报

上述“五大教授”中,杨昌济病逝于1920年;邵飘萍于1926年4月26日,以“宣传赤化”的罪名在北京天桥被奉系军阀政府杀害;整一年后的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也被张作霖绞杀于西交民巷的看守所内。
这三大教授死时,毛泽东尚未成气候。
我们就看看毛泽东成气候后,对活着的陈独秀与胡适是怎样“回报”的。
1.毛泽东如何对待陈独秀?
陈独秀一生五次蹲过北洋军阀与国民党的监狱。
1937年8月23日,陈独秀走出国民党位于老虎桥的江苏第一监狱,这是他的最后一次,此时的他已经58岁了,出狱后该往何处而去呢?
国民党是欢迎他的,当然是为了利用。蒋介石派教育部长朱家骅找陈谈话。开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条件:资助2万元加5个编制,让陈自己独立组织一个党派,并以独立党派代表的名义担任国民政府劳动部长。陈独秀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陈独秀的内心希冀着去延安。为了能去延安,他修改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专程来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向叶剑英、博古表示,赞成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当时的党中央是毛洛体制,毛泽东与张闻天提出了陈来延的三个条件:
1.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的全部理论和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
2.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3.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
陈独秀说:“回党固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碍难从命。”事情就僵住了。
接着,王明和康生,分别在《解放》杂志、《团结》周刊上发表文章,把陈称为“匪徒分子”、“日寇侦探”,“领取日本津贴的汉奸”。王、康的文章是不是秉承了毛泽东的意思?我们不知道。当时的王明刚从苏联回来,还有一定的独立性,不一定能听毛的话,但康生已经是无条件的投靠毛了。
1938年3月17日,陈独秀给《新华日报》写了一封公开信,质疑中共中央欢迎自己到延安的诚意,表示“百思不得其故”。
陈独秀与共产党的关系就此彻底破裂了。毛泽东没有拿出任何补救之方。
1939年,陈独秀在重庆宽仁医院养病时,周恩来刚好来到重庆,曾专门去探望陈,表示想把他接到延安去。陈独秀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其后,周恩来又到江津去看望陈,再次请他回延安,并表示这是毛泽东的意思,陈独秀依然拒绝了。周恩来留下的100块银元也被他坚决地退了回去。
1942年5月27日,这位曾被毛泽东一再誉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的陈独秀在贫病交加中逝世,享年63岁。
2.毛泽东如何对待胡适?
中国有句闻名的老话: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胡适对毛的恩德不可谓不大,不可谓不厚,不可谓不诚,可是毛回报了吗?如果将胡对毛的恩德比作一桶水的话了,那么毛是一滴水也不肯回报。当然另一种意义上的“回报”是有的,那就是用一大缸脏水没头没脸地泼了过去。
1954年,毛泽东亲自指导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运动。批俞硝烟未散,接着就转向批判胡适,称他为“实用主义的鼓吹者”、“洋奴买办文人”、“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在毛治下的中国大陆,胡适由学界泰斗一下子就变成了声名狼藉的帝国主义走狗。
50年代中期“讨胡战役”过后,毛泽东曾针对胡适说过两段话。
一次是在怀仁堂宴请知识分子代表时,毛说:“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另一次,毛泽东有一次对新闻界人士谈话时说:“胡适在台湾吹,说我是他的学生。其实,我是邵飘萍的学生。”
这两段话的逻辑真是混乱得很,详细的分析与评价是没有必要的,只能以“莫名其妙”一言以蔽之。
连他曾经是你的老师都不承认了,又何能照顾老师的儿子呢?
胡适的次子胡思杜不幸留在了大陆。在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中,他也写了批判文章在《中国青年》上发表,香港《大公报》、台湾的《中央日报》、美国的《纽约时报》等都转载了他的文章:《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在文章中说:“从阶级分析上我明确了他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在政治上他是没有什么进步性的。”斥责自己的父亲是“帝国主义走狗及人民公敌”,表示要与之划清界线,断绝往来。
胡思杜真诚地表示了对毛泽东的归化,对父亲的背叛,但一点屁用也没有。
反右运动前期,胡思杜还想入党,就积极、主动地给他所在院、部的领导提建议,学院领导马上就将其定为“右派”分子,说他是向党进攻,并抬出他的父亲胡适一齐批。批斗大会开了许多次,胡思杜终于精神崩溃了,于1957年9月21日“上吊自杀”。
胡适直到1962年病逝台北,也不知道他的小儿子早已“畏罪自杀”了!
3.毛泽东如何对待张申府
在毛的心中,当年张要他重填卡片的脸色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延安时期,凡有北平到延安的,毛都要打听打听张申府的情况,末了,都要不阴不阳、不冷不热地说上一句:“张申府!张老板面色很难看啊!”
建国前,张因为第三条道路被开除民盟,成为人民公敌。
解放初期,章士钊仗着他与毛泽东有些过厚不薄的老交情,向毛泽东为张申府求情:“张申府也是我们党的老人了,他的工作应该安排一下。”
毛泽东说:“他是我的顶头上司,我怎么敢安排他呢?”
一句话就将章撂了个老大没趣,做声不得。
1957年,张申府又被打成右派。
所有这些,当然都与当年他给毛“受气”有关。
谁让当年你识得了文曲星,又识得武曲星,却不识潜龙于市之紫微星呢!
毛当然是中国历史上最大最大的“大人物”,但“大人物”小气量者,比比皆是。看毛皇陛下,这个大人物的气量有时竟比“鸡眼”还要小。
人生在世,亲戚有远近,朋友有厚薄,这是最正常不过的事。做人不能光记坏的,不记好的;坏的拼命放大,好的一笔带过,甚至恩将仇报。
古人云:言而无信,不知其可。
其实,恩将仇报,睚眦必报的人,才是真正“不知其可”的人啊!
关于张申府的事再多说几句:
在解放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张申府一直没有工作。尽管张在共产党高层的亲朋故旧有的是,连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都是他。但毛不肯安排,其他人也投鼠忌器。后来还是周恩来转了几个弯,通过北京巿市长彭真将张安排在北京图书馆工作。
张申府是有学问的人,他是杰出的哲学家,对数学也有专长,本来也可以安排到北大当教授。但彭真劝他不要回北大,那样保不住会再受冲击的,而北京图书馆是一个不大为政治注意的单位,正是张这种问题之人安身栖息之处。
张申府晚年之所以过了几十年相对清静无扰的日子,真是完全拜周恩来、彭真之所赐。

八、啊!北大啊,北大!

毛不仅记恨北大的这些人,也一并连带记恨了“北大”这个校。
1949年毛进京后,来过清华好多次,但一次也没有去过北大。
毛到清华来一般都是在晚间。因为清华有个室内游泳池,冬天还可以加温。毛从前没有在室内游泳池游过,因此好奇。清华的这个室内游泳池在西大操场的体育馆内,很小很小,笔者也在那儿游过泳。
1949年4月30日,北大邀请毛泽东参加“五四纪念会”,毛拒绝了,他说:“感谢你们的邀请。因为工作的原故,我不能到你们的会,请予原谅。庆祝北大的进步。”
显然,“工作的原故”是一个托词。
又后来,北大的校长马寅初自以为与毛有些老交情(当然是在老马被批前),想请毛泽东到北大给师生们做一次报告,毛仍然不肯去。1951年9月11日,毛在马致周恩来的一封信上批示:“这种学习很好,可请几个同志去讲演。我不能去。”
为什么“我不能去”呢?
不仍然是那个旧伤疤在作怪吗?我去了,师生们会怎样想?就会想眼前这位伟大领袖原来当年只不过是我们校的一个小小图书管理员。丢不起这个人啊。
不去北大,落魄之地;
不去北大,受气之地;
不去北大,禁脔之地!
但这并不能说明毛泽东对北大没兴趣,相反,他对北大的兴趣大得很,每逢来了运动,他对北大就“关爱”有加。
1.反右运动中,毛泽东对北大的关注
1957年,北大教职工打成右派的90人,学生右派421人,共计511人。
北大的教职员工及学生人数与清华差不多。当时,清华大学划了571个右派分子。其中教职工222人,学生349人。
但是,毛泽东没有对清华的反右运动有特殊的意见,却对北大很不满意。
毛泽东认为北大当时的校党委书记江隆基手太软,就把铁道部的陆平派来担任校党委书记。反右领导小组组长秉承毛的旨意、亲临北大直接指导。他说:北大的右派“不是一打的问题,而是一批的问题”。到了这年十月以及来年春季,不少的单位已开始对右派进行甄别,给一些所谓搞错的人摘帽,可北大却反其道而行之,又搞了一场“右派补课”,补划右派173人,总数达到了699人,其中教职工110人,学生589人。另外还搞出了一批“编外右派”。有的资料中说北大右派总数为716人。当年北大师生总数为八千多人,右派占比接近9%。除了正式划为右派的,还有各级党委内部掌握的“中右分子”,还有一些虽然没有戴右派分子帽子,却按右派分子待遇的人,这类人在右派改正时,一般被称为“错按右派分子对待”。北大的正式右派、“中右分子”、“错按右派分子对待”,这三类人相加就有1500人左右。有一位北大右派校友收集整理的“已知北大部分右派名单”中说,北大右派非正常死亡有26人,其中8人处决,被打死1人,教养期间病死饿死6人,自杀10人,死因不明1人。
2.文革中,毛泽东对北大的关注
文革初起,毛泽东又选定了北大作为文革策源地。将一个“八婆”聂元梓等写的大字报,竭尽夸张能事地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20世纪60年代北京公社宣言”,由此点燃文革泼天大邪火。
运动中,有人在北大历史系贴出一副对联:“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李讷回家说给她老爸听。毛说:“什么池浅王八多,要改一个字,明明是池深王八多嘛!”
也许读者会认为,这只不过是伟大领袖对自己的女儿随口说的一句戏言。可事实上毛对自己脱口而出的这句话非常得意,特别关照李讷向聂元梓传达这句话。
一个“深”字不打紧,运动又烈火烹油地升级燃烧了。
尽管如此,毛还是不满意。
1968年7月28日,毛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聂蒯韩谭王“五大学生领袖”时,更是直接对聂元梓说:“最近有些学校斗了些黑帮,画了像,新北大才搞了十几个,就那么点黑帮?我看不止那一点吧。”
于是又有无数北大教授和干部“屋漏偏遭连番雨”,再次遭整肃。北大副校长、历史系主任翦伯赞夫妻就在这年的12月18日夜,吃下大量安眠药自杀的。
凭什么?毛泽东说北大的右派不止这么多;
凭什么?毛泽东说北大“池深王八多”;
凭什么?毛泽东说北大的黑帮“不止那一点吧”。
还不都是起源于1918年的那一点刻骨铭心、小鸡肚肠的感受吗?
啊!北大啊,北大!你可太倒霉了。
我们清华虽然也倒霉,但似乎没有你这样倒霉的。

九、附 注

有两个问题要补充讲清楚:
1.周作人究竟有没有给毛泽东气受?
从周作人关于与毛交往所留下的片言只语中,问题远不是那么严重的。
1.毛曾到过八道湾十一号拜访过他,求教“新村主义”。这件事在周作人日记中有记载。1920年4月7日的《周作人日记》记有:“毛泽东君来访。”这次来访的时间是毛泽东第二次去北京期间。
试问:如果毛在第一次去北京时就已经受了周的气,毛已经对周心生恶感了,那么还会有第二次拜访吗?
2.1940年,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要去延安寻夫并投奔革命,在贾植芳(李星华的小叔子,后来著名的胡风分子)与周作人的帮助下得以成行。临行前周作人对李说:“延安我不认识什么人,只认识一个毛润之,请你给他带好。”
周作人说这话的语气很平和,根本也看不出毛周之间有什么交恶的过去。当然也可以看出两人的交情也不深,否则就不是带口信,而是带书信了。但既然能带口信,也就说明两人的关系平平常常过得去。
3.建国后,毛泽东对周作人也是给了出路的。
周作人曾写了一封信给周恩来。委托自己的学生把这封信送给董必武,请他转交。他又把信的抄件寄给了郑振铎。据有关人士回忆,毛曾看过这封信,看完之后说:“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古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让他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
周作人后来的命运似乎就由毛的这几句话决定了。过了十多年的平静日子,直至文革发生。
周作人为什么不直接写信给毛?
解放后,周作人心存侥幸的是,眼下这位党国的最高领导,毕竟当年在北大图书馆与自己有过一面之交,而且后来又来寓所拜访过自己。就算是普通关系,也或许会给予礼遇。但“因为知道他事情太忙,不便去惊动”,所以没有直接给毛写信。
2.张申府有没有做过北大图书馆的代理馆长?
关于张申府在1918年有没有做过代理馆长这件事,张的女儿张燕妮的回忆文章《父亲张申府在中共建党前后》一文中没有正面提及此事。但文中说:“父亲在北大任助教教预科,平时课程不大多,就在图书馆帮助李大钊做些工作。”
既然张并没有做过代理馆长,那么是不是就不可能发生因“图书卡片”一事而引发的冲突呢?
也不是的。张燕妮的文章还说:“暑假期间,李大钊组织一些学生‘勤工俭学’,课外帮助整理图书,翻译、编目、打印等,卡片,父亲则负责检查和校对。毛泽东来北大时,一度也参加了这项勤工俭学活动。”
张女的文章中为什么要特别指出“父亲则负责检查和校对”,并指出毛泽东参加了这项工作呢?这就相对明确地回答了毛张因“图书卡片”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究竟有没有发生冲突?张女士肯定是知道的,但她仅点到为止。
将上述两点补充解释清楚了,本文也可结束了。
无需再作结论,结论在每一个读者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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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记忆》第九十七期
帖子发表于 : 周三 5月 01, 2013 10:2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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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与跋】

一个工人造反派的文革记录
——从叶昌明的《工作笔记》看“工总司”

金光耀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处于高潮的1967年6月说过:“上海就是工人这个队伍比较好,所以上海的局势中央也比较放心。” 而在当时代表能上海工人这个队伍的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以下简称“工总司”)。“工总司”是“文化大革命”中影响最大的工人造反组织,迄今对“工总司”的研究已有一些成果,这些成果主要依据两类资料:一类是“文革”时期的传单和报纸,另一类是“文革”后当事人的交代材料。这两类材料当然十分重要,但又有着明显的缺陷。前者在“造反有理”的政治环境下,以“文革”话语渲染、强调“工总司”的造反精神及辉煌战绩,旨在突出“工总司”作为造反派的“光辉形象”;后者则是“工总司”主要成员在“文革”结束后作为犯人在关押和受审期间的罪行交代。显然,这两类材料都有着强烈的时代特征和主观色彩,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因此,对“工总司”的进一步研究,发掘上述两类资料之外当时的原始资料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历史研究求真是第一位的,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有第一手资料的支撑。
这里要介绍的叶昌明的工作笔记(以下称《工作笔记》)就是研究“文革”初期的“工总司”十分重要的原始资料。叶昌明1944年3月出生,“文革”开始时是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化验室工人。1966年11月上旬参与组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工总司”成立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后任“工总司”常委。参加“工总司”并成为主要负责人后,叶昌明记有工作笔记,现有五本存世。这五本工作笔记在时间上前后相连,第一本起自1966年11月12日,第五本止于1967年7月24日,涵盖几近八个半月的时间,总共约13万字。其中第一本为32开笔记本,第三本为32开黑色硬面抄,第二、四、五本均为当时十分常见的64开工作手册。
“工总司”的成立大会召开于1966年11月9日,紧接着就发生了“安亭事件”。草创之初的“工总司”发起人员来自全市十七个厂,组织架构并不完整,当然不会有任何文书制度,也就没有留下什么正式的文字资料。因此,单从时间上看,叶昌明从“工总司”成立大会后第四天开始记的工作笔记就有着无可替代的史料价值。《工作笔记》是在工作状态中的实时记录,主要记录领导讲话、会议发言、讨论结果或做出的决定、他人反映的情况及“工总司”总部或下属组织的机构和人员情况等,与传单、小报等资料相比,更接近原始状态,史料价值也就要胜出一筹。
总体而言,对于成立之初的“工总司”总部、它的主要负责人、“工总司”与其他造反组织之间的关系等上海文革初期的情况,《工作笔记》提供了许多第一手的重要材料,其中有不少为现有的历史叙述中所未提及或叙述有误,因此为我们了解“文革”初期的上海政治运动尤其是工人运动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

造反初期的“工总司”总部

“工总司”的成立大会和紧接着的“安亭事件”,将在全市范围内的造反派工人聚了起来。但“工总司”最初的发起单位有十七家之多,来自这些厂家的人原先相互间并不认识,虽有相同的“造反”目标,却缺少必要的信任,而且组织架构一开始也不完善,因此最初总部内的状况可说是相当混乱。现有的历史叙述,对成立之初的“工总司”均集中于成立大会和工人造反派拦截火车,而对总部内的状况却缺少记载。11月14日,即在“安亭事件”结束,张春桥签字同意“工总司”提出的五条要求的次日,“工总司”在其总部所在地巨鹿路691号有过一次会议。此次会议在“工总司”于1967年编写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斗争纪要》中没有记载, 也不见于其他叙述,而《工作笔记》中记下当晚8点在总部有一次“群众会议”。据叶昌明多年后回忆,所谓群众会议,也就是所有当时在总部的人都可参加。 《工作笔记》记下了这次会上所提出的37条“意见”(第5—7页)。这些意见中不少是表达对总部的不满:“总部不能发动广大群众,工作没做到家”(第16条),“总部五人意见不统一,行动不统一,引起损失”(第21条);也有针对要调换总部人员而发出的反对声音:“把原来的筹备人员都调了,谁来承认你们”(第17条)。有对加强总部提出建议的:“总部人员一定要严格审查,不要被政治扒手钻空子”(第5条),“总部发特殊工作证,防止坏人入内”(第28条);也有为总部领导设定标准的:“领导核心是最敢造反的”(第31条),“在大风大浪中能坚持的人才能是我们的领导人,最坚强的革命左派才能做领导”(第25条)。还有对当前任务发表看法的:“筹备开曹荻秋检讨大会”(第1条),“中心任务应抓张春桥的五点,以书面材料大量散发,驳斥陈伯达的电报,越快越好”(第6条),“揭露市委的欺骗行为”(第7条)。从这37条意见中,不难想见这次会议召开时七嘴八舌的情况,折射出总部成立之初的乱象。不过,这些工人造反派对混乱的场面还是高度警觉的,所以会反复强调防止坏人和政治扒手,还提出要“整顿好组织”,“纯洁队伍”,“我们的队伍一定要个人成份,革命观弄清”。强调阶级成份也是当时人们普遍的思维模式。《工作笔记》在记录那些到总部来反映情况的人们时,首先写下的是他们的家庭出身和本人成份。而在决定“工总司”的纠察时,也规定了要由复员转业军人来负责。(第5页)
“安亭事件”通常被看成是“工总司”与张春桥结盟的起点,而《工作笔记》则显示“安亭事件”刚结束时工人造反派对张春桥并非就完全信任,更不要说言听计从了。从安亭刚返回上海后,王洪文、潘国平、叶昌明等“工总司”核心人员在总部讨论下一步怎么办,其中一条就是要“‘抓’住张春桥,叫他承认这是革命的组织革命的行动”,表明他们对张春桥在安亭已经口头答应的条件还不完全相信,怕他回上海后要赖账。(第2页)即便在13日下午张春桥在“五项要求”上签字后,工人造反派中还是有人对其持怀疑态度,认为“张春桥来沪:他来是有阴谋的。”(第7页) 显示出工人造反派中害怕上当受骗的思想,由此也可以知道工人造反派最初与张春桥关系的复杂性。
“工总司”刚成立时总部的组织架构是不完整的,且总部人员变化又大。由于缺少文字资料,目前关于总部组织及人员构成的叙述都根据事后回忆,而不少回忆还是很多年之后的,因此总部的组织架构和人员构成有各不相同的说法。 《工作笔记》则在1966年11月中旬至年底间留下了三份总部机构和人员的名单。
第一份名单没有日期,但在笔记本中列在11月14日晚总部的“群众大会”之前,因此当在12日晚与14日晚之间写下。名单中首先列出了筹委会委员三人:王洪文、潘国平、黄金海(据叶昌明回忆,这个筹委会负责筹建工总司的总部机构)。然后列出总部设立的宣传组、总务组、秘书材料组、组织保卫组和联络组共五个组,每组若干人。在最初的设想中有过组织材料组和秘书组的设想,但在笔记本中被圈掉了。从笔记本中多处被圈掉来看,这份名单应是在讨论过程中记下来的。(第3页)
没过几天,约在11月16日或17日,叶昌明又记下了一份名单:

筹委会:
十七人:叶昌明、徐美英、丁德法、缪南生、黄文海、范佐栋、张伯生、黄金海、王洪文、孔繁胤、蒋周法、陈金星、蒋财良、陈阿大、潘国平、张潮生、戴立清
筹委会执委:
组织分工:
秘书材料组:范佐栋、黄文海、叶昌明、张伯生、王汉清
组织保卫组:孔繁胤、陈金星、王洪文
总务组:徐美英、岑麒麟、王廼元
宣传组:潘国平、黄金海、朱泽民、李林、王湘伯
联络组:丁德法、缪南生、蒋财良、谢鹏飞、蒋周发(第10-11页)

这里筹委会的17人,来自“工总司”最初的17个发起单位,其中代表上海标准件二厂的戴立清替代了该厂最初出席11月6日会议的王汉清。筹委会执委相当于常委,但人名空缺,即实际上当时并没有确定人选。总部内的五个组与前一份相同,但人员已有变动。这份名单比第一份显得更正式、完整,可看作是“工总司”总部成立一周后确定的工作班子。
在第二本《工作笔记》的最后几页,叶昌明记下了第三份“工总司”总部的组织机构和人员构成的名单(紧接着这份名单还记下了“工总司”北上返沪一兵团、二兵团和同济“东方红”、“炮司”等上海造反组织以及首都三司、清华“井冈山”等外地造反组织驻沪联络站的联络方式及联络人,甚至还有当时华东局、上海市委领导人魏文伯、梁国斌等的联系电话,可称是“文革”初期上海造反派的一张“联络图”):

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组织系统)
核心领导小组:
王洪文、潘国平、叶昌明、蒋周发、范佐栋、陈阿大
秘书材料组:
范佐栋、戴立清、房佩仙、黄文海
宣传组:
张伯生、丁德法、王腓利、王廼元
总务组:
陈阿大、徐美英
保卫、接待组:
耿金章、陈金星
联络组:
叶昌明、蒋周法、蒋明才、缪南生
各区联络站工作组:
王洪文、潘国平(第60页)

据叶昌明回忆,这份名单是在1966年11月下旬至年底间写下的。与前两份名单不同,这份名单有一个核心领导小组,王洪文列在首位,其成员也就是后来“工总司”的常委。核心领导小组成员原先还写着耿金章,但后来被划掉了,当在耿被抓之后。总部机构中秘书材料、宣传、总务和联络四个组仍存在,但人员均有变动,而组织保卫组调整为保卫、接待组。此外,新设了各区联络站工作组,由王洪文和潘国平直接负责,表明区级组织的整合成为总部关注的重点。上述这三份名单,清晰、完整地记录下“工总司”早期的组织架构和人员构成,以及它的一些变化,是“工总司”早期组织状况的十分重要的史料。

造反派的革命话语

“安亭事件”后,“工总司”因为张春桥同意了五条要求而成为得到承认的全市性的工人造反组织,在向所谓的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反的同时,其对草创时期总部自身存在的问题也予以极大的关注,而在已有的历史叙述中对此也是缺乏的,《工作笔记》则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信息。11月26日,即“工总司”成立刚过半月,“安亭事件”结束尚不到两周,“工总司”总部就召开了第一次内部整风会议,按当时的革命话语就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参加者除7个常委(即核心领导小组成员,此时还有耿金章),还包括各组的组长。会议由王洪文主持,他在开头就表示:“各种思想存在,各种人都有,有政治扒手。不能抱有私心杂念来搞运动。”在接下来的发言中,“工总司”常委蒋周发指出:“总部很乱,有人在争权夺利”,并批评“有些人在南京吃大鱼大肉,走修正主义道路。内部争权夺利,形成舆论被动。”“在南京吃大鱼大肉”,指的是“工总司北上返沪一兵团”的戴祖祥。作为“工总司”第二把手的潘国平在指责戴祖祥“搞大鱼大肉吃”的同时,也针对有人说他自己穿军大衣,坐小轿车,把一卡车东西留下来等事情作了辩解,并提出“司令部暂停三天接待,整顿内部。”而被众人批评的戴祖祥则辩解道:“在南京我没有坐小汽车,我弟弟病了把他送到医院,我身上还没有钱。”(第19—20页)
这样的内部整风会,《工作笔记》中记有多次。这里再举一例,即1967年4月2日和4日两天,“工总司”总部连续召开的整风会。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总部成员检查自己思想、工作和生活作风上的问题,每个发言者都做了自我批评。王洪文在发言中说:“工司成立后最大的缺点是放松了政治思想工作,没有抓,有单纯的军事观点,没有政治领导,开会也很少谈政治,说明了我本身没有突出政治,造成了总部工作被动。没有关心同志的进步”,此外“没有发挥集体领导的作用,有许多问题的决定是武断的,独断独行。客观上是碰头少,主观上是自己说了算,单干,有一种错误的想法是不相信同志。常委集体研究处理问题少,个人处理问题多。总之我没有当好班长,没有发挥左右手作用。”潘国平的自我批评是:“组织上的混乱问题我也有责任”,“有养尊处优的思想”,“由于地位发生了些变化,因此思想上也有了些变化”。另一名常委陈阿大说:“我比较主观、片面,容易冲动。安亭事件后,我对老王、小潘有些怀疑,发牢骚。”会上也有对他人提出批评的。蒋周发提出,“资产阶级思想在总部已经表现出来,如用小汽车问题”,“有人挥霍浪费,开了汽车到饭店去吃饭等”。蒋周发没有点名的批评指的是王洪文。当时上海警备区给了“工总司”总部一辆吉普车,以示部队对工人造反派的支持。这唯一的一辆车归王洪文使用,他常坐车从外滩的“工总司”总部到静安寺附近的部队开办的延安饭店去吃饭。王洪文对蒋周法的批评丝毫没有辩解,而是虚心接受,承认“在一月革命之前没有车子是经常走的,后来有了车子就不大想走了,在思想上有了变化”。上海警备区驻“工总司”支左小分队负责人康宁一在对这两天的整风会进行总结时,强调了两点:第一点是造反派本身思想的变化,“在我们常委和组长里,地位的改变,思想上没有跟上去”,“我们现在不要忘了一个工人的本色”,“原来的造反派脾气在逐步消逝,坏风气成长”。第二点是内部的团结和集体领导的形成,“没有形成集体领导,各自形成山头,这是很大的危险。没有顾全大局,为革命利益着想”。(第70—75页)
康宁一强调的两点,正是“工总司”总部内几次整风会议所要“整”的重点,尤其是所谓地位改变后保持工人本色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坐小汽车、吃大鱼大肉在当时的造反派内被视为“养尊处优”,“走修正主义道路”,理所当然地遭到严厉的批评;对其指责和鄙视,甚至还超过正在滋长的头头们独断独行、各自形成山头这类工作方面的严重问题。《工作笔记》中的这些信息,展现了“文革”初期“革命造反派”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在现有的历史叙述中,对“革命造反派”往往只是强调、突出其“造反”的一面,其造反的动机一般被认为是在基层单位受到了压制。其实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他们确还有“革命”的一面,比如此处显示的时刻警惕地位变了思想发生变化,时刻不忘保持工人的本色,而坐小汽车更成为资产阶级思想的象征性标志。这反映出当时流行的革命话语不仅仅是口头上喊喊的空话,而是确实成为大多数造反派认同的评判人和事的“革命标准”。但另一方面,尽管革命话语十分盛行,由于没有制度约束,获得权力的造反派还是难以抵挡权力的诱惑,也因此坐小汽车这类受到“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事例会不断地出现。
工人造反派内在的复杂性的另一表现在于他们对于“党”的态度。造反派起来造反,其矛头所指大体上先是所在单位的党政领导,然后升级至上海乃至全国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在冲击、批判党内走资派时,造反派表现出对本单位和本地区党政领导权威的蔑视,但同时党在他们的心目中却仍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叶昌明的《工作笔记》在这方面也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在1966年11月26日“工总司”总部第一次整风会议上,针对总部内部的乱象,就有人提出“要有党的领导”,并建议发动党员“参加核心领导”。(第20页)事实上,王洪文能够从最初十七个厂的发起者中脱颖而出,成为“工总司”的司令,起决定性作用的正是他的中共党员的身份。在造党内走资派反的同时,强调党的领导和相信党员的作用,这看似矛盾的现象,正是理解“文革”初期千百万工人、学生充满热情投身运动的关键所在。而此种思维方式一直在延续。1967年5月,“工总司”在整风后,要从基层抽调人员充实总部,考虑人选时党员仍然是重要的标准。在《工作笔记》中记下的5个从基层抽调的人员中,3个是中共党员,其中从上海电机厂抽调的金祖敏就此步入权力圈,“文革”后期还调至中央组织部担任要职。(第197页)
内部整风会中王洪文的发言,当时满大街散发的传单和小报中并无记载,《工作笔记》对此却是实录。应该说,此时的王洪文虽已贵为“工总司”司令,但在“工总司”内部整风会上,还是力图按毛泽东所说的“两个务必”、按当时的革命话语去行事,对自己行为上有出格处如坐小汽车去吃饭等毫不掩饰地作自我批评,至少在口头上是如此。这与“文革”结束后揭批“四人帮”时我们看到的他到北京后的骄奢并不一样,只能说是权力腐蚀人的又一例证。《工作笔记》中对王洪文的记录颇多,这让我们对这位后来被毛泽东称为集工农兵于一身并因此被钦点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工人造反领袖在“文革”初期的表现有了一些贴近的观察。比如,1967年5月9日,“工总司”举行成立半周年庆祝大会,遭到徐景贤以及《文汇报》社论的批评。“工总司”内许多人如潘国平等对此都表示出强烈的不满,但王洪文的态度却有所不同。5月22日他在“工总司”内讲,“从我们最近暴露出来的问题来看,文汇报是批评得对。我们应该自我检查”,同时还批评了“工总司”内的几种错误思想,如“骄傲自大,自以为了不起”,“怀疑到张春桥,想到北京去告状”。(第174页)其他工人造反派大都是从“工总司”本身的立场来考虑问题的。王洪文与他们不同,他常常能超越“工总司”本身的立场,这显示出他在政治上确比其他工人造反派要“成熟”些。
《工作笔记》对“工总司”另几位头头也有不少记录,例如对排名仅次于王洪文的另一位司令潘国平。1966年11月下旬,叶昌明记下了几个工人造反派、红卫兵私下议论潘的言论:“对潘国平原来我很佩服,但安亭事件中及总部混乱的情况使我对他来了个180度的转弯”;“我在7日就发现潘国平不是一个真正革命者,他做联络是联一些知心朋友”;安亭事件时“他住在第一列车厢,吃住都比一般人好,进出坐小汽车”;“潘是混进我们队伍里的人”。显示了还在造反之初,潘国平的能力与人品就遭到一些人的质疑。(第15—16页)对潘国平的批评《工作笔记》中记有不少,尤集中于对其生活作风的批评,如“对小潘坐小汽车一溜烟跑有意见”(第157页)。坐小汽车被工人造反派不断地看成是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重要标志。

形形色色的造反派和造反组织

叶昌明在“工总司”总部中,除一小段时间外,都在总部负责处理各种事务,包括接待许多到总部反映情况、寻求支持的基层厂家的工人。《工作笔记》中记录下许多基层工人来反映的情况,这是了解“文革”初期基层工厂状况和工人为何起来造反的重要资料,这里摘录几例。
1966年11月中旬,义大染织厂一位徐姓工人前来“工总司”总部反映情况,叶昌明写下其名字后,接着写下“工人,有十四年工龄。出身:伪职员”,显然问了其成分和家庭出身,显示出当时的流行做法。徐表示,他因为认为刘少奇关于党内斗争的言论与毛泽东思想相抵触,所以在“文革”初写了大字报,但却被单位扣上反革命帽子,因此要求与张春桥面谈。(第7页)11月下旬,上海绒布厂一位童工出身的缪姓女工来反映,她因为到市委去告该厂的党委书记,在9月初被厂里组织起来的人剪掉头发,并被游街和挨打,两天一夜没有睡觉和吃饭,同厂还有十多个人被打成反革命。(第21页)也是在11月下旬,长宁建筑修建服务队的王姓工人(家庭出身也是工人,1953年受过一年刑事处分)来反映,他在7月下旬与人合写了一张揭发单位领导的大字报,被领导发觉后撤去生产和学习组长职务,随后被宣布监督劳动,接着被剪头发,反绑游街,手被打伤,在11月初又被强制押送回乡,乡下无法接受后才重回单位。(第22页)
这些“诉苦”集中在1966年的11月中、下旬,诉苦人都因为写大字报,主要是写本单位领导的大字报,而遭到本单位领导组织起来的批斗并被扣上反革命帽子,折射出部分基层单位领导与群众的紧张关系。这些来总部“诉苦”的人当然是将“工总司”看作救星以寻求其支持的,而我们藉此也可对“工总司”最初的基干队伍有一较为直观的了解。
除了诉苦,11月中、下旬许多到总部来的基层厂工人是来讨“工总司”袖章的,少到几十只,多到上千只。基层厂工人对“工总司”的红袖章的需求十分迫切,因为袖章一戴上就是正宗的造反派了,就像辛亥年辫子一剪就算革命党了一样。而总部对发放袖章却十分谨慎,因为按叶昌明几十年后的说法,发袖章就像发委任状,表明总部对基层造反队的承认。
“工总司”是上海最大的工人造反组织,而当时上海各行各业还有许多各式各样的造反组织。《工作笔记》对“工总司”与其他造反组织之间的关系也留下了不少记录。
1967年5月26日,“工总司”根据张春桥的指示开门整风,请其他造反组织来给自己提意见,当时被称为“九小司”的财贸、教育、科技、医务等其他系统的九个市级造反组织都出席了。“工总司”作为工人造反派的组织,按理只应在工厂里发展造反派,但此时它在财贸、科技、小教等系统内都建立了自己的下属组织,由此与“财革会”(上海财贸系统革命造反委员会)、“科司”(上海市科研单位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小教司”(上海小教革命联合造反总司令部)等造反组织产生了矛盾。即使在没有设立下属组织的系统如公安,也与该系统的造反组织“公革会”(上海市公安局革命造反委员会)关系紧张。因此这些组织对“工总司”插手本系统普遍表示不满,批评“工总司”有“大国沙文主义”。如“财革会”指出“工总司”“老大思想多”、“看到地位没考虑到责任”;“科司”说“工总司的基层组织砸了我们好几次”;“小教司”也抱怨“助长了工司教攻击小教司”,这都反映出“工总司”一支独大后与其他造反组织间的紧张关系。(第190—192页)次日,“工总司”自己开会,总结前一天各组织提出的意见,相当虚心地接受了他们的批评,并作了自我批评:“许多事例上表现了‘工总司’的大国沙文主义,对其他组织不够尊重,老虎屁股摸不得”;“同其他组织交换意见,商量工作不够,不能倾听不同意见,爱听好话,不能区别真正的朋友”,因此“‘工总司’的核心应该整顿”。(第193页)
如果说在与“九小司”这些造反组织的关系中,“工总司”是以大欺小,“大国沙文主义”的话,那么它与“机联站”(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关系则要复杂得多了。“机联站”是原市委写作班造反后成立的,其成员主要是市级机关的干部。1967年1月初张春桥、姚文元从北京回上海后,实际上将“机联站”作为他们的秘书班子来使用,使得它凌驾于各造反组织之上,其头头徐景贤也因权势仅在张、姚之后被称为“徐老三”,从而引起其他造反派尤其是工人造反派的不满和反感,并自感被冷落了。而在“机联站”这方面,这些知识分子出身的机关干部对工人“大老粗”从心底里是多少有点看不起的。因此,“工总司”与“机联站”之间在“一月革命”夺权后关系开始紧张,积怨逐渐加深。《工作笔记》记下了1967年5月4日晚徐景贤代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出席“工总司”整风会议时的情况。徐景贤在讲话中提到与“工总司”的关系时承认:“与工总司负责日常工作的同志见面太少了,不管怎么忙总应该开个会,交换些意见”,“特别是(与)工人组织一起讨论形势、工作不够,有了些意见,这方面主要由我们负责”。虽然作了自我批评,但通观徐景贤的整篇讲话,他的口气是居高临下的,并反复多次提到张春桥,以表明“机联站”的特殊地位。如他说,1967年1月初张春桥和姚文元“二位一回上海,使我们的组织处于一些特殊的地位,找人也通过我们,形成特殊现象”。但“工总司”对徐的发言并不买账,黄金海马上当着徐景贤的面表示,对“机联站”的秀才们“确实是存在着意见”,抱怨说“为什么从市革委会到下面,机关造反队就是和我们合不拢,机关造反队在排挤工人组织,有些事情都是通过原来一套班子布置下去”,还指出“徐景贤同志除王洪文外不大爱搭理”。“工总司”另一员大将戴立清也直截了当地表示:“机关造反派和工人造反队合不拢”。(第114—117页)
徐景贤所谓的自我批评反激起“工总司”更大的不满,其高人一等的姿态也反衬出工人造反派的失落,这正是他们在5月9日大张旗鼓地搞“工总司”成立半周年纪念大会的主要原因,以期重振工人造反派的军威。徐景贤受邀很不情愿地出席了这次大会,但次日他就在另一场合公开对此作了批评,还语带嘲讽地说:“难道一周年都等不及了吗?”于是,咽不下这口气的“工总司”派叶昌明与王秀珍等专程到南京去向正在那里的张春桥报告此事。叶昌明在《工作笔记》中写下了准备汇报的要点:“(1)形势大好(与全国相比),但阶级斗争复杂,最近武斗风日益严重。(2)工总司的情况。(3)我们对目前情况的看法(和机联站的分歧)。(4)我们的意见和建议。” (第121页)反映出对“机联站”的极度不满。但他们到南京后,张春桥避而不见。不过,《工作笔记》又记下了张春桥回上海后5月20日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张一方面批评半周年大会“有些铺张浪费,这点我不大满意,我们的同志太不朴素了,这样是不能重振军威的”,一方面又安抚“工总司”,说“那天大会,你们要么不给我打招呼,打了招呼总要说几句。你们心情我知道,总是有些困难了,才开了大会。”(第180页)张讲话后,徐景贤的口气也就变了,他对“工总司”表示,“有一些话是不应该讲的”,是“不严肃的不负责任的”。(第189页)这些记录对于理解“工总司”的“大老粗”与“机联站”的秀才们间的关系,以及张春桥对待两者的态度,显然是十分重要的。

研究“文革”的新史料

《工作笔记》中有许多内容是叶昌明作为“工总司”负责人参加各种会议时的记录,这中间包括中央文件或中央领导讲话的传达,张春桥、姚文元的讲话,以及其他关于上海文革的重要信息,其中一些内容为已刊布的资料中未见或罕见,极具史料价值。
1967年6月27日,徐景贤传达中央文革宣传小组会议精神,其中提到:“主席讲,各地报来武斗的情况,死伤多少,讲得都很严重。武斗有,但查下来都没有那样严重,好像过去虚报灾情,好多领粮食一样,好得到支持。”(第225页)查大陆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传》等以及海外出版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等,均不见毛此句话。从这段话来看,毛泽东对当时已在各地蔓延的武斗事件并不认为很严重,所以稍后他就决定去武汉亲自解决问题,结果武汉的“七二0事件”证明了他判断的失误。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将他认为的夸大武斗情况与虚报灾情来相比,可见毛一直不承认大跃进后发生的严重灾情。
与武汉、四川等地的武斗相比,上海的武斗规模要小多了。但上海的武斗规模究竟如何?《工作笔记》提供了一组数据。
1967年6月8日上海市革委会举行扩大会议,讨论贯彻两天前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六六通令”。会上,政法指挥部介绍了最近两个月上海武斗的情况:4月有87个单位发生武斗(无受伤人员统计);5月有174 个单位发生武斗,共894人受伤;6月1日至4日有36个单位发生武斗,共542人受伤。“有些地方打、砸、抢、抓很严重,私设公堂。有些单位武斗时间较长(师院、轻工校、一0一厂)”。针对“六六通令”第二条反对抢夺档案文件,王洪文在会上讲,“抢材料过去和现在都是二种情况:一种是造反队内抢材料,一是坏人抢。坏人抢必须严肃处理。”言下之意,造反队抢可以不予追究。徐景贤接着发言虽说,“对档案都不能抢”,但他又强调这个通令是“支持好人,而不是束缚好人手脚的”,要“具体情况具体处理”。(第204页)对于贯彻中央通令,王洪文与徐景贤分歧倒是不大,还是大同小异的。
《工作笔记》还记录了1967年1月3日在锦江小礼堂举行的一次重要会议。当时上海因为工厂工人纷纷外出造反,正常的生产秩序根本无法维持,面临着所谓“三停”(停水、停电、停交通)的可能性。对于“三停”,各种关于这一时期上海文革的记叙都要提到,但就我阅读所及,似乎均未提及1月3日这次会议。此次会议的参加者,造反派方面有“工总司”的潘国平、叶昌明及红卫兵“炮司”的周谷声等,干部方面有上海市副市长梁国斌以及公安局、公用事业管理局、邮电局、海运局和市计委的负责人等。据叶昌明回忆,会议由梁国斌主持,潘国平坐在梁身边,整个会议实际上是由“工总司”主导的。计委的负责人在发言中说,上海“煤的库存下降很厉害,有的电厂存煤只有两天了”。各局负责人以及副市长梁国斌都表示要站到工人左派也就是“工总司”这一边,并努力确保正常的生产秩序。会议记录显示了上海工业生产和社会生活面临的严重危机,以及市、局领导干部在运动冲击下对造反派的态度和立场。交通大学红卫兵杨小兵在会上建议以造反派为主协同各局党委组成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以“保卫抓革命促生产”。此建议得到梁国斌的支持,认为可以“试一试”。(第47—51页)稍后,上海的造反派就以工人为主成立了“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
当然,《工作笔记》的史料价值并不仅限于前面所揭示的几个方面。比如,“工总司”初期在总部下是区一级的分部或联络站,“一月革命”夺权后强调归口闹革命,基层造反队归口于各工业局系统。于是那些区的造反派头头因失去权力而产生抵触情绪,叶昌明负责去化解这一矛盾,对这一情况多有记录。再如,“联司”问题是上海文革中的一件大事。《工作笔记》在1967年6—7月间对此有许多重要的记录,反映了“工总司”和市革会对“联司”的态度,透露出一些重要的信息。
新史料的出现必将推进对相关课题的研究,这是史学发展的规律。《工作笔记》对于“工总司”和上海文革历史的研究,也必然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述 往】

逃出生天记
——我的偷渡经历

老 潘

一、1966年

1966年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年头。为什么说它不寻常?因为这一年中国开始了“文化大革命”。这个所谓的“文化大革命” 从1966年五六月间开始,到1968年知青下乡,可以说是基本结束了。但经历过的人大概不能否定,它的余波,或者说“威力”,一直持续到1976年毛泽东归西,才算中止。所以,也有“文革十年”之说。文化大革命把中共建政以来建立的国家秩序,从官僚体系,经济体系,教育体系,到民生,乃至全中国每个家庭的饭桌、卧室,都实行了一次相当无情的打击。国家经济濒临崩溃;老百姓死人、伤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者无数。1977年中共的十一届七中全会决议,把毛的这个文化大革命定性为浩劫,可见其性质之荒唐,其破坏力之大。
1966年我15岁,在中国生活了15个年头,读初中二。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学校停课了。老师、学生都忙着参加文革。那时,冲锋陷阵的很多都是初中生。可我从小就世故,也可能是我从小喜欢读古典文学,也喜欢民间故事,以“宽容”、“隐恶扬善”、“得饶人处且饶人”为高尚品格。由于我内心的价值观和毛的阶级斗争哲学冲突,于是对于文化革命那些斗人、整人,生安白造地诬陷人等,非常不解。所以,即使我父亲的成份是工人,属于红五类,我没有加入到那些所谓的“战斗行列”里去。但我没有错过免费乘火车的机会,成功地“串联”到过上海。可惜和北京失之交臂,当然也没见着老毛。
虽然后来一切有正常思维的人都明白文革这东西是荒唐透顶的闹剧,可是包括当年被整得死去活来的所谓“国家领导人”们,以及众多的有识之士,居然就没有一个人、一个组织敢站出来说个“不”字。自打世界开始认识中国人,特别是近代,中国人的智慧可以说是越来越得到世界的认同。可是,1958年大跃进的“亩产万斤”也好,“文化大革命”也好,以及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年复一年的林林总总的政治运动,说穿了,其实都是荒唐透顶的“皇帝的新衣”。诺大的一个中国,居然就出不了一个天真的孩童,说出实话,戳穿那谎言!
不管怎么说,这文革却彻彻底底地为我在中国受教育的机会划上了休止符。

二、下 乡

两年后,1968年,可能是毛疯够了,也可能是达到了他搞文革的政治目的,对全中国中学生的利用也要告一段落,是时候藏良弓、烹走狗了。本来,城镇的工矿企业承受的一般是初中和高中两届的毕业生。而现在把六届的初高中生一下子丢给他们,加上两年来的经济破坏,城镇肯定是吃不消的。于是,就产生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除了少量初中生留城升高中之外,全中国大多数初一到高三的中学生全部算作初中、高中毕业生,掺沙子一样把他们下放到全中国的农村,农场去。
之所以说“大多数”,是因为还是有一些不必下乡的。除了一部分特权人物的子女外,1966年前还读初中的有小部分允许留城升学入高中。但他们必须是家庭成份过硬的子弟。那时,我想98%的人是不愿意去农村的,但初中生里面只有不到10%的人可以逃过这一劫。父亲是工人,还是党员,他沾沾自喜地认为,我肯定可以留城、升学,逃过下乡一劫。就在父亲自鸣得意的时候,却收到厂方通知:他的儿子我不留城,下乡。这可是晴天霹雳。怎么可能?!当时听到的风声是: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里有个成员阶级斗争的触角比较灵敏,这个人认为我父亲历史不够清白,建议把我从升高中的名单里剔除掉。所谓的“历史不够清白”,是因为我父亲三四十年代曾经被卖猪仔去过印尼当苦力,被抓到日本兵营当伙夫。这固然是相当无奈的遭遇,而且也都坦白交代得一清二楚的,不想在这节骨眼上被人使了个绊子,那可是关乎儿子一生命运的紧要事啊。父亲自然懊恼,嚷着要找军代表说理去。可我,虽然只有十来岁,也老成地知道,那将不但是徒劳,还会让你闷棍一记一记接着吃。我后来才知道,父亲的历史其实也真不是那么清白。在南洋当伙头军的时候,那些鸡鸭猪牛羊的下水日本人是不吃的。伙夫们不但顿顿猪肝、猪腰,炒肚尖,吃不了的全部拿到外面去卖,日本人也不管。1945年日本投降,父亲离开南洋的时候把钱都换成了金戒指,他是带着满满一裤兜的金戒指返广州的。要是有点创业头脑,勤勤俭俭,他大可做点小生意。可是年轻的父亲当时保存着中国人的“美德”,一两年间,那少说也有一二斤的黄金就全输在赌桌上了。倾家荡产以后,他经人介绍于1947年入了顺德糖厂。1949年共产党来,因为什么都没有,反倒成了个响当当的“工人”。如果他当时做成了生意,共产党来可就要遭殃了。
话说回来,我也不甘心自己的前途就这样不明不白就让人毁了呀!我老爸只是无奈地被人抓去做火头军,怎么就不清白了呢?难道说因为我父亲的历史不清白,让我上高中太便宜了我,共产党的江山就吃亏了?晚上躺在床上,怀恨在心的我就琢磨去整这个家伙一下。那时,我能掌握的大杀伤力武器不外是一把弹弓。我琢磨:晚上找个阴暗角落埋伏下来,赏她几颗石子儿尝尝。
实际上我是有贼心而无贼胆,意淫一番而已!就算真能给这人一下子,就能让她知道是我干的,被我一吓就乖乖地改变她原先的立场而让我留城升学了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被侦查出来,我的下场只能被捆起来扭送到“三结合”。在人矮檐下,哪能不低头?下就下吧,虽然明知是死路一条,可又能有什么招呢?尽管父亲还在嘟嘟囔囔地气不忿,我还是把家里的户口本拿在手上,到派出所走了一趟,破釜沉舟了。1968年11月7号,我灰溜溜地成了中国一千七百多万文革后知青的一员。
几十年后重新反思,不能不说上山下乡也有它积极的意义。青年人到生活艰苦的农村历练几年,的确很有好处。但那应该是让他们接受了尽量完整的教育之后。而且,在他们接受了历练之后,可以让他们选择离开。可是,当时的口号是“扎根农村一辈子”。那是很恐怖的一件事。“人望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是天经地义的自然法则, 哪有十几二十岁尚在读书长学问的年青人到落后蛮荒地从事原始体力耕作,还要在那里一辈子的道理?1968年没有人能预见老毛归西,江青一伙倒台,邓小平复辟。如果毛主席真是“万岁”,那不但我们去了农村的回不了城,上山下乡的政策还会继续下去。
1972年,一晃到了我下乡的第四个年头。 几年来,父亲对我的反复教导不外就是:一定要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事,千万不能做。我明白他的意思,就是服服帖帖,不要惹麻烦。至于什么是“毛泽东思想”,不要说他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工人,专家学者也未必说得出个所以然来。嘴嚼父亲的教诲,通过假积极博取领导的欢心,从而获得回城机会的念头也曾在脑子里闪念过。但我发现自己根本不是那块料,扮不了积极。除了积极不来,我还有一些和那个社会格格不入的坏习惯:我喜欢和“地主富农们”混。在农村,所谓的“地主”往往都是有些经历的人。和这些人靠近的时候,我总喜欢缠着他们问长问短,其间或许不经意对他们露出欣赏的神色而不自觉。可这一切,被“贫下中农”们瞅在眼里,自然就成了否定我的因由。1969年,我跟一个县城读完高中被遣送回乡的中农子弟走得很近。这个中农子弟是文革前县城高中正正经经高三毕业的。这在当时全大队里,包括下乡的“知识青年”们,可以说是教育水平最高的。 即使是被遣送回乡,开始的时候他还被安排在当地小学当个教员。可生产队里一个不识字,却说得上话的贫雇农代表悻悻然发话了:妈的,这些人解放前是他们吃自在饭,现在解放了,还是他们在吃自在饭。他说的“自在饭”意思,是不用日晒雨淋去耕田。就这么一句话,这个正直忠厚,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农子弟就只好回生产队种田了。悲剧的是:我就喜欢和这样的人走在一起。他和几个“成份”同样不怎么样的年轻人晚晚聚在一起玩音乐。有次我晚上无事闲逛到他们的小屋子,那些“春郊试马”、“柳娘三醉”、“宝鸭穿莲”、“柳浪闻莺”等广东音乐,马上就把我陶醉得神魂颠倒。在那个“样板戏”年代,这些本属平常的东西变得仙乐一样。什么“革命”,什么“反修防修”,去他娘的,我就是喜欢这些“靡靡之音”。1969 年年中,有消息说有人要转让一把质量很高的高胡,要价21元。那刚好是早稻割完禾分红,我居然分到了二十多元。那是我半年除了领粮食外的结余,也是我下乡七年唯一的一次分红。当时我是不可能向父亲要额外的钱买一把二胡的,道德上也说不过去。但现在分红有钱了,咬咬牙,忍痛花21元买下那把高胡。有了乐器,每晚就和这帮难兄难弟厮磨,自然就把“革命”扔到了九天云外。这些,被生产队的领导们三番四次地警告无效之后,我已经被暗中打入了另册。不但不积极,还立场不稳,这人也算是无可救药了,只好无奈地继续参加繁重的田间劳动。接下来的几年,该吃的苦都吃得差不多了,我的劳动能力已经达到一级男劳动力的水平。 我能挑到两百来斤。那些只有百来斤的担子,右肩十来分钟,左肩十来分钟,可以挑着一口气走一个多小时,五六公里的路。 其余一应农民做的田间功夫,差不多件件都拿得起,放得下。除了劳动的繁重,十个工分也就是四五毛钱,生活自然是很苦的。幸亏那时父亲每个月接济我10多元钱,还能对付着过。可我不能一辈子指望父亲接济呀! 农民子弟做梦都想往城里挤,何况我们这些城市里长大的青少年? 和其他千千万万当年的知青们一样, 我当然不可能甘心打那以后就当一辈子农民,问题是:怎么走呢? 那时,公社、大队零零星星偶尔也有个把知青被抽调回城或上工农兵大学, 可是我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是什么东西,想都懒得去想它。

三、看到曙光

地处沿海的广东,人人都知道,不远处有个地方叫香港。 我早就知道所谓的“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是胡说八道的,从没当它是一回事。 我知道香港人不但过着高我们好几级的物质生活, 还能享受和西方国家一样的政治上的自由。 我后来才知道,早在1968、69年,有先见之明的部分广州知青,就有目的地把自己的下乡地点安排到东莞、宝安一带,为的就是方便偷渡到香港去。 一位后来认识,以前在广州执信女中读高三的好朋友告诉我,1968年动员下乡时, 她根本不必工宣队费唇舌就欣然答允到东莞去。 一个20岁的花季少女,看透了披着漂亮外衣的专制独裁政权的本质,老谋深算地计划冒死偷越国境,投奔自由。知道无力改变它,也惹不起,只有躲得远远的。能够下乡到靠近香港的边防地区,还有比这更合她心意的安排吗? 这位朋友到香港后,不但经济上独立了,还能继续学业。 进入七十年代, 从广州下乡到珠江三角洲一带的知青基本上没有人不知道有偷渡香港这回事。不少人在想着去,不少人也到了香港,也有不少被抓了回来,有些甚至从此失去了音信。
1969年,我的一位从广州下放到农村当支农青年的表哥到了香港。 1971年,每年春节都和我玩在一起的表弟在下乡很短的时间后就到了香港。 当我知道这一切的时候,已经是1972年。 同时,我的表姐也在积极地安排自己的行程。我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他们把我彻底地震醒了。那就是茫茫黑夜看到指路明灯,看到曙光:这些广州知青走的,才是真正的、不折不扣的正确路线!真正能为你谋出路,改变你命运的,只有你自己。不能把自己的命运、前途寄托在他人手上。
回到家里后,饭桌上我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向父亲透露了表亲们的壮举。当然,言谈间父亲也自然察觉到我内心深处的想法。但他没有表态。真实的内心,他当然希望我能像表兄弟们一样安全到达香港;但他也知道,这勾当也不是万无一失的,被抓还是小事,投奔怒海,搞不好连小命都会丢掉的。在巨大的诱惑和危险之间权衡,是他内心挣扎以致不置可否的原因。可我是管不了那么多的,去香港的想法坚定地在我心中萌芽。 当时唯一令我伤脑筋的是,我没有至亲应允到时接济我。虽然我也有外婆、舅舅在香港,但他们并不富有,而且从未与我谈论过这个问题。 因为没有人明确地承诺届时接济,我担心即使成功到达,没有至亲帮助也难以立足。
我开始拒绝装模作样地参加那些浪费青春的农业劳动,时时跑到广州,寻找偷渡的路子,接受偷渡文化的熏陶。 我们生产队的三个男知青米高、波仔和我同住一个屋子。他们两人觉醒得似乎比我早,也各怀鬼胎地四处串连,找路。 1973年四五月间,米高告诉我他有路子了。 我怀着羡慕的心情在广州白云路的广九车站送走了他。 三个星期以后,收到了他寄来的报捷信,望着有英女皇头像邮票的信封,既兴奋也妒嫉,到香港去的决心也越发坚定了。 波仔也密锣紧鼓起来。 他后来经历了几次挫折,1974年到港。
东风吹,战鼓擂,朋友们到达香港的消息不断传来,这种消息无情地敲打着我的神经,羡慕和妒嫉折磨着我的心灵。和我来自同一城市工厂宿舍区的王强,是个好朋友。他人缘好,深得知青和当地人的好感,混了个大队团支部书记当当。 回城时,他会很热切地打听中央、周总理对知青工作的有关新指示。 其实,也就是渴望知道我们的流放有无结束的希望。随着梦想越来越显得渺茫,他也意识到,指望这个中央把他从农村调回城市看来是越来越无希望了。 我也告诉他我越来越不把抽调回城市看作一回事。 在偷渡问题上,听说周恩来将偷渡香港原先“叛国投敌”的定性改为“非法探亲”。 这个性质上的改动无疑消除了不少人的顾虑,即使失败了,惩罚也会相对地轻。
有些晚上,我们到河堤边散步,望着滔滔的江水,寻找出逃的灵感。王强感慨着眼下的无奈,也逐渐坚定了去香港的决心。 至于接济方面的忧虑,我们想:走一步算一步吧,到时兴许水到自然渠成。
去香港除了有决心之外,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在边境地区的接应。 这种关系可以是知青,也可以是当地的农民。 关系当然是越靠近香港越好。 那时,宝安的皇岗、蛇口是香港线的理想落脚点,离下水点很近。 但去这些地方差不多有登天那么难。 多数人都只能从远离这些敏感边防地点的东莞樟木头、石龙,或是惠阳的惠州、淡水等地出发。 这种走法,昼伏夜行,攀山越岭,还要躲避民兵的搜捕,一般要走个十天半月才能到达下水点。 直接去香港的人下水前,很多都要经过由配备军犬的正式边防军防守的国防公路。 不少人都是被几头军犬咬着被抓的。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一些有办法的人于是从动物园搞到些老虎屎,随身携带, 不但一路上令狗只退避三舍,到了关键的扑网时刻, 即使凶猛的德国狼犬闻到了山大王的粪便也一声不响,夹着尾巴逃跑。 除了军犬,游香港东线的人还要担心鲨鱼,战胜了十几天的山路以及国防公路的军犬以后, 最终落在鲨鱼口的例子也不少。可怜的我们,连东莞、惠州这种关系都没有,更别说宝安了。 除了直接往香港外,当年约有二三成人取道澳门往香港。 唯一的问题是,澳门当局和大陆有协定,反解偷渡人员。 所以澳门不能久留,必须多加一层叫“屈蛇”的手续去香港。 去澳门的理想的落脚点是珠海的前山、湾仔、坦州等地。 但进入这些地方也是困难重重,是需要边防证的。 一般人都只能从中山或珠海的北部开始昼伏夜行五到七天,进入可以下水渡过澳门的地方。 没听说过有人在中山珠海被军犬咬过。 另外,由于江河水的大量流出,澳门靠近大陆一边的水域比较少有鲨鱼。
无论是香港也好,澳门也好,这种关系很不好找,可遇不可求, 最好的主观能动性也未必有用武之地。

四、处女航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自从坚定了革命理想,除了王强外,我还和一些已经采取行动的人混在一起。1973年年中,我开始涉足的一个小偷渡圈子里的两位女性朋友安排了一个“局”,是珠海的关系,去澳门。 两位女知青邀请我加入她们的局。 那是天赐良机,不假思索我就决定同行。 那年夏天的一天,我由弟弟用自行车送入中山县的石岐镇, 凭伪造的假证明买好了当天中午往珠海大金顶的汽车票。 中午前,果然见到了如约前来乘车的两位女子。 我们装着互不认识,分别上了车。 一个多小时以后,到了大金顶,二前一后地下了车。 一看,车站附近三三两两有些背枪的民兵在巡逻,气氛有些紧张。 她们二人前面走,我在后面跟。 进了一个竹林子以后,看见她们二人进了一个厕所,由于不能盲目地一个人继续朝前走, 我只好也走进另一边的男厕。 进入厕所大概就是如厕了吧。一分多钟左右,我估计也差不多了,就出了厕所,准备汇合她们启程。可我出来后却不见她们二人。 知道林子外边满是民兵,也不敢叫喊。 那种环境之下,任何不寻常的举动都可能引起民兵的注意。我只好在厕所边再磨蹭一会儿。可是始终不见她们,就是解大号,也该完成了吧。在林子里四处看看,左看不见,右看不见之后,我想:难道她们朝前走了?由于我是临时加入的,珠海的关系我还没有机会认识,也不知道联络关系、接取干粮的方式。 然而,既然走到这一步,除了往前走我还能如何呢? 如果我加快脚步,或许能追上她们。 于是我放开脚步,一直走到天黑。 碰上她们的希望越来越渺茫,我已方寸大乱,意志也开始动摇了。 看着路旁有个甘蔗林,我一头就扎了进去,暂时逃避一下现实。 我蹲在林子里苦苦思索当时的形势以及应采取的措施。 其实处境也非常简单:没有干粮,也没有了澳门的接应,继续走下去恐怕也没有生路。 最后,我决定当晚就躲在甘蔗林里过一宿,天明以后由原路撤退。那天晚上,就那样蹲在甘蔗林的地上过了一宿。
第二天,我沿着公路往北行。 走了两个小时后,离孙中山先生的故乡翠亨村不远处,看见有几个民兵设了一个关卡, 盘问过往路人。 他们也看见我了,要躲已来不及,只好硬着头皮走过去。 不用说,三言两语他们就把我的底细盘问出来。 我的处女航就这样以牢狱告终。
那两个女孩也没去成。 我后来知道,她们当时只是躲避过往的行人而藏身到厕所后面的竹林子里。 没有像我以为的那样进入并使用厕所。 在我一直朝前走妄图追上她们的同时,她们却花了几乎两个小时在竹林周围找我。 好一个阴差阳错! 两个柔弱女子经过三天三夜的翻山越岭,坚持到了水边。 最后,的确由于体力不支,加上对风浪的恐惧而过早使用浮水设备,被巡逻的民兵船发现, 抓了。要是我们没有失散的话,她们肯定可以比较有效地保持体力;另外,如果我当时在场,我们也不会启用浮水设备,就非常有可能躲过巡逻的民兵。 这个错误造成了很大的遗憾,两位女子其实有些未来姑嫂的关系,较年长的那位最后终未能与有情人成眷属,这次失败是很大的因素。 她们二人终于在1980年才有机会循正途申请赴澳。

五、二度冒险

两个多月之后,我被押回生产队。 经过一次的战斗洗礼,我的革命斗志明显地旺盛了。
转眼到1974年的夏天。王强以前只是和我倾诉心声,这时见我去了一次,也心动起来。 另一位早期支农青年程瑜也表示了兴趣。 多了这两名好汉加入,我们干脆自立门户。 因为没有直接走香港线的关系,我们只能取道澳门。 我们决定: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农历初一或者十五都在午夜退潮。初一没有月亮,但往外冲的潮水较弱;十五的水流强得多,但明月高挂,也相对危险。我们决定走保守路线,选初一。做法是用假证明乘车或船南下到斗门县的中部,找个地方藏起来等天黑,入黑后向东挺进到磨刀门水道, 然后发挥自身体力上的优势,下水出磨刀门左转,一路向东。这种办法需要游两夜,约莫三十公里左右的水路。 听起来吓人,其实夏天的雨水多,江河流向大海的水流很急,时速达到五公里并非难事。经过试验,三十公里不到六个小时就能拿下来。我们琢磨,头一晚五个小时到达大横琴,蛰伏一天之后,第二晚再游余下的部分应该是轻而易举的。 那时我们不管去那里,但凡要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的就要大队写证明。 空白证明都是用油墨印好的,大队的文书用钢笔填写其中空白就是。 我们储存了用过的旧证明,用双氧水泡着,放在锅里一蒸,钢笔字蒸走了,剩下油墨, 怎么填就是我们的自由了。
六月,我们决定赌它一把。我们从公社所在地睦州镇乘坐开往斗门白蕉镇的客船南下。 在白蕉前一个站我们避过有民兵检查的白蕉总站。 离船后我们需要找地方藏身,等天黑以后再向东进发到可以出磨刀门海口的河段。 看看小山上有个水泥碉堡,我们快步登上小山,进入碉堡,并把门顶上。过了一小会儿,外面居然下起小雨来。紧接着,就听见有人拿了梯子,爬上碉堡顶。哦,我明白了,是有人看见下雨,到碉堡顶收取在上面晒干的农作物。紧接着,他从碉堡顶上下来,要开门把他的作物拿进来。程瑜慌忙用肩膀去把门顶住。这不是明显的“此地无银”吗?我一手把程瑜推开,并顺拉开木门。那人一个趔趄,差点摔到我怀里。他一看我们三人,也大吃一惊。他也估摸出我们是什么来路,连忙不停口地道歉,并急急地想抽身要走。哪能让他轻易离去?我拉住他的手腕不让他走,一面安慰他我们不会伤害他。王强也迅速地掏出身上的粮票和好几块钱的人民币,往他手里塞。那人见我们没有恶意,也就放松了。当然,我们见也瞒他不过,就干脆和他说白了。那人说:我自己因为是富农成份,多年来都是受尽欺负的人,要是有气力,也早逃了。他回到他的窝棚以后,杀了一只自己养的鸡,烧了一锅白米饭给我们送来。他只求我们到香港后给他寄一罐花生油。
我们顺利地在凌晨12时刚过后按时下水并进入主航道。 游了半小时后,我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约莫在凌晨一时左右, 我看到江面上停着一艘乌灯黑火的船,居然没能意识到斗争的残酷性, 还扭过头去大声吆喝落后了的两位同伴快游,以至完全暴露了自己的目标。 那是一艘民兵巡逻船,正是:装下窝弓收猛虎,安排香饵钓鳌鱼,那船就是埋伏在那里等人上钩的。结果,我们三人没有一个跑得掉。 他们把我们三人结结实实地捆在哨棚外面,让暴雨和饿蚊轮番伺候了我们一宿。第二天,背着杆“七九”的两个民兵一根绳子牵着,把我们三人送到斗门收容站。在那里关了一个月左右,再解到新会收容站。不到八月就把我们三人押回大队。

六、第三次

还在仓里的时候,王强和我想来想去,觉得澳门其实并非那么可望而不可及。 从狱友们嘴里,我们了解到抓我们的是臭名昭著的所谓五围哨所。 然而,就凭它那条停在江心的船,在那么一个月黑的深夜,只要悄悄地行进, 摸过他们的防卫水域,难度应该还是不大的。 于是我们决定马上再斗它一斗。 程瑜觉得不踏实,退出了。 同年八月中的一天,也就是我们出狱后两周左右,王强和我又杀它一个回马枪。 我们依照上一次的办法,依然从睦州乘白蕉船南下,离船后依然藏身在同一地点,甚至让那窝棚人再次给我们做晚饭。我们也再做了一次给他寄一罐花生油的承诺。
天黑后我们循旧路向磨刀门的河段摸去。 从我们离船后躲藏的地方到磨刀门河段,要经过几条村子,很多田地、河汊,有两三个小时的路程。人算不如天算,那天晚上我们遇到了特别紧密的陆上巡逻。狗吠声彼起此落,手电筒的光柱忽闪忽现,显然就是一副“有情况”的格局。老王和我穿田趟河,躲躲闪闪,比前次格外小心。 这么一来,却延误了下水的时候。 到我们终于到水边的时候,已经接近凌晨一点了。理论上讲,这个钟点的退潮水流也已经减缓,对我们的游速有负面的影响。我们知道,如果第一晚没有四五个小时让我们在天亮前游完这二十多公里的水程,到达澳门对过的大横琴岛,下水也是白搭。于是我们退到一个甘蔗林里等候第二晚下水。
第二天,八月的骄阳把个林子晒得比蒸笼还热。 我们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在甘蔗林里忍受着酷热的煎熬,也不敢出林子找水喝。也许是我们劫数未尽,就在我们成功地忍受过最痛苦的三点钟的酷热之后,下午四点多钟,几个拿棍棒的民兵突然凶神恶煞地出现在我们跟前。他们还大吼:其他的人呢?!哪里来的其他人?我就奇怪,我们如此循规蹈矩地躲在蔗林里,他们怎么会那么准确地找到我们的呢?原来是有其他人躲在附近的小山上,抵受不住酷热,下山找水喝,被放哨的民兵发现,于是招来其他人搜索,碰巧就把我们从林子里挖了出来。早知这样,还不如前天晚上下了水,说不定还会有较好的结果。

七、逃 狱

不到两年的时间,一眨眼我就被抓了三次。这三次的案底可不是开玩笑的。要是再走、再抓的话,我的案子就会受到向“刑事”升级的压力, 那就不再是“人民内部矛盾”了。基于这种考虑,我报了“流躲”。 意思是,我的姓名、住址、工作单位全是假的。当时的中国没有一套系统去查核真伪,但你必须在有人知道你的真面目前逃走或越狱。这样,一次的案子可以消得一干二净。不过,要是你找不到逃走的机会,或是逃不掉,那你肯定会受到比较严厉的处罚。
从押送的路上开始,我就一直寻找逃走的机会。可是,五花大绑加上带枪的民兵,我一点办法都没有。走了两三个小时的路后,我们又被押到斗门收容站。 如前所述,我这次报的是假身份。 我们被投放到一个二十多人的仓房。 人们每天早上都被放出仓房到井边洗漱,午晚两顿饭也出仓,排队蹲在仓门前的空地上等分饭和吃饭。 晚上再有一次到井边洗澡的机会。 早晚两次的洗漱,仓员们显得最自由。 我曾经留意过一堵只有七尺来高的矮墙,上面插着有尖利的玻璃片。我琢磨:要是能找个管教不留神的空隙,往上面扔件衣服,十来尺的助跑我就有把握翻身过去。 问题是,我无法知道墙的另一边是什么状况。 要是悬崖,那尽管是二三十尺,也可以要命的。 我打消了翻墙的念头。
就在我动脑筋寻找逃走机会的时候, 我留意到同仓有三个家伙老是围在一起神秘地在商量着什么。 有天下午,他们中一个高个子走到仓角的“厕所”处,站到厕所的矮墙上,伸手推头顶上的瓦。“哦,我的天!原来他们想的和我一样!” 可是这个后来我知道叫“阿正”的高个子,无论怎么努力,就是推不动那些瓦。 看着他失望的样子,我走上前去,建议他让我试试。打量了一下我比他矮的个子,阿正迟疑了一下,嘴角挂着一丝轻蔑的冷笑从矮墙上退下来。我走上去,拈起双脚伸左手勾住椽子,两脚凌空,成金猴挂树之势。然后展右臂,发一道阴力,顶上瓦应力而松。 一仓人一直鸦雀无声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看见松动后的屋顶透进来的光线,不约而同地一齐轻轻地“呵”了一声。大家都明白那是怎么一回事以及它的严肃性。 我把松动了的瓦完全归位后,无声地下了矮墙。
天黑以后,我再次走到矮墙上,非常小心地把松动的瓦移开,形成一个两尺见方的洞,然后下来。外面不知就里,第一个爬出去是有些风险的。作为打洞功臣,我自然有资格选择第几个出去。 有一个仓友自告奋勇打头阵,先钻了出去。 他伸头进来,说声“没事”,就自我消失在黑暗中。 我跟着出去。 除了拍档王强之外,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在我之后钻了出去。 王强和我,还有四位仓友决定结伴同行。
半点钟之内我们就摸上了北行的公路。当时是不可能继续外逃的,一心只想着回原单位闹革命。 六人急行军,我走在最后,又走了约莫半个小时。 忽然间,后面上来了好几辆自行车在我们身边掠过,黑暗中看得出那些人身上还背着长枪。 我脑子里马上闪过一个不祥的念头。 说时迟,那时快,未及多想,“嘎”的一声,这批人突然在我们跟前急刹。 “糟糕!”还没等他们有机会发话,我本能地将身子一缩就向路旁的葵树丛滚下去。 下面是一条只有几寸水深的小河。 我迅速地把身体沉进泥浆里,只露出脸部。 上面的人挥舞着手电筒,叫骂、喧哗、搜索,扰攘了有一刻钟左右,才吆喝着押着他们五人离去。 担心有埋伏,我躺在泥浆里起码过了半点钟才敢出来。 那一吓真把我三魂吓掉了两魂半,变成名副其实的惊弓鸟、漏网鱼。 爬出泥潭后,我发现慌乱中丢失了一只鞋子。 紧接着来的一场滂沱大雨虽然冲洗了我的一身泥桨,迷茫、惊恐却令我迷失了方向。 在倾盆大雨之中,我迷迷惘惘,方寸大乱。 只好又躲进了南方的青纱帐——甘蔗林,在林子里过了那夜。 第二天天晴,晴得一丝云也没有。 八月的甘蔗,小得还不能入口。 可那叶子却刚好高得挡住了本来就稀罕的凉风,又矮得让骄阳狠狠地蒸晒着每一寸的土地。 中午时分,背了喷雾器来喷农药的农民们就在我身边走过,喷得我一头一脸, 居然没有发现我。
虽然热,倒也喘了口气,也搞清楚了方向。 入夜以后,我摸出了蔗林。 走田基,趟小河,向公路摸去。有一次,我走近一丛芭蕉树,突然听见树丛后很明显的人碰撞芭蕉树叶的声音。我迅速后撤,伏在田基后两三分钟,见没有动静,我又再前行。 走到同一点上,那声音又来了,我又跳到田基后面。 这时我脑子中闪过一个“鬼”字。 我定了定神,走上前去。“好吧,”我说,“如果你是来捉我的人,那出来捉我好了;如果你是鬼, 那请告诉我你要我替你办什么事,不要玩了。”说完以后,我站在原处一分钟左右, 让“它”想清楚。 没听到什么。 于是我就继续我的行程,那声音也就没再出现。
到了公路边后,我伏在路边观察,偶尔有一辆“工农十”手扶拖拉机轰鸣着开过,那气势就好像是冲着我似的。我不敢沿公路走,找一个空隙跑过公路,顺着公路的方向走山路。 那夜,没穿鞋子的那只脚被石头和荆棘割伤了好几处。 我坐在地上意欲舒缓一下痛楚,却睁着眼睛似睡非睡地似乎看见周围坐满了同仓的难友, 且真的开口和他们说话。 到那时我已经逃出来二十四小时,一点东西都没下过肚,没睡过,还不断受着惊吓。 我真的是太累了。 而且,习惯群体生活的人类,在惊慌中长时间没人相处的处境非常不好受。“醒”来以后,我就着微弱的光线在山上走。走着走着突然两脚一空,紧接着是下巴狠狠的撞到自己的膝盖上, 胸口痛得昏过去有几秒钟。 回头一看,朦胧中原来我从一个一丈来高的地方掉了下来。
拖着一拐一拐的脚继续走,却又祸不单行,掉进了一个齐膝深的泥潭里,想着走出来, 一下子就变成齐腰深了。 吓得我顾不得泥浆的脏,马上尽量平躺身体,半爬半滚把身子拖出那泥潭。 不觉又走了个把小时,又痛又累又饿,我忽然看到不远处黑压压的一片似是番薯地。 我饿鬼似的走近去,摸摸果然是番薯藤,于是发掌功往泥里插,却只摸到几根细根。 也好吧,摸几根稍微粗一点的,往身上揩一揩上面的沙泥, 就坐在那里享用我三十小时以来的第一顿晚餐。
杯弓蛇影,我还要躲避任何有人迹、有亮光的地方。 黑暗中,我终于又再度迷失了方向。 走到一个山顶上,天忽然下起倾盆大雨。无奈之下,坐在山顶上,我又以迷失方向为借口,赏给自己一个休息的机会。 瓢泼似的雨水尽情地、均匀地落在我头上、身上,不但洗干净我身上的污泥,它就如在我身上罩上一条水制的被子,挡住了凉风。舒服之余,我头伏在膝盖上不知不觉地睡了过去。 也不知道雨是什么时候停的,醒来时,已是七八点的光景,只见又是一个艳阳天。 在山顶上,手搭凉棚一望,看样子我已经走到和新会县交界的斗门大队附近, 那其实也就是我要去的地方。由于我掉了一只鞋,只穿一只的样子更可疑,于是我把剩下的一只也扔了,穿着的确凉的“上水裤”(登陆澳门以后必须穿上时髦的衣裤, 以乔装本地人躲过澳门警方。我大约花过三十元钱从回乡探亲的香港客处买过两套衣裤),光着脚下山。
下山以后,在公路上走着,偶尔有知青骑着自行车从身边走过,也有回头投以奇异目光的。那时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已经很难见到穿旧军装,戴军帽,红卫兵般穿戴的知青。内心逐渐形成反叛意识的知青们,慢慢形成一种用衣着、外表宣泄他们内心的倾向。思想前卫的他们,不论男女,都喜欢穿通过港澳亲友渠道进口的衣裤。 头上也会抹上当时流行的发乳。 所以,单凭外表我就能判断哪一辆自行车能帮助我。 我很容易就能让对方把我载回他(甚至她)的住处,让我好好的洗一个澡,吃一顿饭, 睡一个好觉,然后借给我一些钱,让我堂而皇之地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逃出那个是非地。 我有几次冲动想向他们求助,话到嘴边却又收了回来。 想着,我已脱离险境,宁愿把成功逃脱的光荣完全留给自己。

八、劫数未尽

我正悠然自得地走着, 忽然一只大手重重的拍了一下我的肩头。 回头一看,见到的是斗门收容站站长狰狞的冷笑。 “郭站长”,无可奈何之下我皮笑肉不笑地叫了他一声。 我当时的本能反应是不要激怒他老人家而招致一身毒打。 原来那天刚好解犯人,司机下车吃饭,解放牌卡车刚好停在我走过的一个三叉路口, 郭站长就坐在驾驶室司机旁边看着我走过。 就有那么巧的事,我逃出来一天两夜之后又被抓了回来。 不是命是什么?
也可能是他忙着解犯人,我合作的态度果然免了一顿打。 他把我狠狠的捆好,招来一辆运输的单车把我运回收容站。 二仓的仓友们从那作门的几根圆木的空隙中伸出他们的脸,呲牙咧嘴又是叫又是笑, 惊讶我逃出去那么多天以后还是被绑了回来。
当天晚上我被命令以双手环抱一棵大树,他们用手铐把我铐在树上,不让吃不让喝, 算是给我的教育。 仓友们后来告诉我,那天总共有二十人逃了出去,当晚就抓回十五个, 管教和仓友都以为我逃出生天了,不料却成了第十六名。 阿正及他的朋友阿基也没跑掉。 倒是他们的小朋友宣仔和另外三人分别逃掉了。 我后来也知道,那天晚上我们出去不久, 留下来不逃的人没有按照他们原先许诺的那样延迟报告越狱的情况。 他们提早叫了,收容站方面才有时间通知县武装部参加捕人。然而指望他们保守承诺也是不实际的,站方可以原谅他们无力阻止我们逃走,也不可能在我们出走的过程就叫。但如果他们不通知,或者在我们逃出后太长的一段时间才通知管教,他们肯定会受皮肉之苦的。
能抓回百分之八十,收容站方面还算满意,也就把他们迁移到另一个仓,和我们隔离开来。第二天,全体越狱人员集合,全部剃光头。仪式完毕以后,管教们取来十六副手铐,让我们每人把双手垂在胸前,各自锁了起来。有恳求管教将手铐锁得松一些的,他们开锁后,反而紧多一个眼,弄得恳求者哭丧着脸后悔。 我看了,虽然自己的也很紧,哪还敢多说? 往后的那几个月,我们的起居饮食,包括刷牙吃饭洗澡上厕所,一分钟也没跟手上那“8”字分开过。
有一次邻仓发生打架事件,有人被群殴至重伤。事关重大,站方决定搞一次批判会,好好教育教育这批打架和逃狱人员。我们被提出仓外,为了提高教育质量,管教们不嫌麻烦,更把我们每人的双手反锁到身后。 这样在他们一边问问题,一边把那条棍子在我们面前晃动的时候,威吓力度明显地有所提高。 为了起到杀鸡儆猴的效应,姓梁的管教首先拿个人开刀,可能是不爽跪在我身旁的阿基居然敢和他对视,这老兄不幸被选上了。 梁管教那条棍子往他面上戳了一下,痛得他倒在地上打滚,一脸都是鼻血和眼泪,非常狼狈,还不准表示不高兴。 其余的几个管教,把一条条齐眉棍舞弄得呼呼作响,间或随意在我们的光头上敲打几下。 我蹲监狱从来很听话,很懂得如何装乖孩子,躲过了很多棍棒。
打那以后,日子过得非常平静。 想起来,那带着手铐的三个多月倒让我享受到人生难得的宁静。 在其它的任何时候,人都被俗务烦忙得叫救命。 我那时非常清楚他们不会在短期内放我,也没有当天、明天、后天要做的任何事情。 自从那次以后,站方在所有的房顶上加了一层用大竹子编的网。在那种情况下, 加上手上的那副手铐,就是插翅也别想逃跑了。 这倒让我有理由心安理得,可谓心如止水,万念皆空。深山里的和尚大概也就是这种心境吧。那种平静心境的美妙是我以前、以后都没有享受过的。 如果当时里面有书,我相信没有比那更好的学习环境了。 为了打发时间,我们白天在仓里还是想尽了法子娱乐我们自己。 我们用纸片做了象棋。 虽然带着手铐,我们还玩角力游戏。累了以后,我们吹嘘我们吃过的、听过的美食、美酒。 斗门收容站有一条奇怪的规矩:收容人员可以接收家人邮寄的包裹。 这条规矩让我们那几个月没断过烟,那是最人道了。 1974年中秋节那天,我们不但在晚饭里见到了肉,很多人还收到了家里寄来的月饼, 通过那些圆柱子,我们居然没有辜负那一轮皎洁的明月。 最绝的是那位叫阿基的同仓,即使是“太阳从东方升起”这么简单的一句话,从他嘴巴吐出来都可以变得非常动听。 他表示可以讲整套“基度山恩仇记”并讲了两晚。 他挥舞着上了手铐的双手,打拍子般更增加其抑扬顿挫的感染力,听得全仓人如醉如痴。这家伙跟着卖个关子,第三个晚上推说费神费力,支支吾吾就不肯讲下去, 把一仓人恨得牙痒痒的。 大家都知道他怀的是什么鬼胎,但他的故事又确实是好,于是我建议我们每人每餐向他奉献一口饭,请他继续讲下去, 他假装羞羞答答地推搪了一下后答应了。
我的建议得到仓里大部分人的同意。有几个不赞成,借口以前已经听过,拒绝牺牲一口饭。有道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在每餐增加十几口饭的鼓舞之下,阿基精神为之大振,那铐着的双手挥舞得更加出神入化。 那故事就讲了两个多月。仓友门大都能自觉奉献,也有吃饭时故意躲在一旁,希望能蒙混过关省了那一口饭的。我只好每次吃饭时领着阿基到那些人跟前,收租似的,晓以大义,务求达到公平以让节目能继续下去。
管教们很快也发现了我们的乾坤,往后的日子,几个立场站得不很稳的他们,一到钟点就上来,靠着门口那几根圆木,笑眯眯地和我们共度好时光。 阿基很会就听众的状况因地制宜加油添醋。他特别在食物、饮宴那样的情节里大加渲染。 比如说到邓蒂斯逃离依夫堡,被海盗船救起后,他刻意地形容了一翻海盗们给他提供的食物。由于我们都曾逃狱,一定程度上有些代入感,讲到那些食物的时候,不少人觉得好像自己就是当时的邓蒂斯,美得不断地吞着口水。 我后来看过中英文版的译著,阿基在狱中讲的,准确度约莫在98%左右。

九、放监,休养生息

这一关关了三个多月,是和王强一道被绑着牵回大队的。自从我第一次回去之后,说得好是撕破了革命的外衣,说白了就是抓破了脸, 不必继续假革命了。 奇怪的是,和干部社员们的关系反而更好了。 队长在我跟前一改以往颐指气使的凶神恶煞,和我说起话来居然低声下气起来。有几次笑眯眯地问我是否有兴趣挑点什么活干干,可我都非常礼貌地谢绝了他的好意。我估计这家伙是终于醒悟,眼前这偷渡的主说不定那天真成功了,搞不好变成个有钱人也是可能的,不如趁早先把他巴结住。大队新任团支部书记不知是想挽救我抑或想利用我的一手俊秀的粉笔字,说服了我好几次在大队的宣传栏上抄写了几篇批林批孔的文章。 这种美差是以前做梦都想不到的。我一边陶醉在自己的粉笔书法上,一边却为眼前的现象恶心:文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批林彪,批孔子,批周公,不但两报一刊批,连这饭都吃不饱的农民也在批,孔子究竟跟我们有什么深仇大恨? 见着这一切,更加坚定了我逃离这个地方的决心。
每次看着我自己双手被反绑在身后,光着头的样子,我虽不为自身的狼狈觉得羞耻,却也为屡次失败而懊恼。 每次走进收容所,我一想到父亲心里就特别难受。 从我下乡那日开始,七年来父亲一直从他那一百多一些的养家工资里每月接济我十元钱,不够时,再加几元,从未说过一句重话。养儿养到我这么大,还是长子,不但不能令他宽怀,享点福,反令他担忧,令他蒙羞,真是一种剜心的痛楚。 我只是希望能好好的自立且能在经济上让父母宽怀。 只希望能早日逃出这地方,也能找一份有工钱的工作,舒舒服服地养活我自己, 甚至养一个家,偶尔也能请父母上上茶楼、饭馆。
放监回来后已经是1974年的深秋。对我们这些游水的人来说,是个不合时令的季节,故也只好顺应时势,休养生息。忘记了是如何起的头,或者就是那种玩它一把的心态,我开始在晚上在王强的知青屋里开讲《基度山恩仇记》。每天晚上,知道这事的知青们,农民们,包括我的生产队长,约莫一二十人,就会依时依候地到王强屋里,听我开讲。令我自己也非常惊讶的是:当日阿基在狱中讲的,我都记得一清二楚。连他的神态、语气、遣词用字,乃至到每天晚上到哪里停,我都毫不费力地自然和盘托出。两个月左右的故事,没有任何书写文字牵涉在内,就像一条小河似的,自自然然地流。我也丝毫不必在日间做任何准备,一到晚上,当晚要讲的自然就从我嘴巴里流淌出来。我估计这和当时的心静加上演讲者的出色有关。我虽然能说地道的农村土话,因为阿基说的是地道的广州话,我还是选择用纯正的广州话讲这故事。我讲的时候,好像有一种阿基在我的脑袋里讲,然后由我嘴巴说出来的感觉。全屋人那如醉如痴的程度,和当日我们在二仓没有两样。1974年,在一个农村,能听这样的长篇故事,不用说,是档次极其高的享受。
故事讲完,转眼跨进了我的本命年,1975年。到这个时候,我心目中所追求的已经超越了简单的生存物质。 私底下,我甚至担心大队对我太好,让我抽调回城当工人。要真让我回了城,再偷渡就没有那么理直气壮,没有那么潇洒。 到那一刻,我对社会上的各种扭曲的现象以及对压抑的承受力已经接近极限。 虽然被抓了三次,还有一次逃狱失败的记录,我为自己选择的道路感到欣慰。 我不屑那些相互竞争,可怜兮兮地表现自己,希望被抽调的行为。 就算争赢了,当上个党员干部又如何? 在那样的地方当官,必须戴上那面具,一个人一生不能以真情实性生存,且要扭曲灵魂, 睁着眼睛说瞎话,纵有官禄富贵又如何? 我幻想一阵狂风把我吹起,把我吹到国外。 我脑海里有些朦朦胧胧的意境:英格兰或苏格兰那些乡村, 一望无际起伏连绵的翠绿丘陵,远远的有座尖顶的教堂,三两村屋。 我闭着眼睛想,如果有一阵大风,能让我控制风向、风速,我一定会选那么一个地方落下, 让我在那样一个使用英语的地方自由自在地自生自灭,我就很满足了。 我绝对是铁了心要逃了。 我的心态已经升华到了“偷渡挂帅”的境地,而且坚定地奉行一套两个“凡是”的政策: 凡是不搞偷渡的朋友不交,凡是“与偷渡无关的事情”不闻、不问、不做。
不过,1975年年初发生了一件看似与偷渡无关,却令我难以忘怀的事。 那时我已和狱中认识,讲《基度山恩仇记》的阿基交上朋友。 他在广州居无定所,长期寄居在他的朋友陈锦荣家。有晚我去锦荣家找他,不巧陈家在办丧事,锦荣的八姨婆去世了。 她老人家临行前吩咐不要火葬。 不过当时的广州不是老人家说了不火葬就可以不火葬的,土葬可是犯法的事。 那夜我和阿基、锦荣以及其他几个朋友用三轮车将棺材偷运到珠江河边,抬下小艇再运出广州市。 深夜时分将棺木运到广州糖厂附近,再几人合力抬到一个他们预先找好的坟地。 虽然是黑夜而且下雨,也不能扔下八姨婆的棺材不顾。 大家都一致推荐我和阿基留下守灵。 寒风冷雨,坟地上到处都是惨白色的招魂幡和纸钱,偶尔有一张半张迎风而起, 飘扬三两个坟头又落下,似是阴间的魂魄,趁着夜色串门儿。 盖着棺材的塑料布一晚上都被风雨吹打得“啪啪”作响,我和阿基不负众望,每人裹件棉袄,撑一把伞, 铺块塑料雨布,就那样坐在坟地上,守着八姨婆的棺材踏踏实实地睡了一夜。 第二天下葬的时候,我祈求八姨婆在天之灵保佑我“顺风顺水一路去到尖沙咀”(九龙最繁华地段)。 其实我记忆中似乎并不认识八姨婆,可能是我的仗义为她守灵感动了她,后来真的在冥冥中助了我一把。

十、第四次

我果然在几个月后遇到了贵人。 1975年,王强在和我失败了多次后受到相当大的社会、家庭压力,决定退出。 理论上说,一个人走不是不行,但肯定没有那么爽。不过,等是绝对不可能的。要是果真物色不到拍档,做独行侠也要去的。在生产队个别谈得来的人堆里,我说:就是打断我的腿,爬,我也要爬到香港。 七月底,一个偶然的机会在路上见到高三的林君,大家把各自的自行车停下,攀谈起来。十几岁的读书年代,一个年级差别都可以成为高班生歧视低班生的理由, 我一个初二生能交上个高三的朋友,是因为我当年在学校是个足球明星。 林君也是体育活跃分子,篮球打得特别好,我们所以能成好友。 他知道我的经历。 当话题转向我当下的无所作为时, 他告诉我他弟弟文彪在斗门五围哨所以南的公社有知青朋友可作内应, 而他弟弟正在物色拍档,并建议我找他弟弟谈谈。
事不宜迟,当晚我就登门造访。 听文彪介绍了情况以后,我也讲述了我自己过往的经历。 当我问他要寻觅什么样的拍档时,文彪说我找的就是你这样的人。识英雄重英雄,我们一拍即合。 他后来又再引进一位叫洪一昌的朋友。 洪的优越条件是他爸爸在香港有生意,而且澳门有朋友。 当时我建议一反我以往的做法:这次走月光水,也就是农历十五。 月光水的好处是水流急而令浮游速度快;民兵巡逻松懈;可以凭天上月亮的位置判断时间。 当然,它的坏处是自身目标容易被发现。 我们解决的办法是每人在头上罩上一顶透明的塑料帽子,这样,月光照到塑料帽子会反光, 不至于在波光闪闪的水面现出一个个的黑头。 我的经验加上有力的分析赢得了他们的信赖,他们接受了我的建议。
1975年8月20号,农历七月十四,王强一大早用单车把我送到去斗门的车站。 中午时分,我们到了斗门县城井岸,用伪造的假证明通过车站的关卡。 当地接应的知青张建华等在井岸的一家饭馆和我们会合。 饭后我们坐渡船过白蕉。 以往我和王强他们都是在白蕉以北10公里左右的地方离船,然后往东走。 这回我们南下了10公里,走路的方向是正东偏南, 可想而知,我们的下水点会比前两次先进不少。 不过,到这种地方需要当地关系接应。 张建华等带着我们走了几个小时的险象环生的路,进入预先为我们预备的茅屋。 说它是险象环生,因为中途曾遇上带枪的民兵,要是他们警惕性高一点,或是多事一点,稍微一盘问我们很容易就露马脚。 当夜十一点多,我们饱餐后迅速向水边摸去。
十二点多,明月当头,刚开始退潮。 月色下只见江水滔滔向外流。 我还是第一次在这么南的地方下水,档次简直是太高了。 为了避免制造声响引起注意,我们三人用一根细绳子互相牵着,当我们需要谈话的时候, 牵动绳子把其余二人招到身边,压低嗓门说话。 水流很急,岸边的景物向后移动得很快。 下水不一会就到了磨刀门口,稍微一个左转向东,就进入了航向澳门的主航道。 那时我们离岸大概有一二千米,海浪差不多有一尺高。 洪一昌拉动牵着我们三人的绳子,他有点怕,压着嗓子说,风浪这么大,不如靠岸看看再说吧。我用一句非常不客气的粗话否定了他的建议,把这种右倾投降主义倾向彻底地打压在萌芽状态。
乘风破浪,很快,我们就远远地看见了澳门葡京酒店前凼澳大桥的灯光;越往前游, 我们就看到越多的桥和灯光,越亮。 资本主义世界就在眼前,自由就在眼前,随着一蹬腿,一划手,越来越近。 那是一种非常振奋人心的鼓舞。心情兴奋,令游水变成了享受,一点疲乏感都没有。而且,游离出海口后,风浪就小了。 远处辉煌的葡京大桥和泛着银光的海水相辉映,那景色煞是好看。 凌晨四点钟左右,我脚下触到硬物。 我意识到,我们到大横琴岛西端了。澳门是由澳门、凼仔、路环三岛组成,大横琴有多大我们也不知道, 但它的东端与三岛之一的凼仔岛只有一水之隔。 我们都未曾到过那里,只是通过学习地图知道这些。 大横琴虽是大陆地界,正是我们第一晚的目的地。 我们继续东游,想在天亮前多游一些,尽量靠近岛的东端,第二晚就能轻松一点,于是又东进了一个多小时。
突然间,一阵雷鸣似的吆喝声撕裂了宁静的夜空,拉枪栓的声音更叫人心胆俱裂。 他妈的! 到这时才遇上这帮丧门神! 我马上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 说时迟,那时快,我即刻头一沉沉到水里,把细绳子扯断,把身上带着装备的书包一拉放掉, 然后脚蹬浅滩,逆水潜逃。 也不知潜了多久,到水浅得不能再掩护我的时候,一翻身站了起来,见到天色已经大白, 远处有一条公安船,而洪一昌就在不到我十米的地方。 天助我也! 我俩不约而同,没命地往岛上跑,也不知跑了多久,跑到半山往树丛里一钻才坐下来喘一口气。 由于我们向东游,那公安船躲在岛的黑影里,我们看不见它, 渐渐发亮的东边却将我们的行踪暴露在他们的眼底下。 他们以逸待劳,本以为等我们游近后可瓮中捉鳖。 不想我们得道多助,神明庇佑,几下功夫就把他们抛了个离天隔九洲! 危急中,洪一昌不约而同地和我做了同样的事,文彪则不知所踪(我们后来在香港找到他)。我后来想,唯一的可能是那些公安以为浮在水面的装备包是我们的人头,追它们去了。说真的,以当时的实际情况,我很难相信就凭我们那几下功夫就可以把那些边防公安甩掉;若非超自然力量的介入,我那次一定又被他们毁了。
我和洪一昌不约而同地往山上跑,一头钻进灌木林里。当然,我们的磨劫还没完,我们又要挨饿了。除了身上一条球裤之外,我只有用安全别针固定在短裤后袋,用几层塑料纸包得严严实实的一撮烟丝,十来张烟纸和火柴。 洪不抽烟,那些烟就是那天唯一和我嘴巴有过接触的东西。 那些年买不起烟卷,抽的都是自卷的生切烟。 我把烟卷好,有十几根。 以后大约每小时就享受一根。 在那种关头,那可是我的精神食粮。 那十来根烟虽然不能饱我的肚子,几下浓烈的吞云吐雾,对稳定情绪、恢复智慧和冷静,起到非常关键性的作用。 那是8月21号。 我们就那样躲在山上一条隐蔽的小沟里,连水都找不到一滴。 枉他肥胖,老洪有几次冷得上下牙咯咯作响;可能因为我有烟抽,感觉还好。我只好紧紧地抱住他,才令他回过气来。
终于熬到金乌西坠,玉兔东升。晚上九点来钟,我们下山继续水程。 八月的水,本不应该冷的。可我们游了一个多小时以后,可能是消耗得太厉害,连我都冷得直打哆嗦。 我们于是上岸沿岸边走。 刚走到水边的树丛,我的天呀,就在我们半分钟前离开的航道上,一条小船无声地滑过, 船上有五六个带枪的黑影。 怎不叫我相信那是神明在暗中保佑! 在路上我们见到有稻田,一摸,八月的禾苗还没抽穗、灌浆,要不然我们起码还可以弄几把卡路里往嘴里送。
两点半左右,我们来到了大横琴的东端。水边有个碉堡,月色下见到里面有人影,还是背枪的。我们非常小心地尽量地避开碉堡,无声地滑入水里,向着凼仔游去。 整个澳门就出现在我们跟前。 好家伙,这时候我才看见,海面上起码有三四条炮艇,乌灯黑火,偃旗息鼓,那些机关炮却都卸下了炮衣。
正为眼前的景象惊骇,却猛然发觉不见了身边的洪一昌。 抬眼望去,见他飞快地向对岸游去,抛下我足足有二十米。我想追上他,却突然发现我的手脚居然不听使唤起来。我的泳技本在洪之上数级,一路来只有我在体力上帮他,谁知这关键时刻我却弱了起来,肥胖的洪一昌身体储存的热量却在这关键时刻帮了他。 可怜我这时疲惫得连水都划不动,只能轻微地摆动我的前臂和手掌,控制游向。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在体力上觉得这么无助。看着水面的炮艇,我也不敢叫他帮我。只要我们任何一个发出任何声响,我知道,我们就会被一锅端。我只好用余力半死不活地稍微摆动手脚掌握方向,就着水流斜斜地向对岸冲去。到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游了三十公里,八九个小时的水,二十八小时没有东西下过肚。

十一、逃出生天

凌晨三点半(我一直都是凭月亮的位置看时间。测验过,误差不到十分钟), 我终于游到对岸。 这时我的确是筋疲力尽了,倒在碎石滩上就睡了过去。 一刻钟之后我醒了过来,又恢复了体力,于是正式登陆。 那里刚好有个隧道。 隧道口的砖墙上贴着宣传招纸,上面印着“请投神圣的一票”。 而且,那是用“繁体字”印的。 我这时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我终于逃出来了! 那是1975年8月22日清晨。
我跑过公路,攀上小山。 看看天时尚早,倒在一块大青石上意欲休息一会,但始终难以心安。 因为我必须在天亮前找到人家收留,要不然,被澳门警察抓到,就会被反解回大陆。 我于是向山下的村庄摸去。 疯狂的狗吠声铺天盖地,令我不敢接近,只好又回到山上。 四点半左右,我摸到了桥头一个像是空置的工棚里。 正在琢磨该怎么办,突然门外来了脚步声,还没反应过来,手电筒的光柱已照到我脸上。 我心一沉,心想坏事了。不想那人竟将电筒光柱移开,一边忙不迭地向我赔不是,一边转身要离去。
处理这种情况,我已经是惯犯,那情景宛如当日在小山上的碉堡一样。我似乎早有准备似的,反客为主,一个箭步冲前,拉住他的手。 一边温柔地抚慰他,一边把他往屋里拉。是一个姓箫的中山人,也是从大陆来澳门的,四十来岁,在石场守夜。 没有费太多的口舌,那个守夜人收留了我。 那个节骨眼上,除了安全,第二项重要议程就是填肚。听到我说肚饿之后,他拿出一大包饼干,让我狼吞虎咽地吃了个够。之后,他指我跳进山边的一个蛮干净的水塘,结结实实地洗了一把。下一步是他探取我香港方面的关系信息,指使他的一位同乡到香港找我的关系。那些天里,他把我锁在他的小仓库里,每天两顿丝苗白米饭,外加一罐“五香凤尾鱼”。虽然顿顿一样,对我已经是山珍海味了。
八天以后的一个傍晚,听到外面有人声,我趴在地上从门缝往外看,是我表弟!那一刻内心的激动难以用笔墨形容!我非常镇定地等待他们打开仓库门。表弟带来了一套大地牌衬衣、鹦鹉牌的确良西裤让我换上。是他用九百块港币把我从石场守夜人那里赎了出来。 在1975年,那是一个普通制衣厂工人约莫两个月的收入。 表弟叮咛我:你现在还是五五波,还要小心。因为在1975年,港澳的年轻人是留长头发的,而我头上留的,还是大陆的短发。所以,带我出去的过程还不能完全排除被澳门警察盘问的可能。手里拿着一本当时还相当“黄”的《新知》周刊,坐市内巴士,我们到了澳门市区的一处酒楼。表弟招待了我一顿非常可口,非常丰盛的晚饭。当晚喝的是德国的“蓝妹”啤酒,我吃了约莫15碗饭(不大的碗)。
饭后,表弟带我到他预先联系好的洪一昌父亲朋友的鱼栏。那是在“新马路”旁边的“白眼塘横街”。我在那里见到了分别了八天的洪,并和他一起在澳门住了差不多两个礼拜。鱼栏楼上是一个英文书院,每天傍晚,夹着书本的青年男女就会鱼贯地到书院上英文课。那些青年们多么地令我羡慕啊!到了香港一个多月后,我也到一处英文书院上课。两年的夜校,我跳了一次级,每次的考试我都不是第一就是第二,没有例外过。10天后,由颇有社会关系的洪父安排,我们各自怀揣两只糯米鸡,趁夜色上了一条俗称“大眼鸡”的机帆船。洪父以七百块港币一位的价码安排洪和我一起“屈蛇”去了香港。
到香港后,切切实实地体会到自由的可贵。在明确的法律框架内,我有选择做任何事或不做任何事的自由。在工作方面,我选择当搬运工人,因为这工作时间不是太长,而薪水蛮高。我倚仗在农村练就的本领,凭一副肩膀、一身腰板扬威港九苦力界。 我也选择晚上去读英文。因为读好了英文,我可以安排自己涉足欧美人士的圈子,建立移民美国的人脉关系。1979年,我如愿了,满足了心底下“远走高飞”的夙愿,移民到了美国。因为在香港打下的扎实的英文基础,我不但很容易就适应了美国的语言环境,还能不断地领悟其中的奥妙。
到美国一年后,我开启了六年的大学生涯,最终取得了工程学士的学位。 三十多年前,毛泽东大手一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很有必要”,就把千千万万,十多二十岁正在长身体、长学问的青少年送到农村去。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恶劣的环境确实锻炼、造就了一些英雄好汉,也令千千万万的人埋葬了一生难得的青春,甚至毁了一生。 以我自己而言,恐怕真得谢谢那个革委会成员。要是我当时留城继续升高中,恐怕就没有了偷渡的觉醒,也没有了我眼下的今天。下乡,锻炼,觉醒,寻路,挫折,逃出生天,从东半球的农村迁徙到西半球, 走的是一条被“置之于死地而后生”,杀出重围却幸运地没有流过一滴血的路。
成功地到达香港,是我人生至关重要的转捩点。 可以说,自从成功到达香港后,虽然不乏挫折,个人发展基本上进入了一个向上的轨道。 自从离开以后,多年来我一直都为当年的选择感到欣慰,为眼下感到满足。 记得在香港的那几年,半夜醒来,会自问:这里真是香港吗? 不是在做梦吧? 当我触摸到那铁床,确确实实知道自己不是在梦里,就会感觉到一种来自心底的满足。
虽然在美国的三十多年来,没有成功地发财,但我满足于可以凭工资养一个小康之家,满足于可以不断地读书、学习,可以有机会长期和不同民族的人民交往从而进步。最有意义的,是我在这里体会着华盛顿创立的这个伟大的国家。 有刚从大陆回来的朋友说在美国享受的是“从灵魂里感受到的自由”。 的确如此。三十多年来,我时刻都在感恩,内心也感受着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满足。这种满足,不是区区百万、千万的横财可以比拟的。我从一个下乡耕田的知青,变成了一个网络工程师。在世界任何有互联网的角落,我可以凭一台手提电脑控制洛杉矶地区八十多个学区的广域网。
前年我们在澳洲度假,从电邮里知道一个学区部分用户不能上网,单位几位同事都束手无策,学区的技术人员直接就对我的经理说:等老潘回来再说吧。我在凯恩斯的酒店房间里用手提电脑上网,分析问题的根源,并直接在30分钟内解决。解决这些问题,不论大小,都能给我很舒服的满足感。而这一切,皆源于当年的觉醒以及成功地出走自由世界。是美国这样伟大的国家向我提供了改变自己的机会。
近年来忽然醒悟到:我投奔自由的成功,和两项体育运动扯不脱干系,它们就是足球和游泳。少年的我,因为足球成名,才得以和林君成为朋友。最后成功出走的手段,就是游泳了。我对这两项运动由衷地感恩。我自己深知,当年我的足球只不过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的功夫。江门一中的师生赋予我那么高的荣誉,令我非常感恩却几十年来想想都偷偷地惭愧。我一直有个愿望,要补练我的个人足球技术,报答他们。
每年六月到十月底,游泳池都由室内转向室外。2012年的八月,因为担心过多的紫外线照射有害健康,我干脆暂停游泳,到树阴下练颠球,一圆多年心愿。我现在已经形成习惯,一周五天每天练半小时足球。半年下来,我的个人技术比47年前提高了不少。少年时的我们,是不可能拥有私人足球的,而且那时是光脚踢。现在什么都有了,我希望能继续练下去。只有这样不停地练,不停地提高,才不至于辜负了当年师生们对我的厚爱。
至于游泳,从2003年开始,游了差不多10年。当年那30公里的顺水,6个小时的水程我现在应该是没有问题的。10年来参加本地的游泳比赛,我的50米、100米蛙泳基本上所向无敌,金牌是稳拿的。2010、2011年,我连续两年参加加州长滩市举办的5000米海游比赛。在华氏66、摄氏19度有风浪的海水里游将近两个小时,也还可以。现在我每周五天,每天也是半小时,单练蝶泳,一圆年轻时没有实现的梦想。加上隔天四组15下的引体向上,四组56下的俯卧撑,可以说,我每天花不少心思在运动技能的追求上。运动技能的进步是我骄傲的源泉。我很欣慰、很感激老天爷对我如此眷顾,能让我在六十多岁的时候还有智慧、有能力享受这两项如此有恩于我的运动。
中国的文革、下乡是浩劫也好,不是浩劫也好,俱往矣。聪明、乐观、智慧的广东知青们因地制宜,扭转颓局,变被动为主动,逃离专制,投奔自由,反倒拣了个大便宜, 变成了文革、下乡的既得利益者。 他们当年拒绝被愚弄的英勇行为,展示了人性的辉煌。 岁月,一定会把他们不屈服于命运安排的光辉记录在历史的功劳簿上。


【简 讯】

《李慎之的检讨书》(1957—1990)全二册问世

潘祛病

由李三达先生编,鲍彤、邵燕祥作序的《李慎之的检讨书》(1957—1990)全二册,4月中旬由香港新世纪及传媒出版有限公司出版。该书上册收录了李慎之先生1957年至1964年的检讨和交代材料约50份,以及新华社国际部的部分工作人员对李慎之的批判揭发材料若干篇。下册收录了李慎之1965年至1990年间的“罪行交代”、自我鉴定和自我考察共计85篇。同时还收录了1978、1979年李慎之所在单位对其“右派问题审改结论”,199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处分决定与事实认定”等历史资料。
鲍彤先生在序中说:“最近,见到先生的后人尔柔和三达,才知道先生还有举世无双的力作存世——从1957到1990三十四年间认错和认罪的全部检讨。这是异彩,是中国特色的检讨文化的第一手史料。有中国特色的检讨文化可以追溯到周武王的父亲姬昌(所谓‘周文王’)。他的晚年是在反省待罪中度过的。遵循殷纣王‘双规’的合法命令,当时他在羑里的招待所中被监控。我曾偶然看到韩愈为此而作的《幽拘操》,结句有趣得令人无法遗忘——赫然是:‘呜呼,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圣明者,纣王也!谁能说诗人韩愈之后从此不会再有人关注和追踪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轨迹了?”
该书上下两册共计1266页,田园书屋经销,定价198港元。


【简 讯】

《“九一三”回望——林彪事件史实与辨析》一书出版

高 原

由国际著名中国当代史研究专家、哈佛大学终身教授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作序、文革史研究者余汝信主编的《“九一三”回望——林彪事件史实与辨析》一书,将于2013年5月8日由新世纪出版社在香港出版。
该书分为“资料篇”与“辨析篇”两部分。前一部分首次公开了1980年林立衡(林豆豆)书写、张清林修改的关于“九一三”经过写给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材料的修改稿、誊清稿的原版复印件,以及叶群的两次检讨全文、《“571工程”纪要》原文复印件和毛泽东南巡讲话整理稿全文。后一部分“辨析篇”内含四篇文章,即天穹的《研究林立衡材料的几个切入点》、韩钢的《“九一三”事件考疑》、王海光的《“九一三”事件循时考》及余汝信的《﹤林立衡关于“九一三”经过写给中纪委的材料﹥解读》。天穹、韩钢、余汝信的文章,各自对林立衡的有关说法尤其是“林彪被骗说”提出了质疑,王海光的文章则首次披露了1971年10月林立衡的有关交待,可供读者将其与林立衡1980年所写的材料相比照,以作出自己的判断。
麦克法夸尔为中文出版物作序,当属凤毛麟角。他对该书的评价,正如他在“序言”结尾所言:“本书的作者们,对所谓来自林豆豆的答案提出了疑问。他们并没有试图为整个毛林传奇做出终极的结论——那是官方全部档案开放之后的事。但他们所知道的,已经远比刚知中国出了事的法国大使超出很多。正如本书所示,历史学者们掌握史料越多,就越来越不信任官方提供的版本。”


【检讨与交代】

补充交代我在1962年的反动思想
——包括我在家信中所暴露的反动思想
1969.3.20

李慎之

1962年是我的反动思想在刘邓黑司令部翻案风的影响下,又一次恶性泛滥的一年。我过去曾几次交代过我在这一段时期内的反动的言论思想,但是并未完全挖清。我的一些反动思想在我这一时期所写的家信中也有所反映,但是我现在无论如何回忆已无法记得起,我到底写了些什么话。我回想那段时期的情况,认为我有几次可能在家信中暴露我的反动思想。一是1962年春天。那年春节,我因为在1961年底摘掉了右派帽子,曾乘外训班放寒假的时候回了一趟家,在那里听到了中央召开“五级干部会议”(即现在听说的“七千人大会”)的消息,到北京以后,听到了一点风声,自己以为党的政策要改变了,自己的问题有重新考虑的余地了,因而很可能向家里写信,作这种暗示,甚至“明示”,以向家里人表示我有“翻身出头”的可能。二是1962年七八月间,我当时认为对右派分子,包括我自己的甄别平反已“指日可待”,因此也必然会在家信中暴露自己许多狂妄的想法,也必然会在家信中美化自己,同时也就必然会丑化党。三是1962年冬天听了八届十中全会的传达以后,认为翻案无望,但是又不死心,也必然会在家信中打一个招呼,一方面认为无可奈何,一方面还要有所表白。至于以后,眼见许多提出翻案的右派分子都受到批判斗争,也就断了翻案的念头,可能还有一些牢骚悲观的情绪曾流露过。不过,我经过很长一段时期的苦苦思索,除了上述这一个大致轮廓以外,甚至已无法回忆我在什么场合写过什么家信(我写家信历来极其随便,只是信手写去,连第二遍都不看,我历来对文字比较注意,但是写家信的时候,却错别脱漏,文句不通之处,在在皆是,漫不经心。因此虽然在家信中最足以表达我的真实思想,但是我自己的具体印象却最为淡薄模糊),我认为我还是应当继续回忆深挖我在那一段时期的反动思想,让组织上审查,由革命群众批判,至于我的罪行,那是“用笔写下来的,用斧也砍不掉”,我一定承认,并且作为自己永远的教训。
在1957年我被划为右派并遭到批判斗争以后,我大体是有一种服罪的心情。所谓“服”是指的“我的全部右派思想有一个基础,即认为三大改造完成以后,阶级已经消灭,阶级斗争已经熄灭,人民内部矛盾突出,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斯大林那套办法而要用资产阶级民主的办法。反右斗争把一切提到阶级斗争的纲上来认识,我的那一套失去基础,自然就土崩瓦解、落花流水。马列主义的全部理论都离不开阶级斗争,在我那一套谬论否认阶级斗争的实质被揭穿以后,也就剥掉了我自命为马列主义者的画皮,暴露了自己反马列主义的本质。另外一方面,我也看到当时国际国内的整个形势也需要有这么一个大的政治斗争来扭转局面。不过我在内心深处总觉得我只是水平低,受了外界影响,而不是在主观上有意与党为敌,我当时作了被认为算是诚恳深刻的检查,自己认为既然已经低头认罪,矛盾也就应该转化了,但是结果仍然受到开除党籍,戴上帽子,无限期劳动改造(正式的提法是“劳动锻炼”)的处分,心中是有委屈的。不过,一方面从整个形势出发;一方面内心还保留着许多幻想,自己还可以排解得开。到1958年以后,大跃进开始了,全国上下,超英赶美,热气腾腾,我也懂得解决了上层建筑的问题,生产关系的问题,可以大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道理,因此虽然对个人的遭遇感到悲痛,但是却认为对自己的批判斗争和处理是有代价的。“秤锤虽小压千斤”,打击了这样一批人,得到的是“吃饭不要钱”,“农村公社化”,“钢铁翻一番”……这是很值得的,是我心甘情愿的。而且我认为,只要生产果真那么猛烈地发展,几年以后,国家面貌大改变,我个人的前途也不会是暗淡的。看到这些方面,我的思想大体上可以说是“服”的。1958年的时候,陆定一在报上发表文章,说“没有反右派就没有大跃进”。1959年的时候,柏各庄农场负责管理我们的张增起(公安局长)在训话时常常说:“你们也该明白,没有反右派就没有大跃进”。这些话给我的印象很深,构成了我解决服罪问题的一大部分思想基础。
但是,到三年困难时期,特别到1962年的时候,我一看,我原来估计的形势“并不是那么一回事”。不但物质生活艰难,是我亲身可以受到见到的,而且领导上正式传达“工农业生产要十年才能达到57年的水平”。“57年”这三个字在我脑子里成了一个转折点。我本来想把它看成新的大好形势的起点,现在却似乎成了形势逆转的起点。在这种反动观点的支配之下,我原来压了下去的右派思想很快就重又恶性泛滥起来。我觉得,我个人遭到一番打击,并没有得到什么代价,很不值得。看来反右派斗争消极的意义不亚于积极的意义。我当时既然认定“大跃进成了大跃退”(这是我在65年交代过的反动言论),那么陆定一的命题也就可以反过来说成是“没有反右派就没有大跃退”。我的思想一转到这条极端反动的道路上来,就像水坝决了口,心里想的全是反右斗争的“阴暗面”了。
当时我也听到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曾恶毒攻击毛主席搞大跃进,公社化是“头脑发热”的反动言论(我1960年到外训班后曾看到总社印发的批判刘修学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言论的材料),但是我比他们更反动,我认为毛主席头脑发热不是在58年,而是在57年。我记得57年的时候,熊复就曾说过“我们不要头脑发热,搞什么大鸣大放!”(因此,我长期认为熊复此人较“左”)。我认为毛主席号召鸣放于前,又反击右派于后,是“即有今日,何必当初”。我认为反右派斗争是我党历史上空前严峻的一次运动,对右派分子的处理是“一刀齐(切)”。毛主席自己违反了他老人家一贯主张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批判从严,处理从宽”,“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的常规,把文章做死了,没有留下余地。在新华社前领导给在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受批判的人“百分之百”平反以后,我不但当然地认为反右倾运动反到彭德怀集团以外是“扩大化”了,而且也肯定地认为反右派运动反到章、罗、陈铭枢、黄绍竑、李康年、葛佩琦这类人以外也是“扩大化”了。我认为反右倾运动是反右派运动的继续。虽然打击面限制在党内一定级别以上的干部,而且最后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一律保留党籍,要比反右派运动“温和”一些,但是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揪出与定案,采取的是与划右派分子一样的原则。连续两次反右,没有进行纠偏,造成了损害党内民主、人民内部民主的结果。我认为在1958年提出“驯服工具论”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在逻辑上必然的结果(一直到1966年年底以前,我根本不知道驯服工具论是刘少奇提出的,一直以为这就是党中央的思想,毛主席的思想)。而正是驯服工具论,使得人民不敢讲话,形成了产生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风……等五风的原因,也成为大跃进“失败”的原因。
我的这一系列严重的反动思想,使我一直到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时候还坚定不移的对毛主席的信仰发生了严重的动摇。1961年《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领导上号召我们学习,我也从头至尾看了一遍。其中所涉及的事情,都是我亲身经历过的,读起来十分亲切,我觉得毛主席的思想没有我不能理解的(当然,现在回头看,这种说法是粗浅的),没有我不能信仰的,但是同时也觉得,自从1957年进入社会主义革命以来,毛主席的思想和做法我就不能理解了。我印象特别深的一点是,在民主革命时期,毛主席对一切都估计得十分稳健,甚至到1948年还估计战争要进行三年左右才能取得最后胜利,但是结果第二年就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民主革命时期,毛主席的一切计划没有不是超额提前完成任务的。而1957年以后,却总是估计很快可以完成的事情,结果反而推迟。我在1956年一年内,至少三次听到传达毛主席的讲话,说我们是“似慢实快”,这是我过去认为毛主席最伟大的地方之一。但是到1962年的时候,我却认为毛主席在1957年以后办的事都成了“似快实慢”。我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看不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异常艰巨性,看不到我自己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身上的革命性已经丧失,由站在革命派一面转到反革命派一面,反而认为毛主席在1957年以后变了,变得跟过去不一样了。我甚至认为毛主席在1957年以后办的许多事情都是“事与愿违”。毛主席从1956年作关于十大关系的报告到1957年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其中心思想都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尽可能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结果却把我这样的“积极因素”都搞成了消极因素。当时,大家都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对马列主义的划时代的贡献,我自己在1957年的时候,也是如此看。但是到1962年的时候,反倒认为毛主席过去并没有提什么“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的关系倒处理得很好,现在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结果敌我矛盾却越来越尖锐。我当时完全看不到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完全没有意识到党内存在着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的斗争,反而认为毛主席的领导出了他自己历史上从来没有的偏差,我的思想真是反动透顶,罪恶已极。
1962年七八月间,领导上正式传达中央文件,号召全民警惕防范蒋介石反攻大陆。根据我对国际形势的估计,对敌我力量的估计,我认为蒋介石反攻大陆是不可能的事,顶多也只会在沿海作些骚扰,给我们制造一点紧张空气(我记得对这一点,我倒曾在家信中提到过,要家里安心)。但是我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屹立世界,威震东方十多年之后还会产生这种哪怕只是一种可能性的危险,也足以证明1957年以来,国内形势确实不好,是遭到了很大的挫折。我这种对形势的看法,加上1959年起在柏各庄改造期间,因为对右派的批判较严,提法甚高而在内心滋生的委屈情绪(即我以前交代过的,“我不是对党有阶级仇恨的‘典型’右派”),使自己越来越不服罪,把自己看成是“好人”,把党看成是“搞错了”。这就是在1962年内支配我的思想。
我在1962年对毛主席的信仰产生了如此严重的动摇,但是也应该说,我从少年时期就树立起来的对毛主席的信仰也不可能很容易就完全改变的。我在内心深处始终认为,只有毛主席才能扭转当时的困难局面,始终相信毛主席一定会发现存在的问题。1961年底农业十二条的紧急下达,和中央万名干部下放基层,“三同一通”(同吃、同住、同劳动、上下通气),就被我认为是毛主席已经开始“紧急纠偏”了。1962年我听到毛主席引用的“文王拘于羑里……”那一段话,真是使我感动之极。当时领导上号召畅所欲言,实行“三不”方针,甚至“不作记录”,我都认为是在执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正因为如此,我才曾引用陆放翁的诗,表达我的心情:“……山深四月始闻莺。近传下诏通言路,已卜余年见太平。圣主无改初政美,小儒唯有泪纵横”。在这里,我是感到了毛主席的伟大,但是我仍然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用民主革命时期的观点来看待毛主席的方针政策。我仍然看不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特别是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我根本谈不上有什么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完全觉察不出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我心里打下了不少的黑钉子(如我以前所交代过的,对1961年7•1刘少奇关于党成立四十周年的报告,和1962年8•1,刘少奇重新发表其黑修养都加深了我对反右派斗争的正确性的怀疑)。从根本上说,我仍然是一个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
不过,这是现在的认识,我当时的气焰却是嚣张已极。诚然,我没有正式提出翻案,我自己直接为翻案而进行的活动也有相当的限制,但是我内心里是十分狂妄的。我认为1957年的反右斗争是“扩大化”了。我的问题只是认识问题。我对党是有感情的。党把我划为右派是越过了思想和政治的界限,党对我的处理是太重了。一切是非都有一个界限,纵然我有错误,但是对待我的错误如果越过了界限,错的就是党不是我了。我老爱想反右派斗争的当时和以后一些人对我的同情(如最近解放的李剑秋就曾在1958年的交心大字报中表示对我和其他一些“老同志”划为右派感到想不通,以至“害怕”),在内心积累反右斗争有不良影响的根据。我之所以没有正式提出翻案,固然也是因为我认为我自己的问题比别人要严重,然而却并不是主要的原因。因为我当时认为我的问题说严重确也严重(因为我集中了当时国内外的修正主义言论),说轻也很轻,无非是吴冷西在1957年说过我的“活跃思想,头脑发热”。我曾着手给吴冷西写信,结果没有写成,很主要的原因是“自高身份”。我当时并不认为吴冷西包庇了我。我以为不管他主观上如何看我,在客观上总是他亲自下手打击的我。他那两年倚靠了新华社的工作而青云直上,但是他也应该明白,我对新华社的工作是有一番汗马功劳的。他打击了我,就应该由他来向我赔礼道歉,而不该反倒由我去求他。正是由于我心中充满了这种极端的“傲气”,我才最后决定不给吴冷西写信,看他怎么办。当时,我听到一些准备给右派分子平反的消息,来源很“权威”,我认为我的问题的解决也只是时间问题,所以信心很大。我记得我在这个时候的家信中确实曾暗示我家里,我的问题已不是摘帽子的问题(我当时已摘掉帽子),也不是重新入党的问题,而是恢复党籍和恢复名誉的问题。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曾引用老子的话:“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这个时候,我特别喜欢梁启超的两句诗:“万事祸为福所倚,百年力与命相持”,我仿佛记得曾在家信里提到过。意思是我的命运又将转祸为福,由家里唯一的“黑人”转为唯一的“红人”了。支配我写这样的家信的动机,除了我极端反动的政治思想而外,还有极端庸俗的“衣锦荣归”的封建思想。
我的上述一系列的由个人不服罪到政治上进一步反动的思想,到1962年七八月间听到关于广州会议的传达和看到一些右派分子向组织上正式递交“甄别”申请的时候达到了高峰。但是1962年10月就听到了关于十中全会的传达。毛主席在会议上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同时明确指示要反击单干风和翻案风。一瓢冷水使我热得发涨的头脑清醒了过来。但是我还是觉得这可能只是为了“实际政治”的需要,暂时压一压,仍然没有完全放弃翻案的幻想。一直到1963年春天,眼见得许多要求翻案的右派分子受到了斗争和处分,才算断了念,死了心,但是我的反动思想并没有断绝,反而觉得毛主席是“出尔反尔”。这是我在思想上所犯的反对毛主席的最严重的罪行。
在此以后,我认为自己在现实世界中已再无“翻身出头”的希望,渐渐对政治采取越来越消极的态度,以各种唯心主义的哲学来麻醉自己,想使自己摆脱在现实世界中的苦闷而到某种精神世界中去寻求“解脱”。在工作上则希图做一些不会冒政治风险的研究工作或翻译工作,“埋首书丛,了此残生”。我自己也知道,比起1957年来,我身上已嗅不到一点点一个共产党员的气味了。
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是根深蒂固的,我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是十分反动的。回头检视,我自己也感到害怕。这次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我明白了许多道理,特别是八届十二中全会以来,学习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使我逐步看到自己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至少已经在思想上(有时甚至已在言行上)跟着刘少奇的贼船走得相当远了。如果刘少奇篡党、篡国、篡军的阴谋一旦得逞,我就会成为他的反动统治的社会基础,就将犯更大的罪行。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感召之下,我决心把我目前所能挖掘出来的反动思想和盘托出,并且继续挖深挖透。我自己知道,我的世界观还并没有彻底转过来,我对路线斗争的觉悟很低。但是我相信革命群众会给我以深刻的批判,热忱地帮助我同自己的反动思想决裂,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已经使我看到了祖国和世界光明的前景,也给了我以对自己的前途的信心。我深深感到毛泽东思想的阳光也已照彻了我的阴暗的心灵,从这一点出发,我相信我自己在党和群众的监督帮助之下还是可以改造过来,可以重新参加革命的行列的。

(李三达提供)


【编读往来】

1.桑客谈文艺创作专辑

《记忆》编辑部:
我是贵刊所说的“潜在力量”之一,写过中短篇,没有打响。目前正在写一部三代人的长篇。以我看,任国庆的小说,最好的是《扛刀的故事》。胡鹏池的散文,最好的是《林彪素描》。姚蜀平的长篇,看得出是下了大功夫,但从摘选的部分看,手法比较陈旧。这可能是我们这些40后、50后作者共同的问题。我们习惯于《青春之歌》、《山乡巨变》的写法。编者说,要学手艺。这话说得对,不过,这个手艺不是一时半会能学会的。为什么绝大多数过来人都去写回忆录,写自传,写家史,就是因为这类纪实文学容易操作,不需要什么技巧,既用不着学什么手艺,也不必具备什么想象力。
“审美地写”是一种创作观,是否以前有人提过,我不清楚。如果没人提过,那它就具有开创性的价值。
这是一个好的开始,中国需要这样一个平台。
祝愿《记忆》成为今天的《今天》。
桑 客
2013年4月17日

2. 杨耀健谈《记忆》开设文学平台

《记忆》编辑部:
我赞成《记忆》开设文学平台。
20世纪以来的中国,经历了并仍在经历着影响深远的沧桑巨变。所以,我们有太多刻骨铭心的见闻可以记录,有太多千虑一得的深刻感悟需要抒发。
我们这群人的故事不轻松。曾几何时,我们随波逐流,穿越过一大段空芜荒凉的青春岁月,穿越过一个时代。虽不敢妄言沧桑,却也品尝了人世间的酸甜苦辣,体会到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不过,别认为咱们是堵墙,咱们其实是一扇敞开的门。门比墙要坦白:墙不告诉你那边是什么,而敞开的门让你把要去的地方,看得清清楚楚。用笔来书写这些年来自己的所遇、所思、所安,是一件有意义的实事。
我是倾心于文学艺术的。尽管近年文潮消退,商潮勃兴,但于文艺永远却是“我心匪席,不可卷也”。青春潮汐虽然已经消退,但仍然怀有开花结实的梦想,为时而著,为事而作。
第96期三位作者的文章都拜读了,那样的画面,既是陈年旧事,也仿佛是历历在目的昨天。醉里乾坤,只在心底。但得同好相知,无须世人喝彩,出世入世两无妨也。

杨耀健
2013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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