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创作】
李楞子与外祖父 ——一个贫农鳏汉与一个地主老头的故事
李楞子的话核儿
李金安,四十出头的人,因为口吃,大家都叫他李楞子。 李楞子中年丧妻,家中只有一个老娘和一个女儿。老娘七十多,在三年大饥荒前,老人家的身子骨是硬朗的,耳不聋,眼不花,手脚利利索索,把个穷家里里外外拾掇得干干净净。女儿水琴,大约只比我大三四岁,长得跟李楞子一个模子,马脸,长胳膊长腿,说话,走路全没有一点女孩子的模样,胸脯也是平平的,一副老雄鸭子般沙哑的嗓音。听大人们背后说起,这水琴是个“石女”。“石女”的概念我小时候是无从得知的,那时候的理解大概也就是虽然是女人,但又不是女人的意思。水琴大概只上了小学三年级,就跟着李楞子走乡串户爆玉米花。 李楞子虽是马脸,却五官端正、眉清目秀,皮肤很白皙。老娘活着时,他的衣衫一向都是整洁的。他是西街头为数不多的识字人,脑子里装着不少章回小说和陈年戏文。但他口吃得很厉害,他是不能讲故事的。但唱戏时却一点也不口吃了,因此他常唱戏,常看见他坐在那里一只手拍着大腿,闭着眼睛,摇头晃脑地哼着:“一马离了西凉界,不由人,一阵阵泪洒胸怀……” 我觉得他唱的戏文很有韵味儿,很伤感的。他还唱:“未开言,不由人牙根咬恨,骂一声毛延寿你这卖国的奸臣……”听那词儿,应是情绪激烈的,李楞子却唱得平静如水。他有时又将这“骂毛延寿”的唱词改成了“骂蒋介石”:“未开言,不由人牙根咬恨,骂一声蒋介石你这卖国的奸臣。你也是中国人,怎好像是外国生,却拿着美国的武器来杀我中国人……”我小时候跟他学过这一段,现在就记得这几句。 人常说“矮子鬼大,楞子话多”,李楞子不是这样的。他是一个沉默寡言之人,但偶尔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一言半语,总是不阴不阳,有骨头有肉的,叫人吧咂半天,才好不容易捉摸出“话核儿”来。真让人联想到潘长江的经典语言:“浓缩的都是精品”。 上级号召合作化,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他说:地到是化在一起了,可人心咋能化到一起呢?人心化不到一起,地化一起,白搭!不如不化。要化,也是穷化。 公社化时时兴一句标语:“人民公社是金桥,共产主义是天堂”。李楞子说: 不就是换了一个木头疙瘩(图章)吗,怎么就能上了天堂? 队长常新万召集各家各户开会,限制每家最多只能养两只家禽,养了鸡不能养鸭,养了鸭就不能养鸡,不许去自由市场卖鸡蛋鸭蛋;可以养一头猪或一头羊,也只能挑一种养养;不许在自留地以外开十边地,自留地也不许种经济作物,不许种西瓜与香瓜,种点土豆、番瓜这类代粮品还是可以的,种点蔬菜与粮食也还行;不许吃青蚕豆,不许吃嫩玉米,不许吃青麦冷蒸;更不许外出去桐州、上海跑码头…… 当然这些政策也不是一次性齐活的,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不断细化的。 所有这些政策当然也不是新万制定的,但都是新万传达的。新万既不贪污也不夸大,传达后也都是由新万监督执行的。 新万说这叫做“割资本主义尾巴”,这在五十年代末还是新名词,大家都是乡下老农民,听了一般都是“唉”的一声叹口气,最多也就说一声“政策又紧了,叫人怎么活?” 新万并不十分计较,执行起来也不是很严格。 但有一回散会时,李楞子捧着水烟台跟在新万的后面走出门,笑着说: “队……队……队长,队长,可了不得啦!你屁股上长了一条狗……狗尾巴!” 新万说:“楞子,严肃点,又拿我开心是不是?” 惠琴姑娘是一个一向好与新万作对的老姑娘,她一手拿着针,一手拿着正纳着的鞋底笑着说:“队长,别听他的,你的屁股上没有长尾巴!” 曹大金与常新万一样都是三代贫农,但新万当了干部,大金只当了个贫协代表。新万把持着党支部,大金连党也入不了。他一向就不尿新万,不放过任何讽刺挖苦的机会,大金说:“惠琴,这话也用不着你来说,常队长是个人又不是狗,他怎能长出狗尾巴!” 新万没反应得过来,李楞子却一本正经地说:“队……队长,我要向你请教一个问……问题。” 新万说:“你说”。 李楞子说:“狗……狗长狗尾巴,猫……猫长猫尾巴,人不长尾巴。人要是长呢,也是人……人尾巴。为什么?种头不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也是种头……种头不对,社……社会主义怎么会长资本主义尾巴呢?这个道理我们不……不懂,劳烦队长你给我们讲讲……讲讲明白。” 新万这才听明白了,气得朝他直翻白眼:“好你个李楞子!你敢对抗上级号召?我要向上级汇报。抓你个现行!” 孙大爷出来打圆场:“新万,他也就怎么一问,你呢就这么一听,犯不着生气。你是党的人,社员政策上的事不明白,问问你也是应当应分,你怎么就要抓现行呢?” 新万气鼓鼓地回头瞪着李楞子,眼珠子都要爆出来,蹦出一句话来:“过后再和你算账!” 李楞子笑嘻嘻:“别,别,别……我好怕唷!”
外祖父与李楞子的春联
农业合作化前,广大农村的春联都是千百年前的老祖宗留下来的,比如: 生意兴隆通四海 财源茂盛达三江
喜看红梅多结籽 笑见绿竹又生枝 合作化后,乡村越来越革命化了,这些传统的春联没有了。每逢过年,家家户户贴的春联一般都是“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喝水不忘掘井人,翻身不忘毛主席”,横眉离不了“社会主义好”、“人民公社好”、“毛主席万岁”等。 外祖父算是乡间的一个“宿儒”了,写出来的春联与众不同。如厨房门前是: 青菜苋子饭 天水菊花茶 带有恬静的田园风味和悠然自足的平和心态。虽然也有一点地主阶级的闲情逸趣,但总不能说反动吧,称赞的人就很多。 又如东大门则是: 润泽东亚毛主席 布德中华朱将军 这副春联越发好了,对仗工整,又很巧妙地将毛泽东和朱德的名字嵌于其中,歌颂了共产党的大领袖,表达了对新政权的归化。外祖父那一笔魏碑体更是苍劲有力,乡亲们一致叫好。那时“阶级斗争”的弦也不是绷得很紧的,乡里的书记、乡长们,也不避嫌疑地特地请外祖父写了同样的对子贴在自家的门上。县上来的干部到书记、乡长家吃喝,也都对这副春联赞不绝口,于是又传到了县上,只是没有人知道这原出自一个“准地主老头”之手。 外祖父写这些对子的时候,我常在他身旁磨墨,我也觉得非常好,只是不知道究竟是外祖父在外面抄来的,还是他的原创? 但是,真正在乡间出风头的春联,还得首推李楞子。 有一年,他写的春联是: 自有天做主 何必人操心 横批是:太公在此,百无禁忌 又有一年,他写的对联那就更出格了。 上联:人人都吃五谷杂粮 下联:个个都要打嗝放屁 横批却是:社员都是向阳花 歪歪扭扭一笔臭字,引来许多人围观。 几个有点墨水的乡邻们捧着水烟台,聚在他家的大门前,那一通研究、评论,那一通笑啊,甭提有多开心。 杂货点的张茂先生也是乡间一儒,他摘下老花镜远远地看道:“字不好,意思好,人生大道理!”他捋着下巴上的胡须不住的说:“人生大道理啊!” 按当时的政治环境,这几副对联都含有对现实的不满情绪。可是村干部来看过了,乡干部们也来看过了,都默默地来,也默默地走了,谁也没放个屁。 李楞子当街捧着水烟台,吹着煤纸捻儿,目送着乡村干部们的来来往往的背影唱道:“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旌旗招展空翻转,却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 这副对联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它让我懂得,吃饭穿衣、打嗝放屁、拉屎拉尿这类事情是人人概莫能外的。 大家都是从小时候走过来的,谁在小时候对于人生都不免有一些幼稚的想法。比如笔者当年唱着“小鸟在前面带路”时,心里则对“敬爱的领袖”有着许多不敬的猜度:他总该是与我们不一样的人吧,至少“打嗝放屁”这类的脏事他是没有的吧?谁知道李楞子说他也是有的。 李楞子的春联有一种启蒙的意义:“领袖也是人”!
李金安两救外祖父
对联风格迥异的外祖父与李金安是一对好朋友。 在这长长的一条街上,外祖父只有李金安一个朋友了;而李金安呢?也似乎只有外祖父一个朋友。 一个地主老头,一个贫农鳏汉,他们之间没有发生过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至少我没有发现一丁点儿,我感觉他们是有始有终的好朋友。 外祖父的年龄比金安大有十多岁,金安总是尊称他为大先生;外祖父则称他金安,从来也不叫李楞子的。 他们的友谊要上溯到四十年代初,日本鬼子上岸的时期。 大概是1943年的秋天,外祖父家刚卖棉花得了400块大洋,这就是全家十口人一年的生活费用。外祖母留下了30块大洋作近期的日常开销,将370块大洋交给外祖父说:鬼子来了,家里不安全,你将钱带到新天钱庄上存着。 新天是外祖父的二姐夫家所在的一个集镇,还没有驻扎鬼子兵。二姐夫是个资本家,在那里开有一家钱庄,外祖父就在他家当账房先生。 那个午后,外祖父将370块大洋用一个小包袱捆在腰间,外面穿上一件长袍子,刚走到那通往河北的桥上,就被迎面过来的几个鬼子兵拦住了。鬼子兵见外祖父的肚子鼓鼓的,双手紧张地捂着,就端起刺刀往外祖父的长袍上轻轻一划,那370块大洋就当啷当啷的全掉在桥面上了,鬼子兵们纷纷弯腰拾起,全装在自己的口袋里了。外祖父发了急,和鬼子兵理论,鬼子兵端着刺刀就要捅他。正在这时,金安赶上了桥头,对着鬼子兵“太君太君”的作揖。还主动捡起桥面上的大洋塞在鬼子兵的手里:“你的,大大的发财!”鬼子兵这才呜里呜噜地说“你的明白”,放了外祖父。 金安将惊魂未定的外祖父送回家里,对外祖父说:“大……大先生你要钱不要命了。” 外祖母对金安千恩万谢地说:“亏你了,要不今儿,他这条老命就没了。”那年月,外祖父与外祖母的感情还是很好的,她对惊魂未定的外祖父说:“算了,算了!破财消灾!破财消灾!” 土改那年,工作组发动贫下中农斗地主。一开始外祖父和外祖母也是同时被押上台的。 金安对工作组说:“你们只能斗周李氏,不能斗周先生。” 工作组问他为什么?金安说:“周……先生是什么成份?他是职……职工呀!职工也是工人阶级。他没有在家种过田,没有收过租,他一直在外面给资本家打工,他既不是资本家,也不是地主,你……你们怎么能斗他呢?” 工作组笑着说:“看不出啊,你个楞子倒有点政策水平。”真的就这样将外祖父放了。后来,工作组就将外祖父的成份定为了职工。 事后,金安对外祖父说:“大先生,你要自己记好了,你……你是给资本家打工的,你的成份也是工……工人,工人是什么?共产党说工人是领导,你不要自己先气馁了。地主成份只能是老婶子一个人,家里已经有一个人顶了这个屎盆子了,别人就躲……躲得远一点。” 外祖父说:“这样不好吧?让你嫂子一个人顶着,我心上过不去啊!” 金安说:“过不去,也没办法?少一个人遭罪总比多……多一个人好吧?” 外祖母原本也是很侠气的女人:“金安说得对,就是这个理。屎盆子就让我一个人顶了。我一个女人家,他们总不能将我往死里打。” 此后,乡里召集的四类分子听训会,扫大街等活动,就没有了外祖父什么事,都由外祖母一人顶了。 解放初期的地富分子好赖还算是个人,评了就评了,土地分掉了,但还留了五六亩;房子分出去了,但还留了小五间。除了土改时被斗了一回,接下来的七八年间也没人管你。外祖母平素为人好,除了村长常新万常常来找点小麻烦外,乡亲们全都没有难为过外祖母。
外祖父消逝在瑟瑟芦花的深处
土改后的地富被分了房子分了地,但毕竟还留有房子留有地;尽管政治上已经沦为贱民,但生活上却还算是人活的样子。 到了1958年二次土改(也称“民主补课”)后,外祖母一家被扫地出门,剥夺了全部生产资料及生活资料,过着越来越不是人的日子了。作为“帽子”在册者的外祖母,三天两头集中去开四类分子听训会,三天两头起早扫大街,带着鲜红的红领巾的少先队员们虽说也都是邻里家的孩子,但已经开始向她扔小石子儿,吐着唾沫星子骂道“地主佬儿”了。 长期的折磨,使得外祖母早就失去了当初的大度量,她一天比一天感到窘屈,又没有地方撒气,就越来越频繁地对外祖父发脾气:“嫁到你家周家来,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临末了,大苦大难的事全让我一个人顶了。你一个男人都没事儿人似的。”这是外祖母常年挂在嘴边的怨恨。儿女们嘴上不好说什么,心里却对母亲多了一分同情。毕竟上台挨批斗的是老娘,被村长打嘴巴子的也是老娘啊。 外祖父在家庭越发没有地位了,再加上他的一生确实也对家庭做了三件大错事: 1943年时被日本人从他手中抢走了370块大洋; 1948年年底,他将外祖母的嫁妆全部变卖了去资助了濒临破产的二姐夫; 1950年时地主分子的帽子让外祖母戴了,他自己却被评上了职工。 外祖父心里当然痛苦,对不起家庭,对不起老妻,可他有什么办法弥补呢?他巴不到抢过这顶“地主帽子”扣在自己头上,可他没有操作的办法。他一向就是沉默寡言的人,现在更是几天、十几天也不说一句话了。 只有金安常常拉外祖父下两盘棋,聊一会“三国”,外祖父也就开朗一些。 转眼到了吃食堂,金安是食堂的炊事员,金安对外祖父就又有了另一份的照顾。食堂办到后期,那稀粥也就是飘着几粒米花儿的清汤水,薄得映得出人影儿,金安总是给外祖父捞上点稠的。 那时,被扫地出门的外祖母和小姨被安排住在方家的西屋,屁帘儿大的地方,搁不下外祖父的床,他一人孤零零地住在前后穿风的大门堂里。大门堂离方家也不过30米,没办食堂的时候,他一日三餐回到家里吃,吃完,将碗舔干净了,将掉在桌上的米粒和菜屑全拾在嘴里吃了,就离家了。 多年失和的外祖母不要求他做任何事,也不和他说话。虽然是老夫老妻,虽然生育过七个孩子,也曾有过琴瑟和谐的日子,但到老了,阶级斗争最终让他们形同陌路人。 在吃食堂的日子里,外祖父一日三餐在食堂,十天半月也不走进家门一次。只有小姨常去给他洗洗衣服被褥。除了食堂外,他几乎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得到补充的营养。 他偶尔也到我家来。都在同一条街上,相距百余米。外祖父从来不从大街上走,总是走街背后的河边小路,总是穿一袭破旧的灰色长衫,双手袖着,瑟瑟地走来,胆颤颤地敲我家的后门。母亲见他来了,赶紧给他倒上一杯热乎乎的白开水,然后再去街面上用二两粮票六分钱买两块“缸爿”(一种大饼似的早点),再端过一小碟咸萝卜干,有时还会再给他倒上一小盅烧酒,外祖父就在后屋赶紧吃了,又赶紧从后河边走了。 那时我已是中学生,寒暑假、星期天,总是我开门迎他进来,又总是我送他走。我走出后门与外祖父道别,说一声:“爹爹,走好了!”他无言地摆摆手,依然双手袖着,沿着来的路瑟瑟地离了去,那一袭破旧的长衫,被冷风吹卷起一角,河边的芦花瑟瑟地起伏着。望着外祖父佝偻的背影消失在漫漫芦花深处,我心无限凄惶。 为什么外祖父到我家从来不在大街走?为什么相距不过百余米,他也难得来?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想必都能理解的。 那时,我的父亲是镇上的工商联主任,虽说不是共产党员,可也算共产党信用的进步人士了。翁婿间的关系极好,父亲不止一次的对我们说:你们的外祖父是一个真正大写的“人”。但外祖父怕影响他,他当然知道自己是一个没带帽子的地主佬,到女婿家来,给人撞见了,人家就会说女婿与地主老丈人划不清界限啦什么的。 母亲也是粗心的,她居然一直没有意识到她的父亲有可能会饿死。即使当她意识到时,她也没有果断地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 母亲也是自私的,她本身就背着地主家庭出身的沉重包袱,最怕最怕的就是别人说她与剥削阶级家庭划不清界限。 她怕的不是影响自己,而是怕影响到丈夫和孩子。她的大儿子再过两年就要考大学了,她的丈夫也必须要在“进步人士”的队伍里混下去。如果万一混不下去,这个家就会顷刻间完蛋。所以,她将与父母亲的来往减少到最少的程度,少量的必要的来往也都在深夜里极其秘密的状态下进行。 再说了,大饥荒时家中的食品太少了,丈夫吃不饱,四个子女也全都吃不饱,自己更是吃不饱,也就忽略了对她父亲的照顾。等到外祖父饿死了,一切都晚了,只留下一辈子的后悔。 60年开春,外祖父就得了浮肿病,一个月后就死了,也不过六十刚出头。他是西街头第一个饿死的人。 母亲,更包括母亲的弟妹们,至今都不敢谈论他们的父亲的非正常性死亡。 外祖母和小姨虽说以食堂为主,却也有点小锅小灶。偶尔从野地里挖来一堆荠菜、马齿苋,偶尔从河边摸上来几十粒田螺或河蚌,我的母亲也偶尔塞给她们一块豆饼或是几根胡萝卜,她们的生命终于维持了下来。 生命这玩意儿总是既脆弱又顽强的,外祖母度过了60年那道坎儿后又活了30年,直至90岁才无疾而终。 外祖父死后两个月,金安的母亲也得了浮肿病死了。老太太一去,金安的家差不多也就散了。那个水琴撑船,在一个黑漆漆的夜里失脚掉在运河里,尸首或许漂到东洋大海,最终没有找到。 金安是一个看报纸,关心国家大事的农民。文革初期,不断传来一会儿这个人倒了,一会那个人倒了。金安说:“母鸡打鸣、公鸡生蛋,连狗子也生蛋了,这世道没个好了。”金安还说:“古往今来多少事,都离不开奸臣害忠臣,坏人欺好人这一套。原以为新社会有出息,谁知到头来仍是老一套。” 金安死于文革正热闹之时。他没有听到林彪摔死的消息,但是他说林彪“马屁拍过头了,不会有好下场的”。 金安一死,金安他们家“绝户”了。 人的记忆是有莫名的选择性,往往大事记不住,有的事情却永远镌刻在脑海里。我对外祖父最深刻的记忆,就定格在这个芦花瑟瑟的画面上,那么冷的秋景,那么凄惶的秋意!
【文坛往事】
父亲,人变鬼、鬼变回人的跌宕人生
山 月
我的父亲熊小凡,乘鹤仙去已有五年了,但他的书屋还在,藏书还在,编辑手记还在,文学评论还在,与作者的通信底稿还在……每一次,当我去触摸它们,翻读它们时,我都会感知“悄声而来祈愿去也悄声”的父亲,生前总是在为他人留下不凡的时代音符而埋头耕耘。 50年代末,反右运动刚结束,他就在《红岩》杂志上编辑推出了青年作家高缨写人悲欢离合的小说《达吉和她的父亲》,成为那时文坛上的一朵艺术奇葩。7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刚结束,父亲又在《红岩》杂志上编辑推出“土著”作家周克芹的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因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真实反映农村现实题材的作品,而荣获中国最高文学奖——第一届茅盾文学奖。 但令我难以置信的是,在他遗存下来的手记资料中,竟还有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写的揭发交待材料。其中,最令我惊愕的是,父亲交待了自己曾上“罗广斌叛徒集团”贼船的罪行材料。 从他交待的时间看,是从1969年4月15日至1972年1月19日。那时,我已上山下乡,在武陵大山中落户,对父亲的这一段经历全然不知。今天,当我整理父亲的生平事迹时,我才发现,父亲的编辑人生,起伏跌宕,竟留下深深的时代烙印,它让我情不自禁地要去追寻父亲蹒跚的足迹。
父亲编出《达吉和她的父亲》
父亲曾是新中国建立时的第一批“文学青年”,40年代末,他“背叛”了父辈们在西南地区打拼出来的最大的集生产、商贸于一体的家族工商企业——宝元通(建国后转为国营重庆百货公司),只身独往,与几个文友共同创办了文学杂志《摹仿》,开始步入文坛。但很快,因该刊旗帜鲜明地反对国民党黑暗统治,仅出两期就被国民党当局查封。建国后,父亲进入重庆剧协创办的戏剧电影周刊《观众报》任编辑,1953年,又调入重庆市文联创作部。此后,担任中国作协重庆分会编辑出版的文学月刊《红岩》杂志的文学编辑。 1958年,父亲的编辑人生经历了一个短暂的“春天”。此时,由毛泽东发起的全党整风运动和反右运动己接近尾声。一批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就已涌现出来的青年作家、诗人,开始活跃于中国文坛。地处大西南腹地的重庆,一位充满创作激情的文学青年高缨,在走村寨进深山访民间后,含着热泪写出了一篇日记体短篇小说《达吉和她的父亲》(后简称《达吉》)。他先读给老友杨乐、野谷听,结果他们都被小说中两个不同民族的父亲为一个汉族女儿“夹血带泪”的爱与恨的故事感动。于是,高缨信心满满地将小说初稿交给了《红岩》编辑部任编辑的父亲熊小凡。此时的父亲,其编辑生涯已近十年,对文学作品颇具鉴赏力。当他一口气读完《达吉》时,竟像在沙漠中久渴后突然喝到一口甘甜的泉水,父亲好久沒有读到如此真实反映现实生活中的父女之爱、骨肉之情的小说了。因为自建国后,文学艺术很长一段时间,都被视为“一个阶级的武器”,“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是整个革命事业的“齿轮和螺丝钉”。文学青年的最好信条就是“当一个留声机”,而“当一个留声机器便是追求真理”(郭沬若语)。可想而知,歌颂、图解、说教、附会等创作手法,己成新中国文学创作的常态。但眼前高缨的小说则不然,他突破了“革命文学”的禁锢,从现实主义出发,描写出现实生活中喜怒哀乐的真实人性。 父亲凭借一个文学编辑的敏锐嗅觉,认定小说《达吉》是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作品,且具有一定的文学鉴赏价值。于是,经过一番精心的打磨,得到《红岩》主编王觉的首肯后,于1958年3月号的《红岩》月刊上,向读者推出了这部佳作。 很快,《新观察》全文转载了这篇小说,同时,还配发了一篇由《新观察》主编樵渔举荐该小说的《一篇引人入胜之作》的评论文章。樵渔赞赏道:这是一篇“清新流畅、引人入胜之作”,“你要懂得什么是艺术魔力吗?这就是”。 正是发行量很大的《新观察》,将《达吉》从小众读者推向了大众读者。紧随其后,作家出版社也出版了《达吉》的单行本。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的文学艺术这块土壤,经数次政治运动的洗礼,已显得贫瘠、干渴,读来感人肺腑、真挚生动的反映人性的艺术作品,己是难觅踪迹。正是这种人的文学的断裂,使得《达吉》一经推出,便很快在全国读者中流传开来。据文学评论家陈朝红回忆:当时“大学生们把它改编成话剧,画家们把它改编为连环画(连环画后来还到美国展出过)”,“冰心老人还建议把它选入中学的语文教科书”。《达吉》一时轰动全国,影响经久不衰。陈朝红还说:“《达吉》被公认为是高缨早期重要的代表作,在他的创作道路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也堪称建国以来优秀短篇小说的经典性作品之一。” 1960年春,峨眉电影制片厂和长春电影制片厂联合将《达吉》搬上银幕。不过,从小说《达吉》到电影《达吉》这一期间,另一种声音出来了。据《红岩》文学杂志副主编赵晓铃回忆:当“争议从电影界到整个文学界,由四川到全国,有的文章似乎将小说《达吉》当成靶子,来批判中间人物论,思想落后感情狭隘,沒有正确表现无产阶级。《红岩》的主编王觉挺身而出,在《四川日报》上发表了近万字的长文,从别林斯基到日丹诺夫一阵引用,只为了说明无产阶级的马赫也是可以有情感的,可以伤心落泪的。争议的双方各不相让,尤其是否定小说的一方,语言是越来越尖锐,发表小说的《红岩》编辑部感受到的压力不是今天的人们能够想象的。”显然,作为小说《达吉》的责任编辑的父亲,承受的精神压力更难以想象 。 就在电影界到文学界出现了越来越高批判《达吉》的中间人物论、人性论,沒有正确表现无产阶级感情的声浪时,据陈朝红回忆:1961年6月,周恩来总理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和全国电影故事片创作会议上,从著名演员赵丹等电影界人士口中获知,电影《达吉》与小说《达吉》引起了激烈的论争。随后,周恩来看了电影又读了小说,再多次召开座谈会,倾听艺术家们的意见后,“重申要认真贯彻双百方针”,并批评说:“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民主作风不够”,“几年来有一种做法,别人的话说出来,就给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一来就‘五子登科’,这种风气不好”。 总理的讲话,犹如一声春雷,使数度经历了批《武训传》、批《红楼梦》、批胡适、批胡风、反右运动后,早已冰封万里、无声静寂的文艺界复苏过来。会后,敢为人先的赵丹,在受邀与总理一起登香山时,斗胆直言与总理不同的看法:“你说电影比小说有所提高,可我看还是小说好。”经过一番论辩,总理说:“你完全可以保留你的意见,我也可以坚持我的意见。你赵丹是一家之言,我周恩来也是一家之言嘛!” 令人惊喜啊,两会上关于《达吉》的论辩,竟无总理与文艺工作者之分,各抒己见,各执一词,其自由讨论之风,很快又传到电影界、文学界、新闻界……,一场关于《达吉》的争鸣在全国展开。此时,我们看到的是整个大地苏醒过来,文艺界出现了勃勃生机。 令父亲欣喜的是,由自己编发的《达吉》引起的这场讨论,从1961年6月周总理讲话始,一直延续到1962年11月,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全国有十余家报刊参加讨论,发表讨论文章近百篇,真是奇迹啊!这场论辩从以势压人到自由讨论,从批判到争鸣,从政治回归文艺,反映现实生活中喜怒哀乐的真实人性的文艺作品《达吉和她的父亲》,竟给中国文学艺术界带来了一个短暂的春天。
文革爆发,父亲交待上“罗广斌叛徒集团”贼船的罪行
编辑《达吉》小说,是作为文学编辑的父亲,对“人的文学”的一种审美追求;他知道读者爱读什么,不爱读什么。 不过,令父亲有些沮丧的是,文学的春天太短暂,随后而来的一个又一个“运动”,使《达吉和她的父亲》成为一道一闪而过的流星。但更令父亲想不到的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我们家因父亲出身民族资本家,被视为“黑五类”家庭,在红卫兵运动中,首当其冲被“横扫”,遭到红卫兵两次抄家。9月,我奶奶在临江门的家被抄,抄走的家什、衣物全是几十年添制的最基本的生活用品,另有个人存款100元。10月,我们在文联的家被抄。当时,我看见文联闯进一队红卫兵,他们个个身着军装、扎着皮带,左手臂上戴着“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袖套。在人的指点下,直奔我们家而来。一进门,他们个个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一个领队模样的女生说,我们是来“破四旧”的! 然后对父亲大声呵斥:“你这个资本家的狗崽子,快,给我站起来,把全家人集中到毛主席像前,站好!我们今天要抄你们的家!要破你们家的四旧!横扫你们家的封资修!!” 当时,我的外公、外婆、姐姐、弟弟和我,全都被叫到父亲的书屋,排成一排,像罪人一样对着毛主席像低下头,任凭20多个红卫兵在几间房子里翻箱倒柜,撕书砸物。不过小半天功夫,我们家就翻了个底朝天。被抄去的东西中,有父亲多年集成的书籍、照片、日记,除了马、恩、列、斯、毛的图文保存下来以外,其余全被撕毁、烧毁;我们全家人的所谓属于“四旧”的衣物、日用品也被抄去。另还有外婆的现金50元、活期存款50元、定期存款100元,共200元;我们全家勒紧裤腰带积存下来的全国粮票50斤、省、市粮票30斤也被抄了。令我气愤的是,我看见一些红卫兵把小件东西往自己军包里装,钱和粮票也全部揣进了自己的裤兜里。 事实上,当时我们家被抄的东西,都是建国后父母用工作的合法收入购买的日常生活用品,没有一件是违法所得,更不是靠“剥削”而来。 但更令父亲意想不到的是,此后他被“请”进了重庆市革委会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第二大队十二中队”中学习、写交待材料。交待什么?资本家家庭的罪恶、狐朋狗友的罪行、同事邻里的罪孽…… 我在整理父亲的资料时,发现在学习班中,父亲写了各种交待材料,数量之多装满了半个抽屉。其中不仅有交待自己“罪恶”的资本家家庭,还有交待他参加过的重庆市文联“东方红战斗兵团红文艺”以及参加编辑造反军战报。但让我更震惊的是,我还看到了六份父亲交待他如何上了“罗广斌叛徒集团”贼船,并为之“翻案”的材料。 父亲在学习班时,经历了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和批林整风几个运动中的运动。而在每个运动中,父亲都被迫交待他为“罗广斌叛徒集团”翻案的罪行。 当我翻看这些交待时,我发现,一开始,父亲就被迫“低头认罪”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自己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我的错误,集中到一点,就是跟错了人、站错了队、走错了路。在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自己不但没有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反地是紧跟了从罗广斌叛徒集团到刘、张一伙阶级敌人,站在他们一边,为他们反军、翻案、篡权、复辟的阴谋卖力效劳,抬轿子,吹喇叭,制造舆论,上了贼船。林副主席教导我们:“在现实的阶级斗争中,站在那一边,这是一个立场问题,是个首要问题,其他都是附带的问题。”我所犯的错误,是根本立场的错误。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是有罪的,我向毛主席请罪。
尽管一开始父亲认罪很虔诚,并自己给自己无限上纲,但仍没有通过。此后,父亲又被迫继续交待和认罪。《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错误的检查交待》中,又进一步交待了自己上“罗广斌叛徒集团”贼船的“罪行”。他写道: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和两个司令部的激烈斗争中,我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 一、“罗广斌叛徒集团”的右倾翻案是“五.一六”、“三老会”有组织的罪恶阴谋 整个翻案活动,是在被中央文革清除的戚本禹一伙的支持和指示下进行的;是在刘结挺、张西挺操纵、支持下进行的;是在同“三老会”头目紧密勾结下,盗用群众组织“专案调查组”名义进行的。我参与这一活动,就是站在了这条黑线上; 二、“罗广斌叛徒集团”的右倾翻案是阴谋篡权复辟 在“罗广斌叛徒集团”的右倾翻案中,“五.一六”、“三老会”的主要罪恶阴谋之一,是在思想上散播和鼓吹“受压就是左派”的极“左”思潮;混淆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在政治路线上,企图用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代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组织上,搅乱阶级阵线,把一伙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阶级敌人,打扮成“左派”、“革命干部”,总之,是阴谋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妄图篡权复辟。
从这一段交待中,我读到出身“黑五类”的父亲为罗广斌翻案的无奈。他是在“受压就是左派”的思想支配下,“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 三、“罗广斌叛徒集团”的右倾翻案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为叛徒罗广斌的罪恶历史翻案;2 .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坏和篡权阴谋翻案;3.为毒草小说《红岩》和为肖、李、廖翻案。我们企图通过这三个方面的翻案,在政治路线上,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一伙在解放前后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以及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五.一六”、“三老会”和罗广斌叛徒集团煽动极“左”思潮,制造分裂,将自己伪装成所谓“正确的”路线,对抗和取代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组织上,则是为了把罗广斌一类叛徒、特务继续包庇下来;把肖、李、廖一类三反分子“解放”出来;为刘、张、“三老会”、“五.一六”在四川、重庆营造独立王国作好干部准备。总之,他们的右倾翻案是直接为打开两个所谓“突破口”,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服务的。 我参加他们的翻案活动,所犯错误的要害也正在于此。
读到这里,我怎么也不相信,父亲竟将为罗广斌“罪恶历史”翻案,无限拔高到是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要知道,罗广斌与我们家比邻而居多年,我们共用一个阳台,我们两家有左右邻居的友情,再加上,罗广斌写出歌颂川东地下党的《红岩》小说,作为文学编辑的父亲,是知道罗广斌其人的,翻案果真是要……
四、我在整个翻案活动中所犯的主要错误 1.为叛徒罗广斌的罪恶历史翻案 自从罗广斌自杀身亡后,我就积极参与了为叛徒罗广斌的罪恶历史翻案的调查。1967年5月,我与文联几个受“资反路线迫害”的同事去北京上访,走访了公安部、中央接待站,想了解中央领导对此案的态度,后又到成都调查罗广斌的历史。我们的所谓调查,其实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其目的不仅在于要翻罗广斌叛徒历史的案,还企图同一伙叛徒、特务、反革命串供,伪造历史,上欺中央,下骗群众,捂住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招降纳叛的盖子。是对革命群众揭露罗广斌叛徒面目和刘少奇这条黑线进行的猖狂反扑。但我当时未能认识到“翻案”的严重性,我之所以顽固地站在他们一边,是认为在文联机关,自己与罗广斌都是资反路线的受害者。罗广斌案如果翻不过来,自己仍不免“受压”,“命运相共”,就决定了自己必然要为罗广斌亡命奔走。 2.为“罗广斌叛徒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坏和篡权阴谋翻案 “罗广斌叛徒集团”利用了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对他们的包庇,又利用了“工作组”推行资反路线,以及用“左”的面貌玩弄两面派手法,蒙蔽了文联工人和革命群众,拉拢像我这样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搞阴谋上台的。……篡权后,他们在文联机关疯狂推行形“左”实右的反动路线,其目的是为了掩盖他们叛徒、特务的面目,巩固后方,插手社会,妄图在全市篡权。在这个过程中,我积极支持和追随了他们。当时,我被他们的“党员”招牌和极“左”面貌所迷惑,认为他们才是真正的“革命派”,由此认为,只要紧跟他们,他们就能把自己从资反路线的迫害中“解放”出来。正是由于这种“私心”,我接受了他们的拉拢,把自己绑上了“罗广斌叛徒集团”的“战车”。 3.为毒草小说《红岩》和为肖、李、廖翻案 毒草小说《红岩》本身就是一部翻案黑书,是直接为刘少奇及其反革命修正主义树碑立传的。《红岩》小说又直接同肖、李、廖问题相联系。在革命群众揭露了这本黑书的反动本质及其在刘少奇黑线下炮制出笼的阴谋以后,我们“罗广斌叛徒集团”的人千方百计进行反扑,竭力为《红岩》并为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政治上组织上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翻案。同时利用同一个班子大肆肖、李、廖翻案。我们为肖、李、廖翻案的罪恶目的,还在于企图打开所谓重庆文化大革命中的“突破口”,把肖、李、廖一伙三反分子、叛徒、特务“解放”出来,实现其反革命篡权。而我对此,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积极予以支持的。
父亲在这几段交待中,让我终于体会到,受到禁锢迫害的黑五类狗崽子的父亲渴望“解放”出来的心态。那时,你要“解放”出来吗?就必须自损、自毁、自残,要把罗广斌的罪行和自己参与翻案的罪行无限上纲上限,甚至不惜和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挂起钩了。
4.我积极为“罗广斌叛徒集团”整个翻案活动扩大社会影响 我不仅直接参与和支持“罗广斌叛徒集团”的右倾翻案活动,还十分卖力地为他们扩大社会影响,四处兜售他们的翻案黑货。我在当时有影响的小报上,发表他们炮制的翻案文章,为他们寻求社会支持。我参加《造反军战报》的编辑工作,就抱有这样的企图,希望利用这个报纸抛出为罗翻案的材料。这表现了我站在反动立场上的顽固性。尤其严重的是,江青同志给罗广斌的四卷《毛泽东选集》,是经过我的手带往成都的,致使“罗广斌叛徒集团”的人拍成照片公然登在翻案小报上,用来大肆招摇撞骗。
我很惊讶,父亲见过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江青?江青还经父亲之手送给罗广斌四卷《毛泽东选集》?父亲是不是想暗示什么?但事实上,又正是江青说“罗广斌是罗广文的弟弟”,因此,“罗广斌叛徒集团”就成了铁案?我有些糊涂,不可理解。
我之所以参与和支持“罗广斌叛徒集团”右倾翻案活动,将自己陷入翻案复辟罪恶的泥坑,完全是由于自己没有彻底背叛资产阶级家庭,仍然站在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使然。通过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两年的学习,我认识到我所犯错误的严重性。今后,我一定要认真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深挖其所犯这些错误的根源,以同错误决裂。我决心今后在党的教育下,走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努力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立场,脱胎换骨,向党和毛主席赎罪!
读完这篇交待,我眼前出现了一个“罪孽深重”的父亲。文革中,他曾上了“罗广斌叛徒集团”的贼船,竭力为大毒草《红岩》小说、并同时为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政治上组织上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翻案;更可怕的是,还参与了“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活动,他似乎变成了一个祸害人间的“鬼”!作为一位有眼光的文学编辑,他在恶浪滔天的运动中,竟不敢正视罗广斌和杨益言共同创作的红色经典小说《红岩》,尽管书中写了一大批中国共产党人与国民党斗争的故事;可以说,它曾影响了新中国几代人的成长。 不过,如果穿越时空回到那时——1967年2月,作为黑五类狗崽子的父亲,不低头认罪就只有死路一条!更何况,那时罗广斌被重庆某学院红卫兵从家中绑架走后的第五天,就传来在关押地“畏罪跳搂自杀”的消息。到了1968年3月15日,在中央首长“3.15指示”中,因江青说“罗广斌是罗广文的弟弟”,于是,罗广斌被定性为“罗广斌叛徒集团”、“周扬黑线上的人物”、“山城头号政治大扒手”, 就成了铁案。在“铁案”面前,父亲不得不承认自己参与了“翻案”的罪行。
噩梦后,又推出荣获首届茅盾文学奖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
好不容易熬过10年噩梦,中国才开始回归理性。1979年夏初,《红岩》杂志主编王觉又毅然带领老编辑部的同人们,恢复出版了已被停刊的《红岩》杂志。但此时的父亲心有余悸,他将当编辑办刊物视为畏途。然而,在王觉主编的精神感召下,父亲“又跟隨他从头迈步”,去促使《红岩》焕发新的生命。 重新起步困难重重,父亲说“许多事情还来不及做,第一期刚刚编完便陷入稿荒,几乎无以为继。王觉和我们一样焦灼。正巧听说周克芹有一部长篇小说,王觉便亲自带了几个同人去内江看稿,结果带回来了《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并请来作者一起研究修改”。 其实,令《红岩》同人们想不到的是,长篇小说《许茂》的发现和采用,将使《红岩》继《达吉》之后再创辉煌。更令父亲想不到的是,《许茂》竟让他又恢复了做人的尊严,同时还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荣誉。 文学评论家殷白曾说:长篇小说《许茂》,“写出了1975年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中国农村的真实面貌”。“在相当范围和深度上,暴露出‘四人帮’为害和长期‘左’的错误造成的农村痼疾,已经到了不能掩盖的边沿”。 小说中,作者提出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农民为什么跟共产党走呀?”然后,作者通过小说中人物回答:“还不是因为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给农民带来好处。土地改革打垮了封建地主,政治上得到了解放,经济上也彻底翻了身,他们认定跟党走沒错,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当他们通过比较,通过认真的思考,下定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时候,他们自觉自愿地把土地、耕牛、农具全部交给了集体,巴望着乘上这只社会主义大轮船渡过汪洋大海,通向共产主义的美好前程,祖祖辈辈永远摆脱贫困……,可是,后来这只船像搁在滩滩上,走不了啦!贫困像鬼魂似的跟着他们。……想想嘛,在这种情况下,像许茂大爷这样的农民,他能不怀疑吗?能不想想自己的前程吗?” 如果追溯建国以后关于中国农民问题的几桩历史公案,我们会发现长篇小说《许茂》的历史意义。 1953年,梁漱溟与毛泽东关于工人农民“九天九地”的是非之争,是一代大儒为农民生活太苦而鸣不平;1959年,彭德怀与毛泽东关于农村浮夸风盛行,犯了左倾错误的是非之争,是一代将帅为中国农民受乌托邦之害而上书直言;1962年,田家英、邓子恢、刘少奇与毛泽东关于包产到户的是非之争,是党内有识之士为中国农民实施生产自救而求实的辩护。那么,1979年,长篇小说《许茂》的推出,无疑是中国农民自己对数十年乌托邦狂飙和政治运动的否定。 《红岩》杂志慧眼识珠,断定这是一篇具有现实意义的好稿件,当即决定采用。但有了一篇好的稿件,犹如有了一块好玉,还需要加以打磨、雕琢,使它最终成为一件文学精品。我的父亲,荣幸地担当起该小说的责任编辑。 周克芹的原本稿件,充满“土著”作家对中国农民悲剧命运的同情和关怀。字里行间里,多忧愤、多悲悯、多质疑,调子似乎有些灰暗,但在这灰暗中,父亲又发现了小说中有悲剧色彩的许茂们,仍透出顽强的生命力和对美好未来追求的亮点。只是,在人物的塑造上,描写还不够丰满、不够典型。于是,父亲用手中的笔,将这件不可多得的好玉的最亮点凸现出来,让小说“释放”出中国农民强大的生命活力。 父亲记得,当时《红岩》发稿时间紧迫,需要在一星期内将这篇小说打磨成精品,故编稿难度较大。但父亲赞赏《红岩》同人们的眼力,发掘了这篇“土著”小说,他愿意夜以继日去编稿。 一星期后,周克芹的长篇小说《许茂》经打磨、雕琢后,终于成为“出于其类、拔乎其萃”的作品,《红岩》文学季刊第二期正式发表。令人惊喜的是,该小说因为典型环境(中国农村)中的典型人物(中国农民),并着力对政治运动危害中国农民利益的批判和反思,而赢得广大读者的热捧和文艺界的高度关注。 1980年2月,父亲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该小说的评论文章,《发人深思的农村悲喜剧》,给读者进一步解读了《许茂》。 1980年5月,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许茂》一书,发行达16万册。 1988年12月,《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终因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真实反映农村现实题材的作品,而荣获中国最高文学奖——首届茅盾文学奖。而搬上银幕的《许茂》,同时获得相关电影奖项。父亲也因编辑长篇小说《许茂》而荣获“中国作协文学期刊编辑荣誉奖”。 不过,难能可贵的是,父亲尽管经历了大起大落,他还是秉承了一个文学编辑的基本审美原则,尊重文学艺术的规律。只要是反映人的爱恨情仇、喜怒哀乐、生离死别……等人性的小说,父亲都会用本能的鉴赏眼光,让《达吉》和《许茂》们闪烁出人性的光彩。当然,不管是《达吉》还是《许茂》,或多或少还带有“文以载道”的痕迹,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但终究是瑕不掩瑜,它们仍然获得了巨大成功。 我在反复翻读父亲遗留下来的书籍、信札、手记、交待等资料时,都会对父輩那一代知识分子在历经政治运动的磨难后,还能保存下一份人性的本真而肃然起敬。 2013年2月28日 坡月书屋
【作家与作品】
姚蜀平
1963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先后在核工业部和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和政策管理所工作。八十年代初,在美国哈佛大学科学史系任访问学者。八十年代末再次应邀赴美,先后在史密斯、富兰克林、马歇尔、本特利等院校任教。现为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协作研究员,定居美国。著有“华裔美籍物理学家对现代物理的贡献及其某些社会原因初探”等论文及《现代化与文化的变迁》等著作。参与电影剧本《李四光》、电视专题片《共和国之恋》创作,发表过散文《儿女祭》,短篇小说《沉默的路》、《天才之死》等;创作中篇小说《魂归故里》,长篇小说《似水流年》(简体删节版,花城出版社,2009)、《悲情大地》(与《似水流年》为同一部书的繁体字完整版,明镜出版社,2010)等。2011年,以长篇小说《他从东方来》获全球华文文学“星云奖”征文历史小说佳作奖,是该年度历史小说类唯一获奖作品。
《悲情大地》故事梗概
文静貌美、善良刚强、事业心强的年轻女大夫尚安妍,在舞会上认识了一位背景不祥的高官牛主任。在一次被牛主任诱骗出诊中,尚安妍被奸受孕。在被迫做人工流产的医院里,结识了从美国回来的生物学家梅仲宇的妻子夏晶榕和她的一家。她第一次在夏晶榕家听到了震撼她心灵的小提琴曲《音诗》。后来尚安妍被送到劳改农场。文革初期,当她从劳改农场跑回北京时,发现好友夏晶榕一家三口已被斗自杀,一个尚存的孩子却杳无音信。 尚安妍下放到南方一小县城医院。在当地武斗烽火中,意外地和夏晶榕失踪的小儿子冬生相遇。从此义不容辞地担当起抚养好友遗孤的全部责任。在停课闹革命的岁月中,公社医院的杜医生和小学校的留守、右派分子温尔雅成了冬生的启蒙老师。在县城关医院里,落难的牛主任意外地成了尚安妍的病人,尚安妍以德报怨为他治病,牛主任怀疑冬生是他们的孩子。尚安妍与温尔雅患难中相恋,当温尔雅去香港接受遗产时,尚安妍却因为冬生不能同行而忍痛告别了她的恋人。 几年后,尚安妍带着冬生返回北京。为了获得冬生本应有的户口,尚安妍和各方做了艰苦的、持续的斗争,并违心地两次求助于又恢复官职的牛主任,还和她并不相爱的一同下放的工人武正兴成婚。在他们住的四合院里,有一位穷途潦倒、拥有两个美国博士学位的甘先生,冬生拜他为师,后来成长为一个出类拔萃的青年。甘先生鼓励他跳级考上北大物理系,又精心安排他作为插班生,出人意料地考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从此,冬生在大洋彼岸踏上了漫长的求学之路。 冬生在美国得到了年幼时的启蒙老师温尔雅的真诚帮助。他一边求学,一边探询父母当年走过的足迹。他遇到了父亲的老教授和房东,并找到了父母重要的遗物。他还发现了在父母自杀当日,从他们家把父亲宝贵小提琴抄走的红卫兵头目冷冰的踪迹,并对其进行了灵魂的拷问。冬生为了解父亲告别世界时发出的疑问,舍理工而转入政治学。他潜心读书,深入思考,决心探索文化大革命的来龙去脉,回答父亲关于这些年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错误,怎么发生和为什么发生的疑问。 九年后,誓言“永不回来”的冬生踏上了归国之路。他相信,他只能在自己的祖国和许多受难者、先行者一起来寻找正确的答案。
【作家与作品】
《悲情大地》后记
我们生长在一个非常的年代,相对于过去和未来,这个年代的特殊性会越来越被人们看重。它曾经那么光辉耀眼;蓦然回首,却又如此阴暗可怖。我是这个时代微不足道的一员,几十年来,战战兢兢地走了过来。想远离政治,却被卷得很深;想孤傲离群,却被推到漩涡中心。回首一生,碌碌无为,没有傲人的成就,没有可炫耀的财富,仅有的财产就是自己的经历,所受的痛苦和随之而来的思考。它们并非在任何时代都可能经历得到的,也不是同时代每个人所能拥有的。于是,守着这仅有的财产,就会记起托尔斯泰的话来:“艺术永恒,人生短暂。假如来得及把你所理解的东西写出百分之一就好了。”我怕是写不出万分之一,但是把我们这一代永生难忘的,经历的,看到的,听到的,和想到的写下来,很久以来就成了我的心愿,它在心中徘徊、酝酿和发酵。早在一九八〇年,我就下决心写一部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的长篇小说,想不到二十五年后才动笔。也许心中有太多的话要说,初稿竟达八十五万字,原定书名为《漫漫长夜》。感谢老同事罗伟及长兄姚监复认真地通读了全稿,指出不少笔误。后又经老友、资深编辑何启治过目,给予鼓励的同时,还提出了修改的具体意见。我先后作了几次大修改,二、三稿压缩到六十万字,四、五稿更浓缩到四十万字。感谢广州花城出版社在此国情下,仍于二〇〇九年三月出版了改名为《似水流年》精简后的简体版。该书第四部分,我忍痛将原来十一章压缩到四章,故事连接时有瑕疵,内容删节过多也颇有遗憾。 有幸在二〇一〇年初始,香港明镜出版社愿将此书以更贴切的书名《悲情大地》出版繁体字完整版,此稿已为六稿,实际字数增为四十七万字;第四部分恢复到九章,不仅前后更加连贯,并且尽量保留原文,同年四月在香港出版。我对出版社及编辑表示真诚的感谢。 在此出版之际,我由衷地感谢在那个非常年代里,在本书从酝酿、写作到出版的漫长过程中,用一切方式给过我信任、支持、帮助、鼓励和关爱的所有亲人和友人。 《悲情大地》繁体字完整版终于问世,了却了我三十多年的心愿。它是一部立足在真实历史背景和社会现实上的一部虚构小说,并非真人真事。尽管书中有大量我们熟悉的时代背景、历史烙印,甚至人物和情节。 最后,真诚地盼望所有在那个时代逝去的受难者,那些游荡在飘渺时空的亡灵,瞑目安息。这本书是献给你们的。逝者的遗愿,永远在鞭策着生者。苟活着的我们,将在苦难而幸运的历程中,继续顽强地拼搏前行。
2010年3月15日 美国麻省北丛林
【作家与作品】
《悲情大地》(节选)
第一部 尚大夫和夏晶榕一家
我们要说的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事情。二十世纪刚刚过去,那个时代的人物和故事好像己经距今很久远了。如果用心回忆,还能捕捉一些隐隐约约的画面;如果懒散一些,它们就随时光流失而去。就像河上飘浮的断枝杂物,被卷到死角,终会沉到河底,再过几十上百年,河水改道,它又被人挖掘出来,那时会有几十种假设和理论去推测和考证。…… 尚安妍在班里女同学中年龄最小,个子最高。不论什么人,不管是男、是女、是老、是少,初见尚安妍都会止不住多看她两眼。她美而不艳,傲而不狂;最让她与众不同的是她凝乳般的肤色,高挑的个子,和颀长雪白的脖颈;一双眼睛永远无邪地正视任何一个面对她的人。 ……厚实华丽的帷幔被挑开,后面走出一个人来,尚安妍忍不住“啊……”了一声,出来的不是别人,竟是牛主任。 她第一次看到帷幔后面有张很宽的单人床。尚安妍忽然觉得什么事情有点不对劲,可是她又想不起来是什么事。牛主任忽然探起身对她说:“我可以吻你吗?” 尚安妍想了想说道:“问我?你己经问得够多了,还要问什么你就快问吧!” 牛主任突然伸出双臂一把抱住尚安妍,把他那酒气十足的嘴,紧紧地按在尚安妍那张刚想说什么还没说出来的嘴唇上。 ……可是那天傍晚,当她看见那些排着队、晚归的、晒得油黑、累得精瘦的人出现在她面前,发现他们个个面无表情,胆怯畏缩。她突然意识到,她被送到了劳改农场。 …… 盐碱一号农场办公室有一个收音机,农场干部饭后常常聚在这里……一九六六年的六月一日晚上,当尚安妍在那间半是卧房、半是医务室的房间里做绷带,刘场长敲着玻璃窗大声喊道:“尚大夫,快来办公室听广播。”收音机里传出一种不寻常的声音,播音员发出的是一种高昂、亢奋、坚定而又果敢的声音。听着这种声调,尚安妍感到心跳加剧,心情紧张而惶惑。终于她听清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她还听到了“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八月的北京,热浪卷过大街小巷,扫过每一个角落,整个城市都显得狂热浮躁。街上走过匆匆忙忙卷着袖子扎着皮带的红卫兵,站在路边的老人默默地注视着他们。一些脸色慌张、走路踉踉跄跄的人,多半是挨了斗的人,或是出身不好准备挨斗的人。每年八月是校园最安静的暑假,今年却成了翻天覆地闹革命的前沿阵地。 ……梅仲宇这天回来得比往日早,心事重重,他在研究所也挨大字报批了。夏晶榕颇感意外地问:“研究所也贴大字报?你们那儿又没学生!” “大字报上打了很多问号和惊叹号,这张大字报前站的人最多……”突然梅仲宇跳起来大声说:“我不信爱国有罪,明天我就去找他们,他们不会不讲道理。” 孟妈第二天不到八点就离开了梅家,手里只提着一个小包,她擦着眼泪向储蓄所走去。 街上传来整齐划一的喊声:“要武,要武,要武!嘭!嘭!要武,要武,要武!嘭!嘭!”。那沉重的脚步声像是要把他们踏碎。一队自行车载着清一色的女红卫兵停在了门口。…… 一盒火柴扔到了梅仲宇面前。他的心已经降到了冰点,他感到全身麻木,手的动作僵硬,他哆哆嗦嗦地把面前的那堆纸搜拢来。这时身后又传来那个嘶哑粗野的声音:“一张一张烧。” ……夏晶榕穿着白色高跟鞋,举着棕色高跟鞋,在大青砖铺砌的院子里,高一脚低一脚地绕着正跪着敲脸盆的丈夫转圈跑。四周疯狂的笑声、叫声、加油声响彻了这个往日静谧的小院。 …… “仲宇,你在说什么。”夏晶榕不安地问道,她真怕憨厚的丈夫受不了。 只见梅仲宇睁大了眼睛对妻子大声说道:“Something is wrong!” ……夹竹桃以它那二十多种毒素,随着甜蜜的麦乳精液汁,侵入到了饮用它的那三个人的肠胃、心肌和中枢神经,夏晶榕额外加的那些安眠药粉末,免除了这几个人的最后一点痛苦。 ……冬生走出自己的房门,发现其它几个房间门都开着,里面一个人也没有……他看见爸爸、妈妈,还有姐姐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爸爸的玫瑰红领带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妈妈的漂亮蓝绸衬衫在热风中轻轻拂荡,姐姐的绿裙子上沾了不少手臂洒下的鲜血。正当他想喊叫扑向他们的时候,突然一只大手抓住了他的肩膀,另一只手捂住了他的嘴巴,把他从人群中拽了出来,拉到了院外。 ……接下来的那一个多月里,北京城变成了一个尘埃蔽天、车辆满溢,人声嘈杂、水泄不通的地方。她既是首都,又是红卫兵的大兵营,几百上千万的红卫兵从全国四面八方拥进了这座城市,尚安妍忙得没有白天和黑夜,太多经历了长途跋涉、又没有得到食宿照顾的年幼红卫兵病了,有的甚至只是想家了。尚安妍又要治疗,又要劝导和安慰,还要帮着联系怎样能确保看见毛主席,怎样尽快地把他们送回家去。 ……冬天降临北京城,西伯利亚寒流裹挟着刺骨的北风,把枯叶和撕烂的大字报从地上吹到天上,又从天上掷回地面,扑打着路边的行人,和不断按着铃铛顶着风骑自行车的人们。户外活动明显少了。可是,只要走进任何一个学校或机关的大楼,就会感到文化大革命的幽灵正在全中国盘旋。每一个走廊、每一座楼梯,都是川流不息的人群;每一个教室,每一个办公室,都是东一堆,西一簇的人头。人们的脸上是兴奋、是紧张,是迫不及待、是焦灼万分,是冷漠无情、是热情万状,他们像是赶去参加一个紧要的会议,去发表一个重要的演说,去传递十万火急的信息,或是去等待一个致命的审判。运动已经持续半年多了,现在卷进的人愈来愈多、愈来愈深,有的是主动投入的,另一些是被迫参加的,还有一些只在一旁观望。于是下象棋的、织毛衣的群体出现了,旁边的人可能就在绞尽脑汁书写下一张大字报,或另一份检查。 春未,医院按中央指示要向南方派医疗队,尚安妍没犹豫就报了名…… 六月的一个清晨,尚安妍提着那个从劳改农场拿回来了的皮箱,登上了南去的火车。当尚安妍再次睁开眼睛时,火车正在加速行驶。她看到刚刚跳出地平线的红日正倾泻着万道金光,把车厢照得红似火烧,她心中彷佛滚过一道热流,她暗暗对自己说:“总有那么一天,我将再次登上北上的列车,重返这座古城。
第二部 远离北京的地方
沐元县是长江南岸的一个小县城,城南有条沐水河,河那边是片片农田,远处有层层叠叠泛着红褐色的丘陵。 ……那天晚上,尚安妍睡得很不安稳,总在做梦。梦中有人在她床前拉小提琴,她听到那熟悉的琴声,一下子坐了起来。只见床前拉琴的是梅仲宇,他身旁站着两个人,一边是夏晶榕,另一边站着的是剑生,她一下子吓醒了。她突然意识到:“那个活着的孩子应该是冬生!夏晶榕给我托梦来了,可是我现在实在不想见到她,她的眼睛充满了哀怨和担忧,她是来向我托孤啊!” ……就在这个时候,远处传来了一阵颤抖又高昂的呼叫声,那声音拖得很长很长,在浓浓的夜幕中显得那么凄凉,又令人发怵:“冬娃他爸,冬娃他妈,冬娃他姐,求求你们了,让冬娃的魂回来吧——”那余音拖得十分的长,十分的惨,似乎变成了令人心悸的哀号。武正兴听得出来,这是一个老女人的声音。当这个声音还没有完全消失时,另一个声音又响起:“冬娃子啊,回来吧——回来吧——”这是另一个尖厉一点的女人声音,比刚才的声音更高亢,那拖长的声调又凄凉、又骇人。听上去似荒野上的狼嚎。 ……那天晚上没有特别的动员,已有成百上千的农民聚集起来了,他们阴沉着脸,喘着粗气。昔日老实的农民,一旦被惹怒了,就像一群匍匐欲扑的狮子,他们在等待天明。 ……文革小报在中国历史上占有一个特殊的不容忽视的地位。那是一些油印的小报,是人们用蜡纸垫在钢板上,刻出整篇文章或首长讲话,再用油印机一张张印出,然后把它们散发到校园和社会。从毛主席那篇一锤定音的“我的一张大字报”,到如今点起了大江南北处处烽烟的江青七•二二“文攻武卫”讲话,都是以油印小报的形式飞向全国。那些千千万万没有机会坐在操场上,仰面望着文革旗手江青那意气风发的面孔,和聆听文革小组长陈伯达那一口没有人听得懂的福建方言讲话的人们,都可以从这些散发着油墨香、揉皱了、卷边了、破口了的小报上看到中央首长的讲话,吮吸着革命加暴力的营养,陶醉于置身革命的喜悦和品尝着暴力带来的恐惧。这些油印小报点燃了布满中国大地的干柴烈火,人们把它当作尚方宝剑,当作军机密令,当作护身法宝。小报被重刻、重印、重散发,被传到更多人手中和更远的地方。文革最初两年,也是一个空前自由的、无政府状态的年代。特别是六六年十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任何人可以自立一个战斗队,自命为勤务员或者总司令,自己刻小报、印小报,贴到大树上、电线干上、墙头上和人心上。在那千千万万令人眼花缭乱的飞舞的文革小报中,曾出现过像遇罗克的《出身论》和杨小凯的《中国向何处去》这样令人振聋发聩、名留青史的杰作。在那个时代,多少人挥舞手中的笔,抒发心中的情怀并表述着自己的政见,他们似乎都变成了一流的战地记者、社论撰稿人、雄辩的政客和指挥千军万马的司令。那潇洒淋漓的大字报毛笔字,召唤阔别多年的人文脉络;娟秀的字体、隽永的文章,从钢板上流淌到滴血的躯体上。而一切野心家、阴谋家、恶作剧者和善于诬陷告密的人,也发现了文革同样是他们可以纵横捭阖的大好时机和广阔舞台,他们趁机撒布歪理、造谣诬蔑、打击报复、落井下石、杀气腾腾。那是一个荒蛮的,混乱的、最有人性也是最无人性的时代;那是一个久为压抑而得到释放,久旱逢甘霖、如饥似渴追逐自由的时代;那也是顽固的守旧者、僵化的教条者和“十七年”捍卫者们,仇视所有美好文明、优良传统的反扑围攻大好时机。自由时代是短暂的,虚幻的,遇罗克在散发了他的《出身论》后三年被送上刑场,一颗子弹结束了年轻的生命;杨小凯也因为他那赢来多少人共鸣、赞美和诅咒的《中国向何处去》而囹圄大狱十年。而那叫嚣“文攻武卫”的文革旗手江青呢?她后来竟然也被判处死刑,也许是念着她是毛泽东夫人而缓期执行,不过最后她选择了自杀的方式离开了这个她曾如此叱咤风云的世界。 ……没有等到枪声响,那两个工人听到吉普车呼啸着开进县城,在城门楼下飞驶而过时,他们就心惊胆战地抡起了鼓槌。几十年静静地、与世无争的大鼓发出了沉闷的、骇人的“咚——咚——”的鼓声,在黎明前的黑暗里,那鼓声传遍了静谧的县城,越过了大桥,传遍了桥南寂静的空旷田野。 ……当那不紧不慢沉沉的鼓声越过大桥、涉过沐水河,横扫田野传到红旗公社时,社员们都静了下来。他们屏住了呼吸,仰起了头,竖起了耳朵,他们根本不知道是谁擂起的大鼓,他们只把它当作战斗的号令。初始鼓声的节奏很慢,声音来自很远的地方,但是它很稳、很重,像是巨人的铁蹄踏出一个又一个的脚步声,它似乎在呼唤这群摩拳擦掌的人们,他们等待的时刻终于来临了。这支队伍,看似散兵游勇,但是深藏着十多年积累的所有愤怒与不满,和对未来无尽的希望与失望,铸成了不可抗拒的力量,远处传来的鼓声就是号角,他们无声地在公路上向县城簇拥过去。几百上千人的草鞋和布鞋、跑鞋和胶鞋,还有那些什么鞋也没穿的厚实的光脚板,踏得尘土蔽天,在那黑黝黝的夜空,腾起了一股尘埃迷团。有人挑起了马灯,幽暗摇曳的灯光被尘埃遮去了光辉。于是有人扯下了衣袖,捆在木棍上,打翻了油灯,一个火把照亮了坑洼不平的土公路。于是所有马灯都变成了火把,火光中升腾而起的巨大的骇人尘埃迷团,似乎要把这支农民大军引向不可知的远方。人们向着鼓声传来的方向走去,鼓声已经由初时缓慢而坚定的“咚——咚——”,此刻变成了节奏加快的“咚—咚—”,像是无声的命令,人们加快了脚步,于是老人、妇女,十几岁的孩子渐渐落到了后面。走在前面的都是那些年轻的、气盛的,对前途充满希望而又几乎一无所望的青年农民们。 ……冬生突然对温尔雅蹦出了一句话“什么是Something is wrong?” 温尔雅惊讶地看着冬生:“冬生,你原来会说英文啊。这句话是谁说的?” “爸爸!”冬生告诉温老师,在他们家的最后那个夜晚,爸爸在客厅里来回地走着,口中反复重复这句话。当温尔雅教他英文时,这句话竟然从记忆深处跳了出来。 “这句话是指‘什么事情错了’,我不知道当时他指的是什么。”温尔雅说着抬起头来,像在思考什么。他问冬生:“冬生,你记得大武叔叔走的那个晚上,在我这儿,杜老师对你说的那些话吗?”冬生点头。温尔雅对他说:“我来教你用英文说出杜老师提出的三个问题。你爸爸提的问题算是第一个问题的话,那第二个就是What had it gone wrong(什么错了?),第三个是Why had it gone wrong (为什么错了?),第四个是How had it gone wrong(怎么错的?)”冬生跟着把这三个句子重复了许多遍。连同爸爸的那个问题,他把它们牢牢记在心里。温尔雅和杜医生好像都寄希望于这个小男孩,可是他还不到八岁。 ……他想起尚阿姨对他说的话,便不假思索地张开了口,为了克服内心的恐惧和浑身的战栗,他用足了全身的力气,声嘶力竭地、一字一句地喊了出来: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那一声“万”字挑得又高又颤抖,持续了足有五秒钟,好像男高音在高八度的拖长音后,经过一个短暂的换气才落到“——里——雪——飘——”全场愣住了。无论是会议主持人,还是推着冬生上场的那个专案组的人,全都手足无措。 ……尚安妍带着冬生,坐上了小吕开来的小吉普,从城关医院直接开往省城火车站。小吉普在公路上飞驶着,两旁农田盛开着大片的油菜花,像是黄澄澄的地毯,那是尚安妍曾经衷心赞美过的初春美丽大地,可惜今天她没了这个兴致。此时她眼中那无尽的油菜花田野,仿佛是巨幅黄色挽幛,它们一直覆盖到天边。 尚安妍和冬生挤在硬卧车厢的中铺,正向北京驶去。五年前,她带着天真的幻想来到这里,以为到了世外桃源。五年来,她遭遇了那么多残酷的劫难和伤心的经历,可是她竟然挺过来了,活下来了。而且,她找到了夏晶榕的那个侥幸存活的孩子,她找到了冬生,她正把他带回北京。当初那个看似遥不可及的梦想,奇迹般地实现了;它还会延续到生命的下一个乐章吗?
第三部 重返北京城
尚安妍听着鼻子直发酸,不知是何滋味。那人看出来了,心想大概是个年轻寡妇,死了男人,从没当过家,带个孩子也不容易。他登上三轮转头又说:“去杂货铺买个火钳、铁钎,还有拔火筒,有拔火筒炉子立马就窜上火苗了。”临走又把火柴扔过来:“这火柴留给你吧,买火柴还要烟票呢。” ……春节到了,这是回北京过的第一个年。可是他们没有副食本,无法买肉、无法买一户一斤的黄花鱼、大花生,更不要说白糖、鸡蛋。过年向阳红饭店也要关门三天。十年前,她曾在冬生家过了一个那么丰盛的、令人难忘的除夕。现在却难为她这个拙妇来做无米之炊。当远处传来阵阵爆竹声,谢大夫也到男朋友家过年的时候,尚安妍搂着冬生的肩膀,默默地坐在中厅的沙发上。 ……穆大爷倒是像进自己家一样,一屁股坐到了方桌一边。大家先闲聊了一会儿,穆大爷说道:“听说学校又在问户口呢!按说上初中,任你哪个学校也得看户口,冬生要是夏天以前办不下来户口,这初中就耽误了。我琢磨着,尚大夫,您要想解决这个难题,非得找一个衙门……” “什么衙门?”人人都伸着脖子发问。 穆大爷用手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北京市公安局!到夏天还剩几个月,踅摸着吧!” ……尚安妍坐在公共汽车上,又出现许久没有过的、从心底发出的寒战。她紧咬着牙关,不让牙齿打战发出声来。她看不到星期日上午已经熙熙攘攘的大街,她满脑子正天马行空地驰骋,她终于有了一个机会去解决冬生的户口难题,可是她觉得她是在赴刑场。 ……冬生终于报上了他的北京户口。尚安妍不记得她为此跑了多少路、求过多少人、操了多少心。经历了一年零三个月,可是最终户口拿到的时候,还不在她手中。她感到她终于完成了她的心愿,让冬生能像个正常人生活,有起码的生存权,有他应得的一份口粮,能接受基本教育,有自己的尊严。这些都做到了,可是她自己呢?却感不到一点高兴,甚至只觉得悲哀阵阵袭来。 ……尚大夫要结婚的音讯迅速在中心医院传开。所有人都好奇那个男人是谁。当人们知道他就是以前医院维修班的那个大大咧咧的工人大武时,就不吭声了,只是小声地交头接耳。 ……就在尚安妍的支部书记滔滔不绝地表扬这位新娘时,武正兴看见从门外进来一个高高个子的人,那人站在阴暗的角落,立了不一回儿就又走了出去。他觉得那个身影有点眼熟,就向冬生招招手,悄悄地对他说了几句话。冬生跑了出去。 片刻冬生回来,扒在武正兴耳边说了句话。只听武正兴低声说道:“啊哦,来晚了一步!” 原来刚才在后边阴暗角落显身的那个高个子,不是别人,正是温尔雅。 ……新婚之夜,这对新人没有圆房。 ……温尔雅疑惑地看着门,心想:“谁会来找我?我是北京城没有一个认识的人啊!” 当那个“除了不会治病什么都会”,而今已是尚安妍丈夫的大武站在他面前时,温尔雅惊得目瞪口呆。武正兴把帽子摘下使劲往地上一摔,跺着脚喊道:“温老师,你咋不早点来啊!” ……一向信口开河、口无遮拦的武正兴第一次感到不知如何开口。从武正兴的举止和表情,她预料不会是好消息。当心中的寒战似乎要发作的时候,她终于抬起了头,两只眼睛直视武正兴。武正兴无奈地站到她面前:“温老师来了。” ……尚安妍一边走着,一边哭着,一边想着,她为什么不在房间里再多看他两眼,他怎么还有勇气吻我的头发。我和大武到现在都没有过一次拥抱或接吻,以后也不要有。可是我现在却要回到他的屋里,要和他躺在一张床上。尚安妍抽噎得更凶了。那段宽阔的人行道上,寒冬的夜晚是没有什么行人的,没有人会注意到一个高高个子的女子,在那里边走边心碎肠断地哭泣。 ……“要我帮冬生补习?不对!不是这个说法,不该用这个词。妳应该说的是:让我收冬生做我的学生!”甘老头昂首阔步地边走边说:“冬生将是我此生的第一个学生,也是最后的一个学生,也是我唯一的一个学生。”忽然,甘老头把他的眼镜摘了下来,两眼汩汩地涌出了眼泪。他喃喃地说道:“我本来应该有许许多多的学生啊!我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先生,一个好的Professor(教授)。我可以教十多门课,我应该在大阶梯教室里,面对几十上百个学生,讲普通物理和高等数学。我可以在小教室里教电动力学、电工学,教量子力学。我还可以教场论呢!我可以教本科学生,我也可以给研究生上小课,指导他们写毕业论文。可是我这一辈子,没有教过一天书,没有带过一个学生啊!呜——” 下个星期一,冬生梳洗干净,把白衬衫塞进蓝裤子里,手里拿了一个妈妈给他新买的本子和那支温老师给的金笔,不安地站在他曾无数次来过的甘先生南屋外,激动地伸手敲了敲门。随着“吱纽”一声响,门开了;只见门后站着一个穿着笔挺西装、胸前系着一个大红领结、精神抖擞的小老头。他正是昔日缩头缩脑、衣服褴褛,如今一副教授派头的甘先生! ……甘先生一早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消息后,就急不可待地直接跑到西单邮局买了一份报。那天的报纸,早上十点就卖完了。甘先生此时想的是他的那个十多年没见面的儿子,他算算儿子今年二十二岁。“他会知道这个消息吗?”他不知道他的儿子此时在何方,他急于要告诉他:“岁不我与,快去报名,交五毛钱,两张照片,去报名,去考试!” 那是冬末一个严寒的下午,武家大院的门在几声不很响的敲门声后,被轻轻地推开了。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跨过门坎进到了院子。当时只有丁婶在自家门口扫地。她抬头望着这个陌生的年轻人,只见他的个子不高,神情紧张,可是那张脸的瘦削轮廓,还有,那张薄薄的嘴唇,看着总觉得面熟,只是想不起来像谁。她没等来人开口就问道:“你找谁?” “我,我打听一个人。”那个青年胆怯地问道。 “打听谁?”丁婶问得很响亮。 ……甘先生还楞在那里,他支配不动他的两条腿了。穆大爷走上来拍了他一下,他似乎才猛醒过来;对着久别的儿子,他大声问道:“你考上了?” ……北大知道了冬生被加州理工学院录取后,系里的老师竟也奔走相告。尚安妍感到欣慰的是,冬生拿到的是全额奖学金,还说每周可以在校园打工十个小时,挣零花钱呢。甘先生得意地用手指敲着桌子说:“我早讲过,你是他们二年级的水平,没错吧!” ……冬生紧紧地握着甘先生的手,半天说不出话来。甘先生说:“不用说了,好好念吧!在那儿可就不会这么容易了啊,有空来信让我知道你的真实情况,嗯——,真实情况,真实感受!”说着声音也有点哽咽。他也伤感地意识到,也许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唯一学生了。 ……冬生抬起头,用那双泪眼望着妈妈,问道:“妈妈,您说什么?” 尚安妍又说道:“我说让你不要回来,永不回来!” 冬生走了,带着永不回来的誓言走了。他从飞机上的小窗口,望着那渐渐远去的北京城,那充满了温馨与焦虑、快乐与痛苦、希望与失望、生命与死亡、光明与黑暗的故土,越过太平洋,向彼岸飞去。
第四部 大洋彼岸
当飞机迎着朝阳飞到了西半球,这里仍是阳光明媚的上午。冬生提着皮箱,茫然地走出机场,在各种肤色和服装,各类表情的人海中,寻找出租汽车。突然耳边一声呼唤:“冬生——”。叫冬生的那人正是冬生的温老师,那个谁也没有想到会出现在这里的温尔雅。 ……冬生指着刚才开过的那条街道说道:“Appleton, 刚开过的那条街是Appleton!我跟姐姐吵架,她说她生在Appleton,我说她生在Apple,生在大苹果里;姐姐对我喊不是Apple,是Appleton……”冬生仿佛回到了十三年前,那个小客厅忽然在眼前闪现。他在前边跑着喊:“Apple!”姐姐在后边追着:“不是Apple,是Appleton……” ……冬生大学毕业时,温尔雅实现诺言,带着小燕作为冬生仅有的家属,参加了毕业典礼。在校长念到毕业生梅冬生的名字时,他们也站起来大声欢呼了一番。 ……他小心翼翼地向前走去,Appleton街牌赫然出现在眼前。姐姐追在身后的喊声又在耳边响起:“Appleton!不是Apple,是Appleton……” 眼前出现的正是Appleton!姐姐的声音正从深深的幽谷冉冉升了上来:“那个Appleton的房子前面有棵大树,开满了花,我从街上就能看到……” 就在此时,他隐约听到从房后传来阵阵人声、歌声。他情不自禁地踏上了屋前草地上的石板小径,寻着声音向屋后走去。当他走到房子一侧时,他听到了,那歌声出自一个小女孩,她唱的竟然就是他再熟悉不过的“Mary had a little lamb……”冬生情不自禁地迎着歌声走去。屋后是一个绿草如茵的花园,园子两角也有两棵和屋前一样的花树,一棵披满白色的花;另一棵和屋前的那棵一样,花是浅粉色。……这些人中,唯有她没有看到身后走来一个陌生人,而另外那四个人,都望着愈走愈近的冬生。他们脸上的表情,从起初的不解,然后是疑惑,再到惊讶,尤其那位白发老先生,他向前探着身子,慢慢站了起来。小女孩不知是何故,戛然停住了歌声,掉过头来,吃惊地望着越走越近的冬生。冬生没有停住脚步,他接了上去继续唱着:“Mary had a little lamb,little lamb,little lamb……”声音却越来越低,沙哑中似带着哽咽。那白发老人也站了起来,他们都走向冬生,冬生也向他们走去,他心儿激动得发颤,犹犹豫豫地伸出的两只手也在不停地颤抖,只听到那白发老人轻声喊道:“Mason……are you?”(梅森,是你吗?)说着他紧紧握住冬生的手。冬生本不知谁是Mason,可是此时此刻,他全然明白,他们把他当作二十五年前的父亲了,他轻声说道:“我是他儿子。” ……远在北京的尚安妍,意外收到冬生寄来夏晶榕二十多年前的照片,喜极而泣!照片上的夏晶榕比她们初见面时要年轻,也更甜美。不过基本的轮廓,恬静的笑容,和善的眼睛和娴雅的气质,完完全全是她心中的那个夏晶榕。看着看着,尚安妍一双泪眼渐渐模糊,只见夏晶榕携着一股无声巨浪,从照片上走了下来。她的仁慈和博爱像山涧流下的清澈瀑布,荡涤着那些当道的豺狼虎豹;可是,随之一股妖风卷来,遮天蔽日,又把她推了回去。啊,这个令人心悸地突然从人间消失的可怜人儿,今天,她又回来对我微笑;不,不止是微笑,她是来告诫我,不要忘了我们,不要把昨天的门儿关闭,为了不让冬生再走我们的路,做点什么吧! “……冬生看了信,极力从记忆深处去寻找关于那个小提琴暗盒的秘密,可惜毫无印象。现在他比任何时候都更想找到那把琴!他暗自叹道:“我的祖父祖母,我的外公外婆,我的亲人们,你们现在还在世吗?二十年没有自己儿女的音信,你们会怎么想。你们会认我这个孙儿吗?我的那些从未谋面的亲人们啊,你们现在在哪里? ” ……在计算器房里,冬生远远地看着她;冬生已经来过很多次了。那个女学生做梦也不会想到,在她身后不远,正有一个人紧紧盯着她,一动不动。 三月的一个晚上。室外寒风呼啸,严冬迟迟不去。冬生裹着几年前买的那件羽绒服,他习惯把领子竖起来,挡住向脖子里钻的寒风。那天晚上,冬生就是这身打扮:竖起领子,脸冻得通红,裹携着一身寒气走进了计算器房。此时屋里就剩下一个人,正在赶实验室报告的一个女学生。冬生向她走去,五步之外,他停了下来。那个女学生好像听到有脚步声进来,不过她并没有回头,这里人来人往,她没有在意;当脚步声在不远处停了下来,她注意到了,回了下头,陡然看见一个高大的身穿羽绒服的人,站在离自己不远的地方。她脱口问道:“你找谁?” “我找你!”那个人说道。 “你是谁?”她紧接着问了一句。 冬生什么话也没说,只是把羽绒服脱了下来,只穿了一件毛衣的冬生显出了原形。他问道:“你不觉得我像什么人吗?” …… ……他犹豫了半天,可是他不能总站在门外。终于鼓起勇气举起了右手,轻轻敲了三下。 里面传来一个由远而近的声音:“谁啊——” 温尔雅分辨出了那个声音,就是在千万个声音里,他也能分辨出她的声音。他紧张得喉咙干了,什么话也说不出。他听到脚步声走了过来,是她站在门后,又一声传来:“你找谁?” …… ……温尔雅隔着一扇门,几乎被那熟悉的声音融化了。他有气无力地回答:“是我。” 门锁开了,门没有马上打开;稍后,开了一个小缝,门后边露出一张疑惑不定的脸,“是你?尔雅,你,你怎么来了?”随着那声惊讶的呼喊,门全开了。 温尔雅不请自进,结结巴巴地说着:“我,我来北京开会,来看看你。” ……温尔雅说:“我明天晚上六点一定去你家。” 他们都知道,后天上午,温尔雅就要起飞回去了。他们盼望明天的最后一次见面。 可是那天尚安妍遇到一个垂危病人,病人家属还不在北京。她在打了三个电话后,终于找到了温尔雅,她在电话上带着哭腔对他说:“尔雅,真对不起,我实在不能走开,我的这个病人过不去今天晚上,她又没有家人在这里,我实在无法把这个病人扔下不管。尔雅……”她已经抑止不住呜咽起来。 电话那头传来温尔雅轻柔的声音:“别哭,安妍,你做得对。听我说,安妍,还记得我以前跟你说过的那部美国电影《卡桑布兰卡》吗?” “嗯,我最近刚看过。”尚安妍抽抽噎噎地回答。 “记得最后在机场上那段对话吗?‘We were always in Paris’。” “记得,‘我们永远在巴黎’。”尚安妍几乎哭出声来。 “对,我们永远在北京。你永远在我心里。”温尔雅的声音从远处飘来。 ……冷冰那天到系办公室取邮件时,发现一封没有署名的来信。冷冰急忙抽出信,首先翻到第二页,只见落款处赫赫四个大字“知名不具”。她的心跳马上加剧,她知道是谁的来信,急忙把信塞到书包里。那天一直到晚上回家才打开那封信。 “冷冰学友,很遗憾我现在必须这样称呼你,尽管我并不情愿。我们都来自大洋彼岸,我们都来自同一个时代,但是我们又是那样的不同:不仅仅是我们过去的遭遇不同;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对那个时代和那些遭遇的看法截然不同。我知道我不可能改变你以及你的观点;如果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时光的流失,你对你在那个时代的所作所为仍然毫无悔过之意的话,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怎么可能落在我的肩上! ……没有人让你承担整个运动的责任,你本来也不是那种天降大任的斯人之列;但是对你自己的责任,自己的罪愆,若无丝毫忏悔,你可以戴一顶博士帽,但是作为地球上人类中的一员,从人格上来说,你不够格!因为你失去了良心。” 信的落款是那四个让她心惊胆战的“知名不具”。 …… “安妍,我在想,也许人类历史的长河,之所以经历了多少暗无天日的岁月尚能延续;也许中国人民,经历了万般劫难与折磨尚能存活,正是因为在他们之中,有像你这样的人,在任何艰难险恶的境遇中,都能坚韧地勇往直前;在任何腥风血雨中,还能显露出闪烁着光芒的人性!你在我心中的分量更重了,我以有你这样的朋友而自豪。安妍,珍惜自己吧!也许我应该像你信中所提及的,从心理学的角度去剖析那个恶梦。我曾经做过一点浅显的研究,终因自感这种研究几近自虐而放弃。你的来信给让我惭愧,我不该沉湎于个人悲痛,应该像你一样走出来。希望我有足够坚强的神经和意志去做这件事。请给我力量和祝福吧!你的挚友 尔雅。” 尚安妍读完这封信,把它紧紧贴在胸前。她感到今生不仅遇到挚爱,也遇到了知音。 ……照片上的姐姐,天真烂漫,一脸喜气洋洋。妈妈说,姐姐永远是热力四射,像是要张开手臂拥抱每一个人。当她知道父母决心带全家赴黄泉时,却悄悄地救下了我…… 难怪安德森夫妇当初看见我就叫梅森;鲍勃夫人看了照片就想起我。从照片上看,我确实很像父亲呢!父亲看上去诚恳,乐观,是个心胸开阔,毫无城府的人;好像我也是这样的人。照相的时刻,他决不会想到,那年夏天,他会携全家走上死亡之路。 最后他把目光定在了母亲身上,那个被妈妈称为世上最伟大的母亲,最可敬可亲的人。妈妈只见过母亲几面,可是妈妈就能那么坚毅地担当起把我抚养成人的重担。过去只知道妈妈了不起;现在看着照片上的母亲,她慈祥又亲切,美丽又大方,高贵又谦和,她浑身散发出一种圣洁的光环。她正注视着我,啊,母亲!你一定是个了不起的人,你想拥抱全世界,可是这个世界却抛弃了你。你充满仁爱之心,同情心,让妈妈那么真切地怀念你。你要知道,正是由于你的人格力量,你的道德感召,使得妈妈以超出常人的勇气,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付出了不可思议的努力,把你的儿子抚养成人。你该瞑目啊!冬生整个晚上对着照片,喃喃私语,像是在对几个逝去的亲人,述说别后二十年的种种际遇,直到天明。 ……冬生登上回国的飞机了。九年前,当他来美国的时候,曾在北京机场发誓永不回来;可是现在,他回去了,冬生知道,他想做的事情,必须在那块土地上,在自己的祖国,在那十几亿同胞之中。……冬生轻轻拉开一侧小窗的窗帘,此时窗外是漆黑一片。冬生望着黑夜的窗外,那是浩淼的太空。他似乎看到了那无数敢于直面人生的勇者的悲壮身影,那些倒下了的和消失了的,还有经过炼狱顽强地活下来的,此时正从他的眼前一一飘过。他想让他们知道,后人是不会忘记他们的,会踏着他们的脚步继续向前走,他就是其中的一个。他知道这样走下去,他早晚也会摔下那个深不见底的深渊。但是,如果在此之前,他要能做一点事情,为死去的父亲、母亲和姐姐,为阿婆和大阿婆,为所有那些在那个非常年代不该死去却又悲惨死去的人们,做点事情,让他们不至于白死! ……对妈妈的歉意,这些年不时缭绕着他那正成熟的年青的心。每当想起自己的生母,冬生心中总会升起一种仰望圣母般的崇敬;可是只要他想起妈妈,他的那个养母,他却会像与久别亲人重逢的孩子般感到鼻酸,眼泪会涌上来,他想向她诉说心中的无尽思念、无限感激和永远无法说出口的万般歉意。 尚安妍此时正坐着民航的班车去机场接冬生。九年前,她曾谆谆告诫他,永远不要回来;现在,他却回来了。尚安妍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 ……尚安妍曾经独自去过一次,那个在西山法海寺遗址上,刚建起的金山陵园。……甘先生曾经问过她,“你不觉得让他们俯视这块夺去他们生命的伤心地有点残酷吗?” ……这些年,她那短暂而永恒的挚友一次次神奇地显灵。这一次,当她来到金山上,又一次感到夏晶榕与她一起在那山坡上游荡,在一起俯视远处像海市蜃楼般浮现在薄雾之中的北京城。那座古老而又崭新的城市,曾给这个小家庭带来过欢乐和希望,更带来了悲伤和灾难,尚安妍真真切切地感觉到夏晶榕愿意留在这里。这就是历史,那应该永远留下的,不被遗忘的,不被曲解的历史。他们的坟茔将向世人和后人,向中国和世界揭示那个罪恶的年代,和制造罪恶的人。冬生这次回归,也许就是为了能让父母、姐姐入土为安,为了让他们能在这里,静静地俯视那座城市,和由它带领的那个国家,将如何蜕变:或沉沦,或新生。而冬生将在这场变革大潮中,显示他不愧是我们的好孩子,也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子。 飞机降落的刺耳声正划过天空,民航班车徐徐驶进了机场……
【评论】
一部描写文革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读姚蜀平的《悲情大地》
陶东风
自粉碎“四人帮”、文革结束以来,文革题材小说可谓汗牛充栋,但像姚蜀平的《悲情大地》那样堪称百科全书式的文革题材长篇小说并不多见。它通过主人公尚大夫(尚安妍)一生离奇曲折的悲惨经历,把文革不同时期的人物遭际和时代风云串联起来进行了全景式的描写。小说对几乎所有文革期间(以及文革后一段时间)的重大历史事件(包括被称为文革序幕的“四清”运动,1968年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大串联,“文攻武卫”,“五七”干校,“批林批孔”,知青大回城,恢复高考等)均有涉及。这些不同的历史阶段与形形色色人物命运的变化跌宕紧密地扣连在一起,通过人物命运反映了时代变化和文革进程,带有百科全书式的分量。由于小说的主人公是知识分子,这部小说也可以说是当代知识分子的苦难史。 小说通过众多人物,特别是主人公尚大夫的戏剧性命运,把这场所谓“史无前例的伟大革命”的混乱、残酷、随意、荒诞写得入木三分、淋漓尽致、惊心动魄。尚大夫是一个美丽善良、有才华有事业心的年轻知识分子,本来应该有自己出色的成就和幸福的爱情,但由于在一个舞会上遇见到了神秘大人物牛主任,就注定了其无比悲惨又无比荒诞的人生,过上了完全无法自主的、仿佛被命运牵着走的苦难生活。初次阅读小说,最强烈的感觉就是人物命运的戏剧性:一切都是那么的不可思议。被牛主任通过特务般的手段诱奸以后,她先是被神秘隔离,然后是到劳改农场,接着是下放到南方一个小城医院,与朋友夏晶榕失踪多年的儿子冬生相遇。不仅如此,尚安妍更与文革中落难的牛主任意外相遇(作为尚安妍的病人),等等。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一切不可思议的人生遭际放在文革时期中国式极权主义环境中解读,就不难理解其内在的“逻辑性”和“合理性”:那场以“历史必然性”的名义发动的“伟大革命”,实际上是一场通过国家暴力机器和毛泽东的个人意志控制的彻头彻尾的闹剧,它彻底违背了常识理性,剥夺了个人的任何自由,荒诞其实正是中国式极权主义的内在本质。全国人民都被这场闹剧的导演者玩弄于股掌之中,这就是中国的悲剧,也是中国的现实。 再比如,作品中的右派知识分子温尔雅,根本就不是“右派”,但被当成右派批判了几十年。更荒唐的是,由于他不是“右派”,因此名字也就不在右派名单里,结果在1962、1963年给大量右派摘帽时也就没有他的份,致使其右派身份永远无法得到改变;杜先生(也是一个医生)因为与托派分子堂弟的名字只有一字之差也被打成“托派”。这一切都说明,那场遵循所谓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客观规律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实际上是一场荒诞随意之极的、毫无章法的闹剧,简直不可理喻,也无法理喻,它使得文革时期的那句口头禅“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成为极大的反讽。 当然,《悲情大地》对文革的描写不仅是全景色的,同时也是深描式的。小说不是抽象地、粗线条地勾勒大跨度的文革,而且把笔触深入到了日常生活中的文革。比如小说写到文革后期的粮票、布票等供给制对于人的日常生活的影响,实际上是借此从一个侧面表现了极权社会的经济政策对于人的日常生活的控制(这种控制无疑是其他控制、如思想控制的物质基础)。在这里,国家制度和个人生活之间的深刻关联,通过具体的细节描写中变得感性化、具体化、生活化。再比如户籍制度对人的控制。小说对冬生随尚大夫回城后落户口时遭遇的种种麻烦的描写,非常具体、真实、可信,没有过多的议论,但把户籍制度如何限制和剥夺人的自由写得入木三分。这大约就是小说的优势:国家制度的非人性或反人性性质在小说中得到了感性的揭示,粮票、邮票、户口等等不再是一种抽象的数字或符号,极权制度也不再是抽象的理论或概念,而是对日常生活的实实在在的控制。这些都体现了作者善于通过人物的日常生活遭际来呈现极权制度对于人的控制。 当然,《悲情大地》也存在一些弱点。 首先,作品似乎过于追求传奇化、戏剧性的效果。一方面,极权制度下的个人生活和个人命运的确存在不可捉摸的、无法自主的一面,但这种不可捉摸和无法自主是制度性的,而不是因为个人原因,更不能归结为神秘的命运捉弄。就其主流和基本面看,《悲情大地》写出了主人公尚大夫(当然也包括其他一些次要人物)传奇性、戏剧性的命运和经历和社会时代特别是政治制度的关系,但也由于作者给尚安妍的一生安排了太多的巧合和奇遇,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其悲剧命运的政治性和制度根源,甚至使其苦难经历传奇化、神秘化——当一个人的经历被描写得太不可思议的时候,就会变得似乎是不可解释的了。使得导致人的悲剧性命运的本来非常具体的社会历史原因神秘化,整个小说似乎就是由一系列的奇遇构成。不但尚安妍的经历有很多不可思议的因素,就是冬生(东娃子,尚安妍的养子)的经历也过于传奇化:被孟妈救出后带到乡下,恰遇下放那里思想改造的尚大夫;改革开放后到美国后又遇到温尔雅。还有,尚大夫和武正兴正好在结婚的那个晚上出现了温尔雅,太戏剧化了。我猜,作者还深受80年代初期伤痕小说的奇遇化叙事(比如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郑义的《枫》)的影响,总想把故事写的曲折离奇,因此安排了各种各样的巧遇。但过分的奇遇化会导致把政治悲剧改写成命运悲剧,这是必须引起注意的。 其次,过分的奇遇化还会使得主人公的经历失去典型性和普遍性,不再像是发生在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带有普遍性的事件。其实,文革时期像尚安妍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命运,更多情况下可能是:一方面是充满了自己无法控制的荒诞和不可思议,但同时又是长年累月的频繁枯燥生活(这点在韩东的《扎根》和老鬼的《血色黄昏》中写得比较好,它们都写出了下放到农村的知识分子或知识青年群体长年累月的机械重复、无聊之极的日常生活),其写作风格也更为纪实。 其次,《悲情大地》中有不少议论——有作者的,更多时候是作品中人物的——是非常精彩和深刻的,它们其实表达了作者对于文革的理性思考,但作为文学作品,这种议论太多,太不节制,就会导致作品的说教化和人物形象的概念化,失去了小说的特点。小说太多地方作者自己跳出来或者借助人物发表长篇大论,甚至作品人物经常成为作者政治观点的传声筒。这也导致人物语言显得缺少变化(也许几个次要人物除外,如孟妈,武大兴,他们的语言之所以有个性,恰恰由于他们不发表或较少发表政治议论),尚大夫、杜医生、冬生的议论在语言风格上几乎没有区别。这个人说的话也可以换成另一个人的,说到底,它们都是作者自己的语言。
【评论】
《似水流年》——文革浩劫的悲歌(节选)
何启治 先后任教美国多所高等院校的姚蜀平创作的4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似水流年》最近由广东花城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以饱含血泪的笔墨,抨击中国文革十年浩劫的小说,是一曲用发自心底的真情,呼唤中国人绝不允许文革悲剧在神州大地重演的悲歌,值得重视和肯定。 知识分子 苦难历程 从姚蜀平为我们讲述的故事中,不难发现一些耐人寻味的特点: 从政治上看,这部小说可以视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史。写文革可以有多种视角,而《似水流年》则是从知识分子经历的苦难和椎心之痛的角度来反映。可以说, 它是一部关于中国文革大灾难和大悲剧的故事。 小说给我们提供的第一个惊心动魄的恐怖画面就是梅仲宇、夏晶榕一家的被迫自杀。没完没了的批斗,皮带和拳脚的抽打,剥夺尊严的人身侮辱,对美貌女性的淫邪目光……在被打得皮开肉绽、受尽凌辱之余,梅家三口只能服毒自尽,以死抗争。然而,比起夏晶榕一家,尚安妍的试炼却需要更大的勇气和更加坚韧的精神。先是被骗奸,而后把她贬到荒寒的“盐城一号农场”;在远离北京的小镇当医生,在生存问题上几乎陷入绝境;武斗现场巧遇被孟妈搭救的梅冬生,从此为了冬生的成长和教育而忍辱负重并放弃真爱。尚安妍回到北京后,为恢复应有的待遇而奔波,为冬生的户口和教育而接受无爱的婚姻,并被迫放下尊严去求告加害者;含辛茹苦把冬生送到美国留学之后,还是孑然一身……。 尚安妍的悲剧人生,她经历的一切苦难,都引发读者对当代中国发生的一切作深刻反思。
角色鲜明 艺术丰富 从审美角度看,《似水流年》小说塑造了一些引人注目、内涵丰富的艺术形象,其中有的可以说是相当罕见的。 女主角尚安妍并不是被极左路线制造出来的什么“分子”,因而她的悲剧人生就具有更大的普遍性和代表性。她的悲剧命运既体现了善与恶、美与丑、人性与兽性的搏斗,也是对极左路线的有力批判。 牛侃荞作为高级干部,有好色、自私的弱点,也有人性未泯的一面。作为“走资派”,经历文革的磨难之后,他对历史的反思也相当深刻冷峻。虽然要他完全否定自己的过去也难,但也不能简单地把他归结为坏人或者好人。这说明作者在笔下并没有把人物简单化。 梅冬生是在苦难和折磨中成长的青年,他四次死里逃生,蕴含文革中的四次重大事件 (两次武斗、滥杀无辜的“民办枪毙”和天安门“四五”运动)。最后他赴美留学和追寻历史答案,故事铺陈合情合理。 小说中的杜医生和甘先生都是个性鲜明、内涵丰富的人物。前者涉及“托派”及其理论,在当代中国文学作品中是个独特的艺术形象;后者在早年归国的高级知识分子有一定代表性。 温尔雅是推进小说情节不可或缺的人物,可惜从艺术形象塑造来说却比较弱。冷冰代表的是红卫兵造反派中永不忏悔的人物。 批判文革 有力深刻
从文学的批判功能来看,小说对极左路线的批判是有力和相当深刻的。 小说借冬生给妈妈写信,把文革和二战中的法西斯暴行“并列为20世纪两大悲剧”。又把梅仲宇自杀前老在重复的话“Something is wrong(什么事情错了)”延伸到冬生在《留美学生通讯》中看到留美学生在1950年3月4日提出的12个疑问:“新中国究竟走的哪一条路?有没有言论集会等自由?我们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地位怎样?中国会不会歧视留美学生?是否我们一定先受训后,才有资格做事?是否我们只能埋头做事而不能对新政权有任何批评和建议?我们在这里学习回国后还有用没有?是否新中国只要大家穷得公平,而不重视新技能、新知识?中共目前固然爱护人民,但在得势之后,会不会把人民一脚踢开?会不会像国民党一样渐渐腐败起来?它会不会出卖民族利益?会不会走上南斯拉夫的路?……”。 小说还借杜医生的口,以肯定语气介绍南斯拉夫人吉拉斯‧德热拉斯写的《新阶级——对共产主义的分析》:“它的精髓就是讲革命后的政党,形成一个新阶级,一个政治官僚阶级,官僚特权阶级,他们占有国家资产,他们不仅统治, 而且也剥削人民大众。” 小说在研究和表现“托陈取消派”这一重要的历史问题上,提供了新的角度、新的视野和理性地认识新的观点的可能性。这些比较尖锐、敏感的话题出现在小说中,既体现了作者的勇气,也说明了时代的进步。 披露历史 保留信息 从认识价值来看,这部长篇小说的时代感很强,也提供很多信息。在故事情节的发展过程中,诸如“四清”的背景、高层的内情、全国武斗、历年物价、工资的变动情况、国际共运和中共党内斗争史料,以至文革后恢复高考和1980年代留美学生的情况等,都有真实的披露。 读完《似水流年》,掩卷沉思,我的心情可以用“震撼”和“感动”来形容。说震撼,是因为它讲述的一个美丽善良而又勇敢刚强的女性在最美好的年华备受磨难的故事,而尚安妍的人生悲剧,折射出的是时代的悲剧,是海内外的中华儿女都不允许它重演的大悲剧。说感动,是因为尚安妍这个弱女子面对苦难的坚贞不屈,忍辱负重,一诺千金和一往无前,以及还有像冬生那样的年轻人,为了追寻国家民族前途问题的答案而不辞艰辛险阻。 中国在艰难中前进,不断地进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想,《似水流年》的读者,都会很自然地联想到屈原《离骚》中的这一名句。
(原载北美世界日报《世界周刊》2009年5月24日)
【评论】
《悲情大地》读者评论选登
一位资深编辑对《悲情大地》的评论
……值得关注的小说还有姚蜀平的《似水流年》(花城出版社,2009年)。此书讲述的是一个女医生从五十年代到世纪之交的命运。女主角尚安妍文革前被中央高干诱奸怀孕,高干为隐瞒真相把她下放到劳改农场。文革中高干被打倒,尚安妍却以德报怨,没有趁机复仇。尚的儿子获得出国深造的机会,睁开眼睛看世界,一家人从觉醒走向反思。作者是一个高能物理专家,从事专业之余,亦爱文学创作,曾与人合作剧本《李四光》,拍成电影。她对自己同代人的遭遇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数十年呕心沥血,才完成了这部小说,并争取到公开出版的机会。 ……坦率地说,最近十几年来,传统意义上的纯文学小说写作,远远滞后于现实,已经很少对中国社会做出有力的回应,很少成为震撼人心、启发思索的精神资源。中国的知识界已经觉悟到:“一个失去记忆的民族,是一个愚蠢的民族;一个忘了历史的组织,只能是一个愚昧的组织;一个有意磨灭历史记忆的政权,是一个非常可疑的政权;一个有计划地自上而下地迫使人们忘却记忆的国家,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心存恐惧的国家。”(朱厚泽语)但这并非主流文学界的共识。文学界的主流基本上沉浸在自娱自乐的氛围之中。恢复文学的记忆品质是重振文学尊严的途径之一。任何真正的个人记忆都是和国家记忆、民族记忆、社会记忆相通相连的。深刻的个人记忆,就是人性的记忆、人类的记忆。有人说奥斯维辛以后没有了诗,20世纪的极权消灭了小说。诺贝尔奖百年纪念,瑞典文学院以“见证的文学”为题召开了一个研讨会,各国文学巨匠提出,文学应该起到为历史见证的作用,作家应该记录历史的真切感受,用自己的语言对抗意识形态的谎言。在这方面,尽管当今最给力的体裁不是小说,而是散文,但小说在揭示人的内心世界方面的优势也不能抹杀。况且当前出版小说比出版历史论著可以减少很多程序上的麻烦。 没有一个永远的主流文体,只有失记的作家和不失忆的作家。中国文学如何面对世界文学而问心无愧?是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刘少奇秘书姚力文谈《悲情大地》(《似水流年》)
文革中红卫兵的恐怖行为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上罕见的暴行,……姚蜀平……下了十年功夫,写得深刻感人。 关于文革历史的写作,长期以来一直被当局严格禁止,在小说中的萎缩也不意外。不过意外的是,这么多年以后,我们会看到这部在文革大背景下展开故事的《悲情大地》,书中对文革历史的描述在真实和深刻方面超过以往任何一部。 ……给我的感受是,这本小说全面、系统地通过典型事件和人物,把文革面貌展现出来,从结果上反映出文革。用小说勾画文革的真实面貌:中国人民遭受到什么灾祸,特别是知识分子,非常愿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在文革中的遭遇。 ……《悲情大地》比《似水流年》增加了六七万字。改得更集中,更丰满,更充实。提高了揭露文革的广度和深度。最出彩的是第四十二章,559页—571页,有价值…… 彭作宏(中国社科院马列所原党委书记)评论《似水流年》
小说收到,读完了。写出此书,不容易。 作者似只有一般批斗会、较文明的专案组的体会。估计没有经受过真正的专案组斗争的体验,那时不容许问“你们有什么根据”,这将受到“打态度”的真正打击。估计作者在专案审查中没有受过皮肉之苦,故未能充分反映出专案组野蛮、残酷的程度。
滔滔(1994年出生)的信
五姨外婆: 我已读完整本小说了。谢谢你,五姨外婆,写了这么好的一本小说。让我真真切切的经历了一遍那荒唐的岁月带给无数个人、千万家庭乃至整个国家的苦难。这不仅使我看清高高在上的当权者翻云覆雨的手段,也让我感受了无数小人物对于自身命运的无奈和挣扎。我震惊在我的故土上竟发生过如此的浩劫,同时也在担忧与我同时代的青年人对历史的无知和对当下生活的不加珍惜。
美国自由撰稿人陈晋对《似水流年》的评论
……我的直觉告诉我:这是一本非常了不起的巨著,是“70后”、“80后”和“90后”了解文革的最佳途径。 原因如下: 1.这本书把文革这笔糊涂账算清楚了,写清楚了;让读者充分理解了“控告谁,告什么,去哪儿告”的发问。 2.让我看到久违的、中国真正知识分子的形象:专业精神、敬业精神、职业操守、人品道德等。 3.时间跨度大,历史画卷完整而丰富,人物众多,事件重大。无论是市井小民、知识分子、学术权威还是政府各层官员,他们的思想感情、经历变迁,全都包括进去了。 4.小说的形式比历史书、政治书更能形象地说明问题,更加震撼人心。 5.可以让没有经历过文革的年轻人通过小说了解这段历史;小说使周围事物和人不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例如,大杂院也曾经是四合院等等)。 历史会证明这本书的价值和地位。
老工程师杨恩煦的评论
……《 似水流年》里不但有许多熟识亲切的身影,更包容了我20多年的经历。看时几度溢泪。 姚蜀平的《似水流年》确是一部很难得小说,它映射着中国五六十年代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一惨绝人寰的人类浩劫的历史景象,提出许多令人深思的问题。是谁挑起人的兽性? 由于人的兽性无节度张扬,使无辜的善良人们惨死无数,其罪恶罄竹难书。为什么这一时代悲剧的账,从来算不到应该承担的人头上?!为什么暴政下的受害者,会把他们的怨气转向更弱者?可是他们却忘记了,他们也是另一群人的加害者!为什么一个单薄的中国知识女性,会从六十年代和牛主任及其后面的势力搏斗,转而到七十年代和整个社会抗争?……
三力三思的博客:再读姚蜀平《似水流年》
有人见了《读姚蜀平<似水流年>》之后,建议我再写一篇。我不是作家,也不是评论家,只是以一个普通读者的身份谈谈自己点点滴滴的读后感。这些年来,小说和影视作品中有关文革、反右的悲剧,总觉得深度不够。《似水流年》从一个特定的侧面和视角,展示出整个时代的全方位的历史悲剧,这是有良知的中国人永远不应该忘记的悲剧。巴金老人提议建造的“文革博物馆”是很难见到了,多看看几部像《似水流年》这样振聋发聩的作品,也许能多少弥补一点缺憾。 尚安妍、梅仲宇、夏晶榕是上世纪50、6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遭遇的典型人物。尚安妍在肉体和精神上深受双重摧残,但她始终把祖国的前途、人民的疾苦放在心头,以自己的微薄之力与命运抗争,帮助弱小人群去实现应有的人生价值。人生苦短,一个在苦难中艰难生存的小医生在短暂的几十年里还能做些什么呢?她能见到小冬生茁壮成长,不断上进,追求真理,这对尚安妍就是莫大的安慰了。 作为一个科学家,姚蜀平的爱国热忱和政治敏感,跃然纸上。她笔下的文革、反右背景,大小情节都真实可信。而其理论高度、思辨能力,也为不少专业作家所不及。可惜一部85万字的作品,如今出版的只有40万字。盼望有一天能看到那85万字的又一部新书!
【编读往来】
1.《记忆》编辑部致歉
因为本刊的撰稿人之中,有大小两位邓鹏,大者在美国,小者在广州。本刊95期刊载了小邓鹏的文章,但是我们却把大邓鹏的照片和简介错附在小邓鹏的文章之前。对此失误,我们深感抱歉。 特将小邓鹏的照片、简历及来信附后,以补前衍。
《记忆》编辑部 4月2日 2.小邓鹏的照片及简历 邓鹏,1998年中山大学毕业,现在广州任职。平日关注国际国内革命史,包括中国文革史,曾写过一些社会、经济随笔,发表在《经略》、《世纪中国》等网刊。
3.小邓鹏来信
《记忆》编辑部,你们好: 邓鹏确实有两人,大邓鹏教授是位文革研究专家,我也曾在网上拜读过他的文章。本人小邓鹏还是第一次向贵刊投稿,投稿时没有附上个人的照片、简历,发生错误也不奇怪,只希望没有给《记忆》和大邓鹏教授带来更多的烦扰。我是个年轻人,没有亲历过文革,《记忆》给了我很大的教益和帮助。偶尔写篇小文能被刊用,心里很是高兴,也盼有机会再写稿投寄贵刊。
小邓鹏 4月3日 4.何志雄谈向前的博士论文 《记忆》编辑部,你们好: 向前的博士论文我一直高度关注,在地方文革史的研究中,他的著作是第一流的。但是,这是我春节之前的看法。春节的时候,到一位朋友家串门,从他那里看到了谭合成写的《血的神话: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看过之后,我有一种强烈的遗憾——为什么向前先生没有把道县的事写进他的论文里呢? 何志雄 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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