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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记忆》第九十五期
帖子发表于 : 周四 4月 04, 2013 8:1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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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忆               2013年3月31日第4期
REMEMBRANCE       总第九十五期
                  2008年9月13日创刊


目录

【专 稿】
邓 鹏 1967年4月后文革派系冲突的发展

【上海文革】
李 逊 北京红卫兵冲击上海市委:上海造反派的最初榜样

【述 往】
胡鹏池 在三个伟人之死的日子里

【博士论文】
向 前 政治身份体系下的社会冲突——文革初期群众行为的社会根源(九)

【检查与交代】
李慎之 交代我在对毛主席态度问题上的罪恶思想(1969年2月14日)

【故纸堆】
情况简报 北京市民对厕所集体化的意见(1959年4月20日)
北京市政工程局文革运动中自杀人员情况 (1979年12月25日)

【编读往来】
1、张晓良为94期纠错并谈读后感
2、卫大伟谈李逊的上海文革研究


【专稿】

邓 鹏,1964年重庆求精中学初中毕业,当年10月到四川省达县地区万源县新店人民公社务农,此后在大巴山区务农、做工、教书共14年。1978年考取四川医学院英语师资班。1979年考取四川外语学院英语专业第一届研究生。1985年到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求学,1990年获得美国学博士学位,现为美国北卡罗来那州海波因特大学历史教授。2002至2009年间,他组织、编辑了《魂系大巴山——重庆1964—1965老知青回忆录》(上下册)、《无声的群落——大巴山老知青回忆录》(上下册)、《无声的群落(续)——文革前老知青回忆录》(上下册)。此外,他还在国内外多种报刊上发表过有关文革前老知青和上山下乡运动的文章。


1967年4月后文革派系冲突的发展

邓 鹏

  在经历所谓的一月夺权、二月镇反的反复之后,至1967年二三月间,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硝烟似乎渐散,各地局势已趋于平稳。三月二日、三月十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或转载社论,强调“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斗争胜利的保证”,并着重指出,在革命的“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里,“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革命领导干部”三者缺一不可。此时,上海、黑龙江、山西、山东、贵州五个省市已成立革命委员会,其余省市则纷纷成立临时性质的军管会。军管会设有管理当地政事的机构,代行地方行政职权。然而,局面很快又为之一变。四月一日,“中共中央中发[六七]117号”文件公布。四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四月六日,中央军委颁发“十条命令”。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三月二十一日下达),“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三月二十七日下达)也广为传抄、张贴。117号文件规定,“不得随意宣布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宣布一个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必须经过中央批准。”“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仅仅因为冲军区和向军区提意见,或对本地区、本单位的夺权有不同的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被捕的应一律释放,通辑令应一律取消。”一系列新的政策转向,表明毛泽东派对前期带镇压性质的种种约束性措施的不满和重新调整的开始。在这一政策背景下,各地返校接受军训、教育的学生回到社会,前期受压的组织纷纷重新恢复活动,军管会开始分批释放二三月间被捕的造反派政治异见分子。然而,这一发展也严重激化地方军区和造反派之间的矛盾,各群众团体因对军方的态度不同而不可避免地日益分化为对立性的大型群众派性组织。
   
一、从文斗至武斗——派系间政治争论的暴力化

1967年4月以来,除开少数由中央或地方明令取缔的群众组织外,其它受压的造反派组织再度公开打出自己的旗帜,重新获得某种程度上的合法性。所谓的合法性,并非法律上的合法性,而是指因符合当时中央文件精神,而具有道义上合法性。这种合法性并没有得到法律的保护,不仅是因为自由结社的条款并没有写入具体的法律制度(宪法属于例外),而且因为当时整个司法体系已基本破产(公检法系统已无法运转),法律本身也一度名存实亡。
  造反派声称他们的斗争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而对他们的镇压是完全错误的。他们要求军方立即执行117号文件,给他们平反,向他们道歉。在四五月间,广州、郑州、武汉、江西等很多地区的造反派举行声势浩大的绝食斗争,要求释放被捕的同志或争取恢复被取缔组织的声誉,动辄以万人、十万人计的各类游行示威更是家常便饭。造反派在这一过程中赢得更多的社会同情和支持,在以派性小报和街头大字报为形式的舆论空间中获取显著的道义优势。
  尽管群众造反组织成功地利用“四大”自由和游行示威、绝食静坐等非常规方式实现了广泛的社会动员,但他们的诉求却始终无法通过正常的渠道得到反映并给予解决。当有群众组织要求释放某人或为某组织平反时,唯有向当地的革委会或军管会提出相关诉求。然而这些地方权力机构往往又是先前逮捕个人或取缔组织等命令的下达者,自然不肯轻易允诺群众组织的要求。由于既不存在司法的渠道,也不存在透过民主选举合法更迭地方权力机关的可能性,群众造反组织在其政治要求被拒后,只剩下向中央远距离传递信息和推动更大规模的街头抗议以施加压力两条路了。
  当然,军管会等地方权力机关在这一时期也失去相当的权威。经过四月初的转向,很多地方大员已意识到中央与地方在文革方针政策上存在重大的差异。在中央同意之前,地方已无权自行宣布某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地方也不能再以镇压反革命的名义随意捕人,甚至尚身陷囹圄的造反组织成员也成了手头上的烫手山芋,捉放两难。面对如此被动的形势,地方权力者暂时终止了“二月镇反”时直接捕人捉人、取缔组织的做法,转为扶植和重组亲近权力的群众组织,以与造反群众组织进行抗衡。
  保守群众组织是在保卫政权、恢复秩序这一旗帜下集结起来的,也即是保持现存的政治权力分配格局,而对造反群众组织重新分配的主张持百般抵制态度。而在当时,军方被认为是维持共产党政治秩序的最后防线。由于地方当权者在拒绝为造反群众个人或组织平反的问题上一般持强硬的立场,而保守派又在各种场合维护地方当权者的基本决策,其与造反派间以“四大自由”形式开展的街头辩论已不可能解决实质问题。在保守派看来,既然已“证明”有反革命、右派等分子混入造反群众组织,既然造反派试图为政治成分不佳者或组织辩护,那么他们与造反派之间的关系多少带有敌我矛盾的性质。除非造反群众幡然醒悟,反戈一击,适当的“无产阶级专政”措施是绝对必要的。保守营垒自恃有地方权力者的支撑,在面临不利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往往在对抗和冲突中倾向于采用暴力手段解决问题,造反营垒仓猝迎战但也不愿示弱。于是,在全国的很多地方,造反和保守两大营垒间的政治争论逐步涌现暴力化倾向。各派社会政治势力在你来我往的僵局中,无望地苦苦期待姗姗来迟的中央英明决定的最终仲裁。

   二、一系列大型暴力冲突事件

就整体而论,1967年五六月间各地大型派性组织对立情绪严重,零星摩擦不断,武斗中通常是拳脚和棍棒相加,但规模较大的致人死亡的恶性武斗事件毕竟还不常见。然而,在四川、湖北、河南和江西等省的局部地区,却接连发生一系列大型派性冲突,并最终酝酿和触发武汉“7.20”事件和随后全国性的抢枪和持枪武斗的大乱局。限于手头文革史材料的不足,以下是笔者收集的在此期间发生的一些严重恶性暴力冲突事件,欢迎各位文革史亲历者和爱好者批评和补充。

四川
1.成都5.6武斗
首开恶性暴力冲突的记录当推成都“产业军”, “产业军”是四川老资格的“保守组织”。5月5日晚,成都大型军工企业一三二厂的造反组织“一一•一九革命造反派”与保守组织“八一兵团”、“赤卫军”、“67128”发生冲突,武斗中双方使用了拳脚、石头、棍棒等。双方都有人员受伤。次日,成都社会上主要造反派组织,以及“首都红代会”赴蓉学生闻讯赶来增援。增援者以“抢救革命战友”为名,将“保守派”占据的厂房层层包围起来,并进行冲击,要“惩办肇事凶手”。守厂的保守组织以保护国防工厂为名,向没有武器的对立派开枪射击。此次武斗,共死45人,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成员李泉华也中弹毙命,轻重伤逾千人(包括枪伤,但多为石块、棍棒击伤)。
2.宜宾5.13事件和其后的武斗
5月13日,四川宜宾市武斗形势急剧升级。立场保守的“红色派”出动人员发起冲击,武斗参与者头带藤帽,手持木棒、钢钎,且早有大批农民调动进城(据农民所言,他们是“五一三”前就被有组织地调进了城,来保卫地、市委的),造反派赤手空拳,处于挨打的境地。部分外地赴宜的“红卫兵”前往军分区请求解放军出面来制止武斗,首都“红卫兵”张玄杰、王俊英(同为北京工业大学学生)两位同学,被红色派围在军分区大门口的人用乱棒和钢钎活生生打死,由此开启宜宾大规模武斗事件。造反派(即后来称作“红旗派”的)为了自卫,才临时找棍棒、铁条来作武器与之抗衡。宜宾武斗,红色派事先精心准备,有计划地组织陆空袭击(爬高上梯),后来甚至将履带式推土机焊上钢板作护甲,做成“土坦克”。大规模武斗一直延续到该年6月份,死亡数十人。
河南
郑州
为了摧垮“二七公社”,使之不能参加北京谈判,地方权力者支持的“十大总部”、“河南造总”多次挑起武斗,制造了“五•四”、“五•二六”、“五卅”、“七•一六”等骇人听闻的攻打、围剿二七派的武装流血事件,使“二七公社”派群众伤残数百人,死亡数十人。当时郑州大学文科楼前成了安葬二七派死亡人员的墓地(五十多座坟墓文革后被毁)。
5月26日,保守派用高速汽车冲击“二七公社”游行队伍,造成严重伤亡。5月30日,发生焚烧国棉六厂大楼的“5•30”流血事件。在这一武斗事件中,“十大总部”、“公安公社”调动数万不明真相的工人、群众围攻郑棉六厂工人赤卫队(“二七公社”骨干组织)所在大楼。先是断水断电,然后动用消防车、推土机、吊车撞楼、推楼,泼汽油放火烧楼,最后用棍棒、石头、铁钩等殴打守楼的二七派工人,致使5人死亡,30多人受重伤,200多人被送到农村劳改。

湖北
1.武汉
  面对武汉造反派的联合抗争,在地方权力者支持下,保守派联合体“百万雄师联络站”(简称“百万雄师”)于1967年5月16日正式成立,并于6月4日进驻中共武汉市委机关大院办公,将其作为百万雄师的大本营和武斗据点。6月4日,武汉军区六四《通(公)告》出笼。
6月5日,百万雄师制造多起流血事件。6月6日,攻打汉阳联络站,六六血案发生。6月7日,百万雄师拔(造反派)据点作战计划形成。6月8日,百万雄师发布《反逆流紧急动员令》,同时攻打驻在区委大楼的新华工、新华农联络站、第二机床厂 “八一七”司令部和造反派驻在汉口民众乐园的联络站,其中民众乐园死6人,伤者数百。6月9日,发生包围居仁门红锋中学事件。6月10日,三千农民袭击钢二司华师(华中师范学院)总部。6月11日,(武汉)军区党委决定,将对百万雄师的领导权由市人武部交部队掌握。6月12日,百万雄师武装攻击汽配(位于汉口宗关的武汉汽车配件厂),三钢(钢工总、钢二司、钢九一三的简称)、三新(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的简称),提出“文攻武守”。6月15日的循礼门事件,“百派”在江汉路用长矛往人群中乱刺,受伤很多,当场被刺死2人。6月17日,发生六渡桥大屠杀。据不完全统计,有一百多名造反派及群众被打死(其中不少是十几岁的小孩),重伤就有三百多名。6月17日后,作战方式和武斗规模急剧升级。6月23日,汉阳轧钢厂、铁道部第四设计院,又是血案。6月24日,百万雄师武装血洗工造总司,杀死24人,伤60余人。同日水运工程学院惨案,不少人被迫跳楼,死伤数百。
  2.6.18丹江事件。
  6月16日,湖北丹江农民开始进城武斗。至18日,进城农民已增加到4万多人,制造6.18惨案,造反派死亡上百人,受伤上千人,当地造反派组织各级负责人百分之九十被抓。

江西
  1967年6月29日,发生南昌军分区大发枪弹给保守派镇压造反派的严重事件。随后,南昌一个红卫兵造反组织,砸坏了江西省军区的军械库,冲进武器库抢走了一二百支步枪和部分子弹。军分区发枪和随后造反派的抢枪,在文革进程中这可能均属首例,拉开了不久后派性武斗在全国范围内升级的序幕。
  1967年6月29日始,赣州发生大规模武斗,死亡上百人。1967年7月6日,毛泽东关于派部队制止赣州武斗做出指示。7月12日,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广州6810部队(41军121师)由师长张序登、政委王喜才率领进入赣州,武斗停止。
   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决定》(8月10日)提到:“在南昌,军分区某些人给保守派(联络总站)发了大批枪弹,打死打伤了大批革命造反派(大联合筹委会)。在赣州,军分区个别领导人支持了保守派,对革命造反派和红卫兵小将进行了武装镇压。”

   三、中央对恶性武斗事件的处理

  首先,中共中央在关于文革运动发布的文件中对武斗一直持否定的态度。早在1966年8月8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著名的十六条)的第六条里,已有“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的表述。1967 年6 月6 日,也即在派性武斗发生的初期,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布《通令》,严令制止打、砸、抢、抄、抓等武斗歪风。然而,在防止武斗升级上,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这些文件本身需要自上而下的贯彻落实;在部分地方权力者消极抵制的情况下,禁止武斗的规定沦为毫无约束力的纯粹说教。
  中央在缓和局势、制止武斗上的另一重要举措,是召集各省军方和各派群众代表通过谈判达成协议,在时序和重点上有所选择。在武汉7.20事件以前,已先后召集矛盾较为突出的四川(含重庆)、河南、湖南、湖北、浙江、云南等省各方代表进京或就地解决问题。中央对于河南问题关注较早,毛泽东在4月23日已有河南两派代表调来北京商谈解决问题的批语。其后经过中央先后五次接见河南省赴京汇报团,并于7月5日促成河南省各方达成贯彻中央指示的协议书。中央对于解决地方文革问题的具体态度,在当时一系列谈判、协商和达成的协议中也有明确的表达。例如7月4日戚本禹关于河南问题的谈话,较完整地表达了当时中央对河南省军区的态度。戚认为:“军区的错误是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打击了造反派,但不是刘邓路线错误,还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人民内部矛盾。对军区的要求和希望,要把立场和观点转过来, 干脆承认方向路线错误就算了。”又如6月29日,王力在云南两级军区党委联席会议上的讲话中称:“拥军爱民是在新形势下的战略口号。红卫兵小将没有看到形势变化,所以还扭住什么‘赵永夫’、‘谭式人物’、‘带枪的刘邓路线’”。王力和戚本禹均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他们在公开场合的讲话,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本人的态度和意见。看来,中央解决地方文革问题的方针,是竭尽全力调和军方和造反派之间的矛盾,在为一些受压的造反群众组织恢复名誉的同时,也没有完全否定各地军区支左的工作成绩。对于有的军区在支左过程中出现压制造反派的错误,也是抽象层面的批评,希望军区转变过去的立场和观点,而不轻易施加惩戒措施或进行人员调整,更谈不上对军队干部主导的三结合权力架构作任何形式的调整了。这样一来,无论是面向固执的地方军方,还是面向情绪激进的对立性群众组织,中央的权威无疑均受到极大的削弱。正因为难以追究武斗的直接责任人,所以中央的三令五申,抑或各派停止武斗的一纸协议,均已无法真正阻止派性冲突的发生,前文所述若干省区频发恶性事件也就不难理解了。
  更为恶劣的情况已经出现。为了压制在城市中颇为活跃的群众造反组织,一些地方权力者重拾毛泽东在三十年代的经典口号:“农村包围城市”,组织大量的农村武装民兵甚至普通农民进入城市,向造反派占优势的区域发起进攻。在五六月间,四川、湖北、广西、湖南、江西等不少省份都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以至中央不得不于7月13日下发《中共中央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称“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特别是某些省、市、地、县、公社的地方武装部门少数思想没有改造好的同志,挑动一些不明真相的农民进城参加武斗……有的地区还提出什么‘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反动口号’,“犯有上述错误的人应立即改正错误,立功补过;如坚持错误不改,一再违反上述各条的人,要严肃处理,其首恶应依法惩办。”农民进城,使武斗的局面更加残酷,恶性程度大为提高。
  7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不顾旁人的劝阻,执意亲身前往湖北、湖南看看,以推动地方文革问题的解决。会后毛即乘专列前往武汉。7月18日,周恩来在武汉军区二级部长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这也是中央对武汉问题的正式态度。周恩来说:“(军区方面)武汉军区首长要主动承认支左的方向路线的错误”。周认为三钢、三新是革命群众组织,大联合以他们为核心,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凡是群众组织都不能取缔、解散,就是保守组织也不能解散,要教育争取。随后,毛泽东在住处开会,接见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治委员钟汉华,除重申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外,还再三表示不是要打倒陈再道。然而,当天晚上,周恩来讲话的精神已被泄露出去,不到两整天功夫,一场震惊全国的武汉“7.20”事件发生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为制止武斗所做的种种努力,付诸东流。
   


【上海文革】

北京红卫兵冲击上海市委
——上海造反派的最初榜样

李 逊

超负荷的接待

毛泽东8月18日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后,全国各地大中学生大批涌向北京,北京红卫兵则去向全国各地,形成全国性大串联。毛泽东支持大串联,认为有利于将文革推向全国,说:“让他们去嘛,留些人轮流看家就行了。他们要开介绍信,就统统开,管他是左派右派”。 上海是当时全国第一大城市,又地处北上南下交通枢纽。大串联的学生,第一目的地北京,第二便是上海,此外,还有“革命圣地”延安、井冈山、韶山。上海和全国一样,经受着大串联的超负荷接待压力。到1967年3月,上海全市共接待全国各地来沪串联人员109万人次。
据上海接待首都和各地学生办公室统计,仅1966年8月15日至10月9日止,全市接待北京及外地来沪师生37.48万余人,其中北京4.7万余人,江苏8万余人,浙江5万余人,辽宁3.5万余人,广东3万余人;仅9月17日一天,就接待1.35万余人。 而10月29日,上海站—昼夜上下车的串连师生达1.62万余人。 1966年12月12日统计,上海全市接待外地师生总量已达403.5825万人次。 市委接待人员平均每天接待上百人,这批刚走那批又来,一天只能休息二三小时,实在疲惫不堪。市委一再增加接待人员,仍是人手紧张。
来上海最多的除北京外,更多来自上海附近华东六省,尤其是与上海接壤的江浙两省。不少学校的中学生几乎倾巢而出,整个班整个班地来上海:上海周边城市江苏南通第三中学,学生们几乎全部来过上海;浙江平湖中学一次就来上海200多人, 这相当于四至六个班级。
最初来沪的红卫兵被安排分住在各大专院校。9月初开始,市委又腾出4个大旅馆,作为串连者临时休息处。10月以后,来沪串连者骤增,只好再利用一些机关办公用房,例如将市粮食局机关迁至上海面粉厂办公,原址东海大楼作为红卫兵接待站;将各县委党校作为接待站,等等;最高峰时,市人委办公大楼也被用作接待。但这样仍然无法安置越来越多的串连者。
在上海各高等院校住宿的外地学生,最少也占本校学生三分之一,最多时超过本校学生两倍以上。例如上海交通大学原有学生4,000多人,串连入住外地学生却有5,000多人,最多时达7,000多人;上海戏剧学院原有师生400多人,却住进外地串连学生1,000多人。接待站只能将部分中学校舍,也安排作为外来学生住宿处,仍然无法缓和住宿紧张状况。
为解决来沪串连红卫兵食宿,10月18日,市委成立“上海接待首都和各地学生办公室”,副市长李干成为组长,共青团市委书记张浩波等为副组长;各区、县也相应成立接待站。此外还有设立在延安西路200号市委办公大楼内的文教系统接待站,设立在中苏友好大厦的外地学生接待站,设立在静安区文化馆的工业、交通、财贸系统接待站,等等。全市为接待全国来沪串联者设立的各类接待站,最多时达1500多个。
10月下旬以后,北方冷空气一次又一次南下,天气越来越冷,棉被不足成为接待工作最大困难,市委只好向机关、企业和医院借调;卢湾、南市等区还向居民商借;加上各大、中专院校自筹,共筹得棉被20多万条,才算勉强保证每两个学生合盖一条棉被。11月,气温更急剧下降。许多来沪学生没带御寒衣物,市委只得设法将发放给工厂工人的劳动防护棉衣,更替下来借给学生,还向公安局借用去年更新的旧棉制服,向民政局调用救济棉衣,这样共发放5000多件防寒棉衣。 总算勉强解决燃眉之急。
一般学生来上海主要是好奇,看看就走。但有些学生带着使命感来上海,说上海问题很大,“不革命到底不回去!”还要发动更多同学来上海。这些学生中以北京的学生对上海局势影响最大。例如北京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从1966年9月来上海,参与了文革初期上海一系列大事件,直到1967年初才回北京。 还有北京航空学院(北航)、清华大学、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西军电)、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哈军工)、北京体育学院等外地大学的学生,都参与了上海一月1967年一月夺权的全过程。

上海学生外出串联

早在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前,上海已有少部分学生上北京串联。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消息一经报纸和广播传开,上海学生马上也要求去北京见毛主席。8月22日晚,近二千中学红卫兵聚集在上海最主要火车站——北站,要求去北京串连。上海铁路局请示铁道部,铁道部又请示国务院,最终同意让学生派代表,免费加开一趟列车。这是上海第一次大批学生免费外出串联。
第二天,8月23日,市委又根据国务院指示精神,向各有关部门发出电话通知,主要内容:(1)尽量说服初中学生不去北京,因年纪小,不好照顾;若不能说服,可推少数代表有组织地去。(2)高中生原则上每10人推选1人。(3)各区委组织召开家长座谈会,要求家长作子女工作。(4)半工半读学生因有生产任务,可推少数代表去北京。(5)组织去北京由单位出介绍信,向铁路局登记。(6)车上吃饭自理,自带粮票和伙食费,碗筷被子也要自带。 还规定,中学按每10人派1个代表上报人数,根据这个数字分期分批发放火车票。按要求,他们去北京被毛主席接见后即回上海,然后再安排下一批同学去北京。在严格讲究出身的“红八月”,这些名额下派到各学校,实际成为只有“红五类子女”学生才能享受的特权。许多学生去北京后,又去其他城市串联,根本就不回沪;加上后来串联只要出示学生证即可,所以只组织了两批就无形停止。
而实际上,上海铁路客运严重超载现状,市委不可能真正赞成大批人员免费乘火车串联,市委一直试图说服学生“先搞好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不过这些说服不是由市委出面,而是通过上海二医、化工、交大等院校部分红卫兵之口,向全市高校发《呼吁书》,还往北站劝告和阻挡持有车票准备外出学生。
上海市委的努力随即被中央决策否定。8月31日,在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的群众大会上,中央正式宣布全国各地全部大学生和一部分中学生代表可分期分批到北京串联。9月5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外出串联洪流再也无法阻拦。9月中旬以后,串联学生由每日五千人遽升至万人以上。上海站上不了车,就去南翔、松江等市郊火车站爬车、拦车,由此出现伤亡事故。 最初被选出串联的中学生代表,都是“出身成分好”的学生。但没多久,除了部分家庭出身特别“不好”怕出去挨打者,上海中学生大都出去串联。大学更是几乎倾巢而出,据统计,至9月7日,上海戏剧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学生全部去了北京,交通大学5千多名学生走了4千多。至11日,上海机械学院、上海第一医学院、第二医学院、外贸学院、同济大学等院校的学生也分批走完。 10月以后,随着对“血统论”的批判,即使是“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也大都出去了。到1966年10月底,外地来沪串联者总数40多万,上海有组织的外出串联者12万人,连同自行外出串联者,共41万人。
上海学生外出,外地学生来沪;各大学校园内挤满外地学生,而本校学生则没有几个。这是1966年9月至11月底上海乃至全国各大城市学校的风景线。许多外出串联学生既不带多少钱,也不带足当时就餐所必需的粮票,走到哪里借到那里。大串联结束后,据上海市财政局革命委员会报告:由各省市转来上海方面外出串联所借粮款单据,粮票500万斤,现金400余万元。截至1971年底,除“查无此人”的疑难单据计粮票90余万斤和现金70余万元外,共收回粮票300余万斤,现金240余万元,各种物品2万余件,占应清理数的80%。

首批北京红卫兵到上海

北京红卫兵南下上海,有三次较大规模,后来被研究者称为“北京红卫兵三下江南”。
由于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北京的各大中学的校长老师被打倒,党团组织全部瘫痪,学校处于无人管的无政府状态,很多学生在学校没多少事情可干。而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全国学生涌向北京,铁路客运对火车票无法管理,乘火车成为“蹭”火车。加上来北京见毛主席的全国各地学生不断将外地消息传入北京,于是许多学生也想去外地串联。从1966年8月15日开始,开始有少量的北京红卫兵陆续来上海。到8月20日以后,来上海的学生渐渐多了。
北京红卫兵来上海串联,他们自己称为“南下”。
8月24日,20多个北京红卫兵乘火车来到上海,这是自8月中旬以来人数比较多的一次,都是北京各大学和中学的学生。没有人派他们来上海,他们是想来上海看看,其中有些人本来就是上海人,去北京念大学的,也有人小时候曾经在上海生活过。这些红卫兵主要来自中国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北京邮电学院,还有一些北京的中学生。他们在火车上认识,商量后,起了个共同的组织名字:“北京红卫兵南下造反队”。同车的有一个上海船舶专科学校的老师,说你们去上海后,可以住在复兴中路上的上海机器制造学校;那是一个中等专科学校,学校里有学生因为反对校党组织被压制,你们去了可以支持他们。这批北京红卫兵到了上海,住进上海机器制造学校。其中,中国科大的几个学生,仍沿用他们在科大时就用的“齐卫东”战斗小组名称。“齐卫东”后来参加了上海文革初期的大多数事件,在上海当时的文革运动中有一定影响,核心人物是中科大的学生许小昆和欣鼎亮。
8月26日,又一批北京红卫兵170多人坐着一列火车往上海进发,上海市委得知后,派出上海市副市长李干成、共青团上海市委书记张浩波、上海市学生联合会主席郭醒民,前往车站迎接。第二天上海《解放日报》报道欢迎会情景:北京红卫兵一下火车,前往迎接的数百名上海红卫兵便敲起锣打起鼓,上前同他们热烈握手,高呼“热烈欢迎首都红卫兵”,“向首都革命师生致敬”等口号。在车站候车室,李干成副市长代表上海市委向“来自毛主席身边的革命小将”表示热烈欢迎,热忱地希望他们“将文革的好经验传给上海师生”;北京红卫兵代表也讲了话,表示要“同上海革命师生一起夺取文革胜利”。北京红卫兵向上海赠送毛主席石膏像,最后共同高歌《大海航行靠舵手》。
但是,北京红卫兵方面对市委组织的这个欢迎会却一点也不领情。据北京红卫兵以后散发的传单说,当时是镇江车站打电话给上海市委,说一批北京市委派出的红卫兵正在去往上海,市委于是“匆匆组织”了欢迎会,“根本不是真心”。
就在欢迎会召开的第二天,8月28日一早,市委在康平路市委小礼堂,召开全市负责干部会议,参加者共100多人,都是市委各部委、局负责人以及“四清”工作团长和文化革命工作队长。曹荻秋在会上说:北京红卫兵“绝大部分是革命的,好的,少数人有偏激情绪,也有个别别有用心的人。说上海从市委到基层组织都烂掉了,要罢我曹荻秋的官。市委有缺点错误应该揭发,但就这样下结论不正确。”“还有人片面强调造反有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要武斗,不要文斗”。曹荻秋要求各级领导“对一些不正确的观点展开辩论”,要“大胆领导,敢于辩论”。
曹荻秋的这些话是他对大串联的真实想法。他在以后讲话中承认,自己始终想早点结束大串联,认为革命靠自己,这样下去文革搞不好,交通运输搞不好,要影响生产。 曹荻秋对中央放纵北京红卫兵的暴戾行为也有看法,曾私下对人埋怨说:“北京红卫兵打死那么多人,中央也不管管!”
8月30日,又一批北京红卫兵到上海。他们一抵达沪,就要求上海市委领导接见。市委负责人当即分几次接见他们。因要求接见的人多,曹荻秋经与陈丕显商量,8月30日下午3时,在当时上海最大室内会场“文化广场”,开大会欢迎来沪串连的北京红卫兵。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除不在上海的张春桥外,所有书记:曹荻秋、马天水、王一平、梁国斌、杨西光、王少庸,全部出席欢迎会。110名上海交通大学红卫兵担任大会纠察。参加大会的北京红卫兵约3000多人。曹荻秋代表上海市委,表示热烈欢迎北京红卫兵到上海革命串连。曹荻秋向他们介绍上海文革情况,并回答他们的问题。因为提问多,曹荻秋建议将意见集中,推派代表与市委座谈,一次不行,可以多次。8月24日来上海的那批学生也参加了这个见面会。
从曹荻秋的讲话以及6个市委书记全部出席大会的规格,可以看出上海市委对这批小将的重视。但这些在北京受过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以及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频繁接见的红卫兵,要求的不是接见,甚至也不是对话,而是批评甚至批判上海市委。许多红卫兵要求上台发言,马天水将他们的条子递给曹荻秋,曹即宣布同学发言。红卫兵上台发言诉说在上海串连遭到阻力:一些大中学校门房间传达室说他们拿不出介绍信不让他们进,乘公共汽车售票员要他们买票,到处被上海人围住要和他们辩论,他们想见市委领导十分困难,等等。他们质问:“中央撤销工作队的决定,上海为什么不像北京那样贴到街上去?”他们指责上海市委“为什么把上海运动搞得冷冷清清?”“上海在此之前的文化革命不算数,重新开始”,说《十六条》在上海“只剩下要文斗不要武斗”;说曹荻秋8月22日江湾体育场讲话是大毒草,他们要将其送交党中央和毛主席;等等。北京红卫兵对上海文革运动的指责,是以北京的运动为参照的。此时在北京的各个学校,各级党委权威不再,文革运动基本由学生掌控。而在上海,各大中学校的文革运动仍为党委或党支部控制,由党委抛出运动对象,发动群众写大字报批判,这使他们觉得上海运动“冷冷清清”,认为这是偏离了《十六条》所提出的“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从第二个发言起,红卫兵们蜂拥而上,挤满主席台,上百人手挽手;上海的工作人员一个个被赶下台,台上台下一片混乱。一些人围住曹荻秋等市委负责人,有人要曹荻秋对常溪萍问题表态;有人要上海市委立即收回“臭十条”,即市委8月24日连夜制定的“不要随便抄家”等十个“不要”;有人要在场6个市委书记依次报名字和家庭出身;还有人拿着纸要曹荻秋写出两个“上海最大的资本家”的名字,说“让我们北京红卫兵斗几个资本家给你们上海人看看!”
最后,红卫兵们宣布五项决议:
1.上海市委要在明天的《解放日报》上宣布取消修正主义的“臭十条”;
2.命令北京来的非“红五类”子弟滚蛋;
3.命令上海市委要允许上海“红五类”同学去外地串连;
4.组成大会临时筹委会和北京红卫兵上海联络总部;
5.在《解放日报》上刊登“毛泽东主义万岁”等文章。
晚上8点半大会结束。“他们高唱着‘造反歌’、‘鬼见愁’等歌曲,乱哄哄地将6位书记拥出了会场。”
北京红卫兵初试锋芒,将上海市委对他们的欢迎会,开成了他们对上海市委的批判会。曹荻秋说:“这是没有预料到的,也无这种思想准备”。曹荻秋马上于当晚召开市委常委会,研究市委遭到冲击时如何开展工作,会议直开到次日凌晨。最后决定,为了防止因红卫兵冲击而无法工作的局面,将办公地点转移到别处,共三项措施:(1)今后接待红卫兵只接待少数代表;(2)将市委书记处搬到江南造船厂去办公;(3)市委的书记们都搬到市委的一个招待所去住。 曹荻秋还布置查一些北京红卫兵们的背景,“查出是坏人,要告诉北京市委,以便整他们”。 市委这次转移工作地点的措施没有持续多久,就被打电话来联系工作的周恩来发觉。经周批评,市委书记处只好又在一个半夜搬回康平路。这些措施以后也被批判,说是市委为逃避红卫兵而转入地下,是抗拒文革。

北京红卫兵“炮轰、火烧”上海市委

市委没有料到事态的发展完全不是他们所能控制。第二天,8月31日,上午10时,北京101中学、北京师大一附中、北京八一学校、北京师大女附中,30多个学生来到延安西路200号大声呼喊,要见上海市委领导。
延安西路200号是中共上海市委的机关大楼,但门口没有牌子。中共大多数机关都不对外挂牌,如同地下党,老百姓从来不知道共产党的机关在哪里。大多数上海市民过去只知道这里可能是大机关,但不知是何机关;直到北京红卫兵在这里引发事件后,才知道原来这里就是中共上海市委。
北京红卫兵说,昨天红卫兵在文化广场宣布的五条决议市委没有执行:“10分钟之内把曹荻秋找出来,否则要动武了!”在一旁围观的上海市民上千。中午12时左右,北京红卫兵冲进机关大院。由于受到市委机关工作人员的阻拦,双方发生冲突。这就是后来被称为“8•31事件”的冲突。从市委一些工作人员撰写的一份传单中,我们可以生动地感受当时情景:

曹荻秋正在接见另一批北京来的学生,于是就让两名自报“我们是代表”的学生进去。市委常委、副市长宋季文和市委常委、监委副书记秦昆立即接见他们,问有什么要求。两人不回答,只是要求门外的同学一起进来,还用拳头打宋季文。一会儿,他们退了出去,向门外喊叫:“市委不肯接见你们!”于是一部分学生向大门里面冲。在旁围观的一些上海人拦住他们不让进去,让他们有话到一边的接待室去说。争执了半个多小时,中午11时左右,天上下起了雨,市委同志十分关心他们的健康,要他们进大楼避雨。没等玻璃大门全部打开,几十个红卫兵一拥而上,一个佩戴“北京机械学院”校徽的女同学冲在最前面,用拳头击碎大门玻璃。他们冲进大楼,遇到阻拦他们的工作人员,便拳打脚踢,或者用皮带抽打。那个打碎大门玻璃的女红卫兵还举着被玻璃划破的手高喊:“上海市委干部打人!”

北京红卫兵也撰写了传单,现场描绘稍有不同:

我们先派了一人进市委大楼联系,一去不返。我们见中央领导同志,见毛主席都没这么难。8•18的大会上,我们红卫兵齐喊“我们想见毛主席”,毛主席就出来见我们了。上海架子为什么这么大,门槛这么高?我们要求派两个代表,不行!最后还是上海的革命群众使了好大劲,硬给推了进去。见到宋季文,要求接见全体代表,他只说了一句话:“没有那么大房子,不能接见”。难道这么大一个市委大楼装不下我们30多人?两个代表哭着出来把这一情况告诉我们。正下着大雨,我们下决心不见市委不回去,淋着雨齐喊:“我们要见市委!我们要见市委!”许多市委的人从窗口探出头来往下看,但没人出来。门口守卫的上海红卫兵挽着胳膊,使劲推我们,想把我们挤走。

市委工作人员的传单,起草执笔者是市委机关党委秘书室吴姓副主任。“8•31”冲击上海市委办公大楼事件后第二天,市委办公厅秘书长兼市委直属机关刘姓党委书记,让吴起草“8•31”事件真相大字报,成稿后,副市长宋季文以及市委办公厅领导看过,立即抄写成大字报贴出,并连夜印成传单,第二天由市委办公厅机要交通科送往各部委、各区县局党委以及各大学。 这张传单在当时影响极大,许多大学生和工厂工人就是看了这份传单后,赶往延安西路“保卫市委”。这张传单后来被作为市委反对北京红卫兵的铁证。
30多个冲击市委办公大楼的北京学生中,绝大多数只是刚上初一、初二的14至15岁少年。他们与上海市民辩论话题是:“真理是否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联以及“怀疑一切”口号是否革命,“红色恐怖”和“血统论”是否正确。他们对上海运动最大不满就是“上海运动冷冷清清”。就在几天前,8月23日,毛泽东还在中央会议上主张再乱他几个月。毛对各省市委无法招架红卫兵的情况不以为然,说“没有省委也不要紧,还有地委县委呢”。8月以后的北京,一片抄家打人之风,一派“炮打”、“火烧”之势,各大中学校领导层基本瘫痪,新改组的北京市委也运行艰难,但毛在这个讲话中说:“我看北京还乱得不厉害”,“北京太文明了”。
其实,尽管都对上海的文革运动有看法,但相比中学生,北京一些南下大学生的观点和批判方向有所不同。来上海的中学生,其实没有什么明确目标。他们不满意的是上海对“牛鬼蛇神”太客气,“文斗”变成“温斗”
但是,一些北京的大学红卫兵的观点有所不同。他们对血统论并不热衷,他们不满的是上海运动“没有真正开展”。前面提到的中国科技大学的“齐卫东”,他们住进上海机器制造学校后,曾去附近的学校和工厂串联,如上海机器制造学校、上海海关学校、上海第二女子中学,等等。他们去这些学校支持和鼓励因造党委反而受到压制的学生或派别。他们还去一些文艺单位串联, 例如上海青年话剧团、黄浦京剧团、上海舞蹈学校等。这些单位都有因提意见而受领导压制的情况。他们支持受领导压制者,向社会呼吁。他们人数少,能量大,活动能力强,早期上海文革中的一些事件,就是他们放大至社会引起关注的。例如青年话剧团的“刘贵琴事件”,黄浦京剧团的“孟庆钊事件”,舞蹈学校对芭蕾舞剧《白毛女》评价的“毒草”、“香花”之争,上海海关学校、上海机器制造学校的两派之争;被单位压制的青年报社记者游雪涛的平反,也与他们的奔走有关。
和那些中学生不同,许多来上海的北京大学生的批判矛头对着上海市委。他们认为,上海的文革运动落后许多,还是在各级党委掌控之下,文革就是要打乱这种秩序。因为《十六条》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而上海的各级党委包括市委,却没有把自己当作革命对象。基层党委不敢引火烧身,是因为市委对运动的导向有问题,这使上海运动冷冷清清。他们认为,各级当权派都应接受文革考验,所有干部都应接受群众的火烧和炮轰,是真金不怕火烧。一个当初参加冲击上海市委的北京红卫兵,20多年后回忆说,他们那时其实只是想“炮轰”一下上海市委,看看上海市委反应,有问题没问题先“炮轰、火烧”一下,“是革命的炮轰不倒,不革命的会炮轰出问题”。

“我们老工人要讲话”

上海市民对北京红卫兵在上海行为的最初了解,大概就是通过上海市委工作人员的那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前面已引用。9月1日,这张题为《关于8月31日一群学生冲进市委机关的事实真相》的大字报,被连夜印刷成传单贴遍上海。北京红卫兵冲击上海市委机关大楼消息传开,越来越多人涌往延安西路。许多人是来支持北京红卫兵的,其中既包括陆续来到上海的北京红卫兵,也包括与北京红卫兵持同一观点的上海学生和工厂工人,如以后工人造反派的领袖王洪文、潘国平等人。
更多人则是来与北京红卫兵辩论的。辩论核心是上海市委是革命的还是不革命的,上海市委对上海文革运动的领导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许多上海市民认为上海市委过去在柯庆施领导下,取得很大成绩;这次姚文元文章又在上海撰写和发表,证明上海市委紧跟毛主席。北京红卫兵指责上海运动冷冷清清,指责上海市委对他们不热情。上海市民反驳说:“我们的副市长亲自去火车站接你们,难道不算热情吗?”
延安西路市委大楼门前拥挤着上万人,这条宽敞的马路如今水泄不通,成了上海的政治中心。有单位还在市委门前搭起辩论台,大楼不远的南京延安西路华山路附近的静安公园也被辟为辩论场所,贴满了大字报,从早到晚人头攒动。上海市民拉住每一个说普通话穿军装的学生模样的年青人,把他们认作北京红卫兵,要和他们辩论。以后成为工人造反派副司令的潘国平去看热闹时,曾因为说普通话,被认为是北京学生而遭围攻。
这场辩论实际是上海市委默许甚至引导的。曹荻秋以后承认:

当上海工人、学生同北京学生开展辩论时,我们很赞成这种辩论,还布置过一部分干部参加辩论。这种所谓辩论,实际上是一种围攻,有些地方围攻得十分激烈,扭住北京红卫兵不放,有的要他们检查了他们的所谓错误观点以后才放走。

市委办公大楼附近马路两旁大字报栏上,贴满支持上海市委的巨幅标语:“上海市委挺起腰杆坚强地战斗吧,我们信得过您”;“上海市委是马列主义的”,“上海市委是坚定正确的”;“誓死保卫上海市委”,等等。大字报更是铺天盖地,与红卫兵“炮轰上海市委”、“上海必须大乱特乱”的大标语大字报针锋相对。保卫上海市委的大字报中,最有影响是国棉二厂署名“退休工人和老工人”的《我们老工人要讲话》,以及国棉一厂工人杨富珍 等《给毛主席的急电》。杨富珍当时是上海国棉一厂纺织工人,上海市委1966年4月树立的4个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之一,另外3标兵是复旦大学电光源实验室的工人工程师蔡祖泉、 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的红雷青年小组,以及上海海运局客轮服务员杨怀远。当时正值林彪提倡“大学毛主席著作”的高潮,上海市委也跟着树立上海地区的典型。
《我们老工人要讲话》反对北京红卫兵“炮轰”上海市委:

过去帝国主义炮轰过我们,蒋介石反动派炮轰过我们,美帝国主义现在正在炮轰越南兄弟,现在竟然有人要炮轰起上海市委来,他们算是什么人?只有阶级敌人才这样干!我们对党有深厚感情,我们坚决不答应。炮轰市委是十足的反动口号。

杨富珍等《给毛主席的急电》中则为上海市委评功摆好:

我们上海工人对上海市委最了解、最清楚,上海市委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市委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首先发动了对反党反社会主义、修正主义黑帮黑线的批判,吹起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

这两张大字报都用工整的大字抄写,贴在市委大楼门前。为防止被雨水打湿,特地蒙上透明塑料布。大字报还被印成传单,不但在上海广为散发,全国其他城市也都有传抄翻印。此类“急电”当时很多,王洪文所在国棉17厂几个老工人也给中央发过电报,抗议学生冲市委。
1966年9月上海市委门前的大辩论,表面上是上海市民与北京红卫兵辩论,实际上是上海市委与北京红卫兵的辩论。上海市委不同意北京红卫兵对自己的指责,但又不便正面辩驳,便希望上海市民尤其是工人出面。主持上海市委工作的曹荻秋8月底至9月初在各种会上曾多次表示:

各级领导,如工作队要大胆领导,敢于领导辩论,要组织力量;
上海市委的问题,上海的工人阶级、革命师生、上海的群众最了解;
共产党员要挺身而出,敢于讲话;
要加强领导,把左派力量组织起来。先把好的党员、支部书记、教师组织起来,要形成一股强大的抵抗力量;
不能崩溃下来,要顶住这个浪头,如果市委跨了,你们也不好受。

基层工厂的党委或工作队,组织了许多党员和老工人,去市委门前保卫市委,与北京红卫兵辩论。王洪文所在的国棉17厂,驻厂文化革命工作队先后组织4批共700多工人,由工作队干部领队去延安西路,被组织前往的工人一律算公假;去前还关照这些工人,若有人问起,就说是自发去的,不是被组织去的;为防止被问及所在工作单位和职务,有的人连工作证都不带。 当时的市委副秘书长杜淑贞文革结束后,在回忆录中说,自己曾经“通知沪西几个大厂的工人前往保卫市委”。 曹荻秋以后承认,那些去市委门前保卫市委的工人确实有不少是市委让下面组织去的:

大约有三四千人及红卫兵,主观上恰恰想防止冲突防止意外,这样做实际上把工人与红卫兵处于对立地位。
他们要进入旧市委机关,我们应该敞开大门欢迎他们,我们不但没有这样做,相反,以保持机关工作的正常进行为理由,采取了“堵”的办法,组织了一批工人、红卫兵。文艺工作者和干部来“保卫”旧市委机关,在书记处办公地点还组织了公安局的警卫人员“保卫”。因而使在旧市委门外的革命群众几天几夜不能进入市委机关,淋了雨,有的同学生了病,有的在冲旧市委机关时受了伤。我们在“堵”的时间内,乘机搬走了档案,怕群众将它损害。我们这些行为,十足说明我们害怕群众,不是站在革命群众一边,而是站在他们的对立面,对他们实行防御抵制。

9月1日,负责教育口的市委候补书记杨西光向市委报告,说复旦大学支持北京红卫兵观点的学生,要组织一万人,包围市委在延安西路33号办公大楼和康平路的办公处。市委闻讯立即从各工厂调来上万工人,守住通往附近道路,防止学生再次冲入市委办公大楼,甚至还调动了部队和公安人员。不过,后来证实所谓万人将包围市委消息是误传。 为此,曹荻秋不久后在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检查,回上海后也多次在干部会议上或群众中承认错误,说市委当时的这些做法是因为害怕群众。
市委门前反击北京红卫兵的大字报和大标语,大都是基层工厂或主管局、公司的干部组织撰写或暗示撰写。而那两张广为人知的大字报:《我们老工人要说话》和杨富珍《给毛主席的急电》,更是由市委的一些干部,直接出面组织。《我们老工人要讲话》是国棉二厂的党委组织的,由党委秘书起草; 杨富珍《给毛主席的急电》是驻厂工作队向在厂蹲点的上海市副市长张承宗请示,张承宗又请示市委书记陈丕显,得到陈同意后组织撰写,经陈丕显同意后发出。 对此,杨富珍后来揭发说:

我以无比愤怒的心情揭发陈丕显、曹荻秋两个大坏蛋利用我们工人的名义欺骗毛主席的罪行。去年九月底,北京红卫兵小将来上海造旧上海市委的反。陈丕显、曹荻秋等怕得要死,就通过当时在各个工厂里的原市委工作组要我们劳动模范、五好工人打电报给毛主席。电报稿子是工作组起草的,要我们工人签字。
黑市委抓住了我奴隶主义的这个弱点,一手炮制了欺骗毛主席、对抗党中央、给北京红卫兵小将们施加政治压力的《急电》。这封《急电》起了保市委,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作用;这封《急电》是黑市委推行刘、邓路线的产物,它流毒全国害人极深!对毛主席、党中央及北京红卫兵小将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王洪文所在国棉17厂的电报,是驻厂工作的队秘书,组织几个老工人撰写。 笔者前文所引的一张市委51个工作人员写的《关于8月31日一群学生冲进市委机关的事实真相》,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文豹提议,市委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励敏之和党委宣传部的干部执笔,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杨西光亲笔修改的。 上海市委虽没有直接布置要求下面撰写大字报,但市委领导干部的一些讲话,却有意无意暗示或鼓动下面的干部去组织这类文章。下面干部以为是在支持市委,但不久以后,这些大字报大标语让曹荻秋们检讨了无数遍。
那些最初在市委门口“保卫市委”的工人,是以后上海工人保守派雏形。

上海市委大楼门前的工人造反派

在上海市委门前的人山人海中,除了去保卫市委的工人们,还有不少同情北京红卫兵的上海工人。这些人中,许多成为以后的工人造反派,最著名的有王洪文、潘国平。不过,他们那时还是旁观旁听者。
另一些同情红卫兵的工人们则在市委门前结识。9月4日上午9时,复旦大学、华东纺织工学院、上海外国语学院、爱国女中等十几个上海学校的红卫兵,以及上海铁路装卸机械修理厂、良工阀门厂和上海一家麻纺厂的工人,21个单位40多人,在地处西区的华东纺织工学院,召开“革命造反派大串联会议”,那里是市委最早安排的北京红卫兵住宿地。会议由复旦大学红卫兵周谷声主持,他向工人们介绍了市委大楼门口的冲突情况。周谷声不久后成为上海最有影响的三大红卫兵组织之一“炮司”的负责人。周谷声这是第一次组织红卫兵与工人的联席会议,以后他还将在上海工人造反派初期的一系列重要活动中起重要作用,包括推动上海工人造反派成立第一个自己的全市性组织“工总司”。
上海铁路装卸机械修理厂的工人邝三腾,在会上提出要建立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这是上海工人造反派要求联合起来的最初呼声。会议开到中午,突然,一个复旦大学红卫兵带来紧急消息,说北京红卫兵在上海市委大楼门前被打,发生流血事件。会议被中断,一部分人回原单位搬援兵,大部分人急忙赶往市委大楼。到了市委大楼门口,只见人山人海,怎么也挤不进去。他们便退到市委附近一幢小洋房里,草拟一份给曹荻秋的最后通牒,提出六条要求:

最后通牒

(一)要曹荻秋公开接见全体革命学生和群众,对拒不接见北京红卫兵一事公开向他们道歉。
(二)公开承认北京红卫兵昨天到今天的静坐行动是革命行动,公开向北京红卫兵,特别是被打的红卫兵道歉,并给与治疗和保护。
(三)开动上海所有宣传机器,公开为一系列有关北京红卫兵“闹事”之事辟谣,并大力宣传当前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四)公开承认“火烧市委”、“炮打市委”的口号是革命的口号,“保卫市委”是极端错误的,“曹荻秋万岁”的口号是反动的口号。
(五)迅速在上海文化广场召开万人大会欢迎北京红卫兵,会场由我们革命造反派组织掌握,票子由我们分发。
(六)要求曹荻秋在今晚九点以前给与答复。
不达目的,我们誓不甘休!否则产生一切严重后果由上海市委负责!

尽管这份《最后通牒》内容全都围绕着红卫兵,没有一句提到工人造反派,但它是有文字记载的上海工人造反派与学生红卫兵的第一次联合行动。马上,有人在钢板上刻写油印纸,有人用滚筒油墨手工印刷,墨迹未干,就在市委门口人群中散发。
参加北京红卫兵行动的几个上海铁路装卸机修厂工人,都是刚从技校毕业分配进工厂的青年,当时也只20岁左右,除了邝三腾,还有两个青年工人周国庭和陆云龙。他们是在市委门前看热闹时与北京红卫兵熟悉的,北京红卫兵要往市委大楼门里冲,邝三腾说,市委在门口设了六道防线,进不去,自告奋勇要带他们“到一个比市委还要大的机关去”。邝说的,是高安路19号的中共中央华东局办公处,从来不对外挂牌,所以一般人不知道。邝带领一百五六十个北京红卫兵来到高安路,冲破门卫阻拦,进入大院,要求用电话与北京中央文革小组联系。电话接通后,红卫兵与北京足足通话了两小时。晚上九点,有人来告诉北京红卫兵,曹荻秋马上在市委大楼接见,要他们立即赶去,华东局专门准备了三辆汽车送他们。邝又站出来大声说:“同学们,不要去!这是欺骗,华东局不可信,进去就出不来了!”
华东局办公厅一个干部对北京红卫兵说:“你们中可能混有不是学生的上海人,有政治扒手”。他可能是从邝等人普通话中露出的上海口音产生怀疑的。150多个北京红卫兵来自不同学校,相互之间不太熟悉,便马上按各自的学校站队,邝等人于是被剔别出来。红卫兵问邝出身成份,邝说自己是受压制工人,在工厂是反对工作组的。一个华东局干部挤进围观人群大声宣布,他刚才已经打电话去这3人工作的上海铁路装卸机修厂党支部了解过了,这3人平时表现就不好,有的还偷过东西。 红卫兵当即从邝身上搜出一份邝自己写的关于在中央商场偷尼龙袜子,和在41路公共汽车上偷女乘客皮夹子的第四次检讨。这下红卫兵相信这些人果然是“扒手”。
北京红卫兵把这3人交给了在场的南洋模范中学的红卫兵后,乘车赶到市委大楼去见曹荻秋。3人被南模的红卫兵直打到深夜;第二天,又把他们押回厂,继续殴打,接着关押了一个多月。

周恩来给上海市委三点指示

曹荻秋第一次接见北京红卫兵遭到围攻后,便决定只接见代表。9月3日深夜至9月4日4日凌晨,曹荻秋在延安西路200号市委办公大楼附近的静安区文化馆,与6名北京红卫兵代表见面。代表们提出3项要求:曹接见在市委门前的所有北京红卫兵;上海市委借给广播器材,提供印刷传单的条件;帮助接通给中央文革的电话。
曹荻秋没答应前两条,解释说不开大会但开小会接见;广播印刷器材各单位都想要,给了北京红卫兵不给其他人摆不平;对最后一条,市委马上提供方便,让红卫兵用红色保密直线电话和中央文革通话。
北京红卫兵冲击上海市委时,市委书记陈丕显正在病假中,市长曹荻秋主持工作。曹每天都向陈汇报,多时一天汇报几次。据说,这是陈丕显的主张,他要曹不再出去接见北京红卫兵;让工人来保卫市委也是陈丕显的意思。 而就在9月2日,有消息从北京传来,说毛泽东针对全国各省市都出现的围攻去串联的北京红卫兵现象发话:“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陈丕显和曹荻秋看样子没有料到毛泽东这样的讲话,其实就是针对他们这些省市干部的。
曹荻秋不愿再成批接见北京红卫兵,引起北京红卫兵愤怒,他们一定要曹荻秋接见全体人员。上午,聚集在市委门前的红卫兵增至近千人,其中还有不少上海学生。他们成立“临时指挥部”,设立广播台,几次发出“最后通牒”,要曹荻秋“滚出来!”红卫兵们一次又一次向市委办公大楼冲击,和门口保卫市委的工人发生冲突。中午,他们踏着人梯,打碎市委大楼临街玻璃,爬进二楼。最后在大楼楼顶插上大旗,欢呼“我们胜利了!”
就在北京红卫兵冲击上海市委之际,传来消息:中央接到北京红卫兵从上海打去的电话,立即给曹荻秋接连打了两个电话,要他马上接见北京红卫兵。 9月4日晚上9点半,曹荻秋会见在市委内的全体北京红卫兵,发表讲话:“市委如果是修正主义,完全可以造它的反。但是上海市委的问题,上海的工人阶级、革命师生、上海的群众最了解(长时间起哄)。因此,上海工人、农民、革命师生你们大胆地揭发上海市委的问题,北京的同学你们对上海市委有意见,我们也表示欢迎。北京来的同学来上海后曾经对文化革命产生若干问题,产生了不同意见,并产生了辩论,这个不同意见的辩论是不可避免的,自然的……”
9月5日凌晨3时20分,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从北京来电话传达周恩来三点指示:(1)同意给广播器材;(2)已告诉曹要他接见北京红卫兵;(3)周总理已给曹打电话,要求他将包围北京红卫兵的工人、学生全部撤走。
曹荻秋遵照周恩来要求办了。9月5日上午,市委劝说拥簇在市委大楼门口的上海市民退开,让红卫兵们进入大楼。下午近6时,进入市委大楼的红卫兵开会,要曹荻秋到场。曹荻秋到会并讲话,再一次欢迎大家揭发市委问题,并呼吁团结。此时,聚集在大楼外的上海市民要求收听会议实况,否则也要强行进入大楼和学生辩论。经学生同意,在门外临时架起了几个大喇叭,将会议实况向外广播。天上下起了雨,而且越下越大。几万市民,大多数都没有带雨具,黑压压一大片人群,就那么一动不动地在雨中站立着,静静地、关切地听着头顶上喇叭中传出的每句话。
晚上8点,会议结束,市委用20辆大客车将北京学生送回住地。9月6日,市委在办公大楼门口张贴出“市委热烈欢迎革命群众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再一次要求全市干部和群众不要再贴“保卫市委”、“市委是正确的”一类大字报;并要求各基层组织代抄成大字报,在工厂、学校、机关中张贴。市委还检讨自己组织工人保卫市委机关大楼的做法,“实际上是使工人介入了学生运动,是错误的”。
北京红卫兵冲击上海市委,一开始,上海市委还十分有底气,因为周恩来支持上海市委。据陈丕显以后回忆:“此时,周恩来来电指出上海市委是革命的,对上海市委表示了明确支持。心直口快的宋季文副市长很快把这一指示传达给了北京学生”。“曹荻秋也将这话对上海许多干部说过。” 曹荻秋还多次对红卫兵们说:“总理是打电话给我说过上海市委是正确的”。
但是北京红卫兵与上海市委的冲突升级后,红卫兵传单中说:“总理曾明确回答来问此事的北京红卫兵:‘我怎么会讲这种话?宋季文歪曲我的意思,你们可以驳他’”。周恩来说他当时说的是:“上海过去是革命的,现在也要革命的”。显然,周恩来改了口。 而据张春桥文革中的一次讲话,周恩来对上海市委的做法十分生气:

那天5号早上,我到这里,总理一见到我就对我说,你看上海怎么搞的!总理很不满意。很多北京红卫兵一见总理就问,总理不知解释了多少遍。对一个问题也有一个认识过程,因为运动以前,上海是做了一些成绩,在柯庆施同志的领导下,中央是有一定评价的。总理是因为北京学生不了解情况,给他们讲一讲上海市委是革命的,要他们调查一下。但是怎么能够吹呢?是革命的也不一定是正确的。既然是革命的,人家红卫兵来了为什么连见一见都怕得要死呢,特别是宋季文讲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问题,我和姚文元听了都气死了!其实《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有成绩、有错误与宋季文一点都没有关系,他有什么可吹的?只要粘一点边,好像就和他们关系密切得不得了,就吹起来了。
上海市委以周恩来的话保自己,效果适得其反,周恩来发火。曹荻秋只能被迫检讨:“总理来了电话,讲了一些话,我作为上海市委的负责人是不便讲的,宋季文讲了,是错误的,不对”。

上海市委贴出“市委热烈欢迎革命群众炮打司令部”大字报,这个引火烧身的举动并没有取得主动。更对上海市委乃至全国各地省市委不利的是,9月7日,毛泽东转批文件,明确规定“不准调动工农干预学生运动”,还要报社写社论:

林彪、恩来、陶铸、伯达、康生、富春、任重、江青各同志:此件请一看。青岛、长沙、西安等地的情况是一样的,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似宜由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再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北京就没有调动工农整学生,除人民大学曾调六百农民入城保郭影秋,其他都没有,以北京的经验告地方照办。谭启龙和这个副市长的意见,我看是正确的。请你们商议一下,酌定政策。

9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转述了这一意思。不过,上海市委显然没有真正领会毛泽东的意思。就在这篇社论出来的前两天,9月9日,市委召开全市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五好工人和老工人、青年工人五千人代表大会。曹荻秋在会上还说,北京红卫兵“里面混进了一些坏人,上海一些坏人也混进去了”,“如果承认他们冲进市委是革命的,那他们反过来就讲我们是反革命”。对于上海市民与北京红卫兵在市委门前的辩论,曹荻秋表示:“工人贴保卫市委的大字报,心情我们是理解的,因为你们对市委是了解的,你们是最清楚的”,“有的说市委有问题,有的说没有问题,可以摆事实讲道理嘛!只许他们这样讲,不许我这样讲,那也不行”。不过,曹荻秋也知道自己这种情绪,会被说成是对文革的抵制,所以他在大会一开始,就要求到会者会上不要做记录,会后不要以市委名义向下传达,但可以“用自己的口气往下讲”。
市委希望中央能够出面,将这些搅得上海不宁的红卫兵召回北京。就在贴出欢迎炮轰大字报同时,曹荻秋以及中共华东局书记魏文伯,一再与国务院副总理陶铸通电话:“现在形势很紧张,再搞下去实在顶不住了”。市委被打倒以后,有干部揭发说,陶铸当时回答:“你们再顶5天行不行?至多再顶7天到10天,以后就要转了。”曹荻秋表示:“再顶7天,已经非常吃力了!”曹荻秋后来对一些干部说:“北京传来消息,国庆后运动要转了,要抓整改,抓生产了。国庆以后中央各部的司、局以上干部,一律停止斗争,不然工作和生产就没有人抓了。”
曹荻秋可能是从陶铸那里听来消息,因为那一时期他与陶铸联系最多,从上下级关系说,他也应该同陶铸联系。而陶铸为什么会这样预测形势,估计因为中央决定在10月初召开工作会议。但是,形势发展并不如陶铸所料。曹荻秋被打倒后,被迫为他对待大串联和北京红卫兵的态度作检讨:

去年8月下旬首都红卫兵陆续到上海进行革命大串联,当他们进行革命的宣传活动和各种串联活动的时候,我就对他们抱着极大的反感,认为他们言论偏激,行动粗暴,怀疑他们当中有别有用心的人作怪,我并因此布置过查他们的历史,查出是坏人,要告诉北京市委整他们……
我对大串联一开始就抱着怀疑态度,怀疑大串联究竟有多大好处……错误地认为大串联影响了本市各单位的斗、批、改,影响了交通运输,影响了生产,把上海搞乱了,发展下去会天下大乱。因而总想早点结束大串联,不断向中央施加压力,要求停止省市之间的大串联。

这些话应该是曹荻秋的心里话。

北京红卫兵第二次南下

北京红卫兵第一次南下,遭到上海市民抵制。他们宣扬的“血统论”和“红色恐怖论”,尤其引起一向温良的上海市民反感,甚至同样拥护“阶级路线”的上海的干部子女们,也大多数不赞成他们的极端观点。北京红卫兵与上海市民最初的辩论,就是从那副著名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联而起。他们给上海市民留下印象是满口“他妈的”,无视规则权威。
对于上海市民的对立情绪,这批红卫兵很想不通:“在上海人民中遭到这样的孤立原来没想到”。 清华、北大等校学生干部讨论“今后怎么办?”,多数人主张立即回北京,少数人主张继续干下去。北京红卫兵中,有一部分家在上海考到北京的学生,家长怕他们冲击上海市委惹祸,也劝说他们回北京。
到9月中旬,第一批来沪红卫兵中大多数已往其他城市串联,留在上海的不多。虽然他们“9•4”后曾经在华东纺织工学院成立过一个“北京红卫兵上海联络站”,也选出过负责人,但没多久因人员都去其他城市串联而实际解散。留下者大都态度坚决地反对上海市委,表示要“坚持到底”, 如北京中国科技大学驻沪红卫兵组织“齐卫东”,参加过“9•4”对上海市委冲击,以后一直没离开上海,参加了1967年初上海“一月革命”的一系列事件。和那些将“地富反坏右”作为斗争对象的中学红卫兵不同,他们主张牢牢掌握文革的斗争大方向,将批判和斗争的矛头对着各级党内走资派。他们写的系列文章《九评上海市委》,在当时有很大影响。
就在第一次南下北京红卫兵大多离开上海之际,又有一大批红卫兵出发前往上海。还是在第一批来沪的北京红卫兵冲击上海市委时,陈丕显多次电话请示周恩来总理怎么办?周说可以派二千名红卫兵来帮助你们。这批红卫兵临行前,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的妻子郭惠明,打电话给陈丕显的妻子谢志诚说,他们这次去上海,经周总理同意,是有组织的,是保上海市委的。还说她儿子是南下兵团的带队。
这次南下红卫兵的主体是“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第一司令部”(“首都一司”),到上海统一名称是“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南下兵团”,共二千名大学生;另有一百名中学生,也一起参加南下。南下兵团的总指挥,是空军卫生部长吴之理儿子章盾之,副总指挥是谭震林儿子谭怀远。文革后,当年参加者回忆,也说是周恩来让他们去上海,还说是交大和复旦红卫兵围攻上海市委,使上海市委无法开展工作,周恩来通过周荣鑫同志和“一司”商量,能不能派一部分红卫兵南下,宣传党的政策,即上海市委是革命的,而学生还是要在校园里闹革命。
“一司”立即组织了由北大、人大、矿院等院校组成的精干的先遣队南下,为南下兵团大部队打前站,重点安排好大队人马的接待、吃、住等问题,并为大部队南下做好思想准备工作,了解上海地区的运动形势。先遣队得到叶帅(叶剑英)的支持,叶帅的小女儿叶小英参加了先遣队。周总理还特别指示,先遣队到上海后可先找东海舰队接待,弄清情况后再找上海市委。
1966年8月下旬,上海的大学生关注点还在校园而不在市委,上海发生的比较大的事件,是复旦大学学生去上海戏剧学院串联的“8•25”事件。说周恩来因为上海大学生冲击上海市委而派人去上海,可能就是前文所提及的9月1日误传复旦大学一万学生要包围市委的空穴来风;也可能是第一批南下红卫兵将“8•30”文化广场欢迎会开成对市委的批判会,第二天“8•31”又冲击上海市委后,市委向国务院告急。
大批人员出发之前,9月9日下午,周恩来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南下兵团司令部”负责人,全面了解他们的准备情况。 第二天,9月10日,周恩来又出席“首都红卫兵外出串联战斗军团”誓师大会,周恩来说:

到上海去的这个南下兵团,人数最多,将近两千人(可能已经超过了)。你们组成了十六个纵队(加上中学),是很大一个队伍了,超过两千人了,那么你们就要带着刚才说过的战斗精神、学习精神、宣传精神,又要很谦虚、很谨慎。要看出,这个任务不是一件很容易实现的任务。因为上海比北京大,那个地方有先进的无产阶级队伍,那个地方的领导在过去几年的社会主义革命教育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进行得比较好。

周恩来对上海市委明确肯定,与此同时也为出发者指明革命对象:

当然上海有另外一种复杂的现象,并不是说北京不复杂,而上海是另外一种复杂的情形,我说那里资产阶级的影响要比北京大。如果说北京是封建的、也是资产阶级的话,那么上海就是买办资产阶级影响要大,也不是说没有封建的影响。

这是北京红卫兵第二次大规模南下。这次南下是周恩来派遣,或者说,受到周恩来关照。
9月11日,南下兵团总部人员乘专门列车到达上海,上海有关方面派出由摩托车开道的车队迎接,一路进入市中心。上海市委将他们安排在黄陂南路上紧靠人民广场的市体育宫,住在看台下的屋子里。后来他们自己又在一些区以及静安区第一师范、杨浦区市东中学、徐汇区上海第五十一中学等,设联络点。
市委要求各级党委为北京红卫兵活动提供方便,上海负责接待这批红卫兵的部门,特地为他们安排许多活动,例如与著名全国或上海先进人物和劳动模范座谈,参观象征上海工业成就的上海重型机器厂万吨水压机,等等。总之,尽量向这批小将显示上海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指望这第二批红卫兵多少能对前批北京红卫兵的偏激行为有所制约。9月19日,曹荻秋在刚被改名为“文化革命广场”的文化广场,向这批红卫兵介绍上海情况。
但事与愿违。第一和第二批到上海的红卫兵大都是最早的红卫兵,以干部子女为多。第一批红卫兵大多是中学生。第二批红卫兵虽然以大学生为主,但仍有上百个中学生,组成第16纵队。这些中学生在北京时就将殴打运动对象或“四类分子”当乐趣,赴上海又将血腥暴力一起带来,没有丝毫收敛。他们感兴趣的是上海如何“破四旧”,如何批斗“黑六类”,如何贯彻阶级路线。他们还沉醉在北京“红八月”的功勋中,打算在上海再重演一场“红色恐怖”。这从他们在座谈会上所提问题可以看出。在国棉二厂,南下先遣队与杨富珍、王林鹤、程德旺等著名劳动模范先进人物等共40多个工人座谈。他们的问题是:
1.“8•30”及“9•4”事件的经过;
2.上海如何抄家,被抄对象是否报复,如何处理,抄家物资如何保管?
3.上海如何贯彻阶级路线,如何对待“黑六类”?
4.上海如何“破四旧”?
5.上海的红卫兵如何组织,是否执行阶级路线?
他们特别关心和了解上海街道里弄的“黑六类”情况,抄了多少家,斗了多少人,斗服了没有,有没有遗漏。他们得出的调查结论是:上海市委手太软,对“黑六类”太讲政策,文斗成了“温斗”,实际文而不斗,“目前上海的主要问题不是什么文斗武斗的问题,而是斗不斗的问题,是‘温斗’还是‘狠斗’的问题”。他们主张“加温”,“狠斗”,“斗出一个红彤彤的江山”。
他们热衷宣传“血统论”,到处张贴“鬼见愁: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散发《红色恐怖万岁》的传单,还有此类大标语 :“红色恐怖万岁”,“自来红们站起来”,“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绝对如此”,“老前辈降群魔大砍大杀,后继人伏妖崽猛镇猛斩——谁敢翻天”,“阶级路线万岁”,等等。
他们认为上海对抄家对象“搜查不彻底”,被查抄人家中“生活用品仍很多”,“仍过着剥削生活”。宣称“若在北京则基本扫光”,在北京抄家“不是推门进去,而是把门打坏了进去,不老实就揍”;还向街道干部提议:“黑六类不能住一幢房子,把他们扫地出门好不好?”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南下红卫兵,更是在上海大街上散发《最最紧急的革命倡议》:凡“牛鬼蛇神”一律减薪;银行存款、电视机、照相机、沙发等一律没收上缴;保姆一律解雇;一律从高级公寓、别墅搬出;白天一律进劳改队,晚上一律写交待;一律挂“牛鬼蛇神”牌,不准自行摘下,等等,要将上海的一切牛鬼蛇神“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使它们永世不得翻身。
他们在上海制造了一系列武斗事件。据9月15—17日的不完全统计,3天内共发生30起北京红卫兵打人事件,被打者达100人以上。他们亲自动手抄家,对抄家对象接连几天地肆意殴打侮辱,打成重伤,打至昏迷;打得大小便失禁,还不许送医院。这种情景当时在徐汇、卢湾、南市、静安等区时时发生。
在上海音乐学院,9月19日,南下兵团第7纵队的北京红卫兵,与上海音乐学院附属中学“8•18”红卫兵,用皮带毒打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及妻子,打得贺绿汀在地上翻滚,拳打脚踢之后又剪去头发;音乐学院钱琦副教授等另外5位教师也遭毒打。在上海外语学院附中,9月15日至17日,南下兵团第16纵队北京外语学校学生11人,强令教师集中,按成份列队,将五名女教师剪成阴阳头和花头,男教师全剃成光头,揪至校门口罚跪、脸上涂墨,衣服上画上乌龟,写上“混蛋”、“王八蛋”、“狗崽子”、“资产阶级分子”、“大右派”等字样,胸前挂“牛鬼蛇神”牌子,强令他们相互骂,相互打,谁稍有不从,就用脚踢,用木棍铁器殴打,连怀孕女教师也不放过。9月17日,在长宁区群联中学,北京第7和第57中学红卫兵开大会批斗学校半数教师共31人,将其中一名教师剃“阴阳头”,用铅丝系着脖子游街。在徐汇区斜土路第一小学,北京航空学院和北京第15中学20多名红卫兵将学校支部书记殴打至重伤,副校长和另7名教师被打得头破血流。在西藏中路沐恩堂(基督教堂),9月14日至18日,南下兵团9纵队2支队北京体育学院红卫兵,殴打教堂6名牧师,扬言“打死人国务院不管”,还将9个过路人也抓进来;两天后,南下兵团16纵队1一百多名红卫兵接着以特地用钢丝制成的鞭子,继续毒打这6名牧师,打得他们无法行走,还将他们剃光头,用白漆和墨水涂脸部和衣服,临走又席卷了教堂的资料和物资。在上海最大天主教堂佘山大教堂,9月22日,一百多各北京红卫兵将神父马风祥从市区押去,边斗争边挖地三尺,说是追查藏匿枪支。枪支没找到,马神父被殴打至死。这样的暴行还有许多,数不胜数。
其他地区来上海串联的红卫兵,也学着北京红卫兵的样草菅人命。11月,在漕溪北路,几个山东军队干部子女在3个上海军队干部子弟带领下,到漕溪北路一户人家抄家,名单是居委会提供的。他们砸光所有家具、门窗,打死这家的老太太。为了证明老太是否真死,还拎了壶滚烫开水往躺在地上的老太身上浇。如此残忍的行为引起众怒,死者儿子是天马电影制片厂的照明工,叫来上万居民包围打人者。市委只得赶紧派人疏解,最后不了了之。
北京红卫兵仍意犹未尽,还想策划更大规模的血腥批斗:“让我们批斗给你们上海人看看,该怎样对待那些资本家和黑帮!”他们打电报给周恩来,说要在上海揪一万个资本家游街,被周发电报制止。
如果说,第一批北京红卫兵给上海市民留下的是自以为是的张扬形象,那么,这第二批北京红卫兵留下的则是惨无人道和灭绝人性的嗜血残忍,引起上海市民的强烈不满。上海市委疲于处理频频发生的事端,陈丕显让中共华东局书记魏文伯往中央打电话向陶铸求救,并建议国庆节后停止大串联;曹荻秋也给周恩来打电话,一面让人收集北京红卫兵在上海的行为向中央报告。 市委办公厅原来编有《文化革命简报》,专门反映上海文革情况,并报中央。9月份的前20,只编印了4期。陈丕显听说烟台市委每天一份电报,向中央反映情况,便要求上海的简报,最好也能每天一份报中央。 于是,之后的10天中,一连编印了17期,内容都是反映上海的混乱:《最近武斗又有发展》、《少数人煽动学生捣乱》、《学生冲进XX机关的经过》,等等,希望能够引起中央决策层重视。9月,曹荻秋和魏文伯向中央发电报,呼吁为了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的正常运行,希望中央能在国庆后,停止大串联。而当时还没有造反的上海市委写作班的一些人,对北京红卫兵任意打人的行为也非常看不惯。写作班成员王知常和朱维铮,还曾经在一个晚上去南下兵团下榻的黄陂南路体育宫贴大标语:“要文斗不要武斗”。
北京红卫兵不但加剧上海混乱,也在全国各地造成混乱。9月下旬,周恩来亲自起草和批发电文,以中共中央名义,指示华东局、上海市委,并告北京“红卫兵南下兵团”、北京市各大中学校在沪的其他“红卫兵”组织,迅速结束在上海活动。 9月25日,上海市委也向北京红卫兵传达了中央的这个指示:(1)必须严格执行《十六条》中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决定;(2)迅速结束在上海的工作,回北京参加国庆节组织和维持秩序的工作。北京红卫兵南下兵团遂于28日返回北京。据说他们回京后,受到周恩来接见。
周恩来打电话召回全部北京红卫兵,令上海市委以为这是中央打算停止大串联的信号:

国庆节前,中央打电报要北京红卫兵回京参加国庆工作,我们错误地认为,这样就可以结束大串连,内心非常高兴。并且打电报请华东各省动员上海同学在国庆节前回到上海。在九月下旬,我还布置收集北京有哪些学生从八月下旬来上海还没回去,并由马天水打电话给吴德同志,希望能催促他们回去。

北京红卫兵第三次南下

市委没想到,前面这两批南下的北京红卫兵给上海带来的麻烦只不过是前奏,更大的动乱还在后面。
就在第一第二批以干部子女为主体的北京红卫兵来上海之际,北京红卫兵运动正经历一场大分化。9月6日,以平民子女为主体的“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即“首都三司”)成立。“三司”与之前以干部子女为骨干的“一司”和“二司”不同,斗争锋芒直指“党内走资派”,他们被称为造反派红卫兵。
第二批南下红卫兵回北京没多久,10月,“首都三司”造反派红卫兵大批来到上海。这次人数更多,时间更长。这是北京红卫兵第三次南下。他们到上海后,组成“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一些参加过“9•4”冲击上海的第一批南下红卫兵也加入他们。而此时,上海各大学红卫兵造反派和工人造反派正在崛起,将斗争矛头从校园和工厂,转向了市委。
第一批和第二批来上海的北京红卫兵,给上海市民甚至上海红卫兵的印象不佳,甚至非常恶劣。上海市民和学生不喜欢他们目中无人的张狂以及居高临下的霸气,更反感他们以打人取乐的血腥和丧失人性的暴力,他们始终没有和上海市民或学生甚至造反派融合。直到第三批北京红卫兵南下,发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高潮,上海的学生和工人造反派,才真正与北京红卫兵联合起来。也只有到这时候,上海的文革发展才真正切入毛泽东想达到的正题。
全国性红卫兵运动和大串联是毛泽东文革初期的又一着胜棋。用文革专家王年一教授的话说,是毛泽东发动文革后第一个关系全局的重大错误。 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是让各地造反派联合起来。毛泽东通过全国性的大串联,打破封闭人事制度所形成的批评本地区本单位领导的高风险,让一批地方党组织奈何不得的外来力量,去冲击本地区本单位老百姓不敢对抗的当权派。所以,曹荻秋在北京红卫兵冲击上海市委的8月底,虽然曾布置人打长途电话往北京,查问闹得厉害的北京七中红卫兵的情况,但充其量也只能查问而已,无法像对待上海地区的学生那样,通过学校对他们施加影响。上海市委对这帮外来的造反者,除了向周恩来、陶铸告急,束手无策。
上海局势越来越乱,区、县、局以上领导机关已经没法正常办公,只能转入“地下”或“游击”办公。面对这场真正是“史无前例”的运动,所有干部都心中无底,不知如何应对。过去领导运动只要紧跟中央文件;此时中央下达的文件根本无法执行。例如中共中央9月2日《关于保护档案及机密资料的通知》,10月15日《关于各地革命师生暂缓来京串连的通知》,10月30日《关于工人不要离厂外出串联的指示》,等等,没有一个能贯彻下去。曹荻秋在1966年9月18日党员干部大会上做关于文化革命问题报告时,道出心中的困惑:

这次文化大革命,我们非常被动……这种被动,现在还没有完全摆脱。被动来自何处?这个运动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主动权全在中央,我们还没有摆脱被动局面,全国各地都是这样的,有的地方还要严重……看来今后我们还是要被动的。

上海市委派人去北京摸情况

张春桥就在北京,而且就在文革运动决策的核心,上海市委认为他完全可以提供些信息和建议,更可以向毛泽东反映上海市委面临的困局。陈丕显认为张春桥是从上海市委调去中央文革小组的,理应给上海市委通点消息。还是在8月25日,复旦大学的红卫兵去上海戏剧学院串联,之后,市委便几次打电话给张春桥,希望他能回上海。张春桥后来对人说:他们催我同姚文元回去,企图拿我当挡箭牌,我才不干。到后来,陈丕显等打电话给他,他干脆不予答复。
9月初,北京红卫兵冲击上海市委的那几天,陈丕显让秘书打电话给张春桥,说“上海最近情况很紧张”,希望张春桥经常给曹荻秋打电话”,“同上海通通气,多了解一点上海的情况,向中央反映”。但陈丕显几次和张春桥通电话,都很不愉快。陈丕显对人说,“我都懒得和张春桥通电话”,“春桥同志是我们推荐给江青同志的,现在他取得了江青同志的信任,就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啦”,“春桥同志不愿回上海,他在北京舒服,只是参加大会,也不解决具体问题,住的地方什么人又不敢去”。 陈丕显对张春桥的抱怨,显示出上海市委与中央文革的尴尬关系。据说,陈丕显与张春桥的关系原来还可以,而且江青最初对张春桥并不了解,是陈丕显在江青面前说了张春桥很多好话。 但文革开始后陈丕显和张春桥两人关系逐渐疏远。
就在大串联的红卫兵将整个中国搅得天翻地覆,当各地党委最迫切需要了解中央决策层意向的时候,地方与中央的信息交流却越来越梗阻。在开口闭口中央首长如何讲话指示的北京红卫兵面前,上海市委的信息似乎显得那样滞后。市委决定派人去北京摸动态,及时了解决策层的真实意图。9月下旬,市委派出三人去北京。一个是市委办公厅的工作人员,一个是解放日报社的实习记者,还有一个是朱永嘉。派朱永嘉,是因为他曾经为姚文元当过助手,关系比较熟悉,如今姚文元进中央文革小组,如果要问什么事,朱应该比别人容易说得上话。
市委办公厅主任方扬找朱永嘉谈话,要他去北京后,注意收集北京主要院校的红卫兵大字报,中央首长接见红卫兵和群众的讲话,北京文化革命开展情况,等等,及时反映给上海市委。三人到北京后,住在上海市人委北京办事处。他们的公开身份都是上海《文汇报》记者,给他们配了记者证,可以去北京各大学采访。朱永嘉的记者证标号276,名字是“朱卫东”,一个颇有文革色彩的名字。

小 结

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邓小平被批判,作为执政党工作机构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名存实亡。5月底建立的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8月以后成为事实上的中央决策机构;只有周恩来领导下的国务院系统,还在艰难地运转。于是,中央实际存在两套系统: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以及以周恩来和陶铸为首的国务院系统。
各省市党委与中央文革小组没有上下级关系,依照以往的正常工作渠道,他们应该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或国务院汇报下面的工作和情况。书记处名存实亡,他们只能向国务院汇报;但即使是周恩来和陶铸,也无法将下面反映的艰难和混乱状况,再向文革的实际决策中心传递,因为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根本不想听取下面对文革的种种抱怨。各省市的反馈失去以往的程序性渠道,信息被中央文革小组有选择地传递。这是下情上陈的梗阻。而且,即使信息能够到达毛泽东处,也影响不了他的决心和决策。
而毛另立“中央文革小组”作为自己开展文革的工作班子,抛开常规的严密系统: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共中央委员会—各省市党委—各级党委,不再像过去那样由书记处制定文件然后层层下达,而是直接向学生讲话发号召,或通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这三个权威报刊发社论,“战略部署直接与群众见面”。虽然是通过非正式渠道下达,但因讲话人江青、康生等与毛泽东的密切关系,具有了非常的权威性。这些讲话使红卫兵总是得风气之先,无形减弱了各级党委对中央决策信息的先知权和解释权。这是上情下达的梗阻。
在毛泽东的个人权力和威望超越于政府、法律、执政党之上时,毛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评判、每一个决定,就有了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中央文革小组的优势,就在于他们是毛的思想的最先知晓者。谁能够揣摩到毛泽东思路,谁就掌握话语主动权。本来,干部阶层长期拥有对真理的解释权,在非常大的程度上就是他们对信息的垄断,垄断信息就能垄断真理。而这一次,毛泽东的整肃对象却正是整个中央决策层和干部阶层。信息传递过程的颠倒,使以往处于信息被动状况的底层群众在许多时候能够比以往直接了解文革决策层的意图,这使群众参与文革的成本大大降低;而干部阶层以往靠着垄断信息所形成的强势被改变,他们有时得到的运动信息还没有红卫兵们及时。这是政治资源的重新分配,从而造成话语权的转换。而这场话语权的转换,正在为即将于1967年1月开始的权力转换进行铺垫。
文革的对象,在文革初期有着数次转换。在聂元梓大字报之前,批判对象是与《海瑞罢官》有关的人和事,由各级党委组织批判文章,在报刊上发表。聂元梓的大字报,掀起批判本单位“牛鬼蛇神”高潮,由各级党委抛出本省市地区或单位的“反动学术权威”、“黑帮”,发动群众贴大字报。这是文革对象的第一次转换,不过,转换的权力仍然掌控在各级党委手中。北京红卫兵运动兴起,学校领导和驻校工作队成为运动对象,这是文革对象的第二次转换。这次转换,是对共产党政治运动形态的颠覆,标志着文革不但挣脱了各级党委的掌控,而且使各单位党委成为了批判对象。这样的颠覆,确实具有真正的造反意味。北京红卫兵到上海和全国串联,又使运动对象发生第三次转换,从各单位领导,上升到各省市领导。
北京红卫兵对上海市委的指责非常鸡毛蒜皮,第一第二批来沪的红卫兵大都是干部子女,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批斗共产党执政17年来一贯打击压制的“阶级敌人”,所“炮轰”的内容也是市委“对阶级敌人批斗不力”等。他们来上海时,正是北京造反派红卫兵崛起之时。他们如果还在北京,只能划入与毛泽东文革运动方向格格不入的“老保”阵营。但到上海,他们“炮轰”的对象是包庇“阶级敌人”的上海市委,换句话说,他们的话语虽然还是“血统论”、“红色恐怖”,但因为上海市委不同意这些观点,所以他们又将批判矛头指向上海市委,于是他们的斗争方向正与毛泽东所要批判的对象合拍。真正成为上海造反派的启蒙和先驱的,是那些一开始就认为上海各级党委必须将自己作为文革运动对象的北京红卫兵们。文革后再看这些当年的大学生,透过文革式“炮轰”、“火烧”的话语外壳,是对当政者的质疑,这是被毛泽东“大民主”催生的朦胧的权利意识。这种对当政者不断质疑的思考,使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又成为反对文革主力,这是后话。
这是十分有趣的现象。1966年的9月至10月,真正具有实质意义的,不是红卫兵对各省市委提出的罪名,而是各省市委对“炮轰”的反应。在《十六条》已经明确规定不许当政者利用专政工具迫害贴他们大字报的群众后,他们驾轻就熟的政治资源和政治路径,便只有发动和组织他们所认为的“左派队伍”保卫自己。这个本能的反应使他们无一例外,全部入毛泽东“挑动群众斗群众”之彀,向红卫兵提供自己坚实的罪名,在毛泽东紧接着10月发动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被打倒。有罪推定式的“炮轰”百战百胜,不但上海,全国所有省市委都被这样的炮轰打败。
事实正如曹荻秋所感觉,运动主动权在中央,各级党组织正在一步一步丧失主动权。这是两套话语体系的冲突,即原来各级党领导干部所熟悉的那套整阶级敌人、整政治边缘分子的话语体系,与毛泽东的整走资派文革话语体系的冲突。虽然核心都是阶级斗争,虽然最终评判权仍归于毛泽东一人,但是斗争指向不同。北京红卫兵的到来,促成了这两套话语体系的转换。发生在上海市委门前的辩论,正是毛泽东所支持的北京红卫兵们,向上海市委争夺文革话语权。上海红卫兵造反派和工人造反派,在北京红卫兵榜样的鼓舞下,正集聚力量,蓄而待发。这一时期——1966年的6月至8月,虽然在所有校园及工厂内,占主导地位的仍是原来的那套话语;但是这套话语正在转型,到了9月,在社会上,北京红卫兵冲击上海市委时,运用的已经是毛泽东所支持的自下而上的“炮轰省市委”话语,而且很快就将发展成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打倒走资派”的话语。
这也是政治身份评定权的争夺。北京红卫兵在“炮轰”上海市委时,他们或许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颠覆共产党执政以来各级干部将人划分政治等级的权力。过去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各级领导干部划分群众的等级身份,按“革命”、“不革命”或“反革命”等标准给群众排队。而对上海市委的“炮轰”,是共产党1949年执政以后,第一次自下而上由群众判定共产党的各级领导是否“革命”。政治分层的评判权,正在开始向群众转移。
北京红卫兵在上海的最大作用,就是催生了上海的造反派。他们对上海市民的榜样意义,在于他们将市委作为造反对象。而在此之前,上海的学生或工人造反派,都还只是在反学校或工厂的党组织。上海市委门前的大辩论,以对上海市委评价为分水岭,在上海市民和学生中划分出“保”派和“反”派,也即是不久阵线分明的造反派与保守派。在北京红卫兵榜样激励下,更在北京红卫兵积极推动和组织下,上海的红卫兵造反派和工人造反派正在迅速崛起,不久更将组织起来,酿成震惊全国的大事件。
8•31是上海市委在文革中的第一次失败。中央决策层对北京红卫兵的支持,解构了上海市委一贯正确的权威形象,而且为以后造反派的进一步“炮轰”,铺垫了话语准备。从北京红卫兵的冲击开始,上海市委处境每况愈下,越来越被动,直至最后被打倒。


【述往】

在三伟人之死的那些日子里

胡鹏池

我这一辈子,经历虽复杂,人生极平淡。吃不饱的日子前后有十多年,也不过是少长高了三五公分而已。前半辈子,因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既不算好,可也不算坏,所以既不属于组织上的依靠对象,可也不属于打击对象,长期处于被团结、被利用的状态;中不溜秋,没有大出息,可也没有遭过大灾难。
那时不知道“平安即福”的道理,一心想成为“主人翁”,想成为“接班人”,可怎么表现仍然上不去。在数不清的政治运动中,除了四清,当过虔诚的工作队员,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那是坚持得很好的;整地富反坏右,立场也是坚定的。再后来发生的文革,文革大运动中还有种种小运动,一开始主观上也是想紧跟毛主席干革命的,但终于跟不上趟,既当不上积极分子,可也没有挨过大整。小整挨过两三次,有两次开始甚至很紧张,有点风声鹤唳、一日数惊的,但最终全都有惊无险,全身而退。
所以,从个人层面而言,既没有大起大落,大苦大难,也就没有什么大悲大喜。只是因为我们曾经响应过“要关心国家大事”的号召,所以为了国家的事,大悲大喜是有过的,而且不止一次。
那就是经历了三伟人之死。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死。
笔者曾寄希望于周死在毛后,中国能出现一个周恩来独立执政的时代,谁知道周竟先毛而死。一则突然而至的讣告将这个内心深处的唯一希望击得粉碎,突感绝望,引发大悲。连续十多天,日日垂泪,不时号泣。失声时,身子都发颤。说实话,后来死了爷老子,也没这样伤心过。
八个月后,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也死了。不久前还“红光满面”,谁知道竟是出台化的“舞台妆”。
那天下午我在上海亲戚家,亲戚家上初中的小妹嚎哭着奔上楼,“毛主席死了”!“毛主席死了!”哭着扑到她母亲的怀里:“姆妈,毛主席死了!”“姆妈,毛主席死了,哪能好?”
在这母女俩搂着痛苦的档口,我无言地走下了楼,走到华山路和乌鲁木齐北路交界的十字路口,望着灰暗色的天空,死寂了的马路。走路的人和骑自行车的人一个一个都面无表情,肌肉僵硬,不敢说一句话,连屁也夹着不敢放。
我踯躅在路口,平视着、环视着,不住地自言自语,一遍又一遍说:一个时代终于结束了,一个时代开始了。带着对新时代不热切、不明确的希冀,心情很平静。
说老实话,其时我没有悲伤,一滴眼泪也没掉。相反却有一点小窃喜。预感到变化是肯定要来了,快来还是慢到,变好还是变坏,却不确定。已然是如此之不堪了,即使再坏一点也无所谓。以为就像赫鲁晓夫下台后勃列日涅夫当权那样,换汤不换药;至于后来发生那么大的巨变,却真还没有想到。
一个月不到,四人帮被抓,大喜而大笑。说皇天有眼,说恶人终有恶报,总让我们等到了这一天。“白骨精”、“苏妲已”之类的话骂不停,还不解气,于是也有脏话:“瘟X,你也有今日。”也有感慨,你不是光焰无际吗?不是显微镜和望远镜般洞察一切吗?你不是未卜先知、算无遗策的诸葛亮吗?死诸葛还吓走生仲达呢?你倒好,尸骨未寒,你的接班人却抓了你的未亡人。真叫人算不如天算,可见你的英明伟大也不过尔尔。
邓小平第三次重出江湖,我是打心眼里偷着乐的。文革后的中华大地,民不聊生,满目疮痍,百业凋零,连百官也是凋零的,忠良殆尽,却偏偏存活了一个邓先生,也算是天不绝华了。阶级斗争不讲了,讲经济建设为中心;走资派平反,右派平反(官方不叫平反,老百姓的眼中就是平反),地富反坏也没有了,继而改革开放;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不讲了,讲小康社会;包括肯定小岗村的包产到户,包庇傻子瓜子的雇工剥削——邓大人上台后,做的件件事,说的句句话,绝大多数我都打心眼里赞成。当然也有搞不懂的,如四个坚持、清污反化;也有担心的,如“两手都要硬”,不知道要搞什么名堂?却没有想到会有六四。
1989年那前后的几十天,我在深圳,能看得到香港台,那惊心动魄,惊天地、泣鬼神的场面,眼泪在眼眶中打转转,不让它掉下来。掉下来的,背过脸去偷偷地拭了去。怎么会这样?这是感叹;怎么能这样?这是呐喊。面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娃娃,动用二十多万的大军,真枪实弹加坦克,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就在十多年前的七六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你蒙冤下台,那一茬的学生娃娃们一腔正义,流血牺牲为你鸣不平,“四五”死了多少人?你又一次上台,还是这些学生娃娃,打着横幅“小平,您好!”欢迎你。你高兴,娃娃们也高兴。往事历历如昨,你倒好,十多年后,恩将仇报,翻脸不认人,掉转枪口格杀了又一茬的娃娃们。你已是年近九十的皓首苍髯的老翁了,娃娃们才十八九、二十郎当岁啊!
1997年2月20日,邓小平死。那晚月白风清,我无喜无悲,心如止水。第二天一早,我第一时间买了一点股票。我炒股赔的多,但这次看准了,利空出尽是利好,结果连涨三天,赚了点小钱。
其实,国家大事是不应该大家都去关心的。中国的古话“达者兼济天下,穷者独善其身”,至理名言,一定要听。凡是要大家关心的国家大事,一定很可怕,也一定不会有好结果,文革、四五、六四都证明了这一点。凡是要大家来关心国家大事的人,也是可怕的。
大事让那些够得着的人去管,够不着的人关心自己,熬学历,找工作,赚钱,发财,买房买车,娶妻生子,养儿育女,养老送终。平常人就要过平常人的日子,多好,这就是幸福。简单、单一、单纯,不想别的,没有别的,社会就和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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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记忆》第九十五期
帖子发表于 : 周四 4月 04, 2013 8:1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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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论文】

政治身份体系下的社会冲突
——文革初期群众行为的社会根源(九)

向 前

第三部分 理论与总结

第六章 社会冲突与社会结构之关系

群众的分裂和冲突具有复杂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原因,他们的矛盾由来已久。根据群众对各个时期权力机构 的态度,可以将他们划分为“捍卫者”与“挑战者”。就湖南省而言,三个权力机构分别是原省委(1966年5月—1967年1月),省军区主导下的省生产领导小组(1967年2月—8月),省革筹(1967年9月—1968年4月)和省革委会(1968年4月以后)。因为对待这三个权力机构的态度不同,群众组织先后产生了分裂和对立。
第一节 “捍卫者”和“挑战者”
“捍卫者”拥护现存的权力机构,捍卫既有的权力和利益分配格局;“挑战者”谋求打破既有格局,重新洗牌,重建权力机构。各群众组织行为的不同取向,其实就是对权力机构的不同态度(见表10)。
表10:“捍卫者”和“挑战者”示意图
捍卫者 权力机构 挑战者
保守派 原省委 造反派
温和派 “省生产领导小组” 激进派
稳健势力 省革筹和省革委会 激进势力
围绕对省委的态度,群众的第一轮对立发生在保守派和造反派之间。“捍卫者”的代表是“长沙红色政权保卫军”,“挑战者”以“湘江风雷”、“井冈山红卫兵”、“东方红总部”等为主,二者行为差异明显。作为“挑战者”的造反派组织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出身普遍没有“保守派”组织成员“红”;第二,政治面貌普遍不如“保守派”组织成员“硬”;第三,很多人在文革初期成为了“右派”或“黑鬼”等。
综合来看,在省委领导下,“捍卫者”拥有较好的政治前途和上升空间,而“挑战者”大多前途灰暗,甚至已经丧失了个人发展的可能性。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发动群众的重要意义在于,使得文革真正获得了向“走资派”进攻的现实社会力量。 深入的政治动员加深了社会大众的分裂,不满现状的人们真心相信是伟大领袖把他们从当权派的压制下解放出来;用当时流行的一句话说,叫做“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倍觉主席亲”。因此,文化大革命不再仅仅只是抽象概念,而与他们今后的命运息息相关。
第二轮的对立发生在分裂的造反派组织之间,形成了“温和派”和“激进派”。二者分歧焦点在于是否拥护省军区。“捍卫者”是“高司”为首的“省红联”;“挑战者”是“工联”、“井冈山红卫兵”等组织和“湘江风雷”成员。“高司”因为进入权力分配体系中,由“挑战者”成为了拥护省军区的“捍卫者”,远离了之前的盟友,其下属组织则多是改头换面而来的“保守派”成员。“激进派”被排除在权力格局之外,继续担当“挑战者”角色,斗争的矛头对准了省军区和“高司”及其领导的“省红联”。
“激进派”继续扮演“挑战者”的角色,原因有三:首先,这些组织的成员在“9•24报告”以后受到直接打击,他们不愿像“高司”一样放过原省委领导;其次,“高司”与之前的保守派群众合流,支持省军区镇压了“湘江风雷”,加剧了与“激进派”之间的矛盾;第三,“高司”为大学生组织进入了新的权力机构,其他造反派组织成员尤其是造反派工人被排除在外。这一时期的争斗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激进派”与“高司”的矛盾,二是“激进派”与原“保守派”成员(此时改头换面投在“高司”旗下)的矛盾。与“高司”的矛盾主要是权力之争,其次是关于张平化的意气之争。前者是形势发展导致的新局面,后者根源于文革初期的政治打压。与原“保守派”成员的矛盾则是上一轮对立争斗的延续。
造反派成员在文革前各自处于不同位置,具有不同的经历,这些导致了他们不同的利益诉求和动机,进而形成了不同的造反层次。已经达到自己目标的造反派,如“高司”,从“挑战者”成为“捍卫者”;那些认为目标没有实现的造反派则继续担当“挑战者”,要求“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群众组织的第三次分化表现为对“省革筹”和省革委会的不同态度。“省革筹”和省革委会人员无大变化,故将二者合并讨论。“省革筹”和革委会致力于恢复社会秩序,解散自发性群众组织。上一轮对立中的“激进派”组织大多被纳入体制内成为“稳健势力”,各组织负责人分享了权力机构的席位,顺理成章地转变为“捍卫者”。部分激进的学生、工人、知青和社会人员分化出去形成“激进势力”,成为新的“挑战者”。
这一时期“挑战者”中的积极分子是激进学生和被边缘化的工人,普通成员有“右派分子”、各种有历史问题的社会人员。学生坚持造反的动机相对单纯,多出于狂热的革命理念和对“巴黎公社”的憧憬。其他群体的动机要复杂很多,绝大多数都与文革前的社会矛盾具有密切关系。有历史问题或出身不好的工人加入“省无联”,一方面是因为自身在原组织已经被边缘化,另一方面是因为依然可能成为斗争对象。“右派”群体是“阶级斗争”的牺牲品,在“省革筹”的领导下,他们无法摆脱盘旋于头顶的阴影,如果继续革命,或许能够博到一线生机。“省无联”反对“省革筹”,扬言要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结果遭到了严厉镇压。至于“湘瓷派”和“汽电派”的争斗,只是为独掌大权的内斗,双方目的都是希望将对方逐出革委会,而不是反对革委会。
群众表现出异常高涨的参与热情,对伟大领袖的个人崇拜和盲目随大流的心理确实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不论是保守派、造反派,造反派分裂形成的温和派、激进派,还是“极左派”的“省无联”,绝大多数都相信自己毛泽东的信徒。他们不认为自己是打着毛的旗号谋求私利的机会主义者,虽然在潜意识的层面上,他们的确在为自己的利益奋斗。崇拜同一偶像的群众出现了明显分裂和激烈冲突说明,正是他们心中的偶像形象,而不是偶像本身影响他们的行为。通过把期望糅进自己塑造的毛的形象,他们觉得自己是在为一个崇高的事业、为一个代表人民大众的领袖献身。 因此,从群众狂热的参与来看,他们似乎只是毫无理性的行动者。从这一点推论,很容易得出的结论是:文革中的群众是一群盲目的“乌合之众”,他们狂热地崇拜领袖,同时受到一些野心家的蒙蔽和煽动,为一个空泛、虚构的目标参加了这场政治运动。但是,观察他们的行为,深入分析群众组织的分裂和斗争之后,可以发现,不同派别的群众组织对领袖语录选择性地运用,对“最高指示”只作有利于自己的解释。对代价和利益的精打细算贯穿了各个阶段的不同群众组织,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各派群众都在利用官方意识形态的含糊性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从这一点出发,可以认为群众的行为是政治性的行为,而非病理性的行为。
总而言之,“捍卫者”是既得利益者或者潜在的既得利益者,“挑战者”是争取利益者,多数人甚至一直是利益受损者。如果挑战成功进入了权力体系内,“挑战者”很容易转化成为“捍卫者”。“捍卫者”都是现存利益分配格局下的受益者,他们拥护既有的权力机构和权力分配格局;反之,“挑战者”声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高举的旗号是“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些其实成为他们表现情感追求和表示个人利益的基本依据。 所以,就群众组织的分裂和对抗的实质来说,可以将之视为一种充斥着意识形态口号、以“革命”为包装的社会冲突。
“挑战者”群体之所以大规模出现,说明社会群体间早已经形成一种紧张关系。群众有紧跟形势、对领袖盲目个人崇拜等因素,然而,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到各自阵营,一次次“干扰运动大方向”,甚至抵制中央文件,都说明社会大众的分裂不能仅仅用盲目、非理性、大众性癫狂的模式一言蔽之。当社会大众出现群体性的分裂和冲突的时候,就不再只是个人问题,而成为了社会性问题。换句话说,个人行为往往具有社会根源。
前一章回顾了不同群体文革前的生活经历,展示了普通群众生活境况和他们面对的矛盾、冲突和抉择,从中看到许多最触及个人私密的戏剧场面,隐藏着最深的不满,最独特的苦痛。但凡能体验到的,都能在各种客观的矛盾、约束和进退维谷的处境中找到其根源。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个人性即社会性,最具个人性的也就是最非个人性的。个体所面临的挣扎和抉择,看似只是主观层面的紧张或冲突,但反映的往往是社会深层的结构性矛盾。社会成员的个体遭遇与社会结构及其变迁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文革之所以能够将分属不同群体的人们都卷进运动,把中国社会搅得天翻地覆,与文革前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状况具有直接关系。个人遭遇的社会属性确立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与宏观社会历史之间的有机联系,也表明必须从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视角揭示个人遭遇和行为的根源。
第二节 党国体制:文革的历史布景
关于个人行为与外部社会的关系,迪尔凯姆通过对自杀的研究有过精彩论述。在他看来,自杀是个人行为,但该行为受到周围社会环境的强烈影响,因而自杀更是一种社会事实。在《自杀论》中,迪尔凯姆批驳了简单地将自杀归结为非社会因素的说法,他用大量的事实和统计数字说明自杀主要不是取决于个人的内在本性,而是取决于支配着个人行为的外在原因。他认为自杀现象跟种族、遗传因素、个人素质、心理状态、精神病、自然条件等无重大关系,或者说关系不大,却跟社会环境,包括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动荡、改朝换代、工作变迁、生活变化等却有着密切的关系。 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晚年的重要著作《世界的苦难》 描述了诸多个体的生活史,通过“对社会的疾苦、悲惨的境遇、难以明言的不满或怨恨进行探索性的考察”, 向人们呈现了被访问者的经历和故事、他们的痛苦和对痛苦的感受,展现了普通人的社会疾苦并通过社会学的解释,揭示其背后深刻的根源。
1 党国体制在政治领域的确立
人是历史的产物,同时也是场景的产物,他们的行为受到生活环境和外部社会的直接影响。文革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分析不同群众的行为动机需要考察文革前的历史。文革前的历史,最重大的事件莫过于1949年革命胜利新政权的建立。政权的更替对普通人而言显得太遥远,革命后国家对社会的全面重塑确是每个人都能切身感受到的。党国体制是革命后的必然产物。随着政权的巩固,党国体制不断扩展,成为日后一切制度的基石,决定了国家政治体制的架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运行规则,也影响了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党国体制塑造了1949年以后的中国社会。
1954年,第一部宪法颁布后,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政府的制度正式运行。但党的权威并不是源于法律文本。在中国共产党的党国体制中,党治的要义并不是或主要不是通过法理体系或法律文本体现出来的。《宪法》不载党治条文,不等于《宪法》缺乏党治色彩。宪法规定的国体、政体实际上渗透了“党国”的精神。 党国体制的最重要特征是党国一体的一元系统。两个整体只有倾向一致才能共存。从这个意义上说,单一政党倾向于吸收国家还是反过来国家倾向于吸收政党,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党国体制都是“一元系统(a system of unitarism)”。 党国体制在政治领域的确立有一个过程,在正式成立中央政府前,新政权的行政权力系统就随着军事接管开始形成,而且它的最后完成也并非依赖于立法过程。从历史的连续性来看,这个权力系统的形成表现为共产党根据地的政权系统向全国范围的扩展;从组织形式来看,它是在共产党军队向全国进军过程中从党及其军队的组织系统中直接派生出来的。支配这个行政权力系统的是党的政策,这是后来任何立法形式都难以改变的事实。
党国体制中,并不意味着所有政府官员都必须是持党证的党员,但公共行政大体上是党务的副产品则是不争的事实。 1949年11月,为保证行政任务的完成,中央人民政府内部成立党委会,并负责管理政府内部党员干部的政治生活;为实现和加强党对政府的领导,统一并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由在中央人民政府担任负责工作的共产党员组成党组。 政务院党组、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署联合党组均直属中央政治局直接领导。党中央一切有关政府工作的决定,党组必须保证执行,不得违反。
1953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中央对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文件要求今后政府工作中的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均须事先请示中央,并经过中央讨论和决定或批准以后始得执行。政府各部门对中央的决议和指示的执行情况及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均须定期地和及时地向中央报告或请示,以便能取得中央经常的、直接的领导。同时决定,政府各部门党组的工作必须加强,并应直接接受中央的领导。 后来,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都陆续实行了党组制度。在根据地的政权系统向全国范围扩展和革命队伍成员转化为国家干部的过程中,由党组织管理国家干部,通过管理干部进而管理国家事务基本形成了党国体制的雏形。
2 党国体制在经济领域的确立
在经济领域,党国体制的确立与国营经济的发展联系在一起。没收垄断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纲领之一。“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除了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以外,在国内,就是要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 国营经济从历史渊源上说,前身是原有的解放区公营经济,从物质条件来说,主要是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同时管制、征用、代管了帝国主义在华企业,肃清了帝国主义在华经济侵略势力而建立起来的。 据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1950年的统计,国有经济在现代主要工业中所占比重约50%左右,至于金融、铁路、港口、航空灯产业,国营经济更是占有绝对优势。
1950年3月,统一财经以后,除铁路、金融系统继续由中央政府主管部门直接管理外,其他国营企业实行了“条块结合,分级管理”的办法。工业方面,将国营企业分为三类:中央所属企业、中央所属委托地方代管企业、地方所属企业。 在资产归属方面,国营企业一切资产均归代表国家的政府所有,不仅投资主体是单一的政府,而且也不存在企业再有资产。由于国营企业被认为属于社会主义性质,故而实行计划管理,从一开始就建立起国有国营、政企不分、以行政性计划管理为特征的政企关系。国有企业纳入公共行政管理的范围,企业干部即国家干部。政府直接掌握企业领导的任免,决定企业的生产经营、工资分配,审核财务收支计划及检查监督其执行情况,决定企业的投资和发展。
从城市和乡村的层面来看,共产党的党国体制是相当成功的,这主要表现在它对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农村小农经济关系的改造以及在此基础上对城市生活的控制与乡村秩序的重建方面。 1953年开始,国家花了四年时间基本实现了农业合作化,以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为特征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对个体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也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底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政府逐步用计划管理取代了市场调节,将资源配置牢牢控制在手里,计划经济体制全面建立起来,党国体制在经济领域夯实了基础。
3 党国体制下的单位化和组织化
为了巩固政权,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以疾风骤雨般展开,在此过程中,党的权威建立起来。政权力量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党的意识形态全面向社会大众灌输。党的权威向社会贯彻的过程,进一步凸显了党国体制的特征——整个政治体制建立在党组织对群众直接掌握的基础上。要直接掌握群众,最简单有效的办法是将群众组织起来。毛泽东认为,只有“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才能“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
与组织化目标相配套的制度,在农村是人民公社制度;在城市,一个是居委会制度,一个是单位制度,前者是从“社区”流动的角度对散居里弄胡同中的居民的控制,后者是从生活保障的角度对“编入”经济事业组织中的职工的控制。居委会从缘起来说,其功能是完成将居民组织起来进行政治性改造和控制管理的国家任务,实际上它充当了“国家代理人”的角色。 无论是农村的人民公社还是城市中的单位,都是集各种职能于一身,在其中起核心作用的都是政治与行政权力。因此,居委会、人民公社都可以看作是广义的单位。单位作为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和社会调控形式,是中国社会在制度和结构两个层面上超越传统社会的重要体现。 单位制不仅仅体现一种政治意义,它也是中国社会结构的重要特征。
一般而言,社会资源是指一个社会在其运行、发展进程中,以及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人们在其活动中,为了实现自身目的所需要具备或可资利用的一切条件。作为社会行动的报酬或手段,它是大多数社会成员需求的对象;与社会成员的需求相比,它是稀缺的。与自然资源不同,社会资源可以是有形的,也可能是无形的。根据其所具有的不同性质,可以将社会资源分为物质性的资源,如财产、收入;关系型的资源,如权力、声望;文化性的资源,如教育、信息。 国家通过扩大国营经济和实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垄断了经济资源,人们日常生活的物质性资源,如粮食、副食品、工业消费品等均须由国家供给。除此之外,其他社会资源也基本纳入了国家计划管理之内。例如招生、就业、提干等等。国家全面占有和控制了各种社会资源,造成一种依赖的社会环境,迫使社会成员不得不以服从作为代价换取资源。国家也因此达到了约束人们行为、实现社会整合的目的。个人对国家的依附主要体现为个人对单位的依附——单位代表国家全面占有和控制单位成员必需的资源,形成对社会成员的支配关系。由此,政权的性质和经济的性质结合在一起,经济控制权力和国家行政权力合二为一,国家如臂使指,对广大社会成员进行直接的管理与控制。
到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国家不仅处于一个具有压倒优势的地位,而且在一定意义上已经取消了相对自主的社会。这意味着党国体制之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根本性重组。党国体制的不断强化使得国家力量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渗透于社会大众的日常生活,国家对经济以及社会资源实现了全面的垄断,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三个中心高度重叠。过去的“国家—民间精英—民众”的三层结构变成“国家—民众”的二层结构。 精英的位置不再存在,国家直接面对民众。国家对社会实行全面控制,控制的范围可以延伸到任一领域、任一角落;为了达到控制的目的,可以采取任何手段。
社会资源的相对稀缺性和社会主义的价值意识形态,都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仍然需要系列的制度性规定,以此在不同的社会群体间确定不同的社会权力,确定不同社会群体的资源占有和分配规则。党国体制的基石上,单位体制为社会资源的分配提供了通道,在取消或者说没有市场分配机制的条件下,单位体制提供了一种系统的、有组织的、有控制的资源分配可能。无论是集体(单位)还是个人,均通过单位获得资源,从而保证了资源分配的秩序。特别是在社会资源总量有限的情况下,单位体制使资源分配不至于成为社会发展过程中促生混乱的因素。 在资源总量严重短缺的情况下,如何确定配置顺序,对社会成员按照怎样的规则进行分配成为一个问题。于是,原本仅具有社会群体划分功能的政治身份体系被赋予了确定资源分配等级和顺序的功能。

第三节 政治身份体系:社会结构的核心
最初对中国社会的阶级划分乃出于革命需要。“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但这种分析之存在于革命家的理论分析和革命的宣传中,对社会大众影响有限。阶级分析在土改中开始内化于普通人的生活。土改中,“划成份”使得阶级、阶级成份等概念嵌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阶级成份的划分构成了日后复杂的政治身份体系的基础。
1 阶级、阶级成份和政治身份
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资源的占有和分配由阶级地位决定。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资产阶级独占了一切生活资料和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必需的原料和工具。无产阶级完全没有财产,为了换得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出卖给资产者。 马克思认为,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即各种类型的剥削制度)取决于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生产资料的集中程度,“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 列宁对“阶级”的界定继承了这一思路,他说:“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 可以看出,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阶级与出身无关,与血缘无关,而是由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决定的。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划分最初也是遵循这样的方式。他依照对生产资料(主要是土地)的占有状况分析了农村阶级,“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农民为生的,叫做地主”,“富农一般占有土地,但也有自己占有一部分土地,另租入一部分土地的”,“中农许多都占有土地,有些中农只占有一部分土地,另租入一部分土地”,“贫农有些占有一部分土地和不完全的工具;有些全无土地,只有一些不完全的工具”,“工人(雇农在内)一般全无土地和工具,有些工人有较小部分的土地和工具”。
以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等文为基调,加上《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及《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补充规定》的标准,在农村按照占有生产资料的状况、有无剥削及剥削的程度划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等阶级成份。1954—1956年间比照此标准并参考个人职业,城市中的阶级成份得以划定,大致有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工人、店员、资产阶级、工商业兼地主、小业主、手工业者、职员、自由职业者、高级职员、城市贫民、摊贩等。这些阶级成份还可分别归入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与大资产阶级等类别。
“身份”是指社会赋予个人、与职业及其他社会角色相联系、标明人的社会地位的类别标志。 国家对社会成员进行分类标示,分类标示的过程就是确定社会成员身份的过程。一般来说,确认身份大体有种族(race)、阶级(class)、性别(gender)、宗教(religion)、职业(profession)等依据。在传统中国社会,身份是由人伦血统、宗法等级、占有分配以及道德义务的差分来确定的,不同身份的个人被赋予不同的权利和义务,在社会中形成“支配—服从”的关系。国家要想实现对社会大众的直接掌握,必须以某种方式将个人分配到不同的地位上,并且引导这些个人完成与其地位相联系的任务,由此获得其生存发展所需的社会资源。于是,确定社会成员身份的作用发挥出来了。土改以后,国家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政治学说按照另外一套价值体系对中国社会的身份体系进行了颠覆性的更新。身份的范畴划分在原则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变化的核心内涵就是对以血缘宗法为基础的社会身份评价体系被阶级伦理为坐标的政治身份之权力分配体系所取代。
事实上,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原先主要依据经济地位划定的阶级成份失去了它的经济意义——地主、富农的土地已被没收,资本家的资产已被赎买,农民的土地已经集体化,私人不占有生产资料,任何人都不可能凭借生产资料占有他人的劳动。在此之前,社会成员的阶级身份是一种客观存在,土改已经改变了这一客观存在。土改划分阶级成份依据的是对生产资料占有不同引起的贫富差别与剥削,但在有这种差别时,并没有划分出阶级,而在土地被没收、剥削被消灭之后,才有了阶级的划分。地主失去了土地,才成为地主;贫农得到了土地,却被称为贫农。 但是,划定的阶级成份被保留下来,阶级分析作为社会身份划分的指导思想也被保留下来。所以,所谓的阶级成份成为了象征符号,进而与其他各种身份一道成为确定个人在社会中所处地位和层级的指标。
2 政治身份体系的四个面相
社会成员身份的确定具有以下特征:首先,它们的形成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次,身份类别是在强有力的行政控制下形成的,也靠行政控制来维持;最后,它们的存在大大减弱了城市中及城乡间的社会流动,从而使人口的空间与社会位置分布具有极高的稳定性。 普利斯(Peter du Preez)指出,政治确立和维护某种身份系统,是为了使社会的某一部分比其余部分能获得较优越的地位。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身份就是利益,身份就是政治。
土改时期的阶级成份的划分构成了政治身份体系的基础。演进中的政治身份体系逐渐超出经济的范畴向政治、社会生活领域扩展。最初的划分阶级成份对社会大众主要起到分类的作用。随着党国体制的全面扩展,政治身份体系与社会资源分配结合起来,进而成为党国体制下的资源分配规则。按照不同政治身份,安排资源分配的等级和顺序,直接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经济生活。在强调阶级斗争的氛围中,政治身份的区分越来越朝意志论的方向发展,按照不同政治身份确立有差别的“权利—义务”关系使得政治身份体系介入了普通群众的社会生活。由此,除了最初的分类功能外,政治身份体系进一步具备了社会分层功能。同时,由于政治身份一直带有“种姓等级”和“血统”特征,使得政治身份体系对身份再生产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其影响可以通过血缘关系无限延续下去。
政治身份体系主要有四个面相——阶级身份、城乡居民身份、干部与工人,以及不同所有制身份。这些身份区分的存在,是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结构的最重要特点。
最基本的是阶级身份,它包含阶级成份和家庭出身。政审表格中有“本人成份”和“家庭出身”两栏。“本人成份”是指本人参加工作或入党以前的个人社会地位,按照个人参加工作或入党前从事较久的职业填写。“家庭出身”是指本人取得独立经济地位或参加工作时家庭的阶级成份。家长的阶级成份是家庭其他成员的家庭出身。因此,阶级身份由此与血缘直接相关,并且固定下来不得更改。出身最好的是“红五类”,即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红”意味着革命、进步,以之为定语象征政治正确性和正义性,譬如革命初期的武装力量是“红军”,政权组织苏维埃称是“红色政权”,最高领袖是“红太阳”。“红五类”的出身意味着在阶级划分中处于最高等级,阶级立场最为坚定,是革命的主体和党的依靠对象。出身最差的先有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反右运动以后加上了“右派”,合称为“黑五类”。 在“敌、我、友”的划分排列中,“黑五类”被排斥在人民概念之外,属于阶级敌人的范畴,意味着被取消了基本人权,是政治运动的斗争目标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黑五类”身份的可怕之处在于其继承性和传染性,出身于这些家庭的学生被打上了“黑五类”的烙印;“黑五类”的亲属也往往是值得怀疑的对象。介于“红五类”与“黑五类”之间的统称“花五类”,也叫“灰五类”、“麻五类”,例如职员、店员、医生、中小学教员、记者、小律师、小商人、小业主等自由职业、小资产者等,大致处于毛泽东划分的“小资产阶级”范围内。 新政权建立后,小资产阶级虽不直接处在专政对象的位置上,但也不属于无产阶级的阵营。他们被认为是革命立场不很坚定,可能动摇甚至滑向敌对阵营的异己分子。家庭出身是从家庭承袭而来的血缘特征,完全是先天性的,在出生以前已经注定。所以,阶级身份与血缘联系,带上了“种姓等级”和“血统”的特征,不仅影响个人的社会地位和生存处境,而且还将影响到家人和亲朋(详见第五章)。
第二类区分是城乡居民身份。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之后,国家的行政干预在城乡各个角落发生作用,城乡居民的身份得以确立。1958年开始实行的户籍制度将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区分开来。农村的人民公社制度将农民组织起来,固定在土地上,未经政府许可不得变更和迁徙。单位制和居委会基本控制了所有城镇人口,生活资料按户籍定量、凭票证供应,计划管理的人事和劳动用工制度限制了城市人口的迁徙。城乡居民身份的区分严格限制了城乡社会流动,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把城市和农村分割成两种经济、两种社会、两种人群、两种生活方式。
第三方面是单位中的人口划分出干部和工人。1955—1956年期间,城市手工业与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结果是简化和归并了城市居民的职业身份。这样,原来仅在政府部门与国有企事业单位中存在的“干部”身份系列和“工人”的身份推广到所有非国有企事业单位中,使得城市单位中所有在业者取得了“干部”与“工人”的身份,最终形成了这两种身份系列。在计划管理中,干部和工人属于不同的编制——干部编制属人事部门管理,工人编制属劳动部门管理。这样的身份类别划分和与它紧密相连的等级工资制构建了城市社会中的社会等级并形成了按等级分类资源的制度。在某种意义上说,资源有限导致了这样的身份类别的出现,而这两种身份系列的存在也大大简化了城市中的行政管理。
第四,不同所有制身份也是在三大改造完成之后形成的。不同所有制身份存在于不同级别的单位之间。以企业为例,根据所有制的不同分为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之分。通常来看,国营企业规模大、产值高,职工的工资高、福利优厚;集体所有制企业是改造个体手工业后出现的,这些企业有的归地方政府管辖,与国营企业相比,级别较低,职工的工资和福利差别明显。一个企业的行政级别越高,福利设施就越多、越好,供给也就越丰富。所以,由其所在单位的不同,工人具有不同的所有制身份,获得不同的收入和其他福利。在整个工人队伍中,只有在国营工业部门工作的正式工人才能享受福利国家的全部好处。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四种身份的区分并非截然分开的,第一类的阶级身份是后三类身份的基础,后三类身份之间存在交叉和重叠的情况。比如,某人从户籍上来说是城市居民,从职业来看是干部,其工作单位是国营企业;如果加上阶级身份,四个指标可以定位出此人的社会地位,并且推测出他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后三类身份中,每个类别各自又存在子系统。例如,国家干部存在不同行政级别;工人可分为正式职工、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等。子系统内的次级身份区分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子系统中的次级身份不同,其所获得的社会资源也是有差别的。
每个社会都存在社会流动,即使当时的中国,身份之间的壁垒非常森严,也绝非百分之百的一成不变。向上流动主要是两种情况,一是身份跨类别流动,例如农民转变为城镇居民,工人成为干部等,主要的途径有参军、考学、招工、提干等;另一类是子系统内部的向上流动,比如由普通群众成为政治积极分子,或从一般工人被提拔为小组长、班长、工段长,然后争取入团、入党和提干。向上流动达到子系统内最高层级的时候,如果还能够再进一步的话,就有机会实现身份的跨类别流动,例如普通工人经提干成为国家干部,人民公社的基层干部通过“农转非”成为国家干部。向下流动集中表现为两种情况,其一是经济原因导致的社会成员身份变化;其二是政治原因引起的向下流动。前者往往是因为国家经济困难,城镇人口超出政府资源供给能力,于是用动员城镇居民回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办法减轻压力,从而引起了身份的乡下流动。后者体现为由于“犯了错误”,被贴上各种负面的政治标签(俗称“戴帽子”),因而获得“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等不好的政治身份。政治身份的变化无论是向上还是向下,都将对个人、家庭、子女产生巨大影响,故对当时的中国人具有特殊的意义(见图6)。

图6:“政治身份体系”结构示意图

第四节 政治身份体系的内在张力
马克思的著名论断——“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也是关于社会分层的判断。只是在他那里,阶级的属性根源于生产关系,根源于经济。其他的学者也曾详细说明过社会分层的变量,如权力、财富、名望、职业等等。党国体制下的中国,社会分层则集中体现为政治身份的差异。对个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不是职业、地域、所属组织或群体,而是政治身份。政治身份的确定有一个原初的起点——阶级成份划分。随着其他三类身份(城乡、干部和工人、所有制)的确定,个人在各方面形成了高度整合,身份的差异与收入、声望、权力方面的差异同构。 国家按照政治身份进行资源分配的做法使得政治身份体系更加强化和巩固。政治身份体系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无时不刻地影响和制约着每个人的行为。
由于政治身份体系是在行政控制下形成和维持的,政治气候的变化对其具有直接的影响,逐渐显现出新的特征。第一,它越来越以政治权力(而不是经济能力)为身份标志,官民(领导/群众)界限的加深及官僚体制和等级制度的确立造成了一个与严格的“待遇”区别相联系的复杂系统。第二,身份区别越来越朝意志论的方向发展,“思想”和“立场”越来越成为确定人们身份的标志。第三,身份甚至变化为一种“种姓等级”和“血统”特征。随着身份系统的“思想立场”化合“家庭出身”化,身份区别实际上已经从描述性的“差异区分”转变为定性式的“道德类别”。 政治身份体系与资源分配密切相关,直接影响工资、福利、待遇、就业、升学、参军、个人发展等。更进一步,他决定着社会分层、社会流动和身份再生产,其作用和影响不仅指向当下,更指向未来。随着“贯彻阶级路线”的加强,政治身份体系内部的张力日趋显现。
“结构紧张”是指由于社会结构的不协调,而使得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处在一种对立的、矛盾的或才宏图的状态下,或者说,社会关系处于一种很强的张力之中。在这样一种状态下,社会矛盾比较容易激化,社会问题和社会危机比较容易发生。 美国社会学家默顿(Merton)用这个概念解释社会结构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引发或造成社会问题。他认为,所谓结构紧张是指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即社会文化所塑造的人们渴望成功的期望值,与社会结构所能提供的获得成功的手段之间产生了一种严重失衡的状态。比如,某一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过于强调金钱、致富的重要性,而与此同时社会所能提供给人们的挣钱的手段又不多,这时候,社会就处于一种“结构紧张”的状态。 政治身份体系正是文革前中国社会结构的最显著特征。
从政治身份体系的角度观察,整个中国社会是一个大金字塔,其中每个单位都是一个小的金字塔,个人存在于单位中。在大金字塔内,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层”:顶层由国家各级党政机关单位,以及教育(主要是大专院校)、卫生(主要是城市各医院)、科研、新闻、出版单位所构成(国家干部阶层主要集中在这些单位内);中层由全民所有制工商企业以及城市中的集体所有制企业构成(工人阶层集中在这些单位内);下层由公社单位所构成(农民阶层主要集中在公社单位内)。由于社会分工和职业分工的存在,人们的实际社会地位是有高低之别的,其所获得的资源分配的差别也是显而易见的。政治身份体系的形成和巩固形成了国家对社会的全面统摄,影响和制约着全体社会成员的行为,随着其内在张力的增大,诸多社会问题和矛盾逐渐暴露出来。
以第五章讨论的几个社会群体为例。学校中的学生因其政治身份受到不同的对待,在入队、入团、培养积极分子、选拔学生干部等方面被区别对待,政治身份体系的“种姓等级”和“血统”特征一览无余。不少学者用“家庭出身”的指标来衡量文革中不同派系群众的利益冲突和行为差别。 但“家庭出身”仅仅是政治身份体系的一小部分。前文诸多史实均显示,“家庭出身”确实是影响人们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变量对于解释群众组织普通成员的行为基本适用,但对于造反派组织负责人这一特殊群体往往缺乏解释力。如果从政治身份体系出发观察,考虑到身份的流动机制,就可以得出结论——影响这些人造反的原因不是“家庭出身”这一静态因素,而是政治身份变化这一动态因素。部分学生因为一些言行被定为“右派”、“反革命”,直接由人民变成了敌人。如果没有意外情况的话,这些学生在日后的竞争中都将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他们可能面临无法升学、无法就业等毫无希望的前景。部分城镇学生无奈之下上山下乡成为知青,失去非农业户口,在政治身份体系中更降一级。城镇的单位中,各种不同身份的职工享受着差别极大的待遇前文已有详细叙述。工人造反派负责人也大多在文革初期受到打压,或是成为“三家村的爪牙”,或是“右派”、“黑鬼”,与学生造反派负责人一样,经历过政治身份的变动。政治身份的变化——在政治身份体系的向下流动是影响他们行为的最直接和最重要原因。
文革中的群众行为需要分为两个层次:一是群众为什么参与,二是群众为什么分裂。这都需要从背景和实践形成的结构性,以及被结构化了的主要成分的相关性中进行考察。 综合前文所述,党国体制是文革最基本的历史场景,而政治身份体系正是影响人们行为的最基本的社会结构特征。
党国体制将社会大众置于被动接受国家资源分配的位置,而且为他们创造了大体相同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在这种环境之中,同一群体的社会成员的生活经历极为相似,正是这种共同特征和类似性,赋予他们一种行为上的共同特征。而这种行为上的共同特征极易导致一种非结构性的、目标模糊的集体行动。在国家控制极为有利的情况下,这种普遍性的行为特征导致国家的政治动员极为容易,民众参与政治运动“异常踊跃”。 在国家控制非常严密的时候,所有社会组织都在党和政府的控制中,都要为实现党的高层领导所设定的全国性目标而协调一致,公民被政治上相互协调的类似于“传送带”的各种组织机构整合起来。 党领导下的国家能够全面彻底地贯彻自己的政策,典型的例子有社会主义改造,更为极端的案例是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
在国家控制松懈的情况下,这种行为上的共同性使民间的抗拒运动很容易在短时间内形成极大的规模。 因为社会秩序完全依赖于国家控制的力度,当国家控制受到削弱时,社会具有一种自发的无政府、无秩序倾向。加上社会生活的政治化、行政化趋向,社会的各个子系统缺乏独立运作的条件,任何局部性的矛盾或紧张状态都会引起全局性的危机。 文革初期正是这样的危机到来的时刻。党的组织系统遭受重创,党和政府控制的社会组织也短暂停摆,党国体制暂时松开了对社会大众控制的环节。一部分群众遵循以往的经验,继续听命于各级权力机关(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权力机关),成为“捍卫者”,他们实际上仍然是在原有的组织系统之内;另一部分群众则有机会从类似于“传送带”的各种组织机构中逃离出来,借助短暂的“结社自由”,成立相对自主的自发性群众组织。二者之间体现出明显的以利益划界的现象,其根源在于在政治身份体系内所处的位置不同。正如上一章所说,“捍卫者”是既得利益者或者潜在的既得利益者,与同一群体的人们相比,他们多数处于政治身份体系的上层;“挑战者”是争取利益者,与同一群体的人们相比,多数处于中下层。“捍卫者”基本是现存利益分配格局下的受益者,他们拥护既有的权力机构,实质上是保护既得利益和预期收益。“挑战者”正好与此相反,他们没有可能在既不反对现存格局的情况下实现自己的利益,最终只能陷入为了反对而反对的恶性循环。
国家对资源的垄断以及政治身份体系的固化,决定了个人任何方面境遇的改善都表现为一种政治性的竞争。激烈的竞争在文革前一直存在,只是当时的竞争在党的控制之下进行。而在文革中,由于国家对社会控制的短暂松懈,自发性组织的形成相对打破了文革前群众的被组织状态,人们获得了一定的自主空间,这种文革前即已存在的竞争,以造反、夺权、武斗等激烈且无序的形式表现出来。只是在当时的环境下,公开追求私利是说不出口的。因此,人们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的意愿和行为表述为对崇高理想的追求,如“继续革命”、“反对修正主义”、“捍卫红色江山”等等。群众的种种行为也因此而披上意识形态的外衣。
用政治身份体系解释群众的行为还会面临一个问题——既然是处于政治身份体系中下层的群众倾向于参加“造反派”,那么最坚定的“挑战者”应该是农民和“黑五类”,因为他们处于最下层。但实际情况是参加“造反派”的农民并不多,很多地方的农民进城往往帮助“保守派”攻击“造反派”;同时,农村整体上没有城市社会动荡严重,对农村基层干部的斗争也没有对城市基层干部的斗争那么残酷。虽然个别地区的农村发生了一些骇人听闻的血腥事件,不过这些事件多是基层干部策划来对付所谓的“阶级敌人”,极少是针对农村基层干部的。导致这些现象的原因有二:一是党国体制对社会控制的松懈,在城市表现得更为明显,农村社会依然处于国家权力的严密控制之下,农民缺乏成立自发性群众组织的条件,更多地是被基层干部组织起来,因而不具备成为“挑战者”的条件,反而被基层干部运用当作支持城市“保守派”的工具;第二,农村社会内部在文革之前刚刚经历了“四清运动”,其矛头主要是对准农村干部,潜在的作用是平息农民对大跃进和困难时期的不满,这一运动客观上起到了“安全阀”的作用——大批农村基层干部受到冲击,同时也让饱受疾苦的农民出了怨气,因此降低了文化大革命中农民对基层干部批判斗争的强度,客观上稳定了农村社会。 “黑五类”群体中绝大多数人没有主动投身运动,因为中央在发动群众参加运动的同时也三令五申不许这些阶级敌人“乱说乱动”。 以学生为例,对广州的统计显示:只有35%出身不好的学生参加了群众组织;这些学生95%参加了造反派,只有4.6%参加了保守派。 虽然“黑五类”中参加运动的是少数,但这一群体倾向造反派的立场和倾向是显而易见的。
最后,在毛泽东的统一部署下,各地先后实现了“三结合”和“大联合”,群众组织逐步解散,成员纳入革委会指定的轨道。社会秩序的恢复不是因为政治身份体系内部的张力有所缓解,也不是因为社会群体间的矛盾和冲突得以消除,而是因为国家再度用强力恢复了对社会大众的全面控制:党的组织系统迅速恢复和重建,其他类似于“传送带”的组织机构也重新发挥作用,社会大众再度被组织化,纳入国家控制体系。另一方面,后续的政治运动在革委会部署下相继展开,“结社自由”不再继续,潜在的“挑战者”无法组织起来形成合力,挑战的机会也一去不返了。

结 论

党国体制下,国家全面统摄社会,高度政治化的公共领域成为人们唯一的生存空间。国家掌控了全部资源,并按照不同身份进行分配,在国家分配系统之外不存在任何的资源获取渠道。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成员对国家全方位的依赖关系应运而生——从生活必需品到住宅、医疗保险、教育、就业等全部需要都由国家提供。当个人对国家的完全依附性关系形成后,国家与民众直接面对面。就国家而言,社会成员处于高度的组织化状态;对社会而言,每个人都是原子化的存在。因此,国家对社会大众的政治动员可以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社会大众对政治运动的参与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
国家通过政治身份体系确定了社会群体的边界,表明了国家对每一个人的定性和看法。有差别的“权利—义务”规则和资源分配进一步强化了群体间的边界。社会不平等广泛存在于政治身份体系中各个群体之间。 每一个社会系统都包含着现实性冲突的原因。资源分配不平等带来的矛盾,致使社会结构的张力日益增大。阶级斗争的强化加剧了冲突,使得某些群体的优越地位更加明显,也使得某些群体被歧视排斥,群体间的冲突因而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
威胁社会结构内部平衡的不是冲突本身,而是缺乏化解冲突的机制。在国家严密的控制下,社会结构能够处于刚性的稳定状态,群体的自发性集体行动缺少必要的条件因而难以出现。由于社会结构的高度封闭性,社会成员诉求自由表达缺乏机会,不允许“不服从”存在;偶有出现,也会以“敌我斗争”的模式强行压制。通过一次次的政治运动,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将社会成员中的“不服从者”分离出来,置于对立面,加剧了冲突爆发的步伐。
文革期间,短暂的“自由结社”为人们自发性的集体行动提供了前提,被激活的身份边界演化为群众组织的派别。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激化和大众分裂的公开化,最终形成了群众的对立和冲突。毛泽东在发动文革的过程中提出了一整套不利于现存社会秩序的理论(即后来被命名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而过去用以维持社会秩序的传统理论并没有被完全否定。因此,存在着两套本质对立而又具有同等权威的思想理论。不同的群体可以选择地运用某一套理论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应该看到,并不是先有两套理论尔后出现群众的分裂和对立,而是文革使得群体间的隐性冲突公开化。因为揭开意识形态的遮掩可以看到,群众之间分裂和冲突的边界与政治身份体系的边界是重合的,前者是后者在特殊环境中的表现。
对于群众行为关注的不足,使得人们往往倾向于从群众心理、意识形态的角度去看待运动中的各种现象。他们侧重于考虑人们活动的思想动机,而忽略这些动机产生的原因,因而也否认群众分裂和对抗的本质是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在特殊条件下表现出来的社会冲突。文革之所以成为文革,可以简化为两个条件——社会冲突的存在(充分条件)和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必要条件),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
第一,只有毛泽东的发动,而无社会冲突,只会延续党组织领导运动的模式,呈现出历次政治运动的形态——最根本的是不会出现社会大众的分裂,例如1957年的“反右”运动、1959年“反右倾”运动等。
第二,没有毛泽东的发动,社会矛盾将以其他方式表现出来,但社会冲突不会表现为大众的分裂,仅可能以集体行动的形式呈现。例如70年代末知青闹回城跟文革初期知青“造户口反”目的完全一样,区别在于没有革命口号,没有批斗“走资派”。
第三,只有当社会冲突和毛的发动二者结合,才出现了文革这一特殊的政治运动形态。人们常常把文革比喻成熊熊烈火,毛的一系列行为无疑是播下火种的行为。但如果只有火苗没有易燃物的话,火是烧不起来的。社会冲突的客观存在和社会矛盾的积累正如干柴的堆积,播下火种就可能燎原。
长期以来,文革研究对群众问题重视不够,忽略了人民群众内在的需要、要求和利益以及活动的自发性、自主性等问题。不少著作对群众行为的叙述存在简单化、片面化的倾向,也有学者借分析群众行为的表面现象来佐证某些理论。因此,文革中的群众很容易被看成是完全被动的、盲目愚昧的、非理性的乌合之众,而他们的行为仅仅是病理性的大众癫狂。
本文以长沙文革(1966—1969)史实为分析素材,详细描述整个历史过程,并从中选取出群众组织的演变和发展过程,从文革前的生活经历入手分析了群众行为的直接动机,发现他们在文革中的行为与其自身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密切相关。社会结构的变化来源于政治变迁,变迁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结构的变化集中体现为政治身份体系的确立。本文使用“政治身份体系”概念连接社会结构和群众行为。政治身份体系是集社会分层、资源分配、社会流动等功能于一身的复杂体系,客观上造成了不平等的结果——不仅是结果不平等,更重要的是机会不平等。党国体制下,国家对社会进行了全面重塑,通过“政治身份体系”,对普通群众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产生了持久而深刻的影响。文革中群众组织的分裂和对抗与政治身份体系的边界基本重合,行为动机的原因根源于他们在政治身份体系内所处的不同地位。所以,群众的行为并非完全是病理性,而是带有利益考量的政治性行为。之所以会出现势不两立的群众组织派别,是因为群体间的利益冲突客观存在,文革中群众组织的分裂和对抗实质是意识形态掩盖下的社会冲突。“挑战者”以不断造反的姿态出现,是某些社会群体利益表达的极端表现,也是社会矛盾无法缓解的必然结果。
也许,从本文能够感觉到造反派种种行为“事出有因”的意味,甚至引申为本文企图为造反派翻案,为文革翻案。所以,必须在此表明立场——应该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是,否定文革不是简单地遗弃,历史经验教训仍然需要总结。本文不是为造反派开脱,也无意于对任何人进行评价;只是通过回顾历史,希望以史为鉴,让悲剧不再重演。
文革之后,“政治身份体系”在制度上已经不复存在, 改革开放标志着党国体制的重大调整。然而,正如托克维尔所言:“某些河流沉没地下,又在不太远的地方重新冒头,使人们在新的河岸看到同一水流。” 随着“帕累托改进” 的空间越来越小,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拉大、社会流动固化趋势显示,“资源分配”和“社会流动”两方面机制仍然存在严重问题。诸多群体性事件表明,底层社会潜隐的结构性压力所产生的排斥力量正在增大,恶性的社会冲突依然存在并且可能继续加剧。很难说,被生活挤压日益绝望的人们,不会在压抑和怨恨中渴望来一场文革式的无政府主义狂欢。留给社会治理可供选择的空间和时间已经越来越有限,难度也越来越大。
任何社会制度下,任何社会结构中都存在社会冲突。对待社会冲突无非是两种主导策略:或压制,或整合。对社会冲突的强行压制也许暂时可以实现刚性的稳定,但是导致社会冲突的原因依然存在,并且在压制的过程将引发或制造更多的社会矛盾。同时,对某些社会群体的诉求置之不理,也将损害政权的合法性。开放的社会允许对抗的要求直接和立刻表达出来,这样的社会系统能够通过消除冲突的原因来调整社会结构,可以有效地消解群体间的紧张关系。宽容地看待社会冲突并采用制度化的方式进行规范,可以使社会冲突成为社会系统的警报器,而发挥出有利于社会整合的功能。由此,这些社会系统形成了一个重要的稳定机制,能够使整个社会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所以,对社会矛盾宜疏导化解而不宜掩耳盗铃,对社会冲突宜整合而不宜压制。而这一切,都急切需要建立合理的分配机制和良好的社会流动机制。我们寄望于政治改革,以实现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和法制人权的和谐社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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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与交代】

交代我在对毛主席态度问题上的罪恶思想

李慎之
1969.02.14
  
  在反右斗争以前,我自问对毛主席是热爱的。虽然我在苏共二十大以后到鸣放期间发表了大量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但是那是我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错误理解毛主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的结果,我主观上确已到了在社会主义的招牌之下贩卖资本主义的货色,企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地步,但是并没有在主观上反对毛主席。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反右派斗争向我猛喝一声,惊醒了我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迷梦,指出我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把我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于这一点,我基本上是服罪的,但是我的服罪问题从一开始就没有解决得彻底,总觉得党对我的处分太重,把我开除出党,划出人民内部,作为专政对象戴着帽子进行没有肯定期限的长期改造,是“不留余地”。由于这个思想的存在,我的改造效果很差。在1961年底摘掉帽子以后,在1962年刘邓黑司令部刮起翻案黑风的时候,我就与之相应和,重又犯了反人民的罪行。这一罪行又被揭发,在1965年遭到了批判。在十余年来国际国内大好形势的鼓舞下,特别是两年半以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教育下,我对自己的两次罪行有了一定的认识。我认识到我是一个罪有应得的右派分子,但是过去的长时期中,由于自己的服罪问题没有真正解决,在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上产生过许多罪恶的思想,有的并且已经形诸言论,这是我一切罪行中最最严重而绝对不可饶恕的罪行,我现在一想起来就感到悔恨,感到痛心,感到无地自容。但是在毛主席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伟大政策的感召下,决心彻底交代我的这一罪行,请求革命群众予以彻底清算,同时也作为我彻底同自己的反动思想相决裂,而回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身旁所走出的第一步。
  
一、57年反右斗争以后

  对于反右斗争,我一开始是不理解的,只是到后来,我才在国内反对资产阶级,在国际反对修正主义(当时我们在国际上尚未提出反修的口号,但是自从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以后,修正主义已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泛滥,我始终认为反右是反修的前奏,甚或前提)的总背景下理解了这一斗争的意义,跟上了形势。并且参与了社内外有关反右斗争的一些工作,根本没有想到反右斗争会有可能搞到我的头上。但是到1957年8月间,在党委和群众间开始提出了我的问题。我在一开始意识到我自己的问题以后,就立即自动作检查,并且停止除业务以外的活动,准备作出交代,接受批判。当时,我还只认为自己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当后来意识到自己犯了右派罪行的时候,我内心固然充满了恐惧,但是同时也强烈地意识到我平生并没有向党隐瞒过任何错误,任何观点。如果我在这关键的时刻不能坦白交代自己的观点,将来势必成为与党关系中无可弥补的缺憾,很难缝合的裂痕,因此作了彻底的交代,接受了群众的斗争,也在全社大会上进行了经党认可的自我批判。
  我在党和群众的帮助下,认识了自己的罪行,在国际部和全社群众的面前,自己给自己戴上了右派帽子。按照当时的历史条件和认识水平,我认为自己是真诚悔罪的,党和群众也一再如此同我讲。这时,我按照过去的理解,认为按照毛主席的“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指示,大概最后不会给我戴上右派帽子;按照毛主席的对右派分子“不采取极端措施”的指示,大概还不会开除我出党。我认为我罪行虽然严重,但是历史上还没有任何犯错误的记录,工作表现上还有一点“老本”,党很可能会姑念我初犯,给我以在人民内部,甚至留在党内改过自新将功折罪的机会。我作过种种自以为是合理的推测,但是到1958年3 月对右派分子实行最后处理时,宣布我为极右分子,开除出党,撤销职务,开始进行没有规定期限的改造。
  由于我对自己的罪行的严重性认识不足(我当时只能看到自己的思想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还不能看到自己的言论在实际上所造成的破坏性的结果),这样的处分在我思想上是难于接受的一个打击。我荒谬地认为,这样的处理是不符合毛主席的一贯思想的,我的唯一根据只是我过去对毛主席思想的主观理解和我所知道的过去历次运动的常规。就我所知,自从延安整风运动(1942年)以来的历次运动到后期都要进行甄别复议,都要大幅度地减免处分,而反右运动则不但完全没有进行甄别复议,而且完全没有我从传统观念所能理解的宽大。对右派分子的最轻处理是第六类(“情节轻微、悔改较好”)处理:“免于处分”。但是,即使是这一类处理也一律要戴上右派帽子,是党员的一律要开除党籍。在我看来,这样的“免于处分”,就等于、甚至超过过去历次运动的最重处分(逮捕法办者除外)。从这个认识出发,我就认为反右运动的处理不符合毛主席的一贯政策,但是我当时没有任何根据怀疑这不是毛主席的政策,也还不敢如后来那样公然地疯狂地诬蔑毛主席“改变了过去的常规”、“犯了错误”。我就想,毛主席做文章历来都留下很大的余地,这次也必然一样,不过其方式与过去历次运动不一样而已。我当时主观地猜测反右派运动所以采取这样的处理方式,是因为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在国际上,苏共二十大以后,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思潮已经泛滥,反右斗争虽然当时并没有提到其国际意义,但是显然有深远的国际意义,我曾推测它是毛主席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所下的决定性的一着棋。在国内,我看到反右斗争以后国内统一战线已作了新的组合。要把章罗、陈铭枢、黄绍竑这样的人排除出去,在党内也必须“大义灭亲”,以“立大信于天下”。总理1957年8月在全国政协和外交部就反右问题所作的报告中指出:“知识分子要彻底改造,必须有政治上的震动”。从严处理党内右派,正是为了要在国际国内造成必要的震动。但是,在开除我们出党的时候,党委一再交代党的处分只是“开除出党”而不是“永远开除出党”,党内右派改造好了以后还是可以回到党内。这种说法却又是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中所没有听到过的。我因此猜测毛主席对党内右派分子的处理也许要采取大严大宽的方式,过了几年,等多数知识分子有了改造,国内外形势出现了新局面,像我这样的党内右派就可以“顺利”地回到党内。
  这就是我在当时的不服罪思想的基础上对毛主席政策的猜测。这种猜测在开头一段时期曾是我改造的一个动力,在十三陵,在居庸关,劳动都比较积极。但是虽然如此,我在内心总不肯忘掉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不肯承认我是人民的敌人。看到自己与有些右派分子一起,受到群众的仇视与蔑视,就感到悲不自胜,几乎感到自己是在梦里。每当中宵梦回,常常不知道身是何人,眼望着帐篷顶,喃喃以八字自问:“真欤幻欤?是耶非耶?”
  1959年,我们下放到柏各庄农场,那里对服罪教育抓得很紧,如果流露出一点认为自己不是主观上反党的思想情绪,就要受到批判,非要承认自己确实是主观上反党才算是服罪。按照当时的标准,右派是敌对阶级中人,右派必然是对党有阶级仇恨的人。右派的问题是立场问题,不是世界观问题。在劳动态度上,右派不但不可能是热爱劳动的,而且必然是“敌视劳动”的,劳动中干劲不足或有其他缺点都要提到这个高度去认识。在改造态度上,右派被认为是不可能自觉改造的,只能强迫改造。当地领导上明确指出,对右派不适用毛主席的“两点论”,也不适用毛主席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柏各庄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都是极好的,但是这样的改造要求,我却不能适应,我认为这种做法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但是,久而久之,我也认为这样的提法在逻辑上是合理的。如果不是如此,右派分子就不能是人民的敌人,就不能得到如此严厉的处分。但是再一转念,我自己却实在不是这样的右派分子,因此而产生了,或者说加重了自己认为“反右扩大化”的思想,同时加深了自己对毛主席政策的怀疑。当时,我还丝毫不敢像在文化大革命中刘邓司令部被揪出来以后那样怀疑反右斗争中有刘邓路线的干扰,因此反而把矛头针对毛主席,怀疑毛主席在反右运动中确实扩大了打击面。1959年冬天正是反右倾运动高潮的时候,我们在柏各庄什么情况都不知道,但是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了康生和陶铸的各一篇文章,把党内右派分子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提。我当时从一个右派分子的身份出发,不去考虑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罪行有多严重,却反而去注意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犯的只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错误”而不是“罪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这时,我认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问题比起某些右派分子(不包括我这样的右派)来,不但不轻,而且还要重一点,但是却可以如此处理,我认为这才是毛主席的老方针。反过来,又感到对右派分子的处理还是重了,要不就是反右斗争扩大化了,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如此处理正好表明毛主席已经吸取了反右斗争的教训。
  1959年国庆前后,刘少奇以国家主席的身份发布了特赦令,赦免了一批战犯,同时也进行了57年以后第一批给右派分子摘帽子,我原来幻想我自己也可以摘帽子,但是结果未能如愿,而且最后看到摘帽子的人极少极少。这一下,我不但个人灰心失望,而且感到自己原来对于毛主席对右派分子的处理可能采取大严大宽的新方式的看法也不对头。这时我一方面猜测,在反右斗争结束两年之后给右派分子摘帽的面如此之窄,标准如此之高,可能因为受了反右倾斗争的影响;既然要继续反右,就不可能对右派太宽。但是,另一方面,我又觉得多数右派只是在言论上出错,劳改两年,处分非轻,还不能摘帽子,似乎是表明党确实认为对右派分子的处分就得这么重。我曾经仔细比较过,觉得右派分子的处境比57年以前历次运动中受处分的贪污分子、坏分子,甚至受管制而未判刑的历史反革命分子都要严重些。他们的处分完了就是完了,其他的又都有一定的年限,改造的时候,自己心中也有一个底,也有一个奔头,而右派的帽子却遥遥无期。新华社有一些坏分子,同我们在柏各庄一起改造,期满一年,就回北京,正常工作。新华社的保卫处长吴文正到柏各庄时就对我们说过,别的人的处分有期限,右派分子的帽子没有期限。另外,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中受打击受处分的人运动过去了就在群众中正常工作,连受管制的历史反革命分子也都是一样,而惟独右派分子头上戴着帽子,群众对之特别严厉。这些都使我感到不可理解。我认为毛主席的政策历来是宽大的,这个时候把溥仪、杜聿明这样的战犯在仅仅监禁了十年之后就释放出狱,而且安排了工作,给予了适当的政治待遇,我看到就是毛主席的伟大的政策思想的体现,但是为什么对右派分子,首先是党内右派分子这样严厉,我就感到不可理解了。另外,我过去曾认为,右派分子都是知识分子,主要要从思想上改造他们,使他们能为社会主义工作(我在反右初期曾看到中央文件,说右派分子许多是聪明有为的人,要好好争取他们),但是就我当时的见闻所及,却都只是让右派分子劳动改造,而没有给过我们以与群众相接近,与实际斗争相接近的机会,我从来没有过过这样孤独、闭塞的生活。1960年春节,我们回北京过年,王天章以党委副书记的身份同我们谈话,介绍了国内的大好形势,说“可以组织你们进行参观学习”,但是结果却完全没有下文,而我在1957年以前确知曾组织过战犯进行参观学习。这些对比,都使我感到对右派的处分已接近刑事犯的边缘,完全超出了我在1957年对自己前途的最悲观的估计。我怀疑党的政策不是要改造利用我们这些人,而是单纯地要给我们以惩罚。我渐渐地,但是还是将信将疑地,感到自己已到了将被抛入历史垃圾堆的地步。这个看法,在今天看来,也许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当时对我来说,因为自己还没有转变立场,站到无产阶级一边来看待自己的罪行的严重性,还认为自己的言论没有引起多大影响,造成多大破坏,反倒总是念念不忘自己过去是个党员,是个干部,“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因而几乎是不可思议的。想到这一点,心里就产生了近乎绝望的情绪。我在1962年恶毒地诬蔑说:“毛主席应该给人以出路”(在1965年交代过),其思想基础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埋下的。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看到毛主席关于“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的指示,我就想到自己过去的诬蔑,分外感到自己的可耻。
  我是在1961年底,也就是在我戴上右派帽子的四年多之后摘掉帽子的。就我当时的觉悟来说,认为这已经是太长太重的处分了。1961年的摘帽是大批摘帽而不是1959年与1960年那样的小批摘帽,在此以前摘掉帽子的右派分子是极少数,而在此以后,未摘掉帽子的右派分子倒成了极少数。在我看来,当时的摘帽似乎没有多少原则标准,而主要是政治考虑。大概从1960年年底或1961年初起,我以我的政治敏感,已经感到政治形势有一种“松动”的迹象。农业十二条的下达给了我第一个这样的印象。当时中央规定,农业十二条要向每一个社员宣读,不得遗漏任何一个人,要使党的政策一竿子到底,直接与群众见面,这种做法在我党历史上是空前的。我认为这一定是毛主席的指示,只有毛主席才能这样做。我还记得在大礼堂听到传达说:十二条下达以后,有的农民不相信是真的,要求再听一遍又一遍。同时在农村中传开了一个“谣言”,说毛主席一定到过我们村里,要不哪能对我们的情况了解那么清楚,句句话都说到我们心里。这种感情,我曾引以自况。我把这看成是党在“纠偏”,而且是毛主席亲自出来“紧急纠偏”。我当时继续站在右派立场上,从自己的不服罪思想出发,觉得这种做法也会同反右斗争联系起来。1961年内,我明显地感到群众对我们的态度好起来了。在我们还戴着右派帽子的时候,群众就称我们为“同志”。有许多自从57年以后见我就掉头不顾的人,也同我打起招呼来。1961年夏天,组织上指定我负责右派分子的学习,明确宣布对我们也实行“不抓辫子,不拿棍子,不戴帽子”的“三不方针”,对于在社会上继续疯狂反党的顽固右派分子,也指示我不要反击,反而说“他能谈出自己的思想来就是好的”。那年“七一”,是党成立四十周年,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了一个报告,其中列举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的成就,惟独到1957年,却根本没有提到反右派斗争这几个字,而只说“取得了政治思想战线上决定性的胜利”。我认为这是政治观察家们所常说的“有意的忽略”,有“深长的意味”,显然是暗示“中央”已在重新考虑对反右派斗争的估价。1962年“八一”人民日报全文重新发表黑修养,我也认为是党在向党内右派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打招呼。所有这一切印象,汇集拢来,到1961年底给大批右派分子(包括我在内)摘帽子的时候,就形成了对自己前途的极大幻想。等到1962年春天看到外训班组织上宣布给在反右倾斗争中受批判的同志“百分之百”平反,而且听说新华社内也是如此的时候,就确定地认为给右派分子甄别平反已经是在议事日程上的事情了。
  1962年春夏之交,我听到了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中引用的一段司马迁的话:“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其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又听说毛主席在引用了这一段话以后又说,一个人在政治上犯错误受处分有好处。当时我再没有听到这段话的上下文,也不了解全面的背景,更不像在文化大革命中看到毛主席这一文件的全文后能认识到毛主席大讲阶级斗争的原意,完全断章取义地认为毛主席已经看到了我们这类人的处境,要解决我们这类人的问题。我完全从封建时代所谓“孤臣孽子”的感情出发,觉得毛主席真是宽宏极了,伟大极了,跃跃欲试,满心准备着跳出来要求给自己“甄别平反”了。
  按照我当时的认识和觉悟,我还并没有想给反右斗争翻案。反右斗争的伟大的国际国内意义,我是看到了的,而且确实可以说愈久而愈清楚。我只是觉得自己还不是“敌人”,对自己的处理是“重了”。我并不认为对右派分子可以“一风吹”,因此,我总是想摸党的底,弄清楚“甄别平反”的范围有多大。我虽然“不服罪”,但是我也确实常想,我这样的人比起许多青年人来更“像”是一个右派分子,因为我的言论都是政治性的,而且是尖端的。如果我在1957年,还可以以铁托、卡德尔、陶里亚蒂,哥穆尔卡以至赫鲁晓夫尚被称为“同志”这一点作为比附而原谅自己的话,到1962年形势已经大明,这些人统统遭到揭发批判,我已再也不能援例自解了。我所可以认为自己是“好人”的唯一根据,只是我主观上还没有想与党为敌,在鸣放时期并没有想与党“较量”,在反右斗争中也没有敢与党“辩论”。正因为自己可以提出申请的根据是如此“单一”,如此“微妙”,我的胆子是不大的。我估计要是甄别的话,也只有到最后,才能考虑到我。我在57年以后,往日的交游几乎全部断绝,所往来的只有同过一段改造生活的几个右派分子。我觉得他们的问题都比我轻,所以千方百计想从他们身上得到一点有关右派分子“甄别”的迹象。在1962年夏秋之间,我从李正凌那里得知,摄影部副主任张磊曾经同他谈过话,告诉他可以对自己的问题提出“甄别”申请。李正凌也确实递上了申请书。李正凌还告诉我,国内部政治部主任宫策,曾经找在新华社大名鼎鼎,被认为是最疯狂最恶毒因而也是最不冤枉的党内极右分子戴煌谈过话,说:“我们还能不知道你是一个老同志?!”据说戴煌曾经写过几万言的揭露北大荒右派改造工作的“黑幕”的材料,得到宫策和其他人的赞赏和鼓励,戴煌也公然申请要求给自己平反。李正凌还告诉我,调查部的党内右派分子鲁逊(此人曾在柏各庄同我一起改造过,我因鄙薄其为人,从未同他交过一言)曾去问过当时的统战部副部长许涤新(此人与我在新华日报同过事),许涤新告诉鲁逊:“给右派分子甄别平反只是时间问题。”(李正凌还告诉我一些情况,但是后来证明是谣言,这些却都不是谣言)另外,我从庄重那里得知,国内部党总支书记张荫先曾经要他“解放思想”,重新看待自己的右派问题。特别是缪海稜曾当面同他说过:“你的问题不是重新入党的问题,而是恢复党籍的问题。”庄重在这样“权威”的鼓励下,也写了材料,为自己申辩。我也曾从陈适五那里得知,缪海稜曾示意他(我估计是通过林宁传的话),他的问题根本不是右派问题,编委要加以重新考虑。陈适五也因此写了申请书。郑德芳也告诉我,她的爱人蒋齐生曾问过王天章能否给郑德芳甄别,王天章认为可以,蒋齐生因此而“代妻告状”。所有这一切,我都认为是“过硬的”根据,足以证明我的看法是正确的。那年七八月间,听到总理和陈毅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更加加强了我的看法。这时,我的心情浮动已达极点,着手给吴冷西写信。我认为他最了解我的情况,知道毛主席在批评我们时还说过我们是“好同志”的话,也曾在1957年8月间我交上第一个检查时给我讲过毛主席关于“五不怕”的话(“不要怕摘掉乌纱帽,不要怕丢掉党票,不要怕老婆离婚,不要怕坐班房,不要怕掉脑袋”)。但是想来想去,觉得只有一句话可说:“你也知道,我是什么人”。后来又觉得单是说这样感情的话没有用处,也没有必要,这样的事情与其我去找他,不如他来找我,因此既没有写出来,更没有发出去。不过,我当时的反党情绪正已达到了陈伯坚所说的“信心十足”的程度,以为自己的翻案已经“指日可待”了。
  正是在这样的情绪的支配下,我把57年以后党的工作中的一切错误与缺点都同我心目中所谓的“反右斗争扩大化”联系起来,恶毒地攻击三面红旗,攻击历次政治运动,以至于认为毛主席犯了“左”的错误,重新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行。这些我过去已曾交代过,我现在所得到的严重教训是,只要自己不真诚服罪,自己的世界观不彻底改造,就随时可能重新犯罪,最后堕入十恶不赦,万劫不复的深渊。
  1962年秋天,吴冷西在大礼堂向全社作关于八届十中全会的传达报告,明确提出毛主席指出要反击单干风和翻案风。我过去的检查中总是说:“这是毛主席给我敲起了警钟”,其实只是把我疯狂的反党气焰压了一下。我心里还在想,对像我这样的右派分子还是要甄别平反的,不过,大概是党看到“真正的敌人”又猖狂起来,出于“实际政治”的考虑,把步骤推迟了一些而已。
  1963年春天,我听说凡是在前一年提出申请的尚未摘帽的右派分子都受到批判斗争。戴煌在受到批判以后,加重了处分,送去劳动教养去了。陈适五受到的批判比在1957年还重。这时,我的一切幻想都破灭了。我的反党反毛主席的思想发展到了新的高度,我在政治上思想上进一步堕落了。
  
二、六二年以后

  关于62年的翻案风和对翻案风的打击,我当时并不能像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那样,根据全面的事实认识到是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斗争。我看到新华社那些前领导人明明示意别人翻案,后来却又翻过脸来整人,自己一点也不承担道义上的责任,实在是“出尔反尔”。我记得,1963年的春天,我在外训班听到一个学员讲陈适五挨了斗,后来我去看他,他对我说:“你比我聪明”,意思是说我没有提出甄别的申请。我回答他说:“不,我比你坏。”我的意思是说,他还相信党,因此吃了亏,我则多少对党有些戒备,因此侥幸免于挨整。
  应当承认,我当时并没有看到是刘邓黑司令部在刮翻案风,吴、朱黑编委是在执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也没有去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认真体会1957年以来的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些,从根本上说,都是我可以做得到的,但是由于自己立场未变而没有做到),反而把我认为“出尔反尔”的诬蔑,归到党的身上,而且归诸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是我在灵魂深处所犯的最大的罪。我现在一想起来就感到痛心。我感到这不但是我个人政治上堕落最深刻的标志,而且是我在思想感情上跨上刘邓贼船的标志。我过去只崇拜毛主席,而从来没有崇拜过刘少奇,这是事实。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揪出了刘邓黑司令部以后,我意识到刘少奇已经在我的思想上打下了一个钉子,一旦他篡党篡国篡军的阴谋得逞,我就有可能跟着他走反毛主席的罪恶道路。文化大革命初期,大字报上揭发前黑编委“招降纳叛”的修正主义干部路线,往往举我为例,我内心是不服的。我自小向往革命,长而献身革命,是“降”?是“叛”?黑编委那些人的资历地位与我也差不了多少,哪里说得上“招”我“纳”我!但是,刘邓司令部被揭出以后,我就感到自己确实已经成了他们修正主义干部路线的“夹袋中人物”,成了他们反党黑线的“预备队”。若不是毛主席发动的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我明白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道理,我就真有可能犯更大的罪。想到这一点,我真是感到“不寒而慄”。
  从1963年起,我翻案的幻想破灭了,入党的幻想破灭了。我虽然摘掉了帽子,成了“人民”的一分子,但是,按照我过去所有的政治地位来看,我总觉得自己还是很“臭”,总觉得右派的帽子老是贴在脑袋上。我觉得周围的同事都是“牛鬼蛇神”(我当时主要在业余外校工作),现实生活中没有什么政治、思想的内容,鄙陋之极,庸俗不堪。当时,我表面上是“老实”了,但是内心对自己的前途,看不到多少光明,因而充满了阴暗的情绪。在这种苦闷与无出路的感觉中,我一头钻到中国的老庄、佛学,与西洋唯心主义的哲学中去,寻求精神上的“解脱”。我觉得自己的一生真是一个悲剧,在现实生活中,我已无所作为,只有“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庄子),或者还可以在精神上得到一种“上下与天地同流”(孟子),“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庄子)的境界,得到佛家的所谓“涅槃般若”或者黑格尔的所谓“意志自由”。我自己也知道这只是一种“空虚”,是“究意无得”。但是却可以使自己思想平静,“宠辱不惊”,祛除苦闷而减少犯错误的机会。我就是这样以这些精神上的鸦片烟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与革命的道路相去越来越远。不过,我自己还没有到“放辟邪侈”,无所不为的地步, 我自己在主观上还正是要竭力防止自己在世俗的堕落的道路上滑下去,我自己想的正是要“穷理尽情,以至于命”。我力求在未来或者会有的严峻考验中,使我一生的悲剧能有一个无负于我早年献身革命的初衷的结局。在这一点上,我自以为我还始终没有忘掉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这是我灵魂深处始终不能熄灭的一点火花。
  这个时期,我的个人打算是想离开新华社,特别是怕回国际部,因为我觉得我已“无面目见江东父老”;是想不再教英文,因为我觉得这不是“用我所长”。我计划去某一个研究所,做一点学术研究工作,或者资料搜集工作,或者文献翻译工作,就是我所谓的“埋首书丛,了此残生”。我具体的想去国际关系研究所,一方面因为我实际上只有这一条门路可走,一方面也因为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可以不至于犯重大的错误。
  1965年下半年对我62年的罪行的揭发和批判,对我来说,是突如其来的,然而也不全出意外,最后对我的宽大处理也是如此。这次批判对我的意义是确定了我做党的“驯服工具”的决心(当时刘修学就是说我划了右派还不甘心当“驯服工具”,警告我千万不要再念念不忘“57年以前”)。当时,我已经开始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已经对国际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有所认识,有所理解,但是就我实际的觉悟水平说,我还不能超出以“驯服工具论”来改造自己的范围。在批判结束以后,在1966年上半年,我整个的工作情绪是饱满积极的,这是因为我自己已经扫除了心底的杂念妄想,觉得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再不有所选择,有所趋避。我本来最怕的是去国际部,当时我曾设想,如果朱穆之再叫我回去,我就回去,我自以为这种心理状态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三、文化大革命中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来势十分迅猛,真如疾风暴雨。我后来隐约感觉到,许多当权派似乎事先有所感觉,但是我因为消息闭塞,却全无思想准备。不过,从揭发三家村起,就因为发现我在57年所推荐过的一篇文章,原来出于邓拓的手笔而有一种深刻的悲观,觉得自己“难逃一难”。
  文化大革命初期主要揭发的是三年困难时期的许多三反言论,这些言论许多是与我当时的言论共同的,许多是我当时曾与之共鸣的。因此,我不但恐惧,而且感到抵触,觉得当时以“三不”相号召,事后却还是要抓辫子,拿棍子,戴帽子,我所曾有的“出尔反尔”的罪恶思想马上又重新冒头,对党疑惧的心情与自己感到委屈的心情是很深的。
  新华社运动刚一开始,张海涛即以揭发王飞62年在轮训班的三反言论而名震一时。我记得他在大字报中说,别人在62年发表一些错误言论是情有可原的,你是漏网大右派有什么资格讲这些话。这时外训班的小将在旁边贴出大字报,质问张海涛,不管什么人,有三反言论就是错误的,为什么他要这样说。这给我很深的印象,我以为,就道理说,小将们是对的,但是就策略说,张海涛的话也许是透露了党的政策的底。后来听了陶铸的讲话,我更明确地感到,凡是过去没有旧案的人,这次文化大革命都有希望过关;而历史上有错误的记录的人,就不免要再次受打击。我在1966年6月底即以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名被揪了出来,后来几次被揪斗,到9月间又列为清理对象,编入被我认为是“死案组”的第七组(多数是摘帽右派分子和未戴帽的坏分子),要送去信阳。我当时已完全作好了重新戴上帽子,长期劳动改造的思想准备。我在57年的时候,曾有过古人所谓“孝子之事亲也,小杖则受,大杖则走”的思想,甘心情愿地接受党的斗争批判和处分,这次,我也决心再次老老实实当反面教员,决不自辩自解。就这一方面说,我是没有抵触情绪的。但是,就另一方面说,我内心是十分委屈的,我甚至想,“我之为党,亦已至矣”。十年以来,我一直在当反面教员。但是如果说,在57年的时候,批判我还能震动新华社的话,现在我在新华社已经无人知晓了;打击我,在老人中已没有新鲜感,在新人中也已不会引起警惕,我的作用已经没有多少了。不过,我看到十六条上说,到运动结束的时候,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从缩小打击面的观点说,最后把打击面集中到像我这样的“老右派”身上还是合理的。我实在不愿再见许多老党员、老干部再走我走过的老路。这时,我曾想起1964年或1965年,我曾在大礼堂听过下乡四清同志的报告,说二十三条下达的时候,有些农村干部拿着本本对工作队员说:“你们不要我们,毛主席还要我们哩!”我对这话记得特别清楚,因为它曾震动过我的心,我体会到这是毛主席一贯的政策。但是联系到我自己,我就感到自己一定是毛主席不要的人了。
  文化大革命初期,除了十六条以外,我最早看到的毛主席的指示是,有人转抄贴出在大礼堂里的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其中说到无产阶级要解放全人类,要给出路。我毫不怀疑这确实是毛主席的亲笔信,确实体现了毛主席的一贯思想,不过我始终把自己划在可以解放的“全人类”之外,其原因就因为我是“老右派”。
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些造反派,特别是青年人,言辞比较激烈,于是被当作右派围攻,如新华社的李竹润就是一例。我也是把他们当作右派看的。应当说,从我历来的“右”的思想出发,我是不大肯把青年人看成是蓄意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对阶级分子的,我内心往往把这类人看成是“个人主义者”。但是我从57年的经验出发,又认为把他们说成“右派”也并不冤枉,而且深信运动后期(当时看后期,顶多只有半年)一定要给予打击,我当时确实是这样理解毛主席的政策的。这些人中间有的在受到大字报围攻后就作出检查,我又从自以为是的经验出发,认为一旦要划右派,作检查是无济于事的,黑字写在白纸上,比过去的多数右派分子更难逃得脱。可以说,我即使不在运动初期即被揪出,我决不会附和当时的所谓“右派”造走资派的反,我也决不会充当“左派”围攻造反派(也许除了在群众性的大字报上附加上一个签名),这是我可以有把握的。但是,我虽然不会在这方面的行动上犯错误,却必然会在思想上犯更严重的罪行。我已在心里怀疑毛主席为什么要造成这样一种局势,使在我看来不过是“狂妄无知”的年轻人,犯一旦滑入就永远不能自拔的错误。事实上,我内心已经为李竹润,以至桂来强(我当时认为他特别激烈)捏一把汗了。我当时的思想可以说完全是同毛主席的思想相对立的,我根本不能体会毛主席的“子教三娘”的伟大指示(当时也不知道),不能体会毛主席的既教育老干部又造就一代青年的伟大战略思想。
  对于青年人是如此,对于“老干部”,我也充满了无原则的同情。进城以后,在老干部中间就产生了某种衰朽的倾向,这点我是早就觉察到的。但是对他们进行如文化大革命初期那种猛烈的冲击,我却认为“过分”。大字报上揭发的许多情况,我往往以为未必尽然。我不理解为什么要把许多人都说成是“黑帮”,我觉得这简直是给党抹黑。不过,我认为绝大多数人的前途都大有转圜的余地。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一篇社论,叫做《党的光辉照亮了文化大革命的道路》,我后来听说这是刘邓司令部炮制的,不过我当时却认为这是中央和毛主席给广大干部打的一个招呼,把它看成是合情合理的。大概到1966年底,我在大字报上看到林彪同志对中央文革小组的讲话,说老干部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好比是游泳,会游的就游过去了,不会游的就淹死了,有的人要喝几口水,有的人要拉他一把。就我所知,在延安整风运动以后就有过这样的话,在反右斗争中,也有人同我说过这样的话,不过只是个人的经验之谈而不是权威的指示。这次既然是林副主席亲自提出来,我就认为文化大革命运动对于绝大多数干部不过是一个考验,反而对自己的遭遇伤感,私心忖度:“为什么反右派斗争中竟没有一个游过去的人?”
  我是到1966年底才意识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与我也有关系的。当时有人把清理工作作为“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一个手法,又有人把陶铸、肖望东在文化部搞的清理工作(把牛鬼蛇神送到外地去集训),作为“保护一小撮”的一个内容。我对这样矛盾的说法无法判断。我觉得我当初要被送到信阳去,是被当作死案来处理的,我并无被保护的感觉(虽然我曾感到去信阳固然一定会戴上帽子劳改,却可以避免群众斗争,这是符合我的愿望的)。 同时,我又感到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也肯定是打击的对象。我认为,在理论上说,在针锋相对的斗争中一个人似乎不可能既作为一条路线打击的对象,又不作为与之对立的路线的保护对象;但是在事实上,我自己就是这种情况。
  在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对毛主席的感情处于一种复杂的状态中。我现在自己也说不清楚,只是常常感到自己处在一种“渐近渐远,渐远渐近”的游移状态中。
  从刘邓黑司令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被揭穿,被批倒以后,我一时间感到自己心中积累下来的许多疑团得到了解决,自己感到同毛主席亲近了许多;一时间又感到自己的理解可能是错误,或者即使是理解正确也是没有资格评论的,转而又自外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典型的事例是:1967年春初,我感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解决了我在《一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发表以后没有解决的问题,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会发生阶级分化,在苏联已经成为事实,在中国则可能成为事实,而解决这种阶级矛盾的方法就是用“大民主”发动群众来向走资派造反。想到这一点,我思想感到很开朗,觉得只要能认识社会主义革命的真理,我个人所受到的批判处分就都算不了什么。我把这一点体会写到了思想汇报中,但是马上就有同志写出大字报批判我(我没有记住批判的论点)。我就感到自己根本没有资格来谈这样大的问题,心里很沮丧。
  在57年以后,我经过长期的学习,已经能够理解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首先是坚持不断革命,坚持阶级斗争。但是,根据我对毛主席的政策的一贯体会,我又认为“准许革命”,帮助犯错误以至受打击的人改造,重新革命,也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十二月黑风”的时候,“联动”的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但是到1967年5月,许多被抓起来的联动就都放了出来。我有一天早晨上班,在女八中门口看到一张记载中央首长接见联动分子的大字报,江青同志一出场就说“毛主席要我来看看你们”,被接见的人就喊“江青阿姨好”“毛主席万岁”。我一看到这里,鼻子就发酸,眼眶就发热,我认为这是毛主席伟大政策的体现。到了办公室,就跟人谈论这件事,还表示自己极度感动,但是不料有人说,这张大字报是联动伪造的。这样一来,我搞得十分紧张,深恐别人以为我借题发挥,以后我一直警惕,不要直接说对主席思想的体会。
  1967年秋天,毛主席巡视华东、中南、华北几省,发表了谈话,着重指出,干部犯了错误可以改正。除了新华社大联总印发的本子而外,我还看到小报上和大字报上发表的本子,内容多了下面一句:“有人说这是立场错误,立场错了有什么要紧,站过来就是了嘛!”(我只记得大意) 我虽然无法对这个本子进行核对,但是我相信这是毛主席可能讲的话。我心里是十分感动。但是却又想到在57年的时候,我犯的就是立场错误,改造到现在也不敢说立场已有转变。这种思想说明,自己对毛主席的疑惧已经到了极端的程度,这是一种罪恶的心理状态。
  1968年9月,红旗杂志编者按说:“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开头,并没有宣布这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但是我一看就认定这是毛主席的话,我相信我多年从事文字工作的经验和过去的政治经验,决不会估计错误。后来,江青同志讲话,明确说这个按语传达了毛主席的声音。应当说,这一最高指示给我的感动是很大的,但是我马上提醒自己,对“出路”两字要有正确的理解,也就是决不可有57年以前的理解,决不可以认为只有给一个被打倒的人以与过去的历史、地位、能力相称的职务与工作才算是给出路,而要认清只要不是肉体消灭与逮捕法办就都算是给出路。我认为这次运动的震动远甚于57年,对于打击对象的处理只能比57年更严而决不会更宽。我若是在出路问题上有任何陈旧的概念,就必然要产生新的情绪波动,犯新的错误或罪行。我现在认为,我这种想法极可能是歪曲毛主席的意思;但是就我本身而言,我却只敢以最低的标准来考虑自己可能有的出路。
  对于刘少奇,我过去从来没有感到他同毛主席之间有什么分歧,只是到1966年8月在新食堂听他的录音报告时,听到他说“革命如何革?我老实告诉你们,衷心地告诉你们,我也不晓得”,后来他又举了清华大学一个反革命分子写的反动标语:“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说即使这样的人也可以“保护”一下,我心里曾微微动了一动,觉得他是向群众作某种暗示“将来惹了乱子,可不要怪我,不要怪我的‘党中央’”。当时,我认为局势很乱,思想上很害怕,刘少奇的话是在我心里钉下了一枚钉子的,使我感到毛主席可能犯错误。半年多以后,我在小报上看到揭发有的执行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当权派说怪话:“过去是‘官逼民反’,现在是‘民逼官反’”,我认为这就是受了刘少奇的“点化”而产生的一种反动心理状态(刘少奇讲话的原因是宣布撤退工作组,同时说:“如何革命,今天只能说一句话‘放手发动群众’。”)。如果我的地位是一个当权派,极可能跟着刘少奇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对我自己当时的心理状态,一直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才明确地认识到。我当时真是倒抽一口冷气,觉得自己的思想又一次完全站到了敌人的立场上。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对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不理解,经常在右与极左之间徘徊。我一时有“没有党的领导会天下大乱”的谭震林式思想,一时又有极左的看法,对敌人散布的谣言,我常常会当作真理接受。例如1967年初,“全红总”贴出一张传单,讲的是江青同志接见全红总代表的讲话,据说江青同志说:我见到你们十分激动,因为我看到了自己的阶级弟兄。据说,江青同志也赞成合同工制度应该砸烂,临时工不该解雇。这张传单就贴在我所劳动的新华社工地。我在当时流行的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并不敢怀疑这张传单的真实性。后来在全国刮起了经济主义的妖风。我还同后来揭露出来的许多敌人的言论一样,认为这是江青同志的一席谈话引起的。一直到两三个月以后,总理发表谈话,正式辟谣,说:“江青同志怎么可能讲这样的话”,我才恍然大悟。当时,新华社曾有一批解雇的临时工前来工地“造反”,根据就是所传的江青同志的讲话。有一个工人师傅理直气壮地跟他们说,你们说江青同志说了这样的话,我没有看到,你们手里的传单不算数,只有中央发了文件才算数。他跟我谈起这件事的时候,我还给他捏把汗,认为他不注意情况的变化,很可能犯错误。到总理讲话出来以后,我才体会到工人阶级的立场与胆略就是不一样。像我这样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至多只能做一个不清醒的旁观者。
  对于总理,我是有极深厚的个人信仰与感情的。文化大革命中,总理以七十高龄,日理万机,至于心力交瘁。我有一次听到孩子说,总理累病了,这是我多年来第一次听说过这样的事情,心里曾感到十分难过。但是,虽然如此,在1967年夏天,王关戚以“新文革”的名义对“旧政府”大放其明枪暗箭的时候,我只是在行动上与言论上还能坚持不投机取巧,而在思想上已经引起不少的混乱。七月份的时候,我在办公室里听人说戚本禹认为外交部就缅甸排华所发的声明“调子太低了”,我虽然吃了一惊,却确也把他当作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到王力的“八七讲话”出笼,姚登山宣布罢官砍头也要跟着小将闹革命的时候,我已认定是要对“旧外交部”开火了。思想上准备好再给自己安上一顶“黑线人物”的帽子,到九月份康生和主席先后发表谈话才扭转了我的认识。可是,在此以前,我曾怀疑毛主席为何宠用王关戚这般“暴发户”到这样的程度,要纵容他们向总理这样的老干部开火。

四、我的初步认识

  十二年来,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由惧而疑,由疑而反,罪恶的思想活动是很多的。而在1962年,这些思想已经表露为言论,构成了不折不扣的罪行,于我是极其惨痛的教训。我的许多罪恶思想还要深入挖掘,还要由革命群众批判才能彻底肃清,破旧立新,变故我为新我。按照我初步的认识,我思想上所以会走这么一条与毛主席越来越疏远的道路,一是因为我57年以后没有认真服罪,二是因为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世界观特别顽固。
  因为我在57年以后没有真诚服罪,我对于反右斗争总是想不通,我就带着有色眼镜来看待一切政治事件,老是觉得“左”了,“左”了。我诬蔑毛主席在57年以后“违反了常规”,其实,毛主席正是坚持了他老人家一贯坚持阶级斗争,一贯坚持不断革命,一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常规。倒是我自己在民主革命时还能有的一点革命性,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就衰退、消失以至走向反面,而成了一个反革命派。应当说,我也不是看不到,反右斗争以及其后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不但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而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胜利有决定性的意义。虽然,现在还没有文件上的说明,但是我始终认为反右斗争是国际反修斗争的序幕,是毛主席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挽狂澜于既倒,障百川而东注”的一个伟大的战略步骤。我受过党多年的教育,也有一定的政治水平,不是不可以在一定的时候得到一定的正确的认识。在我能把自己的罪行放到广阔的历史背景上去认识的时候,我自己也可以有平静的心情,积极的态度,这也是事实。然而这样的时候很少很少,很短很短,我的极其强烈而且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人生观,总是使我念念不忘57年以前,因而总是对现实生活不满,感到自己委屈,反过来当然就认为是党错了,毛主席错了。这就是我的思想长期陷在罪恶的泥潭里面而不能自拔的原因。我常常觉得自己比其他的右派分子好,不,正是这种思想使我比其他的右派分子更坏,更不肯改造,因而再次犯罪,接近于成为一个顽固不化的右派分子。
  文化大革命使我得到的最深刻的教训是,我之所以犯罪,所以由一个革命派堕落为一个反革命派,由一个共产党员堕落为一个右派分子,最根本的一点是不肯进行思想改造,首先是不肯学习毛主席著作。
  我在青年时期曾经热情地讴歌过毛主席,曾经积极地宣传过毛泽东思想,曾经似乎比周围的同志们更注意研读毛主席的著作。但是由于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根深蒂固,我只能以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能够接受能够理解的范围去理解接受毛泽东思想。从根本上说,我只能是歪曲毛泽东思想。到1956-57年的时候,我自以为我是最最拥护毛主席的,但是实际上我所拥护的只是经过刘邓陆等一小撮歪曲过的毛主席的二百方针,它完全不是毛主席的坚定不移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只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化”路线。这几年我重新学习毛主席著作,才觉悟到自己过去对毛泽东思想一窍不通,许多问题都是毛主席老早解决过教导过,我或者是根本没有注意,或者是虽然注意到而没有真正懂得,或者是仅仅懂得了一个短时期,就被我原有的和新接受的资产阶级思想排挤到了脑后。在1956-57年的时候,我以为我是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以为这是没有问题的,什么“蚂蚁”也罢,“毒草”也罢,“牛鬼蛇神”也罢,统统与我无涉,只要是我嘴里说出来的话,至少在动机上就天然不会是反党的。其实,我当时已处于痴迷状态,虽然身在党内,思想上早已不是一个共产党员,而成了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了。
  我不读毛主席的书,不听毛主席的话,最严重的一条,就是不听毛主席所说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教导。我讲过不少话,写过不少文件,开口闭口就是“工人阶级如何如何,无产阶级如何如何”,俨然自己也是一个无产阶级了。但是,套一句中国的老话:我“哪里知道无产阶级这几个字怎样写?”我自打入城以来,就没有想过要按工人阶级的面貌来改造自己,相反,倒是一心想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工人阶级。我不是工作“一贯积极”吗?我可以说在意识形态的每一个领域都有自己的一种明确的标准,想以此来“教育”、“提高”人民。我有强烈的“事业心”,很高的“责任感”,不过,它完完全全是资产阶级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我的大方向错了,跑得越快,陷入错误越深。我在划右派以后,还认为自己比往日的许多同志“好”,理由就是我的责任心与事业心比他们强,说到最根本上,就是还在拿自己反社会主义的“本领”骄人。只是到这一次由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自以为还有的许多“资本”才一下子被打得精光。我同工人师傅在一起劳动一年半了,说实在话,我发觉他们也有缺点,也有毛病,但是我还是从他们身上得到了最大的教育,那就是,同他们在一起,使我初步解决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革命为谁”的问题,真善美的标准由谁来决定的问题。这是任凭读多少书都无法解决的,只有置身在工农群众中才能体会到。这正是毛主席在几十年前就已经指出的问题,使我惭愧与痛悔的是,一直到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才开始理解到毛主席的这一英明伟大的指示。
  两年多以来,我学习毛主席著作,联系起自己来,觉得最最重要的是要树立两个观点,一个是阶级观点,一个是群众观点。只要牢牢掌握这两个观点,我自57年以来的各种谬论都可以批驳得干干净净。但是一般的认识是容易的,要坚持下去,并化为行动,见诸实践就不容易了。我还只是在改造的道路上开始举步,还得在党和群众的帮助和监督下坚持不懈地走下去,才可望改造能有一点成绩。
我还需要深入挖掘交代自己的黑思想,充分暴露自己反动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在此基础上,接受革命群众的深入批判,然后再自己来清算自己的罪恶。现在还只是开头,我所能谈的还只是初步的极其粗浅的体会,请容许我在以后再作进一步的自我批判。(完)
(李三达提供)


【故纸堆】

情 况 简 报
(59)第14号
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办公厅翻印
1959年4月20日

市民对厕所集体化的意见

市内搞厕所集体化(所谓窖式厕所),取消户内私厕,对群众十分不便。市人委行政会议前已决定不要这样做,但决定之后已近两月,根据最近的检查和代表的反映,很多地方仍未纠正。有的市代表视察后反映,在最早实行的西城区福绥境地区上公厕有排队现象。另外,最近有一个市民给王昆仑副市长寄来一首打油诗,批评集体厕所,可见市民对此非常不满。现将来信抄录如下。

厕所集体化

好事出在大栅栏,拉屎也要讲集体,每条街道修公厕,私家茅坑都封闭。
不管风雨和雪天,不管三冬与深夜,不管老头与老婆,不管小娃与伤病。
集体生活要力行,拉屎都到公厕去,一厕怎能容多人,从此拉屎要排队。
说是积肥又卫生,生活必须重集体,集体生活这样讲,社会主义被歪曲。
生活未到现代化,封闭私厕无意义,一马跃进快加鞭,红旗要插办事处。
(注——此事正由市人委办公厅检查)

(沈迈克提供)


【故纸堆】

北京市政工程局文革运动中
自杀人员情况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单位 姓名 年龄 出身 成分 政治
面目 工作
时间 职
务 自杀时间 自杀方式 自杀地点 是否办班 原供养人 现供养人 自杀原因及处理情况 备注
一公司 晋春发(男) 48 富 旧军 群 52 干 70.10 家 办 3 经济问题办班,在家喝敌敌畏,按因工处,小孩每月13元/月
二公司 张九岚(男) 42 中 工 群 53 工 68.6 揪斗 2 妻及子 隐藏手枪,四九年叛徒,作风四等,钉头正常死
三公司 吴广顺(男) 工 68.3 单位 办 3
三公司 刘若莲(女) 干 71.7 办 批清
四公司 张德成(男) 43 中农 工 群 52 工 68.6 单位 办 5 1 伪警,偷电料,拆款二百多元,触电,非因工.

四公司 王永生(男) 59 贫 宪兵 群 49 工 68.8 单位 办 2 1 宪兵,自缢. 非因工.
四公司 金以惠(男) 学生 群 技 66.9 家 1 流坏,服安眠药,妻改嫁,非因工.
四公司 王砚章(男) 32 资 学 群 技 68.6 家 未 2 抄家,触电,妻改嫁,非因工.
四公司 许泽虞(男) 49 学 群 工程师 66.9 三家店 3 1 投河,自认有历史问题,伪上尉科员,非因工.
市政处 宋玉黄(男) 60 地主 自由 群 53 工人 66.6 单位 办 1 1 有剥削,不够地主,办班打死,因工处.
市政处 洪权(男) 60 小资 旧职 群 58 工人 68.11 单位 办 2 因历史问题,判刑劳改过,刀片死,九个月工资.
市政处 周玉润(男) 58 贫 旧军人 群 58 工人 68.8 河 3 伪连长,投河,12个工资
市政处 芦柏(男) 45 贫 工人 群 52 干 71.7 家 办 2 2 贪污问题,服毒,给抚恤费.
市政处 李树仁(男) 37 商 学 党 55.8 技 71.8 单位 办 1 1 批清,跳楼,抚养一子.

市政处 郝德章(男) 52 贫 商 群 58 工人 68.9 家 1 伪警,服毒,抚恤费.
市政处 吴德章(男) 45 旧职 学 群 45 干62转工 69 1 1 汽车压死,对社会不满,抚恤费.
管一 刘景伯(男) 40 贫 工 群 58 工 70.10.12 上吊 2 定坏分子(69.9.建设局批)后戴帽 复查仍戴帽(结)
管一 李治平(男) 32 中 学 团员 58 车工 66.9.20 上吊 未 4 作片(原文如此——编者)被贴大字报,按非因工死亡 接班(结)
沥(原文如此) 王国华(男) 40 贫 工 群 53.6 工 71.5 服毒 批清,按因工死亡 (结)
所 马瑞振(男) 48 地 学 群 50 工程师 66.8 家 揪斗挂牌 1 0 妻右派,本(原文如此)历史问题.按非因工死亡. 干部(不管)
局 李尨(男) 贫 贫 党 59 副局长 66.6 跳楼 家 未 按因工死亡 (结)
局 王德崇(男) 富 党 52 工友 68 跳楼 单位 按因工死亡 当应供养弟妹,妻.只养妻,给点救济(结)
局 邢俊珍(女) 群 54.4 工人 68.8 喝敌敌畏 家 揪斗 遣送临走时喝的,作退职 工资48.00,25%
局 李文连(男) 45 工人 68. 跳矿井 历史问题谈过三次话,按非因工死亡
一车间 赵大年(男) 工人 67 喝敌敌畏 未 死因不清
机间 金国英(男) 49 贫 伪警 群 51 工人 68.11 上吊 揪斗 1 按非因工死亡
王道德 工人 66.9 上吊 本人平时讲迷信,运动中害怕.



(沈迈克提供)


【编读往来】

1、张晓良为94期纠错并谈读后感

《记忆》编辑部:
贵刊94期有几处误植。兹列如下:第6页11行,“上海警备区司令部司令员廖政国”,应为“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警备区的首长是司令员、政委;警备区下设司、政、后机关(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司令部的首长是参谋长。第11页“画家哈定开设在余庆路上教授绘画的私营画室”,我曾拥有一册哈定《怎样画铅笔画》(上海文化出版社1957年6月第1版)

读《“但悲不见九州同”——王维国遗稿读解》“身陷囹圄的军官们无不忠于毛、忠于党、忠于革命,相信组织、臣服于领袖是他们的魂灵和唯一的信仰。” 想到愧耕居士博客:“一九七一年林彪摔死时,机关照例开会统一思想,吕洪干给领导出了一道两难题:要说毛主席一贯正确,就不能说林彪一贯反动;要说林彪一贯反动,就不能说毛主席一贯正确!请问哪一种说法正确?没有一个人能驳得倒他,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了他。”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89869701015gvl.html)
张晓良
2013-3-19

2、卫大伟谈李逊的上海文革研究

《记忆》编辑部,你们好:
在我看到的文革研究论文中,李逊老师写得最扎实严谨。从她的简历上看,她不是体制内的研究者,而是一位民间的学者。这就更让人敬佩。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从八十年代开始,文革研究就分途发展,一路是庙堂,一路是民间。庙堂学者占有社会资源和文化资源,研究条件比民间学者好得多,其研究所获的收益更是民间学者无法望其颈背的。但是他们的研究成果,至少在大陆发表的,让人不敢恭维。这并不是说,庙堂学者没有独立见解,他们的著作没有学术价值。我只是想说,体制内的限制,使这些学者成为“双面人”,对领导讲一套,对学生讲另一套;在会上一套,在会下一套。想八分,说五分,写三分。绕开真问题,重复老问题,放逐新问题。甘当学术“犬儒”。民间学者没有体制内利益的考量,不在乎职称头衔,不惦记学术骨干,学术带头人的名头。摆脱了高校的量化管理,没有了报选题、争项目、出成果的压力。更重要的是,他们享受着自由言说的好处,其人格是统一的,心智是健康的。因此,他们坐得住、心态好、敢碰硬,敢叫真。当然,民间学者也有不足,比如,学风不严谨,写作不规范等。李逊老师虽身在民间,但丝毫没有江湖学人的业余气息。而其文章的学术含量则远胜于高居庙堂之上的教授博导们。读她的文章,你会感觉到,她把生命献给了学术,她是在用心血写作。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请代我向她致敬。
   卫大伟   
2013-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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