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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忆 2013年2月15日第2期 REMEMBRANCE 总第九十三期 2008年9月13日创刊
目录
【特稿】 李建中 从“督卒”到“起锚”
【往事】 黄东汉 波涛暗涌求生路——“起锚”之一 出生入死偷渡客——“起锚”之二 不屈不挠逃港者——“起锚”之三 生死与共大鹏湾——“起锚”之四 永志难忘红树林——“起锚”之五 神州北望思故乡——“起锚”之六 阿威的“长征”——“起锚”之七
【个案研究】 阿 陀 知青逃港潮——广州培英中学老三届调查
【口述】 陈X成口述 阿陀整理 出埃及记 何X芝口述 阿陀整理 上地 张X恕口述 阿陀整理 麻风坑 虾 哥口述 阿陀整理 策划者 欧X梁口述 阿陀整理 为了生存 曾X萍口述 阿陀整理 美丽的新世界 罗X超口述 阿陀整理 在文革高潮中逃港 邬X芝口述 阿陀整理 永生难忘的一幕 陈X津口述 阿陀整理 梁成根的最后晚餐 郑X伟口述 阿陀整理 从海南岛到香港岛 朱X其等口述 阿陀整理 我们为什么逃港
【读者来信】 张晓良纠错
【特稿】
按:本文作者李建中,1944年出生,湖南邵阳人,1964年赴湖南绥宁山区插队。知青问题研究专家。著有《中国知青上山下乡探析》、《回眸 思考 述评中国知青》、《中国知青文化概论》等文。此文选自李建中著《逃港潮与中国知青》一书,此书于2011年10月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但甫一问世,即遭查禁。
从“督卒”到“起锚”
李建中
1962年那次大逃港平息后,尽管内地边境管制逐年严厉,但偷渡逃港者仍不绝于途。在深港边境那次“反英抗暴斗争”平息后,港英方对偷渡人员一反过去部分收容、部分遣返的办法,对偷渡者,基本上是采取全部收容,并在一般情况下,半年后就发给身份证。 这一政策,给偷渡行为增加了一剂“催化剂”,至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知识青年偷渡逃港潮延续十年之久。 偷渡逃港由于边境管制严厉,偷渡逃港者对于偷渡行为的暗语也发生着变化。二十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初,广东地区的百姓,把偷渡逃港暗地里称为“督卒”,把偷渡逃港者比喻成中国象棋的“兵、卒”。中国象棋里的“兵”和“卒”是最小的棋子,身份卑微,未过河前(楚河•汉界)受到严格限制,只能前走,左、右、后退都不行;而一旦过了河,它们就威风大振,横冲直撞,且勇往直前,绝不后退。 一般偷渡者,都是百姓,他们像未过河的“兵”、“卒”一样,社会地位卑微。横在中英边界的深圳河,就是象棋盘中的“楚河”、“汉界”。百姓一旦越过深圳河,就会像过河的“兵”、“卒”一样,为自己的人生奋勇拼搏,也有不少人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在偷渡途中,成为深圳河的祭品。偷渡逃港一般是社会生活困惑的失意者,当时内地政策导致他们共存一种心态:过了深圳河,今生今世都不能再回来了,所有的亲人、同学、朋友,都将相见无期。 1966年5月,广东省公布反偷渡八大基本政策,凡1957年之前偷渡出去的,只要拥有港澳身份证,就属于港澳同胞,此后偷渡出去再返回内陆的不仅没有优待,而且被禁止再出境。 1967年后又出台新规定,偷渡逃港的回归人员,一律不准回港,取消了1966年规定中以1957年划界的规定。 随着边境政策日趋严厉,边境安防设施和措施也不断加强,偷渡逃港者要翻越有着现代安防设施的深圳河已不那么容易了,一些“督卒”者,只得另辟新途——泅渡过海。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边境“督卒”的边民走的差不多了,进入七十年代,边境地区大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成为偷渡者。这个群体具有不同于边境老百姓的许多特性。 被发配到穷乡僻壤的红卫兵知识青年,从市民变为农民,物质和精神生活极其贫困,繁重的体力劳动、落后的生产生活习俗、僻狭的地域观念,使他们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灰飞烟灭后,感到极度的沮丧和困惑;各种社会势力和户籍政策的歧视,又使他们不堪忍受;回城无期更使他们感到前途一片暗淡。 从广州上山下乡到深港边境一带的知识青年,最终选择海湾对岸的“资本主义香港”。他们中一部分人,曾经经历过“督卒”,并做着再次“督卒”的准备。 这些人,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叛国投敌者,更不认为自己是“阶级敌人”,他们觉得自己是热爱祖国的,只不过是为了生存,为了人生拼搏而去香港。 此时,国家的政策也有了一点变化。1972年8月,广东省委向中央、国务院报送《广东省偷渡外逃情况和采取措施的报告》。周恩来在文件中批示:“不要什么问题都提到路线斗争上来。”还强调对偷渡逃港者要“示之以威,还要动之以理,而且这后者是主要的,前者不到不得已时,不要滥用”。 1973年12月,广东省委颁布新的政策规定,重申1970年海丰会议部分精神,在个别政策上出现松动,同时强调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此时的知识青年,也把“督卒”一词改为了“起锚”。 “督卒”——过河“兵”、“卒”再也不能回来,起锚开航的船,终归要有返航的一天。 1967年1月,马思聪偷渡逃港,展转美国定居。 1972年,随着中英关系改善,深港边境形势缓和,政策的松动,大规模的偷渡逃港潮再次掀起。 对于在文化革命政治斗争中已不再需要的红卫兵学生来说,逗留在城镇中无学可上,无业可就,无所事事,又天不怕地不怕;有着狂热造反精神。国家最高决策者已经认识到这是一个迫在眉睫,刻不容缓的问题,国家必须就他们的出路问题尽快做出选择。 当刊登了“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甘肃日报》放到毛主席的案头后,一下子触动了毛心某个敏感点,十分重视新闻舆论的毛泽东立刻让《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社派记者到甘肃会宁县,实地核实稿件的真实性,然后转发全国。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用整版的篇幅,原文刊登了由新华社转发的《甘肃日报》的消息,加编者按,发出了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形成了文化革命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狂潮,一项解决城市就业压力为出发点的举措马上锐变为一场以“改造人”为宗旨的政治运动。 毛泽东在给上山下乡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政治理由的同时,也为在运动内部制造出更多的矛盾留下了伏笔。 为了寻找能自由发展的空间,知识青年只得孤注一掷,离开这连吃都成问题的地方,用青春和生命作一把赌注,铤而走险,赴海求生,他们选择了海湾对岸的“资本主义香港”。 在今天书写知青史时,如果缺少了广东知青大“起锚”,历史就不完整, “起锚”应随中国知青史一同进入历史博物馆。 知识青年“起锚”逃赴香港时,已不像1957、1962年的“督卒”,走过罗湖桥、文锦渡、罗芳耕作口岸、沙头角……等等那么容易了。他们必须逃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天罗地网,才能达到资本主义的香港。此时大多知青“起锚”逃赴香港的路线一般有三条: 首先是西路,从东莞进入宝安、南山一带,泅渡深圳湾。由于深圳湾临珠江入海口,很少有鲨鱼,沙滩边又有红树林可作偷渡人藏身之地,风浪相应小一些,泅渡的危险也少一点,悬着这条路的偷渡者多,边警在这一带防范森严,到达海边的难度也加大了。西路潜在的危险是:一、珠江江水在出海口有时和海流会形成漩涡,人一当进入漩涡,危险极大;二、如正碰上退潮、偷渡者一旦被潮水带入伶仃洋,那也就是不葬身鱼腹也得尸沉海底。 也有从蛇口泅渡的,这是后海湾,因为靠近珠江口,所以也没有鲨鱼,离香港的海面距离也只有4公里,下水最适合的时间是每年八月和九月初三到十八之间,根据海潮涨退规律,当地人总结出谚语:“初三十八水顺流,在这一段时间下水为顺水,游到香港对岸要省很多气力。在遇上落潮的日子,只剩下中间一条水道,海峡很窄,几乎一个多小时就可游过去,但有好也有坏,潮水退去后,岸边有一段很宽的地带潮泥又深又不好走,走起来目标又大,又吃力,有些偷渡者不得不在潮泥中爬行。一旦偷渡者碰上海蚝,会把大腿及身体割得遍体鳞伤,尽管这样,后海湾还是知青“起锚”的热门地点。 其次是中路:也就是所谓的陆路,由火车路或直通宝安县的公路过樟木头、布吉镇进入猫窝山,梧桐山,再从文锦渡、福田、梧桐山、流浮山到沙头角,这30公里左右的地段,翻越铁丝网或跨过深圳河就到香港,深圳河不宽也不深。 梧桐山,山势起伏雄伟,峰峦叠嶂,千仞峭壁,怪石磷峋,树木稠密,杂草丛生,是偷渡者躲藏的好地方,因偷渡者在梧桐山南麓,冲下山就是盘山国防公路,越过公路,翻过铁丝网就是香港。但有不少偷渡者,夜间行走,不小心跌下陡似斧削的崖壁,后来偷渡者称那些地方叫“舍生崖”、“断魂崖”。 因为是陆路,中路成了边防最严密的一段,铁丝网是现代化感应装备,加之林立的流动哨和潜伏哨,无处不往的民兵、警犭,以至于这一路竟被当局形容为为蚊虫都飞不过去的边防。 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知识青年们想尽了办法,如到动物园收买饲养员,收集老虎粪便,一边走,一边撒,警犭闻到老虎粪就不敢追了。 所以还是有不少知青翻越了过去,更有甚者,女知青硬是从铁丝网上爬过去的,这一方面她们应用了屏蔽技巧,配合了可能还有边警的同情和宽容,有意睁只眼闭只眼。 第三是东路:即是从惠州过龙岗,进入打鼓岭、沙头角、盐田、大梅沙、小梅沙、泅渡大鹏湾偷渡到香港。东路最危险:一、有鲨鱼,不少偷渡者就在东路的大鹏湾葬身鲨鱼鱼腹。二、退潮时,偷渡者极易被水流从大鹏湾带入大洋。这里的边防守卫松一些,不少人选择从这里下水。 大鹏湾的狂风恶浪,鲨鱼也吞食了不少人, 尽管如此,以青春和生命为代价的知青,从这里逃港成功的也不少。 从“起锚”偷渡的主要途径来看,海峡毕竟是要游过去的,这就要求每一个“起锚”者,必须具有过硬的游泳技能和超强的体力。 知青们为了促进“起锚”的成功,往往利用回广州的机会,在游泳池里练游泳,常常是一下水就是七、八个小时,一游就是数千米。 有些人为了提高“实战水平”选择珠江游长途。于是广州西村水厂到羊城八景之一(石门反照)的一段十公里的河面上,成了“起锚”者的练习场,这种实练比游泳池里练更加实用。 为了在海中更安全、“起锚”者还必备充气设备,当年泳圈、气枕,在宝安海岸沿线,是违禁品,尤其泳圈是根本不可能带到宝安境内,气枕和球内胆,则是知青们想尽各种办法藏匿着带走的。 起锚客奇招出尽:用数量较多的避孕套,捆成一捆,吹气后拴在身上,经济实惠好用,携带安全、可靠,边岗谁也想不到避孕套竟会成为“起锚”者的“救生衣”。 当年,为了堵截“起锚”者,在东莞县和宝安县交界处,即樟木头以南,建起了第一道封锁线,再往南,还有第二道和第三道……真是路路设卡,村村设防,荷枪实弹的军警、民兵、流动岗哨及便衣,还有用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武装起来的老百姓,加上警犭,真是全民性,全方位立体堵截组合。 这些措施迫使“起锚”者自进入宝安县起,就只能在夜晚翻山越岭,“起锚”者与堵截者,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 今天,开车几十分钟就得走过的地方,当年“起锚”的知青地形不熟,尽管手中备有简单的地图和指南针,白天不能走,躲在丛林、草丛中,活受蚊虫、蚁群叮咬之苦;晚上也只能靠微弱的星光在草丛、荆棘中走;除了当心蛇蝎攻击外,最当心的是要回避巡查人员,一个晚上走不了几里路,几十里的路程往往要走上七、八天,甚至更长时间。 遇上蛇蝎,野狗袭击只能算是运气不好,遇上军警、民兵的抓捕那可真是命苦了。 一旦被抓捕,逃港是叛国投敌,必须对起锚客执行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进“大仓”(当地关押逃港者的拘留所),在“大仓”的标准是一天四两米饭,半个月下来,人就要瘦一圈,而且还要开批斗会,写检查、写悔过书,把你身份调查清楚后,送回原单位或户籍所在地。知青们就是被送回所在农场或农村生产队。 送往农场的一般要吃很多的苦头,因农场的职工有些是原上过战场而从部队转业下来的,他们立场坚定,阶级斗争意识强,恨透了敌人,所以送回农场的知青,十有八九都要挨打、受批、活受罪。后来被抓到的农场知青,死也不讲是哪个农场,或者胡乱招供成一个公社,而送去时人家又说他们不是该公社的人,知青们就利用这样送来送去的时间,中途逃跑,回到广州准备再次“起锚”。 插队的知青,送到生产队后,大队也得开批斗会,早期,被批斗的人吃了苦——挨过打、挂过牌子……随着时间的推移,“起锚”的人越来越多,“起锚”成功的也越来越多,相应的,来参加批斗会的人倒是越来越少,群众开会的兴趣也越来越低,渐渐开批斗会也慢慢变了味,主持批斗会的干部渐渐有了点分寸,有时的批斗会,倒像似在欢迎失败者归来的欢迎会。 被批斗的“起锚”知青,站在台上,最想听到的是群众喊口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似乎在鼓励“起锚”者,今后还下更大的决心“起锚”。为了前途,他们必须不断地“起锚”下去,如此,就有知青竟创造出“起锚”十几次才成功的记录。 当有关当局加强堵截从宝安的逃港者时,有知青开创了绕道澳门去香港的路线:从石岐到澳门再到香港。 当年,澳门不像香港,对偷渡者发给身份证,澳门当局抓到的偷渡者都送回大陆,所以追捕上岸的偷渡者是警察的职责和任务。毕竟澳门只有那么大,容纳不下太多的人口。 但一般的葡警也视抓捕偷渡者为赚外快的机会。在澳门水塘和黑沙湾一带,是偷渡者热门的上岸地点,这是因为这些地区十分荒芜。 这一讯息葡警知道后,他们深知上岸的偷渡者不知道从何处进入市区,于是葡警只要守住一些必经之途,肯定会有捕获的“猎物”到手。在捕获“猎物”后,如果上级在场,那是警员尽职尽责的表现,成了日后进升的根据。如果条件允许,澳葡警察就看“起锚”者表示如何,能乖乖奉上钱财的,就大路朝天,各走半边,钱财丰厚则还可以“指点迷津”。如偷渡者身无分文,那就得看该警员的良心和当时的心情了。大多数警员还是会出于怜悯,放走了事。 这些澳葡警员信奉的一条底线是:视金优惠,他们的索求也不高,一般是20到30港币。所以从石岐到澳门,再过香港的“起锚”者一般都随身带有港币。 至于从石岐到澳门再进香港怎么走呢? 石岐是中山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澳门位于石歧的南端。还在国民党时代,从石岐到澳门修了一条当时是甲级的公路63公里。但在石岐与澳门之间有个五桂山从中截开,由石岐为起点的“岐关公路”(石岐至关闸),就分为东路和西路,两条路都是沿着五桂山边走,最后在一个叫肖家村的地方两路再汇合成一路,再向南,可抵达澳门。 于是从中山石岐到澳门的“起锚”路线,也分出了东、中、西线三条。 东线:由石歧出发,途经南蓢、崖口、翠享村、下栅村,大金顶、哨家村。当年,下栅村口设有边防检查站,没有边防通行证,很难过关,于是起锚者选择在翠享村就上山走山路。翠享村是孙中山先生的故居所在地,这里山势复杂,山体高峻,没有本地人或认路的人带路,是很难进山后再走出来的,所以边警对山林也管理松懈。 中线:从石岐出发,沿五桂山西边公路走向走。途径北方、深湾、麻斗、白石三方等墟镇,汇合东路直抵南溪。南溪位置十分特别,车站旁有一条小河,过了南溪桥,便是上涌边防检查站。南溪背山,西向坦洲大沙田区,仅有一条村级公路把两个墟镇连起来,边警把守着南溪路上,没有证明,是休想进入南溪或坦洲沙田区。 走这条路的人一般都骑单车从公路走,在南溪之前上山,把骑来的自行车扔到水塘里,每年冬天,村民们放塘水抓鱼时,往往会发现“起锚”者扔在鱼塘里,已经锈迹斑斑的自行车。扔掉一辆单车,似乎成本太高,也有讲义气的“哥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骑单车专送朋友上山的。 西路:走西线的人一个最大的麻烦,就是必须先在坦洲大沙田区找个落脚点,待到晚上,再向东、东南、或南三个方向,穿过大沙田的水乡泽国,进入中线的海边下水。也可以在坦洲和水闸、湾仔等地下水。但这路在接近水边时,要穿越一片百多公尺宽的平坦地带,而这一带军警堵截很严。 “起锚”者除了从深圳(宝安)到香港,或从中山(石岐)到澳门再到香港,这些都是非得泅渡海峡。(但从澳门到香港大多是用船)。为了达到到香港的目的,知青们最方便、最稳当、成本也最高的办法就是用小艇或木船划过海峡或珠江口。 这也有三种办法: 首先,由“蛇头”带,这就须要交付“蛇头”一笔相当的费用,大约在200-500元之间,这在那个年代,这个价格很高的了。尽管如此,还是有知青,想尽办法凑足这笔费用。 其次,就是买一条船,那得好几个人合伙,这种办法往往当地人也参与其中,因为用船,首要条件是先要了解季节风向,潮汐汛期、水手等。 再次,当地的干部在划船走时,也带走一部分与他们关系好的知青,虽然当时这些知青没有给钱付酬劳金,但一般到了香港后,努力打工,做事,赚到钱,都会感谢他们带自己出海之恩。 知青的“起锚”是要从社会主义的中国逃向资本主义的香港,唯一的突破点是冲破无产阶级专政的天罗地网,才能到达香港。 “起锚”者为了突破这个“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成功者,也是历尽了千辛万苦,回忆起其经历,真是九死一生,叫人声泪俱下,令人感慨万分。
【往事】
按: 本文作者黄东汉,1947年出生于广州。广州14中66届高中毕业生。文革期间积极参与运动,任学校造反组织“八五红旗”头目。后到宝安县南头公社插队。下乡一年零三个月后逃往香港。来港后一直从事印刷工作。改革开放后参与国内宗族文化活动,在内地几个宗亲会担任顾问,副会长、名誉董事长等职。退休后主要从事知青逃港往事的写作。
波涛暗涌求生路——“起锚”之一
黄东汉 在香港大部份的知青都是当年的“起锚”客,“起锚”本指船舶开航的意思,但在那疯狂的年代,在一群特定的人群〔广东知青〕中,却有另外一个意思,在广东当年一提起这一专有名词,人们都知道那是指偷渡。“起锚”是一种赌博,参与者要押上自己的前途与生命,那时参与这个赌博的广东知青为数不少。有的赢了,有的输了。 人生如梦,几十年后回顾一下,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过三十年,人民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提高,我不知我们“起锚”的一群到底是赢了还是输了,说不定留下来我们会有一个更美好的人生与结局。当局虽然在1979年以〔非法探亲〕的名义对我们从轻发落。但是,对于当年广东知青大量偷渡的历史,双方都讳莫如深。纵观现今国内外的网站,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几乎没有。可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你不提不等于没有发生。中国的知青史如果缺了广东知青大“起锚”就不完整。随着时间的流逝,“起锚”和全国的知青史一样,快要从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中消失了。我在这里把我所知的有关“起锚”的往事整理一下写出来,虽然只是冰山一角,但希望能唤起一代人的记忆,以警醒后世。 当年由于我下乡的地方是在最前沿的海边,所以一来马上成了民兵,晚上要站岗放哨。由于人手少,放哨时都是单个的在海边躲起来放暗哨。我第一次半夜里放哨,当地的民兵队长就对我说:“如果看到集体偷渡,你一人一枪要注意安全,在这里夜间集体逃亡是常有的事。”我队的民兵从不抓人,白天开工时,经常聴到他们说昨夜又看到几十人从XX地方下海了。当地不少人常说:“的确,都乡里乡亲的,大家都说同一方言,下不了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他们过去就算了,说不定不知什么时候自己也会走上这一条路。”我在海边站了不少次岗,幸运的是我没遇上大规模的集体“起锚”,但遇到一次却令我毕生难忘。 那是一天晚上我一个人放哨,我正在打瞌睡,忽然一个湿漉漉的家伙在我面前站起来,那家伙问我这里是香港的什么地方?这个蠢东西竟然把我们这里当成是香港新界了,更令我吃惊的是在手电筒光的照射下,那家伙竟然是个我认识的人,一个同校下放到相邻大队的知青,一个昔日在学校球场上的球友,他也认得我,双方惊呆了几秒钟,鉴于往日球场上的友谊,我把他带到我住的屋子。第二天一早对人说他是来探我的,然后就把他送走了。当然也少不了骂他一顿“以后聪明点,哪儿灯光亮往哪儿游,别再栽到老子手里。” 当地邻村有一个农村姑娘,20岁长得胖胖的,喜欢穿白衣裳,当地人都喜欢叫她“肥妹”。几个月前她青梅竹马的男朋友走了,她身边的朋友,同学,亲人越来越少,一天夜里为了追寻理想,亲情与爱情,一个不会游泳的姑娘单独抱着一个球下了海。第二天早上八,九点我们在海边开工的时候,突然有人在高呼“肥妹在海里”!所有人马上向远处望去,果然见到一个小白点在远处漂浮。也许是她运气好,天明时她已经漂过了中间线,中方的炮艇没有开过去捕捞,不久岸上的人看到一艘香港渔船开过去把她救起了。几天后从香港渔民传过来的消息说她平安与家人团聚了。 在那个疯狂的年代,还有很多人有人情味的。我的邻村有一对林姓的知青兄弟,第一次“起锚”失败了,给五花大绑的绑在公社大门口,由于那两兄弟平时表现不错,人缘也好,当地驻军的指导员经过一看见,马上把他们担保了出来,理由是交给我们带回去进行再教育,免去了那两兄弟进“大仓”,吃四两米之苦。“大仓”是当年关押逃亡者的抠留所,据曾进去过的人说:“人多的时候,别说躺下,就连站着也觉挤迫。”至于四两米就是当年对进“大仓”的人的人道主义标准,一天四两米,半个月下来,人自动廋了一圈。林氏兄弟虽然给保了出来,回到生产队里过一过堂还是免不了的。当年我们那里经常举行对失败者进行“再教育”的批斗会。开会的时候,失败者站在台上先作一轮“深刻”的思想检查,然后是干部和社员发言,对其进行再教育。这样的批斗会刚开始的时候还比较认真,但到后来,“起锚”成功的人越来越多,来开会的人趆来趆少,大家开会的兴趣越来越低,渐渐地批斗会就有点变了质,变成好像是欢迎失败者重新回来的欢迎会。主持批斗会的干部一般都很有分寸和技巧,因为他们也知道世事如棋,今日留一线,他日好相见。如果今天对人狠,难保他日站在台上挨斗的不会是自己。如果被斗者是知青,那就更加多几分同情分,这些远离家庭的孩子,也不要太难为他们了。 据一位多次被批斗的人回忆说,在批斗会上他们最喜欢高喊的毛语录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每当台上台下都高叫这一口号时,有些人会笑出来,因为他们知道,此时此刻,那句语录的真正意义是什么。批斗会通常都会在嬉笑怒骂,亦庄亦谐的气氛中结束。对于挨过批斗会的知青来说,这一回是挺过去了,但从今以后,他们将自动成为新的阶级敌人,新的专政对象,今后入党,入团,提干,回城,升学等好事将会永没他们的份,在今后的日子里,在新的运动中他们将会不断的挨斗。为了前途,他们必须不断的“起锚”下去,直到成功为止。 当年当局为了堵截内地其他地方的人“起锚”,在东莞县和宝安县交界处,即樟木头以南建起了第一道封锁线。在那全民皆兵的年代,在封锁线以南的宝安县境内,是路路设卡,村村设防,经常有真枪实弹的军警和民兵搜捕逃亡者。“起锚”者一进入了宝安县,就不能走大路,不能靠村,只能在夜间翻山越岭。在宝安县境内大部份地方都是丘陵小山,由封锁线起到边境这几十里山路,今天开着小轿车在高速公路半小时就过去了,如果训练有素的军队几个小时也能走完。但当年“起锚”的大多数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生活经验不足,手中只有简单的地图,指南针及小量干粮,白天不能走,只能躲藏在山上的草丛中,晚上依靠微弱星光缓慢的前进,往往一个晚上走不了几里路,这几十里山路“起锚”者们往往要走一个星期左右,好运的才能到达边境。逃亡者在这几十里山路中既要赶路,又要躲避军警的追捕,蚊叮虫咬,毒蛇野狗的袭击,再加上饥渴,运气不好的遇上军警被捕,前功尽废。好运的遇上那些好心的上山砍柴的农民,好心人看到这些筋疲力尽,饥肠辘辘的小青年,多数都会给他们指明方向,教他们如何绕过军警。“起锚”者多数会结队同行,由那些有多次“起锚”经验的识途老马带路。在夜间,一帮人在山里很容易失散,但不要紧,很容易又会遇上另一帮人,一个眼神,几句说话就能重新形成新的组合继续上路。一位过来人风趣地说:“在山里兜兜转的那段日子,就好像当年共产党打游击一样,紧张剌激,令人毕生难忘。”那年头生活在封锁线内的知青和原居民都有边防证,出入都要带上,当时的边防证一证难求,拥有一张边防证真的羡剎旁人,因为在封锁线内生活的人“起锚”时比外面的人方便得多,成功的机会大得多。 好运气的到了边境,也不一定成功。当年过境的路线主要有三条,中间那条由福田到沙头角这20公里左右是陆路,翻过铁丝网就成,但这一路防守最严密,现代化的铁丝网加上林立的岗哨及警犬,逃亡者很难从这里过去,但也有少数成功的例子。沙头角以东是大鹏湾,这里风大浪急,又有鲨鱼,风浪和鲨鱼常常令到逃亡者葬身大海,因此这里防守要松一些。从福田一直到蛇口是后海湾,这里因为靠近珠江口,海水淡些,所以没有鲨鱼,海面虽宽,但有些地方水很浅,遇上大落潮的日子,只剩下中间一条小水道。但水浅并不好走,一旦陷在泥滩里寸步难行,踏到了蚝田更加会遍体鳞伤。但由于风浪较小,加上军警防守比中央陆路要松些,所以后海湾是“起锚”者越境的热门地点。 千辛万苦到了海边,还要面对茫茫大海,要在黑夜里游过海峡,才算成功,这就要求每一个“起锚”者要有高强的游泳技术和体力。当年为了能成功“起锚”,倒流回广州的知青都会自动自觉到当时为数不多的泳池里去练水。一下池就是一千米、二千米,一小时、两小时不靠池边地苦练。1969年夏天我倒流回广州时,在泳池里就有三小时不靠边的记录。为了提高实战训练水平,不少人还会到珠江里去游长途。老一辈的广州人都应该记得在1960年代尾,1970年代初在广州西村水厂到羊城八景之一“石门返照”的一段十公里左右河面上,经常有准备“起锚”的人在实练。他们把衣服脱下来放进塑料袋,用绳子捆好拖着游,潮涨时去,潮退时返,这样的实练比在泳池里练更加实用。当时知青进行艰苦搏水的目的,不是为了保卫国家,而是为了征服大鹏湾,后海湾。 一个人怕不怕死,够不够朋友,不能听他说的,真要到了生死关头,才能看得出来。而在生死关头,一瞬间的错误,将会悔恨终生。下面两个事例,都是我身边朋友的真人真事,都会令人感慨万分。 第一个是临危抢球胆,悔疚一生。主角是我的小学同学,一姓胡,一姓董,本来胡董两家是亲家,姓胡的姐姐嫁给了姓董的哥哥。在那年头,姓胡的因为父亲是广州一间中学的校长,自然的就成了“黑七类”而下乡去了,而姓董的也当了知青。由于感到前途无望,他们相约一起“起锚”了,同行还有一个姓张的。千辛万苦他们到了大鹏湾,夜里下了海,由于风浪大,他们的水性又不那么好,在风浪中姓胡的球胆破了,喝了不少海水,在生死一线的时刻,在求生的欲望中他本能的把在旁边姓董的球胆抢了去。姓董的没了球胆,很快就沉下去了。而这一切都看在附近姓张的眼里,姓胡和姓张的最后上了岸,但因为姓胡的抢了姓董的球胆而令其死亡,姓张的从此看不起他,两人成了寃家。噩耗传回广州,姓董的母亲哭哭啼啼的拿着一把菜刀到亲家胡家去斩人,为儿子报仇。这斩人的一幕给我另一个同学看到,从此传了开来。姓胡的因为自己害死了姓董的,从此也永远活在痛苦的阴影里,悔疚一生。一上岸就以难民的身份移民加拿大,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了,我们都已经回来不知多少次了,但他愧对亲友,一直躲在加拿大不敢回来。九十年代初,他姐姐一家移民加拿大,姓胡的把自己经营的餐厅送给姐夫,但仍得不到董家原谅。 另一个例子就刚刚相反,一对周姓姐弟情深,一绳牵生死。姐姐身形纤瘦,弟弟略胖,姐弟二人千辛万苦在1973年夏天的一个黄昏来到了后海湾的海边。为了躲避追捕,一到海边就立刻躲进红树林水中,他们刚到的那一晚,一个强大的台风刚好在后海湾登陆,海面上波涛汹涌,两姐弟不敢此时渡海。为了不被大浪冲散,姐弟二人用一条长绳一人一端捆好,两人通过一条绳子连在一起。夜里风浪越来越大,学过物理的人都知道,波浪到达岸边的时候,由于地形的改变会变得更高。半夜里小山一样的大浪把身形纤瘦的姐姐无数次的举起,欲将其吞噬,弟弟一手抓住红树林的树枝,一手死死的拉着拴着姐姐的绳子不放,即使巨浪也把他吞噬了,他也不放手,一次又一次把将被卷走的姐姐拉回身边。和巨浪搏斗了一夜的姐弟俩终于捱到了天明,台风渐渐远去,海面平静了一些,但白天不能行动,两姐弟必须在水里再浸一天,晚上才能行动。到了晚上,已经在水里浸了一天一夜,又冷又饿筋疲力尽的两姐弟用仅余的体力开始游泳。在大海中泳术较好,身形纤瘦的姐姐游得较快,弟弟泳术较差游得慢,加上体力所余无几,在海中几次沉了下去,但姐姐絶不放手,虽然她知道如果不解开绳子,最终可能会两人都同归于尽。在危难中姐姐也没有放弃弟弟,她也一次次把弟弟拉回身边。最后他们胜利了,天明的时候,筋疲力竭的姐姐把奄奄一息的弟弟拖过大海,爬上了香港新界的沙滩。这两姐弟都是我的好朋友,他们姐弟情深,生死一绳牵的事迹在我们知青“起锚”的一群中流传很广,成为大家的美谈。那两姐弟经过了这次生死劫难后,在以后的几十年人生中,姐弟情维系得非常好,即使后来各自婚嫁成了家,两个家庭的联系比起很多家庭都亲密,是我们一群人的典范。 一般“起锚”客都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20好几的人比较成熟,做事要考虑周详一些,除非十拿九稳,或者以前“起锚”失败过,非不得已都不会走上要用生命作赌注的“起锚”。我班的同学C君就是例子,C君人长得挺帅,学习成绩又好,更拉得一手好小提琴,学生时代就已经是女生眼中的白马王子。文革中他一马当先投身运动,上山下乡时他也到惠州的一条小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下乡初期他仍怀着满腔革命激情与几个知青搞起了一个马列主义研究小组,要在农村继续对马列主义的探讨。可能这个小组的名字起得不好,如果叫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则可能会没问题。不久这个小组被当局发现,认为他们搞异端邪说,马上把他们全部抓起来。只经过简单初步审讯,就把C君判了个现行反革命,关了九个月监牢。从牢里出来后,C君从一个革命的热血知青变成一个现行反革命,从一个革命者变成被专政的对象,残酷的现实逼迫他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今后的前途,终于他也选择了“起锚”这条路。由于他下放的地方离樟木头不远,他有信心一定能成功,然而命运弄人,开始的时候他运气太差,一次又一次给人抓住,关进“大仓”。在两年多时间里他“起锚”八次都失败了,关进“大仓”的时间比放出来的多。但他明白一个现行反革命又“起锚”过那么多次,在那时的中国还有什么前途可言,他必须一直“起锚”下去,直到成功为止。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1973年夏天他成功了,第九次“起锚”,他与同伴到了大鹏湾,夜里抱着“浮床”下了海。他的“浮床”是用两块塑料布缝在一起,用烫斗压边自制而成的。那时候市面上根本不会有浮床,水泡,救生圈等会浮水的东西卖,就算有也不敢公开去买,一买就等于向人说你或你的家人有人准备“起锚”了。C君的“浮床”下水不久就没用了,他靠一身在广州炼水得来的过硬泳术和一点运气,幸运地没遇上鲨鱼,经过一夜的搏斗,终于爬上香港新界的海岸。C君到了香港后,因为其在中国是现行反革命,所以去领身分证时不敢以真姓名去领,头几年半夜里经常发恶梦,梦到大陆公安越境来抓捕他。直到几年前他看到大陆的政情不会再反复了,才去香港政府生死注册处把姓名改回来。 人只有在劫难中,在生死关头才会显露出其真正的本性。在“起锚”的过程中,在大难临头时,一个人是否贪生怕死,自私自利,或者忠实可靠,情侣之间是否有真爱都会表露无遗。因此“起锚”也制造了很多机会让很多情侣更加认清对方是否可靠,可以托付终生。很多情侣在“起锚”中发生了矛盾而分手,但“起锚”也缔造了人间很多美满姻缘,我的朋友郑小姐与沈先生就是后者。 郑小姐人长得秀美,高挑的身材,圆润的声线,是个人见人爱的美人胚子。因为家庭成份不好,中学毕业后下放到高要县一个远离香港的小村做知青,而沈君样貌平凡,老实人一个,但他下放在博罗县一个比较近樟木头封锁线的地方。郑小姐为了“起锚”方便,通过友人介绍认识了沈君。很快两人就谈好了条件实行假结婚,登记之后郑小姐就名正言顺的搬到沈君那里准备“起锚”了。假结婚几个月后,他们起程了,几天后历尽艰辛快到海边了。就在这时他们遇到搜山,在慌乱中他们手拖手跑了很久,郑小姐跑不动了,眼看就要一齐给抓住,在这紧急关头沈君对她说:“我知你不爱我,但不要紧,我出去引开他们,以后的路你要自己走了。”说完马上从躲藏的地方跑出去,把追兵引走,但跑不多远就被捕了。就在这一刻,郑小姐感动了。郑小姐躲在草丛中避开了追兵,不久遇到了另一伙人,她加入了他们,当晚幸运地下了海,平安扺达香港。郑小姐在香港对我们说:“他(沈君)来不了我等他,他来了我跟他过一辈子。”几个月后沈君也来了,郑小姐没有食言,现在他们俩在美国早已儿女成群,事业有成了。 当年我们下放宝安县的知青是幸运的一群,“起锚”成功率很高,男的有近80%,女的有30%都走了,为什么还会有人不走呢?,因为面对茫茫大海,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用生命来做赌注的,尤其是女生。有些人本来有机会走,但他们选择留下来,我所认识的就有两个。一个是我班的女生沈小姐,1969年夏天一个晚上她一个人在海边站岗时,遇到同队的民兵营长组织“起锚”,该民兵营长叫她放下枪和他们一起上船,她经短暂考虑后拒绝了。另一个例子是1975年我队一个从山东来的黄姓男知青,由于日子越来越难过,我队社员50多人把他和生产队的一条机帆船挟持到了香港,社员们邀请他一齐登岸,他拒绝了,一个人驾着机帆船回去了。这两个人是不是比我们更加的爱党爱国呢?也不见得。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都是高干子弟,如果他们走了,那他们的父母就麻烦了。沈小姐的父母兄姐都是广州市高级干部,所以学生时期很早就入了团,还当过团支部书记,临下放时校党委书记对她说,你去好好干,一有机会我会把你优先调回来。如果她当时跟人跑了,那她的家庭牵连就大了。校党委书记也真的没忘记她,1974年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时,就把做学生时成绩不太好,英语尤差的她保送去了广州外语学院英文系。她是不是特别爱国呢?1989年沈小姐全家移民去了美国,只不过比我们迟了一点,也算殊途同归。至于姓黄的男知青,因为当年他的父母在山东省还未解放,他一走父母的问题就更大。1977年他的父母一解放,马上就把他调到深圳市去当干部了。 四人帮倒台后到深圳特区成立初期,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人民的生活开始好转,大家都有了希望,逼上梁山而要“起锚”的人少了,但不是没有。还有一些人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或者要家庭团聚等种种原因而“起锚”。这段时期“起锚”比四人帮时期安全及舒服得多,“起锚”者再不用翻山越岭和游泳了,到公安局去领一张到深圳特区的通行证,到了边境后再与蛇头联络,花几千元就可以进入货柜从陆路扺港,或晚上乘坐“大飞”,一种装有高速马达的舢舨从海上过来,我同学的一对小儿女就是在这个时期坐“大飞”扺港与父母团聚的。 逃亡潮给香港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这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经济起飞帮助很大,但每天少则十几人,多则百多人,渐渐地这一不正途而来的人给香港政府带来的人口压力越来越大,终于在1974年中香港政府实行扺垒政策。这一政策初期收效不大,能突破中方的重重险阻,胜利上岸的人在各方亲友的掩护下,轻易的就能冲破香港警方的拦截,顺利扺垒。这情况延续到1980年代中期,大陆的经济与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好,“起锚”的人越来越少,加上香港警方拦截越来越严,能成功扺垒越来越难。到1980年代未,香港政府终于取消扺垒政策,“起锚”潮才基本平息。 我们为什么要“起锚”,据大多数“起锚”而来的知青回忆说,当年在农村基本上是白干,干活所赚取的工分还扺不上所支取的口粮,很多知青索性倒流回城依靠父母。生活上的困难是其次,最主要是我们看不到前途,看不到希望。如果早知道1977有高考,又如果这次高考能提前几年,让我们早一点看到希望,那么要冒生命危险的“起锚”将会少很多人。我们基本上都是和全国其他地方的知青一样,没有背景,没有门路,回城无法,升学无望的一群。由于地理的关系我们靠近香港,比别的地方多了一条出路,一小部份先行者成功了,提醒很多后来者,既然不能后退,那就只能冒死向南,因为那边还有一条出路。我们“起锚”的时候不知道有四人帮,今天把一切都推给了他们,四人帮倒台后的“起锚”呢?也算是他们的遗毒吧。 我们这帮人抵港后,除了一小撮害群之马(省港旗兵)外,絶大多数的人都老老实实地工作,勤勤力力地为自己的前途拼搏,今天香港的繁荣也有我们的一份贡献。我们中有一部份人抵港后随即转赴美,加等地继续学业,不少人后来还成了国际知名学者,为全人类做出贡献。留港的人经过几十年努力,很多人都事业有成,成了知名企业家,大老板。1979年国家特赦了我们,虽然我们还顶着(非法探亲)不怎么名誉的帽子,但大家都不计较了。我们中很多人从那一年起带着从外面学到的经验,技术和资金,纷纷回乡投资,设厂,也为祖国的四化建设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 今天随着我国开放改革更加深入发展,人民的生活大大提高,上山下乡早已成为历史,我们广东知青“起锚”也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将被人们淡忘。令到我们过去要被迫“起锚”的社会因素已经消失,我在这里把一些往事重提,只是希望人们不要忘记那些不应忘记的事实。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真希望中国从此兴旺发达,我们的子孙后代再也不用“起锚”了。
2009年7月11日于香港
【往事】
出生入死偷渡客——“起锚”之二
黄东汉
文革时期当局为了堵截偷渡潮,采取了一系列严防措施,然而逃亡者为了能成功起锚,也奇招迭出,真乃五花八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1979年初,改革开放还未开始,我班女生邝女士,时已32岁,厌倦了在农村当赤脚医生,与丈夫一起把从黑市买回来的护照贴上自己的照片,由于精心制作,几能乱真。夫妇二人持着假护照竟然大模大样地从深圳关口出关。事后她对我们说,过关那一刻,当关员的目光在他们面上扫过时,表面上他们还能故作镇静,但内心早已狂跳,不知是他们运气太好,还是关员有意放她一马,或是她命该如此,两人就这么稀里胡涂的过了关。在踏上自由的土地的那一刻,两人的裤子都尿湿了。 当年起锚若失败了,插队和插场可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遭遇。从“大仓”递解回来后,插队的知青一般都能轻松过关,因为普通农民都能理解他们,同情他们。大家都在过苦日子,知青比他们还要苦。抓回来的知青一般在生产队开会时过一过堂,大家骂几句就算了。事后有些也想走的农民还会找这些失败者作识途老马,央求他们下次走时带上他。 但插场的“起锚”失败者就悲惨得多了,被抓回来先关在农场私设的牢房里,放出来后再像劳改犯一样被监督劳动。每一个国营农场都会有一批复员转退军人,都会有一批积极分子,他们都会为了争取回城的机会或较好的工作,不放过令他们表现尽忠的机会。插场的失败者被押解回场时,一般会为他们安排一场“欢迎会”,这个“欢迎会”通常都不容易捱过。渐渐地逃亡者也学乖了,再次被抓后,他们都不会报自己真实的原单位,而是乱报一通,当他们被押到别的农场时,接收者一看不是他们的人,便会说送错了再送回去,就这样在送来送去的过程中,被捕者就可觅机逃跑。能逃跑的人都不会回原单位这个火坑,一般都会跑回广州的老家或亲友处,休养生息一段时间后,伺机再起。 我初中同学刘女士和宋女士,1976年秋四人帮倒台前夕从大鹏湾泅水到达香港。我问她们,你们以29岁超高龄又是女的,为什么还要冒那个险?她们说我们能不跑吗!她们都是“黑七类”子女,都下放到海南岛的国营农场种橡胶。两,三年前她们都失败过一次,永远忘不了那刻骨铭心的“欢迎会”,当年的积极分子难道会对女的叛国者起同情心而手下留情吗?更难受的是她们从此成了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劳改犯。1976年秋她们各自与同伴起锚,几经艰辛与同伴失散而独自下了海。大鹏湾与后海湾相比,海面更宽水更深,风浪更大流更急,大鹏湾淹死的人更多。黑夜里在海浪中仅靠香港岸边微弱的灯光为目标向前游,一个浪头打下来人沉下去,几经挣扎再浮上来很容易迷失方向,在海里乱游损耗体力。她们俩几乎是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下的水,又几乎是同一地点上岸,更几乎是一同在海中死去。她们先在山里打了几天游击,已消耗了大部体力,下到海里与海水搏斗了8、9个小时,在海里几番沉了下去都凭着顽强的斗志浮起来。刘女士对我说,天快亮时她已筋疲力尽,这时一个浪头又把她打了下去,在下沉的迷糊中她已经准备放弃生命,就在这时她的脚磕到了海底,这一讯号马上刺激起她强烈的求生欲望,她知道离岸不远了,于是提起最后一口气,奋力向岸边游去。多年后提起那个令她们生死一线恐怖的晚上,她们仍心有余悸。她们下水时不知“阿爷”(毛泽东)已死,上岸几天后四人帮就倒了台,她们都说如果在四人帮倒台前死去,那就真太惨了,如果当日知道“阿爷”死后会这样,那晚可能没有勇气走下海去。她俩由于既是同学,又有几乎一样的遭遇,在以后的几十年中更加成为莫逆之交,现在两个家庭又都移民美国同一城市,成为我辈中的一时佳话。 当年起锚的热门逃亡路线还有一条,就是偷渡者先逃亡到澳门,然后再经过亲友的安排,花几百至一千元左右支付给蛇头,坐“蛇船”来香港。当年的澳门由葡萄牙人统治,经济上只靠一个赌业,生活水平比香港低,加上地方太小,所以起锚客一般都只把澳门作为跳板,不会将澳门作为最终目的地,短暂停留后,最终都会到香港来。由于这些原因,中方对澳门的设防要比香港松些,邻近的珠海,中山两县防守没有像宝安县那么严密。当年香港政府规定,凡是已逃亡到澳门的中国人,不能再到香港,一经发现会立即递解回澳门。由于有这个规定,便诞生了“屈蛇”这个行业。先行偷渡到澳门的“蛇仔”,在月黑风高浪大的晚上,在蛇头的安排下在澳门偏僻的海滩,多人挤上一条小渔船。一批人像蛇一样蜷曲着身体,挤逼在船舱里或匍匐在甲板上。蛇头为了多挣钱,通常蛇船都会超载,为了躲避香港水警拦截,蛇船都会绕道风浪更大的公海,“蛇仔”与船主都要冒着随时葬身大海的危险。我校66届初三一个姓谭的同学,就经历了这么一个惊险的逃亡最后一程。幸运的“蛇仔”避过了香港水警,在偏僻的地方上了岸,到香港警察局或人民入境事务处报到申领身分证时,都要作一个直接从大陆逃亡来的故事。通常香港政府对已成功上岸的人士睁一眼闭一眼,除非当场逮住。“屈蛇”这个现象直到中国大陆经济起飞,起锚结束才一并结束。
2010年9月11日 于香港
【往事】
不屈不挠逃港者——“起锚”之三
黄东汉
最近我访问过几位插场的知青,他们都说当年如果插场知青逃亡失败被押解回场,农场都会为他们搞一场“欢迎会”。在批斗会上他们挨几下是很平常的事,毒打的事不常见,但不是没有。如果在批斗会上表现不好,态度不好,或者平日与人积怨,又或者平日表现不好,就会多挨几下。“欢迎会”完了之后一般都会在农场私设的牢房里囚禁一星期左右,放出来后还要做一段时期无偿的苦工。因为没有工资,所以失败者一般都是躺下来不干活,一放出来就马上写信回家,要家里马上寄钱来,一收到钱马上就会以各种理由回广州,再做准备,东山再起,通常他们都会一直“起锚”下去,直到成功或成仁为止。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逃亡潮与六十年代初有些不同,六十年代初逃亡的主要是广东各地饥饿的农民。他们扶老携幼,联群结队,由于人数众多,又都是饥饿的老百姓,所以沿途的军警对他们睁一眼,闭一眼。这些人大都是从中间陆地通过铁丝网,很少蹈海。现今很多人还记得当年很多香港慈善团体带着面包和食水到边境去接济同胞。但经过四清运动和文化革命,在大陆大搞阶级斗争下,偷渡就是投敌,叛党叛国,各地都加强了堵截和镇压,尤其是宝安县深圳和香港新界接壤的陆路,更加警备森严,逃亡者在此难越雷池。但这些都难不倒七十年代的逃亡者,皆因这个时期逃亡者的主要成份由知青取代了农民,成长在大城市的知青水性比农民好,既然陆路难行,大多数的知青就选择从两翼的后海湾和大鹏湾下海,冒险夜泅蹈海而来。夜里游过大海的滋味究竟如何?那可不比日间在海滩嬉戏,那是用性命来相搏的。在大海里游过泳的人都知道,海洋是个无风三尺浪的地方,更何况夜间一般都是风高浪急。在星月暗淡的夜晚,往往一个浪头打过来会令海中的逃亡者心惊胆战,晕头转向四处乱游。和大海的搏斗往往也考验了一个人的意志和毅力,很多蹈海而来的人士都在最后生死存亡关头再坚持一下,再挺一挺而捱过来的,这些人是大海的征服者,在日后的生活中也是强者。 千辛万苦到了海边,只要游过后海湾或大鹏湾就能成功,然而正是这两个海湾成了不少“起锚”客的葬身之所。我曾问过不少成功蹈海而来的浪里白条,他们泅渡这两个海湾最短的时间是半小时,最长为一整夜,最多是6至9小时,那要看他们下水的地点和身体质素及技术。如果能在大鹏湾靠近沙头角的那几公里处下水,或在后海湾靠近深圳河出口的福田区下水,运气好的话1小时左右可成功上岸,然而距离短的防守严密,那里军警林立,一般人很难越雷池。如果选择离沙头角远一点的地方,如大鹏湾今日的风景区小梅沙一带下水,那儿海面辽阔,风高浪急,时有鲨鱼出没,“起锚”客就算有高超的泳术与体力,也要6至9小时才能成功,我的一个表兄孙某某1973年中就是从这里下水,游了9小时左右而上岸的。至于后海湾当年比较容易下水的地点就是今日深圳湾大桥一带,那儿直线距离大约4000米左右,如果日间风平浪静一般人3小时左右可以横渡,但在夜间身体极度虚弱下横渡,时间就要加倍。其实问那些蹈海而来的浪里白条,那晚他们究竟在海里游了多久,他们也说不准,他们大多在天黑前到达海边,潜伏到天黑才下水,在海里搏斗了一夜,上岸不久天就亮了。至于过不了大海的遇难者,不能说他们水性不好,敢于下海者,一般都对自己的泳术有信心,皆因他们到达海边时,身体已极度虚弱,加上在海中不辨方向而遇难。曾有一些胆子小的到了海边,见识过大海的辽阔而不敢下海,打道回府的。 我初中同学何君,毕业后没考上高中,也不去农村,在城里胡混了几年进了一家工厂,七十年代中,他和一个姓林的朋友“起锚”了。黄昏时千辛万苦到了大鹏湾海边,看到波涛凶涌,辽阔无限的大海时,该不该下水,何君犹豫不决,这时背后传来追捕者的脚步声,同行的林君不甘几天的辛劳白费,毅然选择了赴海求生,然而后来证明他没能游抵彼岸。没下水的何君很快就被捕了,在审讯中他没报自己的真实单位,而是乱报一通,结果押解回广州,别的单位的人一看不是自己单位的人而对他放松警惕,让他有机会逃走了。拘留所有他的名字,但原单位没有接收过他,他回原单位后一口咬定那段时期只不过到了别处去玩,没有“起锚”,结果成了悬案,不了了之。自从见识过大海的宽阔及知道同伴遇难后,何君从此不再“起锚”,几十年来在单位老老实实工作,直到退休。今天的他说,幸亏当年没下水,捡回一条命,也幸亏当年没坦白,保住了工职,否则被开除了,今天没了退休金,不知何以为生。 我的表弟沈强,因为他曾屈辱地被关在狗笼里,他愿意为那段历史作证,所以愿意用真实姓名。以下是他三次逃亡的经历,现今报导出来,看后令人神伤。 沈强,1952年生,1966年广州四十中初一学生,由于他父母都是臭老九,所以1968年11月年仅16岁的他便被遣送到广东东莞县道窖的一条小村去接受再教育。刚开始的时候,他劳动很积极,表现很好,但年终分红的时候,辛勤劳动的结果是倒欠了生产队的钱。那地方实在太穷了,一个成年男农民一个劳动日才值5角钱,而他们只能拿妇女的工分,每天3角钱,这钱连买口粮都不够。渐渐地他的积极性消退了。平日在村里躺倒不干活,只在割禾时做一段,因为你不割禾就没谷分。和全国各地插队的知青一样,平日里尽干些偷柴偷菜的勾当,白天相中了哪一块地的菜熟了,晚上就去拔。这样无聊的日子过了几年。1972年9月,20岁的他觉得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必须要做点什么来改变人生。刚好这时同队的一个广州知青“起锚”成功了,大大刺激起他也要“起锚”的雄心。 为了“起锚”他把分到的谷子卖了70多元,用这钱买了一套厚实耐穿的长袖衣裤,一双坚固耐穿的胶鞋,一件雨衣,一块塑料布,一个自制的指南针,一个吹气塑料枕头,一个手电筒,一把电工刀,一些急救药品,最重要的是要准备几天的干粮。那时为了携带方便而又营养丰富,他们都学红军当年长征时一样带炒面粉,先将面粉炒到半熟,然后再加砂糖和生油炒熟,通常要预备一个人一天一斤的份量,从东莞出发到海边最少要走5天山路,这样每一个“起锚”者的装备有十多斤重,这些装备用一个挎包装着来起程。那个时期由于东莞县紧邻着宝安县,在东莞县内就有几个检查站,当地人出入都要公社或大队开具证明。然而这些难不倒掌握“高科技”的广州知青,他们先向公社或大队开出证明,然后用“高科技”把字迹退去,只留下公章,那时他们每人手里都有大叠这样的证明。 沈强第一次“起锚”是四个广州知青一起行动,中午吃过饭后四人骑上两辆从广州偷来的自行车,带着两个人份量的“起锚”物资,用假证明通过了设在东莞县公路上的几处关卡,傍晚时候到了一个叫大朗的地方,那地方离樟木头封锁线不远。四人中两人放下他们后骑自行车先行回去,而沈强和另一个人一下车马上遛到路边的苎麻田里去,静待天黑越过封锁线。那一片苎麻田,地面干爽,苎麻长得又高又密,最适合“起锚”客躲藏,沈强事先骑自行车经过多次侦察,最后才选定这里作“起锚”的第一个躲藏点。天将黑时他们遇到了民兵搜田,他的同伴恐怕被捕自己跑出去回了家,这样第一次“起锚”便成了沈强个人行动。 在黑夜中他绕过了哨卡,很快就钻入了樟木头的山中,一路向南行。那时一个人在山中,最安全的行动时间是黄昏到天黑不久和天亮前后的几个小时,因为那时巡逻的民兵要回家吃晚饭或还未起床。天全黑了能看到路就走,全看不到就开一两下手电筒,真看不到路而又感觉到危险就停下来不走。白天则不能走,只能找个地方躲起来。沈强最喜欢找乡下人埋过棺材的棺材穴去躲,因为乡下人迷信怕鬼,通常不会到那些地方去。在棺材穴里沈强把带来的塑料布铺开,吃一点炒麺,喝一点山泉水,然后用草把身体遮掩好,就睡大觉去,要一直睡到黄昏才能继续行动。 一个人在山里逃亡,在日出日落中,沈强见过了不少大自然的良辰美景和珍禽异兽,可惜那时是在逃亡中,没有心情欣赏。一次在白天躲藏时,一个野猪家族大大小小廿多头野猪就在他身边走过。一晚夜渡乌石岩水库,也就是今天的西丽湖水库,刚一上岸就发现一个庞大的黑影瞪着两只发出绿光的眼睛盯着他,从体型估计不是野狗,而是豹子一类,幸亏没有攻击他。沈强昼伏夜行5天后到达了南头边上的一个小山头,也就是今天南头检查站附近,由于天黑为了赶路他犯了一个错误,在下山时他按亮了一下手电筒,结果被山下驻守的民兵发现了。当地的民兵不动声色在他下山的必经之路埋伏好,当沈强一出现就马上追捕他。这时第一次“起锚”的沈强突然慌了神,下意识地撒腿就跑,跑不多远他听到了三下枪声,头两下是向天开的,第三下他感到子弹从他耳边飞过,这下他吓得再也不敢跑了,这样沈强第一次“起锚”到此结束。被捕后他没被五花大绑,先是被送到深圳收容所,两天后再转送樟木头收容所,再两天后转送东莞收容所。在东莞收容所一关就是一个多月,每天享用2餐,每餐一砵白饭加几片冬瓜,一个多月后放出来人廋了一圈。 放出来后沈强回到了生产队,那儿的农民也不管他,这样的事情在当时当地来说实在太平常了,大家都在过苦日子,谁不想过上好日子。沈强马上到公社办好证明回广州休养生息。几个月后,1973年5月,他第二次起锚了。他不走不行呵!一个臭老九的子女,偷渡过一次,在政治上已自动成了阶级敌人,所有升学,招工等好事永没他份,等待他的将是无休无止的运动,在大陆还有什么前途可言。 沈强还是用第一次的方法,让人用自行车送他一程,在快到检查站时才带上装备躲到路边的田里,等天黑了从田间绕过樟木头检查站上了山。有了一次经验,这一次他尽量不用电筒,每将遇到人都先躲起来,这一次比第一次顺利多了。第五天的上半夜,他已经很接近南头国防公路了,他知道只要越过这条公路,路那边不远就是海堤,海堤下面就是红树林,穿过红树林就是大海。 一个人越接近胜利,就越容易犯错误,沈强顺着田基小路走上公路,再走上海堤,却想不到迎面撞上了解放军,就这样沈强第二次“起锚”就此终结。解放军把满身污垢的沈强押回营房,因为不想弄污自己,解放军打开了一个狗笼,用枪指着沈强要他自己爬进去,然后把笼门锁好,以防止他逃走。在窄小的狗笼里,沈强只能像狗一样趴着或蹲着。就这样沈强在人民军队的营房里被人民民主“专政”,做了半个夜晚的狗。第二天早上,军人打开笼门,把昨晚捕获的“人狗”拉出来押送到深圳拘留所。 逃港几十年来,表弟对于被解放军关进狗笼一直耿耿于怀,每当与人谈起往事,情绪都会非常激动,这件奇耻大辱令他毕生难忘。他常对人说:我宁愿他们把我五花大绑吊起来打,也不愿被锁进狗笼,这样我即使做了敌人,好歹还是个人。今天很多逃亡人士在谈到他们的“起锚”往事时,都不愿意使用真姓名,但沈强因为受过如此屈辱,愿意站出来为这段历史作证。在那疯狂的年代,号称仁义道德之师的人民解放军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但却偏偏没有受过人权教育。在大搞阶级斗争的形势下,军人们都充满了对阶级敌人无比的仇恨,尤其对人民内部新生的阶级敌人,叛国投敌份子更甚。如果在边境捉到美蒋特务,他们不会把俘虏锁进狗笼,但抓到叛国投敌份子,就可这样,把他们当狗,再踏上一脚,让他们永世不得超生。 被捕后的沈强再次被送到东莞拘留所,因为是第二次“起锚”,所以第二次在东莞拘留所里关了三个多月。人类是个群体性很强的生物,人多的地方人们都会自动分成一群群,一堆堆的。在东莞拘留所每天送走一批,又迎来一批,犯人总额始终保持在五,六十人左右。广州知青一进到大仓,凭着相同的口音大家会不约而同走到一起,互相照应。囚禁犯人的大仓一来由于人多,二来囚犯的情绪不稳定,很容易会因为一些芝麻绿豆的小事而发生冲突。一次牢房发生打斗,在事后调查中,沈强把一切罪名揽上了身,结果他被单独囚禁了一个多月,也因为他这样做,赢得了所有犯人的认同与尊重,从此在“起锚”的圈子里,很多人都认识他。 第二次放出来后,他马上回广州,这时的他已成了广州市的“地下”知名人物。因为他熟路,有经验,是一只差一点就成功的识途老马,加上为人够义气,因此这时他广州的家其门如市,每天都有很多认识或不认识的人找他。这些人一是来问路,了解情况,吸收经验,二是也有邀约同行,甚至有人愿意付钱为他准备所需的一切装备,只求他下次“起锚”时能带上他。然而这些好意他都婉拒了,1973年10月他第三次“起锚”了,这次行动他只带了一个与他下放同一队的广州知青。 第三次“起锚”,沈强选择了农历廿五出发,这样月光越来越暗,几天后到达海边时夜间将会没有月光,漆黑一片对他们越过国防公路与海堤下海大为有利,然而越来越暗的月光也对他们途中的前进造成很大困难,夜黑路难行,他们的进度减慢了。第六天早上,他们已断粮一天了,这时他们才走到今天深圳湾大桥的地方,这时他们遇到了一个当地的老乡。那个老乡给他们指明了方向,对他们说:翻过这个山头,海对面就是香港。那老乡也没白白地便宜他们,他要他们留下身上所有的财物,那老乡对他们说:过得去,这些东西对你们没用,过不去淹死了对你们更没用,倒不如留给我。沈强一听也有道理,就把两人身上所有的财物给了他,只留下一把电工刀。他们走上小山头一看,不禁暗自叫苦,他们看到的海面相当辽阔,且波涛汹涌,如果在日间又体力充沛,那直线约四千米的海峡还有机会游得过去,如今他们已饿了一整天,又疲又累,要在夜间在此横渡无疑自寻死路。经过短暂的商讨,为求安全他们决定夜间沿着海边的国防公路向东行,到靠近深圳海面窄些才下水。黑夜中他俩饿着肚子,沿着公路边的田野一路滚滚爬爬,躲躲藏藏,走了一个晚上。天快亮时走到一个今天叫“福田”的地方,不能再走了,必须在这里下海,躲到红树林中,否则天就要亮了。吸取了上一次的教训,这一次他们过海堤时小心翼翼,他们像蛇一样爬过水田,爬到堤基再停下来,屏息静气,等巡逻的军人走过了一会儿,才像蛇一样,乘着仅有的夜色爬过堤面,滚进了海边的红树林。 沈强刚进入红树林不久,天就亮了。他们躲藏的红树林,就在深圳河出口边上,那儿海面不宽,只有两百米左右,由于距离近,大陆方面防备很严,公路上解放军巡逻很密,海面上也有巡逻艇在不停的来回巡逻,白天是不能游的了,他俩只得躲在红树林里静待天黑。他俩已经断粮两天,这一天又要饿着肚子在水里浸一天。白天水涨时海水淹到他俩的脖子,肚子饿得咕咕响,成群的鱼虾在他们身边游来游去,有些鱼儿还咬他们。饥饿的他们想用手捉鱼来生吃,但不成功,饥肠漉漉的他们好不容易熬到天全黑了,等巡逻艇一过去,就马上扑向大海,向对岸游去。 这一次他们成功了,由于距离短,只用了半个小时,他们就爬上了自由香港的海滩,这时他俩身上只剩下一条短内裤和一把电工刀。在香港海滩的公路边,他俩躲进树林中,以避过香港新界的原居民,因为一旦落到了那些人手中,就会成为那些人向亲友勒索钱财的肉参。等到香港警车出现,他们才跳出来截车,香港警察一看就知道他们是来自大陆的偷渡客,很礼貌的让他们上车。在警察局里给了他们衣服和食物,第二天一早送他们出市区,经过了三次惊心动魄的“起锚”后,沈强终于获得了自由,从此在香港展开了新的生活。
2010年10月7日 于香港
【往事】
生死与共大鹏湾——“起锚”之四
黄东汉
在漆黑一片的茫茫大海中,那些敢于用绳子把彼此的身体连起来,以示在大海中互相照应,互相扶持的例子原来并不罕有。那些把彼此的生命连在一起的人,不管是兄弟姐妹、夫妻还是朋友,在以后的岁月中,在人生的大舞台中往往都能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现年59岁,旅居美国任职厨师的胡君,1966年广州40中初二级学生,是表弟沈强的学兄,当他听完我关于一对周姓姐弟生死一绳牵的事迹后,一脸大不以为然的说,那算什么,我们1972年5月底是4个连在一起夜渡大鹏湾的,游了6个小时才上岸。胡君还说他们连在一起不算什么,因为他们4个都是游泳高手,用绳子连在一起只是为了预防万一,大家在海中可以互相帮助,互相鼓励,预防中途有人抽筋,不给海流冲散而已。他说他校中比他年长的一位浪里白条,游泳高手里的顶尖高手更利害,当年他带着体质孱弱的女朋友经过了一个星期艰难的跋涉后,到了海边,他的女朋友不会游泳,只能抱着一个球胆,他用一条绳子捆着女朋友的腰部,然后用脖子拖着女朋友艰难的在波浪中向前游。如果没有女朋友这个累赘,这位高手完全可以在三个小时内横渡大鹏湾,然而拖着个不会游泳的女人,阻力大了很多,加上被海流冲离了原来的目标,这位高手硬是把女朋友拖着游了十个小时,天明时才在西贡海滩上岸。就快上岸时,这位高手因为体力过度透支口吐白沬,因虚脱而昏迷了,临上岸时反而是女朋友掺扶着他爬上岸边。那男的脖子因为与绳子摩擦过度,以致颈骨都露了出来。经过了这样的生死与共后,那女的自然就成了他老婆,两人一起共渡一生了。只可惜因为时间太久胡君忘记了他们的名字,只记得是他的学兄,如能找到这一对鸳鸯,把他们的事迹报导出来,也是人间美事一椿。 胡君是个健谈的人,一提起“起锚”往事,他便侃侃而谈,把他们为何要走?该走那条路?途中发生了些什么?四人如何下水?在海中遇到什么?上岸后又遭遇了些什么?都讲给我听。 胡君和我表弟沈强一样,都是在1968年11月下放到东莞县道滘的农村插队,在1968年11月到1972年5月三年多的时间里,由于农村生活太艰苦,他和很多知青一样,大部份时间倒流回广州,留在农村的时间只有一年左右。在广州没有工作,没有粮食,没有户口,平日里闲着没事干,便和三五知己一起商讨终生大事。在看不到前途的情况下,他和三个知己决定“起锚”了。 1972年5月底,胡君先用假证明,带齐了自己个人的装备,乘坐公共长途汽车到博罗县的一条小村会合他的三个同伙,包括二个广州知青和一个博罗县的农村青年。会合后四人再用假证明坐车到惠州城附近的农村去找相熟的知青帮忙。天下知青一家亲,惠州知青知道他们要“起锚”,都很热情帮忙,因为他们若成功了,将来自己要“起锚”在香港也有个照应。惠州知青立刻进城帮他们买了二斤面饼和六斤面粉,在那物质缺乏的年代,这些就是他们四人这次“起锚”的全部粮食。他们中一人没鞋穿,惠州知青知道他们在往后的几天要在大山里打游击,不能没鞋穿,便马上脱下自己的鞋子送给他。在惠州知青家中,他们草草饱餐一顿,等到天黑了,惠州知青把他们带上山,他们便正式开始“起锚”。 他们四人中有一名下放博罗县的广州知青有过一次“起锚”经验,算是识途老马,他们选择在惠州附近上山,走的是东线,原因是东线的山比较大,村落较少,比走南头西线会遭遇到军警民兵的抓捕机会少些。但山大也有山大的困难,曾有不少的“起锚”团伙困在大山里迷了路,在山里转了多天把粮食耗尽而打道回府,也有不少不幸的人,在黑夜中赶山路因看不到路而摔伤致残,甚至摔死。 “起锚”的第二天,他们到了一个地名叫秋长的平原地带,那地方其实是两座大山之间的丘陵地带,没有躲藏的地方,“起锚”的第一晚他们走不完这段路,天明时被迫要在一条小村边的竹林里躲起来。那竹林离村很近,他们整天都可看到村民进进出出,可能是他们运气好,对方没发现他们。中午的时候,突然一条狗走到他们身边,他们立刻紧张起来,若果那条狗一叫起来,他们便立刻会被人发觉,那个小竹林根本没有地方躲藏,一被人发现就意味着会立刻被捕,但可幸的是那条狗只是望了他们几眼就走开了,令他们虚惊一场。 胡君他们四人像所有“起锚”者一样,白天必须躲到草丛中去睡觉。白天睡在草丛中滋味真不好受,蚊叮虫咬,蚂蚁周身爬,不久他们全身都又红又肿。第三天中午的时候,他们正在草丛中睡觉的时候,突然被一个7、8岁的小男孩发现了,那男孩一见到他们撒腿就跑,他们知道已经被人发现,立刻转移到别处去。他们刚离开不久,就发觉一小队民兵向他们刚才躲藏的地方走去,幸亏他们转移得快。第三天晚上,他们在山中赶夜路时,突然在路中见到了一只十斤左右重的穿山甲,那家伙一见到人,马上卷成一团,他们很轻易就把它捉到,如果在平时他们就可以发一笔小财,但在逃亡中他们不知如何处理它,最后还是无奈地把它放了。 第四天他们发生了逃亡者在逃亡中最不想发生的事,胡君病了,整个人软软的提不起劲来,昏昏欲睡,感冒很快就传播开来,所有人都有差不多一样的病征,幸亏他们带有感冒药,吃了药加上年轻很快就好了,但毕竟拖慢了进度。这天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就是他们带来的炒面粉,由于爬山时不小心混进了水和药油,发了霉变得很难吃,但这是他们唯一的干粮,难吃也得吃,每天每人都要艰难的把一小团面粉像吃药一样把它咽下去,以维持生命。由于缺粮,有人这时动摇了,提出为了安全不如回去,但大家经过商讨后都认为都走到这里了,后退也是困难重重,不如坚持下去,就这样他们继续走下去了。 由于他们四人中有一个是农民,方向感比较好,白天他们看准了南方的山头,晚上就一直向南走,这样山过山,岭过岭,没有迷路。第四天中午他们在山中遇到一伙衣衫褴褛,疲惫不堪的团伙,大家相遇时不用解释,彼此都知道同是天涯沦落人,都是“起锚”客。那些人情况比他们更差,在山里迷了路乱走了十天,已经弹尽粮绝被迫要回家了。他们为迷途者指明了方向,而迷途者也祝他们一路顺风。第六天的黄昏,那难吃的炒麺也吃完了,这意味着他们也绝粮了,然而这时他们爬上了最后一个山头,看到了大海。上半夜他们以最快的速度下山,在最后跳下公路时,其中一人因为紧张过度而自己的膝盖磕伤了自己的胸部。人还未全部下到公路,又遇到民兵巡逻,又要立刻躲起来,等民兵走过去了,便立刻扑向海边。 他们下海的地方叫小梅沙,白天他们在山上见识过大鹏湾的宽阔,这时拖着又饿又累的身躯到了水边,几天来他们每天都只靠一把炒面和维他命丸维持体力,虽然四人都是游泳高手,但在这样的身体条件下横渡如此宽阔的海峡,谁也没有把握。一阵透心凉的海风吹过来,令到站在水边的“起锚”者不寒而栗,在此生死关头有人胆怯了,提议不如回去。此时退却,则多天来的努力白费,心有不甘,经短暂商讨后,大家决定用绳子把四人的身体连起来,这样一来可在海中互相照顾,二来也可显示四人生死与共,不求同年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日死。四人用泉水把仅有的一鑵炼奶冲开,大家分了喝,喝完就用绳子把四人串在一起,大约每隔3米一个。胡君由于水性最好,所以是串头一个。胡君他们运气好,下水一刻没遇到解放军,他说他所认识的一个人,也是四人一起“起锚”,下海的一刻不幸遇到解放军,其他三人乖乖的作了俘虏,而他所认识的一个不甘心作俘虏,转身跳进了大海,解放军见有人逃走,立刻举枪向海中射击,几下枪声过后,那位同学从此再没在世上出现。 四人用绳子串在一起,在黑夜中迎着风浪向大海游去,在大海中俗语说无风都三尺浪,何况当晚月黑风高,波浪自然很大。四人虽然都会游泳,但在又冷又饿又疲累的情况下,只能缓慢的向前游,由于海峡对岸的灯光很微弱,在风浪中喝了几口海水后,很容易游错方向,如果不是四人连在一起,在风浪中互相支持,互相鼓励,共同修正方向,四人中肯定有人会沉了下去。他们在海里游了两个小时左右,当时已是深夜,突然他们四人全都听到一阵阵凄励的救命声,从发声的距离应是在他们身后20米左右。由于他们四人连在一起头尾相距不过十米左右,经过点算他们四人都安全,喊救命者肯定不是他们,但叫救命者肯定就在他们附近。在漆黑一片的茫茫大海中,他们且自顾不暇,哪有余力救人,况且也看不到遇难者身在何方,在大海中他们四人只能默默的听着那凄厉的救命声越来越弱,直到消失。但说来也奇怪,不知是心理作用还是真的有,胡君他们在整个后半夜,似乎在大海中到处都有人在叫救命。1990年胡君移民美国前夕旧地重游,在当地人的指点下知道那晚横渡的海峡听到救命声的地方有一个别名叫鲨鱼沟。那晚叫救命的遇难者,一个可能是体力不支抽筋,另一个可能就是遭遇到鲨鱼袭击,如果是后者的话,那晚他们四人没被攻击,真是好运极了。 天将黎明时他们离岸不远了,这时他们发觉有一艘中方的炮艇在海中间巡逻,由于离岸只有两百米左右,他们四人便一齐解开身上的绳索,鼓起最后一点力气,每人都以最快的速度向岸边冲去,很快他们就爬上了香港水域的吉澳岛,上岸时他们每人的身上都只有一条短裤,幸亏是在夏日的早上,不过又冷又饿,每个人都在发抖。 爬上香港这边的沙滩,并不意味着就是成功。香港边界当年由于受到文革左的思潮的影响,那里的原住民也分成左,右两派。那些身体虚脱,疲惫不堪兼不明情况的“起锚”者如果不幸落在左派分子手上,他们会千方百计诱骗偷渡客上船,然后把船开回华界去把他们送回中方。等到“起锚”者醒觉时,船已到了海中,很多“起锚”者经历了九死一生后,最后还是无奈的给左派分子押运回来,功败垂成。至于落到右派一方的偷渡者,则成了他们的肉参,亲友要拿钱来赎。胡君他们四人幸亏遇到的是右派,家属通过有势力人士参与,经过讨价还价后以每人500元的赎款放人。 胡君他们四人由于是用一条绳子串着一起浮过大海,所以在以后的几十年人生中结成了生死之交,在生活和工作中他们一样互相扶持,互相鼓励,即使后来有人移民离开了香港,大家的感情并没有因距离的增大而有所疏远。生死一绳牵,在那个年代并不罕有,只要耐心发掘,一定还会有很多真人真事。
2010年12月5日 写于香港
【往事】
永志难忘红树林——“起锚”之五
黄东汉
红树林的红树,是一种生长在浅海滩上的低矮常绿树木,它有着像榕树一样的气根,叶片也很像小叶榕。由于生长在海边,常年经受着海浪的冲击和台风的吹袭,红树一般很少高过2米的,为了抵抗海潮,红树林的红树都是长在一起,众多的红树连成一大片,互相缠绕,形成一道天然的绿色屏障,抵挡着海浪向岸边的冲击。由于每年秋天它会结出一些鲜红的小果,我想这就是它学名叫红树的由来吧。这些小果成熟之后落到海中,随波逐流很快就会在附近生根发芽,所以有红树林的地方都是一大片的。四十年前的深圳后海湾红树林,可不是今天这模样,它东起深圳河口,一路沿着海岸向西蔓延,途经皇岗,福田,大冲,直到湾下。最窄处也有二三十米,最宽处可有一二百米,这连绵一大片的红树林,枝叶茂盛,紧密相连,身处其中,但觉浓荫蔽日,铺天盖地,海天一体,气势雄浑。 红树这种小树,当地人叫它另一个名字“塱树”,由于它成群生长,所以塱树林在沿海滩上就形成了一个特殊完整的生态区。每天潮水的一涨一退,给红树林带来了充足的养份,红树林底下的泥滩生活着多种的浅海生物,有各式各样的鱼、虾、蟹,还有海鳗。由于有充足的食物,所以南来北往的鸟儿也有很多停下来觅食和繁殖。当年我下放的小村,房屋就建在塱树林边上,潮水涨上来的时候,可以看到成群的鱼虾在塱树之间游来游去。潮水一退,很多当地人都会用“连板”下海滩, 捕捉各种遗留在滩涂上的鱼、虾、蟹和海鳗。运气好的时候,一个好手下海滩一次得渔获可卖得十几块钱人民币。在那缺钱少米的年代,红树林的渔获也可为当地人解一解忧困。当地人为了方便出海,在成片的塱树丛中开辟了很多通道。砍下来的塱柴就堆在屋前屋后,塱树由于生活在咸水中,故此盐分很高,刚砍下来时很难燃烧,一般要放在屋外经过一年的雨淋日晒,把盐分冲淡了才可作燃料。在那艰难的年代,塱柴也为当地人提供了不少的温暖。 浓密的塱树丛,就好像“沙家浜”的芦苇一样,都是躲藏人的好地方,人一躲进去,就很难被发现。后海湾的红树林,由于处于边界,因此在那疯狂的年代里,就成了一个特殊的人群——偷渡者最后可以喘息一下的天然屏障,塱树林竟然在那个时代保护过成千上万的逃亡者。 在那疯狂的年代,由于统治者实施错误的治国方针,引起内地人民大量的逃港。香港地处亚热带,海水温暖,除了寒流南下和打台风的几天外,一年有大部份日子适合偷渡,而后海湾是逃亡者最热门的偷渡夜泅点。后海湾最阔处有四公里,最窄处深圳河口有几百米,一般逃亡者容易下海处也有二,三千米阔。如果是白天一个吃饱了的青年,这三,四千米的海面三,四个小时就能横渡,然而逃亡是要夜泅,夜间在大海中随时会迷失方向而乱游,加上逃亡者一般都要经过几天的翻山越岭,有幸才能到达红树林,来到时已是强弩之末。身心极疲累加上恐惧与饥饿,这几千米的海面横渡时间就要加倍,据成功的逃亡者回忆,当年夜渡后海湾平均要六小时左右。如果下半夜才到达海边,估计天明前不能游抵彼岸,人们就会选择躲在红树林里,静待第二天晚上的来临。 据香港政府公布,上世纪七十年代每年成功抵港的非法入境人士约三万多人,那就是每天一百人左右,后海湾是偷渡的热门地点,减去其他地方来的和上半夜抵达随即下海的外,每天白天要躲在红树林的逃亡者有几人至十多人。保守估计,十多年下来,曾经躲藏在红树林里的逃亡者,起码有数万之众。当年如果后海湾没有那一大片红树林,那天亮时将会有很多人在大海中被捞起。当年如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解放军每天用话筒喊喊话,然后向红树林的中部随意开几枪,说不定就会有一两个胆小者以为被发现了而站出来投降。如果军队趁涨潮时带着狼狗乘小舢舨到红树林的中部去搜一搜,肯定每天都会从塱树丛中揪出几个里通外国,投敌叛国的阶级异己份子来。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不知情或有意网开一面他们没这样做,这就让有幸躲进红树林的人得以继续亡命天涯。 那些趁着黑夜越过公路,爬过海堤,于下半夜才滚进红树林的聪明人,一般都会立刻选择一个比较舒适和隐蔽的地方躲起来,从后半夜算起到第二天的晚上,这一躲就要躲十七,八个小时。究竟这一躲滋味如何,据曾身历其境的人回忆说,那是苦不堪言。近海堤的红树林树木高大些,可有两米左右,脚下的泥土也坚硬些,人站在那里比较舒服,但容易给解放军发现。近水一端的树木又太矮,藏不了人。最好是躲在中间地带,那儿的树木有一米五,六高,脚下的泥泞也不太深,弯着腰刚好躲藏一个人。一个人长时间弯着腰站在泥泞里,不能挺起腰,站累了就只能蹲着或直接坐在泥浆上。通常人一躲进红树林就安全了,因为军警和狼狗都害怕泥泞,不会下到泥滩里去抓人。 逃亡者站在泥浆里,夏天日晒雨淋,蚊叮虫咬,那里的咸水蚊个头特别大,叮起人来特别疼,冬天则寒风刺骨。他们来到这里一般都经过几天的长途跋涉,很多都已弹尽粮绝,加上过度惊慌,早已是强弩之末。人躲在这里,一来可以喘息一下,二来可以调整一下恐慌的心态,正确评估一下眼前的形势,准备下一步的行动。白天最难耐是寂寞与饥饿,巴不得时间快点过去,太阳早点下山,大部份人抵达时已饿了一两天了,很少听到逃亡者说到了海边还有余粮的。涨潮的时候水长的齐脖子深,人要一手抓着树枝,一手要紧紧抓紧浮生用具,以免被水冲走,因为那是在大海中用来救命的。成群的鱼虾围着饥饿的身体游来游去,它们也当他们是食物。饥饿的人这时很想用手来捉它们生吃,但很难抓到。每移动一下,泥泞中散发出来的霉味使人欲呕。长时间躲在红树林里是很难忍受的,但逃亡者明白再难忍也要忍下去,一旦站起来就会前功尽弃。好不容易等到夜幕来临,这时逃亡者才怀着恐惧的心情,拖着虚弱的身躯,游向茫茫的大海。他们大多数能成功,因为那时他们大都怀有一颗强烈的奔向自由之心,因为那时他们正年青。红树林保护过逃亡者,但红树林留给逃亡者的苦难记忆却是深刻的,永世难忘。 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超过了三十年,国内人民的生活早已大幅提高,直逼香港,人民可以随意向当局申请护照跟旅行团或自由行来港,“督卒”、“起锚”等大规模的人民偷渡行动早已成为历史,“塱树”——红树林也早已完成了它的特殊的历史使命。今天后海湾的红树林已消失了大部,随着深圳这个城市崛起,人们不断的填海造地,海岸线向前推移了很多。沿海很多地方高楼林立,宽阔的公路把原来属于红树林的地方给挤占了。在沿海只有少数的地方—如深圳湾某些段落,当局还刻意的保留着一小片的红树林,供游客旅游参观。这有幸获得保留的红树林,当局也经过刻意的剪裁,稀稀疏疏的样子,人们只会看到红树林的原生态,一点都看不到可以躲藏人的样子,或者当局这样做别有用心,是想让某些人忘记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事,但能吗? 今天来红树林旅游参观的大多数是来自北方的年轻人,面对稀疏的红树林,他们看到的只是花鸟鱼虾,他们绝没想到当年的红树林会是另一个模样,只有少数年逾六十的老者,那些曾藏身于此者前来观看,则别有一番滋味。往日的逃亡人士,今已垂垂老矣,抽空回来一看,虽然它们早已面目全非,但也能勾起他们对沉痛往事的回忆。 俱往矣!昔日连绵一大片的红树林,你曾经孕育和保护过多少生命,随着城市的发展,你将会慢慢的消失,然而你当初的景象,却永远在某些人的脑海里长存。不知是谁曾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躲在红树林里的苦难,不敢或忘。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卑微的老百姓会以他们的双脚表达人心的向背,今天当局给当年广东人民的大逃亡冠以“非法探亲”,希望可以把这一历史事件轻轻抺去,草草了结,但逃亡却永远都是老百姓对当年没有人性的高压统治的最微弱的反抗,是彻底的背叛。希望今日的当政者永远以人民的福祉为依归,勿让“督卒”、“起锚”等苦难重临人间。永远怀念你---后海湾茂密的红树林!
2011年1月2日 于香港
【往事】
神州北望思故乡——“起锚”之六
黄东汉
1979年以前,每当清明和重阳这两个香港法定的假期前后两周,香港政府都会开放边境的坟场让香港市民前往拜祭亲人。每当这两个节日,前往边境的人很多。在弯弯曲曲窄长的界河梧桐河南边各个大大小小的山坡上,人山人海,一个小小的沙岭坟场,能有几多真正的参拜者,来的人大都是在各个不同时期“起锚”成功的人。其中部分人借此机会来边境拜祭与他们同行的失踪遇难者,更大部分的人是来边界,对当时他们还不能回去,却又梦系魂牵的故国进行“神州北望”。 我校66届高2一个姓曾和66届初3一个姓傅的同学和他们的一个伙伴遇难者,也是我校的同学,因时间太久忘记了他的姓,三个人一起在1973年中“起锚”,千辛万苦下了海,经过一整夜和风浪的搏斗,黎明时筋疲力尽的曾同学掺扶着口吐白沬的傅同学爬上了香港的沙滩,然而他们的同伙却捱不过大海的风波,永远的到龙宫作客去了。从此,每年的清明节,曾、傅两位同学都会到他们上岸的沙滩呼叫他们的同伴,进行海祭。 当年,我在这两天都会与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朋友一起,到边界去进行“神州北望”。在边界向北的山坡上,东一伙,西一伙,三五成群不管在做什么,大家的眼光都是向北。在这两天的边界上,我们很容易就会重遇抵港后失散多时的朋友。在“神州北望”的旅程中,很多的团伙都会带有望远镜,在山上大家互相借用,轮流用望远镜望向边界的另一方。我们多想通过望远镜望得更远的我们曾经生活过的故国山河和熟悉的父老乡亲,然而在望远镜里我们只能看到青翠的田野,破旧的房屋,高高的铁丝网,林立的岗哨和令人触目惊心的大标语。 1976年的中秋节,中国的一位领袖去世了,消息传来,当时香港一位名人刘家杰在电视台时事评论中说“全城悲哀”,马上引起不少人到电视台去抗议,电视台只好马上解雇那位名嘴。那晚我没去电视台抗议,我和我的同伴一起,大家没有悲伤,当时我隐隐约约觉得他的离去中国可能会发生一些改变,我和大家一起高谈阔论,一起喝了大量的啤酒,一直到深夜。那晚我们很多人都做了同一个美梦——回家。然而梦醒了我们还要再等待,这一等就是三年。 1979年初,当时的中国掌权者终于做了一个聪明的决定,特赦了我们这一个数量庞大的人群。我班同学49人,当时有份参与“起锚”的大约有12人左右,成功率90%,以大约1/5人数算,可见人数之多。如果当局不施以浩荡的皇恩,永远的把我们摆在对立的地位,我们回不了家,他们在海外就多了一个数量庞大的反对派,那对将来双方都没有好处。记得1979年5月初,我第一次与朋友一起,胆战心惊的踏上回家之旅,为了怕人认出,我第一次回家是在半夜。当夜与离别十年的父母姐弟在旧居重聚时,真乃百感交杂,天明前离去,难舍难离,当时真恐怕这是唯一相见的机会,真恐怕运动会反复,恐怕不久会对我们秋后算账,更恐怕是一个陷井。初期能回家时我与朋友都尽量争取多回家,并且自己心中有一本账,已回家多少次了,即使将来有反复也可安慰自己,已经回去那么多次了,算了吧! 俱往矣,“起锚”已成为我们这一代人对那个大时代的回忆,随着岁月的消逝,“起锚”的往事已经在我们记忆中越来越模糊,我们这一代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也即将被那些八零后,九零后所取代。今天香港政府为了推行他们的那套“政改”,竟然阴错阳差地借用了我们当年的暗语。一时间社会上到处充满“起锚,起锚!”的声音。我真想问一问曾特首和他的智囊团,你们知不知道“起锚”是我们当年惨痛往事的回忆,现在反复的叫嚷“起锚”,会勾起我们这一代人对悲痛往事的回忆,会令到我们对逼使我们要“起锚”的政权重新恐惧起来,毕竟他们还是同一个政权。在这里我建议香港政府放弃“起锚”这个口号,不妨改用开航、前进或是努力,以免雷同。 关于“起锚”往事的回忆,因时间太久,很多都遗忘了,现只能凭仅有的记忆把他写出来,希望让有缘看到此文的人,知道当年曾经发生过的事。也希望当年“起锚”而来的众多的香港人,不要怕敏感,拿起笔把自己的故事写下来,好让自己的子子孙孙知道当年“起锚”的惨痛,从而令它永不再发生。
2010年10月7日 于香港
【往事】
阿威的“长征”——“起锚”之七
黄东汉
在当年那个迫使大量人民“起锚”、“督卒”、“较脚”、“着草” ——等同逃亡的大时代里,并非所有人都会一走了之的,所有成功的逃亡者都必须具有活跃的思想。在当年的那个时代背景下,一个思想僵化,红毒甚深的人,即使他们不是那个制度的得益者,他们也不会对那个极权制度产生怀疑,进而产生叛逆之心的。时至今天,不少人还通过唱红歌,跳红舞,缅怀昔日豪情。他们中不少人至今还认为,子不应嫌母丑,党和领袖就是父母,做儿女的不管父母变得多坏,都不应叛逃。可昔日的逃亡者,他们大部份都是在当时高压政策下,都能保持有独立的思想,独立的人格和各自远大的理想,他们在强大的宣传机器下,心中并不盲从附和。当时他们都清楚的意识到老头子发疯了,三十六计走为上。 成功的逃亡者还必须具有视死如归,百折不挠的勇气。面对高山大海,重重险阻与追捕,尽管有不少人失败了一两次便偃旗息鼓,但还是有很多人面对失败与困难从不气馁,再接再励,几次三番直到成功或成仁才止。 此外想要成功,除了要有运气及勇气外,还要有清醒的头脑及慎密的心思,要善于从别人及自己的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他们都十分清醒地知道,成功是留给有准备及用脑之人的。 阿威是一个与共和国同龄的人,也是一个成功的“起锚”人士,当年他失败了三次,但他并没有气馁,而是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再接再励,于第四次“起锚”,一举成功。 阿威就是那种具有活跃的思想,百折不挠的勇气及有慎密心思头脑的人。当年的广州,由于“起锚”的人士太多,失败的人也多,这事太普遍了,渐渐地失败者聚在一起互相问候时,都不会文雅的问候对方“起锚”未?而是通俗的说“起了几多版”?阿威就是个起了四版才成功的传奇人士。为什么说他是传奇人物呢?是因为他四次“起锚”中,有两次所用的方法实在太别出心裁令人匪夷所思,叹为观止矣。 阿威的故事应从他爷爷的那一代说起,他本身姓关,关家于解放前在广州可算是名门望族,出名的民族资本家。他爷爷和他的兄弟们在广州和香港经营着“越华”印刷厂,也就是广州大型国企“东方红印刷厂”的前身。这间“越华”印刷厂不但能印纸,也就是印一般的书籍、海报、纸盒,还能进行当时比较先进,技术及设备都要求比较高的版平彩色印铁,为客户印制精美的彩色铁盒,铁鑵。广州的西关区,解放前可是商贾云集,富豪聚居的地方,看过欧阳山的小说《三家巷》的人都以为那儿会有条“三家巷”,其实那儿真的有条“五家巷”,而关家的洋房是那条巷子里最大,最豪华最气派的。不过解放后经过一连串的运动后,阿威自有记忆以来,爷爷的大宅被一家子十几户分成十几个单位,十几房人分几个门口出入,昔日家大业大的盛况已一去不返。由于爷爷是大资本家,他的父亲自然就是太子爷,后来被评为资方代理人,这样的家庭背景,就注定了阿威日后是狗崽子的身份,文革中必然会成为造反派,最后被发配到海南岛去。 阿威由于有家族在科技上及商场上长袖善舞的优良遗传因子,所以人很聪 明很活跃,但绝非调皮捣蛋,1963年他进入了广州23中念初中,当时他的理科成绩特别好,数理化经常名列前茅,课余他还喜欢摆弄无线电,不久自然成了个中好手。 1966年6月初,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而这时阿威刚好初中毕业。当年的23中没有高中部,所以他们那一届的初三毕业生自然的就成了学校的老大哥,在学校中呼风唤雨,也文也武。阿威由于是共和国的同龄人,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接受了党的17年的教育,所以运动一来,他就积极的投身到文革之中,写大字报,破四旧,批斗工作队及牛鬼蛇神与老师,到处都可见到他的身影。 由于他出身于民族资本家的家庭,随着运动的发展,“血统论”一流行,不久他的家被抄了,他也就自动的成了名符其实的狗崽子。然而阿威是个积极向上,不甘被打压的人,家被抄了他并没被吓倒而去做逍遥派,而是与校内外志同道合的人士组合起来,向打压他们的所谓血统好的保皇派反击。由于是狗崽子,所以他必然也自然的成了校内造反派的一员悍将,在文攻武卫中,他参与了不少的抢军火及武斗,理所当然也是长驻学校的一员,在武斗中他们把对方赶走。 1967年8月,文革进行了一年多时,广州中学的造反派——“旗派”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全市中学生的文艺表演团“战歌”,一个类似60年代初全国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带有派性的演出团体。“战歌”到各间中学的造反派中去招考演员时,生性活泼好动的阿威放下武器,考进了战歌表演团的舞蹈队,从此在舞台上以舞蹈的形式继续进行战斗。在“战歌”舞蹈队里,阿威认识了不少的外校音乐奇才,学到了很多音乐舞蹈的知识,培养了这方面终身的兴趣,今日年过六十的他仍是香港知青艺术团的台柱,与此不无有关。 1968年底,毛泽东为了收拾红卫兵运动所造成的残局,把当时在校的六届学生(统称老三届)的绝大部分送去上山下乡。阿威是个狗崽子加造反派,所以升学、留城、参军等自然没有他的份,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到条件艰苦的农村去插队,一条就是到海南岛的军垦农场做兵团战士。由于插队要自己煮饭,而阿威是个好动之人,不喜入厨,喜欢过集体生活,因而选择了到海南岛,他还有两个妹妹,一个选择到广州附近的番禺县石楼区插队,另一个则因两个兄姐已上山下乡,按当时的政策获得留城。 1968年11月初,阿威与几百名来自广州各校的同学一起乘坐红卫客轮经过珠江口,自然也就经过香港和澳门,航行了一日一夜,到了海南岛的海口市。一到海南岛,他被分配到国营龙江农场,也就是农垦兵团4师10团的基建队。由于到海南后几年来一直都搞基建,因此除了在兵团上山开荒大会战的日子里要上山外,其余大多数的时间都可用在基建的学习和研究上。阿威是个聪明及勤奋的人,进了基建队不久,通过自学与钻研,他很快就掌握了当时施工建房的所有程序及技术,他还会看各式各样千变万化的施工图纸,当时的基建队会看施工图纸的人寥寥无几,久而久之他就成了基建队的影子队长,基建队一日不可或缺的人物。曾经试过有别团的基建队因为没人看得懂施工图,要用一个排的人手来交换他。在海南的岁月里,他除了钻研基建的技术外,还继续深造无线电,此外他还自学完成了高中数理化的课程。 在海南的岁月里,虽然生活相当艰苦,但他们当时正年轻力壮,也会从苦中寻找乐趣,这些苦中作乐的片段,几十年后竟成了他难以忘怀的记忆。当时队里有人拥有一支气枪,因此假日打鸟就成了常事,海南岛由于山高林密,各式野鸟很多,他们每出猎一次都收获不菲。此外兵团和附近的少数民族有很多猎人,可经常跟他们一起出猎及购买他们的猎物,在海南的几年中,阿威和他的伙伴吃过不少的山珍野味。 不知什么原因,地处祖国南强的海南岛竟然没有电波干扰,只要你有设备及有胆,很容易收听到海外电台。设备难不倒知青,阿威自小就是这方面的高手,来到基建队不久,他就摆弄好收音机,并在宿舍顶架设了天线,有了天线收听海外电台就更清晰了。室外有天线很容易被人发觉,他们就对外人说那是避雷针,就这样竟也给他们说得过去,其实上头及外人并非愚蠢,他们不予点破,只因大家都有此需要,都希望多知道一点外界的消息。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们最喜欢收听香港电台、美国之音对华广播、莫斯科华语广播。通过收听海外广播,他们知道人类已于1969年登上了月球,知道了不少当时还在进行中的文革内幕,比上级传达前早很多就知道了林彪一伙折戟沉沙于大漠,知道了当时东欧很多人投奔自由,更重要的是,知道了当时的南中国,正发生着大规模的以知青为主角的逃港潮。 1973年中,他们来到海南已快5年了,这时兵团的情况正慢慢的发生变化,那些父母是走资派的人,当父母一被解放,就去参军或上大学,逃离海南岛开荒种橡胶的艰苦第一线,不少成份较好的人也被抽调去当工人或教师,只有像他一样家庭成份不好的人依然继续留下来。为了能离开海南,有些人不惜绞尽脑汁制造假病历搞病退,有些人就通过父母提早退休而回城接班。阿威也想离开海南,走后门参军及上大学是不可能的了,基建队又离不开他,故而其它上调又没有可能。他曾想过搞病退,但他不屑于做假,而且他的身体平日这么好,一旦做假会没人相信。至于顶替父亲,他连想都不想,他父亲是资方人员,在厂里是监管批判的对象,聪明的他又怎会回到父亲的单位,成为在阶级斗争中被打压的一群的接班人。 怎样才能离开海南岛,在偌大的世界里找到自己安身立命之所,找到自己的理想与前途,这时成了阿威日夕思考的问题。通过收听海外电台与回广州探家,他知道了当前正发生着庞大的逃港潮,而且有不少人获得成功,特别是知道同一兵团也有人成功,他想自己的身体素质好,泳技也精,何不也走这条路,到另一个世界去闯一番天地。主意既定,他于1973年中收拾好行李,以探家为由离开了海南4师10团,离开了一起奋斗了几年的伙伴,回广州准备“起锚”去了。这时的阿威也知道若逃港不成,他们将会被冠以投敌叛国的罪名,但他这时的出逃,跟绝大多数的逃亡者一样,没有政治目的,完全是为了个人的前途,直到成功抵港后,呼吸了自由的空气,通过生活及与新闻媒体的接触,才慢慢的明白了他们冒死逃港的行动,就跟当年东欧人民逃往西方,东柏林人跨越柏林围墙一样,都叫做“投奔自由”。 回到广州的阿威,这时也象所有准备“起锚”的人一样,先行作好身体的训练,他知道在当前的情况下,要想偷越国境没有强健的体魄及精湛的泳技是不可能的。白天他每天都要到当时广州仅有的几个泳池去捱池(游长途),一下水就自动自觉不停的游几个小时,他还坚持游冬泳,每当寒流南下时他也坚持下水,借此锻炼自己的体质。他还经常一个人在珠江里游长途,在广州的西村下水,把衣服脱下来用塑料袋包好,用绳索系在身上拖着游去十公里外的石门,早上潮涨时出发,下午潮退时返回。至于为何选择一个人去作此训练,他认为逃亡到最后关头,很多时会变成一个人的行动,多作单兵训练,对将来面对逃亡出现不可预知的困难有好处。阿威本来就会游泳,再经过差不多一年的特训,他已成了“浪里白条”,顶尖的游泳高手,有信心去征服大江大海了。 身体条件准备好了,真正到要“起锚”时,用什么方法,走那条路线不能不详加考虑。如果走大热门的路线,即先走陆路到了后海湾或大鹏湾才下水,那成功的机会只得30%。这时阿威脑袋灵光一闪,一个大胆而新奇,别出心裁而又令人匪夷所思的方法渐渐浮现出来。他想这时已是1974年,若果走别人走过的老路,那拦截必然多,失败机会也就大,自己第一次“起锚”,何不走一条前人没走过的路,若果一旦成功了,也可为后来者开辟一条新路。阿威这时想到的是自己水性高强,只要计算好水流,可在广州附近下水,随着江水游出珠江口,中途只需在岸边躲一天,运气好的话,第二,三晚就可游到香港,他想:既然文革期间广西武斗的尸体都可浮到香港,那一个活生生的游泳高手为何不可以顺着珠江水直接游到香港,如果此路行得通,那将省却很多人力物力与时间,少受很多逃亡的痛苦。也难怪他有如此想法,皆因5年来每次往返海南岛他大都乘船,每次都经过珠江口的香港和澳门,虽然在几十年前,东西方正处于冷战时期,珠江口是军事要塞,加上邻近港澳,为防止人民逃亡,每当客轮经过珠江口时,船员都会把乘客赶回船舱里,连窗户都要关上,不准乘客窥视。但越严禁越神秘就越引起人们的好奇,每当船过珠江口,有心人阿威总是会想办法望个够,出入的次数多了,他对珠江口的情势就了然于胸,珠江口有几座灯塔,哪儿是香港他都十分清楚。他想从广州到香港区区几十浬水路难不倒我。 逃亡者为上路而准备干粮通常都是件令人头痛的事,大多数“起锚”者都是用油及糖混入通过走后门买来的面粉一起炒熟,再装进塑料袋带上路,肚饿时吃一把。而阿威则别出心裁地把买来的盲公饼(一种炒米饼)用塑料纸包成3寸X4寸X1寸的几包,有点类似今天某些食品的真空独立包装处理。这样有计划的一天吃一包,可以保证未来几天不会饿肚,这个方法在当时逃亡者中,也是一大发明创造。 一切准备就绪,1974年新历5月初,阿威单枪匹马出发了,他先行到了他妹妹下乡插队的地方——番禺县石楼区的一条村,那地方离珠江不远。5月3 号晚吃过晚饭,阿威就带着装备,包括他的发明创造在众目睽睽之下向江边走去,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一次“起锚”。那地方离香港那么远,所有人都以为他饭后到江边冲凉而已,没有人料到这位“浪里白条”竟然会从他们那里下水,游泳到香港。5月3日这个日子对阿威来说是个一生都不会忘记的大日子,这一天除了是他第一次冲向自由世界的纪念日之外,还是后来他太太的生日。 说起他的婚姻,阿威无限感慨地说,他与太太是街坊,从小青梅竹马感情很好,他太太由于家庭成份好可以留城,由于两家人成份差距这么远,所以他岳父母原先是反对这门亲事的,尤其是当阿威失败了三次,做了投敌叛国份子之后更甚。阿威1975年成功了,但从此天各一方,他岳父母还是反对的,直到八十年代改革开放,而这时阿威在学业及事业上已略有成就,才同意把女儿嫁给他。 那晚月色很暗,阿威一下水就游向江中心,以免近岸游容易被人发现。江中水流很急,所幸在内河中风浪还不算很大,在黑暗与湍急的河水中,他只能望着两岸稀疏的灯火前游。那时夜间航行的船只很少,但也偶有船只经过,每当听到马达声临近,他还要随时离开主航道,经过的船只掀起的浪头令他呛了不少水。尽管他曾在内河游了很多次,但那是在日间,这时他才慢慢的体会到夜游的恐怖,尤其是游到半夜人开始感到疲倦时。这时他开始后悔单枪匹马上路了,如果这时有人作伴,也会胆壮很多。黑夜在江中漂流,他心中最害怕遇到旋涡与传说中淹死在江河中而要找替身的水鬼。每当一想及这些,或每当身体接触到水里漂浮的垃圾或水浮莲,他心中都会一惊,以为是那些脏东西,如果这时有个伴多好,即使到了龙宫作客也不愁寂寞。游到后半夜,人又冷又累又恐慌,这时已不知漂流了多远,每当河流拐弯而稍接近河岸时,他都不止一次想爬上岸去结束这次恐怖的行程。但一想到开弓便没有回头箭,这时已不知漂到什么地方了,如果就此上岸,那肯定白天一定会给逮住,他不甘心就此戴上投敌叛国的帽子,所以咬紧牙关继续坚持下去。5月初的夜晚江水还很凉,普通人这时浸在凉浸浸的江水里时间一长肯定受不了,但阿威是一直坚持游冬泳游过来的,这时他还可以顺着江水迅速地向珠江口前进。但他下水的地方实在离香港太远了,半夜过后训练有素体质强壮的他也不禁冷得发抖,这时他也只能靠奔向自由的意志来坚持,也只能象其它人一样喃喃自语“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天亮的时候潮涨了,漂流了一晚的阿威这时刚好漂到了珠江口的下横档岛,即今天虎门大桥下的小岛。过了这个小岛就是珠江口外的伶仃洋,再出就是香港或太平洋了,由于白天不能游,故而阿威按照原订计划爬上下横档岛躲起来,这一晚阿威竟奇迹般的单独漂流了三十多公里。 上岸后的阿威马上穿上随身带来的衣服,这时天已大亮,第一次“起锚”的他欠缺经验,全然没有意识到这时应该第一时间爬到山上找个隐密的地方躲起来,而是停留在岸边。大约上午8时左右,他正在岸边东张西望时,突然与一个上岛取水做饭的渔民相遇,对方一见到他就立即慌慌张张地离去,他还不知将会大祸临头。大约早上十点左右,躲在岛上的阿威突然发现,从东莞方向驶来了十几条舢舨,把个蕞尔小岛围个密不透风。大批持枪民兵很快就占满了整个小岛,他们一边高喊:投降不杀!交枪不杀!一边四处搜索,很快在十几枝三八大盖的枪口下,躲在草丛中的阿威抖抖索索的站起来。抓到他的民兵对他高声喝问:武器在哪儿?电台在哪儿?快艇在哪儿?吓坏了的阿威这时才知道那个发现他的人,把他当成从外面潜回来的美蒋特务。阿威这时只好结结巴巴的向他们解释自己只是偷渡,而不是什么美蒋特务。这也难怪那些人,下横档岛处于珠江口,正对着虎门炮台,在冷战时代自然是军事禁区,平日除了当地的渔民会上岸取水外,没有外人踏足,加上离香港还远,还隔了一个伶仃洋,除了坐船,从来没有人经那儿游水去香港的。百多个民兵把个巴掌大的小岛翻了个遍,都没有找到枪枝弹药与电台,便只好将信将疑的给这个嫌疑犯戴上手铐,押送到东莞收容所去,阿威第一次起锚便这样失败了。 被当作嫌疑潜回来搞破坏的美蒋特务,他先被押送到东莞太平镇的拘留所,在那里他先被进行初步简单的审讯。盘问他的人左看右看都觉得阿威无论如何都不象美蒋特务,是个彻头彻尾的偷渡客,只是奇怪他为何会用如此怪诞的方法,徒手经如此长距离从番禺游来。经过初步审讯后,傍晚他被转送到樟木头收容所。 阿威第一次失手,但他也知道要报流(报假名,假下乡地址),他知道如若用自己的真实姓名与下放单位,那他将会被押回海南兵团农场,在那儿一个投敌叛国者会有什么样的遭遇他是知道的,前车之鉴有很多。他这次报流报的是下放佛山地区的一个知青,因为他从“起锚”的一群中收到消息,佛山收容所较有人情味,较容易走脱。 在樟木头收容所里,一个小小的房间关了几十个人,新来的阿威自然要坐到靠近马桶的地方,但他全不理会,那一晚他整晚都很兴奋,能与那么多志同道合的人关在一起,他觉得这也是个取经的好机会。那一晚他整晚都没睡,整晚都在听别人的经历和对别人讲述自己的故事,当同仓的犯人听到他的迹近疯狂的方法时,大都感到难以置信。也算阿威交上好运,只在樟木头收容所关了一晚,第二天刚好有车要转解犯人到广州,就把他送走了,令他少吃了不少苦。 在广州沙河收容所里,阿威与所有人一样,吃三两米和睡在木板上,跟樟木头收容所一样,所有的收容所都是学习和取经的好地方,是“起锚”与“督卒”的社会大学,是“较脚”与“着草”的大熔炉,阿威的故事同样的令人惊讶。阿威在广州收容所只关了两天,原因是他刚来不久,收容所的广播系统坏了没人修,管教们便在犯人中找电工帮助修理,阿威在海南时搞广播器材就是个高手,这时他便自告奋勇帮手修理。很快他便把收容所的广播系统修好,他所获得的报酬就是可以好好的饱餐一顿和尽快把他解走。果然第三天早上,就有车来把他和十几人一起转解到佛山收容站去。 合该这十几人交上好运,佛山收容所果真对逃亡者来说是个好地方,由于佛山拘留所不是主要的拘留所,整个收容所只有几间空房子,接收他们时只有一个工作人员。那个接收大员办妥一应接收手续后,等到押送人员一离开,就马上对他们说,我现在要出外办点事,你们千万不要离开!说完把门虚掩一下就走了。那个工作人员这样做,无非叫那些投敌叛国者快快逃走。阿威见此情境,反应最快,等那人稍微走远,便立即拉开大门,第一个闪身走出了佛山收容所,其他人也就一个跟着一个全都逃离了。这件事情也说明了当时的南中国并非都是铁板一块,并非所有人都认为“督卒”、“起锚”就是投敌叛国,很多人对他们还是很有同情心,很有人情味的。这也难怪,当时有那么多的家庭有子女上山下乡,而这些上山下乡的子女又有那么多人“起锚”。阿威逃出了佛山收容所后,当天晚上便回到广州的家中,父母此时见到他,知道他行动失败了,但能平安归来也觉安慰,就这样阿威第一次“起锚”由出发到归还,前后不过七天就完结了。 逃回家的阿威惊魂甫定,思前想后觉得已洗湿了头,这辈子唯有一直“起锚”下去了,如果此时放弃,则回海南后不知以后的日子如何过下去。他此时一边总结经验,一边为第二次“起锚”做准备,他觉得第一次单枪匹马实在太危险了,第二次无论如何也要找个伴。回来后过了几天,一个同兵团的长期倒流广州的潘姓场友来找他,大家都知道,同是一齐下放海南而又长期倒流广州,目的不外都是要逃到香港,双方见面后不消多说,一拍即合。从此两人经常在家中密谋,准备东山再起。阿威与潘君两人都是游泳高手,他一直都觉得第一次的方法应该行得通,只是自己欠缺了一点运气而已,如果没有被捕,以自己的能力坚信一定可以第二晚可游过伶仃洋,直接游到香港去。两人此后经常在家中对着地图,进行反复认真的计算与论证,最后一致决定,两人一齐沿着阿威游过的水路再游一次。 一个月后,1974年6月初,阿威起了第二版,这次他与潘君一起上路。白天他们先到番禺石楼阿威的妹妹那儿,吃过晚饭入夜后,两人算准了时间,便施施然的带齐装备向江边走去,路上同样遇到人,但和上次一样,因为距离太远,加上时已6月天气很热,看到他们下水的人都以为这两个广州仔是在此消暑游泳而已。阿威因为这条水路不久前已游过一次,而6月夜晚的水温又比5月高,游起来已不觉寒意,加上有一个人作伴,阿威已没有第一次单打独斗的紧张与恐惧,他心想,第一次一个人都能游到下横档岛,这次两个人可互相支持与鼓励,就更加可以游到。相反潘君虽然水性高强,但第一次晚间作如此长途的游泳,难免有些紧张与恐慌,幸亏沿途有阿威对他进行解说与鼓励。那晚江水很急,人就算不动一秒钟也被冲走几公尺,伟大领袖70几岁高龄还能畅游长江,说穿了原来就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那晚在江中,他俩象两条浪里蛟龙一样,彼此追逐,乘风破浪快速前进,很快天明前他们就游到了正处于珠江口的下横档岛。 有了第一版失败的教训,一上岛他们就立即爬到岛上的高处,并且找个草木繁茂的地方躲起来。这一躲对他俩来说竟也是个新考验,火热的太阳直晒下来,草丛中的各种昆虫与蚂蚁周身爬,弄得人周身痒,觉得不舒服时又不能走出来,下横档岛很矮,岸边的山比它高很多,人一离开草丛很容易被人发现,短时间还好,但他们是要躲一整天,其中苦况,凡是躲过的人都清楚。白天他们躲在草丛中虽然很不舒服,但总算肢体获得休息,吃过随身带来的干粮后,两人在草丛中假寐了一下,一到傍晚又要准备下水了。 学过物理的都知道,潮水每天涨退两次,一天廿四小时,也就是说水流每6小时方向改变一次,加上有半小时左右的平流,故每次顺流的时间只有5个半小时,他俩天一黑就马上走到岸边,密切观察水流的方向,一俟退潮就马上下水。那晚夜很深了水流才向大海的方向流去,夜深了他们才能下水,真是人算不如天算,结果是第二晚他们当然不能游到香港去。珠江一出了虎门,地势突然开阔了很多,流速自然也减慢了很多,不久天亮了他们才游到珠江口外的一个叫福永浅海滩涂上,离香港还隔了一个伶仃洋,白天不能游,结果他俩只好站在海滩里的蚝田中。 那天不是初一或十五或邻近的日子,水流不大海床没有放干,故而白天没有蚝民下滩涂作业,如果有蚝民出来作业的话,那陷在福永蚝田的两人很快就会被捕。两人站在浅海泥淖中,双腿陷到齐膝深,旁边就是锋利的蚝块,稍一移动都会被割伤。蚝民下海作业都会戴一种特别的竹帽以防日晒,他俩什么都没有只能直直的站在浅水中,让猛烈的太阳晒了一整天。身边四处都是水,但都不能喝,两人只能忍着口喝硬吞干粮以充饥。岸上不是没有人看到他俩,而是没人愿意走那么远下来捉他们,反正那儿离香港还远,从那儿游去香港不是葬身大海就是在前边被捕。他俩站在浅海水中,一心以为即将被捕,但从天亮等到太阳下山,都不见有人来捉他们。天黑了水渐渐地涨上来,夜深了水又开始退了,这时他俩才开始慢慢的移动身躯,到深水区才再向伶仃洋游去。 在大海中游泳,滋味可不同于内河,海洋特别是近河口的地区通常无风都会三尺浪,何况是晚上风浪更大,两个游泳高手在风浪中也呛了不少咸咸的海水,然而他俩都对自己充满信心,在风浪中顽强的向自己心中的目的地游啊游。然而目的地是那样遥远,海洋的洋流又是那末混乱,他俩在珠江口外的洋面上拼搏了几个小时,这时天亮了,他们才游到大铲岛对开的海面上。大白天了他们前不靠岸,下不着地的在海中漂浮,这时,一艘渔船发现了他们,并向他们驶过来,一个船主模样的人站在船边问他们是否偷渡到香港?香港有什么亲人?阿威他们这时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事后也觉得自己很蠢。他们看到南方天边有一地平线,以为那就是香港,认为凭自己的实力可自行游到,可省去给船主的一大笔钱。另外最主要一点是他们还在大陆水域,恐怕那渔船是大陆方面的,是把他们骗上船的。此时阿威对船主说:他俩不是偷渡,是来玩水的。那船主明知他们说谎,见他们不肯上船,无奈只好驶走。事后他俩觉得真笨,那渔船很有可能是香港方面的,再想深一层,花点钱总比失去生命来得化算,付出的金钱日后可加倍赚回来。一念之差,机会对他俩来说稍纵即逝,过后他俩追悔莫及。大白天他们还在海中漂浮,不久一艘真正属于大陆的出口船驶过发现了他们,船上的人喝令要他俩爬上船,他们不愿,船上的水手就用长竹竿打他们,结果他俩只好十分不甘心地爬上船来,阿威就此结束更加惊心动魄的第二版“起锚”。 什么叫暗无天日,阿威这次有机会尝试到了。他俩一爬上船,船员们就把他们赶下一个货仓,随即把铁盖盖上,货仓里立即漆黑一片,湿漉漉的两人坐在冰凉的仓板上,在黑暗中开始咀咒自己刚才的愚蠢。大约过了几个小时船靠了岸,一会儿几个人打开仓盖,把他俩押到东莞收容所去。 第二版失败,阿威又回到了逃亡者的“大学堂”,只是这次他没有上次那么幸运,他先在东莞拘留所关了几天,再转送樟木头拘留所,后再转送惠州拘留所,每处都要住上几天,由于这次被捕他用回自己的真实姓名,他将要被押回海南岛,所以阿威和上次一样最后被押到广州沙河的拘留所。上次他报流加上好运,所以很快就给放了出来,由于自报海南的逃亡人士不多,当局要集齐足够人数后才一并用船起解,故此阿威在广州沙河的拘留所里一待就待了十多天。总计第二版失手,阿威在几所“大学”里辗转被关了一个月左右。阿威在这一个月的生活里,虽然学到了很多关于逃亡的知识,吸收了很多别人的经验,然而“大学”的日子不是那么好过的,环境的挤迫与脏污,加上每顿不足4两米引起的饥饿,一个月下来阿威自动瘦了一圈。 1974年7月中,阿威与几十人,两人共享一副手铐一齐乘船被押回海南岛。这次他虽然没有报流,但他依然报错单位,他本是4 师十团的人,他却报是附近的金波农场9团的。因为他知道金波农场9团从来对捉回来的人特别有人情味,而自己过去在搞基建时帮过9团,在9团有很多老友,如果将自己送到9团,较有机会走脱,而若回到龙江农场10团,那自己将要成为阶级斗争的靶子。押送人员把他押到金波农场9团团部,办妥移交手续离开后,9团的人马上把他放了,一场相识都是老朋友,不少的人还敬佩他有这个勇气。在金波农场9团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9团的老友为他筹措了金钱和证明,他就马上离开9团,并立即马不停蹄的乘车乘船逃回广州。 逃回广州之后,他开始思考自己前两版失败的原因,他总结出人类是可以从广州附近游到香港去的,但要有很多条件支持,包括中途不能被捕和白天都能游才可以,象他们这样只靠在黑夜逃亡跟本不可以,尸体漂流到香港是要很长时间的。经过两次试验,尤其是第二次在珠江口外的漂流,使得阿威终于打消了长距离游到香港的念头。虽然游泳不可以,但乘船可以,阿威在各间拘留所里知道有很多珠江三角洲的农民乘坐一种狭长的小艇,几个人合力一个晚上就可划到香港。阿威很熟悉珠江口,尤其经过第二次长游,所以他的第三版还是选择从珠江口突破,这样不用长途跋涉而又快捷,不过这次再不是长游,而是划艇(乘船)。这样做首先要结成小团伙,最好是4—5人,因为珠江三角洲的那种小艇,最适合坐4—5人,人太多了不行。 方案一想好,他便立即付绪行动,从海南一回来,他除了立即恢复体能训练外,同时筹组他的那个逃港小团伙。很快他的小团伙就组成了,可见当年中国南方人民反抗极左路线的逃亡之风是多么的猖盛。他的小团伙共有5人,两个是知青,一个是广州郊区黄埔区的青年农民,两个广州市的工人,阿威与三个广州籍的青年原是从小玩到大的街坊,一谈到要去香港大家一拍即合,连那两个成份好可以留城的同伴一听到他将会去香港,也甘愿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广州工人的身份,不怕失败后被押回厂里的批斗,也要跟他一齐走。就这样几个人经常聚首一起商讨研究,又经常一齐出外侦察了解情况,由于逃亡的方法是由阿威提出,珠江口一带的地形他最熟悉,将来行动时将会由他来带路,渐渐地这个团伙便由阿威来指挥,阿威这时便显露出他的领袖才质,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日后他能成为老板,至今还是一间大公司的总经理的原因。 经过一段颇长时期的密谋及侦察,天气开始转凉了,这个小组终于行动了,阿威开始了他的第三版“起锚”。1974年10月底的一天早上,他们五人一齐来到市郊黄埔的珠江边,那时黄埔区还未进化成城市,还是农村地方,很多地方长满野草,那段时间,每天都有不少的外地农民撑着那种流行于珠三角的窄而长的木艇来这儿割草,令到他们可以随意选一艘来偷。很快他们就得了手,他们选中了一艘有船蓬的,乘船主人上岸割草时,两人跳上小艇立即向对岸番禺的南沙划去,其余三人立刻乘车及又乘船向预先约定的地方赶去,合该那农民倒霉,他正割着草,忽然间就不见了自己的船。阿威三人带着必需品赶到南沙预先约定隐蔽的小河涌时,发现那艘小艇柴米油盐俱全,还有虾米与咸鱼,还有一顶船上睡觉用的蚊帐,可怜那个农民损失不菲。那条木艇起码值二,三百元,如果不是祖上留传下来,那个农民那时要白干几年了。这班偷船者这时也隐隐觉得,偷了别人这么贵重赖以为生的船,那人回到生产队不知如何交待,有点于心不忍,有点不那么仁义道德,然而却又想到,大家都已逼上梁山,顾不得这么多了,尤其是阿威,都已起两版了,唯有成功抵港后对社会多作贡献,以作救赎吧。 偷到船后等到晚上大约8时多,他们就出发了,两人用该艇原来的桨划,其它人就用检来的木板当桨划,5个人一齐用力,小艇速度很快。由于划艇比游泳快很多,顺着退潮天一黑就起行。阿威是这条水路的识途老马了,故此沿途都由他作领航,半夜刚过,他们就出了珠江口。一出珠江口但见波涛滚滚,巨浪滔天,风狂雨大,原来他们这时正好遇上台风,一个强大的台风正向珠江口扑来。那时信息不发达,他们几个家中都没有收音机,出发前根本就不知将有一个台风来袭,还有最根本一点就是那船不是自己的,是偷来的,什么时候偷到就什么时候出发,半点不由人,也许是上天惩罚他们吧,让他们一出珠江口就遇上台风。那种窄长的小艇只适合在内河行驶,这时在狂风大浪中几欲翻沉,眼看大家就要葬身大海之际,阿威突然看到一个灯塔就在附近。他进出过珠江口多次,知道灯塔是为往来航船标示航道的,灯塔旁边往往会有礁石,他认得这个灯塔和那块礁石,便指挥大家于危难中奋力向那礁石划去,终于他们在狂风大浪中爬上那礁石,并且合力把小艇也抬上去并藏起来,一行人暂时脱离危险。 阿威在海南岛也见识过台风,海南岛也是台风常常光顾的地区,台风来时风雨大作,山洪暴发,但他们大多都待在房屋里,躺在被窝中,而今他们却是在比海平面稍高一点的礁石上迎抗台风。离礁石不远就是灯塔,距离近到连灯塔上的人说话声都可听到,故此他们只能在背着灯塔的一面躲起来。幸亏那礁石比较高,狂风涌起的大浪淹不到他们,虽然淹不死,但狂风大雨中躲在礁石中险象环生,没有躲雨的地方,倾盆大雨之下全身早已湿透,当强烈的阵风吹袭时,几欲将人吹到海里,这时人要一手紧握岩石,一手还要紧紧抓住小木艇,不能让风吹到海里去,因为那条船是他们5人希望所在,生命所在。小木艇上虽有柴米油盐及咸鱼虾米等食物,但此刻他们全然用不着,他们又冷又饿又疲累,随时还会被卷进大海里,在大海中礁石上连呼叫救命也不能和不敢,唯有大家互相支持,互相鼓励。这样的狂风暴雨他们经受的不是一小时,两小时,而是两天两夜,就这样两天两夜的暴风雨,淋不熄这群人心中向往自由之火,吹不散这群人对美好将来的憧憬,礁石上的这两天,是他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风雨考验,终生难忘,试问在后来的人生中,还有什么风浪他们捱不过。终于他们挺过来了,出发的第三个晚上,台风过去了,海面稍为平静了一些,筋疲力尽的他们又要用他们的生命与大海赌多一次。同样是因为台风的到来,渔船都没有出现,他们又避开了被发现,当风浪稍为减弱,又抓紧机会继续前进。 乘着黑夜5人合力把小艇弄到海里,然后再用仅余的体力拚命向东南方划去,他们不能等到风浪完全平息,必须今夜趁早离开,否则明日天亮风平浪静之时他们的小舟将会大白于海上。那晚在阿威的领航下他们拚命的划,已经看到远远的天边有很亮的光,阿威估计那光亮处就是香港。然而不管他们如何努力,他们总觉得离香港越来越远,原因是强大的台风虽然已过,但风尾仍在,海面上此时正吹着5级左右的东南风,刚好是他们的顶头风,加上不久遇上涨潮。他们拚搏了一夜,小舟在风浪中几欲翻覆,这一晚他们终于领略到大自然的威力,终于知道人力不能胜天,眼看着5盏明亮的水银灯越来越暗,不久天亮了,他们不但到不了香港,而且更被顶头风与强大的海流带到了伶仃洋中的外伶仃岛。不久小艇靠上了石滩,死里逃生,筋疲力竭的他们望着遥远的东南方,收拾好船上的物品,垂头丧气的爬上岛上的石堆。天刚发亮,他们就遇到了前来迎接的解放军,原来外伶仃岛在那时是个军事要塞,岛上有很多驻军,他们还未靠岸就被驻军发现。有个军官风趣的对他们说,你们有幸有不幸,不幸是遇到我们,你们被捕了,有幸的是你们检回了一条命,如果你们不在这里上岸,再漂过去一点点你们就会漂到太平洋去了,以你们这种小船你们肯定会去喂鲨鱼。 由于外伶仃岛属珠海县,故此他们和属于他们的物品一起很快就被押送到珠海收容所去,那些本来就是偷来的米油咸鱼等食品及蚊帐只能希望能一起带进牢房,能在里面享用吧。由于他们5人是一个团体,一齐被关在一起,而其它逃亡者多是跑单帮,顶多二人转,因此阿威这个大团伙在牢房里可横行霸道,只有他们欺负人家,没有人敢对抗他们,从一进房开始他们5人就占据了近门窗的好位置,其它人都只好敢怒不敢言,不过他们带来的好东西自然进不了牢房。他们称霸的时间只有几天,几天后两个广州工人与那黄埔区农民转押回广州沙河拘留所,而阿威是三进宫了,事前先作好了准备,他知道新会区某一公社对逃港不成被解回的知青很宽松,属于那公社的知青一被解回社部就可自行回家,于是三进宫的他这次便报流报到新会县的那个公社,果然他先被送到江门拘留所,最后送抵新会拘留所。 阿威自第一天被送到新会收容所,就发觉这间收容所无论从设施或管理制度,都有空子可钻,都有机会逃走,关键是你有没有这胆。他知道如果自己乖乖的待在这里,等挨过收容所的再教育后会被放归,但他一天也不想,更何况按正常程序一个起过三版的积犯起码要关一个月,收容所里的日子一天也难捱。阿威是个有理想,更有勇气的人,在当年无产阶级专政下,那些叛国投敌者一旦被抓,几乎全都规规矩矩,逃狱的事绝无仅有,之所以说阿威是个传奇人物,就因他除了“起锚”的方法别出心裁外,还因他有勇气,被捕后还敢逃跑,而且是光天化日的跑,光天化日之下挑战无产阶级专政。这时的阿威心想,我连国境都敢越,何在乎一个小小的收容所,只要计划精确就有机会。被收进新会收容所的当天,他看到了破绽便即想好方法,暗下决心第二天一早逃跑。 那时的新会收容所建在近郊的一条小河涌边,只要出了门口拐个弯跑过一段空地就可进入县城,由于建所以来未曾发生过逃跑事件,每天早上收容所的管教们为了节省用水,都会把收容所里所收押的犯人赶到涌边洗脸,而他们只是垫后。阿威计算过只要争取到排头位,那些管教要等到全部人犯出齐才出来,自己完全有把握利用这时间差避过管教的眼睛跑到县城去。果然第二天一早,阿威排在头位,出了门乘管教还未出来,转了弯就迅速向县城跑去,同排在前头的人见到,虽然自己不敢跑,但也希望别人走得脱,没有一个人出声,等到管教们出来时,阿威已跑到县城大街去了,而门口的管教们此时还不知跑了一个。 也合该阿威还有牢狱之灾,他在大街上急步行走,满以为已经成功时,不料与几个正要去收容所上班的管教碰个正着。阿威由于左耳发炎,在收容所里涂过药水,这一特征被其中一个管教看到,那管教突然大叫一声:这不就是烂耳的那个!阿威见到被人认出,立即拔腿就逃,那几个管教见到收容所竟然有人走脱,立即在后穷追,于是一场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追逐战在新会县城展开了。一方是为了逃命,另一方是为了立功,自然是逃命比立功重要,追逐的结果是相方很快便拉开了距离。阿威比那些管教年轻一些,按奔跑的速度与耐力正常情况下应该可以走脱,但他偏偏遇上这几个根正苗红,责任心重,志在立功的管教,他们虽然远远堕后,但绝不放弃,仍穷追不舍,并且还分散包抄。被追了一个多小时,他们跑过了整个县城,跑进了山区,在山路上跑着跑着,阿威突然发觉前无去路,山边有个不知什么时候修建的防空洞,后面还有追兵,情急之下便一头钻了进去。那个紧追他的管教追到此处突然不见了他,估计他躲在防空洞里,便把几个洞口的门都锁上,然后回去找人帮手。可怜的阿威这时被关在洞里,等那人走远了便在里面想法子打开门,但无论用何方法,几个铁门都归然不动。 那防空洞不大,光线很幽暗,洞底有一泓约一米深的积水,水温很低,阿威在洞里正万分焦急时,突然听到有人开门的声音,知道那管教去找援兵回来了,他无路可逃情急之下便一头钻进那泓冷水里,只把鼻孔露出水面。那几个管教进来后在手电筒的照射下,他们发现了他露出水面的鼻孔,那几个人先不动声息,跟阿威玩起猫戏老鼠的游戏。几个人蹲在水边,用手试过水温,发觉水温很低,便决定让阿威再多浸一会,等他们觉得等够了,其中一人才在水边用手把冷水滴向阿威的鼻孔,这下阿威再也憋不住了,他只好站起来,他站起来之后,老鼠和猫都相互大笑起来。 阿威这时看到其中有个管教有枪,这下便不敢再逃了,他乖乖的跟他们出了洞,正常情况之下,一个罪犯逃狱,连累这么多人追了他这么长时间,一旦被捉到在那个无法无天的年代,大多会被揍一顿。那时是11月初冬,那洞里的长年积水实在太冷了,而阿威又浸泡得太久了,出来后身体一直发抖,而聪明的阿威这时知道需要扮可怜,更加抖个不停,那几个管教本欲揍他,这时也动了恻隐之心,没有打他,还叫他在中午的阳光下晒了一会太阳,直到他不那么抖了,才把他押回去。然而一个叛国者被捕后还要逃跑,是属于死不悔改的一类,是必须要严惩的,更需要杀一警百,以儆效尤。管教们先把他单独囚禁,为了把他和其它人容易区别开来,把阿威的一头好髲剪个乱七八糟,为了防止他再次逃跑,为阿威戴上了十几斤重的脚镣,还把他双手也铐上了,并且取消了他每天的放风。由于阿威每天要吃饭和大小便,经常要劳驾管教为他打开手铐,故此为免麻烦手铐戴了几天就免除了,因为他跑得快,所以逃跑的双腿则不能放开,那十几斤重的铁脚镣一直戴到他开释的那天。饥饿与独囚的寂寞时间是很难过的,阿威这时失去了与人沟通及学习的机会,但这样的折磨反而加强了阿威要逃出这个铁幕的决心,牢房及铁镣锁得住他的身体,却锁不住他要飞向自由之心。 在新会收容所被独囚了二十几天后,阿威也享受到浩荡的皇恩,他被领出了囚室及打开了脚镣,与十多人一起被转押到他所报流的新会县那个公社。果如所传那样公社的干部接收了他们后,也没有人管他们,这样十多个真假那个社的插队知青便一齐自行离去,就这样阿威再一次被打开玉笼飞彩凤,脱却金锁走蛟龙,再一次被放虎归山。 阿威回到家中,这时已是1974年12月,香港政府已开始实施抵垒政策,逃亡者要进入香港市区才算成功,难度加大了。经过三次从熟悉的珠江口逃亡失败后,他开始反思是否要改变“起锚”的路线和方法,他所认识的朋友,在各个收容所听到的故事,其中大多数成功的例子都是走陆路,翻山越岭先抵达大鹏湾或后海湾,然后夜泅渡过海湾,这是当年“起锚”的传统大热门路线,虽然走这条路线成功机会只有30%,但毕竟也有很多人是这样成功的。从珠江口三次杀羽而归后,[阿威]痛定思痛,思虑再三,最后决定他的第四版“起锚”也要走传统的热门的,但也相当艰难险阻的路线,而放弃已走了三次但都不成功的水路。 为了应付新的环境新的挑战,回家后,阿威稍事休息后,便立即进行其起第四版的准备。他恢复每天正常的体训,上午跑步与爬山,下午练水,此外还经常与朋友一起密谈,收集关于偷渡东线陆路的情报及寻找新的伙伴,以及准备必要的物资。不久经过他小学同学的穿针引线,他与一个麦君(绰号“西瓜酸”)结成了新的“起锚”团伙。“西瓜酸”与他一样都是与共和国同龄,是广州一中的老三届,只是他家庭成份好故此不用上山下乡,被分配到广州木材厂当了一名普通工人。当年广州“起锚”风很盛,参与者除了以知青为主外,还有很多分配到工厂的年青工人,那些有幸进了工厂的为何还要“起锚”,皆因那时厂里的年轻人是做又三十六,唔做也是三十六,除了没有在农村那样艰苦外,对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来说,香港这个自由世界实在有莫大的吸引力。就这样一个“红五类”,一个“黑七类”,一个工人与一个知青,经过多次的密谋及长时间的准备后,于1975年6月初,他俩出发了。 他俩带齐必需品,早上用假证明买了到河源县的长途汽车票,傍晚到了河源县,随即用假证明入住旅馆。河源县地处惠州之北,离封锁线还远,他俩事前做足功课,知道河源县检查不严。在旅馆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继续用那张假证明买了两张到惠州的船票,他俩收到消息这样走法可平安避过检查抵达惠州,果然乘了差不多一天的船,于下午6点左右毫无阻挠安全抵达惠州码头。一上岸他们立即顺着广汕公路向着东面汕头方向行走,他们这样做是假扮当地的知青回到下乡地点,香港在惠州南面,如果白天在公路上向南行,很容易被当作偷渡而遭到盘查,在公路上向汕头方向走则不会遭致盘查。他俩在公路上向东行直到晚上9点左右,看到四处无人,才即乘着夜色窜上附近的山头,并立即改变方向,向着南方的香港潜行。 当年红军为了生存举行了震惊中外历时一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而当年的阿威为自由而进行的第四版“起锚”由于初走陆路经验不足,竟然要走廿五天,是我采访过走这段路程需时最长的一位,地图直线移动才不过约100公里,不过也算是阿威人生中的一次难忘的长征。红军当年长征要爬雪山,过草地,阿威等知青亦要爬高山,过大海。红军当年长征有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但当年阿威等逃亡者同样会陷入了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每一条村庄,每一条公路对他们来说都是一道防线。当年的红军长征中要吃野菜,草根与树皮,而阿威等逃亡人士偷渡中干粮不足,要么饿肚子,要么靠沿途的野果,农民种的番薯,甘蔗与花生。红军当年是个武装集团,沿途可进行战斗,而阿威与所有逃亡者一样,手无寸铁,只能四处躲避与逃窜。红军当年长征沿途都有将士倒下,可当年沿途偷渡死亡者也不少。当年逃亡者所逃经的东莞,惠州,宝安等地区都是当年东江纵队的主要游击活动地区,东江纵队抗日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平时都是生活在村里,只有鬼子来扫荡才要上山打游击,而阿威等“投敌叛国”者遭到老百姓的围剿,只能象野兽一样,往深山密林里窜。今天如果在那里的深山密林中发现人骨,那肯定不会是东江纵队的游击队员的,因为当年若有游击队员在野外牺牲,事后都会被当时老百姓收葬,那些白骨肯定是六,七十年代的逃亡者,那些可怜,可敬的人为了逃出铁幕,为了争取自由而于山野间遭到意外,以至暴尸荒野。 阿威与“西瓜酸”于6月初的夜晚窜上山后,随即向南行,阿威虽是第四版了,然而晚上走山路是第一次,西瓜酸更是第一次“起锚”,全无经验及胆小,阿威毕竟起过三版,总算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胆识,故此整个逃亡过程都是由阿威拿主意及带头,“西瓜酸”则永远是听话及跟尾的那个。阿威由于不想被捕,故此选取走山的最高处,这样更危险难行,也更容易迷失方向,由于山高林密,一个晚上走不了多远,这也是为什么他俩需时廿五天才走到海边的原因。他俩也象所有走陆路的“起锚”者一样,白天不能走,幸亏山高林密随处都是靓堆,易于躲藏。白天躲在草丛中,上晒下蒸,加上蚊叮虫咬,肚饿口渴,滋味极不好受。黄昏太阳开始下山,他们把握这在逃亡中一天中最好的时光离开草堆,认准方向,不管有路没路,手脚并用艰难前行。入夜了能看到路就行,看不到就停下来稍事休息。黎明时也是逃亡者的另一段好时光,他们会抓紧时间快走一段,天一大亮就马上躲起来。 这样子走了几天后,如果是有经验的识途老马已经差不多走到海边了,而他俩还在离惠州不远的大山里打转,这时阿威开始感觉干粮不足了。第四版“起锚”他仍像第一次一样,用他的发明创造把干粮真空处理独立包装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每天吃一块,几天过后存量急降,而前面还不知要走多少天,他俩也开始要省吃俭用和找替代品了。晚上经过花生田时,他俩都会拔起很多捆在腰部,等到白天躲在草丛中才慢慢的享用,6月花生还未成熟,他俩白天剥开花生壳,里面的花生米比米粒大不了多少,饥饿起来为了节约粮食也要生吃。路过番薯田时自然第一反应就是立即去挖,虽然挖到的大多只有手指般粗,但也可填充一下饥肠漉漉的肚子。路过甘蔗田,那时的甘蔗只有半人高,但也顾不得那么多了,能解解渴也好。总之晚上他们象野猪一样,找到什么吃什么。 惠州与宝安东线的山都比较高与大,逃亡者晚上在此翻山越岭,真乃危机处处,险象环生,不知几许逃亡者摔伤甚至摔死。大约行到第十晚半夜时,俩人早已走得人困马乏,加上四周一片漆黑,本来这时应该坐下来休息,但俩人赶路心切,都想早日走到海边,于是不顾危险继续前行。俩人同行永远是阿威做先锋,“西瓜酸”在几步后跟着,由于黑暗中看不见,先行的阿威突然一脚踏空,整个身体突然坠下,危急中阿威将身体紧贴山坡,双手紧抓能抓着的草木,幸亏那山坡不太垂直,草木又多,但他仍下坠了约三层楼的高度才停止。后面的“西瓜酸”突然感觉到不见了他,急得大叫:“你在哪里?”下面的阿威听到后立即响应:“我在这里。”“西瓜酸”随即也滚了下来。俩人黑暗中一起跌下山坡,所幸只是轻微擦伤,并无大碍,比起那些在山里摔伤或摔死的人幸运多了。俩人互相检视了一下,都大呼好彩(好运的意思),审视一下环境,发觉不能爬上去了,好在还可向下走,俩人休息一会,整理一下行囊又继续上路了。 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的威力阿威一早就领教过了,但“西瓜酸”没有,这次他有机会了。他俩“起锚”的第十二夜,估计已进入了宝安县境,也就是说进入了封锁线之内了,那晚接近午夜时分,天突降倾盆大雨,阿威与“西瓜酸”在荒野中无处躲避,早已混身湿透。在黑暗与倾盆大雨中俩人毫无办法唯有四处乱闯,自己都不知道闯到了什么地方,突然在一道闪电之下,阿威低头一看,自己竟然是站在水泥地上,再一道闪电过来,阿威抬头一看,竟然看到一个篮球架,这时他俩都下意识的想到,不好了,不知什么时候闯进一个村里来了,逃亡人士夜间闯入村,等于自投罗网。俩人在闪电中突然看到农舍旁边有一道竹篱笆,篱笆外就是村外,俩人慌乱中连忙推倒篱笆逃出村外。不料推倒篱笆的声音引发狗吠,狗吠声此起彼落,引发了该村的民兵出来追赶。可能他俩闯入的那条村是学毛着的先进单位,他俩发觉深夜在狂风大雨中出来捕捉他们的民兵有数十人之多,他俩冒着暴风雨狂奔,后面一长串的民兵一面亮着手电一面高声呼喊狂追,双方的差距只不过几十米。幸亏那晚天色漆黑兼风大雨大,他俩在田基小路没命狂奔,弄得混身泥浆,逃命始终比立功重要,他俩跑得比捉他们的人快,渐渐双方拉开了差距。但要捕捉他们的民兵肯定有不少积极分子,在风雨中仍坚持紧追不舍,一直追赶他们追了二个多小时,直到他俩窜上了大山才停止。 他们窜上了山,躲在草丛中混身象泥人一样,好在发觉已没有追兵,这才惊魂甫定。白天他们躲起来商议,他俩恐防对方昨夜捉不到他们,会在前面布下陷阱等待他们,故于下半晚出其不意先往回走,以策安全。就这样他俩在宝安县东线的大山里迂回曲折的走,白天靠太阳定方位,晚上就靠逃亡者传授的经验,天边最光亮处一定是香港,向着最亮处行。一般“起锚”者走这段路程顶多走十天半月,但阿威这次却要走廿多天,可能阿威前三次“较脚”每次都只两,三天,上天要他所受的苦难远远未够,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他即将要成功故而要他受满个中之苦。出发的第廿四夜的下半夜,他俩终于拖着疲乏的身躯跌跌撞撞的来到大鹏湾海边,在海边停留了一会,由于估计天亮前游不到对岸,他俩决定退回山上,再躲一天,等到晚上再来。 第廿五天晚上的上半夜,他俩从山上走下来,很轻易就走到海边,他俩下水的地方估计就是今天的大,小梅沙风景区,一下到海里,他们都明白到这是这次“起锚”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程了,游得过去他们将会获得自由,将会有美好的人生,游不过去就将葬身大海。“西瓜酸”为了“较脚”,也曾进行过刻苦的练水,也是一名游泳高手。那晚也算顺风顺水,如果在正常情况下,游过几千米宽的海面对这两个游泳高手来说,根本不是难事,但他俩花在路上的时间实在太长了。普遍[偷渡]客走到海边的时间是几天到十多天,而他们却超出预算走了廿多天,这么长的时间很多时都处于饥饿状态之中,一个人如果廿多天处于野外,也会严重损耗体力,何况还要饿着肚子。当年红军长征过了草地之后,如果还要游过大海,肯定全军覆没,而阿威长征到了大鹏湾,情况就跟红军过了草地很相似,虽然两人都精通水性,但拖着疲弱之躯,随时都会葬身大海。 他俩下到海中初时还可以,两人象两条鱼似的快速向前,但大鹏湾对两个饥疲交逼的人来说实在太宽了。在海中挣扎了几个小时后,年轻而又强壮的两人都出现了严重的虚脱,在海浪的摇晃中都不约而同的出现了幻觉,这时他们离死亡只有一步了。在幻觉中阿威觉得自己好像已到了一个全然陌生,但感觉相当令人舒服与自由的新世界,一会儿又好像回到了海南岛,在那里战天斗地,一会儿又好像已回到家中,与父母闲话家常。两人在大海中顽强搏斗,一个海浪涌来,那苦涩的海水不时将两人从虚幻中拉回来,但一会儿两人又会再次陷入幻觉中,重复的陷入幻觉中,两人都心知生死大限离他俩不远了。此时在大海中,唯一能救他们的就是他们自己,他俩靠得很近来游,这样可以互相支持,互相鼓励。在危难时他们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念“不怕牺牲”的毛咒,因为他们明白牺牲就是死了,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在危难时他俩虽然已没有力气互相扶持,但不时还会互相呼叫,特别是看到另一个已经开始迷糊时,及时的呼叫,可把对方的魂魄唤回来。可能由于他俩还年轻的生命之火特别旺盛,也可能他俩的生死大限还未到,死神与他们擦身而过,与海水搏斗了五个多小时后,阿威与“西瓜酸”一起艰难的爬上了大鹏湾香港这边的吉澳岛。 1975年香港政府已对逃港人士实施反解政策,所以爬上岸缓过一口气来的他俩此时还未算成功,他们还要在香港的边境避过警察,进入了市区才算成功。阿威与“西瓜酸”穿上随身带来的衣服,正在岛上四处游走时,突然被一个农妇叫住了。岛上常住人口不多,且大家互相认识,那时岛上一旦有陌生人出现,那一定是昨晚从大陆那边游水过来的偷渡客。那农妇对他俩说:你俩快跟我来,在外面很容易给警察发现,被捉着将会前功尽弃。那农妇把他俩带返家中,并马上煮饭给他们吃,在吉澳岛的农舍里,他俩吃到了差不多一个月来的第一餐饭,这餐饭阿威觉得是他这辈子最香甜,最救命的一餐饭。饭后那农民问他俩要了他俩在香港的亲戚的电话号码,然后把他俩交给两个蛇头(当地专门从事带偷渡客进市区而赚钱的人),那两蛇头当晚用小艇把他俩载到大埔近乌交蕂的一处山中,给了他俩一些干粮和食水,叫他们躲起来。他俩就好像在大陆一样马上找个靓堆躲起来,不过这时的心情已然轻松了很多。一天后两蛇头带着他俩的亲戚到来,每人付给蛇头500元,两人换上亲戚带来的衣服,扮作香港人,在蛇头的指点下,从容的进入了香港市区。 就这样几经艰辛,阿威终于成功逃离当时是毛式法西斯的中国大陆,从此在香港这个自由的港湾开始了为自己前途的拚搏,他跟其他“起锚”而来的人一样,都明白到他们都欠缺了天时、地利与人和,要成功就要加倍力,尤其要加倍努力读书,充实自己利于竞争。自抵港的一天起,几十年来阿威都坚持工余读书,不停学习,从不浪费时间,直到今日已拿了个MBA学位,还经常研究计算机,在我们这辈超过60岁的人中,竟然是个赶得上潮流的计算机高手。 抵港之后,阿威并没有在亲戚处从事家族传统事业——印刷业,而是在自由的地方充分享受自由,他喜欢无线电,所以他来港第一份工是在电子厂工作,并且晚上去读无线电文凭课程,一年后拿到无线电专文凭后,立即又报读无线电高级文凭课程,1977年中他辛苦了两年后终于拿到了高级文凭。在读书的同时,他开始了自己的事业。他在海南岛搞了几年基建,积累了不少建筑及装修的经验,这时他看到香港的地产业前景一片秀丽,便毅然离开了电子行业,到房地产业去分一杯羹。他先到建筑装修公司打工,其间专心学习,一年多后摸清楚了该行业的营运模式后,便自己开公司做老板,并且一直开了超过十年,直到1989民运后移民美国关岛才终结,其间赚了超过一桶金。 1978年香港理工学院成立,公开招生,阿威忽发奇想,也想去验证一下自己的实力,他竟然够胆去参加考试。当看到试题全是英文时,他不禁呆住了,幸亏那次考试全是选择题,考生只需要在正确的方框里划圈即可。阿威回忆说,凭着学过些少的英文,加上当时的答案他有1/3是知道的,1/3是碰彩数的,剩下1/3连题目都看不懂,但尽管这样,还是给他考上了,当他接到入学通知时,他不敢去报到,他明白到自己的英文这样差,还是先学好英文为妙。从此阿威开始了长期的英文补习,白天工作,晚上上夜校,这样经过多年长期从不间断的学习,1989年他移民美国关岛前夕,已经不但能写,而且还能说得一口流利的英文。 阿威的婚姻相当美满,他与太太自小青梅竹马,由于阶级斗争他岳父母一直反对女儿与他来往,当阿威逃港后更甚,但两人虽分隔两地,却从未中断书信来往。1980年改革开放之初,在浩荡的皇恩之下,阿威从原是一个“投敌叛国”者被降格为[非法探亲],可以回家了,这时他无论学业或事业都已有所成,他的岳父母这时已不再反对。1980年中他回广州结婚,婚后育有一对子女,几年后全家都合法批准移民抵港,从此一家团聚。现在他夫妻都已年过60,都同是香港知青艺术团的成员,他太太还是该团的主音歌手,他俩不知是夫唱妇随还是妇唱夫随?我看应是妇唱夫随居多,恩爱情深羡剎不少旁人。 1989年民运后,为了自己及下一代不再重陷昔日的苦难,阿威毅然舍弃在香港如日中天的事业,全家移民到美国关岛。在关岛他重操故业,然而彼处不是香港,在异国他乡他苦干了三年,结果是不但赚不到钱,还倒赔了一百多万。1992年他看到中国在经济方面改革开放一直都在进行,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好,已不可能走回头路了,便鸟倦知还重回香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很多企业家都回大陆投资设厂,这样便需要大量的高级管理人才,阿威拥有良好的中英文,又拥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因而在关岛回来后,除了干了一段短时间的建筑装修业外,其大部份时间都是在港资在大陆的公司任职高级行政管理人员,职务包括厂长,经理,行业概括五金、塑料、制衣及电子。他经常要来往于香港、广州、深圳及珠江三角洲,其中他有两年时间担任日资富士公司的人力资源部副经理。 1999年在香港的高级职场多番打拼后,阿威深感没有一张强而有力的大学文凭之苦,尤其是在富士这等大公司更甚。在职场中不管你英文多流利,工作能力多强,没有一张大学毕业证书,想升职及大幅度加薪会很困难。这时年已50岁的阿威毅然报读香港公开大学工商管理系函授课程,他白天努力工作,晚上别人都在家看电视或睡觉时,他还和他的子女一齐用功读书。就这样他花了8年时间,比年轻人多很多,凭着顽强的意志和毅力,把所有功课一门一门地啃,终于在2006年以57岁高龄拿到了香港公开大学工商管理系的MBA学位,这个年龄拿到MBA,虽然不是什么健力士世界纪录,但在我们这群“起锚”者中,也算是一个传奇人物了。今天阿威已快64岁了,离退休不远,他目前是一间香柏建筑有限公司的经理,正在享受经过艰苦奋斗后所获得的高薪厚职。 今天距离阿威第一次“起锚”已近40年,想起当年勇于上高山,过大海的“较脚”往事,阿威说:幸亏当年自己没有胆怯,否则在那个大时代里会对老毛交白卷了。对那些还以非法探亲眼光卑视我们的一些人,可以理直气壮的对他们说,我们不是非法探亲,是投奔自由。我们用我们的生命,前途来睹一睹时,你们还在高呼万岁。阿威还常对人说:香港今日的繁荣我们也有一份功劳。至于他的别出心裁的三次失败及第四版长征,他说那都是他这辈子最宝贵的回忆,永世难忘。 至于对今天大陆的看法,他说:在生活上过去我们比大陆好,现在他们赶上来并且不少地方已超越了我们,希望将来大家互相追赶,共同提高,并且在政治方面也一样,以前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是希望河东河西都一样。 他还经常信誓旦旦的对人说:人类濒临死亡时是会有幻觉的,他就曾经经历过。你们信不信?反正我就一定信。
2013年2月4日 于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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