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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内容
 文章标题 : 《记忆》第九十二期
帖子发表于 : 周五 2月 01, 2013 8:4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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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 周六 2月 28, 2009 5:4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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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忆               2013年1月31日第1期
REMEMBRANCE       总第九十二期
                  2008年9月13日创刊


目录

【专稿】
胡鹏池 清华园的一只蝴蝶——也谈《良知的拷问》

【林彪研究】
于鹏飞 杜鹃 “但悲不见九州同”——王维国遗稿读解(二)
赵 晖 林彪与高饶事件——侧面看高饶事件之二

【博士论文】
向 前 政治身份体系下的社会冲突——文革初期群众行为的社会根源(七)

【述往】
郑公盾口述 咪咪编撰 我与李英儒、金敬迈同志的交往

【检讨与交代】
李慎之 交代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思想活动(1969.1.25)

【小资料】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
《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遣送后返京人员的处理办法》(1967年3月18日)

【故纸堆】

触目惊人——从王府井百货大楼十五号几个柜台
一天的售货情况看反革命经济主义的严重影响

【编读往来】
胡泊谈顾土文
邱路光谈《“西纠”九问》
丁凯文、唐少杰为《记忆》勘误,编辑部致歉
《记忆》主编告读者



【专稿】

本文作者胡鹏池,1945年生,江苏人,1968年清华大学精仪系毕业。毕业后先后在山西、江苏、深圳、南京、北京等地工作,当过工人、技术员、工程师、大学教师、政府官员、公司经理等。著有历史散文、思想评论及非主流叙事作品多种。

清华园的一只蝴蝶
—— 也谈《良知的拷问》

胡鹏池

一、1966年6月24日的那个晚上

“六二四”,清华文革的一个符号!
这是1966年6月24日晚发生在清华大礼堂的一起影响文革进程的事件,当时笔者正在现场,目睹了全过程。
那天晚上,清华大礼堂里座无虚席,楼上楼下、过道、讲台两侧全都站满了人,大礼堂门口挤满了想入而不得者,礼堂前的中心大字报区及区内的草坪到处是东一簇西一堆兴奋、激动,或静默流动、或热烈辩论着的清华人。
六月是“十年文革”的始年初月,笔者刚从怀柔四清前线回来。临离开那个村子的时候,工作队队长老曹同志执手相告:“小胡啊,这次运动来势很凶啊,回校后多看多想少说话,知道不?”我说:“知道的,知道的。”
50多岁的曹队长原是北京市手工业局一个工厂的党总支书记,已参加过两期四清了,他在我的眼中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人,与我关系极好。我在回校后一直记着他“情之殷殷”的表情和“来势很凶”的判断。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是一个静穆而寂寞的单兵散勇,赶赶场子看看热闹,三缄其口不发表任何意见。再说了,父辈们的经历也告诉我,政治是深不可测的海,一不小心自己葬乎鱼腹尸骨无存且还罢了,还要祸及父母弟妹及两姓六属。
我当时的这种心态是有一定代表性的,我们班我们宿舍大部分同学都是这样一种心态,这也可以解释相当大的一部分同学在文革初年以“观察、自保”为主的表现。
那晚,我很早就挤进了礼堂,占据了一个极好的座位,大概在七、八排左右,中间过道右侧的第三、四个座位,舞台上的一切尽收眼底。我坐在那儿面对着热烈的场面,脑子里虽有思考与辨识,但心情却并不是那么激动的,自始至终没有鼓过一次掌,没有说过一句话,因为我不知道周围有没有熟悉的眼睛看着我。尽管如此,当晚上11点多回到宿舍时,同学得知我在现场,问了一句“怎么样?”我仍然无意间回了一句:“两边都不怎么样!”仅此一句而已。
那晚的辩论是怎么引起的?大概的情节是这样的:
6月22日下午2点15分,工作组通知化902班的文革组长蒯大富说王光美要来参加你们班的讨论会,于是大家全都很兴奋。20多分钟后,工作组来了一位女同志,坐下就开会。班上有人认识,也有人不认识王光美,不认识的以为她就是王光美,认识的又没有说她不是王光美。至于会议主持人蒯大富本人认识不认识,蒯当时没有说,40多年后在他的回忆录中也没有提起。
会议开得很热烈,期间有人递条子要求确认来者身份,没有得到答复。直到会议结束时,那位女同志说:“我是强斋秘书组的,姓崔,大家叫我老崔好了。”说完站起来就走了。一些将来者误认为王光美的同学大失所望,有的人就十分气愤,甚至认为这里面“可能有阴谋”,将我们班的“底”差不多摸去了。于是认为“王要来参加会”是一则谣言。
本着工作组“谣言必追”的指示,蒯大富们就去工作组追查“谣言”。工作组以“接电话的听错了”为由搪塞,蒯等认为“那怎么可能呢”?继续追。从晚上6点多一直追到11点多,工作组不理睬他们,蒯们坐了五个多钟头的“冷板凳”,憋了一肚子的气。
6月23日一早,蒯等十人贴出大字报《叶林同志,这是怎么一回事?》长达三千多字,指名了工作组组长叶林,牵涉了王光美,清华园立刻沸腾了。
6月24日,贺鹏飞激将蒯大富,约定当晚大辩论。毫无疑问,贺的行为是工作组授意的。据此,有的校友认为这场辩论是工作组组织并指挥的。我能认同这种观点,但同时也要指出从事后的结果分析,工作组的组织与指挥并不很精心。
当晚7点半,大礼堂里辩论开始。蒯方出场的是蒯大富、鲍长康、孟家驹,似乎还有刘才堂、刘泉、王铁成、王良生等诸位同学流星般地上去客串与“冒叫”。贺鹏飞这一方除了贺本人外还有其它几个学生,刘少奇的女儿刘涛也曾上台客串与“冒叫”过(“冒叫”是大跃进中放卫星的词汇)。
贺方的几位同学似乎个个都不行。俗话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贺方的主将,贺龙元帅的儿子贺鹏飞水平不行,嘴皮子更不行,整晚上就不曾有过任何出彩的表现。
贺鹏飞是我早就认识的,他是我们系低年级学生,我们同住七号楼,一个门洞进出,我住四楼,他可能是二楼或一楼,又都在七饭厅用膳(短时期),抬头不见低头见。但是从没有打过招呼,互视为路人。他是将门虎子(“将门虎子”是中国成语。其实“将门”未必出“虎子”,最典型案例就是“纸上谈兵”的赵括与“乐不思蜀”的阿斗)。作为顶级的高干子弟,身上有一层耀眼的光环,身材粗壮,脸模子与他老子长得一样,也有两绺“八字胡”,个头却比他的老子矮得多。
那晚是我第一次得识蒯大富,中等身材,个头和我差不多,不算太瘦,小分头,戴眼镜(有同学很确定的回忆是紫框),穿兰色学生装,操一口我所熟悉且有亲切感的浓重苏北口音的普通话,辩才无碍,口齿清晰流利。
辩论的中心就是关于“王光美说来没来”这件事。
蒯方顽强地要求工作组把这件事解释清楚。解释清楚了呢,这件事就算过去了;没解释清楚呢,就怀疑有“阴谋”。我坐在那里想,工作组刚进校没几天,对你们这样一个具体的30人的小班级能有什么“阴谋”呢?也许也就是了解一下你们班学生的活思想,当然也包括有没有“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所以,我认为蒯大富有“小题大做”之嫌。
其实,现在想想,工作组也有可能已经有“阴谋”了。鉴于6月21日蒯在刘才堂的大字报上写下了关于“权”的著名批语, 以及6月23日的大字报等,工作组可能已经锁定蒯与化902为重点关注。而且就在6月23日这一天,北京新市委书记李雪峰有一个“工作队就是代表党”、“共产党员不站出来,纳吉就要上台”的内部讲话。所以清华工作组很可能在6•23晚或”六二四”白天,已将蒯大富锁定为清华文革的“黑客”了。“黑客”是现在的说法,当时叫“游鱼”。“游鱼”的说法也出自李雪峰的讲话。
但在当时,我们这些普通学生又何以得知呢?我这种认知水平,被人讥讽为“幼儿园水平”。其实“幼儿园水平”也不错啊,经过了四清已经有“自我防卫”的意识了。有的人的水平比这还差很多,差不多就是一个“咬奶头”的水平呢!
贺方的几个人本身也都是学生,哪能知道工作组的事儿呢?当然就解释不清楚。加之他们是预设立场,摆明了是受工作组指使为工作组辩护的。这种角色本身就很可疑,就不容易得人心,何况他们的口齿又那么笨拙,所以几乎是从一开始就处于劣势了。
但是贺方中有一个小矮个子的发言是值得注意的。他的主要意思就是王光美“与会与否”这件事不重要,你蒯大富为什么抓住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大做文章瞎起哄呢?这不是扰乱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吗?不是煽动群众对工作组的怀疑吗?而工作组是新市委派来的,新市委是党中央刚任命的,所以对新市委是要信任的,对新市委派来的工作组也是要信任的。
坦白的说,这位小个子同学的思维逻辑与我当时是一致的。
你想啊!党中央刚刚撤销了一个以彭真为首的旧市委,又刚刚任命了一个以李雪峰为首的新市委,新市委也不过一个多月,怎么可能又是错的呢?如果又是一个新“黑帮”,那毛主席与党中央又是干啥吃的呢?
再反过来说,如果这个新市委也是错的,再来一个新新市委,也要去怀疑,也要去考验,这事情还有完没个完?
贺方的同学也没有把话说满,但言下之意就是蒯大富别有用心,别有用心就是有野心,有野心呢就必然把水搅混以便浑水摸鱼。
我当时认为“王光美说来没来”当然是有原因也会有过程的,应该在事后解释清楚。是如果出于某种原因不方便解释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因为她毕竟是王光美,是刘主席的夫人,说不定真有点什么机密的事临时不能来了,这都是可能的。
总之在我看来“来不来”是小事,“解释不解释”仍然是小事,日常生活中这样的事也多得很。
而蒯大富们却咬定青山不放松,连篇累牍出大字报。
我记得同宿舍的同学议论过这件事,全都认为蒯这小子太好出风头了,这样下去要倒霉的。
对于八字班及八字班以上参加过四清的同学,“工作组代表党”几乎是普遍真理。我们下去搞四清当然是代表党的,尽管我不过是共青团员,与我一起包队的曹同学连团员都不是,但是经我介绍入团的青年就有十多个,我还介绍了三个贫下中农入了党。我们多年来所受的教育也是:党的领导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是通过各级党组织具体体现的。在这样的惯性思维下,即使是一个村的党支部那也是代表党的领导的,当然在权威性方面是有差别的。
看来,那天在现场的同学们多半没有我这样的认识局限性,他们只知道用毛泽东思想怀疑一切,考验一切。当然他们也有道理,北大校党委不是被考验烂了吗?清华校党委不也是被考验烂了吗?谁知道这个新来的工作组是红是黑呢?先怀疑了再说,先考验了再说。
我们忘不了“反右派”,他们似乎不知道有“反右派”;我们把工作组看作是大爷,把自己看作是孙子;他们把自己看作是大爷,把工作组看作是“二爷”或其它。我们认为应该有毛主席和党中央,他们认为只有毛主席;我们的思想比较符合过去的毛泽东思想,他们的思想比较符合当时的毛泽东思想。
当时谁又能知道这个“毛泽东思想”是前后不搭、千变万化的呢。
会场上低年级同学居多(后来的蒯派也是低年级的占了绝对大比例),甚至还有不少清华附中的中学生,他们猎奇心理比较重,对“王光美说来没来”的幕后原因有浓厚的兴趣,对工作组连对这样一件小事也解释不清楚感到既奇怪又不满意,他们既已怀疑就要考验了。
那晚,蒯大富的胜势是非常明显的。蒯的辩论水平比别的同学明显高,比起工作组的那些人则更要高。当鲍长康、孟家驹发言时,蒯方的优势并不明显,但老蒯一发言,情况就大不一样,会场呈现一边倒。
蒯在会上不厌其烦反复叙述他们去强斋拜访工作组的经过,讲他们如何如何坚持要工作组解释清楚这件事。
蒯大富就象我们后来所看到的电影《秋菊打官司》里的秋菊一样,一定要工作组“给个说法”。但“蒯秋菊”始终没有得到一个“说法”,所以他要继续闹。但“秋菊”是受了委屈与伤害的,而当时的“蒯秋菊”并没有受到明显的伤害。所以,我认为蒯对这件事坚持到底“要说法”的理由不符合我们理工科学生常挂在嘴边的“充分必要条件”。
蒯大富的演讲有几个特点:第一、时间、地点、现场人物,交待得十分清楚;第二、用词有分寸,不说过头话。比如说“怀疑有阴谋”,从来也没有说“肯定有阴谋”;又比如说“我们(指蒯们与工作组)的目标是一样的”,而不是说“我们的目标不一样”;第三、大量运用了“渲染”、“比兴”的文学手法。
蒯喋喋不休地说他们在工作组所在地的强斋“等了五分钟”,他马上就接着说此时是几点几分了,有什么人进进出出;然后说“又等了五分钟”,此时又是几点几分了,又有什么人出出进进。“时间、地点、人物”是任何一件事情的三要素,蒯交待得如此清楚,你就不会怀疑他的真实性了。在取得信任的基础上,再说工作组让他们坐了五个多小时的冷板凳。
蒯甚至能说得出第一次冷板凳是几小时几分钟,第二次又是几小时几分钟,这就大大赢得了广大与会师生们的同情分。
包括我在内,对蒯所说的这些前后经过也是不怀疑的。
我对“六二四”那个晚上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等了五分钟,又等了五分钟”。
多年后,我与老蒯在南京、深圳少说也吃过二、三十次饭,酒席宴上,杯盘恍惚之际也曾不止一次的谈到过“六二四”。我对老蒯说:要说那天晚上你的表现呢?真是没说的。嘴皮子呢?超一流!工作组的那些人都不是你的对手。但要说到辩论的内容与实质呢?其实稀松。什么“等了五分钟,又等了五分钟”,这只是一种中学写作文时的“渲染”手法,并没有什么实质意义,现在这种手法就叫“煽情”。对此,蒯辩解说这反映了工作组害怕群众。我说这就越发“扯”,你说工作组害怕群众,工作组说你不相信党;你说工作组群众路线有问题,工作组说你动机有问题。双方都有道理,双方的道理都是“扯淡”。我这样说,老蒯当然没有认同,但也没有生气,只是酒席宴上一笑而已。
有那么六、七年的时间,我与老蒯交往相对频繁些,在这个过程中一向是相当平和的,没有发生过任何不愉快的事。凡有清华同学的聚会,大凡都是老蒯一人唱独角戏,别人基本上插不上嘴。但只要是蒯大富与沈如槐同时在场, 蒯的段子就往往讲不起来。沈不苟言笑,冷冰冰的坐在那里,不喜欢讲也不喜欢听,场面就会沉闷而清冷。沈当然也不是没有情趣的人,他就是故意不肯给面子。有沈有蒯的场合,大家都会照顾两人的情绪。无沈的场合,老蒯风生水起时,我也常常是席间“傻听傻乐”的一份子,但我顶过他两回,一次就是关于“六二四”,另一次是关于讲段子。这个细节与本文无关,但有点意思,故在此一笔带过。
蒯的演讲取得了极好的效果,贺方同学明显落下风,每当他们为工作组开脱时会场上一片嘘声。尤其是在这期间刘涛曾给王光美打了一次电话,然后跑到台上说:“我妈妈说了,工作组是正确的”,下面一片哄笑。
我对刘涛抱有深深的同情,她这一辈子,真是太不容易了。但她那天的表现也只能算是“咬奶头”的水平了!
在这种情况下工作组不得不一个接一个地粉墨登场了。
首先登场的是工化系工作组副组长张茜微,她是从后台的东边走上来的。在我模糊的印象中,她也戴眼镜,是个不起眼的中年妇女。她的解释是模模糊糊的,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事,却三番五次说不清;既没有“讲理”的信心,也没有“不讲理”的气势。
继之上台是第二副组长杨天放,他是从台的西边上来的。据说他是林业部副部长,貌相就有点土,身材矮敦,戴一顶蓝色鸭舌帽,语言却还朴实,虽朴实却无味,讲话不得要领,很快就在一片嘘声中下了台。
继而,第一副组长周赤萍闪亮登场。
周赤萍是井冈山时期的老红军,中将军衔,我早已在《星火燎原》和《红旗飘飘》上看过他的回忆录,知道他是林彪四野手下的一员骁将。
周没有武将那种魁梧的身材,中等偏矮,满头银发,甚至连眉毛也白了,脸色却红润得令人难以置信。看他那个着装,刚刚沐浴过的样子,穿着宽大的肉白色绸衬衫,宽大的绸裤子(有校友说是灰色的),拖着黑色的皮拖鞋(有说是塑料拖鞋),从头到脚一身休闲装。他一手执着一只超大号的搪瓷茶缸(那时还没有保温杯),一手摇着一把大芭蕉扇,缓缓地从大礼堂的西侧走到讲台上。人已到,口未开,就先失三分人心。他这一副养尊处优的老革命态势马上使我联想到毛关于“官做大了,就要变修”,“车子越坐越好,房子越住越大”,“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再不整整不得了”之类的论断。
周中将在台上讲了十分钟左右,全都是风马牛,没一句话能讲到点子上。
周赤萍毕竟经过枪林弹雨,是经过大世面的人,即使台下的反应很糟糕,他也不慌乱,还在台上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他与杨副组长不同,他的衣着已经很不土了,像一个大地主,但他的文化水平理解不了他面前的大学生们。他有气势,有一股“我就不讲理了,你能怎么着”的大兵霸气。他居然大言不惭地说:“我们是代表党的”,“我们是代表毛泽东思想的”。话音落,哂笑起,大礼堂里响起更大的一片哄笑。蒯大富只问了一句:“你怎么能代表得了毛泽东思想?”台下的学生们就起哄“问得好”。周中将无以为答,就在一片哄笑声中下了台。
那个晚上,真正出大丑的正是这位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
蒯兄弟就这样连续挑落对方数员大将,最后终于逼得工作组组长叶林亲自出马了。
叶组长是国家经委副主任,我估计他可能是一位“一二九”时代的知识分子,他的国务院身份使我认为他是周恩来派来的,当然也是经委主任薄一波派来的。那天晚上,他穿白色短袖,衣冠楚楚,身材硕长,五官端正,十分俊朗,容颜有玉色的光辉,似乎没戴眼镜,他的男中音的声音缓慢圆润浑厚,有很重的鼻音,一打眼一开口就知道这是我党的一位有水平的知识分子高级干部。
叶林强调了工作组是新市委派来的,工作组的每一步工作都是在新市委领导下进行的。
叶林的发言没有明显的语病,也没有明显的逻辑错误,但他是一个不善言词的人,没有急智,不流利,没强悍的逻辑推理,更不会煽情,抓不住人心,他始终没有回答出“王光美说来没来”这个问题。
大概汲取了刚才周赤萍的教训,叶林并没有说我们是代表毛泽东思想的,而是换了一种说法:“蒯大富同学向工作组夺权就是向党夺权”。
叶林说:“最后让我念一段今天人民日报的社论《党的阳光照亮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道路》------一切牛鬼蛇神都逃脱不了党的阳光, 逃脱不了毛泽东思想的阳光------最后请杨天放同志带领大家呼口号”。
呼完口号后,叶林宣布大会结束,但蒯大富马上接过去说他还有话说。
这是蒯在这次会上的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发言,他提到了一则消息:邮电学院的工作组长被撤了。这则消息太惊人了,为他“怀疑工作组”找到了一个理由,并将一个重大的悬念种在了与会群众的心里:工作组是可以被怀疑,是必须被怀疑的。
接着,蒯在与贺鹏飞商量后宣布“散会”!群众也就散了。
这样的结束无疑是对工作组更大的打击,蒯大富成功地“反客为主”,而工作组却将裤衩都输没了。
“六二四”那个晚上,蒯兄弟(我后来与老蒯渐熟,叙过年齿,我与他同庚,都是苏北人,都是1945年生,他是9月份生,我是3月份生,我是制八的,他是化九的,比他高一届,称他一声蒯兄弟,可也)毫无畏惧,沉着机警、巧舌如簧。理工科大学生严格的逻辑训练使他在辩论中占尽上风,他又是“清华文学社”的才子,文学功底不薄,擅于搧情,上文所说的什么“等了五分钟,又等了五分钟”之类并无实质意义的话,很能抓住现场观众的情绪,以至掌声、叫好声、鼓噪声不绝,一阵高过一阵。
那晚,虽有刘才堂、刘泉、鲍长康等学生帮衬,但无疑,老蒯是主将,老蒯在那晚的表现有一种“一夫挡关,万夫莫开”的气势。
在那个特殊的晚上,蒯大富连败工作组三员大将,直捣黄龙,最后更是挑落了对方主帅。就像早期中日围棋擂台赛上聂卫平一样,蒯大富一战成名。
“六二四”的蒯大富是一个传奇。事后,我曾对老蒯在那个晚上的表现给了这样两句话的评价:“百卉初萌、利刃新发”,“桑之未落,其叶沃若”。
我是真心佩服他,但我佩服的是他的口才,他的急智,并不是他的道理,他的道理很少让我佩服过。
蒯大富讲话有逻辑性,但他的逻辑是有问题的。最主要的是整个事件是构建在“蒯大富及化902班的大多数同学不认识王光美”的基础上。
蒯大富怎么会不认识王光美呢?
此前,王光美早已是家喻户晓的人物,“刘少奇携夫人王光美访问东南亚六国”的新闻纪录片早就不止一次的放过了,蒯大富怎么可能没有看过呢?即使没有看过纪录片,各种报纸也曾许多次刊登过王的照片,尤其是王光美在印度尼西亚街头的巨幅照片,难道蒯连报纸也不看?这根本就不可能。更何况蒯也不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书呆子,文革前他已经在政治上出过大风头了, 他远比一般同学关心时事得多。
所以说“蒯大富不认识王光美”这件事虽说有可能,但可能性是很小的。
这就存在着另一种可能性:蒯明知来人不是王光美,却故意装着不知道。
后一种可能性比前一种可能性大得多。
再说了,工作组故意隐瞒这件事,有什么意义呢?蒯等的大字报说“我们还有大批材料有待陆续公布,可这么一来,将我们的材料搞走了相当一部分,我们觉得很遗憾。”你们能有什么“大批材料”呢?这太搞笑了。
如果拥护工作组这一方也有一两个能说会道的同学,循着这两条线追问下去,那么被动的就不是工作组而是蒯大富了。
所以我说“六二四”的那一场大辩论有什么意义呢?要说有意义,真是没什么意义!要说没有意义吧,还真有点意义!
它的意义就是:这一晚,清华园的一只蝴蝶振动了它的翅膀!

二、6月24日至8月4日的四十天

如果说“六二四”晚上真正出大丑的是井冈山老战士周赤萍的话;
那么,真正的失败者却是躲在幕后操纵一切的共和国主席夫人王光美。
然而,王光美对这次失败是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的。
事后证明,她也并没有从这次失败中接受到有益的教训。
其原因当然很多,笔者概括有三点:
第一、王光美完全没有认识到“清华园”是与“桃园”完全不同的;“桃园”的农民干部,她搞得掂;而清华的大学生们她是搞不惦的。地点不同,对象不同,时机也不同,老皇历不顶用了。
第二、刘少奇没有意识到对于“文革走向”与文革具体操作手法,毛并没有真正发话。他没有意识到毛躲在杭州,让他在北京“相机行事”是为了卖他一个“空档”,以便揪住他的辫子。他自以为是沿习了“土改工作组”、“三反五反工作组”、“四清工作组”------以及“打土围子”、“打老虎”、“拔白旗”、“抓右派”、“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农村“整四不清干部”------这些我党几十年来一贯如此、屡试不爽的传统方法。
可又有谁知道,这一回的毛是“主意不变,方法全新”;所谓“戏法人人会变,巧妙各有不同”。何况他老人家的斗争艺术已经“炉火纯青”,用大翻译家傅雷在被打成“右派”前赞他的一句话就是“到了化境”的。 什么叫“到了化境”?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随机想怎么搞就怎么搞,就是“老子一气化三清”,鼻子一哼,两道白光,千里之外取敌酋之首级。”
第三、刘少奇、王光美对于从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来,毛对于他们的日益不满日渐疏远,没有清醒的认识。虽然没有蠢到麻木不仁,一点也不觉察的程度,但完全没有充分的估计。
他以为他是上了“宪法”的共和国主席;他以为他是当了22年的接班人;他以为毛尽管打倒这个,打倒那个,甚至打倒了他的亲信彭真,但真要打倒他刘少奇,那还是不可能的。至于毛所说的那个“一个小指头”,他虽然也感到害怕,却仍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其实重视又能怎么样呢?重视了能逃脱吗?不能的。只要被毛盯上了,又有哪一个能逃脱得了悲惨的命运。
刘可能意识到了危险,但并没有意识到危险就在面前,就在当下。
于是他们表现得努力工作,工作的主旨是“维稳”,并妄想以此修复与毛的关系。
如果说初期的文革已是两主席搏弈的舞台,那么走在前台演戏的则是他们各自的婆姨。综合江青在文革中的整个表现与业绩,可用“疯婆娘”一言以蔽之;而王光美在文革初期的整个表现则可用“蠢婆娘”来概括。江青在北大煽风点火,王光美在清华高压灭火。这里并不在乎二人在两校出现的时间有几天的早晚,整个文革初期就是这样一个态势。北大运动走在清华前面,北大的校党委已经被打倒了,清华就开始怀疑清华的校党委了;北大的张承先工作组已经挨江青、陈伯达、康生熊尅,清华也就开始怀疑叶林工作组。北大清华一墙之隔,那壁厢煽风,这壁厢灭火,这火又如何灭得了呢?江青在北大越走越远,王光美在清华在相反的方向上也越走越远,就这样最终发动了反蒯斗争。
综合文革初期王光美的表现,她当然是一个整人者,她和她的男人要为清华大学在“反蒯斗争”中的全部受迫害者承担主要的责任。
但刘少奇与王光美也是文革这部“全能绞肉机”中的另一类受害者。
“六二四”接下来的事大家都是清楚的。王光美工作组悍然发动了近40天的反蒯斗争,整了700多名师生,打了50多名蒯派分子,整死了两个人,另有数名受迫害者自杀未遂,清华园内人人自危,一片白色恐怖。
这期间,蒯大富曾经溜出了清华园去上访,后来又回到了清华园;失去人身自由18天(7月4日至20日);绝食3天(7月4日至6日)。
7月6日,蒯大富写出《向党、向全校革命师生承认和检讨错误》,文中写道“采取绝食斗争的方法是严重错误的,——我准备长期斗争”,于是乎复食。
王光美工作组的高压几乎压服了所有人,却最终没有压得服蒯大富。
一方面她成就了蒯大富的英雄传奇;另一方面也为日后埋葬她和她男人的坑又多挖了一锹土。
如果说“六二四”,蒯大富的表现虽然优秀但仍然是有瑕可击的话;
那么在“六二四”至“八四”这段时间内,蒯大富的表现是接近完美的。
如果说“六二四”,蒯大富收获的是全校师生中的多数人对其嘴皮子的认知;
那么从“六二四”至“八四”,蒯大富收获的则是全校师生中的一部分人对其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及颇为有理有节的斗争艺术的认可。
这一部分人中也包括笔者。
这一部分人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八八”,又后来成为“井冈山兵团老战士”,但这其中却不包括笔者。笔者仍然是走走看看的逍遥派,从来不是保蒋(南翔)派,也不是反蒋派;从来不是反工作组的,也不是保工作组的;既不是八九,也不是八八,更不是“井冈山”-----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67年的4月参加了“414串连会”, 终于混了一个“红袖套”。
笔者晚年有时回忆自己的文革经历也觉得很奇怪。究其原因大概不仅仅是谨慎,还因为是在班上年龄最小的缘故,平常自由散漫,在年级里当了个小官,几乎与班上所有同学的关系都还可以。没有人想整我,整他有什么用呢?也没有人想拉我,拉他也没有什么用。
1966年7月18日,毛泽东回京了。
自从1965年的11月11日离京,毛已经在外面呆了整整250天,在这250天内,毛泽东完成了发动文革的全部部署。
7月20日,感觉风向不对的王光美工作组主动解除了对蒯大富的关押。
蒯大富放出来了!整个清华园都在传播着这个消息。
清华园的这只蝴蝶又一次振动了它的翅膀,这一次比上一次还要给力。

三、7月31日的那一整天

1966年7月31日,周恩来一天内两见蒯大富,谈话长达6小时。
第一次从凌晨2点谈到5点钟,地点在清华甲所。
第二次从晚上7点谈到10点钟,地点在人民大会堂的河北厅。
两次谈话基本都是蒯大富一个人讲,周恩来只是听,偶尔也发问,或要求重讲一遍。
这里有几个细节是值得注意并思考的。
1、第一次谈话开始,周恩来让蒯大富坐下后问了姓名与籍贯,叙了同为苏北人的乡谊后即说:“主席和中央派我来,想听听你对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你从现在开始给我讲文化大革命的一些事情,我向你保证听你讲完最后一句话”。一个总理为什么主动对一个学生作这样的保证呢?处于惊弓之鸟状态的蒯大富根本就不可能要求总理作这样的保证啊!
那当然是为了消除蒯的紧张情绪与思想顾虑,以便能听到最真实的情况,掌握第一手的材料。
于是,蒯大富也向周恩来保证:“总理,我向主席和中央保证,我下面讲的每一句话都是我的真实的想法,亲眼看到,亲耳听到。”
然后就开始讲。周的秘书孙岳作速记,一字不拉地全部记下来。
蒯回忆说:“刚讲了两三分钟,周总理也拿起个本子来记,他有时会打断我一下,说‘这个再重复一下’”。
2、谈话刚开始20分钟不到,贺龙的儿子贺鹏飞敲门进来说:“周伯伯,我们也想听听蒯大富说话。”周恩来说:“不行,今天我们就听蒯大富一个人说话,你出去吧。”把他赶出去了。
又过了20分钟左右,贺鹏飞第二次敲门进来说“周伯伯,我也想听蒯大富说话。”这回周恩来生气了:
“我跟你说了,我今天就听蒯大富一个人说话,不要其他人参与,从现在开始你不要再进来了,不要再敲门了。”
请注意,贺鹏飞第一次敲门进来说的是“我们”,谁是我们?显然是指贺鹏飞以及可能在门外的刘涛、刘菊芬(刘宁一的女儿)、李黎风(李井泉的儿子)------这些高干子弟。第二次敲门进来时说的是“我”。
有可能在第一次碰壁后,贺鹏飞在门外与可能也在外面的刘涛、刘菊芬等商量了,她们可能认为大家都进去听,周恩来不答应,一个人进去,兴许就答应了。没想到仍然被周恩来坚决拒绝了。
为什么贺等高干子女如此感兴趣?
因为他们也已经意识到文革的风向变了,也许王光美已经知道了周来清华的消息,要求他们争取听一听。
为什么周恩来如此坚决地拒绝贺鹏飞等的要求呢?
那是因为此事是毛直接布置,关系太重大了。如果让贺参与谈话,那么蒯的汇报内容会打折扣,锋芒有所收敛;而且有可能自己前脚离开,贺等后脚就会给王光美通气。
周与蒯谈话这件事,是保不住密的,但对于谈话的内容周要做到绝对保密。
3、第一次谈话时,周恩来只带了他的秘书孙岳,第二次谈话时周恩来却叫上了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和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
叫上这两个人干什么?思虑慎密的周恩来无非是为他与蒯的谈话作个证,而且这两个人与刘少奇关系甚远。
第二次谈话,周恩来也让蒯大富带了三个人,他们是蒯自选的。因为蒯曾经失去自由18天,这18天的情况可由他们来补充。
4、谈话结束时,蒯大富说:“总理,我讲完了,我向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我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都是真实的想法。”
  周恩来说:“我马上向主席和中央汇报。谢谢你了。我今晚还有个会,没空陪你吃饭了,我请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的同志做了点夜宵,马上送来,再见。”
然后与蒯等握了下手就走了。
一个八亿人口大国的现职总理,竟然在24小时内花了整整6个小时听一个大学生的独白,这是多么不可思议啊!
从《周恩来年谱》中,我们发现在接下来的8月1日,周恩来先后约清华工作组的王光美、叶林谈话;
2日、3日,再约王光美、叶林谈话,约清华的学生与工作组部分成员谈话。
8月2日晚,周恩来又与朱德等到清华看大字报,因人太多没看成,又找部分同学谈话至凌晨。
要知道,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已于8月1日正式开幕了,周恩来会里会外有无数的事情要做,然而他却在百忙之中将与蒯大富等的谈话放在极重要的位置,将调研清华文革的事情放在极重要的位置,真可谓是紧锣密鼓、争分夺秒啊!
当调研工作进行到8月3日时,周恩来做出了一个决定:第二天即8月4日到清华来开大会。这一天,他又约了王力、关锋谈清华问题,而后又分别再约叶林和清华工作组部分成员谈话。
由此推断:也就是在8月3日这一天,周恩来对清华文革的调研告一段落了,他的阶段性的结论意见已经出来了,他的处置措施也已经有腹稿了。
既然已经掌握了全面情况,有了阶段性的结论意见,那么周恩来也势必会去向毛泽东作更详细的汇报的。
接下来的问题是:周恩来是在什么时间向毛泽东汇报的?

四、8月4日的那个下午

1966年8月5日,这是中国当代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日子。
这一天毛泽东写下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这就是所谓的“吹响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向资产阶级司令部进军的号角,宣告了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彻底灭亡。”
“打倒刘少奇”,这是毛泽东蓄谋数年之久的一次大战役。
在经历了前期舆论准备、“左派”重组、哨探敌情------进入中期的廓清、抢摊登陆、清除占据枢要岗位的杨尚昆、罗瑞卿,砸烂了陆定一的中宣部“阎王殿”,摧毁了北京市彭真的“独立王国”——这一系列光怪陆离的布局及一片眼花缭乱的胜利后,1966年5月16日,“五一六通知”的通过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而文革的正式开始也表明“打倒刘少奇”的战役进入了总攻前的“倒计时”。
但即便到这一阶段,毛泽东的布局仍然是扑朔迷离的,巡游云梦,置身山水,放出空档,诱敌吞饵------一般人当然是完全看不懂的,中央高层也许只有周恩来、林彪略知几分底细。
正是在8月5日这一天,以这张204个字的大字报为标志,毛泽东终于下达“总攻”的命令。
总攻的日子是重要的,但决定总攻的日子同样重要。
毛泽东决定要“总攻”的日子是哪一天?
笔者根据对这一段历史的研究与排查,大胆的推测这个日子正是写大字报的前一天,即公元1966年8月4日,而且是精确到“晚上”。
8月4日这一天,下午一点左右,中央政治局的常委及部分非常委“突然”接到了一个通知,下午3点钟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出席毛泽东召集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为什么说这次会“突然”呢?
下午1点左右发出的通知,3点就要开会,还不“突然”吗?
又是什么原因促使了毛泽东“突然”决定要开这次会呢?
笔者认为就是因为听取了周恩来关于“清华文革”的汇报。
上文已经说到,周恩来在经过连续四、五天夜以继日、争分夺秒,高强度高密度地深入调查后,已于8月3日基本掌握了“清华文革”的全面情况,并得出了初步结论。
既然初步结论已经出来了,当然会尽快向毛泽东汇报。
周恩来的汇报也许是分几次进行的,但也可能是一次进行的。无论是几次汇报或是一次汇报,都有一个最后的、全面的汇报。
那么这最后的汇报又是在什么时间呢?
因为毛泽东的作息时间一般是从后半夜睡到当日中午。
所以,可供选择的时间段只有两个:
一是在8月3日晚间毛泽东睡觉之前;
二是在8月4日上午毛泽东起床之后。
笔者认为是后者,即8月4日上午毛起床后的这一段时间:上午10点后至中午1点前。
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什么内容呢?
当然汇报的清华文革的这个典型案例的全部情况:工作组是什么时候进校的?工作组的组成情况,王光美是什么时间当了工作组的顾问?如何领导并操控了整个清华工作组?清华如何出了一个蒯大富?王光美和工作组组长叶林又是如何组织发动了长达40多天的“反蒋必反蒯”的?过程如何?蒯大富又如何从“六二四大辩论”到“失去人身自由”的,在被管制的阶段如何“绝食抗议”的?工作组在这一场“反蒯”运动中整了多少师生?定性了多少个“蒯派”?自杀身亡者有几人?自杀未遂者又有几人?当然也少不了蒯大富在整个过程中的“亮丽”表现,也包括以李雪峰为首的北京市新市委以及刘少奇的有关指示。
虽然,周恩来是在自己有了初步结论后才向毛泽东系统汇报的,但是周恩来不会将自己的结论端出来,结论只能由毛泽东本人做。
毛泽东的结论是什么?这个结论写在他的“大字报”里:“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这张大字报写得何等好啊!文字精辟辛辣,气运贯通,底气沛乎苍穹。
毛泽东的底气从哪里来?正是从清华文革这个典型中来的啊!
在8月4日听了周恩来的汇报后,笔者认为,毛最感兴趣的有三点:
1、王光美全面介入并领导了清华文革。
清华工作组的错误,就是王光美的错误;王光美的错误就是刘少奇的错误。这三者是完全可以画等号的。
2、清华居然出了一个蒯大富,从怀疑到辩论,从辩论到被镇压;从公开斗争到绝食斗争,一个非常完整的过程。毛泽东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典型”。
3、刘王的错误既有事实,还有一组确凿的数字,刘少奇的小辫子给真真切切地抓住了。
其实在派周来清华前,毛已经对清华的事情有所风闻了,也知道刘少奇已经上钩了。但是刘“吞饵”有多深?这条“辫子”究竟有多粗多长呢?也就是“上纲上线”能上到何等的程度呢?毛毕竟不在现场,并不了解详细情况,光凭江青在耳边嘀嘀咕咕,毛觉得还是没有把握。
上得过低了呢?毛觉得不过瘾,既不能出心中长久以来的“恶气”,也不能上组织措施将刘彻底拿下。
上得过高呢,则不能服众。毕竟人家也是当了几十年的接班人,也可算作树大根深,盘根错节,何况自己还曾说过刘的一箩筐的好话。
正是在这样两难思考下,毛泽东派周恩来去调查清华文革,结果大丰收,毛获取了“清华文革”这个典型案例,并颇为意外的收获了蒯大富这个典型。
这个典型就是一枚炮弹。
没有炮弹怎能“炮打”呢?有了炮弹就可以开始“炮打”了。
在听了周恩来汇报后,毛泽东趁热打铁,立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气氛十分紧张。
毛在会上声色俱厉地指责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
面对毛劈头盖脸的斥责,刘少奇开始还能沉得住气,连连检讨,表示他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要负主要责任。
但毛却不依不饶,继续指着刘的鼻子连责骂带挖苦地说:
“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
“我看垮台好,不垮台不得了”
在毛的咄咄逼人的斥责与羞辱下,刘终于意识到了灭亡的危险就在眼前,渐渐对自己的情绪失去了控制,终于忍无可忍,当众顶撞起来,而且是用毛本人常说的那句话来回敬毛:“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不怕撤职、不怕降级、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杀头)。”
这样一来,不啻火上加油,毛随后甩出一句让在场的人毛骨悚然的话来:
“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毛随即宣布原定当天开的大会不开了,改为分组传达这次常委扩大会议的内容。
王光美对此也有相同内容的回忆:“在全会期间的8月4日,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了个小会,发了脾气,严厉批评少奇、小平同志。主席说:‘新市委镇压学生群众,为什么不能反对!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当主席责问为什么怕群众时,少奇插话说:‘革命几十年,死都不怕,还怕群众?’主席还批评少奇在北京专政,少奇说:‘怎么能叫专政呢?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少奇还说:‘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
王光美强调指出:“这是少奇同志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与毛主席正面冲突。毛主席也不曾想到少奇同志会当众这么坚决地对抗自己和群众运动,回想起以前的分歧更为生气,第二天就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表明他决心搬掉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这两个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最大障碍。”
正是在这次会上,毛敲定刘的错误是“路线错误”,而在此之前,毛虽然已经多次批评过刘,但是一直也没有上纲到“路线错误”的高度。
正因为毛手上掌握了清华的案例、蒯大富的典型,毛才召开了这次会议,又加上会上发生了刘的抗争,毛才将刘的错误定性为党内斗争中所犯错误的最高品阶——“路线错误”。
当然,炮弹不止蒯大富这一枚,但似乎其它炮弹都没有这一枚那么有杀伤力。
当然,如果没有发生刘公开对抗,毛迟早也会打倒刘的。
但是,如果错过了8月4日这一天的决策,也就错过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后面再找这样的机会也是要费功夫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蒯大富这枚炮弹是影响了整个文革进程的,也间接影响了刘少奇、邓小平、林彪等人的命运。
周恩来在其中的作用是什么?
第一、他细致、周密的工作作风,使得蒯大富这个典型能够站得住;
第二、周恩来的人望使得他的调查结果更有说服力。
如果不是周恩来,而换任何其它的人去做这个调查工作,效果就远不如此了。
比如换成陈伯达,同样的结论,别人就会认为是极左与偏见;
比如换成江青,人家会认为是这一对夫妻在整另一对夫妻。
只有周恩来最合适,他的调查结论没人能怀疑,不仅压得住群众,压得住老帅元老们,也压得住刘少奇与邓小平。
所以当年我们就奇怪:为什么在文革初期江青只往北大跑而不到清华来呢?原来是她男人跟她打好招呼的。
8月4日下午开完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后,当晚周恩来就带着100多名中委及候补中委到清华大学来开文革现场大会,在会上,周恩来亲自给蒯大富平了反。
蒯大富不是反革命了,蒯大富不过是一名普通的、要革命的学生。
将蒯大富的人物性质复归原位。这是很重要的一步棋,将蒯的人物性质坐实了,也就将刘“镇压群众”的错误坐实了。

五、“伟大”炮打司令部,“亲密”就任接班人

上文说到在8月4日下午的会上,毛泽东将刘的“错误”定性为“路线错误”了,这等于最终下定了“总攻”的决心。
8月5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将“决心”变成了“命令”。
但这个“命令”当天并没有发出去,所以严格的讲,8月5日并不是“总攻”的日子。
8月5日,毛泽东在第一时间让秘书打电话给林彪,念了他的这张“大字报”,也在第一时间给周恩来看了,当即布置周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宣读。
但仅几小时后,毛收回了成命,他似乎还要再修改一下。但他修改的内容并不是出于缓和,而是决心“一次性让刘窒息而死”的加码。
修改后的“大字报”于8月6日定稿。
同日上午,林彪、叶群回到北京,住在人大会堂有空调的浙江厅。
同日晚11点左右,周恩来与陶铸在人大会堂福建厅召集会议,参加者有杨成武、张爱萍、萧华、许光达、萧劲光、苏振华、吴法宪等军方重要将佐以及中央各部门的负责人,总共只有20余人。
周恩来到会后,即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纸说:“这是毛主席在八月五日所写的一张大字报,是手稿,我念给你们听听。”
周恩来将这张204字的大字报一连念了两遍,念完之后说:
“现在看来,多年的事实证明,刘少奇不行了,他不能再主持中央的工作了。主席原来想培养刘少奇当接班人,现在看来不行了,他辜负了毛主席的希望。现在中央决定,把林彪同志接回北京接替刘少奇,担任中央第一副主席。”
周恩来讲完后全场愕然,没有一个人发言,连协同召集会议的陶铸也没有讲话,周也没有要求他们发言,只是宣布了一下纪律就散会了。
这次会议是没有什么名目的,参加会议者也只是毛、林、周等圈定的名单,当然是被认为是可靠的人,用得着的人,或是要保护的人。
这既可以算作一次小范围的“战前动员会”,也可算是“打招呼会”。
8月7日,毛的“大字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公布了,公布的方式是作为全会文件印发给会议代表。
这张“大字报”一公布,“打倒刘少奇”的总攻开始了,其实也就结束了。
但文革并没有结束,其后的运动只不过是已经“打翻在地了,还要再踏上一只脚”,全是“狗尾续貂”,宣泄阴暗心理,拿老百姓开心了。
为什么写好了的大字报,却拖后了两天后才公布呢?
因为毛泽东要等待他此时唯一的“心上人”——林彪的到来。
8月5日,毛泽东对看了大字报的周恩来说:
“看来刘少奇不行了,我对他观察了21年,完全失望了。对邓小平也观察了7年,也失望了。要把刘少奇拿下来,现在怎么办?”
周恩来回答说:“那就只有林彪了,由林彪代替刘少奇最合适。”
毛要的就是这句话,立即说:“好,那就把林彪接来北京吧。”
1966年8月5日晚9时许,吴法宪接到周恩来电话指示,第二天一早就派专机去大连接林彪回京。
走笔至此,需要交待一下林彪的情况了。
自从1966年5月18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著名的“五一八讲话”后,林彪就离开了北京去大连休养,此后他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神秘消失了两个多月。
两个月后的7月18日,毛泽东经武汉回到北京,不久就决定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并以中央名义电令催促林彪到会,北京派來的专机等在大连,但林彪坚决不肯走,他向秘书口述了向中央的请假条。
即使是在今天我们重读林彪的“五一八讲话”,也得承认这是一篇情绪高涨、斗志昂扬、紧跟毛的讲话,完全是一副坚决拥护毛泽东,坚决拥护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姿态。林彪在“五一八讲话”中将他早已经营多年的“吹捧毛泽东”的系统工程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可以这样评价,“五一八讲话”是林彪造神运动的“巅峰之作”。
然而在两个多月后,面对毛泽东的召唤,林彪却表现出了消极的态度。
这是为什么?这期间发生了什么事?
笔者认为这期间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毛泽东于7月8日在武汉写了他那封五年早知道的“给江青同志的一封信”,对林彪的“五一八讲话”作了评价。毛在信中说对林彪的讲话“总觉得很不安”,其实就是很不满;毛说林彪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魁”,其实就是说林彪别有用心。
当时毛江为了“革命工作”,夫妻分居两地,毛在汉,江在沪,毛故以“家书”的方式系统的表达了对林彪“五一八讲话”的严重不满。
多年后,毛讲了他写信给江青的真实意图:要是写给总理或林彪本人呢,他们看了就放在抽屉里了,而江青是个小自由主义者。
至于,毛泽东有没有真的将这封信送给江青看,这并不重要,咱们也无须去落实这件扯淡的事。重要的是毛泽东让周恩来看了,还让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看了,更为重要的是毛同意周去大连向林彪传达了这封信。
对于这件事,《周恩来年谱》记载道:(1966年)7月11日、12日到毛泽东处谈话。看了毛泽东7月8日给江青的信后,建议找林彪谈谈。经毛泽东同意,7月14日,从上海飞大连与林彪谈话,转达毛泽东的意见。林彪表示接受,答应回京后修改5月18日的讲话。15日,周恩来返京向刘少奇作了汇报。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向中央做报告时也重点谈了这封信,情节基本一致。周说:“毛主席这封信一针见血。主席写这封信是1966年7月8日,在武汉写的,我是7月11日到的武汉。那时见了个外宾,我跟主席报告我到国外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以后,主席要我留一天。第二天上午见主席,主席就把给江青同志的那封信的抄件给我看。是一个底子,那个字是徐业夫同志抄的,有些字还抄错,主席还改了的。”
对于林彪而言,毛的这封信是有很多触目惊心的内容的(这是另一个重要话题,对此笔者另有著述,本文不准备展开分析)。林彪看了信后表面上接受了批评,表示回到北京后再修改。但我们不难想象林彪看了这封信后的心情一定是非常复杂的,他对毛泽东的不满情绪加强了,他对毛泽东的戒备心理加重了。
他可能会长叹:我都讲了你那么多的好话了,你怎么还不满意呢?真他娘的不好伺候啊!
可是“不好伺候”也得伺候,他心中“惶恐”了,“惶恐”中还带有几分“幽怨”,几分“无措”,除了“要避润芝”外并没有其它的“应对措施”。
所以,当毛泽东要林彪来参加会议,林彪就写了请假条。
这是林彪一拒毛泽东。
毛泽东获悉林彪以病为借口不赴会,当然是很不高兴的,但一时也无可奈。
8月1日,毛泽东主持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林彪没有到会的情况下开幕了。
8月4日下午的政治局会议开过后,与刘少奇也吵过了,“路线错误”的结论也已经敲定了,毛又让秘书給林打电话,要林回北京。晚上林彪让秘书回电话,表示拥护毛主席的意见,但是他身体不好,不能出席会议。
这是林彪二拒毛泽东。
8月5日,本是八届十一中全会预定闭幕的日子,可是因为毛泽东写了大字报,又突然提出要改組中央领导机构。
毛又让秘书徐业夫在电话里将他的大字报读给林彪听,再次坚决要林彪來。林彪仍然藉口有病,不能出席会议。
这是林彪三拒毛泽东。
在这期间,林彪还拒绝了周恩来的劝行以及江青通过叶群的劝行。
同一天,毛泽东第四次让徐业夫给林彪打电话,这次是霸王硬上弓,一定要林彪來!
就在这样的标准的“三请四邀”后,林彪终于答应来了。
8月6日上午,毛泽东宣布休会,宣布什么时候林彪来了什么时候再开会。
同日上午,林彪回到北京。
林彪一到北京,立即被接到人民大会堂。一向不串门的毛泽东亲自登门看望,说让林彪当接班人,林彪还是推说身体有病,一再叩头求免。(“叩头求免”四字,是根据1996年10月11日,舒云采访林彪女儿林豆豆笔记。笔者认为这是夸大其词,最多也就“作揖求免”。)
毛泽东骂林彪裝病称疾,想当明世宗,你不想介入运动是假的!当也要当,不当也要当。
就这样,林彪终于参加了会议。
无论是“不得不当”,还是勉而为之,还是半推半就,还是正中下怀,总之,林彪当了接班人。

六、结束语

南美洲的丛林中一只蝴蝶振动了翅膀,引发了太平洋彼岸的一场暴风雨。
这是“浑沌理论”中的“蝴蝶效应”。
这世上有没有这样神奇的“蝴蝶效应”,笔者是深表怀疑的。
但看起来“风马牛”的此事物与彼事物之间,冥冥之中存在着某种联系,这却是可能的。
没有“六二四”晚上的精彩表演,没有王光美工作组长达40多天的高压“反蒯”,就不可能铸就蒯大富这个“典型”;
没有周恩来提供这个“典型”,8月4日下午的那个“突然”的政治局会议就有可能不会召开;
没有这次会议,就有可能不会发生刘少奇的当面抗争;
没有刘少奇的抗争,毛泽东也许就不会在8月5日写那张大字报;
没有那张大字报,就错过了八届十一中全会;也许刘少奇还能在政坛上苟活一个短时间;
当然,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决心是早已下定了的,没有蒯大富也会有其他人,历史的大事件已经不会改变了,但事件的细节可能是大不一样的。
看似这一连串“玄玄乎乎”的“如果”,却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三年后,1969年11月13日,刘少奇死于废都开封的一间地下室里, 15日刘的肉身在开封府的焚尸炉里化作一缕轻烟,留下一抔粉埃。
五年后,1971年9月13日,月黑雁飞高,林彪夜遁逃,一家三口,摔死在温都尔汗的沙漠里,林彪的头颅被削去了一半,滚在十几米外的远处。显赫一时的副统帅竟然死于非命,且不得全尸。
十年后,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终老而逝,他的肉身至今还躺在大中华中轴线的巍峨殿堂里。
又十年,1987年10月底,蒯大富刑满出狱。
西方流传着这样一则民谣:
  丢了一颗钉子,坏了一只蹄铁;
  坏了一只蹄铁,折了一匹战马;
  折了一匹战马,伤了一位骑士;
  伤了一位骑士,输了一场战斗;
  输了一场战斗,亡了一个帝国。
2011年6月25日(“六二四”事件45年后的次日)蒯大富题签赠书《清华蒯大富》于笔者。书名起得真不错,但蒯大富不仅仅属于“清华文革”,他属于“中国文革”,所以更恰当的书名应该是《文革蒯大富》。
笔者以为应该将蒯大富这个清华人的事迹放在整个的“中国文革”中去考量他的意义。
“清华文革”这个箩筐小了点,小得搁不下“清华蒯大富”。

七、余音绕绕

1966年7月20日,感觉风向不对的王光美工作组主动解除了对蒯大富的关押。蒯大富放出来了!当时整个清华园都在传播这个消息。
时过境迁,20年后,1987年10月底,蒯大富刑满释放。蒯大富放出来了已不再是新闻。但消息却仍在早已散落于全国各地的清华老团老四中悄然传播着:
你知道吗?听说蒯大富出来了。
现在在哪里?
听说在山东;
听说在北京;
------
又约五、六年后的一个冬天,我与我的生意合伙人张先生(老团总部委员,我的标准老乡)在南京接待了蒯大富、罗晓波夫妇。我至今也不知道这是张先生特意邀请的,还是老蒯顺路而过。
在一场又一场的“接风洗尘”、“杯酒压惊”、“先干为敬”中,不断地回忆着尘封往事。蒯的身材变得难以置信的粗壮了,却依然那么能说会道。一次又一次的看他的老相册,一次又一次的听他讲“段子”,依然佩服他的记忆力,依然佩服他的嘴皮子,记不清有多少老团赶赴来看他,记不清与多少老四捐弃前嫌、握手言欢了。
三、四天后的一个晚上,张先生被当地有关机关传去问话,我则集结了三、四名信得过的员工悄悄地来到该部门前“哨探”。
冬夜的冷风里,我在那个有高高台阶的门前找一个阴暗的角落盯着那扇门,不停地看着表。
时间太漫长了,耳边不断的回响起那遥远的“六二四”回声:
等了五分钟,又等了五分钟------
午夜时分,张终于出来了,嘴里刁着烟。我急切地趋前问:怎么样?怎么样?
张说:没事没事!妈的,刚开始也很凶啊,训我,结果被我训了一顿------
我奉承张:你真行!就是江泽民在面前,你也敢训他!
我经常这样毫无恶意的揶揄张先生,圈子里的许多人都知道。
20年前的那场文革,我们这些人其它的什么本事也没学到,只学会了“粪土当年万户侯”。
也许是在蒯大富来宁前,1993年他在北京邂逅王丹。
蒯对王丹说:
“1989年6月4日我正在北京,我的一个朋友家就住在中南海南面。6月4日那天,我穿着短裤,拿一个扇子,我就站在那个街边,看到很多人啊,前面学生啦、市民啦,我看到这种场面确实激动啊!因为我们当年就这么干的嘛!”
蒯还问王丹:
“当时我在天安门,假设我支持你们,你们会不会欢迎我?”
王丹说:“你千万别支持我们,我最怕岁数大的人来支持我们哪!假如你们支持我们,等于我们有后台。那四人帮就和我们混在一起了。你们在我们的心目中是什么形象?你们在我们的心目中如果不是坏蛋,至少是笨蛋!当时四人帮那么明显地破坏国家,你们看不出来,跟着跑,不是笨蛋嘛!你们干了那么多坏事,不是坏蛋嘛,你们在我们的心目中始终不是好人。”
王丹的话很深刻,20年前我们所干的事难道不是“坏蛋与笨蛋”干的事吗!
王丹的话也很浅薄,倘若他早生20年,我推定他也会是与我们一样大同小异的造反派。
光阴茌冉,转瞬又是20年。
倘若在今天蒯大富重遇王丹,王还会这样说吗?我想一定不会了。
王是我们这一代的下一代,王的话表明他完全不能理解我们这一代,而我们这一代却还能对王这一代有一小半儿的了解。
如今,王也应该有下一代了吧。
这一代、下一代、下下一代;麻布袋,草布袋,一代不知一代。从我的文章所获得的网友评论,即使是我们自己这一代相互之间至今也是有着许多的“不知”,好好的朋友,为了“团啊四”的尘封往事,一言不合,转眼变成乌眼鸡。
“走出文革”?谈何容易!目前为止,并没有找到操作的方法。
就好比是一件曾经落在粪坑里的布衫,洗过了,漂过了,或是将其置于樟木箱底,再撒上几粒樟脑丸,甚至再用香水喷一喷,以为是行了,可过十几年、几十年再拿出来闻闻,那当初的臭气依然幽幽地氤氲于指鼻间。
何况,更何况这件落在粪坑里的布衫既没洗过,更没漂过,只不过拿在自身也是混浊的污水里马马虎虎地涮了一涮。
俗话说“混水能洗白萝卜”,那是因为萝卜本身是好的。倘若是一个已经烂心了的臭萝卜,你倒是拿在混水里洗洗看,只能把那“混水”也洗得越发的臭了。
乐观地说起码得花一百年,还得要从现在做起,要花很大很大的气力。悲观地说,文革的余毒永远也难肃清得了,它刻在中华民族心中的伤痕也将是永远的。
从这一点讲,老头和老头的“文革”也算是“不朽”的了。
因为文革“不朽”,“文革蒯大富”也将“不朽”。
呜呼!倏忽之间已过三代,这个时代不再属于我们,然我们却仍然属于这个时代。

胡鹏池
于江东颐园
第三稿2012-12-11



【林彪研究】

“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维国遗稿》读解(二)

于鹏飞 杜鹃

三 鱼龙混杂,虽败犹荣的空四军:党代会

资料显示,中共上海市第四次代表大会,于1971年1月4至10日在南京西路上海展览馆(今上海展览中心)举行。出席代表1000人。这是上海文革开始后的第一次党代会,距离上一次党代会将近8年。这次将组建新的上海市委,组建新领导班子,是权力的再分配,上海帮自然十分重视。
开党代会之前江青找王维国谈过一次话,叫他不要“争”上海市委书记这个位子,尽管王维国并无此意。江青讲了几条理由,第一,你已经是中央候补委员了嘛,今后都是集体领导,你就不要去争书记这个位子了;第二,上海警备区是地方部队,主要是维持地方治安,而空四军是野战军,有可能要调动;第三,原来上海市市委的领导里面,警备区出一个常委,空军和海军各出一个市委委员。这次大家都升一级,警备区出一个书记,空军和海军各出一个常委。江青的意思就是不让王维国当上海市的书记。这时廖振国已经离任,接任者是周纯麟,上海帮想让周当书记,并不是因为周和“上海帮”关系好,而是因为王维国跟他们关系不好了。
据周纯麟回忆,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为了给上海警备区“压台”,他被破例任命为南京军区副司令兼上海警备区司令(前几任都不是军区副司令)。周的回忆里也有张春桥力荐自己当书记的这段话,事后他想“这可能是张春桥以市委书记为钓饵,试图笼络我”;而且当时在他看来王维国是张春桥、王洪文眼里的“红人”,“红的发紫”。 周的这一印象与事实有出入并且自相矛盾,其口径与官方一致,将王与“上海帮”归为了一类。试想:如果王维国真与张、王臭味相投,江青在党代会前就没必要找他谈话,张春桥也不可能在会上动员代表们选举周当书记了。不过王维国当时倒是上海人民眼里的“红人”,他带领着空四军在党代会上大出风头,的确“红的发紫”。
王大章回忆说,由于文革时解放军支左,一个地区的陆海空三军一把手同时会被"结合"到当地革委会里参政,一般任正副主任,这在当时成了惯例。毋庸置疑,这次上海市党代会上三军代表也都是一把手到会并讲话:陆军是周纯麟,海军是高志荣,空军是我父亲。其实他早就明白上海帮和自己不是一路人,既然江青有言在先,看来他们要动手剃自己这个“刺儿头”了。他索性提出来:我身体不太好,要到医院去养病去。这个会我就不参加了,话也要不讲了,空军代表讲话就让军长郑长华去讲,我也讲不动。
张春桥知道王维国是对着干,他就发话了:“王维国怎么叫身体不好、讲不动呢?他给空军排以上的干部作报告,一次讲了六个钟头嘛!”足见张春桥对空四军的情况了如指掌,“会要参加,话也要他讲。”张春桥这么一讲,我父亲就没办法了,好,讲就讲吧!
由于军人不像文人善言,所以三军代表讲话都写好了稿子,准备上台照着去念的。这时徐景贤又提议了:讲话就随口讲,不要按发言稿念了嘛。徐景贤当时是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他后来也是上海市的书记之一。王洪文还没上来的时候他排名在张春桥、姚文元之后,(王维国与儿子王大章 1971年8月摄于上海)号称“徐老三”。所以他这么一讲,别人就不得不考虑他的意见了。
文革前徐景贤是“丁学雷”写作班子的负责人,文革中又以“罗思鼎”为笔名。他是文人,但能言善道,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大会上讲话是徐的强项,他的提议实际上是让大家学他。不知道徐景贤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口才,还是要难为一下军队代表。总之后来周纯麟和高志荣都响应了徐的号召,在讲话时背稿子。他们都上了年纪,这样做也真是勉为其难:遗漏、重复、颠倒频出,发言的效果大打折扣。轮到王维国发言了,他才不管徐景贤的什么建议,上台拿着稿子照念不误,条理清晰,声音洪亮,效果非常好。讲稿上没有注明“(鼓掌)”、“(领呼口号)”的地方,与会代表听到情绪激昂处,都自发地高呼“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的口号。王维国讲完话,得到了代表们最热烈的掌声。据空四军收集上来的“情况反映”中写道——群众反映强烈;一致说空军讲话讲的最好。
什么叫“情况反映”呢?由于当时空军代表同各自军管的单位一起,分散在地方代表中间,所以能把地方代表们的反映带回来。他们每晚都聚集在巨鹿路招待所,把当天会议情况统一集中、汇总,由专人记录。然后研究下一步怎么对付上海帮,再汇报给王维国。这就是“情况反映”。
关于甄选市委书记,本来王维国是驻沪三军中唯一的一位中央候补委员,理应当选,根本不用争。在上海部队支左问题上,警备区一开始就因为陈丕显的原因就被“边缘化”了,支左去的单位又是“农口”,要害部门多为空四军和海军掌管;随着廖政国的“走”与王维国的“犟”,促使“上海帮”重新考虑领导班子的人选,他们要调整政治力量结构,改变对军队的策略,保障自己政令通畅。表面上江青说的理由冠冕堂皇,其实目的是用“新人”撵“旧人”,清除“异己”,用周纯麟军区副司令的一职来压王维国空四军政委的一职,毕竟空四军还在南京军区领导之下,这一点王维国看得很明白。本来他对当不当书记是无所谓的,还曾想回避此会,但“上海帮”这么一搞,反倒令他很不服气:空四军在文革初始临危受命,在支左中举足轻重,可谓上海的砥柱中流,远比警备区责任重大、成绩突出,凭什么你江青几句话就想抹杀掉这些?凭什么会还没开就定下了谁当书记?既然叫我参加这次党代会,就叫你们看看我们空四军的水平,让事实来说话!他憋着一股劲儿,决心跟“上海帮”对着干,倒要试试看当得上当不上,当不上也要在大会上为空四军争口气,为自己争口气。
不知是巧合还是想学江青有意插手,在此期间林立果也来到了上海,他每天都关注“情况反映”,并做具体指示,有了林立果撑腰的王维国更加斗志昂扬。
王秀珍是负责大会后勤的,她提出来:你们三军都有文艺宣传队,能不能晚上给代表演点节目啊?本来警备区能演京剧《智取威虎山》全场的,但他们只演了场片段,折子戏。演的质量也不高,因为大家都知道样板团扮演小常宝的齐淑芳的脸是圆乎乎的,警备区那个小常宝的脸是瘦长的,那怎么像呢?演着演着代表们就看不下去了,纷纷退场了。
第二天轮到海军演,都是当时流行的对口词、三句半、快板,小歌舞等小节目,效果也一般。
第三天该空军演了。有了前两天的“经验”,去看演出的人并不多。空军演的是京剧《沙家浜》的折子戏。演员是专业的,布景、道具也非常好,演出的水平和样板团的不相上下,演完了反响很强烈。结果第四天有不少代表们向大会反映,因为前面两天演的都不好,我们就不看了,没想到空军演的这么好,要求重新“补课”,并且演全场。王秀珍当然不同意,她怕的就是空军扩大影响,长王维国的威风。
此事过去,后来王秀珍又给三军出题目了:你们是不是给大会献点礼呀?于是三军纷纷行动起来,警备区的礼是杀了几十头猪;海军献的是鱼、海蜇头之类的海产品。空军拿不出特产怎么办?领导连夜开会商量,决定让印刷厂赶印一批《毛主席十篇哲学著作(大字本)》送给大会,红色塑料皮,字大,当时很稀罕。每一本的最后一页都盖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四军党委赠”的大章,这叫“精神食粮”,在当时很时兴。
空四军又顾虑如果大会不下发呢?——连下不下发都考虑到了,说明当时空四军、王维国和上海市委的斗争多么激烈,上海帮真可能怕空军扩大影响,只收不发。后来想出个好办法——很简单,在开会的时候敲锣打鼓送到会场,让代表们都看到,任何人都只能叫好,这样王秀珍他们就不能压下不发了。
后来根据“情况反映”,说王秀珍拿到书翻看时,开始说“很好!很好!”结果翻到最后一页,看到空四军党委的大红印章,很出乎她的意外,明显愣了一下。据说,本来她真是不想发下去的,但代表们都看到了,不得不发,于是人手一册,代表们皆大欢喜!
“情况反映”说,说,王秀珍在大会总结时说到“感谢警备区给大会送来猪肉”时,下面有掌声;说到“感谢海军给大会送来鱼和海蜇头”时,下面也有掌声;当王秀珍说到“感谢空四军党委给大会送来毛主席十篇哲学著作”时,下面的掌声就像暴风雨一般!“情况反映”讲:一开始是讲话,后来是演出,最后是献礼,党代会上空军这三招棋对弈的很漂亮,赢的非常好。
周纯麟则回忆说“王维国用突然袭击的办法,给大会送来一卡车毛主席的书和毛主席像章,将了我一军。因为我们警备区事先毫无准备,他这一送,搞得我们很被动。接着,海军也送来了一卡车带鱼,我们只好临时决定,从警备区3个师和上警机关各拉来一口肥猪。这样,空军送‘宝书’,警备区送肥猪,成了一个大笑话,也是王维国等人别有用心的一次暴露。” 在周的描述里我们看不出王秀珍让三军给大会送礼的背景,却有王维国、海军和警备区“别苗头”的感觉,但按照周的叙述,海军也在警备区之前送了礼,难道也是在将警备区的“军”吗?或是海军的带鱼也是个“笑话”?
那次大会还安排代表们参观上海延安东路刚建好的第一条过江隧道,市里没车,由陆海空三军派车。据说很多代表都想上空军的车,彼此还讲“空军的车是走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的!”虽是戏言,但这就是当时空四军在上海的影响:群众威望很高,社会影响很好,上海帮想压也压不住。
会上陆海空三军代表自然都当选了市委委员,眼看着会上空四军和王维国的声望高涨,局面要失控,张春桥很担心,在准备投票选举书记和常委之前他又重复了江青的那三条理由——
“反正王(维国)政委嘛,已经是中央候补委员了嘛”,“今后都是集体领导嘛,也不是哪一个人说了算,今后开会,王政委也是革委会副主任,也是要一道参加的”;
“空四军是野战军,可能会调动,警备区是地方部队,是警卫上海的”;
“过去按照惯例警备区出一个常委,空军和海军各出一个委员,这次大家都升一级,警备区出一个书记,空军和海军各出一个常委”等等。
而《周纯麟回忆录》里也记载了张明确说过“还是由警备区周纯麟当书记” 的话。 就这样,张把调子全都定好了,然后开始选举,结果王维国当然就只是市委常委。
可以说这是“上海帮”从组织上排挤王维国的开始,是他们决心动手将王驱逐出上海权力圈子的第一步,也是对军队“拉出来、打进去”的一次有效渗透,而且由于林立果、江青和张春桥等人的参与,其性质已经上升为“笔杆子”和“枪杆子”在中央以外进行政治较量的一次重要回合。因为“四人帮”事先做足了的铺垫,最后他们如愿以偿,取得了实质性的胜利——中共上海市第四届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上海市委书记排位是;第一书记张春桥,第二书记姚文元,书记王洪文、马天水、周纯麟、徐景贤、王秀珍。
从周纯麟的回忆录看,“书记门”的确间接地挑拨了警备区和空军的关系。至于为何用“书记”一职“笼络”周并未提及,后来他和“上海帮”、张春桥相处的并不好,甚至很受气,书记也像是个挂名的:他发现“真正决定上海的重大事情,张春桥他们并不要我去讨论决定,而对于一些鸡毛蒜皮的事,他们却把我叫去陪会。” 尽管在工作上等于被架空,但周始终没像王维国那样和“上海帮”对立。
由于王维国带领空四军从1967年开始三支两军,参与了上海市的很多政务,对张春桥、王洪文的错误做法和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抵制,尽力去维护和保障一方平安,上海市人民有目共睹,空四军在许多上海人的心目中的威望是很高的,王维国更是这种威望的代表性人物,“上海帮”则把王维国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他们在党代会上的做法,明显是在拉拢其他军兵种,打压空军,排斥王维国,分化部队。当时空四军是以打仗的心态去对付上海帮的,可见当时双方斗的多么激烈!对于空四军会上的表现,林立果深知“气可鼓不可泄”,他鼓励王维国说“虽然没有当上书记,但仍然是一个成功的大会,一个胜利的大会”,总结时王维国高调传达了这两句话,并且说“同时也是把双方斗争挑明了的大会。”
今天回放这段历史,而侈谈胜利难免有些“阿Q”,但王维国顶住了“上海帮”的压力,空四军的几次亮相是漂亮的,在三军中很是凸显,从社会影响看,军队的正面形象也得到了进一步提升,稳定了社会秩序,加强了军民关系,人民更加信任和拥护解放军。总之党代会这一“仗”空四军输的光彩,虽败犹荣。
“书记门”绝不是谁当选上海市委书记的简单问题,今天看来其“蝴蝶效应”不容忽视——
“上海帮”与江青联手,“四人帮”雏形初现。
张春桥乘庐山会议的东风,再拉江青做大旗,巩固了“上海帮”的根基,气势空前。
会上三军被分而治之,驻沪三军本就各自为政,党代会后三军及军政关系不进却退。
张春桥向许世友示好、南京军区示好、向周恩来示好、向中央示好,归根结底是向毛示好,在政治上为自己加分。
文革中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 “军人参政”,一把手均为“陆军老大哥”,惟上海空军崛起,选择不熟悉上海的周纯麟,既能逐渐削弱王维国的权力,又能减少空军的影响,一举两得。
上海是毛文革的“试验田”、江青的“自留地”,主政的军人是“文人参军”的张春桥和“工人参军”的王洪文,毛通过江青助“文革派”成长壮大,巩固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其“掺沙子”的平衡权术初见成效。
代表南空“左派”的王维国与代表南京军区的周纯麟被“上海帮”推到了面对面相争的境地,其两派隔阂在上海渗透并加剧。
张春桥的警备区政委一职一直形同虚设,如此一来可以通过周真正控制警备区,连带着南京军区无形中开始跟着“上海帮”的指挥棒转了。
王维国二次受挫于张春桥,王与“上海帮”更加对立,与林立果更加靠近;而林立果则看到了机会,他卧薪尝胆,加快运筹新的计划。
同期,同是中央候补委员的陈励耘在浙江省委当选书记,陈与王维国虽曾共事,但陈的性情更傲……二人关系逐渐微妙、敏感起来。
……
当时也不仅是空四军和“上海帮”的关系紧张。朱锡琪就因为反感张春桥在军民关系上耍两面派的做法,决定站出来“炮打”张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在他的回忆中我们发现一个很有说明意义的事情——
张春桥、姚文元常常在兴国宾馆召集市革委会的核心成员开会,用张春桥的话就是“开小会”,参加者除了张、姚外,有王少庸、马天水(被“解放”后)、徐景贤、王洪文、王承龙和他,共八个人。这样的“小会”一般一两个月开一次,所有重要的事情都在“小会”上先讲。1967年武汉的“七二O事件”也影响到了上海,二医大的“红纵”也是上海市革委会成立时的发起单位之一,是张春桥支持的造反派。“红纵”和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的矛盾也引发了已经担任警备区第一政委的张春桥与廖的不和,无论廖做什么事情都被张春桥阴阳怪气地驳回去,不同意。
1968年春节前,上海市在市革委会礼堂召开拥军爱民大会,会后参加“开小会”的人又接到张春桥的通知,到兴国宾馆吃饭,酒过三巡之后,张讲:昨天我们在市革委会礼堂开过拥军爱民大会了,这个会我们已经开过了,人家是不是拥护我们啊?张这么一说,大家马上明白他的意思了。
王洪文立即响应,说:廖政国是陈丕显的铁杆老保!又说:部队到公安局支左,公安局里也全部支持老保。
张春桥接着说:“我们头脑要清醒点,我们手拉手拥军爱民,最担心的就是军队不站在我们一边。你们不要学王、关、戚,他们在报纸上公开‘揪军内一小撮’,犯了错误。部队里的事情要端出来,只能由上自下,廖政国的问题总归会解决的,要相信党。”
朱不过是革委会政宣组组长,却是“开小会”的成员之一,王维国是上海市公检法主任,职务比朱高的多,重要的多,却不在“开小会”名单之列。上海市的“所有重要的事情都在‘小会’上先讲”,而参加“小会”的人里除了张春桥,没有别的军人。这说明张春桥非常“独”,为人处世非常两“派”:一是耍两面派,一是拉帮结派,什么团结,什么党性,什么原则,什么工作……统统被张春桥玩于股掌——刚刚在大会上与廖政国手拉手拥军爱民,暗地里却想着怎样把廖揪出来。张春桥的话说的何等阴柔圆滑,两面派的手段何等高超,难怪朱锡琪看不下去,揭竿而起了。
(前排左起:王维国、徐景贤、张春桥,后排王洪文,摄于1970年庐山会议期间)黑格尔说:“方法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容的灵魂”。“开小会”的形式揭示了张春桥的野心。显而易见,他是仿照毛泽东与中央政治局的关系与形式,“小会”就是上海的“小政治局”,张春桥想当上海的“主席”。在这个“小会”上,张春桥完全撇开了与自己不和的军队,露出了真面目,更加随心所欲,煽风点火,称王称霸,将自己凌驾于上海市党委和革委会之上。
王维国在《遗稿》里总结到:“我们和以张春桥、王洪文为代表的‘上海帮’的斗争,从一开始就是反对他们搞一统天下的斗争,是反对‘上海帮’为所欲为的霸权主义、以及他们推行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斗争,实质上是反对‘上海帮’那些野心家的斗争。” 这个总结是客观的。
福兮祸所依。党代会之后即将召开工作汇报会,王维国看“上海帮”的架势,预感到自己要挨整了。上海帮本来就与军队面和心不合,通过党代会,王维国在上海的威望反而得到了提高,空四军的名气甚至超过了其他军兵种,这些都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因此他们也是不肯罢休的。
王大章讲:当时听父亲说市委委员杨富珍和陈敢峰,看他跟张春桥、王洪文他们对着干,背后没人撑着,蛮同情他的。杨富珍是位劳模,走上领导岗位是“三 结合”的产物,保持了工人本色。陈敢峰是同济大学的造反派,年轻、单纯,没什么政治成见,当然也没什么势力,办事还要看张春桥、王洪文的眼色。这两个人在革委会里人微言轻,谈不上有什么 政治能量,但他们的同情能给王维国内心带来一丝慰藉。王维国在担任上海市公检法军管会主任和革委会副主任几年后,基本上被“上海帮”孤立了。换句话说,上海已经成了“上海帮”的一统天下。

四 破釜沉舟,被蒙蔽利用的“死党”——说“两谋”

《王维国遗稿》 附件2与“两谋”相关的,涉及到王维国的有以下几个问题——领导“上海小组”、成立教导队、研制武器、参加了“三国四方会议”(下称“秘密会议”)并被指定为上海的“头”、向林立果密报毛泽东来上海的谈话内容、关于蒋国璋转告的要“上海小组”和“教导队”随机出发的通知、指使“上海小组”销毁罪证,以及中央文件上讲他带枪企图“暗杀毛泽东”等几件事情。下面就重点问题解读之。


(一)“上海小组”是个组织吗?
在1972年7月中央下发的“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 上,是这样描述的——“上海小组”,是林立果在上海秘密建立的法西斯特务组织。这个小组由蒋国璋、袭著显等八人组成,受林立果直接领导。
而王维国《遗稿》里自始至终使用的是“找人小组”的称谓,“上海小组”没有出现过一次。“9.13事件”之后“找人小组”、“八人小组”均被专案组弃之不用,一律按照“材料之三”改称“上海小组”。
《谋杀毛泽东的黑色“太子”》(下称《谋杀》), 是专门讲找人小组的,通章讲的都是如何找人,如何为林立果“选美”。书中还提到“林立果要李伟信起草了一个《入组须知》”。我们在“(材料之三)”上找到了《入组须知》(下称《须知》)原稿的影印件全文,并注明“是从林立果在广州的秘密据点缴获的”。为便于了解,特登载如下:

入组须知
本小组的任务,是为完成无产阶级司令部直接交代的各项任务。因此,每个成员必须具有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忠于敬爱的林副主席、忠于叶主任、忠于林副部长的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在为完成这些光荣任务和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安全过程中,应不惜牺牲自己的鲜血和生命!
还必须做到:
一、努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和林副主席的指示;
二、坚决执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各项命令。尤其是小组的最高领导——林副部长的指示,必须认真领会,句句照办,字字照办!
三、经常如实地汇报情况。应根据任务的性质向有关领导勤汇报多请示。在必要时,小组成员可以直接向林副部长报告情况。
四、用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要注意自我革命,处理好“跟上、靠下、正确对待自己”的关系;
五、严守机密。小组的一切活动均是绝对保密,未经请示和未得指示时,不得向任何人泄露和了解情况。

严格讲,仅凭《须知》是认定不了 “小组”是什么秘密组织或者“法西斯特务组织”的,况且这是一份有缺陷的证据,不但是孤证而且证据链不连贯。
首先,“入组须知”前面并没有“上海”二字。是否能证明此“组”即彼“组”——即空四军的那个“找人小组”?
其次,它没有起草者李伟信的笔供说明,而在“(材料之三)”的第58页、第74页和92页上,都附有李对其所做笔供的说明。
再次,《须知》最后也没有时间落款,搞不清是何年何月写的,事后补写也是可能的。
最后,没有其它证据证明这份《须知》已经发给“找人小组”的成员,并做为宗旨。
《须知》内容很虚、很空,也没有明确 “各项任务”是什么,只大讲“三忠于”、“四无限”。在这些套话里有几处关键语,一个是确认了林立果是小组的最高领导,强调了对“林副部长的指示,必须认真领会,句句照办,字字照办”;一个是要向林立果“经常如实汇报情况”;另外就是“严守机密”;没有一处提到王维国或空四军,除此无它。
王大章讲,空四军的确抽调了几个干部形成所谓“小组”,专门为林立果找对象,后来也为他办一些其它事情,总之是为林立果的生活服务。成员有军务处处长蒋国璋、组织处处长袭著显、保卫处副处长陶崇义、管理处处长过全、保卫处副处长唐剑鸣、秘书处副处长郭永诚,干部处副处长张兆玺,还有空军455医院的护士小卢;因为是八个人,所以也称“八人小组”,严格地讲是个“概念组”。我既没有听过我父亲用“小组”称呼那些部下,也没听他提过什么“入组须知”。找对象的事情应该是叶群托付给了江腾蛟,江腾蛟跟我父亲打了招呼的,这八个人基本上都是当年江腾蛟任空四军政委时的得力下属,林立果来上海,要办的事情就由他们去办。
我父亲虽然不了解为什么以这种形式给林立果找对象,但肯定要支持。江腾蛟具体是怎么过问的我不太清楚。负责找人的基本上在外面跑,有什么需求要依靠军里时,再来找我父亲,但他不管“找人”的具体事。我记得有一次,蒋、袭二人看上一个女孩子就跟到了她家里,动员她当兵。女孩子的家人从军装上认出他们是空军,结果直接告状到了张春桥那里。
王大章讲的这段,《遗稿》也提到了:1971年2月我向“找人小组”讲了一次话,中心内容讲的是要他们在找人时注意方式方法,不要出乱子,不要惹祸,不要帮倒忙,影响“无产阶级就司令部”的威信。当时我也提到,我们和王洪文、张春桥的斗争已经明朗化了,要他们在“找对象”中注意策略,照顾大局。由于“找人小组”当时在上海柴油机厂找“对象”时出了问题,对方告状告到了市革会,张春桥在告状信上批示“请维国同志调查处理”,搞得我很被动。所以我的讲话内容主要是关于找人的方式,叮嘱他们前提是注意和“上海帮”的斗争,不要乱搞。
1970年初李伟信到了林立果身边,林有事直接通过李跟蒋、袭联系,后来小组成员和林立果也熟悉起来,渐渐牛了,不太把王维国放在眼里了。
据林彪女婿张清林跟笔者讲,叶群为儿女找对象一事,最早可以追朔到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前。全会是1966年8月1日至12日召开的,林彪那时一直在大连休养。在开会之前,毛泽东要林彪回京参会,林彪无意参政,托病不回。后来,江青就给叶群打电话,李纳也给林立果打过电话,邀请他回北京参加运动。叶群告诉林彪,江青在电话里要求林彪回北京参加全会,要求豆豆(林立衡)和老虎(林立果)都回北京参加文化大革命。江青在电话里还讲了,大意是两家的孩子都不小了,想把女儿介绍给老虎(李纳比林立果大好几岁),把毛远新介绍给豆豆。林彪听了以后说:“搞什么封建联姻?!(毛)要拉人整人了,别理她!”这些叶群都有电话记录。
在中国,利用生活作风问题把人搞臭是一大制胜法宝,“9.13事件”后也一样,“选美”、“选妃”令人们津津乐道。人们只道是林副统帅的野心膨胀,才如此张扬,不料底牌却是叶群与毛家刻意保持距离的韬晦之计。但并不高明,像是打开了“潘多拉盒子”,由于当时“找人”的人不少,找的人也不少,借此向林彪表衷心,一时间吹喇叭、抬轿子,越来越热闹,局面逐渐失控。
1965年吴法宪带领王飞和空军党办几个秘书(包括刘沛丰、何汝珍、刘世英等人)陪同叶群到江苏太仓县洪泾大队搞四清。那时空四军政委是江腾蛟,王维国是政治部主任。文革初期学校停课,叶群曾经把还是大学生的林立果托付给江腾蛟照料,因此后来叶群托“江叔叔”在上海给林立果找对象。时值九大党章总纲写进了“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句话,人民视毛林一体,江腾蛟衔命而来,虽无“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势,但其中的深意谁都懂得。林彪、林立果都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在当时紧跟他们就代表着“走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1970年7月底,吴法宪吹捧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公开讲林立果在空军可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王维国还把政治上跟随林立果比喻为坐上“政治车、幸福车、保险车”,不仅体现了王的忠心耿耿,其对林家的极端信赖亦可见一斑。
王大章讲,我父亲是二野的人,跟林彪没有历史渊源,只因他在上海市革委会和公检法主政深感艰难,林彪主管军队,认为有林彪做靠山,就不怕“上海帮”了,所以把对毛的崇拜,对党的忠诚,对革命事业的献身精神,很具体的“落实”在了林彪、林立果身上。
记得那是在1971年,有一次林来上海仍然住在巨鹿路招待所,我父亲每天都去陪他吃饭。林立果曾经有几天觉得肝区不适,八人小组有人跟他透露:王政委得过肝炎,别是王政委把你传染了!结果他再去的时候林立果就把饭菜分成了两份。一开始他没觉得怎样,还让医生来给林立果检查化验,后来他听说有人讲可能是自己传染的林立果,很生气。他的肝不好是因为1958年被诊断为“阿米巴痢疾”,服药过多导致了“中毒性肝炎”,早已痊愈。这样我父亲也不去吃饭了。
林立果化验一切正常,他也知道我父亲不去吃饭是有人说了“传染”的事,为了消除误会,就提出来要到我们家里来“看看王政委的孩子”。我们家那时候住着一栋日式的旧房子,墙壁又薄,外面下雨,屋里墙壁上湮的一大块、一大块的,像地图一样,显得破破烂烂的,怎么好来?结果还是我们都去了巨鹿路招待所,受了林立果一次接见。林送了我们几个很时髦的人造革拉链提包,送了我一个军用指北针。 这是与我们一家仅有的一次“私交”。
上海是林立果与上海帮的必争之地,王维国想靠,林立果想拉,这就是王维国在《遗稿》里一再强调、没有明说的“特定”历史条件。对自己和“两谋”的关系,《遗稿》强调“我不知道他们在搞反革命政变……更不是为了他们搞反革命政变服务。”“我不知道、也没有和他们一起搞反革命武装政变。事实上……是碰上了他们可能想搞政变;他们在欺骗我,利用我”。
法庭认定王维国参与了对这个“小组”的领导。对王维国的辩解,法庭的逻辑是——“被告是空四军的领导,‘小组’成员都是被告的部属,当然是他们的领导”。 其实无论是中央文件还是法庭,都有意模糊“领导”的概念,把王维国和找人小组的行政隶属关系与林立果对找人小组的“指挥”混为一谈,这样就把林立果与王维国连在一起,林立果让找人小组干了什么,等于王维国也干了。林立果搞了“两谋”,于是受他“指挥、控制”的小组最后被戴上了“为武装政变直接服务”的帽子,其成员幸免刑罚,但不知道“两谋”的王维国,却因是小组的“领导”与“武装政变”搭上了界。
出现在于新野笔记本 里的“上海小组”一词,更像是为与“北京”相区别,与“调研小组”相区别……无论叫什么,只要小组成员没有搞反革命的故意,没有参与政变的故意,都不是犯罪。再说笔记本是个人的,只能证明于新野自己。
王维国对自己的问题是这样的认识—— “我的问题的实质,是在‘文革’动乱中,在上海和四人帮斗争的情况下,我把林彪一伙当做‘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来看待,信任他们,依靠他们,受了他们的蒙蔽,上了他们的当,被他们利用了。也可以说,是被他们捉弄了的人。在我总共和林彪一伙接触的一年半中,我是犯有错误的,有的是严重的,但我绝不是和他们共同犯罪。”
组织专人给副统帅的儿子找对象,为他来上海大修居所,甚至是为此组建了一支警卫队伍,这些做法在如今听来都象征着特权,是权利腐败,是王维国为首的空四军领导们利用手中的权力,自觉为林立果在上海的生活以及保卫服务,并且上升到“路线”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高度去认识,以至于最后在党内路线斗争的洪流中沉浮、迷失。但特权也好、腐败也罢,说到底和政变是两回事。王维国的要害问题是满心革命、忠心耿耿却跟错了人,站错了队,为了摆脱自己的困境而卷入另一个漩涡,渐变到了空四军为林立果所用,为其左右,为其适从,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做了林立果想做的事。这也怪不得谁,凡政治上一面倒的做法本身即具有高度风险,历来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至图穷匕见,王维国方大梦初醒!
扪心自问,王维国不是不后悔,但他对照法律认错不认罪,即是他个人作风的使然,耿直性格的使然,几十年党性的使然,对文革历史态度的使然。对照法律自检,错就是错了,没有的就是没有,该认账的认账。但对罪与非罪,绝不乱认;想压服他,绝不服软。

(二)成立教导队的前因后果
《遗稿》称:成立军教导队“早于”《“571工程”纪要》(下称《纪要》),“是当时和‘上海帮’斗争的需要”。王维国此言大大有悖于官方关于两谋的时间顺序:《纪要》——“秘密会议”召开——成立教导队——政变,颠覆了原本顺理成章的案情。
空四军在上海巨鹿路有一个不错的招待所,里面有十几幢老洋房。首长们、包括林立果来上海一般都住在那里。后来林立果为什么不住了呢?据王大章所知:有一次林立果从上海回到北京,吴法宪问他在上海住哪里了?他说住巨鹿路招待所。吴问住招待所哪里?林说招待所里面靠巨鹿路边上的一座小楼,是个新修的独立院落,可以单独进出,不需经过招待所大门。不久后吴法宪到上海来,他指名道姓也要住那里。张春桥知道吴来了上海,一定要登门拜访,所以张春桥也去过那幢小楼。既然张去过,林立果就认为那里暴露了,再也不愿意住了。
还能住哪里呢?王维国感到比较为难。岳阳路少年科技站是上海警卫处招待所,基本处于空关状态,各方面的配备很不齐全,临时住一住可以,但总不是长远之计。于是他和军里领导商量,想启用新华一邨招待所,但需修建一下,另外警卫问题还是自己来解决。所以修建新华一邨和组建教导队,先在军里基本上有了一个统一的意见。因为修建工程还没有正式动工,所以1971年3月份林立果来上海暂时还住在岳阳路。
王大章讲“秘密会议”当晚还出了一个意外插曲,大家都紧张坏了!——“林立果他们都在里面的时候,警备区有一支部队,搞不清是一个连还是一个排,突然就把少年科技站包围了!而担任科技站警卫的只有我父亲从警卫处调来的一个班,虽然有枪但都是手枪,短枪跟建制部队的武器比,在射程和威力上是不能比的,而且来人很多!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父亲和李伟信等人很紧张,不是为别的,林立果万一有什么闪失的话怎么跟林家交代?!当时这可是不得了的事情啊!过了一会儿这支部队集合起来又撤了,这才分析他们是搞演习。通过这件事情,大家都觉得林立果今后不能再住这里了,要住我们自己的招待所,要搞一个我们自己的警卫部队,决定加快把新华一邨的招待所修一下,然后搞一个负责警卫的教导队,既培养干部,还可以给来上海的首长担任警卫工作。”于是本来与“两谋”无关的教导队就由这件突发事情而正式启动了。所以王维国在法庭上理直气壮——“能够证明此事属实的,应该有空四军党委会上我的发言和大家的讨论、会议决定等记录为证。参与此事的一些人都还在,而且也不会忘掉,都可以证明我的话属实。”
王维国称:“1980年4月公安部和总政治部合审我的案子时,他们叫我看过一份证明材料,是我在1971年3、4月份指示空四军干部处副处长张兆玺,布置向部队下达关于选拔教导队干部和干部苗子的六个条件的文件照片,那是当时的原始记录,而且是当时实际实施过的,很能说明我们办教导队的意图和目的。这个材料的内容是这样的:关于选调‘教导队’人员的条件:1,政治思想好;2,无复杂社会关系;3,身体好;4,打过仗;5,和首长有感情;6,不要选本地人。”并且解释说“不要本地人就是不要上海人。因为教导队是在上海市新华一邨招待所担任警卫工作,上海是张春桥、王洪文的地盘,本地人社会关系多,容易泄密,为了接受教训,所以提出了第6条。”
王维国在法庭上认可的证人证言极少,我们注意到这份证言证明教导队组建的时间,先于林立果等人制定《纪要》的3月24-26号,也先于3月31号至4月1号的“秘密会议”。 这一点证明了作为《遗稿》附件的裁定书 认定教导队是“按林立果等人根据武装政变的需要”组建的指控是不实之词。
《材料汇编》里法庭驳斥了王维国的“组建教导队‘是为了培养干部’”的论点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被告为什么偏偏不让选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不要干部子弟,而是一再强调要选对林彪、林立果感情深的?王维国对此的解释是:“提出第5条是当时考虑到叶群、林立果等人是常客,不能再像给毛主席住的招待所挑选警卫人员的一样,在我亲自动员之后,出乎意料的有十几个人不愿意在那里做警卫工作,不愿意做就不可能把警卫工作做好,只得再去调换。为了防止同类情况再次出现,所以提了这么一条。” 由此我们意外得知当时居然有不愿意为毛泽东服务的战士,另外就是王维国和空四军与上海帮势不两立,防范意识很强。
王大章告诉我们,“不要干部子弟,不要城市兵,特别是不能要上海人。怕的是万一跟王洪文他们有点瓜葛就讨厌啦!教导队的人选问题就由此而引起的,空四军党委开会讨论,一致通过。因为需要从下面部队调人,不是说调就能调的,军务处、训练处、组织处、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都要知道,干部部门要审查。所以必须开党委会讨论,通过了以后才能组建。初衷跟林立果搭界,但跟所谓政变根本不搭界,都是空四军根据需求做的考虑。再加上巨鹿路招待所暴露了,林立果到上海绝对不愿意让张春桥知道,所以干脆把新华一邨的房子弄一弄,在上海帮的地盘上有支自己的警卫部队,安全就没什么问题了。”
虽然法庭也提到了当时的“历史条件”,但仍然指控王维国,我们罗列在下:
一、为什么要十分注意保密,不能让外面发现,培养干部为什么要鬼鬼祟祟?
二、为什么要给副师职的林立果组建这支警卫队伍?
三、为什么要教导队学习捕俘格斗、打巷战?
四、对林立果策划“两谋”时明确提出要教导队借抢救为名往毛主席列车上冲,策划南逃广州时又要把教导队带走,法庭认为是“暴露了苦心经营‘教导队’的真实用心。
众所周知,文革时期全党、全国都陷入狂热的个人崇拜中, 教导队的选拔条件用心良苦,的确是为了林家安全着想。法庭质问的前三条跟王维国有关,答案也不复杂,就是为了回避上海帮。最后这条是林立果在北京的策划,王维国连知道都不知道,怎么来问他呢?
法庭对李伟信电话里传达周宇驰要调走教导队一事,质问王维国:为什么不向上级报告?为什么不和同级通气?为什么在“9.13事件”后要解散它?其实正好证明王维国没有参与两谋,情况不明时按兵不动。待东窗事发,王明白林彪父子可能出问题了,知道自己陷得很深,根据历次政治运动的经验,躲是躲不过去了,教导队目标很大,林立果直接插手过,留着不如解散,希望尽可能地能把这批干部保护下来,免受牵连。总之大难来临,大势已去,也是树倒猢狲散了。
王维国辩解道——教导队是“我们军党委经过讨论研究,改建空四军的招待所,是我们和‘上海帮’斗争发展的结果,成立教导队,是为了在和‘上海帮’斗争条件下,担任高干招待所的警卫,(毛主席的招待所我早已组建了警卫队)。我们采取的改建招待所的一些保密措施,和对教导队进行的一些保密性的警卫知识的训练,完全是在当时条件下,参照了上海市警卫处高干招待所的保密规定提出的要求。上述这些有上海市警卫处的保密制度为证,也有因和‘上海帮’的斗争,上海市警卫处报请张春桥的批件为证。” 事实上教导队是军长郑长华主持工作时,和“八人小组”的蒋国璋、袭著显等人参与组建起来的,并不是王维国背着空四军私下搞的名堂。
王维国为什么没有直接参与教导队的组建?原来1971年4月15号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根据于新野的记载,会前军委办事组的黄、吴、叶、李、邱都写了书面检讨;会上王洪文、徐景贤点了王维国和陈励耘的名。 接下来各地也要开汇报会,传达中央会议精神,当然上海也要开。王大章说:我父亲一看会议的内容和架势像秋后算账,是冲着他来的,说不定还要做检讨,而他是不愿意向“上海帮”低头的,所以经吴法宪批准后,4月份上旬他向市委请假,说是去青岛疗养一段时间,就和我母亲一道离开上海避风头去了,回避了市里的工作汇报会。
就这样,王维国夫妇先到了河南开封,然后又到了武汉,接待他的是空降兵15军军长、时任武汉市革委会主任的方铭,是和王维国一道组建过伞兵师的老战友。王维国还带去了几本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后来这也成了他的罪名。夫妇俩住在武汉市委招待所,白天到东湖逛一逛,晚上去王家墩机场打打猎,休息了两个多月。为了不让“上海帮”知道,他们乘火车到苏州,再坐上军里事先从上海开去的汽车,悄悄回了上海,没有回家,直接住进了江湾机场。接下来的一个月里,王维国哪儿也不露面,不让张春桥、王洪文等人知道。这期间他也找人谈谈话,了解市里和部队的情况,没事还是打打猎,晚上有人去给他汇报工作,但基本上还是比较清闲,知道他已经回来的人极少。当时这段时间公开在军里主持工作的就是郑长华,一直到8月1号郑陪他去新华一邨看望已经组建好的教导队,那是他第一次见到这些学员,他们给教导队讲了话。然后他和郑从新华一邨一起回到军里,才算结束这次长达三个多月的休假。
古人云: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我们不难体会当年王维国的感受,一个堂堂的中央候补委员、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兼公检法军管会主任,居然迫于上海帮的压力玩起了躲猫猫,托病、隐藏……像个地下工作者。王维国不是软骨头,是什么让他远离上海、远离岗位?可见环境之险恶、斗争之激烈,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他在“秘密会议”上被林立果指定为上海的“头”,参与了“两谋”,怎么还有心情和时间出远门,打猎或闲赋如此之久,岂不是拿“政变”当儿戏?
教导队在吹捧林家父子方面无疑是狂热的,但这并不能证明教导队就是王维国为林立果搞政变而准备的,也要看他们是否参与了两谋,实施了什么,主观上有没有故意。林立果怎么打算、怎么商量的,仅仅属于他的“犯罪准备”,并不等同于王维国或教导队犯罪。王大章说,我父亲从来也没有接到过林立果关于两谋的命令。其实林立果或江腾蛟都没有命令来,倒是我去北京时李伟信曾经想利用我——
就在9月12号晚上10点多,即我到北京的当天,李和他弟弟李伟隽一起到招待所来找我,说明天有架飞机途径上海,他们要我现在就跟他们走,明天搭便机返回上海。李伟隽曾经在巨鹿路招待所搞过无线电设备,我们见过。在去空军学院的路上,李伟信忽然半真半假地跟我说:“万一我被打成反革命,你可要为我声张正义啊!”
当时我十分吃惊!吃不准他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想这绝对不可能吧?是不是他摆的噱头?我就讲:“你们是林副主席和副部长身边的人,都是为林副部长办事,你们怎么可能变成反革命?你们要是变成反革命,天下哪里还会有革命的呢?这绝对是不可能的!”
他听了以后高兴起来,理直气壮地表示赞同:“就是嘛!”
紧接着他又说道——“明天呢,这架飞机上除了我们三个人以外,还有几十个8341部队的人。”——哦?我一听说有8341部队的人就来劲儿了,那多好啊!在上海毛主席住处(“414”)里面,空四军担任了警卫以后曾经专门请8341部队的人来传授匍匐、擒拿格斗的功夫。再加上当时宣传“六厂两校”的经验,所以我认为8341部队的人是很有本事的。我很高兴也很好奇的,说了句孩子气的话:“8341部队的人好啊,看看他们什么样啊!”
李伟信则话里有话地说:“他们好是好,就是对林副主席不太好,是监视林副主席行动的。”
他这样一讲,我就不敢接茬了。这话是什么意思?我生怕讲错话,没敢吭气。
见我没说话,李又讲了:“要不是因为林副主席工作忙,我们都一起离开北京一下。”
这回我听懂了。因为这次我是给林立果他们来传递了消息了嘛,但这个“我们”都包括谁我不清楚。当时我想是不是因为我送来的这些消息,主席对黄、吴、李、邱又有什么新的讲法了?所以他们也推说身体不好,要到外地养病去了?他说的“要不是因为林副主席工作忙”,我理解为:林副主席是不离开北京的。但是我还是忽略了李伟信话里一个明显的漏洞:林彪不离开北京,8341部队是林彪的警卫部队,为什么要离开呢?
李接着说,“明天有个任务”,是谁的任务他也没讲。他说:“要想办法让8341部队的人留在上海,先带上教导队走,然后再回来接他们(指8341部队);或者是叫北京再派飞机送他们去”。他说,“这样吧!”他好像在给我布置任务似的——“明天你上飞机以后装成一个活跃分子,跟8341部队的人的吹吹牛、拉拉关系,混熟了,到上海以后把他们骗到南京路去玩。”
我听了简直难以置信,这可有点荒唐了!8341部队的领导是首长,我怎么把他们骗到南京路去玩?第一,这很不现实;第二,我骗了他们,我跑不掉,我父亲也跑不掉。而且我父亲没有交代我的事情,我不能做的。我不能给我父亲找麻烦。
我马上拒绝了:那肯定不行!我怎么能骗得了他们啊?! 8341部队的人怎么骗得了?!
李说“没关系,你上去先装活跃分子跟他们拉关系啊,然后……”,他的意思是到时候见机行事。我连连说“不行,肯定不行,我肯定装不像的!”回绝了他。我心想8341部队也不会相信我的,他们在执行任务,有令在身,会跟一个小青年跑到南京路去玩吗?我脑子十分清楚,绝不能给我父亲帮倒忙!
我这两个“肯定”一讲,李伟信的脸拉了下来了,他沉吟了一下,讲了一句:“我给王政委打电话,叫他明天到机场去一下,我有些事情要向他汇报。”当时我感觉他的意思是说,他的话是有权威的,连你父亲我都叫得动、都不会不听,你怎么不听我的? 好像是有点这个意思,讲起来是“汇报”,但实际上话里有骨头。但再怎样,骗8341部队事情我不能听他的,会给我父亲惹麻烦嘛!
见他不高兴了,我一想,也不能得罪他呀,要是他在林立果面前讲我父亲的坏话怎么办?后来我想了一下说:“你让8341部队下来换上教导队的人,飞行员也不同意啊!”
他回答说“飞行员有什么不同意的?飞行员是我们的人!”
我提议说,“如果飞行员是我们的人,其实可以这样嘛——你叫教导队的人先在机库里等着,飞机在上海降落了以后让飞行员说飞机坏了,要到机库里去修,叫8341部队先下飞机。等飞机到了机库以后,叫教导队的人在机库里上飞机,然后飞机直接上跑道起飞。不就把他们扔下来了吗?”
他回应了一句“你这倒是好办法!”尽管这样,他脸上仍然没有表情,后来就没再和我说话。
其实这天晚上李伟信的压力很大,他奉周宇驰之命给蒋国璋、袭著显打电话,让他们给教导队发枪,让教导队做好第二天从虹桥机场出发上飞机的准备。就算教导队这边一切准备就绪,怎么让8341部队下飞机就要李自己想办法了,所以他是想利用王大章搭乘这架飞机的机会帮他的忙。
林立果想调动教导队的整个过程是王大章14号从北京回到上海才听说的。王大章听他父亲说:“蒋国璋、袭著显接了李伟信的电话就找我来了。我听他们讲完,考虑了一下说‘不行,不能调用教导队’。”王维国跟儿子说,按照规定调动一兵一卒都要经过军委,要经过毛主席的,不能随便调动。当时他问蒋、袭:调教导队去干什么呢?他俩说“不知道”;于是王除了重申“教导队现在不能调”,他要求他们“先问清楚了再说,你现在去打电话给李伟信问一下,调动教导队到底是干什么?到哪里去?我们这里的警卫工作怎么办?问清楚了再说。”蒋、袭二人便想再找李伟信,但已经找不到了。由于王维国的坚持,教导队没有动。
王大章说,没找到李伟信,我父亲当然不明白到底怎么回事。他听了我从北京带回来的情况就问我,他们是要到哪去呀?那架飞机为什么又没过来呢?我说不知道。他告诉我:你知道吗?他(指林立果)要带我们的教导队走,是怎么回事?我结合了李伟信跟我的谈话,分析说可能要调教导队去担任警卫工作,想把8341部队的人换下来。他听了依然不得要领,不明白林立果要干什么。
所以,王维国虽然从蒋、袭二人那里得知了李伟信传达的“周宇驰要‘上海小组’和‘教导队’全体人员,全副武装,随机出发的通知”(《材料汇编》),但他并没有轻举妄动。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一直到最后林立果既没有对王维国和找人小组交底,也没有让王维国跟他们走的意思。不交底,怎么搞政变?不跟着走,算什么死党?
王维国哪里像林立果指定的上海的“头”?不放教导队走哪里像参与策动武装叛乱?正如《遗稿》所说:“我如果跟他们是一伙的,我根本不会去问,我应该执行就好了,这才更符合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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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记忆》第九十二期
帖子发表于 : 周五 2月 01, 2013 8:5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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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571工程”纪要》的是是非非
《纪要》与“秘密会议”在时间上孰前孰后?这个问题似乎已经被中央文件定格:《纪要》在前,“秘密会议”在后。林立果先制定好了《纪要》,然后找这几个人开会,落实指挥班子。然而有两个细节可以佐证事实并非如此——
一是在于新野记载《纪要》的笔记本上,已赫然可见“新华一邨”、“教导队”的字样,但从来没有人交代过那晚曾经讨论过这两件事;而且林立果等人不可能在起草纪要时,就提前知道31号晚上将有突发事件发生,从而导致四军作出加快实施改建新华一邨和组建教导队的决定。即使林立果事先知道四军这个计划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而且这一点可以排查。
二是“9,13事件”发生之后,纪登奎曾经亲自拿笔记本上的《纪要》影印件给原空军副参谋长王飞和于新野的爱人李雯看过,询问他们可曾见过,让他们辨认字迹是谁的。
王飞和李雯都否认见过,对字迹二人意见相仿。王说:是于新野的字;李说:像(于新野的字)。据知情者告诉笔者,1971年3月下旬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等人在上海商量要搞个东西。当时是林和周在口述,于执笔,但于也时有提议,话比较冲,用词激烈,有“过头”话,周会予以纠正,使其表达的稳妥、正确,林点头认可了,于便记下来。当时于新野用于记录的是几张纸,并没有写在小红本上,这几张纸他还带回北京给王飞看过。也就是说,于新野的小红本子上的《纪要》,虽有涂改,仍非第一稿,应该是于新野后来整理过。因此“秘密会议”时,《纪要》并没有真正形成。
为什么上面的一些话像是为“秘密会议”量身定做的一样?很可能是林立果事后让于新野加进去的。王飞确实没有看过小红本子上的《纪要》。这样的话《纪要》实际上至少有两稿,我们且将王飞“9.13”前曾经看到过的、写在几页纸上的《纪要》称为草稿,把中央文件影印的于新野的红色笔记本上的称之为整理稿。
王飞说,整理稿“上面的很多内容的确都是平时和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等一起议论过的”,他说“没见过”是实话,一语双关,既是指于新野的小红笔记本,也是指有别于他知道的内容。 所以完全可以推断,王飞看过的草稿,应该和整理稿不一样。
无人知晓草稿与整理稿具体有什么不同。如今参与起草的三个人都已作古,恐怕这个答案将成为千古之谜,而且以整理稿的潦草程度,我们大胆猜测不排除它还有其它抄件或其它什么稿,这当然有待证实了。
不论参加“秘密会议”的四个人各自怎么说,“三国四方会议”这个名词本身并没有反革命含义,就算王维国组织这个“秘密会议”没有报告军里,就算陈励耘去上海没有向五军或南京军区打招呼,就算江腾蛟称病有假,就算周建平到会不止一个多小时,就算他们的团结问题不该私下解决,……然而,没有了《纪要》为先导,没有了计划武装政变的内容,此“会”怎么能是反革命的呢?退一步说,即使林立果怀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但当时就凭几页草稿,他怎么能在“秘密会议”上不做明确交代,就算布置了武装政变了?况且这么大的事,不可能只是一句“政变”的空话,一定会有具体内容,即安排指挥班子, 而“(材料之三)”明明又说“没授予指挥权”。 “指挥权”和“指挥班子”应该是一回事吧?
《纪要》上的“指挥班子”、“新华一邨”、“教导队”、“江、王、陈”以及“南空直属师工作 (十师) 周建平负责”这部分内容,很可能是于新野根据“秘密会议”的情况汇集而成的。在这个视角上回看“秘密会议”,就真的像王维国所说的——根本不是一个会,充其量是林立果的处心积虑。但,林立果怎么想、怎么做,只代表他自己,和别人不能等同而论。“秘密会议”上林立果没有布置《纪要》,没有安排指挥班子,此后也没有向王布置过“杀毛”的阴谋,王维国怎么算是“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参与策动武装政变”?难怪他大呼冤枉,难怪他十几年坚持申诉。

(四)南空矛盾与“三国四方会议”
裁定书称:1971年3月31日,王维国参加了林立果根据《“571工程”纪要》建立武装政变指挥班子的计划,在上海召开的秘密会议,被林立果指定为上海的“头”。
王大章说父亲平时忙于工作,很少有时间听广播,看报纸,他印象里根本不知道1970年4月柬埔寨、老挝、越南南方和北越开过一个什么“三国四方会议”。他出狱后告诉我,专案组问他:你们开了个“三国四方会议”?他听不懂。
“秘密会议”那天晚上,我父亲听到的关于“头”的事情,是在讲各军演出队的问题。 比如空四军的演出队到浙江去不要瞎演,到了浙江就要听陈励耘的,陈说给谁演就给谁演,他说演几场就演几场,不要跑到空五军支左的对立面去演,因为陈是浙江的头嘛。到了上海要听王维国的,王是上海的头嘛,这个所谓的头,既是指王、陈各是空军部队的头,也指他们二人担任地方革委会的要职。周建平是南空的头,到了南京听周的,周说给谁演你就给谁演,周说演几场你就演几场。跑到南空支左的对立面去演就不好了嘛!因为当时支左都支了派了嘛!这就是那天晚上我父亲听到的,或是他理解的。
王维国的说法像借演出为名,划地为牢,几个人约定互不干涉。
尽管林立果在上海活动频繁,尽管他选择在上海商讨制定《纪要》,但关于两谋,至今并无林立果在“秘密会议”上讲了“武装政变”的确凿证据。如果是讨论政变或是安排指挥班子,王维国能是这种状态吗?周建平能半截子才去参加吗?中国字字义丰富,同样一个“会”字,可以组成开会、聚会、会面、会晤、意会等多个词组;同理,对于“头”,也可以多个层面理解——首先他们都是各自在单位的头;其次他们是各地方政府里的头;在路线上他们是一派,在江浙沪地区直接和笔杆子斗争的头……难道一定要用搞政变来解释“头”的意思才说得通吗?这不由令人想起《红楼梦》第六十二回“憨湘云醉眠芍药茵,呆香菱情解石榴裙”里湘云的一句话:这鸭头不是那丫头,头上那讨桂花油?
法庭一直想把其他三人的供认强加给王维国。有意思的是,参加了同一“秘密会议”的江腾蛟、周建平和陈励耘三个人,虽然各自给“秘密会议”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但交代的内容并不相同,只有江腾蛟承认这是林立果为实施武装政变计划《纪要》建立“指挥班子”而召开的。周建平供认的“我参加了他们的(黑)会,被指定为……头,受江腾蛟协调拉拢,成了他们的走卒,罪孽深重。”, 并无“秘密会议”涉及《纪要》和武装政变等实质内容,更像是出于和林立果“沾包”的悔恨,纯属给自己扣的大帽子。陈则翻了供。“唯独……王维国在事实面前拒不认罪”, 正如《遗稿》,坚决不认账。
对于林立果和江腾蛟建议王维国把陈励耘请来“扯一扯”,解决一下他俩矛盾的动因,王大章知道的情况是这样的——
有一次陈励耘派人跟455医院政委宫健讲,想搞10支人血白蛋白。宫政委可能已经答应了,不知怎的,她又来跟我父亲说:“陈政委来要10支白蛋白,我这里是战备医院……”。我父亲以为她为难,就说:那你就不要给他了,我想办法从其它医院搞。王维国这么一讲,宫就没给,让陈派来的人白跑了一趟,还误会了是“王政委不叫给”。结果陈那边当然不高兴了,觉得没面子,以为我父亲搞什么名堂,实际上我父亲已经让军卫生处去搞了,通知陈来取时,那边说“不要了”,还听说陈生气了。我父亲不明就里,他想,给你搞好了你又不要了,是嫌晚了还是什么?那就算啦!我父亲的性格比较直来直去,这样他就觉得陈的脾气有点大,为此两人就有了误会,关系有点僵了。
其实王大章有所不知:江腾蛟和王维国之间也相互不满。“空四军以前对江腾蛟的补助也被卡掉”, 江感叹“人走茶凉”。《百年》还提到江任空四军政委时“对叶群的某些要求予取予求,一些药物也由空四军报销,后来王维国接手后产生了困难,江腾蛟让王维国向上海市委伸手,王维国颇感为难”。 其实王维国怎么会为难呢?换了谁也不可能为难的。据笔者得知,当年李伟信就是派去专门为林立果采购进口商品后来被留在了林的身边。李多次前往广交会采购,费用多通过支左办公室支付给上海市外贸;而生活用品则由八人小组的过全负责。王维国“指使专人用公款为林家采购珍贵文物和上海奢侈品。仅从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到一九七一年九月,……报销的用于给林家送礼和供给林立果挥霍的公款就有两万多元。”
另外江虽然离开上海,但一直插手四军的人和事,调度八人小组等等,李伟信后来就越过王维国直接给八人小组下达指令,反过来八人小组成员也奉命传话给王,并且神气活现的,不把王放在眼里,这些都引起王维国的不满。
所以王维国“说‘三国四方会议’是什么制定反革命政变纲领,都是瞎扯八道!目的就是为了把我和陈把关系搞搞好,正好趁着林立果、江腾蛟都在这嘛!”这说明了林立果当初就是以这个理由说服王维国接受和安排这次活动的。江腾蛟1971年3月14号到上海之前,曾经接到周宇驰 “有一个重要的行动计划非你来一趟上海不可” 的电话,理由是“老虎说了,现在斗争很复杂,王维国和陈励耘相互之间都有矛盾,就靠你这个老政委来协调行动”了。 王大章也听见父亲与母亲讲“这次欢迎陈励耘要搞得隆重一点,多叫点人去迎接,正好他们(指林、江)在,把大家拉拉和。”
王大章解释说,由林、江出面调解一下,俩人和和好嘛,算了。他们几个人基本上都会买江的帐,否则,林立果的帐总归会是买的。因此3月31号那天为了表示诚意,我父亲带着人早早到了青浦公路跑道边上迎接。陈很晚才出发,过了晚饭时间才到。他把陈一行人接到岳阳路的上海市警卫处招待所(林立果当时也住那里),到了之后大家先吃饭,陈还要酒喝,忙了一阵一群人才上楼聊天去了。 我父亲不善于熬夜,他担心自己万一在沙发上睡着了,打起呼噜来就未免大煞风景了。所以他就借口看看夜宵、查查哨,困了就动一下,精神了再回来坐一会儿;又困了,楼上楼下转一圈,或者坐在沙发上,打个盹,再上楼听一听……周建平、江腾蛟是他的上级,陈励耘是他从杭州请过来的,哪个都不能怠慢;再说还有林立果,少年科技站条件简陋,光吃喝的事儿就足够他操心了!
《遗稿》为自己辩称说当晚进出达八九次之多,不可否认,有林立果在场,安全性、服务性肯定是作为东道主的王维国首先要考虑和安排的。既然分身无术,又非正式会议,事后也没有人给他补课,对谈话内容怎么可能听的一字不落呢?所以可以肯定,那天晚上王维国始终没有好好坐下来参加谈话,不管是谁讲的话王维国都没听全,他拖着病躯忙前忙后,人困马乏、稀里糊涂地折腾了一晚上,像是当了回招待所所长,所谓与会者中恐怕他听到的内容最少,这是实情。
想了解“秘密会议”的前因,一定要了解当时的南空。笔者曾经专程请教了从1964年8月至1978年一直在南空机关,原南空组织部副部长的曹荣锡老人,他与周宇驰是同乡、同学,他详细讲述了南空矛盾的来龙去脉,真是千丝万缕、波澜起伏、错综复杂。对于“秘密会议”他一语定音——林立果出面搞这个会是不对的,江腾蛟总协调是不正常的,把南空党委放到一边,另搞一套,这个从组织上肯定是说不过去的,是不正常的。
他认为:文革哪里都乱,南空没江腾蛟也一样会乱,但不会这么乱。
1965年叶群、吴法宪和南空副政委王绍渊、政治部主任郝保章,还有南空门诊部医生武杠桥(鲁岷妻子),都在江苏太仓洪泾大队下面的各个生产队搞四清。那里离上海很近,江腾蛟经常去看吴法宪,就这样和叶群挂上线了。
文革初期叶群把林立果交代给江腾蛟,在空四军肯定是很保密的。除了王维国,周建平是军长,肯定也知道。林立果的到来对江的身价是一个很大的提升。当时林立果就跟在江身边,在一定的场合还带他露露面,介绍一下。因为和林家的关系,大家对江讲的一些事情,自然认为是有来头的。
吴法宪让江当空军政治部主任,毛不批,吴明白毛的旨意,但他保护不了江,江有林家的关系。据说林办那里许世友告江腾蛟的状的材料一大摞,都被叶群压住了。
周宇驰曾经是刘亚楼的秘书,空军开会,来来往往的他都认识,周和上层人物都熟。他还曾在空四军下放锻炼,和江腾蛟的关系也不错。
1966年1月份,全军按照林彪“突出政治五项原则”整顿机关,南空司令聂凤智却让政治部检查他历年来总共发过的33条指示的落实情况,这样聂和江的矛盾就出来了。聂后来做了检讨,承认不对。
1966年3月份,倒罗的中央268号文件传达到团以上干部,也引起了空军的动荡,人们开始揭发罗瑞卿。
1966年6月6号空军开常委扩大会。会上有几个人搞罢官夺权,吴(法宪)余(立金)的日子很不好过,后来很快上面有人保了他们。这样一来,闹事的人犯了错误,除了空军的成均、刘震,还有南空司令聂凤智、广空政委吴富善,沈空政委黄立清等。
会后,聂凤智以犯了错误的人的姿态回到南空检讨。同年12月,江腾蛟升任南空政委兼空四军第一政委,当时还给我们传达了叶剑英的话:“我早就下令让江当政委,你们还给我顶住。”江这个人热衷于上层活动,不下部队,工作也不扎实。和聂俩人以前就貌合神离。随着文化大革命深入,江发动机关的群众来揭发聂,聂的问题升级了。
曹老说:(19)66年底南空机关的常委扩大会时,我是纪委常委。会上聂凤智做检讨,大家背靠背揭发。训练部薛部长发言说他只有聂凤智思想,没有毛泽东思想。吴副参谋长揭发他曾跟着聂去部队,看见好多废弃的小高炉,聂说:得不偿失啊!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些话都和彭德怀的言论性质一样。
支左支派,这时南空就明确表态支持反许世友的一派;聂与许世友的关系很好,渊源很长;反聂以及支左表态带来的后果,埋下了南空和许世友不和的种子。
1968年3月23日,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许世友任主任。4月29日,中央军委决定改组南空党委,宣布“江王高”犯了错误,免去了江腾蛟的职务,“调离南空,另行分配”。保许世友的一派当天就来冲击南空大院,高呼“打倒‘江王高’!”南空有相当多的人埋怨大军区不该组织群众来冲南空。史称“4.29”事件。
江腾蛟在北京被保护起来;副政委王绍渊挨斗最多;高浩平带队在空军办的第一期师以上干部学习班时则因胃大出血病逝了。
“江王高”一倒南空就乱了套。很快南空大换班,昆指主任刘懋功调任南空司令,昆指政治部副主任刘环调任南空副司令兼参谋长,空九军政委于应龙调任南空副政委。史称“刘于刘”,简称“刘于”。
他们主政后开始在机关揭批江王高,“江王高”时期的骨干被说成是“小爬虫”、“变色龙”,南空后勤部政委李寿山年龄比我们大十几岁,被黑板套在脖子上挨斗。
1968年6月份毛主席接见军队团以上干部,我是第一批。那次周宇驰请我到他家吃饭。我讲南空现在到处喊打倒“江王高”,大字报满墙都是,乱哄哄的,我是持消极态度,他说“也就是这样子吧。”
6、7月份,空司调牛润伍任南空副参谋长,他还带来了三个人,分别任南空作战、情报、通信处长。这些人对“刘于”整人有看法。
7、8、9三个月,空军为了解决南空矛盾又办了第二次办学习班。带队的大组长还是副政委李道之,副组长是五军副军长王海。我是第二小组组长,聂凤智编在我们组,我见到周宇驰跟他谈了两件事。
一件是现在的南空,北京(吴法宪)一个调儿,南京(许世友)一个调儿,两个司令的讲话不一样,对“江王高”,吴司令是说“犯了严重错误”,要“调离”,许司令咬牙切齿地说他们是“毒蛇”,要打倒。周说“还是听吴司令的吧。”
第二件事,因为聂在我这个组,我不愿意当组长。他说“聂凤智还能翻案呐?让你干就干吧。”这样我心里就有数了。
1969年1月,“刘于”带着南空组织部部长、干部部部长,和四军、五军的军长政委,两个军的组织处、干部处的头,一起在上海巨鹿路招待所开了一个南空党委扩大会,虽没有明确说明,但带着职能部门研究干部问题和组织工作,显然和南空的文革问题有关。
会议开了一天,先分析南空的形势,和两个军通通气。四军是王维国、周建平去了;五军陈励耘没去,军长白崇善去了。会上我发了言,说的时间比较长。回来后领导评价我的发言“是有份量的”; 四军的组织处长袭著显说“周军长听了你的发言,感到非常舒服啊!”
1969年下半年我也坐了冷板凳,我觉得南空机关矛盾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
1969年初,周建平结束了在空四军与王维国搭档的3年,调任南空副司令,以左派面貌出现,但对林立果没有像其他人那么紧跟。周刚来南空时,开始他住的小平房里挤满了司令部、政治部的部处长们,可谓门庭若市;但自从他和许世友喝了几次酒之后,对他的风言风语不断,鬼也不登门了。
因为四军、五军都是支持“江王高”的。我们在机关受压,两个军对“刘于”的做法也有意见。
江腾蛟人在北京,却有能量操控南空,仗着和林家的关系,跟下面打个招呼,通个消息,他对南空的事情一直没撒手。江的身边有两个南空的联络员,一个是南空气象处副处长陈玺,负责跑四军;一个是孙长顺,负责跑五军,;他们的组织关系一直在南空。
1969年4月(九大以后)一直到(19)70年10月份,四军、五军仍然是听江的。同时由于周和许世友的交往,陈励耘曾以五军党委名义致电南空党委和空军党委,要周做检讨;王维国也因此专门举办机关处以上干部学习班,要求大家旗帜鲜明地与周划清界限,当然也就不听周的了;由于左派内部的矛盾,周受到冷遇,他便以耳疾为由住进了上海108医院。两个军的强硬态度使“刘于”越来越占下风,以至于后来南空的政令出不了南京城,在两个军没有市场,这是很不正常的。
因为老坐冷板凳,(19)70年4月份我给周宇驰写了封信。大致意思是:现在政治部这个“圈”越画越小,日子也很不好过,我有个想法,我不想在机关干了,还想到部队去,有可能的话就替我说句话。信不长。“9.13事件”后我在学习班做检查:不应该让他给我安排,不应该依靠个人关系,应该依靠组织。
信写后不久,我就跟着南空机关的人一起到北京开整党建党会了。5月13号早上周宇驰开车来反帝路招待所接我去逛八达岭、十三陵,他说:咱们一边看,一边聊。一上车他就说了,你的信我看了,有些笼统,有些事我还不清楚。
我就讲了南空机关的情况。胡立信没啥能力,整天叽叽咕咕,划的“圈”越来越小;而李道之为人还是不错的,工作也有能力,现在把他也弄走了;“刘于刘”有错;周建平是怎么回事?还有两个军……。
周听我说完,他开口第一句话就说:“搞工作你是一把好手,搞政治你不行。”接着他逐个讲来——“李道之这个人也有个问题,他认为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总有点机会主义的味道。” 他和李道之接触也不多,可见这不是他个人意见。
——“胡立信虽然是文化低,能力是差一些,但他政治上站的还是对的,还是应该支持他。” 那时我是组织部副部长,周说“我看了提你当部长的报告了,你还是要在组织部工作的,如果和(政治部)主任的关系搞不好,事情就难办了。”他一说我就意识到了。
——“‘刘于’就是去的时候‘口子’开得大了一点。”“刘于”对一些人斗批的“口子”的确是大了一些。周倒没说工作上不应该支持他们。
——“周建平这个人比较圆滑,还是要团结的。”这就和南空是要排挤周的倾向不一样了。
——关于两个军,“四军还是要听王维国的,五军还是要听陈励耘的。 ”他这样一说,我心里踏实多了。
1970年10月,“刘于”向吴法宪告胡立信的状。吴法宪一发火,胡扛不住了,说:光找我不行,机关那么多人呢!吴法宪说:好,那就都叫来!
1月下旬,南空机关一共去了包括南空常委在内的32个人到北京办班,周建平被牛润伍从医院里拽去,并且宣布:周建平是我们的头。周又出山了。
会议规格很高,宣布这个“学习班由空军党委常委直接主持,解决南空机关的团结问题”,空军党委常委坐台上,南空的人在台下,人人都要表态;空军党办的人在旁边记录。两边就像打官司,我们像被告。当时吴法宪正有一股火,估计要抓人!牛说“你没辫子”,让我第一个发言。第一天吴法宪恰好有事没参加,王辉球政委主持,其他常委都在,我举手第一个发言,一口气讲了两个来小时。会后牛润伍评价我的发言,说原来我们准备挨揍的,现在争取到了各打四十大板的局面。薛文告诉我,周建平评价我的发言“无论从内容、逻辑,到感情的表达上,都是很好的!”
会开的断断续续,开了二十多天,吴法宪有时间就来参会。后来常委们的态度变了,话传出来:“刘于”有错误;让双方各自做对方的工作,大家交流。最后给定了个调:“刘于”犯了方向性错误。基本上就是讲“刘于”错了。学习班效果很好,大家讲团结的话了。但派性这个东西不容易消除,还是勾心斗角的,还是各有各的想法,但不像过去那么激烈了。
1971年3、4月份南空开批陈整风的会,我是会务,周建平把我和负责材料的何适叫去说“能不能把批陈整风时间缩短一些”,“军里提出来,这个会要缩短一些。”但没说是四军还是五军提的。
1971年6月南空开党代会,我主持具体工作,参会的有四军、五军,机关直属三个代表团,王维国和陈励耘都称病在外地未到会。会议表面上平静,但在选举上矛盾又出来了:军里的党委委员占多数,机关的少;“刘于”怕常委和书记选不上他们。这次设四个副书记,把两个军的政委也加上了。后来关于副书记的排序我找刘懋功请示:是按姓氏笔画还是按姓名排序?他说,报的“于周王陈”,王辉球在电话里的意见是“于周陈王”。我们还是按照王政委的这个排吧。后来也都通过了。
曹老说,1974年我从学习班回来,看到南空还是两派:空军一派,南京军区派来的人是一派。1975年聂凤智回南空,和他原来是一条线上的人回来了,抓住我们不放;1975年张廷发回空军了,这些人的气都出到了我们身上。有人统计了一下,那些年南空光是政治部正副主任就倒了六个,正副部长倒了十二个。从文革开始,南空的干部倒了一批又一批——文革开始,聂凤智这一批倒了;“4.29”“江王高”没倒,搞了一下又站起来了;“9.13”倒的最多;到了四人帮垮台,“刘于”那一大批也倒了。 南空可谓一朝天子一朝臣,真是多灾多难!
曹老在文革中一直想凭借公正客观、平和务实的良知躲过变幻莫测的政治漩涡,但在“亲不亲,线上分”的年代最终还是难逃悲剧的命运。通过他的叙述,不仅证明南空矛盾确有其事,也揭示了江腾蛟与南空矛盾的渊源,了解了为什么林立果提出让他“拉总”,以及王维国、陈励耘与周建平不和的缘由。周宇驰对空军或南空矛盾的看法不过寥寥数语,曹即豁然,从中亦可管窥周、甚至是林立果的立场和态度,并未见传说中的狂狷、阴险,煽风点火或大搞渔翁得利,反倒是正面而通达,利于团结的。当然了,也许林立果的真实用意并不是一个“秘密会议”这么简单,但他对“秘密会议”期许,应该就是团结二字。
江、周、王、陈,他们四人关系复杂在昔日搭档关系与现实行政关系的重叠、交织,微妙而难以启齿——
没有江的插手,周对王和陈的领导地位顺理成章;江遥控南空,等于遥控和干扰了周,然名不正言不顺;周指挥两军不灵,必然心生芥蒂;再加之文革派性作祟。这是于公。
林彪常住苏杭,林立果常往上海,上海和苏杭于林家都是利害之地,他必使王、陈成为心腹;江与林立果为此相互依存,江虽然退居北京,但林立果想发展和经营南空,需要依靠江的维系和斡旋;王、陈各踞一方,与林立果的关系日益紧密,九大当上中央候补委员,他们的内心是膨胀的,脾气见长;周虽然位高王、陈,却没有“紧跟”林立果和江,又躲不开、绕不过,因此地位尴尬;这是于私。
所以他们面和心不合,但都坚信自己站在革命路线上,坚信自己的正确,其间的矛盾他们自己解决不了,组织上解决不了,单靠江腾蛟出面解决不了,吴法宪也解决不了,只能臣服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旗下,非林立果不可。林立果出面,意味着他们应该“革命利益高于一切”,意味着他们应该求大同存小异,放弃私心杂念,团结一致。
除了团结的主题,其他三个人对于“秘密会议”和两谋都是怎么说的呢?
江在监狱里曾经告诉邱会作:“从1971年到现在,我不知道说了多少遍,从来没有改过口,但法庭不采用。我只有一处说了瞎话,把林立果想要我搞张春桥、姚文元,被他们逼得说成是要搞毛主席。”江还说:“搞专案的人说,这样承认下来可以有两方面的解释,也可以解释是对‘四人帮’的。即使承认了想对毛主席,也不要怕,专案组有权力为我说清楚问题,这样可以宽大处理我。我被逼得走投无路,不得不那样呀。他们好厉害呀……”! 解放初期,空军和防空军合并前江腾蛟任广州防空军政委,他告诉过笔者,他曾与邱会作在一个党小组,关系很熟。这段对话所反映的二人关系也符合江的描述,因此邱的这段回忆是可信的。
江腾蛟承认“只有一处说了瞎话”,即指邱问他“要谋害毛主席”一事。其实江腾蛟在专案组的高压下,瞎话讲了绝不止一次。他在特别法庭第一次开庭时先是承认了“会议”是个“反革命性质”的“秘密会议”;又讲会后“搞了很多阴谋活动”,“第一件事就是同王维国按照‘三国四方’会议的那个精神布置了上海空四军工作”;紧接着又供认“《‘571工程’纪要》我不知道,我一直不知道,到一九七一年九月八日晚上李伟信才给我解释《‘571工程’纪要》。”既然不知道那个纪要,江根据什么说“秘密会议”是“反革命性质”、会后“搞了很多阴谋活动”、并同王维国按照“秘密会议”精神“布置了上海空四军工作”呢?没有《纪要》和政变的内容,“秘密会议”怎是“反革命性质”的呢?
陈励耘是不愿意到上海来的,庐山会议以后他“有个指导思想:二中全会沾了一身屎,不想再同这些人打交道了。就推说生病,去不了”;后来去了,但也绝对“没有人提到‘571工程’”!那天最后“林立果又说:大家就扯到这里了。周副司令来了,就负责南京吧。王政委就负责上海,陈政委就负责杭州吧。还有你们的老政委(指江腾蛟),他是总负责的。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还以为讲的是同上海张春桥斗争的问题,根本没想到其他,所以没吭声。周建平和王维国也没有任何表示。” 后来被审查时“他们总说我不老实,向我施加压力,一定要我承认参加了一个什么‘计划’(实际上就是571工程)。我被逼得没办法,就顺了他们的启发,编了假供”。关于驾驶飞机轰炸毛主席的专列一事,陈不承认有;有人劝他:这个会议(指“上海会议”,即“三国四方会议”)都开了,你们都表示同意。陈答:没有什么同意。那人又说:你就写了吧,写了对你有好处。于是陈就写了。 生前,陈对这个“秘密会议”以一言辟之——“那就是个解决几个人团结的谈话”。
当然,团结问题并未得以真正解决,陈励耘实际上并未将王的一片诚意放在心上,陈的“自保”意识在许寅的文章中也展露无遗。陈在上半年也像王维国一样选择了“请病假”,于新野多次到杭州见陈,然而陈与林家的关系不进反退。到了9月毛南巡离开杭州时,汪东兴让陈选择通知“王洪文或者王维国”,陈的“选边”大有深意——他没有通知应该通知的王维国,并不完全出于政治敏感性和官场上的老道,而是他内心里真的认为林这边有“屎”了,要自保,所以尽量躲着他们,于是当时索性顺水推舟,做给汪看,归根结底是想做给毛看。
陈最后像是被于新野连“磨”带“押”来的上海,可能是他觉得未来的政治局势不甚明了,到底林彪还未失势,仍是接班人,不能得罪,其实毛、林哪边他敢得罪?左思右想,无奈之下,只好就来了。现实继续“发酵”,陈的心理已渐生变化,不知不觉地将毛林分开去考虑了。
周建平则是很认真地以自己到达岳阳路少年科技站的时间来强调自己的无辜,来划分问题的性质——“我到科技站,前后总共一个来小时,从来没有涉及到‘武装政变’,‘指挥班子’之类的话题”。 虽然时间不能完全证明什么。
那么当时这四人各有什么不同角度和需求呢?简言之——对江腾蛟而言,依靠林家,等待一个时机在政治舞台上复出是他最关心的。
对周建平而言,解决南京的派性问题是当务之急。
对王维国而言,和“上海帮”的斡旋是他最感吃重的事情。
对陈励耘而言,到上海是给林家面子,庐山会议以后还是少和这些人来往,自保很重要。
当然他们四个人在某些问题上还是有共识和默契的:一是可以不加掩饰地发泄对“上海帮”的不满, 一是适时用实际行动体现出对革命事业、对林家父子的忠诚。而这四个人在“9.13事件”里,只有江腾蛟疑似涉及了林立果有关 “指令”,这再次证明“秘密会议”与“两谋”无关。
在《遗稿》上王维国是这样为自己辩护的:我一不知道林彪一伙搞反革命政变,二不知道他们有个《“571工程”纪要》,三不知道他们要谋害毛主席,我更不知道法庭叫我看的《“571工程”纪要》的第十三、十七两页的内容。连知道都不知道的事情,又怎么能去执行?!至于说该《纪要》上有我的名字,那也不能证明我知道纪要或内容,不能证明我积极参加了反革命集团,不能证明我就有罪。再者,该两页上还有陈励耘、周建平的名字,也有38军和20军的名字,陈、周也不是反革命,也没被判刑嘛。
如果以《纪要》和“秘密会议”为线,来划分是否“积极参加林彪反革命集团,参与策动武装政变”,即划分罪与非罪,那么四个人当中周建平、陈励耘被免于起诉,江腾蛟和王维国却被判了刑,于情、于理、于法都说不过去。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弹性”结果,既混乱又矛盾,完全没有逻辑性。
毫无疑问,当时的王维国的处境最恶劣,他对“上海帮”否定得最彻底,《遗稿》对此也毫不隐晦。在他看来,大家在一起发发牢骚,恰恰是他们和“上海帮”斗争的具体体现。随着“四人帮”的倒台,牢骚无需再提,这恐怕也是《遗稿》中有关“秘密会议”内容与江、周、陈三人相比,着墨不多的缘故之一。
曹老对秘密会议的看法不无道理。然而若论违反组织原则,毛泽东的南巡讲话就是一个违反组织原则的典型,不仅如此,甚至就是一次反党乱军的活动。为了维护文化大革命,他大树自己的权威,公开大搞分裂,最终危及了党和军队的团结,危及了国家的安全,可以说没有南巡讲话就没有“9.13事件”,画龙点睛的一个“巡”字,道尽了九五之尊!“秘密会议”的成员虽然有宗派主义倾向,但目的还是团结,反而被扣上了“反革命”和“阴谋”的帽子。所以,如果不彻底清算文革,我们的国家就依然是封建专制的国家,我们的历史就依然是“凡是派”当道的天下。

(五)从耸人听闻到子虚乌有
《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反革命别动队头目法西斯分子林立果的主要罪行汇编”》 揭露林立果“提出了三条办法:一是火焰喷射器、四零火箭筒打火车;二是几门一〇〇高射炮打火车;三是实在不行,就要王维国乘接见时动手”;并且“派于新野到上海向王维国下达了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反革命任务”。
已知的吴法宪、江腾蛟、陈励耘的假口供都进了中央文件,这些内容现在看来仍然令人触目惊心,其所罗列的人物,可谓将林彪集团一网打尽!关于奉林立果之命企图带枪上车“暗杀毛泽东”未遂的情节活灵活现,王维国俨然成了一名“刺客”,多年后查明,纯属子虚乌有。但耸人听闻的故事仍然越传越烈,仅举几本书为例——
汪东兴的《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下称《斗争》)书中说:“他们准备谋害毛主席的办法有八种之多”; “第一种办法,如果毛主席的专列停在上海虹桥机场专用线上,就由负责南线指挥的江腾蛟指挥炸专用线旁边飞机场的油库,或者让油库燃烧。据王维国交代,这时就由王维国以救火的名义带着‘教导队’冲上火车,趁混乱的时候,先把汪东兴杀死,然后杀害或绑架毛主席。 ”“ 第五种办法,是由王维国利用毛主席接见的机会,开枪杀害毛主席” 。”
该书并不缺少细节的描写——“9月9日,于新野在上海当着王维国的面说:‘我们这次用飞机轰炸,除飞机上有的武器外,还要再加配高射机关枪,这个机关枪可以扫射火车上跑下来的人。’从这几种办法可以看出,林彪一伙谋害毛主席的手段,林彪反革命集团为谋害毛主席准备使用的伊尔—10强击机是何等阴险毒辣!当于新野同王维国一起策划时,王维国又提出,如果毛主席到上海下车住在顾家花园怎么办?于新野说,他看了地形,如果毛主席住在顾家花园,可以把王维国的‘教导队’带上去,在毛主席住地附近埋伏好,用机枪把前后路堵死,先把警卫部队消灭,再冲进去就可以解决问题了。王维国还向于新野表态说:‘首长(指林彪)的命令,我一定执行。’于新野、王维国都认为,在上海动手,地形比杭州要好,对他们更有利。9日下午,于新野从上海坐飞机回北京前,王维国同他一起又看过一次地形,他们决定就在上海谋害毛主席。”
于新野已死,他和王的谈话,汪东兴怎么知道的?从《遗稿》、从《材料汇编》、从判决书和裁决书上,根本找不到这些内容,堂堂的前党中央副主席写的是小说还是纪实文章?
另见《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纪实》一书,其中一篇文章是“林彪反革命政变破产记”,说林立果传达林彪手令时说:“三是让王维国乘B-52接见时,带上手枪,在车上动手”。
事隔“9.13事件”29年、王维国被审判18年、刑满释放15年之后,在2000年出版的书里,仍然有王维国“暗杀”未遂的描述——“林立果提出谋杀毛泽东的三个办法,有一条是要王维国‘趁主席接见时动手’,并派于新野到上海面见王维国布置。王维国也确实带了手枪。但是他心虚,把枪放在自己乘坐的小汽车内,未敢带进休息室。” 。
王维国当时的司机和警卫员都在世,这些以讹传讹的传言完全能够查清。可见中央文件“流毒甚广”。
庭审时王维国向法庭提出消除这一恶劣影响的强烈要求,看来是有预见性的。《遗稿》附上的裁决书就是证明王维国当年没有参与两谋,没有“暗杀毛主席”的官方证据,也是对当年中央文件的否定。由此也可见中央文件和后来写文章的人,对法律、对历史、对当事人都是极为不负责任的。
王大章自然非常在意父亲背负的这一历史“骂名”,对于父亲第二次接待毛泽东的情景,王大章做了详细回忆:
我父亲有枪,但他不带,枪就放在家里,平时就是警卫员带枪。1971年9月10日下午去接毛泽东专列,车到半路他问司机和警卫员:“你们带枪了没有?”司机赵永祥讲“没带”,警卫员讲“带了”。当时车子正好开到了西郊公园附近的程家桥那里,我父亲叫车靠边停下,他对警卫员说:“把你的枪锁到后备箱里去,从现在开始不准用枪,枪已经没有用了。”警卫员照办了。
他到达专线时,上海铁路局调来的火车头根据他的要求,正好把专线车站的线路全部压了一遍,检查完了。他把火车司机叫过来,亲自问他:“有没有情况?”司机说“没有情况,很好!”他说:“你再顺着原路压回去。没有事情就算了,有事情赶快报告!”
晚上6点钟差一两分,毛泽东的专列到了,我父亲就和王洪文上了火车了。上车后我父亲请示毛:“主席,招待所已经给您准备好了,去不去住?”毛说“我就是路过上海,不准备久待了。算啦,不要去麻烦了。”
接下来的谈话大概谈了两个小时,到晚上8点多了,我父亲他们准备走了。下火车的时候,汪东兴和王洪文走在前面,我父亲是第三个,当他走到车厢门口刚要下去的时候,偶然一回头,看见毛泽东就站在自己身后,已经送到车厢门口了。我父亲受宠若惊:唉呀,这可不得了啊!老人家送我们怎么得了啊?马上转身把毛又扶回车厢里,扶毛在沙发上坐下,恭恭敬敬地敬了个军礼,然后才转身下了火车。
王维国真要“暗杀毛泽东”,并非没有机会。
张聂尔对于“暗杀毛泽东”一事,采访调查了周建平:“9月10日下午,王维国找到我和郑长华,当时我们正在开会,王说,主席从杭州到上海,叫我们留下一个主持会议,另一个出发去见主席。我就让郑长华去,我开会。开完会,我给郑打电话:‘那边有什么事?需不需要我去?’郑长华说:‘王维国在车上还没下来。’据王维国讲,毛主席南巡回来停在虹桥机场。 当时张春桥不在上海。王维国、王洪文、汪东兴一起去见主席。上车后,主席在会客车里见他们。王维国说,如果真要谋害毛主席,他是最方便的,因为他当时带着枪,谁也没有查他的枪。……以后主席把他们送下车。王维国很殷勤,又单独一个人把毛主席送上车。这时已是9月10日晚上。” 王维国所说的“枪”当然是指警卫员的那支枪。
无独有偶。陈励耘曾经告诉笔者:当时也谣传过他带枪想暗杀毛,说送毛离开杭州时,陈的手都伸进裤兜里摸着枪了,被汪东兴识破,一把按住陈的手,没让他靠近专列。
我问陈:那时你带枪了吗?
陈:没带。
问:没让你靠近专列吗?
陈:谁说的,和以前一样把毛主席送上车。
问:汪东兴按住你的手了?
陈:瞎说八道!如果有的话那还不马上把我抓起来,判我的刑?!
给王维国造谣的是从中央到下面的各级官方。王与陈,同样是负责毛泽东警卫的负责人,同样是空军,同样是政委职务,同样是送毛上专列,这种空穴来风明显是王维国“暗杀毛”的翻版,也被张冠李戴给了陈。
王大章回忆父亲告诉他说,审判时我对法官讲:“9.13事件”以后“中央文件上讲我口袋里装了把手枪,要上去干掉毛主席。后来因为没让我上火车,所以才没干成。这件事你们要给我平反。”法官不敢说中央文件错了,也不能说对,更没办法纠正,只好说:怎么平反?我判决书上不写,不就行了吗?没这条了,就行了。
原来,王维国在狱中曾经因心脏病、肝硬化多次入院,这是他被捕后唯一能接触到社会的场所。在医院里,医生、护士都问过他一个同样的问题:你是要暗杀毛主席吗?甚至还有病人找上门来当面质问他。为此他在狱中就开始给中央、总政等部门写信,向办案人员当面反映,要求他们澄清这个问题。但寄出的信件毫无回音,办案人员也总以“这次不谈这个问题”来推诿。
面临审判,王维国抓住这个最后的机会,再次提出要求,坚持为自己消除这一恶劣影响,他说,“中央文件发到全国都是,判决书你们不会全国都发吧?你要给我平反!”他觉得判决书是给他个人的,不能消除中央文件造成的影响。法官们哭笑不得,反复说,我判决书上没这条,就说明这条没有了,说明不是你的罪行了嘛。我父亲说:“那不行!中央文件上说我要谋害毛主席就是诬陷我!冤枉我!你们一定要给我平反!”法官直说“行了!行了!”像是讨饶一般。法庭当然不可能给他“平反”,但最后判决书和裁定书上的确没了 “暗杀毛泽东”这一条。
也许王维国应该懂得见好就收,然而他居然要求法庭为自己“平反”,真是个又倔又犟的“法盲”。其实他明白,审判是一次公布于世的机会,他要利用这次机会为自己讨回公道。尤其我们看过了特别法庭审判的电视直播以后,还有谁能像王维国这样——在政治上被打倒以至一败涂地的现实里,在做了十年多的“阶下囚”之后,还能在法庭上如此强硬,据理力争,争的如此有理,争的如此给力,争的如此有骨气?难道世人不应该对这样的“法盲”肃然起敬吗?

(六)王维国的“密报”及王大章的北京之行
裁定书称:1971年“九月十一日,毛泽东主席离开上海后,王维国即向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林立果、周宇驰密报了毛泽东主席已离开上海的情况和与其谈话的内容。林彪、林立果等人接到密报后,随即准备南逃广州,图谋另立中央政府,分裂国家。”这是把王维国的“密报”与林彪父子的外逃认定为因果关系。为此王维国在《遗稿》附件4里详尽为自己进行了辩解。
王维国为什么要冒着风险“密报”?王大章认为他不了解中央的矛盾,不了解毛已经与林分道扬镳。但关于毛的一切无疑是最高机密,所以王维国的“密报”确是明知故犯,他不是没有经过考虑的。
王大章讲,因为于新野从杭州来上海后,跟我父亲讲了毛在杭州的情况,他说:“毛主席这次出来巡视,跟一些人都谈了话,肯定有一系列的最新指示。‘这边’希望能够早一点知道;如果主席在上海有什么讲话,是不是能告诉我们一下,提前给我们透个气,这样也可以跟的紧一点。”他的话讲的很委婉,但意思很清楚,尤其是“‘这边’希望能够早一点知道”一句,感觉不仅是林立果的意思,好像还是林彪的意思。我父亲既不好询问又不好拒绝,主要他也希望自己能和林副主席跟的紧一点,这样后面有人撑着的话,他在上海的日子也好过一点嘛,他觉得这个请求也在情在理,就默认了。
于新野讲话时神态如常,所以我父亲对此事也完全没有觉察有何异样,毛泽东是中午过后离开上海的,下午他回家先睡了一觉,晚上才给周宇驰打的电话。如果他们真是一个有阴谋的集团,应该马上通报才对,所以单从这一点说他参与了“两谋”实在是苍白无力。
我父亲从毛的谈话中隐约意识到,事关重大。像要把庐山会议的问题扩大到军一级,揪住军委办事组不放,降低一下林彪的威信。所以他决定把毛主席和他的谈话转告林立果,意思就是“我告诉你们毛的谈话,让你们有所准备就可以了”。这个“准备”当然不是准备政变,指的是三中全会上重提庐山会议的一事。
现在想想,都不知道我父亲十一号晚上怎么过来的,让谁去,怎么去,如何讲……肯定反复掂量,最终决定让自己最信任的人走一趟,结果还是后患无穷。
王维国虽然是做政治工作的,但对政治并不敏感,或许他以为政治就是革命,就是执行党的命令,就是对毛主席忠心耿耿,就是“唯上”。“毛主席与王洪文、汪东兴和我一起谈了话。其中有部分内容谈到了林彪一伙(指军委办事组)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缺点,和他们应该检讨的问题,并说回北京后和他们‘吹一吹’,即谈一谈的意思。当时我还喜出望外” 。显然他对自己的行为后果,并没有后来法庭强加给他的“预见性”,而是正相反。在法庭看来,王维国父子对林彪父子太忠了,不仅“密报”主席谈话,还派儿子去“密报”。其实这恰恰反映了王维国的“愚”,如果他了解林立果的真实想法,他宁愿自己扛着,也不会连累儿子的 。当然王大章更没有这种预见性,这趟北京也改变了他的命运,去时虽然内心忐忑,但早已有为父亲保驾护航意识的他,对父亲的吩咐没有二话。
王大章回忆,12号早上我父亲把我叫起来,他讲:你到北京去一趟。我对父亲是绝对尊敬和信任的,尽管一睁眼就听到这话觉得很突然,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父亲解释说“主席这次到上海来,讲了一些话,谈了一些事情”,叮嘱我“到北京你只能告诉副部长(林立果)和周主任(周宇驰)他们两个人,其他的人,只包括李伟信、于新野,都不能讲。”我拿出个小本问他:记一下可以吧?开始他说“不行,记这个,恐怕有问题呢。”我说:到了那里我忘了呢?他想了想说,“好吧,那你记吧。”
然后他为了方便我记录,一字一句地讲道:“第一个,看样子三中全会快要开了,国庆节前开三中全会,国庆节以后开四届人大。主席讲,总理给我写了个信,说到庐山批评问题,三中全会上要重提二中全会上的问题。三中全会要开成扩大的三中全会,扩大到军一级,每个军都要有一个代表参加,在会上要重提庐山批评问题。”说到这里我打断他,问他“什么叫‘庐山批评问题’啊?”
他并不想让我了解更多,只是说,“你不要问了,你只要一讲,他们心里就有数了。”他继续讲到:“另一个就是说庐山会议议事日程的改变,中央政治局常委五个人里有三个不知道,主席说他不知道,总理不知道,康生不知道。”“再一个就是说,看来他们一是有点害怕,二是有点硬干,回去之后再给他们吹一吹”。我哪里明白?忍不住又问,“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讲,“你就不要问那么多啦。”
毛泽东当时还谈到,“黄、吴、叶、李、邱要很好地检讨一下”,他们“是人民内部矛盾”。毛还讲“黄永胜呢,这个人我不是很了解,在他当总长以前呢,没有谈过话。”这就对黄永胜当总长的任命有点推卸责任了。
毛还说“陈伯达就不让他检讨喽!” 当时陈伯达已经被定成敌我矛盾,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托洛斯基分子、修正主义分子,戴了五顶帽子。二中全会以后已经传达到师一级了。
我父亲叮嘱我,你就讲“黄、吴、叶、李、邱检讨的不好,叫他们早点向主席检讨,这样好些。你就把这话告诉副部长和周主任,转告他们,叫他们早点向主席检讨就行啦!”
以上就是所谓我去北京“密报”的内容。
后来我父亲讲,毛泽东接见时谈话中间提出想见一下许世友,就让汪东兴去联系。接着毛问王洪文:“你和许世友的关系怎么样?”王洪文实话实说:“不太好。”
毛幽默地说:“哎,许师傅嘛”,——因为许世友当过和尚,他就喊他“师傅”了——“许师傅嘛,就是爱喝点儿酒嘛,你们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请他来喝喝酒,什么事情不都没有了,不都解决了嘛!” 毛泽东像唱“将相和”,在中间做和事佬。
这时汪东兴来告诉毛,说没找着许世友,许出去抓生产了。
毛泽东听了说:“不能光抓生产嘛,也要抓抓革命嘛。”
汪东兴问“还找不找?”毛说“继续再找”。汪东兴再去找,后来报告毛说找到了。
我父亲认为毛是宽宏大量的,只要好好检讨,毛就会像原谅自己一样原谅黄、吴、叶、李、邱的。
于是,12号上午我背了个军用挎包就上路了。我母亲和大妹妹送我到虹桥机场乘坐民航飞机。因为当兵出行应该持有“军人通行证”,我没来得及开,所以上飞机时被查票的人拦住了,问我:你通行证呢?,我一惊,唉呀,这才想起来——不仅通行证没带,连钱也没带,根本就没想这些事。结果当然不让我登机。
我一时不知怎么办,四周张望,恰好民航的廖局长在不远处,他认出我来, 就冲着查票的人摆了摆手,放行了。
这是一架伊尔—14小飞机,大概有二十名左右的乘客。飞机先飞济南,吃完中饭休息一会儿,下午再飞到北京。我到北京已经下午三点了,李伟信开了辆“嘎斯—69”吉普车到首都机场接的我。
他在路上问我,“客人”(指毛泽东)什么时候到的?我吓了一跳——我父亲嘱咐过我不要告诉李伟信和于新野,他怎么知道了呢?一提“客人”,我心里有些慌了,难道他知道我来的原因了?这个保密性就没有了嘛!他没有觉察我的胡思乱想,接着又问“‘客人’什么时候走的?”因为有父亲的叮嘱,所以我只好一律回答“不知道”。毛什么时候走的我是真不知道。
李伟信说,我们很忙啊,你看到现在中饭还没吃过。我说:怎么这么忙啊?一路上俩人东拉西扯。
车子开了将近一个钟头,到了西郊机场。我记得是到了一处平房,从窗户可以看到外面。于新野正在下面条吃,他说:你看我们忙不忙啊?你怎么样?吃过饭没有?我赶紧说在济南机场吃过了。
大概等了将近半个钟头左右,门外有汽车来了,于新野说“可能是副部长回来了”,随即林立果和周宇驰就推门进来了,我连忙站起来迎接,他们对我说“你辛苦啦!”我敬了个礼,他们分别跟我握了握手。我受宠若惊,和林立果这也不过是第二次握手呢。
当时他们两个人神情既看不出不慌张,也不显得紧张,跟平常差不多,稍有些凝重。我被带到了会客厅,就我们三个在场。我把带的话讲了,最后强调说:我父亲的意思,就是让他们(指黄、吴、叶、李、邱)赶快向主席做一个检讨,主席讲了,是人民内部矛盾,让他们早点表个态。
等我讲完了以后,林立果讲话了。他讲话一向很慢,好像是想一句讲一句,很慎重。
他讲:“很好,很重要。谢谢你爸爸,也谢谢你,为我们送来了这么重的情况,说明你爸爸对林副主席的感情很深”,他接着说:“说明王政委的策略是很好的,隐蔽的好。”“ 你回去以后告诉你爸爸,谢谢他,说明他以前采取的策略很好,今后还要这样,开会的时候叫他不要表态,不要暴露了。”“今后少提林副主席,也不要再提我,我嘛,还年轻,不要提我。”
我当时由衷地讲了一句“副部长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要向副部长学习!”。
他讲“不要提,今后不要提;请王政委和王洪文搞好关系,今后要少提林副主席。” 他这样的说法,我当时理解为便于今后可以从上海获得到更多消息的意思,另外我觉得他也有希望我父亲所处的环境能好一些,似乎是在替我父亲着想的意思。也不知我想的对不对。
随后林立果问了我一个问题:“主席和你爸爸谈话的时候徐景贤当时在不在场(指专列上)?”
我说“徐景贤应该不在场。”
他又问:“(徐)在不在上海呢?”
我不明白林立果为什么要打听徐景贤的事,就照实说,我不知道,我父亲没讲这个事。
谈话前后大概不超过半个钟头。谈完以后,于新野就把我送到反帝路(即东交民巷)的空军招待所去了。这就是我在北京见到林立果和周宇驰的整个过程。
从王大章这段回忆中我们得知,王维国“密报”的重点,即是他让儿子向林立果、周宇驰当面最后强调的那几句话——“我父亲的意思,就是让他们(指黄、吴、叶、李、邱)赶快向主席做一个检讨,主席讲了,是人民内部矛盾,让他们早点表个态。”而今天看来,“密报”所传达的最要害的信息应该是“国庆节前开三中全会,国庆节以后开四届人大,三中全会上要重提二届全会上的问题。……在会上要重提庐山批评问题”那些内容,这是毛泽东要向林彪动手的信号,可惜王维国对此并未觉察。主观上只简单理解成毛要对军委办事组的检讨不满意,所以才让儿子千里走单骑,给老总们辗转传话。
2011年第十期《炎黄春秋》刊登了顾训中的一篇“上海‘文革’期间的军政关系——“九一三”事件40周年前夕访谈朱永嘉”(下称“军政关系”) 的文章,其中提到的一件事情,似乎可以为我们解开些许四十年前林立果为何打听徐景贤动向之谜,朱永嘉说:
1971年1月6日《文汇报》发表了一篇题目为《路线、政权和世界观》的文章。文章大样送到兴国路市委招待所张春桥、姚文元那里时,张认为有问题,要求设法了解文章背景。领受任务的是曾经在空四军服役的吴××。他回来报告说,文章与空四军“卫东鹰”写作组有关,是反映林立果《讲用报告》的精神。后来事实证明,他所提供的是一个假情况。事实上,这篇文章与空四军的“卫东鹰”无关,与林立果的《讲用报告》也毫无关系。但就是这样一个错误的信息,促使上面作出反应,要写批评文章了,这就是发表在《文汇报》3月16日署名“方岩梁”的文章《千万不要忘记党的基本路线》,是由写作组文艺组的高义龙执笔,具体是徐景贤奉命抓的,是徐下令让《文汇报》用同样的版面和篇幅刊登。这个过程在我们写作组内部是公开的。然而,吴××此时却又把与“方岩梁”文章有关的写作背景情况捅给了空四军“卫东鹰”那儿,被林立果认为这篇文章是个“信号”,促使林立果加速了《五七一工程纪要》的策划。中央下发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中有李伟信的笔供,说“林立果同他谈了上海《文汇报》3月16日发表的文章”,认为这篇文章有来头。“既然有来头,就应该看成是信号,是舆论准备。”据此,林立果加紧谋划《五七一工程纪要》。
林立果已死,任何人对他的任何猜测都只能是猜测。根据《纪要》里对“笔杆子”流露出来的势不两立的情绪中可以猜测,由于徐景贤和张春桥的关系,林立果认为从徐景贤那里可以多少反映出张春桥的一些动向,继而掌握“笔杆子”们的动向,所以林立果对徐的敏感,说不定是为这个缘故。
到底王维国知不知道“两谋”呢?在《风云》一书里,1971年9月14号父子俩的一番对话,可以看出他一直蒙在鼓里,甚至还不如儿子会分析——“此时已是9月14日,全国禁航,全国开雷达找飞机。父亲问我在北京遇到些什么事,我全讲了。父亲反复问我一些问题。”
“他问:李伟信讲的谁要离开北京?
我说:林立果。
父亲问:他要干什么?
我说:避避风。
父亲问:到哪里去?
我说:广州。
父亲说:你怎么知道?
我说:他们要路过上海,那肯定是去广州。因为我听顾同舟的儿子讲过,广州为林彪盖了个房子,广州可以看到香港电视;广州有个小分队对林彪很忠。
父亲说:据说有一架飞机要过来,可是到现在还没过来。而且又丢了一架飞机。他们会到哪里去呢?”
直到“9.13”前夜,王维国这个所谓上海的“头”仍然不知道林立果干了什么和要干什么,直到9月20日被隔离审查。
王大章回来以后,把在北京看到和听到的情况告诉给父亲,王维国怎么琢磨还是想不明白。如果他是上海的“头”,参与了政变,李伟信也用不着绕着弯子忽悠王大章了,从他俩的对话里可以看出王维国对政局一无所知,对两谋一头雾水。王大章说:我父亲问我:“到底是谁要离开北京啊?”我说大概是林立果吧。他反问我怎么知道是林立果的?我分析说:李伟信不是讲了——“要不是林副主席工作忙,我们都暂时离开北京一下”吗?这个“都”字,就把林副主席排除了,就是林立果他们要离开北京了,林副主席因为忙,不离开北京。
王维国的确派儿子秘密去了北京,“密报”了主席和他的谈话内容,但是这样做就“是露骨的特务活动,明目张胆的反革命行为”吗(《材料汇编》)?1971年毛泽东的南巡讲话,一路上都是打了招呼的:不准记录、不准外传。唯独到了杭州和上海,似无此禁令。汪的《斗争》一书中,没有提到毛有此叮嘱,汪本人也没有要求过王维国、王洪文对主席谈话不能外露,但王维国肯定明白,他还要冒这个风险,不管是出于政治需求还是在感情上,正如他委托儿子去北京时讲的那样,“没有他们(指林彪一家)也就没有我们”。
毛讲自己是“路过上海”,没有大张旗鼓地接见党政军负责人,只谈黄、吴、叶、李、邱,不议林彪。毛究竟是累了,还是因为上海不是四野的底子,而是“上海帮”把持的地盘, 毛的激烈言辞和咄咄逼人的气势也较之武汉、广州明显平缓,总之这一切并不寻常。
我们试图找出“密报”和“南逃”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没有发现。
从“密报”和“南逃”两件事情发生的时间上来看,的确如裁定书所说。但在世界上同时发生的事,或者按时间顺序发生的事情比比皆是,所以不能把时间作为断定事物性质、相互关联的唯一标准。毛泽东一向来去随心所欲、如天马行空,就像《纪要》上所说“深居简出,行动神秘诡诈,戒备森严”,没有人能够了解和掌握他的行踪,离开上海回北京是随时可能的事情。奇怪的是,林立果尽管忙于策划,但始终没有给所谓这两个地区的“头”——陈励耘、王维国下达过任何指令,明显对毛在这两个地区逗留的时机不重视,并不像真要动手。
有一点已经得到证实,就是本来他们是准备了几手方案的;从林立果最后的行动分析,在所有矛盾里,保护父亲显然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这一走,是不战而退,不具任何攻击性,让林立果下此决心的,与他对毛泽东政治人格的了解有关,对党内历次路线斗争的了解有关,王维国的“密报”只是再次验证了林立果对毛的认识。
尤其林立果对王大章交代的那些话意味深长——“你回去以后跟你爸爸说,今后少提林副主席,也不要再提我”。听上去像分明是劝说王维国与林家脱钩,转为注意保护好自己,具有政治上的告别之意,并且丝毫没有流露出让王维国参与自己计划的暗示。林立果是当着王大章的面说这些话的,说明他走的决定在见王大章之前就做出了,与王维国的“密报”没有因果关系。而这几句含有潜台词的话,王维国听儿子转达了以后琢磨良久,深感困惑:“为什么要少提林副主席啊?”、“为什么要和王洪文搞好关系呢?”“怎么这么说呢?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呀?”
从“(材料之三)”中我们找到了王维国想要知道的答案——
“会议 1971.8.26
……
由明争转入暗斗
相持、相对和平友好,酝酿新‘战争’
过双重组织生活”
林立果所说的“隐蔽”、“不要表态,不要暴露了”的话,正好印证了他们8月26号会议做出的“由明争转入暗斗”,“过双重组织生活”的决定,直至他们获悉毛的南巡讲话,这期间没有其他情况发生。这进一步证明了林立果自8月下旬已改变了策略, “9.13”的“动”应非破釜沉舟的政变,完全是被毛打草惊蛇而亡命天涯,是一次败走,是第“三谋”——即谋生。
王维国认为自己和“两谋”的关系是“事实上是我向他们透露一些情况,碰上了他们可能想搞政变;他们在欺骗我,利用我;而绝不是我把毛主席谈话的部分内容告诉了他们,他们才搞政变的” 《遗稿》这一说法既是推测也是客观的。
法庭批驳王维国“密报”是不听许世友司令员——“要听毛主席的,不要上别人的当” 的警告。王从主观上讲,他不受许的直接领导,对许的话可听可不听,但归根结底他们都听毛主席的,王与许在这一点上并无分歧。同是一句话,谁是“别人”、上不“上当”,王与许则见仁见智了。
从席间看,许听了毛“劝和”的话,与王洪文甚欢,与“上海帮”热络,对警备区、海军也以礼相待,唯与王疏远,王倒像“别人”,所以可以推测许心里的“别人”就是林彪那边。如此,他对王维国的劝告,就是让王像庐山会议后的他一样:与离林那边远一点,警惕一点。历来席间即官场,许世友是个“粗人”,酒后高兴,临别跟王“套近乎”,将王划出“别人”之列,也算是对刚才冷落了王的一点“补偿”之意。
王维国与“上海帮”因对立而敏感,以他当时在上海的地位也是“人在屋檐下”;由于肝不好,他倒不在意许世友在酒桌上的“疏远”。和工于心计的张春桥相比,王也是个“粗人”,但他听懂了许的意思,许指的“别人”正是他的靠山,而他心里真正的“别人”的恰恰是“上海帮”之流,王不认为林立果有害己之心,却隐隐约约觉得毛和“别人”之间可能有误解。所以“密报”行为所反映的,恰恰是他相信毛、听命于毛,对毛毕恭毕敬,不仅真心实意向毛检讨、认错,之后还希望林立果能把“密报”内容转达给黄、吴、叶、李、邱等人,让他们也听毛的话,认真做检讨,将误会澄清。这不正是等于接受了许世友的劝告吗?
各地的专案组对“密报”的处理态度也并非一致,在中共中央关于组织传达和讨论《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的通知及附件里 ,当年所有的“密报”人均被点到:“林彪一伙千方百计窃取毛主席到南方视察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的谈话内容。一九七一年九月上旬,刘丰(武汉军区原政委)、王璞(广州军区空军原司令员)、顾同舟(广州军区空军原参谋长)、陈励耘、王维国等人,把毛主席同一些负责人的谈话内容,报告了林彪,为林贼发动反革命政变选择时机,提供了线索。”这些人里,除了黄永胜直接告诉了叶群,其余的人都是通报给了林立果他们,没有一个是“报告了林彪”的。王璞和陈励耘后来都未受到刑罚,那时盛传中央内定一个军区只判一个,广空免了王璞,南空免了陈励耘和周建平。原定顾同舟、王维国都判十一年,但王维国“态度不好”,为了体现“抗拒从严”,刑期加了三年。
显而易见,林立果决定出走是因为毛泽东南巡、背着中央和林彪本人在各大军区点火、指桑说槐、散布舆论的一系列行为,并不是因为王维国“密报”行为本身。
出狱后的王维国悲愤无处发泄:“那时候谁知道林彪是反革命啊?谁同意把林彪写到党章上去的?把林彪写上去的人是不是反革命呢?”是啊,说那些话的人免责,是阳谋,透露那些话的人有罪,是阴谋,这是什么逻辑?什么法律?要说王维国上当受骗,那首先是上了毛的当,受了毛的骗。


【林彪研究】

林彪与高饶事件
——侧面看高饶事件之二

赵 晖

1953年发生的 “高饶反党事件”,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党内第一次影响深远的党内斗争。这场斗争最终以高岗自杀,高、饶被开除出党而告终。和高、饶相关的一些干部也受到程度不等的处分。而在中央高层领导中,除高、饶以外,虽然在当时没有人因此一事件受到处分或打击。但在以后的岁月中,一些与高饶事件有所牵涉的高层领导在被打倒时,其被指控的罪名往往有与高饶事件相关的,如彭德怀、林彪,都曾被指控与高饶勾结,或者是高饶集团成员等等。而其具体情况如何在公开资料中又大都是语焉不详。
80年代初,邓小平在一些关于建国以后历史问题的谈话中提及高饶事件的一些相关人事,在谈话中邓专门提到林彪与高饶事件的关系,认为高岗“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 而此后出版的一些关于林彪或高饶事件的纪实文学类著作也或多或少地提到林彪与高饶事件的关系,但大都缺乏较为系统准确的叙述,且多有胡乱编造之处。究竟林彪与高饶事件存在那些关系?他在高饶事件中又扮演了怎样一个角色?本文将根据史料尝试解答这一问题。

一、林彪与高岗的战友情谊

在解放战争时期,林彪和高岗在东北共事数年。两人相处颇为融洽。在解放战争初期东北局内部的争论中。高岗、陈云、罗荣桓都坚决支持林彪的主张,林、罗、高、陈还联名致电中央,要求调整东北局领导人的分工。不久之后,中共中央决定由林彪出任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兼政委,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任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东北局领导改组之后即召开扩大会议,在会上通过了著名的“七七指示”,制定了符合实际的方针政策,为中共在东北取得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高岗在东北局改组后担任东北局副书记兼秘书长,因林彪有时要去前方指挥作战并随军行动,所以从46年11月起由高岗代为主持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日常工作,此后,林彪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前方指挥打仗,高岗则在后方主持剿匪、土改、整军建军、后勤保障等工作,两人一直配合得很好。辽沈战役中,高岗亲自担任东北支前委员会主任兼民运部长,要求东北根据地的各级党和政府把支前工作当作当前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提出“要粮给粮,要钱给钱,要人给人,要物给物。一句话,要什么给什么……要真正做到,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正是在他的领导下,东北支前工作顺利展开,为东野取得战役胜利提供了可靠的后勤支持。
在辽沈战役前夕,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当林彪去前方时,由高岗代理东北局书记。林彪率东野入关作战后,高岗在1949年初接任东北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等职务,成为继林彪之后中共在东北的党政军最高领导人。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为了应对朝鲜半岛局势的变化,中共中央在1950年7月初决定成立东北边防军。从中南军区抽调第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军开赴东北,与在东北的第四十二军合组为东北边防军。在东北边防军的组建过程中,因其最初组成部队均为原东野、四野部队,组成后又驻扎东北。当时担任中南军区司令员、中南局第一书记的林彪和担任东北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高岗均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边防军司令员兼政委粟裕患病,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决定在东北边防军到达东北后暂由高岗代管,而林彪作为边防军部队此前的领导人,在边防军先期组建过程中就部队抽调、第13兵团主官配备、边防军训练等问题亦多有建议和指示。两人在此期间的合作也相当愉快。鉴于朝鲜半岛形势变化,高岗在8月30日就边防军出动后的相关问题致函毛泽东:“建议指挥部队的统帅与专门人材早日来东北, 以便作充分准备。”毛泽东则在9月3日复电高岗, 指出:“林粟均有病, 两萧此间有工作, 暂时均不能来,几个月后则有可能,估计时间是有的” 。如果林彪当时身体健康而能挂帅出征,那么中国人民志愿军历史上著名的“彭高合作”就有可能是“林高合作”了。
虽然林彪未能出征朝鲜,但在他第二次从苏联回国后,曾代替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三个多月,是这一时期抗美援朝战争的重要军事决策者之一 。在中共中央决策出兵朝鲜期间,林彪与周恩来曾飞赴克里米亚与斯大林谈判,达成中国暂不出兵的协议。不久后周恩来归国,林彪则留在苏联休养半年多。1951年6月,毛泽东派高岗与朝鲜领导人金日成一起赴苏与斯大林商谈朝鲜停战问题,在就此事给斯大林发出的电报中,毛泽东建议让林彪也参与此次会谈。在停战问题上获得斯大林的初步同意后,金日成、高岗等随即由莫斯科启程归国,而林彪则与高岗一起回国,同年11月,林彪和高岗一起被增补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而林在此前的1951年10月起就主持军委工作。同作为志愿军总后方基地主持人的高岗又一次携手合作,为抗美援朝战争作出了贡献。但因林彪不久后病倒,林高之间的合作也因此中断。
总的来看,在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林彪和高岗都曾有过密切合作,也在其中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

二、林彪在高饶事件前后的相关表现

当1953年中共上层的政治风云开始发生微妙变化时,林彪正在杭州等地休养。由于身体状况不佳,林彪此时以养病为主,其在中南担任的不少重要职务均由他人代理。但作为党和军队的重要领导人 ,这场政治风云仍然不可避免地波及到了他。在高饶事件中,安子文所拟政治局委员名单中的“有薄无林”与部长会议主席人选问题都直接牵涉到了林彪,林彪对上述事件有何反应?而当毛泽东决定端出高岗之后,林彪又是如何应对的?这都是值得我们深入分析和探讨的。
关于安子文私拟政治局委员名单一事,当事人之一薄一波的说法是高岗向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转达毛和高岗谈话的内容,称政治局要改组。安子文其后未经中央授权便草拟了一份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而当安子文将拟好名单给高岗看时,高岗怀疑安子文所拟名单是刘少奇授意的,意图对他进行试探,高岗此后将这一名单在高级干部中扩散,并编造了名单中“有薄无林”的说法 但据高岗的秘书赵家梁回忆,这份名单是毛泽东派机要秘书送给高岗看的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传》称高岗在看过这份名单后,到处散布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有薄无林” 。从“散布”一词的用语来看,“有薄无林”一事并非高岗无中生有的捏造。而且由于高岗将此事到处在高级干部中宣扬,引起的反响很大。也因此发生了大批高级干部集体赴西山看望林彪一事。
就在1953年夏天全国财经会议举行期间,当时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南军区司令、中南行政委员会主席等多项要职的林彪因身体不佳,循例向会议请假,在北京西山休养。军队的一些负责干部打算去看望他,也想征求他对于当前某些重大问题和正在举行的财经会议的看法。高岗得知后,还专门邀请了不少人一起参加去看望林彪。最后一共有二三十位高级干部前去西山探访林彪,其中包括了几个大区的军队负责人和一些地方领导干部。这次兴师动众的看望林彪事件,对于其中的某些人如高岗来说,确实有借此对“有薄无林”事件表示不满的含义在内 。
而林彪与这些来探望他的高级干部谈了些什么,其详细情况至今还不是很清楚。据张明远回忆,参与此次探访的王鹤寿在与他谈话中提到“林总的水平很高,看问题深刻,对少奇的问题提得很尖锐,认为刘少奇在毛主席身边确实很危险”。虽然缺乏更详细的佐证资料,但此时的林彪对于刘少奇有一定不满应该是事实。而林彪与高岗等在白区党问题上的观点也颇为一致,即王鹤寿所说“白区党控制着中央的权力,很危险”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财经会议结束后接见东北局负责人高岗、张明远时,也在谈话中提到了白区党及所谓篡权问题,毛说谭震林曾同他讲,“北京有两个司令部,党权、政权、财权都在白区党的手上……白区党有篡权的危险” ,尽管毛在谈话中批评了谭震林的说法,但他以如此口吻向高岗等人提及颇为敏感的“白区党”问题,其意图何在颇为耐人寻味。
部长会议主席人选的提出源于当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党和国家体制变革上的一些构想。一九五二年年底五三年初,中共中央考虑准备召开第一届全国人大和党的八大。在党和国家体制的设置上,考虑仿效苏联设置部长会议主席这一机构。而部长会议主席这一相当于总理职务的人选也必然受到党内高层的关注。
自建国以来,周恩来一直担任政务院总理的职务,本来应该是部长会议主席这一职务的当然人选。但在1952年底53年初,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周恩来领导的政务院的工作,认为有人搞分散主义,政府系统有脱离中央领导的危险,甚至还颇为生气地表示:“只有西花厅(周恩来办公地点——引者注,下同),哪有颐年堂(毛泽东办公地点)”
因此在53年3月和5月,中共中央相继作出了《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和《关于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财政经济部门的工作领导的通知》。根据上述决定和通知,原来担任政务院总理,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书记的周恩来的权力大为缩小,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成员的新分工中,周恩来只被分派负责外交工作(包括对外贸易、对外经济、文化联络和侨务工作),其担任书记的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也被认为“已无存在的必要,当即撤销”。而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的高岗不仅被委派负责国家计划工作,还直接领导政务院所属的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燃料工业部、建筑工程部、地质部、轻工部和纺织部等八个部。其领导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甚至有“经济内阁”之称。周恩来地位的相对下降和高岗地位的明显上升无疑使部长会议主席的人选变得微妙起来。而这时候高岗却推荐林彪担任部长会议主席。他不仅在毛泽东的面前举荐林彪,还在到南方休假期间把这个意见告知陈正人、刘亚楼、陶铸等人 。1953年底时高岗还通过罗瑞卿向毛传话,认为林彪是部长会议主席的合适人选 。
对于高岗的热心举荐,林彪的反应十分谨慎。1953年10月下旬,林彪为此事致函刘亚楼,称自己难以胜任,要刘不要与相熟同志谈及此一人事问题:

亚楼同志:
关于高岗所谈机构问题,盼你对张、邓不必谈,且望在粤、在汉、在京对一切熟的同志都均勿谈,高对我的估计是很高的,态度是万分诚恳的,且主席亦甚重视我,但我自量是胜任不了的,故根本不敢想此问题,因此盼你亦了解此点,在谈话中勿涉及人事问题。
祝好
林彪(1953)十月二十五日

3个多月后,林彪再次写信给刘亚楼。在信中林明确表示高岗推举其担任部长会议主席的意见是不妥的,他不会接受。请高岗对此慎重考虑 。
而在此之前,高岗南下“游说”时曾到杭州与林彪长谈,在谈话中,高岗不仅向林彪介绍了政治局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和粮食统购统销问题两个会议的情况,也就主持中央工作人选问题与林交换过意见 ,据高岗之妻李立群回忆,高岗在杭州期间与林彪就中央人选问题进行过深入交谈,“林彪在杭州,去与他商量一些问题,中央人选名单,及军队八大代表团名单。有次高岗(和林彪谈完)回来后,与陈正人讲,关于中央人选问题已与林彪商量好了,他同意这个名单,对个别的人提出了意见”。高岗首次自杀前还曾对习仲勋谈过与林彪杭州会谈之事,称“我干的事情林彪都知道,关于中央人选名单及其部署,在杭州我与林彪谈多次,一个个人与他交换意见,最后,我离开杭州去广州,林彪还让叶群又特别去告诉我,要我注意一些事情,要我兼职等” 。
1953年11月初,李力群到杭州,林彪托她带一封信给高岗,关于此信的内容,相关当事人的说法并不一致,高岗称林彪此信主要是谈关于部长会议主席人选事;而叶群在62年时则说林彪写信是为了批评高岗搞地下活动,要他改正。考虑到叶群讲话时高岗早已身败名裂,其所述难免有与高岗划清界限之嫌疑。但从前述林彪致刘亚楼两封信的内容来看,如果高岗回忆属实,那林彪在信中就部长会议主席的人选问题提出和高岗不同乃至批评性意见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而刘亚楼在高岗事发后的揭发中也提到,林彪和叶群在杭州时就批评刘亚楼,要刘不要参与高岗的活动,不要上他的当 ;由此观之,叶群的说法也不乏真实之处。
总的来看,林彪尽管颇为欣赏高岗的才干能力,在所谓“红区党”与“白区党”的争执中也多赞同支持高岗的意见想法。但对于高岗竭力推荐其出任部长会议主席一事却明确表示推辞与反对。究其原由,应该是与林彪一贯对中央政争持谨慎自保乃至消极回避态度有关。
在中共高级将领中,林对于读书颇为喜好,尤其是对中国古代历史颇有涉猎,读后亦多有心得。如他在读了关于两汉历史的史书后,曾写下“西汉故人以权贵不全、南阳故人以悠闲自保”的心得笔记以警醒自己,林尝读《曹操》一书,在看了该书叙述曹操当了宰相,己成“骑虎难下之势”的内容后,即在该页上写下“不要轻易骑上去”的批语 。对于毛泽东的个性,林彪也看得颇为透彻。他曾经在《学文化词典》第18页“个人崇拜”词条旁写有这样的批注:“他(指毛泽东——引者注)自我崇拜,自己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
正因为林熟谙中国古代的君臣关系,很明白“伴君如伴虎”之理,而对于毛的复杂个性更是知之甚深。故林长期以来对于党内政争多持消极回避态度,如延安整风期间林被毛委为中央党校副校长之职,但林“对此新职似乎并无兴趣,他固然全力支持毛泽东,却不愿多出头露面,更不愿以自己的手去惩治别人” 。而此番高岗和刘少奇之争,涉及到所谓白区党和红区党两大山头间的复杂矛盾,牵连甚广,卷入者甚重,以林彪的谨慎性格和一贯少介入党内政争的风格,对此在一定程度上加以回避也在情理之中。
而党内政治风云的变幻确实是波云诡谲。在53年中召开的财经会议和组工会议上,薄一波、安子文等“白区党”成员是被攻击批判的对象。但到了年末,在邓小平、陈云等相继向毛泽东报告高岗搞“非组织活动”的情况后,毛泽东对高岗的看法有了一定变化,开始考虑解决高饶的问题。
12月中下旬,毛泽东一连多日和不少党内高级干部谈话,并派邓小平去做彭德怀的工作。同时又派陈云南下,“代表党中央向高岗游说过的干部打招呼”,其中当然也包括林彪。 “毛泽东要陈云转告在杭州修养的林彪:不要上高岗的当,如果林彪不改变意见,就与他分离,等改了再与他联合” 。
陈云在杭州向林彪“转达了毛泽东嘱咐的话,并把高岗如何利用四野旗帜,如何在全国财经会议上煽动各大区负责人、如何到处活动等问题告诉了林彪”。在陈云传达了毛的意见和介绍了高岗的问题后,林彪的回应颇耐人寻味,他一方面表态不再支持高岗,“对这件事主席和你(指陈云)比我了解,我同意。”在中央副主席人选上,主张“除刘少奇外不要再提别人了”,表明自己无心担任党中央副主席职务 。另方面则在和陈云的谈话中为高岗作了一些开脱,“反对少奇的不只是高岗一个,还有许多人,应该给主席讲清楚。高岗在东北做了大量工作,这时候我们应该为他分担一部分责任”。林还在谈话中提到“高岗可能自杀” 。
林的上述意见和表态很快由陈云报告了在上海的毛泽东。毛随后由上海来到杭州,在刘庄和林彪及陈正人进行了谈话 。此次毛林谈话的详细内容,我们不得而知。但从毛泽东其后在54年1月上旬致刘少奇的信中专门提到“决议草案(指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之草案—引者注)……林彪同志亦表示同意” 来看,毛在谈话中就高岗问题与林深入交换看法的可能性较高。
而在此前于12月2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北京存在“两个司令部”,并不点名地严厉指责以高岗为司令的司令部“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 。在此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后的当晚毛即离开北京南下,先后去了上海、杭州 。在杭州期间毛曾专门与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冶金工业部长捷沃西安和苏联驻华大师尤金谈话,向苏联方面吹风:“我们党内,也许是国内要出乱子了……这个乱子的性质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有人要打倒我” 。
在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之后 ,高岗意识到了毛对自己的严重不满,他试图对此加以补救。12月末,高岗在沈阳出席东北局扩大会议时,一改其此前对刘少奇的批评态度,专门强调了刘在党内的历史功绩和重要作用,要求大家拥护刘在毛休假期间主持中央工作,东北局应团结在林枫的周围开展工作 。高岗还在54年1月中旬给毛泽东去信,希望能去杭州向毛当面检讨,但遭到毛的拒绝 。
除了希望通过当面检讨得到毛的谅解,高岗也打算借助于和他关系一向较为良好的陈云、林彪、彭德怀等人帮他摆脱困境。早在53年12月间,高岗曾打算让王鹤寿借去上海检查工作之便,到杭州看望林彪,高希望林彪在中央一线当家人选问题上为他向毛泽东进言。而王鹤寿向陈云报告了此事,陈云叫他不要去 。他也一度对陈云去杭州找林彪寄予希望 ,而据习仲勋在文革中的交代,在高岗第一次自杀未遂被管教后,他还试图通过习仲勋找陈云、彭德怀、林彪“摸中央的底,叫他们给主席说说,看能不能减轻他的罪?”
但令高岗失望的是,无论是陈云、彭德怀还是林彪,这时候都没有对高岗施以援手,在七届四中全会闭幕后不久召开的高岗问题座谈会上,有43人在会上发言,其中陈云在16日座谈会上所作发言中公开揭发了高岗向他活动企图谋取党中央副主席一事 ,陈在发言中认为“高岗的个人主义野心是一步步发展起来的,由小到大,如果完全没有个人主义的根子,不会一下子就爆发出这样的问题。高岗现在应当脱掉自己华丽的外衣,重新做人” 。陈云的发言对于高岗无疑是巨大的刺激 ,也很可能是引发他在第二天自杀(未遂)的重要原因 。而朱德、彭德怀、邓华、马洪等人在座谈会上的发言也让高岗读后心情激动,他认为其中的一些发言内容与事实不符 。
在七届四中全会和高岗问题座谈会相继召开之时,林彪继续留在杭州、上海休养,2月14日国家计划委员会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林彪请假缺席 。在高岗问题不断升级之际,作为被高岗“假装赞扬”的“另外两个中央领导同志” 之一,林彪的处境也颇为尴尬和微妙,他虽然已向陈云表态不再支持高岗,但并没有如陈云那样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对高岗进行激烈的揭发批判以力证自身的清白 ,而此时的毛泽东又向林彪示意,要其与高岗“划清界限”,3月4日,毛针对合众社东京2月26日电讯稿内容 写下这样的批语:“合众社日本人论高岗,值得注意。日本情报机关对高岗很熟悉,美日两情报机关是合作的”。毛还专门嘱咐将“此件送林彪、陈伯达、胡乔木、谭政、陶铸五同志一阅”
五人中陈伯达和胡乔木均为毛的秘书,也是毛身边的两大笔杆子。而林彪、谭政、陶铸则都或多或少地卷入了高饶事件,毛将此文批发给三人,其含义不言而喻。七届四中全会后对于高岗问题的揭发批判愈演愈烈,而其中涉及到的“红区党”成员也越来越多,当务之急是将高岗和其他人尽可能切割开,以避免牵连到党内的一大批高级干部。李力群和习仲勋在文革中撰写和提供的相关材料也都证实了这一点。李力群称在七届四中全会初期,肖华就通过习仲勋告诉高岗,不要牵涉林彪和罗荣桓 。陶铸和王鹤寿也曾示意高岗,不要牵涉到林彪,习仲勋亦告诫高岗不要牵扯彭德怀,他还向高岗传达了彭德怀的意见,要高在作交代时绝对不要牵扯彭、林等掌握军权的人,把他们扯进去,对高岗更没有好处 。习仲勋在文革中曾交代,高岗死后,李力群写了揭发材料,因该材料牵扯的人太多,有彭德怀、贺龙等,故被他撕毁 。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无论是彭德怀还是林彪,都不可能在政治上再为高岗辩护或洗刷。所能做的也唯有在高死后对其家属表示一些关怀。高岗死讯传出后,彭德怀于当晚赶到高家,在高岗遗体旁久久不忍离去,并含泪表示:“嗨,你刚强,你死得可惜,可惜了。” 。据李力群回忆,高岗死后,她搬了家,彭德怀曾偷偷派警卫员去看她,问她有什么困难。而林彪回京后也让叶群接李力群去他家中谈话,询问高岗几个孩子的情况 。其后还帮李力群解决二女儿上军医大学的事情 。在59年军委会议揭发批判彭德怀期间,此前被打成高岗集团“五虎上将”的张秀山等人亦被召到北京,再度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在会议结束后专门邀请已被贬为沈阳农学院院长的张秀山共游颐和园,并让女儿豆豆作陪,据张秀山回忆,两人在游园时畅谈东北解放战争的往事,林彪兴致很高,还合影留念 。高饶事件已尘埃落定,周、林、彭等人也只能在一些细节上“与人为善”了 。

三、高饶事件后与林彪相关的某些余波

高饶事件最终以高岗自杀,饶漱石被逮捕判刑,高饶双双被开除党籍而告一段落。但该事件涉及的复杂党内斗争并没有就此结束。在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向毛泽东上呈意见书批判大跃进运动发动以来的“左”倾错误,遭到严厉批判,而在算彭的“历史老账”时,参与高饶事件也被一再提到,如毛泽东在7月31日常委会上就指彭在“高饶事件”中陷得很深,在其8月4日写的一份批语上认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组成了反党集团,而且“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分,原是高岗阴谋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毛在8月11日下午的大会讲话上更对彭德怀提出“是高饶联盟,还是高彭联盟”的严厉指控 。
在庐山上对所谓“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大肆批判之际,庐山下也在进行着一场秘密调查,此前被定性为高岗反党集团成员的原中共东北局的几个负责人(张秀山、张明远等)被紧急召到北京,他们到北京后被告知有一个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是高饶反党联盟的继续和发展。张秀山等人被要求积极揭发彭德怀的罪行,包括彭德怀与高岗的关系 。而高岗之妻李力群也遭到软禁,除了要她交代高岗与彭、黄的关系外。某天夜里还将李接到彭真家里进行查问,当时在场的还有中组部长安子文和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彭除了向李力群查询高岗与彭德怀的关系,还提到高岗和陈云、林彪的关系很好,“你好好想一想,他们在一起都说些什么”。李力群遭遇如此审查,十分害怕,一直流泪,却说不出什么。
1962年,公安部曾向李力群了解所谓苏修特务卢竟如和师哲、高岗的关系,而卢竟如 在46-47年间曾担任高岗和林彪的俄文翻译。同年秋,因小说《刘志丹》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被指控为“利用小说反党”、“为高岗翻案”。李力群再次遭到软禁和审查。彭真、安子文等又一再向她询问高岗与林彪的关系,和叶群的关系。高岗到杭州到底和林彪讲了些什么。但李力群始终没有说什么 。
也在这一时期,彭真还与商业部长姚依林进行了几次谈话,询问周恩来、李先念、陈云领导财经工作的情况,八届十中全会召开期间,彭真又一次找姚依林谈话,提出“现在党内正在进行一场大斗争,斗争的规模很大,比1959年(对)彭德怀的斗争还要大。你应该在中央全会上作一个发言,讲商业工作的问题,不仅要讲商业部的问题,而且要讲商业各部的问题。不仅要讲今后,而且要讲过去的经验教训。现在很多人不听主席的话,你们财贸部门就有人不听主席的话,听说怨气很大。我可以举得出名字,现在就是不举名字......希望你好好考虑,作一篇好的发言,如果你想同我商量,过几天你还可以找我来商量”。虽然彭真在谈话中说“不举名字”,但他在谈话中问的一些具体问题,如“是谁主张在河南用三斤粮食换一斤烤烟,是谁主张用七尺布换一斤棉花的”,明显是针对陈云的,而他在此前谈话中所说“过去有个时期,听说没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现在听说又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就好了” 一句更牵涉到周恩来。
参与上述追查活动的彭真、安子文等,属于所谓“白区党”成员。彭真在东北解放战争期间,与林彪、陈云、高岗等结下一定的仇怨 。在高饶事件前后发生的“白区党”和“红区党”冲突中,安子文和彭真也卷入颇深。两人如此卖力追查高岗与陈云、林彪的关系,和“白区党”、“红区党”山头之间的激烈矛盾争端显然脱不开关系 ,而从彭真谈话中还公然对周恩来有所责难来看,当时党内政争情况相当微妙,远非以往党史著作所谓中央一线与毛泽东之矛盾所能概括。
林彪对于彭真、安子文等人进行的追查活动事后并非一无所知,叶群和李力群谈话时就提到,卢竟如被怀疑与苏联有联系,而有人称叶群与卢竟如关系密切。文革之初,李力群向中央报告了彭真等人的追查活动,还直接写了信给叶群,叶群让其与陶铸联系,李力群写了材料请陶铸转交中央,其后又向陶铸派来的朱礼全、鲁冰两人详细谈了八届十中全会期间的追查情况 。从现有资料来看,对此有所知情的林彪在文革中并未就此问题大作文章,向彭、安等人报复。

四、结语

综合现有资料,笔者就林彪与高饶事件的复杂关系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一、作为“红区党”山头的重要人物,林彪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高饶事件,无论是毛泽东对林彪的关注赞许 还是高岗等的竭力推戴,都使林彪在这一事件中处于十分醒目的位置,尽管林对于部长会议主席职务一再推辞,但在八大中央人选名单,阻止"白区党"上位、“篡权”等问题的认识上与高岗颇为一致,而高岗的许多看法又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毛泽东 。
二、林彪在毛泽东端出高岗之后,表态支持毛泽东,但仍为高岗有所缓颊,而在高死后对于其家庭亦有所关注照顾。
三、高饶事件是中共建国之后的第一次极其激烈的党内斗争,它与其后中共党内的数次党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白区党”与“红区党”的山头之争,毛刘之争,毛周之争等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并没有随着对高饶事件的处理而结束,高饶事件如此结局倒是为以后的种种斗争埋下了伏笔。
四、从安子文、彭真等人在庐山会议、八届十中全会前后进行的追查活动来看,中共党内的政争形态极其错综复杂。而以往之国史研究,受某些模式框架影响太大,研究者或者重视所谓路线方针之争论,或者集中于所谓毛泽东与中央一线领导群体之矛盾,而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党内各种政争所产生的复杂影响,因而存在不小的缺陷。而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入,如何依据史实去研究探讨党内各种政争、权争的产生原因及其对党史、国史之综合影响,应该是国史研究中急待开拓和完善发展之重要方面 。


【博士论文】

政治身份体系下的社会冲突
——文革初期群众行为的社会根源(七)

向 前
第二部分 剖析与研究:群众的行为与动机
第四章 群众的分化和群众组织的对立
群众的分裂和对立过程中,各派组织都宣称“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都表示拥护文化大革命,拥护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双方又势如水火到武斗战场上厮杀呢?种种状况说明,他们的分歧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分析群众的立场和差异,首先有必要对群众组织进行分类。
文革以后,很多特定称谓的词义日益模糊,不少人简化称呼(也或许是身在山中的缘故,他们并不清楚这些组织的区别),把所有的群众组织称为“红卫兵”、“造反派”等。简化的称谓致使特定词汇的外延被放大,“红卫兵”、“造反派”成为诸多事件的主语。如今,身在山外的我们常常因为“宜粗不宜细”而不识庐山真面目。“红卫兵”、“造反派”,甚至是“群众组织”等称谓时常被等同起来,导致了认知的模糊和错误。学界对群众组织的划分存在不少争论,这些争论源于派别名称词义的模糊。学者们使用的同一个名词,其内涵和外延往往各不相同。很多争论其实是词义的争论,如果事先不界定清楚,争论就得不出任何结果。
分析的角度可以无限,但分析的对象是确定的。在对群众组织进行类别划分的时候,需要对事实有基本的了解,理清演变过程,才能避免偏离事实。本章从源头上追踪各个群众组织的来源,指出其变迁过程;然后,根据学者们提出的划分标准和方法,以湖南长沙的群众组织为例,考察各组织的人员构成、行为取向和诉求,对群众组织进行分类。
第一节 群众组织的分类
文革发展成为一场影响亿万人生活的大事件,与狂飙激进的红卫兵运动密不可分。红卫兵组织是最早的群众组织,可以说是文革的开路先锋。“红卫兵”一词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其成员并非一成不变,要避免产生词义的误解需要考察其产生和演变的过程。
1 “红卫兵”组织的产生
最早的红卫兵是北京的中学生。1966年5月初,清华附中学生卜大华、骆小海等人贴出大字报批评学校领导。校方对这种挑战权威的做法采取了压制的态度。卜大华、骆小海等决定采用统一署名以表示立场一致,选定用“红卫兵”作为集体署名。 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发表和聂元梓的大字报向全国播发使清华附中红卫兵得到鼓舞,他们贴出第一张署名“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大字报,宣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之后,他们又贴出了一系列大字报,批判学校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从此,“红卫兵”横空出世,成为火红年代里最响亮的名字。
清华附中“红卫兵”的统一署名启发了其他学校的学生,不少人到清华附中观摩学习革命经验之后,回到本校以“红卫兵”署名张贴大字报。六月初,北京地质学院附属中学、北京石油学院附属中学、北大附中、北京矿业学院附属中学以及北京市第二十五中学的学生相继成立了“红卫兵”、“红旗”、“东风”等学生组织,亦即最早的红卫兵组织。
工作组进驻清华附中后希望将红卫兵的活动纳入党团组织工作的轨道。红卫兵们对此有所抵触,他们既参加共青团组织的活动,又保持独立的组织。 工作组为遏制学生激进情绪采取的措施未能顺利解决问题,反而使得矛盾不断激化。6月24日,清华附中红卫兵贴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宣称“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 面对北京各大中学校此起彼伏的反工作组浪潮,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提出“反干扰”。各学校传达了李雪峰的报告,由工作组负责成立各自“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革筹委会”。
前期反对工作组的学生人数相对较少,被称为“少数派”,拥护工作组的学生人数占优势,被称为“多数派”。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提出了“消化红卫兵,溶化红卫兵”的政策。 清华附中的工作组和红卫兵都力图从策略上取胜,双方摩擦很多却没有决裂。在其他学校,工作组采用了惯用的戴帽子、打棍子的斗争办法,人为地制造了阶级斗争,上纲过高,打击过重,结果授人以柄。 北京地质学院附中的“红卫兵”被打成“反革命”强行解散;25中“东风”红卫兵被打成“反革命集团”遭到批斗,为首的李冬民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遭到批斗,大批红卫兵被戴高帽子游街。没有建立红卫兵组织的其他“少数派”学生也在“反干扰”中倍受整肃,清华大学少数派有近700人被斗。 “反干扰”没有把学生的激进情绪平息下去,首都各学校驱逐工作组的行动愈演愈烈。清华附中红卫兵先后贴出《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引用毛泽东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声称造反是遵循毛的教导来为红卫兵正名。
骆小海等参加集会时,把大字报抄件交给到会的江青,请她转交毛泽东。 毛泽东看到清华附中红卫兵几张宣称“造反”的大字报后非常高兴,赞扬了红卫兵的“革命造反精神”,表示“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 《十六条》肯定了红卫兵组织,红卫兵组织作为一股狂热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文革舞台。8月18日,毛泽东身着军装接见了来自全国的群众和红卫兵,并且接受了红卫兵代表敬献的红卫兵袖章。这一举动无疑默认了他自己是红卫兵的总司令和统帅。这一天的集会声称是庆祝无产阶级大革命大会,实际成为红卫兵运动的动员大会。从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泽东先后八次接见红卫兵,参加集会的红卫兵和群众人数多达1100多万人,发展成为一股席卷数千万青年的狂潮,使文革的狂风暴雨遍及全国各个角落。
2 “红卫兵”组织的变迁
“红卫兵”组织的产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文革爆发到毛泽东公开支持红卫兵为第一阶段,即1966年5月到1966年8月初。最早的红卫兵组织成员全部是北京市的中学生,以清华附中红卫兵和其他中学的“红卫兵”、“红旗”、“东风”等组织为代表。 他们引用毛泽东“造反有理”的言论,公开号召“造反”。 工作组和学校领导不支持党团组织之外的学生组织,希望解散红卫兵,甚至把一些人打成“右派”、“反革命”。 也有部分没有建立参加红卫兵的学生受到打压,他们与参加红卫兵的学生都反工作组,因而一道成为“少数派”。拥护工作组的学生数量上占优势,是“多数派”,但尚未以红卫兵自居。
第二阶段是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组织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兴起,即1966年8月到1966年10月。全国各地的省、市、地、县,在党的领导机关直接布置下成立了形式统一的红卫兵。这些组织大多是拥护当地领导机关的,所以也被反对派称为“官办”组织或“御用”组织。 这些红卫兵组织的学生大多是之前拥护工作组的“多数派”,后来被称为“保守派”红卫兵;与之对应,“少数派”的成员构成了“造反派”红卫兵的主力。不少学者将“少数派”与后来出现的“造反派”等同,值得商榷。诚然,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出现的,“少数派”的部分人员也确实成了“造反派”骨干,但应当注意的是:首先,“少数派”中成为“造反派”红卫兵的学生在反工作组时还没有建立红卫兵组织,不是红卫兵的身份;其次,“少数派”中已经建立红卫兵组织的学生,大多是“老红卫兵”,他们日后与“造反派”红卫兵存在尖锐对立。 所以,将“少数派”与“造反派”等同是不严谨的。
此时,学生群体的分化组合大致完成,派别阵线逐渐分明。学生组织都打着“红卫兵”的旗号,却针锋相对地形成了各自派别。学生中原来拥护工作组的“多数派”逐渐演化成“保守派”红卫兵,与之对应的是“少数派”的成员构成了“造反派”红卫兵的主力,最早成立的“老红卫兵”组织成为“保守派”红卫兵的盟友共同反对“造反派”红卫兵。9、10月间,日后叱咤风云的红卫兵组织均已悉数登场。红卫兵组织分裂、重组现象非常普遍,中央文件也常对一些群众组织进行定性。有的头衔大家都不想要,千方百计地要扣到对方头上,如“保守派”、“保皇派”等,有的头衔却要抢着戴在自己头上,如“红卫兵”、“革命派”等。诸多的头衔经过“自己封”、“敌人封”、“中央封”的过程变得纷繁芜杂。
学者对红卫兵派别的划分大多是在整个红卫兵运动的框架内进行。其中,印红标和徐友渔的观点比较全面且具有代表性。
印红标把红卫兵运动的派别分歧中具有政治和社会意义的流派归纳为四个:老红卫兵、保守派、造反派、极左派。
第一,那些在1966年8月18日以前,即毛泽东接见之前成立的红卫兵称自己为“老红卫兵”, 意在标榜自己是队伍纯洁的、受到毛泽东亲自支持的、红卫兵运动的创始者,并以此与后来成立的红卫兵,特别是家庭出身混杂的造反派红卫兵相区别。
第二,紧跟老红卫兵出场的是8月以后涌现出来的所谓“保守派”红卫兵。“保守”二字在当时是贬义词,之所以被对立派称为“保守派”,是因为他们维护文革最初一两个月的基层和地方领导。在党委或者工作组领导运动的时候,这些学生是受信任器重的左派,不曾组织红卫兵。工作组撤出、毛泽东公开支持红卫兵后,他们才组织了以自己为核心的红卫兵。保守与否的关键是对文革最初一两个月学校和地方党政领导的态度,而不是简单地以是否保护学校领导划线。
第三,“造反派”红卫兵最突出的特征是冲击党政领导和批判血统论,萌芽于8月18日毛泽东接见以后,兴起于10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中。“造反派”红卫兵组织的领袖和核心人物多为文革初期受过打击、排斥或者自认为政治境遇不佳的学生,很多具有以下两种经历:一种是被领导运动的党委或工作组批判、冷落,特别是被当作“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还有一种情况是受到血统论的歧视和压抑,或者仅仅因为反对血统论。
第四,“极左派”出现于1967年至1968年,是从造反派中分化出来的最激进的一翼。他们对文革意义的思索构成“新思潮”的主要内容,超越了一般的造反派,形成了具有新的思想和政治特征的派别。根据已有材料可以断定,北京、上海、武汉、长沙都有“极左派”出现。他们的基本倾向是在总体上批判和否定中国的基本政治和社会制度。这样的观点不仅根本违背传统的指导性意识形态,也越出了以中央文革小组允许的思想界限。因此,他们大多还没有来得及发展成可观的政治派别,就被镇压了。
徐友渔认为红卫兵组织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区别是分为保守派和造反派。之所以有“保守派”红卫兵和“造反派”红卫兵的区分,是因为在首都,第一批红卫兵(即“老兵”)在发现毛泽东的意图并不是要他们造“牛鬼蛇神”的反,而是造“走资派”即他们父辈的反时,他们抛弃了刚立下的“誓死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的誓言,当起了“保爹保妈派”;在外地,各级党组织借用毛泽东支持红卫兵的手法,组织和操纵官办红卫兵,以对抗其他学生造反。在这种情况下,毛和中央文革不得不改弦易辙,倚重那些被学校党委、党支部、工作组打成“反革命”的学生,以及被“老兵”的血统论排斥的非红五类学生。他们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口号下,对“老兵”和外地御用红卫兵进行清算,于是“保守派”和“造反派”壁垒分明、誓不两立。
“造反派”组织的出现始于8月初,一开始就和“保守派”形成了尖锐对立。10月初“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造反派”红卫兵势力得到迅速扩展。除了“保守派”和“造反派”对立之外,徐友渔还注意到全面“夺权”以后“造反派”内部的分裂。他说:“红卫兵组织之间,以及大派的群众组织之间的派别斗争有两类,一类是保守派和造反派之间的斗争,另一类是造反派内部两派的斗争。后一类派别斗争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前一类,因为它延续的时间更长,斗争更激烈。但是,大多数文革研究者似乎没有注意到后一类派别斗争,或者虽然意识到它们的存在,但却未能理解其重要性,他们或者是只注重研究前一类派别对立,或者是将前一类和后一类相混淆。” 他把造反派内部分化产生的对立两派称为“温和派”与“激进派”。 综合两位学者的划分,可以大致描绘出北京市学生红卫兵组织的演变情况(见图1)。
对比印红标和徐友渔的观点,二人的不同有以下几点:
第一,印红标区分了“老红卫兵”和“保守派”,他在狭义上使用“保守派”的概念。徐友渔用“保守派”一个词涵盖这两个群体。印红标认为“老红卫兵”和“保守派”红卫兵的政治态度十分相似,但是有如下差异:1.“保守派”红卫兵偏重依靠和维护党的地方和基层组织,包括工作组的领导;而“老红卫兵”不仅批判学校领导而且不愿接受工作组的管束。2.“保守派”成员的社会色彩与老红卫兵有所不同。“保守派”往往以党员、团员、党的积极分子为主干,虽然不乏干部子女;而“老红卫兵”则具有引人注目的干部子女色彩。3.“老红卫兵”是红卫兵运动的发起者,“保守派”红卫兵只是效仿者。4.“保守派”红卫兵普遍存在于全国的大学和中学,“老红卫兵”实际上只在北京,并且主要在北京的中学形成强大的派别。首都以外的干部子女为核心的红卫兵始终在省市党委的保护下,同时维护省市委领导,被作为“保守派”的一部分。 综合来看,“老红卫兵”和“保守派”的区分很有必要,因为二者政治态度虽然相似但还是具有重要差别,不分别对待则概念界定就有漏洞。其次,“老红卫兵”在组织被解散以后,部分人转入了“保守派”组织(见图1),不区分的话,难以描述这种转变。
第二,在“造反派”分裂方面,徐友渔的分析比印红标更为详细。印红标谈到了“极左派”是“造反派”最激进的一翼,但没有细述“造反派”之前的分裂,给人的印象是“造反派”分裂就是最激进的“极左派”和不激进的造反派。徐友渔在省一级层面上观察分析,点出了造反派分裂以后形成的“温和派”和“激进派”,“极左派”其实是“激进派”中最激进的人群。
3 “红卫兵”、“保守派”及“造反派”
上述行文描述“红卫兵”组织采用的是“保守派红卫兵”和“造反派红卫兵”的称呼,因为“红卫兵”一词具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
“红卫兵”有几层含义:第一,狭义的“红卫兵”特指1966年5月到1968年底,中学生、大学生成立的群众组织;第二,1967年以后,“红卫兵”词义出现扩大的趋势,参加运动的工人、农民、科教文卫从业者、机关干部等人群也被纳入“红卫兵”范围;第三,1968年底,文革复课以后,红卫兵在中学取代已经瘫痪的共青团组织,并在共青团恢复后还存在了一段时间,直到1978年中共中央宣布取消红卫兵组织。
学者们所说的“红卫兵”绝大多数都是在第一层含义上使用,即“红卫兵”首先应该是学生,不是学生的不包括在“红卫兵”范围内。非学生身份的其他人员被称为“保守派群众”或者“造反派群众”。印红标和徐友渔对“红卫兵”的划分,划分的是学生群体,说的是“保守派红卫兵”和“造反派红卫兵”。可知,“保守派”与“保守派红卫兵”,“造反派”与“造反派红卫兵”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见图2)。
本文所说的群众组织,包含学生、工人、知识青年、机关干部、普通职工以及其他社会人员在文革期间建立的组织。最初,红卫兵开风气之先,自发建立起党团之外的组织,并且在运动中扮演了先锋的角色。其他群众紧随其后建立组织,在不少省市他们后来居上,成为主导形势发展举足轻重的力量。本文以“保守派”、“造反派”来称呼某一派观点、立场相近的群众(包括学生),将不同的红卫兵组织各自归入“保守派”和“造反派”内。

在北京,红卫兵组织一直是运动的主角,不管“保守派”抑或“造反派”都是以青年学生为主力。群众组织的对立集中表现为红卫兵组织派别的对立:一边是“东纠”、“西纠”、“海纠”以及他们联合组建的“联动”等“老红卫兵”组织和“保守派”红卫兵组织的同盟,对立面是以“三司”为代表的“造反派”红卫兵。 北京是干部子女云集之地,“老红卫兵”势力极大,风头一度盖过了“保守派”组织(徐友渔是把“老红卫兵”直接归入“保守派红卫兵”),是与“造反派”对抗的主力。但是,“老红卫兵”们“保爹保妈”的行为与毛发动文革的初衷相去甚远。中央文革小组大力扶植的“三司”等“造反派”红卫兵迅速崛起,“老红卫兵”被当作“反革命组织”下令解散,“保守派”组织被定为“走资派的御用工具”而烟消云散。“造反派”红卫兵成为1967年初的胜利者。“造反派”红卫兵获胜后,内部出现分裂,中学生“造反派”红卫兵分裂后产生了“四三派”和“四四派”;大学“造反派”红卫兵形成了“天派”和“地派”。
在其他省市,群众组织的对立的情况与北京有所不同。群众组织之间的争斗有大量青年学生参与,更显著的特点是不仅是学生群体发生分裂,工人、市民等均产生了严重的分化——“保守派”和“造反派”的对立一开始就表现为社会大众的分裂对峙。“保守派”和“造反派”有一定的相同点,但二者的差异是值得关注的重点(见表1)。“保守派”和“造反派”的争斗在各省市有不同结果。所以,1967年以后的各省市的派别对立情况千差万别。例如,上海“保守派”组织被彻底打垮,工人造反派“工总司”一统天下;广州的“保守派”组织没有被彻底击败,造反派组织“红旗派”内部虽有分歧,但对立主要存在于造反派组织“红旗派”与保守派组织“总派”(他们自称“东风派”)之间。鉴于群众组织对立斗争的复杂情况,有必要根据各省市的具体时段、具体事件和具体组织进行分别论述。下文以湖南省的群众组织为分析对象,结合前三章所述运动过程,对群众组织进行划分,分析“保守派”与“造反派”之间的斗争,以及“造反派”内部的分裂与对峙。
表1:“保守派”和“造反派”的总体对比
保守派 造反派
共同点 拥护文化大革命,批判中央点名打倒的领导干部;
批判“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基本来源 保护工作组的“多数派”;(反对工作组的“老红卫兵”此时与“保守派”结成同盟) 反对工作组的“少数派”;(“少数派”中的“老红卫兵”站到了对立面)
对“血统论对联”态度 基本支持,有时候也强调团结非红五类 坚决反对和批判
组织路线和人员成分 红五类才能称为红卫兵,非红五类参加“红外围”、“红战友”等外围组织 对成员的家庭出身没有限制
对地方党组织的态度 支持 造省、市、地、县委的反
斗争的主要方向 矛头向下,向党外 矛头向上,向党内
对“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态度 不情愿,不理解 积极批判“走资派”
存在时间 1966.8—1967年初(有的省市保守派一直没有垮台) 1966年8、9月出现,10月后迅速壮大,1967年初分裂,1968年底以后解散

第二节 “保守派”与“造反派”的对立:以长沙为核心
1 “保守派”和“造反派”组织
长沙没有单纯的“老红卫兵”组织,干部子弟一开始就存在于“保守派”组织中。最早的全市性群众组织是“红色政权保卫军长沙总部”,简称“长保军”。中学生和大学生的“长保军”组织都是在省委领导支持下成立的。成立组织前,“长保军”成员在学校里协助工作队,对出身不好的同学、老师进行了批判,是工作队依靠的对象。工作队撤离后,他们在省委市委支持下建立组织,主要的活动是破四旧,保护省委、市委,防止有人冲击机关大院揪斗领导。
中学生“长保军”于1966年8月17日正式成立,负责人为李正、王虹霞等都是高干子女。“长保军”的口号是誓死保卫省委、市委和红色江山,打击“黑五类”和“狗崽子”。杨曦光回忆自己看到“长保军”成立时心中感到极度恐惧,感觉就像犹太人听到褐衫党成立时一样。 校园外,长沙市委指令一些单位的党、团员和积极分子组织了听从市委指挥的“工人赤卫队”。“8•19事件”中,围攻造反学生的就是中学生“长保军”和“工人赤卫队”。9月14日,“保卫毛泽东思想赤卫队”、“无产阶级专政军”等“保守派”组织相继成立。 后来,这些组织的成员大多转入了“长保军”的工人总部。大学生“长保军”组织于9月28日召开成立大会,省委书记万达、省委常委赵冰岩到会祝贺,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被其聘为顾问。“红色政权保卫军湖南高等院校总指挥部”总指挥是刘爱华和唐德元。
“长保军”模仿军队建制,在组织内设立了司令部、政治部、组织部、保卫部、宣传部等机构,以省政协大院为其总部。各学校设立分部,称为“红色政权保卫军”某学校军分部。全省各地都有自己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由各地县市委或军分区武装部授意建立,接受当地领导的指挥。“长保军”后来又成立了“高校总指挥部”、“工人总部”,人数达十多万,成员囊括了长沙市的中学、大学与工厂企业中所有普通的党员、团员以及老工人、各级劳动模范。
“保守派”阵营中除了“长保军”、“工人赤卫队”外,较有实力的是“八一兵团”、“红色怒火”等。“八一兵团”全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荣誉、复员、转业、退伍军人八一兵团总部”,于11月14日成立,由已经参加“长保军”的荣、复、转、退军人重新单独组成。军区和地方领导张本科、徐启文、丁维克等参加成立大会,省直属党委武装部直接负责指挥“八一兵团”。该组织成员上万,党、团员占多数,战斗力很强,是长沙“造反派”组织的劲敌。“红色怒火”于12月上旬正式成立,以长沙的“土联动”闻名,意思是说它像北京的“联动”那样,是强硬且附带使用暴力的保守组织。
长沙的“造反派”组织大多是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过程中产生的。
1966年10月14日,由叶卫东 、张家政等人发起,“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湘江风雷挺进纵队”(简称“湘江风雷”)在北京成立。10月底,湘江风雷回长沙造反后组织机构逐渐完善。叶卫东是“湘江风雷”的代表人物,担任政治部主任。其他核心成员还有组织部长李敬林,宣传部长李仲昆,联络纠察部长李铁凡,后勤部长赵南西,办公室主任柳梅青,接待室主任黄长春等。组织有四级机构:总司令部——战团——支队——队。“战团”级的主要组织有省航运局的“卷巨浪”、长沙纺织厂的“缚苍龙”、建筑工人为主的“红旗”、二轻系统的“金猴”、省制药厂的“湘药”、湘中供电局的“红色”、教职员工为主的“鲁迅”、知青为主体的“山鹰战团”和商业系统的“财贸战团”等(见图3)。

“湘江风雷”总部及各战团、支队负责人,绝大部分是在文革初被打成了“右派”“黑鬼”“反革命”的工人与普通干部。由于他们的行动符合毛所提倡和鼓励的“造反精神”,因此这些前一段时间还是被打击对象的人们此时引领了运动的潮流。 前期挨整的工人、职工纷纷参加“湘江风雷”,在自己单位成立“湘江风雷”支队批判单位领导,索要“黑材料”。每个单位前段时间都有挨过整的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平反”为开端,将前期运动的受害者及其同情者的热情充分调动了起来,“造反派”组织人数迅速增长。“湘江风雷”很快就成为了全省性的跨行业组织,在衡阳、株洲、邵阳、常德、湘潭、岳阳、沅江等地均有了分部,成员以工人、干部为主体,同时包罗学生、知青、其他社会人员,高峰期成员达百万之众。
大学生为主的“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简称“高司”)于1966年10月15日正式成立,起初还把张平化聘为顾问,但不久将他开除。“高司”的主要负责人是詹先礼 ,其他负责人有余定成、黄绍贤、王吉贤、王占中、龙会光,成员主要是长沙市高校的“造反派”红卫兵,下属组织有“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中南矿冶学院总部”、“矿冶文革联合会”、“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湖南大学总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长沙铁道学院总部”、“湖医八•一五红卫兵”、“八•一三红卫兵”、“湖南农学院延安公社”、湖南财贸学院“东方红”、“文革委员会”等。 最先提出造省委市委反的学生构成了“高司”的骨干队伍,从这个意义上说,“高司”是湖南造反运动的先锋(尽管“8•19事件”发生时“高司”尚未成立)。在与“保守派”红卫兵“长保军”的对抗中,“高司”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们将高校中的多数学生组织起来,还在“9•24报告”后帮助工人、干部、群众平反,帮助他们建立自己的组织。
造反派中势力较大的还有“东方红总部”、“井冈山红卫兵”和“青年近卫军”。“东方红总部”比“湘江风雷”成立还要早,是湖南最早成立的工人“造反派”组织,于9月7日在北京成立,同年10月30日在长沙东风广场召开成立大会,负责人有刘定安、熊正吾、唐正明。“井冈山红卫兵”的全称是“湖南井冈山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负责人是谢若冰。谢若冰原是红卫兵组织“造反有理军”的成员。因为反对工作队,遭到批判,其父母也被打成“黑帮”。身为“黑帮”的女儿,她在“造反有理军”内受到压力,遂从中退出而另组“井冈山红卫兵”自任司令。“井冈山红卫兵”于1966年10月28日成立,成员都是中学生,在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中抓住机会名声大震。
造反派阵营组织林立,除了上述几个大组织,还有众多小组织。譬如和“保守派”组织“八一兵团”直接对立的“湖南红旗军”,该组织也是以复员、退役、转业军人为主体,人数虽然不多,战斗力却不容小觑。“红旗军”是冲击《长沙晚报》报社导致报纸停刊的主力, 还曾经封闭省军区办公楼。 临时工、合同工成立了全国性的造反组织“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者总团”(简称“全红总”)。湖南的临时工、合同工表示响应,成立“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者湖南分团”。这些人一边在全国串联,一边在单位造反,要求解决待遇、福利、用工制度等问题。
文革前上山下乡的知青顺势起来造反。知青组织有“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红色造反团湖南总部”,总部设在省农业厅内,负责人余志成是长沙郊区的知青。该组织是全国性知青组织——“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红色造反团”的下属。另一知青组织“湖南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联合调查团”在省内外不少地区串联宣传发动,调查各地知青生存状态。省内知青集中的地区出现各自的造反组织,如邵阳的“小兵司令部”和江永县白水的“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后者日后改名为“湘江风雷反到底战团”。大批知青返城“闹革命”批斗农垦局的“走资派”和街道办事处干部。
1967年1月16日,《红旗》发表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指责地方政权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组织“红色政权保卫军”等御用团体保自己。 周恩来说:“‘中国工农红旗军捍卫军’、‘全国工农兵夺权司令部’、‘北京革命造反联合行动委员会’、‘西安红色恐怖队’、‘湖南红色政权保卫军’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都是反革命组织”。 此后,“长保军”组织解散。 由于中央不允许由复员、转业、退伍军人单独成立组织,下令这类组织一律解散。 “八一兵团”存在的时间不到二个月便烟消云散了。“长保军”和“八一兵团”解散以后,部分成员转入“红色怒火”。

2 “保守派”和“造反派”的行为取向
对待省、市委不同的态度导致了社会大众分裂为保护省、市委的“保守派”和反对省、市委的“造反派”(见表2)。
表2:长沙市群众组织对立状况(1966.6—1967.1)
保守派 造反派
建立组织前的活动 出身较好,政治表现好;拥护工作组,批斗出身不好或有历史问题的老师和学生 出身不好或者被工作组定为运动对象;反对工作组
对“8•19事件”的态度 认为冲击市委是“反革命”和“右派”向党进攻;“8•19事件”中保护省委、市委 “8•19事件”中向省、市委造反的主力;支持或同情行动
对省、市委的态度 保护省、市委领导干部 反对省、市委
口号 誓死保卫省委、市委和红色江山;拥护“三相信”;打击“黑五类”和“狗崽子” “打倒三相信”、“一改三罢”、“炮打九级司令部”、“打倒一切当权派”
“9•24报告”以后 积极拥护“抓黑鬼” “抓黑鬼”运动的受害者
10月以后的行为 反对斗争各级领导,贴出为省委辩解的大字报,指责“湘江风雷”、“高司”等是“反革命”;冲击会场,组织开会批斗干部 批斗各级领导干部;要求“平反”;查抄“黑材料”;提出“经济主义”的要求;“夺权”
代表组织 长保军、工人赤卫队、
八一兵团、红色怒火 湘江风雷、高司、井冈山红卫兵、东方红总部、红旗军、全红总湖南分团
结果 长保军、工人赤卫队、
八一兵团 均解散组织 获胜
“保守派”的代表“长保军”,其成员家庭出身、政治面貌都比较好。中学生“长保军”负责人李正为省军区某副司令员之子,王虹霞为王延春之女,均为高干子女。大学生“长保军”总指挥是刘爱华是全省著名的学毛著积极分子。组织的骨干多为学生中的党、团员和政治积极分子,一般成员多是出身好的“红五类”子弟。校园外的“工人赤卫队”成员是各单位的党、团员和政治积极分子。“八一兵团”成员中党、团员占多数。“红色怒火”的主要成员是大型国有工厂的青年工人,其中党、团员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保守派”组织囊括了长沙市的中学、大学与工厂企业中的所有普通的党、团员,以及老工人、各级劳动模范、学毛著积极分子。
“造反派”组织成员的来源就复杂多了,他们的家庭出身几乎包括了当时所有家庭出身的类型——从“红五类”到“黑五类”应有尽有。值得注意的是,“造反派”中家庭出身为“红五类”的数量很少,出身“黑五类”的也只占小部分,多数成员是“不红不黑”的中等出身——职员、店员、教员、小业主、中农等。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大致有四:第一,出身好却参加了造反派的工人多是“9•24报告”后被抓出来的“黑鬼”,他们也是造反组织的发起者和核心成员;第二,出身好、政治面貌好的学生和群众运动之初可以参加“保守派”组织,当时还没有“造反派”组织出现,大批学生想参加运动却又不被“保守派”组织接受,等到“造反派”组织出现的时候,他们就大批加入;第三,出身不好的人们对政治运动心有余悸,只要不成为运动对象就已感激不尽,并不敢贸然参与,后来形势大变他们经过权衡,多数站在“造反派”一边;第四,家庭出身中等的学生被出身好的同学称为“花五类”或“麻五类”,没有资格加入“长保军”,对“长保军”宣扬的“血统论”非常反感,“造反派”组织兴起以后,一些之前参加“长保军”的学生纷纷倒戈成为“造反派”。
但是,“家庭出身”的变量可以有效解释群众组织普通成员的行为,却无法解释“造反派”组织骨干成员大多出身较好的现象。这些人为何成为“造反派”的核心骨干,只要回顾文革初期的事情就清楚了——工作队将一些学生、老师和工人打成“右派”、“反革命”;“9•24报告”以后大抓“黑鬼”;成为“造反派”中坚力量的正是这些运动的受害者。工作队造就的“造反派”红卫兵以谢若冰、黄杏英、杨曦光等为代表。谢若冰是长沙市一中高中学生、中共党员,出身高干家庭,父母都是厅级干部,属湖南省原中共地下党系统的干部。按照常理,她本应该是“保守派”成员。但是,她与黄杏英等人因为批评工作队被打成“反革命学生”,成为重点批判对象。谢若冰到北京告状成功,成为坚决造反的“谢司令”。杨曦光的父亲随周小舟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本人也被工作队作为“反革命学生”批斗。日后,他加入了长沙市一中“齐卫东”、“夺军权”战斗队,后来还加入“省无联”,成为“极左派”代表人物之一。
“抓黑鬼”运动造就了众多工人造反派骨干成员。“8•19事件”后支持造反学生的普通群众都被打成“黑鬼”。每个单位都有人对造反学生表示过同情或支持。全省抓出“右派”、“黑鬼”等数以十万计。长沙市一中教员叶卫东、省航运局副局长罗新发、长沙港工人李铁凡、纺织厂工人柳梅青和王天保、制药厂工人李仲昆、五金工具厂工人赵南西、株洲601厂工人黄长春被打成“黑鬼”,长沙港干部李敬林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这些人全部成为了“湘江风雷”的主要负责人(见表3)。
除了这些总部负责人,“湘江风雷”下属各战团、支队负责人,绝大部分是在文革初被打成了“右派”、“黑鬼”、“反革命”的工人与普通干部,例如“缚苍龙战团”的王天保、“金猴战团”的陈本望等。湘潭电机厂的党委宣传部部长兰云飞成为当时省内的第一号大右派,并遭到拘押。10月,“高司”为其平反后,兰云飞组织了“革造联”成为“造反派”。“东方红总部”的熊正吾(木帆船社工人)等人都是当时的大“右派”、“黑鬼”。 1967年4月,工人造反组织“工联”成立,其总部及下属组织的负责人大多是“9•24报告”的审查对象,如红旗内燃机车厂工人张学晃、湘瓷工人吴国香等。抓“黑鬼”运动的受害者全数成为“造反派”组织成员,客观上为“造反派”组织的发展壮大起到了推动作用。工作队是省、市委派出的,“9•24报告”是张平化发出的“抓黑鬼”动员令。“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来,这些运动的受害者奋起造反,投入到“平反”和查抄“黑材料”活动。
表3:“湘江风雷”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年龄 组织内职务 家庭
出身 工作单位 职业 政治面貌 “9•24”以后的情况
叶卫东 27 政治部主任 贫民 长沙市一中 教员 团员 打成“黑鬼”
李铁凡 32 联络部长 贫农 长沙港 工人 党员 打成“黑鬼”
李敬林 29 组织部长 贫农 长沙港 政治指导员 党员 打成“现行反革命”
柳梅青 31 办公室主任 贫农 长沙纺织厂 工人 党员 打成“黑鬼”
李仲昆 32 宣传部长 工人 湖南制药厂 工人 群众 打成“黑鬼”
赵南西 20 后勤部长 小手工业者 五金工具厂 工人 群众 打成“黑鬼”
黄长春 28 接待室负责人 贫民 株洲601厂 工人 团员 打成“黑鬼”

第三节 造反派阵营的分裂:温和派和激进派
“造反派”组织通过造反、平反、查抄“黑材料”等活动动员并吸收了大量成员,借助中央高层领导的指示战胜了“保守派”,成为第一轮争斗的胜利者。然而,“造反派”组织虽然声势浩大,阵营内部却山头林立。无外敌则内斗,“高司”和其他造反派组织的分歧显现出来,“造反派”阵营走向分裂。分歧的焦点首先在于“望江楼协议”,而后围绕对省军区、“三结合”权力机构和 “湘江风雷”的态度,形成了“温和派”和“激进派”的对立。
“高司”与“湘江风雷”决裂之后,部分造反派组织跟随“高司”,如胡宜民领导的“造反有理军”成为“高司”的战友。湘潭“革造联”在兰云飞的率领下支持“高司”。省军区支持“高司”,还抓捕了“湘江风雷”下属的“红旗军”成员。“湘江风雷”掀起了针对省军区的造反浪潮。2月4日,省军区根据“二•四指示”,逮捕了“湘江风雷”支队长以上的头头,镇压了“湘江风雷”。

表4:长沙市群众组织对立状况(1967年2月—1967年8月)
温和派
(高司为首的“省红联”) 激进派
(工联、井冈山红卫兵、东方红总部及湘江风雷成员)
对省、市委领导态度 对犯错误的干部给出路;平反工作依靠省委;与省委领导和解,达成共识——“望江楼协议” 彻底打倒张平化;“望江楼协议”是高司变右、变修的体现
对省军区态度 拥护省军区,
支持抓捕“红旗军”组织成员 反对省军区,
反对抓捕“红旗军”组织成员
对“二•四指示”的态度 支持镇压湘江风雷 反对镇压湘江风雷
对“三结合”的态度 “省红联”推动各单位“三结合”进程,支持中央上报成立省革委会的“三结合”名单 反对“省红联”,抵制“大联合”、“三结合”
2月—8月的活动 提出“肃清湘江风雷的流毒”打击其他造反派组织;与湘江风雷的支持者武斗 为湘江风雷翻案;
与高司武斗
省军区对“高司”的支持还有一个原因在于“高司”是大学生造反组织,人员结构简单、历史清白、思想单纯;而“湘江风雷”等组织人员构成复杂,造反的动机也参杂了个人因素。尽管如此,“高司”还显得形单影只。为了发展队伍,“高司”在省军区支持下,联合“公检法夺权委员会”等12个组织于1967年2月8日发起成立了“湖南省红色造反者联合筹备委员会”。“高司”在各工厂扶持原属“保守派”的小组织,原“长保军”、“工人赤卫队”人员成立新组织出来活动。“高司”把这些“保守派”人员大量吸收到联盟中来。在筹备委员会的基础上,“高司”等18个群众组织在长沙市联合成立“湖南省红色造反者联合会”(简称“省红联”)。在各地武装部的帮助下,文革前已经存在的官方组织——各级“贫下中农协会”组成“贫下中农造反军”成建制加入“省红联”。 由此形成了拥护省军区的“温和派”(高司为首的“省红联”)和反对省军区的“激进派”(工联、井冈山红卫兵、东方红总部等其他造反派组织及湘江风雷的成员)。二者分歧的焦点变成对省军区和湘江风雷的态度(见表4)。
“高司”四面出击的结果是原“保守派”成员改头换面,摇身一变加入“高司”。绝大多数的“造反派”组织都站到了“高司”的对立面。“井冈山红卫兵”、“东方红总部”、“青年近卫军”,以及“首都三司”和“北航红旗”驻长沙联络站都是“湘江风雷”的支持者。“高司”内部也有人员退出,转而加入反“高司”的队伍。在与“高司”的对峙中,产生了一批新的“造反派”组织(见图4)。
3月,部分中学生“造反派”红卫兵在省展览馆举行会议,宣布成立“红卫兵长沙市中等学校革命委员会”(简称“红中会”)。3月18日,“红中会”召开成立大会,整合了全市20多所中等学校的“造反派”中学生。 4月上旬,从“高司”退出的大学生周国辉等成立了“高校风雷挺进纵队”(简称“高校风雷”),名称直接套用“湘江风雷挺进纵队”,以表示坚决为“湘江风雷”翻案。
4月中旬,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长沙市革命造反派工人联合会”(简称“工联”)成立。 “工联”的领导集团为五人核心小组:组长胡勇(长沙汽车电器厂工人)、副组长唐忠富(曙光电子管厂工人、中共党员),成员有许新宝(长沙汽车电器厂工人、劳模、中共党员)、雷志忠(省汽运公司干部、中共党员)、孙源泉(红旗内燃机总厂技术员)。“工联”总部及属下组织的负责人不少是“9•24报告”后的斗争对象,如胡勇因为同情冲击市委的造反学生,被工厂党委认定为“右派嫌疑”,从1966年9月开始隔离审查,直到10月才重获自由。与他类似的还有张学晃(红旗内燃机车厂工人)、吴国香(湘瓷工人)等。各厂矿的工人造反组织,如长沙汽车电器厂“造反有理总队”、曙光电子管厂“联总”、长沙机床厂“331红色造反团”、红旗内燃机配件厂“红总”、建湘陶瓷厂“红色造反团”、长沙船舶厂“文革筹委会”、市搬运公司的“六号门”、湖南橡胶厂“造反总队”、市总工会“东方红观察哨”等构成了“工联”的主体。后来,其他系统的工人,包括很多原属“湘江风雷”的工人造反组织都成建制加入了“工联”,使得“工联”成为省内实力最雄厚的工人造反组织。 全省各地的工人造反派,如湘潭“红造联”、衡阳“工总”、邵阳“工联”、株洲“工联”、岳阳、常德“工联”等,均受长沙“工联”的影响和指挥。
1967年以后,省内的大武斗大部分发生“高司”及其支持者与“工联”等“湘江风雷”的支持者之间。一些在保守派与造反派对立时期已经成立但默默无闻的组织在造反派的分裂和冲突中声名鹊起,如“高司”下属的“红色怒火”和“工联”一边的“青年近卫军”。
“红色怒火”早在1966年12月上旬即已成立,原属“保守派”。“保守派”垮台后,“红色怒火”没有解散,转而成了“高司”的盟友,还吸纳了“长保军”、“工人赤卫队”和“八一兵团”的人员,该组织负责人是曾友根(区办工厂工人,武装民兵)、彭湘华(区办工厂普通干部,基干民兵),成员以武装、基干民兵、青年工人为主,下设“工人总部”“贫下中农总部”和“红卫兵总部”。 “红色怒火”组织严密,战斗力强,是高司一方的武斗健将。
反“高司”的组织中,“青年近卫军”在武斗中一举成名。“青年近卫军”成立于1966年11月24日,其前期负责人因“湘江风雷”被镇压之事就此退出。此后的负责人是谭海清,总部负责人有易国其、熊玉林等青年工人,其成员则全部为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工人和中学生。大武斗期间,该组织几千人荷枪实弹,装备齐全,还拥有反坦克炮、六零炮等重兵器,等于几个团的准军事部队。它以勇猛、敢战著称,因而死伤人数远远超过其他群众组织。其下属的“闪电兵团”、“申自来纵队”、“钢三连”、“红色尖刀排”、“飞虎连”、“决死纵队”等,都是专业武装团体,有很强的武斗实力。
大武斗中,“红色怒火”和“青年近卫军”多次交手。6月初,中苏友好馆的武斗是“工联”牵头,联合了“青年近卫军”等30多个组织对“高司”广播站的进攻。打前锋的就是“青年近卫军”下属组织——“六号门”。“六号门”的全称是“长沙市搬运公司六号门挺进纵队”,该组织声称是“刘邓路线下受压迫最苦大仇深”的造反组织,强悍敢拼,勇不畏死。固守广播站的“高司”派人员数次试图冲出重围均以失败告终。“高司”总部派出了“红色怒火”敢死队才将馆内人员营救出去。
第四节 激进派的分化:稳健势力和激进势力
1 “省无联”
1967年6月,“工派”和“湘派”就内斗起来,后来还爆发了“解放路武斗”。在“大联合”和“三结合”的大趋势下,这些矛盾分歧被压制下去。“湘派”和“工派”的摩擦是权力之争,分歧在于谁是群众组织的核心,争论的主题是围绕权力分配,不反对权力机构本身。1968年上半年发生的“湘瓷派”和“汽电派”之争,实质上是“湘派”、“工派”争夺的延续。
本节所说的分化是指打败“高司”的“激进派”中出现了更加激进的群体,他们把矛头对准“省革筹”,反对已经建立起来的权力机构,因而形成了拥护“省革筹”的稳健势力(工联、湘江风雷)和反对“省革筹”的激进势力(省无联)的对立。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双方观点相左,但这一轮的对立没有发生大规模武斗,稳健势力中不少组织对“省无联”遭到镇压还抱有同情。
1967年8月底,“高校风雷”等组织起草批评“省革筹”名单的宣言,取得25个“湘派”组织签名支持后公开发布,称为《830宣言》。9月29日,“湘派”的主要成员“湘江风雷”、“东方红总部”、“长沙工人”、“青年近卫军”、“湖南红旗军”、“高校风雷”等开会商议组织“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简称“省无联”)的问题。会议产生了一份由23个组织联合署名表达“湘派”观点的《930宣言》。10月5日,这些组织再次举行会议,讨论并决定了“省无联”的《成立公告》,最后确定10月11日召开成立大会。10月6日,驻长沙的解放军工程兵学院中持反“省革筹”观点的“红色硬骨头连”和拥护“省革筹”的“联委会”发生武斗。“东方红总部”等前去增援,因担心“工联”去援助对手,为壮声势唬住对方,他们把原定于11日公开的《成立公告》提前贴上大街。 “省无联”尚未成立便已公开亮相。
10月9日,周恩来总理在武汉召见了湖南部分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听说湖南成立“省无联”这样一个跨行业的组织,当即表示说“中央提出是按部门、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跨行业的组织就不要成立了。” 就这样,原定于10月11日的“省无联”成立大会未能召开,新的组织并没有严格建立起来。在《成立公告》上签名宣布参加“省无联”的组织有20多个。除了“湘江风雷”、“东方红总部”、“湖南红旗军”、“高校风雷”、“红中会”、“青年近卫军”是人数多影响大的组织,其他的多是工厂和学校内部的小组织。部分在“省无联”《成立公告》上签名的组织先后发表声明,“湘江风雷”的叶卫东,“东方红总部”的刘定安和“青年近卫军”的谭海清,先后表示不承认声明上的签字,否认自己参加了“省无联”。 虽然“青年近卫军”反感“工联”,对“省无联”抱同情态度,但对其激进倾向却不赞同。 “湘江风雷”的叶卫东和二号人物张家政公开翻脸。张家政等人以“湘江风雷”名义参加“省无联”,还查抄了“湘江风雷”总部,自行宣布成立“湘江风雷临时接管委员会”(见图5)。

积极参加“省无联”活动的主要是“高校风雷”、“红中会”等几个组织的积极分子——“高校风雷”的周国辉、“矿冶井冈山兵团”的张玉纲和“红中会”的杨曦光。三人之中,周国辉为湖大学生,张玉纲为中南矿冶学院学生,杨曦光是中学生。后来,因为批判“省无联”时中央高层对杨曦光反复点名,还将其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作为批判材料公开印发,致使这个18岁的中学生成为知名人物。1967年12月—1968年1月间,集“极左派”理论大成的三张大字报先后发布,分别是《我们的纲领》、《省无联关于目前湖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若干问题的决定》和《中国向何处去》。中央文革小组将“省无联”定性为“反革命的大杂烩”,其负责人和活跃分子全部被抓,并在1970年“一打三反”中判以重刑。张家政被判刑20年,李仲昆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长期被监管,“省文艺界红色造反团”的宋绍文被判刑15年, “红旗军”毕健被判刑10年,杨曦光被判刑10年,周国辉被判刑7年,张玉纲被判刑3年。其他主要成员遭到不同程度的批斗、关押和审查。各地打过“省无联”旗号的组织均被取缔。
2 “省无联”的人员构成
“省无联”的负责人是一批激进的学生、工人和其他社会人员,他们继续造反的原因可以追溯到“9•24报告”前,多数在文革前就境遇不佳。张家政原是“大众”电影院的美工,文革初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原因是其父亲是1951年镇反中被镇压的国民党官员。宋绍文原是省话剧团的编导人员。文化革命开始,省话剧团的领导、名演员、名导演全成了修正主义文艺黑线上的人物,他也被批斗数次,失去了行动自由,被软禁在机关里。二人后来都成为“湘江风雷”的成员,在1967年2月被捕,释放出来以后继续造反,一直到参加“省无联”。
学生以周国辉、张玉纲、杨曦光等为代表。他们的激进主张更多出于意识形态因素,是全国范围“新思潮”的重要一环,其意义在于把目光投向社会大众,探索现实问题,因而体现出理想主义的色彩。他们的思想直接来源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批评,尤其是对“官僚主义”的批评。但是他们没有就此止步,而是更多地从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理论家的著作中吸取思想营养,将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和观念延伸到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他们是相对于官方的马克思主义异端。
年轻的“理论家”还找到了自己的依靠对象——1966年以前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杨曦光等主持了一次若干省份知青参加的“全国下乡青年座谈会”。 杨曦光反对中央和“省革筹”要求知青回乡的指示,认为知识青年群体“受压迫”最深,是最坚定的革命力量——“他们彻底革命的政治态度,他们决不满足于湘江风雷翻案这样的变迁(这在庸人眼里可以说是极大的变迁了),他们要求更伟大更彻底的社会变动。” 杨曦光将知识青年视为革命的同道:“‘极左派’是要求彻底革命的,知青也只有来一个较彻底的社会变革才能真正解放自己。” 但是,绝大多数知青并未像杨所希望的那样一道革命到底。尽管知青们滞留城市不肯下乡,但他们对“省无联”、“极左派”的号召并不响应,也不赞成反周的主张,而与“省无联”保持着一定距离。所以最初镇压“省无联”的时候抓捕了部分知青组织的负责人,但很快查明他们跟“省无联”没什么关系就全部释放了。
“省无联”中的其他群体面目模糊不清。社会上某些专事“反迫害”或要求落实某些具体政策的小团体,也被视为或以“省无联”下属组织自居,都贴上了“省无联”的标签。如一批1957年成为“右派”的人员,这时侧身于“省无联”中。其中的核心人物名为刘凤祥,他在报社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工厂劳动改造。1967年以后,这些右派支持“湘江风雷”,在全国串联组织右派闹翻案——在北京弄到“反右”的党内文件抄成大字报,印成传单,到处散发;为了让市民知道右派的观点,把彭德怀1959年的“万言书”抄成大字报,以“反面教材”的名义贴在大街上;1967年下半年开始,他们力图控制“造反派”组织的报纸和宣传机器,并利用这些小报为右派翻案。“省革筹”着手恢复秩序的时候,他们支持“省无联”,希望继续造反。刘凤祥还曾与张玉纲谈过多次,宣传自己的政治观点,并提醒张玉纲注意武装斗争的可能性,甚至在暗中囤积枪支弹药准备武力抗争。
衡阳的“偏向虎山行衡阳司令部”曾于1967年9月30日发表宣言,提出要“把历年以来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意思是他们不仅要为文革初期“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下被打成“右派”、“反革命”、“黑鬼”的人平反,还要为文革前历次政治运动中被处理的人搞甄别平反。经过他们的宣传联络,很多人加入进来,以为可以靠群众组织“自己解放自己”。 “省无联”被镇压的时候,这类组织均被解散。


【述往】

我与李英儒、金敬迈同志的交往
郑公盾口述 咪咪编撰

我与李英儒、金敬迈同志的交往,是从1966年组建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时开始的。这之前,我只知道李英儒写过《野火春风斗古城》(这部小说被拍成电影后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和金敬迈写过《欧阳海之歌》(文革前江青曾授意修改过这部小说)。
在中央文革里,李英儒主管戏剧电影口工作,金敬迈主管文学口工作,我是办公室主任。与我们三人在一起工作的还有陆公达、刘巨成和舒世俊。陆主管音乐口,听说他后来跳楼自杀了;刘主管图书馆、博物馆口工作,后精神失常;舒主管摄影口。
可能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吧。开始工作后,我不知不觉就与英儒、敬迈来往多起来。继而对他们的身世有了进一步了解。李英儒1911年出生于保定附近的清苑县李家村。26岁时,抗战开始,他参加了冀中游击队。他的长篇小说《战斗在滹沱河上》和《野火春风斗古城》,就是取材于他亲身经历过的冀中游击队的生活。
说到李英儒的经历和他的小说,想起刚刚看到的《文学评论》第二期上的一篇文章,不禁要赘述几句。那篇文章说:

50年代的一批名篇,……其历史价值当然不能否定,其文学价值也成就不一地保留着。……但也应该看到,由于时代环境的巨大变迁,这些作品受当时社会意识的制约,与我们当代的社会心理和精神价值已存在明显隔阂。
那么,要适应今天的时代和读者,就必须发展、扬弃和转化传统。这里最根本的区别在于,能否让人们服务于某个具体的政治目的,转化为让历史场景的描写服务于对人的灵魂的发现;……能否排除那些外在的、表面的、临时性的因素,发掘到那些人心中共有的,属于人性美、人格美、人情美的因素。……

起码,用这些看法观照李英儒的作品是不合适的。这篇文章提出的抽象的理想化的文学评论标准,原本不新奇。如果该文作者用这个标准作为自己创作的目标,别人也无可厚非(我甚至想看看作者自己是否能创作出符合他自己提出的标准的作品)。但是,如果以此虚无的标准来衡量、甚至贬低包括《战斗在滹沱河上》和《野火春风斗古城》在内的“50年代的名篇”,就显出评论者的肤浅了。《野火春风斗古城》是李英儒亲身经历的故事,是用生命写成的,即使在文革中,他回忆起故事中牺牲的战友,还常常动容。如果这里面还有问题,还是“外在的、表面的、临时性的”,那么什么才是内在的、实质性的和永恒的呢?如果这样的作品还不算“让历史场景的描写服务于对人的灵魂的发现”,那么我想问一句,现在,今天是否有这样的作品?历史不能重新再来一遍,所以无法让现在的评论者去体验那场有关民族存亡的战争了。但是,如果现在的评论者看不起那场战争中孕育出来的战士、作家,不妨试试,在目前这个时代按照想象的那样去做一位永恒的作家。这是题外话。
李英儒已经去世了。至少我现在看,他的作品没有什么问题。尤其可贵的是,“1988年,李英儒同志抱病忍痛,在病床上完成了自传体长篇小说《魂断秦城》的初稿,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表现了一名共产主义战士的彻底革命精神,把毕生精力献给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进入中央文革后,李英儒的思想一直处于矛盾状态。虽然在他主持工作的很短时间内(大约只几个月),他尽可能地保护过不少同志,但是,除了在极少数他信任的同志面前,在一般时间里,他那受压抑的心情,无法,也不可能表露出来。这对于一个文人来说,是非常残酷的。
1967年下半年,文革发生了质的变化。标志是相继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午门事件”和针对缅甸奈温“变修”而发生的冲击外交部事件。8月22日,北京外国语学院、北师大、中医大、清华、第一机床厂等单位造反派组成的“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帝反修联络站”,以香港英国当局迫害我驻港新闻工作者为由,冲进了英国代办处,放火烧了汽车及代办处大楼。8月底,毛泽东批准了周恩来的一份报告,对王力、关锋隔离审查。
但是,戚本禹不承认冲击外交部是错误的。11月在钓鱼台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戚本禹仍然坚持说:到外交部游行是党中央江青同志指示的,我们只是执行者而已。
我说:事情弄到这一步,总该承认这是对着周总理的。
戚本禹说:如果我反对总理,可以杀头。
我说:杀不杀头你说了也不算。
接着我同戚本禹吵了起来。
此后,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会议不再让我参加。但是英儒、敬迈还是经常来找我聊天。11月15日晚上,李英儒心情沉重地请我吃饭,席间他婉转地告诉我说,要作好准备,住一段监狱是不能避免了。
1967年月11月16日晚,几个我不认识的人来到我家,出示了逮捕证和一副手铐,说:“你被捕了。”我怕家人及儿女害怕,叫他们到另一间房子去,不要出门。然后我在逮捕证上签字。车开了很长时间,后半夜到达一座监狱。
在那里住了很长时间,见到了一些著名战犯后才知道,这就是秦城监狱。我在秦城被关押了7年半,1975年5月12日获释。
大约1978年吧,一天,忽然有人敲门,开门一看,竟是李英儒和金敬迈。一时话塞,我们三人都流了泪。接着,我们共同追忆分别的日子。原来李英儒和金敬迈在我被关押后不久也被捕了,并且,也被关押在秦城监狱!
我被捕后不久,李英儒作为我们6人小组的组长,深为部下的遭遇感到不安。终于在一次会议上与金敬迈一起提出了我的问题。他对戚本禹说:如果公盾同志有错误,应由我承担责任。并且,公盾同志对当初布置到外交部游行是提出过异议的。就因为这句话,李英儒和金敬迈也被关了起来。
开始在秦城,我被打的很厉害。我丢了12颗牙齿。开始我的罪名是反江青、戚本禹,后来又成了国民党特务、假党员,审我的人过一段时间就换一拨儿,到最后,谁也说不清我到底有什么罪。大约1969年开始,我的待遇好了些。可以看马列著作了。也有了笔和纸,用来写交待材料。我开始在马列著作中写些笔记和诗。出狱后,我曾对许多人说,马克思曾经退过党,他们都不信,于是我就请他们看马恩全集第多少卷,第多少页。这就是我在监狱中的收获。我认认真真地通读马列全集,到第30卷。出狱后再也没能静下心来读后面的几卷了。
关于秦城监狱,记述的人已不少。其中的恶劣我是有体会的。在此仅举1例。犯人定期剃头。给我剃头的人每次一到我的牢房门口,就大骂一声:“滚出来,该剃你的狗头了。”随后我的头发就任其宰割,形容为惨遭毒手也不过分。
终于有一天我忍无可忍,待此人刚说完:“该剃你的狗头了。”
我大喝一声:“我罢理!既然是狗头,理有什么用!”一个被气得哆哆嗦嗦的老头,声嘶力竭地吼叫,把那剃头的吓了一跳。后来他可能是良心发现吧,再也不敢在我面前耀武扬威了。
金敬迈在《我在秦城监狱的一段往事》中非常“生动”地记述到:

……这里象关押法利亚长老的伊夫堡一样,目的就是把你关到死。这里没有专案组,没有打手,不打也不斗了。(金敬迈记叙的是1970年以后的事——引注)窝窝头和缺盐的烂菜帮子是从脚下一个15厘米见方的小洞里递进来的,难得几十天一次的放风,也是独身一人到上个没有顶的单身牢房去走走……鬼都没一个。我“完全”“彻底”离开了人们,成了一个纯粹的孤独者。四堵白墙,抬头一块四方形的天花板和一盏长夜不灭的灯。我失去了和人的交流,连挨打挨揍的交流也只能在回忆中出现了。我是一只落荒的猴子,满身孤寂,满心忧郁,独自在秦城一号的笼子里。
隔壁左右的单身牢房中,也关着活人。右边的一位,天不亮就开始唱《怒发冲冠》,声音苍老、嘶哑。一遍又一遍,从早唱到晚。右上方有一个清脆的声音,他长年只重复一句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宋庆龄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举行会谈。”……长时期对人单身监禁,就会把活人“改造”成这个样子。……戏曲里、说书中都有这样的事:犯人一疯,即使是装的,也就都放了。监里不收疯癲。可惜,“革命”的铁拳头不兴这一套。
“怒发冲冠凭栏处……”声音嘶哑苍凉。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声音清晰流畅。
象念经,象祷告,象旧式留声机的唱针在最后一圈上转个不停。他们是真的疯了。
那么,他们是我的明天……

1986年,去了广州疗养前,我专程到301医院看望了李英儒。当时李英儒病得比较厉害,大夫不让探视。我只好编了个瞎话说,我是李英儒的表弟,刚从他家乡来。说着拿出北京—广州的火车票。大夫也没看,把英儒的夫人叫了出来。英儒的夫人与我配合的非常默契,居然骗过了大夫。
李英儒见到我高兴极了,说起来没完没了。他先是讲起在秦城监狱中怎样用牙膏皮自制沾水笔,怎样用紫药水兑水自制墨水。又怎样用这些简陋的工具在马列全集的行距间写成了《女游击队长》和《上一代人》两部长篇小说。
接着,他又讲起在住院期间,怎样瞒着医生护士,创作了《女儿家》和《虎穴伉俪》两部长篇小说。我也把我出狱后出版的几部著作,包括1981年出版的《鲁迅与自然科学论丛》,1982年出版的《萤火集•科普评论选》,1983年出版的《〈水浒传〉论文集》和1985年出版的《茅以升传》送给了李英儒同志。
临别时,英儒同志在我的笔记本上写到:“我一生最大的愿望是做一个正直的人,不做对不起党、国家和人民的事。我们欠人民的账,是人民哺育我们成长,我们毕生要报答他们的恩情。”
大约是英儒同志病情好转后翻阅了我送给他的几部拙作。到广州后不久,我与金敬迈同志(金出狱后又回到广州军区工作)收到这样一封信:

公盾、敬迈 战友亲人
老迈你在创作上要勤奋些,否则对不起欧阳海之歌。公盾几年来的成就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英儒顿首

其实,金敬迈同志重新工作后也写了不少东西,只是我们相距遥远,老金又不爱表白自己,所以我们不大知道罢了。在广州,我听一位同志说,金敬迈刚回广州时,就受许世友同志之托,创作了一出描写逮捕“四人帮”的话剧,在南方轰动一时。最近有人说他正在写回忆录,如果是真的,那将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近来我已不能写字,看东西也很吃力。在此遥祝金敬迈同志身体健康,保持创作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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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记忆》第九十二期
帖子发表于 : 周五 2月 01, 2013 8:53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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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讨与交代】

交代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思想活动
李慎之
1969.1.25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排山倒海之势把我脑袋里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冲击得粉碎粉碎,使我再不像以前那样妄作主张,自以为是。但是,我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和理解是很不够的,对形势的发展跟得非常吃力,不时还有反动的思想冒头,回想起来常常有“后怕”的感觉。直到最近,我对过去二十年间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才有了比较系统的认识;对文化大革命所开辟的宏伟前景才有了比较具体的概念,还不知道是否确实正确。我现在把文化大革命两年半以来自己所曾有过的一切错误的、反动的思想连同我的一些活动交代出来,恳请革命群众给我以批判,帮助我在这次史无前例的伟大革命中得到应有的教育。
早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前,在批判三家村的时候,我就预感到自己将成为这次运动的对象,不但因为自己在1962年的许多反动思想和三家村类似,而且因为《北京日报》上揭发出来,我在1957年当作“好文章”推荐过的《废弃庸人政治》的作者卜无忌,原来正是三家村的主将邓拓,这样一来,我同三家村就直接有了联系,自己也感到无以自解。
到吴冷西的问题被揭出,新华社的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以后,我开头对吴冷西问题的性质也还搞不清楚,对朱穆之以下就更搞不清楚。我当时听不到吴冷西问题的传达,更不知道《五一六通知》,因此连运动的性质也搞不清楚。看到大礼堂的大字报上常常点到我的名字,自己准知道自己在这次运动里是逃不掉了,只是战战兢兢想避免犯新错误,一切行动只想“随大流”。但是在文革小组选举的问题上,就马上考验出“随大流”也不知怎么随好,我明明看到教育处的多数是反对吴承毅的,根据吴承毅的一贯作风与运动开始时的表现,实在也没有资格入文革小组,这点,我觉得我心里可能比处办公室和两个学校的多数教职员还明白一点,但是又想千万不要闹特殊,而投了吴承毅一票,实际上连“大流”也不敢随,只敢“随小流”。
运动初期,李竹润的大字报遭到围攻,被称为“右派”,我自己思想里认为照1957年的标准,似乎也不冤枉,但是又觉得像我这样的“老右派”,起来反击“新右派”又怕徒然招人耻笑。因此觉得最好什么都不表示。事实上,我有很长一个时期,就是分不清“造反派”与“右派”的区别,甚至认为运动后期就是要反右,新老右派一起处理。我记得一直到8月中旬《十六条》公布,提到群众中的右派分子到运动后期酌情处理,我还是这样理解的。
我在反右以后长期抱有委屈情绪,以为党对我下手太重,但是,运动开始以后,无论是礼堂里还是教育处的大字报都说是“黑编党委”如何如何包庇我,这对我是很大一个震动。感到自己的思想实在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只有随着运动的进程不断加深对自己罪行的认识,同时思想上准备接受比过去严得多的处理。
在教育处,以至在全社,我是最早被揪出来的非“当权派”。最初揪我的理由是说我“破坏文化大革命”,因为我问别人写了几张大字报,对于这一点,我是感到委屈的,后来曾向领导上写了书面的说明,但是我心里也明白,所以揪出我来,并不是因为这一点,而是因为我1957年和1962年的罪行,我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不被揪的。
文化大革命来势之迅猛是我过去从来没有经历过,也没有想象过的。革命群众对我采取了许多革命行动。就我个人来说,行动上没有抗拒,思想上也并无抵触,因为我看到运动所冲击的并不是我个人,但是我当时却感到不能理解,有时还感到恐惧。我在我屋子里贴了两条语录,一条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一条是“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是我自己写的,一直挂到去年夏天我搬家的时候。但是我所以贴这两条语录,只是为了勉励自己对群众运动采取一个正确的态度。至于毛主席发动规模如此巨大的群众运动,来向走资派夺权,防止国家变色,训练并造就整整一代的革命接班人,我是到很后来才有所领悟的。
1966年9月底,我和新华社其他七八十个清理对象(当时还不知道这个名字)集中学习,领导上宣布几天以后就要去信阳。此事来得很突然,却并不出乎我的意外,因为我认为我的案是定死了的,要开除出新华社只是迟早的问题。当时管理我们的都是“黑编党委”的旧人,而在我们这些人当中一个当权派也没有,这时,我脑里又浮现出一个思想,觉得黑编党委实在没有包庇我。同时又感到,新华社的“老干部”只要1957年没有划右派的,不论问题多严重,都还有转还的余地,而自己则铁案如山,下场比他们都坏,因而有些伤感。
“十一”以后忽然宣布,我们不去信阳了,各回原部门参加运动。我一回部门,立即提出参加劳动,领导上批准了我的要求,于是我就开始了全日劳动,除了后来经过我提出,文革小组同意我每星期三、六下午进城看大字报而外,同教育处的群众和社里的运动,可称完全脱离了关系(只除了每周或十天交一次思想汇报)。我所以提出来要参加劳动,一方面确实也有接近工人师傅进行思想改造的要求,一方面则是希望不再卷入我所不理解的运动,避免再犯错误,希望通过老实劳动,博得群众的原谅,争取到运动后期得到较宽大的处理。
我的后一思想,在到工地不久,就被一位工人同志看出来了,尖锐地向我指了出来,我承认他看得对,但是我仍然认为我这样做是对的,我不能采取别样的做法。在教育处同我一起列为清理对象的盛葵阳和蒋文祥,开头也曾参加过半天劳动,但是几天以后就回去了。领导上正式通知他们和革命群众一样参加运动,但是并没有通知我。他们为自己的地位得意,我却宁愿长期地继续劳动下去。我不但觉得自己对运动的发展不理解,不知道如何正确地行动,而且认为我这样的人根本没有资格参加运动,不如老实劳动改造。
我记得似乎是1966年10月1日,林彪同志在国庆大会上讲话,提出要“牢牢掌握运动的大方向”以后,社会上就开始了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大街上出现了不少揪王光美的大标语,间或也有揪刘少奇的大标语,我当时还不知道毛主席有《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只知道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刘少奇降了职,想必是犯了错误,对社会上出现的现象只是感到惊讶而不能理解。在我印象中,一直到1967年夏天以前,一般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理解比较狭隘,主要是指运动初期对革命群众的镇压,但是我也看到有不少浑水摸鱼的现象,为过去的一切伸冤叫屈以至公开翻案。对这些,我是有警惕的,但是同时又感到界线很难掌握,有时候对一个问题可以看到两方面的意见,似乎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然而又都有夸张而言过其实的地方,我这时实在感到自己的所谓“政治水平”完全垮台,对什么都不能有明确的看法,只有对于我自己的问题,我觉得自己还始终保持清醒,我觉得我自己的问题决不属于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范围之内。第一,我不是革命群众,1966年9月间教育处斗争我的大会上,王淑珍同志说“李慎之不要以为自己是革命群众,你不是革命群众”,这句话我记得很清楚。第二,我也没有造反,我根本不是因为向走资派“造反”而被镇压,我的问题是我的老案决定的。我在社里也看到过说什么清理工作中存在反动路线的大字报,也看到当初同我一起列为清理对象的人如张开、胡晓之类贴出的“造反声明”,对于这个,我曾考虑过,我当时认为,“黑编党委”拟定的清理对象中没有一个当权派,而大多是一些有老问题的人,从这方面说,可能有以抛出这么一些人来掩护自己的地方,可能带有反动路线的味道,因为它可能想以此起到吓唬群众的作用,但是就我个人说,我的问题的性质,从《论海瑞罢官》起全部文化大革命的文件都说明了自己应该是运动的对象,是没有任何地方可以怀疑的。我认为受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击的典型例子是郭嘉宏、陆荣根那样真正的革命小将,对于社会上当时许多为张三李四平反的大字报,我是有许多怀疑的。
1967年初,我在西单看到一张大字报,说是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有刘邓反动路线,理由之一是北京的反右斗争是由彭真动员,刘仁总结的,北京高校的反右斗争是由杨述抓的,中央的反右斗争则是由邓小平具体管的,这些人都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本身就是漏网大右派。理由之二是反右斗争矛头向下不向上,把许多出身不坏的青年学生划为右派而包庇或者放走了许多走资派和反动权威。理由之三是划右派是支部说了算,没有经过群众充分讨论。持有这样的论点的大字报我后来还看到过一些,其中后两条论点,同我在1957年之后的看法暗合,因此曾引起我的共鸣,使我认为讲得有些道理。但是我仔细思索,认为反右斗争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前提,反右斗争和文化大革命同样都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对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不论反右斗争中的具体情况如何,都是决不容许否认的,在当时许多人借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名乱翻案的时候,如果为反右斗争翻案,就将造成混乱,而为阶级敌人造成可乘之机。就我个人来说,我在1957年已不是青年学生,矛头对我倒也不是矛头对下,而且即使我在1957年是初犯,到1962年就成了再犯,在现在也逃不了是个走资派。因此对于这样的论点,情绪波动则有之,别的妄想则没有。后来我在总理的一次讲话中,看到总理说:“右派的案怎么能翻”,我估计这样的论点大概也已反映(到)了中央,而总理则正式作了批驳,我曾据此在内心作了检查。
对于在此同时在社会上出现的什么“全红总”等反动组织提出的要“砸烂合同工制度”等等的口号,我个人倒是有警惕的。当时在黄亭子工地和我一起劳动的许多女临时工,都戴上红袖章,到新华社来“造反”,要求补发被辞退期间的工资,经过工人同志的说服才没有酿成重大的事件,这些我是看见了的,也是理解了的,工地的工人同志鲜明正确的阶级立场给了我很大的教育。
当时社内各单位的文革小组先后被封,出现许许多多的革命组织,对于这些组织的番号、成员、主张,我一概不了解,对于大字报也看不懂。对于教育处文革小组的被封,我感到有点紧张,首先是思想汇报就不知道向哪里交,有时只好交给我们业余外校原来的学习小组长桂来强(其实当时学习小组也已不存在)。另外,更使我担心的是,我在工地劳动,文革小组还去了解我的情况,对我还是关心的,文革小组一解体,将来谁来负责对我的问题的处理呢?我认为这种情况对我个人不利,但是,形势不是我所能决定的,我只有严格地按照过去定下的规定劳动和生活。
我记得是从1967年元旦社论开始,提出了“解放干部”。当时的提法是,“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又屡教不改的”人都可以解放。当时同我一起劳动的“干部”如孔迈、丁拓、王殊、李言年、汪家桦等人都喜形于色,在每天早晨的学习会上表白自己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又屡教不改的人,我知道我自己不属于《十六条》中所说的干部之列,但是却感到自己大概要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又屡教不改的人”,对前途感到很悲观。运动开始时,因为矛头主要针对当权派,我曾以为自己在1957年划了右派也有一个好处,总算避免了当大黑帮,这个时候,却又感到我是戴过“右派”帽子的人,问题的性质比别人更严重。这种患得患失的态度,后来我自己也感到不是一心向善的态度,而是一种非常卑鄙可笑的个人打算,觉得自己应当安下心来,老老实实地向工人师傅学习,从根本上改造自己。
4月中旬有一天,我早晨照例到工地上工,结果到了八点钟,别的人一个也没有来,我感到十分奇怪。后来,工人师傅告诉我,“昨天社里开了大会,劳改队已经解散了,只留下朱穆之他们八个人劳动,你还来干什么?”我一方面感到突然,一方面感到彷徨。别的人本来只有半天劳动,下午在办公室多少有些工作,我却没有地方可回;一方面感到劳动改造本来出于我的自觉要求,解散劳改队与我无涉,我还是应该老老实实地劳动改造下去。因此继续按时上下班在工地干活,在工人师傅都有事进城的时候就给他们收拾屋子,看守场地。这时候,4月1日已经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正式以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名称来称呼刘少奇,并且公开批判了他的罪行。我原在岁尾年头的时候还只敢在思想汇报中写一些揭发刘少奇、邓小平罪行的材料,而且还在他们的名字之后加上“同志”二字,以防把他们的罪行说成是“敌我矛盾”,越过了分寸,这时候,胆子大了一些,就开始写些大字报拿到社里来贴(朱淑芬同志早在看了我的思想汇报的时候,就要我写大字报,但是我始终怕太特殊而没有敢写)。我写大字很吃力,晚上的时间不够,有时就趁工休的时间在工地办公室写,工人同志都十分鼓励我。他们又同我说,劳改队已经解散,别人都不来了,你如果是义务劳动倒可以。我这时一方面还愿意在工地劳动下去,一方面觉得这样做,自己又是一个“特殊”,自己把自己看成是“黑帮”,是“劳改队员”,好像又不大好,思想上渐渐活动起来。这样到4月下旬的一天晚上,突然有人到我家来访问我,一看原来是何瑛带了陆亨俊来看我(我过去同陆亨俊无交往)。我大为惊讶,坐定之后,陆亨俊首先开言,要我写我所知道的全部有关吴冷西情况的材料,以此“立功赎罪”,我答应了他的要求,后来,我告诉他,我现在全日劳动,时间很少,写大字报和揭发材料,有一些困难。他就说:“你应该‘自己解放自己嘛’!”我问他,所谓“自己解放自己”应该怎样理解?他说:“主要就是揭发批判,运动你也可以参加嘛!”后来又说:“没有时间,可以同教育处联络站商量。”过了一两天,我在进城的时候,找了联络站的同志,要求给点时间,他们同意我可以半天劳动,也找了两次“12•26”的同志,但是没有找到负责人。但是我心目中总以为,两派的负责人不是“权威”,因此在下次进城的时候又找了处工作组,当时只有罗惠珍在,我告诉她,劳改队已解散,只有我一个人还在继续劳动,今后应该如何办?她说她是工作组的,不管运动,管不了我的事,她给我出一个主意,自己贴一张大字报,征求群众意见。我一听,觉得这个意见不能照办,理由是:一、我实在不愿再在群众里出头露面;二、这样做至少给人一个印象,好像我不愿继续劳动改造了,但是我的心情却实在不是如此;三、我贴出了大字报,万一群众根本不理我,或者有几种意见,我就更不好办。当时我倒没有想到自己会“挑动群众斗群众”,我只想万一发生意见分歧,我自己无权判断谁更正确,到那时,自己就很难确定自己该怎么办了。正在我感到为难的时候,革联联络站的胡玮、王淑珍、刘秀华(好像还有贾慧)一起找我谈了话,说我可以回处参加运动,胡玮还告诉我,要狠批“黑修养”,肃清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在自己身上的流毒。在那以后,我还是继续回到工地劳动,因为想找“12•26”的同志谈一谈,但是又未找到负责人,劳动了几天之后,已经四月底了,工人师傅一再提出,你为什么还来劳动,我感到在这种情况下当个“志愿黑帮”还是不大好,就在过了“五一节”假期以后回到了办公室。至于吴冷西的材料,我是在4月30日或者“五一节”晚上交给柳毅同志的(我那时因为感冒,病倒了一两天,她曾到我家来催过)。
我回到办公室以后,看到周围的同志对我的态度都很好,自己心里认为,回来大概还不是什么错误。但是对自己的身份还是牢牢记住的,记得我曾专门去请示过一次胡玮,问他“我能参加运动到什么程度?”他说可以写揭发批判的材料和大字报,可以参加大礼堂一般的会议,教育处里的会一般也可以参加。过了不几天,处就举行了一个传达会,我也去了,但是传达了不过几分钟,胡玮就对我说,你这次会不要参加了。从那以后,我自觉地不参加处里的任何会议,我记得,在我回到办公室的整个一年内,除了那次半截会议外,我只参加了一次由张玉英以工作组的名义召开的讨论严格遵守上下班制度的会议,别的会议一概没有参加,在我那办公室被占用开会的时候,我就主动回避,到院子里或者大街上去看看大字报。大礼堂的批判会我是去参加的,不过永远是坐在楼上没人注意的地方,而且老是迟到早退,免得多碰到人。一直到1967年年底,我对大礼堂的会议也就很少参加了。
大概是5、6月间,“12•26”的郭国荣同志问我要吴冷西的材料,我把我给革联写的那份材料的复本交给了他。这时我看见社内两派斗争颇为激烈,但是自己毫不理解,害怕牵连进去犯错误。因此,以后不管是什么人找我写材料,我都是一式三份,一份交革联,一份交公社(若非直接要的,我都是交“12•26”转)一份自己留底,这样来避免自己表示偏向。
大概是1967年的6、7月间,“革联”的同志曾两次利用我揭发刘少奇、邓小平、胡乔木的材料中的片段,登在《新闻战线》报上,署名是“卫东兵”。我个人认为,凡我所写的材料,我都对之负责,而且我既然要揭发,目的就是要公之于众,也应该公之于众,我不应该也没有权利反对任何人引用我的材料,但是直接摘录我的原文,而且给我的材料加了一个“卫东兵”这样的署名,我却感到很不好,不过,我自己又觉得自己的地位无权提出任何意见,什么表示也没有。过了几天,郭荫芍同志找我,问明了情况,接着在“公社”出版的《新华战报》上就对“革联”提出了批评,说这种做法是“给前国际部副主任大右派李XX提供了讲坛”,这个批评还写成大字报贴在社里,并且贴到了西单最显著的大标语牌上,我看到以后,心里感到非常害怕,觉得自己一心想不要卷入两派斗争,结果还是卷了进去,一面害怕两派对我发生误会,一面害怕过去认识我的人,一看小报和大字报一定会以为我这个人又在运动中兴风作浪。自己感到懊丧,脑筋里曾经闪过一个念头,觉得还不如什么都不写的好。但是后来马上认识到我这个思想是极端错误的,对刘邓司令部口诛笔伐,人人有责,我虽然不能妄想“立功赎罪”,但是写揭发批判的材料和大字报是绝对应该的,相反,知情不揭却是包庇行为,是罪上加罪,不过,以我的身份,行动应该特别严谨,态度应该特别老实。
我回到办公室还不到一个月,就开始了抓叛徒特务的高潮,新华社也揪出了杨效农、穆家军等人。当时还在小报和大字报上看到毛主席的批示,大意说有一批混入革命队伍中的叛徒特务和右派分子在运动中自己跳了出来是一件大好事,要在运动后期酌情处理。我看了以后心情非常不安,心里想我回到办公室是否算混入革命群众队伍,觉得还不如老实呆在工地劳动的好。事实上,我有几次碰到一起劳动过的工人师傅的时候,向他们表示愿意回去劳动,甚至想,如果在1965年给我正式重新戴上了右派帽子,倒可以避免在运动中受冲击,老实劳动几年,也就可以摘帽子了。当然我也知道,这些只是胡思乱想,并不切合实际,后来自己忖度在运动中还无甚大错,革命群众也没有再来理会我,心情又稳定了下来,静待后期处理。
这个时候,我对社里的两派斗争感到不能理解,对社会上的两派斗争同样不能理解。对于“二月逆流”,我记得听到这个名词都似乎已经是夏天了。在我心目中,似乎什么“抓军内一小撮”、“反对带枪的刘邓路线”等等都与之混在一起,自己分辨不出来,只是对大字报上特别是小报和材料上揭发出来的历史上许多问题感到兴趣,觉得自己过去厕身在革命队伍中多年,对于历史上的路线斗争毫无觉悟,对于许多事情,许多人物都是以非为是,以伪为真,以臭为香,现在才恍然大悟,然而又往往并不真能“大悟”。看到一些不同的提法,又感到扑朔迷离,不能有一个定见。对于社会上的一些混乱现象,自己直觉地感到背后一定有坏人操纵,但是以新华社的情况类推,又感到走资派已经倒了,别的人谁有这样大的胆量与力量,因此自己很感到惶惑,只是自己觉得应当小心翼翼,千万不要卷入斗争的旋涡。
在我现在的记忆中,“七•二○”前后是我以为局势最“乱”的时候,虽然我认为新华社的局势还是很稳定,北京的局势也还是很稳定,但是,地方上却有许多“告急”的大字报,还有不少武力冲突的消息,思想上很担心会出什么事情。“七•二○”事件的顺利解决,使我感到毛主席的崇高威望,毛泽东思想的巨大威力,什么坏事也能变为好事。但是“七•二○”事件以后,我把王力看成了一个“英雄”,对于他所说的话,觉得总不会错。我还记得他的“八•七”讲话公布以后,我在内心反复考虑了很久,一方面觉得似乎过左,一方面又觉得从逻辑上说不无道理。不久以后,王力的面目就被揭穿,自己想到当初思想上的恍惚状态感到十分可怕,觉得自己已经失去了政治上正确的鉴别力,要改造思想,重新革命,任务确实十分艰巨。
就在1967年七、八月间,国际部几次有人来要我写检查揭发过去国际新闻报道与国外分社建设中的刘邓路线。在1957年以前,国际新闻的审稿大权,除吴冷西以外,实际上是掌握在我手中。但是我认为我当时是与总理办公室和外交部直接挂钩的,当时国际新闻的发稿方针是根据外交政策而定的,现在回头看,是有强调和平友好过多而强调阶级斗争与世界革命不足的地方,是有可以检查的地方,但是当时有当时的历史条件,要说那些就是刘邓路线或者就是修正主义,我却觉得不能一概而论,因此我只是根据我所能记忆得确切的事实客观叙述,不敢妄下断语。不久以后王力的问题被揭发,康老讲话,指出我们的外交政策,是毛主席制定的,周总理执行的。同时,国际部革命群众贴出大字报,揭发王力对国际新闻报导的指示,提出什么新华社不是外交部,记者不是外交官,新华社的新闻的调子应该比外交部的声明更高,口径不妨不一致等等,使我回忆起对过去国际新闻报道的检查,不禁有“后怕”的感觉。我觉得我自己采取的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没有哗众取宠犯什么错误,但是又感到如果我当时是在国际部内,受到王力这种思想的“启发”,特别是这种思想刚好与我十年前 (1957年)鸣放期间的思想一样,我就很可能走上胡乱猜疑我们的外交政策的歧途。自己的头脑中没有毛泽东思想挂帅,唯个别“权威”的马首是瞻,真是十分危险的事情。
在我回到办公室的一年中,我除了写一些揭发材料,参加一些斗争大会外,没有别的事情,也没有别的活动。我记得1968年秋冬以后,外训班“复课闹革命”,别的教员都有事可干,我却无所事事,自己竭力想做点工作,只有帮廉志敏搞搞油印,帮何瑛修修录音机,搬搬东西,这样自己心里多少感到一点安慰。但是整个来说,我是一个闲人,一天坐在办公室里,除了“天天读”的时间学毛著外,重学了几部马列主义的基本著作。我对运动的关系,最多地表现在看小报和材料上,但是没有感性的直接的知识,对许多事情都联系不起来,对于当时很流行的“XX个为什么”之流的文章就像猜谜索隐一样,莫名其妙。对于王、关、戚先后被揪出来,感到意外。在刘少奇被揪出以后,对“五十天”的两条路线斗争,和“十七年”的两条路线斗争,渐渐有了些觉悟,但是,对于“五十天”以后,运动中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概念一直是十分模糊的。但是,对于像揭发瞿秋白叛党行为的材料,揭发刘少奇招降纳叛路线的材料,揭发彭、贺、罗资产阶级建军路线的材料等等,确实使自己了解了许多历史事实,受到了很大的教育。
在1967年的“10•8”事件以后,社里有些会议常常宣布“清理对象”不能参加,从那时起,我即很少参加会议,连批斗会都基本上不参加了。
1967年12月中,有一个晚上,“新华公社”有一部分人到黄亭子宿舍区来揪王唯真,“革联”一派的人就去声援。我的爱人张贻是“革联”战士,听到锣声后,就起床穿衣要出去看,我鉴于自己的地位,怕她被卷入武斗,牵连到我,就一股劲地求她不要出去。(我们两人感情上历来有很大的隔阂,文化大革命以后,常常长期不交一言,更从不交流政治上的观点。)她开头听从了我的话,但是后来却还是坚决要出去看看,并且骂我是“公社派”,说自己出去是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难道为了你一个人,我们就不能革命了吗?”我拦阻无效,只好由她去。她身体虚弱,行动蹒跚,因此还带了我的一个儿子和女儿去。我后来知道,那天晚上,她们出去只是旁观了一下,并没有参与任何活动。但是,第二天“公社”贴出大字报,说昨天晚上武斗,大右派李慎之的儿子也去了(并没有说有什么行动),作为牛鬼蛇神搞阶级报复的例子之一。两三天后,“公社”开斗争李炳泉的大会,把我叫去陪斗(我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参加大礼堂斗争大会陪斗的,只有这一次),在散会的时候,把我和朱穆之等七八个陪斗的人叫去打了几下,警告我们不许搞阶级报复。这件事情,使我一方面感到委屈,一方面感到害怕,觉得自己左右为难。回到家里就对儿女实行独裁,严厉禁止他们参加新华社运动中的任何活动,和我的爱人也从此翻脸,不再同她交一言至今。
对新华社的两大派,我始终既不了解其形成的经过,又不了解其观点的异同,其原因部分是由于客观上没有接触,部分是由于自己故意地不问不闻,深怕问闻之后会有成见,影响自己严格不介入的态度。就感情上说,我觉得“革联”的同志似乎多少接近我一点(这主要是教育处办公室和两个学校的人都属于“革联”一派),但是“公社”的同志,除了这一次以外,也没有来干预过我。但是,就观点上说,我实在至今也无所轩轾,我对我爱人在家庭中所偶然流露的某种派性也感到无法理解。
对于《135》,我对它的来龙去脉,全然不清楚,不过,倒也曾有过一些警惕。我当时看到洗碗房前贴出的名单,几乎网罗了我所知道的全部中上层干部。看起来有点像某种“连环保”。这同当时报纸上宣传的干部到群众对自己意见最多的地方去的精神是显然不相符合的。就在那两天,我在黄亭子碰到水暖房的工人师傅马严,告诉我他写了一张批判《135》的大字报,我很佩服他目光锐敏,有政治毅力,但是总觉得这不但不是我可以发言的事情,而且也不是我可以在思想上深究的事情,含含糊糊敷衍了几句就过去了。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工人阶级政治觉悟的迅速提高是给我以最大教育的一个方面。
1967年底,《红八条》下达了(办公室当时只有我一个人,看不到也听不到),开始了揪坏人的战斗。外训班和业余外校的全部教员加上赵华胄都被揪了出来。但是,当时,革命群众却没有对我采取行动,我自己则天天等待被揪。有人认为这次主要是揪有历史问题的人,我不属于被揪的范围,我则认为,我是已被揪出来的人,因此,可无再揪的必要。那年除夕,革命群众对我和其他被揪的人一样发出了通令,我以为这证实了自己的看法是对的,同时还对自己这种“已被揪出”的身份感到很好,认为这样可以少受冲击,反正等待后期处理就是。
1968年春天,干部解放的越来越多,到2、3月的时候,连一直被称为“黑帮”的缪海凌、彭迪也进了学习班,后来连穆青与王飞也离开了劳改队。这些消息曾引起我心情上的波动,觉得自己与这些人的历史情况相仿,甚至过去的表现还比他们突出些,但是,我认为我是戴过右派帽子的人,他们则过去总是在人民内部,他们有错误和罪行,可以算是初犯,而我则是累犯,因此始终不敢和他们相比。当时,我们教育处被揪出来的六个人也在分部指示下组织了一个学习班,每天实行请示汇报制度,学习毛主席著作并且进行讨论。薛春同志当时还曾找除我以外的五个人谈过话,惟独对我不理不睬,我当时不知道他们的历史问题有多大,但是总认为他们的问题都是解放以前的老问题了,惟独我的问题具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性质,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上纲”的,因此也不敢与他们相比。我认为我的历史问题上不能比新揭发出来的走资派,下不能比过去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内心有一种深刻的悲观情绪。
1968年4月底革命群众把我们送到专政组,宣布为群众专政对象。这一行动虽然来得突然,却并不出我意外。刚受冲击之初,因为当时管理较严,生活,劳动和学习都比较紧张,感到打击很大,但是不久就认为这样做是理所当然,比之坐在办公室里晃晃悠悠,心里反而踏实得多。思想上觉得自己的案子已成定局,只是认为应该在劳动和改造中表现好一点,争取在最后处理时,得到一个较宽大的结果。
我自己检查,当时及以后,有一个突出的私心杂念,就是希望处理的时间能拖延到半年以后,因为我的四个孩子中有三个已到毕业分配的时候,我希望他们能在我下放以前分配完毕,这样到我走的时候,可以少些拖累,没有后顾之忧。
1968年7月,组织上叫我写自传,交代自己的历史和罪行。我看到有些人写起来好象很困难,很费思索,我倒没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写着写着就感到惭愧、难过,觉得自己一生受党的教育不为不多,但是却由革命的队伍里堕落到反革命的队伍里,比起历史上因为受反动派的蒙蔽,而站在革命人民对立面的人来,分外可耻,分外可恶。自己的一生是走了一条悲剧的道路。
1968年9月,教育处革命群众开斗争我的大会,给我重新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听到群众的揭发,我自己确实感到罪有应得。但是在此以前,我原来曾有希望通过老实改造,争取最宽大到免予重戴帽子的处理,这时,自己感到这个幻想已经破灭,因此有些伤感,但是又感到党纪国法,不能于我独有例外,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自己对自己宽假,结果不但得不到改造,而且必将伏下今后重新犯罪的祸根,(我)再不能容许自己往这方面想,情绪就稳定了下来,立下了戴着帽子长期改造的决心。
但是,话虽如此,我的不服罪情绪还是有时抬头。对于革命群众对我的批判总的是服的,但是当群众揭发吴冷西对我说的“中央领导同志是关心你的”这句话时,说关心你的只有刘少奇、邓小平,我自己觉得,刘少奇、邓小平并不认识我。吴冷西所说的中央领导同志是总理。我不但把这个意见向谢国华同志表示过,而且还有一次变相的暴露。大概在10月份,中央胡乔木专案组来向新华社的一些老人如邓岗、穆青和我等人调查胡乔木的情况。同我同在新食堂一起学习的穆青,在与我谈到胡乔木的一些情况时,问我:“你可算是胡乔木的一个黑笔杆子了吧?”我回答说:“我人是黑的,线却不黑”,接着说:“我从来没有给刘邓黑司令部写过文章,我起草的文件都是给总理起草的”。我后来寻思,非常失悔这句话,固然我说的有一部分是事实,但是自从1950年朝鲜战争开始以后,胡乔木就把以前由他一手包办的所谓写对敌斗争新闻的任务交到了我头上。我一直是刻意揣摩学习他的文笔,而且不断总结他的经验,在国际部内散布。文化大革命期间,国际部革命群众重点批判的那个《政治新闻写法》的黑文件,虽然并不是出自我的手笔,其内容却全部是我从胡乔木那里贩运来的黑经验,是由我之口“总结”“传播”的,我的人所以是黑的,正是因为我接受了黑线的流毒,我的这种话是不服罪的严重表现。
总的来说,我自己这两年半以来确实一直抱着一种“待罪”的心情,但是也不时有侥幸的心理露头。譬如,全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展开以后,我常常注意报上的提法是“叛徒、特务、走资派以及一切反革命分子”还是“叛徒、特务、走资派和一切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自以为如果打击的是反革命分子,我可能还够不上;如果提地、富、反、坏、右,那我就跑不了。这种想法持续了很久,后来自己都感到可笑,才不再去作这种毫无意义,自欺欺人的“鉴别”。
1969年1月15日的宽严大会以后,给了我很大的震动。我本来以为,对于像我这样的右派分子是不适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的,但是现在看到党还是在期待我回头,给予我“从宽处理”的机会。革命群众热烈地期待我,工人师傅热情地关怀我。我自己回顾了文化大革命两年半以来的思想活动,深感即使撇开我过去的罪行不说,我的改造也还是很微细很缓慢的,自己的思想远远落在革命运动和革命群众的后边。我虽然常常学习《老三篇》,但是脑袋里充满了私心杂念,患得患失的心理支配着我的思想和行动。无论在政治上和意识上都需要革命群众给我大喝一声,猛击一掌,才能推动我前进。我的罪行是极其严重的,但是我还有改造的愿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开了我的眼睛,像学校体制的改革,合作医疗制度的实行,革委会领导的一元化,大寨式的评工记分制度,使我看到了共产主义的前景,初步悟到了过去的错误,但是,犹如乍见光明的人一样,我的视线还是模糊的,对环境对自己的认识都极其粗浅。无论在何种条件下,我都需要加紧改造,希望革命群众给我以批判和帮助。
(李三达提供)


【小资料】

中国人民解放军
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对于反动派,必须“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果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
首都广大红卫兵和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把一批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和社会渣滓,遣送回农村监督劳动。这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重大意义。近几个月来,有些被遣送走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私自返回北京,有的妄图翻案,无理取闹,进行破坏活动,扰乱社会秩序。
为了加强对敌人的专政,维护首都的革命秩序,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特颁发《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遣送后返京人员的处理办法》,希一律遵照执行。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八日

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遣送后返京人员的处理办法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八日)

一、凡被遣送的下列人员,原则上一律不准返回北京,已经回来的,应立即返回原遣送地,接受革命群众监督改造:
(一)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包括摘了帽子后表现不好的);
(二)查有实据漏划的地、富、反、坏分子;
(三)表现不好的敌伪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分子;
(四)表现不好的反动会道门中的中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
(五)表现不好的反动党团骨干分子;
(六)坚持反动立场的资本家、房产主;
(七)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和解除管制后表现不好的分子;
(八)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
(九)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
(十)有流氓、盗窃犯罪行为、屡教不改的分子。
原来依靠上述十种人生活的家属子女,已回北京的,一般也应动员他们返回原遣送地。少数确有正当理由,在京又有亲属抚养的,也可以不回原遣送地。已在迁入地安家落户的,就不要再回北京。
二、被遣送后,返京的人员中,有下列情形的,可以在本市给予安置:
(一)不属于第一条中所列十种人的人员,已经返京的,应予落户。原来在机关、厂矿、企业、学校内部的,由原单位妥善安置;
(二)十种人中,被遣送去沿海、沿边地区和国防要地,已经返京的,可予落户;
上述两类人,已在迁入地安家落户的,就不要再返回北京;
(三)十种人中,年老病残,不能独立生活,原藉无依靠,北京又有人赡养的,以及个别有其它特殊情况的,可予落户。
三、哪些人可以在本市安置,应由原单位的,或街道的革命群众组织提出意见,经有关行政领导和公安机关审查批准。
四、应该返回遣送地的人员,必须立即离京;违者由革命群众组织和公安机关强制遣送。无理取闹和有破坏活动的,根据情节依法处理。
五、凡遣送到本市各县的,当地基层干部和革命群众应当顾全大局,做好遣送回乡人员的安置工作,不要让他们返回市区。

交道口印刷厂 毛泽东思想《千钧棒》战斗队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一日 翻印


【故纸堆】

毛主席语录
被推翻的剥削阶级,他们有长期的阶级斗争经验,他们会做各种形式的斗争——合法的斗争和非法的斗争,我们革命党人必须懂得他们这一套,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战胜他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

触目惊心

从王府井百货大楼十五号几个柜台一天的售货情况看反革命经济主义所造成的严重影响:
(一) 食品柜排长队,出售量比前几天大大增多。
(二) 尼龙混纺料子大量卖出,少的一人买六、七米,最多的一人买到一百米。
(三) 手表四百元以下的全部卖光。买表的队伍从三楼排到楼下,昨天还卖掉四百二十元至五百六十元的手表六块。(过去一年也买不了六块)其中一块四百二十元的手表是一个学徒工买去的。
(四) 毛线不要工业卷的卖掉二千多斤,十二元至十三元一斤的毛线已经脱销。
(五) 皮统子已经脱销。
(六) 收音机另件脱销。
(七) 半导体新品种基本脱销。
(八) 塑料凉鞋脱销、塑料钱包、提包、旅行包也脱销。

同志们,这个小调查说明了什么问题呢?难道不需要我们深思,多问几个为什么吗?
这一切结果,完全是由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欺骗和蒙蔽群众大搞所谓“生活福利”,大搞所谓“升级,补助”,大搞物质刺激的结果。他们腐蚀革命群众的斗志,他们肆意挥霍国家财产,破坏国家财政金融,企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教导我们: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绝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绝不能成佛,直至他们的灭亡。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的工人阶级,一定要识破这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鬼花招。我们全体工人必须擦亮眼睛,百倍警惕,千万不能上那些反动家伙的当。
革命的工人深深懂得,要彻底砸烂不合理的旧制度,必须首先在政治上造反,因为只有粉碎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倒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使我们国家沿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向前发展,广大革命职工才能得到彻底解放,搞什么经济福利,搞什么小恩小惠、不去和那一小撮混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不及时揭露他们的新阴谋,文化大革命就会夭折。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就会重新骑在我们的头上!中国就会变颜色,我们能答应这样干吗?不能,绝不能!我们一定要坚决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戳穿他们把政治斗争引向经济主义的新阴谋。
彻底粉碎福利主义!
彻底打倒经济主义!
坚决打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猖狂反扑!
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中央乐团井冈山革命造反团
67.1.17



【编读往来】

1、胡泊谈顾土文

《记忆》编辑部:
顷读顾土先生之大作《从“反革命分子”到“汉奸”》,略有感想,不揣冒昧,奉之座右,以就教于作者及同好。
顾土先生认为,毛之成神,是以圣人孔子被彻底废弃才最终完成的。窃以为对此重大课题有必要深入探讨。孔之成圣,有自上而下的背景,与皇权一样不下县――每县只建文庙一座,再就是“三味书屋”一类私塾供奉的牌位。而另一方面,自发建庙遍及城乡,从草根信仰到皇家信仰,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互动,为各地区各阶层各行业甚至各民族所接受的神,则是中国另一大圣人关羽。关羽所扶的“汉”,本是一朝一代的符号。而在千余年演变后,最终成为民族的称谓,也就是“汉奸”的“汉”。关羽被赋予儒家的实践性内涵,在“大一统”观念形成中起到的作用是包括孔子在内所有儒学人物不能替代的。
就中共而言,无论从异国文化基因、对农民的控制还是对信仰的独尊,关老爷都是不可容忍的。近代大变局以来,关羽信仰在中国本土日渐式微,直至到毛时代被连根拔除,唯一的神由此炼成。
与此对应,在港、澳、台、侨诸华人社会则长盛不衰。挟北伐之威废除关羽武圣祀典的蒋介石,败退台湾后主持修建了文武庙。神之为神,一经创造,即非人间强力所能左右。于是姚文元1975年内部传达“最新指示”:文圣人批过了,还有武圣人,也要批一批。(大意)颇能反映“活”神对“死”神的防范、忌惮。在其身后,关羽信仰犹如春风吹又生。孔、关分别是中国文化的表、里。

胡泊
北京寓所
2013年元月


2、邱路光谈《“西纠”九问》

《记忆》编辑部:
收到《记忆》91期。你们在辛勤中,回首一看,得到这么大收获!可喜可庆!撰文质量越来越高!如本期胡庄子《“西纠”九问》一文,深入研究下去,问题就太多太大了,意义就太多太大了!
邱路光
2013年元月3日

3、丁凯文、唐少杰为《记忆》91期勘误,编辑部致歉

《记忆》编辑部:
谢谢发来的《记忆》。总目录里说,本期(91期)《记忆》有宋彬彬的文章:读《周末文刊》有感。但是本期里并无此文,是否遗漏了该文?
丁凯文
2013年1月2日

《记忆》编辑部:
我又看了一遍第91期《记忆》,发现在后面的2012年总目(第80-91期)中,不知为什么没有把两篇文章(一是第89期的《清华大学1967年5月“革命委员会”流产记》,二是第90期的《清华“二校门”的变迁》)收入到这个“总目”中?可否在第92期上补录一下?请你们再仔细统计一下,看看有无其他的统计遗漏?
唐少杰
2013年1月4日

《记忆》编辑部致歉:
本刊在汇总《2012年〈记忆〉总目(80至91期)》(简称“总目”)时出现了多处失误,现更正如下:
1)在总目“评论”栏中删除宋彬彬的《读〈周末文刊〉有感(91期)》;
2)在总目“评论”栏中添加唐少杰《清华大学1967年5月“革命委员会”流产记(89期)》和《清华“二校门”的变迁(90期)》二文。
本刊编辑对上述失误深表歉意,并对丁、唐二位先生的的指正深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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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主编告读者

启 之

一、我为什么要办《记忆》

到了2008年,我已经有两本书无法在大陆出版,被枪毙的文章则可以编成另外两本书。其中的《内蒙文革实录》已经等了17年,而《毛时代的人民电影》也竣稿六年,这些书籍文章耗费了我大半生的心血。我想过多种办法,试图通过买书号、改书名、删内容让它们在大陆问世,都无功而返。我也试图通过个人的博客让这些文字见见世面,但刚贴上几篇自以为还不犯时禁的小文,就被叫停。我被逼上了梁山。
那是2008年上半年,我想为自己,也为享受着共同命运的人们搭建一个说话的平台。一个人不行,我请重庆党史刊物《红岩春秋》的前副主编何蜀加盟。办了个电子刊物——《记忆》。当年9月18日,发出了创刊号。
迄今,《记忆》已刊发了92期。其中有不少专辑,如“师大女附中文革专辑1-3”,“北京四中文革专辑1-3”,“清华大学文革专辑1-2”,还有“武斗专辑”、“婚恋专辑”、“抢枪专辑”、“九一三专辑”等。

二、《记忆》的运作

创刊之前,我担心稿子不充足,跟何蜀说,等咱们攒够了三期的稿子再出创刊号。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记忆》甫一问世,稿子就纷至沓来。2008年是每月出一期,到了2009年,为了避免积压稿件,我们就改成了半月刊。虽然每期字数不多,只有六至七万字,但是组稿编稿回复来信,也很耽误时间精力。当时我还没退休,既要上班又要编刊,实在忙不过来,2011年又改回了月刊。
与朋友聊起《记忆》源源不断的来稿,我总会调侃一句:《记忆》能办成这样,全靠党的帮助——人们想说话,官家不让说。人们憋得难受,只好跑到这个不付稿费的地方一吐为快。
2011年12月,何蜀退出《记忆》,另办《昨天》。我一个人忙不过来,拟了一个招聘启事,对应聘者提出了三个要求:第一,自愿义务,不要报酬;第二,对当代国史,尤其是文革史有一定的了解;第三,有较好的写作、编辑能力。这个招聘启事没在《记忆》上登出来,是因为戴煌先生的女儿戴为伟主动加盟。
令我担心的是,戴为伟患有免疫系统疾病,曾几度病危。去年春节前,她应香港文革出版社之邀,到海南为戚本禹的录音做整理录入,干了十天即犯病。至今熬药喝药仍是她的日课。
办刊需要联系作者、迎来送往,查寻资料、参加社会活动,而我不善于也没时间做这些。尤其是腰椎神经受损,使我两年多不良于行。去年更是卧床不起。直到住院手术方才缓解。在我病重期间,戴为伟拖着病体,既要做编辑,还要搜集复印资料,十分辛苦。有位知情的朋友跟我开玩笑:“人家是病夫冶国,你们是病人办刊。”

三、《记忆》的费用

办《记忆》完全是义务,编者不但没有任何收入,还要往里搭钱。比如,投稿人从外地来,编者要请人家吃饭。到文革资料收藏者的家里借阅资料,要给人家送点薄礼,请人家吃顿饭。美国溪流出版社出了《记忆精选》,只给了两本样书。编者要复印几十本送给作者,复印与快递费只能由编者自己出。台湾秀威出了《林彪事件:“九一三”四十年后的回忆与思考》以五十本书抵税,寄书钱同样是编者掏。2010年11月,香港联合出版社出了一本钟雪(任建新)写的《联动娃娃——文革初期拼争纪实》。周七月寄给我一本,为了联系作者,我复印了十本送人。其中一本,通过徐小棣送给了刘双(朗钧)。《记忆》最大的开销是资助民间的文革研究者和收藏者,去年七月清华开会,《记忆》为民间人士提供了路费,出了数千元。
人们有一个普遍的误区,以为办《记忆》要花很多钱。有不少人问过我,你们的经费从哪来?去年中秋的时候,林豆豆的夫君张清林先生还给我电话,问《记忆》是什么公司办的?每年要用多少经费?我跟他解释,《记忆》不是公司,也不是什么组织,只有一二闲人义务。它的花费很少,除了复印、邮寄资料、购买图书花些钱外,没有别的开支(当时清华还没开会)。张先生半信半疑。
丁东、邢小群伉丽是《记忆》的老朋友和最坚定的支持者。丁东见多识广,思想新,点子多。遇到疑难,我常向他请教。我以为,他们知道《记忆》的基本情况。可是,前不久,邢小群还这样问我:“小戴给《记忆》做编辑,每月挣多少钱?”可见,人们对《记忆》的误会有多深。
有些人跟《记忆》索要香港图书的复印本,有些人跟《记忆》索要光盘等资料。好像《记忆》是公家开办的,好像这些资料都是白来的。他们不知道,《记忆》花出的每一分钱,都是编者自掏腰包。戴为伟自加盟以来,为了资助民间人士、收购自印书和复印文革小报传单,搭了不少钱。
我知道,这不是长远之计。任何事业,要想长久,都不能靠少数人的奉献。《记忆》最想做的是两件事,一是为民间研究者的学术成果和文献资料提供一个问世的窗口,二是帮助青年人发表文章,出版书籍,以便吸引更多的80后、90后关心历史,不忘文革。这都需要钱。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记忆》不能接受国外大学的资助,也不能像《华夏文摘》那样在刊上募集善款。那么,它的经费从哪里来?坦率地说,我也不知道。我们能做到的,只有自掏腰包。大宗的开销,我们掏不起。“九一三”四十周年学术会议的复印费、快递费、交通食宿费只能由与会者自理。
有鉴于此,我给《记忆》做了这样的定位:它是一个“面向民间,面向青年,面向同仁(业余研究者)”的小众刊物,而不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公益单位。它是一个独立言说的平台,而不是一个布施资料的慈善机构。我们不付稿费,但要求高质量的稿件。我们自愿出钱出力,但并不因此而觉得自己占据了道德高地,更不会求着谁关心文革研究。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参加,但不求着谁阅读《记忆》,更不指望海外名流、国内大家屈尊赐稿。

四、关于《记忆》的谣言

有多位读者问我,你们《记忆》为什么不登王友琴的文章?这又是一个误会。事实上,我们最早也最想登的就是王友琴的文章——2010年3月,为了出“师大女附中文革专辑一”,何蜀代表《记忆》向王约稿,希望她允许《记忆》摘选她的《文革受难者》中写卞之死的文章节选用上。 本来《记忆》一向是要求首发的,破例摘选王的文章,一是为了全面反映“八五事件”。二是表示对王文的重视。王没有给何蜀回信,而是打了越洋电话,说了近一个小时,主旨就是要求发她的《学生打老师:1966年的革命》全文。
王友琴来电话时,何蜀所在的重庆正雷雨大作,何很担心接电话不安全,告诉王,我们这里在打雷了。王不管,坚持说个不停。何蜀向她解释:《记忆》一期总共才六七万字,你这篇文章就有四万六千多字,要是发你的全文,就要挤掉别的文章。再说,你的这篇文章网上早就有了,《记忆》再登全文,似无必要。但是,王友琴不接受何蜀的解释,不但坚持己见。还在电话里指责王年一、徐友渔、吴迪、冯敬兰、卜伟华、刘进、叶维丽等人。
在这种情况下,《记忆》只好抱憾割爱。聊以安慰的是,王文已经家喻户晓。即便《记忆》付阙,也无损于王友琴对文革研究的贡献。
然而,《记忆》却从此得罪了王友琴,直到两年后的2012年7月18日,王友琴见刘进时,对《记忆》当初没有全文发表她的“学生打老师”,仍旧气愤填膺。其实,即使当时发了王文,王友琴仍旧会气愤填膺。因为这一期发出了与王友琴等人不同的声音,提出了新的史料、证据和观点,并指出了历史研究中常见的误区:把故事当成了历史。
尽管“师大女附中文革专辑二”(2010年5月23日,总49期)将朗钧(刘双的笔名)的长文列为首篇,并摘选了王容芬、童话等人的文章,刊发了刘双整理的《卞仲耘案文献资料索引》。但是,各种谣言和荒唐的说法仍旧纷至沓来:《记忆》拒发王友琴的稿子,《记忆》拉偏架,为老红卫兵说话;《记忆》是毛左,为文革翻案……。余之等等,不一而足。
关于《记忆》的谣言,在“师大女附中文革专辑三”(2012年1月31日,总80期)刊发后上升到了诽谤的高度。所有的恶意中伤全集中在一点——《记忆》拿了宋彬彬的钱。今年一月,刘双在发给三十多人的电子信中,以调侃的语气说,《记忆》在“年终小结”中批评的造谣者就是王友琴。而他认为,《记忆》确实也拿了宋彬彬的钱。因为《记忆》为宋彬彬说话。
其实,不用刘双自作解人。自从王友琴去年回京后,就曾有多位学人这样询问《记忆》:“你们是否拿了宋彬彬的钱?” 《记忆》编辑从这些人处得知,此说的源头来自王。
据王友琴的昔日的朋友透露,她之所以出此下策,是因为这一期发表了宋彬彬的长文《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以及刘进、叶维丽、乌扎拉等人的文章。宋否认王友琴长期以来对她的指控,叶维丽则对“八五事件”做了详实的分析,批评了王友琴。乌扎拉则在《文革研究杂谈》一文中,披露了这样一个事实:王友琴在海外发表的关于1966年8月下旬到9月初逐日打死人的官方统计数字,是北大教师印红标1993年从北京市档案馆用了一个暑假一字一句抄出来的。后来,在王的索要下,印将其交给了王,而王在引用这些数字时,对这些资料的来历只字不提。
另外,《记忆》在此后刊发的李红云和范世涛的文章,对谣言制造者也是一个新的刺激——李、范在提供新的史料、新的观点的同时,指出了王友琴在史实上的错误。
有人说,王友琴是最早提出“学生打老师”的人,她对文革研究有贡献,你们应该尊重她。还有人说,王友琴人在美国,隔着大洋研究文革不容易。就算是史实上有些差错,也不应该揪住不放。
此言差矣,第一,有错必纠,是治学的原则。纠正王友琴的失实之处,并不是否定她的贡献。第二,治学中的困难,不能成为拒绝批评的理由。如果因为她在美国,她的著述就获得了豁免权,那么,就没有了正常的学术批评。第三,有些情况,恰恰因为她在美国,才更便于调查核实。可是,她非但没有这样做,反而将错就错。第四,《记忆》是一个学术平台,只要是讲理的文章,都应予发表。何况在创刊之初,《记忆》就声明,本刊发表的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显而易见,上述说法的背后,是不允许人们发表不同观点,不允许人们提供不同史实。换言之,是只准一言堂,不让别人说话。
不由得想起最近发生的“南周事件”。2013年1月7日,广州人为南周说话,为言论自由上街。一幅照片上有一个小女生,举着这样的标语牌:“我不同意你说的每个字,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王友琴、刘双都经历过文革,并且在研究文革,相信他们比这位小女生更知道这句话意味着什么。
事实上,对王友琴著述中的失误,《记忆》所揭示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师大女附中前教导主任刘秀莹、前中央民族学院教师郑仲兵、旅美作者、“文革受害者纪念馆”网站的创办者林达等多位人士早已指出过王著中的失误。王晶垚先生则说得更明确:仅在卞仲耘一案中,王友琴的相关文字就有62处失实(王老说这话时,刘双、徐小棣、戴为伟在场)。而这些信息之所以汇聚到了《记忆》这里,是因为长期以来,王友琴讳疾忌医,以权威自居的态度,使好心提醒她的人普遍感到失望。
《记忆》没有刊发纠正王著错误的诸多来信,是对王友琴的爱护——我们希望有一天,她自己制作一个勘误表,并将其公之于世。“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这样既可避免继续以讹传讹,又可修复她自己的形象。

五、一点体悟

在众多同道的支持下,在安全部门“接待规格”不断提高的情况下,《记忆》磕磕碰碰,如临如履走到了今天。为了生存,《记忆》减少了发送名单,不再召集学术会议,谢绝与国外大学合作出书。
四年间,因识见低浅、能力薄弱,缺点不足多多。尤其是在何蜀退出之后,校对质量下降,遗漏、误植等差错增加。一直想找一位不跟我要工资的编辑,帮助校对,没找到。由于人手、财力和语境的限制,好多想办的事情没有办成。有的即使办成了,也留下不少遗憾。
小车不倒只管推,硬着头皮干下去吧。毕竟还有人需要《记忆》:美国的数所大学将它收入东亚图书馆,有关机构将它收入“当代国史数据库”,在《记忆》上发表过的文章,近两年一直在结集出版。去年是《林彪事件:四十年后的回顾与思考》,今年是《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和《水木风雨:从清华历史到清华精神》。《记忆》既已传之海外,存之久远,我们也唯有高悬鞭策以自警,以驽马之力,成不舍之功。
四年来的办刊经历,使我对生活有了一个新的体悟:不做事,你好我好;做事就会得罪人,就会挨骂,就会蒙冤。不过,话说回来,与“砸烂你的狗头”比起来,今天的骂实在是小小巫。而即使蒙冤,也总有说明白的时候。不像过去那样,非得死后才能昭雪。
2013-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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