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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忆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３０日１１期
ＲＥＭＥＭＢＲＡＮＣＥ 总第九十期
２００８年９月１３日创刊
目录
【专稿】
李红云 工作组与师大女附中文革
【专题研究】
王 锐 “文革小报”的衰落和消亡
【博士论文】
向 前 政治身份体系下的社会冲突——文革初期群众行为的社会根源（五）
【评论】
唐少杰 清华“二校门”的变迁
【往事】
王复加 一家三代 百年沉冤——王复加家族回忆录（节选）
【检查与交代】
周文英 我和杨炳炎的关系
【来信选登】
1、胡庄子转来“雄师”负责人的来信 2、阎长贵致李英美信
3、秋山枫叶谈李英美文 4、李英美来信
【专稿】
工作组与师大女附中文革
李红云
文革初期，在派工作组问题上，中央高层曾发生过重大分歧。这也曾是刘少奇、邓小平被打倒的一大“罪状”。
在1966年6月1日文革初期的混乱局面出现之后，中共中央决定向大学和中学等单位派出工作组。7月26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根据毛泽东此前的两次谈话，决定撤销工作组。7月28日，北京市委正式发出《关于撤销各大专院校工作组的决定》，文件注明“这一决定也适用于中等学校”。
从工作组派出到工作组撤销仅短短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反映了中央高层对文革理解、指导上的深刻分歧。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在许多大学和中学，红卫兵和造反派与工作组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重新回顾和审视这一段历史，可以了解毛与刘邓在工作组上的重大分歧，以及后来红卫兵运动的形成和发展。对整个文革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拟选择当时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以下简称“女附中”）工作组从派遣、开展工作到撤销的整个过程作为个案进行研究。这主要是由于女附中是当时北京市中学中一所非常特殊的学校。她不仅是当时北京录取初中高中学生分数最高的中学之一 ，而且因其集中了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及党政军高层干部的女儿们而名声显赫。而文革期间女附中的工作组更是和邓小平有直接的联系。此外，还有一个私人的原因：笔者当时是女附中初中二年级的学生，是那场运动的亲历者。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是在史实和史料的基础上进行的学术研究，这里使用的资料是公开出版物，包括注明“内部发行”但是公开的书面文字。此外，当时的原始资料也是本文使用的重要资料，它们是，1、文革中女附中署名“星火燎原联队” 于1966年10月后编辑的《师大女附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66.6.1-10.3）》（以下简称《大事记》）2、女附中高二学生罗治当时的笔记（以下简称“罗治笔记”）3、女附中高三年级一位学生的日记 （以下简称“《日记》”）4、笔者的日记，以及女附中校友保存的一些原始资料。
本文的研究不针对任何个人，包括原工作组的成员。
一、 工作组进校
1966年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其矛头直接指向被称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北京市委领导宋硕（宋当时任北京市委候补委员、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副部长）、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佩云。《人民日报》同时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中称：一个势如暴风骤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已在我国兴起。
6月2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以醒目标题“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全文发表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同时，《人民日报》还发表了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指出：“你是真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假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必然要在怎样对待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来。”
在当时新闻传播的手段仅仅是广播和报纸的情况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和《人民日报》的文章，就是党中央毛主席的最高号令。因此，6月2日传递的信息已足以让包括女附中学生在内的许多青年学生极度亢奋。文革中出版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一书中，用这样一句话形容当时的形势：“全国各地和北京市各单位的革命群众纷纷声援北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的烈火迅速在北京市和全国燃烧起来。”
6月2日，女附中的三名学生预备党员刘进、宋彬彬、马德秀在学校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题目是“校领导把我们引向何处？”大字报指出：“外界革命形势轰轰烈烈，而学校却是死水一潭，学校一心想引导的是让我们进行高考复习。” 这张大字报的矛头指向并不十分清楚，有指向北京市委的，有指向北大彭佩云的。 它在学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应。有人欢呼，有人质疑，也有人跟着贴出揭发校领导的大字报。学校立即召开全体党员会议，会上，副校长胡志涛 强调要“一致对外”，“区别两类矛盾”。
6月3日早上、晚上都召开了党员大会，矛头对准了写大字报的三名学生党员。有学生撕掉了给校领导贴的大字报。 一时间，学校陷入从未有过的混乱之中。 而此时，校领导的权威已经失去，校党总支和行政管理机构基本陷入瘫痪状态。北京其它学校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工作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派出的。
派工作组的决策过程，没有留下原始的文字记载。大致的经过是根据现有的资料和当事人的回忆整理而成。
其实，在6月2日之前，中央已将两支工作组派出，即：5月30日派到人民日报的工作组和6月1日晚十点多钟进驻北京大学的工作组。这两支工作组的派出是根据5月29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开会研究，并经29日和30日请示毛泽东，获得毛的同意后派出的。
6月3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汇报和讨论北京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周恩来参加了这次会议，在《周恩来年谱》中有如下记载：
1966年6月3日 参加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制定了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搞示威游行，不要串连，不要搞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不准打人和侮辱人等八条规定。会议还同意李雪峰提出的对领导瘫痪的学校派工作组的意见，决定派工作组到大中学校协助领导文化大革命。
由此可见，这次会议有两项重要决定，一是制定了“中央八条”；二是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其任务是协助领导文化大革命。派工作组的意见是李雪峰提出，经与会者一致做出的。目的是要把学生限制在校园内，消弭动乱。 并力图把运动纳入党的领导的轨道。派工作组的决定做出后，大学工作组的成员主要从中央、国务院有关部委中抽调，中学的工作组由团中央抽调。
当时为什么要派工作组，据王年一分析，主要的依据是以下四点。
第一，大、中学校领导已经瘫痪或将要瘫痪，情况混乱。这是最现实的情况。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工作组非派不可。第二，广大师生员工要求派工作组。如北京各校向北京新市委要求派工作组。工作组去时，学生很欢迎，敲锣打鼓。第三，有例可循。毛泽东批准了派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和北大。第四，派工作组是传统的、惯常使用的工作方式。
6月3日傍晚时分，由团中央干部组成的工作组来到了女附中，西城区工作组的负责人为胡启立，女附中工作组组长是张世栋。 他们是在党员正在开会批评写大字报的三位学生时直接进入会场的，进来后他们宣布工作组正式进校，并对贴大字报的刘进等人表示了支持。并且说：“你们是毛泽东时代的好学生，你们做得对，你们做得很好。你们跟中央的形势跟得很紧，我们来和你们一起参加斗争，并且向你们学习。” 这应该是第一个进驻中学的工作组，也是继向北京大学派出工作组后派出的第二个工作组。
6月4日，工作组进驻女附中，并受到师生的热烈欢迎。当日，罗治的笔记中记载：“张士栋领导的工作组来了，胡克实同志也来了！”《日记》的作者写道：“同学们高兴极了，校园里到处可以听到‘毛主席派人来’的歌声，到处可以看到‘毛主席派来了工作组’的标语。新的战斗即将在工作组的领导下开始。”
6月5日以后，以北京新市委名义派出的工作组陆续进驻北京的大学和中学。
二、 工作组进校后的情况
工作组进校后在6月4日和6月6日，召开了全校师生大会。在会上工作组成员作了讲话，并传达了有关领导同志的讲话。根据罗治笔记记载，工作组讲话的主要内容如下：
1、工作组肯定了女附中的形势，肯定了刘进等人写的大字报。“大字报从总的来讲是保卫社会主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大字报。”“我们女附中是一派大好的革命形势。看了真叫人欢欣鼓舞。”
2、工作组强调：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文化大革命。因为：“新的北京市委已经组成了，新的北京市委是选派了毛主席的好学生组成的。新的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改组了，《北京日报》已经是我们党的机关报了。北京市委是毛主席派来的。我们北京的群众和学生都要拥护新市委的领导。”
3、工作组注意了对学生的引导。“在问题没有弄清前，毛主席告诉我们，要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来解决。”“希望同学们揭露具体事实，前一阶段我们义愤填膺，表明态度要誓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但是光有热情，运动往往不能深入，我们要踏踏实实把教学中的黑线搞掉。”在细节上，工作组也告诉学生：“不要写人家的私生活，男女关系”，“这样容易转移目标”。“政治历史问题我们不要写大字报，这样容易给坏人钻空子，这样的问题要通过组织调查解决。”
4、在对待教师的问题上，工作组指出：“老师绝大多数是要革命的，要好好发动他们。一切革命的师生团结起来，共同搞革命。”
在6月4日的会上，女附中副校长胡志涛还传达了北京市新市委领导召集北京市中学书记、校长、教师、学生代表的会议精神。在这次传达中，罗治清楚地记下了“中央八条”的内容。
6月6日，工作组再次强调：
中央的八条规定主要精神就是放手发动群众，支持群众。应该懂得什么事都有两个方面。纪律是要有的，不约束就乱了，约束是为了更好地发动群众。
有几点注意：
1、不要着急。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被贴大字报的人要不要表态，由他自己决定，这是决定他是革命派还是保皇派的关键。
2、不要围住那些被揭的人。
3、要贯彻政策，不要打骂人。
遇事要沉着，不要盲动，干革命要有秩序。
6月6日，在工作组主持下，成立了女附中革命师生代表会。代表会由七人组成：五名学生，两名教师。而最早贴大字报的学生刘进、宋彬彬、马德秀均为代表会的成员，此外两名学生是耿丽兰和尹斐。五人均为干部子女。这表明，工作组首先贯彻的是“阶级路线”。即：依靠红五类子女 （在女附中就是依靠干部子女），团结和教育其他非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改造和斗争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
工作组进校后，新秩序建立。原来各班的团支部、班委会被废除，班主任靠边站，取而代之的是班核心小组。工作组——师生代表会——班核心小组，成为学校新的三级组织。 在教师中也成立了核心组。
从上述情况来看，工作组进校后严格贯彻6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精神，尤其是“中央八条”，缓和学生与校领导教师之间的紧张关系，努力把运动纳入党组织领导的轨道。
6月8日、9日、10日，工作组通过各班的代表向学生布置了学习的要求：要以毛主席著作为武器，学习6月1日以来的社论。在大字报问题上，工作组主张“要提高大字报的质量”；“要好好讨论，要有材料，有分析”。同时，工作组再次强调，要“执行政策：不打人，不骂人。这是考验人的立场，考验你听不听党的话的问题”。
6月13日，即就是工作组正式进校后的第九天，工作组召开全校师生大会。会上揭发批判了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河胡志涛。大会事先指定了八个人发言。 会上，工作组这样总结了这一段的工作：
这几天运动怎么样？好得很！因为我们学校的文化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新的阶段：
1、广大师生员工对文化革命在认识上有很大提高，并积极行动起来了，对修正主义黑线和代表人物进行大量揭发，大、小字报已经贴出一千多张了。广大师生员工行动起来了，勇敢批评。
2、建立了师生代表会，把革命的师生组织起来了。
3、从6号开始上课。文化大革命、上课和学毛选等，建立了新的革命的秩序。
4、出现了一大批有材料、有分析、有分量的切中要害的大字报。斗争水平和战斗力不断提高。
5、广大师生思想觉悟、阶级觉悟有了飞跃的提高。几天的进步超过几年。立场坚定了，斗争性增强了。
6、取得了一些经验，为下一步斗争打下了良好基础。
在这次总结中，工作组再次强调：“要坚决执行中央八条规定，建立一个更健全的新的革命秩序。这样可以更有利于斗争，提高战斗水平。”
6月15日，工作组西城工作队队长胡启立指示工作组要在教师中“排队”。所谓“排队”，实际就是沿用“四清” 运动中的做法，将学校中的干部和教师分为四类，即：好的，比较好的，问题多的，性质严重的。
这一阶段（6月3日——6月16日），在将近两周的时间里，工作组在进校后按照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精神，贯彻执行“中央八条”，支持并依靠了最早写大字报的学生，成立了师生代表会，基本控制了局面。
三、 揭批开始
然而，“风平浪静”只是暂时的，既然是“疾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暴风骤雨”终将是要到来的。
帷幕终于拉开了。
6月12日，南京大学率先举行万人大会，揪斗了1926年入党的校党委第一书记兼校长匡亚明。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欢呼“揪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匡亚明”。社论号召“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把他们斗臭、斗垮、斗倒。”
6月18日上午，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将40多位党团干部、教师拉出来批斗，并发生了往脸上抹黑、戴高帽子、罚跪、少数人被扭打的情况。当时情况比较混乱。工作组发现后迅速予以制止。 6月20日，刘少奇将北大工作组关于这次事件处理情况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转发全国。并在批语中指出：
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
当时女附中的情况基本稳定，6月17日，工作组通过广播向全校发表讲话称：“现在转入重点批判的条件还不成熟，有很多人的意见还没讲出来。……因此现在仍进行一般广泛普遍的揭发。只有搞好这点，才能领导同学更好地有重点的揭发批判。”“希望一切革命的师生积极行动起来，掀起一个大揭发、大批判、大评论的高潮。” 同时，工作组也提出：
怎样进行普遍广泛的揭发批判呢？有什么问题就提什么问题，愿意点谁的名就点谁的名。全校教职员工、学生，只要你感到他有问题，就可以揭。大家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对任何人都可以揭发批评。可以提不同的意见。这样我们才能弄清是非。我们提倡大家辩论，揭发批判的形式可以随便点，可以自己搞，也可以几个人搞。
6月19日，胡启立在女附中讲话说：
我们进行的是三个揭发：1、揭发前北京市委修正主义黑线及其领导。2、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3、在党内的领导核心内的代表人物。我们师大女附中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其它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一切东西也都有揭露，但有关主攻方向——清理党的领导核心。……同学们揭发了卞仲耘、胡志涛，她们是要检讨的。
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社论称：
要放手发动群众，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让群众把意见充分地讲出来，把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统统揭出来，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揭出来，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堡垒一个个地砸得粉碎。
按照工作组的布置和社论的精神，女附中的大字报已是铺天盖地，矛头指向了以卞仲耘、胡志涛为首的校领导。
6月20日女附中全校开会，刘进代表师生代表会讲了三点意见：“1、要按照党的政策办事，不能过早下结论。2、反对在学生当中开斗争会。3、坚决不打、不骂、不围、不哄，坚决贯彻党的政策。” 工作组成员做了补充，向全校提出了“边学、边议、边揭、边批”的要求，说现在不适宜把重点集中在某一个校领导身上，还需要广泛的揭发、批判和集中材料。
6月21日上午，工作组在全校大会上做了进校18天的小结，提出“从今天开始转入重点揭发批判”，并安排当日下午召开揭发卞仲耘的大会。这是文革开始后女附中召开第一次针对校领导的批斗会。
6月21日下午两点半，第一次揭批会在大操场召开。当时被批斗的人有：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女）、副校长胡志涛（女）、刘致平、教导处主任汪玉冰（女）、副主任梅树民。其中卞校长站在台上，其余四个人站在台下。在这次揭批会上，除几位教师发言外，还有校外一个叫袁淑娥的人发言。袁系女附中一教师的前妻，文革前因私人问题就对卞校长有意见。袁的发言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学生，并激发了她们对卞校长的仇恨。
在会议结束的总结中，工作组宣布：“卞仲耘的问题，根据大家的揭发，是非常严重的。大家要提高警惕。”并经请示上级，“决定从现在起停她的职。为了彻底弄清楚，为了清算她，我们要开大会，继续开下去。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6月22日揭批会继续召开，会议的主要目标仍然是卞仲耘。此前校园中已有一位管过人事的教员贴出大字报，揭发卞仲耘是假党员。这张大字报再次点燃了学生仇恨的烈火。两次揭批会都有一些暴力行为。
面对突发的暴力行为，工作组还是进行了劝阻，指出“今后注意不用打她，因为揭发就可以打倒她”。
这段时间，按照工作组的部署，不管是教职工还是学生，只要有问题就可以揭发，在学生中已经出现学生揭批学生的情况。例如，6月18日，高二二班的大字报是这样写的 ：
这两天，咱们班空前一致，没有矛盾是不符合辩证法的，这完全是假象。反革命黑帮的大红人xxx及其爪牙xxx；自己承认是反革命的xxx；一贯阴险、两面三刀的投机分子xxx、xxx；一贯仇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阶级异己分子xx；一贯欺骗组织、处心积虑的捞政治资本的投机分子xxx；一贯与组织对抗、对党不满的小市侩xx；一肚子坏水的极端利己主义者xxx；一贯仇恨革命干部及其子弟笑里藏刀的阴险分子xxx、xxx、xxx等人纷纷出头露面、上窜下跳，企图混水摸鱼，钻进革命左派队伍。警告你们，浑水摸鱼是不行的，谁个真革命，谁个假革命，谁个反革命，我们心里一清二楚！坚决横扫一切大的、小的、明的、暗的牛鬼蛇神！！！
大字报署名“毛主席的共青团员”。这张大字报点了12个学生的名字，给她们扣的大帽子足以使她们被认定为阶级敌人。
初中的同学因为年纪小些，她们还没有使用太多阶级斗争的词语，但火药味也是相当浓。例如，6月23日初二五班在教室里贴出的一张大字报是这样写的 ：
同志！敌人磨刀霍霍，要杀我们的头，要推翻我们的政权，你怎么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呢！！！！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深入发展，这就是一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斗争。
但是，在我们班还有的同学没有全力以赴地投入这场斗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态度不鲜明，有的人在平时不爱说话，在这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还是不言不语。这不是性格问题，而是立场问题！更可耻的是，有的人还从个人利益出发，想在这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斗争中投革命的机。这简直是用毛主席的生命为自己换取政治资本。毛主席说：“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的利益。”真正的革命同学，勇敢地站出来，用自己的生命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两张大字报都使用了相当极端的词语，表明女附中的学生们已经全身心地投入到她们心中的革命运动中，并以极端的、近乎狂热的语言把矛头对准她们所认为的敌人，不管这个敌人是谁，哪怕是过去朝夕相处的同学。
以上情况表明，在揭批开始之后，特别是在有重点的揭发批判之后，女附中的形势实际已经开始发生变化。虽然工作组还在控制着局面，但混乱已经开始出现。6月25日，工作组布置了批判卞仲耘的“十天计划”，即从6月25日至7月5日，分为“两个战役”。第一战役（6月25日至7月1日），以班为单位进行座谈、讨论，学习社论。讨论的问题有：结合实际讨论怎样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怎样保证、体现党的领导；怎样团结大多数；怎样主动贯彻党的政策；斗争目的等。在班级的揭发批判后召开大会揭发批判。第二战役为7月2日至5日，先召开班级的揭批会，然后召开全校的揭批会。并在27日宣布了卞仲耘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摘要的“八大罪状”。
此时，工作组的斗争目标已经很清楚了，就是以卞仲耘为首的校领导。差不多在这个时候已经决定了卞仲耘们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的在劫难逃。
然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在劫难逃的还不只是这些人。
四、反工作组
1966年6月9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文化大革命”运动问题，毛指出：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没有准备，不如让他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再派。 表示了不支持，但是也没有明确反对派工作组。
在工作组进入女附中两周之后，情况发生了急剧变化。6月17日，高三四班李黎黎等13位同学贴出了题目为 “我校工作组站在什么立场上”的大字报。 大字报质问工作组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资产阶级保皇派。指出工作组进校以后运动搞得冷冷清清，而不是轰轰烈烈。
在文革中编辑印刷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一书对此事有如下记载：
（1966年）6月17日 北师大女附中革命小将贴出反工作组的大字报。当晚，工作组策划了一场围攻这张大字报的所谓“辩论会”。会后，邓小平的女儿邓X向邓汇报，问邓反工作组对不对，邓小平说：“反工作组不对，这符合了社会上反工作组的逆流。”
这是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公开反对工作组，发生时间甚至早于一些知名的大学。例如：6月20日，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等17人贴出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同日，北京地质学院贴出反工作组大字报，6月21日，清华大学蒯大富贴出反工作组大字报。6月24日，清华工作组宣布向工作组夺取是反革命行为。
6月17日的大字报贴出后，当晚就引起了全校的激烈辩论。辩论一直进行到深夜，有人支持，有人反对。辩论中出现了围攻、谩骂、乱扣帽子的现象。《日记》的作者记录了自己对大字报的态度及全校的反映：
我看到了张大字报，同意。意见是打中要害的，提到了工作组不放手发动群众，不深入群众等许多原则性问题。尽管语气过火了些。
万万没想到这张大字报竟引起了大风波。全校多数人反对，少数人同意。当晚，大操场自动召开了一个‘辩论会’。所谓辩论会，实际上是不折不扣的斗争会。高三四班十三个人和我们（高三四支持者），公然被称为反对学生、大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会场气氛紧张至极，有的同学甚至挨打，工作组并未制止。
18日，辩论继续进行。《日记》作者写到：
上午，又有一个全校性质的斗争会，气氛较之昨天有过之而无不及。人们大喊大叫，把高三四的同学拉上拉下（台子有一人多高，人们根本不管这些）。许多口号都是从未听过的“不许动工作组一根毫毛”，“混蛋”“王八蛋”的叫骂声从未停止过……。这哪里叫什么辩论会！
从《日记》作者的描述中，可以想象当时女附中的情况，反工作组的同学受到了很大的压力。面对这种情况，她们中的一些人跑到团中央反映情况并寻求帮助。团中央的同志接待了她们并“看了高三四的大字报，连声说好。”“被骂为‘反革命’的我们听到这些激动得几乎落泪”。
6月19日清晨，语文组教师王瑞光、曾恬贴出大字报，支持高三四班13位同学的大字报，并到市委及团中央反映工作组镇压革命群众的情况。 19日上午和下午又进行了全体教职员工和部分学生参加的辩论会。辩论会对立情绪严重，有过火行为发生。
针对学生反工作组的大字报，6月19日胡启立来到女附中讲了几点意见，他说：
对工作组的意见有争论，应采取分析的态度，不要笼笼统统，要加以具体分析。……我们允许不同意见也发表出来，这不是坏事。……怎样对待争论？1、态度：正确的、错误的话都要听，都要等人讲完（二十三条规定的），然后把各种意见摆出来，进行争论。2、方法：抓大是大非，不要抓小是小非。有不同意见可以辩论，但一定要抓大是大非。……3、在辩论中，我们不要过急过早地下结论。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解决问题，统一思想。
6月20日，工作组对全校讲话，明确对反工作组的大字报表示了欢迎，他们承认在工作中存在缺点和错误，欢迎全校师生员工对工作组加强监督。“同学们对我们的批评是最大的关心和爱护。”
由此可见，女附中工作组对突然出现的反工作组情况采取了宽容和理性的态度，善意理解了反工作组的情绪并尽力采取缓和的方法解决矛盾，同时尽力要保证运动的大方向不被干扰，于是才有了6月21日、22日对卞仲耘等的揭批。
在6月21日，胡启立再次向全校师生讲话。他再次承认工作组的工作是有缺点的，但成绩方向是第一位的，缺点是第二位的。与革命师生发生一定的争论是避免不了的，但这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他说：
斗争的目标仍要指向学校领导中的牛鬼蛇神，也要批判钻进党内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党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权威。斗争目标必须明确，重点必须鲜明。同学中大量矛盾属人民内部矛盾，极个别的有反动言论，极右思想，但不能把矛头指向他们。……对于工作组和同学之间的大量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要用团结——批判——团结的办法解决。
6月23日，工作组再次强调革命师生要团结一致，“斗争矛头应该针对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牛鬼蛇神，而不是针对同学们，在同学中不能乱批乱斗乱扣帽子。”
6月25日，工作组传达了团中央负责人胡克实的报告。主要内容是：1、工作组是运动的领导力量，在新市委的领导下，在运动中间不断进步，不断提高；2、党中央委托团中央组织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体现了党的领导，群众运动中有不一致意见，加强党的领导就可达到目的。
然而，工作组的报告并没有使反工作组的声音停止。6月25日，以高三三班梁二同为首的18人（都是高中学生）贴出了第二张反工作组的大字报，题目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指出工作组斗争卞仲耘的“十天计划”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她们与工作组的矛盾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与资产阶级保皇派争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但这张大字报并没有引起轰动效应。
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刘邓派出工作组，当然不是要对抗毛泽东，压制群众运动，而是沿用了中共历史上行之有效的领导方式。土改、三反、五反、四清都派了工作组。在文革中派工作组的问题上，直到6月30日，刘少奇、邓小平致信毛泽东，要求发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该通知强调运动要由工作队领导。该通知7月2日经毛泽东批准后下发。 因此，毛泽东在6月30日之前都没有反对派工作组。
在女附中发生反工作组之后，北京的许多中学和大学都发生了反工作组的情况，到了6月23日，学生与工作组的对立已相当严重。面对这种情况，北京市委及时召开了工作会议，研究这些问题。6月23日，市委书记李雪峰在会议上做报告，谈了反工作组问题。他指出，多数反工作组者是人民内部矛盾，但是确有坏人“与工作组争夺领导权”，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利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对黑帮的仇恨，企图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所以他要求“反干扰”，不反干扰，不反对反工作组，学校情况一片混乱，工作组难以立足，运动失去领导。
根据《罗治笔记》的记载，李雪峰的23日的讲话在6月29日由工作组传达。《罗治笔记》详细记下了讲话的全部内容。
另外，据米鹤都《心路：共和国同龄人》一书中称，对反工作组问题，有关中央领导指示：对大中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对高中应届毕业生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 由此可见，在李雪峰讲话之后，对反工作组的人，是要按反革命来处理的。这项政策并不比“反右”运动的措施更宽容。也正是在6月23日，据当时北京的24所高校统计，被工作组认为是反革命、右派的教职员工和学生就已高达10211人，其中学生5611人。
女附中的学生中是否有人被认定为反革命，还不得而知。但也许是考虑到女附中学生的家庭背景（高三四班13人和同意高三四大字报的，除二人外，皆为干部子弟） ，对反工作组的学生，工作组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态度，他们分别找参与的同学谈心，如果是干部之女或者军队干部之女，就通过组织找家长，让家长做女儿的工作。实际上，工作组进校后就贯彻了阶级路线，很注意做学生中的一个群体——干部子女的工作，笔者7月4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
听了老马同志传达的胡启立同志的报告，才感到党对我们革干子弟期望特别高，希望我们在斗争中站稳立场，做坚定的革命左派。我们这场文化大革命就是在毛泽东思想下进行的，没有毛泽东思想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是不能胜利的。我一定好好学文件，做坚定的无产阶级左派！
从笔者日记来看，工作组是对干部子女提出了特别的要求的。这无形中加深了学生对家庭出身的意识，为日后“老子英雄儿好汉”对联的出台埋下了伏笔。
还有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女附中的学生能率先反对工作组，有没有人幕后操纵或指挥，她们反对工作组与家长有无关系？从目前的资料看，还不能确定这一点。但在第二张反工作组的大字报贴出之后，这些反工作组的学生就经常不来学校了，她们与海淀区的学校，包括大学有了来往。6月30日，在工作组的谈话后，两位反工作组的高一学生交出了清华大学后来成为著名造反派的蒯大富写给她们的信，但信的内容不详。这证明有些学生与蒯大富有联系。在7月8日工作组的讲话中称，女附中反工作组的幕后人物是清华的蒯大富。
7月5日，师生代表会贴出大字报，要求群众对反工作组的大字报表示态度，随后全校展开讨论。工作组做了开展辩论的动员报告，主题是“运动要不要工作组的领导”。 7月6日准备，7月7日、8日、9日开了三个半天的辩论会。辩论对象主要是李黎黎、梁二同、郑中伟、王南芬等人。在7号的辩论会上，梁二同声明不能参加辩论，郑中伟中途退场，以示抗议。
这次辩论结束后，反工作组的事情基本划上了句号。反工作组的同学中有的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如《日记》的作者写到：“我承认自己犯了大错误，脱离工作组，脱离群众，没有积极参加斗卞（仲耘）”。但她们在班里也被孤立，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五、邓小平与女附中工作组
由于当时邓小平的女儿邓榕（笔名“毛毛”）是女附中高一年级的学生，因此，邓小平选择了女附中作为他直接了解文革情况的一个点。类似的情况是，刘少奇因其女儿在师大一附中学习，他选择了师大一附中作为他了解情况的点。此外，刘少奇还于6月19日，派其夫人王光美去清华，帮助指导运动。
根据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革文库》（光盘）（以下简称“文革文库”）所载的资料，邓小平对女附中的文革有过三次指示或谈话。分别是1966年6月2日、6月28日和7月5日。“大事记”也记载了邓小平对女附中文革的三次指示，后两次的时间与“文革文库”完全相同，但第一次的时间不同。按照“大事记”的记载，邓小平的女儿邓榕第一次向工作组传达邓小平指示的时间是6月23日，但是没有具体内容。笔者暂时采用“文革文库”提供的时间。
1966年6月2日，邓小平就女附中文化革命运动对邓榕的指示是这样的：
乱就乱一下子，不要怕乱，坏人兴风作浪，不怕，让大家贴大字报。至于对不对，将来要核对领导的性质，不对再改，不要怕。
你们现在的缺点是没有把性质弄清楚，不要所有的老师都打击，不然将来学校没法办。大字报要贴准，不要不注意，哪个老师都贴，不要什么目标都打击。
不要着急，现在不要做检讨，运动要有秩序地进行，要动动脑子考虑好，动动脑子犯错误，比糊里糊涂犯错误好，要好好考虑问题。
这样做如果是敌我矛盾就对了，如果不是敌我矛盾就不好了，但是也没有什么错。对了最好，把运动带动起来了，也许搞得不恰当，但也没有什么错。不要跟他们吵，让他们贴，让他们放，如果都不出来，让谁办呢？要好好学文件。
不怕错，错了就承认嘛，错了就检讨嘛！
邓小平第二次指示是在1966年6月28日。当时女附中已有学生开始反对工作组，工作组也已组织召开了针对校领导的揭批会。据“大事记”记载，邓的这次的指示是由邓榕向工作组传达的。在这次指示中，邓小平说：
可以和他们（指反对工作组的学生——笔者注）展开辩论，规模不要大，但也要有力量，让那些争取过来的人也参加辩论。
要以理服人，不能压服人。开会之前要做充分的准备，不打无准备之仗。不要骂他们，不要让他们站着低头，要和他们说理。
慢慢要把党团组织逐渐恢复起来。在团内也可以受教育，可以过组织生活，宣传党的政策和毛泽东思想。左、中、右都让参加，都受教育，右派不来，正好暴露自己。可以改组团组织。
传达雪峰同志的报告要分步骤，先给骨干后给党团员，对不同的人讲得内容不要一样。对一般人只讲政策，不讲策略。
不做老师的工作将来谁教课？要吸收教师参加革命委员会，现在你们最大的弱点，就是老师中没有左派，老师这方面的工作差。老师的工作也应让学生去做。老师中一个积极分子也没有怎么行呢？要向老师交代政策，他们都怕，不知那天就会斗到自己，怕揭露和自己有关的事情挨骂，帽子越戴越大，要再三向他们讲政策。
有很多人听了就揭露东西了。要争取老师，老师绝大多数还是好的，大量的是中间派，要团结他们，让他们革命，讲政策的目的是要分化他们，使他们中的一些人觉悟，消除顾虑，团结多数。
文革中编辑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一书，对此次讲话也做了记载：
6月28日 邓小平对师大女附中工作组发出黑指示，公开对抗毛主席关于不要过早恢复党团活动的指示，提出“要把党团恢复起来’。他还别有用心地说：‘如果这次运动是把共产党和青年团都打垮，那还是胜利吗？”
从这个谈话中可以看到邓对待女附中文革的基本态度。对反对工作组的学生，邓采取的是相当温和的态度，要“以理服人”，不要打骂。值得注意的是，邓主张逐步恢复党团组织，表明他仍主张这次运动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在他看来，党的领导是不能动摇的，共青团作为党的助手，其地位也是不能动摇的。
邓的讲话中还出现了一个词“革命委员会”，这应该是在工作组领导下逐步建立的一个机构，目的是逐渐恢复学校的正常秩序。根据“大事记”的记载，女附中于7月13日成立女附中“革命委员会”，委员十五人，其中教师二人，职工一人。
邓小平的第三次指示是在7月5日的上午，由工作组的两位主要负责人带着师生代表会的学生刘进和宋彬彬去中南海邓小平家中直接向邓汇报学校的运动情况，在场的只有邓和夫人卓琳。邓榕在其所著《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写到了这次谈话，但谈话的时间她错写为6月4日。 她写道：
在谈话中，针对学生批判老师“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问题，邓小平说：“如果（老师）真有学问，还要团结他们。女附中数学、物理都不错。好的学校热火朝天，名气大，有一套。如果没有好教师，也就教不出好学生。要善于分析。工作组要教育、帮助学生提高水平。打人没有？打人是没有本事的，是没理的。斗争要讲道理，批判要做好准备，事实要核对清楚，要充分讲道理。有些人是真黑帮，有些不是黑帮。讲错了话都是坏人，那就没有好人了。材料不够，不要轻易开斗争会。不要搞变相肉刑，戴高帽子也不好。有些搞错了，将来赔礼都赔不完。政治问题要用政治方法解决。（党的）总支中总有些好的嘛，校长、副校长总有些好的嘛。把党都搞垮了怎么行？把团搞垮了怎么行？如运动把共产党、共青团都打倒，是胜利了吗？总是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嘛。教师大多数是好的。说老师都坏，我不同意。”
邓小平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是强调党团组织的领导地位不能动摇。邓说：“把党都搞垮怎么行？把团搞垮怎么行？如运动把共产党、共青团都打倒，是胜利了吗？总是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嘛。”邓的话是针对在海淀区一些学校出现的红卫兵组织说的，他对待红卫兵的基本态度是：一定要由党、团组织来取代类似红卫兵这样的非法学生组织，要把学校里学习好、思想好，有威望和组织能力强的学生，吸引到团委或学生会里面，让他们（非法学生组织）没有领头人，没有市场，他们就闹不起来。
邓小平还说了一条，对于学校的走资派批一两个就可以了，不要牵扯的面太广。他说要不然欠下的债太多，我们还不起。他也明确反对打人、变相肉刑、戴高帽子等行为。
6月20日、7月11日，刘少奇与师大一附中工作组谈话。据“大事记”记载，7月12日，工作组副组长向全体工作组成员传达了刘少奇对师大一附中工作组的指示。
刘少奇在7月13日讨论《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的初步规划》时的指示：
建立、健全党团组织生活，恢复和发挥党支部的领导作用，团支部的助手作用。这应单列一条。不要把党、团组织放在一边，要在运动中观察党团组织，看它能不能领导，同时也锻炼党团组织。要明确地提出，把建立、整顿、健全党、团组织，恢复党支部的领导作用，团支部的助手作用，作为一个任务。要不工作队走不了。不完成这个任务，将来学校由哪个来领导。
由此可见，刘少奇的想法与邓小平是基本一致的，他们都主张发挥党团组织的作用，强调党的领导，并未认可一些学校成立的红卫兵组织的合法性。正是由于邓小平对女附中文革的直接关注和指示，女附中工作组进校后支持和依靠了最早贴大字报的三位同学，因为她们三人都是预备党员，而且在工作组在校期间，女附中并没有成立红卫兵组织。这或许是女附中红卫兵成立较海淀的学校晚的原因。
六、工作组后期的工作与《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的初步规划》
本文所称“工作组后期”是指7月10日至29日这段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工作组宣布要掀起一个“揭批高潮”，要求教师下到班级，宣布教师是“四清”对象，让学生揭批老师。并于7月13日成立校“革命委员会”，取代原来的“师生代表会”。
正是在这段时间，根据刘少奇的指示，由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工作团（实际是共青团中央）制定了《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的初步规划》（以下简称“《规划》”）。1966年7月13日讨论时刘少奇作了指示，送审稿标明时间是7月14日。 这份文件集中体现了文革开始后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对文革的认识及其对运动的基本思路。该文件因毛泽东决定撤销工作组而流产。
工作组后期的工作，基本是按照《规划》进行的。
《规划》由“形势”、“目的和要求”、“办法”、“政策”、“整党整团，发挥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和团组织的助手作用”、“自始至终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工作队的革命化”七个部分组成。其基本的思路是：以毛泽东“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为中学文化革命的总纲。整个运动分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放手发动群众，组织革命队伍，开展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斗争；第二阶段，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教育和学制改革。”
在具体作法上，《规划》提出了三种办法进行：
第一种：以校为单位开展斗争。“斗争的办法是：首先在适当场合，让教师洗手洗澡，解放大多数，然后，团结全体革命师生，通过师生代表会，大、中、小会结合，集中力量揭发批判党内外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或者，先斗争重点人物，接着解放多数教师。”
第二种：分批集训（即几校联合召开师生代表会）。其中提到，“初中一、二年级学生放假，教师、学生代表集训。”“学生代表主要是左派，也吸收一些中间派参加，由各班推选或由文化革命委员会提名的办法确定。”
第三种：区、校活动，两者结合。总起来说，全市的中学，第一阶段的任务可有一百个多学校参加，于八月底基本完成，其余学校九月底基本完成。初中争取九月上旬至迟十月一日以后能够恢复上课。
在政策方面，《规划》提出“干部和教师分为四类，即：好的、比较好的、问题多的、性质严重的。”其中“对性质严重的，也就是对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要痛驳他们的谬论，清算他们的错误，撤掉他们的职务。”
对于组织工作，《规划》考虑的是发挥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和团组织的助手作用。逐步实行工作组、党支部、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三结合”。
根据《规划》，在揭批高潮之后的7月18日，工作组分别召开了军训，集训的动员大会。初中三年级以上的学生到邢台军训，初一、初二的学生放假。同时还把不符合军训条件的少数“有问题”的学生送到郊区劳动。全体教职工和部分学生代表到马神庙小学集训。根据“大事记”的记载，军训和集训是7月23日开始的。笔者日记的记载，初中一、二年级开始放假的时间是7月27日。
胡志涛在《“八五”祭》中写了集训的情况：“7月20日左右，工作组把校领导和全体教职员弄到白堆子马神庙小学集中学习，不许回家。由学生代表主持会议，让每人准备‘洗澡、下楼’，实际是人人过关。”
根据《规划》的要求，卞仲耘等被定为“四类”干部，即“性质严重的”，也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他还有一个名字——牛鬼蛇神。“什么是牛鬼蛇神？就是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
总的来看，《规划》照搬执行了“四清”运动中的那套作法，将干部分为四类；在工作方法上，用军训、集训的方法，目的是尽快恢复学校的正常秩序。
《规划》中还有一段值得注意的话：
在运动中，学生离开党团组织另外自发建立起来的一些左派组织，多数的在运动初期起过积极作用，但是长期下去后果不好，不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巩固党的绝对领导，应当用说服教育的方法，把他们的活动逐步统一到党团组织和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活动里来。经过运动考验，可以吸收他们当中优秀的革命分子为党、团员。
这段话很明显是针对一些学校已建立红卫兵组织说的。《规划》表明，它的制定者并不赞成成立红卫兵，而是希望把红卫兵这种自发建立的、无序的组织融入到党团组织中来。对于共产党而言，在其理论领导上，不能容忍存在“脱离组织领导的群众”，更不能容忍出现“失去组织控制的群众运动”。这种态度显然与红卫兵的想法是对立的，难怪许多红卫兵要起立“造工作组的反”。与城区的中学不同，在红卫兵发源地的海淀区的学校，红卫兵与工作组的对立是很普遍的。
7月23日军训、集训的师生走了之后，混乱了一个多月的校园似乎又恢复了以往的平静。但随处可见的大字报表明，这已不是以前的校园了。留在学校里已经学会了说脏话的初中学生，穿衣打扮也要尽量像个“革命者”。不仅有人穿起了旧军装，还有人为了锻炼革命意志，整天不穿鞋光着脚在校园里跑来跑去。更重要的是，她们的心已经被熊熊燃烧的“革命火焰”燃烧，再也无法平静了。
笔者7月27日的日记是这样写的：“暑假又开始了。过去我特别想放假，可现在我一点也不愿意放。真他妈的没意思。在学校文化大革命搞得热火朝天，可是院子里冷冷清清。”觉得自己好不容易赶上一场革命的学生，此时的失望是十分明显的。但令笔者没有想到的是，几天之后，一切都变了。
七、撤销工作组
根据现在的资料，撤销工作组的决定大致是这样做出的。
1966年7月18日，毛泽东从武汉畅游长江后回到北京，看了中央文革小组提供的有关工作组的材料，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进展情况表示不满。 但他最初并没有提出撤工作组。直到7月23日，中共中央批转总政治部《关于抽调干部支援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请示》时，其中还提出：“采取抽调干部支援地方四清的办法组织工作队，支援地方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对此仍表示同意。
7月13日、19日、22日，陈伯达在参加政治局常委召集的汇编会时，三次对工作组问题提出非议。但在这几次会议上，刘少奇、邓小平不同意马上就撤销工作组。
7月24、25日，毛泽东先后找一些人谈话，再次对前一段的运动情况提出批评，明确提出要撤销工作组。
7月26日，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两次讲话的内容。会议最后决定撤销工作组。第二天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撤销工作组的决定，毛泽东亲自作了修改。
7月28日，由中共中央北京市委正式发出《关于撤销各大专院校工作组的决定》，文件中注明这一决定“也适用于中等学校”。
突然出现的变故使得在马神庙的集训在7月28日中止，当晚，部分师生参加了在音乐堂开的大会，由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参加。会上肯定了北京四中关于要不要保姆工作组的倡议。该倡议的要点是：1、革命的路自己走，任何人不能包办代替，辩论革命师生要不要工作组；2、罢胡启立的官；3、军训、集训暂停，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
7月29日参加集训的人员返回学校。
7月29日在人大会堂召开了有一万多人参加的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李雪峰在会上宣读了北京市委关于撤销工作组的决定。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说明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并代表中央承担了责任。邓小平、周恩来在先后的讲话中，都表露出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的困惑心情，说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刘少奇在讲话中说得更为直截了当：“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就在这次会上，宣布撤销所有工作组。以后，派工作组被指责为“实际上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参加了这次大会的女附中学生邓榕是这样讲述她当时的感受的：
作为学校的红卫兵代表，我也参加了那次大会。我今天仍然清楚地记得，望着那空旷的主席台，万人大会堂内鸦雀无声。我们这些‘保工作组派’，一边听着，一边流下了眼泪，在内心深处体会着父辈们言语之下的抵触和无奈。我也清楚地记得，大会结束时，毛泽东令人意外地出现在大会堂的主席台上。他以无人企及的巨人风采向全体与会者频频挥手致意。会场立时沸腾，红卫兵小将们因震惊兴奋而激动欢呼，一个个热泪洒面。为了看到毛主席，后面的人不顾一切地站到椅子上和桌子上，尽情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会议由开始时那极端的压抑和沉闷，一下子变成了欢腾的海洋。
邓榕作为邓小平的女儿可能会体会到父辈的“抵触和无奈”，但更多的人感受不到这点。更多人感受到的是茫然，他们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茫然之余还有兴奋与激动。因为，毛泽东在会场出现了。毛泽东的出现令他们“心潮澎湃”，毛泽东至高无上的地位让这些年轻人毫不犹豫地支持他做出的任何决定，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
另外，必须指出的一点是，邓榕文中所说她参加会议的身份是“学校红卫兵的代表”，“红卫兵小将们”如何如何是不准确的。理由是：1、没有证据表明7月29日之前女附中已成立了任何形式的红卫兵组织。2、红卫兵组织虽然在北京的一些中学中已经成立，但在7月29日它并没有合法地位。毛泽东的支持也是在此后的8月1日。所以不可能有人是以红卫兵的身份参会的。
根据《大事记》的记载，女附中在7月13日成立了校革命委员会，参加大会堂会议的“一个造反派也没有，而是革委会的原班人马” 。另据一女附中校友提供的资料，革委会的成员有：刘亭亭（初一）、蔡竖平（初二）、杨东荣（初三）、邓榕（高一）、孙阿冰（高一）、郭松平（高二）、耿丽兰（中五实验班）、雷元（中五实验班）、尹斐（高二）、刘进（高三）、宋彬彬（高三）、马德秀（高三）、赵德顺（工友）、李松文（教师）、陈云兰（教师）。 根据这份名单，邓榕是革委会的成员。
7月30日下午，工作组召开全校大会，把7月29日的领导讲话录音放了一遍，随后就宣布工作组撤出师大女附中，让学生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革命。
工作组一撤，真正的暴风骤雨就来了。
八、结论
经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女附中工作组是文革开始后继向北京大学派出工作组后向学校派出的第二个工作组。工作组进校后支持并依靠了最先给校领导贴大字报的学生，并按照以往的做法，贯彻了党的阶级路线，在女附中主要体现为依靠干部子女。
工作组将运动的目标锁定为以卞仲耘、胡志涛为首的女附中领导。召开揭批会，已有暴力倾向出现。
女附中工作组在邓小平的直接指导和参与下开展工作，主张依靠党团组织，不主张学生自发建立群众组织。工作组在校期间，女附中没有成立红卫兵或类似红卫兵的组织。
6月17日，女附中在全国率先贴出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在校内引起了激烈的辩论。目前资料表明工作组对此采取了相对宽容与温和的态度。
工作组执行《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的初步规划》的精神，采取了对学生军训，教师集训的方法，初一初二学生放假，目的是尽快恢复正常秩序。
这段时间内出现暴力倾向、为后来的暴力埋下了祸根。
其实，这段时间内发生的一切，都酝酿了后来大动乱的爆发。工作组在时，一切还能控制，工作组撤销之后，一切都变得无法控制了。女附中的情况如此，北京，乃至全国的情况亦然。
【专题研究】
文革小报”的衰落和消亡
王 锐
1、1968年，小报渐成明日黄花
如果说，1967年是“文革小报”发展兴盛的“黄金时期”的话，到了1968年，则是其高潮已退并且逐渐走向衰落的一年。从北京、上海以及其他省市的情况来看，各种小报仍然在编辑出刊，甚至也还有新的小报，在创刊问世，但就其总体趋势来讲，小报发展的高峰期已过。而且，就其出刊品种、数量、出刊内容、出刊周期，以及受社会的重视欢迎程度，对局势的影响力等几个指标来衡量，“文革小报”已明显显出将逐渐成为“明日黄花”的迹象。更重要的是，这种趋向已成大势，并无可逆转。
由此，经历了1967年的极度兴盛繁荣过后，1968年将注定成为“文革小报”走向衰落的转折年头。
早在前些年，笔者在为自己的“文革小报”藏品制作分类卡片时，就注意到这样一个情况，笔者收藏的数千份小报，其中1967年出刊者，占绝大多数，1966年出刊者极少（其时，多数小报尚未创刊），1968年及以后出刊者也不多，说明从1967年下半年开始，就已陆续有一些小报因各种原因停刊终刊。1968年停刊的则更多。为此，笔者还特意将除1967年出刊之外的小报，分为“1966年刊”、“1968年刊”、“1969年刊”及“1970年代刊”几个时段。将这所有时段的小报全部加起来，其总数也仅仅相当于1967年出刊小报的几分之一。这种数据对比，也有力地佐证了自1968年开始，“文革小报”走下坡路的事实。
其实，红卫兵、造反派小报的衰落迹象，早在1967年下半年，就已经开始有所显露了。那时，已经有部分小报，因各种原因停刊（实际是终刊）。在本书《停刊号、终刊号和改刊号》一章中所提及的“停刊”、“终刊”的小报，以及笔者所收藏的其他“终刊号”、“停刊号”，好些就是在1967年下半年停刊终刊的。
进入1968年，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从初始发动并渐成风暴的1966年，再经历大夺权及全面武斗为主要特征达到高潮期的1967年，转入了潮头渐落的休整期。尽管从10年文革、10年动乱这个总的历史阶段和大格局来衡量，1968年远没到文革的结束阶段（或者称为文革后期），但无论是从中央高层以及毛泽东本人的设想意图（当时叫“战略部署”），还是从各省、市、自治区文革局势的走向来看，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1968年已经明显失去了推动其向前发展深入的动力。
其实，按毛泽东最早的构想，文革运动应当在1966年末或1967年初结束，最起码该进入收尾阶段。早在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就对“文革”运动时间作了预期，他说：“这个运动才5个月，可能要搞两个5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 而此前10来天，叶剑英在小组发言时也传递过毛泽东类似的意思：主席说（指毛泽东），这次运动暂定搞到明年1月，还有4个月。十一中全会后搞两个月，要很好地总结经验。 也就是说，按毛泽东最初的设想，文革运动搞到1967年初，就大致见分晓，该收尾结束了。但到了1967年初，因“一月风暴”引发的大夺权，全国局势大乱，其混乱程度及局面的失控，均大大超出了毛泽东自己的预料和估计。不得已，毛泽东一改当初不准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初衷，下令军队正式介入地方文革，控制或接管局势（有些省、区，干脆直接军管）。同时，毛泽东也自动调整了对文革进程的估计和预期。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卡博和巴卢库等人，谈及当前文革局势时说：“现在，两方面的决战还没完成，大概二、三、四这3个月是决胜负的时候。至于全部解决问题可能要到明年二、三、四月或者更长。 再以后，毛泽东干脆将整个文革进程归纳为“一年发动，二年看眉目，三年收尾”。
也就是说，不管按哪一种说法，1968年都将呈现出努力将文革运动“收尾”的一种趋势。也正由此，1968年1月1日，由《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的“元旦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中，才代表中央发出这样的号召和指示：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在1967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的指引下，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伟大斗争已经开始了。
社论还由此提出了1968年的几大任务：第一，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第二，深入大批判、促进大联合和三结合，开展斗批改；第三，整顿党的组织，加强党的建设；第四，拥军爱民，加强军民团结；第五，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备战。
从这些任务看，1968年欲将文革运动努力收尾，是中央高层及毛泽东很明确的目标和意图。这也由此决定了1968年整个局势的走向。在这种大背景下，前些年纵横天下，不可一世的红卫兵、造反派，不管情愿不情愿，将从整体上开始走下坡路已成定局。
红卫兵、造反派自身处境如此，代表其立场，充当主要喉舌的小报，也自然处境不妙。衰落迹象从1967年下半年就开始了，许多小报因各种原因停刊终刊，能继续坚持出报者，多是有某些背景，被地方当权人物认可或暗中支持的。但从整个局面看，小报出刊周期和数量都大不如前，特别是内容方面，少了那些可以引起轰动效应甚至左右舆论的文章及报道。给人的感觉，一年半载前轰轰烈烈繁花似锦的红卫兵、造反派小报，逐渐成了明日黄花，过去那些辉煌的日子已经远去，而且肯定不会再来。
当然，也还有在1968年陆续创刊的小报。不过，若对其作一番分析，就不难发现，这些新创刊小报，一是数量很少，比之1966年尤其是1967年的创刊量，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二是这些新创刊者，其中大部分是在原小报基础上的变异或是因派性斗争导致内部分裂而另拉队伍，另树山头办起来的；三是其寿命普遍很短，大多数仅仅出了三几期便停刊。
2、中央从经费着手对小报进行限制
1967年年中，“文革小报”达到了自己的全盛期，但也是从1967年年中开始，中央在对红卫兵运动实施策略性控制和引导的同时，就已经开始对似乎已泛滥成灾的小报，采取种种措施予以限制和规范。
中央最早对小报采取的行动，就是1967年5月14日，以中共中央文件下发的《关于改进革命群众的报刊宣传的意见》。这个《意见》的主旨，是试图对小报提出一定的“改进意见”，让其执行，使之纳入统一的比较规范的报刊宣传工作管理范围。但是，正如前文已述，由于当时局势的混乱，这份文件下发后的效果并不理想。红卫兵、造反派们，仍是自行其是，小报泛滥的状况并未遏止。
有鉴于此，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高层决定从经费方面着手，从资金来源上对小报的出刊发行予以限制。在中央授意下，最先对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活动经费（包括小报出刊经费）采取实质性限制措施的，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
1967年6月30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各革命群众组织经费开支的暂行规定》。这个《规定》公告有10条内容。其中最重要和与小报有关的是这样几条：
一、工代会、农代会、大专院校红代会、中学红代会要实行严格的财务预算制度，按月编制预算和决算。每月的财务预算，要首先经过本单位核心小组认真讨论，然后报经市革命委员会主管部门批准。
二、各单位的革命群众组织的财务开支，只限于在本单位财务制度许可的范围内，不准另增加预算，要严格防止挥霍浪费。
……
八、各革命群众组织已经出版的报纸一律实行自费，亏损不补。
可以看出，这个《暂行规定》对红卫兵、造反派组织的限制和打压，是实质性的，它是从经费这个重要源头上，对红卫兵和造反派的种种活动和行为（包括编印出刊小报），实施根本性的控制和限制。既要有预算和决算，又要层层审批，而且仅限于本单位范围之内。对小报，更是致命性的打击，要求其“一律实行自费，亏损不补”。报刊要求自收自支，这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根本是无法做到的。这就等于变相宣布各种小报的死刑。
大概是为了强调北京市革委会做出的这个规定，实际上是中央的意思，或者说，也是为了将北京市这些限制措施，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推广，中央于1967年8月14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最高形式，正式转发了北京市革委会这个《暂行规定》。
中央在转发通知中明确指示：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要节约闹革命”的指示，结合该市的具体情况，作了“关于各革命群众组织经费开支的暂行规定”。现将这个暂行规定随文附发给你们，希即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关于进一步‘抓革命，促生产’，增加收入，节约支出的通知”的精神，结合你们的具体情况，采取有效的节约经费开支的措施。
为了表明中央对这些限制性规定执行的决心和强调，几天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于8月20日联合发出“中发（67）261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实行节约闹革命，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加强资金、物资和物价管理的若干规定》。其中，第11条又再次谈及小报等问题：
十一，各单位必须尽量节约文化大革命经费的开支。各种宣传品的印刷应当讲求实效，避免浪费。革命群众组织编印的“小报”应当以收抵支。写大字报、大标语应当注意节约，并尽量利用废纸和其他代用品。
3、地方当局对小报的限制措施和打压
中共中央、国务院，以及包括在红卫兵、造反派中享有绝对权威的中央文革小组，连续下发相关文件，已经明确表明了对小报严厉的限制态度。虽说没有立即对其全面取缔，但采取的是“釜底抽薪”的办法，从源头上断其办报经费，让其难以生存。中央既已明确表态，各地方当局自然紧跟，纷纷出台相应措施，对小报予以限制和打压。
仅以全国小报最多的省市，四川省和北京市和为例。
早在“一月风暴”后不久的1967年2月中旬，四川就曾以省财政厅的名义，下发了《关于革命造反组织经费开支的规定》，对包括工矿企业、机关、学校及其他事业单位，城市街道、农村等各类造反组织所需的“公杂费”、“宣传费”开支，分别做出明确规定，实质是将各个红卫兵、造反组织的各种开支合法化。其中的“宣传费”，就包括编印出刊小报的经费开支，让其有比较稳定而充足的来源。
中央的规定出台后，四川省立即以“四川省革筹小组生产指挥部”的名义（其时，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尚未成立，全省最高权力机构即为这个省革筹小组），于1967年11月24日下发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经费开支中若干问题的试行意见》。文件说：“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要节约闹革命’的伟大指示，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八月十四日批转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各革命群众组织经费开支的暂行规定’，结合我省具体情况，提出以下试行意见”。并明确强调“以往规定如与此有出入的，以试行意见为准。”
这份《试行意见》第二条，其中就专门谈及小报问题，规定说：“革命群众组织编印的小报，应当以收抵支，亏损国家不予弥补。”
这实际上就是贯彻中央指示精神，从办报经费这个源头上，切断小报的资金来源，让其成为无米之炊，难以为继。以笔者掌握的资料，至1967年底，四川省内仍在继续出刊的小报，不足一半。
大概是怕这个《试行意见》各地、市、县贯彻执行得不坚决彻底，1968年3月中旬，四川又以“省革筹小组生产指挥部财办”的名义，下发了一个《关于印发“对文化大革命经费开支若干问题的解答提纲”的通知》。《通知》对各种文革经费开支，再次作了细致的规定及解释，其中关于包括小报在内的宣传费，再次强调说：“宣传费只能解决笔墨纸张和小宗印刷等。编印走资派罪行录之类的材料，应当象办小报一样，实行收费，自负盈亏。”
当时还是属于四川省管辖的重庆地方当局（夺权后新建立的权力机构“重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会”，简称“革联会”），为控制舆论，打压和限制小报，早在1967年3月，就专门做出了一个关于小报的决定。“决定”称：“鉴于目前重庆市各革命群众组织所主办的小报太多，已经给我市印刷工作和纸张供应带来很大困难。为了保证毛主席著作的正常印刷，为了响应毛主席‘要节约闹革命’的伟大号召，经我市革联会所属各革命群众组织讨论决定，从即日起各小报一律停办（除《山城红卫兵》外），并联合创办《山城战报》。”
1月夺权后在重庆建立的“革联会”，因为有重庆军方的强力介入和支持，在中共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决定出台以前，一直是代行重庆党政财文大权的地方权力机构。同时，又有当时四川“二月镇反”这个背景。因此，这个限制乃至取缔小报的“决定”一出台，各家小报纷纷关门停刊，连重庆最有名的最有势力的重大“8•15”的机关报《8•15战报》，也在3月中旬面临被迫停刊的命运。而按“革联会”的意思，整个重庆市只保留两家小报，一家是代表学生红卫兵的《山城红卫兵》，另一家即声称代表全市所有造反组织，却是由“革联会”自己主办新创的《山城战报》。可见，各地方当局（哪怕是“夺权”后建立的新权力机构），对小报的限制和打压是一贯如此，由来已久的事。
北京既是首都，又是小报最多的省市之一，在中央高层授意下，在限制打压小报的泛滥方面，出台的措施更多，也更为坚决。在中央转发北京那份文件不久，1967年9月8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与文革中职责和权力都很超常的北京卫戍区，联合发布了一份《公告》。这份《公告》明确规定，所有外地来京人员，不得在北京的学校、机关设立自己的联络站，也不得在京编印出刊自己的小报，违者将追究。这份《公告》的出台，大大限制了外地小报在北京编印发行的生存空间。
对北京本地的小报，在经费，尤其是印报必不可少的纸张供应，印刷条件方面加强控制和管理，同时采取种种限制措施，对一度处于无序状态的小报予以限制打压。在这种收缩态势下，大多数规模较小，无多大背景和势力的造反组织小报，自然难以为继，不得不关门停刊，消失于无形。而对那些有影响、有背景，能利用各种手段办法生存下来的小报，则是采取加强管理控制，甚至对报纸内容和发稿，予以审查，并对其发行范围和发行量加以限制的种种办法，进行规范和打压。
大概是1967年或1968年初，北京市专门成立了一个名为“社会印件办公室”的机构，隶属于北京市革委会，专门负责对印刷品（主要是“文革小报”、传单、各类资料等），对一切印件的管理、审查等。这个机构有点类似文革以至文革后的地方新闻局或新闻办之类。
关于这个特殊机构的存在及运作情形，当年在北京及全国颇有名气的清华《井冈山》的一篇文章就有所披露。1968年6月28日，清华《井冈山》第150期第4版上，刊载一篇题为《本报为什么拖期——敬告本报革命读者》的“本报编辑部”文章。文章说：
最近，关心本报的革命读者纷纷来访，来信，来电话，询问第一四八期本报为什么至今没有出刊。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请大家注意，第一四七期本报刊登了《就是要誓死保卫江青同志》的社论和《江青同志革命斗争事迹》。第一四八期本报拟发表《誓死保卫中央文革》的社论和《江青同志革命斗争事迹》（续完），并于六月二十一日上午排好版。但是，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北京市社会印件办公室突然提出要对本报进行新闻审查，然后决定是否可以出版。本报随即向市革委会有关机构表示，本报自创刊以来已出版一四七期（正刊），从未受过任何形式的新闻审查。社会印件办公室在我们继续发表保卫中央文革的社论和江青同志革命斗争事迹时突然提出要进行审查，这是一起严重的事件。在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斗争十分尖锐激烈、错综复杂的时刻，在杨余傅黑后台即将揪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时刻，发生这样的事情岂不是发人深醒的吗？
发生这样的事绝不是偶然的。今年三月本报旗帜鲜明地点了王关戚反党阴谋集团的名。这时，印件办公室竟然无理质问我们为什么要点名。并且蛮不讲理地威胁说：你们再这么点名，我们就不许你们出报！请同志们看一看，他们到底为那个阶级的政治服务，究竟站在那一边？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我们敬爱的总理和中央文革首长历来十分重视红卫兵小报，高度评价了红卫兵小报在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斗争中作用。但是，印件办公室的某些人却反其道而行之，千方百计阻挠红卫兵小报出版。他们除了对已经上级批准的红卫兵小报进行无理“审查”外，还从物质上施加压力。今年三月份以来，他们即停止对小报的卷筒纸的供应。最近，则更加直言不讳地对本报工作人员声称：“这样做，就是为了让你们越印越少，最后印一点在校里发发算了。”
文章披露的该“社会印件办公室”这位工作人员所说的那番话：“这样做，就是为了让你们越印越少，最后印一点在校里发发算了。”可以说，这正是代表了北京官方，对小报所采取的态度和对策。实际上，真正照此办理，曾经风光一时的小报，也就成文革前就有，而且现在也还在实行的不公开的内部资料性质的报刊了。发行和影响不超出校园的范围，而且自生自灭，听之任之。想当初，清华《井冈山》印数达数十万份，而且在全国一些主要大城市建有发行联络站，发行“航空版”，那是何等风光。如今沦落成仰人鼻息的“内部报刊”，“文革小报”走下坡路，衰退至如此，实在是大势所趋。
特有意思的是，这篇文章还透露了该“社会印件办公室”工作人员，借手中权力管卡索要，搞“腐败”的情况：“社会印件办公室到底是个什么组织，那里究竟是些什么人？这个组织，这些人一贯毫无道理地向来联系工作的单位索取体育表演、文艺演出票及各种报刊资料。你如果带来这些东西，他们便装模作样地翻一翻稿子，然后盖上‘此稿可用’四个大字，算是‘审查’完毕。在文化革命进行了两年的今天还保留着这种丑恶的资产阶级的工作作风，难道是能够容忍的吗？”
如果说，以清华《井冈山》为代表的红卫兵小报，此时面临有关当局的管、卡、压等措施的话，接下来，他们面临的却将是灭顶之灾。
4、毛泽东痛批“五大领袖”与红卫兵运动的终结
1968年从5月开始，到7月底，清华大学发生了震动北京，并最终触怒中央高层的“百日大武斗”。正是这场持续3个来月的清华“百日大武斗”，导致了整个红卫兵运动的终结。
清华大学虽然长期形成以蒯大富为首的“井冈山兵团”的一统天下，但文革派性仍在清华园内有所表现，一些不同观点或不满意蒯大富大权独揽的人，逐渐结成一个对立派别“414派”。在中国这种政治文化环境下，与掌权者对立的反对派，似乎总是会得到更多人的同情与支持，文革时期也是这样（其实，初期起事“造反”的造反派也是反对派）。由此，在清华校园内，与掌权者蒯大富等对立的“414派”，竟渐成气候，成了与蒯大富“井冈山派”不相上下的一股势力，挑战和威胁着蒯大富等人的“一统天下”。在筹建清华革委会时，蒯大富欲以其控制的“井冈山派”单独成立革委会，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高层，鉴于清华大学在全国高校红卫兵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及其示范意义，强调必须两派大联合后共同成立清华权力机构。蒯大富不愿与“414派”分享权力，乃决定孤注一掷，用武力打垮对方，重新恢复“井冈山”的一统局面。这种造反派向对立派别武力征服获胜而单独掌权并成功的先例，文革中亦屡有发生。最典型最著名的，要算王洪文率“工总司”在上海，先是砸了耿金章的“二兵团”，后来又武力攻打“上柴联司”及“支联站”，造就他的一统天下。上海当局及中央，在此事后亦表示认可，王洪文反而更得赏识和高升。
蒯大富挑起清华“百日大武斗”，正是欲模仿王洪文，走武力征服之路。
1968年5月29日，蒯大富在清华大学旧机电馆，召开“井冈山兵团文攻武卫指挥部”头头会议，决定第2天凌晨3时攻打“414”控制的东区浴室楼。5月30日凌晨3点，蒯大富亲去电厂下令拉闸断电，发出攻击信号。在蒯大富、鲍长康（文攻武卫总指挥）指挥下，“井冈山派”开始了对“414派”长达近百天的武斗内战。其间，双方先后使用了偷袭、强攻、火攻，甚至爆破等，双方互有胜负及人员伤残。
当年7月，在两派相持不下之际，蒯大富再次召开“文攻武卫总指挥部”高层会议，决定武力封锁“414派”的主要据点清华科学馆。蒯大富在会上下令，在封锁行动中，凡是对方有进出科学馆的人员，均可开枪。若因此打死了人，后果由“总部”承担。从7月4日开始，受命封锁科学馆的“井冈山”武斗队，连续发生开枪击人事件，仅7月中旬，共打死学生2人，另有1工人被打死，4名学生受重伤。
清华武斗造成的严重后果，很快报到中央高层，甚至惊动了毛泽东直接出面干预。有消息说，是被毛泽东任命为“联络员”，专门掌握搜集首都各高校动态情况的毛泽东与江青之女李讷，直接向毛泽东汇报后引起毛泽东高度关注的。毛泽东不能容忍这些“学生领袖”的无法无天，遂向北京市革委会下令组织工宣队进驻北京各主要大学，从学生红卫兵手中接管文革大权。7月28日，按毛泽东指令迅速组织起来的，据说达数万之众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头进驻首都各大专院校。然而，进驻清华大学的工宣队，却遭到蒯大富所控制的“井冈山兵团文攻武卫指挥部”学生武装的猛烈抵抗，伤亡惨重。
蒯大富等人大概预感到工宣队的进驻，将宣告他们在清华校园一统天下局面的终结，而且，当时也不知派工宣队是毛泽东亲自决定，所以才敢不顾后果地下令武力抵抗。赤手空拳，毫无准备的工宣队员，连续遭到学生武装用长矛、铁棍，以至枪支、手榴弹的袭击。当天即打死工宣队员5人，打伤731人，景况惨烈。消息自然很快报到毛泽东那里。
7月28日凌晨3时半，震怒之下的毛泽东，紧急召见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等“五大领袖”，陪同接见的有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德等。毛泽东余怒未消，开门见山地说：“今天是找你们来商量制止大学武斗问题，怎么办？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一不批，二不斗，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院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们那一派的人也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农民、战士、学生的大多数。有些学校搞了些斗黑帮，但很不够，就是因为分了两派，忙于武斗。”
毛泽东不客气地给几位“学生领袖”下了最后通牒：“现在提出两个办法：一、实行军管；二、一分为二（就是两派可以分两个学校，住在两个地方）；三、斗批走；四、继续打下去，打他十年八年地球还是转动。这个问题现在也不必答复，回去你们商量商量，讨论讨论。”
最后，毛泽东严厉地警告说：“有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陕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要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遭此打击，不仅是清华的蒯大富，就是聂元梓、谭厚兰、韩爱晶等及其所掌握的红卫兵组织，就此失去毛泽东和中央高层依托。
几天后，毛泽东又做出一个有重大象征意义的举动，将外国客人送赠他的礼物芒果，转送给工宣队。在中央安排下，媒体作了空前规模的宣传。8月15日，毛泽东亲自接见了工宣队代表，显示其对工宣队的肯定和支持。10天后，中央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第2天，《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这一系列举措，正式宣告了红卫兵运动的终结，表明毛泽东及中央高层，已经将文革初期不可一世的“宠儿”红卫兵抛弃，他们不再是可以左右文革局势的重要力量。再以后，大专学生面临毕业分配，初高中学生遣送下乡，曾经风行一世，似乎风光无限的“红卫兵小报”，绝大多数也就此划上句号。
5、为小报唱挽歌的各类“工人报”
在“文革小报”明显走衰落的大背景下，大致从1967年下半年开始（主要则是1968年），全国各地相继出现了一批报名为《XX工人》或《XX工人报》的小报，笔者将其统称为“工人报”。这类“工人报”的出刊时间，有些一直延续到1970年代初期。无论从出刊时间，还是其所反映的社会政治生活内容，以及已经比较规范的文风版式来看，这些“工人报”都属于“文革小报”的末班车。按笔者的说法，它的出现，实则是为“文革小报”唱最后的挽歌。
大致说来，这些“工人报”具有以下一些特征：其一，创刊时间晚，一般都是在1968年下半年，甚至1969年才创刊；其二，其主办者不是什么“造反团”、“战斗团”、“总部”之类，而是省、市（地区）、县“工代会”；其三，这些“工人报”尽管还有一些“大批判”之类的内容，但更多的，是强调正面宣传，已经带有几分“官报”性质，而与“小报”的特征越来越远。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类“工人报”（或者类似报纸），真正是风行一时的“文革小报”的最后挽歌。它既延续继承了文革群众组织造反小报的某些特征，但似乎又试图往“官报”靠拢，已经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小报”。而且，现实的情况也真正是，经历了“工人报”这个短暂的有些不伦不类的过渡期之后，“文革小报”也确实完全消亡了。
各类“工人报”的出现，是全国文革大局发展演变的结果使然。各地夺权并建立“革委会”后，中央和地方当局为加强对局势的控制和引导，提出大联合的号召，并以首都北京为样板，相继建立了“红代会”（即红卫兵代表大会）、“工代会”、“农代会”等三大全市性的大联合体，分别将学生、工人、农民等群体及其造反组织置于其控制管理之下。其间，一些造反团队已被以这种大联合名义取消瓦解了。于是，从首都到各省、市、自治区，再到各基层的地、市、县，除“红卫兵代表大会”之外，一批名为“革命职工代表大会”、“贫下中农代表大会”之类的组织，在各地纷纷建立起来，并逐渐成了官方当局支持和得以依靠其控制局势的基本力量，占据了社会主流位置。其后，甚至完全取代了当初的造反组织。
这类“工代会”建立以后，为舆论宣传需要（而且当局也乐于让其取代原先过于杂乱，且自行其是的各类小报），基本上都新创一份小报作为其机关报，这就是各类“工人报”出台的背景。北京的“工代会”成立较早，北京“工代会”成立以后，即以“北京市革命职工代表会议常设委员会”的名义，出刊一份小报《北京工人》。这份《北京工人》，虽然创刊于局势动荡混乱的1967年初夏，但其办刊倾向已有向正统官报靠拢的迹象，因之在众多的北京小报中，不算引人瞩目，影响也不大，绝对超不过北京城区范围。不过，有意思的是，该报1967年6月初出刊的第8期却在其2版刊发了一则消息。该消息称：
经中央文革批准可在全市公开发行的小报有下列十种：清华《井冈山》、北大《新北大》、北航《红旗》、师大《井冈山》、《红色工交》、地院《东方红（报）》、矿院《东方红》、《首都红卫兵》、《兵团战报》、《北京工人》。
《北京工人》刊发的这则消息，尚无可靠证据证明确有其事，但显然也不会是空穴来风，象《北京工人》这类比较正统的小报，是不敢“造谣”造到中央文革头上的。《北京工人》发这则消息，也是为显示其得到官方高层认可的特殊地位。这从一个侧面，也可看出当局早在1967年春夏之交，就有控制限制小报过分泛滥的势头。以当时北京来说，各类小报已达数百种之多。目前限制到仅10种小报能公开发行，可见控制限度之大。当然，由于局势动荡混乱，各种势力之间利益关系复杂，小报泛滥势头真正控制下来，是1967年底到1968年间的事。
上海因为王洪文的原因，情况比较特殊，一直没有全市性的“工代会”，而由王洪文控制把持的“工总司”取而代之。因此，上海无《上海工人报》之类，而由“工总司”机关报《工人造反报》代替其地位和作用。
由“天津市革命职工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主办的“工代会”小报，最初名为《革命职工报》，创刊于1968年，之后1969年才改为《天津工人》，署名“天津市工代会主办”。其他省市，如安徽省工代会主办的《安徽工人》，以及安徽合肥市工代会常设委员会办的《安徽工人》，浙江杭州市革命职工委员会主办的《杭州工人》，以及浙江金华地区工代会主办的《金华工人》，江苏镇江工代会主办的《镇江工人》，无锡市工代会主办的《无锡工人》，南京市工代会主办的《革命工人》，扬州市工代会与扬州工人革命大联合委员会合办的《扬州工人》。河南省郑州地区工代会主办的《二七工人报》；辽宁旅大工代会主办的《旅大工人》；吉林省长春市工代会主办的《春城工人》，吉林省四平市工代会主办的《英雄城工人》；内蒙古呼和浩特工代会主办的《工人风雷》；湖北武汉地区革命工代会主办的《武汉工人》；湖南长沙市工代会主办的《工人战报》，湖南省工代会主办的《新湖南工人》以及后来由湖南省工代会与长沙市工代会合办的《湖南工人报》；陕西省西安地区工代会主办的《西安工人》；贵州省工代会主办的《贵州工人》等（此外，贵州还有一份由贵州省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常设委员会主办的《贵州农民》）。
除此之外，有些地区和城市的工代会所办的这类工人小报，不用《XX工人》这种常见的方式，而是另用一种比较时髦，也比较有革命性的报名。如河南开封地区工代会的机关报，名为《无产者报》。这份《无产者报》寿命较长，一共出刊100多期，后来与开封地区农代会又合办的一份《新开封报》，才停刊结束其使命。此外，江苏镇江地区工代会（筹）办的小报，也取名《无产者》。其他，如黑龙江大庆工代会的小报，取名《大庆风暴》，辽宁锦州市三代会（即工、农、红“三代会”）的小报名为《战火正红》（后又更名为《战报》），山西大同市工代会的小报名为《消息导报》，而山西平定县三代会的小报名为《看劲松》，湖北黄石工代会的小报名为《钢城战报》。笔者家乡四川省自贡工代会成立后，将原几个“司令部”合办的《盐都炮声》小报更名为《自贡工人造反报》，作为自己的机关报。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些省市和地县当局的做法更干脆，如上文已经提及的那样，甚至不让当地的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各自办自己的小报，而是由所谓“三代会”联合办一份报纸，或是已经有的也强行停办合并，办成一份小报，直接命名为《三代会报》之类。如福建省福州市工代会、贫代会、红代会于1969年3月底创刊的《三代会报》，河南省“南阳地区三代会”主办的《南阳三代会》，以及开封地区工、农、红代会合办的《新开封报》，江苏扬州市工、贫、红三代会主办的《风展红旗》，江苏宜兴县三代会合办的《宜兴风暴》，江苏丹徒县工农红代会主办的《东风战报》，江苏丹阳县三代会筹委会主办的《新丹阳》，镇江工农红代会主办的《镇江工农红》。
四川的地、县（市）一级小报，后期被打压合并后，由这种“三代会”名义合办的情况，更为普遍。如四川内江市原来由内江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办有一份《沱江怒吼》的小报，内江市“三代会”建立后，即将《沱江怒吼》接管，改为“三代会”名义主办。万县市的情形也类似，原来由万县市赤旗战团与工人造反军合办有一份《江城战报》，万县市“三代会”成立，也将《江城战报》接管过来，由“万县市三代会合编”。富顺县情况更特别，小报《红旗》，原来由富顺二中红旗八•一〇革命造反队主办，富顺县“三代会”成立，即将这份由中学造反派办的小报改作“三代会”的机关报。四川其他由“三代会”合办的小报，还有隆昌县三代会办的《隆昌风雷》，永川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办的《永川红旗》，以及荣昌“两代一筹”（即其中有“一代”还处于“筹备组”阶段）主办的《荣昌战报》等。
总之，这类由所谓“三代会”合办的小报，类型大致也如各类“工人报”，属于那种末代挽歌性质的小报。这种小报一旦被停刊、终刊后，也就正式宣告了“文革小报”的终结。
6、上海《工人造反报》终于停刊——“文革小报”的绝唱
如果说，各类“工人报”可以称为“文革小报”终结前之最后挽歌的话，那么，上海“工总司”所办的《工人造反报》的停刊，就算得真正意义上的“文革小报”之绝唱。
1971年4月9日，中共上海市委发出《关于加强上海报刊工作的决定》。该《决定》称：
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上海各报刊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推动全市的革命大联合、三结合，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落实党的政策，完成斗、批、改各项任务等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广大读者反映：上海一地报刊过多，内容重复，不利于进一步加强党的宣传工作。市委也深感报刊过多，不易管好。经过反复酝酿，市委决定《支部生活》、《工人造反报》自四月中旬起停刊，集中力量办好《文汇报》和《解放日报》。
为了安抚当时势力还很大的“工总司”各级头头和人数众多的造反队员，《决定》还带点解释性地说：
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全市的各级党组织都应该关心、支持和监督报刊的工作。应当向广大群众说明，停办《支部生活》和《工人造反报》是为了集中力量办好《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加强对报刊宣传工作的统一集中领导。这样做，报刊数量少了，要求更高了，不是减轻了全党办报的责任，而是加重了责任。各级党组织应当继续加强对报刊通讯员的领导，积极向报刊提供工作情况，提供稿件，提出对报刊的批评和建议，把我们的报纸办得更好。对《支部生活》和《工人造反报》的原订户，应该鼓励他们订阅《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也可改订《文汇报》、《解放日报》或退款。希望各级党组织协助邮政局细致地做好这项工作。
既然中共上海市委已经正式出台了这个《决定》（估计事前已与“工总司”头头谈妥或正式通报过），《工人造反报》不得不奉命行事，终于在上海市委宣布的期限内（4月中旬），于4月15日的第445期，在头版左下方刊载了一份题为《坚决拥护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加强上海报刊工作的决定》的“终刊公告”，全文如下：
我们坚决拥护、坚决执行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加强上海报刊工作的决定。《工人造反报》到本期止终刊。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世界上存在着阶级区分的时期，报纸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列宁也曾经指出：“党的一切报刊，不论是地方的还是中央的，都必须服从党代表大会，服从相应的中央和地方党组织。”
市委的决定，是加强党对新闻报道的集中领导，进一步做到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的需要，是斗、批、改革命群众运动深入发展的需要，要集中力量办好党的报纸，充分发挥报纸的革命舆论阵地作用的需要，是完全符合党和上海工人阶级的利益的，是十分必要的。
《工人造反报》从创刊到现在已经有四年多了。这四年多来的斗争实践，使我们深切地体会到 ：紧跟毛主席就是胜利，照毛主席指示办事就有力量，沿着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前进就有方向。
从这四年多来的宣传工作中，我们得到了广大革命工人，各条战线的通讯员和广大读者的热情支持和帮助。在这里，我们向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崇高的革命敬礼！
我们希望广大革命工人和本报的通讯员、读者，在坚决贯彻市委的决定的过程中，更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阅读党中央的机关报刊《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积极支持党的报刊工作，为进一步办好党的报刊，更好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共同努力。也希望本报的原订户踊跃地改订中央报刊或改订上海的《文汇报》、《解放日报》，或者退款。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在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市委的决定推动下，通过广大革命群众和兄弟报刊同志的努力，上海的报纸定将办得更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事业中，发挥出更积极的作用！
让我们高举“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道路上奋勇前进！
工人造反报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四日
不过，据说“工总司”一帮头头同意《工人造反报》正式终刊，也是压力之下的无奈之举。这个压力既有来自顶头上司上海市委，也有来自其他地方（甚至包括中央高层）。因为，此时放眼一望，偌大一个中国，能以“造反报”的名义公开出刊并广为征订发行，而且公然打着“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这样刺眼的造反组织来主办的报纸，也仅此一家。上海虽有王洪文以特殊地位宠着护着，但对其他省市的造反组织，却是一个强刺激，也是心目中以资比较对照的一个样板。那些外省市造反派头头，经常拿上海“工总司”及《工人造反报》说事，给地方当局对自己的打压限制寻找不满的借口。甚至向中央上告。由此，弄得一些省市地方当局很头痛，经常向上海市委查询以至交涉，让上海市委深感被动。而且，好像中央高层也在过问此事，如此，上海市委不得不狠下决心，亮出此招，将《工人造反报》停刊。事前，自然免不了先给王洪文为首的“工总司”头头通了气，做了一番工作。而且，为了对外界表明此举不是专门针对《工人造反报》一家的，还特意捎上一份官方刊物《支部生活》陪宰，让其与《工人造反报》一并停刊，让“工总司”一帮大小头头及造反队员，多少寻得一点心理平衡。
如此，从1966年下半年起势，到1967年文革高潮中风起云涌，大放异彩的“文革小报”，历经1968年的退潮，1969年的没落，直到1970年代初的以“工人报”等名义进行的最后挣扎，终于在1971年4月以《工人造反报》的终刊而划上句号，宣告其历史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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