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 忆 2012年12月31日12期 REMEMBRANCE 总第九十一期 2008年9月13日创刊
目录
【专稿】 胡庄子 “西纠”九问
【林彪研究】 于鹏飞 杜鹃 “但悲不见九州同”——王维国遗稿读解(一)
【评论】 顾 土 从“反革命分子”到“汉奸”
【博士论文】 向 前 政治身份体系下的社会冲突——文革初期群众行为的社会根源(六)
【文摘】 谭合成 道县周边十县市文革杀人事件概述 葛蕴芳 我这一辈子(节选)
【编读往来】 1.刘进纠错,2.冯敬兰纠正错字 3.黄斌华来信 4.本刊年终小结
【总目】
《记忆》2012年总目录
【专稿】
“西纠”九问
胡庄子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指挥部”,简称“西纠”。“西纠”的成立,是红卫兵运动中的一件大事。“西纠”的“通令”和行动,极大地影响了红卫兵运动的进程。但长期以来,“西纠”的面目含糊,许多问题无法得以澄清。笔者从手头掌握的相关资料中,清理出九个问题。或许可以引起大家对“西纠”的兴趣,促进“西纠学”研究的深入。
一、“西纠”成立于何时?
“西纠”是1966年8月25日成立的。 8月25日,由北京三中、红大附中(女一中)、北京四中、女三中、六中等31所中学红卫兵组织在北师大女附中集会,联名发表了《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宣告成立》,《宣言》全文如下:
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为了支持广大红卫兵造资产阶级的反,为了更好地完成党中央、毛主席和广大工农兵群众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宣告成立。 这个决定是八月二十五日,西城区三十一个学校讨论通过的。 纠察队是红卫兵自己的组织,他的成员是红卫兵的优秀分子,中坚力量。纠察队是革命的造反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京部队的亲密战友。纠察队是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队。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的成立是我们全体红卫兵的大喜事。它再一次表明我们的红卫兵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的红色革命组织。既是敢想、敢说,敢革命,敢造反的先锋队,又是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勇敢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战斗队。 我们的职责和权利:1、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忠实执行毛泽东思想,热情宣传毛泽东思想,勇敢捍卫毛泽东思想。2、坚决地协助红卫兵的革命造反行动。3、坚决镇压地、富、反、坏、右、资和他们的孝子贤孙的反革命行动。4、有权撤销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品和禁令。5、有权检查各学校、各机关、各工厂、各单位的红组织。6、有权扣押假红卫兵和流氓。7、在其它各区纠察队未成立之前,一些重要的国家机关和主要街道,暂由西城分队代行保卫职权。 此令八月二十六日十时实行。我们要求广大工农兵群众和各地区的公安机关协助我们工作。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文后是31所学校的37个红卫兵组织的署名。不久,西城区又有19个红卫兵组织加入“纠察队”。 其实,西纠在正式宣告成立之前,已经开始运作了。下面,是国务院办公厅一份文件上的文字 : 行政处:北京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区分队,需要经费伍千元,已经周秘书长同意,由中央行政经费中开支。请你们一次拨给伍千元,由他们掌握开支,以后清算列入我局预算内资金报销。 经费处 马健 1966•8•4(李梦夫9月4日在这份报告上批示“同意”。) 从这份文件上可以看出,“西纠”在正式宣告成立之前,已经以“北京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区分队”的名义进行准备。可以说,“西纠”在8月初已经开始运转。 “西纠”成立后,北京市东城区(9月10日)、海淀区纠察队(具体时间待考)相继成立,但他们的影响远没有“西纠”大。
二、为什么成立“西纠”?
1966年8月,史称“红八月”。因为得到毛泽东的肯定,红卫兵的称号十分响亮。为什么西城区的小将们别出心裁地成立一个“纠察队”? 陈毅之子、北京八中的陈小鲁回忆说:“八月份,天下大乱。红卫兵在苏联驻华大使馆前开大会、游行,把那条街改名为‘反修路’。八中也有人参加,他们回来告诉我说,总理讲了:中学红卫兵是一盘散沙,不知道谁是头儿,找不着头儿,也管不起来,有些精神也传不下去。……从这个信息里,我觉得,现在太乱了,中央找不到头绪,也着急。那我们就根据《十六条》说的,‘自己教育自己’嘛。红卫兵的缺点、错误,也要有人来管呀。别人不管,也管不了,但自己应该管一管自己。有人说,你成立的组织管得了别人吗?我说,咱们可以串联呀。我就去找四中、六中的朋友商量,提出成立‘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每个学校红卫兵组织,抽出十几个优秀的人,做纠察队队员,管理好自己的学校,再组成一个联合的指挥部,来统一调度。……结果我们一拍即合,马上就召开了一个西城区各校红卫兵组织都参加的会。” “西纠”成员、四中的刘宣辉文革后回忆说:“当时清华附中和北大附中有‘创始红卫兵’和‘红卫兵运动策源地’之称。我们只能算是第二批。但第二批对第一批却很有些看不上眼。首先就是对‘红卫兵’三个字瞧不上眼,觉得这个名儿太嫩,太小儿科。再就是那一身行头,也就是后来那个著名的红卫兵式军装。不就是人家没有你们有么,显摆什么呢?还戴上袖章,红红绿绿的,盛装游行似的,觉得太张扬,这都不大合我们的心思。”“海淀区的红卫兵一直都是群龙无首,他们中有一些活跃分子,像卜大华、牛皖平、骆小海、彭小蒙、张承志、陶正,都是红卫兵运动的发起人。……但他们始终没有一个公认的头头。城区则表现出组织意识,八中以陈晓鲁为首,六中以董良翮为首,四中则产生了一个领导集体,为首的是孔丹,成员有秦晓、李三友、马凯、戴小明、周坚、赵胜利等等。这三个学校成为城区红卫兵的主力,但最初都不肯叫红卫兵,而是各有名堂。”“当时四、六、八三个中学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纠察队’,专门纠察红卫兵。”“西纠是我发起成立,是要纠察红卫兵的。” “西纠”成员秦晓回忆说:“借鉴当年周总理领导上海工人起义时成立的工人纠察队,我们也想成立一个红卫兵纠察队。” 8月25日,也就是“西纠”成立的同一天,北京三中、女三中、四中、女四中、六中、女六中、八中红卫兵联名发表的《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 ,文中更加直接地透露出“西纠”成立的原因:
目前,正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汹涌澎湃之时,阶级敌人刮起了一股黑风。他们也喊“造反”,也组织“造反队”,但他们造的是无产阶级之反。他们也提“倡议”,也发“通令”,但他们发出的是形“左”实右的反革命的叫骂声。他们甚至把矛头指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指向我们的革命老首长、老干部。他们抄革命老首长的家,截革命老首长的车,咒骂革命老首长“生活腐化”、“养尊处优”,勒令“搬家”,“辞保姆”,打匿名电话进行威胁,等等。这是疯狂的阶级报复!这是十足的反革命!我们革命的红卫兵绝对不能容忍!绝对不能答应!! 我们最严重的警告那些地主资产阶级混蛋们: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已经成立了!你们胆敢“造反”,胆敢“翻案”,胆敢再动我们革命老前辈的一根毫毛,我们就和你们拼命!断头流血何所惧!横扫妖魔全无敌!反正国家机器在我们手里! 革命的红卫兵们,立即团结起来!行动起来!保卫国家机关!保卫国家机密!保卫革命老前辈的安全!维护社会治安!坚决打退反革命分子的猖狂进攻!
这些话语和8月25日公布的《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宣告成立》中的观点十分一致,又一次亮明“西纠”的思想观点和成立的目的:崇尚血统论,保护老干部,规范红卫兵的造反行动,维护造反秩序。这是“西纠”与其他造反派组织的分歧和重要区别。 对“西纠”成立的目的,造反派红卫兵看得很清楚,他们后来批判说:
八月下旬,成千上万红卫兵冲向社会,横扫四旧,抄家,清出社会的渣子,形式轰轰烈烈,好得很!真是大快人心。革命的呐喊吓坏了那些资产阶级老爷们,那些躲在幕后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慌了手脚,他们视革命群众为洪水猛兽,他们眼看革命烈火烧起来了,就迫不及待地跳出来镇压,不许群众造反。西城纠察队就在这种形势下粉饰登台了!他以“维护秩序”为名,四处纠察,实际是到处破坏真正的革命秩序,在那里维护旧秩序,站在革命群众的对立面,抓住运动的一点缺点大做文章,就是不许群众大破旧世界!在革命群众还未站起来就想把他束缚住,打下去!他高高挂起“保卫老首长”的招牌,保这保那,不许造反派造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保”就是它的宗旨,“维护”就是它的天职。它是多么理想的一支御林军!多么合适的一支宪兵队!那些时时窥视革命的缺口,想从中以求一利的家伙们是决不会放过这一可以利用的组织,借其顽固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其心何其毒也!西城纠察队当初真是威风不可一世,驾于一切之上,什么群众、红卫兵都得听我的。在伟大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它总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势力一边,去镇压那些处于少数但坚决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派!他跟着幕后操纵者的指挥棒转,以革命群众的“太上皇”的面目出现,成为打击群众镇压革命的宪兵队。
三、“西纠”领导层成员都是谁?
“西纠”领导及其成员都是根红苗正的干部子弟。 1966年12月初,江青在一次座谈会上了解到北京六中“劳教所”发生的暴力事件,她说:“西纠的大头子叫孔丹,他父母有问题。周荣鑫也推脱不了责任。” 《西城纠察队的罪恶史》一文中说: 1966年“8月25日晚,有31个学校参加,在师大女附中召开各校红卫兵头头会议,正式成立西纠。由北京市第四中学、第六中学、第八学校、女三中起草宣言并由四所中学在西纠中负重要责任。选出总部头头:孔丹(四中,国务院副秘书长孔原之子。孔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自杀未遂,孔丹母亲许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自杀)、王××(四中)、赵××(四中)、陈××(八中)、董××(六中)。委托四中成立一个所谓机动连。国庆后,郭冀豫、兰小兵、骆小峰加入总部工作。” 经考证,“赵××(四中)”指四中的赵胜利;“陈××(八中)”指八中的陈小鲁,他是陈毅元帅的儿子;“董××(六中)”指六中的董良翮,他是董必武委员长的儿子。“王××(四中)”是谁,待考。 《西纠黑幕》中说:孔丹是“西纠东纠里最大的头目,四中革委会主席”;郭冀豫是“四中红卫兵,西纠小头目。” 北京六中遵义战斗团编印的《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称,“栗胜利,西纠头目,杀人凶手,已捕”;宋路,“西纠的组织部长”。 这些文字是造反派红卫兵批判“西纠”时的资料,其中不准确甚至歪曲事实的现象肯定在所难免。但它毕竟给我们了解真相提供了一个线索。 2011年,“西纠”领导人秦晓在《走出乌托邦》中说:“‘西纠’的司令是孔丹,陈小鲁是副司令,董良翮(董必武之子)是不是副司令,我记不清了,我是宣传部长,我记得王向荣是作战部长,赵胜利是后勤部长。”这大概是比较权威的说法了。
四、“西纠”发出几道“通令”?“通令”是谁写的?
“西纠”发出的“通令”影响很大。造反派说,“西纠”是靠“通令”起家、扬名的。 一般地认为,“西纠”先后发出十道通令。“西纠”1966年9月17日编印的《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指挥部通令集(1—10)》,收入10道“通令”。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第二版),也只收入这1—10道“通令”。其实,“西纠”共发出十三道通令。因为《通令集》印刷较早没有收入后三个“通令”,六中的《红卫兵报》也没有刊登第 11—13号“通令”,加上当时“西纠”已受到批评,“通令”的印刷、转印都大量减少,所以后三个“通令”传播范围较小,文革后不为人所知,有些甚至连原文也很难找到了。这十三道通令是: 第一号通令,1966年8月26日。 第二号通令,1966年8月26日。 第三号通令,《关于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的八点意见》,1966年8月27日。 第四号通令,《关于对地、富、反、坏、右、资的家进行抄查的意见》,1966年8月29日。 第五号通令,《关于用文斗不用武斗的意见》,1966年9月3日。 第六号通令,《关于文斗问题的补充说明》,1966年9月9日。 第七号通令,《关于驱除地、富、反、坏离京的意见》,1966年9月9日。 第八号通令,《关于第六、七号通令的补充和说明》,1966年9月11日。 第九号通令,《关于“十一”接待外宾工作的意见》,1966年9月14日。 第十号通令,《关于迎接外地同学来京进行革命串联的意见》,1966年9月14日。 第十一、十二、十三号通令。(按:笔者认识一位专门收集传单的北京藏友,他收集有第十三号通令。) 8月31日,叶剑英在天安门城楼见到孔丹等“西纠”代表时,称赞说“西纠”的“通令”写得好。 “西纠”的“通令”,鲜明地反映了“西纠”的立场和观点。可以看出:纠察队忠于毛泽东思想,崇尚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坚决造地、富、反、坏、右、资“黑六类”的反,宣扬血统论,保卫党组织,保护老干部,特别是把维护社会秩序作为主要任务,试图对红卫兵运动进行干预和指导。 北京四中的李三友(其父是北京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号称“李铁笔”,是十三道“通令”的主要起草者。秦晓回忆说他也写了两个。“通令”的撰写可能得到了官场人物(或者“走资派”)的指点。 《西城纠察队的罪恶史》中说:“中央文革早在九月份就打电话给许明,问西纠组织情况,是否有人辅导写通令,说通令不像孩子写的。许明当时矢口再三否认,说她改过二次,只是字面上,与内容无关。”许明是孔丹的母亲。《西城纠察队的罪恶史》还说:“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手下要人李梦夫起草了《首都红卫兵纠察队员手册》。”《西纠黑幕》说:“石油部与西纠有密切关系,宣言和第一号通令是宋惠写的,并专拨戛斯卡车一辆供七中的西纠队员使用。”周荣鑫“亲自指导写了臭名远扬的第十三号通令。” “通令”的印刷得到了一些报社的支持。《西纠黑幕》说:“《×××报》社、《光明日报》社都帮西纠印通令,而以国务院印刷厂最为积极,通过周荣鑫、许明的关系,先后印了6—13号通令,《首都红卫兵纠察队员守则》、《歌颂32111》、《做老红军的好后代》、《国庆献辞》等,并给‘整风声明’和另一通知排了版。《工人日报》社也很卖力气,排印了《成立宣言》、《第一号通令》、《整风文件》等,《工人日报》社的印刷就是石油部办公厅主任宋惠出面搞的。” “西纠”的“通令”,符合一部分人(主要是革干子弟、当权者)的愿望,被各地大量翻印。《西纠黑幕》说:“在武汉纠察队总部的墙上不贴毛主席语录,却用大字抄着西纠1—7号通令。上海市委每一号通令都翻印十万份,大肆张贴在街上,到处可见。上海某地开辩论会,不读主席语录,相反竟大读通令。” 毛泽东的文革的整肃重点是“走资派”(地、富、反、坏、右、资“黑五类”当然要打击,但不是重点),毛要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通令”维护秩序,保护老干部(包括所谓的“走资派”),显然不符合毛泽东的要求。后来,造反派红卫兵严厉地批判“通令”——
西纠建立于破四旧的后期,矛头又是指向社会上的牛鬼蛇神。但由于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的主要敌人认识不清,因此,西纠的大方向并不清楚。由于对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不理解,对革命的“治”必须建立在大“乱”旧的修正主义秩序的基础上不理解,因此西纠把维持社会秩序当作自己的主要任务。由于对“老干部”缺乏阶级分析,因此西纠从一开始就有较强的保守性。在党内走资派的利用下,西纠由初期的方向不明、偏于保守,后期滑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 一九六六年九月,一股妖风从地洞吹了出来。西、东纠察队成立了,这群可怜的老保,自从他们成立纠察队那天起,就用尽了世界上最恶毒的语言,猖狂攻击毛主席革命路线。他们抛出一连串所谓“通令”,大叫什么要“保护老干部”,什么“黑五类狗崽子休想翻天”,什么“外地来京学生马上离开北京”等等,用以残酷镇压革命造反派,一时间,妖魔乱舞,鬼哭狼嚎,他们妄图用这股反革命的黑风保护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阻止革命滚滚向前,扑灭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在这关键的时刻,又是首都兵团首当其冲,冒着生命危险,挺身而出,大造西纠所谓“通令”的反,以震撼天地的气魄痛斥他们的“通令”,一针见血地指出,发通令的嗜好,是那些热衷于特权地位的混蛋们的把戏,发通令的一帮子保爹保妈派,完全是出自保护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卑鄙用心,企图镇压革命运动。
“西纠”的“通令”,宣传了“西纠”的观点,为“西纠”打造了强大声势,同时也为造反派批判他们、为中央文革要求他们解散组织,提供了依据。
五、“西纠”是否主办过《红卫兵报》?
北京六中主办的《红卫兵报》,1966年9月1日创刊,是创刊最早的中学红卫兵小报。 六中红卫兵是“西纠”发起单位之一。“西纠”与六中红卫兵主办的《红卫兵报》有着“血缘”关系。西纠的“通令”,一方面印成传单散发,一方面通过《红卫兵报》刊发,扩大影响。 “西纠”一度主办了《红卫兵报》。《红卫兵报》第二期赫然标明“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主办”。这期报纸第四版发表“声明”指出:“为了更好地发挥《红卫兵报》的战斗作用,使《红卫兵报》能够及时地、广泛地、深入地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当前轰轰烈烈的革命形势,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服务,我们声明:《红卫兵报》从第二期开始由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区指挥部主办。今后,我们将更高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这个报纸办成一个革命的报纸,战斗的报纸。” 《红卫兵报》的主编于晋回忆说:“正当我们以百倍的精力投入到第二期的出版工作时,我们接到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的电话,邀请我们六中红卫兵报的同志去他们那里,说是有事相商。孙克亮、孙长泰、于晋等去了那里。记得西纠是在西单北大街的一个什么胡同里。接待我们的是西纠的负责人孔丹、秦晓还有李三友。见面寒暄了一阵后,孔丹开门见山地说,你们出的红卫兵报影响很大,在社会上也引起了轰动。我们原也想出报纸,因为报纸的影响力、宣传力是其他舆论工具不能比拟的。但是你们走在了前面,以北京六中红卫兵的名义出版了报纸。我们想与你们合着出版这份报纸,不知你们意见如何?听完孔丹的提议,我们觉得有些突然,几个人合计了一会后,由孙克亮代表我们发言。首先讲了我们办报的初衷及经过。而后又讲,同意西纠负责人孔丹的提议,将六中红卫兵报变为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主办。同时提出我们已有的办报机构保留。他们也同意了我们的意见。于是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第二期即改由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主办。接下来双方研究了第二期的主要内容等事宜。我记得第二期刊登有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的第五号通令,据讲是由孔丹执笔的。还有李三友写的“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的社论,以及六中红卫兵报改变主办单位的声明。一九六六年九月四日红卫兵报第二期出版。” 西纠主办的《红卫兵报》仅出了一期。秦晓回忆说:当时这些小报都是找一帮人骑着自行车出去卖的。《红卫兵报》第三期仍由六中红卫兵主办。这其中的原因,于晋回忆说:“在筹划第三期报纸的内容和以后办报的方针时,我们与孔丹、秦晓和李三友他们发生了分歧。于是我们有了第二次见面。由于协商未允,双方只好握手道别,好说好散。第三期主办方又改由北京六中红卫兵主办。” (于晋的博客)《西纠黑幕》说:“由西纠主办的《红卫兵报》原为六中主办,后经西纠讨价还价,六中同意从九月初(第二期开始)起移交西纠。四中派出秦×、戴××等去任编辑。出的几篇文章多是“保”字号的,或是宣传反动血统论。后西纠头目孔丹不同意办报(原因是效果不如通令),才继续由六中办此报。” 陈伯达发现六中劳教所的恶行之后,11月19日和21日两次到六中,明确要求停办《红卫兵报》,他说:“你们的报要停办了,(你们的行动)对你们的报是一个讽刺。这样的报可以不办。” 《红卫兵报》出版至第15期(12月22日)停刊。
六、“西纠”主要有哪些活动?
——“破四旧”。吴德回忆说:“那时,已经产生了西纠,说破四旧是他们发起的,我怀疑。我估计是中央文革小组发起的……。” “西纠”不是“破四旧”的发起者,中央文革小组也不是。北京的“破四旧”是从8月18日零点50分北京第二中学红卫兵发出《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开始的。但“西纠”与“破四旧”密不可分。“西纠”是“破四旧”的主力。他们发出的“通令”是指导“破四旧”的重要文件,其成员更是积极参加“破四旧”运动。为“红八月”“破四旧”伴奏的《造反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你就滚他妈的蛋!滚、滚、滚!滚他妈的蛋!)作者是西纠成员、北京四中的刘辉宣。文革初期,“破四旧”被赞扬时,“西纠”成员都把“破四旧”当作自己的功劳。 ——保卫老干部。在“西纠”的《通令》中,基本上没有使用过“打倒”“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类的词汇。相反,他们鲜明地提出保卫老干部。在周恩来的布置下,他们保护了班禅、宋庆龄、何香凝、郭沫若、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程潜、蒋光鼎、蔡廷锴、沙千里、张若溪、李宗仁、程砚秋的住宅,使他们免受抄家之虞。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到地质部保卫何长工。9月5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大闹地质部,“揪斗邹家尤”(邹为地质学院工作组组长),“炮打何(长工)家店”。《西城纠察队的罪恶史》说:“九月六日早上,各校西纠队员奉总部命令先后来到地质部。西纠一进地质部就封锁了主楼南门,利用何长工等人提供的广播室大肆广播镇压革命群众的保皇文章,向地院东方红施加压力,并增派‘宪兵’把地院东方红战士包围在楼前院内,连厕所、看病都要受到刁难。……西纠一到, 何长工就如见到救命恩人,多次接见,亲自指挥。这些‘宪兵’一见老首长如此‘受气’,不禁‘阶级感情’大起,拳打脚踢,气势汹汹,分关把守,对东方红战士大打出手……。西纠的后台之一许明怕露出马脚,急忙在第二天打电话给她的宠儿(孔丹,西纠大头目),命令他们撤退,直到第三天,西纠才灰溜溜地撤走了。”据卜伟华的《“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说,这次武斗中, “西纠”抓走东方红8人,关了一天后放出。 ——维持造反秩序。“西纠”的一系列“通令”试图对红卫兵造反运动进行规范。他们在毛泽东前几次检阅红卫兵时充当“标兵”,在维护北京火车站等重要目标的安全秩序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西纠黑幕》说:邓小平曾让“西纠”去维护北京国际乒乓球邀请赛的秩序。在这一邀请赛举办之际,八一小学红卫兵要造国家乒乓球队的反。荣高棠知道了十分着急。当时,邓小平在观看比赛,荣向邓告急。邓说:“找西城纠察队维持秩序。”并说:“李××儿子调皮捣蛋,被西纠打了几个耳光就乖了。”后来,大会警卫处把西纠请来维持秩序。 ——批判“三司”等造反派红卫兵。“西纠”鲜明地反对大学造反派组织“三司”、中学造反派组织“首都兵团”等,与造反派红卫兵进行文斗武斗。 ——有一些“武斗”的恶行。红卫兵运动中出现的抄家、批斗、使用暴力语言,给黑帮挂黑牌、游街、坐喷气式、戴“高帽子”,让他们唱《嚎歌》(《嚎歌》是“西纠”所属的四中红卫兵创作的)等不讲人道、不讲人性的行为,“西纠”是主要参与者,所以民众对“西纠”印象恶劣。 ——批评中央文革小组。“西纠”成员散发了许多批判批评中央文革的传单。他们批判中央文革小组说:“中央文革把党中央整得剩下几个人了”,“中央文革逼得许多高干子女和家长断绝关系”。“江青身体不好,不能总和主席在一起,论社会经验,她还不如王光美。”
七、“西纠”的“后台”是谁?
“西纠”的成立,是否得到“上面”的指示,没有文字资料证实或证伪。有资料显示,“西纠”成立前后,被中央一些领导人肯定,国家机关的一些单位还为他们提供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支持。“西纠”被批判后,造反派质问道:“西纠活动如此频繁,如此‘泼辣’,如此大胆,如此疯狂!这难道仅仅是那些不满二十岁的‘娃娃们’干的吗?……他们的后台是什么?是谁?” 造反派开始揪“西纠”的“后台”。 被认为是“后台”的人有—— 贺龙(中央军委副主席)。北京六中遵义战斗团说贺龙是“大土匪、篡党篡军的大野心家,是西纠、联动的大后台之一。” 王任重(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六中遵义战斗团说他是“西纠的后台之一。” 周荣鑫(国务院秘书长)。六中遵义战斗团说他是“西纠的后台之一。曾在各方面支持西纠,纵容他们犯罪。”《西纠黑幕》说:他“借调”一批物资给西纠,包括:“(1)车辆:大卡车二部,吉普车二部,摩托车一部。(2)物质:军棉大衣60件,军被180条,军毯280块,扩音机4台,火炉50个,炊具(一百人左右),大小沙发8件。(3)经费:自九月九日至十一月二十日共开支8020元,其中主要项目:汽油3335元,电话(8部),袖章(5141个)等,此外尚有“暂借款”400元。”“周荣鑫的要人李梦夫陪同西纠找到了总部的房子,九月一日分开时说:‘周荣鑫指示,今后西纠物质由我们(国务院秘书厅)负责,以后直接和我们联系,需要什么提供,我们解决’。”“周荣鑫不仅是西纠的物质供应站,而且是西纠的政治支柱。……直到十月底,他还在中南海北门向西纠×××(八中)交代任务:(1)管红卫兵,特别是小学的。(2)中学文化革命怎么搞,请西纠提出方案。(3)……” 雍文涛(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西纠黑幕》说,他“给西纠袖章1500个(原准备给5000个)”,“雍文涛承认,在政治活动上,对西纠是优先考虑的。如八月三十一日,西纠十五人上天安门,并出代表在天安门上发言。后在陶铸指使和北京××区司令部安排下,全部换上西纠。”“雍文涛从八月三日起负责中学运动,他供认在政治上、物质上支持西纠,他接见西纠4次,去西纠总部两次……”。北京市委副书记吴德文革后回忆说,雍文涛“去西纠做工作是市委派去的”,“是受组织派遣的” ,也就是说,是北京市委派遣雍文涛帮助“西纠”的。 孔原、许明。六中遵义战斗团说他们“均为西纠后台,他们的儿子孔丹就是西纠的头子。”《西纠黑幕》中说“许明,西纠后台,国务院副秘书长,已自杀”。 李源(公安局西城分局局长)。六中遵义战斗团说他“是西纠的直接后台,西纠的罪恶活动他们都是听而不闻,视而不见,纵容,包庇。”…… 1966年12月18日江青说:“周荣鑫、王任重、许明、孔原都是西城区纠察队和东城区纠察队的后台支持者。” 实事求是地说,确有一些中央领导及部委领导给“西纠”以大力支持,他们的确在使用这只力量,维护社会秩序。除了上述被造反派点名的所谓的“西纠”“后台”外,“西纠”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支持。2010年,刘辉宣(“西纠”成员、北京四中学生)在接受采访中说:“当我们学校作为城区红卫兵的核心力量出现在文革舞台上的时候,我们与海淀红卫兵的背景有一个很重要的不同。如果说毛主席的光辉强烈地照射着海淀红卫兵,那么在城区红卫兵,像四中、六中、八中这几个重点学校,则一直有一个人的身影在浮动,这个人就是周总理。”“周总理办公室主任周荣鑫与纠察队建立了联系,批拨了一个办公地点,作为纠察队的总部。董良翮和陈晓鲁都成了纠察队和总理之间的联系人。至少有两个月的时间,也就是在1966年的8、9月间,北京最混乱的时候,周总理通过这个纠察队做了一些别的力量完全做不到的事情。”“在这一段时间里,纠察队处理了不少这样的事(指保护老干部、维护秩序)。在所有这一切的事情中,都可以看出周总理的影响。纠察队的这些头头脑脑们,眼睛盯着总理,耳朵听着总理,猜测着,揣摩着,分析着,力图跟上总理的思路,只要总理有一点意思就直接出手,处心积虑想要帮助总理去做一些什么,我们今天想起来,仍然可以感到这群忠心耿耿的孩子是多么的可爱。而当时手边有这样一支可以直接影响文革运动的力量,对于四面楚歌的总理又是多么宝贵!”(《只是当时已惘然》) 显然,周恩来直接或间接地支持“西纠”。只是后来“西纠”受到了江青、陈伯达的批判,加上“西纠”成员所做的一些事情如六中“劳教所”也的确让人反感,周恩来就不方便为“西纠”说好话了。“西纠”被打倒后,其成员在一次会议上递条子给周恩来:“总理,怎么把我们打成反动组织了呀?你不是支持我们的吗?”周恩来说:“刚才有人给我递来关于西纠的材料,西纠的东西我一直没有看过。”一口否认与“西纠”的关系。 其实,造反派对周恩来对“西纠”的支持也心知肚明,可是大家对周有好感,为尊者讳,所以他们在揪“西纠”“后台”时,都回避了周恩来。
八、“西纠”是怎么解散的?
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曾经热烈地支持老红卫兵,双方度过了一个“蜜月期”。但是中央文革小组发现,红卫兵纠察队对文革的主要敌人认识不清,他们只造“黑六类”的反,而文革要打倒的是“走资派”;“西纠”成员“保爹保妈”,已被“走资派”利用来打击革命造反派,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央要求取消纠察队。 六中“劳教所”的罪行、暴行、恶行,在社会上产生很坏影响,极大地损坏了“西纠”的形象。加上“西纠”一些成员从骨子里透着干部子弟的优越和狂妄,他们呼啸成群,到处惹事,对“黑六类”及“狗崽子”进行残酷打击,在群众面前瞎折腾,引起民众反感。 《西纠黑幕》说:“中央文革十月初就曾向周荣鑫提出过要解散西纠,周荣鑫当中央文革之面答应得很好,但西纠有人在十月底问他是否解散时,他却不直接回答,更加卑劣的是:他暗中把兰小兵找去,教其安身之策,说什么快出通令,一出就让别人感到你们西纠没垮,也好给西纠人员鼓鼓劲。” 11月19日和 21日,陈伯达、戚本禹、关锋两次到北京六中,批评建立劳教所的做法。戚本禹说“西纠是宪兵队”,陈伯达明确建议“解散西纠”。西纠的成员很不服气,郭冀豫说:“他们是戴着框框来的,偏听偏信,纠察队难道一点好事都没有做吗?”(《彻底捣毁刘家黑窝——打倒“联动”专辑》)。11月22日,“西纠”成员兰小兵、路小峰、王向荣给周荣鑫写信:“周荣鑫同志:……中央文革要我们解散,必须把原因将清楚,否则一切后果由中央文革负责!!!望周同志把这些话转给陈伯达同志,并告诉他,我们全体西城纠察队员找他。” 12月3日,周恩来在接见北京外语学院少数派师生谈话时说:纠察队好像是管红卫兵的,我建议取消。 12月9日,周恩来在中南海小礼堂对红卫兵讲话说:“纠察队的名字,开始还有好意。1924年至1927年大革命时期,工人纠察队防止工贼、资本家的狗腿子破坏罢工,手挽手地保护罢工机构。可现在纠察队变成了红卫兵的上级。 ……伯达同志讲,不用纠察队这个名字,我同意伯达同志的意见,但我不干涉。”这时,周荣鑫插话说:“海淀区×××纠察队递条子说,打人是枝节问题。”周恩来生气地说:“我不同意。” 1966年12月11日“三司”发布第五号通令《解散“纠察队”》。通令说:
我们红卫兵的各个组织完全是平等的! 然而,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无比仇视红卫兵,他们阴谋组织御用“纠察队”专门来“管”红卫兵,把红卫兵分为三六九等,利用红卫兵打击红卫兵,企图把红卫兵扼杀在摇篮里,其狼子野心可谓恨毒! 这些“纠察队”,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肮脏产物,是镇压革命群众的反动组织,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工具。为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猖狂反扑,为保卫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为保卫伟大的统帅毛主席,为捍卫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特发出第五号通令:解散“纠察队”! 有些“纠察队”,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利用,步工作组的后尘,把革命左派打成“反革命”、“右派”,把斗争矛头指向群众。实质上,他们就是资产阶级保皇派。这样的“纠察队”必须打倒,否则就不能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有些“纠察队”,被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分子所操纵,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狠之入骨。他们秘密建立集中营,私设牢房,使用惨绝人寰的刑法,绑架、囚禁、拷打以至狠毒到屠杀革命群众。他们反对中央文革,炮打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实质上,他们就是极端反动的法西斯纳粹组织。这样的“纠察队”必须惩办,反革命现行犯必须镇压,否则就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有些“纠察队”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所掌握,以旧的顽固势力侵袭文化大革命。他们对红卫兵的革命行动百般阻挠,横加限制,扼杀小将们的革命精神。毛主席最相信群众,最依靠群众。毛主席教导我们,在斗争中自己解放自己。然而他们对毛泽东思想很不理解,他们是庸人,是糊涂虫。这样的“纠察队”也必须滚蛋,否则文化大革命就不能顺利进行! 这样的“纠察队”,是形左实右的大毒蛇,是为资产阶级效劳的宪兵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必须打倒!必须踢开!总之一句话:这样的“纠察队”必须解散! 此通令发出后,上述“纠察队”中的一般人员应立即退出,其中犯有现行反革命罪行的队员,司法机关必须立即予以严肃处理。 此通令发出后,凡支持与纵容上述“纠察队”的某些单位,不许再给其人力物力上的任何帮助,如交通工具等。哪个单位胆敢无视此通令,一意孤行,他们必将自食恶果。
1966年12月16日,“首都兵团”主持召开“北京市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参加大会。大会发表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决议》提出:“西东纠察队必须诚恳地、老老实实地向群众检讨!”“彻底解散西东纠察队!”“揪出西东纠察队的后台!”大会上,北京四中的王祖锷和汤池分别作了《宣判反动对联死刑》和《摧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堡垒——西城纠察队》的发言。江青在这个大会上讲话说:“一小撮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小家伙……他们以贵族自居,以为血统高贵,盛气凌人,什么东西!……周荣鑫是负有责任的……” 江青讲话很冲,她让周荣鑫站起来亮相。造反派红卫兵宣称:“这次大会宣判了中学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死刑!宣判了反动特权组织——东西纠察队的死刑!这次大会,吹起了批判中学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进军号。”“十二月十六日的大会的召开,炸响了一声春雷,惊醒了沉睡的中学运动。这个大会的召开,在全国中学引起强大的轰响。举国上下,到处是一片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讨伐声。” 这次大会,标志着毛泽东支持的老红卫兵被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抛弃。 随后,周恩来、江青等人继续对“西纠”施压。12月17日,江青在全国在京革命派誓师大会上说:“对那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小家伙,我都不愿说他们的名字,因为他们的名字从我嘴里说出来,就提高了他们的身价!我藐视他们!他们作不出大的事业来!”周恩来说:“最近这几天,我们对于中学里头极少的一些人,作了一些犯法的事情的那些纠察队员,我们实行了中央批准的北京市委的《重要通告》的规定,拘捕了他们。因为经过我们的教育,屡教不改,所以我们把他们拘捕起来,教育他们,改造他们。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就联系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纠察队的名字。本来,中学和大学发起了红卫兵,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从地平线上看出了这个新生事物,马上加以提倡、支持、鼓励。因为毛主席在天安门八月十八日接见了我们北京的红卫兵,红卫兵的发展就推广到全国。……在这个时候,我们红卫兵当中,就出现了一个名字,叫纠察队。……可是红卫兵组织了纠察队之后,起了相反的作用,变成管我们红卫兵的了。所以这个发展就不对头了,就渐渐地被一部分坏分子利用,来打击我们的红卫兵的一些革命的行动。当然这是极少数的一些人啰。因此这个纠察队的名字被他们沾污了,所以我现在提议,你们各学校的红卫兵最好取消纠察队这个名字。……红卫兵是你们首创的,纠察队本来也是好意的,但是走到一个相反的方向去,我希望你们自动地主动地把它取消,不要我们下命令,好不好?”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西纠”在12月中旬停止了活动。
九、如何评价“西纠”的作用?
1966年12月23日,江青说:“西纠初期也做了一些工作,只是后来被坏人操纵利用了。”1967年4月22日,江青在接见“联动”成员时说:“我们对西纠的评价,开始是有贡献的,后来犯了错误,你们不要灰溜溜的,要振作起来,有错误改了就好嘛。”周总理也在一次会议上也说:“西纠开始很好,维护秩序,后来就大砍大杀,把六中变成了监狱,现在就成右派了。”周恩来、江青的讲话,反映了当时中央领导层对“西纠”作用的评价。 “西纠”维护秩序,制止了一些打人、抄家行为,也制造了一些打人、抄家行为。正如一些联动成员在回忆中说:“后来纠察队却在群众中留下了很恶劣的印象。这里面除了江青、陈伯达和中央文革的妖魔化以外,我们自己也发生了严重的问题。先是唐双津他们的那些抄家活动,最后则是一些纠察队员不去纠察红卫兵,反而卷在普通红卫兵中一起去造反抄家破四旧,不久,有纠察队员打死了人。这一下事情就闹大了。”(《只是当时已惘然》)“西纠”成员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抓人拷打的行为,进一步“证明”了“老红卫兵”“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证明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中学的影响,进一步坚定了毛泽东和造反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决心。 “西纠”保卫了一些老干部,但效果也不能估价过高。如果没有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许可或默认,“西纠”谁也保护不了;如果毛泽东认定要打倒哪一个,“西纠”也阻拦不了。相反,“西纠”的行为,被认为是“保爹保妈”,是“走资派”“幕后指使”的,是抵抗文革,这进一步坚定了毛打倒“走资派”的决心。 “西纠”最大的作用可能是首先挑战了毛泽东“走资派”的理论。毛泽东认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党内存在着新生的剥削分子,存在着走社会主义道路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毛泽东发动文革,一种重要目的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西纠”恰恰挑战了毛泽东的这一理论。他们鲜明地提出保卫老干部。这在当时是有些勇气并且是十分尖锐的,尽管他们没有后来的“联动”走得远。
【专稿】
按:华夏文摘曾发表过此文的初稿,这里发表的是作者修改后的定稿。此文的标题“但悲不见九州同”取自王维国先生的遗著。此文共六万九千余字,本刊拟分三次刊发。
但悲不见九州同 ——读解《王维国遗稿》(一)
于鹏飞 杜鹃
王维国,原7341部队(空四军)第一政委,驻军上海。受“9.13事件”的牵连被定为“林彪死党”,隔离审查,后被判刑。 我们很偶然获得了王维国《申诉书》的底稿,因其为王维国在狱中所书,尤显珍贵。王在服刑期间曾先后多次将其寄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央书记处以及总政治部等处,不断为自己申诉。出狱后他继续自己的申诉之路。今天的这份底稿上已经没有了具体日期的落款,孰知他寄了几次?寄了几年?当年监狱的头儿们对王不停申诉不胜其烦,他们对前来探监的王维国的子女们说:“你们劝劝他,叫他不要再写了!这个案子法院能定的了吗?是上面定的,而且你爸爸是搞政治工作的,他应该懂得的,写了没用的!”然而,王坚信自己绝没有犯罪,坚信党是实事求是的,坚信国家要走法制的道路,他不屈不挠,一直不停地写,不断地寄……。遗憾的是,他的申诉始终没有得到任何回音,他没能等到重新审查的那一天。 王维国1919年11月出生在河北省元氏县万年村,家境较富裕,但他追求进步。1932年参加组织了“反帝大同元氏分盟”;在保定读书期间受到了共产党的影响,向往革命。1933年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38年在元氏县参加革命并且入了党。1939年任元氏县抗日游击大队政委,对敌斗争表现的十分英勇。抗日战争中,他所在部队编入八路军第129师,他在秦基伟任司令员的八路军太行一分区担任团长、团政委。在党的领导下,多次参加对日军的战斗,并立功受奖。在解放战争中,也多次立功。国民党师长曾发告示,悬赏两千块大洋买他的人头。解放后他被授予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王维国奉中央命令,被选调去参加我军第一个空降师的组建工作。1954年调任空军第19师副政委、政委。1962年调往上海任空四军政治部副主任、主任。1965年调往杭州任空五军副政委。1966年调任空四军第一政委。文革期间曾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上海市市委常委、上海市公检法军管会主任;曾被选为中共中央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1982年初,王维国作为“9.13事件”中南京军区的“代表”,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受审,时已被羁押10年半余。审理中据理抗辩长达9天,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他不服判决上诉,二审被最高人民法院裁定维持原判。1985年刑满释放,被安置在河北省邯郸市郊某县城。1993年6月6日因病去世,终年76岁。 “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申诉书》是目前我们看到的王维国生前唯一遗留在世的文字(下称《遗稿》),它洋洋万言,从头到尾一个“错”字,从上到下一个“冤”字,是对“9.13事件”专案一次极具代表性的呈现;开卷闭卷,均使人感慨万千,更令人拍案而起!亚里士多德说过:“人生最终价值在于觉醒和思考的能力,而不只在于生存。”遗稿为我们展示的恰恰是这样一种价值观。是什么令一个当年的“枪杆子”,在人生的最后十一年里成了坚忍不拔的“笔杆子”?我们应当意识到,在某种意义上《遗稿》已不仅仅是一份申诉,而是作者以法律之矛刺向人治之盾的抗争,是一篇为公正而向专制申辩、为清白而向命运挑战,为人权而向当政者发问的遗言! 当年那场号称经得起历史和后代检验的审判,共有“调研小组”的陈伦和与王维国两人上诉,今天回看,可以清楚看到它具有的极其鲜明的功利色彩,正是一党专政的高度体现。 《遗稿》为我们展示的主要是上海的文革场景,是继徐景贤《十年一梦》(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出版,2004年2月第二版第一次印刷)、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其子陈小津《我的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2009年4月第一版)等有关著作之后,人们得以再次走近上海文革、走近上海帮,走近林立果和王维国。因此《遗稿》的面世,对于作者及其后代,对于历史研究者和读者应该是一件幸事。当然《遗稿》作为申诉材料,只涉及上海文革、文武之争、林立果及其手下所为、审判等概况,不可能包罗当年历史全貌,为此我们采访了王维国的长子王大章等人,对遗稿予以补遗和解读。 因时间久远,又乃个人视角,难免有偏颇和差错。希求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将四十几年前历史的部分真相及细节得以重现。
一 祸起萧墙,没有硝烟的新战场:军管会
文革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一场政治浩劫,对王维国而言则是一场个人灾难,它起因于来自北京的两个电话。 1966年12月25日,由于上海市市长曹荻秋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人造反队”(下称“工总司”)和其对立面“上海工人赤卫队”(下称“赤卫队”)之间的表态,导致“赤卫队”几万人包围了市委大院。张春桥立即不失时机地通过徐景贤等人煽风点火,怂恿“工总司”头目耿金章、王洪文调集四五万名手持凶器的造反派围剿赤卫队,从而引发了上海的第一场大武斗,当场抓走“赤卫队”骨干300余人。随后“工总司”又制造了流血的“昆山事件”,数百名赤卫队员先后被铺,受到刑讯逼供,主要负责人被判刑或管制。1967年1月4日张春桥又直接策划了《文汇报》夺权,5日《解放日报》宣布夺权,12日,造反派打倒了曹荻秋和时任市委第一书记、南京军区政委兼上海警备区党委第一书记陈丕显,造成了上海市权利的真空,史称“一月风暴”。上海滩风起云涌,形势迅速恶化,49个区、县、局单位,在三天之内都被夺了权。2月5号,上海市宣布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各路造反派头目纷纷争夺权利宝座,王洪文等人顺利上位。 就在造反派还沉浸在胜利喜悦之中,中央已经看到全国各地动荡的形势,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23日毛泽东又提议,决定派解放军“三支两军”,随后这项工作在全国陆续铺开。据王大章回忆:他父亲担任上海市的公检法军管会的主任,是受命于中央,并且自实行军管到“9.13事件”,这个职务一直由他父亲担任。王维国就在纷乱的形势下和复杂的背景里,走马上任,与一群政治暴发户为伍。 按说上海市公检法的军管任务应当顺理成章交给上海警备区,为什么交给了空四军王大章并不清楚。也许因为警备区长驻上海,与旧市委的渊源比较深,陈丕显本身就兼任警备区政委,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不仅和陈丕显是工作搭档,个人关系也很不错,尤其当陈受到造反派冲击时,他是坚定维护陈的,令张春桥等人大为不满并多有摩擦。担任公检法军管会主任职务的人,与新上任的造反派之间的关系如何,很可能是中央考虑人选的一个因素,而王维国则素来与市府、市委没有瓜葛。 《邱会作回忆录》中,对“三支两军”(即支持左派群众、支援农业生产、支援工业生产、实行军事管制、训练院校师生)是这样记载的——“‘三支两军’工作一直在主席手上,具体工作一直在总理手上,林彪没有具体管过“三支两军”工作。军队支援地方的干部,不论是曾经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还是派往国务院各部委,都是办事组从全军挑选的,这些人的工作都得到过主席、总理的好评。……我在办事组负责支左干部的选派工作,工作相当难做。部队干部一般文化比较低,而且从曾经革命开始就在部队工作,多数人方法简单,很难适应地方的工作,但总理一个劲的要人,只有在部队里选来选去。” 这段文字对应了王大章的回忆。上海市是直辖市,王维国后来被“三结合”,是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他被军委办事组选中是由于工作“得到过主席、总理的好评”。名单是军委办事组给出的,由总理亲自落实的,既与上海帮无关,也与林彪无关。 有意思的是——张春桥是陈丕显的继任者,陈倒台后没多久张就担任了警备区第一政委的职务,继而在1967年10月又担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军区党委第一书记,与许世友搭档。但无论是“三支两军”还是“军管会”工作,无论是上海市革委会还是中央文革小组,包括张本人在内,似乎从未视其为军人,否则上海的文革史和王维国的历史必将重写。 第一个给王维国打来电话是空军司令吴法宪。吴把中央这一决定通知王,吴说:中央决定上海公检法三个单位,全部由空四军担任军管。王维国的态度却是出乎吴司令的意料,他推说,执行“三支两军”我们已经派出很多干部了,再军管公检法的话,我们已经派不出干部了。这样我们部队正常工作也要受影响。他跟吴法宪这么讲,就等于把这件事给推掉了。 正像当初军委办事组对军管人选名单所担忧的那样,王维国一直在部队,并不熟悉地方工作。而且他身处上海多年,尤其是文革以来发生的诸多事件他都耳闻目睹,现在让他去趟上海这滩浑水,困难是明摆着的,对于公检法军管会主任的大权,于公于私他都无意染指。他对权力的态度,与靠造反起家的王洪文、陈阿大之流相比自是截然不同;与从1965年起担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的张春桥而言,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多年后说起担任军管会主任这件事情,王维国依然认为当初空四军的战备任务很重,他对地方工作也不了解,没接触张春桥时只知道他是中央文革的人,是代表毛主席的,一接触才晓得是什么人,但是又要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所以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王力曾经记下了毛泽东在1966年12月26日生日那天对王力等人说的私房话,要旨是:“砸烂旧世界,创立新世界”,要以新代旧。张春桥曾经很露骨地说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 张有思想、有文化、有地位,深得毛泽东晚年思想的精髓,在文革中如鱼得水,个人野心极具膨胀。与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协助和林彪对毛泽东的追随不同,周、林二人对毛泽东晚年思想体系只是被动贯彻,江青和张春桥才是秉承这一理论最好的接班人,最好的实践者。文革中他利用群众打击排斥异己,就是为了“总把新桃换旧符”,为了能在中国叱咤风云。上海帮一开始就对文革极力推崇,对权力趋之若鹜,在乱中取胜,靠造反发家,他们是文革最大的受益者。毛远新曾经回忆说:1976年周总理逝世后,毛泽东最终决定“让王洪文、张春桥让一让”,由华国锋继任总理一职。毛远新就此向毛泽东反馈说“王洪文对这一决定表示同意,张春桥则没什么表示。”其实“没什么表示”就是表示:表明了张春桥的野心与失落。 王大章回忆道:吴法宪做不通我父亲的工作,后来没想到周总理亲自打电话来做他的工作了。周在电话里讲:“中央任命你为上海市公检法军管会主任,希望你把这项工作抓起来。”既然是周总理代表中央亲自打来电话,王维国当然就不可能再推了,只有坚决执行,就像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杨子荣。于是王维国走出军营,登上了上海的政治舞台,除了市公检法军管会,同时还兼管着上海市警卫处,专门负责到上海来的中央领导人,包括毛在内的安全保卫工作。 公检法军管会是市革委会的下属,各级政府都有,从市到各个区都实行军管,意味着空四军的干部担任了各级公检法系统的一把手。王大章记得,当时参与各级军管会的有炮8师的师长刘志明,炮3师的政委刘忠朴(音),独5师政委周正美等。市军管会副主任由四军的师职干部担任,刚接手时王维国都是直接参与的,后面就由副主任管具体工作,王维国总负责。军管对王维国和空四军而言,不仅是出人、还是出事,接下来麻烦事就接二连三的发生了,与王洪文等人之间的摩擦也就因此而起了。 据记载,王维国是1968年1月担任军管会主任的,应该说这是王维国第一次接触司法工作,《遗稿》中大量法律语言及法律条款的引用与这段经历不无关系。 王维国上任后不久,很快在甄别案件时发现了王洪文和张春桥的问题:市局和各个分局里面都关押了很多“赤卫队”的人,理由是“反对王洪文”、“反对‘工总司’”。当时我国的单行刑法有1951年颁布的《惩治反革命条例》和《公安六条》,前者主要是配合“三反”“五反”运动,在此运动中发生的贪污、受贿、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问题都在这部法律中加以规定和解决,虽已过时但并未废除; 《公安六条》则是为了解决文革阶段出现的问题。 《公安六条》规定,依法惩办“杀人、放火、放毒、抢劫……盗窃国家机密、进行破坏活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保障“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的正常进行”;保护革命组织,保护左派……依法惩办“那些打死人民群众的首犯,情节严重的打手、以及幕后的操纵者”;其中第二条特别规定:“凡是……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在实际执行中,这一条又被扩展到适用江青、陈伯达、康生等“无产阶级司令部”即中央文革小组的人。概括起来就是凡有反毛、反林、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无产阶级专政、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中央文革的行为……才符合《公安六条》惩治的规定,才能被抓起来;王洪文虽然位尊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但这个受国法保护的名单里并没有他的名字。 王维国是个很有原则的人,他认为应该按中央规定办,哪些人该抓才能抓。他说,“工总司”和“赤卫队”都是群众组织,如果没杀人放火,没搞打砸抢,就不能抓。“反王洪文”和“工总司”算怎么回事啊?你王洪文算什么啊?所以他就以《公安六条》为线,凡符合规定的就留下,凡是不符合的就命令放了,这样一来就把“赤卫队”的很多人给放了。 被放的“赤卫队”大小头目,回去以后很得意,跑到对立面“工总司”去炫耀:看看,你们把我抓起来有什么用?老子不是被放出来了吗?“工总司”的人一看,咦?你们怎么出来了?!仗着势众又把这些人抓起来,再送到公安局去。 分局向王维国报告:那些人又被送进来了,怎么办?王维国开始还是比较注意军民关系,比较讲究策略的,他说:你也不要跟他们发生矛盾,到时候和这些老百姓(“工总司”)的关系搞僵了也不好,送来了你就收下,等他们走了,你再把人放掉。就这样反复几次。王维国这样做是也为了回避矛盾,从团结的意愿出发,为了搞好工作。 这样一来有张春桥撑腰的王洪文不干了:这不是跟我搞名堂嘛!?对王表示了不满,但王维国照旧。王维国并非缺乏政治上的“远见”,没有意识到王洪文受张春桥的赏识,张的背后又是江青,他们的政治地位正在快速上升。王维国是个性格耿直,原则性很强的人,他坚持认为:“我就按照中央的《公安六条》办事,你如果想让我按照你们的意愿,违反法律来制裁这些人,那是不行的!” 王维国和王洪文为此发生的冲突,有一次王大章听他父亲语气有些激动地在电话里讲:“今后各分局注意!凡是‘工总司’送来的‘赤卫队’的人,一律不收。他们一定要让你们收的话,叫他们直接送到市公安局,送到我这里来,叫他们找我!”王维国光火了,公开和王洪文对着干了!其实王维国遇到问题的根子在中央,是毛泽东的“大乱达到大治”与恢复一定秩序、维持社会稳定这两个矛盾国策并举的具体体现。 联想到他在法庭上抗辩9天,判决生效后一直不放弃申诉的行为,可以看出他在原则问题上是宁折不弯的,甚至有点“死心眼儿”,挺像李作鹏对林彪的描述:觉得没有错,就绝对不认错。原则性再加上燕赵之人的性格,在上海帮一统天下的圈子里怎么能不吃亏呢?也难怪他后来越来越举步维艰,为了对中央负责,为了坚持原则,为了维护上海市的秩序,为了顶住来自市委领导层的压力,为了把工作搞好,王维国很自然地想寻找一个能够支撑自己的政治力量了,当然那是后话。 后来王维国发现,王洪文他们开始私设公堂了——他们抓住“赤卫队”的人不再往公安分局送了,自己审了。实际上私设公堂原来就有,陈小津在书中也证实了这一点,“工总司”就曾经把“赤卫队”的人打的一塌糊涂的了再送到公安分局去。私设公堂的事王维国管不了,但经过这样较量之后他明白了:王洪文不是什么好人,私设公堂的事情都敢做,这绝对是违反国家法律的事情! 王大章回忆,那时他父亲和王洪文之间蛮泾渭分明的,你不搞到我这里来,我也不管你,因为晓得王洪文的后台也蛮硬的,是中央文革,是张春桥嘛!当然我也不去搞你,所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但你要是到我的权利范围之内了,我就按照《公安六条》来办!要我做违反法律、违反规定的事情是不行的。 上述即是《遗稿》所强调的“我们和‘上海帮’即江青反革命集团绝无勾结,只有斗争”的一个真实写照。王维国在《遗稿》的附件5——“我们在上海与‘上海帮’的斗争概况”的项下,一口气罗列了13条,足以说明张春桥、王洪文及其上海帮,就是搞乱上海的罪魁祸首,王大章回忆的不过仅仅是其中第3条而已。张春桥与王洪文无疑是一伙的,随着王维国与王洪文之间越搞越僵,张春桥也对王维国的态度自然也变了。 2011年第九期《炎黄春秋》杂志,刊登了由孙路遥整理的原上海市革委会政宣组组长的朱锡琪的口述回忆“我与‘四一二’炮打张春桥事件”(下称“四一二”)一文,朱是1968年这个事件的发起人。文中提及1967年初夏的一天,张春桥叫朱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了解一下“反军管”是怎么一回事,朱去了。原来“反军管”是张在一次会议上点的头,所以此事也就不了了之。朱对此事的回忆交代得不是很清楚,但由此可见张春桥对“军管”的态度和其老辣的政治手腕。 上海在文革期间的混乱和全国各地一样,来自毛泽东的号召和中央文革的煽风点火,在上海帮逐渐壮大成为四人帮的过程中,他们遭遇“枪杆子”抵抗的“战场”实际上在全国有两个,一个在中央,是与林彪为首的军委办事组的黄、吴、李、邱等人;一个就是在上海——王维国以绝对弱势孤军奋战,带领着空四军的广大干部战士,抵制以张春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帮的种种不法行为。 “9.13事件”之后,没有了王维国与之抗衡的上海帮更猖狂了,据记载:1973年后,四人帮及其余党推行所谓民兵、治保、消防三位一体,用上海民兵取代上海的公安机关,在全市三千多个基层单位取消了原有的保卫组织和街道、居民委员会的治保委员会。1974年9月,上海民兵指挥部制定《关于上海郊县民兵在抓阶级斗争中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中,规定县民兵指挥部有管教、逮捕、关押、审讯、定案的权力,这就无形中用民兵指挥部取代了公安、司法机关的职能。1975年9月,四人帮余党戴立清、宋桂生在皖南上海后方基地,又搞了一个民兵、公安、法院三块牌子组成的班子——“兵公法领导小组”,上海乃至全国各地纷纷仿效上海的“样板”,搞起了民兵组织,并以此取代了国家的司法机关。从这一系列“怪胎”产生可以看出,四人帮对军队和国家司法秩序一向是排斥的,总想另搞一套,换上他们的“新桃”,可想而知当年王维国就是他们的“绊脚石”和“拦路虎”。 关于遗稿附件5的第11条提到的“游雪涛特务小组”、“扫‘地雷’的斗争”,王大章记得曾经两次听他父亲很愤怒地指出:“游雪涛是个特务!是张春桥的一个特务啊!”其中一次是刘志明来跟王维国汇报工作时,他在一旁听见的,这已经是王大章第二次听父亲说了。当时正值昆明军区的谭甫仁被暗杀,各方面都很紧张,北京空司大院团以上干部还发了枪。王维国他们当时已经觉察了游雪涛的所为,并着手调查,这也是王维国与上海帮由不和转而对立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徐景贤在《十年一梦》中的“游雪涛小组解密”一章,详细讲述了它的来龙去脉,正是徐把游推荐给张春桥的。游雪涛小组从1967年1月起就受到了张春桥的纵容和保护,为了掩人耳目,在张春桥的旨意下,三个月后游雪涛获得了“上海市革委会群运组主任副组长”的合法身份,正式成为了张的走狗和帮凶。他们疯狂的特务活动,不仅威胁到了公检法,也威胁到了上海警备区,廖政国掌握情况后很生气,说:“我们上海警备区有一只伸进来的黑手!” 徐讲“游雪涛搞情报、绑架、插手的都是专政部门,又是军队、又是公检法,特别是插手公检法后,得罪了空四军政委王维国”;“王维国……与王洪文和我们面和心不合,……他反过来收集到了游雪涛小组活动的材料,这使张春桥感到情况严重,那时正是张春桥、江青这一伙和林彪集团发生矛盾的时候,要是王维国把游雪涛的问题攻到张春桥头上,他会感到非常被动。” 游雪涛小组的矛头唯张春桥意志为转移。“二月逆流”之后,游雪涛闻风而动,一份关于叶剑英女婿钢琴家刘诗昆的父亲刘啸东的情报送到了张春桥手中,张指示“拘留刘啸东”。几天后,刘啸东被拘留,由游雪涛亲自审问,此事发生在1968年3月底、4月初,军管会主任已是王维国。当时王维国“还对游雪涛来了个反特工、反侦察,搜集了不少游搞特工活动的情况,准备报送中央军委” , “9.13事件”后,王维国命令将其和收集的其它四人帮的黑材料一起深埋而非销毁,也是耐人寻味的。 徐景贤证实了王维国当年的判断,也证实了王维国申诉里所说——“我们和‘上海帮’即江青反革命集团绝无勾结,只有斗争”是属实的。事实上,游雪涛事件反映了张春桥政治上的阴险;游之所以敢胆大妄为,反映出张春桥及其一伙在上海已是无法无天,视党纪国法为儿戏。此举令王维国与张春桥、王洪文的关系雪上加霜,私底下非常对立,只是双方没有撕破脸皮而已。 谭甫仁事件、游雪涛的特务活动以及台湾国民党特务的活动令当时上海的形势十分严峻,王大章记得刘志明对他说:“今后你爸爸不能一个人、一辆车出去!特别是晚上,必须开两辆车,没有车我们公安局可以提供。出去一定要带上警卫员,不能让他一个人出去。要加强警卫和保卫!”这番话今天听来,仍然能够感受到当时的紧张气氛。亏得王维国还是堂堂的上海市公检法主任! 《遗稿》的附件5虽然没有按照时间顺序罗列,而且有的内容短如小标题,即使这样我们也不难发现,13条中居然有9条是涉及到三支两军和军管会的。这足以让人感受当时上海形势之混乱、上海帮之狂妄、王维国之举步维艰,可谓处处下风,明枪暗箭,防不胜防。这样的关系,怎么可能是“勾结”呢? 我们知道的基本事实,林彪、江青集团“文武不和”,在党内路线上是有分歧的,双方明明是在斗、在争,特别法庭却故意将林、江二者“穿越”在一起,称其为“勾结”,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林彪集团”当年他们反的就是四人帮!不是为此得罪了毛泽东,林彪怎么会从政治巅峰一落千丈?对于“勾结”一事,徐景贤的《十年一梦》也予以澄清,实际上就是否认。江青则干脆在收到起诉书时对检察官说:“你们说林彪、江青集团,不对。林彪是一个集团;包括陈伯达、我、康老、张、姚、王是一个集团。林彪集团的头子是林彪,我们这个集团的头子,不是我,是毛主席。”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法庭界定“集团”和认定“勾结”的这些依据,如今在历史面前还站得住脚么? 王年一指出:毛泽东在姚文元《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红旗》1967年第1期)的文末加了一大段黑体字,用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开头,其有“这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一语。这是对文革的评价,已经高到无法再高。显然,毛泽东自认是其斗争哲学的一次伟大实践,是得意之笔。林彪、林立果等人则从国家秩序和国家发展方向等方面与毛泽东渐行渐远。 毛泽东发动文革打到了刘邓陶,中央文革就像“毛办”。邱会作回忆说,他们进了政治局,开始参加政治局的日常工作,总理从爱护、关心、教育我们出发,和我们讲了几次什么“中央政治”以及属于“中央政治”范围里的问题。什么是“中央政治”?总理说:“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毛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关系”。 这样看似简单的答案邱多年以后才领悟。以王维国的地位和水平,更是难以想像。他对上海帮的反感,也不仅仅是对王洪文等个别人的反感,实际上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感,是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困惑。
二 沧海横流,上海滩头谁主沉浮:矛与盾
《我的文革岁月》一书有几个特点,其中一个特点就是陈小津老讲他父亲倒台是因为“林彪、四人帮”。现在这种“套话”、“官话”已经误导了两代人了,实在堪忧。当然他这样说自有他的苦衷,显然他对文革也没有好感。但他为什么老提“林彪、四人帮”?王大章分析,这和实行军管以后,空四军接手上海市的专案组工作有关。 军管以后,陈丕显专案组由军管会的空四军26师政委魏士英负责,魏是组长。陈丕显被“解放”出来到中央工作后,曾经专门派人去调查过他的专案情况,后来还派人到魏家表示感谢。陈和魏之间怎么会有交往呢?这正是因为陈丕显了解到魏士英在经办自己专案时,对案情实事求是,对陈也比较照顾,并且经过甄别,做出了陈丕显不是叛徒的结论。当然魏是不敢一个人拍板的,这件事情与王维国有直接关系,是在他的亲自过问、指示下才得以落实的。 王大章回忆说,他见过父亲和魏士英专门讲这个问题。当时王维国用手做成一个眼镜圈子的样子,在自己眼睛上比划了一下,意思是指张春桥,对魏说:“(张春桥)要叫我们把陈丕显打成叛徒,其它东西他可以‘搞’,但陈丕显从来没有被捕过,你怎么能讲他是叛徒?这不是胡搞嘛!” 这是王大章亲耳听到的,在场的还有其他人。王维国对下属说:“你讲陈丕显有其它问题,比如走资派啊什么的,那我们吃不准,也不知道。但你讲他是叛徒,起码他得被捕过……才能当叛徒吧?曹狄秋被捕过,陈却是连被捕都没被捕过,你怎么讲他是叛徒?这一点起码不能成立,对不对?是不是叛徒,必须要有过硬的证据。但陈丕显连被捕都没有被捕过,你凭什么讲他是叛徒呢?最起码,叛徒这一点不能成立吧?!”从王的口气当中,能听得出张春桥的意见是什么,也能听得出王的压力和无奈。在这个问题上王维国显然很慎重,坚持实事求是,分析的丝丝入扣,即是讲给部下听的,也是讲给自己听的,与后来《遗稿》的思辨风格一致。王维国的做法无论按照当时还是现在,都是在“保”陈丕显,这样做对王维国只有风险没有好处,是要顶住市委、特别是来自张春桥的巨大压力的。 据知情人讲,魏士英是空四军第一批派去支左的干部,负责包括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副市长李干成、市委组织部长杨士法等人在内的好几个专案。当时魏对李的问题复查了六次,对杨的问题复查了七次,证明他们都是真党员。并且查明陈丕显历史上没有被捕过,更没有当过叛徒,魏把这些情况都向王维国做了汇报。王不顾张春桥等人的明确指示,对魏士英说:“你把这些情况打个报告,我来签字!”于是当时这几个被专案组审查的走资派都获得了自由。等到张春桥发现,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气得张春桥、王洪文大发雷霆,拍着桌子大骂:魏士英是个大右派!竟敢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王维国在魏办完此事后立即将他调回了军里,使魏避开了张春桥的追查和迫害。 王大章介绍说:我父亲为人正派,脾气比较耿直,他认为是对的就坚持,不对的我就跟你对着干!“9.13事件”之后,魏士英一家跟我们都在江湾五角场的空军政治学校住过一段时间,两家的关系还是比较好的,魏的爱人王鲁平阿姨和大儿子,都跟我讲过陈丕显派人来看望他们这件事。这件事情过去很多年了,历史证明了我父亲那样做是正确的。 无论王维国的指示也好,魏士英的执行也罢,最终陈丕显没有被定为叛徒是实。张春桥欲置陈于死地而未能得逞,在这个问题碰了个大钉子,以张春桥惯于不择手段的阴险卑鄙人品,他能不记仇吗?后来王维国又在庐山上公开批判张春桥,张能不恨之入骨吗?!“9.13事件”后,四人帮更是不可一世,他们把持了专案,能不快意恩仇吗? 其实何止13条?王洪文还曾经用“杜忠事件”来大做文章。杜忠也是1968年8月1日被派到上海公检法军管的空四军32师师长,担任了某专案组组长。在工作中,杜忠接触到许多涉及张春桥的许多材料,掌握了张本人有十分严重的问题。“9•13事件”后,张春桥指使他的亲信对杜忠进行隔离审查,妄图掩盖自己的罪行,后面的情况王维国就不知道了。实际上一直到1973年10月杜忠才被放出来。在待处理期间,杜认为张春桥的问题事关重大,一连向中央写了4封信揭发张的罪行。结果可想而知,在张春桥、王洪文严密控制下的上海,这些信全部落到张春桥等人的手中。“杜忠事件”虽然随着四人帮被打倒而结束,杜忠最后还是因四人帮迫害折磨致死。 王大章听说杜生前是在安徽巢湖农场劳动,死的毫无征兆—— 晚上还和别人一起打着牌,半途中他说出去“小解”,让别人替他打一会儿,结果人就再没回来。二十多天后,一具高度腐败、无法辨认的尸体被从河里打捞了上来,人们从其内裤上发现了杜忠妻子为丈夫做的标志,才确认了这就是杜忠。杜的双手抱胸,口鼻、指甲和内脏里都没有泥沙,丝毫没有溺水而亡的特征。在四人帮的控制下,杜的死亡原因被定为“自杀”。 王大章记得文革期间空四军支左办公室曾收到一封寄自天津揭发张春桥是叛徒的人民来信,王维国让他们把信复制留存,将原件以匿名的方式寄给了当时市政法负责人王少庸,同时下令秘密调查此事。“四人帮”倒台后,王大章从中央文件里得知这封信在姚文元的书橱里被发现,信的外包装上被姚“此地无银三百两”地注明:未看过,我自存。我们不知道杜忠为何坚持认为张春桥是叛徒,不知道他当年是否衔王维国之命参与了秘密调查,不知道他后来因何身亡。但无风不起浪,从“杜忠事件”发酵的一系列事态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杜忠如此“不识时务”,绝不是简单的“执迷不悟”,他一定知道什么,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王大章说后来他父亲和张春桥、王洪文的矛盾已经到了白日化的程度了,“台上握手,台下踢脚”。甚至于市里开会,汽车驾驶员之间都会互相挖苦来挖苦去——这边说:还是你们狠,你们什么什么东西!那边讲:哎呀,哪有你厉害呀,你是……怎么怎么样!阴阳怪气的互相掐,到了这种程度,可见那时双方之间矛盾真是很大了,而且是半公开的了! 跟随王维国到市革委会工作的秘书常耕海,专门负责与张春桥、王洪文等人的秘书打交道。那时常曾给王写过一封决心书,信中有句“当好杨子荣”的话,影射自己在革委会就像京剧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混进土匪老窝、“战斗在敌人心脏”的杨子荣,反映了包括王在内的一些空四军支左人员当时的处境和心态。 王大章回忆说,我父亲还负责毛泽东上海驻地的警卫工作。 1970年3、4月间他第一次接待来上海的毛泽东,当然是极其秘密的,我们都不知道,他突然失踪了5天。谁都找不到他,警卫员也扔到家里,谁都不知道他到哪儿去了——市革会没有,军管会没有,军里也找不到,巨鹿路招待所没有……能找的地方都找了,连个招呼都没打,一下子就失踪了,而且长达5天!家人都紧张得不得了,刚开始还没在意,后来实在找不到了,都有点急了!但见他的车不在,晓得他肯定是办什么事情去了。他回来以后过了一段时间才讲,我们恍然大悟,原来是毛主席到上海来了,他到那边负责警卫工作去了。 毛泽东在上海的5天里,他在那边查岗、查哨很是辛苦!5天里只上床躺过两个钟头,一直在巡逻或者忙于其它,甚至包括伙房买回来的东西、烧出来的饭,色香味……他都要亲自看,亲自过问。万一毛主席吃了拉肚子可是不得了!实在太瞌睡了,就坐在沙发上打个盹。 之后毛泽东坐专列到苏州去看望林彪,我父亲和马天水陪同前往。一路上毛向马了解上海的工业情况,也跟我父亲聊天——毛问,你是哪的人呐?我父亲说我是河北人。毛又问,河北什么地方啊?我父亲说是元氏窦妪那个地方。毛就讲了:窦妪那个地方可是个出宰相的地方哎!哪个朝代出了个谁当了宰相,哪个朝代出了个谁当了宰相……出过两个宰相。毛兴致不错,和他们俩谈的都很高兴。 林彪在苏州专线火车站迎接毛主席。毛就给林彪介绍:这个是上海的马天水,这个是上海空四军的政委,叫王维国。 林彪就讲了:清朝有个王国维,我们现在有个王维国,王国维是资产阶级的,王维国是无产阶级的。 当时听了林彪的话,大家一起哈哈大笑。这是林彪第一次认识我父亲,也是我父亲第一次见到林彪。 关于王维国第二次接待毛泽东的情景,王大章回忆说: 1971年9月5号,我在家里听见父亲和警卫处处长李松亭很神秘的低声交谈: “客人在杭州了。”我一下就猜到他们指的是毛主席。父亲说:“客人已经在杭州了,陈励耘也没跟我们讲一声哦!”后来两人讲,“唉,反正不管怎么说,我们既然知道了,就先把招待所准备起来,卫生一定要搞搞好。” 10号那天我因为学校的事情想请教一下父亲,就回家了。但父亲不在军里,到处打电话都找不到,联想到上一次毛主席来的情形,和5号那天父亲和李松亭的对话,我猜测毛主席又来上海了。我既兴奋又神秘地跟我大妹妹王伏峰讲,“搞不好就是主席来了!” 当时我们和全国人民一样非常崇拜和敬仰毛主席。我很兴奋地嘀咕,现在老头子(指我父亲)和主席在一起呢,张春桥、王洪文,你们他妈的还想搞老头子哩,现在老头子可是和主席在一起!主席这么信任他,张春桥、王洪文你们还敢搞他?!我当时真是觉得很开心、很光荣,非常欢欣鼓舞! 后来听父亲讲,就在10号那天他接到李松亭的通知“专列已经快到嘉兴了”。嘉兴向东就出了浙江省,过来就是嘉善,说明毛的专列马上就要到上海了。父亲马上电告上海市铁路局,要求调一辆火车机车的车头来,把专线和专线停车场都压一遍,看看路基怎么样,绝对不能出问题。 另外,他要通知王洪文一起去,结果打电话找不到他,父亲就带了警卫员赶往虹桥专线车站了。 等父亲到了那个地方,一看王洪文已经到了,这说明有人通知我父亲的同时也通知王洪文了。当时他就想“哦,他已经先到了嘛。”因为按照道理应该是由警卫处,即我父亲通知王洪文的。“难道有人已经通知他了?”疑问在我父亲脑子里闪过。 通过王大章的上述回忆,王维国和上海市委的关系可见一斑。毛泽东来了,是件绝对机密的大事,而通知谁、谁先到,按照接待毛泽东的保密原则和流程,应该先通知王维国,再由王去通知和安排毛想见的其他人。但这次不同的是,王洪文也接到了通知。这是个敏感问题,即能反映出政治地位,也能反映出毛的亲疏。通知王洪文的很有可能是汪东兴,因为陈励耘和王维国一样,负责浙江的警卫工作,作为两处警卫工作的负责人,为工作交接一下是应有的流程,陈励耘不应该、也不会直接通知王洪文的,如果通知了也是汪的吩咐。 第二天即11号上午,王维国安排去接许世友的飞机从南京抵达上海,降落在虹桥机场。上午10点,王维国把许送到毛泽东专列的车厢门口。汪东兴迎出来,对昨天已经上过专列的王维国讲:“主席想同王洪文和许世友单独谈一谈,解决一下他们的关系问题,你可以不参加。” 王维国一听就明白了,不管是汪还是毛,不是很想让他参加这次谈话,于是就退到休息室。专列候车室里,徐景贤、王秀珍、马天水等人都在休息待命。 大约12点左右,王洪文和许世友来到休息室,王兴致勃勃地宣布:现在我们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决定在锦江饭店宴请许司令员!大家全都去! 于是所有的人都到了锦饭店江,还特意把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东海舰队副司令高志荣都请了去,大家一边吃饭一边吹牛。大家都敬酒给许世友,许也一一回敬,周、高、王三个人是上海陆海空三军的代表,许回敬了周纯麟一杯,也回敬了高志荣一杯,但究竟是疏忽了,还是什么别的原因,许没有给王维国敬酒。毛的劝和很有效,在席间,许世友和王洪文还数次离席密谈。许回南京时王维国也去送他,上飞机之前,许对王讲了一句话:“一切听主席的,不要上当!” 就在他们吃饭时,毛的专列开走了。当天晚上铁路部门向王维国报告:“专列顺利通过徐州。”这表明王维国负责的警卫任务顺利结束。 王维国一共接待毛泽东两次,这足以使他引以为荣。但是这两次的氛围、待遇、地位有着明显差异。前一次也不过就在一年多前,九届二中全会还没召开,毛林关系和睦,王维国一直陪着毛从上海到苏州,毛还把王介绍给林彪,那次根本没有上海帮的份儿,毛泽东的态度是亲近和依靠军队的。 这次上海帮地位明显上升,张春桥已兼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在锦江饭店席间,王维国和王洪文都是第一时间从不同渠道获知毛离开上海的消息。 1971年9月毛南巡到上海,和他人谈话前后共约4个钟头,王洪文都在场,看来毛对王洪文的好感已然有之。2012年第一期《炎黄春秋》刊登的“吴忠谈‘九一三事件’”一文,讲到“1971年9月12日毛主席回到丰台,找我们4个人谈话: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和我。……主席讲了林彪的错误,说一句顶一万句,顶个屁!……主席讲了很多,但主要是讲林彪的错误,我当时的估计是三中全会要解决林彪的问题。”毛泽东写过《反对自由主义》,可惜他晚年时搞党内极权,任人唯亲,一言九鼎,随心所欲,毛才是最大的自由主义者,正如他自己所说: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毛要把林彪从接班人的位置上拿下来决心已下并且公开,显然已不是现在的大胆假设了。 谁来取而代之?这是毛必然会考虑的问题。毛来上海,明显疏远军队,谁能否认后来毛选王洪文接班,一手组成四人帮不是他这次南巡的收获之一呢?而且这次无论来还是走,都有人通知王洪文,这个人很可能是汪东兴;如果是,就等于是毛。这更能说明毛对王洪文的重视,也是做给王维国看的,可惜王维国并无心机,对毛玩弄的这套权术毫无觉察。就在“9.13事件”以后不久,王洪文去杭州处理“9.13”专案,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王知常“奉命作为王洪文的随员,……去杭州的当天,王洪文拿了一封电报给王知常看,乃是王洪文做上海警备区政治委员的任命。王洪文和他的秘书廖祖康都是一身军装,春风得意。” 以毛泽东的慧眼何以会看中王洪文这样只会吃喝玩乐的庸才?说明毛已昏庸之至,心里只有一个标尺——自己。拥护文革的鸡犬升天,不赞成的统统被贬或分道扬镳。王维国虽然反感上海帮,但对文革运动本身并没有过多的思考,遗稿中也未见反思,这是他的局限性,也是广大军队干部的一个共同特点:只凭着对毛的赤胆忠心,紧跟毛,为毛保驾护航。 这一次王维国上专列见毛,当毛讲到二中全会上的问题时,就想借机检讨几句,因为二中全会上他也发过言,矛头直指张春桥,后来会议气氛急转直下,所以发言也算是件严重的事情了。尽管他并没有深入思考自己错在哪里,但毛的龙颜大怒令他心里一直忐忑不安。所以当着汪东兴和王洪文的面,很真诚的向毛检讨,不料刚说了一句“二中全会上,我也有错误,我也发了言了……”毛就打断了他,示意不要再说下去,很和蔼地讲:“你的问题就不提喽,这个主要责任在我,怪我事先没有跟你们打招呼嘛!”毛没有批评王维国,反而是一副大包大揽的样子,显示出了领袖宽广的襟怀,令王维国非常感动,如释重负。 然而接下来毛却一个劲儿地批评军委办事组。在王维国听来,还是在批评包括自己在内的军队干部。毛泽东抓住庐山会议的事情不放,明批“枪杆子”,暗褒“笔杆子”,既对林彪敲山震虎,同时也给张春桥出了气。如果说毛给军委办事组掺沙子是为了平衡军内的帮派体系,毛给南京军区掺沙子,则反映出毛力挺“文革派”的决心,客观上助上海帮为虐,既可以用“异类”打破军队的一统天下,又堂而皇之地打着团结的旗号,把“文革派”和非文革派搞在一起,让他们相互遏制,彼此内杠、内耗,对自己表忠心、争亲疏,遂将他们分而治之。这些手法,不知道后来王维国、张春桥等人是否体会到了? 王大章还介绍说,上海警卫处平时也负责市委领导的安全。比如张春桥要出来开会,警卫处处长就坐在第一辆前卫车里负责安全警卫,张春桥自己乘坐的是一辆老式的凯迪拉克的防弹车,很保险。刚开始他的警卫人员都是空军派的,包括汽车司机都是警卫处的人,后来彼此的矛盾大了,慢慢都换成了他自己的人。 逐渐的,张春桥利用王维国不能公开对抗的处境,主动向王维国叫板了。1970年上半年,他提出把在农场工作化名肖静的女儿,放到空四军的通讯营去当兵。那天,王维国的司机老吴把已经穿好军装的肖静接到王家里,她一到,王维国就打电话让通讯营的营长和教导员到自己家里来,给他们相互介绍说“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肖静,你们好好照顾她”,“她很爱干净”。王又对肖静说,“你参加劳动可不能怕苦怕累,要和战士打成一片哦!”随后肖静就被通讯营的营长和教导员领走了。 1973年王大章结束隔离审查后听说,“9.13事件”后有人揭发说肖静受到王维国迫害,王曾经在安排肖静工作时私底下对她的领导说,“肖静是张春桥派来摸我们情况的。”因为肖是电话守机员,涉及到整个部队对外对内的联络,是很重要的岗位。听说王维国曾经嘱咐部下,肖静值班时要派可靠的人陪同,不能让她自己单独守机。而且还有人揭发说,王维国规定:你们下面一不能给她提干,二不能让她入党,你们不要报上来,免得我们上面为难。 肖静以受害人的姿态,扬眉吐气地先调到空四军情报处,后来又调到领航处等要害部门。“四人帮”倒台后,她又回到了农场,命运给她画了一个圆圈。市专案组的人跑去找王大章,告诉他“上面说的”:王维国和张春桥早有勾结,让他揭发,并为此请他在宝山县某房间“留步”几天,专门写揭发材料。王大章一开始用事实反驳他们说:我父亲根本不可能跟张春桥他们勾结的!但这帮人把王大章当汤团一样搓圆搓扁,一定要他把肖静的事情写成“早有勾结”的性质,还振振有词地讲:如果张春桥不信任你父亲,会把女儿送到你们那儿去当兵吗?这种逻辑和搞专案的态度,其实已经屡见不鲜,从AB团,到历次整风以及各种政治运动……可以说这种风气是共产党历史上由来已久、反复使用、屡建功勋的;无论搞谁的专案,都照搬照用。 王维国出狱后知道了这件事,很气愤。他告诉儿子:在最初被隔离审查时,办案人员让他交代他是怎么整张春桥一伙黑材料的;后来四人帮倒台了,又让他交代他是怎么与上海帮“勾结”的。专案组还是那些人马,说法却与时俱进,前后性质颠倒,错的、有罪的永远是王维国,他们永远正确。他当然不能同意,针锋相对地指责那些人说:“当初你们说我整张春桥的黑材料,现在又说我和他‘早有勾结’,人就两个鼻孔,都叫你们堵死了,总要给我留一个喘气吧!?”这些现在听来极为荒唐可笑的往事,却不由让笔者想到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事实:如果王维国就是被这样搞出来的专案材料定的罪,举一反三地去思考,这不是一个王维国的问题了,在同样的专案风气和极左思潮影响下,该搞出多少冤假错案?……这,就是后来判决的依据吗?这不是在拿历史开玩笑、拿人的命运开玩笑吗?这样的结果能是严肃、公正的吗? 同样荒唐的事情在那个远去的年代层出不穷,也发生在王大章本人身上。1973年9月,王大章结束了隔离审查到工厂上班了,能够重新呼吸自由的空气,能够和弟弟妹妹们朝夕相处,使得深感劫后余生的他非常知足,工作很起劲。虽然脱去了军装,但他还像在部队一样,佩戴着当时军队统一配发的毛主席像章。有人见不得他的笑容,汇报给了厂总支书记。书记找他谈话,满怀敌意地问:“你这个像章是不是林彪发给你的呀?你是不是在为林彪招魂啊!”天气冷了,王大章穿了一件父亲的呢子军装,厂总支书记又找他谈话,问他:“你这件衣服是不是你父亲的?你这样是为他树碑立传嘛!这样的衣服宁可烧掉也不能穿!”王大章忍无可忍,当即反唇相讥:“哦,我穿了件衣服就是树碑立传,那如果我改姓毛,我是不是就是毛主席的儿子了?我改姓周,是不是就是周总理的儿子呢?你们能承认吗?我不是还姓王吗?!” 这是真实的故事,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那个帽子满天飞、动辄无限上纲、极左思潮当道的年代,这些都成了再正常不过的家常便饭。 关于王维国在庐山会议上批判张春桥一事,《遗稿》中并没有展开去讲,但在附件5“我们在上海与‘上海帮’的斗争概况”项下第12条里,一改当年对毛泽东检讨时的口吻,认定庐山会议上是“我直接批判张春桥反对毛主席的斗争”。王维国改口,当然因为四人帮已经倒台,表面上是为自己“翻案”;但从通篇来看,是王维国抓住了当年与上海帮相对抗一事作为申诉书的基本点,他认为上海帮坏透了,如果判决说他参与两谋是最冤枉他的,那么与上海帮的斗争则是最应该给他平反的理由。 王维国这第12条究竟是真的相信庐山会议上张春桥反对毛主席,还是借官方的调子为自己申辩,我们不得而知,但无论是王维国和张春桥谁“勾结”了谁,都不过是官方编造的说法,已经遭到了历史的唾弃。后来的他应当明白,庐山会议上叶群、吴法宪等人指责张利用毛的伟大谦虚反对毛主席,因势利导地抓住了一个攻击张春桥的机会,将憋了很久的不满发泄出来,做给毛看,性质上仍然是唯毛是从,以左反左。与几员大将仅仅反感中央文革的做派不同,早有非毛的林彪在庐山会议上内心已经与毛分道扬镳,等于也和愚忠的爱将们分道扬镳了,只是林彪的沉默使他们浑然未觉。从这个意义上说,林彪已经不是他们的“林总”了。
【评论】
从“反革命分子”到“汉奸”
顾 土
从我记事起,凡是攻击、批评毛泽东的人,罪名都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到了文革期间又发明了“恶攻”罪,其一即“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也属于“反革命”之列,获罪者因“罪大恶极”常常还被处以极刑。可是今天,或者说直至最近的反日游行加暴力攻击时,我才发现,原来昔日的“反革命分子”早已统统由“汉奸”所取代,并且这一罪名还被自动纳入了“群众专政”的范畴。
划时代的嬗变
从“反革命分子”到“汉奸”的嬗变,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历史性的替代。回想我当初接受的历史教育,回忆我亲眼所见的阶级斗争的疾风暴雨,回顾我亲身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反修防修,才应该是毛泽东的思想核心和话语精髓,与之相匹配的,自然是革命和反革命。“汉奸”罪名在当今的盛行,说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历史已经完全退隐,退隐的原因呢,或许是失去了记忆的土壤,或许是年轻一代无知,或许是过来人回忆时只捡需要的说,或许是大多数人对毛泽东的功绩正处于糊里糊涂的状态,或许上述各条兼而有之,总之,毛泽东,这一我们记忆里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领袖”,在社会的彻底转型中,在时代大潮的裹挟下,在阶级斗争思想被彻底抛弃后,正在被众人转奉为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偶像。 光复河山、惩治汉奸的任务早在毛泽东领导的“解放战争”之前就已完成。“解放战争”所取得的胜利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依照标准的说法,推翻了“三座大山”,打倒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其中的一座大山—帝国主义,指的也不是日本军国主义,而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从肃反、镇反、三反五反、反胡风、社会主义改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批胡适、反右、反右倾、四清一直到文革,毛泽东领导下的这些深深影响中国人命运的大小政治运动,整肃对象都不是汉奸,反对这些运动的自然也不会被定为汉奸。攻击领袖和政府被视为汉奸的,在1945年前比较有可能,但1949年后的罪名就是“胡风分子”、“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现行反革命分子”了。在我度过的那些个年代,在所有的罪名中,汉奸只是个老罪名,远不如各类政治运动中盛行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内奸”、“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严重;而在关于攻击毛泽东的所有罪名中,也从来就没有“汉奸”这一条。为什么不能将攻击、批评毛泽东的人定为“汉奸”呢?因为毛泽东领导的所有革命,包括他最得意最看重,也是他思想核心的文革,都是阶级斗争,而不是民族斗争,这是个常识。在毛泽东的治下,如果谁违背了这个常识,就有“歪曲毛泽东思想”之嫌,会遭到严厉的批判,在文革中还可能被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因为这种人修正、篡改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含义和历史意义。 将攻击、批评毛泽东的人称为“汉奸”,其实也是在修正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依照毛泽东时代的思维逻辑,这是将毛泽东领导的无产阶级政党混同于普通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党,是将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视为民主主义革命。记得1976年初,文革的后期,在毛泽东亲自指挥下的反击右倾反案风中,报章上发表的各类大批判文章,将火力都集中对准了民主派,著名的论述是: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他们是带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来参加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他们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他们在程度不同地接受党的最低纲领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时,并没有把它同党的最高纲领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纲领联系起来,他们不懂得也不准备去实践党的最高纲领。”如果将汉奸也作为革命敌人的话,至多也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依据正式的说法,新民主主义革命只是为了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而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才是毛泽东的最高理想和主要业绩。恰巧的是,将毛泽东的对立面视为“汉奸”的人,也都将毛泽东定位在“开国领袖”这一层面上,开国,指的正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近日读到一篇文章《跨国公司老总眼中的毛泽东》,文章提到的那几位外国老总,他们心目中的毛泽东,实际上也是一个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毛主席,是一个失去了阶级斗争的毛泽东。 不说“反革命”而称汉奸,不但在于“反革命”罪不复存在,更在于这样的罪名已经无法引起现实社会的共鸣;“反党”这一当年可以令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重大罪名,多数人也早已忘却,而“反政府”这一普世的罪名正在被普遍认可。究其原因,恐怕都在于普世的国家观于不知不觉中代替了以前格外强调的阶级观,已经获得了全社会的认同。 但今天对意识形态的含混、淡忘,并不能改变中国共产党进行的革命是阶级的革命、政权是阶级的政权这一历史,不能回避意识形态在很长的时间里曾主导一切的事实,不能掩盖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在毛泽东的思想里的统治地位,更不能将历次政治运动从毛泽东的业绩里剥离出去,离开了大大小小的以阶级斗争为思想基础的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毛泽东恐怕就不是历史上那个真实的毛泽东了!近30年来,由于国家、民族替代了阶级,冲到最前台,所以,共和国也是近年来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共和国的历史、共和国的土地、共和国的生日、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们等等,无所不在,其实,共和早在1912年就已经实现,英文里,中华民国同样也是共和国。 去阶级性,反映了30年改革开放的思想进程,但也让毛泽东的历史定位出现了根本性的错位。
去阶级的结果
有很多人,不知是不是未老先衰,老年的特征异常明显,年代久远的事情日益清晰,刚刚过去的事情却忘记得一干二净。“汉奸”罪名的盛行,而且还与批评毛泽东结为因果,就是失忆的一大后果。 失忆,当然应当归结于主流历史叙事中对曾经左右当代中国命运的历次政治运动的失语,归结于主流政治叙述里对曾经主导中国社会40年走向的阶级性的淡化,就连刚刚去世的前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当年竭力争论的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如今又有多少人还存在兴趣?淡化、模糊、回避,早已经成为是我们对待历史的基本态度。 与模糊、弱化严肃历史同步,作为当代多数人获取知识的唯一来源的影视,那些过去的阶级敌人、反动派以及曾被严厉批判的“封资修”,也都出现了颠覆性的变化,连“大汉”、“大唐”、“大宋”、“大明”、“大清”的帝王将相似乎都成了“中华民族的脊梁”,而在毛泽东的时代,起码在文件表述里,文艺舞台被帝王将相所把持的状况正是发动文革的原因之一。如今的电视剧,抗战题材几乎成为主打,每晚轮番出场,其中的中央军抗日、地方军阀抗日、土匪抗日、老财抗日、另类抗日,甚至伪军抗日,最具感染力;而在阶级利益高于一切的岁月,在毛主席领导下的上世纪五十、六十、七十年代,无论在文艺里还是在现实中,他们无一不是反面人物。当年统治舞台的八个样板戏,抗日剧《沙家浜》的反面人物不是日本侵略军,而是“忠义救国军”;《红灯记》尽管有鸠山作为主要敌人,但在痛说革命家史时仍不忘阶级斗争的历史陈述;《白毛女》诞生于延安,背景也是抗战时期,但从头至尾都是阶级仇,恰恰缺少民族恨。 失语、失忆、淡化和颠覆,久而久之,导致社会呈现出三种人的三种历史认知。 对阶级斗争的残酷时代没有任何感性认识的人,毛泽东的历史在1949年以后大概就是开国大典、抗美援朝、钢铁年代、原子弹爆炸成功,于是,我听见过不少八十后、九十后,甚至七十后,总是将“今天的幸福生活”与毛泽东结为因果。但他们恰恰不知道的是,当年反修防修的主要对象就是我们今天的这副模样,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正是针对我们今天的这种生存状态。我们如今变得已经远远超过苏修何止千百倍。 经历过阶级革命和历次政治运动的人,面对阶级斗争不再叫座、抗日战争又最具号召力的现状,早已经将当年天天被灌输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目标弃之脑后,在他们的话语里或许更愿意将抗战胜利、民族独立提升为主流,有意无意地掩饰自己政治履历中的种种尴尬。“如果不是毛主席领导我们打败小日本,哪来今天的幸福生活?”正在代替“如果不是毛主席带领我们打败国民党反动派,哪来今天的幸福生活!”我还亲耳听见有位离休人士居然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都当作自己的抗日经历传播给下一代。 坚持认为毛泽东一贯正确的人,面对三中全会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又无力回天,只能将毛泽东的形象抽象化、艺术化,在跳跃式的记忆中完成对领袖形象的重新塑造。“开国领袖”、“人民救星”、“为人民服务”、“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些切合当今大众心理诉求的诸多元素,构建了一个脱离了残酷阶级斗争实践的毛泽东。
想像拒绝真实
毛泽东,正在被想像化,而执著于想像的群体,最拒绝的就是历史的真实。 不知有没有人认真比照过,从衣着、语言、思维方式一直到职业、学历、经历、出身、身份、财产,就自己目前的状态而言,假如置身于阶级斗争的时代,面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锋芒,是否早已被彻底否定? “打着红旗反红旗”这一文革中著名的罪名,当今的许多人已经无意中落入其中。数年前,一位资产过亿的40来岁的老板投资拍摄了一部影片,首映式时正赶上中日东海争端,他特意向观众赠送毛泽东纪念章,称此时此刻更加怀念伟大领袖毛主席。可任何一个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很清楚,如果在毛泽东的时代,像他这样的人,估计不用等到文革,早在三反五反就遭遇灭顶之灾了。还有一位专门经营纯金制品的30多岁的商人,公司资财也在亿元以上,却言不离伟人,所有重大商业活动都要选在12月26日,其虔诚心情固然可嘉,但在阶级革命的岁月里,他和他的公司还存在吗?在反修防修的革命实践中,他算什么? 在毛泽东的时代,无论怎样反美,如何反苏,但人人都很清楚,反的只是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将反动政府、修正主义的党与广大人民区分开来,是铁打的定律;至于日本人民也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要将日本政府与日本广大人民区分开来,更是最高指示,我们无不遵从。这样的思维方式源自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更是毛泽东革命思想的核心,而将阶级利益服从于国家利益则是修正主义的典型特征。即便在民族斗争高于阶级斗争的时代,把握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也是根本;日本共产党领导人住在宝塔山下,日本工农学校在延安的兴办,八路军对日本俘虏的优待规定等等,都显示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在毛泽东和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心目中的绝对地位。然而今天,那些高举毛泽东画像的人,从他们的口号、标语、跟帖中不难发现,日本在他们那里已经成为一个整体,整个民族似乎都在被打倒]消灭之列,包括这个民族所创造的一切。 文革期间,大字报遍布全国各个角落,口号、标语满天飞,虽然各种侮辱性的词汇不计其数,但至多是油炸、打倒、砸烂狗头、万炮齐轰、踏上一万只脚,在公开的场合不会出现下流的语言,因为使用这种语言的人等于自我贬低,将自己和自己的队伍降低到了流氓地痞的水平,而流氓地痞属于坏分子的行列,也是文革中被清除的对象。这一方面是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的那些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连梁效的顾问都是国学底子深厚的冯先生、魏先生、林先生、周先生等人,他们不可能容忍下流语言钻入自己的话语体系;另一方面,当时的社会主流或多或少都接受过传统文化的影响,语言的底线分明,“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不知世上还有羞耻二字”,就是当时盛行的批判对方的话语。如今的情形却与毛泽东的时代迥然相异,尽管高举毛泽东画像,高擎怀念毛泽东的标语,却容许下流口号和图画与己为伍。这也难怪,连大学教授都以口吐秽言为美,更何况老百姓了。这也表明,文革的后遗症如今正全面影响着我们的社会生活。五六十岁的人,他们的人生基本教育都出自文革,往下的一代,教育他们的老师和家长也曾在文革的环境里成长,再往下的一代,则是文革教育的再传人。丧失了传统文化,新的文明又没有扎根,是这几代人的普遍状态。用阶级斗争时代的文明状态与现实相比,并不表明那时的道德教育超过了当今,那个时代成年人的道德教育大多培育自更早的年代,即使是五十年代,传统文化也没有被完全毁弃,只有经历了文革的大洗礼,才将传统的外来的古代的现代的,来了个连根拔起,彻底铲除,结果,没有道德底线、缺乏度的把握,是社会生活的特征,过度、夸张、极端,是人们待人接物的亮点。 尽管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但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却经过几代人的定型、传承,延续至今,只不过将阶级改为民族罢了。阶级斗争的思维里,整个剥削阶级都应该被消灭,包括这个阶级创造的一切,甚至饮食、书籍;出身不好也是阶级斗争时代的话语,就是说这个阶级的上一代做的事情,下一代也应该承受。如今,这样的思维不是依然很畅行吗?
作为神的一面
其实,今天,在更多的中国人心目中,毛泽东更像是神,作为神,其原身究竟如何早已无关紧要,重要的是神本身存在的意义和信众对神的祈盼。许许多多的人悬挂毛泽东像,朝拜毛泽东的家乡和纪念堂,是在祈福,祈求保佑平安,祈求比赛获胜,祈求一帆风顺,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信仰归属、价值依托和神祇的护佑,是人类的必然需要,而今天的中国,归属、依托和护佑无不出现大面积空白,可是,维护中国人精神系统的儒家文化在文革中已被彻底扫荡干净,“大成至圣先师”孔子被改名为孔老二后在批林批孔中也已名誉扫地,意识形态在道德领域曾经起到的支撑作用又不复存在,只剩下一位伟大领袖,这位早就登上神坛的神,依然矗立。 作为当代神,毛泽东的位置早在1969年中共九大前就已经奠定。从文艺作品的极度赞美、经典形象与典型动作的全面塑造、标准画像和雕塑的大普及、膜拜仪式的高度规范化、所用器物和所赠物品的绝对神器化,到神圣冠词的确立,著作、语录、指示的至圣化加神谕化,所有这一切,在全国上下的通力互动下,在林彪等人的竭力推进下,短时间内得以迅速完成,而且集古今中外造神工程之大成,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其中的任何一项,与古今中外的造神相比,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信众的数量、疯狂与极致,哪尊神恐怕也望尘莫及。尤其是“老三篇”和毛主席语录的“圣经”化,让造神显得更加完美,极端标准。面对亿万信众,特别是当时中国这样一个文盲和半文盲占多数的国家、理性极度匮乏的地方,“圣经”不能是长篇大论,语境也不能过于具像,必须如其他“圣经”那样,像格言、如警句、似神启,否则既不适于“放之四海而皆准”,更不利于牢记于心。“老三篇”确实做到了,毛主席语录不但做到了,其通俗化程度还更胜一筹,每一句都斩钉截铁、不容置疑,每一句都铿锵有力、脱口而出,将毛泽东原本就不长的所有文字,整得更加精悍、上口。这样标准的“圣经”,经过强力推行、强制传播、强势灌输和自愿加强迫的背诵,还配以劫夫动听的旋律,其印刷数量、普及程度、铭记程度、融化程度、贯彻程度,不亚于所有宗教,深深左右着所有信徒的心灵。 尽管改革开放以后,作为人的一面,毛泽东走下神坛,越来越多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但是,作为造神的硕果,作为中共历史“庙宇”中的偶像,从来都没有离开过至尊的位置。今天,当人们日益需要神与信仰的召唤时,其神圣的色彩就显得愈发明亮夺目。 今天,批评毛泽东的人被定为“汉奸”,而指责别人为“汉奸”的那些人,其言行和身份如在毛主席的时代也一样是修正主义或是资产阶级,起码属于资产阶级产生的土壤。事实上,这两种人,无论正反,都不属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行列,都不是阶级斗争的赢者。原因很简单,毛泽东一生奋斗的时代和理想已成历史,谁也无法回到那个年代,想回去的话,自己首先就要否定自己。另外,许多批评毛主席的人是将毛泽东当作人,许多维护毛泽东的人已将毛泽东作为神,神当然没有错误和罪过,双方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对话,所以,谁也说不服谁,只好破口大骂或举手就打。 遗憾的是,神,往往都是千年以上的人变身而成的,除了考证家外,信众只关心作为神的那一面。而毛泽东作为神的缺憾在于时间相距太近,作为人的一切还那么历历在目,人人心里都有一本自家生死存亡的账,历史又总是与现实互动,只要历史不安,现实永远都不会平静。
【博士论文】
政治身份体系下的社会冲突 ——文革初期群众行为的社会根源(六)
向 前
第三章 秩序的重建和巩固(1967.9—1969.12)
1967年初,毛泽东估计夺权问题可在几个月内解决,年内有望把各省的革命委员会建立起来。可是,夺权后各地武斗此起彼伏,真正是天下大乱,他的设想和部署全部被打乱。不过,他并不想立即制止各地的武斗,在他看来,两派对立搞大规模武斗,不是坏事,而是好事——“我看湖南、江西九江、南昌、庐山、赣州经过大武斗,形势大好,阵线也分明了”。 伴随武斗而来的是社会秩序的混乱,工农业生产的急剧下降,经济的危机导致了很大压力。到1967年9月,毛泽东考虑将运动刹车,他说:“文化大革命明年春天结束,不能再搞了。” 经过“全面夺权”和武斗的动荡后,他把注意力放到制止武斗、反对派性、促进“大联合”、成立革命委员会上来。但是,文革的战车仍在隆隆的高速行驶中,不采取强硬的手段,想要平息此起彼伏的纷争几乎是不可能的。 第一节 “省革筹”推进“大联合” 1 “工派”与“湘派”的内讧 “工派”与“湘派”的分野产生于为“湘江风雷”翻案的过程中。1967年6月3日,省军区宣布“湘江风雷”不是反革命组织,但不得恢复原来组织。 当晚,各组织负责人在市总工会开会,讨论部分“湘江风雷”召开大会公开树旗问题,发生激烈争吵。或许是基于独享胜利成果的考虑,“工联”方面对继续为“湘江风雷”翻案热情骤减。6月4日,“湘江风雷”举行重新树旗大会,宣布公开活动。 7月,“湘江风雷”恢复总部和组织系统,在“湘江风雷”旗帜下汇集的组织逐渐形成了“湘派”。与此对应,偏向“工联”的组织形成了“工派”。 “省革筹”希望群众组织尽快结束纷争,实现“大联合”,然后就可以提交“三结合”名单,建立革命委员会。《八•十决定》下发后,“大联合”却不那么顺利——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们各有打算,如何排座次才是他们最关心的事情。《八•十决定》说“湘江风雷”是革命群众组织,“工联”是革命造反派,这一措辞上 的区分显示了中央对两个造反派组织态度上微妙的差别。 “工联”麾下聚集了二十万工人,实力不容小视。他们在反对省军区和“高司”的活动中表现出色。“湘江风雷”能够平反,“工联”功不可没。最重要的是,中央文件认定了“工联”是革命造反派组织,而“湘江风雷”是革命群众组织。所以,“工联”方面认为自己应该坐上湖南造反派的头把交椅。但是,“湘江风雷”方面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湘江风雷”是湖南资格最老的造反组织,成员众多,受迫害最深,论资排辈应该居首位。甚至有人提出“工联”应该取消自己的名称加入“湘江风雷”,以湘江风雷为核心,“工联”方面对此极为反感。双方矛盾因为“省革筹”席位分配而尖锐起来。 四十七军以及省委、市委机关造反派干部大多倾向以“工联”为群众组织的核心。因此,“省革筹”分配群众组织席位时,“工联”取得了明显的优势。“省革筹”中有群众组织代表6人,分别是“工联”的胡勇、唐忠富,“湘江风雷”的叶卫东,“长沙工人”的张楚梗,“井冈山红卫兵”的谢若冰,“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朱顺祥。其中,“工联”占有两个席位,“湘江风雷”仅得一席。“长沙工人”和“井冈山红卫兵”原本是支持“湘江风雷”的“湘派”组织,但由于号召“大联合”、批“山头主义”的宣传铺天盖地,张楚梗、谢若冰二人均未明确表示以“湘江风雷”为核心,“湘派”吃了哑巴亏却无计可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大学生红卫兵组织,虽然成立时间早,但人数不多,影响力有限,却因为站在“工派”阵营而跻身“省革筹”。相反,“高校风雷”无论人数、社会影响还是资历都胜前者一筹,本是高校红卫兵的当然代表,却因为属于“湘派”无缘进入“省革筹”。这种偏向“工派”压制“湘派”的做法令“高校风雷”等“湘派”组织愤愤不平。 8月,与“高司”争斗的“工派”、“湘派”同盟发生摩擦。21日,“工联”召开30多个基层组织负责人参加的紧急会议,调集人员制定作战计划。 “工联”出动武斗人员,分别进驻市五一路湘绣大楼、解放路东西两端。4时,解放路东端的“工联”人员与“东方红总部”开火枪战。晚8时,双方在解放路西头再度战斗。晚11时左右,双方又在东茅街交火。晚12点以后,“东风近卫军”、“红旗军”等组织的武斗人员与“工联”人员战斗,武斗一直持续。 22日,“长沙青年”架起高射机枪装上燃烧弹和穿甲弹,向“工联”占据的湘绣大楼扫射。几轮射击后,湘绣大楼着火,导致众多人员伤亡,大楼连同里面的商品付之一炬。武斗造成24人死亡,32人受伤, 湘绣大楼因射入穿甲燃烧弹引起火灾,直接经济损失160万元。 “解放路武斗”给“高司”以喘息之机, 他们重整旗鼓,提出“解放河西”的口号准备进军长沙。“工联”和“湘江风雷”这才停止内战,捐弃前嫌进军湘潭,造成与“高司”的“九五坪塘大武斗”。“高司”被彻底打垮以后,“工派”和“湘派”的矛盾再次浮现出来。9月中旬,“工联”下属的“六号门”将“青年近卫军”下属“钢三联”成员的枪缴去。“钢三联”派出代表前去交涉,结果谈判代表遭对方枪击当场死亡。“青年近卫军”准备报仇,最后由四十七军领导亲自出面才弹压下去。 军队领导之所以显示出极其强硬的态度,严令造反派组织负责人立即停止武斗,是因为毛泽东来视察了。原来,武汉“7•20事件”以后,毛泽东乘飞机到上海。在上海住了近两个月后,9月16日离开上海,先后到杭州、南昌、长沙,之后还到武汉、郑州,于9月23日回到北京。他这次视察主要是解决武斗的问题,也是针对造反派的“内战”,希望消除山头主义,在“大联合”的旗帜下实现“三结合”。 2 “大联合”号召 此次视察之前,毛泽东关于解决各地武斗的“大联合”号召已经被大力宣传了。“大联合”和“三结合”涉及三方面问题——军队、干部和群众。就湖南而言,四十七军取代省军区支左,军方代表问题已经解决;干部方面,华国锋、章伯森等原省委干部已经明确表态支持“工联”;最后剩下群众组织问题。 针对造反派组织山头林立的情况,《湖南日报》发表文章进行批评: “打‘内战’,说穿了,就是‘私’字作怪,就是为小团体利益和个人利益而战。那些热衷于打‘内战’的人,往往是‘私’字当头,从‘我’字出发,喜欢实行以‘我’为主的错误政策。他们只看到自己组织的某些长处,或过去的功劳,‘唯我独左’、‘唯我独革’,总想压倒别人。他们往往喜欢制造磨擦,搞小动作,给别人扣上各种各样的帽子,这就造成很多纠纷,再加上敌人从中煽动,矛盾就更为复杂,给革命大联合制造了障碍。” 报纸批评“少数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在夺权斗争过程中或在夺权以后,对曾经同自己并肩战斗的革命组织,采取排斥和对立的态度,他们对实现革命大联合,提出了所谓‘以我为核心’的口号”, 说“以我为核心”的口号是错误的, “是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的表现。” 社论文章敲山震虎,要求“头头带头抓革命的大批判”, 号召“彻底铲除山头主义”。 9月17日,毛泽东在长沙接见黎原、华国锋、章伯森等人,听取了情况汇报后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在群众内部关系处理问题上,他强调:“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多做自我批评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谈到群众两派对立时,他说“两派都是工人,一派造反,一派保守,保守是上头有人蒙蔽了他们,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这样多的产业工人,不会一辈子保皇,要正确对待,至于他们的头头,靠下面自己起来造反”, “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针对干部亮相问题,毛泽东指出:“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我们要团结大多数,包括犯过错误向群众做了检讨的”,“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发出《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通知》要求: “(一)各工厂、各学校、各部门、各企业单位,都必须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以利于促进革命三结合的建立,以利大批判和各单位斗批改的进行,以利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二)所有革命群众组织都应该以毛泽东思想为基础,经过充分协商,按照不同的具体情况,遵照毛主席上述的指示办理。一切跨行业的组织,都应该在自愿的原则下,按行业进行必要的调整。” 按照毛泽东的设想,文化大革命是一年发动,二年看成果,三年扫尾。1967年已经是第二年,是看成果的时候。所以,他重点谈群众组织大联合和干部出来工作。在他那里,工人分裂对立的原因被归结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挑拨离间、欺骗蒙蔽、操纵利用;或者是由于一小撮地富反坏右的破坏和煽动;或者是由于受了无政府主义、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以及‘怀疑一切’等等以右或极‘左’形式出现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潮的侵蚀。” 这一判断完全是从“阶级斗争”逻辑出发。这一结论总体偏离了事实,未发现症结所在,提出的解决方案自然不可能解决问题。 “工派”和“湘派”摩拳擦掌,大规模武斗一触即发,但最高领袖发出了“大联合”的号召,各群众组织自然不敢顶风作案,暂停了武斗部署,表态拥护“大联合”。“工联”表示:一定和“湘江风雷”等无产阶级革命派更好地团结起来,决不允许阶级敌人从右的或极“左”的方面或同时从两个方面来干扰革命斗争大方向。“湘江风雷”则说:“湘江风雷”与“工联”是生死与共的阶级兄弟,我们只能联合,不能分裂。一定和“工联”一道,以“斗私、批修”为纲领,彻底批判极“左”思潮,为促进革命大联合作出贡献。 但是,“大联合”的步伐并不因为他们表态就顺利进行。 3 恢复秩序的努力 9月初,“省革筹”成立时,湖南局势依然一片混乱。“高司”派群众与进军湘潭的“工派”和“湘派”在易家湾、坪塘等地炮火连天地鏖战;“工派”和“湘派”之间的武斗时有发生,“内战”阴云尚未散去。如不迅速采取措施,不用多久,“大联合”和“三结合”很可能就要象之前一样成为泡影。 四十七军方面自然不希望重蹈覆辙,《九•五指示》下发以后, 军队强力对群众组织进行干预。“军宣队”先后进驻各地、市、县单位,要求实现群众组织的大联合。 此举是希望通过对各单位的政治领导,用宣传教育的方式贯彻“大联合”指示。同时,四十七军对冲突严重的地区实施军管。8月25日,四十七军6961部队进驻常德,协同常德军分区“支左”。部队人员冒着枪林弹雨,往返于各派据点制止武斗。9月14日,部队进驻湘潭市,控制各高层建筑、交通路口及机关和单位。17日,“省革筹”和四十七军发出《关于湘潭问题的通告》,组织临时领导小组负责全区的文化革命和工农业生产。 军队的干预终于使“高司”派群众偃旗息鼓。 23日,长沙市公安局、市人民检察院、市中级人民法院全部实行军管,成立了长沙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行使原公检法的职能。 “军管会”的成立初步稳定了社会秩序,“省革筹”着手收缴落入民间的军用物资。工作持续了几个月,流入社会的枪支弹药等绝大部分得以收回,有效地防止了激烈武斗的爆发。1968年2月,“军管会”再次大规模收缴被抢走的武器弹药及军用物资。截止到3月15日,长沙市共收缴各种枪支968支,子弹240341发,手榴弹1730枚,炸药3箱,军用物资2694件。 “省革筹”重建秩序的另一措施是开办“学习班”。1967年10月20日,湖南省“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第一期在省委党校开学。 林彪在建国十八周年大会上说:“要开办各种学习班”,“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毛泽东提倡举办学习班,说:“中央应该开,主要是各省开,不仅军队开,地方党政文教也要集训。” 遵照这些指示,湖南各派群众组织代表组成在京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就“大联合”和“三结合”等问题继续谈判。 10月24日,林彪听取黎原汇报时说:“湖南突出的问题,是极左派的活动”, 他把原因归结为“国民党底子厚,再加上两个政客(刘少奇、陶铸)、两个军阀(彭德怀、贺龙),是反革命三结合”,“有三条黑线:第一条黑线,是国民党黑线”,“第二条黑线,是彭德怀、贺龙,影响很大”,“第三条黑线,是刘少奇、陶铸,影响也是很大的。” 省内“学习班”传达了林彪的指示,清查“黑线人物”随即在省内展开。各地加紧对“黑线人物”的打击斗争,大批领导干部被关进私设的牢房非法拷问,有的人被折磨至死。 随后,省军区处以上干部400人在北京举办学习班。次年长沙马坡岭学习班开班。 文化系统“学习班”贯彻江青“11•12指示”, 大规模揪斗“文艺黑线人物”和“反动学术权威”,文艺界人士再度受到迫害。 各地区所办的“学习班”要求地方干部、群众组织负责人参加,同时解决干部亮相问题,筹备大联合。截至1968年2月,常德地区共举办各类人员参加的学习班6288期,参加人数106万人,86%的单位实现大联合,75%的专、县、区、社四级干部站出来工作,50%的基层单位建立或筹建革命委员会。 第二节 “省无联”和“极左派” 《八•十决定》下发以后,“工派”和“湘派”组织一边外抗“高司”,一边内讧。“工联”坚决支持“省革筹”,与“湘派”渐行渐远。“省革筹”偏爱“工联”,将一些影响较大的“湘派”组织排除在“省革筹”之外。受到排斥的组织非常不满,显露出更加激进的倾向;另一些“湘派”组织,如“井冈山红卫兵”等,虽表面拥护“省革筹”,实际上仍有诸多不满。此时,“湘派”组织中出现了“稳健”和“激进”两种倾向。“稳健”的观点认为要承认“省革筹”的权威;“激进”的观点声称要造“省革筹”的反。“省革筹”的席位分配引爆了部分“湘派”组织的不满情绪。“高校风雷”、“红中会”等张贴了反对“省革筹”的大字报,除批评“工联”外,还指责华国锋、章伯森拉一派压一派。大字报说“省革筹”是“中间派与投机分子联合夺权,是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新形式”。“湘派”和“工派”的矛盾,不仅四十七军清楚,而且周恩来、戚本禹等中央高层也略有知晓。在接见湖南群众组织代表时,他们多次调解双方矛盾,说二者的分歧“是观点之争,而不是路线之争”,希望双方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解决问题。 8月底,“高校风雷”等起草批评“省革筹”名单的宣言,指责“工联”领导人变修了,是右倾机会主义、投机分子。该宣言取得25个“湘派”组织签名支持后公开发布,被称为《8•30宣言》。9月以后,“湘派”中的激进势力筹划成立“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简称“省无联”)。10月9日,周恩来总理听说湖南出现了“省无联”这样的跨行业组织,当即表示说“中央提出是按部门、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跨行业的组织就不要成立了。” 就这样,“省无联”原定于10月11日的成立大会未能召开(详见下一章第三节)。之后,部分曾在“省无联”《成立公告》上签名的组织先后发表声明,否认自己参加了“省无联”。 “省无联”可以说是反对“省革筹”人员的大集合,其中还有部分成员受到北京“516兵团”和“新思潮”的影响,反对周恩来总理,代表着激进力量中最极端的主张。这些成员多是喜好探讨理论的大、中学生,随着文革的发展,他们思考的范围进一步扩展,开始关注更深层次的问题,写成“理论文章”发表在自办的《湘江评论》或写成大字报贴上街。1967年12月至1968年1月间,集“省无联”理论大成的三张大字报先后发布,分别是《省无联关于目前湖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若干问题的决定》、《我们的纲领》和《中国向何处去》。 《省无联关于目前湖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若干问题的决定》一文被视为是“省无联”的“政治主张和战斗纲领”。文章截取林彪10月24日指示的字句,重新组合为“湖南的烂摊子大,三条黑线又粗又长,湖南是反革命的三结合,湖南还没有乱透”。其实,林彪的原话是:“湖南烂摊子大:国民党底子厚,再加上两个政客(刘少奇、陶铸)、两个军阀(彭德怀、贺龙),是反革命三结合。彭德怀、贺龙爪牙多、坏人多,再加上和平解放。现在还没有乱透。” 林彪所说的“反革命三结合”指的是被点名的众人。大字报把原话掐头去尾,变成“湖南是反革命的三结合”,让人误以为林彪指责湖南“省革筹”的“三结合”是“反革命的三结合”。该文引申了林彪的讲话,说林的指示“是新的战略部署”,“这个部署的核心就是湖南必须大乱”。所以,“湖南还没有乱透”预示着在新的条件下,新的夺权斗争的开始,“是这场新的夺权斗争的进军号。”文章认为省革筹是“资产阶级司令部”、“反革命的三结合”的延续,将支持“省革筹”的群众组织负责人斥为“工贼”,表示坚决反对“省革筹”主持的“工代筹”。 《我们的纲领》一文署名“省无联”,实际是由“矿冶井冈山”的张玉纲执笔。文章认为此时的文化大革命还只是开始,因为一年多来最大成绩是群众的发动,但“很少接触到反动路线产生的阶级根源和为反动路线服务的官僚机构”,“夺权成了形式上的改良”。然后,他把矛头对准“工联”,不点名地批评了“工联”等代表的是“机会主义思潮”,宣称“省革筹”必须彻底砸烂,“湖南要彻底革命,必须坚持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的原则。当今的省革筹实际上是旧政权的翻版。对它也必须实行同样的原则。”大字报号召人们“摆脱受机会主义思潮腐蚀的头头的束缚,越过他们去进行革命。” 1968年1月,杨曦光的文章《中国向何处去》以征求意见稿形式小范围传阅。该文理论出发点是认为中国90%的高干已经形成了一个特权阶级,周恩来是这个“红色”资本家阶级的总代表。从这一论断出发,他阐述了几点自己的看法:第一,中国将向巴黎公社式的“中华人民公社”方向去,目前的“革委会”只是临时权力机构,是政权的过渡形式,文化大革命的最后结果是公社而不是革委会;第二,“省革筹”代表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革命委员会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产物,“中国不能向革委会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方向去”,只能向“中华人民公社”的“彻底革命的社会主义方向去”;第三,要实现巴黎公社式的“中华人民公社”就必须推翻“红色”资本家阶级,废除官僚机构彻底砸烂国家机器。文章总结道:“引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社会矛盾是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个矛盾的发展和尖锐化就决定了社会需要一个较彻底的变动,这就是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实现社会革命,实现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建立新的社会──中华人民公社,这也就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纲领和终极目的。”他断言:军队内部的走资派是“红色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他们“改变了解放前军民血肉一般的关系,甚至变成镇压革命的工具”,因此应该继续从“红色”资产阶级手里夺权。要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需要用枪杆子彻底改变社会,“靠武装夺取政权,靠国内革命战争”。文章宣称:“我们建立中华人民公社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革委会的资产阶级专政和修正主义制度才能达到”。 这些文章仍然言必称“伟大领袖毛主席”,但他们已经直接从马列主义原著中获取思想资源并结合现实进行思考。“省无联”的“极左思潮”构成了文革期间全国范围“新思潮”的重要一环。 第三节 革委会:新秩序的象征 1967年9月至1968年初,“省革筹”的一系列行动使局势初步稳定下来。缴枪、开办“学习班”之外,群众组织也逐步纳入了“省革筹”预设的轨道。“军宣队”进驻了各个单位后,群众组织开始“大联合”进程。9月中下旬开始,报纸上频繁刊登各个单位群众组织“铲除山头实现革命大联合”的报道和喜报。 截止到30日,共有250多个单位和系统报喜宣布实现大联合。 1 “抓住省无联的黑手” “革命的组织形式应该服从于革命斗争的需要。如果组织形式已经与斗争的需要不相适合时,则应取消这个组织形式。” 群众组织实现“大联合”后,“省革筹”着手取消所有的自发性群众组织。“工联”紧跟“省革筹”,率先于9月28日以行动表示拥护“省革筹”的决定,宣布解散总部和下属各组织。 其他组织先后表示要以实际行动“铲平山头”。1968年1月24日,中央领导接见湖南代表时,周恩来总理说:“湘江风雷也是跨行业的组织,跨行业的组织观点不完全一致,最后总是要按系统联合,不要成立接管委员会,不要这一派、那一派搞接管,不要争论了,把大方向放弃了,会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省无联”的存在无疑是“大联合”的绊脚石,阻碍“铲平山头”的进程。最初,中央领导对“省无联”没有太多关注。“省革筹”也一直没有采取措施,甚至对“省无联”成员“炮轰周恩来”的大字报也只表示反对,没有进一步追究。直到华国锋看到《中国向何处去》几篇文章后,将“省无联”的几个“理论家”定性为“反革命”,问题才骤然严重起来。 1968年1月,“省无联”的大字报和周国辉演讲的录音被送至北京,引起了中央领导的关注。24日,中央首长接见在京的湖南学习班,对“省无联”问题有了最终结论。康生说,“省无联”是“反革命‘非常委员会’的党羽,五一六的党羽”。 陈伯达将“省无联”定性为“反革命的大杂烩”,是“借反对周总理之名企图搞垮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参加这个大杂烩的所有组织的群众都应该回到本单位、本机关、本学校、本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 周恩来总理表态说:“省无联的纲领是反动的”,“省革筹小组对他们不是压得太厉害,而是不够警惕,提的不高。” 尽管中央有了措辞严厉的定性,但“省革筹”方面并没有马上对“省无联”采取措施。毕竟参加“省无联”的都是一些“老造反派”,而且“湘江风雷”被镇压却又成功翻案的前鉴不远,使得他们有所顾虑。中央领导对此很是恼火。康生批评“省革筹”思想模糊,警惕不够,阶级立场、敌我界线模糊,对“省无联”批判软弱无力,手软心软。 这一来,湖南方面再也不能毫无表示了。于是,“省革筹”举行声讨大会,宣布解散“省无联”。 《中国向何处去》被视为“省无联”的反革命纲领,少数积极分子的大字报被等同于整个“省无联”组织的主张,就此坐实了“反革命大杂烩”的定性——他们不仅有羽扇轻摇的幕后黑手,也有提供炮弹的笔杆子理论家和演讲宣传的鼓动者,还制定了自己的“纲领”。“省无联”负责人和积极分子全部被抓捕,普通群众作检讨后参加“大联合”就既往不咎,“省无联”从此进入了历史。 “井冈山红卫兵”和“青年近卫军”等在“省无联”问题上一直保持着中立态度。因为他们对“工联”的所作所为很是不满;另一方面,他们虽与“省无联”不少人私交很好,但还是注意保持距离。“湘江风雷”的普通群众对“省无联”多有同情,因为他们曾经全力以赴地为“湘江风雷”翻案。即使在“工联”内部,一般成员也并不反感“省无联”,毕竟都是一起经历过艰苦岁月的战友。所以,不管“省革筹”如何严厉要求批判“省无联”,“肃清省无联流毒”,但多数人对此并不十分热心,充其量刷点标语参加集会敷衍了事。“省无联”问题影响到了日后省革委会的席位分配。“工联”紧随“省革筹”,行情继续看涨,而“井冈山红卫兵”、“青年近卫军”等态度比较模糊的组织被迅速边缘化,以至于省革委会建立时候,身为“省革筹”主要成员之一的谢若冰(“井冈山红卫兵”负责人)没有成为革委会的常委,只担任了普通委员,谭海清(“青年近卫军”负责人)被排除在革委会之外。相反,“工联”的胡勇、唐忠富等都更上了一层楼。 2 “复课闹革命”和“回乡闹革命” 解决了“省无联”的问题,“省革筹”大力推进解散群众组织的进程。 一直以来,红卫兵组织是最难解决的问题,青年学生每次都充当了运动的先锋。中央对他们的要求——“复课闹革命”早在1967年3月就已经提出来了。 “三支两军”也包含了对学生的“军训”内容。但1967年的上半年,翻案活动搞得风起云涌,天下大乱的形势下,毛泽东提出的“大联合”、“三结合”未能实现,“复课闹革命”和“军训”落空。9月,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对一九六六年大专院校毕业生,从九月起开始进行分配”。 该通知把毕业生召回了校园。紧接着,中央命令“在外地串连的学生”“立即无条件地全部返回原地,集中力量搞好革命的大批判和本单位的斗批改。” 10月,所有学校开学“按照教学的班、级、系的系统,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建立革命三结合的领导班子。” “省革筹”掌控局面的情况下,这一次的“复课闹革命”势在必行。部分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进入“省革筹”,学生回校参加“大联合”。“学代会”建立以后,绝大多数学生红卫兵组织宣告解散。 知青是造反最积极的群体之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他们是查抄“黑材料”的先锋;“经济主义妖风”盛行的时候,他们闹回城要工作;武斗期间,不少人是武斗干将;全省局势初步稳定的时候,“省无联”的活跃分子引知青为同道,声称要与知青一起革命到底。“省革筹”对此非常头疼,三令五申要求知青“回乡闹革命”,却收效不大。一直以来,知青们“打着红旗反红旗”,说上山下乡是刘邓执行的修正主义路线,所以打倒走资派以后应该让他们回城落户并安排工作。《人民日报》发出社论以正视听,把罪责归到走资派和牛鬼蛇神头上,说他们“煽动大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离开生产岗位,涌向城市,妄图以此达到他们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生产的罪恶目的。” 既然离开岗位是受到了敌人的挑拨煽动,那么滞留城市就是错误的。 1967年9月,“省革筹”和四十七军的联合通告要求知青返回农村。10月,中央再次发出通知,严令:“下乡上山的知识青年和其他人员在城镇建立的各种组织和所设的联络站,要立即撤销。城镇的群众组织不准吸收下乡人员参加。坚持逗留城镇不走的,不予落户。以非法手段强行在城镇落下户口的,一律无效”,“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和其他人员,必须坚持在农村就地闹革命,业余闹革命,节约闹革命,同贫下中农一起闹革命,不得随便离开生产岗位外出上访或串连。” 这一通知在城乡广泛张贴,其中撤消联络站、城镇的群众组织不准吸收下乡人员参加、不予落户、以非法手段强行在城镇落下户口的一律无效四条使得知青不可能再滞留。中央领导也三令五申要求各群众组织与知青切割。11月8日,周恩来总理对广州两派代表作出要求,“对支农青年你们应该发表声明,上山下乡是大方向,是毛主席提出来的,你们要联合发表声明,要他们回农村去。” 14日,他再次重申:“有人说上山下乡是黑指示,对中央文件挑三挑四,对中央文件怎么能怀疑呢?对中央文件,指示攻击诽谤的人都是错误的。说黑指示的人是有坏人在煽动,也有立场问题。” 随着“大联合”的推进和“工代会”、“学代会”建立,群众组织相继宣布解散,知青无处安身,最终只能全部返回农村。 1968年2月17至20日,长沙市首届工人代表大会召开,宣布长沙市“工代会”成立。 21日,20万人集会庆祝市“工代会”成立,原“工联”、“湘江风雷”等12个群众组织全部宣布撤消总部,所属人员各回本单位参加“大联合”。 19至22日,长沙市首届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召开,市“农代会”宣告成立。 3月起,除工、农、红卫兵各代表大会(筹)以外,所有群众组织的活动经费一律停发, 工人参加“省革筹”领导的“革命工人代表大会”(简称“工代会”),学生参加“红卫兵代表大会”(简称“红代会”),农民统一成立“农民代表大会”(简称“农代会”)。按照这个步骤“彻底铲除山头主义”,所有人员都参加“省革筹”直接领导的“工代会”、“红代会”和“农代会”,最终解散全部自发性群众组织。产生于文革初期的自发性群众组织全部解散,大多退出了历史舞台。 3 “芙蓉国里尽朝晖” 1967年初,上海最先成立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山西、山东、贵州和黑龙江经中央同意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 湖南省和大多数省份一样,没有顺利实现“大联合”。“省革筹”上报的“三结合”名单得不到中央批准,第一次“大联合”在激烈武斗中宣告流产。时至1968年初,在“省革筹”主导下,学生“复课闹革命”,“工代会”、“农代会”、“学代会”先后成立,群众组织陆续解散,部分地区已先期成立地方革命委员会,形势已经大不一样。 1月,株洲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2月,郴州、岳阳、益阳地区的革命委员会先后宣布成立。 2月28日,长沙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省革筹”不失时机地报送了拟定的省革委会“三结合”名单。4月6日,中央批准湖南成立省革委会。 8日,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黎原任主任、龙书金 任第一副主任,华国锋、杨大易、章伯森、刘顺文、胡勇、叶卫东任副主任。省革委会下设办事组、政治工作组、生产指挥组、人民保卫组四个大组,大组下设15个小组,全部工作人员720人。《湖南日报》成为省革委会的机关报。 省革委会发表《告全省人民书》宣布:自即日起,原湖南省委、省人委的党、政、财、文大权,统统归湖南省革命委员会。 10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报道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消息,发表社论《芙蓉国里尽朝晖——热烈欢呼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夺权斗争”宣告结束,省革委会全面掌握了党政财文大权,整党建党、重建基层党组织等工作均在各级革委会领导下进行。 省革委会29名常委中,军队代表9人,原省、地级领导干部7人,造反派代表11人,农村劳模与民兵代表各1人。 黎原之前就担任“省革筹”组长,理所当然地成为了革委会主任;第一副主任龙书金为原省军区司令,副主任杨大易是继龙之后的省军区司令。 革命干部华国锋、章伯森和刘顺文排名随后。群众组织代表——原“工联”负责人胡勇和“湘江风雷”负责人叶卫东排名最末。一度引领运动潮流的“井冈山红卫兵”谢若冰只担任了普通的委员。“青年近卫军”的谭海清无缘省革委会。追随“工联”的不少组织负责人得到回报,名列革委会常委名单。省革委会共有委员141人(拟定160人),其中常委29人(拟定35人)。革委会委员中,工人代表占30%,农民代表占14.5%,解放军代表占15.7%,学生代表占11.7%,革命领导干部代表占19.6%,其他方面代表占8.5%。 对群众组织的负责人而言,职位固然带来胜利的喜悦,但掌握权力却需要更深厚的根基,他们人数虽多,但他们能否掌握实权还是未知之数。 军队在各地恢复秩序的过程中功劳卓著,因此,省、地、县各级革委会中,大多均由军人担任一把手。全省15个地市级革委会主任有9人是军分区的负责人,长沙市革委会由四十七军141师政委、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张骥任主任;常德地区革委会主任由军分区司令景林担任;长沙县革委会代表中,军队代表李国玺担任县革委会主任,邹元海、罗云鹏任副主任,之后是干部代表刘云瑞、王玄,最后才是群众代表冯子桂、梁恭武。 值得一提的是,省军区和各军分区都曾是“高司”、“红联”的靠山。《八•十决定》出台后,军分区像省军区一样检讨了自己支左中的“错误”。批判“省无联”时,各军分区十分卖力。其实,“省无联”主要是在长沙活动,地市级持“省无联”观点的组织非常少,在县级根本没有。各地驻军却趁此机会大展拳脚,有“省无联”批“省无联”,没有“省无联”批“湘派”,没有“湘派”批“工派”。结果是各地反“高司”的群众组织遭到严厉打击,“高司”、“红联”派则跃跃欲试,意欲卷土重来。“高司”在长沙组织了要求平反的游行,地县级的“红联”收获颇丰,不少成员在军分区的支持下进入了地方革委会。这也是后来中央要求“反击右倾翻案风”、“防止老保翻天”的原因之一。 1968年6月7日至23日,省革委会举行第二次全会,通过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决议,要求进一步贯彻毛泽东的指示——“抓革命,促生产”,命令城镇工人、干部不要到农村串联,不干扰农村的文化大革命;农村的贫下中农也不要进城参加武斗。 随着新秩序的巩固,群众代表在革委会中的地位日渐降低。后来,军队人员撤离所遗留的缺额基本由革命干部代表补上。抓生产需要革命干部发挥作用,革委会日常运行也离不开他们。对待干部的政策显得更为宽大——“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了错误的人,大多数是可以改的。” “抓革命、促生产”的需要突显了革命干部的重要性,“大乱”以后的“大治”中,干部地位上升是必然之事。 4 “湘瓷派”和“汽电派”的争斗 围绕权力分配问题,进入革委会的各派势力发了激烈的斗争。一方是“永向东革命造反战斗团”的周国强等省委机关干部、“湘江风雷”叶卫东和“工联”内部“湘瓷派”刘炎生等群众代表,省革委会副主任章伯森、常委梁春阳等是其后盾。另一方是华国锋及其追随者——“工联”的胡勇、唐忠富、雷志忠等。因为刘炎生所在的工厂叫做“建湘陶瓷厂”,胡勇等是“长沙汽车电器厂”工人,故这一次的争斗也被称为“湘瓷派”和“汽电派”之争。 原来,1968年3月30日,中央领导接见湖南省革筹成员时,江青说了一句“你们那里‘高司’闹得很凶,完全是右倾翻案风”。中央关于成立湖南省革委会的批示上说:“要继续打击‘二月逆流’的翻案风。要坚定地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 由此,湖南省展开了“反三右一风”(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和为“二月逆流”翻案风)的活动。各派势力均希望把握“反三右一风”的主导权,趁机向对手发难——“湘瓷派”指责胡勇等无视批“省无联”中的扩大化错误,包庇右倾翻案;“汽电派”批叶卫东夸大右倾翻案形势,说“永向东”利用其地位欲实际掌握省市革委会大权。争执的焦点最后集中在华国锋身上——“湘瓷派”炮轰华国锋,说他是“变色龙”和“右倾翻案的总后台”,应该清除出革委会;“汽电派”支持华国锋,说华是“毛主席批准进入省革委会的好干部”,反戈一击说“炮轰华国锋”就是要搞垮革委会。 四十七军左右为难,一时拿不出具体处理办法。因为各地“高司”、“红联”确有死灰复燃的迹象,不少“高司”、“红联”人员已经进入了地方革委会,“老保翻天”不是空穴来风。另一方面,“汽电派”的负责人和华国锋都是毛泽东所同意的,与四十七军关系也不错,“工联”也一直听从命令。由于军方暂时没有介入,“湘瓷派”和“汽电派”的斗争出现升级趋势。 叶卫东掌握的中学生“红330”战团到处张贴标语要把华国锋从革委会“炮轰”出去。“汽电派”直接组织了几千工人和学生进入省委机关查封了“永向东”总部。6月16日,根据省革委会决定,由长沙市“工代会”、“农代会”等机构抽调200余人组成“彻底砸烂旧省委战斗兵团”,在解放军的配合下进驻原省委机关,进行所谓的“揭盖子”、“揪坏人”。全省各地纷纷效仿,展开对原地市、县委的进驻和“砸烂”斗争。 这一系列行动是“汽电派”主导下的攻势,群众进驻机关压制了“永向东”一派的干部,防止他们独掌行政大权。军队方面静观其变,争斗的两派处于胶着状态。 华国锋曾向毛泽东汇报“永向东”的情况,毛泽东说“永向东”打着反复辟的口号搞复辟。 最后,中央关于广西的指示使得这一轮派性争斗告终。1968年7月3日,《关于广西问题的布告》(即《七三布告》)认为广西铁路交通被破坏不能通车是敌人制造的“一系列反革命事件”之一,要求恢复“铁路交通运输,停止一切干扰和串联,保证运输畅通。” 四十七军奉令解决衡阳地区“反右倾联络站”阻止铁路通车的问题,该组织正好持“湘瓷派”观点,“湘瓷派”顿时落了下风。进入8月,中央强调对革命委员会“补台”,而不是“拆台”,要求“健全和加强革命委员会”, 希望保持稳定。此时再针对革委会或其成员的造反活动已经显得不合时宜。8月25日,《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社论说“有些自己宣布自己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知识分子,一遇到工人阶级触动他那个小小的‘独立王国’的利益的时候,就反对起工人来了。”“湘瓷派”周国强原是市总工会的干部,叶卫东是长沙市一中的教师,均非“领导一切”的工人阶级;相反,“汽电派”的负责人个个都是响当当的工人。如此一来,“湘瓷派”马上土崩瓦解。 四十七军明确支持“汽电派”,将“湘瓷派”以“炮打三红”(“三红”指红色无产阶级司令部、人民解放军和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委会)的罪名进行批评和批判。叶卫东、章伯森检讨,多人停职反省。9月,省革委会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对“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进行批判。省革委会副主任章伯森被下放基层,副主任叶卫东及几名常委被批判。 “双方的争斗以“汽电派”大获全胜告终。 5 群众组织的彻底退场 省革委会成立前后,地、县各方势力激烈角逐。 其中有“工派”与“湘派”的争斗,也有“工派”、“湘派”与军分区及“高司”、“红联”残部的矛盾。省革委会解散群众组织的部署加紧推进。4月25日至30日,省工人阶级首届代表大会举行,选举成立省工人代表大会委员会,胡勇当选主任委员。中央关于广西问题的《七三布告》和《七二四指示》的出台后,各地军分区迅速制止了武斗。各级“工代会”取代了原来的工会组织, 以工人为主体的群众组织全部解散。湖南的局势已经稳定下来,大型群众组织不复存在,只有部分地区还有少数小组织仍有活动。 “湘瓷派”和“汽电派”争斗中有学生的身影,如中学生组成的“红330战团”,但和以前相比,无论是人数还是社会影响都大不如前。红卫兵组织被严格限定在校园内,青年学生不再有机会串联点火,影响力日渐减小,直至最终退出历史的舞台。 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召见首都红代会“五大领袖”时说:“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一度叱咤风云的“五大领袖”和红卫兵组织一起被逐出了文革的中心舞台。8月,毛泽东一声令下:“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各地“工宣队”全面进驻学校,为了区别于文革初期刘少奇派出的工作队,在名称和人员组成上做了变通,统称“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8月23日,省革委会为即将派驻所谓“老大难”单位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举行欢送大会。500余人进入《湖南日报》,1300人进入湖南大学等18个单位。随后,株洲、湘潭、衡阳、邵阳等都派出了“工宣队”。到年底,全省共派出工宣队员8万余人,进驻3940个单位。 11月27日,省革委会决定1967年大中专毕业生4300余人中极少部分到工厂当工人,少部分当中小学教师或分配到农村卫生单位,绝大部分去军队农场劳动;1966年已经分配工作的毕业生仍要先去当普通农民和工人。12月5日,省革委会又将1968年的3800余名毕业生按上述原则同样分配。原应1969年和1970年毕业的在校生提前毕业,全部下放湘西各县锻炼,并要求他们应做长期打算,立志当一辈子农民。这样,全省各大专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学生为之一空。 12月20日,长沙市革委会决定,全市中学由工厂接管并改校名。直到1969年12月,各校建立革命委员会后,才结束工厂管理学校的局面,恢复原校名。 各大专院校和中专学校学生分配离校,中学生被动员上山下乡。1968年12月,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长沙市动员知青和城市居民上山下乡。1968年到1971年,全市43982名中小学毕业生上山下乡,1410户,4574名城市居民分赴常德、郴州、湘西等7个地区的40多个县、市农村安家落户。 随着下放的推进,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成为知青,红卫兵运动成为历史,文革翻到了下一页。 第四节 新秩序的巩固 1 “清理阶级队伍” 毛泽东一直强调群众的对立和武斗是由于“走资派”、“反革命分子”等欺骗蒙蔽、操纵利用,只要把这些人抓出来,就能够克服派性,实现“大联合”。所以,建立革委会以后,迫切需要“清理阶级队伍”才能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这一运动持续了很长时间,还与其他运动一起结合开展。本文仅谈1967年至1969年间的情况。 “清理阶级队伍”的提法最早是江青于1967年11月27日在北京工人座谈会上提出来的。一些地方当时已经开始“清队”活动。1968年3月,长沙市革命委员会在全市全面部署“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湖南日报》组织整版批判文章,发表打倒王延春的社论。王延春在一系列批斗会上被揪出示众,身心长期受到严重打击摧残。 5月6日,省、市公安机关军管会召开“彻底砸烂公检法誓师大会”,原公检法系统广大干部再次受到冲击。 5月中旬,全省人保工作会议对17年以来的公检法战线工作全部加以否定,号召“从政治思想、方针政策、制度方法、组织机构、人事安排各个方面进行普遍揭发”和“查清斗臭”。5月15日,北京市革委会发出《关于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全面展开“清队”。5月25日,中央转发了《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要求全国各地“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 这一指示标志着“清理阶级队伍”在全国的全面铺开。 “清队”范围由党政军领导干部扩大到一般干部群众。当时两派群众组织严重对立,因派性干扰,打击面严重扩大化。 全省人保工作会议后,公检法系统的领导和工作人员被分别集中起来举办各种学习班,即使抽调到革委会的工作人员也须一律退出。在学习班上,原主管政法和公安工作的省委书记徐启文、省公安厅长李强等人受到批斗,大批公安干警受到打击迫害,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 6月19日,省革委会决定撤消原省委党校,改名为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7月3日,省革委会决定将原省委各部、委和省直厅局级干部,各地、县委正副书记,各专区、县正副专员、县长,各大专院校正副书记,正副校长,除抽调或结合到各级革委会工作的人员以外,全部集中到学习班(第八期)参加斗、批、改。8月9日,省革委会提出:“湖南历来是革命和反革命激烈搏斗的重要战场,湖南旧省委是黑三线的黑据点”,17年来,历届省委第一书记黄克诚、金明、周小舟、张平化、王延春等都“大力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必须“彻底砸烂”。 9月,长沙县直机关870名干部中有733名被勒令到市革委第七期“学习班”参加“清队”,县委大部分主要领导、家庭出身不好或社会关系复杂的一般干部均成为审查对象,受到审问和批斗。 “刮台风”是“清理阶级队伍”中常用的一句话。 1968年8月下旬,湖南省军区在南岳召开了所谓“刮台风”会议,全省各地军分区、革委会及支左领导小组负责人参加会议。 “刮红色台风”即大搞阶级斗争,大搞“群众专政”,“向一切阶级敌人发动全面进攻”。 邵阳县支左领导小组负责人说:“过去我们的同志被他们抓起来戴高帽子游街是很有教训的,现在是我们的天下了,再不能让几个臭知识分子左右形势了”,“台风刮12级不行,要加大到24级。” 他先后组织12万农民进城,以“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旗号进驻县党政机关、 厂矿、学校和企事业单位,按照县支左办提供的名单抓人,冠以“炮打三红”罪名批斗、游街、关押。 受害者除了“九种人”外 ,多数是参加造反的普通群众。 “清理阶级队伍”再次祭出“查成分、查出身”的阶级斗争法宝,运用“阶级分析”将各单位的干部群众按照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政治表现等标准划分为三六九等,通过对少数“阶级异己分子”、“黑后台”、“群众组织坏头头”实施“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形成一种强大的政治威慑,从而达到瓦解造反派组织和收缩群众运动的目的。这一运动是收缩群众运动的重要举措,却也为原保守派组织成员打击、排斥“造反派”提供了合法性掩护。斗争打击范围不断扩大——开始是所谓的“九种人”,之后,大批原造反派组织成员受到清查。“清理阶级队伍”有效地恢复了社会秩序,但是政治、社会生活中的基本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因而斗争并没有停止。随着政治争夺空间的日益缩小,单位内部的斗争反而有更趋激烈之势。其后的清查“516分子”和“一打三反”等运动的惨烈程度比“清队”有过之而无不及,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 2 审干和整党建党 1968年9月17日,衡阳地区和衡阳市,湘潭地区和湘潭市以及零陵地区宣布成立革委会。至此,全省各地市、县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公社都成立了革委会,实现了全省“山河一片红”。同日,经过整顿的《湖南日报》出《革一号》复刊。 此后,各项工作都在各级革委会领导下进行。 11月下旬,省革委会决定对全省各级干部进行全面审查,审查重点是重大政治历史问题和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 1969年3月,湖南省革委会审干领导小组决定,审查范围扩大到各级革委会中担任干部职务的工人、农民和学生,以及属于国家干部的小学教员、护士和讲解员。这次审干,全省列审对象达416585人,其中作为敌我矛盾性质审查的对象11623人。到1970年底,做出审查结论和写了调查报告、批注的达185654人,定为“敌我矛盾”的有4489人(其中省管干部104人),开除党籍和干籍的905人,开除党籍的263人,开除干籍的4364人,受其他处分的1074人。 根据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和其他批示, 各地大办“五七干校”,大批知识分子、机关干部被下放到农村或边远地区。10月27日,省革委会决定将农业厅的全体干部400余人作为创办省“五七干校”的第一批学员开赴衡山县贯塘,还决定省直机关其他部门的全体干部也都将分期分批到“五七干校”去。随即,各地市、县纷纷创办干校。 全省各大专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学生分配出去以后,校园为之一空。所有的教职员工则被集中办学习班,搞斗、批、改和准备走“五七”道路。 长沙市革委会将没有参加各级革委会工作的干部集中起来,办了第七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翌年元月“学习班”结束,干部下农村或到“五七干校”参加农业劳动。 12月4日省直机关和长沙市组织10万名干部、教员、医生、文化工作干部连同家属子女上山下乡,“户口、组织关系、供给关系全部转过去”。 截止12月,全省建立90多所干校,有18000多名干部进校劳动。 文革初期曾有“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号召,夺权以后各级党组织大多处于瘫痪状态,很多党员干部被冠以各种罪名遭到批斗和关押。虽然党委被踢开,但党组织并未被抛弃。即使在夺权最激烈的时候,毛泽东也没有放弃党这一组织形式。他说:“我们总要有一个党,现在这样的状况是一种暂时现象,没有一个党是不行的。各个革命造反派组织怎么能代替党?革命委员会也不能代替党。” 之后,他多次提出要整顿和重建党的组织。1967年10月和12月,中共中央先后发出两个文件,部署整党。 恢复组织生活、接收新党员、修改党章、加强组织纪律等问题摆上了议事日程。 毛泽东的批语——“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被作为指导方针。 湖南省“整党”从1968年1月开始,后来和“清理阶级队伍”等结合在一起。九大筹备工作开始,“整党”工作刻不容缓。省革委会集中原省委、省人委及直属机关的全部人员进“学习班”,加紧进行“清理阶级队伍”和“整党”。 10月10日—18日,省革委会召开全省第二次整党建党工作会议,提出力争11月底以前,县以上各级革委会建立党的核心小组, 12月底以前全省基本上恢复党的生活,建立和健全基层党支部,进行发展新党员试点。 毛泽东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了九大和整党问题,指出“我们的党要吸收新血液。工人、贫农、红卫兵中的积极分子要吸收到党里来。” 党员经过申请、群众评议和重新登记,恢复组织生活。毛泽东谈整党问题时强调“吐故纳新”。 “清除废料”就是“把证据确凿的叛徒、特务、一切反革命分子、顽固不化的走资派、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坚决清除出党。”吸收新鲜血液包括“吸收一批优秀的造反派,首先是产业工人中的先进分子入党”,还要“选拔优秀的共产党员参加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工作”。 “清除废料”的“吐故”工作已经通过“清队”、“刮台风”等完成,“吸收新鲜血液”旋即开始,各地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突击入党现象。11月12日—25日,中共湖南省、地市、县革委会党员代表大会举行,会议传达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协商本省出席九大的代表人选。会后,省革委会向上报了出席“九大”的代表名单,其中胡勇是在原单位党组织没有恢复,基层支部未予讨论通过的情况下突击入党。 1969年4月1—24日,中共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以华国锋为团长、36名代表组成的湖南代表团参会。 华国锋、唐忠富当选中央委员,刘春樵当选候补中央委员。 1969年7月,中共长沙县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成立,全县各级党组织恢复活动。 11月3日,省革委会发出《关于建立党的县委和基层党委的意见》。至此,全省已有一半以上的支部恢复组织生活,发展了800多名新党员。全省13个地、州、市和90%的县市都建立了党的核心小组。省革委会要求各地抓紧工作,争取在年底前建立一批新的县委。1969年底,全省又建立起14个新县委、20个厂矿和460个公社的党委;道县65.7%的党员恢复组织生活,恢复和建立6个公社党委、202个基层党支部。 1969年毛泽东视察湖南,对局势基本满意,他说前几年还是疾风暴雨,去年上半年还是高潮,现在看来形势很好,以后可能还会出点什么事,但大局不会有变化了。 各级党组织全面恢复后,局势全面稳定下来。尽管山西、河南、江苏等地没有终止武斗,但都只是在少数地区。尽管日后还有“9•13事件”、“批林批孔”、“批邓”等运动,但类似1966至1969年的状况再也没有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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