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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记忆》第九十一期
帖子发表于 : 周五 2月 01, 2013 8:0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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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 周六 2月 28, 2009 5:4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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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忆               2012年12月31日12期
REMEMBRANCE       总第九十一期
                  2008年9月13日创刊


目录

【专稿】
胡庄子 “西纠”九问

【林彪研究】
于鹏飞 杜鹃 “但悲不见九州同”——王维国遗稿读解(一)

【评论】
顾 土 从“反革命分子”到“汉奸”

【博士论文】
向 前 政治身份体系下的社会冲突——文革初期群众行为的社会根源(六)

【文摘】
谭合成 道县周边十县市文革杀人事件概述
葛蕴芳 我这一辈子(节选)

【编读往来】
1.刘进纠错,2.冯敬兰纠正错字 3.黄斌华来信 4.本刊年终小结

【总目】

《记忆》2012年总目录


【专稿】

“西纠”九问

胡庄子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指挥部”,简称“西纠”。“西纠”的成立,是红卫兵运动中的一件大事。“西纠”的“通令”和行动,极大地影响了红卫兵运动的进程。但长期以来,“西纠”的面目含糊,许多问题无法得以澄清。笔者从手头掌握的相关资料中,清理出九个问题。或许可以引起大家对“西纠”的兴趣,促进“西纠学”研究的深入。

一、“西纠”成立于何时?

“西纠”是1966年8月25日成立的。
8月25日,由北京三中、红大附中(女一中)、北京四中、女三中、六中等31所中学红卫兵组织在北师大女附中集会,联名发表了《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宣告成立》,《宣言》全文如下:

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为了支持广大红卫兵造资产阶级的反,为了更好地完成党中央、毛主席和广大工农兵群众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宣告成立。
这个决定是八月二十五日,西城区三十一个学校讨论通过的。
纠察队是红卫兵自己的组织,他的成员是红卫兵的优秀分子,中坚力量。纠察队是革命的造反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京部队的亲密战友。纠察队是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队。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的成立是我们全体红卫兵的大喜事。它再一次表明我们的红卫兵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的红色革命组织。既是敢想、敢说,敢革命,敢造反的先锋队,又是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勇敢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战斗队。
我们的职责和权利:1、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忠实执行毛泽东思想,热情宣传毛泽东思想,勇敢捍卫毛泽东思想。2、坚决地协助红卫兵的革命造反行动。3、坚决镇压地、富、反、坏、右、资和他们的孝子贤孙的反革命行动。4、有权撤销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品和禁令。5、有权检查各学校、各机关、各工厂、各单位的红组织。6、有权扣押假红卫兵和流氓。7、在其它各区纠察队未成立之前,一些重要的国家机关和主要街道,暂由西城分队代行保卫职权。
此令八月二十六日十时实行。我们要求广大工农兵群众和各地区的公安机关协助我们工作。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文后是31所学校的37个红卫兵组织的署名。不久,西城区又有19个红卫兵组织加入“纠察队”。
其实,西纠在正式宣告成立之前,已经开始运作了。下面,是国务院办公厅一份文件上的文字 :
行政处:北京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区分队,需要经费伍千元,已经周秘书长同意,由中央行政经费中开支。请你们一次拨给伍千元,由他们掌握开支,以后清算列入我局预算内资金报销。
经费处 马健 1966•8•4(李梦夫9月4日在这份报告上批示“同意”。)
从这份文件上可以看出,“西纠”在正式宣告成立之前,已经以“北京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区分队”的名义进行准备。可以说,“西纠”在8月初已经开始运转。
“西纠”成立后,北京市东城区(9月10日)、海淀区纠察队(具体时间待考)相继成立,但他们的影响远没有“西纠”大。

二、为什么成立“西纠”?

1966年8月,史称“红八月”。因为得到毛泽东的肯定,红卫兵的称号十分响亮。为什么西城区的小将们别出心裁地成立一个“纠察队”?
陈毅之子、北京八中的陈小鲁回忆说:“八月份,天下大乱。红卫兵在苏联驻华大使馆前开大会、游行,把那条街改名为‘反修路’。八中也有人参加,他们回来告诉我说,总理讲了:中学红卫兵是一盘散沙,不知道谁是头儿,找不着头儿,也管不起来,有些精神也传不下去。……从这个信息里,我觉得,现在太乱了,中央找不到头绪,也着急。那我们就根据《十六条》说的,‘自己教育自己’嘛。红卫兵的缺点、错误,也要有人来管呀。别人不管,也管不了,但自己应该管一管自己。有人说,你成立的组织管得了别人吗?我说,咱们可以串联呀。我就去找四中、六中的朋友商量,提出成立‘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每个学校红卫兵组织,抽出十几个优秀的人,做纠察队队员,管理好自己的学校,再组成一个联合的指挥部,来统一调度。……结果我们一拍即合,马上就召开了一个西城区各校红卫兵组织都参加的会。”
“西纠”成员、四中的刘宣辉文革后回忆说:“当时清华附中和北大附中有‘创始红卫兵’和‘红卫兵运动策源地’之称。我们只能算是第二批。但第二批对第一批却很有些看不上眼。首先就是对‘红卫兵’三个字瞧不上眼,觉得这个名儿太嫩,太小儿科。再就是那一身行头,也就是后来那个著名的红卫兵式军装。不就是人家没有你们有么,显摆什么呢?还戴上袖章,红红绿绿的,盛装游行似的,觉得太张扬,这都不大合我们的心思。”“海淀区的红卫兵一直都是群龙无首,他们中有一些活跃分子,像卜大华、牛皖平、骆小海、彭小蒙、张承志、陶正,都是红卫兵运动的发起人。……但他们始终没有一个公认的头头。城区则表现出组织意识,八中以陈晓鲁为首,六中以董良翮为首,四中则产生了一个领导集体,为首的是孔丹,成员有秦晓、李三友、马凯、戴小明、周坚、赵胜利等等。这三个学校成为城区红卫兵的主力,但最初都不肯叫红卫兵,而是各有名堂。”“当时四、六、八三个中学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纠察队’,专门纠察红卫兵。”“西纠是我发起成立,是要纠察红卫兵的。”
“西纠”成员秦晓回忆说:“借鉴当年周总理领导上海工人起义时成立的工人纠察队,我们也想成立一个红卫兵纠察队。”
8月25日,也就是“西纠”成立的同一天,北京三中、女三中、四中、女四中、六中、女六中、八中红卫兵联名发表的《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 ,文中更加直接地透露出“西纠”成立的原因:

目前,正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汹涌澎湃之时,阶级敌人刮起了一股黑风。他们也喊“造反”,也组织“造反队”,但他们造的是无产阶级之反。他们也提“倡议”,也发“通令”,但他们发出的是形“左”实右的反革命的叫骂声。他们甚至把矛头指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指向我们的革命老首长、老干部。他们抄革命老首长的家,截革命老首长的车,咒骂革命老首长“生活腐化”、“养尊处优”,勒令“搬家”,“辞保姆”,打匿名电话进行威胁,等等。这是疯狂的阶级报复!这是十足的反革命!我们革命的红卫兵绝对不能容忍!绝对不能答应!!
我们最严重的警告那些地主资产阶级混蛋们: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已经成立了!你们胆敢“造反”,胆敢“翻案”,胆敢再动我们革命老前辈的一根毫毛,我们就和你们拼命!断头流血何所惧!横扫妖魔全无敌!反正国家机器在我们手里!
革命的红卫兵们,立即团结起来!行动起来!保卫国家机关!保卫国家机密!保卫革命老前辈的安全!维护社会治安!坚决打退反革命分子的猖狂进攻!

这些话语和8月25日公布的《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宣告成立》中的观点十分一致,又一次亮明“西纠”的思想观点和成立的目的:崇尚血统论,保护老干部,规范红卫兵的造反行动,维护造反秩序。这是“西纠”与其他造反派组织的分歧和重要区别。
对“西纠”成立的目的,造反派红卫兵看得很清楚,他们后来批判说:

八月下旬,成千上万红卫兵冲向社会,横扫四旧,抄家,清出社会的渣子,形式轰轰烈烈,好得很!真是大快人心。革命的呐喊吓坏了那些资产阶级老爷们,那些躲在幕后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慌了手脚,他们视革命群众为洪水猛兽,他们眼看革命烈火烧起来了,就迫不及待地跳出来镇压,不许群众造反。西城纠察队就在这种形势下粉饰登台了!他以“维护秩序”为名,四处纠察,实际是到处破坏真正的革命秩序,在那里维护旧秩序,站在革命群众的对立面,抓住运动的一点缺点大做文章,就是不许群众大破旧世界!在革命群众还未站起来就想把他束缚住,打下去!他高高挂起“保卫老首长”的招牌,保这保那,不许造反派造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保”就是它的宗旨,“维护”就是它的天职。它是多么理想的一支御林军!多么合适的一支宪兵队!那些时时窥视革命的缺口,想从中以求一利的家伙们是决不会放过这一可以利用的组织,借其顽固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其心何其毒也!西城纠察队当初真是威风不可一世,驾于一切之上,什么群众、红卫兵都得听我的。在伟大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它总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势力一边,去镇压那些处于少数但坚决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派!他跟着幕后操纵者的指挥棒转,以革命群众的“太上皇”的面目出现,成为打击群众镇压革命的宪兵队。

三、“西纠”领导层成员都是谁?

“西纠”领导及其成员都是根红苗正的干部子弟。
1966年12月初,江青在一次座谈会上了解到北京六中“劳教所”发生的暴力事件,她说:“西纠的大头子叫孔丹,他父母有问题。周荣鑫也推脱不了责任。” 《西城纠察队的罪恶史》一文中说:
1966年“8月25日晚,有31个学校参加,在师大女附中召开各校红卫兵头头会议,正式成立西纠。由北京市第四中学、第六中学、第八学校、女三中起草宣言并由四所中学在西纠中负重要责任。选出总部头头:孔丹(四中,国务院副秘书长孔原之子。孔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自杀未遂,孔丹母亲许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自杀)、王××(四中)、赵××(四中)、陈××(八中)、董××(六中)。委托四中成立一个所谓机动连。国庆后,郭冀豫、兰小兵、骆小峰加入总部工作。” 经考证,“赵××(四中)”指四中的赵胜利;“陈××(八中)”指八中的陈小鲁,他是陈毅元帅的儿子;“董××(六中)”指六中的董良翮,他是董必武委员长的儿子。“王××(四中)”是谁,待考。
《西纠黑幕》中说:孔丹是“西纠东纠里最大的头目,四中革委会主席”;郭冀豫是“四中红卫兵,西纠小头目。”
北京六中遵义战斗团编印的《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称,“栗胜利,西纠头目,杀人凶手,已捕”;宋路,“西纠的组织部长”。
这些文字是造反派红卫兵批判“西纠”时的资料,其中不准确甚至歪曲事实的现象肯定在所难免。但它毕竟给我们了解真相提供了一个线索。
2011年,“西纠”领导人秦晓在《走出乌托邦》中说:“‘西纠’的司令是孔丹,陈小鲁是副司令,董良翮(董必武之子)是不是副司令,我记不清了,我是宣传部长,我记得王向荣是作战部长,赵胜利是后勤部长。”这大概是比较权威的说法了。

四、“西纠”发出几道“通令”?“通令”是谁写的?

“西纠”发出的“通令”影响很大。造反派说,“西纠”是靠“通令”起家、扬名的。
一般地认为,“西纠”先后发出十道通令。“西纠”1966年9月17日编印的《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指挥部通令集(1—10)》,收入10道“通令”。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第二版),也只收入这1—10道“通令”。其实,“西纠”共发出十三道通令。因为《通令集》印刷较早没有收入后三个“通令”,六中的《红卫兵报》也没有刊登第 11—13号“通令”,加上当时“西纠”已受到批评,“通令”的印刷、转印都大量减少,所以后三个“通令”传播范围较小,文革后不为人所知,有些甚至连原文也很难找到了。这十三道通令是:
第一号通令,1966年8月26日。
第二号通令,1966年8月26日。
第三号通令,《关于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的八点意见》,1966年8月27日。
第四号通令,《关于对地、富、反、坏、右、资的家进行抄查的意见》,1966年8月29日。
第五号通令,《关于用文斗不用武斗的意见》,1966年9月3日。
第六号通令,《关于文斗问题的补充说明》,1966年9月9日。
第七号通令,《关于驱除地、富、反、坏离京的意见》,1966年9月9日。
第八号通令,《关于第六、七号通令的补充和说明》,1966年9月11日。
第九号通令,《关于“十一”接待外宾工作的意见》,1966年9月14日。
第十号通令,《关于迎接外地同学来京进行革命串联的意见》,1966年9月14日。
第十一、十二、十三号通令。(按:笔者认识一位专门收集传单的北京藏友,他收集有第十三号通令。)
8月31日,叶剑英在天安门城楼见到孔丹等“西纠”代表时,称赞说“西纠”的“通令”写得好。
“西纠”的“通令”,鲜明地反映了“西纠”的立场和观点。可以看出:纠察队忠于毛泽东思想,崇尚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坚决造地、富、反、坏、右、资“黑六类”的反,宣扬血统论,保卫党组织,保护老干部,特别是把维护社会秩序作为主要任务,试图对红卫兵运动进行干预和指导。
北京四中的李三友(其父是北京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号称“李铁笔”,是十三道“通令”的主要起草者。秦晓回忆说他也写了两个。“通令”的撰写可能得到了官场人物(或者“走资派”)的指点。
《西城纠察队的罪恶史》中说:“中央文革早在九月份就打电话给许明,问西纠组织情况,是否有人辅导写通令,说通令不像孩子写的。许明当时矢口再三否认,说她改过二次,只是字面上,与内容无关。”许明是孔丹的母亲。《西城纠察队的罪恶史》还说:“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手下要人李梦夫起草了《首都红卫兵纠察队员手册》。”《西纠黑幕》说:“石油部与西纠有密切关系,宣言和第一号通令是宋惠写的,并专拨戛斯卡车一辆供七中的西纠队员使用。”周荣鑫“亲自指导写了臭名远扬的第十三号通令。”
“通令”的印刷得到了一些报社的支持。《西纠黑幕》说:“《×××报》社、《光明日报》社都帮西纠印通令,而以国务院印刷厂最为积极,通过周荣鑫、许明的关系,先后印了6—13号通令,《首都红卫兵纠察队员守则》、《歌颂32111》、《做老红军的好后代》、《国庆献辞》等,并给‘整风声明’和另一通知排了版。《工人日报》社也很卖力气,排印了《成立宣言》、《第一号通令》、《整风文件》等,《工人日报》社的印刷就是石油部办公厅主任宋惠出面搞的。”
“西纠”的“通令”,符合一部分人(主要是革干子弟、当权者)的愿望,被各地大量翻印。《西纠黑幕》说:“在武汉纠察队总部的墙上不贴毛主席语录,却用大字抄着西纠1—7号通令。上海市委每一号通令都翻印十万份,大肆张贴在街上,到处可见。上海某地开辩论会,不读主席语录,相反竟大读通令。”
毛泽东的文革的整肃重点是“走资派”(地、富、反、坏、右、资“黑五类”当然要打击,但不是重点),毛要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通令”维护秩序,保护老干部(包括所谓的“走资派”),显然不符合毛泽东的要求。后来,造反派红卫兵严厉地批判“通令”——

西纠建立于破四旧的后期,矛头又是指向社会上的牛鬼蛇神。但由于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的主要敌人认识不清,因此,西纠的大方向并不清楚。由于对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不理解,对革命的“治”必须建立在大“乱”旧的修正主义秩序的基础上不理解,因此西纠把维持社会秩序当作自己的主要任务。由于对“老干部”缺乏阶级分析,因此西纠从一开始就有较强的保守性。在党内走资派的利用下,西纠由初期的方向不明、偏于保守,后期滑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
一九六六年九月,一股妖风从地洞吹了出来。西、东纠察队成立了,这群可怜的老保,自从他们成立纠察队那天起,就用尽了世界上最恶毒的语言,猖狂攻击毛主席革命路线。他们抛出一连串所谓“通令”,大叫什么要“保护老干部”,什么“黑五类狗崽子休想翻天”,什么“外地来京学生马上离开北京”等等,用以残酷镇压革命造反派,一时间,妖魔乱舞,鬼哭狼嚎,他们妄图用这股反革命的黑风保护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阻止革命滚滚向前,扑灭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在这关键的时刻,又是首都兵团首当其冲,冒着生命危险,挺身而出,大造西纠所谓“通令”的反,以震撼天地的气魄痛斥他们的“通令”,一针见血地指出,发通令的嗜好,是那些热衷于特权地位的混蛋们的把戏,发通令的一帮子保爹保妈派,完全是出自保护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卑鄙用心,企图镇压革命运动。

“西纠”的“通令”,宣传了“西纠”的观点,为“西纠”打造了强大声势,同时也为造反派批判他们、为中央文革要求他们解散组织,提供了依据。

五、“西纠”是否主办过《红卫兵报》?

北京六中主办的《红卫兵报》,1966年9月1日创刊,是创刊最早的中学红卫兵小报。
六中红卫兵是“西纠”发起单位之一。“西纠”与六中红卫兵主办的《红卫兵报》有着“血缘”关系。西纠的“通令”,一方面印成传单散发,一方面通过《红卫兵报》刊发,扩大影响。
“西纠”一度主办了《红卫兵报》。《红卫兵报》第二期赫然标明“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主办”。这期报纸第四版发表“声明”指出:“为了更好地发挥《红卫兵报》的战斗作用,使《红卫兵报》能够及时地、广泛地、深入地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当前轰轰烈烈的革命形势,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服务,我们声明:《红卫兵报》从第二期开始由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区指挥部主办。今后,我们将更高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这个报纸办成一个革命的报纸,战斗的报纸。”
《红卫兵报》的主编于晋回忆说:“正当我们以百倍的精力投入到第二期的出版工作时,我们接到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的电话,邀请我们六中红卫兵报的同志去他们那里,说是有事相商。孙克亮、孙长泰、于晋等去了那里。记得西纠是在西单北大街的一个什么胡同里。接待我们的是西纠的负责人孔丹、秦晓还有李三友。见面寒暄了一阵后,孔丹开门见山地说,你们出的红卫兵报影响很大,在社会上也引起了轰动。我们原也想出报纸,因为报纸的影响力、宣传力是其他舆论工具不能比拟的。但是你们走在了前面,以北京六中红卫兵的名义出版了报纸。我们想与你们合着出版这份报纸,不知你们意见如何?听完孔丹的提议,我们觉得有些突然,几个人合计了一会后,由孙克亮代表我们发言。首先讲了我们办报的初衷及经过。而后又讲,同意西纠负责人孔丹的提议,将六中红卫兵报变为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主办。同时提出我们已有的办报机构保留。他们也同意了我们的意见。于是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第二期即改由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主办。接下来双方研究了第二期的主要内容等事宜。我记得第二期刊登有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的第五号通令,据讲是由孔丹执笔的。还有李三友写的“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的社论,以及六中红卫兵报改变主办单位的声明。一九六六年九月四日红卫兵报第二期出版。”
西纠主办的《红卫兵报》仅出了一期。秦晓回忆说:当时这些小报都是找一帮人骑着自行车出去卖的。《红卫兵报》第三期仍由六中红卫兵主办。这其中的原因,于晋回忆说:“在筹划第三期报纸的内容和以后办报的方针时,我们与孔丹、秦晓和李三友他们发生了分歧。于是我们有了第二次见面。由于协商未允,双方只好握手道别,好说好散。第三期主办方又改由北京六中红卫兵主办。” (于晋的博客)《西纠黑幕》说:“由西纠主办的《红卫兵报》原为六中主办,后经西纠讨价还价,六中同意从九月初(第二期开始)起移交西纠。四中派出秦×、戴××等去任编辑。出的几篇文章多是“保”字号的,或是宣传反动血统论。后西纠头目孔丹不同意办报(原因是效果不如通令),才继续由六中办此报。”
陈伯达发现六中劳教所的恶行之后,11月19日和21日两次到六中,明确要求停办《红卫兵报》,他说:“你们的报要停办了,(你们的行动)对你们的报是一个讽刺。这样的报可以不办。” 《红卫兵报》出版至第15期(12月22日)停刊。

六、“西纠”主要有哪些活动?

——“破四旧”。吴德回忆说:“那时,已经产生了西纠,说破四旧是他们发起的,我怀疑。我估计是中央文革小组发起的……。” “西纠”不是“破四旧”的发起者,中央文革小组也不是。北京的“破四旧”是从8月18日零点50分北京第二中学红卫兵发出《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开始的。但“西纠”与“破四旧”密不可分。“西纠”是“破四旧”的主力。他们发出的“通令”是指导“破四旧”的重要文件,其成员更是积极参加“破四旧”运动。为“红八月”“破四旧”伴奏的《造反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你就滚他妈的蛋!滚、滚、滚!滚他妈的蛋!)作者是西纠成员、北京四中的刘辉宣。文革初期,“破四旧”被赞扬时,“西纠”成员都把“破四旧”当作自己的功劳。
——保卫老干部。在“西纠”的《通令》中,基本上没有使用过“打倒”“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类的词汇。相反,他们鲜明地提出保卫老干部。在周恩来的布置下,他们保护了班禅、宋庆龄、何香凝、郭沫若、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程潜、蒋光鼎、蔡廷锴、沙千里、张若溪、李宗仁、程砚秋的住宅,使他们免受抄家之虞。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到地质部保卫何长工。9月5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大闹地质部,“揪斗邹家尤”(邹为地质学院工作组组长),“炮打何(长工)家店”。《西城纠察队的罪恶史》说:“九月六日早上,各校西纠队员奉总部命令先后来到地质部。西纠一进地质部就封锁了主楼南门,利用何长工等人提供的广播室大肆广播镇压革命群众的保皇文章,向地院东方红施加压力,并增派‘宪兵’把地院东方红战士包围在楼前院内,连厕所、看病都要受到刁难。……西纠一到, 何长工就如见到救命恩人,多次接见,亲自指挥。这些‘宪兵’一见老首长如此‘受气’,不禁‘阶级感情’大起,拳打脚踢,气势汹汹,分关把守,对东方红战士大打出手……。西纠的后台之一许明怕露出马脚,急忙在第二天打电话给她的宠儿(孔丹,西纠大头目),命令他们撤退,直到第三天,西纠才灰溜溜地撤走了。”据卜伟华的《“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说,这次武斗中, “西纠”抓走东方红8人,关了一天后放出。
——维持造反秩序。“西纠”的一系列“通令”试图对红卫兵造反运动进行规范。他们在毛泽东前几次检阅红卫兵时充当“标兵”,在维护北京火车站等重要目标的安全秩序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西纠黑幕》说:邓小平曾让“西纠”去维护北京国际乒乓球邀请赛的秩序。在这一邀请赛举办之际,八一小学红卫兵要造国家乒乓球队的反。荣高棠知道了十分着急。当时,邓小平在观看比赛,荣向邓告急。邓说:“找西城纠察队维持秩序。”并说:“李××儿子调皮捣蛋,被西纠打了几个耳光就乖了。”后来,大会警卫处把西纠请来维持秩序。
——批判“三司”等造反派红卫兵。“西纠”鲜明地反对大学造反派组织“三司”、中学造反派组织“首都兵团”等,与造反派红卫兵进行文斗武斗。
——有一些“武斗”的恶行。红卫兵运动中出现的抄家、批斗、使用暴力语言,给黑帮挂黑牌、游街、坐喷气式、戴“高帽子”,让他们唱《嚎歌》(《嚎歌》是“西纠”所属的四中红卫兵创作的)等不讲人道、不讲人性的行为,“西纠”是主要参与者,所以民众对“西纠”印象恶劣。
——批评中央文革小组。“西纠”成员散发了许多批判批评中央文革的传单。他们批判中央文革小组说:“中央文革把党中央整得剩下几个人了”,“中央文革逼得许多高干子女和家长断绝关系”。“江青身体不好,不能总和主席在一起,论社会经验,她还不如王光美。”

七、“西纠”的“后台”是谁?

“西纠”的成立,是否得到“上面”的指示,没有文字资料证实或证伪。有资料显示,“西纠”成立前后,被中央一些领导人肯定,国家机关的一些单位还为他们提供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支持。“西纠”被批判后,造反派质问道:“西纠活动如此频繁,如此‘泼辣’,如此大胆,如此疯狂!这难道仅仅是那些不满二十岁的‘娃娃们’干的吗?……他们的后台是什么?是谁?”
造反派开始揪“西纠”的“后台”。
被认为是“后台”的人有——
贺龙(中央军委副主席)。北京六中遵义战斗团说贺龙是“大土匪、篡党篡军的大野心家,是西纠、联动的大后台之一。”
王任重(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六中遵义战斗团说他是“西纠的后台之一。”
周荣鑫(国务院秘书长)。六中遵义战斗团说他是“西纠的后台之一。曾在各方面支持西纠,纵容他们犯罪。”《西纠黑幕》说:他“借调”一批物资给西纠,包括:“(1)车辆:大卡车二部,吉普车二部,摩托车一部。(2)物质:军棉大衣60件,军被180条,军毯280块,扩音机4台,火炉50个,炊具(一百人左右),大小沙发8件。(3)经费:自九月九日至十一月二十日共开支8020元,其中主要项目:汽油3335元,电话(8部),袖章(5141个)等,此外尚有“暂借款”400元。”“周荣鑫的要人李梦夫陪同西纠找到了总部的房子,九月一日分开时说:‘周荣鑫指示,今后西纠物质由我们(国务院秘书厅)负责,以后直接和我们联系,需要什么提供,我们解决’。”“周荣鑫不仅是西纠的物质供应站,而且是西纠的政治支柱。……直到十月底,他还在中南海北门向西纠×××(八中)交代任务:(1)管红卫兵,特别是小学的。(2)中学文化革命怎么搞,请西纠提出方案。(3)……”
雍文涛(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西纠黑幕》说,他“给西纠袖章1500个(原准备给5000个)”,“雍文涛承认,在政治活动上,对西纠是优先考虑的。如八月三十一日,西纠十五人上天安门,并出代表在天安门上发言。后在陶铸指使和北京××区司令部安排下,全部换上西纠。”“雍文涛从八月三日起负责中学运动,他供认在政治上、物质上支持西纠,他接见西纠4次,去西纠总部两次……”。北京市委副书记吴德文革后回忆说,雍文涛“去西纠做工作是市委派去的”,“是受组织派遣的” ,也就是说,是北京市委派遣雍文涛帮助“西纠”的。
孔原、许明。六中遵义战斗团说他们“均为西纠后台,他们的儿子孔丹就是西纠的头子。”《西纠黑幕》中说“许明,西纠后台,国务院副秘书长,已自杀”。
李源(公安局西城分局局长)。六中遵义战斗团说他“是西纠的直接后台,西纠的罪恶活动他们都是听而不闻,视而不见,纵容,包庇。”……
1966年12月18日江青说:“周荣鑫、王任重、许明、孔原都是西城区纠察队和东城区纠察队的后台支持者。”
实事求是地说,确有一些中央领导及部委领导给“西纠”以大力支持,他们的确在使用这只力量,维护社会秩序。除了上述被造反派点名的所谓的“西纠”“后台”外,“西纠”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支持。2010年,刘辉宣(“西纠”成员、北京四中学生)在接受采访中说:“当我们学校作为城区红卫兵的核心力量出现在文革舞台上的时候,我们与海淀红卫兵的背景有一个很重要的不同。如果说毛主席的光辉强烈地照射着海淀红卫兵,那么在城区红卫兵,像四中、六中、八中这几个重点学校,则一直有一个人的身影在浮动,这个人就是周总理。”“周总理办公室主任周荣鑫与纠察队建立了联系,批拨了一个办公地点,作为纠察队的总部。董良翮和陈晓鲁都成了纠察队和总理之间的联系人。至少有两个月的时间,也就是在1966年的8、9月间,北京最混乱的时候,周总理通过这个纠察队做了一些别的力量完全做不到的事情。”“在这一段时间里,纠察队处理了不少这样的事(指保护老干部、维护秩序)。在所有这一切的事情中,都可以看出周总理的影响。纠察队的这些头头脑脑们,眼睛盯着总理,耳朵听着总理,猜测着,揣摩着,分析着,力图跟上总理的思路,只要总理有一点意思就直接出手,处心积虑想要帮助总理去做一些什么,我们今天想起来,仍然可以感到这群忠心耿耿的孩子是多么的可爱。而当时手边有这样一支可以直接影响文革运动的力量,对于四面楚歌的总理又是多么宝贵!”(《只是当时已惘然》)
显然,周恩来直接或间接地支持“西纠”。只是后来“西纠”受到了江青、陈伯达的批判,加上“西纠”成员所做的一些事情如六中“劳教所”也的确让人反感,周恩来就不方便为“西纠”说好话了。“西纠”被打倒后,其成员在一次会议上递条子给周恩来:“总理,怎么把我们打成反动组织了呀?你不是支持我们的吗?”周恩来说:“刚才有人给我递来关于西纠的材料,西纠的东西我一直没有看过。”一口否认与“西纠”的关系。 其实,造反派对周恩来对“西纠”的支持也心知肚明,可是大家对周有好感,为尊者讳,所以他们在揪“西纠”“后台”时,都回避了周恩来。

八、“西纠”是怎么解散的?

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曾经热烈地支持老红卫兵,双方度过了一个“蜜月期”。但是中央文革小组发现,红卫兵纠察队对文革的主要敌人认识不清,他们只造“黑六类”的反,而文革要打倒的是“走资派”;“西纠”成员“保爹保妈”,已被“走资派”利用来打击革命造反派,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央要求取消纠察队。
六中“劳教所”的罪行、暴行、恶行,在社会上产生很坏影响,极大地损坏了“西纠”的形象。加上“西纠”一些成员从骨子里透着干部子弟的优越和狂妄,他们呼啸成群,到处惹事,对“黑六类”及“狗崽子”进行残酷打击,在群众面前瞎折腾,引起民众反感。
《西纠黑幕》说:“中央文革十月初就曾向周荣鑫提出过要解散西纠,周荣鑫当中央文革之面答应得很好,但西纠有人在十月底问他是否解散时,他却不直接回答,更加卑劣的是:他暗中把兰小兵找去,教其安身之策,说什么快出通令,一出就让别人感到你们西纠没垮,也好给西纠人员鼓鼓劲。”
11月19日和 21日,陈伯达、戚本禹、关锋两次到北京六中,批评建立劳教所的做法。戚本禹说“西纠是宪兵队”,陈伯达明确建议“解散西纠”。西纠的成员很不服气,郭冀豫说:“他们是戴着框框来的,偏听偏信,纠察队难道一点好事都没有做吗?”(《彻底捣毁刘家黑窝——打倒“联动”专辑》)。11月22日,“西纠”成员兰小兵、路小峰、王向荣给周荣鑫写信:“周荣鑫同志:……中央文革要我们解散,必须把原因将清楚,否则一切后果由中央文革负责!!!望周同志把这些话转给陈伯达同志,并告诉他,我们全体西城纠察队员找他。”
12月3日,周恩来在接见北京外语学院少数派师生谈话时说:纠察队好像是管红卫兵的,我建议取消。
12月9日,周恩来在中南海小礼堂对红卫兵讲话说:“纠察队的名字,开始还有好意。1924年至1927年大革命时期,工人纠察队防止工贼、资本家的狗腿子破坏罢工,手挽手地保护罢工机构。可现在纠察队变成了红卫兵的上级。 ……伯达同志讲,不用纠察队这个名字,我同意伯达同志的意见,但我不干涉。”这时,周荣鑫插话说:“海淀区×××纠察队递条子说,打人是枝节问题。”周恩来生气地说:“我不同意。”
1966年12月11日“三司”发布第五号通令《解散“纠察队”》。通令说:

我们红卫兵的各个组织完全是平等的!
然而,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无比仇视红卫兵,他们阴谋组织御用“纠察队”专门来“管”红卫兵,把红卫兵分为三六九等,利用红卫兵打击红卫兵,企图把红卫兵扼杀在摇篮里,其狼子野心可谓恨毒!
这些“纠察队”,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肮脏产物,是镇压革命群众的反动组织,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工具。为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猖狂反扑,为保卫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为保卫伟大的统帅毛主席,为捍卫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特发出第五号通令:解散“纠察队”!
有些“纠察队”,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利用,步工作组的后尘,把革命左派打成“反革命”、“右派”,把斗争矛头指向群众。实质上,他们就是资产阶级保皇派。这样的“纠察队”必须打倒,否则就不能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有些“纠察队”,被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分子所操纵,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狠之入骨。他们秘密建立集中营,私设牢房,使用惨绝人寰的刑法,绑架、囚禁、拷打以至狠毒到屠杀革命群众。他们反对中央文革,炮打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实质上,他们就是极端反动的法西斯纳粹组织。这样的“纠察队”必须惩办,反革命现行犯必须镇压,否则就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有些“纠察队”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所掌握,以旧的顽固势力侵袭文化大革命。他们对红卫兵的革命行动百般阻挠,横加限制,扼杀小将们的革命精神。毛主席最相信群众,最依靠群众。毛主席教导我们,在斗争中自己解放自己。然而他们对毛泽东思想很不理解,他们是庸人,是糊涂虫。这样的“纠察队”也必须滚蛋,否则文化大革命就不能顺利进行!
这样的“纠察队”,是形左实右的大毒蛇,是为资产阶级效劳的宪兵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必须打倒!必须踢开!总之一句话:这样的“纠察队”必须解散!
此通令发出后,上述“纠察队”中的一般人员应立即退出,其中犯有现行反革命罪行的队员,司法机关必须立即予以严肃处理。
此通令发出后,凡支持与纵容上述“纠察队”的某些单位,不许再给其人力物力上的任何帮助,如交通工具等。哪个单位胆敢无视此通令,一意孤行,他们必将自食恶果。

1966年12月16日,“首都兵团”主持召开“北京市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参加大会。大会发表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决议》提出:“西东纠察队必须诚恳地、老老实实地向群众检讨!”“彻底解散西东纠察队!”“揪出西东纠察队的后台!”大会上,北京四中的王祖锷和汤池分别作了《宣判反动对联死刑》和《摧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堡垒——西城纠察队》的发言。江青在这个大会上讲话说:“一小撮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小家伙……他们以贵族自居,以为血统高贵,盛气凌人,什么东西!……周荣鑫是负有责任的……” 江青讲话很冲,她让周荣鑫站起来亮相。造反派红卫兵宣称:“这次大会宣判了中学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死刑!宣判了反动特权组织——东西纠察队的死刑!这次大会,吹起了批判中学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进军号。”“十二月十六日的大会的召开,炸响了一声春雷,惊醒了沉睡的中学运动。这个大会的召开,在全国中学引起强大的轰响。举国上下,到处是一片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讨伐声。” 这次大会,标志着毛泽东支持的老红卫兵被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抛弃。
随后,周恩来、江青等人继续对“西纠”施压。12月17日,江青在全国在京革命派誓师大会上说:“对那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小家伙,我都不愿说他们的名字,因为他们的名字从我嘴里说出来,就提高了他们的身价!我藐视他们!他们作不出大的事业来!”周恩来说:“最近这几天,我们对于中学里头极少的一些人,作了一些犯法的事情的那些纠察队员,我们实行了中央批准的北京市委的《重要通告》的规定,拘捕了他们。因为经过我们的教育,屡教不改,所以我们把他们拘捕起来,教育他们,改造他们。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就联系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纠察队的名字。本来,中学和大学发起了红卫兵,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从地平线上看出了这个新生事物,马上加以提倡、支持、鼓励。因为毛主席在天安门八月十八日接见了我们北京的红卫兵,红卫兵的发展就推广到全国。……在这个时候,我们红卫兵当中,就出现了一个名字,叫纠察队。……可是红卫兵组织了纠察队之后,起了相反的作用,变成管我们红卫兵的了。所以这个发展就不对头了,就渐渐地被一部分坏分子利用,来打击我们的红卫兵的一些革命的行动。当然这是极少数的一些人啰。因此这个纠察队的名字被他们沾污了,所以我现在提议,你们各学校的红卫兵最好取消纠察队这个名字。……红卫兵是你们首创的,纠察队本来也是好意的,但是走到一个相反的方向去,我希望你们自动地主动地把它取消,不要我们下命令,好不好?”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西纠”在12月中旬停止了活动。

九、如何评价“西纠”的作用?

1966年12月23日,江青说:“西纠初期也做了一些工作,只是后来被坏人操纵利用了。”1967年4月22日,江青在接见“联动”成员时说:“我们对西纠的评价,开始是有贡献的,后来犯了错误,你们不要灰溜溜的,要振作起来,有错误改了就好嘛。”周总理也在一次会议上也说:“西纠开始很好,维护秩序,后来就大砍大杀,把六中变成了监狱,现在就成右派了。”周恩来、江青的讲话,反映了当时中央领导层对“西纠”作用的评价。
“西纠”维护秩序,制止了一些打人、抄家行为,也制造了一些打人、抄家行为。正如一些联动成员在回忆中说:“后来纠察队却在群众中留下了很恶劣的印象。这里面除了江青、陈伯达和中央文革的妖魔化以外,我们自己也发生了严重的问题。先是唐双津他们的那些抄家活动,最后则是一些纠察队员不去纠察红卫兵,反而卷在普通红卫兵中一起去造反抄家破四旧,不久,有纠察队员打死了人。这一下事情就闹大了。”(《只是当时已惘然》)“西纠”成员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抓人拷打的行为,进一步“证明”了“老红卫兵”“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证明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中学的影响,进一步坚定了毛泽东和造反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决心。
“西纠”保卫了一些老干部,但效果也不能估价过高。如果没有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许可或默认,“西纠”谁也保护不了;如果毛泽东认定要打倒哪一个,“西纠”也阻拦不了。相反,“西纠”的行为,被认为是“保爹保妈”,是“走资派”“幕后指使”的,是抵抗文革,这进一步坚定了毛打倒“走资派”的决心。
“西纠”最大的作用可能是首先挑战了毛泽东“走资派”的理论。毛泽东认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党内存在着新生的剥削分子,存在着走社会主义道路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毛泽东发动文革,一种重要目的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西纠”恰恰挑战了毛泽东的这一理论。他们鲜明地提出保卫老干部。这在当时是有些勇气并且是十分尖锐的,尽管他们没有后来的“联动”走得远。



【专稿】

按:华夏文摘曾发表过此文的初稿,这里发表的是作者修改后的定稿。此文的标题“但悲不见九州同”取自王维国先生的遗著。此文共六万九千余字,本刊拟分三次刊发。

但悲不见九州同
——读解《王维国遗稿》(一)

于鹏飞 杜鹃

王维国,原7341部队(空四军)第一政委,驻军上海。受“9.13事件”的牵连被定为“林彪死党”,隔离审查,后被判刑。
我们很偶然获得了王维国《申诉书》的底稿,因其为王维国在狱中所书,尤显珍贵。王在服刑期间曾先后多次将其寄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央书记处以及总政治部等处,不断为自己申诉。出狱后他继续自己的申诉之路。今天的这份底稿上已经没有了具体日期的落款,孰知他寄了几次?寄了几年?当年监狱的头儿们对王不停申诉不胜其烦,他们对前来探监的王维国的子女们说:“你们劝劝他,叫他不要再写了!这个案子法院能定的了吗?是上面定的,而且你爸爸是搞政治工作的,他应该懂得的,写了没用的!”然而,王坚信自己绝没有犯罪,坚信党是实事求是的,坚信国家要走法制的道路,他不屈不挠,一直不停地写,不断地寄……。遗憾的是,他的申诉始终没有得到任何回音,他没能等到重新审查的那一天。
王维国1919年11月出生在河北省元氏县万年村,家境较富裕,但他追求进步。1932年参加组织了“反帝大同元氏分盟”;在保定读书期间受到了共产党的影响,向往革命。1933年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38年在元氏县参加革命并且入了党。1939年任元氏县抗日游击大队政委,对敌斗争表现的十分英勇。抗日战争中,他所在部队编入八路军第129师,他在秦基伟任司令员的八路军太行一分区担任团长、团政委。在党的领导下,多次参加对日军的战斗,并立功受奖。在解放战争中,也多次立功。国民党师长曾发告示,悬赏两千块大洋买他的人头。解放后他被授予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王维国奉中央命令,被选调去参加我军第一个空降师的组建工作。1954年调任空军第19师副政委、政委。1962年调往上海任空四军政治部副主任、主任。1965年调往杭州任空五军副政委。1966年调任空四军第一政委。文革期间曾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上海市市委常委、上海市公检法军管会主任;曾被选为中共中央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1982年初,王维国作为“9.13事件”中南京军区的“代表”,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受审,时已被羁押10年半余。审理中据理抗辩长达9天,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他不服判决上诉,二审被最高人民法院裁定维持原判。1985年刑满释放,被安置在河北省邯郸市郊某县城。1993年6月6日因病去世,终年76岁。
“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申诉书》是目前我们看到的王维国生前唯一遗留在世的文字(下称《遗稿》),它洋洋万言,从头到尾一个“错”字,从上到下一个“冤”字,是对“9.13事件”专案一次极具代表性的呈现;开卷闭卷,均使人感慨万千,更令人拍案而起!亚里士多德说过:“人生最终价值在于觉醒和思考的能力,而不只在于生存。”遗稿为我们展示的恰恰是这样一种价值观。是什么令一个当年的“枪杆子”,在人生的最后十一年里成了坚忍不拔的“笔杆子”?我们应当意识到,在某种意义上《遗稿》已不仅仅是一份申诉,而是作者以法律之矛刺向人治之盾的抗争,是一篇为公正而向专制申辩、为清白而向命运挑战,为人权而向当政者发问的遗言!
当年那场号称经得起历史和后代检验的审判,共有“调研小组”的陈伦和与王维国两人上诉,今天回看,可以清楚看到它具有的极其鲜明的功利色彩,正是一党专政的高度体现。
《遗稿》为我们展示的主要是上海的文革场景,是继徐景贤《十年一梦》(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出版,2004年2月第二版第一次印刷)、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其子陈小津《我的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2009年4月第一版)等有关著作之后,人们得以再次走近上海文革、走近上海帮,走近林立果和王维国。因此《遗稿》的面世,对于作者及其后代,对于历史研究者和读者应该是一件幸事。当然《遗稿》作为申诉材料,只涉及上海文革、文武之争、林立果及其手下所为、审判等概况,不可能包罗当年历史全貌,为此我们采访了王维国的长子王大章等人,对遗稿予以补遗和解读。
因时间久远,又乃个人视角,难免有偏颇和差错。希求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将四十几年前历史的部分真相及细节得以重现。

一 祸起萧墙,没有硝烟的新战场:军管会

文革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一场政治浩劫,对王维国而言则是一场个人灾难,它起因于来自北京的两个电话。
1966年12月25日,由于上海市市长曹荻秋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人造反队”(下称“工总司”)和其对立面“上海工人赤卫队”(下称“赤卫队”)之间的表态,导致“赤卫队”几万人包围了市委大院。张春桥立即不失时机地通过徐景贤等人煽风点火,怂恿“工总司”头目耿金章、王洪文调集四五万名手持凶器的造反派围剿赤卫队,从而引发了上海的第一场大武斗,当场抓走“赤卫队”骨干300余人。随后“工总司”又制造了流血的“昆山事件”,数百名赤卫队员先后被铺,受到刑讯逼供,主要负责人被判刑或管制。1967年1月4日张春桥又直接策划了《文汇报》夺权,5日《解放日报》宣布夺权,12日,造反派打倒了曹荻秋和时任市委第一书记、南京军区政委兼上海警备区党委第一书记陈丕显,造成了上海市权利的真空,史称“一月风暴”。上海滩风起云涌,形势迅速恶化,49个区、县、局单位,在三天之内都被夺了权。2月5号,上海市宣布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各路造反派头目纷纷争夺权利宝座,王洪文等人顺利上位。
就在造反派还沉浸在胜利喜悦之中,中央已经看到全国各地动荡的形势,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23日毛泽东又提议,决定派解放军“三支两军”,随后这项工作在全国陆续铺开。据王大章回忆:他父亲担任上海市的公检法军管会的主任,是受命于中央,并且自实行军管到“9.13事件”,这个职务一直由他父亲担任。王维国就在纷乱的形势下和复杂的背景里,走马上任,与一群政治暴发户为伍。
按说上海市公检法的军管任务应当顺理成章交给上海警备区,为什么交给了空四军王大章并不清楚。也许因为警备区长驻上海,与旧市委的渊源比较深,陈丕显本身就兼任警备区政委,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不仅和陈丕显是工作搭档,个人关系也很不错,尤其当陈受到造反派冲击时,他是坚定维护陈的,令张春桥等人大为不满并多有摩擦。担任公检法军管会主任职务的人,与新上任的造反派之间的关系如何,很可能是中央考虑人选的一个因素,而王维国则素来与市府、市委没有瓜葛。
《邱会作回忆录》中,对“三支两军”(即支持左派群众、支援农业生产、支援工业生产、实行军事管制、训练院校师生)是这样记载的——“‘三支两军’工作一直在主席手上,具体工作一直在总理手上,林彪没有具体管过“三支两军”工作。军队支援地方的干部,不论是曾经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还是派往国务院各部委,都是办事组从全军挑选的,这些人的工作都得到过主席、总理的好评。……我在办事组负责支左干部的选派工作,工作相当难做。部队干部一般文化比较低,而且从曾经革命开始就在部队工作,多数人方法简单,很难适应地方的工作,但总理一个劲的要人,只有在部队里选来选去。”
这段文字对应了王大章的回忆。上海市是直辖市,王维国后来被“三结合”,是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他被军委办事组选中是由于工作“得到过主席、总理的好评”。名单是军委办事组给出的,由总理亲自落实的,既与上海帮无关,也与林彪无关。
有意思的是——张春桥是陈丕显的继任者,陈倒台后没多久张就担任了警备区第一政委的职务,继而在1967年10月又担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军区党委第一书记,与许世友搭档。但无论是“三支两军”还是“军管会”工作,无论是上海市革委会还是中央文革小组,包括张本人在内,似乎从未视其为军人,否则上海的文革史和王维国的历史必将重写。
第一个给王维国打来电话是空军司令吴法宪。吴把中央这一决定通知王,吴说:中央决定上海公检法三个单位,全部由空四军担任军管。王维国的态度却是出乎吴司令的意料,他推说,执行“三支两军”我们已经派出很多干部了,再军管公检法的话,我们已经派不出干部了。这样我们部队正常工作也要受影响。他跟吴法宪这么讲,就等于把这件事给推掉了。
正像当初军委办事组对军管人选名单所担忧的那样,王维国一直在部队,并不熟悉地方工作。而且他身处上海多年,尤其是文革以来发生的诸多事件他都耳闻目睹,现在让他去趟上海这滩浑水,困难是明摆着的,对于公检法军管会主任的大权,于公于私他都无意染指。他对权力的态度,与靠造反起家的王洪文、陈阿大之流相比自是截然不同;与从1965年起担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的张春桥而言,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多年后说起担任军管会主任这件事情,王维国依然认为当初空四军的战备任务很重,他对地方工作也不了解,没接触张春桥时只知道他是中央文革的人,是代表毛主席的,一接触才晓得是什么人,但是又要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所以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王力曾经记下了毛泽东在1966年12月26日生日那天对王力等人说的私房话,要旨是:“砸烂旧世界,创立新世界”,要以新代旧。张春桥曾经很露骨地说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 张有思想、有文化、有地位,深得毛泽东晚年思想的精髓,在文革中如鱼得水,个人野心极具膨胀。与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协助和林彪对毛泽东的追随不同,周、林二人对毛泽东晚年思想体系只是被动贯彻,江青和张春桥才是秉承这一理论最好的接班人,最好的实践者。文革中他利用群众打击排斥异己,就是为了“总把新桃换旧符”,为了能在中国叱咤风云。上海帮一开始就对文革极力推崇,对权力趋之若鹜,在乱中取胜,靠造反发家,他们是文革最大的受益者。毛远新曾经回忆说:1976年周总理逝世后,毛泽东最终决定“让王洪文、张春桥让一让”,由华国锋继任总理一职。毛远新就此向毛泽东反馈说“王洪文对这一决定表示同意,张春桥则没什么表示。”其实“没什么表示”就是表示:表明了张春桥的野心与失落。
王大章回忆道:吴法宪做不通我父亲的工作,后来没想到周总理亲自打电话来做他的工作了。周在电话里讲:“中央任命你为上海市公检法军管会主任,希望你把这项工作抓起来。”既然是周总理代表中央亲自打来电话,王维国当然就不可能再推了,只有坚决执行,就像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杨子荣。于是王维国走出军营,登上了上海的政治舞台,除了市公检法军管会,同时还兼管着上海市警卫处,专门负责到上海来的中央领导人,包括毛在内的安全保卫工作。
公检法军管会是市革委会的下属,各级政府都有,从市到各个区都实行军管,意味着空四军的干部担任了各级公检法系统的一把手。王大章记得,当时参与各级军管会的有炮8师的师长刘志明,炮3师的政委刘忠朴(音),独5师政委周正美等。市军管会副主任由四军的师职干部担任,刚接手时王维国都是直接参与的,后面就由副主任管具体工作,王维国总负责。军管对王维国和空四军而言,不仅是出人、还是出事,接下来麻烦事就接二连三的发生了,与王洪文等人之间的摩擦也就因此而起了。
据记载,王维国是1968年1月担任军管会主任的,应该说这是王维国第一次接触司法工作,《遗稿》中大量法律语言及法律条款的引用与这段经历不无关系。
王维国上任后不久,很快在甄别案件时发现了王洪文和张春桥的问题:市局和各个分局里面都关押了很多“赤卫队”的人,理由是“反对王洪文”、“反对‘工总司’”。当时我国的单行刑法有1951年颁布的《惩治反革命条例》和《公安六条》,前者主要是配合“三反”“五反”运动,在此运动中发生的贪污、受贿、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问题都在这部法律中加以规定和解决,虽已过时但并未废除; 《公安六条》则是为了解决文革阶段出现的问题。
《公安六条》规定,依法惩办“杀人、放火、放毒、抢劫……盗窃国家机密、进行破坏活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保障“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的正常进行”;保护革命组织,保护左派……依法惩办“那些打死人民群众的首犯,情节严重的打手、以及幕后的操纵者”;其中第二条特别规定:“凡是……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在实际执行中,这一条又被扩展到适用江青、陈伯达、康生等“无产阶级司令部”即中央文革小组的人。概括起来就是凡有反毛、反林、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无产阶级专政、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中央文革的行为……才符合《公安六条》惩治的规定,才能被抓起来;王洪文虽然位尊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但这个受国法保护的名单里并没有他的名字。
王维国是个很有原则的人,他认为应该按中央规定办,哪些人该抓才能抓。他说,“工总司”和“赤卫队”都是群众组织,如果没杀人放火,没搞打砸抢,就不能抓。“反王洪文”和“工总司”算怎么回事啊?你王洪文算什么啊?所以他就以《公安六条》为线,凡符合规定的就留下,凡是不符合的就命令放了,这样一来就把“赤卫队”的很多人给放了。
被放的“赤卫队”大小头目,回去以后很得意,跑到对立面“工总司”去炫耀:看看,你们把我抓起来有什么用?老子不是被放出来了吗?“工总司”的人一看,咦?你们怎么出来了?!仗着势众又把这些人抓起来,再送到公安局去。
分局向王维国报告:那些人又被送进来了,怎么办?王维国开始还是比较注意军民关系,比较讲究策略的,他说:你也不要跟他们发生矛盾,到时候和这些老百姓(“工总司”)的关系搞僵了也不好,送来了你就收下,等他们走了,你再把人放掉。就这样反复几次。王维国这样做是也为了回避矛盾,从团结的意愿出发,为了搞好工作。
这样一来有张春桥撑腰的王洪文不干了:这不是跟我搞名堂嘛!?对王表示了不满,但王维国照旧。王维国并非缺乏政治上的“远见”,没有意识到王洪文受张春桥的赏识,张的背后又是江青,他们的政治地位正在快速上升。王维国是个性格耿直,原则性很强的人,他坚持认为:“我就按照中央的《公安六条》办事,你如果想让我按照你们的意愿,违反法律来制裁这些人,那是不行的!”
王维国和王洪文为此发生的冲突,有一次王大章听他父亲语气有些激动地在电话里讲:“今后各分局注意!凡是‘工总司’送来的‘赤卫队’的人,一律不收。他们一定要让你们收的话,叫他们直接送到市公安局,送到我这里来,叫他们找我!”王维国光火了,公开和王洪文对着干了!其实王维国遇到问题的根子在中央,是毛泽东的“大乱达到大治”与恢复一定秩序、维持社会稳定这两个矛盾国策并举的具体体现。
联想到他在法庭上抗辩9天,判决生效后一直不放弃申诉的行为,可以看出他在原则问题上是宁折不弯的,甚至有点“死心眼儿”,挺像李作鹏对林彪的描述:觉得没有错,就绝对不认错。原则性再加上燕赵之人的性格,在上海帮一统天下的圈子里怎么能不吃亏呢?也难怪他后来越来越举步维艰,为了对中央负责,为了坚持原则,为了维护上海市的秩序,为了顶住来自市委领导层的压力,为了把工作搞好,王维国很自然地想寻找一个能够支撑自己的政治力量了,当然那是后话。
后来王维国发现,王洪文他们开始私设公堂了——他们抓住“赤卫队”的人不再往公安分局送了,自己审了。实际上私设公堂原来就有,陈小津在书中也证实了这一点,“工总司”就曾经把“赤卫队”的人打的一塌糊涂的了再送到公安分局去。私设公堂的事王维国管不了,但经过这样较量之后他明白了:王洪文不是什么好人,私设公堂的事情都敢做,这绝对是违反国家法律的事情!
王大章回忆,那时他父亲和王洪文之间蛮泾渭分明的,你不搞到我这里来,我也不管你,因为晓得王洪文的后台也蛮硬的,是中央文革,是张春桥嘛!当然我也不去搞你,所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但你要是到我的权利范围之内了,我就按照《公安六条》来办!要我做违反法律、违反规定的事情是不行的。
上述即是《遗稿》所强调的“我们和‘上海帮’即江青反革命集团绝无勾结,只有斗争”的一个真实写照。王维国在《遗稿》的附件5——“我们在上海与‘上海帮’的斗争概况”的项下,一口气罗列了13条,足以说明张春桥、王洪文及其上海帮,就是搞乱上海的罪魁祸首,王大章回忆的不过仅仅是其中第3条而已。张春桥与王洪文无疑是一伙的,随着王维国与王洪文之间越搞越僵,张春桥也对王维国的态度自然也变了。
2011年第九期《炎黄春秋》杂志,刊登了由孙路遥整理的原上海市革委会政宣组组长的朱锡琪的口述回忆“我与‘四一二’炮打张春桥事件”(下称“四一二”)一文,朱是1968年这个事件的发起人。文中提及1967年初夏的一天,张春桥叫朱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了解一下“反军管”是怎么一回事,朱去了。原来“反军管”是张在一次会议上点的头,所以此事也就不了了之。朱对此事的回忆交代得不是很清楚,但由此可见张春桥对“军管”的态度和其老辣的政治手腕。
上海在文革期间的混乱和全国各地一样,来自毛泽东的号召和中央文革的煽风点火,在上海帮逐渐壮大成为四人帮的过程中,他们遭遇“枪杆子”抵抗的“战场”实际上在全国有两个,一个在中央,是与林彪为首的军委办事组的黄、吴、李、邱等人;一个就是在上海——王维国以绝对弱势孤军奋战,带领着空四军的广大干部战士,抵制以张春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帮的种种不法行为。
“9.13事件”之后,没有了王维国与之抗衡的上海帮更猖狂了,据记载:1973年后,四人帮及其余党推行所谓民兵、治保、消防三位一体,用上海民兵取代上海的公安机关,在全市三千多个基层单位取消了原有的保卫组织和街道、居民委员会的治保委员会。1974年9月,上海民兵指挥部制定《关于上海郊县民兵在抓阶级斗争中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中,规定县民兵指挥部有管教、逮捕、关押、审讯、定案的权力,这就无形中用民兵指挥部取代了公安、司法机关的职能。1975年9月,四人帮余党戴立清、宋桂生在皖南上海后方基地,又搞了一个民兵、公安、法院三块牌子组成的班子——“兵公法领导小组”,上海乃至全国各地纷纷仿效上海的“样板”,搞起了民兵组织,并以此取代了国家的司法机关。从这一系列“怪胎”产生可以看出,四人帮对军队和国家司法秩序一向是排斥的,总想另搞一套,换上他们的“新桃”,可想而知当年王维国就是他们的“绊脚石”和“拦路虎”。
关于遗稿附件5的第11条提到的“游雪涛特务小组”、“扫‘地雷’的斗争”,王大章记得曾经两次听他父亲很愤怒地指出:“游雪涛是个特务!是张春桥的一个特务啊!”其中一次是刘志明来跟王维国汇报工作时,他在一旁听见的,这已经是王大章第二次听父亲说了。当时正值昆明军区的谭甫仁被暗杀,各方面都很紧张,北京空司大院团以上干部还发了枪。王维国他们当时已经觉察了游雪涛的所为,并着手调查,这也是王维国与上海帮由不和转而对立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徐景贤在《十年一梦》中的“游雪涛小组解密”一章,详细讲述了它的来龙去脉,正是徐把游推荐给张春桥的。游雪涛小组从1967年1月起就受到了张春桥的纵容和保护,为了掩人耳目,在张春桥的旨意下,三个月后游雪涛获得了“上海市革委会群运组主任副组长”的合法身份,正式成为了张的走狗和帮凶。他们疯狂的特务活动,不仅威胁到了公检法,也威胁到了上海警备区,廖政国掌握情况后很生气,说:“我们上海警备区有一只伸进来的黑手!”
徐讲“游雪涛搞情报、绑架、插手的都是专政部门,又是军队、又是公检法,特别是插手公检法后,得罪了空四军政委王维国”;“王维国……与王洪文和我们面和心不合,……他反过来收集到了游雪涛小组活动的材料,这使张春桥感到情况严重,那时正是张春桥、江青这一伙和林彪集团发生矛盾的时候,要是王维国把游雪涛的问题攻到张春桥头上,他会感到非常被动。”
游雪涛小组的矛头唯张春桥意志为转移。“二月逆流”之后,游雪涛闻风而动,一份关于叶剑英女婿钢琴家刘诗昆的父亲刘啸东的情报送到了张春桥手中,张指示“拘留刘啸东”。几天后,刘啸东被拘留,由游雪涛亲自审问,此事发生在1968年3月底、4月初,军管会主任已是王维国。当时王维国“还对游雪涛来了个反特工、反侦察,搜集了不少游搞特工活动的情况,准备报送中央军委” , “9.13事件”后,王维国命令将其和收集的其它四人帮的黑材料一起深埋而非销毁,也是耐人寻味的。
徐景贤证实了王维国当年的判断,也证实了王维国申诉里所说——“我们和‘上海帮’即江青反革命集团绝无勾结,只有斗争”是属实的。事实上,游雪涛事件反映了张春桥政治上的阴险;游之所以敢胆大妄为,反映出张春桥及其一伙在上海已是无法无天,视党纪国法为儿戏。此举令王维国与张春桥、王洪文的关系雪上加霜,私底下非常对立,只是双方没有撕破脸皮而已。
谭甫仁事件、游雪涛的特务活动以及台湾国民党特务的活动令当时上海的形势十分严峻,王大章记得刘志明对他说:“今后你爸爸不能一个人、一辆车出去!特别是晚上,必须开两辆车,没有车我们公安局可以提供。出去一定要带上警卫员,不能让他一个人出去。要加强警卫和保卫!”这番话今天听来,仍然能够感受到当时的紧张气氛。亏得王维国还是堂堂的上海市公检法主任!
《遗稿》的附件5虽然没有按照时间顺序罗列,而且有的内容短如小标题,即使这样我们也不难发现,13条中居然有9条是涉及到三支两军和军管会的。这足以让人感受当时上海形势之混乱、上海帮之狂妄、王维国之举步维艰,可谓处处下风,明枪暗箭,防不胜防。这样的关系,怎么可能是“勾结”呢?
我们知道的基本事实,林彪、江青集团“文武不和”,在党内路线上是有分歧的,双方明明是在斗、在争,特别法庭却故意将林、江二者“穿越”在一起,称其为“勾结”,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林彪集团”当年他们反的就是四人帮!不是为此得罪了毛泽东,林彪怎么会从政治巅峰一落千丈?对于“勾结”一事,徐景贤的《十年一梦》也予以澄清,实际上就是否认。江青则干脆在收到起诉书时对检察官说:“你们说林彪、江青集团,不对。林彪是一个集团;包括陈伯达、我、康老、张、姚、王是一个集团。林彪集团的头子是林彪,我们这个集团的头子,不是我,是毛主席。”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法庭界定“集团”和认定“勾结”的这些依据,如今在历史面前还站得住脚么?
王年一指出:毛泽东在姚文元《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红旗》1967年第1期)的文末加了一大段黑体字,用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开头,其有“这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一语。这是对文革的评价,已经高到无法再高。显然,毛泽东自认是其斗争哲学的一次伟大实践,是得意之笔。林彪、林立果等人则从国家秩序和国家发展方向等方面与毛泽东渐行渐远。
毛泽东发动文革打到了刘邓陶,中央文革就像“毛办”。邱会作回忆说,他们进了政治局,开始参加政治局的日常工作,总理从爱护、关心、教育我们出发,和我们讲了几次什么“中央政治”以及属于“中央政治”范围里的问题。什么是“中央政治”?总理说:“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毛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关系”。 这样看似简单的答案邱多年以后才领悟。以王维国的地位和水平,更是难以想像。他对上海帮的反感,也不仅仅是对王洪文等个别人的反感,实际上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感,是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困惑。

二 沧海横流,上海滩头谁主沉浮:矛与盾

《我的文革岁月》一书有几个特点,其中一个特点就是陈小津老讲他父亲倒台是因为“林彪、四人帮”。现在这种“套话”、“官话”已经误导了两代人了,实在堪忧。当然他这样说自有他的苦衷,显然他对文革也没有好感。但他为什么老提“林彪、四人帮”?王大章分析,这和实行军管以后,空四军接手上海市的专案组工作有关。
军管以后,陈丕显专案组由军管会的空四军26师政委魏士英负责,魏是组长。陈丕显被“解放”出来到中央工作后,曾经专门派人去调查过他的专案情况,后来还派人到魏家表示感谢。陈和魏之间怎么会有交往呢?这正是因为陈丕显了解到魏士英在经办自己专案时,对案情实事求是,对陈也比较照顾,并且经过甄别,做出了陈丕显不是叛徒的结论。当然魏是不敢一个人拍板的,这件事情与王维国有直接关系,是在他的亲自过问、指示下才得以落实的。
王大章回忆说,他见过父亲和魏士英专门讲这个问题。当时王维国用手做成一个眼镜圈子的样子,在自己眼睛上比划了一下,意思是指张春桥,对魏说:“(张春桥)要叫我们把陈丕显打成叛徒,其它东西他可以‘搞’,但陈丕显从来没有被捕过,你怎么能讲他是叛徒?这不是胡搞嘛!” 这是王大章亲耳听到的,在场的还有其他人。王维国对下属说:“你讲陈丕显有其它问题,比如走资派啊什么的,那我们吃不准,也不知道。但你讲他是叛徒,起码他得被捕过……才能当叛徒吧?曹狄秋被捕过,陈却是连被捕都没被捕过,你怎么讲他是叛徒?这一点起码不能成立,对不对?是不是叛徒,必须要有过硬的证据。但陈丕显连被捕都没有被捕过,你凭什么讲他是叛徒呢?最起码,叛徒这一点不能成立吧?!”从王的口气当中,能听得出张春桥的意见是什么,也能听得出王的压力和无奈。在这个问题上王维国显然很慎重,坚持实事求是,分析的丝丝入扣,即是讲给部下听的,也是讲给自己听的,与后来《遗稿》的思辨风格一致。王维国的做法无论按照当时还是现在,都是在“保”陈丕显,这样做对王维国只有风险没有好处,是要顶住市委、特别是来自张春桥的巨大压力的。
据知情人讲,魏士英是空四军第一批派去支左的干部,负责包括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副市长李干成、市委组织部长杨士法等人在内的好几个专案。当时魏对李的问题复查了六次,对杨的问题复查了七次,证明他们都是真党员。并且查明陈丕显历史上没有被捕过,更没有当过叛徒,魏把这些情况都向王维国做了汇报。王不顾张春桥等人的明确指示,对魏士英说:“你把这些情况打个报告,我来签字!”于是当时这几个被专案组审查的走资派都获得了自由。等到张春桥发现,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气得张春桥、王洪文大发雷霆,拍着桌子大骂:魏士英是个大右派!竟敢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王维国在魏办完此事后立即将他调回了军里,使魏避开了张春桥的追查和迫害。
王大章介绍说:我父亲为人正派,脾气比较耿直,他认为是对的就坚持,不对的我就跟你对着干!“9.13事件”之后,魏士英一家跟我们都在江湾五角场的空军政治学校住过一段时间,两家的关系还是比较好的,魏的爱人王鲁平阿姨和大儿子,都跟我讲过陈丕显派人来看望他们这件事。这件事情过去很多年了,历史证明了我父亲那样做是正确的。
无论王维国的指示也好,魏士英的执行也罢,最终陈丕显没有被定为叛徒是实。张春桥欲置陈于死地而未能得逞,在这个问题碰了个大钉子,以张春桥惯于不择手段的阴险卑鄙人品,他能不记仇吗?后来王维国又在庐山上公开批判张春桥,张能不恨之入骨吗?!“9.13事件”后,四人帮更是不可一世,他们把持了专案,能不快意恩仇吗?
其实何止13条?王洪文还曾经用“杜忠事件”来大做文章。杜忠也是1968年8月1日被派到上海公检法军管的空四军32师师长,担任了某专案组组长。在工作中,杜忠接触到许多涉及张春桥的许多材料,掌握了张本人有十分严重的问题。“9•13事件”后,张春桥指使他的亲信对杜忠进行隔离审查,妄图掩盖自己的罪行,后面的情况王维国就不知道了。实际上一直到1973年10月杜忠才被放出来。在待处理期间,杜认为张春桥的问题事关重大,一连向中央写了4封信揭发张的罪行。结果可想而知,在张春桥、王洪文严密控制下的上海,这些信全部落到张春桥等人的手中。“杜忠事件”虽然随着四人帮被打倒而结束,杜忠最后还是因四人帮迫害折磨致死。
王大章听说杜生前是在安徽巢湖农场劳动,死的毫无征兆—— 晚上还和别人一起打着牌,半途中他说出去“小解”,让别人替他打一会儿,结果人就再没回来。二十多天后,一具高度腐败、无法辨认的尸体被从河里打捞了上来,人们从其内裤上发现了杜忠妻子为丈夫做的标志,才确认了这就是杜忠。杜的双手抱胸,口鼻、指甲和内脏里都没有泥沙,丝毫没有溺水而亡的特征。在四人帮的控制下,杜的死亡原因被定为“自杀”。
王大章记得文革期间空四军支左办公室曾收到一封寄自天津揭发张春桥是叛徒的人民来信,王维国让他们把信复制留存,将原件以匿名的方式寄给了当时市政法负责人王少庸,同时下令秘密调查此事。“四人帮”倒台后,王大章从中央文件里得知这封信在姚文元的书橱里被发现,信的外包装上被姚“此地无银三百两”地注明:未看过,我自存。我们不知道杜忠为何坚持认为张春桥是叛徒,不知道他当年是否衔王维国之命参与了秘密调查,不知道他后来因何身亡。但无风不起浪,从“杜忠事件”发酵的一系列事态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杜忠如此“不识时务”,绝不是简单的“执迷不悟”,他一定知道什么,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王大章说后来他父亲和张春桥、王洪文的矛盾已经到了白日化的程度了,“台上握手,台下踢脚”。甚至于市里开会,汽车驾驶员之间都会互相挖苦来挖苦去——这边说:还是你们狠,你们什么什么东西!那边讲:哎呀,哪有你厉害呀,你是……怎么怎么样!阴阳怪气的互相掐,到了这种程度,可见那时双方之间矛盾真是很大了,而且是半公开的了!
跟随王维国到市革委会工作的秘书常耕海,专门负责与张春桥、王洪文等人的秘书打交道。那时常曾给王写过一封决心书,信中有句“当好杨子荣”的话,影射自己在革委会就像京剧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混进土匪老窝、“战斗在敌人心脏”的杨子荣,反映了包括王在内的一些空四军支左人员当时的处境和心态。
王大章回忆说,我父亲还负责毛泽东上海驻地的警卫工作。
1970年3、4月间他第一次接待来上海的毛泽东,当然是极其秘密的,我们都不知道,他突然失踪了5天。谁都找不到他,警卫员也扔到家里,谁都不知道他到哪儿去了——市革会没有,军管会没有,军里也找不到,巨鹿路招待所没有……能找的地方都找了,连个招呼都没打,一下子就失踪了,而且长达5天!家人都紧张得不得了,刚开始还没在意,后来实在找不到了,都有点急了!但见他的车不在,晓得他肯定是办什么事情去了。他回来以后过了一段时间才讲,我们恍然大悟,原来是毛主席到上海来了,他到那边负责警卫工作去了。
毛泽东在上海的5天里,他在那边查岗、查哨很是辛苦!5天里只上床躺过两个钟头,一直在巡逻或者忙于其它,甚至包括伙房买回来的东西、烧出来的饭,色香味……他都要亲自看,亲自过问。万一毛主席吃了拉肚子可是不得了!实在太瞌睡了,就坐在沙发上打个盹。
之后毛泽东坐专列到苏州去看望林彪,我父亲和马天水陪同前往。一路上毛向马了解上海的工业情况,也跟我父亲聊天——毛问,你是哪的人呐?我父亲说我是河北人。毛又问,河北什么地方啊?我父亲说是元氏窦妪那个地方。毛就讲了:窦妪那个地方可是个出宰相的地方哎!哪个朝代出了个谁当了宰相,哪个朝代出了个谁当了宰相……出过两个宰相。毛兴致不错,和他们俩谈的都很高兴。
林彪在苏州专线火车站迎接毛主席。毛就给林彪介绍:这个是上海的马天水,这个是上海空四军的政委,叫王维国。
林彪就讲了:清朝有个王国维,我们现在有个王维国,王国维是资产阶级的,王维国是无产阶级的。
当时听了林彪的话,大家一起哈哈大笑。这是林彪第一次认识我父亲,也是我父亲第一次见到林彪。
关于王维国第二次接待毛泽东的情景,王大章回忆说:
1971年9月5号,我在家里听见父亲和警卫处处长李松亭很神秘的低声交谈: “客人在杭州了。”我一下就猜到他们指的是毛主席。父亲说:“客人已经在杭州了,陈励耘也没跟我们讲一声哦!”后来两人讲,“唉,反正不管怎么说,我们既然知道了,就先把招待所准备起来,卫生一定要搞搞好。”
10号那天我因为学校的事情想请教一下父亲,就回家了。但父亲不在军里,到处打电话都找不到,联想到上一次毛主席来的情形,和5号那天父亲和李松亭的对话,我猜测毛主席又来上海了。我既兴奋又神秘地跟我大妹妹王伏峰讲,“搞不好就是主席来了!”
当时我们和全国人民一样非常崇拜和敬仰毛主席。我很兴奋地嘀咕,现在老头子(指我父亲)和主席在一起呢,张春桥、王洪文,你们他妈的还想搞老头子哩,现在老头子可是和主席在一起!主席这么信任他,张春桥、王洪文你们还敢搞他?!我当时真是觉得很开心、很光荣,非常欢欣鼓舞!
后来听父亲讲,就在10号那天他接到李松亭的通知“专列已经快到嘉兴了”。嘉兴向东就出了浙江省,过来就是嘉善,说明毛的专列马上就要到上海了。父亲马上电告上海市铁路局,要求调一辆火车机车的车头来,把专线和专线停车场都压一遍,看看路基怎么样,绝对不能出问题。 另外,他要通知王洪文一起去,结果打电话找不到他,父亲就带了警卫员赶往虹桥专线车站了。
等父亲到了那个地方,一看王洪文已经到了,这说明有人通知我父亲的同时也通知王洪文了。当时他就想“哦,他已经先到了嘛。”因为按照道理应该是由警卫处,即我父亲通知王洪文的。“难道有人已经通知他了?”疑问在我父亲脑子里闪过。
通过王大章的上述回忆,王维国和上海市委的关系可见一斑。毛泽东来了,是件绝对机密的大事,而通知谁、谁先到,按照接待毛泽东的保密原则和流程,应该先通知王维国,再由王去通知和安排毛想见的其他人。但这次不同的是,王洪文也接到了通知。这是个敏感问题,即能反映出政治地位,也能反映出毛的亲疏。通知王洪文的很有可能是汪东兴,因为陈励耘和王维国一样,负责浙江的警卫工作,作为两处警卫工作的负责人,为工作交接一下是应有的流程,陈励耘不应该、也不会直接通知王洪文的,如果通知了也是汪的吩咐。
第二天即11号上午,王维国安排去接许世友的飞机从南京抵达上海,降落在虹桥机场。上午10点,王维国把许送到毛泽东专列的车厢门口。汪东兴迎出来,对昨天已经上过专列的王维国讲:“主席想同王洪文和许世友单独谈一谈,解决一下他们的关系问题,你可以不参加。”
王维国一听就明白了,不管是汪还是毛,不是很想让他参加这次谈话,于是就退到休息室。专列候车室里,徐景贤、王秀珍、马天水等人都在休息待命。
大约12点左右,王洪文和许世友来到休息室,王兴致勃勃地宣布:现在我们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决定在锦江饭店宴请许司令员!大家全都去!
于是所有的人都到了锦饭店江,还特意把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东海舰队副司令高志荣都请了去,大家一边吃饭一边吹牛。大家都敬酒给许世友,许也一一回敬,周、高、王三个人是上海陆海空三军的代表,许回敬了周纯麟一杯,也回敬了高志荣一杯,但究竟是疏忽了,还是什么别的原因,许没有给王维国敬酒。毛的劝和很有效,在席间,许世友和王洪文还数次离席密谈。许回南京时王维国也去送他,上飞机之前,许对王讲了一句话:“一切听主席的,不要上当!”
就在他们吃饭时,毛的专列开走了。当天晚上铁路部门向王维国报告:“专列顺利通过徐州。”这表明王维国负责的警卫任务顺利结束。
王维国一共接待毛泽东两次,这足以使他引以为荣。但是这两次的氛围、待遇、地位有着明显差异。前一次也不过就在一年多前,九届二中全会还没召开,毛林关系和睦,王维国一直陪着毛从上海到苏州,毛还把王介绍给林彪,那次根本没有上海帮的份儿,毛泽东的态度是亲近和依靠军队的。
这次上海帮地位明显上升,张春桥已兼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在锦江饭店席间,王维国和王洪文都是第一时间从不同渠道获知毛离开上海的消息。
1971年9月毛南巡到上海,和他人谈话前后共约4个钟头,王洪文都在场,看来毛对王洪文的好感已然有之。2012年第一期《炎黄春秋》刊登的“吴忠谈‘九一三事件’”一文,讲到“1971年9月12日毛主席回到丰台,找我们4个人谈话: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和我。……主席讲了林彪的错误,说一句顶一万句,顶个屁!……主席讲了很多,但主要是讲林彪的错误,我当时的估计是三中全会要解决林彪的问题。”毛泽东写过《反对自由主义》,可惜他晚年时搞党内极权,任人唯亲,一言九鼎,随心所欲,毛才是最大的自由主义者,正如他自己所说: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毛要把林彪从接班人的位置上拿下来决心已下并且公开,显然已不是现在的大胆假设了。
谁来取而代之?这是毛必然会考虑的问题。毛来上海,明显疏远军队,谁能否认后来毛选王洪文接班,一手组成四人帮不是他这次南巡的收获之一呢?而且这次无论来还是走,都有人通知王洪文,这个人很可能是汪东兴;如果是,就等于是毛。这更能说明毛对王洪文的重视,也是做给王维国看的,可惜王维国并无心机,对毛玩弄的这套权术毫无觉察。就在“9.13事件”以后不久,王洪文去杭州处理“9.13”专案,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王知常“奉命作为王洪文的随员,……去杭州的当天,王洪文拿了一封电报给王知常看,乃是王洪文做上海警备区政治委员的任命。王洪文和他的秘书廖祖康都是一身军装,春风得意。” 以毛泽东的慧眼何以会看中王洪文这样只会吃喝玩乐的庸才?说明毛已昏庸之至,心里只有一个标尺——自己。拥护文革的鸡犬升天,不赞成的统统被贬或分道扬镳。王维国虽然反感上海帮,但对文革运动本身并没有过多的思考,遗稿中也未见反思,这是他的局限性,也是广大军队干部的一个共同特点:只凭着对毛的赤胆忠心,紧跟毛,为毛保驾护航。
这一次王维国上专列见毛,当毛讲到二中全会上的问题时,就想借机检讨几句,因为二中全会上他也发过言,矛头直指张春桥,后来会议气氛急转直下,所以发言也算是件严重的事情了。尽管他并没有深入思考自己错在哪里,但毛的龙颜大怒令他心里一直忐忑不安。所以当着汪东兴和王洪文的面,很真诚的向毛检讨,不料刚说了一句“二中全会上,我也有错误,我也发了言了……”毛就打断了他,示意不要再说下去,很和蔼地讲:“你的问题就不提喽,这个主要责任在我,怪我事先没有跟你们打招呼嘛!”毛没有批评王维国,反而是一副大包大揽的样子,显示出了领袖宽广的襟怀,令王维国非常感动,如释重负。
然而接下来毛却一个劲儿地批评军委办事组。在王维国听来,还是在批评包括自己在内的军队干部。毛泽东抓住庐山会议的事情不放,明批“枪杆子”,暗褒“笔杆子”,既对林彪敲山震虎,同时也给张春桥出了气。如果说毛给军委办事组掺沙子是为了平衡军内的帮派体系,毛给南京军区掺沙子,则反映出毛力挺“文革派”的决心,客观上助上海帮为虐,既可以用“异类”打破军队的一统天下,又堂而皇之地打着团结的旗号,把“文革派”和非文革派搞在一起,让他们相互遏制,彼此内杠、内耗,对自己表忠心、争亲疏,遂将他们分而治之。这些手法,不知道后来王维国、张春桥等人是否体会到了?
王大章还介绍说,上海警卫处平时也负责市委领导的安全。比如张春桥要出来开会,警卫处处长就坐在第一辆前卫车里负责安全警卫,张春桥自己乘坐的是一辆老式的凯迪拉克的防弹车,很保险。刚开始他的警卫人员都是空军派的,包括汽车司机都是警卫处的人,后来彼此的矛盾大了,慢慢都换成了他自己的人。
逐渐的,张春桥利用王维国不能公开对抗的处境,主动向王维国叫板了。1970年上半年,他提出把在农场工作化名肖静的女儿,放到空四军的通讯营去当兵。那天,王维国的司机老吴把已经穿好军装的肖静接到王家里,她一到,王维国就打电话让通讯营的营长和教导员到自己家里来,给他们相互介绍说“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肖静,你们好好照顾她”,“她很爱干净”。王又对肖静说,“你参加劳动可不能怕苦怕累,要和战士打成一片哦!”随后肖静就被通讯营的营长和教导员领走了。
1973年王大章结束隔离审查后听说,“9.13事件”后有人揭发说肖静受到王维国迫害,王曾经在安排肖静工作时私底下对她的领导说,“肖静是张春桥派来摸我们情况的。”因为肖是电话守机员,涉及到整个部队对外对内的联络,是很重要的岗位。听说王维国曾经嘱咐部下,肖静值班时要派可靠的人陪同,不能让她自己单独守机。而且还有人揭发说,王维国规定:你们下面一不能给她提干,二不能让她入党,你们不要报上来,免得我们上面为难。
肖静以受害人的姿态,扬眉吐气地先调到空四军情报处,后来又调到领航处等要害部门。“四人帮”倒台后,她又回到了农场,命运给她画了一个圆圈。市专案组的人跑去找王大章,告诉他“上面说的”:王维国和张春桥早有勾结,让他揭发,并为此请他在宝山县某房间“留步”几天,专门写揭发材料。王大章一开始用事实反驳他们说:我父亲根本不可能跟张春桥他们勾结的!但这帮人把王大章当汤团一样搓圆搓扁,一定要他把肖静的事情写成“早有勾结”的性质,还振振有词地讲:如果张春桥不信任你父亲,会把女儿送到你们那儿去当兵吗?这种逻辑和搞专案的态度,其实已经屡见不鲜,从AB团,到历次整风以及各种政治运动……可以说这种风气是共产党历史上由来已久、反复使用、屡建功勋的;无论搞谁的专案,都照搬照用。
王维国出狱后知道了这件事,很气愤。他告诉儿子:在最初被隔离审查时,办案人员让他交代他是怎么整张春桥一伙黑材料的;后来四人帮倒台了,又让他交代他是怎么与上海帮“勾结”的。专案组还是那些人马,说法却与时俱进,前后性质颠倒,错的、有罪的永远是王维国,他们永远正确。他当然不能同意,针锋相对地指责那些人说:“当初你们说我整张春桥的黑材料,现在又说我和他‘早有勾结’,人就两个鼻孔,都叫你们堵死了,总要给我留一个喘气吧!?”这些现在听来极为荒唐可笑的往事,却不由让笔者想到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事实:如果王维国就是被这样搞出来的专案材料定的罪,举一反三地去思考,这不是一个王维国的问题了,在同样的专案风气和极左思潮影响下,该搞出多少冤假错案?……这,就是后来判决的依据吗?这不是在拿历史开玩笑、拿人的命运开玩笑吗?这样的结果能是严肃、公正的吗?
同样荒唐的事情在那个远去的年代层出不穷,也发生在王大章本人身上。1973年9月,王大章结束了隔离审查到工厂上班了,能够重新呼吸自由的空气,能够和弟弟妹妹们朝夕相处,使得深感劫后余生的他非常知足,工作很起劲。虽然脱去了军装,但他还像在部队一样,佩戴着当时军队统一配发的毛主席像章。有人见不得他的笑容,汇报给了厂总支书记。书记找他谈话,满怀敌意地问:“你这个像章是不是林彪发给你的呀?你是不是在为林彪招魂啊!”天气冷了,王大章穿了一件父亲的呢子军装,厂总支书记又找他谈话,问他:“你这件衣服是不是你父亲的?你这样是为他树碑立传嘛!这样的衣服宁可烧掉也不能穿!”王大章忍无可忍,当即反唇相讥:“哦,我穿了件衣服就是树碑立传,那如果我改姓毛,我是不是就是毛主席的儿子了?我改姓周,是不是就是周总理的儿子呢?你们能承认吗?我不是还姓王吗?!”
这是真实的故事,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那个帽子满天飞、动辄无限上纲、极左思潮当道的年代,这些都成了再正常不过的家常便饭。
关于王维国在庐山会议上批判张春桥一事,《遗稿》中并没有展开去讲,但在附件5“我们在上海与‘上海帮’的斗争概况”项下第12条里,一改当年对毛泽东检讨时的口吻,认定庐山会议上是“我直接批判张春桥反对毛主席的斗争”。王维国改口,当然因为四人帮已经倒台,表面上是为自己“翻案”;但从通篇来看,是王维国抓住了当年与上海帮相对抗一事作为申诉书的基本点,他认为上海帮坏透了,如果判决说他参与两谋是最冤枉他的,那么与上海帮的斗争则是最应该给他平反的理由。
王维国这第12条究竟是真的相信庐山会议上张春桥反对毛主席,还是借官方的调子为自己申辩,我们不得而知,但无论是王维国和张春桥谁“勾结”了谁,都不过是官方编造的说法,已经遭到了历史的唾弃。后来的他应当明白,庐山会议上叶群、吴法宪等人指责张利用毛的伟大谦虚反对毛主席,因势利导地抓住了一个攻击张春桥的机会,将憋了很久的不满发泄出来,做给毛看,性质上仍然是唯毛是从,以左反左。与几员大将仅仅反感中央文革的做派不同,早有非毛的林彪在庐山会议上内心已经与毛分道扬镳,等于也和愚忠的爱将们分道扬镳了,只是林彪的沉默使他们浑然未觉。从这个意义上说,林彪已经不是他们的“林总”了。



【评论】

从“反革命分子”到“汉奸”

顾 土

从我记事起,凡是攻击、批评毛泽东的人,罪名都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到了文革期间又发明了“恶攻”罪,其一即“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也属于“反革命”之列,获罪者因“罪大恶极”常常还被处以极刑。可是今天,或者说直至最近的反日游行加暴力攻击时,我才发现,原来昔日的“反革命分子”早已统统由“汉奸”所取代,并且这一罪名还被自动纳入了“群众专政”的范畴。

划时代的嬗变

从“反革命分子”到“汉奸”的嬗变,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历史性的替代。回想我当初接受的历史教育,回忆我亲眼所见的阶级斗争的疾风暴雨,回顾我亲身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反修防修,才应该是毛泽东的思想核心和话语精髓,与之相匹配的,自然是革命和反革命。“汉奸”罪名在当今的盛行,说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历史已经完全退隐,退隐的原因呢,或许是失去了记忆的土壤,或许是年轻一代无知,或许是过来人回忆时只捡需要的说,或许是大多数人对毛泽东的功绩正处于糊里糊涂的状态,或许上述各条兼而有之,总之,毛泽东,这一我们记忆里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领袖”,在社会的彻底转型中,在时代大潮的裹挟下,在阶级斗争思想被彻底抛弃后,正在被众人转奉为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偶像。
光复河山、惩治汉奸的任务早在毛泽东领导的“解放战争”之前就已完成。“解放战争”所取得的胜利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依照标准的说法,推翻了“三座大山”,打倒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其中的一座大山—帝国主义,指的也不是日本军国主义,而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从肃反、镇反、三反五反、反胡风、社会主义改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批胡适、反右、反右倾、四清一直到文革,毛泽东领导下的这些深深影响中国人命运的大小政治运动,整肃对象都不是汉奸,反对这些运动的自然也不会被定为汉奸。攻击领袖和政府被视为汉奸的,在1945年前比较有可能,但1949年后的罪名就是“胡风分子”、“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现行反革命分子”了。在我度过的那些个年代,在所有的罪名中,汉奸只是个老罪名,远不如各类政治运动中盛行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内奸”、“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严重;而在关于攻击毛泽东的所有罪名中,也从来就没有“汉奸”这一条。为什么不能将攻击、批评毛泽东的人定为“汉奸”呢?因为毛泽东领导的所有革命,包括他最得意最看重,也是他思想核心的文革,都是阶级斗争,而不是民族斗争,这是个常识。在毛泽东的治下,如果谁违背了这个常识,就有“歪曲毛泽东思想”之嫌,会遭到严厉的批判,在文革中还可能被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因为这种人修正、篡改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含义和历史意义。
将攻击、批评毛泽东的人称为“汉奸”,其实也是在修正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依照毛泽东时代的思维逻辑,这是将毛泽东领导的无产阶级政党混同于普通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党,是将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视为民主主义革命。记得1976年初,文革的后期,在毛泽东亲自指挥下的反击右倾反案风中,报章上发表的各类大批判文章,将火力都集中对准了民主派,著名的论述是: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他们是带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来参加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他们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他们在程度不同地接受党的最低纲领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时,并没有把它同党的最高纲领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纲领联系起来,他们不懂得也不准备去实践党的最高纲领。”如果将汉奸也作为革命敌人的话,至多也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依据正式的说法,新民主主义革命只是为了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而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才是毛泽东的最高理想和主要业绩。恰巧的是,将毛泽东的对立面视为“汉奸”的人,也都将毛泽东定位在“开国领袖”这一层面上,开国,指的正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近日读到一篇文章《跨国公司老总眼中的毛泽东》,文章提到的那几位外国老总,他们心目中的毛泽东,实际上也是一个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毛主席,是一个失去了阶级斗争的毛泽东。
不说“反革命”而称汉奸,不但在于“反革命”罪不复存在,更在于这样的罪名已经无法引起现实社会的共鸣;“反党”这一当年可以令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重大罪名,多数人也早已忘却,而“反政府”这一普世的罪名正在被普遍认可。究其原因,恐怕都在于普世的国家观于不知不觉中代替了以前格外强调的阶级观,已经获得了全社会的认同。
但今天对意识形态的含混、淡忘,并不能改变中国共产党进行的革命是阶级的革命、政权是阶级的政权这一历史,不能回避意识形态在很长的时间里曾主导一切的事实,不能掩盖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在毛泽东的思想里的统治地位,更不能将历次政治运动从毛泽东的业绩里剥离出去,离开了大大小小的以阶级斗争为思想基础的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毛泽东恐怕就不是历史上那个真实的毛泽东了!近30年来,由于国家、民族替代了阶级,冲到最前台,所以,共和国也是近年来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共和国的历史、共和国的土地、共和国的生日、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们等等,无所不在,其实,共和早在1912年就已经实现,英文里,中华民国同样也是共和国。
去阶级性,反映了30年改革开放的思想进程,但也让毛泽东的历史定位出现了根本性的错位。

去阶级的结果

有很多人,不知是不是未老先衰,老年的特征异常明显,年代久远的事情日益清晰,刚刚过去的事情却忘记得一干二净。“汉奸”罪名的盛行,而且还与批评毛泽东结为因果,就是失忆的一大后果。
失忆,当然应当归结于主流历史叙事中对曾经左右当代中国命运的历次政治运动的失语,归结于主流政治叙述里对曾经主导中国社会40年走向的阶级性的淡化,就连刚刚去世的前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当年竭力争论的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如今又有多少人还存在兴趣?淡化、模糊、回避,早已经成为是我们对待历史的基本态度。
与模糊、弱化严肃历史同步,作为当代多数人获取知识的唯一来源的影视,那些过去的阶级敌人、反动派以及曾被严厉批判的“封资修”,也都出现了颠覆性的变化,连“大汉”、“大唐”、“大宋”、“大明”、“大清”的帝王将相似乎都成了“中华民族的脊梁”,而在毛泽东的时代,起码在文件表述里,文艺舞台被帝王将相所把持的状况正是发动文革的原因之一。如今的电视剧,抗战题材几乎成为主打,每晚轮番出场,其中的中央军抗日、地方军阀抗日、土匪抗日、老财抗日、另类抗日,甚至伪军抗日,最具感染力;而在阶级利益高于一切的岁月,在毛主席领导下的上世纪五十、六十、七十年代,无论在文艺里还是在现实中,他们无一不是反面人物。当年统治舞台的八个样板戏,抗日剧《沙家浜》的反面人物不是日本侵略军,而是“忠义救国军”;《红灯记》尽管有鸠山作为主要敌人,但在痛说革命家史时仍不忘阶级斗争的历史陈述;《白毛女》诞生于延安,背景也是抗战时期,但从头至尾都是阶级仇,恰恰缺少民族恨。
失语、失忆、淡化和颠覆,久而久之,导致社会呈现出三种人的三种历史认知。
对阶级斗争的残酷时代没有任何感性认识的人,毛泽东的历史在1949年以后大概就是开国大典、抗美援朝、钢铁年代、原子弹爆炸成功,于是,我听见过不少八十后、九十后,甚至七十后,总是将“今天的幸福生活”与毛泽东结为因果。但他们恰恰不知道的是,当年反修防修的主要对象就是我们今天的这副模样,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正是针对我们今天的这种生存状态。我们如今变得已经远远超过苏修何止千百倍。
经历过阶级革命和历次政治运动的人,面对阶级斗争不再叫座、抗日战争又最具号召力的现状,早已经将当年天天被灌输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目标弃之脑后,在他们的话语里或许更愿意将抗战胜利、民族独立提升为主流,有意无意地掩饰自己政治履历中的种种尴尬。“如果不是毛主席领导我们打败小日本,哪来今天的幸福生活?”正在代替“如果不是毛主席带领我们打败国民党反动派,哪来今天的幸福生活!”我还亲耳听见有位离休人士居然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都当作自己的抗日经历传播给下一代。
坚持认为毛泽东一贯正确的人,面对三中全会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又无力回天,只能将毛泽东的形象抽象化、艺术化,在跳跃式的记忆中完成对领袖形象的重新塑造。“开国领袖”、“人民救星”、“为人民服务”、“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些切合当今大众心理诉求的诸多元素,构建了一个脱离了残酷阶级斗争实践的毛泽东。

想像拒绝真实

毛泽东,正在被想像化,而执著于想像的群体,最拒绝的就是历史的真实。
不知有没有人认真比照过,从衣着、语言、思维方式一直到职业、学历、经历、出身、身份、财产,就自己目前的状态而言,假如置身于阶级斗争的时代,面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锋芒,是否早已被彻底否定? “打着红旗反红旗”这一文革中著名的罪名,当今的许多人已经无意中落入其中。数年前,一位资产过亿的40来岁的老板投资拍摄了一部影片,首映式时正赶上中日东海争端,他特意向观众赠送毛泽东纪念章,称此时此刻更加怀念伟大领袖毛主席。可任何一个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很清楚,如果在毛泽东的时代,像他这样的人,估计不用等到文革,早在三反五反就遭遇灭顶之灾了。还有一位专门经营纯金制品的30多岁的商人,公司资财也在亿元以上,却言不离伟人,所有重大商业活动都要选在12月26日,其虔诚心情固然可嘉,但在阶级革命的岁月里,他和他的公司还存在吗?在反修防修的革命实践中,他算什么?
在毛泽东的时代,无论怎样反美,如何反苏,但人人都很清楚,反的只是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将反动政府、修正主义的党与广大人民区分开来,是铁打的定律;至于日本人民也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要将日本政府与日本广大人民区分开来,更是最高指示,我们无不遵从。这样的思维方式源自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更是毛泽东革命思想的核心,而将阶级利益服从于国家利益则是修正主义的典型特征。即便在民族斗争高于阶级斗争的时代,把握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也是根本;日本共产党领导人住在宝塔山下,日本工农学校在延安的兴办,八路军对日本俘虏的优待规定等等,都显示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在毛泽东和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心目中的绝对地位。然而今天,那些高举毛泽东画像的人,从他们的口号、标语、跟帖中不难发现,日本在他们那里已经成为一个整体,整个民族似乎都在被打倒]消灭之列,包括这个民族所创造的一切。
文革期间,大字报遍布全国各个角落,口号、标语满天飞,虽然各种侮辱性的词汇不计其数,但至多是油炸、打倒、砸烂狗头、万炮齐轰、踏上一万只脚,在公开的场合不会出现下流的语言,因为使用这种语言的人等于自我贬低,将自己和自己的队伍降低到了流氓地痞的水平,而流氓地痞属于坏分子的行列,也是文革中被清除的对象。这一方面是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的那些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连梁效的顾问都是国学底子深厚的冯先生、魏先生、林先生、周先生等人,他们不可能容忍下流语言钻入自己的话语体系;另一方面,当时的社会主流或多或少都接受过传统文化的影响,语言的底线分明,“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不知世上还有羞耻二字”,就是当时盛行的批判对方的话语。如今的情形却与毛泽东的时代迥然相异,尽管高举毛泽东画像,高擎怀念毛泽东的标语,却容许下流口号和图画与己为伍。这也难怪,连大学教授都以口吐秽言为美,更何况老百姓了。这也表明,文革的后遗症如今正全面影响着我们的社会生活。五六十岁的人,他们的人生基本教育都出自文革,往下的一代,教育他们的老师和家长也曾在文革的环境里成长,再往下的一代,则是文革教育的再传人。丧失了传统文化,新的文明又没有扎根,是这几代人的普遍状态。用阶级斗争时代的文明状态与现实相比,并不表明那时的道德教育超过了当今,那个时代成年人的道德教育大多培育自更早的年代,即使是五十年代,传统文化也没有被完全毁弃,只有经历了文革的大洗礼,才将传统的外来的古代的现代的,来了个连根拔起,彻底铲除,结果,没有道德底线、缺乏度的把握,是社会生活的特征,过度、夸张、极端,是人们待人接物的亮点。
尽管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但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却经过几代人的定型、传承,延续至今,只不过将阶级改为民族罢了。阶级斗争的思维里,整个剥削阶级都应该被消灭,包括这个阶级创造的一切,甚至饮食、书籍;出身不好也是阶级斗争时代的话语,就是说这个阶级的上一代做的事情,下一代也应该承受。如今,这样的思维不是依然很畅行吗?

作为神的一面

其实,今天,在更多的中国人心目中,毛泽东更像是神,作为神,其原身究竟如何早已无关紧要,重要的是神本身存在的意义和信众对神的祈盼。许许多多的人悬挂毛泽东像,朝拜毛泽东的家乡和纪念堂,是在祈福,祈求保佑平安,祈求比赛获胜,祈求一帆风顺,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信仰归属、价值依托和神祇的护佑,是人类的必然需要,而今天的中国,归属、依托和护佑无不出现大面积空白,可是,维护中国人精神系统的儒家文化在文革中已被彻底扫荡干净,“大成至圣先师”孔子被改名为孔老二后在批林批孔中也已名誉扫地,意识形态在道德领域曾经起到的支撑作用又不复存在,只剩下一位伟大领袖,这位早就登上神坛的神,依然矗立。
作为当代神,毛泽东的位置早在1969年中共九大前就已经奠定。从文艺作品的极度赞美、经典形象与典型动作的全面塑造、标准画像和雕塑的大普及、膜拜仪式的高度规范化、所用器物和所赠物品的绝对神器化,到神圣冠词的确立,著作、语录、指示的至圣化加神谕化,所有这一切,在全国上下的通力互动下,在林彪等人的竭力推进下,短时间内得以迅速完成,而且集古今中外造神工程之大成,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其中的任何一项,与古今中外的造神相比,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信众的数量、疯狂与极致,哪尊神恐怕也望尘莫及。尤其是“老三篇”和毛主席语录的“圣经”化,让造神显得更加完美,极端标准。面对亿万信众,特别是当时中国这样一个文盲和半文盲占多数的国家、理性极度匮乏的地方,“圣经”不能是长篇大论,语境也不能过于具像,必须如其他“圣经”那样,像格言、如警句、似神启,否则既不适于“放之四海而皆准”,更不利于牢记于心。“老三篇”确实做到了,毛主席语录不但做到了,其通俗化程度还更胜一筹,每一句都斩钉截铁、不容置疑,每一句都铿锵有力、脱口而出,将毛泽东原本就不长的所有文字,整得更加精悍、上口。这样标准的“圣经”,经过强力推行、强制传播、强势灌输和自愿加强迫的背诵,还配以劫夫动听的旋律,其印刷数量、普及程度、铭记程度、融化程度、贯彻程度,不亚于所有宗教,深深左右着所有信徒的心灵。
尽管改革开放以后,作为人的一面,毛泽东走下神坛,越来越多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但是,作为造神的硕果,作为中共历史“庙宇”中的偶像,从来都没有离开过至尊的位置。今天,当人们日益需要神与信仰的召唤时,其神圣的色彩就显得愈发明亮夺目。
今天,批评毛泽东的人被定为“汉奸”,而指责别人为“汉奸”的那些人,其言行和身份如在毛主席的时代也一样是修正主义或是资产阶级,起码属于资产阶级产生的土壤。事实上,这两种人,无论正反,都不属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行列,都不是阶级斗争的赢者。原因很简单,毛泽东一生奋斗的时代和理想已成历史,谁也无法回到那个年代,想回去的话,自己首先就要否定自己。另外,许多批评毛主席的人是将毛泽东当作人,许多维护毛泽东的人已将毛泽东作为神,神当然没有错误和罪过,双方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对话,所以,谁也说不服谁,只好破口大骂或举手就打。
遗憾的是,神,往往都是千年以上的人变身而成的,除了考证家外,信众只关心作为神的那一面。而毛泽东作为神的缺憾在于时间相距太近,作为人的一切还那么历历在目,人人心里都有一本自家生死存亡的账,历史又总是与现实互动,只要历史不安,现实永远都不会平静。


【博士论文】

政治身份体系下的社会冲突
——文革初期群众行为的社会根源(六)

向 前

第三章 秩序的重建和巩固(1967.9—1969.12)

1967年初,毛泽东估计夺权问题可在几个月内解决,年内有望把各省的革命委员会建立起来。可是,夺权后各地武斗此起彼伏,真正是天下大乱,他的设想和部署全部被打乱。不过,他并不想立即制止各地的武斗,在他看来,两派对立搞大规模武斗,不是坏事,而是好事——“我看湖南、江西九江、南昌、庐山、赣州经过大武斗,形势大好,阵线也分明了”。
伴随武斗而来的是社会秩序的混乱,工农业生产的急剧下降,经济的危机导致了很大压力。到1967年9月,毛泽东考虑将运动刹车,他说:“文化大革命明年春天结束,不能再搞了。” 经过“全面夺权”和武斗的动荡后,他把注意力放到制止武斗、反对派性、促进“大联合”、成立革命委员会上来。但是,文革的战车仍在隆隆的高速行驶中,不采取强硬的手段,想要平息此起彼伏的纷争几乎是不可能的。
第一节 “省革筹”推进“大联合”
1 “工派”与“湘派”的内讧
“工派”与“湘派”的分野产生于为“湘江风雷”翻案的过程中。1967年6月3日,省军区宣布“湘江风雷”不是反革命组织,但不得恢复原来组织。 当晚,各组织负责人在市总工会开会,讨论部分“湘江风雷”召开大会公开树旗问题,发生激烈争吵。或许是基于独享胜利成果的考虑,“工联”方面对继续为“湘江风雷”翻案热情骤减。6月4日,“湘江风雷”举行重新树旗大会,宣布公开活动。 7月,“湘江风雷”恢复总部和组织系统,在“湘江风雷”旗帜下汇集的组织逐渐形成了“湘派”。与此对应,偏向“工联”的组织形成了“工派”。
“省革筹”希望群众组织尽快结束纷争,实现“大联合”,然后就可以提交“三结合”名单,建立革命委员会。《八•十决定》下发后,“大联合”却不那么顺利——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们各有打算,如何排座次才是他们最关心的事情。《八•十决定》说“湘江风雷”是革命群众组织,“工联”是革命造反派,这一措辞上
的区分显示了中央对两个造反派组织态度上微妙的差别。
“工联”麾下聚集了二十万工人,实力不容小视。他们在反对省军区和“高司”的活动中表现出色。“湘江风雷”能够平反,“工联”功不可没。最重要的是,中央文件认定了“工联”是革命造反派组织,而“湘江风雷”是革命群众组织。所以,“工联”方面认为自己应该坐上湖南造反派的头把交椅。但是,“湘江风雷”方面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湘江风雷”是湖南资格最老的造反组织,成员众多,受迫害最深,论资排辈应该居首位。甚至有人提出“工联”应该取消自己的名称加入“湘江风雷”,以湘江风雷为核心,“工联”方面对此极为反感。双方矛盾因为“省革筹”席位分配而尖锐起来。
四十七军以及省委、市委机关造反派干部大多倾向以“工联”为群众组织的核心。因此,“省革筹”分配群众组织席位时,“工联”取得了明显的优势。“省革筹”中有群众组织代表6人,分别是“工联”的胡勇、唐忠富,“湘江风雷”的叶卫东,“长沙工人”的张楚梗,“井冈山红卫兵”的谢若冰,“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朱顺祥。其中,“工联”占有两个席位,“湘江风雷”仅得一席。“长沙工人”和“井冈山红卫兵”原本是支持“湘江风雷”的“湘派”组织,但由于号召“大联合”、批“山头主义”的宣传铺天盖地,张楚梗、谢若冰二人均未明确表示以“湘江风雷”为核心,“湘派”吃了哑巴亏却无计可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大学生红卫兵组织,虽然成立时间早,但人数不多,影响力有限,却因为站在“工派”阵营而跻身“省革筹”。相反,“高校风雷”无论人数、社会影响还是资历都胜前者一筹,本是高校红卫兵的当然代表,却因为属于“湘派”无缘进入“省革筹”。这种偏向“工派”压制“湘派”的做法令“高校风雷”等“湘派”组织愤愤不平。
8月,与“高司”争斗的“工派”、“湘派”同盟发生摩擦。21日,“工联”召开30多个基层组织负责人参加的紧急会议,调集人员制定作战计划。 “工联”出动武斗人员,分别进驻市五一路湘绣大楼、解放路东西两端。4时,解放路东端的“工联”人员与“东方红总部”开火枪战。晚8时,双方在解放路西头再度战斗。晚11时左右,双方又在东茅街交火。晚12点以后,“东风近卫军”、“红旗军”等组织的武斗人员与“工联”人员战斗,武斗一直持续。 22日,“长沙青年”架起高射机枪装上燃烧弹和穿甲弹,向“工联”占据的湘绣大楼扫射。几轮射击后,湘绣大楼着火,导致众多人员伤亡,大楼连同里面的商品付之一炬。武斗造成24人死亡,32人受伤, 湘绣大楼因射入穿甲燃烧弹引起火灾,直接经济损失160万元。
“解放路武斗”给“高司”以喘息之机, 他们重整旗鼓,提出“解放河西”的口号准备进军长沙。“工联”和“湘江风雷”这才停止内战,捐弃前嫌进军湘潭,造成与“高司”的“九五坪塘大武斗”。“高司”被彻底打垮以后,“工派”和“湘派”的矛盾再次浮现出来。9月中旬,“工联”下属的“六号门”将“青年近卫军”下属“钢三联”成员的枪缴去。“钢三联”派出代表前去交涉,结果谈判代表遭对方枪击当场死亡。“青年近卫军”准备报仇,最后由四十七军领导亲自出面才弹压下去。
军队领导之所以显示出极其强硬的态度,严令造反派组织负责人立即停止武斗,是因为毛泽东来视察了。原来,武汉“7•20事件”以后,毛泽东乘飞机到上海。在上海住了近两个月后,9月16日离开上海,先后到杭州、南昌、长沙,之后还到武汉、郑州,于9月23日回到北京。他这次视察主要是解决武斗的问题,也是针对造反派的“内战”,希望消除山头主义,在“大联合”的旗帜下实现“三结合”。
2 “大联合”号召
此次视察之前,毛泽东关于解决各地武斗的“大联合”号召已经被大力宣传了。“大联合”和“三结合”涉及三方面问题——军队、干部和群众。就湖南而言,四十七军取代省军区支左,军方代表问题已经解决;干部方面,华国锋、章伯森等原省委干部已经明确表态支持“工联”;最后剩下群众组织问题。
针对造反派组织山头林立的情况,《湖南日报》发表文章进行批评:
“打‘内战’,说穿了,就是‘私’字作怪,就是为小团体利益和个人利益而战。那些热衷于打‘内战’的人,往往是‘私’字当头,从‘我’字出发,喜欢实行以‘我’为主的错误政策。他们只看到自己组织的某些长处,或过去的功劳,‘唯我独左’、‘唯我独革’,总想压倒别人。他们往往喜欢制造磨擦,搞小动作,给别人扣上各种各样的帽子,这就造成很多纠纷,再加上敌人从中煽动,矛盾就更为复杂,给革命大联合制造了障碍。”
报纸批评“少数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在夺权斗争过程中或在夺权以后,对曾经同自己并肩战斗的革命组织,采取排斥和对立的态度,他们对实现革命大联合,提出了所谓‘以我为核心’的口号”, 说“以我为核心”的口号是错误的, “是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的表现。” 社论文章敲山震虎,要求“头头带头抓革命的大批判”, 号召“彻底铲除山头主义”。
9月17日,毛泽东在长沙接见黎原、华国锋、章伯森等人,听取了情况汇报后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在群众内部关系处理问题上,他强调:“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多做自我批评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谈到群众两派对立时,他说“两派都是工人,一派造反,一派保守,保守是上头有人蒙蔽了他们,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这样多的产业工人,不会一辈子保皇,要正确对待,至于他们的头头,靠下面自己起来造反”, “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针对干部亮相问题,毛泽东指出:“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我们要团结大多数,包括犯过错误向群众做了检讨的”,“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发出《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通知》要求:
“(一)各工厂、各学校、各部门、各企业单位,都必须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以利于促进革命三结合的建立,以利大批判和各单位斗批改的进行,以利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二)所有革命群众组织都应该以毛泽东思想为基础,经过充分协商,按照不同的具体情况,遵照毛主席上述的指示办理。一切跨行业的组织,都应该在自愿的原则下,按行业进行必要的调整。”
按照毛泽东的设想,文化大革命是一年发动,二年看成果,三年扫尾。1967年已经是第二年,是看成果的时候。所以,他重点谈群众组织大联合和干部出来工作。在他那里,工人分裂对立的原因被归结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挑拨离间、欺骗蒙蔽、操纵利用;或者是由于一小撮地富反坏右的破坏和煽动;或者是由于受了无政府主义、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以及‘怀疑一切’等等以右或极‘左’形式出现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潮的侵蚀。” 这一判断完全是从“阶级斗争”逻辑出发。这一结论总体偏离了事实,未发现症结所在,提出的解决方案自然不可能解决问题。
“工派”和“湘派”摩拳擦掌,大规模武斗一触即发,但最高领袖发出了“大联合”的号召,各群众组织自然不敢顶风作案,暂停了武斗部署,表态拥护“大联合”。“工联”表示:一定和“湘江风雷”等无产阶级革命派更好地团结起来,决不允许阶级敌人从右的或极“左”的方面或同时从两个方面来干扰革命斗争大方向。“湘江风雷”则说:“湘江风雷”与“工联”是生死与共的阶级兄弟,我们只能联合,不能分裂。一定和“工联”一道,以“斗私、批修”为纲领,彻底批判极“左”思潮,为促进革命大联合作出贡献。 但是,“大联合”的步伐并不因为他们表态就顺利进行。
3 恢复秩序的努力
9月初,“省革筹”成立时,湖南局势依然一片混乱。“高司”派群众与进军湘潭的“工派”和“湘派”在易家湾、坪塘等地炮火连天地鏖战;“工派”和“湘派”之间的武斗时有发生,“内战”阴云尚未散去。如不迅速采取措施,不用多久,“大联合”和“三结合”很可能就要象之前一样成为泡影。
四十七军方面自然不希望重蹈覆辙,《九•五指示》下发以后, 军队强力对群众组织进行干预。“军宣队”先后进驻各地、市、县单位,要求实现群众组织的大联合。 此举是希望通过对各单位的政治领导,用宣传教育的方式贯彻“大联合”指示。同时,四十七军对冲突严重的地区实施军管。8月25日,四十七军6961部队进驻常德,协同常德军分区“支左”。部队人员冒着枪林弹雨,往返于各派据点制止武斗。9月14日,部队进驻湘潭市,控制各高层建筑、交通路口及机关和单位。17日,“省革筹”和四十七军发出《关于湘潭问题的通告》,组织临时领导小组负责全区的文化革命和工农业生产。 军队的干预终于使“高司”派群众偃旗息鼓。
23日,长沙市公安局、市人民检察院、市中级人民法院全部实行军管,成立了长沙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行使原公检法的职能。 “军管会”的成立初步稳定了社会秩序,“省革筹”着手收缴落入民间的军用物资。工作持续了几个月,流入社会的枪支弹药等绝大部分得以收回,有效地防止了激烈武斗的爆发。1968年2月,“军管会”再次大规模收缴被抢走的武器弹药及军用物资。截止到3月15日,长沙市共收缴各种枪支968支,子弹240341发,手榴弹1730枚,炸药3箱,军用物资2694件。
“省革筹”重建秩序的另一措施是开办“学习班”。1967年10月20日,湖南省“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第一期在省委党校开学。 林彪在建国十八周年大会上说:“要开办各种学习班”,“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毛泽东提倡举办学习班,说:“中央应该开,主要是各省开,不仅军队开,地方党政文教也要集训。” 遵照这些指示,湖南各派群众组织代表组成在京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就“大联合”和“三结合”等问题继续谈判。 10月24日,林彪听取黎原汇报时说:“湖南突出的问题,是极左派的活动”, 他把原因归结为“国民党底子厚,再加上两个政客(刘少奇、陶铸)、两个军阀(彭德怀、贺龙),是反革命三结合”,“有三条黑线:第一条黑线,是国民党黑线”,“第二条黑线,是彭德怀、贺龙,影响很大”,“第三条黑线,是刘少奇、陶铸,影响也是很大的。”
省内“学习班”传达了林彪的指示,清查“黑线人物”随即在省内展开。各地加紧对“黑线人物”的打击斗争,大批领导干部被关进私设的牢房非法拷问,有的人被折磨至死。 随后,省军区处以上干部400人在北京举办学习班。次年长沙马坡岭学习班开班。 文化系统“学习班”贯彻江青“11•12指示”, 大规模揪斗“文艺黑线人物”和“反动学术权威”,文艺界人士再度受到迫害。 各地区所办的“学习班”要求地方干部、群众组织负责人参加,同时解决干部亮相问题,筹备大联合。截至1968年2月,常德地区共举办各类人员参加的学习班6288期,参加人数106万人,86%的单位实现大联合,75%的专、县、区、社四级干部站出来工作,50%的基层单位建立或筹建革命委员会。
第二节 “省无联”和“极左派”
《八•十决定》下发以后,“工派”和“湘派”组织一边外抗“高司”,一边内讧。“工联”坚决支持“省革筹”,与“湘派”渐行渐远。“省革筹”偏爱“工联”,将一些影响较大的“湘派”组织排除在“省革筹”之外。受到排斥的组织非常不满,显露出更加激进的倾向;另一些“湘派”组织,如“井冈山红卫兵”等,虽表面拥护“省革筹”,实际上仍有诸多不满。此时,“湘派”组织中出现了“稳健”和“激进”两种倾向。“稳健”的观点认为要承认“省革筹”的权威;“激进”的观点声称要造“省革筹”的反。“省革筹”的席位分配引爆了部分“湘派”组织的不满情绪。“高校风雷”、“红中会”等张贴了反对“省革筹”的大字报,除批评“工联”外,还指责华国锋、章伯森拉一派压一派。大字报说“省革筹”是“中间派与投机分子联合夺权,是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新形式”。“湘派”和“工派”的矛盾,不仅四十七军清楚,而且周恩来、戚本禹等中央高层也略有知晓。在接见湖南群众组织代表时,他们多次调解双方矛盾,说二者的分歧“是观点之争,而不是路线之争”,希望双方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解决问题。
8月底,“高校风雷”等起草批评“省革筹”名单的宣言,指责“工联”领导人变修了,是右倾机会主义、投机分子。该宣言取得25个“湘派”组织签名支持后公开发布,被称为《8•30宣言》。9月以后,“湘派”中的激进势力筹划成立“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简称“省无联”)。10月9日,周恩来总理听说湖南出现了“省无联”这样的跨行业组织,当即表示说“中央提出是按部门、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跨行业的组织就不要成立了。” 就这样,“省无联”原定于10月11日的成立大会未能召开(详见下一章第三节)。之后,部分曾在“省无联”《成立公告》上签名的组织先后发表声明,否认自己参加了“省无联”。
“省无联”可以说是反对“省革筹”人员的大集合,其中还有部分成员受到北京“516兵团”和“新思潮”的影响,反对周恩来总理,代表着激进力量中最极端的主张。这些成员多是喜好探讨理论的大、中学生,随着文革的发展,他们思考的范围进一步扩展,开始关注更深层次的问题,写成“理论文章”发表在自办的《湘江评论》或写成大字报贴上街。1967年12月至1968年1月间,集“省无联”理论大成的三张大字报先后发布,分别是《省无联关于目前湖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若干问题的决定》、《我们的纲领》和《中国向何处去》。
《省无联关于目前湖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若干问题的决定》一文被视为是“省无联”的“政治主张和战斗纲领”。文章截取林彪10月24日指示的字句,重新组合为“湖南的烂摊子大,三条黑线又粗又长,湖南是反革命的三结合,湖南还没有乱透”。其实,林彪的原话是:“湖南烂摊子大:国民党底子厚,再加上两个政客(刘少奇、陶铸)、两个军阀(彭德怀、贺龙),是反革命三结合。彭德怀、贺龙爪牙多、坏人多,再加上和平解放。现在还没有乱透。” 林彪所说的“反革命三结合”指的是被点名的众人。大字报把原话掐头去尾,变成“湖南是反革命的三结合”,让人误以为林彪指责湖南“省革筹”的“三结合”是“反革命的三结合”。该文引申了林彪的讲话,说林的指示“是新的战略部署”,“这个部署的核心就是湖南必须大乱”。所以,“湖南还没有乱透”预示着在新的条件下,新的夺权斗争的开始,“是这场新的夺权斗争的进军号。”文章认为省革筹是“资产阶级司令部”、“反革命的三结合”的延续,将支持“省革筹”的群众组织负责人斥为“工贼”,表示坚决反对“省革筹”主持的“工代筹”。
《我们的纲领》一文署名“省无联”,实际是由“矿冶井冈山”的张玉纲执笔。文章认为此时的文化大革命还只是开始,因为一年多来最大成绩是群众的发动,但“很少接触到反动路线产生的阶级根源和为反动路线服务的官僚机构”,“夺权成了形式上的改良”。然后,他把矛头对准“工联”,不点名地批评了“工联”等代表的是“机会主义思潮”,宣称“省革筹”必须彻底砸烂,“湖南要彻底革命,必须坚持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的原则。当今的省革筹实际上是旧政权的翻版。对它也必须实行同样的原则。”大字报号召人们“摆脱受机会主义思潮腐蚀的头头的束缚,越过他们去进行革命。”
1968年1月,杨曦光的文章《中国向何处去》以征求意见稿形式小范围传阅。该文理论出发点是认为中国90%的高干已经形成了一个特权阶级,周恩来是这个“红色”资本家阶级的总代表。从这一论断出发,他阐述了几点自己的看法:第一,中国将向巴黎公社式的“中华人民公社”方向去,目前的“革委会”只是临时权力机构,是政权的过渡形式,文化大革命的最后结果是公社而不是革委会;第二,“省革筹”代表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革命委员会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产物,“中国不能向革委会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方向去”,只能向“中华人民公社”的“彻底革命的社会主义方向去”;第三,要实现巴黎公社式的“中华人民公社”就必须推翻“红色”资本家阶级,废除官僚机构彻底砸烂国家机器。文章总结道:“引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社会矛盾是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个矛盾的发展和尖锐化就决定了社会需要一个较彻底的变动,这就是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实现社会革命,实现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建立新的社会──中华人民公社,这也就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纲领和终极目的。”他断言:军队内部的走资派是“红色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他们“改变了解放前军民血肉一般的关系,甚至变成镇压革命的工具”,因此应该继续从“红色”资产阶级手里夺权。要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需要用枪杆子彻底改变社会,“靠武装夺取政权,靠国内革命战争”。文章宣称:“我们建立中华人民公社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革委会的资产阶级专政和修正主义制度才能达到”。
这些文章仍然言必称“伟大领袖毛主席”,但他们已经直接从马列主义原著中获取思想资源并结合现实进行思考。“省无联”的“极左思潮”构成了文革期间全国范围“新思潮”的重要一环。
第三节 革委会:新秩序的象征
1967年9月至1968年初,“省革筹”的一系列行动使局势初步稳定下来。缴枪、开办“学习班”之外,群众组织也逐步纳入了“省革筹”预设的轨道。“军宣队”进驻了各个单位后,群众组织开始“大联合”进程。9月中下旬开始,报纸上频繁刊登各个单位群众组织“铲除山头实现革命大联合”的报道和喜报。 截止到30日,共有250多个单位和系统报喜宣布实现大联合。
1 “抓住省无联的黑手”
“革命的组织形式应该服从于革命斗争的需要。如果组织形式已经与斗争的需要不相适合时,则应取消这个组织形式。” 群众组织实现“大联合”后,“省革筹”着手取消所有的自发性群众组织。“工联”紧跟“省革筹”,率先于9月28日以行动表示拥护“省革筹”的决定,宣布解散总部和下属各组织。 其他组织先后表示要以实际行动“铲平山头”。1968年1月24日,中央领导接见湖南代表时,周恩来总理说:“湘江风雷也是跨行业的组织,跨行业的组织观点不完全一致,最后总是要按系统联合,不要成立接管委员会,不要这一派、那一派搞接管,不要争论了,把大方向放弃了,会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省无联”的存在无疑是“大联合”的绊脚石,阻碍“铲平山头”的进程。最初,中央领导对“省无联”没有太多关注。“省革筹”也一直没有采取措施,甚至对“省无联”成员“炮轰周恩来”的大字报也只表示反对,没有进一步追究。直到华国锋看到《中国向何处去》几篇文章后,将“省无联”的几个“理论家”定性为“反革命”,问题才骤然严重起来。
1968年1月,“省无联”的大字报和周国辉演讲的录音被送至北京,引起了中央领导的关注。24日,中央首长接见在京的湖南学习班,对“省无联”问题有了最终结论。康生说,“省无联”是“反革命‘非常委员会’的党羽,五一六的党羽”。 陈伯达将“省无联”定性为“反革命的大杂烩”,是“借反对周总理之名企图搞垮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参加这个大杂烩的所有组织的群众都应该回到本单位、本机关、本学校、本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 周恩来总理表态说:“省无联的纲领是反动的”,“省革筹小组对他们不是压得太厉害,而是不够警惕,提的不高。”
尽管中央有了措辞严厉的定性,但“省革筹”方面并没有马上对“省无联”采取措施。毕竟参加“省无联”的都是一些“老造反派”,而且“湘江风雷”被镇压却又成功翻案的前鉴不远,使得他们有所顾虑。中央领导对此很是恼火。康生批评“省革筹”思想模糊,警惕不够,阶级立场、敌我界线模糊,对“省无联”批判软弱无力,手软心软。 这一来,湖南方面再也不能毫无表示了。于是,“省革筹”举行声讨大会,宣布解散“省无联”。 《中国向何处去》被视为“省无联”的反革命纲领,少数积极分子的大字报被等同于整个“省无联”组织的主张,就此坐实了“反革命大杂烩”的定性——他们不仅有羽扇轻摇的幕后黑手,也有提供炮弹的笔杆子理论家和演讲宣传的鼓动者,还制定了自己的“纲领”。“省无联”负责人和积极分子全部被抓捕,普通群众作检讨后参加“大联合”就既往不咎,“省无联”从此进入了历史。
“井冈山红卫兵”和“青年近卫军”等在“省无联”问题上一直保持着中立态度。因为他们对“工联”的所作所为很是不满;另一方面,他们虽与“省无联”不少人私交很好,但还是注意保持距离。“湘江风雷”的普通群众对“省无联”多有同情,因为他们曾经全力以赴地为“湘江风雷”翻案。即使在“工联”内部,一般成员也并不反感“省无联”,毕竟都是一起经历过艰苦岁月的战友。所以,不管“省革筹”如何严厉要求批判“省无联”,“肃清省无联流毒”,但多数人对此并不十分热心,充其量刷点标语参加集会敷衍了事。“省无联”问题影响到了日后省革委会的席位分配。“工联”紧随“省革筹”,行情继续看涨,而“井冈山红卫兵”、“青年近卫军”等态度比较模糊的组织被迅速边缘化,以至于省革委会建立时候,身为“省革筹”主要成员之一的谢若冰(“井冈山红卫兵”负责人)没有成为革委会的常委,只担任了普通委员,谭海清(“青年近卫军”负责人)被排除在革委会之外。相反,“工联”的胡勇、唐忠富等都更上了一层楼。
2 “复课闹革命”和“回乡闹革命”
解决了“省无联”的问题,“省革筹”大力推进解散群众组织的进程。
一直以来,红卫兵组织是最难解决的问题,青年学生每次都充当了运动的先锋。中央对他们的要求——“复课闹革命”早在1967年3月就已经提出来了。 “三支两军”也包含了对学生的“军训”内容。但1967年的上半年,翻案活动搞得风起云涌,天下大乱的形势下,毛泽东提出的“大联合”、“三结合”未能实现,“复课闹革命”和“军训”落空。9月,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对一九六六年大专院校毕业生,从九月起开始进行分配”。 该通知把毕业生召回了校园。紧接着,中央命令“在外地串连的学生”“立即无条件地全部返回原地,集中力量搞好革命的大批判和本单位的斗批改。” 10月,所有学校开学“按照教学的班、级、系的系统,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建立革命三结合的领导班子。” “省革筹”掌控局面的情况下,这一次的“复课闹革命”势在必行。部分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进入“省革筹”,学生回校参加“大联合”。“学代会”建立以后,绝大多数学生红卫兵组织宣告解散。
知青是造反最积极的群体之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他们是查抄“黑材料”的先锋;“经济主义妖风”盛行的时候,他们闹回城要工作;武斗期间,不少人是武斗干将;全省局势初步稳定的时候,“省无联”的活跃分子引知青为同道,声称要与知青一起革命到底。“省革筹”对此非常头疼,三令五申要求知青“回乡闹革命”,却收效不大。一直以来,知青们“打着红旗反红旗”,说上山下乡是刘邓执行的修正主义路线,所以打倒走资派以后应该让他们回城落户并安排工作。《人民日报》发出社论以正视听,把罪责归到走资派和牛鬼蛇神头上,说他们“煽动大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离开生产岗位,涌向城市,妄图以此达到他们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生产的罪恶目的。” 既然离开岗位是受到了敌人的挑拨煽动,那么滞留城市就是错误的。
1967年9月,“省革筹”和四十七军的联合通告要求知青返回农村。10月,中央再次发出通知,严令:“下乡上山的知识青年和其他人员在城镇建立的各种组织和所设的联络站,要立即撤销。城镇的群众组织不准吸收下乡人员参加。坚持逗留城镇不走的,不予落户。以非法手段强行在城镇落下户口的,一律无效”,“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和其他人员,必须坚持在农村就地闹革命,业余闹革命,节约闹革命,同贫下中农一起闹革命,不得随便离开生产岗位外出上访或串连。” 这一通知在城乡广泛张贴,其中撤消联络站、城镇的群众组织不准吸收下乡人员参加、不予落户、以非法手段强行在城镇落下户口的一律无效四条使得知青不可能再滞留。中央领导也三令五申要求各群众组织与知青切割。11月8日,周恩来总理对广州两派代表作出要求,“对支农青年你们应该发表声明,上山下乡是大方向,是毛主席提出来的,你们要联合发表声明,要他们回农村去。” 14日,他再次重申:“有人说上山下乡是黑指示,对中央文件挑三挑四,对中央文件怎么能怀疑呢?对中央文件,指示攻击诽谤的人都是错误的。说黑指示的人是有坏人在煽动,也有立场问题。” 随着“大联合”的推进和“工代会”、“学代会”建立,群众组织相继宣布解散,知青无处安身,最终只能全部返回农村。
1968年2月17至20日,长沙市首届工人代表大会召开,宣布长沙市“工代会”成立。 21日,20万人集会庆祝市“工代会”成立,原“工联”、“湘江风雷”等12个群众组织全部宣布撤消总部,所属人员各回本单位参加“大联合”。 19至22日,长沙市首届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召开,市“农代会”宣告成立。 3月起,除工、农、红卫兵各代表大会(筹)以外,所有群众组织的活动经费一律停发, 工人参加“省革筹”领导的“革命工人代表大会”(简称“工代会”),学生参加“红卫兵代表大会”(简称“红代会”),农民统一成立“农民代表大会”(简称“农代会”)。按照这个步骤“彻底铲除山头主义”,所有人员都参加“省革筹”直接领导的“工代会”、“红代会”和“农代会”,最终解散全部自发性群众组织。产生于文革初期的自发性群众组织全部解散,大多退出了历史舞台。
3 “芙蓉国里尽朝晖”
1967年初,上海最先成立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山西、山东、贵州和黑龙江经中央同意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 湖南省和大多数省份一样,没有顺利实现“大联合”。“省革筹”上报的“三结合”名单得不到中央批准,第一次“大联合”在激烈武斗中宣告流产。时至1968年初,在“省革筹”主导下,学生“复课闹革命”,“工代会”、“农代会”、“学代会”先后成立,群众组织陆续解散,部分地区已先期成立地方革命委员会,形势已经大不一样。
1月,株洲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2月,郴州、岳阳、益阳地区的革命委员会先后宣布成立。 2月28日,长沙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省革筹”不失时机地报送了拟定的省革委会“三结合”名单。4月6日,中央批准湖南成立省革委会。 8日,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黎原任主任、龙书金 任第一副主任,华国锋、杨大易、章伯森、刘顺文、胡勇、叶卫东任副主任。省革委会下设办事组、政治工作组、生产指挥组、人民保卫组四个大组,大组下设15个小组,全部工作人员720人。《湖南日报》成为省革委会的机关报。 省革委会发表《告全省人民书》宣布:自即日起,原湖南省委、省人委的党、政、财、文大权,统统归湖南省革命委员会。 10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报道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消息,发表社论《芙蓉国里尽朝晖——热烈欢呼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夺权斗争”宣告结束,省革委会全面掌握了党政财文大权,整党建党、重建基层党组织等工作均在各级革委会领导下进行。
省革委会29名常委中,军队代表9人,原省、地级领导干部7人,造反派代表11人,农村劳模与民兵代表各1人。 黎原之前就担任“省革筹”组长,理所当然地成为了革委会主任;第一副主任龙书金为原省军区司令,副主任杨大易是继龙之后的省军区司令。 革命干部华国锋、章伯森和刘顺文排名随后。群众组织代表——原“工联”负责人胡勇和“湘江风雷”负责人叶卫东排名最末。一度引领运动潮流的“井冈山红卫兵”谢若冰只担任了普通的委员。“青年近卫军”的谭海清无缘省革委会。追随“工联”的不少组织负责人得到回报,名列革委会常委名单。省革委会共有委员141人(拟定160人),其中常委29人(拟定35人)。革委会委员中,工人代表占30%,农民代表占14.5%,解放军代表占15.7%,学生代表占11.7%,革命领导干部代表占19.6%,其他方面代表占8.5%。 对群众组织的负责人而言,职位固然带来胜利的喜悦,但掌握权力却需要更深厚的根基,他们人数虽多,但他们能否掌握实权还是未知之数。
军队在各地恢复秩序的过程中功劳卓著,因此,省、地、县各级革委会中,大多均由军人担任一把手。全省15个地市级革委会主任有9人是军分区的负责人,长沙市革委会由四十七军141师政委、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张骥任主任;常德地区革委会主任由军分区司令景林担任;长沙县革委会代表中,军队代表李国玺担任县革委会主任,邹元海、罗云鹏任副主任,之后是干部代表刘云瑞、王玄,最后才是群众代表冯子桂、梁恭武。
值得一提的是,省军区和各军分区都曾是“高司”、“红联”的靠山。《八•十决定》出台后,军分区像省军区一样检讨了自己支左中的“错误”。批判“省无联”时,各军分区十分卖力。其实,“省无联”主要是在长沙活动,地市级持“省无联”观点的组织非常少,在县级根本没有。各地驻军却趁此机会大展拳脚,有“省无联”批“省无联”,没有“省无联”批“湘派”,没有“湘派”批“工派”。结果是各地反“高司”的群众组织遭到严厉打击,“高司”、“红联”派则跃跃欲试,意欲卷土重来。“高司”在长沙组织了要求平反的游行,地县级的“红联”收获颇丰,不少成员在军分区的支持下进入了地方革委会。这也是后来中央要求“反击右倾翻案风”、“防止老保翻天”的原因之一。
1968年6月7日至23日,省革委会举行第二次全会,通过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决议,要求进一步贯彻毛泽东的指示——“抓革命,促生产”,命令城镇工人、干部不要到农村串联,不干扰农村的文化大革命;农村的贫下中农也不要进城参加武斗。 随着新秩序的巩固,群众代表在革委会中的地位日渐降低。后来,军队人员撤离所遗留的缺额基本由革命干部代表补上。抓生产需要革命干部发挥作用,革委会日常运行也离不开他们。对待干部的政策显得更为宽大——“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了错误的人,大多数是可以改的。” “抓革命、促生产”的需要突显了革命干部的重要性,“大乱”以后的“大治”中,干部地位上升是必然之事。
4 “湘瓷派”和“汽电派”的争斗
围绕权力分配问题,进入革委会的各派势力发了激烈的斗争。一方是“永向东革命造反战斗团”的周国强等省委机关干部、“湘江风雷”叶卫东和“工联”内部“湘瓷派”刘炎生等群众代表,省革委会副主任章伯森、常委梁春阳等是其后盾。另一方是华国锋及其追随者——“工联”的胡勇、唐忠富、雷志忠等。因为刘炎生所在的工厂叫做“建湘陶瓷厂”,胡勇等是“长沙汽车电器厂”工人,故这一次的争斗也被称为“湘瓷派”和“汽电派”之争。
原来,1968年3月30日,中央领导接见湖南省革筹成员时,江青说了一句“你们那里‘高司’闹得很凶,完全是右倾翻案风”。中央关于成立湖南省革委会的批示上说:“要继续打击‘二月逆流’的翻案风。要坚定地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 由此,湖南省展开了“反三右一风”(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和为“二月逆流”翻案风)的活动。各派势力均希望把握“反三右一风”的主导权,趁机向对手发难——“湘瓷派”指责胡勇等无视批“省无联”中的扩大化错误,包庇右倾翻案;“汽电派”批叶卫东夸大右倾翻案形势,说“永向东”利用其地位欲实际掌握省市革委会大权。争执的焦点最后集中在华国锋身上——“湘瓷派”炮轰华国锋,说他是“变色龙”和“右倾翻案的总后台”,应该清除出革委会;“汽电派”支持华国锋,说华是“毛主席批准进入省革委会的好干部”,反戈一击说“炮轰华国锋”就是要搞垮革委会。 四十七军左右为难,一时拿不出具体处理办法。因为各地“高司”、“红联”确有死灰复燃的迹象,不少“高司”、“红联”人员已经进入了地方革委会,“老保翻天”不是空穴来风。另一方面,“汽电派”的负责人和华国锋都是毛泽东所同意的,与四十七军关系也不错,“工联”也一直听从命令。由于军方暂时没有介入,“湘瓷派”和“汽电派”的斗争出现升级趋势。
叶卫东掌握的中学生“红330”战团到处张贴标语要把华国锋从革委会“炮轰”出去。“汽电派”直接组织了几千工人和学生进入省委机关查封了“永向东”总部。6月16日,根据省革委会决定,由长沙市“工代会”、“农代会”等机构抽调200余人组成“彻底砸烂旧省委战斗兵团”,在解放军的配合下进驻原省委机关,进行所谓的“揭盖子”、“揪坏人”。全省各地纷纷效仿,展开对原地市、县委的进驻和“砸烂”斗争。 这一系列行动是“汽电派”主导下的攻势,群众进驻机关压制了“永向东”一派的干部,防止他们独掌行政大权。军队方面静观其变,争斗的两派处于胶着状态。
华国锋曾向毛泽东汇报“永向东”的情况,毛泽东说“永向东”打着反复辟的口号搞复辟。 最后,中央关于广西的指示使得这一轮派性争斗告终。1968年7月3日,《关于广西问题的布告》(即《七三布告》)认为广西铁路交通被破坏不能通车是敌人制造的“一系列反革命事件”之一,要求恢复“铁路交通运输,停止一切干扰和串联,保证运输畅通。” 四十七军奉令解决衡阳地区“反右倾联络站”阻止铁路通车的问题,该组织正好持“湘瓷派”观点,“湘瓷派”顿时落了下风。进入8月,中央强调对革命委员会“补台”,而不是“拆台”,要求“健全和加强革命委员会”, 希望保持稳定。此时再针对革委会或其成员的造反活动已经显得不合时宜。8月25日,《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社论说“有些自己宣布自己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知识分子,一遇到工人阶级触动他那个小小的‘独立王国’的利益的时候,就反对起工人来了。”“湘瓷派”周国强原是市总工会的干部,叶卫东是长沙市一中的教师,均非“领导一切”的工人阶级;相反,“汽电派”的负责人个个都是响当当的工人。如此一来,“湘瓷派”马上土崩瓦解。
四十七军明确支持“汽电派”,将“湘瓷派”以“炮打三红”(“三红”指红色无产阶级司令部、人民解放军和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委会)的罪名进行批评和批判。叶卫东、章伯森检讨,多人停职反省。9月,省革委会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对“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进行批判。省革委会副主任章伯森被下放基层,副主任叶卫东及几名常委被批判。 “双方的争斗以“汽电派”大获全胜告终。
5 群众组织的彻底退场
省革委会成立前后,地、县各方势力激烈角逐。 其中有“工派”与“湘派”的争斗,也有“工派”、“湘派”与军分区及“高司”、“红联”残部的矛盾。省革委会解散群众组织的部署加紧推进。4月25日至30日,省工人阶级首届代表大会举行,选举成立省工人代表大会委员会,胡勇当选主任委员。中央关于广西问题的《七三布告》和《七二四指示》的出台后,各地军分区迅速制止了武斗。各级“工代会”取代了原来的工会组织, 以工人为主体的群众组织全部解散。湖南的局势已经稳定下来,大型群众组织不复存在,只有部分地区还有少数小组织仍有活动。 “湘瓷派”和“汽电派”争斗中有学生的身影,如中学生组成的“红330战团”,但和以前相比,无论是人数还是社会影响都大不如前。红卫兵组织被严格限定在校园内,青年学生不再有机会串联点火,影响力日渐减小,直至最终退出历史的舞台。
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召见首都红代会“五大领袖”时说:“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一度叱咤风云的“五大领袖”和红卫兵组织一起被逐出了文革的中心舞台。8月,毛泽东一声令下:“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各地“工宣队”全面进驻学校,为了区别于文革初期刘少奇派出的工作队,在名称和人员组成上做了变通,统称“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8月23日,省革委会为即将派驻所谓“老大难”单位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举行欢送大会。500余人进入《湖南日报》,1300人进入湖南大学等18个单位。随后,株洲、湘潭、衡阳、邵阳等都派出了“工宣队”。到年底,全省共派出工宣队员8万余人,进驻3940个单位。
11月27日,省革委会决定1967年大中专毕业生4300余人中极少部分到工厂当工人,少部分当中小学教师或分配到农村卫生单位,绝大部分去军队农场劳动;1966年已经分配工作的毕业生仍要先去当普通农民和工人。12月5日,省革委会又将1968年的3800余名毕业生按上述原则同样分配。原应1969年和1970年毕业的在校生提前毕业,全部下放湘西各县锻炼,并要求他们应做长期打算,立志当一辈子农民。这样,全省各大专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学生为之一空。 12月20日,长沙市革委会决定,全市中学由工厂接管并改校名。直到1969年12月,各校建立革命委员会后,才结束工厂管理学校的局面,恢复原校名。
各大专院校和中专学校学生分配离校,中学生被动员上山下乡。1968年12月,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长沙市动员知青和城市居民上山下乡。1968年到1971年,全市43982名中小学毕业生上山下乡,1410户,4574名城市居民分赴常德、郴州、湘西等7个地区的40多个县、市农村安家落户。 随着下放的推进,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成为知青,红卫兵运动成为历史,文革翻到了下一页。
第四节 新秩序的巩固
1 “清理阶级队伍”
毛泽东一直强调群众的对立和武斗是由于“走资派”、“反革命分子”等欺骗蒙蔽、操纵利用,只要把这些人抓出来,就能够克服派性,实现“大联合”。所以,建立革委会以后,迫切需要“清理阶级队伍”才能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这一运动持续了很长时间,还与其他运动一起结合开展。本文仅谈1967年至1969年间的情况。
“清理阶级队伍”的提法最早是江青于1967年11月27日在北京工人座谈会上提出来的。一些地方当时已经开始“清队”活动。1968年3月,长沙市革命委员会在全市全面部署“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湖南日报》组织整版批判文章,发表打倒王延春的社论。王延春在一系列批斗会上被揪出示众,身心长期受到严重打击摧残。 5月6日,省、市公安机关军管会召开“彻底砸烂公检法誓师大会”,原公检法系统广大干部再次受到冲击。 5月中旬,全省人保工作会议对17年以来的公检法战线工作全部加以否定,号召“从政治思想、方针政策、制度方法、组织机构、人事安排各个方面进行普遍揭发”和“查清斗臭”。5月15日,北京市革委会发出《关于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全面展开“清队”。5月25日,中央转发了《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要求全国各地“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 这一指示标志着“清理阶级队伍”在全国的全面铺开。
“清队”范围由党政军领导干部扩大到一般干部群众。当时两派群众组织严重对立,因派性干扰,打击面严重扩大化。 全省人保工作会议后,公检法系统的领导和工作人员被分别集中起来举办各种学习班,即使抽调到革委会的工作人员也须一律退出。在学习班上,原主管政法和公安工作的省委书记徐启文、省公安厅长李强等人受到批斗,大批公安干警受到打击迫害,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 6月19日,省革委会决定撤消原省委党校,改名为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7月3日,省革委会决定将原省委各部、委和省直厅局级干部,各地、县委正副书记,各专区、县正副专员、县长,各大专院校正副书记,正副校长,除抽调或结合到各级革委会工作的人员以外,全部集中到学习班(第八期)参加斗、批、改。8月9日,省革委会提出:“湖南历来是革命和反革命激烈搏斗的重要战场,湖南旧省委是黑三线的黑据点”,17年来,历届省委第一书记黄克诚、金明、周小舟、张平化、王延春等都“大力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必须“彻底砸烂”。 9月,长沙县直机关870名干部中有733名被勒令到市革委第七期“学习班”参加“清队”,县委大部分主要领导、家庭出身不好或社会关系复杂的一般干部均成为审查对象,受到审问和批斗。
“刮台风”是“清理阶级队伍”中常用的一句话。 1968年8月下旬,湖南省军区在南岳召开了所谓“刮台风”会议,全省各地军分区、革委会及支左领导小组负责人参加会议。 “刮红色台风”即大搞阶级斗争,大搞“群众专政”,“向一切阶级敌人发动全面进攻”。 邵阳县支左领导小组负责人说:“过去我们的同志被他们抓起来戴高帽子游街是很有教训的,现在是我们的天下了,再不能让几个臭知识分子左右形势了”,“台风刮12级不行,要加大到24级。” 他先后组织12万农民进城,以“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旗号进驻县党政机关、 厂矿、学校和企事业单位,按照县支左办提供的名单抓人,冠以“炮打三红”罪名批斗、游街、关押。 受害者除了“九种人”外 ,多数是参加造反的普通群众。
“清理阶级队伍”再次祭出“查成分、查出身”的阶级斗争法宝,运用“阶级分析”将各单位的干部群众按照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政治表现等标准划分为三六九等,通过对少数“阶级异己分子”、“黑后台”、“群众组织坏头头”实施“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形成一种强大的政治威慑,从而达到瓦解造反派组织和收缩群众运动的目的。这一运动是收缩群众运动的重要举措,却也为原保守派组织成员打击、排斥“造反派”提供了合法性掩护。斗争打击范围不断扩大——开始是所谓的“九种人”,之后,大批原造反派组织成员受到清查。“清理阶级队伍”有效地恢复了社会秩序,但是政治、社会生活中的基本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因而斗争并没有停止。随着政治争夺空间的日益缩小,单位内部的斗争反而有更趋激烈之势。其后的清查“516分子”和“一打三反”等运动的惨烈程度比“清队”有过之而无不及,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
2 审干和整党建党
1968年9月17日,衡阳地区和衡阳市,湘潭地区和湘潭市以及零陵地区宣布成立革委会。至此,全省各地市、县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公社都成立了革委会,实现了全省“山河一片红”。同日,经过整顿的《湖南日报》出《革一号》复刊。 此后,各项工作都在各级革委会领导下进行。
11月下旬,省革委会决定对全省各级干部进行全面审查,审查重点是重大政治历史问题和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 1969年3月,湖南省革委会审干领导小组决定,审查范围扩大到各级革委会中担任干部职务的工人、农民和学生,以及属于国家干部的小学教员、护士和讲解员。这次审干,全省列审对象达416585人,其中作为敌我矛盾性质审查的对象11623人。到1970年底,做出审查结论和写了调查报告、批注的达185654人,定为“敌我矛盾”的有4489人(其中省管干部104人),开除党籍和干籍的905人,开除党籍的263人,开除干籍的4364人,受其他处分的1074人。
根据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和其他批示, 各地大办“五七干校”,大批知识分子、机关干部被下放到农村或边远地区。10月27日,省革委会决定将农业厅的全体干部400余人作为创办省“五七干校”的第一批学员开赴衡山县贯塘,还决定省直机关其他部门的全体干部也都将分期分批到“五七干校”去。随即,各地市、县纷纷创办干校。 全省各大专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学生分配出去以后,校园为之一空。所有的教职员工则被集中办学习班,搞斗、批、改和准备走“五七”道路。 长沙市革委会将没有参加各级革委会工作的干部集中起来,办了第七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翌年元月“学习班”结束,干部下农村或到“五七干校”参加农业劳动。 12月4日省直机关和长沙市组织10万名干部、教员、医生、文化工作干部连同家属子女上山下乡,“户口、组织关系、供给关系全部转过去”。 截止12月,全省建立90多所干校,有18000多名干部进校劳动。
文革初期曾有“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号召,夺权以后各级党组织大多处于瘫痪状态,很多党员干部被冠以各种罪名遭到批斗和关押。虽然党委被踢开,但党组织并未被抛弃。即使在夺权最激烈的时候,毛泽东也没有放弃党这一组织形式。他说:“我们总要有一个党,现在这样的状况是一种暂时现象,没有一个党是不行的。各个革命造反派组织怎么能代替党?革命委员会也不能代替党。” 之后,他多次提出要整顿和重建党的组织。1967年10月和12月,中共中央先后发出两个文件,部署整党。 恢复组织生活、接收新党员、修改党章、加强组织纪律等问题摆上了议事日程。
毛泽东的批语——“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被作为指导方针。 湖南省“整党”从1968年1月开始,后来和“清理阶级队伍”等结合在一起。九大筹备工作开始,“整党”工作刻不容缓。省革委会集中原省委、省人委及直属机关的全部人员进“学习班”,加紧进行“清理阶级队伍”和“整党”。 10月10日—18日,省革委会召开全省第二次整党建党工作会议,提出力争11月底以前,县以上各级革委会建立党的核心小组, 12月底以前全省基本上恢复党的生活,建立和健全基层党支部,进行发展新党员试点。
毛泽东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了九大和整党问题,指出“我们的党要吸收新血液。工人、贫农、红卫兵中的积极分子要吸收到党里来。” 党员经过申请、群众评议和重新登记,恢复组织生活。毛泽东谈整党问题时强调“吐故纳新”。 “清除废料”就是“把证据确凿的叛徒、特务、一切反革命分子、顽固不化的走资派、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坚决清除出党。”吸收新鲜血液包括“吸收一批优秀的造反派,首先是产业工人中的先进分子入党”,还要“选拔优秀的共产党员参加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工作”。 “清除废料”的“吐故”工作已经通过“清队”、“刮台风”等完成,“吸收新鲜血液”旋即开始,各地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突击入党现象。11月12日—25日,中共湖南省、地市、县革委会党员代表大会举行,会议传达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协商本省出席九大的代表人选。会后,省革委会向上报了出席“九大”的代表名单,其中胡勇是在原单位党组织没有恢复,基层支部未予讨论通过的情况下突击入党。 1969年4月1—24日,中共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以华国锋为团长、36名代表组成的湖南代表团参会。 华国锋、唐忠富当选中央委员,刘春樵当选候补中央委员。
1969年7月,中共长沙县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成立,全县各级党组织恢复活动。 11月3日,省革委会发出《关于建立党的县委和基层党委的意见》。至此,全省已有一半以上的支部恢复组织生活,发展了800多名新党员。全省13个地、州、市和90%的县市都建立了党的核心小组。省革委会要求各地抓紧工作,争取在年底前建立一批新的县委。1969年底,全省又建立起14个新县委、20个厂矿和460个公社的党委;道县65.7%的党员恢复组织生活,恢复和建立6个公社党委、202个基层党支部。
1969年毛泽东视察湖南,对局势基本满意,他说前几年还是疾风暴雨,去年上半年还是高潮,现在看来形势很好,以后可能还会出点什么事,但大局不会有变化了。 各级党组织全面恢复后,局势全面稳定下来。尽管山西、河南、江苏等地没有终止武斗,但都只是在少数地区。尽管日后还有“9•13事件”、“批林批孔”、“批邓”等运动,但类似1966至1969年的状况再也没有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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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记忆》第九十一期
帖子发表于 : 周五 2月 01, 2013 8:1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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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 周六 2月 28, 2009 5:4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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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此文选自谭合成先生新近自印的《血的神话: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一书的第七十七章。该书曾于2010年在香港天行健出版社出版。此番自印,是作者对香港版的修订。本刊在第82期上曾刊发过丁东为该书写的序及夏瑜和庄生蝶对它的评论。庄生蝶的书评《竹幕后的血腥》被《信睿》杂志(2012年第6期)转载。


道县周边十县市文革杀人事件概述

谭合成

道县大屠杀无异引爆了一颗“精神原子弹”(文革术语),冲击波四下扩散,受影响最大、照样画葫或有创新的是道县周围的几个县市。我们对这几个县的采访跑马观花,不细致,不深入,也不完整,但依然可以说明问题。

一、宁远县
宁远县位于道县东边,两县交界处是著名的九嶷山。该县最先杀人的是梅岗公社小欧家大队,该大队与道县杨家公社郑家大队一山之隔,郑家大队杀人后,一些四类分子(子女)害怕被杀,跑到宁远这边山上躲藏。小欧家大队的一个社员上山打柴,听到冲里有人说话,走过去一看,没有人,却看到地上有人坐过的痕迹,还有几颗“喇叭筒”的烟蒂子,赶快回去向大队支部报告了,大队支书立即将这个“敌情”汇报公社,很快流言四起:“道县黑杀团在我们县里开会了,要‘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一扫光,中农杀一半。’”“道县的四类分子和我们这边的四类分子串联,准备‘八月大组织,九月大暴动,十月大屠杀’。”
8月18日(农历7月13)是鬼节的前一天,小欧家大队一个在外面做手艺的外流人员(非四类分子)回家过节,带了两个身份不明的陌生人,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大队党支部和造反派(宁远“红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对该外流人员和地主分子欧涛玉等四人采取革命行动。大队贫协主席说:“七月十四日鬼门开,八月十五砍高粱,正是动手的时候。”当晚将4人杀害。
自此,杀人风从道县刮到了宁远。
接着,麦地公社路田大队,以公社贫协主席、文革主任为首,把本大队38名地富分子及子女下进废红薯窖,放火熏死后,盖土掩埋。
晓睦塘公社党委书记李远生当时在晓睦塘大队蹲点,听到杀人风声后,立即召集大队干部开会研究杀人问题,大队干部问他怎么搞,他笑而不答,从地上捡起一根稻草,以掌代刀,做了个砍的姿势。但下面有人还没有理解深透,又问了一句:“李书记,你是说……?”大队会计有点文化脑子活接了一句:“死蠢,这都不懂,李书记是讲斩草除根。”李远生高兴地在他肩头拍了一巴掌:“聪明!”当即分工,全大队按照自然村分为两片,均由支委负责,分头行动。农历八月二十二早晨,以召集地富分子及子女分萝卜田为名,将其骗至预定地点,突然袭击,将全大队地富分子及家小共68人下窖活埋。从而一举夺得全零陵地区大队级杀人冠军,比道县的杀人冠军跃进大队还要多杀5人。
该县还有一项记录,灭门杀人最多,清水桥公社吕家大队吕成高一家灭门案,一家老小10口全部杀光,比道县柑子园公社红星大队唐从蛟一家灭门案还要多灭1口。
弯子里大队是宁远杀人最血腥的一个大队。这个村子不大,村民多数姓郑。1967年中秋节后的第五天早晨,大队干部指挥民兵将本大队50多名被害者(主要是地富及子女)用乱刀砍死,抛尸地窖。被害人中,郑工金因身材高大,身子进不了窖眼,杀人者用锄头将其挖断成三段,塞进窖里。12岁的少年郑山壮为了逃命,跑到山上,爬到一棵树上躲起来,结果还是被抓了下来,他跪在地上,拼命磕头:“叔叔伯伯莫杀我,我一世替你们做牛做马都要得。”这话成了这个少年的遗言。17岁的少女郑翠云,被本村的几个人拖到大队小学里面轮奸后,活活砍死。12岁的女孩郑见品,爬进一条寒气逼人的阴沟,在里面躲了三天三夜,总算留下一条小命;此后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致使行走都困难。村里三个光棍汉,趁机将三个有点姿色的地富家的女人关起来,准备等杀了她们的丈夫,娶回家来。其中一个女人,已怀孕9个月,肚子太大,一时不便娶回家,准备生产后,再娶,后设法逃脱,在外面重新嫁人,逃脱了刀口嫁人的命运。
该县杀人的特点是:一家家地杀,男女不分,老少不留,杀光杀绝。当时宁远县流行一句话:(四类分子)北瓜崽崽,扣子那么大一粒都要搞光。
因隔河较远,河汊分布不及道县丰沛,杀人方式多为刀砍和活埋。
该县文革杀人从1967年8月18日开始至10月25日结束(也是全地区杀人的结束),共杀1092人,(含被迫自杀)全零陵地区排名第二。

二、江华瑶族自治县
江华县位于道县南面。1967年8月下旬,道县洪塘营公社地主(子弟)杨铁桥全家5口被杀4口,仅杨只身逃脱,逃跑到江华县湘江公社苗子园大队亲戚家避难。洪塘营公社多次派人前来追捕。苗子园大队干部开会讨论,认为“调皮捣蛋”的四类分子,道县杀得,我们这里为什么杀不得?于是在8月29日把大队上一名有男女作风问题的富农子弟拖上山投了天坑。在全县首开杀戒。
此后,杀人风迅速蔓延。
贝江公社贝江大队,有人提出“阶级敌人全杀光,从此天下就太平”的口号,几乎把全大队所有的地富分子及有各种历史问题的人全部杀光。
大石桥公社妇女主任在回公社的路上,看到几个地富分子坐在路边抽烟、谈白,认为是四类分子开黑会(实际上是出义务工修路,工间休息,农民称之为歇烟气),立即到公社报告了。公社领导马上组织民兵将人抓来公社。连续吊打三天三夜。其中一个名叫江光芳的富农分子熬刑不过,瞎编乱造,供认参加了所谓“反共救国军”,同时供出成员131名。大石桥公社顺藤摸瓜,严刑逼供,大肆追查,并成立公社“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召开万人大会公开审判。开始准备杀3人,后来会上提出杀7人,最后杀了14人。曾参加过桂东游击队、担任过江华地下解放武装分队长的老地下党员唐家雄也在其中被执行了“死刑”。
原国民党起义将领、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虞上懃(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的堂兄)被反复批斗,刑讯逼供,逼他供认江华是叛徒、假党员,虞因不堪凌辱被逼自缢身亡。
该县杀人起步稍晚,动手时6950部队已奉命进驻道县制止杀人(6950部队进驻道县的时间是8月30日),封刀时已到是年深秋,数量虽然比不上道县老大哥,深层原因却极为相似。当时,实际行使政府职权的江华县抓促领导小组和县武装部的主要领导,对杀人事件或明或暗地采取了纵容态度。这些操持全县生杀大权的人接到沱江区鲤鱼井公社杀人情况的汇报后,召开核心成员会议,县武装部政委、抓促领导小组组长王宏嗣在会上批发了一个《关于制止杀人的六条意见》,现全文抄录如下,看看这些县太爷是怎么制止杀人的。

关于制止杀人的六条意见
一、群众自觉组织起来,造四类分子的反,对他们实行专政的大方向是对的。贫下中农杀四类分子,首先是四类分子挑起来的。因此,我们不能压制和指责他们。我们应当宣传毛泽东思想和中央有关政策,不能犯保护敌人,打击贫下中农的错误。
二、要教育群众不要上敌人的当,不要被敌人把我们的阵营打乱了,如发现宗派斗争,要教育团结对敌。对某个四类分子处理意见不一致,要进行协商。决不能互相残杀,长敌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
三、要及时掌握敌人的动向与群众的情绪。指挥部的人员要下去帮助区社干部开展工作,要站在广大贫下中农一边,因势利导,不要惊惶失措,不能阻碍群众运动的发展。
四、矛盾一律上交是不对的。如果把群众意见大的四类分子都捉起来,实际上是保护了敌人,不相信群众,害怕群众运动的一种表现。对解放十七年来一贯不接受改造,而现在又要向贫下中农夺权的四类分子,群众要杀他们,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群众的造反精神是对的,我们只能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政策,不能硬性阻止,给群众泼冷水。
五、教育群众提高警惕,防止敌人暴乱和杀害贫下中农。我们一定要支持贫下中农,要和他们站在一起,对于他们的某些错误行为,通过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有关政策,广大贫下中农自己一定会纠正过来的。
六、混进革命队伍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群众来要,尽量做好说服工作,对地富子女要加强教育,实在说服不了的,群众一定要的,也得给。

9月10日,该意见在全县部分政法干部中传达,因其中一些人的抵制,虽未能全面贯彻,但对全县乃至整个地区杀人的影响不言而喻。而且,可以肯定地说,此意见绝非个别现象,其立场观点也不是江华瑶族自治县党政军领导的专利。
江华县文革杀人事件1967年8月29日始至10月25日止,历时57天,共杀898人(含被迫自杀)。

三、江永县
江永县也在道县南面,两县交界处是铜山岭。
江永县文革杀人事件开始于1967年8月17日。该日上午,桃川公社石砚大队下放知青王××在江永县城被杀。同日晚,江永县铜山岭农场跃进大队召开全场职工大会,枪毙两名老“地主”和两名“地主狗崽子”,并吊死一名丧失阶级立场嫁给“地主狗崽子”的青年妇女。农场数百名职工和近百名知识青年被通知到队部禾堂看处决,“经受阶级斗争的洗礼”。
将该县文革杀人事件推向高潮的是界牌公社党委书记杨修玉。杨修玉系道县祥霖铺人,大屠杀期间,他回道县探亲,沿途看到河里飘着死尸,树上挂着死尸,很受启发和鼓舞。回公社后,于8月25日召开全社各大队“五巨头”会议,把在道县看到的情况,向各大队的“五巨头”们吹风。所以这次会议又被称为“8•25杀人吹风会”。
第二天,公社又召开各大队贫下中农造反兵团(即贫协)负责人会议。正在开会,文革大队党支部书记刘自进带队,敲锣打鼓进了会场,向公社报喜:“具有高度阶级斗争觉悟的文革大队贫下中农,粉碎了一次阶级敌人的暴动阴谋,镇压了6名阶级敌人,特向公社报喜!”
会场顿时开了锅,人们再也坐不住了,立即赶回大队部署杀人。三天之内,全社共杀126人。
紧接着允山公社公安特派员张文德为首策划,趁允山赶闹子的时机,以允山公社“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的名义,在圩场上枪毙了3名四类分子,围观者数以千计。张文德亲自起草杀人布告,布告的落款也很值得玩味: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贫下中农
副院长 造反派

张文德命人抄写几十份,从允山一直张贴到江永县与广西搭界的龙虎关,沿途六十余里,经过允山、回龙圩、夏层铺、桃川、粗石江、源口六个公社,整个江永县为之轰动。
江永县文革杀人事件中共杀325人(含被迫自杀)。

四、双牌县
双牌县是1970年以后新建的一个县,位于道县北面,中间隔着紫金山。文革“杀人风”时期叫潇水林业管理局。1978年行政区划调整,原属道县的理家坪公社、车头公社的双峰大队划归双牌县。该县文革“杀人风”主要集中在理家坪和江村两个公社。潇水林业管理局开始杀人的时间是1967年8月23日,最先杀人的是现已划归永州市管辖的何仙观村(大队)。相传该地为何仙姑修炼得道的之处,现为零陵地区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杀人情况与道县类似。
由于采访任务的需要,我们每到一处都特别关注那些没有杀人的公社(农场,林场)或大队,在道县如此,在其他县也如此。在双牌县我们看到了一只十分值得解剖的麻雀——阳明山林场。这里山深林密,社情复杂,外流人员多,一直是潇水林业管理局狠抓阶级斗争的点,也是阶级斗争抓得最得力的点。文化大革命中,该林场派性斗争十分激烈,抓的人最多,批斗的人也最多,但是在四面八方都在杀人的情况下,却一个人也没有杀。为什么呢?原因也跟道县杀人最少的仙子脚区差不多,就是林场武装部长和党委正、副书记在杀人问题上意见一致:他们杀他们的,我们这里没有上级的指示,坚决不动手。
当时有一个问题笔者没敢问:“假如上级来了指示的话,你们杀不杀呢?”
双牌县文革杀人事件共杀345人(其中被迫自杀48人)。杀人的特点是零星、分散、残忍。

五、新田县
新田县是零陵地区一个比较小的县,只有20多万人口。
新田县文革杀人事件以召开万人大会著称。1967年9月8日开始杀人,动手较晚,但声势浩大,不留死角,从9月8日起到10月18日止,历时40天,全县21个公社全部都杀了人,其中18个公社(包括城关镇)由主要领导(公社书记3人,公社主任4人,武装部长12人)为首策划、部署、组织召开了19场万人大会杀人。那段时间,基本上是杀人就要开会,开会就要杀人。全县共杀786人(其中被迫自杀180人),占当时全县总人口的0.35%。
与道县不同的是,新田最先大开杀戒的地方是城关镇,即新田县城。是从城镇杀向农村的。9月8日,新田造反派组织“联总”在城关镇召开全镇革命群众大会,枪毙了5名“阶级敌人”。
城关镇万人杀人大会之后,“联总”下属的一个群众组织的头头肖邦久起草了一份《紧急倡议书》,在全县范围散发,鼓吹杀人。另一个头头副司令兼县文攻武卫指挥部指挥长雷玉荣,专门组织了一个手枪队,哪里杀人就到那里去支援。
在新田县“文革”杀人事件中,当时实际掌握政府权力的县武装部又做了些什么呢?
1967年8月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7军下发了一个《社情电报》,新田县人武装部收到后,专门拟了个通知传达到各公社,该通知只引用了电文的前一部分,即“根据各方反映和部分查证,道县近来四类分子活动嚣张,散发反动传单,凶杀贫下中农,进行反攻倒算,组织反革命组织,阴谋暴动。在县武装部和公安机关处于瘫痪的情况下,广大贫下中农唯恐四类分子翻天,有的主动采取行动。”而对后一部分:“我们认为对杀人凶手和四类分子中作恶多端,活动嚣张,企图变天的可以依法严惩外,四类分子不宜滥杀,四类分子子女不能视作四类分子,必须按政策团结教育,不能混淆了专政对象和非专政对象的界限,这样才便于争取四类分子子女……”只字不提。此时新田县还未出现杀人现象,通知传达到各公社后,不少公社写报告、打电话,或派专人来县请示杀人。其中新圩公社反映,他们那里挖出了“501、502、503反动组织”(假案),要搞暴动。陶岭公社反映,他们那里出了个反革命组织“复兴会”(假案),气焰嚣张,企图复辟,扬言要杀干部、贫下中农。骥村公社武装部长接县人武装部通知后,于9月8日,主持召开大队支部书记、文革主任、民兵营长、治保主任紧急会议,传达县人武装通知。并在会上说:“道县的四类分子进行阶级报复,杀贫下中农,阶级敌人兴风作浪,贫下中农遭殃。我们公社敌情复杂,对罪大恶极的四类分子,该杀的要杀,该管的要管,不杀几个,这股歪风刹不下去。”会后,各大队分头行动,基本上是仿照道县模式,开始杀人,全社共杀48人。枧头公社也在同一天(9月8日)召开公社干部紧急会议,研究部署杀人。会议由公社武装部长主持,并在会上说:“我们公社四类分子很猖狂,他们在秀凉山开黑会成立了反动组织‘205独立师’(假案),他们的纲领是:‘8月15日砍高梁,先杀党,后杀干,中农杀一半,贫下中农全杀光。’我们民兵要武装起来,镇压阶级敌人。再不动手,我们贫下中农要吃大亏了。”会后,给三个武装民兵排发了子弹,这些民兵背着枪杠着红旗,敲锣打鼓下到各大队去支援杀人。全社共杀113人,是全县12个公社中杀人最多的。
从县人武装的这个通知发下之后,(1967年)9月8日至12日,短短4天时间,全县已有15个公社出现了杀人事件,被杀人数为129人。直到这时,县武装部才于9月12日召开全县各公社武装部长会议,传达47军《社情电报》的后半部分,但没有具体提出制止杀的措施。与道县营江政法工作会议几乎一模一样,不但没有起到任何制止杀人的作用,反而在会后出现了第二次杀人高潮,从9月13日到15日三天时间,全县又杀230人,占杀人总数的40%。其中仅14日一天就杀了92人。在这种情况下,县人武装部部长贾春才于9月15日召开了一个全县政法代表和群众组织头头参加的紧急电话会议,强调坚决制止杀人,谁杀谁负责,违者后果自负。杀人事件这才逐渐平息下来。

六、冷水滩市、永州市(零陵县)
这两个市文化大革命时期尚未建市,统属零陵县。
冷水滩市文革杀人事件,除受道县“杀人风”影响外,1967年8月12日的一起刑事案件也起到了某种导火索作用。该日,现属冷水滩市的郝皮桥公社庄冲大队尹村生产队队长雷付生与邻居地主子弟郑荣垒因小孩玩火引起纠纷,发生斗殴。打斗中,郑荣垒失手将雷付生打死。郑撞下大祸后,惊慌失措跑到山上躲藏,被大队民兵搜山抓获,当场用石块棍棒打死。8月16日,郝皮桥公社召开群众大会隆重追悼雷付生,声讨四类分子的滔天罪行,要为阶级兄弟报仇雪恨。会上提出“阶级敌人要翻天,我们要坚决镇压”!要求各大队贫下中农行动起来,对郑荣垒这样罪大恶极的四类分子采取“果断措施”,打掉阶级敌人的嚣张气焰。追悼会后,各大队开始杀“四类分子”,并迅速地引发全市性的杀人事件。
永州市文革杀人事件应当说是从富家桥杀开的。虽然此前,早在7月23日,已经发生了黄田铺公社双江桥大队支部副书记胁迫3名地富子弟将地主分子蒋德生父子3人沉河的事件,但该事件一开始并没有被认为是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而是视为报复杀人的刑事案件,因而对全市性的杀人事件几乎没有影响。8月下旬,富家桥区富家桥公社永兴桥大队受道县“杀人风”影响杀了该大队3名四类分子。区武装部长唐××接到报告后,感到有必要召开一个会议讨论制止滥杀的问题。于是专门召开了一个全区大队以上干部会议。但是会议的气氛与原来的设想有些格格不入,大谈阶级斗争,大谈敌情,谈到激动处有的干部甚至捶胸顿足、热泪横流。湖南一带农村干部有个好喝几口小酒的习惯,当年的会议餐不像后来安排得这样周到,一般不安排酒水,所以休会的时候,一些干部打平伙买酒喝;酒买了,没有酒碗,就跑到区供销合作社去借。站日杂柜的营业员是个地富子弟,说:“我们这里的碗不能借,只能买。”借碗的干部不高兴了,说:“你一个地主崽子神气什么!”该营业员态度十分恶劣:“不能借就是不能借,这是国家的财产,借给你用过了,还怎么卖?”结果激起了与会干部的愤怒,把他从柜台里拖了出来,拖到旁边的河边上,从二十多米高的桥上扔进河里,淹死了。
这件事如一粒火星落到一大堆干柴上,立即引起一场大火。“屌他老母亲的,一个地主崽子都敢欺负我们!”与会的社、队干部议论纷纷,越说越气,会也不开了,一声喊,纷纷赶回各自社、队布置杀人。三天功夫杀了158人,占全市杀人总数的一半以上。

七、蓝山县
蓝山县是整个零陵地区开始杀人最晚的县,(1967年)9月10日才开始杀人,整个文革杀人事件中共杀145人。该县杀人的特点是基层干部阶级斗争觉悟高,大队一级自发追查反革命组织,继而杀掉其中的“骨干”。现已查明,全部系假案。
该县最典型的杀人案例发生在清水大队。该大队杀人时,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派了村子里一个“蠢子”(脑筋不太灵活的人)去执刀。因这里杀人也跟道县一样有“手续费”,就是给钱或给谷子,这个“蠢子”杀了19个人后,找到大队干部要谷子。大队会计说:“19个难算,干脆再杀一个凑个整数。”于是这个“蠢子”又跑回去,把本村地主家的小孩子随便捉了一个杀掉,凑齐20个整数。

八、祁阳县
祁阳县是湖南省著名的地方戏祁剧的发源地,民间素有“唱不过祁阳”之谓。
该县原属衡阳地区管辖。1967年文革杀人事件中,该县毗连零陵县的周塘公社用捆绑吊打的办法,逼供出一个所谓的“黑杀团”。公社组织委员李新明等人扩大战果,组织深挖广查,很快将该组织成员“发展”到600多名。其他各公社积极响应,追查风扩展到全县33个公社,其间共杀218人,刑讯逼供致伤致残1000余人。

九、东安县
东安县是全国闻名的武术之乡,与祁阳对应,有“打不过东安”之谓。该县距道县较远,位于京广线上。严格地说,东安县“文革”杀人事件与道县不是一个套路, 1967年受道县杀人风影响,仅杀11人,这在当时是正常的现象,一个县不杀个十几、二十人那才是咄咄怪事。
该县真正的“文革”杀人事件发生在道县“杀人风”平息八个月后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196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转发毛主席关于<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批示的通知》,发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湖南省革委会结合本省实际,在全省展开“三查(查叛徒、查特务、查走资派)、一清(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据统计,“清队”运动是“文革”中持续事件最长、死人最多的一个子运动,时间一年有余,三千万人被揪斗,五十余万人死亡,全国两千多个县,每个县死人都在百数以上。东安县的“清队”运动最具典型性,虽然死人不是最多的,湖南省的邵阳县就比它多,但最血腥最荒唐。
1968年6月上旬,东安县展开三查一清运动。川岩公社在审查一名有作风(男女关系)问题的妇女时,审出了一个反革命组织“反共救国军”的线索,顺藤抓瓜,抓住了一名叫蒋梧生的外逃地主分子。川岩公社如获至宝,公社书记亲自挂帅,对蒋严刑逼供,“一定要审出点名堂来”,蒋梧生受刑不过,交待参加了“反共救国军”,而且还是个副司令,司令是井头圩公社的历史反革命分子伪连长徐嘉,下设三个团,川岩一个团,井头圩两个团,并供出地富子弟黄春恩等15人为该组织成员。川岩公社一面打电话向井头圩武装部长汇报“敌情”,一面迅速将黄春恩等人缉拿归案,吊打刑讯,深挖余党。黄等人又供出山口铺公社地富子弟文湘等11人为组织成员。追查重心向山口铺转移过去。而井头圩公社方面接到区公所的追查通知后,对徐“司令”的审讯也“战果巨大”,徐嘉不但将两个“团长”交待了出来,还交代了一批连长、排长。情况汇报到县里,县革命委员会高度重视,专门开会发文指示各公社(包括林场)认真追查。全县所有的公社(林场)雷厉风行,把四类分子及子女和其他有各种历史问题的人集中看管,追查“反共救国军”组织和成员。端桥铺公社成果最大,查出“反共救国军”成员,从军长到交通班长以上人员共81人,涉及九个公社。
这样,在县革命委员会统一部署下,全县普遍开展以追查“反共救国军”为中心的三查一清运动,从1968年6月10日到9月13日,95天中,挖出了一个有2258人参加的庞大的“反革命组织”,追查、刑讯中,打死141人,被逼自杀278人,致伤致残1132人。
值得指出的是,东安县深挖“反共救国军”的运动,不像道县杀人那样,一窝蜂,喊杀就杀,县革委会反复强调了,要讲证据,讲政策,不但清查对象要供认不讳,而且还要有证据、有旁证,要做成“铁案”;同时,还要按照党的政策办事,首凶必办,协从不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受奖。
惜乎当年的“铁案”,文化大革命后复查,竟无一案是真。
那么,这些 “铁案”究竟是怎么样做出来的?
县委落实政策办公室的几位同志告诉我:“你去找当事人,特别是那些伤残了的,问一问就知道了……审人的时候有36套刑法,哪个受得住,一个个乱咬乱供,反革命组织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阶级敌人越抓越多,涉及面越查越宽。只要是活人,没有不招的,个别死不招供的,要么打死了,要么自杀了。”
可是当时我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做进一步的调查采访,由于在道县喝酒误事,为避免夜长梦多,我的采访必须尽快结束。我想先把道县的大屠杀写了,回头再来写东安的“反共救国军”,但以后就再没有机会了。
幸亏我手上留了一份关于东安县审案的“36种刑法”名目表,实际上道县审案的刑法也不少,但比起东安就要自惭形秽了,从中,我们或许可以想见东安县“反共救国军”是如何挖掘出来的,为什么打死的那么多(占被挖出人数的6.2%),自杀的那么多(占被挖出人数的12.3%),致伤致残的那么多(占被挖出人数的50.1%)。
附:36种刑法简介
一、苏秦背剑,将受刑者一手从肩上反向背后,另一只手从背后向上反,用铐子将双手反铐,吃饭时,人睡在地上用舌头舐饭,舐不干净即遭打,屙屎、屙尿、睡觉都不松铐。
二、紧箍咒,将粗麻绳在受刑者头上反复缠几匝,绳头两端栓一根木棒,行刑者手握木棒,上下旋转,使套在受刑者头上的麻绳越勒越紧,不用几圈,就头昏脑胀、耳鸣眼黑,天崩地裂,痛不欲生,再拧则顿时昏厥。
三、坐轰炸机,将受刑者双手反捆悬空吊起,脖子上挂一个箩筐,接着往箩筐中放砖头,使之如轰炸机状,并将受刑者来回推拉晃荡,加重其痛苦。不招则再加砖块,直至受刑者招供或昏死为止。
四、插筷子,将受刑者的一只手插入竹筒中,然后往里加插筷子,筷子越插越多,插不进就用铁锤敲进,受刑者手掌手指挤得血红,骨痛肉麻,全身发抖,汗流如雨。
五、吊半边猪,将受刑者一个大拇指和同边的一个大脚趾分别用麻绳捆牢,绳头合拢,悬空吊到梁上,边吊边打,时间长了,手指脚趾常被吊断,形成终身残废。
六、抬杠子,将受刑者双手双脚用绳索捆牢,再将木(竹)杠从捆牢的手脚中穿过,行刑者抬起杠子上下抖动或来回摆动,然后突然连人带杠重重摔到地上,受刑者全身骨头散架,久久昏死。
七、雷公尖,将受刑人上身用铁丝缠紧,然后在背部,用锤子将木尖楔入人体与铁丝之间,受刑者骨肉被木尖和铁丝挤烂,痛苦万状。
八、金线吊葫芦,用一根麻绳将受刑者大拇指札牢,将绳索穿过屋梁,把受刑者慢慢向上拉,最后全身悬空。由于一个拇指承担不了全身重量,受刑者无不手指吊断和皮肉剥离。
九、拖泥船,将受刑者反手捆绑,俯躺在地,然后用绳子绑住其双臂,行刑者拉住绳头,来回拖动,就像泥船一样在地上摩擦,受刑者皮开肉绽,鲜血直流。
十、扳罾,将受刑者双脚双手反绑,脸朝地背朝天悬空吊起,背上压一块或两块土砖,每块约10公斤,不招再加码。受刑者眼鼓舌伸,当场昏死。
十一、冲碓,命受刑者跪地,将其双手反绑,并与双脚捆在一起,全身成弧形,然后将绳索一拉一放,便之前后摆动,额头碰地咚咚作响,就象旧时冲碓一样。受刑者头破血流、痛不欲生。
十二、人上吊人,将受刑者双手反绑悬空吊起,双脚并拢捆紧,脚下留一小圈,圈内横插一木棒,行刑者手抓受刑者踩在木棒上摆动,受刑者不用多久,便会昏死。
十三、坐快活凳,受刑者双手反绑并向上提拉至后脖处,再将反绑的双手套入一条竖立的长条凳上,行刑者对着竖立的长板凳猛踢一脚,长凳平立落地,受刑者遭此猛烈震动,魂飞魄散,肝肠寸断。
十四、钓麻蝈,麻蝈就是蛤蟆,将受刑者手脚捆牢,吊上长箩索。行刑者提着箩索,将受刑者从桥上向河里放,沉到水里,待呛了几口水后,提出水面,让他踹口气后又沉下去,如此反复。
十五、蛤蟆呷水,受刑者跪地,双手反绑,脖子上挂一快几十斤重的大木板,行刑者将其头部一下一下往下按,木板也跟着一下一下往前移,状如蛤蟆喝水,受刑者的脖子不用几下便撑得稀烂。
十六、拔河,将受刑者双手反绑,再在每条手臂上各套一根绳索,两名行刑者分站左右两边,像拔河一样,硬将受刑者的两只胳膊拉到重叠在一起,轻者脱臼,重者骨折。
十七、过软桥,将受刑者双手反绑,整个人呈俯卧状着地,行刑者一人或数人在其背上踩来踩去,象过软桥一样,受刑者肋骨脊梁被踩断,屎尿直流。
十八、人造拱桥,受刑者双手反绑跪地,一行刑者从后面用膝盖顶住其腰,双手抓住其肩,用力向后掰,另一行刑者则将其头用力往后脚跟上按,使受刑者成拱桥状。
十九、挂灯笼,将受刑者双手捆绑,悬空吊起,再在其脚上吊一石磨,状如灯笼,用不了一分钟人就昏死。
二十、踢足球,受刑者双手向后反绑至后膝,跪地,行刑者数人围一圈用脚踢,象踢足球一样,受刑者滚来滚去,死去活来。
二十一、岩鹰呷食,命受刑者跪地,双臂平伸,用一根两米长的木棍或扁担横放后肩,用绳索把双臂捆紧在木棍(扁担)上,行刑者在他的前胸和肚腹上拳打脚踢,受刑者不由自主,不断向下点头,状如岩鹰吃食。
二十二、犀牛望月,受刑者双手反绑跪地,行刑者一手捏紧其鼻孔,一手端其下颌,用力使其成仰头望天状,接着把头向下压,越压越低,被捏紧的鼻孔不能出气,脖颈和腰身被扭得嘎嘎作响,痛苦万分。
二十三、反手吊土砖,受刑者双手后绑,脖子上套一根绳索与绑手的绳索相连并拉紧,把双手拉至脖颈处,再在绳子上吊土砖,不招加一块,再不招再加一块,最后加到五块,重约150斤,受刑者无不屙血而死。
二十四、栽跟头,受刑者双手反绑拉紧至后颈上,跪地,行刑者从背后用脚猛踢,使之象栽跟斗一翻过去,再踢,又翻过来,如此反复,受刑者头破血流,痛不欲生。
二十五、推磨,将受刑者双手反绑至后颈处,跪地,将一根木棍从背、手之间穿过,下插抵地,一名行刑者扶住木棍不动作轴心,其余行刑者像推磨一样推着受刑者转圈,受刑者手、腿、背磨得血肉模糊。
二十六、跪刺猬皮,强制受刑者光膝跪在碎瓷片或玻璃碴子上,不招则压其双肩,使碎瓷片或玻璃碴越刺越深。
二十七、火刑,比较轻的是,行刑者用打火机烧受刑者眉毛、胡须,受刑者的脸、鼻子、下巴全被烧焦。比较可怕的是,用烧红的火钳烫受刑者肛门、生殖器(男),或者奶头(女)。
二十八、出天花,将受刑者衣服扒光,行刑者用手或其他笔状硬物,在受刑者身上乱打、乱扎、乱抓,使其身上又青又紫,象出天花一样遍体淤伤。
二十九、压面,将受刑者手脚捆绑,面地而卧,行刑者将一根六寸圆木棒横压在其背上,两人手执木棒两端,象擀面条一样,用力滚来滚去,受刑者骨碎筋断,屎尿直流。
三十、穿脚筋,将受刑者的脚后跟用铁丝穿起来,栓在树上。受刑者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三十一、老虎拔牙,用剪丝钳,俗称老虎钳,夹住受刑中的牙齿生拔。受刑者牙齿断落,满口鲜血。
三十二、毒打,这是“36套刑法”中最常见也最简单易行的。拳打、脚踢、抽耳光、鞭子抽、鞋底掌嘴,棍打、扁担砍都属这一类。
三十三、挂灵活牌,细铁丝吊一块几十斤重的木板,重量不够则板上加挂红砖,板子上写着各种罪名,把它吊在受刑人的脖子上,来回一拉,经铁丝勒进皮肉里,痛楚无比。
三十四、画地为牢,在地上划一个小圆圈,命受刑者站在其中,立正站好,行刑者手持皮鞭、木棍之类,坐在旁边监视,若受刑者站得不直或手脚伸出圈外,即毒打,行刑者轮流换班,受刑者站到手脚浮肿乃至昏厥。
三十五、金鸡独立,在八仙桌面上放一条板凳,命令受刑者一只脚站在凳上,另一只脚悬空,时间一久,受刑者往往多次摔倒在地,痛苦难熬。
三十六、舐痰,受刑者屈打成招后,如若翻供,则让受刑者舔吃吐在地上的浓痰。
(据说这36套刑法每一套都有具体的受刑人,而且这些个案在东安县的处遗工作中都有官方调查材料,希望这些保存在东安县档案馆里的材料没有被毁掉,能够熬到重见天日的那一天。其余无话可说。)


【文摘】

按:葛蕴芳,前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之妻。1930年生人,1949年4月入党,同年6月参加工作,历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领导夏衍、姚溱等人的机要秘书、市委政工干部。1956年与徐景贤结婚。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捕后,徐景贤被关押审查,1982年,徐作为“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获刑18年。1992年,徐在狱中病重,葛给邓颖超写信求援,使徐得以保外就医。葛在文革中参加过上海市委机关的造反队,负责外调审干,并参加过专案组工作。1987年整党期间,上海市委将葛按“三种人”中的“打砸抢分子”处理,终止其党籍,保留其离休待遇(葛于1985年离休)。2007年10月,徐景贤在留下个人回忆录《十年一梦》之后,在上海病逝。葛在网上创办“徐景贤纪念馆”。此文摘自其中的“纪念文选”。编者略有删节。

我这一辈子(节选)

葛蕴芳

  我是一个平凡、朴素、正直的普通百姓,是党培养教育了我,把我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女学生培育成长为一个共产党员。由于文革十年的原因,1987年2月,我的党籍也被中止。但历史终究不能完全抹去,我的离休待遇还是保留下来了,只是级别被降到离休干部中的最低档,为一般干部待遇。对这点我也知足了!
  我所经历的时代很不平凡,我年少时期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青年时期参加了几次爱国学生运动,与地下党同志们一起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体验到人民翻身当家作主的喜悦和幸福。可是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当年曾经一辈子跟随毛主席干革命,经受了战火纷飞、英勇善战、出生入死考验的一大批老革命、老领导、老党员,却在建国以后,党领导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了残酷打击和无情迫害,有的被迫坐牢,有的含冤去世。共产党员为了革命而坐到共产党自己的监牢里,这是党的巨大损失。
  之前,我曾自以为我为人正派,懂得是非观念,虽然水平不高,但实事求是地做个螺丝钉,做个党的驯服工具,“唯上”、“唯书”,一辈子跟党走,是不至于犯错误的,但令我难以想象的是:我后半辈子所走过的路,所经历的种种遭遇,竟然是那样的跌宕起伏、极不平凡,这使我的心情很不平静。

一、我的家庭

1930年我出生于杭州一个小康之家,原籍浙江慈溪(现属宁波),父亲葛渊如是一位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知识分子,他1917年毕业于北京工业专科学校,后在北京、杭州等地工作,较长时间就职于上海私营四明银行,先后担任会计、总行会计主任,支行襄理、副理(二、三年)等职。上海解放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军管会接管经济、金融领域,成立了公私合营银行联合总管理处,父亲被任命为稽核、会计科长、研究员等职。1951年发现患上晚期肝硬化腹水,医治无效,于当年12月16日过早病逝,时年才60岁。我的母亲洪秀兰在旧社会是位聪慧能干的女子,她九岁时我外婆病逝, 19岁嫁给了我父亲,侍候公婆、相夫教子。母亲不幸于1969年患胃癌, 1970年1月19日去世,享年77岁。  
  我有兄姐四人:
  大哥是聋哑人, 1942年曾同我姐姐一起赴苏北根据地,后身体较差,被组织上动员回沪。新中国成立后,经我们的小姨夫孙冶方(著名的经济学家)介绍,到北京国家计委办公厅秘书处做文书抄写工作数年。又因国家机关精简,返回原籍,在杭州哑校工作。1983年患食道癌去世,时年70岁。
二哥于1937年考取国立浙江大学病虫害系(后改为植物保护系),大学四年毕业后二哥被留校任助教。二哥于1954年高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因自我检查交待、批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深刻彻底,得到好评,被批准为高校知识分子中,第一批入党的中共党员。二嫂也是浙大生物系毕业的副教授,两老一起共度晚年。   
  姐姐在松江女中毕业后,考入大同大学化学系, 1942年3月通过地下交通线,与大哥一同去苏北根据地参加新四军,第二年即加入共产党,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她随部队来沪,以军管会身份接管上海的制药厂。1978年离休,现享受副局级离休医保待遇。
三哥于1945年6月在爱国民主人士沈体兰任校长的麦伦中学读书时由亲戚冯援(地下党)介绍加入共产党, 1958年后在浙江省搞城市规划领导工作,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资深的城市规划高级工程师,杭州大学兼职教授。1989年离休。
  我与兄姐们的年龄相差较多,虽然与兄姐们相处的时间各有长短,但他们的学习进取心,政治上追求进步的迫切性,对国家大事关心的精神启发了我。

二、战争时期与我家庭有来往的四位革命者

   1937年8月13日淞沪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包围租界,上海成为孤岛。那时,我父母出于爱国心和正义感,更由于我的小姨夫孙冶方(早期中共党员,多年从事上海党的地下工作)抗战初任江苏省文委书记,积极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和革命活动,在他们的感召和教育影响下,我姐姐和表姐都参加了抗日救护活动。小姨妈介绍他们参加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地下党员茅丽英任主席的党的外围组织),为支援新四军抗日斗争开展义演义卖,募集寒衣,姐姐们受训做救护伤病员的工作和日夜缝制军被服,送往后方伤兵医院使用;我二姨妈和我妈妈也在后方出力帮忙缝纫,当时家里凑了两、三台缝纫机,如此工作约持续了一年左右。茅丽英烈士不幸于1939年12月12日遭汪伪特工总部暗杀。
  1941年小姨夫孙冶方和小姨妈到苏北根据地去工作后,也介绍他们的战友徐雪寒(早期中共党员,解放初负责接管上海的市军管会重要成员)、陈修良(早期中共党员,1925年与孙冶方是莫斯科中央大学同学,解放后1951至1952年曾任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等人多次来我家,与我父母亲相识,他们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跟着我小姨妈一样称呼我妈妈“大姐”。他们当时在搞地下工作,经常出生入死地来往于苏区之间,曾动员我父亲到解放区去参加革命工作,说:“那边很需要搞财政金融方面的人才。”我父亲虽思想开明、左倾,终因一家老少的经济负担较重,而未能成行,但一直积极支持他们的革命工作,并默认子女去根据地抗战。他们来我家时,以打麻将为掩护,对我父母谈国内外形势,谈日军节节败退,共军节节胜利,以致抗战必胜的道理。同时也提醒我们,对国民党不要抱有幻想,蒋介石还要打内战等。说来真使我们精神振奋、心明眼亮。
  我对小姨夫、小姨妈和他们的战友们非常敬重。我的少年时期,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除了接受父母兄姐的言行影响外,还早期接受到了他们的革命启蒙教育。我们家所非常敬重和仰视的这几位革命老前辈,解放初尽管他们都是因为对革命事业功不可没而被委以重任的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但随着党内几次政治运动的开展,他们都脱不了干系,遭受了重创。
  陈修良在1955年至1958年任浙江省委宣传部代理部长时,因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资本家改造问题及党政分工等问题上有不同意见,1956年7月省党代会时,又对省委的思想作风提出意见等所谓“反党罪状”,于1957年9月反右斗争中被打成“极右派”,其丈夫浙江省省长沙文汉也于同年底被错划为“右派”,开除党籍。陈工资职务连降六级,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1960年调到杭州大学工作,以后也未予重用。陈修良则于1977年12月才被宣布摘帽,曾先后安排任浙江省、上海市政协委员、常委、文史委员会工作、社科院党委顾问、研究员等职务。1988年离休。耄耋之年还笔耕不止,写了100多篇关于党史的重要文章和回忆录。1998年去世,享年91岁。
  徐雪寒同志是一位职业革命家,15岁便加入中国共产党,16岁任中共杭州地委组织部长。17岁时(1928年)因从事革命活动,被捕在杭州、苏州监狱呆了六年。他还做过党的地下情报工作,一度作为潘汉年同志的副手,出任党在华中地区的情报领导机关——中共华中局联络部副部长,直接参与领导中共上海地下党的革命工作。他还是华中银行(华东地区人民银行前身)副行长,为发展新中国的金融事业做出过重要贡献。上海解放后,他是负责接管工作的上海市军管会重要成员,作为军管会的军代表,正式接管了江海关(即上海海关)。1950年12月,上海外贸局成立,曾担任首任上海外贸局局长,后又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华东运输部部长和上海铁路管理局局长。1952年奉命调京升任中央外贸部副部长。在担任中央外贸部副部长时,因潘汉年冤案牵涉,长期身陷狱中,脱离工作达20年之久。但他在牢狱中认认真真下苦功,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经济学,学习社会科学基础知识,自称为牢狱大学毕业生。1981年徐老的冤狱平反后,复出的职位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干事,2005年4月因病去世,享年94岁。
  孙冶方(曾任华东工业部副部长,后任国家统计局局长,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早在五十年代起就提出并坚持称社会主义社会中“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所谓三大经济规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和按劳分配规律,都只能建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由此而写了好多论文加以阐述。到了六十年代初,即被康生打成“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文革时期又遭到林彪、陈伯达、康生迫害,被投入秦城监狱达七年多。孙冶方在监狱里打的腹稿《社会主义经济论》是一个极艰巨的过程,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进行坚苦卓绝的探索。1975年4月10日,从秦城监狱释放出来,当车子开到经济研究所门口时,他一下车即对来接他的同志们说:“我是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变观点!”当时还是文革时期,人们都为他的话捏了一把汗。1983年2月22日,一颗不倦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时年仅74岁,留下最大的遗憾是终究未能完成《社会主义经济论》这部巨著。
  他们平反昭雪后,听说小姨夫和陈修良曾先后来过上海,我很想去拜访他们,但碍于自己当时的恶劣处境,我有自知之明,是不宜去看望他们的。

三、我的青年时代

1946年夏,我考上了上海市立幼师,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命名为“清道夫”。我定期参加会议、活动,从中受到教育。曾参加过1947年“5.20” 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游行示威活动;参加了交通大学组织的营火晚会,抗议“5.20”惨案;1947年5月政法学院学生被捕,我们参加了到市政府的请愿活动;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被国民党浙江省保安司令部逮捕入监后暗遭杀害,引发广大师生抗议浪潮,我们学校组织师生去杭州时曾到浙大于子三烈士墓地进行瞻仰悼念活动;1948年夏,参加了反美扶日运动;这一系列活动的参与使我从中深受教育和感染。
  1949年4月学校学生党支书毛霞梅同志要凌霙同志秘密发展我参加中共党组织。6月份我从师范毕业。
  毕业后组织上分配我到上海市军管会教育局,在人事处工作。秋季,我参加了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第二期学习,系统学习党的基本理论、方针政策、党章党纲,使我对党的基本知识有了更具体深入的了解。1950年春,党校学习结束,我被调到市委宣传部工作,一直到六十年代初。
  我在市委宣传部虽然工作了十年,但内部调动较频繁,自喻为政治运动员、万金油干部,党要我到哪里就到哪里。1950年春,先到理论教育处,组织各区和基层单位学习《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发展史》两本书,首先得自己看书学习,约二、三个月。大约6月份领导上调我到夏衍部长处任机要秘书,夏部长是市委常委(当时市委常委只有5人:陈毅、刘晓、刘长胜、潘汉年、夏衍),又是军管会文管会副主任(主任是陈毅兼的),并兼文化局局长、文联主席等职,各方头绪很多。特别是文化、文艺界的,如果在建设大楼市委机关办公,门警森严,进出不便,所以就在汉口路河南中路的文管会办公。文化局和新闻出版处也在同一楼里,三块牌子合署办公。姚溱同志时任新闻出版处处长,也在那里。我也就到那里去上班。我的具体任务是:接收传阅保管中央、华东局发来给夏部长的绝密、机密电报,文件,以及夏部长日常的信件、电话等秘书工作。夏部长与文艺界人士接触关系较多,我到夏部长处工作数月。他的接管工作最繁忙,任务最重的时期是在1949年5月至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这几个月。1949年9月后是第二阶段的管理和建设工作,那时我都还没有调去。所以夏部长在《懒寻旧梦录》一书中提到“冯雪峰到文管会找夏衍,被门岗挡住”一事,说是我告诉了夏部长,可能是前秘书丁芝(非党)所为。1950年9月底,市府办公厅秘书处办了一期速记训练班,培养市府各局的速记工作人员,以便今后作会议记录之用。姚溱同志就要我去学习了一个月速记,回来仍搞机要秘书工作。约1951年4月,中央决定夏部长率中苏友好文化艺术代表团赴苏访问(印象是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姚溱当时已被任命为副部长,就要我暂时回到宣传部部长室去做机要秘书工作,工作照旧,并兼管陈琳瑚、白彦副部长的秘书工作。姚副部长说:等夏衍部长出访回来后,还让我回文管会上班。
1952年,夏部长又兼管了华东局宣传部工作,54年底华东局机构撤销,夏部长调到中央文化部任副部长。事实上,我为夏部长做机要秘书工作时间不长,断断续续一年不到。
  夏衍部长于1995年2月去世。在本世纪初,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了李子云,她告诉我,夏部长曾问起我的情况,并关心我。我听后很受感动,想着夏部长还能想到我,可惜他已经仙逝了。回忆起五十年代初,夏部长从国外回来时,带回一些小礼物,也送我一份:一把德国小钢刀、两枚胸针,我还珍藏至今留作纪念。
  姚副部长分管宣传、新闻、出版、电台、新华分社等方面的工作,任务较多,时间性较强,所以我为他服务的具体工作也略多一些。除了日常定期的宣传工作形势任务、方针政策的宣传外,每年“五.一”、“十.一”重大节日的宣传提纲、资料、口号等等都由宣传处草拟后,请姚部长审查修改定稿。而且在盛大节日的当天早上,他要到人民广场去亲历亲为,审视会场布置,在麦克风话筒前指挥等候开会的游行队伍服从统一命令,遵守秩序,偶尔还会大声领呼几句口号,气氛庄重热烈。平时市里凡召开重大会议,各报社需统发新闻稿件和评论文章等,都要当晚请姚部长审查修改定稿,批准后次晨见报。
  印象较深的重大事情是中共党的“一大”会址,当年是在姚部长上任期间查到被证实的。1950年到1951年间,陈毅市长提议,决定开始在上海市寻找中共“一大”会址,以迎接1951年的“七.一”建党三十周年纪念日。市委讨论后决定由市委宣传部姚副部长直接领导这项工作,姚溱同志找来了军管会文艺处的沈之瑜同志与宣传部办公室秘书组的杨重光同志负责具体工作。姚部长说:听说“一大”会址是在法租界开的会,沈之瑜急了,茫茫大海,如何去找“一大”会址?姚部长指点迷津,他们通过市公安局局长杨帆,把大汉奸周佛海的老婆杨淑慧从监狱里放出来帮忙寻找(因为周是中共“一大”代表)。费尽周折辗转寻找,终于找到了兴业路“一大”会址、《新青年》编辑部和外地代表当年下榻的博文女校,市委派人把这三处地点拍了照片。1951年5月,杨重光带着照片专程赴京请示,经当年“一大”代表毛泽东、董必武看后证实,于是那一排石库门房子,被确定为中共“一大”会址。
  值得回忆的是1952年初,中央号召动员先后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陈毅市长和中央国家计委薄一波主任都在上海亲自领导部署督战,一次次分阶段的在市府大礼堂,召开各部、委、办、区、县、局的领导干部会议,做动员报告,阐明运动的性质、任务、目的意义、内容、政策界限等等。另对宣传工作提出要求,如何加强领导、如何宣传党的政策、新闻报刊如何报导等等一一作了布置。历时数月,都取得了“三反”“五反”运动的伟大胜利。这几次大会的动员报告,姚部长都让我去听听,使我学习领会“三反”“五反”运动的目的意义、政策步骤等等,以配合工作需要;同时也是对我政治思想上的培养提高、关心和信任。
  姚部长自17岁入党后,长期从事党的新闻宣传、编辑、评论等工作,他走上革命征途后,在解放前腥风血雨的年代,他身处白色恐怖的险恶环境,在上海“苏商”出面经营的《时代日报》和《展望》等刊物上署名秦上校、马可宁、萨利根和波光等笔名,写下不少军事评论文章,使敌人闻风丧胆,使百姓欢欣鼓舞的报导评论,这些都凝聚着他的智慧、汗水和热血。1948年10月,曾被军统特务逮捕,倍受酷刑,坚贞不屈。为让党组织知道他的下落,故而跳楼报警,致负重伤,又被关入提篮桥监狱医院。1949年2月,经党组织大力营救,其父利用国民党上层人士关系协调,才被保释出狱。
  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在风云变幻的国际斗争中屡建功绩。姚部长自1954年调离上海市委宣传部到中宣部,先后任国际宣传处处长、中宣部副部长。令人叹息不已的是他在1966年7月文革初期,遭受到林彪、康生、江青一伙重重的政治诬陷和迫害,含冤而死,年仅45岁。1978年4月22日及1980年先后两次分别由中宣部和中组部为他彻底平反昭雪,确认他是中共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
  陈琳瑚副部长长期从事宣传教育工作,在宣传部时,分管理论教育、学校教育。1954、1965年先后兼任市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主任;1956年市委教育卫生部成立,陈部长即被调到教卫部任副部长,兼市教育局局长、党委书记;1962年任市人委文教办主任;曾被选为市委一至三届委员、市一至五届人民代表,市三、四、五届人委委员。陈部长早在1934年读中学时,关心时局,向往苏区与红军,与其父丛芳山分道扬镳,决心寻找共产党。1935年在北京读中学时参加了“一二.九”学生救亡运动,与前来镇压的军警奋勇搏斗。1936年入党,1937年奔赴延安,曾任中央组织部陈云部长的秘书。1946年在山东任工作团团长时,曾遭国民党特务袭击,身中三弹,未及伤愈,又英勇投入战斗,1949年2月随大军南下。陈部长以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为党的宣传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工作踏踏实实,平时考虑问题深入细致,层次分明,逻辑性强。文革期间也被无辜关押达六年3个月之久,曾想自尽未成,身心遭受严重摧残。直至粉碎“四人帮”才获平反,恢复名誉。并委任为市府教卫办顾问,1980年12月7日因患急性出血性胰腺炎不幸去世。
  白彦副部长长期在市委宣传部任职,分管职工教育,后又分管新闻、出版工作,新闻界各单位的政治思想工作,整风反右政治运动,出版系统的党政业务并兼任出版局党组书记,其他如《展望》等时政刊物审阅。白副部长为人正派直率、性格表里一致,文革期间同样遭到冲击批斗。1980年代因病住院治疗期间去世。
  四位部长都是在抗战前或抗战早期即入党的年轻有为、出类拔萃、又久经考验的老干部。除了夏部长较年长外,三位部长在市委宣传部任上时,都只有三十岁上下。在这四年我与三位部长的工作接触中,他们对我这个小秘书都很宽容、平和,从没向我发过一次脾气,没有领导架子,由是使我更加敬重他们。令人想不到的是:姚、陈两位部长在文革初期经受如此巨大的冲击、迫害与诬陷。
我以我能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刚参加革命工作不久,就到市委高级机关担任部领导的机要秘书工作,既感到责任重大,必须做好,绝不能出一点差错;又感到每天能接触到政策性、思想性很强的中央、华东电报指示,大大开阔了我的视野,逐渐提高了思想政策水平,同时也产生了优越感,觉得真是得天独厚。但另一方面,又觉得缺乏实际工作的锻炼。看到别人去参加镇反、土改、三反、五反等运动,经受了实际工作的锻炼,自己却没有机会去参加,很为羡慕,反映了自己的患得患失情绪。
1952年做年终鉴定时,针对自己工作中思想波动,我检讨了自己不实事求是,不从实际出发的个人主义思想,在小组会上接受了同志们的批评帮助。之后,我把检查送请三位部长审阅,请他们批评指正。他们都肯定了我:对党忠实,工作积极负责、主动热情的一面,同时还指出了我的一些缺点和努力方向。如姚部长要我加强党性修养,“每两个月要把《论共产党员修养》一书学习对照检查联系自己。”又说:“在领导机关工作,对你的好处是眼界一天天扩大,见识广泛。但不足之处是:缺乏实际锻炼,缺乏群众实际监督,因此有时会难于坚持原则。所以加强党性锻炼很重要。至于今后工作,考虑如何摆脱些事务工作,以后有些问题要你先提提意见。”陈部长更是认真地书面写上:

小葛同志,你的检讨很好,很全面,也很深刻,许多问题都谈到了,许多毛病也都指出了,今后改进的要求也都提的很对,但还不能自满,还仅仅是开始。快近一年的工作接触,我对你的粗浅看法是:纯洁、热情、积极是你的基本优点,孤僻、清高、脱离群众(首先是同志)某种程度上的骄傲自满,是你的基本缺点。有时态度不大好,不冷静,带有训人的味道(打电话时),有时看你情绪有些沉闷、苦闷,似乎有不高兴不愉快的事情在扰乱你的心思,多少是表现一种患得患失的现象。更认真仔细的工作作风,更虚心全面的接近同志,更完整纯洁的组织观念,更加注意把个人的聪明才智等优良条件和党员同志崇高的品质渗透结合起来,应是你今后克尽全力加以争取的。因为我们接触的时间还不长,不可能对你提供什么有益的意见,上述几点看法只能供你参考。
陈琳瑚
52.8.10
部长们的谆谆教导,中肯的意见、指点,对我是金玉良言,够我受用一辈子。我把陈部长在这五十多年前书写的已经泛黄了的薄文稿纸珍藏着,时时提醒自己,告诫自己。
  1952年夏部长调华东局宣传部,由谷牧同志来担任宣传部长。以后 ,谷牧又被上调到国家计委,由彭柏山同志调来任市委宣传部长,办公室把吕大伟同志调任彭部长的秘书。1954年姚部长被调到中央宣传部,我因陈、白两位部长的秘书工作事情不多,可由吕大伟兼管,这样就要求调离部长室机要秘书,去搞别的工作。
  1954年10月全市开展审查干部工作。领导上调我到新成立的审干办公室,主任先是王长,后是孙林,再是王琦,干部数人也是从下属系统抽调的。主要任务是审查宣传系统所属各局处级以上干部的政治历史问题,先审阅干部档案材料,确定需审查的对象,提出疑点或问题,进行讨论立案后内查外调,汇报讨论查清问题,写出调查报告,或审查结论。当时分配给我的任务是审查出版系统的局、处级干部,做出结论,历时两年基本上查清。其他同志进度也相仿,审干办任务完成,人员各回原单位,机构撤销。两年的审干工作是愉快的,从工作来讲,为领导上查清了干部的政历问题,便于领导上更好地了解、使用干部,对自己来说,得到了实际工作的锻炼、提高,开阔了视野。记得我和孟云棣同志一起去外调,这是我第一次去首都北京,感觉很新鲜。火车站下来就看到了首都北京天安门的庄严雄伟,穿越了大街小巷,一路上看到了古老的牌楼、城墙、城门。工作之余去参观了故宫、景山、前门、颐和园等名胜古迹,意识到祖国历史的悠久深远,由是更加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我和孟为节约外调时间,线索少的地方就分头进行。我就乘火车到长春,去找苏联援助的156项大型工业项目之一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厂党委书记赵明新同志(原上海市委组织部长调去的),向他进行外调,他很热情地接待了我。外调任务完毕,他又要秘书程盛棣同志陪我参观工厂,偌大的工厂规模,偌大的车间,好像有十来个车间吧。他陪我参观了三个大车间,真是使我大开眼界,当时还在筹建阶段,到1956年7月中国第一批国产解放牌载重汽车才试制成功,投入批量生产。我似乎看到了祖国伟大成就的远景,为祖国的欣欣向荣而倍感骄傲和自豪。我感谢他们的热情接待,也顺路观瞻了长春有名的波浪起伏的斯大林大街和苏军烈士纪念塔。晚上在招待所住了一宿。由于东北严寒,所以住所是火墙(即两层墙壁,中间烧火屋内取暖),玻璃窗也是双层的。次晨告别了长春,乘火车到河北省的束鹿等两个小县。车站下来,一个人独自走了二十多里地,足足两个多小时,农村大地荒无人烟,到了县委机关组织部,转好关系已是黄昏,再到乡政府,要找的对象在基层生产队,距离很远,晚上去不成了,只好在乡里过夜。可乡里那时还没有稍微像样些的招待所,只有一大间农村简屋,十来个床铺,都是外调的男同志借住。怎么办?他们只能把我安排在旁边的一间篱笆小屋(二、三个平方)内,一个床的位置,住了一宿,门都不带锁。我把外调材料、介绍信和钱款放在包里,紧抱在身,一夜不敢睡好,亏得当时社会秩序稳定,且外调人员的素质应该是好的,所以也没有发生问题,这是又一次锻炼我意志的机会。
  审干搞了一年后,1955年全国又开展了所谓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部长彭柏山被怀疑与胡风有染,遭隔离审查。部里也成立了相应的肃反办公室,抓类似胡风那样的反革命小集团。领导上把我调去,主要是审查宣传部内部的干部。才报到一天,次日又把我调回审干办,这件事对我是莫大的委屈,伤害了我的自尊心。因为当时我正在和景贤谈恋爱,而部里由于丁景唐处长与彭柏山是上下级关系,怀疑有什么牵连和问题。另外,对与老丁周围的一些关系较密切的同志,也有所怀疑,是否是什么小集团需要查清楚,景贤是其中之一,所以又把我调出。而我则认为他们根本不是什么反革命小集团,事实证明,过了数月并未查出什么问题,而彭柏山也于1956年12月被释放回家。那时,到处都要怀疑,搞得人人自危。
  丁景唐同志1938年在上海入党,长期从事地下文委和文字编辑工作。1950年7月,由夏、姚两位部长将他调入宣传部,历任宣传处、文艺处、新闻出版处处长。他是一位平和可亲、作风民主、团结同志、关心培养教育晚辈的好领导。繁忙工作之余,他还是鲁迅、瞿秋白研究专家,并作“左联”五烈士和左翼文艺运动史的研究,六十年代任出版局副局长,文革十年也倍受凌辱。1979年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老丁几十年间,论文研究作品硕果累累,著作等身,并主持编辑组成了一整套规模较大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书系。1992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有突出专业贡献证书,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老丁也是景贤和我所尊敬的领导之一,2000年后,我们曾去拜访他数次,他依然热情交谈、相见如故,至今已92岁高寿,仍精神清癯,关心文化建设事业,难以释怀。我衷心祝愿他健康长寿。
  审干结束,1957年初,我被调到部里新成立的党员教育处,处长陈东阜同志,处内共四人,主要任务是:调查了解各区、县、局以至基层党员教育工作情况问题,并提出改进意见,工作由面带点,处长要我去调查了解大专院校及中科院系统各研究单位的高知党员教育情况。另外,再到几个农村生产队,了解基层党支部中党员教育情况,先后分别写过两个调查报告,经处长修改定稿后送部领导审阅。部领导审阅后报送市委,其中有关“高知党员教育情况调查报告”,市委作为市委文件,批转各部委办、各区县局等所属单位参照执行,同时登载在《上海工作》党刊上,市委领导能批发我们的调查报告,是对工作的肯定,我们很受鼓舞,处长说:只要我们工作做得好,领导上是会重视的。
  调查农村党员教育情况,工作是比较艰苦的,主要是交通不便,既要赶路又要赶时间,每天早晨先从市里乘公交车到近郊再转换郊区车到农村,还要在农村羊肠小道上走上几里路,才能到达目的地。当时我正怀有大女儿,处长大步流星走得好快,我紧紧跟上(当时女同志怀孕可没有像现在的人那么娇气),也就这么挺过来了。
  处长是一位很好的很有修养的老同志,六十年代初,他被调任文化局党委书记,文革中也逃脱不了冲击,文革后仍被调回市委宣传部干部处处长,直至离休。2011年4月8日,我与孟云棣相约去华东医院看望两位老领导陈东阜和丁景唐,与陈东阜同志有五十年不见了,过去壮年时挺拔俊朗的高个子,现在却是弯腰曲背、步履维艰、91岁高龄的老人了,心脏安装了起搏器。岁月沧桑半个世纪以来,大家都经历了风风雨雨,真是感慨系之。当然了,劫后余生,大家能见面叙谈,还是很愉快的事。我衷心地祝愿他健康长寿。
  之后,部领导又决定党员教育处与干部处合并,陈东阜仍任处长,我也被调入干部处。干部处的职责范围任务是:分管宣传系统各局、报社、电台、中福会等处级干部的考察了解、提拔任免和培养教育等工作,我联系出版系统。鉴于农村人民公社业已成立,市委1960年4月决定“城市人民公社”也相继成立。市委领导王一平同志兼任市委城市人民公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刘光耀(市妇联主任)同志任办公室主任,下设秘书、生产、生活、政策研究等组,工作人员从市委、人委、工青妇、商业一、二局等单位抽调共计20多人,意在解放妇女劳动力,使之投入生产生活,组织街道工厂、里弄生产组、食堂等等。我被分配到政策研究组,到闵行蹲点一段时间。之后,到1962年8月领导上又决定下马不搞了,主要是认为城市人民公社跑得太快了,不妥当。61年初,我正怀有小女儿六、七个月,某晚,轮到我值班,王一平同志匆匆从外面回办公室有事,见我值班,招呼了一下,次日即要求办公室不再安排我值班,以免发生意外。这是王一平同志对工作的负责,以及对下属干部的关心。既然城市人民公社不办了,我也不想回宣传部了。
  1962年4月市人委新成立文教办公室,意在明确党政分工,将市委宣传部和市委教卫部内属于行政性的事情交由市人委办,陈琳瑚同志任主任,人员也由宣传、教卫两部抽调,内设高教普教、卫生体育、文化出版、秘书诸组,我征得陈琳瑚主任同意,调入文教办工作,依旧联系出版系统方面的事情。市文教办是新成立的机构,办里曾有两年提拔科、处级干部职务的机会,我由此就从一般干部先后两年提拔为副科、正科级干部。事实上,从我1954年底被调到审干办公室时,领导上对调任审干工作干部的要求即是科级或相当科级的干部,我觉得多做些实际工作,多锻炼锻炼是好事,提拔与否都无大碍,只要能完成领导交下的任务,能愉快地去做就行。当然,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市委机关工作,要提职是不容易的。

四、文革造反

  1966年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学生、工人纷纷响应号召起来造反,机关干部也随之起来,成立了以市委写作组为首的市级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与工人、学生联合起来,于12月18日在文化广场召开了“炮打上海市委”大会,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影响很大。然后立即成立了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市人委机关也效仿,我们文教办也成立了造反队,杨忠华任队长,除了处长以上,都参加了造反派。市人委机关联络站成立,要从各办、局抽人参加工作,1967年2月,杨忠华派我去参加。联络站内设置秘书、宣传、材料三组,我以过去的工作经历,感觉对干部工作较熟悉,就要求到材料组。材料组的任务是:审查几位副市长的政历,之前,我对他们四个人既不认识,也不了解,可说是一无所知,被随机分配了一个对象的材料。专案组的工作人员是联络站的头头李飞熊联系抽调来的,有市府的人事、编制委、统计、出版诸局的党员干部,有工厂的工人党员,有华师大68届毕业的学生党团员,素质都较好。当时全国的形势是抓叛徒,是把刘、邓作为头号、二号走资派拉下马,所以因循沿袭对于查看副市长一级的材料,专案组并不感觉有什么不妥。我们当时活学活用毛主席有关专案工作的指示,根据专案对象的政历情况,对照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的时事形势,同时,为了使材料更加集中,又向市委组织部借调了1956年审干时的有关材料,以作参考。市组在审干时,也确实查出该对象的严重问题,材料不少,只是未写结论,也未戴上定性的帽子。我们就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经过充分讨论,分析案情,提出要搞清的几个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后,拟定计划提纲,进行内查外调。【注:1967年8月,据陈琳瑚同志(曾任市第一、二、三届市委委员)揭发,1956年市第一届党代会时,是柯老坚决反对该副市长当市委委员,而从候选名单上拉下来的,可是到了1959年和1963年市第二届和市第三届党代会,是当时市委某领导,先后把他拉上了候补委员和正式委员。】1968年冬市革会成立专案办公室以加强领导,联络站材料组的几个专案就全部划归专案办管。经过四年多的内查外调工作,问题已基本查清。一些同志为了搞清问题,多次去山西、四川等地两派武斗最激烈的地方,怀着对毛主席的崇敬心情,一片赤胆忠心,不顾身家性命,坚决完成外调任务回来。这种精神是值得赞扬的。经过组内汇总讨论,最后定案做出结论,报专案办审批。但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文革已全盘否定了,则我们所做的这些工作也就徒然,一笔勾销了。可是我思想上存在的疑虑是消除不了的。何况我的党籍也就因搞了这专案而被取消登记。当时我认为我们是很注意掌握政策的,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当专案对象血压高时,就让他休息休息,不去动他。我们搞此专案过了二、三年才想到去抄一次家,此前他老婆单位造反派已去抄过(我们单位也有一、二人去参加),所以我们此次去,他家已迁居,一切都整理过,因此也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历史材料。当然抄家前是打过报告的,经市革会王少庸批准的。粉碎“四人帮”后,他虽未官复原职,但我印象中他还在市政协担任过一个什么头衔吧,也重新分配给他新房了,生活得很滋润,直到八十多岁去世。
  1970年底至1971年初,上海市召开第四次党代会,我由于工作依靠大家,做出些成绩,被市革会专案办及市直机关五.七干校七兵团三连(原教卫、宣传、文教)提名一致同意选为市第四次党代会的代表,我本人不喜欢出头露面,但坚辞不了,去中苏友好大厦参加了大会,并被列入机关小组参加讨论(有王一平、张承宗等二十余位代表),我绝不排除因为景贤在市里的重要因素,所以大家会同意我当代表,但无论如何自己得做出成绩来,让人承认。而且正因为他的地位变了,我自己平时更要注意谦虚谨慎,关心同志们的工作学习生活各个方面,使大家和睦相处。这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荣誉,但总觉得自己距离一个好的党代表还差远呢!会议结束,回专案办,领导上要我将党代会精神进行传达贯彻,召开数百人的党员大会。我平时并不善于在大会场上当众讲话,缘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时,曾为选举人民代表,临时派往卢湾区嵩山街道任普选工作队副队长,工作了二个月,初步锻炼了实际工作能力,并为工厂职工和地区居民作了几次有关选举的目的意义等的报告,有了些底气,增加了些信心。所以这次将党代会精神向同志们传达后,反映还是可以的。
  专案办工作结束后,我何去何从?本应回文教系统,但景贤在市里分管宣传文教口,我在同一系统对他工作不便,要离开远一些。后我被调到市革会科技组(1971年2月),依旧搞组织、干部工作。当时正值科技系统所属局、院、所各单位领导干部搭班子,要求做到老中青、军干群两个三结合。那时我因肠胃病术后不久,身体很虚弱,加上天天头痛欲裂,吹风后更甚,前往外滩上班体质实在吃不消,怎么办?
  景贤与写作组朱永嘉同志商量,葛身体不好,能否去写作组帮助搞些支部工作?经老朱同意照顾,我于1971年7月到写作组去工作了一年。写作组下设文学、历史、哲学、经济、自然辩证法等等各组,人员基本上都是从各大专院校和宣传文教系统调来的秀才、笔杆子。那里人才济济,各有专长,编写出版了好多种刊物,既为中央领导服务,又满足广大群众、知青对书本知识的渴求。他们工作年复一年、日日夜夜、不计辛劳、不计报酬,但个个精神振奋,工作效率极高,作品颇丰,很值得我学习。可惜我待的时间不长,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爆炸,驾机出逃,飞机失事,葬身于蒙古温都尔汗异国他乡,这一重大事件经中央、市委层层传达学习讨论后,景贤又觉得我在写作组工作不妥,我又回到科技组。
  回科技组后仍然搞干部工作。1975年上面布置“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了解下属各单位领导干部对批邓的思想情况,向上汇报反映,直至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

五、我所受到的审查和影响

景贤被作为“四人帮”的上海余党,由中央工作组苏、倪、彭领导带队来沪清查,他虽配合工作了一个短时期,但最终必然是作为审查对象被要求交待揭发问题,并逐步升级的(这事后面详述)。
  我作为家属也无疑受到牵连审查,科技组大会批斗,要我交代揭发景贤的问题,我认为一切工作都是上面布置下来的,我没有做什么亏心事,无可奉告。个别同志想与我划清界限,显得特别积极,带头领喊口号,大声叫嚷要我交代问题,我不为所动,任你去嚷嚷。之后,看我实在没啥好揭发而草草收场。事后,就要我书面写一些揭发张、姚和景贤的材料,及工作上的批邓方面的材料,再是一些内查外调。数月后,要我写成一个总的检查交代上交。在1977年5月,我被安排到市科技图书馆装订车间劳动,直至1978年12月。对我审查后的处理意见是“说错话,做错事”,正式调动到徐汇区图书馆工作,党的组织关系也一并转去。印象中是市清查办公室领导李庸夫同志对我说:“像你这种情况,市里机关是不能留了,那就安排到区里基层单位去吧,徐汇区离家近些,图书馆工作对你的身体比较合适。”
  我在徐汇区图书馆采编组工作了整整七年余,具体任务是根据新华书店图供部、港台及大专院校或社科院出版社等发来的书目,选择订购。当图书成包成包地送来后,除图供部的书由其他同志做外,其余均由我逐一进行编目分类,按一套顺序做下去,分发给内部书库、阅览、外借、少儿各室,供读者借阅。同志们都能按政策对待我,相处尚可,我只有以我的本性、勤恳踏实、少说多做的实际行动应对之。在市科技图书馆和徐汇区图书馆都有个别几个同志对我很同情很关心,他们嘘寒问暖,从生活上点滴的关心帮助,使我这颗冷却的心深受感动并略感安慰。直至1985年底离(退)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12.18—12.22)后,提出要全面清查过去一切冤假错案,由于我在文革中参加搞了一个专案,因此在1987年整党中被作为核查对象,重新审查我的问题。是的,整个文革已全盘否定了,许多老一辈革命家都已平反昭雪了,所谓“薄一波的六十一个叛徒集团”问题也早已平反了。而且中央规定审干只能由组织部管,专案办搞的专案不承认,得交还给组织部管,那么我们所搞的这个案件也就必然不加分析具体案情,一切恢复原来的面貌了。即使1954年至1956年审干时,市委组织部对他已作了审查,确实有那么多严重的问题、罪行,事实俱在,只是未带上帽子,也未写个结论。据市委组织部反映:1956年审干后,曾几次书面向市委某领导(分管审干工作)报告,但皆以问题还没查清楚为由,一次次压了下来,而不处理,也不向柯庆施书记汇报,使这人长期担任党、政要职,继续重用。那么,我们当时市革会专案办再次审查后,问题更清楚,带上帽子,写了结论,又有何干?倒过来是我们在迫害老干部了?为此,我就在这次整党中被处以“不予登记”了?还被划入了“三种人”中的“打砸抢分子”。反正,出党的决定是上面内定的,离休支部的支部大会把我的“错误”作了介绍,大家批判一通,贯彻上面的意图通过而已,同志们必然是服从上面的处理,尽管会上有老汪、老刘同志提出异议,从轻处理,以“严重警告处分”为妥,但根本无济于事。核查我的问题的领导说:“如果把你开除出党,你没有这么坏,把你留在党内,不严肃。所以采取不予登记。”我自己明白除了搞专案外,丈夫被判了十八年徒刑,我还能留在党内吗?我曾以解放前入党后即参加革命工作,到离休后却党籍都没有了,感到深深悲哀。入党几十年,对党组织是怀有深厚感情的。以前在宣传部一起工作、了解我的领导老佘同志等,也觉得这样处理“太过分了,太过分了”!有同志劝我说:“党好的时候,你入党了,现在党变了,你出党了,不是很好嘛”。也有同志说:“你本身十七级,可以是正科级,也可以是副处级呵,怎么现在只能享受一般离休干部的待遇呢?”我答以:“把我降到一般离休干部的待遇,也等于是一种降职处分吧!与党籍的‘不予登记’一样,你又奈何?这点我也不去计较了。如果再严厉一些,连离休待遇都不给你享受,又能怎么样呢?”
  
六、我与景贤坎坷的一生

  我与景贤相识于1951年8月,我在市委宣传部工作,他从南模毕业,分配到宣传部文艺处,在日常接触中发现他工作努力,学习勤奋,性格热情开朗,是一个朝气蓬勃、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相仿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经历,共同的兴趣爱好和对一些问题的看法、观念比较一致,由相知而相恋。当然也感到他有些年少气盛,不知天高地厚,对党的观念、党性的认识不足,因此在入党转正问题上,没有认真地做过一年的思想总结,因而,在支部大会上,不少党员不赞成他按时转正。这事对他来说是生平第一次受到的大挫折,同样对我也是一个打击,因为,我当时在搞机要工作,如果他转正不了,对我工作可能会受到影响。所以我当时就对他提出要求,一定要认真改造思想,提高对党的觉悟,争取转正。这以后,他认真考虑了自己究竟有哪些地方需要改正,扎扎实实地工作,终于经过各种工作考验,得到了同志们的谅解,得以转正了。
  我们互相了解了五年之后,结婚了。那是在1956年7月28日的晚上下班后,地点就在宣传部办公楼前大花园草坪上(现瑞金花园),很多年轻的同事们都帮忙一起张罗,花园里张灯结彩,我们购买了许多西瓜、糖果与大家分享,就当时的条件,举办了一个朴朴素素但又热热闹闹的婚礼,大家都很高兴。当然婚后的生活中总会有个相互磨合的过程,有时不免会发生一些小误会小矛盾,我会耍一些小性子,不愿理睬他。但是他的脾气性格和善、开朗,总是主动来解围,缓和气氛。总的说来,我们相处得比较和谐,有事情共同商量,互相体谅,互相尊重。他喜爱写文章,我积极支持。比如说:他写出了《党的儿子穆汉祥》一书,得到了一些稿费,我说,你写的是歌颂烈士的作品,这稿费以缴纳党费为好。他同意了我的建议。那时我们的经济条件也很一般,生活都很简朴,所以除去到旧货商店添置了一个质量稍好的旧书橱外,他将其余稿费全都缴了党费。又如,我们过去在学校或在工作单位,个别同志经济上有什么困难,我们都乐于助人,悄悄地予以支援,不是把钱看得很重,够用就行。这些都缘于幼年时所接受的教育吧,共产党就是为贫苦人民谋利益这一思想观点。又如,近二十年前后,我们宣传、教卫系统有好几位老领导同志如白备五、佘亭轩、陈给、原市卫生局局长王希孟和他夫人市医务工会主席胡涤苍以及老蔡和老卞的家属吴士德、陈祖荫等等,去世后都向市红十字会捐献遗体,以供医学教学使用。我们俩商量后也取得一致意见,死后捐献遗体。并把这视为是最后一次为人民服务的机会,为社会做些有益的事情,同时也可为国家节省有限的土地资源。
  1966年前的景贤,由于各方面都表现得非常出色,倍受领导上的重用和培养。工作之余,他喜爱写作,除了报告文学《党的儿子穆汉祥》外,还有散文集《生命似火》等等(这些作品都是写的先进人物、先进事迹,思想倾向积极向上,鼓舞人心)文艺作品和许多评论文章,颇受领导的赞赏和读者的好评。他与陈耘、章力挥合作完成的话剧《年青的一代》剧本,还获得过国家文化部颁发的优秀话剧奖。
  好景不长。1966年“文革”开始了。先是,一向被市委领导器重的他,不知怎么的竟成了领导们逃避群众批判的挡箭牌和灭火机。常有这样的揪心事发生:市委书记、市长们东躲西藏,却要他出面去东推西挡。群众自然不答应,指责他是走资派的铁杆老保。后来,在毛泽东主席的号召和写作班同事们的促进下,他终于醒悟,放下了正在替市长曹荻秋写的检查,造反了。
  谁知当“老保”不得安生,“造反”了还是不得安生。1967年1月29日清晨,文教办的同事方菊仙电话告诉我:徐景贤于1月28日凌晨被一起造反的红卫兵小将们抓走了,不知关在哪里?我赶忙去市委机关联络站找勤务组成员询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头头都不在,有个工作人员告诉我,人是被复旦红革会抓走的,是不是关在复旦,却说不准。当时机关联络站有人去复旦设法营救徐景贤,我即随之同去探望,终于在一学生宿舍二楼见到了他,看到他还算安全,问了些情况,我就回家听候消息。1月30日清晨我听说中央文革特急电报已到,其中第二条:必须立即释放无理绑架的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负责人。景贤也打电话回家,说他已经回到机关联络站了。这时,我才放心下来。岂知,我这一生中,常人难以想象、难以坚持的苦难历程,却由此开始了。六十年代末,作为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第一把手的景贤,被正式委以上海市委书记的要职。并相继当选为中共九大、十大中央委员。我们的家也从常熟路上的瑞华公寓搬到康平路市委书记处的院子里。
  我慢慢地发现已经当上市委书记的他过得并不快乐。别看他在场面上笑容可掬、从容不迫,讲起话来滔滔不绝,回到家里却时常心事重重,仿佛有天大的难事无法排解。后来才知道,他之所以不开心,全都是为了市委领导间的同而不和。表面上叫亲密战友,实际上争权夺利、倾轧不断。他看不惯从原工总司提拔上来的一些新干部搞特殊化(其实与当今的贪官们相比,那时的一点点特殊化也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了),想向在北京的张春桥反映情况,张春桥却采取了回避的态度。真所谓官场风云诡谲,冷暖自知。景贤毕竟是一介书生,虽有做好官的心,却实在不是能做官的料。正因为如此,他这市委书记当得也实在辛苦。一晃十年。
  1976年毛泽东去世还不满一月,风云突变,一场大祸,突然降临到我们全家头上。时任市委书记的景贤,一夜之间被说成是上海反革命武装叛乱的组织者!这不是天方夜谭吗?后来,景贤被判十八年监禁的主要法律依据,竟然就是组织反革命武装叛乱这一条!真是匪夷所思。
  回想当时的情景,至今依然迷惑不解。那年的10月8日,多个渠道传来小道消息,说“中央出事了”,作为上海第一、第二书记的张、姚在北京又迟迟联系不上。又过了两天,中央王、张、江、姚四个人被抓的消息,逐渐传播开来。直到那时上海市委领导班子仍没有收到来自党中央正规途径下达的任何正式文件和通知。因此,大家既紧张又疑惑:搞不明白中央究竟发生了什么大事?景贤为此到处打听消息,并召开一系列的会议商量,召集民兵待命,准备应付突发事件。10日下午,也是在没有任何明确交代的情况下,市委接到中央通知,要上海的徐景贤、王秀珍立即去北京开会。景贤到北京后,当晚打回上海的第一只电话,就是通知上海市委:立即停止一切应变活动,稳定上海,一切等他和王秀珍回到上海后再说。他所做的这一切,怎么是反革命武装叛乱?
  惊魂未定,我还没有来得及听他解释、与他沟通,他便被专案组的人从家里带走了。没有任何手续,不知带往何处,也不允许家属探视。接下来,就是抄家、搬家……当我独自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横祸、这破碎了的家庭时,一度几乎失去了生活的勇气。但,看到尚未成年的两个女儿,年迈的公公、婆婆,咬紧牙关,承受命中注定的这一切!我想,我是解放前夕参加革命的党员,应该相信党、相信人民政府,早晚会有还景贤清白的一天!
  1978年6月底,运动办专案组老吴等两位同志来家,向我传达中央12号文件精神,宣布“对马天水、王秀珍从严处理,对徐景贤从宽处理,免于刑事处分”的决定。并说:“徐不久可以回家了。”由此,我心情略感宽慰,感到中央的政策还是实事求是的,宽严分明的。可是左等右盼,杳无音讯。直等了十五个月多,到1979年国庆三十周年纪念日,见报载严佑民在北京庆祝国庆的讲话,其中提到“上海马、徐、王死党”字样,才得知不好了,“升级了”。果然又等了八个多月,到1980年6月6日,市公安局发给家属一纸通知书,内书写:“徐景贤因犯反革命罪逮捕法办。”此时我的一颗急切盼望他归来的悬挂着的心彻底沉了下来,冰冷、冰冷。
  最近一、二年我在翻阅他留下的当年在关押期间的笔记本,见他记载:1980年6月4日逮捕;6月16日被押赴北京秦城监狱;12月4日为公审“四人帮”作证等字样。1981年1月6日晚,我从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看到景贤在审判四人帮时被要求出庭作证的一段录像,他那神态一看就猜到压力巨大、病得不轻,面容憔悴枯槁脱形,精神极度疲惫。回想起那隔离审查的几年里,从他笔记本里我才详细了解到,那时的他既要写大量的检查交代、揭发材料,又要经常被带出去到各系统各有关单位召开的批判大会上去接受批斗,更要写全市上、下、左、右及各省、市有关人物的无尽无数的外调材料,我看出他当时的生存环境和心理状态处于绝顶恶劣,最严重的丛集性偏头痛剧烈的持续的频繁发作,心情沉重受尽折腾,根本得不到静心休息和养病,病情怎能不恶性循环、严重加剧呢?听别人说在北京作证前那段日子,已经不吃不喝,是医生强行注射生理盐水、葡萄糖液以维持其精力和生命,得以保证其能在公审四人帮时出庭作证。可见政治就是如此的变幻莫测、残酷无情,任人摆布。我一个弱女子,一个小老百姓,一丁点儿都无法帮助上他。
  惴惴不安中,1981年1月25日,王、张、江、姚案由北京特别法庭审结,估计景贤也被押回上海。3月6日,有关方面突然通知让我去市监狱医院探视徐景贤。来人简单地告诉我,徐景贤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态都不大好,要我帮忙去做做他的思想工作。我怀着异常焦急的心情,赶紧收拾了一些他需要的生活用品,跟着来人就走。因为我们已有很长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我要珍惜这次见面的机会。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许久不见,眼前的景贤,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人瘦得脱了形,神情呆滞,看到我来,像见陌生人一般,没有丝毫愉悦的表情。据看管他的人说,他拒不吃饭、拒不吃药,大小便在床上。我突然意识到:他是否精神失常了?见他变成这个模样,我心疼得眼泪夺眶而出。我感到,我曾经有过的一些疑虑,终于得到了证实。那就是,特别法庭对王、张、江、姚一案的重判,彻底毁灭了他有可能因为态度好而受到从轻发落的幻想。他终于明白了,在对待王、张、江、姚一案的态度上,无论他怎样竭尽全力配合乃至迎合专案组的调查,无论他怎样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保持一致,其结果,都是一个样,一切的努力都是白费。他因此而失去了继续往前走的信心,对于自己的未来,对于他本想争取的较好结果,彻底的失望了。
  他木然呆立在病房的铁窗前,嘴里说着看到大树开花啦这样的胡话。猛然间,我想到了疯疯癫癫的马天水,也是因粉碎“四人帮”后,审查他的问题,思想不通而逼疯了发精神病的。我想,市委书记马、徐、王三个人中如果有两人因受审查而被逼发精神病,不能出庭接受审判的,那才让社会上好看了,那说明了什么问题?领导上该负有怎样的责任?当然,从我个人感情讲,是绝对不愿看到此情境的。我害怕极了,我的心抽搐着。此时此刻,去对他说党的政策是怎样怎样的还有什么意义吗?我只能克制着自己,尽量平静地对他说,会开花的大树当然有了,那是广玉兰呀。我猜,你是想女儿了吧?家里的人,爹爹、孃孃和两个女儿都平平安安的,就是非常想念你,盼望着你能早日回家。那天,我特意给他带了一些风景画报去,想让他放松放松心情。我一边翻动着画报,一边对他说,我俩结婚后,忙东忙西,总也没有机会一起出去走走。将来,等你回家后,我们一定要把全国的名山大川游它个遍。我嘱咐他,身体是最最重要的,有了好的身体,什么都可以从头再来。我会等着他回家,不管等多久,直到再相聚首的那一天,谁也不许失约。平时特爱说话的他,那天却一直低着头,沉默寡言,只听我说,看来受的刺激太深,病得不轻。
  自从我去探视过以后,景贤的病情日渐有所好转。也许是亲情在起作用?因为,我知道他是一个非常在乎亲情的人,也许是他终于从彻底失望的牛角尖里钻出来了?因为,我还知道,他对人生道路的坎坷、曲折,不是毫无思想准备的,只是需要假以时日。记得我们还在谈恋爱的时候,就曾互相激励:爱情不仅是美好的花前月下,爱情更要时刻准备着去经受人生之路上风霜雨雪和荆棘丛生的考验。……可能还有许多的也许,但有一点可以确定无疑,他毕竟还年轻,经受的打击虽然沉重,还不至于完全走上马天水发精神病久治不愈的那条路。这是不幸中之万幸。虽然团聚还在遥远的将来,人在就好!
  6月30日,景贤从医院转至监狱一所服刑。1982年7月13日至8月23日上海高级法院才开庭判决,过几日,给家属送来了刑事判决书,天哪!这就是我牵肠挂肚、胆战心惊,饱含辛酸血泪,苦苦等待长达六年2150天的日日夜夜的结果啊!其判决刑期竟长达十八年!还得再等十二年哪!真是高处不胜寒!这是为什么啊,我不明白。 9月6日,景贤被投入提篮桥监狱。这是又一次对我这颗冰凉的破碎的心上再撒上一大把盐,心痛良久良久,可能够向谁去倾诉?……我想,不判与判、不判与重判,前后竟然有如此巨大的反差,实在令人闻所未闻、毛骨悚然、匪夷所思,中央文件和国家法律都应是神圣的,判定一个公民罪与非罪,岂可出尔反尔,视同儿戏!如今景贤已经去世四年半多了,我作为他的遗孀,作为生活在宣布依法治国多年的国家的一个公民,理应享有告知权,我盼着有一天,上海市高法来向我负责地说明是谁有那么大的能量,推翻党中央的文件决定,把中央的决定可以轻而易举地置若罔闻地加以否定!现在终于有了些许眉目,前数月在朋友叙谈中偶尔听到“当年党中央确实是下达过对徐景贤决定不予刑事处理的红头文件,是陈丕显对曾来接管上海市委的领导彭冲拍桌子、发脾气,要求对徐景贤判以重刑,彭冲等领导向中央回报,反映到邓小平处……”。又据另一位知情朋友说:“陈丕显拍了桌子之后,上海方面向中央汇报,上海是执行中央的决定,中央文件中没有做出对徐景贤给予刑事处分的决定,上海不好处理。”邓小平发脾气说:“他们没错,难道是我们错了?”于是一律从严惩处。这也就是我们所遭遇和演绎了几十年的一场大悲剧的来龙去脉!我的心情难以平静……。从景贤入监的那个月算起,监狱方规定,家属可每月探一次监,但会见时间只有短短一刻钟。监狱的所在地离家很远,公交车要换多辆(那时没有地铁),路上来回得花三、四个小时。但是,为了能够每月见上一面,为了能带给他一些精神食粮(书报等)和物质营养品,就算路程再远,就算天上落铁,我也绝不放弃。因为,相见虽然短暂,却是我们彼此能够在艰难岁月里坚持下去、坚持到底的精神支柱。我是一个体弱多病的人,长期来独自挑起一副家庭重担,时常会产生再也支撑不下去的感觉。这种精神状态,在探监的时候,难免有所流露。景贤就会拿李商隐的《夜雨寄北》来劝慰我。“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这诗中“君问归期未有期”,是最触动我心境的一句,只要这句话一出他口,我便抑止不住满腔的辛酸,泪如泉涌。这时,景贤想用他的手替我抹去眼泪,但冷酷的铁栅栏生生地将我们隔开。在默默注视着对方的眼神中,我们都无可奈何的读到了这样的五个字:“但愿人长久”,是啊,我和他,除了还有这一点点的愿望外,确实是什么想法都没有了。
  愿望总归只是愿望而已。到了1992年,度过整整十五年的牢狱生活,使景贤原本患有的最严重的丛集性偏头痛及胃病、高血压都日趋加重,又加上长期蹲在监狱底层仅三平方米阴暗潮湿的监房,在水泥地上铺一块木板当地铺睡而得上了关节炎、腰椎间盘滑脱等,对他病体真是雪上加霜。15年的精神压力生活压力使得我也是心力交瘁,实在感觉支撑不下去了。我虽然在这前一、二年内曾先后给当时市委领导、市政法委写过多封信,请求给予景贤保外就医,但均杳无音讯,犹如石沉大海。万般无奈之下,景贤曾建议我给邓颖超同志写了一封信,请求帮助。当年,景贤任上海市委书记一职,是周恩来总理提的名。邓颖超同志对景贤也是有所了解的。在信中,我向她反映了景贤被判十八年刑期以及入狱十五年后身体状况每况愈下的情况,请求有关方面网开一面,允许他保外就医。没想到,邓颖超同志的批示意见很快下达到了上海,这一年的六月下旬,监狱方同意景贤保外就医的申请,但提出,在刑期未满的三年里,一是他的生活费、医药费由家人自理,二是不允许参加任何社会政治活动。在我签字同意后,景贤才获假释回家养病。我打心眼里深深地感谢邓大姐的关照,也更怀念敬爱的周总理。
  景贤在监狱里待了整整十五个年头。在这十五年中,家庭的变故可想而知。老父亲久病在床,他没能陪伴侍候,无法尽到作为儿子养老送终的义务。两个女儿结婚成家,他也未能到场祝贺……好在这一切的一切都已过去,我俩终于坚持到了再相聚的这一天。他离家的时候,一家还只四口;他回家的那天,已是全家八口围在一桌吃的团圆饭了。两位女婿,婚前婚后都曾陪着我去探过监,两个外孙,虽然名字都是他起的,而且也偶然带去见过外公,但终究小孩太小,印象不深。这时,八口人,三个家庭,团聚在一套小三室的居室中,大人们,甜酸苦辣的滋味涌上心头,悲喜交加;孙辈们,用陌生的眼光偷窥着还满头黑发(家族遗传)、他们却要叫他外公的人。此时的景贤已是年届花甲之人了。养好身体,含饴弄孙,是我们全家交给他的两大任务。尽管我们的家居相当拥挤,经济也不宽裕,但有他其乐融融地陪伴在我们身边,我感到安全、放心,感到心情无比愉悦,仿佛又回到了从前……。当然,对于这种经历了千辛万苦,尝尽人生百味的辛酸岁月终究得以结束,对于这份失而复得的真挚感情,我是倍加珍惜。
  1999年,景贤被判十八年刑期后,剥夺政治权利四年期满。按照宪法规定,他应该是享有出版、言论自由等政治权利的公民了。同时,他在保外就医后,经过全家人的悉心调养,身体状况有了较大的改善。他喜爱写作的愿望重新燃起。他对我说,他要以他的亲身经历反思“文革”,把这段历史史实公之于世,为当政者鉴,也对后人有个交代。我对此表示积极赞同。他在经历了这么大的起落之后,意志未消,斗志尚存,我更是高兴。
  在克服了资料缺失、行动上受到相当限制等种种困难,文革回忆录《十年一梦》于2000年完稿。完稿后费尽周折,几易出版社,终于2003年底在香港出版,成为香港十大政治畅销书之一,且名列前茅。读者反响热烈,有褒也有贬。有的说,他讳避了一些不该讳避的事情;有的说,他承担了一些不该承担的责任。但多数读者的意见,认为这本书写得比较真实可信,在众多反映“文革”的书籍中,可算是一部信史。而且对他的可读性也十分赞赏。这使景贤大受鼓舞、大为振奋。他在认真的思考了朋友们的批评意见之后,对我说,他要接着再写,这次,他要把自己摆进去,写得更真些,想得更深些。……
  天不佑我!在《十年一梦》出版后的2004年、2005年两年里,景贤因右耳前庭疾患引起眩晕,连续两次住院开刀,手术不算大,但都是全身麻醉,这对一个时年已过七十岁的老人的身体伤害很大。两次手术以后,眩晕却仍未解决,加上他原有的腰椎、关节等多种疾病,从此,眼看着他日见消瘦、苍老,背更驼了,再也不能方便的独自站立行走了,非得依赖拐杖和旁人扶持。然而,即使是在病痛不断折磨他的情况下,他只要能够坐起来,就会趴在电脑桌前,用电子笔,笔耕不止。经常是,深夜我一觉醒来,他还在伏案写作。我劝他,还是保重身体要紧,他却说,他要对历史负责、对党史负责,尽量把当时的真实情况记录下来,让后人在研究中国文革史时有所参考。却万万没有想到景贤的第二部书稿还没有最后完成,心愿还未实现,2007年10月31日下午,他却急匆匆地突然离我们而去。
这对我是又一次猝不及防的沉重打击,我当时脑子内一片空白,不知所措。他究竟怎么啦?是晕过去了还是……?我心存疑虑、忐忑不安,让大外孙赶紧拨打120急救车,拖延了很长时间,再次电催,待医生终于赶到,心脏电击数次抢救都已无效了。我的心在淌血,感觉到天塌下来了,没有了顶梁柱,失去了精神支柱,感到家里一时间又濒临到三十年之前,他被突然遭到隔离关押的凄凉情境中,甚至更惨,因为那是一种再也等不回来的心痛。一切都显得沉寂、黯淡、凝固、无望了。
  可告慰的是,亲情、友情给了我极大的支撑和慰藉,景贤写作组的一些老朋友、好朋友、患难之交朱、萧、陈、大小老王、老顾、小张等等都纷纷前来悼念告别;徐家的族人、几位堂弟和他们的小辈、景贤的忘年交小何夫妇前来告别悼念;景贤的新老朋友小朱、老朱、张、黄等等许多人都纷至沓来悼念告别;我的至亲好友们也以多种不同方式来告别送行。
  2007年11月6日,在景贤去世六天后,我们全家与部分亲友们在复旦大学医学院提供的遗体捐献告别场所,举行了简单的告别仪式,参加告别的亲友有近200人,济济一堂,社会名人、文人沙叶新等也都来参加告别仪式。会场气氛庄重、肃穆、平静,大家从景贤的思想品德、廉正、勤奋、才华等多方面作了评价,予以肯定。五十多年来相依相偎、相濡以沫的亲人,从此永诀!
  回顾半个多世纪来,我们的一生是担忧多于平安,患难多于欢乐,离散多于聚合,但我并未有丝毫的后悔。为了纪念景贤,女儿在上海市红十字会专为遗体捐献者提供的纪念网上开通了“徐景贤纪念馆”,使家人和亲友们可以随时上网给景贤献花、留言、写纪念文章,以寄托哀思。徐家的族人还为景贤编辑一本生平经历的纪念册,以志纪念。亲友们的眷眷之情,让我们母女刻骨铭心。谁知这样一件本属人之常情的小册子,有关部门竟然不断横加干涉。尽管如此,我们家属还是冲破层层障碍,纪念册《人品贵真诚,勤奋伴一生——徐景贤纪念文集》,在极小范围内送给亲友留作纪念。还有人一再追问:徐景贤有没有留下遗物、遗稿?此时此刻,没有对已逝者的一点哀悼之情,却念念不忘追查遗物、遗稿,法理何在?人性何在?!徐景贤就是有遗物、遗稿,自有徐景贤的家人处理、继承,与他人何干?!
景贤离我们而去已将近五年了,而我还在气喘吁吁地苟延残喘着。我怀疑我这个多病之躯,长时期来,身心倍受摧残,怎么还能顽强地活到今天?当然,生活得是很累很累,身累、心更累。是苍天赐予我的生命基因?是国家施行的老干部医保政策给我提供了保障?1970、1971年的两次肠胃病严重发作,检查出了疾病的症结所在,挽救了我原本虚弱的生命?是景贤你这四十年来“上天入地”,超负荷的运转,活得过度劳累,加上多种病痛,把你折腾得早早离世,还没能好好享受到晚年团聚后的家庭幸福,却把一叠不及完成的文稿丢下,留给我要我来帮助完成?这未完成的事情,也就成了我的精神支柱,勉力支撑着我,争取能看到出版的那一天,以遂我们共同的心愿。

后记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邓小平南巡讲话,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这经济改革确实是在各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政治改革却是举步维艰,不见有大的动作。这长期一条腿走路,跛足而行,会造成什么后果呢?当下贪污腐化愈演愈烈,两极分化愈益严重,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党和政府准备采取怎么样的有力措施来改变这种局面呢?据2011年3月5日报载温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工作报告中提到,“加强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和温总理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中提到:“当前最大的危险在于腐败,要消除腐败的土壤还在于政策制度和体制。”说明政府已开始重视这个问题,并制订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这是好事,希望各级政府能认真贯彻执行查办,人民将拭目以待。
我们祖国处在这个伟大时代的变革中,先驱者给予我们那么多正面和反面的历史经验教训,我一个小老百姓,一个自认为非党的布尔什维克,经历了一生的大喜大悲、风风雨雨、酸甜苦辣,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事实也教育了我:做人必须襟怀坦荡,站得高,看得远,正确对待这一生面临的一切不幸遭际。
我和景贤都是热爱祖国、尊重人民的,虽然由于党内高层领导之间的派系之争、路线之争,而被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从而提升到敌我矛盾来处理,使景贤被处以重罚、重判,遭受了严重创伤。尽管如此,但我们仍然依恋着伟大祖国母亲,因为我们终究是吸吮着祖国母亲的乳汁长大的。
我国的党政军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他们年轻,都是在新中国红旗下成长起来的。今天祖国能有伟大卓越的成就,能屹立于世界之林,他们的贡献功不可没。我们只能善意地提出要求改进的意见,以维护好国家良好的局面,保护好祖国母亲的光辉形象。
最后,我非常欣赏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提到的一段至理名言:“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样好的至臻至美的理想境界何时可以实现呢?能实现吗?我回忆起五十年代时,曾流传过:要到达共产主义社会有三个条件,一是,人的思想觉悟必须大大提高。二是,消灭剥削,消灭贫富差距,社会物质财富必须极大的丰富。三是,科学技术水平高度发达(大意)。现在看来,距离还差得远了。当下,我觉得战国楚人屈原《离骚》中的两句诗词:“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则是永恒的真理!需要我们不断的探(思)索。

2012年7月



【编读往来】

1.刘进纠正李红云文章中“五人均为干部子女”的说法

《记忆》编辑部:
刚看完《记忆》第90期李红云的文章,有一点情况需要更正。
女附中学生代表会的五名学生为刘进、宋彬彬、马德秀、耿丽兰和尹斐,其中尹斐为工人子女,马德秀按当时标准也不能算是革命干部出身,因此这“五人均为干部子女”的说法因过于笼统而失实。
刘进11月29日

2.冯敬兰纠正九十期的错别字

《记忆》编辑部:
《记忆》的刊头越来越文艺了,而内容则越来越学术了。很喜欢。李红云作为北大的法学教授,文章写得非常专业,论点鲜明,论据严谨,我读后很受启发。
有个错别字——“6 月13 日,……会上揭发批判了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河胡志涛。”河,应为和。
冯敬兰 11月29日

3、黄斌华的建议

《记忆》编辑部:
谢谢您们的辛劳!您们为建立中国文革博物馆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我们是过来之人,当年十余岁年幼者的余,今则六十开外的老者!阅读时十分亲切,都急切期待下一期的闻世!
四五十年了,为了某种政治需要和既得利益,有关方面拼命阻挠真相的批露,而真相全靠民间冲破阻挠,挖掘!实乃中国特色、世界奇闻 !
向冲破言论禁区的勇敢者表示由衷的敬意!
有事相烦:补配《记忆》第80期,以及觅配 《昨天》第10期。记得《昨天》第1、2期是您转发的!而以后,均系其他人转发给我的,但不固定,时有时无!缺时再觅配!因无何蜀先生的信箱,无法直接向他索取!
有个小建议,《记忆》和《昨天》,相互转发,以方便读者!因为《记忆》的读者群,与《昨天》的读者群,相差无几!不知可行否?
上海读者 黄斌华
2012-12-10

4.本刊年终小结

今年是《记忆》创刊的第四年。年终即至,对今年的工作做一盘点。
一、为了生存,编辑部调整了编辑方针,决定以“面向民间、面向青年、面向同仁”为今后的努力方向。鉴此,编辑部减少了原来的发送人数,并酌情增加新的发送者。
二、根据“三个面向”的原则,编辑部制订《资助民间学者及民间历史资料收藏者章程》。编辑部同仁捐款资助了一位民间学者、一位民间收藏者来京参加清华大学7月中旬在西郊宾馆召开的研讨会。
三、4月,秀威出版公司出版了《记忆》编辑的第二本“记忆选集”《林彪事件:“九一三”四十年的回忆与思考》一书,并通过快递分寄作者。8月,应秀威之邀,编辑部再编两本“记忆选集”:《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关于文化大革命》和《水木百年:清华历史与清华精神》,10月,上述二书获得出版资格。明年上半年这两本书可望问世。
四、这一年,《记忆》收到如下赠书:王广宇:《青史难隐——我的最后一次交代》(三本)、王坚勇:《折腾岁月小记》(两本)、马文蔚:《我的现反经历》(四本)、孟犁野:《士之殇》(三本)、唐少杰:《李斌画集》(一本)、姚坚复:《悲情大地》(一本)、姚山平:《似水流年》(三本)、《悲情大地》(四本)、陈为人:《走马黄河》(一本)、吴启文:《魂兮归来已白头》(一本)、丁兆甲《断桅扬帆》(三本)、谢小玲《盛会纪念册——谢韬逝世一周年〈一盆红红的火〉出版发行座谈会》(三本)、杨崇道赠1957丛书包括:《北大荒劳改纪实》(4本,作者:朱凤藻)、《伤害》(3本,作者:赵文滔)、《漩涡四记》(5本,作者:王志民)、《雨雪霏霏——北大荒生活纪实》(5本,作者:吴永良)。谭合成《血的神话: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记实》(2本)。《记忆》编辑部已将马文蔚:《我的现反经历》、孟犁野:《士之殇》转赠北京大学。
五、一年来,编辑部共收到来稿87篇,选载了61篇,退稿26篇。
六、《记忆》协助国家图书馆创建“当代国史数据库”,设计封面,撰写前言,推荐《昨天》《往事》《蜀道》等民办电子刊物加入该数据库。12月,数据库的试用版交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等单位征求意见。
七、某些人因私怨或派性,或在海外发文攻击本刊,或散布《记忆》收了某人的钱,所以发其文章的谣言。对此无稽之谈,本刊不予理睬。
八、王广宇、刘秀莹、阎长贵、卜伟华、余汝信、鲁利娜、唐少杰、印红标、李三达、夏晋、胡泊等人在这一年中对本刊的工作多有帮助。谨此致谢。

2012年12月31日



2012年《记忆》总目(80至91期)

【专/特稿】

范世涛 文革是怎样发生的——以北师大女附中为例(82期)
顾土 “三七开”与文革——文革思想遗产断想之十(83期)
余汝信 中央文革小组情报搜集机制述略(84期)
向 前 政治身份体系下的社会冲突
——文革初期群众行为的社会根源(一)(85期)
唐 伟 从清华文革谈清华校训
——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读后(86期)
王 锐 毛泽东与文革小报(附全书目录)(87期)
李英美 清华精神之典范与文革史实之真伪
——兼评唐伟《从清华文革谈清华校训》一文之误(89期)
李红云 工作组与师大女附中文革(90期)
胡庄子 “西纠”九问(91期)

【林彪研究】

于鹏飞 杜鹃 但悲不见九州同——王维国遗稿读解(一)(91期)

【论文】

向 前 政治身份体系下的社会冲突
——文革初期群众行为的社会根源(二)(86期)
向 前 政治身份体系下的社会冲突
——文革初期群众行为的社会根源(三)(87期)
向 前 政治身份体系下的社会冲突
——文革初期群众行为的社会根源(四)(89期)
向 前 政治身份体系下的社会冲突
——文革初期群众行为的社会根源(五)(90期)
向 前 政治身份体系下的社会冲突
——文革初期群众行为的社会根源(六)(91期)

【评论】

阿 陀 遇罗克的罪名到底是什么——追踪遇罗克之死(82期)
匡卫群 一代人的悲哀与责任——读《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82期)
啟 之 浩然与《金光大道》(84期)
戴 煌 “阳谋”究竟萌发于何时?(84期)
顾 土 榜样与文革——文革思想遗产断想之十一(85期)
余汝信 吴法宪1971年4月9日检讨解读(85期)
范世涛 关于高万春之死及其他(87期)
顾 土 从“反革命分子”到“汉奸”(91期)

【往事】

李平余 回忆大表姐朱明二三事(82期)
徐 罗 老彭,你魂归何处?(82期)
杜钧福 文革屠杀事件注记二则(83期)
戴 煌 革命吃掉了自己的儿子——哀李炳泉(83期)
廖振旅 回忆亲历的社教运动(84期)
廖振旅 我的右派朋友蔡德恭(85期)
王复加 一家三代 百年沉冤——王复加家族回忆录(节选)(90期)

【书评】

童 话 读胡发云的小说《隐匿者》(82期)
夏 瑜 天地有正气:读《血的神话》有感(82期)
庄生蝶 竹幕后的血腥(82期)
范世涛 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83期)
潘祛病 “劣败”的“驯服工具”
——《青史难隐:最后一次交代》读后(83期)
印红标 让史实现身,以真相示人
——评余汝信的新书《香港,一九六七》(87期)
陈竞新、江雁南 周恩来领导香港“六七事件”
——评《香港,一九六七》(87期)
【争鸣】

章无忌 视角——关于文革受害者闻佳争论之我见(82期)
聂树人 韩爱晶、蒯大富的记忆错位(82期)
迟泽厚 一封没有照登的《来函照登》(83期)

【访谈】

文 静 荒诞人生——方昕口述(一)(83期)
文 静 荒诞人生——方昕口述(二)(84期)
文 静 荒诞人生——方昕口述(三)(85期)

【文摘】

余汝信 《香港,一九六七》第三章 冲击 三、孟秋江之死(87期)
余汝信 《香港,一九六七》结语:启示与反思
三、周恩来领导了“反英抗暴”全过程(87期)
谭合成 道县周边十县市文革杀人事件概述
葛蕴芳 我这一辈子(节选)(91期)

【序跋】

丁 东 一座触目惊心的墓碑——《血的神话》序(82期)
宋以敏 写在前面的话
——《共和国外交部秘辛:一个外交官在文革的亲身经历》序(82期)
啟 之 《林彪事件:“九一三”四十年后的回忆与思考》前言与编后记(84期)
余汝信 《香港,一九六七》序言(87期)
吴 象 《所思所忆七十年》序一(85期)
丁 东 《所思所忆七十年》序二(85期)

【问答】

沈迈克问: 1966年7月上旬毛泽东的行止?(82期)
1、卜伟华的解答(82期)
2、余汝信的解答(82期)
陈闯创的问题:关于未出席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39人名单(86期)
和出席八届十二中全会的59人名单的问题(86期)
1、卜伟华的解答 2、余汝信的解答(86期)

【资料】

女附中“八五事件”材料(王晶垚提供,徐小棣等人整理校对)(82期)
1、宋彬彬谈话记要(82期)
2、王永海谈话记录(82期)
3、胡志涛谈话补记(82期)
4、汪玉冰 全校控诉会控诉记录(82期)
5、《宋淮云、刘秀莹谈8月6日上午校文革广播》 (影印件)(82期)
6、《1966年8月5日晚在邮电医院出面人员(名单)》(影印件)(82期)
江青致许世友、赵紫阳信(83期)
任冬林整理 武汉市小学教师1954 年的工作笔记
——关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83期)
任冬林整理 土地改革前后的湖南农村(一)
——万恶的封建制度、野蛮的地主阶级湖南土改(84期)
吴法宪1971年4月9日的检讨(余汝信提供)(85期)
最近毛主席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了以下重要指示(张树有提供)(85期)
总理在工代会后对蒯大富同志的个别谈话(张树有提供)(85期)
任冬林整理 湖南土改(二)(85期)
蒯大富1966年6月27日“声明”(86期)
任冬林整理 土改运动(三)(87期)

【检讨】(含检讨与交代/揭发)

李慎之 我的交代和检查(1966 年9 月23 日)(83期)
李慎之 胡乔木在1956-57年间的一些右派言论( 1968-9-15)(84期)
李慎之 交代我和吴冷西的关系并揭发吴冷西的反动言行(86期)
李慎之 胡乔木和吴冷西的关系(1968-9-12)(李三达提供)(87期)
李慎之 揭发胡乔木贩卖封、资、修黑货的一些事实(89期)
周文英 我和杨炳炎的关系(90期)

【书讯】

韦 陀 《林彪事件:“九一三”四十年后的回忆与思考》在台湾出版(84期)
向胡杨 《阅读文革》在香港出版(84期)
朱永嘉口述《晚年毛泽东重读古文内幕》在港出版(86期)
孟友楼 马文蔚著《难忘的“现反”经历:1966--1979》一书问世(87期)
向胡杨 余汝信新著《香港,一九六七》在香港出版(87期)

【编读往来】

1. 童话回复鲍国芳(81期)
2. 魏明珍介绍王友琴谈宋彬彬的文章(81期)
3. 陈建华谈“百度百科•宋彬彬”词条(81期)
4 金秋对“余程之争”的看法(82期)
5. 何晓铭(福建)谈81期的争鸣(82期)
6. 子愚谈《记忆》及对近两期的感想(82期)
7. 胡平谈马悲鸣文的失实之处(82期)
8. 何建平谈沈迈克的提问(83期)
9. 关天昊谈设立问答栏及中国人的面子(83期)
10.黄光光来信谈对卞仲耘案的感想(83期)
11.金秋再致《记忆》(83期)
12.宋淮云谈刘进的广播讲话(84期)
13.刘秀莹的三点声明(84期)
14.匡卫群:“卞仲耘校长铜像揭幕仪式”观后(84期)
15.沈迈克(Michael)谈文革资料收藏(84期)
16.黄葛云谈84期余汝信等人的文章(85期)
17.印红标、吴晞、范建国、郑广斌等人谈84期余汝信文(85期)
18.阎长贵指出方昕口述中的两处误记(85期)
19.沈迈克致信本刊(86期)
20.阎长贵、宫婷婷谈唐伟的文章(87期)
21.赵建国、孙大军谈唐伟文(88期)
22.顾军骧谈本刊的“三个面向”(88期)
23.胡庄子转来“雄师”的来信(88期)
24.杜钧福指出向前论文的注释问题(88期)
25.张晓良谈王锐书及文革藏品(88期)
26.杜钧福谈唐伟文的失实(89期)
27.庄菁瑞赞贾明文 (89期)
28.郭世杰纠正88期的人名(89期)
29.胡庄子转来“雄师”负责人的来信(90期)
30.阎长贵致李英美信 (90期)
31.秋山枫叶谈李英美文(90期)
32.李英美来信(90期)
33.刘进纠错(91期)
34.冯敬兰指出错字(91期)
35.黄斌华的建议(91期)

《北京师大女附中文革专辑》(三)

【特稿】
宋彬彬: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80期)
【访谈】
本刊特约记者 面对历史的责任——刘进访谈录(80期)
【往事】
张亦鸣 从卞仲耘之死说起(80期)
刘 进 给梅树民老师的道歉信(80期)
【评论】
叶维丽 从女附中“八五”事件谈起(80期)
梁幼志 政治符号与被符号——大寨、陈永贵、邢燕子、宋要武(80期)
韦 陀 谣言是怎样炼成的?(80期)
乌扎拉 文革研究杂谈(80期)
【争鸣】
鲍国芳 关于童话《回答质疑》的回复(80期)
【书评】
叶维丽 与安迪•沃德商榷——关于北京师大女附中的文革 (80期)
【文摘】
莫 力 对红卫兵不能混为一谈——兼谈卡玛《八九点钟的太阳》(80期)
马悲鸣 宋彬彬杀人比赛之谜(80期)
乔海燕 红袖章,白丝带──八一八祭(80期)
敏一鸿 追究卞仲耘惨案真凶(80期)
方影竹 关于一则比赛杀人传闻的辨正(80期)
【网文选登】
徐 军 迟来了四十年的道歉(80期)
【网络言论】
谁该道歉?谁是受害者?谁是害人者?(80期)

《邱会作著述研究专辑》
【特稿】
迟泽厚 假作真时真亦假
——质疑《邱会作之父得罪班长挨了打》及其他(81期)
【评论】
余汝信 谁离真相更近
──《心灵的对话》与《邱会作回忆录》的细节差异浅析(81期)
【访谈】
刘先生 邱会作访谈(81期)
【往事】
蒋平安 我的回忆——文革中的“杨余傅事件” (81期)
【争鸣】
卜伟华 在学术争论中如何使我们的观点更加严谨
——与余汝信先生商榷(81期)
余汝信 回应程光(81期)
肖百友 应该看到两本书大体上的一致(81期)
【文摘】
《当代广东》编辑部 学习当代史的若干感受——迟泽厚访谈录(81期)

北京四中文革专辑(三)
【特稿】
燕纯义口述 贾明整理 待到冰消雪融时——北京四中文革落实政策记事(88期)
【事件】
张兴生 北京四中“会议记录疑案”始末(88期)
——“北京市中学干部问题联络站”的前前后后(88期)
【访谈】
赵之洪 “中统特务”三十年——朱鉴珉访谈录(88期)
【述往】
战嘉怡 北京四中的三度春秋——记忆中的71届3连4排(88期)
侯梦会 往事四十年——北京四中71届3连4排(88期)
【评论】
贾 明 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关于北京四中文革的种种说法(88期)
【资料】
中学新生通知书(88期)
北京四中三连四排班级大事记(1968--1971)(88期)
北京四中文革大事记(王行国整理)(8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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