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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忆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２日第２２期
ＲＥＭＥＭＢＲＡＮＣＥ 总第六十四期
２００８年９月１３日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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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风云人物
迟泽厚 不识时务亦俊杰——秘书眼里的黄永胜
史林一叶
丁凯文 也谈维特克访华与江青
胡庄子 红卫兵批诺贝尔奖
蓦然回首
方子奋 南京“12•10”公判四十年祭
口述历史
黄飞立 等口述 文靖执笔 从“特嫌”到“反动权威”——中央音乐学院风雨岁月琐忆
简讯
樵 余 一位“历史义工”的自印书——介绍王坚勇著《折腾岁月小记》
小资料
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常委名单
文摘
艾仁宽 关于在英语教学中“编反动口号”的申辩书
编读往来
1、欧阳秋来信赞王锐文章 2、南晓来信赞刘海鸥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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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人物】
不识时务亦俊杰
——秘书眼里的黄永胜
迟泽厚
在“九一三事件”之后相继开展的“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中，黄永胜被定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中仅次于林彪的二号人物，在全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对他的揭发批判可谓铺天盖地，受其株连者不知几许。而我这个曾在13年间三进三出于黄永胜之门，背后被一些人定格为“黄永胜的老秘书”的人，在运动中却毫发未伤，特别是在黄永胜进京当了总参谋长之后，竟没发现我与黄永胜以及黄家有任何私下往来。有人表示惊讶：“你真不简单呀，想不到你早就对黄永胜心存戒备，保持了距离。”我赶紧声明：“我可没有那么高的政治警惕性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我的想法很简单，人家现在是中央首长，日理百机，贵客盈门，我干吗去给人添乱，找麻烦？”
但是，我应了那句名言：在劫难逃，最终还是在“揭批查”运动中落马。倒不是查出我隐瞒了什么问题，而是因为我对运动的“态度不端正”，“泼冷水”，“干扰破坏运动”。经过一段时间的批斗，“打态度”，不待运动结束，便将我赶出军区机关，发配湘西。
独树一帜的“揭批查”
在打倒“四人帮”之后的1977年，全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揭批查运动”，全面深入地揭发、批判、清查“四人帮”的各种罪行。当年11月中旬，中央军委的主要领导南下广州，亲自发动广州军区的“揭批查运动”。军委领导如此关心、重视广州军区，军区机关干部莫不欢欣鼓舞。文化大革命中，广州军区对中央文革小组和后来“四人帮”的指示多有抵制，遭到他们忌恨，经常受到敲打、刁难，军区上下早就憋了一肚子气，特别是1974年1月24日，江青派了3名特使给到任不久的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和在广东省委领导中排名第四的赵紫阳送来她的亲笔信，布置他们在军队和地方发动“批林批孔”运动，随即造成军队、地方大乱，其中究竟有什么奥秘？大家渴望揭开。
但是，令人目瞪口呆的是，几位领导都不提该清查“四人帮”的哪些罪行和如何进行清查，却大讲揭批“四人帮”与“批林”的同一性，说“路线斗争是两次，实际上‘四人帮’、林彪是一伙的”；并且要求继续揭批军区原领导人黄永胜、刘兴元、梁兴初、温玉成、丁盛、任思忠的问题。上述6人，黄、刘、温调离军区都已10年甚至10年以上，离开时间最短的丁盛、任思忠也已4年，但他们的问题还要记在广州军区账上，并据此认定广州军区为“重灾区”。有了军委领导人的定调儿，在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因为随意点名并公开宣布刘兴元、丁盛、任思忠“不是死党也是死党”，结果受到中共中央批评的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便理直气壮地宣布：“揭批查”必须联系实际，在广州军区，最大的实际就是要继续查清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问题。听了这样的动员，许多人窃窃私议：所谓“南逃广州另立中央”问题，是林彪的主要罪状之一，“九一三事件”发生已经7年，林彪集团的成员大部都在，特别是“四员大将”一个不缺，居然倾全党全军之力查了7年仍未查清，倘若不是以此做紧箍咒故意整人，岂不也是太无能了吗？
在随后开展的运动中，我所在大组的领导要我揭发黄永胜的阴谋活动，因为我曾给黄永胜当过秘书。我认真对待党组织的决定，但我确实没有发现黄永胜有什么反党、反革命的阴谋活动。我根据自己对黄永胜的了解，讲了他在工作和生活作风方面的一些问题，但被认为回避要害，捂盖子，说我中毒太深，立场还没转变过来，对黄永胜还有感情，有幻想，根据就是我曾在十几年间三进三出于黄永胜之门，先后3次给黄永胜当秘书，“可见黄永胜对你的信任之深”，“难怪你不揭发黄永胜的罪恶活动！”
我确实曾在十几年间给黄永胜当过3次秘书，但这并非我之所愿，而且也并非出自黄永胜的提名。对此我不得不多着一些笔墨，加以说明。
意料之外的三进三出
1953年，我时任第55军党委秘书，军机关驻在湛江。5月2日，军政委王振乾同志突然找我谈话，说已决定调我给中南军区参谋长黄永胜当秘书；他还告诉我，黄参谋长刚从海南检查工作回来，现住军招待所，后天就回广州，要我到时同行。
事情实在来得突然。我从1951年开始当秘书，几年下来，深感这项工作担子很重，早就不太安心，今后到大军区机关，担子将会更重，而且我知道，中南军区司令员林彪和第一副司令员叶剑英都已调往北京，黄永胜实际上是军事工作一把手，而我军龄短，做秘书工作的时间也不长，又不懂军事，实在难以胜任。我认真恳切地向王政委讲价钱，要求留在军里，他却说我不应该辜负组织对我的信任，不懂的事情可以学，只要勤奋努力，完全可以做好工作；他还讲了黄永胜的许多优点，说“黄参谋长是个洒脱人”，我在这样的首长身边工作，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我的意见全然无用，共产党员必须服从分配。
我很纳闷儿，我与黄永胜没有任何历史渊源；中南军区下辖十几个军以上单位，怎么偏偏调我去当秘书？以后得知，就在黄永胜那次去海南时，他要他的老部下、海南军区政委陈仁麒为他再物色一位秘书。陈原任48军（后又改称21兵团、55军）政委，我最初当秘书就是在他身边工作，他对我的印象不错，是他向黄推荐了我。
1953年12月至次年2月，我随黄永胜参加了“党的军事系统高级干部会议”。会议主要研究了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重大问题，并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经验。就在这次会议期间，黄永胜被任命为中南军区第二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3月初回到广州，机关精简整编，黄永胜处只留一名秘书。另一位秘书阳地同志资历比我老，秘书业务也比我熟，自然留他比我合适。在北京参加会议期间，我深感作为军人却不懂军事之苦，决定趁机到军校学习。这时早已过了入学时间，经军区干部部特批，我到汉口第一高级步兵学校当了一名插班生。
这就是我在黄永胜处当秘书的一进一出。
第一高级步校是以培训营、连两级主官为主的军事学校。我虽然原有的军事基础很差，又是插班生，但我在文化知识方面占有很大优势，而且我的学习自觉性高，不怕苦、累、脏，成绩很快脱颖而出，一年半后毕业，名列全连第一，17门课程，除一门为良好外，其余全部优秀。不料，就在即将毕业之时，突然收到阳地同志来信，他说自己当久了秘书，长期忙于事务，决心争取相机到政治院校学习，他已向首长建议，我毕业后回去接替他的工作，首长已经同意；他对未能事先征求我的意见表示遗憾，盼我谅解。我实在不愿再当秘书，但我同时得到一个消息：如我像一般学员那样由学校分配工作，很可能留校。两相比较，宁可重操旧业。我就这样二次给黄永胜当了秘书。此时中南军区已经一分为二，主体部分成为广州军区，黄永胜任司令员。4个月后，阳地去了军队政治工作的最高学府——政治学院学习。
1958年9月，黄永胜去北京高等军事学院学习，我被安排到军区司令部作战处（部）任参谋。这可算是二进二出。不过这次出得不太利索，黄永胜在学习期间照常参加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召开的重大会议，他仍然需要秘书，自然还是我去。一共3次，累计时间约有半年。
1960年，黄永胜毕业回到广州。此时我正在西藏参加平叛。军区主管部门调于贯文同志来当秘书，他一干就是5年。1965年4月，41军362团政委出缺，这个团是老部队，于贯文是团级干部，他向41军首长和军区干部部自荐，都表示欢迎他去，但同时也都提出：“这事儿得黄司令员同意。”黄的夫人项辉方是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于贯文先找项恳切陈情，项表示理解，随后黄也表示同意，但是提出须找到合适的接替人选并经试用之后才能放行。这可不是十天八天能办成的事，而团政委是一个团的党委核心，不能长时间空缺，于贯文唯恐错过这次机会，急得坐卧不安。世上偏有这等巧事：就在此时，军区收到总部的调令，要我到总参谋部作战部任参谋。能到统帅部工作，这是极大的政治荣誉，但我却另有考虑：第一，我不愿意在大机关工作；第二，早年我曾在北京求学，熟人很多，而且我的家庭成员也多在北京，这是在要害部门工作的一大忌讳。我向军区作战部首长汇报了我的思想和意见，作战部首长表示他们也不愿意我走，但是作为下级业务部门，不能同总部讲价钱，调令必须执行，劝我早日赴京报到。正当我为此烦恼之时，于贯文闻讯而来。他对我讲了一个“两全之策”。他说：“总部的调令，军区机关是抗不住的。你若是去了总部，以后就很难再挪窝了。现在只有一个办法：把首长（黄永胜）的牌打出来，请作战部或干部部给北京打个电话，说你是首长的老秘书，在总部的调令下达之前，已经决定回到首长这里工作。总参作战部是杨成武副总长分管的单位，首长和杨副总长是老战友，交情深，总参作战部领导也都知道，这点面子他们会给的。你不去北京，你老弟帮我一把，先把我的位子顶上，你也不需要试用，你来了我就可以走人。我知道你不想再干秘书，这好办，我和项副主任讲好，请她尽快找人，这你可以放心。”
我感到他讲得有理，同意了他这个方案，于是第三次给黄永胜当了秘书。
大约黄永胜和项辉方也感到我这个秘书确实“老”了，不便久留，或者是于贯文走前的意见起了作用，我上任不到半年便从军区干部部又选调了一位秘书。1966年1月，一纸命令宣布我改任司令部办公室秘书科（后改称处）副科长。
这就是13年间我三进三出于黄永胜之门的背景和经过。我写这些，是想说明两点：第一，先后3次给黄永胜当秘书，内情不过如此，其中并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第二，我在13年间断断续续先后3次给黄永胜当秘书，加上我当作战参谋期间同他也有不少接触，还有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两年间，我作为他参谋班子中的成员，这为我全面观察、了解黄永胜提供了比较充分的条件，我可以或者说有责任就他的为人以及他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表现，谈谈我的一些看法。
我看黄永胜
1953年5月，我的老首长王振乾同我谈他对黄永胜的印象时，用了“洒脱”二字。不少人觉得这两个字很雅，其实在北方、特别是在山东、东北一带，这是大白话，它有豪放、自然，做事干脆、利索等意。经我长期观察，我认为王振乾这一高度概括的评语是比较贴切的。
黄永胜不是过去人们印象中典型的工农干部。他是受过旧式启蒙教育的。他爱学习、喜看书、好思考，比较能接受新鲜事物。他能从一个普通战士很快脱颖而出，担任高级指挥员后又屡建战功，受到林彪、罗荣桓的钟爱，他的勤奋好学是一个重要因素。
他的老部下、曾任广州军区副政委的萧元礼说，早年在中央苏区作战或打土豪时弄到书籍，黄永胜都不放过，看中的他就留下，像《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类小说，都是他在这一时期看的。他记性好，看了能记住，又喜欢讲，闲暇时间经常有些干部、战士围着他，听他“讲古”。这也是他和下级关系融洽的一个表现。
黄永胜在中共“八大”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毛泽东在中央全会上讲话经常谈古论今，引经据典，黄永胜每遇不甚明了的成语典故，都要叫我标明出处，弄清原意。1959年4月，在上海召开中共八届七中全会，毛泽东号召学习海瑞精神，一散会黄永胜便到南京路一家古书店去搜购有关海瑞的书籍。他虽未经过系统的文史知识学习，但通过工作中这种点滴积累，所得也很可观。
战争年代，黄永胜不畏强敌，多谋善断敢打，特别是在东北战场，1947年的秋季攻势中，他在兵力不占明显优势的情况下，两战杨杖子，歼敌3个师；在辽西会战中，他率部昼夜疾进，在最后一刻抓住国民党军最精锐的第9兵团主力，为取得辽沈战役的全胜做出决定性贡献。
在和平时期，他在工作中也不甘人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在南京举行过一次全军军事技能比赛，一位副参谋长担任广州军区领队。比赛结果，在十几个大单位中，广州军区名列第三。这位副参谋长回到广州后面带喜色向黄永胜报告参赛情况，不料却挨了批评：得个第三也值得高兴！黄永胜认为，解放战争时期，四野部队出尽了风头，创造了多少个第一！广州军区是四野的老底子，现在军事技能弄个第三，这是倒退，要赶快找差距，急起直追！为了提高军区部队的军事素质，黄永胜特别重视对干部的培训。1962年5月和1963年2月，黄永胜亲自主持了在衡阳车江139师和粤东123师驻地举办的军、师、团三级干部集训。车江集训时，参训干部按连队编组，军长当排长，师长当班长，黄永胜当连长。他不但言传，还亲自做各种单兵战术示范动作，“大首长做小科目”，一时成为美谈。
黄永胜重视人才。过去战争年代，谁有本事谁出头，谁也没话说。和平时期，特别是1955年授衔之后，论资排辈逐渐成风，不少资历浅的人才受到压抑。黄永胜对这种新出现的而且颇有些理直气壮的腐败现象很反感，并有不少抵制行动。军区司令部作战处（部）俗称一处，是司令部的核心部门，黄永胜用了一位“三八式”的上校当处长，却让一位红军时期的大校当副处长。军区炮兵司令部是军级单位，司令员孙干卿是抗战初期入伍的大校，而一位早期的红军少将却当了他的副手。这种用人不拘一格的做法全军罕见。有人说：“也就是黄司令敢这么干！”黄永胜曾参加过北伐军，以后参加秋收起义跟毛泽东上了井冈山，也算是个“老资格”。但是，他并没有以此作为自傲的资本，嫉贤妒能。与黄永胜同属中央红军的刘亚楼和杨成武，入伍时间都比他晚，年龄也比他小，但是两人的职位很快便赶上了他，刘亚楼还多次成为他的顶头上司，而他对两人都很敬重，彼此交谊很深，这也可说是惺惺惜惺惺吧。但是，被黄永胜看“扁”了的人，要想改变他的印象就难了。
我不知道黄永胜如何评价我的工作。我三次离开他那里时，他都没讲，自然我也不问。但据我看，他对我未必十分满意。就我感觉到的，我入伍后虽也经过一些磨练，但总有一些小知识分子的清高习气，常常放不下架子，拉不下面子，反映在工作上，我认为不属我职责之内的事，就一概不干。又如，上世纪五十年代党政军机关的舞风甚盛，广东省交际处的周末舞会尤为有名。黄永胜极爱跳舞，但我对这项活动却有一些负面看法，因而我从不主动为他打听和报告舞会消息，他不会没有感觉。但总体上讲，他对我还是体谅大度的。秘书工作经常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不可能不出纰漏，黄永胜又是个急性子人，但遇到这种情况，他也只是指出问题，从未有过疾言厉色的批评责难。黄永胜常爱讲的一句话是：好鼓不用重槌敲。我自然也不甘当破鼓。
文革考验
1967年初，广州正式开展文化大革命不到半年，省、市党政机关便彻底瘫痪，社会大乱，革、保两派已经形成，而且壁垒分明。
毛泽东决定广东于3月15日实行军管，黄永胜出任省军管会主任。他从未做过地方工作，广东又是个经济、政治、人文大省，他深感这副担子难挑。
对地方实行军管，就得了解地方情况，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根据黄永胜、刘兴元的指示，由军区司令部办公室兼省军管会办公室主任李维英负责，以司令部办公室的干部为主，组织了一个十多人的小班子，负责搜集和向上反映广东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并随时向军区领导提出指导文化大革命的建议。当时我兼任省军管会办公室副主任，也是这个小班子的成员之一。 因为这个临时机构的办公室房号为19，于是大家习惯称之为19号办公室。毛泽东指示军队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可是谁是真正的革命左派，谁是“保守派”（实际是不叫右派的右派），大家则有不同认识，上面也没有明确标准。但是，以江青为核心、实际取代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中央文革小组，很快便通过多种渠道和多种方式明确表态：以广州“三面红旗”（中山大学、华南工学院、广州医学院红旗）为核心的群众组织为“革命造反派”，即革命左派，军队应全力支持此派；而作为“造反派”对立面的则是“保守派”。由于各“造反派”组织多以红旗命名，于是这一派通称旗派；而另一派则因拥护军管，认为军管后全省一度东风浩荡，则被称为东风派，也称拥军派。
对广州的两派应该支持哪一派？19号办公室经过认真研究后认为：中央文革小组明确要求支持“造反派”，军区不能违抗，但是，“造反派”毕竟是少数派，他们造反劲头很大，却不是工农业生产的主力，倘若因支持“造反派”而得罪了多数派，或者像上海那样，进而镇压多数派，势必天下大乱，贻患无穷。毛泽东过去不是也说“必须坚定地信任群众的多数……这是我们的基本出发点”吗？据此，我们提出了“一碗水端平”和“支左不支派”的方针，黄永胜、刘兴元等军区领导都表示赞同。
当年4月中旬，周恩来来到广州。在4月18日的两派群众组织代表会议上，周恩来按照中央文革小组定的调子，明确宣布旗派是“革命造反派”，而东风派则是“偏于保守的群众组织”。这一定性，无异于宣判东风派的政治死刑。旗派代表无不兴高采烈，而东风派的代表们或垂头丧气，或愤愤不平。会议结束时，东风派几个头头围住黄永胜，说他们回去无法向群众交代，他们认为周恩来的这个表态与军区有很大关系，要求军区指出，他们究竟“保”在哪里，他们“保”了哪个“走资派”？黄永胜好歹劝走了这几个代表，然后向周恩来讲了他对形势发展的忧虑。周恩来沉默不语。
周恩来于19日凌晨飞返北京。未曾料想，当天晚间总理办公室秘书周家鼎突然打来电话，说周恩来指示对他关于东风派评价的一段讲话进行修改，将“偏于保守的群众组织”改为“革命组织”，“不能称为大老保”！这是对东风派评价的重大修改，“革命组织”的地位虽比不上“革命造反派”，但它毕竟不是保守组织，不能将它压垮、吃掉。消息迅速传出，军区领导和支左人员受到极大鼓舞，吃了一颗定心丸；东风派群众也得到不小安慰；而旗派一些头头则深感沮丧，他们知道军区实际上是同情、支持东风派的，如今又有了周恩来的这个挡箭牌，他们想一派掌权的美梦很难实现了。
周恩来当时的处境极为艰难，他能如此表态，实属不易，倘若没有事先征得中央文革小组的同意，他是要冒很大政治风险的。
周恩来的新指示也让黄永胜增强了团结两派群众，减少社会动乱，创造“支左”新经验的信心。从5月12日至6月12日，他先后与两派12个较大的群众组织头头和骨干举行座谈，听取他们对军区“支左”工作的意见，也对他们提出建议和希望。他要求旗派讲政策，把握斗争大方向，加强与东风派的沟通，不要唯我独革；他鼓励东风派通过“革命大批判”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争取早日甩掉偏于保守的帽子，与旗派实现“革命大联合”。同广东周围各省、区以及全国形势相比，广州市以及广东全省，这一时段没有发生大的动乱。还有个有趣情况：东风派虽然不为中央文革小组所支持，但是，他们的组织非但没有萎缩，反而又有发展。
7月上旬，黄永胜带着一批反映东风派在周恩来指示后如何取得明显进步的材料，又带上参谋长阎仲川做助手，满怀信心地进京，要申请为东风派摘掉“保守”的“帽子”。7月10日下午，周恩来、叶剑英、戚本禹、叶群在京西宾馆第三会议室听取黄永胜、阎仲川的汇报。汇报材料很充分，黄、阎讲得也挺不错。汇报刚一结束，叶剑英便站起来，右手一挥：“摘帽喽！我看可以。”还没等周恩来表态，戚本禹赶紧发话：“总理，我看是不是还按你4月份在广州讲的，暂时不变，再考验他们一下？”周恩来明白，戚本禹讲的绝不是他个人的意见，这个态不是可以轻易表的。他沉默片刻，然后望着黄永胜说：“我看这样吧，你们可以说，我听到他们有了很大进步感到高兴，希望他们不要自满，继续努力，对他们还要再看一段时间。”
冷水浇头。几个月的努力付之东流。但是黄永胜仍不甘心，他叫阎仲川先回广州，他则留在北京，想再看看形势，继续争取。然而，霹雳一声，来了个武汉“七二〇事件”！当他看到如同丧家之犬的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和他的同伴们在宾馆东躲西藏的狼狈相，看到“造反派”可以对重兵防护的京西宾馆肆无忌惮地轮番冲击，抓“陈大麻子”，抓一切他们想抓的人，他的心灵受到极大震撼，感到阵阵悲凉。与此同时，他又从杨成武私下借给他的“文革内参”材料中，看到中央文革记者站派到广州的记者们写的许多攻击广州军区的报道。在他们的笔下，广州军区非但不“支左”，反而成了镇压革命左派、支持保守派的顽固堡垒。黄永胜不能不想，这些所谓记者都是有来头的，他们写的这些东西，肯定会引起中央文革小组的重视。现在武汉军区的领导班子垮了，中央文革小组不会就此罢休，他们下一步会整谁呢？
8月上旬，军区党委常委接到黄永胜的电话，说他对下一步的“支左”工作有些重要想法，不便于在电话上讲，请常委派个人到北京听他面谈，然后研究一下，看看该怎么办。常委指定我去北京。我于13日乘飞机赶到北京。次日，黄永胜同我进行了一次长谈。谈话结束时，他说还要再谈一次，随即匆匆外出。我在北京的几天，见他频繁外出，估计他是找一些尚未倒台的战友了解情况，交换意见。据我所知，他去得最勤的地方是杨成武家，杨那时正受到毛泽东的信任。
两天之后，黄永胜同我进行了二次谈话。黄永胜本来是个爽朗乐观的人，但这两次同我谈话时，他却是双眉紧锁，忧心忡忡，情绪坏极。这种情况过去我从未见过。两次谈话，他主要讲了对文化大革命发展趋势的看法以及军区今后在广州“支左”的策略。他认为，过去我们把问题看简单了，我们的想法跟上面格格不入，根本行不通！胳膊拧不过大腿。保守派人多，听话，拥护军队，拥护共产党，运动中反而受压，确实叫人同情。但是，我们越同情他们，他们就同军队靠得越紧，“造反派”就越反感，反对军队，两派关系也越紧张，最后就出现武汉这样的事件。要知道，上面是站在“造反派”这一边的。出了事情，倒霉的是保守派的广大群众。“你看看，武汉的‘百万雄师’现在被打成了反动组织，被‘造反派’打得无处躲藏，死了多少人哪（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披露：湖北全省所谓各保守群众组织，在“七二〇事件”中，共死伤18. 4万人。见该书第三卷298页。——笔者）！四川的‘产业军’也是这样，真好惨哪！”那怎么办呢？他严肃、痛苦、无可奈何地说：“我们过去的做法不能继续下去了！要当机立断，把‘屁股’掉过来，和多数派脱钩。这个决心很难下，感情上过不去，而且只要军队不支持，他们的组织可能要垮掉。但是，这总比被打成反动组织强。要赶快行动，我们不能既毁了自己，又害了那些拥护我们的群众。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讲了掉“屁股”可能发生的一些问题，他说这些都是细枝末节，迟则生变，不能再犹豫了。
8月18日我回到广州，向常委原原本本地汇报了黄永胜的意见。我讲完后会场一片沉寂，大家面面相觑，最后都把眼光集中在刘兴元的身上，请刘拿主意。刘兴元沉思片刻后表示：大势所趋，不掉“屁股”是不行了。但是，现在“支左”干部都毫无思想准备，弯子不能转得太急，急了势必出事，欲速则不达。还是要先从做通“支左”干部的思想工作入手，既抓紧，又不轻率，才能尽量减少损失。大家都同意刘兴元的意见。
然而怪事来了。从8月底之后，在全国并未见中央文革小组借“七二〇事件”对“保守派”乘胜大举扫荡；而由周恩来亲自主持的广州两派在北京进行的谈判，旗派挨批的事儿却逐渐多了。10月初，终于传来了文化大革命以来最受欢迎的一条“最新最高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于是人们恍然大悟。这条“最高指示”真好，它一下子从根本上解决了两派你死我活的纷争，解除了“造反派”的主体地位和特权。若是早有这条指示该多好啊，可以少死多少人、减少多少损失啊！看来毛泽东也在“七二〇事件”中受到了启示，看到了众怒难犯，看到“造反派”实在不得人心，靠“造反派”成不了大事。
文化大革命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巨大灾难。最高领导人的出发点和一切方针、政策全错了，作为一个地方或一个大单位的负责人，只要参与这场运动，就绝无功绩可言，能够不避风险，采取一些消极抵制措施，减少一些损失，已属不错了。黄永胜在“支左”工作中是兢兢业业，想方设法争取减少一些损失。广东大规模武斗比周围各省、区以至全国绝大多数省、区、市来得要晚，伤亡也少；工农业生产破坏较轻；两派之间对立不算尖锐，派性消除较早；“解放干部”工作走在全国最前列；革委会成立后没有出现大的反复。这些情况有目共睹，周恩来曾多次表彰。有人说，黄永胜如果坚持到底，在武汉“七二〇事件”后不提出掉“屁股”的意见就好了。倘若时光能够倒流到1967年7、8月间那个无法无天的岁月，不管让谁坐到黄永胜的位置上，感受大概就不一样了。
1974年7月，在丁盛调离广州之后，接替丁盛担任了广东省委第一把手的赵紫阳一次作“批林”报告，说黄永胜掉“屁股”是一个阴谋，是想“挑动群众斗群众”。以赵紫阳这样高智商的政治家，竟然说出如此不近情理、逻辑混乱的话来，实在令人惊讶。试问：黄永胜把自己管辖的地方弄乱，让两派互相残杀，能从中捞到什么油水？但愿这是他在政治高压之下讲的违心话。
不识时务亦俊杰
1968年3月23日，周恩来亲自打来的一个紧急电话和随之派来的一架军用运输专机，把黄永胜召到北京。周恩来派吴法宪从西郊机场把黄直接接到人民大会堂。在车上，吴法宪对满腹狐疑的黄永胜守口如瓶。当他见到周恩来，接着又见到被押进来的垂头丧气的杨成武，得知已决定由他来接替杨成武担任总参谋长（杨成武还有个“代”字）时，他的心里真如同打翻了五味瓶。这位半年前还红得发紫的老战友，怎么说倒就倒而且又由他来接手呢？几任总参谋长，没有一个有好下场，像他这样直来直去的人，这个位子能坐稳吗……他不假思索地向周恩来提出，自己的水平有限，难以胜任，坚辞不就。周恩来鼓励他要勇挑重担，并表示他对黄的请求无能为力。黄永胜又随叶群去见林彪，林彪拿出了毛泽东的批件，黄永胜看后什么也说不出来了，再推辞就是向伟大领袖讲价钱了。他只能坚决服从命令。
上台工作不久，黄永胜就发现，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旗手”江青不只关心“样板戏”和文化大革命，他原以为军事工作与文化大革命是两条线，却不料江青对军队也很感兴趣，黄永胜尤其对她插手北京卫戍区的工作极为反感。北京卫戍区主要担负中央机关和北京地区的安全警卫任务，名义上它是北京军区的下属单位，实则很多工作都由军委和总部直接领导，其地位极为重要。黄永胜批评、制止了卫戍区个别领导人擅自向江青汇报工作的错误行动，江青心中自然不快，于是，不久便发生了江青向黄永胜示威的事件：一份关于文化工作呈报黄永胜、江青的文件，经办单位先报送黄永胜处，黄看后画了个圈，再送江青。本来送文程序未必反映官职大小，有时有拍板权的反而排在最后。江青这次主要是心气不顺，借题发挥。她看后怒气冲冲地写下批语：竟夺我的权，他已看过，再给他看看！她唯恐黄永胜还看不明白，又画了个箭头，直指“永胜”。文件又回到黄永胜手上，他看了一眼，便往桌上一丢，满不在乎地说：“我不懂文艺，也不管这事儿，夺她什么权！”
这年11月，江青又向黄永胜发动了一次猛烈进攻。11月28日是阿尔巴尼亚解放34周年纪念日。阿尔巴尼亚是当时中国在东欧的唯一盟友，中方很早便向阿方通报，将派以黄永胜为团长的代表团赴阿参加庆祝活动。江青却突然发难，说黄永胜没有资格当这个团长，要求换人。经过周恩来多方奔走劝说，最后又请示了毛泽东，总算维持原定人选不变。江青似乎是白闹腾了一场，但有心人都会思考：江青为什么胆敢如此无理取闹？
中共“九大”之后，江青当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了名副其实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气焰更盛，张春桥、姚文元成了她的左右臂膀；而军委办事组的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同黄永胜都是早年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四人对一些重大政治问题的认识高度一致，特别对江青飞扬跋扈的作风极为反感，因而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双方壁垒分明，经常唇枪舌剑，由于毛泽东、林彪很少参加会议，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常常被夹在中间，左右为难。江青对周恩来的态度也极为恶劣，黄永胜等人为之忿忿不平。一次江青以谈工作为名，把黄、吴、李、邱等人召到她在钓鱼台的住处，对周恩来大加诋毁，希望黄、吴、李、邱等人站在她这一边。离开江青处之后，四人认为这是严重的非组织活动，立即报告了林彪，又在林彪的支持下，由黄永胜、吴法宪向毛泽东作了报告。却不料，毛泽东的态度非常暧昧，黄永胜深感失望。
黄永胜应该明白，反对江青的人都没好结果。早他两年从广州进京的陶铸，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曾是中国政坛第四号人物，但不到半年，就因为不愿受江青摆布，并当面顶撞江青，被江青轻易拉下马来。黄永胜与陶铸关系非同一般，陶铸的倒台，曾让黄永胜受到很大震动。现在他的处境与当年的陶铸颇为相似，他理应认真思考一下照此发展下去的后果。
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让毛泽东与林彪之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之间掩盖已久的矛盾公开化。黄永胜原未参加这次会议，他在军队的地位、声望又在吴、李、邱等人之上，上面仍然对他寄予希望，于是紧急召他上山，个别启发诱导，却又不肯点破、交底，而是旁敲侧击，但用意甚明，希望他反戈一击，站到“革命路线”一边。黄永胜面临着个人命运前途的重大抉择。但是，黄永胜认为自己一颗赤心干革命，上无愧于党，下不怍于人，党叫干啥就干啥，并不存在什么站错队的问题，他不愿意干违心事儿。他没有像上面希望的那样表态。他的表现让上面大失所望，自然将他纳入林彪集团。“九一三事件”之后，他受池鱼之殃，也就毫不奇怪了。
1971年9月24日，周恩来以开会为名，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召到人民大会堂，然后逮捕关押。这一天距黄永胜奉召进京整三年半，一天不多，一天不少。
中国有句名言：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原是古人对诸葛亮、庞统的赞誉之辞，以后逐渐变味。在中国的旧小说中，这是最常用的一句劝降的话。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句话成了一些风派人物朝秦暮楚随风转舵出卖灵魂的遮羞布。
有些比较了解北京政坛内幕情况的人曾认为，黄永胜这人过于任性，在人屋檐下，就要能低头。到了北京，就要适应北京的形势，江青是主席的夫人，你和她斗哪门子气？最后倒霉的还不是你！特别是在庐山，上面的态度已经很明朗了，眼看大祸临头，上面给了你最后一次脱身机会，你却执拗到底，最终闹个身败名裂，何苦来哉，实在是不识时务！
但是也有人持相反看法：共产党应当是讲民主的，可为什么在党内却会出现反民主的霸气而且逐渐坐大？就是因为许多人放弃原则、姑息纵容。倘若错误的东西刚一露头，大家就群起抵制、反对，它或可知难而退，反之，则你让一寸，它进一尺。这种事情，历史上屡见不鲜。黄永胜同江青所代表的霸气对抗，从力量对比来讲，黄永胜处于绝对劣势，失败固在意料之中。但是，第一，评论事物的成败得失，恐怕不能只看眼前，而要从长远、全局来看。1976年清明的天安门群众运动，当时遭到镇压，是失败了。但正是这场运动，成为半年后粉碎“四人帮”的群众基础。黄永胜的抗争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倘若人们日后回顾历史，发现当江青等人胡作非为之时，偌大一个“光荣、伟大、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竟然万马齐喑，那就太可哀了。第二，当江青一伙施虐之时，民众动辄以言获罪，不得不三缄其口，道路以目，而黄永胜说出了一些群众想说却不敢说的话，一些得知这一情况的人，是为黄永胜拍手叫好的。第三，黄永胜的言行，反映了他的性格、为人，倘若他也屈服于江青的淫威而装聋作哑，他就不是本来的黄永胜了。
受人崇敬的宋代女词人李清照，曾在一首小诗中赞颂项羽，称他为人杰、鬼雄，她“至今思项羽”。项羽是一个失败者，但李清照不以成败论英雄，她敬重的是项羽的人格。项羽在全军覆没之后，无颜见江东父老，选择了死。李清照认为这种人是有骨气的，可敬的。黄永胜在面临绝境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的情况下，却选择了一条不归路，不知当时他是怎样想的？这又是不识时务吗？
对黄永胜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究竟何是何非？还是让历史老人去评说吧！
不尽的困惑
“九一三事件”之后，黄永胜以及他的亲密伙伴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被作为“林彪反革命集团”（先是称“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投入牢狱。这原在意料之中。江青、张春桥等人与他们积怨极深，岂能饶过他们！
5年之后，失去了后台的“四人帮”倒台。毛泽东曾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四人帮”当然是敌人，而打倒“四人帮”者又声称是要坚决维护毛泽东思想的，照此逻辑，人们曾期望原来主要由“四人帮”掌控的“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案子，有可能重新予以审议。却不料，后来者不但对“人犯”照单全收，而且管控更加严苛；同时对“四人帮”加给他们的诸多罪名也一概继承；特别是居然能把两个明争暗斗多年、水火不相容的政治集团捏到一起，把他们说成是“一伙的”，然后一锅煮，真是匪夷所思，令人拍案叫绝。
根据中共中央（且不管它后面是谁在掌权）在“九一三”之后公布的材料，林彪可谓阴险毒辣、罪行累累，而其最令人惊心动魄的莫过于“策动武装政变，阴谋杀害毛泽东主席”；阴谋失败后，又准备“带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南逃……广州，图谋另立中央政府，分裂国家”。黄永胜作为“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二号人物，自然会参加这些阴谋活动。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宣布的黄永胜五大罪状中，竟无一条与林彪的上述罪行有关！人们不能不怀疑，黄永胜到底有没有资格担当“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把手？他倒像是侯宝林相声段子中那个外行跑龙套的。
林彪发动武装政变最重要的罪证，是他的一个手令和写给黄永胜的一张便条。手令可以理解为写给林彪集团各主要成员的，黄永胜自然有份儿，而便条则是专门写给黄永胜的。但是，令人大惑不解的是，这样两份至关紧要的材料，黄永胜在“九一三”之前竟然没有看到！手握军权的黄永胜在武装政变中没有发挥任何作用！有人挖苦林立果搞政变像小孩子过家家，看来林彪在这方面也不比他儿子高明。
林彪要“南逃广州另立中央”，自然要有一批文臣武将，黄、吴、李、邱等人是少不了的。但是，这四个人对此竟然一无所知！特别法庭也不得不确认这四人确不知情。这着实令人尴尬。难道林彪和他的老婆叶群、儿子林立果这一家三口再加上周宇驰、王飞等几个无名之辈，就可以另立一个中央吗？
在黄永胜的五大罪状中,第一条就是他“同意彭德怀专案组提出‘要撤消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的意见，对彭德怀进行迫害。”彭德怀元帅对中国革命功高盖世，无论谁迫害这位革命元勋，都该严加惩处。但是，看了对黄永胜的这些指控，人们马上会产生许多疑问：上述对彭德怀的处理意见，是由“彭德怀专案组”提出来的，那么，这个专案组是自行作主还是根据什么人的指示提出这些意见来的呢？专案组的意见不会只送黄永胜一人，其他人又是什么态度？有没有也同意专案组意见的或者反对专案组意见的呢？由此不能不令人想起另一件公案：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也是专案组提出：“刘少奇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定为“叛徒、内奸、工贼”，建议“撤消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在表决时，除一位女中央委员装病没有举手外，到会的一百多人，其中包括许多功名显赫的革命元勋、政治家，都一致举手通过，这与黄永胜的罪行又有什么区别，是否也应予以追究呢？又如，一位以告密为能事的上将军，在文化大革命初起时，他便向江青密报原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陈丕显在上海毛泽东和江青的住处安装窃听器；“二月逆流”事件发生后，他诬告“二月逆流”的主将、革命元勋谭震林是叛徒；“杨、余、傅事件”发生前，他又给毛泽东、林彪报送材料，称空军政委余立金在皖南事变中曾被俘叛变，致使这三人都身陷囹圄。江青多次夸奖他“立了新功”，并要为他“记功”。就连对他有大恩的周恩来，他也没有放过，把国民党伪造的诬蔑周恩来是叛徒的《伍豪启事》密报江青，给后来得悉此事的周恩来造成很大精神压力，直至周逝世前3个多月最后一次进手术室前，还叫工作人员找来他就此事的辩诬材料，用颤抖的手签上自己的名字，并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此情此景，怎不令人悲愤填膺！然而，这位上将军却一直大红大紫，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黄永胜的其他几条罪状，也都存在着类似的一些“看不懂”的遗憾。
1981年，我在军事学院（即后来的国防大学）学习。我所在队的队长姓王，他与学员们的资历都差不多，课余时间大家经常一起闲聊。这位队长曾作为军事学院的代表旁听了“两案”审判。一次，他谈起了旁听印象。讲到黄永胜，他说：“黄永胜不要律师为他辩护，他自己讲了足有3个钟头。你别看这老家伙70多岁了，头脑可一点儿也不糊涂，有些事儿讲得还挺有道道咧！”他当时讲话的表情和口气，不像把黄永胜当成反革命分子。“两案”审判时，电视台只转播了经过精选的部分画面，被告人自我辩护或律师辩护的情况都没转播。当时的报纸，在报道黄永胜的受审情况时，只讲到他最后念了两句诗：惟有赭衣供瘐病，不曾涓埃答人民。如果不了解、不联系他前面的长篇发言，只能解释为他在参加了林彪集团的种种罪恶活动之后，现在痛悔、惭愧、认罪。但是，也有些颇有来历的材料说，黄永胜在被捕后，顽固，狡猾，拒不认罪。窃以为，“九一三事件”发生至今已经近40年，“两案”审判已过去30年，黄永胜去世也已27年有余，他的自我辩护词似可公开或在一定范围内公布，如果他讲得确有道理，或讲出了一些不为人知的事实真相，正可以史为鉴；即使他确属狡辩，那也不怕，可以当“反面教材”教育群众，毛泽东讲过，毒草锄掉可以做肥料嘛！
不久前，一位朋友问我：网上有黄永胜的一些材料，看不看？我问是哪一方面的？答曰生活作风方面的。我说，这类材料，过去我看过一些，现在不想看了。
“为什么呢？”朋友很认真地问。
我说：“很简单，第一，这些材料很多都是添油加醋甚至捕风捉影的东西，哗众取宠，很没意思；第二，黄永胜并不是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被打倒的，回避他该不该打倒的根本问题，却在生活作风问题上大做文章，岂不是舍本逐末、顾左右而言他？第三，黄永胜在生活作风方面确有为人所诟病处，但是，有些掌管他生死簿的人，在这方面的问题比他多得多，严重得多！我不反对甚至拥护将生活作风作为考核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一项标准，但应该一视同仁，要查就从上到下认真查起，不能双重标准，为尊者讳；不应把倒台的干部不分青红皂白都当落水狗打，揭老底儿，而把得势者个个打扮成头罩光环，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
再讲要跑题了，打住。
2010年9月23日于广州
本文为《军人永胜——原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将军前传》附录四。本刊发表的是作者提供的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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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也谈维特克访华与江青
丁凯文
美国学者罗克姗•维特克女士（Roxane Witke）1972年夏访华并见到江青一事，在文革当中原本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但是由于当事人江青在1976年10月被打倒，在1977年揭批“四人帮”反党罪行时，江青曾于1972年8月会见维特克女士一事也被渲染成“江青里通外国，卖国求名”，在1977年的中发［1977］ 37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转发〈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的通知及附件》里，江青被指责为“抗拒周总理的指示，私自同维特克谈话七次，长达六十小时。她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肆意编造历史，美化自己，贬低和诽谤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她大量泄露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奉送重要军事地图和机密资料，里通外国，卖国求名。”而作为历史学者的维特克女士因对江青的访谈，无端卷入这场中共自己的党内斗争，糟了池鱼之殃，日后更由于坊间所传言的《红都女皇》一书，维特克本人被张冠李戴，成为传言之中心人物，“四人帮”被粉碎后的一幅漫画中，江青被描绘成用“党和国家的机密”无耻地换取维特克赐予的“红都女皇”的桂冠。近几年来已有文革史家余汝信撰写两篇文章深入探讨这一事件（余汝信《维特克访华与〈江青同志〉》，见枫华园电子杂志第448期，2004年4月30日，还见“林彪•军队•文革”网站，“余汝信文集”；余汝信《新瓶里的旧酒——新书〈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的旧思维》，见《记忆》电子杂志 第6期，2008年10月30日，还见《华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馆通讯》第677期，2008年11月18日）然而，国内出版的有关书刊、文章鲜少对维特克女士做客观、公正的评论。有感于此，笔者愿就此事谈些个人的看法，就教于方家。
一、中共领导人和中央文件等对维特克的评论
笔者见到的中共领导人讲话中最早谈及维特克访华一事的是华国锋。1976年10月7日，也就是华国锋主导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天，华国锋在接见山东、湖北、江苏、上海和南京、济南、武汉部队的领导人时发表了讲话。华国锋在讲话中称：“美国记者维特克，是情报局的，江青和她谈话，把中央很多东西传出去，讲了很多下流的话，对毛主席有很大的污蔑。”（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 2006年版）
1976年10月12日接见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等人时，华国锋又说：“江青和美国女作家维特克谈话，谈了六次，贬低主席，内容下流。‘四人帮’逼着外交部交出，特别是王洪文主持工作，他亲自写信，找乔冠华把材料要回来，后来中央决定，我们说花多少钱也要把这本书的版权买回来。”（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华国锋的这次谈话不再称维特克女士“是情报局”的，将这顶“特务”帽子从维特克头上摘了下来，尽管称维特克是“作家”，仍然不能算准确。这里华国锋所言的“后来中央决定，我们说花多少钱也要把这本书的版权买回来”，看来并未成功实施，但仍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
为了坐实江青“里通外国、卖国求名”，中共中央在1977年9月23日下发了37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转发〈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的通知及附件》，文件中罗列了“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的揭发”、“新华社揭发姚文元利用职权掩盖江青里通外国的罪行”和“原总参测绘局局长张清化的揭发交代”。其中“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的揭发”最具爆炸性：“江青出于篡党夺权的野心，认为这是为她自己树碑立传、里通外国、投降帝国主义的大好机会，无视周总理批示，在北京一次就见了六个小时。”“周总理指出：维来华后期表现不好，思想反动，来历又未弄清，要江青不要多谈，只谈一次，最多两次，只谈文艺，不要谈其他问题。江青听了接待人员转达周总理的指示后，大发雷霆，叫嚷：‘我的事不用你们管！’‘你们胆子真大，敢来围攻我！’她一意孤行，又同维谈了六次，连同前一次共谈了六十小时。”“江青为了掩盖她里通外国的罪行，伙同王洪文强令收缴有关江青与维特克的谈话材料，销毁罪证。”事实上，维特克女士是得到中国方面的邀请访华而见到一些中国妇女界领导人，如邓颖超、康克清，经过周恩来的批准与安排乃至最终见到江青，未知何以周恩来称维特克“来华后期表现不好，思想反动，来历又未弄清”。张清化的揭发则称，江青“谈完后，当场即将《解放战争开始前形势图》、《我军战略反攻形势图》、《毛泽东主席行动路线图》、《西北战场作战过程形势图》、《辽沈战役概况图》，《平津战役概况图》、《淮海战役概况图》和《解放战争三年半战绩统计表》等重要图表，拱手送给了维特克。”“以上图表的内容大部份是我们没有公开的。江青里通外国，出卖了大量的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
此后国内出版的相关回忆录，如张颖的《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张颖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负责陪同江青会见维特克），邬吉成、王凡的《红色警卫》等书对此大都口径一致，沿袭了中共中央的定论。比如，《红色警卫》一书说：“为了给自己树碑立传，她（指江青）竟然置组织纪律于不顾，泄露了大量党内的机密。她把政治、军事、外交、人事、资源等多方面的重要情况告诉维特克，还把一些机密的作战地图和照片，送给维特克。”（邬吉成、王凡《红色警卫》，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版211页）大陆作家叶永烈说得更直白：“她（指维特克）访华的真正采访目标，是江青。”“也真巧，维特克希望访问江青，而江青把她看作是自己的‘斯诺’——一方有所求，一方有所需，也就一拍即合。”（叶永烈《“四人帮”兴亡》下卷，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9年1月版1116－1117页）
以上情况表明，中共中央高层虽然未必认定维特克女士真的负有某种特殊使命，但是由于江青是被打倒的“反党、反革命集团”首犯，因此江青对维特克的谈话也要上纲上线，冠以“里通外国”、“泄露国家机密”的大帽子，而维特克本人则被动地成为江青“里通外国”和接受中国“国家机密”的承受人，也许这就是为何中央文件要借周恩来之口说“维来华后期表现不好，思想反动，来历又未弄清”。可笑的是，既然周恩来认为维特克“来历又未弄清”，何以当初主动建议江青与其会见呢？而大陆的作家们，仅仅因为维特克与江青的几次谈话被中共中央点名，就将其纳入“另类”，事事都要从反面加以诠释，不亦悲乎？
二、维特克女士对中国的研究
维特克女士本科就读于加州的斯坦福大学，在芝加哥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博士学位。维特克博士论文的题目是《现代中国在五四时期对妇女态度的转变》（Transformation of Attitudes Towards Women During The May Fourth Era of Modern China）。值得一提的是，维特克就读的这三所学校都是美国顶尖的大学，在学术上均享有盛誉。此后维特克在美国一些大学的学术机构从事研究与教学工作，如哈佛大学的东亚研究中心、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中国研究中心等。维特克的研究范围着重于近代革命的中国和当代中国社会，也为美国国务院就中国事务提供咨询，并参与美国国务院有关中国问题的讨论会。维特克女士在“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亚洲研究期刊”（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科学与社会”（Science and Society）以及“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发表多篇文章。例如，维特克在1967年《中国季刊》上发表了《五四时期的毛泽东、妇女与自杀》（Mao Tse-tung, Women and Suicide in the May Fourth Era），1979年2月维特克在《美国历史评论》上发表《文化革命之后的中国》（China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维特克女士专注于中国妇女的专题研究，与Robert Riden合作著有《红旗飘飘：“红旗飘飘”文集指南》（The Red Flag Waves：A Guide to the Hung-chi piao piao Collection），1968年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出版；与Margery Wolf合编《中国社会中的妇女》（Women in Chinese Society），1975年12月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维特克在访问中国前是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历史系的副教授。
这里顺带一提的是， 大陆作家叶永烈否认维特克是副教授，叶说：“当时中国报纸称她是副教授，实际上她只是‘助教授’”（叶永烈《“四人帮”兴亡》下卷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9年1月版 1113页）。这是叶永烈对美国学校教职缺乏了解之故。美国大学的教职分三级：“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副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和教授(professor）。拿到副教授相当于有了终身教职，学校如非有特殊原因不能随意解聘。而维特克当时就是该校的副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
笔者从以上搜集到的不完全资料来看，维特克教授是长期研究中国现代历史，尤其是有关中国妇女问题研究的严肃、严谨的美国学者。正是由于对中国现代历史和妇女问题的研究，维特克期望亲自走访中国，实地观察、了解乃至访问中国和中国妇女领导人，这就是维特克1972年访华的初衷。维特克在纽约通过与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交往，获得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邀请，在1972年夏“以个人的名义”访问中国，对外友协则承担维特克在中国期间的所有费用。（罗克姗•维特克《江青同志》（Roxane Witke: Comrade Chiang Ching)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7年出版，英文版19页）
三、维特克与江青的谈话
综合张颖的《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杨银禄《我所知道的江青与维特克夫人谈话的情况》和维特克本人所著《江青同志》一书，兹将维特克与江青谈话的大致经过罗列如下：
（1）维特克到中国后向负责接待的对外友协提出希望采访的人员名单，包括时任政治局委员的江青。在与一些历史学家、医生和艺术家的访谈之后，维特克见到了邓颖超和康克清这两位中国妇女界的元老。中国对外友协还向周恩来呈报了维特克希望见到江青的请求，周恩来在对外友协的呈文上作了批示：“江青同志：如你这两天精神好，可以见见此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张颖《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20页）江青看到邓颖超、康克清会见维特克的简报，又见到周恩来的批示后说：“一位政治家如果想在国内有牢固的政治地位，没有国际舆论的支持是不行的。”江青提出要见维特克，并请周恩来负责安排接见事宜。（杨银禄《我所知道的江青与维特克夫人谈话的情况》，见《党史博览》2010年第10期）
杨银禄认为“一位普普通通的美国公民，受到这样高规格的接待和会见，应该心满意足了，但是，她（指维特克）想得到‘中国问题专家’的称号，便提出了会见江青的要求。”（同上）杨银禄此言对维特克颇有贬义，显然有失公允。维特克作为研究中国妇女运动的学者，受中国对外友协的邀请访华，当然期望认识、了解更多的中国妇女界领导人，包括江青在内。但是江青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属于党和国家领导人，并不容易见到，期望得到江青接见应属奢求，维特克自己开始也不抱过高的期望。维特克回忆说：“下榻北京饭店后不久，我被要求起草一份旅行计划，提交一份我想采访的人的名单。旅行计划比较简单，列出一些主要的景点和城市，而我列出的采访对象有预期可以见得到的和一些看起来不可能见到的人，其中也包括本书的主人公，那不过是出于对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女性和革命文化的权威形式上的敬意。那时我没有抱任何希望，而且因为她令人生畏的声望，我也没有指望要见到她。”（维特克《江青同志》英文版22页）安排江青会见维特克是周恩来主动为之。杨银禄揣测维特克求见江青的动机是“想得到‘中国问题专家’的称号”纯属臆测，并无事实根据。叶永烈更是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想象说：“维特克来中国了解现代妇女运动，所获甚少，正为难以出研究成果而发愁之际，江青热烈的握手，表明写作江青传记这一新课题远比中国现代妇女运动更容易获得成功。”（叶永烈《“四人帮”兴亡》下卷1117－1118页）不知叶永烈有何事实和证据证明维特克“所获甚少”，又有何证据证明维特克“正为难以出研究成果而发愁”？叶永烈将维特克与江青的谈话贬斥为“一拍即合”纯属毫无道理的偏见。
（2）张颖指称江青在谈话中说：“我们合作吧，我提供你材料，我给你说，你来写，我想你一定知道，美国以前有一位作家埃德加•斯诺，他在30年代写过毛泽东，写中国共产党，在西方一举成名。你很年轻，很有才华。你写我，写现代的中国，那就是第二个斯诺，你将举世闻名。”（张颖《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23－24页）杨银禄的文章则与张颖的回忆大致雷同。其实，无论是张颖的回忆还是杨银禄的回忆，都是1977年下发的37号文件的翻版，该文件里的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揭发材料就称“江青与维一见面，就要维为她写传记。她对维说，‘关于我本人的历史，从来没有对外国人讲过，你是第一个外国人’，‘我谈的都可以发表’，‘斯诺写了一本《西行漫记》世界闻名’，‘我希望你能走斯诺的道路’。”（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2006年版）众所周知，中共为了达到批倒批臭自己对手的政治目的，这类由中央下发的揭批材料的可信度和真实性都极低。这么多年过去了，如果人们仍然不加分辨地予以引用，难免不被误导。
维特克书中则完全没有这一情节。维特克记述说：“她（指江青）转到另外一个话题，她说周总理关心的问题之一是建议她应该接见哪些外国客人。当埃德加•斯诺的夫人路易斯•维拉•斯诺1970年9月来北京访问的时候，为她安排了一次接风，当时时间短促，江青正在家中小酣，即被召集参加。由于事先没有通知到，她一时不知道应该送给尊贵的客人一份什么样的合适礼物。而在斯诺夫人这一边，也被搞得一团糟，结果意外地把本来准备送给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的礼物送给了江青！‘你见过斯诺夫妇吗？’她问道。虽然曾经读过很多斯诺写的书和文章，我没有见过他们，对于他的作品我们只聊了几句。然而，我和他的前妻尼姆•韦尔斯有联系，她曾经在1930年代末期采访过中国的女性革命领导人。‘他现在的妻子对中国也非常友好。如果你见到她，请转达我对她和她的家人的问候以及欢迎她再次来访。你成为中国的朋友后，你也可以经常来看看我们。只要我还活着，我一定接待你。’”（维特克《江青同志》英文版29页）江青如果当场要求维特克为自己写书出传记，维特克应该不会遗漏。维特克是根据自己的记录和中方提供的记录稿所撰，在1977年出版《江青同志》一书，据1972年不过仅仅4、5年而已，而张颖的回忆却是在25年之后的1997年问世。此外，笔者在2010年11月感恩节前后，设法联系上住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的维特克女士，向她求证这一情节。维特克向笔者证实江青在谈话中从未要求维特克为自己撰写一部传记。由此可见，张颖的回忆确有事后丑化、脸谱化江青之嫌。
（3）江青主动安排在广州继续与维特克的谈话。在北京与江青谈话后，维特克又与邓颖超等其他妇女界领导人会谈了四天，在此期间，江青还不断派人带来江青的讲话、照片和一些艺术品。随后，维特克转去上海访问。维特克自己承认她并未期待能再次见到江青。8月24日维特克在上海访问时，突然被告知江青要在广州再次与她见面。（维特克《江青同志》英文版34－37页）8月25日到8月31日，江青与维特克谈话进行了7天，每天谈一次，短则五六个小时，长则达八九个小时，加上第一次在北京的谈话，双方共谈了60多个小时。据张颖的回忆，江青与维特克的谈话的主要内容涉及：日本投降后，国共双方在中国西北地区的战争情况，江青意图说明她当时与毛泽东在一起，共同指挥了战斗；江青个人早年的革命经历和与毛泽东的婚姻，以及一些家庭情况；三十年代上海党组织与鲁迅相关的一些情况；中共建国后江青参与的一些文艺方面的工作，如批判《武训传》、《清宫秘史》，以及《红楼梦》评论等；建国后中共党的一系列重大活动以及党内斗争；江青自己搞的文艺革命，其中涉及京剧、话剧、电影、音乐、舞蹈、体育等。江青与维特克的谈话内容广泛，涉及面很多，但张颖认为江青的谈话“没有逻辑、胡编滥造”，江青的目的是“有计划地为自己树碑立传”，江青“有些话故意说得不清不楚，这就可以让维特克去编造去发挥。”（张颖《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99页）姑且不论江青的谈话是否“没有逻辑、胡编乱造”，笔者认为，江青虽然不是一个有条理有才华的叙事者，她的谈话往往有些天马行空、不着边际，但是张颖由此而认为这是江青故意让维特克去编造历史写故事，显然只是一种个人的臆测，也未免低估了维特克作为历史学者的专业素养。
关于广州谈话的内容，维特克在书中也作了较为详细的交代，如江青在上海的经历，特别是涉及“左联”以及与国民党当局的斗争等。维特克特别强调江青力图给人一个坚定的革命家的印象，维特克说：“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她（指江青）建议把她的生活经历放在革命这个大背景下。当一个人把革命经验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时，任何个人的作用都显得微不足道。”维特克说：“我们谈话的模式都是从傍晚开始，持续了六天，间或休息时用些晚餐，然后继续我们的谈话，一直到第二天清晨。有一次，我们在接近中午的时候和当天下午还各进行了一次额外的谈话。这样，江青以这种君临天下的帝王般的无产阶级特色进行谈话，她经常兴致所至漫无边际地讲述她的革命经历。”（维特克《江青同志》英文版41－42页）
如上所述，维特克在书中没有只言片语涉及江青明确要求维特克为自己写书的内容，且维特克也对笔者亲口予以否认。杨银禄却说：“在为维特克夫人送行时，江青说：‘希望早日看到你写的我的传记，预祝你成功！’”（杨银禄《我所知道的江青与维特克夫人谈话的情况》，见《党史博览》2010年第10期）但是另一个当事人张颖的详尽回忆却没有这个内容。很难想象，江青会这么迫不及待地明确要求维特克为自己树碑立传，而当事人维特克对此竟然不置一词，置若罔闻。看来杨银禄的回忆也难免流于党文化的窠臼。
毛泽东在世时，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的国家，西方世界常常用“铁幕”二字来形容共产国家。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仅仅是打破坚冰的开始，西方迫切地希望更多地了解中国，中国也有同样的要求。江青同意接见维特克，当然有自己的打算，希望通过维特克向国际世界展示自己的一切，树立一个个人的“光辉形象”。西方学者从其自身的立场出发，一定会在访谈后发表自己的看法或出版自己的专著，根本无需中方人士刻意地提示，那样反而会弄巧成拙。江青也不至于笨到这种程度低三下四地恳求一个初次见面的外国人为自己树碑立传。站在维特克的角度，维特克的中国之行能得到江青接见，显然出乎意料，原先有关中国妇女的研究计划无形中被“江青”这个特殊的课题所取代，这也属正常。所以，维特克回美后撰写一部有关江青的书籍是件毋庸置疑之事，至于怎样撰写与何时出版则是维特克自己的事情，无需外人置喙。反倒是大陆的一些作家戴着有色眼镜刻意曲解维特克访华事件，以配合官方批判江青“篡党夺权的野心”。
中方人士的回忆与著述之所以存在某些严重的问题，关键在于人物的脸谱化，以官方的是非为是非。江青作为文革中的政治人物，应该实事求是地予以解析、研究，而非事事丑化。江青与维特克的谈话是周恩来从中牵线搭桥，无论双方谈几次，都不能看成是江青的错误，即使江青心中希望维特克回美后写一本关于她的书籍，也谈不上是什么罪行。至于江青“出卖党和国家军事机密”也是子虚乌有。江青交给维特克的地图仅仅是毛泽东在20多年前在陕北的行动路线图，江青意在说明她是跟随毛泽东转战陕北的唯一女性（江青在1980年代的“两案”审判中也曾在法庭上提及此事以质疑法庭的合法性）。站在维特克的立场，维特克与邓颖超和康克清的多次谈话从未见中国官方予以质疑或批判，为何与江青的谈话在“四人帮”倒台后就变得大逆不道？由此可见，谈话本身并不是什么问题（与江青谈过话的海外人士并不少，如英国女作家韩素音），关键是维特克抵制了中国官方在事后的无理要求，引发了中国官方的不满，而韩素音这类对中国“友好的作家”处处迎合中国官方的宣传口径和需要，因此无论何时都是官方的座上宾。
根据张颖的回忆，“1972年的岁末，周恩来总理又召集了接待维特克女士访问中国的有关人员，开了一个简单的会。周恩来只简单宣布：已经请示毛主席，记录不必送给维特克女士，一切工作都停止，所有记录稿全部清理封存，一份归入档案”（张颖《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163页），且“当时保存在保密室的江青与维特克谈话的记录材料，全部都被江青搬走了。”“江青不仅是取走了全部记录材料，并且全部烧毁了。”（同上，165－166页）。杨银禄也说：“周总理亲自打电话给我，问：‘江青同志跟维特克女士的谈话录音带有多少？’我回答：‘这些录音带是用装电影片子的铁桶装的，有两桶。’周总理又问：‘有人借走过吗？’我说：‘没有。我怕丢失，在广州上飞机以前就用密封条封好了，到现在密封条都没有撕掉。’周总理表扬说：‘那好，你办事还是蛮认真的。这些录音带请你保存好，绝对不能丢失和外传。先放在你那里，如何处理，以后再说。如果有人要借，请你直接打电话给我，经我批准后方可。主席那里除外。’我说：‘请总理放心，坚决按照总理的指示办！’”（杨银禄《我所知道的江青与维特克夫人谈话的情况》，见《党史博览》2010年第10期）文革史家余汝信问得好：“问题是张颖称当年‘所有记录稿全部清理封存，一份归入档案。’‘江青把封存在外交部的所有记录材料都搬走，而且烧毁了。’那末，二十多年后‘实录’中这些谈话‘记录’又从何而来？凭过人的记忆还是凭想象？”（余汝信《新瓶里的旧酒——新书〈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的旧思维》）亦或是张颖违背组织原则私下保留了江、维谈话的记录稿？
四、维特克回美后的工作
根据张颖的回忆，维特克回美后，江青立即组织专人为她整理谈话内容，并请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审读，周恩来也确实阅读了江青谈话的第一部分，并作了适当的修改。张、姚二人对整理的谈话内容没有表态。周恩来此后召集曾参与会谈的外交部、对外友协人士开过几次会，对是否将整理稿送给维特克一事拿捏不定。后周恩来经请示毛泽东，所有录音带、会谈整理稿全部封存、归档，不许外泄，更不可能送给远在千里之外的维特克。（张颖《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154－163页）江青虽然权倾朝野，当初曾信誓旦旦地答应送给维特克录音带和记录稿，这次却在毛泽东和党的机器面前败下阵来。
维特克记述说：“在我1972年返回美国后的一年多时间里，通过中国驻联合国大使黄华和他的夫人何理良提供的外交渠道，江青和我互相交换了很多书籍和照片，两部故事片以及各种消息。然而那些余下的录音文稿的交付问题几个月后还是杳无音讯。我不时地收到传来的消息，说他们用两种语言（中文和英文，就像第一次那样）准备文稿工作量很大，但很快就会搞好。终于在1973年5月何理良代表大使和其他同志正式通知我，我和江青的谈话记录‘过于冗长、很繁杂’，不宜作为有关党和政府的正式报道发表。她向我保证（她和大使在其他场合多次重复了这个指令），我可以自由出版第一份记录手稿（这份手稿与后来江青告诉我的完整的经历密切相关），也可以出版我自己的记录。但我最好不要写成一本‘传记’（这会违背马克思主义原则，即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而非领袖创造历史，而且中共认为毛才是真理和智慧的唯一化身），要‘以毛主席的观点’撰写一部中国革命史，其中包含一章或两章有关江青的内容。”（维特克《江青同志》英文版13页）
维特克显然不知道中国高层内部运作的机制与过程，当然对中方的食言自肥有些烦恼。维特克说：“除了第一份记录稿以外，后来的录音文稿都没有交给我，开始我还为此很烦恼，后来又觉得很好奇，因为我发现我面对的是中国领导人内部明显的矛盾和利益冲突。从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人对我显得不太自然的热情中，我察觉到了细微的焦虑，我知道这只是复杂、深刻的分歧和裂痕的外在表现。仅仅阅读毛主席的总结讲话和指示，那些内幕不可能为中国的公众所知。但从长远来看，由于他们最终做出的不交给我江青谈话的官方版本的决定，使我有了出版这本书的自由。这样我可以写下她说的话，外界的有关评论，当然也包括我自己的解读，而不仅仅是作为江青的传声筒。领导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当然也不可避免地是其中的一部分。例如，江青一直答应会把录音文稿交给我，而且我在中国之时她从未食言，难道是她自己突然改变决定不把文稿交给我吗？这个决定会不会是出自毛的指示？也许毛受到一些人的挑唆，而那些人对江青蔑视不搞革命英雄主义的原则、为自己歌功颂德、泄露领导人之间残酷斗争的内幕，以及轻率地发表与毛或集体意见截然不同的论调而心怀怨恨？”（维特克《江青同志》英文版13－14页）
然而，中方并未停止施压。维特克说：“最后，在1974年1月，何理良（她那时刚在北京呆了三个月）再次敦促我不要出版一本完全是传记形式的书，或我所谓的‘江青同志眼中的革命史’。她问我是否还记得‘五月通告’（1973年5月她和黄华警告我不要写传记），同时提出只要我答应他们的要求可以给我金钱补偿。我自然是拒绝了。出于对江青最初的意愿和对历史的尊重，我认为这些独一无二的记录不应该被埋没起来，所以我继续准备我的出版计划。”（维特克《江青同志》英文版14页）张颖在自己的书中否认中方曾设法收买维特克版权的说法（张颖《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178页），但是证诸华国锋在1976年10月12日与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等人谈话时所说“后来中央决定，我们说花多少钱也要把这本书的版权买回来”，中方的确采取了某些行动，只不过遭到维特克的抵制，未能奏效罢了。
虽然中方最终拒绝了提供相关的记录稿，维特克还是着手开展自己的写作。为了进一步了解江青早年在上海的生活、工作情况，维特克专程到了法国巴黎，希望见到江青的前夫唐纳（马绍章），以便得到更多的写作素材。唐纳当时在法国巴黎经营一家餐馆——天桥中餐馆。1973年6月的一天维特克与唐纳在巴黎唐人街一家名为“唐城酒家”的中国餐馆会面，维特克希望唐纳作为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人有必要对历史负责，能够提供更多外人所不知的内情。令人遗憾的是，维特克的请求被唐纳所拒绝。（窦应泰《唐纳拒绝同威特克合作的一笔“生意”》，见《中外书摘 》2007年第10期）虽然窦应泰试图把维特克描写成投机钻营，唯利是图，专门撰写花边新闻和小道消息的无聊文人，但是恰恰反映出维特克作为历史学者对历史负责的认真与执着。
维特克自己说：“经过我稍稍编辑修改过的采访报道，同时又带有自述回忆录的特征，从长远来看不是为哪个人服务，尤其不是为了江青——她对世界的看法需要一番解释。就我们之间的文化和阶级碰撞和冲突来说，如果仅仅从一个记者的角度，对这些耸人听闻的故事，凭着感觉匆匆做出评判，就会辜负了她冒险披露的她对个人和历史见证的本意，也无法进行探索。我没有这样做，我宁愿选择用这样的风格来表现她：用和她在一起之时的经历来完善她的叙述，并以我对她个人和其世界的近身观察及冷眼旁观。正如她曾好几次自信地对我说的那样，因为我不是一名记者，而是一位历史学家。”（维特克《江青同志》英文版16页）通过对这段话的理解，维特克显然并非仅仅根据与江青那60个小时的谈话而匆忙成书，维特克尚需作更多的准备工作，诸如收集更多的相关资料，加深对中国革命和中共历史的深入研究等。
从中国回美后，维特克在斯坦福大学呆了一年，又在哈佛大学呆了两年。这两所大学都是美国大学里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问题的顶尖学术机构，不仅有崇高的信誉、众多的学者，还有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大量的中文书籍。维特克在这两所学校应是为她自己的写作做必要的准备。在中国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维特克的《江青同志》在美国问世。整个西方世界在此之前从未有一部有关江青的传记，江青作为毛泽东的夫人长久以来深居幕后，外人知之甚少，直到文革爆发，江青才一鸣惊人，在毛泽东的扶植下一夕成名，一跃而为中共中央领导人，在中共的政治舞台上活跃了整整十年。而西方世界对江青的了解却微乎其微，所得到的信息大都来自官方新华社的报道，缺乏感性的第一手资料，而维特克的近身采访、实际接触弥补了这一缺陷，尽管这一访谈后的写作未必尽善尽美，但却填补了一项空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该书书名朴实无华，绝无“红都女皇”一类哗众取宠的噱头，而是取自中共领导人常常自称的“某某同志”，如恩来同志、小平同志、耀邦同志等等，中国人读到如此熟悉的语言也许会发出会心的一笑。
张颖粗读了《江青同志》英文版后也承认：“江青谈话中的许多细节，作者都作了相当具体详尽的记述”，“全书基本上是按照江青谈话的内容梗概来撰写的”。张颖同时承认“作者并没有一味吹捧江青，而是有她的一些分析和看法，还补充和修改了江青谈话的一些内容。”张颖将维特克没有“一味吹捧江青”归结为“江青一伙已经垮台了，中国的政治环境已起了截然不同的变化”（张颖《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176页）。换句话说，按照张颖的逻辑，如果江青还在台上，维特克一定会出版一部对江青歌功颂德的书，这实在是对西方学者带有偏见的看法。江青在台上掌权时，维特克尚且拒绝中方对其写作的横加干涉和无理要求，更拒绝了中方的收买，维特克有什么理由听从江青或中方的指令撰写一部迎合中共领导者心目中的“中国革命史”或“江青传”？如果那样的书在美国出版，作为历史学家的维特克岂非无地自容，还能立足于美国学术界吗？正如维特克书中所言：“如果主席或中央委员会要求一部纯粹歌颂江青的作品，他们大可自己编撰一份并用他们自己的语言予以传播。”（维特克《江青同志》英文版15－16页）
中方为何千方百计地设法阻止维特克出版有关江青的书籍？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其实，仔细阅读《江青同志》一书，我们可以看出，中方并非完全阻止维特克出书，中方的真实意图是要求维特克配合，期望维特克书中的观点和内容符合中方的要求，即“以毛主席的观点撰写一部中国革命史，其中包含一章或两章有关江青的内容”。可惜的是，维特克并不买账，不理会中方的劝告，仍以自己的方式撰写和出版关于江青的书籍，这使中方大失所望。阻止江青谈话稿送交维特克的决定应该是来自毛泽东，周恩来自己绝不敢冒抵制江青的风险。迄今为止，我们尚不清楚毛泽东出于何种考虑做出这一决定。笔者认为，后面事情的发展则是由于江青的倒台，官方出于“深揭狠批江青反党集团罪行”的目的，将这一事件人为地炒大，无限上纲，而维特克也就成为现成的江青“里通外国，卖国求名”的对象。
笔者还愿指出的是，大陆一些作者不是在学术上探究《江青同志》一书的得失，而是在维特克的所谓动机上大做文章，按照官方的口径人云亦云，似乎只要证明维特克采访江青是别有用心、图名为利，积极配合了江青“树碑立传”、“篡党夺权”的阴谋，即可否定维特克学术上的努力和成就。就事实而言，大陆的作家们并无任何证据证明他们的这些观点。笔者迄今为止尚未见到国内的研究者就《江青同志》一书作过任何像样的研究，相反，他们总是在子虚乌有的《红都女皇》问题上打转转。这不能不说是大陆学术界的一大缺憾。
顺带一提的是，有关维特克与所谓的《红都女皇》的流言，文革史家余汝信对此已作了详尽而透彻的剖析，可参见本文开头部分所提示的相关文章。此处不赘。
五、持续关注中国事务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国外也关注中国的发展和变化。1977年3月21日出版的美国《时代》杂志刊登了维特克的长文《江青同志讲述她自己的故事》（Comrade Chiang Ching Tells Her Story)。为便于不知江青是何许人的读者明白，封面上的标题改成了“毛夫人讲述她的故事”。这是维特克在返回美国后首次公开披露她在1972年夏的中国之行。维特克在文章中讲述了她的中国之行和与江青的谈话。文中记述了江青曲折、复杂的一生，从她的童年到演艺生涯，从上海到延安，江青与毛泽东的婚姻，毛泽东的家庭生活，中苏关系的矛盾与冲突，江青在文革之中所扮演的角色，江青与文艺革命，江青对西方艺术的评论等。维特克指出，毛泽东曾在1966年7月给江青写过一封信：毛曾预言在他死后，反共的右派会上台，此信可以看成是毛给江青的政治上的交代……
1977年，维特克的《江青同志》一书在美国正式出版，由Little, Brown and Company出版发行。此书日后被翻译成多种文字：法文、德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日文等。但是，叶永烈称该书第一次印了三万五千册的说法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这里顺带一提的是，2006年香港出版了该书的中文版，但是书名却冠以“红都女皇”，原书名“江青同志”反倒成了陪衬，这不仅违背了维特克的原意，且该书也未获得维特克的授权，侵犯了维特克版权，实在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
1980年到1981年初，中共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对所谓“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 审理并判刑，美联社在1981年1月26日从北京发回报道《中国法庭判决毛的遗孀死刑》（Chinese Court sentences widow of Mao to death), 该报道还配有一张江青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的照片，维特克特别保留了当天发表在纽约地方报纸上的这条消息。
十年之后的1991年5月14日，江青在北京自杀身亡。同年12月维特克在《浮华世界》（Vanity Fair)第12期上发表长篇文章《毛夫人的最后日子》（The Last Days of Madame Mao)。在这篇长文中，维特克全面回顾了江青的一生，涉及到江青早年时期的活动，在上海和延安的经历，与毛泽东的婚姻，毛泽东家庭成员的状况，与中共其他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江青在文革期间的主要活动等。维特克用了较长的篇幅叙述了江青在1976年10月被捕和关押以及审判之后的生活经历等。
维特克在文中还提及1972年8月那段她与江青会面交谈的情景。维特克说：“作为一个研究中国现代问题的历史学家，我作为客人受邀访问北京，与周恩来总理的夫人邓颖超以及其他长征老战士的夫人们作了访谈。江青知道此事后要求见我，我们在人民大会堂见面。”“在我与她交谈的60多个小时里，我发现江青身上充满了矛盾，我了解到江青对周围事务的强烈统治欲，直接了当且富有感召力的语言和喜怒无常的情绪，此一时充满了友善，彼一时却又仇恨满腔，尤其针对那些被她认为错待她的人或事。……当她讲述中共党史有关事件时，她的坐姿僵直，她的语调变得低沉，她的眼神趋向冷酷。但当讲述到‘江青是怎样脱颖而出’时，她看上去表情极为自然，她的肢体语言变得流畅，她的声调和举止毫无矫揉造作的女性化、敏感和引人入胜。”维特克认为，“长久以来，人们认为没有毛泽东，江青不可能爬到这么高的地位。然而人们也许没有意识到，如果没有江青这般全身心投入到她丈夫那一以贯之的最高权力的斗争，毛也许不会长期盘踞最高领导者的地位直至死亡。自1938年在延安他们相遇的那一刻起，他们从来都没有背弃对方。”（《浮华世界》Vanity Fair，1991年第12期138－141页）毛泽东与江青在政治上是一体的，是不可分割的。从这一点来看，维特克比国内某些官方学者看得更清楚，更一针见血。
2006年5月12日到14日，在美国纽约召开了文化大革命40周年国际研讨会，不少媒体前来采访。会议召开前笔者接受了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专门采访。BBC记者对笔者采访的前一天也专程采访了维特克女士，请维特克就文革史和有关的江青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事后BBC作了专门报道。据笔者所知，维特克虽然早已退休，但是仍然关心中国事务和发展，也关注中国现代史的研究。
几句题外话
走笔至此，笔者心生几许感慨。文革期间，中共曾制造了对意大利电影导演安东尼奥尼的影片《中国》的大批判，还制造了外贸部为引进彩电显像管考察美国康宁公司的所谓“蜗牛事件”。这两起事件在文革后都重新予以评价，承认那是在文革特殊情况下制造出来的闹剧。其实，维特克在访问中国后遭到的不公正评论与前两起事件颇有相似之处，不同之处是“四人帮”被粉碎后才制造出来，且迄今为止无论是官方学者还是国内的当事人以及文学作者都无意予以重新评论。维特克访华与江青谈话和坊间传言的《红都女皇》毫不相干，维特克既没有非法获取“党和国家机密”，也没有昧着史学良知杜撰历史。正如维特克自己所说：“作为一个到访中国的历史学家，我只代表我自己，在我确认我所得到的材料的准确性、完整性和出版之前，我不会提供给任何人。此书将向普罗大众介绍江青的非常的一生以及与革命历史紧密相关的事迹。”（维特克《江青同志》英文版14页）事实证明，维特克是一位严谨、严肃的历史学者，为了研究中国妇女运动，她在文革期间克服种种困难访问中国，与中国妇女界领导人谈话，并与江青见面会谈，事后更潜心工作多年，在西方出版了第一部关于江青的传记，应该说这是维特克在史学研究方面做出的重要贡献。我们岂能因为江青是被官方定性的反面人物而由此否定维特克的学术成就？我们应该从学术角度研讨该书，并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评述维特克访华事件，而非简单重复当年官方“揭批查”时搞出来的大批判材料，更不应人云亦云地在人格上抹黑维特克。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江青的倒台，维特克无端地被卷进中国政治斗争的漩涡，至今仍被中国的一些当事人和文学作者们所曲解、误判，难道人们不应认真地反省这段历史，那些不负责任的言论难道还要再继续流传下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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